魁北克獨立還有市場嗎?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上任後，成了挑戰特朗普的「北美自由派領袖」，美加關係似不如昔日和諧。假如美國不是加拿大盟友，今天的加拿大還是一個統一國家嗎？這問題相當有趣，因為觸及昔日魁北克獨立的敏感議題。

「外國勢力」干預

魁北克是加拿大聯邦的一個省，原稱「新法蘭西」，曾是法國殖民地，居民多為法裔殖民者後代，令她成為加拿大唯一以法語為主的省份。

加拿大經過六七十年代的「沉靜革命」，魁北克社會產生微妙變化，法裔本土意識抬頭，魁北克開始與其餘9個省份貌合神離。時任總理老杜魯多（Pierre Trudeau，即現任總理之父親）推行立憲運動，需要10省一致通過，魁北克希望爭取更大話語權，兩次都否決方案，令其他省份視魁北克為「麻煩製造者」。

魁北克的獨立情緒，於九十年代初升至頂點。1993年加拿大聯邦大選，雖然自由黨取得政權，但獨派魁人政團（Bloc Québécois）取得空前勝利，成為國會第二大黨；1994年魁北克省選舉，亦由獨派的魁人黨（Parti Québécois）勝出，結果出現了1995年的獨立公投。

公投最終以約1個百分點的極微票數差被否決，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外國勢力」干預。

當時的總理克雷蒂安身為統派，四出游說，希望魁北克人否決獨立議案，到了最後關頭使出撒手鐧，以他和美國總統克林頓的交情，請他幫忙。

克林頓最終發表講話，雖然稱魁北克獨立是魁省人的內政，但結合加拿大、美國及墨西哥3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只能有這3個國家，沒有第四個國家的可能性，變相警告魁北克即使獨立，經濟上亦不會獲美國優惠對待。

此話一出，魁省政商界即時卻步，民情出現微妙逆轉，公投最終以失敗告終。時至今日，不少魁北克「深獨派」依然相信，若然不是美國「干預內政」，魁北克已經成功獨立。

時光飛躍二十年，美加兩國近來不和，互相向對方增加入口關稅，特朗普更宣布和墨西哥達成雙邊協議，可以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似乎加拿大也是貿易戰對象。至於加拿大會否參與這新協議，特朗普就以一貫作風，一句”We’ll see”回應。風水輪流轉，魁省獨派會否借今次機會，加入「特朗普陣營」，增加獨立的談判籌碼？似乎卻不大可能。上次獨立公投後，加拿大在2000年通過《清晰法案》，定義日後類似公投必須有「清晰大多數」通過才有效，基本上，已杜絕了魁北克獨立的可能性。2012年，獨派一度以少數派身份在魁北克短暫執政，但並未有激起民眾支持獨立的熱情，不久也黯然下台，反映魁北克人已對這類辯論感到疲倦。下月魁北克將舉行大選，根據蒙特利爾當地分析員Les Perreaux的資訊，數十年來，首次統獨不是主要議題，因為主要政黨都明白到獨立運動的不可能，選民只希望經濟、民生上的「改變」，但對政體的改變，已不感興趣。否則特朗普要制服杜魯多的棋子，還有更多。

小詞典：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

加拿大、美國及墨西哥三國於1992年簽定的貿易協議，內容涉及知識產權、環保、農業、工業等多個範疇，對三國經濟有深遠的影響。墨西哥左翼游擊隊「查巴達解放陣線」，就是抗議NAFTA簽訂而成立，認為會令墨西哥市場、勞動力淪為美加的附庸。

挑戰大學的人才旋轉門

「艇仔」在廣東話，被引申為中介人之意，出現是因為資訊不透明，而中介人同時擁有雙方的資訊或網絡，於是成為橋樑，並收取雙方利益。「艇仔」自然是自古以來的職業，但到了互聯網時代，結合傳統和科技的「艇仔」，卻成為創業典範。例如在1991年，英國布賴頓（Brighton）一間名叫FDM的公司成立，作為金融界、IT人才的「艇仔」，居然在「Uberization」的年代把中介發揚光大，而同類公司也陸續湧現，這對傳統大學的功能，也頗有啟示。

「艇仔」角色發揚光大

須知一般人要進入大型金融機構工作，需要過五關斬六將；同時金融機構都大嘆難請人才，尤其電子商貿愈趨發達，實體銀行角色漸褪，金融業務和維護，更需要同時兼具金融、IT知識的新專才。於是，這些中介公司以招募IT專才、為他們找工作起家，一方面招攬大學畢業生，另一方面也尋找曾經叱吒商場的家庭主婦和退休人士、退伍軍人和希望轉行的人，透過兩個月的無薪訓練，灌輸資訊科技和商業金融技術，然後與他們簽署兩年合約，讓他們成為「顧問」。

招募「顧問」後，公司就向各大機構推介他們的專業服務，將他們送到這些機構，也就是提供實習機會。「實習顧問」的薪金比正式在金融機構上班的員工低，但若表現理想，兩年後有可能成為正式員工，成為進入大型金融機構的蹊徑。一些類似公司更進一步，把概念延伸到更長時間的實習，將之變成網上職業訓練學院，相信其他概念陸續有來。

上述概念並不新穎，理論上，大學亦有類似計劃，例如與德國大公司合作，安排修讀德文的畢業生到公司實習，表現良好的會被該公司聘請。但大學做相關工作，始終難以完全求職主導，僱主也往往投訴學生所學太「離地」，需要重新培訓，情願由可信任的中介承擔對口工作。

提供訓練有素員工

工既然有需求，這類公司愈開愈多，以FDM為例，已經在倫敦交易所上市，是英國富時250指數的成分股之一，市值2億3千多萬英鎊，除了在英國有3間分校，在紐約、多倫多、法蘭克福、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也有分校，擁有全球3800多名員工，明顯有利可圖。

這類公司有沒有水份、有沒有公信力、是否變相剝削人力資源，自然見仁見智。對大企業來說，中介提供的是經訓練、較有質素的初級員工，省卻培訓的時間成本；而對需要轉型的中層人士而言，中介的「課程」，恐怕也比大學碩士實用得多。不過，對一些畢業生而言，無薪培訓、兩年實習式低薪合約未免過份取巧，甚至有人因此興訟，認為不發工資給受訓者違反僱傭條例，只是敗訴而已。

當這類公司越開越多，大學的功能，也難免進一步被攤薄。從前到大學讀碩士、MBA、博士，多少有自我增值的意味，起碼也能累積社會資本，但在現實世界，讀完碩士的畢業生不一定對工作有幫助，反而可能令僱主覺得「不務正業」，影響面試機會。中介公司的課程，對實用性掌握得透徹得多，而且省時，只要「艇戶」建立得好，也會慢慢形成口碑。假如你是一個希望轉型的專才，會坐在大學課堂兩年聽傳統授課，多拿一個碩士學位，還是嘗試這種新公司？

小詞典：Uberization

Uber出現，是一個社會「去中介化」的年代，不少傳統社會編制都是因為中介需要而存在，並壟斷市場，但有了社交媒體、資訊科技革命，不少中介都失去需求，的士固然是典型例子，大學、培訓中心等也是理論上的重災區。

麥凱恩為何是越戰英雄?

美國政壇元老麥凱恩病逝，有網友留言表示要是他生在中國，在戰爭被俘虜的經歷，已注定難以成為英雄，並以三國時代曹操的大將于禁為例子，只是美國「國情不同」，尊重過程，才令麥凱恩獲釋後走上神壇。

思維方法頗為中國式的特朗普，也曾冒美國政壇大不韙，公開揶揄麥凱恩被捉「不是英雄」，自言「喜歡沒有被俘虜的人」，令菁英圈子嘩然，卻可能代表了部分人所想。然而，麥凱恩被普遍看作越戰英雄，並非單單來自家庭背景、被俘歲月，還有眾多意涵。

麥凱恩1967年被俘，1973年獲釋，前後被北越囚禁5年半，今天到河內旅遊，「麥凱恩戰機被擊落處」是重要景點之一。被俘不久後，他的父親獲任命為美軍太平洋司令，統籌對越作戰，北越曾放風願意提前釋放麥凱恩以示「友好」，其實是希望動搖美國軍心，挑撥離間。

結果麥凱恩父親拒絕北越「好意」，強調兒子不能先於其他美國戰俘獲釋，此舉贏得國內外一致尊重。明白到自己的統戰價值，麥凱恩在北越也拒絕與對方高層，甚至呼籲和平的國際NGO代表見面，以免被利用。他一生對自己的愛國情操相當自傲，確是受過考驗的。

近代戰爭各方普遍遵守《日內瓦公約》，不會苛待戰俘，但越南要到統一後的1980年才簽署公約，越戰期間，各方虐待戰俘乃家常便飯。麥凱恩在獄中經常被虐打，以致他終生不能再提起手臂。而不少美國戰俘被虐待後，都會提供一些「有用資訊」、或寫下道歉信與悔過書，反正他們知道根據美國國情，屈打成招的供詞不能作準，無論被逼承認甚麼，回國後也一筆勾銷。然而被囚禁在「火爐監獄」的麥凱恩依然沒有屈服，沒有和北越人員合作，沒有給予任何情報，據說連北越方也尊重。麥凱恩病逝後，當時在獄中看守他的北越將軍Tran Trong Duyet公開悼念，說自己「當時就很欣賞麥凱恩的堅定、強硬」，嘉許麥凱恩獲釋後為美越關係貢獻良多。

這樣的嘉許，也不完全是「人死為大」的客套話。麥凱恩當選參議員後，活躍一切和外交有關的國會委員會，對戰爭、戰俘、戰犯一類議題，更有一言九鼎的發言權。他在1985年首次回到越南，當時越南已醞釀改革開放，急於和美國關係正常化，麥凱恩不顧私怨，意識到越南是美國制衡「其他國家」的重要棋子，樂於扮演積極角色。不少越戰老兵對越南充滿成見，不希望美國太快和昔日的敵人眉來眼去，但麥凱恩利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聲望，核實了再也沒有美國人在越南被非法拘留的事實，為美越關係在1995年完全正常化掃平障礙。

這說來容易，但易地而處，不少坐過牢的人都會仇恨一生，麥凱恩卻能夠放下，更以此促成「大和解」，這樣的胸襟，確是英雄。

小詞典：火爐監獄（Hoa Lo）

越戰期間，北越囚禁戰俘的監獄，位於河內，由法國殖民者於1896年興建最初時用來拷打反對法國的政治犯，內有不少酷刑，加上本來是製作陶瓷的窯爐，因此被本地人稱為「火爐」。包括麥凱恩在內的不少美國戰俘曾被囚禁於此，令監獄成了美國文化所稱的「河內希爾頓」。今天監獄成了博物館，也是著名旅遊景點。

麥凱恩傳奇與「舊美國夢」

美國資深參議員麥凱恩病逝，其他地方的人，大概不容易理解他在國內的份量。

觀乎美國媒體鋪天蓋地的關注，以及各黨派政客、輿論領袖、藝人和運動員的悼念，反映他的重要性超越一名「資深參議員」或單純的「前總統候選人」，已經成為「美國夢」代言人之一。

但這是哪一種的美國夢？和特朗普的「夢」又是否一樣？這首先要從他的家世談起。

麥凱恩家族是海軍世家，他的祖父、父親都是海軍四星上將，這也是美國歷史上首對四星上將父子兵，極得軍人敬重。祖父麥凱恩一世在二戰立下不少功勞，積勞成疾，在日本投降後數天就英年早逝，輿論普遍認為是國家欠了他。

父親麥凱恩二世則是越戰期間的太平洋司令，兒子被越共俘虜期間，他一方面指揮對越作戰，另一方面盡力營救兒子，也是心力交瘁，最終也不長壽，70歲就心臟病發身亡。美國海軍有一艘驅逐艦以「麥凱恩」命名，就是紀念這三代人。退伍軍人是特朗普票倉之一，他卻開罪這樣的軍人世家，可謂十分不智。

除了代言了愛國主義，麥凱恩的第二春，也是舊式「美國夢」的童話故事：1980年，他遇上比他年輕18歲、美國啤酒大亨Jim Hensley的女兒，不久就結婚。兩人認識時，作為公眾人物的麥凱恩和第一任妻子，依然維持公開的婚姻關係，不少人都認為再婚是一宗「財權結合」的買賣：麥凱恩病逝時，現任妻子估計有身家二億美元，主要是繼承自家族財產。

在一些國家，這足以成為「世紀賤男醜聞」，但麥凱恩的前妻不但原諒了他，還繼續為麥凱恩的競選活動站台；至於新任麥凱恩夫人則不斷通過家族財富、人脈和影響力，令麥凱恩成為重量級人物，同時又保留夫婦分開納稅的獨立自主。結果，麥凱恩的婚姻，反而成了美國「自由戀愛」典範。

雖然麥凱恩是共和黨人，但一直是國會獨行俠，具有跨黨派影響力，經常統籌兩黨之間的協商。這角色相當超然，呼應了克林頓任總統期間設計的「第三道路」，也是喬治布殊、奧巴馬任內的行政、立法關係樞紐。根據傳統精英政治，這樣的角色足以避免國家撕裂，令兩黨的分野趨向模糊，最終會達致傳統精英共識政治，無論選民選擇了誰，表面上代表不同利益的精英，其實都是「自己人」，都會用自己的語言和潛規則，達到大同小異的結果。

直到特朗普冒起，走的同樣是「第三道路」，但卻是打破兩黨精英共識、向民粹主義靠攏的新路，這自然和麥凱恩三十多年在國會的努力背道而馳，卻呼應了社交媒體興起後的全球新趨勢。所以二人關係之差，完全是路線之爭。美國傳統精英嘉許麥凱恩的努力，他們成長的背景，習慣由一小撮精英控制權力核心，自然也會通過麥凱恩病逝，重新弘揚這種價值。至於特朗普的支持者，自然不會肯定麥凱恩是「英雄」，也會認為他對特朗普的「偏見」，反映了傳統精英主義的傲慢。喜歡哪條路線，就人各有志了。

延伸閱讀：四星上將

根據美國軍階，戰時才會授予五星上將，相等於其他國家的元帥，至今才出現九人，包括馬歇爾、麥克阿瑟、艾森豪威爾、尼米茲等。因此目前以四星上將為實質上的最高軍階，海陸空三軍分別頒授，自美國立國至今，共出現了200多位海軍四星上將，通常每年晉升2-3人。

反民主國際大潮：菁英主義vs哈比人

網絡時代剛開始時，主流輿論預言這是摧毀威權政體的最後一根稻草，但正如本欄不斷強調，「威權政體＋大數據＝無敵天下」，大趨勢卻是民主制度大規模退潮，不少老牌民主國家也百病叢生。研究這趨勢的著作當中，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者布倫南（Jason Brennan）2016年出版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出版後激起連串學術論爭，可謂箇中佼佼者。不過，他主張以菁英主義抗衡民粹，雖然說出不少傳統精英的心聲，卻是不可能的夢魘。

為何民主走向民粹

政治學有所謂「多數人的暴政」理論，指民主政體由一群只以各自利益為依歸的民眾主導時，由於他們對公共事務欠缺識見，經常被簡單的情緒左右，依從「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多數人不單會對少數人壓迫，作出的決定，更往往損害社會長遠利益。所以成熟的民主，必須有機制保護少數的權益，過程中也應該催生共識，而不是零和。布倫南對民主的觀點，主要呼應上述說法，並進一步指出民主要有效運作，民眾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一、掌握充足資訊，作為決定和行動的依據：

二、決定和行動以理性主導，不偏不倚地評估和判斷接收的資訊；

三、作出決定時，能避免盲從和系統性錯誤；

四、能意識到自己的限制，並能持續吸收新資訊，去修正自己可能的偏差。

這些理論，是不少大學的哲學101課程入門，然而知易行難，相當「離地」。布倫南認為，在現今民主政治中，即使是老牌民主國家，也鮮有民眾符合上述要求。為了方便形象化解釋理論，他把現今民主政治下參與政治事務的選民分為三類：

一、「哈比人」（Hobbits）：他們最無知、掌握的資訊最少，容易被政客煽動，對其主張盲目支持；

二、「政治流氓」（Hooligans）：他們雖然掌握了較多的資訊，但完全以個人利益、信念作為決定和行動的依歸，不惜為此罔顧事實和真相；

三、「瓦肯人」（Vulcans）：他們掌握充足的資訊，能基於客觀事實作出政治決定和行動，不受個人情緒、觀點或偏好影響。

「瓦肯人」是布倫南眼中的最理想選民，但現實中，自然是「哈比人」和「政治流氓」佔大多數，令民主政治變得充滿偏見，容易被民粹左右。

布倫南認為，民主政治淪落至此，完全是選民的人性體現。對一般民眾來說，政治是「離地」的，他們只關心與自己切身利益攸關的事物，但面對自身利益相關的事情，卻往往已有特定觀念和立場，並經常為情緒左右，容易忽視客觀事實。結果，選民往往因為自己的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作出不理性的政治決定，這些決定固然未必對國家有正面結果，即使是對本人長遠利益，也不見得符合。就算民主政治有各種公共參與和審議機制，基於人性，其實也無法帶來預期效果，只會引致無休止的爭論，進而令民眾得到政治無力感，得出「我討厭政治」的結論。加上現今民主制度大多是零和遊戲，不同陣營的選民處於敵對狀態，他們為了勝出，容易成為「公民敵人」 (civic enemies)、被政客煽動，令民主走向民粹。只要隨便到一個網絡討論區，查看和任何政治有關的「討論」，就最容易看到人性的這一面。

知識菁英制的民主是否可行？

那可以怎樣？布倫南指出，如果政治的目的，是要為社會帶來更好的結果或變化，現時的民主政治只有反效果。他提出以「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代替一人一票的普選，讓「瓦肯人」擔起管治國家的職責──這令人想起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強調的「賢人政治」 (meritocracy)。後來他又在《萬古》(AEON)雜誌發表一篇名為「投票權應限制在有知識的人中」的文章，進一步闡述他眼中的「知識菁英制」。

所謂「知識菁英制」，據他本人所言，並非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在現時民主制度賦予所有公民平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基礎上，根據公民自身的知識和能力，分配各自的政治權力。換句話說，在上述設定，雖然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選舉和被選舉權，但在治理國家的決策範疇，只應由具備足夠知識和能力的人承擔，從而達到「克服民主制度的弊端，縮減無知者的權力，增加智者的權力」的目的。布倫南也再三強調，這制度「並不等同於精英、技術官僚和哲人王的統治，它是一個改良民主的方式，目的不過是避免知者被無知者所拋棄。」

那麼誰是「知識菁英」？布倫南的提議，有趣地和香港的功能組別選舉異曲同工。例如他想到要公民通過「基礎政治知識測試」，那樣雖然政府能賦予所有公民基礎投票權，但通過基礎政治知識測試的公民，會擁有更大權。他又建議政府維持以民主方式制定法律、作政策決定的同時，應保留專家或具相關專業知識的人，否決相關法律和政策的權力。相關理論，其實港英時代的理論家，超前了數十年。

不少論者對布倫南提出對的民主批判深有同感，但對於這「知識菁英制」，都認為完全不具備可操作性。例如亞利桑那大學的克里斯提諾 (Thomas Christiano)認為，布倫南只著眼於微觀分析選民的意向和行為模式，忽視了民主政治在西方歷史發展的成就，也未能論證為何「知識菁英制」更優勝；桑恩 (Valerie Soon)批評布倫南過份樂觀看待知識對正確政治決定和行動的重要性，認為歷史上的無數經驗，卻引證了具備知識的人會為國家帶來毀滅性決定，帶來「永久的不公義」；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者艾略特 (Kevin J. Elliot )也指出，布倫南忽視了一般民眾能通過不同「捷徑」 (shortcut)，在有限時間獲取公共事務資訊，並非所謂的「哈比人」。

最弔詭的是，要落實所謂「知識菁英制」，不可能靠民主原則，只可能靠威權政體。早前出席一個演講，一位學生問：「你常說今天的威權政體依靠民粹反菁英，但統治者不是菁英嗎？」自然是的。威權政體必然會建立一個有趣的金字塔，最頂層是超然的「半神」菁英，最基層是所謂「哈比人」和「政治流氓」，利用後者的反菁英情緒，打擊中層的「瓦肯人」。在這個體制，管治者確是知識菁英，但絕不是施行「知識菁英制」，只是落實我們多次介紹的「威權政治2.0」模式。放眼四顧，一目瞭然。

小詞典：布倫南 (Jason Brennon，1979-)

美國新生代學者，喬治城大學哲學教授，專門研究選民行為、民主理論、投票理性等。2016年的《反民主》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令其得到廣泛注視，本書也被翻譯為各國文字，作為對特朗普崛起、英國脫歐新時代的及時解讀。

滿洲國、西藏與台灣：薩爾瓦多的獨特外交

蔡英文「過境」美國之際，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改與北京建交，成為本欄早前預測「台北邦交國歸零過程」的最新棋子。

緊隨日本承認滿洲國

這案例特別之處，在於美國即時對薩爾瓦多的批評，邏輯上很難站得住腳，卻多少滿足了台灣輿論對美國（一廂情願）的期望。不過，其實薩爾瓦多外交本身，也相當特立獨行，頗值得一談。

例如二戰前夕，全球承認「滿洲國」的國家不多，大多是軸心國陣營和她的衞星國，遠在天邊的薩爾瓦多是少數的例外，而且還是日本之後第一個承認滿洲國的國家。導因是當時薩爾瓦多的馬丁內斯（Maximiliano Hernandez Martinez）政府也是右翼獨裁政權，有「同氣連枝」之意，同時也是借用無傷大雅的外交表態，宣示和美國不同的「獨立自主」路線。

有趣的還在後頭：溥儀成為「滿洲國皇帝」後只是一個傀儡，對日本人的牴觸情緒愈來愈深，萌生了逃跑念頭，但日本看得很緊，最終居然想到通過薩爾瓦多駐滿洲國大使說項，而馬丁內斯據說對溥儀心生同情（野史說是相信二人都是螞蟻轉世），居然也有所配合。

最終自然是事敗被日本發現，溥儀固然逃跑不成，薩爾瓦多駐滿洲國大使館也被查封，結果薩爾瓦多憤而中止參與軸心國陣營的友好關係，卻因此而拯救了自己。

另一個例子是中國國共內戰後、中共剛建政之時，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薩爾瓦多不但和大多數美洲國家一樣，站在國民政府一邊，還表態支持達賴喇嘛「呼籲解放軍停止侵略西藏」的要求，說要在聯合國大會表決，但得不到任何國家響應，這事達賴喇嘛至今記憶猶新。

儘管西藏當時的國際地位模糊，但並非熱點，薩爾瓦多居然想到關注達賴喇嘛，不但很有「國際視野」，也反映其外交傳統頗有人棄我取的傳統，也可以說有從中得到「存在感」的習慣。

為什麼薩爾瓦多對亞洲形勢緊密關注，多少也和內政有關。這個小國除了以冷戰後期的內戰廣為人知，階級對立嚴重，國內也有不少來自巴勒斯坦的新移民，構成另一個潛在問題。這些巴勒斯坦人百年前就來到薩爾瓦多，當時巴勒斯坦依然屬於鄂圖曼帝國，族人遠走美洲，一來是改善生活，二來是逃避帝國參戰的兵役，當時願意大舉接收他們的國家不多，薩爾瓦多就成了他們到美國的跳板。

時至今日，已經有十萬巴勒斯坦人住在薩爾瓦多，對一個人口六百萬的小國而言，數目不可謂不多。然而薩爾瓦多精英階層依然是西班牙殖民時期的精英後裔，種族意識濃厚，巴勒斯坦人長期受歧視，到了民主化，「巴勒斯坦議題」也是會討論的題目之一。年前薩爾瓦多表態承認巴勒斯坦國，就是國內不同勢力博弈之後的結論。這次薩爾瓦多放棄台灣，終於是一次非常主流的外交行為，畢竟是全球化時代難免的選擇。

小詞典：薩爾瓦多

中美洲國家，從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一部份，1821年脫離西班牙獨立，先後加入墨西哥帝國、中美洲聯邦，1841年完全獨立，面積只有2萬多平方公里，是區內小國之一。1980年，薩爾瓦多爆發內戰，左右兩大陣營互結外援，造成約75萬人死亡或失蹤，是冷戰後期最慘烈的代理人戰爭之一。

塞爾維亞人的被害情結

到過塞爾維亞的朋友，都會提點當地還有不少「危樓」，因為1999年的北約空襲，至今還有不少後遺症。現場所見，其實建築物、硬件已經絕大部分復元，塞爾維亞政府也換成了親西方，正申請加入歐盟，要是最終還加入北約，不啻是歷史的最大諷刺。

然而，發展不一定是硬道理，塞爾維亞人依然有一股被害情結，在日常對話經常顯現。

南斯拉夫當年是左右大局的關鍵國家，左右逢源，風光無限，作為繼承南斯拉夫主體的塞爾維亞，不甘淪為一個普通巴爾幹小國，這樣的心結，不難理解。不過更深的鬱結，卻在於和巴爾幹其他民族的比對。

以科索沃為例，現在它得到主流歐美國家承認獨立，但本來連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的身份也沒有，只是塞爾維亞的一個自治區。

16世紀遭毀滅身份認同

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在近年贏盡道德高地，西方媒體就是通過報道科索沃的苦況，來逐步合理化南斯拉夫的解體，以及對塞爾維亞的出兵。然而在歐洲歷史洪流中，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卻長期處於道德低地，一來作為穆斯林，始終和歐洲文化格格不入，二來他們對斯拉夫民族的迫害，也有不少案例。

例如今天塞爾維亞正建立一個新地標，作為全球其中一間最大的東正教堂，紀念本族聖人Saint Sava。教堂的選址，就是Saint Sava遺骨被破壞、焚毀的地方，所以在這裏興建座標，可說是塞爾維亞人數百年的夢。

下令破壞聖人遺骨的人名叫Koca Sinan Pasha，長期擔任鄂圖曼帝國的政府首腦，1594年負責鎮壓巴爾幹半島的騷亂，決定「毀滅塞爾維亞人身份認同」，而他正是出生在阿爾巴尼亞。所以塞爾維亞人強調，要了解科索沃問題，一定要從1594年這筆賬算起。

另一個例子是克羅地亞。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在南斯拉夫解體後的慘烈戰爭，特別是在波斯尼亞的種種反人道行為，本欄曾多次敍述，西方雖然也把兩族部分軍事將領列為戰犯，以示「政治正確」，但輿論普遍同情克羅地亞，認為塞爾維亞是侵略者、種族主義者。

但在塞爾維亞人心目中，真正的「法西斯」肯定是克羅地亞，因為二戰期間，克羅地亞和納粹勾結，獨立建國，逼害了大量猶太人、塞爾維亞人。在塞爾維亞人心目中，克羅地亞是「唯一殘存至今的法西斯」。

還有一個說法，是克羅地亞是唯一歷史上每次戰敗，都成功擴張版圖的國家：一次大戰前，它是奧匈帝國境內的王國主體，奧匈戰後加入南斯拉夫，版圖有所擴張；二戰它在納粹一方，戰後南斯拉夫的鐵托政權要打擊大塞爾維亞主義，刻意扶植克羅地亞人，令其版圖、影響力進一步增加。到了南斯拉夫解體，克羅地亞在波斯尼亞戰場上處於下風，但美國主導的和談，還是保障了克族勢力範圍。論調是否葡萄，大可自行判斷，但巴爾幹各族的仇恨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消失，幾可斷言。

小詞典：烏斯塔莎 (Ustasa)

克羅地亞民族主義組織，1929年成立，目的是讓克羅地亞脫離南斯拉夫獨立。1941年，希特拉的納粹德國、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入侵南斯拉夫，烏斯塔莎宣佈克羅地亞獨立，並加入軸心國，期間堅定執行屠殺猶太人政策，同時殺害了大量塞爾維亞人，成為近年塞爾維亞「反克羅地亞情結」的重要歷史源流。

塞爾維亞王國復辟在望?

在塞爾維亞期間，到過昔日被丟空的南斯拉夫王國王宮，原來這裏現已「物歸原主」，由南斯拉夫末代國王彼得二世（Peter Ⅱ）的王儲阿歷山大（Alexander）居住。
阿歷山大公開支持復辟君主制，卻獲塞爾維亞現政府高度禮遇，未來會否真正復辟，令人無限猜想。

誕下王子的傳聞

南斯拉夫王國是一戰後誕生的新國家之一，由鄂圖曼帝國、奧匈帝國兩大解體帝國的斯拉夫人土地拼湊而成。彼得二世的父親阿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是「南斯拉夫民族主義」先驅，主張融和境內各民族，卻因此被暗殺。

然而，這個王族本身，本來就是塞爾維亞王國的統治者，所以到了二戰期間，彼得二世流亡英國，鐵托（Josip Broz Tito）領導的共黨游擊隊取而代之，打擊「大塞族主義」也是原因之一。

王儲阿歷山大出生於1945年，當時彼得二世流亡英國，認識了阿歷山大的母親——希臘公主阿歷山大利亞（Alexandra）。

二人誕下王子時，地點是一間英國酒店，傳說中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下令讓酒店臨時成為南斯拉夫國土，以讓王子得到南斯拉夫公民資格，方便日後繼承王位，不過未有文件核實。

成為重要政治資本

這位希臘公主的堂兄弟姊妹，包括嫁到英國皇室的根德公爵夫人（Duchess of Kent），以及入贅英國皇室的現任皇夫愛丁堡公爵菲臘親王，基於這些淵源，英皇喬治六世（George Ⅵ）成了王儲阿歷山大的代父。

到了南斯拉夫王室被推翻，阿歷山大一家繼續與英國上流社會往來密切，成為這家人的重要政治資本。

在鐵托時代，王室成員被禁回國，直到南斯拉夫瓦解，強人米洛塞維奇在塞爾維亞崛起，阿歷山大王儲對之深惡痛絕，逐漸成了一股反對力量。到了米洛塞維奇下台，塞爾維亞新政府在2001年邀請王儲回國，以穩定千瘡百孔的國家，並讓王儲一家居住在從前的南斯拉夫王宮。自此王儲成了國家儀式的常設貴賓，逐漸承擔有實無名的半虛君角色，支持慈善活動，推廣大和解。塞爾維亞人民對他不是太有感覺，但也沒有反感，王儲能否「更進一步」的問題，就逐漸浮現。

根據年前塞爾維亞不同媒體做的民調，支持復辟王室的人民多於反對，一項調查甚至顯示有高達64%民眾支持。當然，這種支持是針對君主立憲制，希望國家出現長期穩定的象徵、而不是獨裁者，這是內戰後的地方特別需要的。自從黑山、科索沃相繼脫離塞爾維亞獨立，王室復辟掃除了不少障礙，成了塞爾維亞人的家事。反對復辟的人也不是針對制度，而是對王儲不熟悉國情、塞爾維亞語不流利感到不滿。王儲本人也了解這些缺點，所以只進行「佛系復辟」，一切隨緣。

民主共和是歷史洪流，但君主立憲制其實並非沒有競爭力。近年成功復辟的王室，最著名的是柬埔寨，作為赤柬暴行後的和解力量而存在；再遠一點的有西班牙，由王室填補了獨裁者佛朗哥的精神空間。不少非洲國家近年也把被推翻的部落土王迎回來，例如烏干達把主體部份布干達王國土王「卡巴卡」接回國內，並賦予憲法地位，就是基於同類原因。

小詞典：南斯拉夫王國 (1918-1945)

一戰後成立，原稱「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王國」，由前鄂圖曼帝國的領土加入從奧匈帝國分裂的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合併而成，1929年改為現名。當時國王阿歷山大一世推行強硬融合政策，推行獨裁管治，結果被暗殺，策劃者來自馬其頓、克羅地亞等的分離主義組織，反映南斯拉夫民族問題，早在立國初年已經嚴峻。

假如國泰CEO閱讀國際關係……

日前讀到一篇文章，名為「國泰忠粉的告白」，感觸良多。作為一個常坐飛機工作的香港人，對國泰的感情實在難以形容，它的存在，令人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香港」，這也是個人對「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概念的啟蒙。

時見「關公災難」

坦白說，國泰對筆者很好，10年前就邀請過筆者參加VIP首航，頭等來回，到駕駛艙考察，公關主管形容是「一生人一次的經歷」；後來才知道任何人一生確實只有一個quota，自此自然成為國泰諍友。近年偶爾在社交媒體分享對「國航」的看法，國泰公關朋友也會主動聯絡，見面時非常熱情，解釋極其盡責。中層以上的本地員工，依然相當以國泰自豪，令人有回到香港黃金時代的觸動。

然而，國泰近年不時出現「關公災難」，並非公關的問題，而是涉及國際關係層面的結構性問題。

國泰近年的巨額虧損，眾所周知是源自燃油對沖（除了年報不是這樣說），表面理由是穩定燃油開支，但高層對油價作出誤判，在油價高企時，押注60%燃油對沖，這是其他航空公司的數倍數字，而且簽訂不能變改的期限，結果油價急挫，任何開源節流都補救不了。這是「過分保守」、「過分進取」還是投機，每人都有不同判斷。

問題是油價在2011至2014年，維持每桶90至120美元，此後一度急跌至最低的30美元，這樣誇張的跌幅，並非毫無徵兆。例如美國出現大量再生能源，沙地阿拉伯因為自身地緣政治計算，以本傷人支持低油價迎戰，這都是國際關係的涵蓋面。

根據經濟學家西蒙（Julian Simon）的理論，在宏觀角度，隨着科技發展、人類創意釋放，石油一類能源必然找到更便宜的替代品，不但不會因為將耗盡而令價格升，反而會因為被逐漸取代而令價格跌。高油價不會持久，不完全是事後孔明，只是無人能預知跌幅和時間而已，所以對沖規模理應審慎。現在國泰以開源節流「填數」，把苦況轉嫁予員工和乘客，無論公關怎樣落力，也難平息怨氣。

另一個問題更微觀，就是如何看待馬可孛羅會忠實會員。任何航空公司都有loyalty program，國泰乘客的忠誠度極高，消費習慣幾乎是inelastic的。不少香港人根據以往規則，累進到銀卡、金卡，結果貴賓室有人滿之患，公司也發現難以給予大量優惠予這麼多「特權」人士，於是年前採用了新計分法，引起眾怒，幸好近來好像又微調過去。不過困局依然是結構性的：在新經濟時代，最值錢的是忠實客戶big data，不但可以向他們推銷旗下集團一切產品，數據本身也是一門業務，並非「是否太多人飲了免費白酒」能衡量。忠實客戶太多，是一個happy problem，可以多租一間機場貴賓室分流，可以多辦線下優惠，而不是令辛辛苦苦累積積分的乘客意興闌珊。某些航空公司購票一、兩次就有星級待遇，看重的除了忠誠客戶，也包括大數據，背後思維迴然不同。

出現困局，國泰前線員工一方面成為被開刀對象，另一方面又淪為乘客發洩對象，士氣自然越來越低，也很難期望她／他們有高度危機管理能力。華人航空公司要在世界立足，反「劣航之霸」UA其道而行的人性化服務，絕對是殺著，這方面台灣的航空公司先天不足，近年員工培訓卻有優秀表現。但國泰受制於種種原因，官僚化漸成常態，不少公關災難都是小事觸發。就像日前筆者從歐洲乘坐國泰長途商務客位回港，遇上前方一對乘客，像在私人影院般不斷高叫拍手，令其他乘客難以入睡，但「服務員」既不懂主動處理，也沒有自覺感謝投訴的其他乘客「對他們服務進行監督」，以小見大，可見protocol出了問題。

說了這麼多，我還是和不少朋友一樣，每次出門依然選擇國泰，也很希望他們過了這個對沖合約後，能渡過難關。恨鐵不成鋼的情懷，其實是把國泰借代了整個香港。

小詞典：「中東三寶」

中東三間近年業績、服務和口碑都持續進步的航空公司，包括阿聯酋航空、卡塔爾航空、艾提哈德航空。「中東三寶」機艙普遍較闊落，適合歐美乘客身型，近年為了搶佔市場，往往不惜工本，也開拓了不少獨家航線，成為傳統老牌航空公司的強勁對手。

未來國際教育：「42學習模式」的衝擊

隨着資訊科技不斷發展，正如我們多次談及，傳統教育模式已面臨徹底顛覆，問題只是「革命」以怎樣的形式出現，微風細雨還是風雨欲來，這會是未來社會有多穩定的關鍵。不少由上而下的改革，包括經歷多次「微調」的香港教育制度，不單沒有令學生「愉快學習」，反而令人進一步失去學習興趣、家長也進一步失去信心，大學則變得捨本逐末的官僚化、影響因子化，都明顯不可能在新時代長存。正是基於各地教育官僚的僵化，由下而上的變革，已紛紛出現，例如2013年，法國通訊業巨子尼爾（Xavier Niel）開辦了一所名為「42」的電腦、編程（coding）大專學校，嘗試打破傳統學習框架，就很具啟發性。

免學費不怕欠grant loan

「42學院」的名稱，來自英國作家阿當斯（Douglas Adams）的科幻小說系列 《銀河便車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主題是地球如何被毀滅、最後的人類又如何逃避毀滅，當中「42」是生命、宇宙等所有東西的終極答案，可見學校創辦人的野心。這小說在西方極受歡迎，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廣播劇、電腦遊戲等，小說簡稱「H2G2」已經成為流行文化一部分，以此為校名，而不是「曹貴子教育大樓」，也很符合新世代的文化。這學校得到不少IT界巨子的加持，包括Snapchat、AirBNB、Twitter、Slack等的創辦人或CEO，目前已在巴黎建立首間學校、矽谷建立分校，世界各地亦相繼有學校得到授權運作，有望成為未來的主流。

「42學院」的創新之處甚多，首先入讀是免費的，學費、任何雜費，甚至宿舍費用，都由校方支付，無論任何階層的人，只要年齡介乎18至45歲，都能入讀。這理念是希望學生不需為學費而煩惱，畢業後不會欠下一屁股「grant loan」，創辦人為此投放了數以千萬計美元，希望先天性的打破「教育階級主義」。與此同時，這也是邁向終生學習的概念，不再機械性的把同齡、但其他一切背景都不同的學生放在同一「班」，無疑更符合未來「Uber化」的學習生態。

完成課題過關猶如打機

香港有部分學校以「反轉教室」、專題研習或「無牆教學」的模式教學，但官僚治下，學生始終要面對殘酷的學制、進度表和公開試。「42學院」則使用完完全全、由下而上的「自決」學習模式：學校沒有教授、沒有課程、沒有分班，而24小時開放，真正的「老師」，就是自己。報讀學生首先會經過4星期的密集式訓練，但錄取比率不會高，要被確保對編程真的有興趣，才能正式入學，去年有8萬人申請，就只錄取了900人。此後學生不會以傳統課室模式被「授課」，而是以小組學習（Peer-to-peer Learning）和專題研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的方式互相扶持，一起向一個個的學習目標進發。這種專題研習的學習方式講求學生的自主性和自學能力，沒有老師督促指導，需要自己尋找答案，無論是透過書籍、互聯網、同學或專業人士也可以，過程中讓人「學會學習」，也會習慣畢業後的持續學習。

為了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差異，「42學院」的研習並沒有時間限制，學校不會因為學生學習進度緩慢而踢走他們，反而鼓勵他們向其他組員學習。對於進度較快的學生，他們則可以選擇更高難道的挑戰，制定另一些指標，而不會被其他同學拖慢。這樣的方法已超過「因材施教」，因為學習的深淺、進度，完全由學生自己控制。相反在傳統課室裏，教師只能照Powerpoint讀稿、按課程進度教授，總不能遷就每一個學生。對比起近年教育局近年推行的所謂「融合教育」，只是將責任外判、節省開支，「42學院」所用的模式，才是官僚口中經常強調、而做不到的「以學生為中心」。當然，傳統學者對這一套很反感，對「42學院」批評不絕，但「越批越香」，反而確立了學院在新一代的認受性。

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42學院」的設定是「落地」的，每一個專題研習，都像一場遊戲(Gamification)，學生每完成一個課題，「經驗值」就會增加。學生完成一個一個的課題，就像「打機」過完一關又一關，寓學習於遊戲之餘，也能有清晰的「KPI」。此外，「42學院」絕非虛擬概念，明白到不少新生代缺乏社交技巧，亦有提供不同設施和活動，與其他大專院校一樣，為學生建構一個能促進人際關係的校園生活。

為甚麼「42學院」會出現？套用創辦人的話，正是因為大學的失敗：傳統大學提供的訓練，在現實社會毫無價值；即使是精英大學的技能，也只能應用於極小範疇，而沒有通用能力。學校的目標，卻應該是訓練學生走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種職業，都能創造自己的天地。要達到這目標，固然需要一定技能，但動力才是最關鍵：一旦學生對學習失去興趣，要麼無心向學，成為問題學生，要麼成為「高分低能」，只會淪為職場機械人。「42學院」的宗旨，就是提供一個沒有官僚壓力的學習環境，吸引有興趣學習電腦、編程的學生，配合突破的學習模式，讓學生變相自學，因為在現實世界的problem-solving，也只能自學，不可能有「老師」教導，更不可能是僵化的官僚程序所能處理。「學會學習」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因為科技進步，知識泛濫，學校已經不能壟斷知識，教師的角色早應由「知識教授者」，變成學習方法的教授者，至於只能照本宣科傳授自己從前所學的知識的，則早晚只能被淘汰。

編程固然是未來必須掌握的能力，電腦語言將會和中英文一樣重要，成為新生代的必修課，但這並不代表其他科目的末日。「42學院」的理念，理應同樣適用於其他學科，而編程概念本身，同樣可以用來教授其他語言、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例如有編程學校已經和歷史教科書crossover，用編程學習中國歷史。這是一個破立的時代，不要落後於人，「42學院」出現的法國，已經是教育制度遠比香港靈活、實用的地方，更何況等而下之之處？與其被時代淘汰，倒不如走出comfort zone，否則要等待教育官僚帶動「改革」，結果不堪設想。

小詞典：尼爾（Xavier Niel，1967-）

法國億萬富豪，19歲創業白手興家，從事資訊科技、通訊業的不同項目，創業作是一個以性為主題的資訊平台，九十年代開始壟斷法國資訊科技平台，成為網絡供應商領袖。近年投資涉及其他層面，包括創投基金、新型學校等，也購入法國老牌大報《世界報》，國際影響力如日方中。

祭鐵托後記：社會科學實驗家的現實意義（二）

昨天談及身在塞爾維亞，回顧昔日南斯拉夫強人鐵托（Josip Broz Tito）的連串大實驗。鐵托的另一個「中間路線」，是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走第三道路，雖然充滿技術盲點，但一時間確是令南斯拉夫經濟遠超其他鐵幕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史上也是承先啟後。

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前，曾經拜訪了鐵托，去探索怎樣保住國家的操控、又能釋放市場潛能，此間塞爾維亞人依然強調：「鐵托主義」是中國崛起的重要參考對象之一，而且鐵托比中國走前了數十年。

當時南斯拉夫人均收入甚高，一些地方甚至高於意大利，國民住大屋、飲紅酒、經常出國旅遊，令其他社會主義窮兄弟又羨又妒。這裏的關鍵，除了南斯拉夫得到「兩家茶禮」援助，還在於鐵托引入「工人自治」機制，在國家掌控經濟方向的大前提下，跟工人訂立一個又一個契約，讓他們實質上變成資本家，管理自己的企業，再放到自由市場競爭。一方面，南斯拉夫私產可以自由買賣，另一方面，國家福利又妥善照顧所有人，老一輩想起這黃金歲月，無不懷念。

當然，這究竟是否一種「制度」，還是通過美援、借貸的飲鴆止渴，學界至今爭論不休。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通脹、貧富懸殊、失業率高企等問題陸續出現，加上石油危機重創南斯拉夫經濟，種種警號已經出現，不過客觀而言，這類警號幾乎出現在今天的每一個經濟體。

中國壯大內需市場減少對外依賴，通過種種自貿區、特區留住外資，開放市場之餘又堅持國家操控，並重視防止西方意識形態滲透，這都是吸收了南斯拉夫經驗的事後孔明。鐵托還有一個實驗，就是在威權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嘗試尋找平衡。當然，他是一個強人，不會容許挑戰專政的任何政治組織出現，也大搞個人崇拜，但只要不是顛覆政權（學生、工人示威其實時常出現），南斯拉夫人基本上一切自由，有點像港英時代的英國管治那樣，也像歷史上的「仁慈獨裁者」。

當時東歐國民都想到西方「投奔自由」，南斯拉夫人卻能自由出國旅遊、工作；到美蘇都免簽的南斯拉夫護照，更是全球黑市價格最高的一本。結果，南斯拉夫在維持社會秩序，以及個人生活水平和品味之間，找到了平衡。到了今天，除了斯洛文尼亞，其他前南斯拉夫國家，都沒有把這平衡拿捏得更好。

鐵托最富個人魅力的，尚有個人層面的中間路線：一方面，他信奉共產主義、威權政府、紀律嚴明，但另一方面，他很努力強調這一套能帶來可望可即的生活享受。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領袖不同，鐵托繼承了奧匈帝國時代的品味，愛品嚐名酒、雪茄，嗜好是打獵、網球、高爾夫球，對西方音樂和傳統音樂同樣喜愛，以情婦眾多廣為人知。他死後多年，固然有聲音批評鐵托屬於「特權階層的腐化」，但鐵托的生活並非秘密享受，沒有像後來的米洛塞維奇那樣侵吞公款，沒有海外銀行戶口，家族沒有裙帶得著，更不是中國反貪腐目標那種窮奢極侈。當然他是「first among equal」，但鐵托治下的南斯拉夫人，普遍都能享受生活，巴爾幹的小資情懷，就這樣保全下來。到了今天，任何高高在上的領袖都被視為離地，但真正落地的草根卻又被看不起，鐵托明白「憎人富貴厭人貧」的人類天性，介乎兩者之間過了一生，也是一代傳奇。

小詞典：大塞爾維亞主義

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認為，塞爾維亞被額圖曼帝國統治前，「自古以來」就居住在巴爾幹半島大片土地，恢復「固有領土」是合理的，對鐵托在南斯拉夫調低塞爾維亞的重要性，感到十分不滿。南斯拉夫末年，各加盟共和國民族主義興起，米洛塞維奇成為塞爾維亞領袖，推行強烈民族主義路線，直接促成南斯拉夫的解體衰亡。

祭鐵托後記：社會科學實驗家的現實意義（一）

此刻身在塞爾維亞，這裏大街小巷經常出現的歷史人名有兩個：發明家特斯拉（Nikola Tesla），以及南斯拉夫強人鐵托（Josip Broz Tito）。特斯拉從事的劃時代科學實驗，固然影響人類至今，而某程度上，鐵托其實也是一個「實驗家」，不過他的「實驗室」屬於社會科學領域，「影響因子」更難量度，而且經過南斯拉夫解體的悲劇，對其功過的爭議也不可能有共識。

鐵托的精湛藝術

一直以來，鐵托跟新加坡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一樣，都是筆者最佩服的社會科學大師，本欄也多次講述他的事跡，然而走到鐵托墓前，再配合近年國際事態的發展，還是對他的種種實驗，再有不同體會。

實驗一：南斯拉夫多元文化主義

鐵托成功把一堆「南部斯拉夫民族」黏合為統一的「南斯拉夫」，再看到今天巴爾幹半島四分五裂，以及二戰時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亞人之間的慘烈仇殺，理應記一大功。

然而，在華文媒體，這樣說是敏感的，因為「南斯拉夫」已逐步成了內地評論敏感字，其分裂、解體下場，令北京很不希望被拿來比較；近日成為學術風雲人物的胡鞍鋼教授，就是以南斯拉夫末年稅收下降，來警惕中國要中央集權的代表人物。

近年內地輿論甚至傾向把「處理民族政策不善」的罪名，加在鐵托身上，例如說他人為的壓抑塞爾維亞作為主要族群，導致國家失去向心力云云。

這類立論，似乎只是政治正確地借古諷今。鐵托打壓「大塞爾維亞主義」，採取分而治之政策，固然是事實，但他同步也在淡化各族身份認同，提倡類似今天澳洲、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背後的理念，有點像奧匈帝國時代對不同民族的態度，而鐵托的青年時代正是在奧匈帝國渡過。

一方面讓各民族（包括人為建構出來的民族）保持勢力平衡，另一方面又要建構南斯拉夫身份認同，同時製造和平共處的多元文化，這點純粹民主辦不到，因為到了臨界點，即使是美國，潛在的族群矛盾就會主導選舉；純粹獨裁也辦不到，因為高壓必然激起大規模反抗；鐵托卻能中間落墨，這是精湛的藝術。

實驗二：國際關係的左右逢源

鐵托更大手筆的實驗，正如本欄多次談及，還是在國際層面。他把國內民族平衡的中間路線，用到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上，這是史上最成功的「中間路線」實驗。鐵托能夠向蘇聯時任領袖斯大林（Joseph Stalin）說不，一來在於南斯拉夫共產黨不太依靠外力就驅逐了軸心國，建立了強大軍隊；二來在於南斯拉夫接受美國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的援助，但南斯拉夫依然是社會主義國家。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拜訪南斯拉夫，兩國已經大和解。後來鐵托拉攏印度、埃及、加納等國發起「不結盟運動」，南斯拉夫一躍成為「中間勢力」領袖，在阿拉伯、非洲尤有影響力，美蘇都顧忌三分，這從鐵托喪禮得到全球領袖大串連出席，可見一斑。

今天不少國家都希望左右逢源，卻往往裏外不是人，關鍵在於沒有理解自己的先天實力之餘，也未能把「左右逢源」昇華到一個結構。當然，冷戰結束後，整個二元結構已崩潰，世界邁入多極，也不容易簡單定義「中間力量」，但今天的世界，的確缺少了南斯拉夫這類角色。要是中美出現大衝突，無論是戰略層面、還是貿易層面，能夠居中說話的，恐怕只有新加坡，但擁有昔日南斯拉夫國力的中間力量，幾乎沒有，在可見將來，也不會有。

小詞典：工人自治（Workers’ Self-management）

一種經濟學理論，主張工人通過民主程序，由下而上的自行管理生產業務，以減低官僚主義由上而下、脫離實際情況的操控，希望提高產量和效率，增加工作動力，逐步令工人變成直接持份者。不少社會主義、左翼政權曾推行「工人自治」，但依然要配合國家大方向，兩者如何結合，往往是成敗關鍵。

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前世今生

身在塞爾維亞，專門走到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遺址憑弔。1999年的北約「誤炸」事件，和隨之引起的大型反美群眾示威，是筆者當年博士論文的重要研究課題，到這個地方，自然格外有意義。想不到這不單是歷史，遺址的後續發展，依然充滿張力。

兩年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塞爾維亞，前後逗留了3天，對一個小國而言，這是中國很高規格的安排。期間，習近平訪問了被北約炸成一個大洞的中國大使館遺址，並在那裏和塞爾維亞總統一起，進行「中國文化中心」奠基儀式。沒錯，那些年的遺址，將會變成巴爾幹半島最大規模的中國軟實力基地，可以看作是「孔子學院＋」，而這樣的安排，不可謂不巧妙。

對全球華人而言，就算是親美的人，也不容易相信北約「誤炸」的解說，令這地方已經成為中國愛國主義朝聖地，而且超越了純北京主導，對海外華人也有共鳴。

雖然後來北京的反美示威有若干失控傾向，西方也傳出種種陰謀論（例如說中國大使館存在秘密武器供南斯拉夫使用云云），但總體而言，事件黑白分明，無論北京在遺址上興建怎樣的項目，都保證受到源源不絕的關注。即使那裏目前只是一個地盤，現場所見，已有絡繹不絕的中國遊客到來祭奠，甚至為「遇難三烈士」建造了簡單的祭壇，還有各式各樣的民間祭品，散布四周。

究竟未來的「中國文化中心」會承擔哪些孔子學院以外的功能，目前尚未可知，但從佔地面積、施工藍圖可見，幾乎會是小型大學規模。雖然孔子學院成功令漢語邁向全球化，但在弘揚軟實力方面，始終未如英國文化協會等得心應手，在對中國最有好感的塞爾維亞成立中國文化中心，卻應能把軟硬實力兩者結合。塞爾維亞官方已經把附近街道命名為「孔子大道」，一個孔子像已豎立起來。

更有趣的是，中國大使館遺址旁邊，居然就是日本駐塞爾維亞大使館。中國希望這間文化中心成為「西巴爾幹最大的中國文化中心」，也把塞爾維亞列入「一帶一路」進入東歐的基地，日本近年同樣積極進入塞爾維亞，並提出「西巴爾幹合作計劃」，針鋒相對味極濃。

對塞爾維亞而言，中國在戰爭期間顯示的友誼，是無可取代的，人民普遍對華人十分友好，政府也給予中國遊客免簽證待遇。加上南斯拉夫電影對中國人民有特殊感情，兩國的文化樞紐並不缺乏。在悲劇遺址上重建更大型項目，以重構歷史，也是塞爾維亞傳統。目前塞爾維亞正建造一座全球最大的東正教教堂，原址就是塞爾維亞東正教聖人遺體被額圖曼帝國蘇丹下令侮辱的地方。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遺址變成文化中心，不會遇到甚麼阻力，但要是中國憑空創造一個大計劃，在塞爾維亞興建東歐最大的中國基地，卻容易引起其他國家的高調猜忌。這一著借力打力，相信出自高人手筆。

小詞典：北約空襲南斯拉夫

1999年3月24日－6月10日，北約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空襲南斯拉夫（當時只剩下塞爾維亞和黑山）首都貝爾格萊德，以逼使南斯拉夫軍隊撤離科索沃自治區，最終達成戰略目標。5月8日，北約炸毀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官方解釋是使用錯誤地圖的誤炸，各方普遍不相信，事件引發中國大規模反美示威，成為六四事件後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被視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里程碑。

小國之道：聖馬力諾的智慧

昨天談及歐洲小國、自治區存在至今的實質功能，但功能歸功能，要「永續」下去，也很考智慧。立國1000多年的微型小國聖馬力諾，就是箇中典範。

庇護走投無路者

聖馬力諾面積不及香港島，二十一世紀的人口也不過3萬，歷史上長期獨立自主，外交手腕必不可少。

聖馬力諾的最嚴峻危機出現在十九世紀中期，意大利統一運動蓬勃發展，民族主義者連宗教意義至高無上的教皇國也可以滅掉，要是以同一口號「一統」聖馬力諾，可謂順理成章。

幸好聖馬力諾執政官押對了寶：為獨立領袖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兵敗時提供政治庇護，而不惜開罪當時控制中意大利的教宗，以及北意大利的奧地利哈斯堡王朝。

意大利統一後，加里波第和國王都視聖馬力諾為盟友，承諾保障其獨立，聖馬力諾的共和宮也把這些意大利國父列為「偉人」，一併歌頌。

與此同時，聖馬力諾也有兩手準備，並沒有徹底開罪教皇和哈斯堡皇帝，最後依然把加里波第軍隊的裝備繳械呈上。在後來興建的共和宮，壁畫畫上「自古以來」對聖馬力諾友好的所有政權國徽、家徽；基本上，所有出現過的鄰近強權都在其中，甚至還包括了德意志帝國國徽。

聖馬力諾立國之道：永遠為走投無路的人提供政治庇護，既然任何一方都不會永遠勝利，也就容許其存在，以備不時之需。

十九世紀並未出現國際聯盟、聯合國一類組織，對主權國家的定義也不明確，聖馬力諾作為微型國家，卻早就想到靠「國際秩序」確保獨立。作為歷史最古老、面積也最小的民主國家，聖馬力諾領袖相當有國際視野，很早就想到和當時仍是歷史最短、卻面積最大的新興民主大國美國結盟。

林肯總統在位時，聖馬力諾執政官對他發出官方信函，希望兩國締結特殊關係，最終林肯接受了「聖馬力諾榮譽公民」頭銜，回信指聖馬力諾的制度對自己深有啟發。有歷史學家甚至認為，林肯在南北戰爭的道德感召，部份也是源自聖馬力諾小國寡民、卻堅持理念千多年的精神支持。在聖馬力諾，林肯半身像是最重要景點之一，彷彿在提醒每一個遊客，聖馬力諾是有「外援」的。

到了今天，聖馬力諾作為獨立國家的事實，已經深入民心，基本上不可能改變，並在冷戰後發現了種種致富之道，昨天已談及，不贅。但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洲還有不少類似身份的微型小國，絕大多數都被合併掉；國際社會也曾製造了種種歐洲特區、自治區，作為不同勢力之間的緩衝，但今天已無一存在。19世紀聖馬力諾執政官的智慧，絕對值得深入研究，單是他們曾拒絕接受被贈送的土地，深諳「象以齒焚身」道理，就相當難得。

小詞典：意大利－聖馬力諾條約

意大利統一後，1862年與聖馬力諾簽訂條約，雙方承認對方獨立。聖馬力諾作為意大利附庸國，要使用意大利貨幣，但保留郵票發行權；所有貨物都要經意大利進口，不能牴觸意大利壟斷的煙草、製成品等銷售。意大利為回報，給予聖馬力諾每年金錢和貨物援助，並容許聖馬力諾賭博合法化，以增加收入。

歐洲迷你國家與自治區存在之謎

近日在歐洲公幹，順道到訪列支敦士登、聖馬力諾、梵蒂岡等迷你袖珍小國，下月會再到另一小國安道爾。這些國家的存在，一直是被忽略的研究題目，再結合年前為電視台拍攝介紹各地自治區的旅遊節目，例如歐洲的奧蘭群島（Aland Islands）、海峽群島（Channel Islands）等地，更能發現案例背後的共性。

各國自有特殊機器

無論它們的身份是獨立國家也好、自治區也好，我們不妨拋開表面上的身份認同、法律地位不談，單從功能而言，去了解這些特殊地方的存在價值。只要整合一個清單，我們不難發現幾乎每個主要歐洲國家，都有各自的特殊機器：

- 英國：海峽群島

- 法國：摩納哥

- 德國、瑞士：列支敦士登

- 意大利：聖馬力諾

- 西班牙：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

- 葡萄牙：馬德拉群島（Madeira）、亞速爾群島（Azores）

- 瑞典、芬蘭：奧蘭群島

- 丹麥：法羅群島

- 荷蘭：聖馬丁（Sint Maarten）

這些地方的出現，最初大都是作為不同強權之間的緩衝，但到了二十一世紀，這方面的功能已不大需要。例如聖馬力諾，在意大利半島統一前，一直作為不同勢力之間的調解人，後期更是奧匈帝國和薩丁尼亞王國之間的緩衝區；但到了今天，全境早已被統一的意大利包圍，就再也說不上有地緣政治價值。又像奧蘭群島，歷史上是俄羅斯帝國和瑞典王國之間的緩衝區，島上甚至有城堡反映這段歷史；但到了今天，也很難想像芬蘭和瑞典會開戰。至於作為英法緩衝的海峽群島，雖然因為英國脫歐而有了新機遇，但本質上，也不再肩負防務性的功能，像納粹德國攻佔小島的特例，相信可一不可再。

既然是這樣，這些地方得以按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就只剩下特殊經濟功能：作為避稅天堂，或地下錢莊。特別是歐洲各國大都加入歐盟後，更需要這些地方留白，去保留財政項目的彈性。一方面，不少歐盟規例、稅率都不適用於這些地方，這樣才能製造一連串透氣口；另一方面，這些地方不少設有賭場，而眾所週知的是，賭場和地下秩序關係千絲萬縷，大國種種能在陽光下進行的交易，例如軍火買賣、收買情報、滲透外國等，都需要通過地下錢莊，以免落有口實。所以每一個中型以上的國家，都需要製造這樣一件工具，至於那是獨立國家、高度自治特區、還是授予某些特殊權力的普通港口，只是名義上的差別，本質並無不同。

有了這概念，我們會容易理解為甚麼到了塞班島這個美國的「Commonwealth」，進入那個號稱全球營業額居最前列的「大賭場」，只有一個中學禮堂大小。我們更容易理解為甚麼法國會和摩納哥修改條約，從前規定摩納哥王室沒有傳人之後併入法國，現在法國卻保證摩納哥這個大賭場「永續」下去。至於列支敦士登和聖馬力諾的銀行，為甚麼獲全球富豪青睞，那更是心照不宣：對富豪而言，「列支敦士登」與「聖馬力諾」根本是虛擬概念，那小塊領土，只是方便他們有國際身份行事的工具。就像到羅馬，參觀了「馬爾他騎士團」的總部大廈，理論上大廈是騎士團擁有治外法權的土地，但不過是維持其主權實體身份的工具：事實上，騎士團連這座大廈也用不著，近年甚至乾脆將大廈分租給名店。

既然這些地方的存在，能有效支持（實質）母體的暗黑工程，無論他們的法定身份是甚麼，自然都要確保大方向和母體完全一致。像聖馬力諾的外交行為，完全以尊重意大利為大前題，雙方也簽訂條約，不讓聖馬力諾在意大利壟斷的業務競爭；反過來說，意大利也容許聖馬力諾在戰爭期間保持「中立」，以方便它在國際社會獨立操作。又像奧蘭群島作為說瑞典語的芬蘭自治區，雖然也有數十人搞獨立運動，但全島上下都明白島上的優越生活，在於芬蘭、瑞典需要這樣的灰色地帶，自然不會令現狀改變。冷戰期間，整個芬蘭作為東西方的緩衝國，以順從蘇聯、維持中立的「芬蘭化」為國策，更是本欄多次介紹的可圈可點案例。

再看其他醞釀中的例子，更明白「自古以來」的灰色地帶，得來不易。例如北韓就很希望建立特區，首先是仿效香港的新義州，然後是開城開發區，為的不只是帶動本國經濟，同時也是要把分散海外的地上／地下錢莊制度化，然而國家公信力太低，加上中國也不太樂觀其成，才不得要領。最新例子是搞改革開放的沙特阿拉伯王儲，急於在保守宗教勢力中拆牆鬆綁，從杜拜、多哈手中把「灰錢」搶回來。不過某程度上，沙特旁邊的波斯灣小國巴林，其實已是沙特有實無名的「特區」，年前巴林跟隨沙特制裁卡塔爾的背後操作，足以說明一切。至於整個卡塔爾危機，也是因為沙特認為卡塔爾淪為伊朗「地下錢莊」，所以才重搥出擊，然而這個「錢莊」同時也服務美國，結果卻得以存續至今。

不少「一帶一路」國家都醞釀製造類似特區，這些國家的威權統治者對類似功能需求不少，中國也希望在這些國家各造一個特殊港口，那才是國際關係的大手筆。這些國家都在跟北京討價還價，內容是租借年期、純利分佈、資源如何共享等，但與此同時，博弈也在於如何確立一個本國主導、國際又接受的地下秩序，這卻不能只有中國一家說了算：要是沒有國際共識，無形秩序是建立不起來的。近年遇到不少「一帶一路」國家的學者，都在參考香港、澳門的「一國兩制」模式，認為那是成功典範。我們身處其中，很容易被種種政治、民生問題誤導，以為「一國兩制」不怎麼樣，但在這些國家眼中，這樣的機器，運作得極其暢順，要無中生建構出來，極不容易。水清則無魚，國際關係的藝術，全在於此。

小詞典：聖馬力諾共和國

號稱全球最古老、面積最小的共和國，面積61.2平方公里，人口約三萬，位於山巔，全景被意大利包圍，人均國民收入居於全球最前列。聖馬力諾於公元301年立國，由兩名民選執政官共同執政，一直在教皇與意大利半島不同政權、哈斯堡家族與其他家族之間擔任緩衝，與及政治難民收容者的角色。近年成為歐洲理事會成員，但不屬歐盟；使用歐元，卻不正式屬歐元區。

米蘭廣場的塞內加爾人

此刻身處意大利米蘭，無數掃貨遊客的朝聖地，但真正令人感興趣的，依然是當地的地標廣場和大教堂。除了景色壯麗、充滿歷史沉澱，這也是一個田野調研的好地方。

表面上，這廣場很適合悠閒地呆坐，四周有各種各樣、由歌劇到搖滾樂的街頭賣藝者，也有大小名店，甚至有獨家關於達文西未公開發明的博物館。然而，遊客在廣場始終不會感到安全，因為有著名的「非洲幫」在這裏搵食。

觀察他們的行為極有隊形，也有明確分工，通常提供的「服務」包括為遊客戴上「非洲友誼手帶」、販賣餵飼雀鳥的飼料、為情侶提供玫瑰膠花、兜售自拍神器等。通常開場白是「友善的非洲人來這裏認識朋友、完全免費」，但只要接受了他們的東西，甚或被強行放上身上，對方就開始開天索價。要是拒絕，同黨就會出現，糾纏不捨，形同搶劫。

不過，米蘭畢竟是遊客區，他們畢竟不能公然搶劫。像向筆者打主意的那位非洲人，說來自塞內加爾，筆者隨意說幾句Aliou Cisse（塞內加爾國家足球隊教練）、笑一笑、然後指向警察、再說來自香港的人不受這一套，他也沒有進一步行為。

惟觀察所見，他們的收穫實在豐盛，尤以內地遊客為頭號目標，眼見不少老人家真的20、50歐羅那樣派出去「購物」，大概一來對高大的非洲黑人有點害怕，二來言語不通，只求息事寧人。只要拿着他們的物件，到了另一出口，隨時被埋手第二次，以為「水魚」身份已確定。至於這個集團背後如何分贓，究竟是非洲新移民自發由下而上的互助組織，還是本土黑手黨龐大操作的小部分，則不得而知。

從當地人得知，「非洲幫」橫行多年，並非近年新出現的難民問題，而且數目愈來愈多，因為其他歐盟國家都加強打擊遊客區的滋擾行為，唯獨意大利「國情包容」，以致人棄我取。

更甚的是遊客區的警力甚多，警察理應對「非洲幫」有一定阻嚇作用，殊不知雙方反而「和平共處」，究竟是「愛」、是「責任」，還是懶惰，抑或是保護費、後台老闆發生功效，我們外人自然更難知道。至於為何我沒有受損，朋友笑說大概我看起來不像有錢在身，他們老江湖閱人無數，「加上你說來自香港可能令他們知難而退」（大概香港的同業也是享譽國際），大家就無謂浪費時間了。

其實技術上，要掃除「非洲幫」並不難，但意大利政府並不重視，明顯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想起南部意大利反黑的故事：當黑手黨真的被根除，原來連街道也會變得髒亂，因為地下勢力建立的秩序有數百年歷史，一方面求生，另一方面也盡了「社會責任」，取代了部份政府功能。假如嚴打，除了要計算直接開支，還得計算取代「地下經濟」、解決相關人士社會問題的間接開支，更費事失事。兩害相權，無論「非洲幫」多麼橫行，米蘭還是遊客如雲，本地人見怪不怪，逐漸這真的成了一個「共享經濟圈」，乃至一個「打卡」景點了。

小詞典：米蘭公國（Duchy of Milan）

中世紀國家，屬於神聖羅馬帝國一部份，1395-1540年斷斷續續享有獨立身份，由著名的Visconti和Sforza家族管治，對文藝復興貢獻良多。後來米蘭成為哈斯堡家族領土，拿破崙戰爭後被併入倫巴第－威尼斯公國，到了意大利統一併入意大利王國。

阿爾巴尼亞：與中國再續前緣?

自從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希臘良港成了中國「一帶一路」進入歐洲的前哨站。另一巴爾幹國家阿爾巴尼亞曾是中國密友，按目前形勢發展，也大有可能再續前緣。

談起阿爾巴尼亞，內地上一代朋友必然印象難忘。文革期間，中國反美帝、反蘇修，唯一緊跟毛澤東的國家，只有阿爾巴尼亞。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國，為了扶持這個「歐洲真社會主義燈塔」，提供數十萬噸糧食、億計滙款，甚至不惜向加拿大購買糧食接濟阿爾巴尼亞，行為極其「浪漫」。鄧小平改革開放後，阿爾巴尼亞強人霍查翻臉不認人，批評中國也走上「修正主義道路」，中國亦不再浪費這些無謂資源，兩國關係進入冬眠期，但當地人提起中國，特別是老人家，無不深有感受。

冷戰結束後，阿爾巴尼亞混亂了一輪，不少難民逃到國外，一度久違於國際視野。直到「一帶一路」時代，中國再次想起這位久違的小弟，早前中國已與東歐諸國訂立16＋1協議，而阿爾巴尼亞處於巴爾幹前沿，戰略價值又重新彰顯起來。阿爾巴尼亞除了能鋪橋搭路到歐洲大陸，也擁有天然資源，石油、礦產如鉻等對中國都有吸引力。2016年，中國洲際油氣集團收購了前身是阿爾巴尼亞國家石油公司的班克斯石油公司，這也是「一帶一路」時代的典型作風。

對阿爾巴尼亞而言，中國的基建資金自然非常吸引。阿爾巴尼亞因為從前的鎖國，令她仍然是歐洲最貧窮國家之一，雖然政府已作出多項改革，經濟也穩步上升，但基建仍然薄弱，鐵路運輸不可靠，公路也只有首都地拉那與都拉斯（Durrës）兩大城市間的部分較達標，全國只有一個國際機場。

即使是首都，地拉那市內建設仍比其他巴爾幹國家殘舊，猶如內地三線城市。人才流失也是阿爾巴尼亞的大問題，失業率高達17%，有能力的都情願出國謀生。現在中國資金可望製造就業機會，也大興土木建設，趟大的華為廣告版、地拉那大學的孔子學院、「大媽的足跡」，都已成為阿爾巴尼亞新地標，地拉那國際機場也已是中國光大囊中物。

即使如此，兩國關係也沒可能回到從前。阿爾巴尼亞已是北約成員、歐盟候選成員國，不希望再落入俄羅斯勢力範圍，和中國的關係，也只希望經濟主導。與此同時，阿爾巴尼亞的伊斯蘭背景，也容易吸中東國家投資，其旅遊勝地已吸引不少穆斯林來渡假。土耳其對投資巴爾幹半島尤其積極，被沙特針對的卡達、被特朗普制裁的伊朗，也成為阿爾巴尼亞的拉攏對象。避免「一邊倒」，已成為阿爾巴尼亞的歷史智慧。

小詞典：霍查 (Enver Hoxha, 1908-1985)

阿爾巴尼亞領袖，1943年開始領導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二戰後成為最高領袖，至1985年去世，前後掌權四十多年。霍查奉行鐵腕管治，對內殘酷鎮壓異己、對外與蘇聯、南斯拉夫、和最後的中國先後反目，國際形勢異常孤立，卻自居「世上唯一社會主義國家」領袖。

平行時空：如果香港是德國殖民地

近年中德關係變得密切，「聯德制美」逐漸成為外交國策，德國歷史也和中國有不少淵源，民國時期的德國軍事顧問團至今為人津津樂道。

假如香港曾成為德國殖民地，歷史又會怎樣改寫？這自然是平行時空課題，但其實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德國確實曾在香港活躍過。

Minden原是德國小鎮

今天尖沙咀有兩條街道的英文名頗為相似，中譯名卻大相逕庭：Minden Row這條南北向的街道譯作「緬甸台」，Minden Avenue這條東西向的街道則翻譯成「棉登徑」。

若只看中譯，或許以為與緬甸有關，其實不然：Minden是德國中北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North Rhine-Westphalia）的一個小城，棉登徑附近在十九世紀一度聚居不少來自Minden的德國人，兩條街道也就因此得名。後來居港德國人因世界局勢動盪離港，「棉登徑」和「緬甸台」則保存至今。

來自Minden的德國人出現香港的緣由，與十九世紀德國商人赴遠東行商、開拓殖民市場的活動息息相關。早在德國統一前，普魯士等邦國已經各有商人到遠東，也分別派出領事到大清帝國。

中國早年對外開放極有限，不少德國商人以廣州十三行為大本營，並慢慢在《南京條約》簽訂後南下香港。1861年，普魯士與清政府訂立通商條約，當時清廷也希望「以夷制夷」，到了統一後的德國作為新興強國，更逐漸承擔了這樣的角色。

結果愈來愈多德國商人到遠東尋求商機，在香港開設了眾多商行，著名的有禪臣洋行（Siemssen & Co.）、瑞記洋行（Arnhold Karberg & Co.）等。對這些商行當年的具體業務規模，丁新豹博士的《非我族類：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一書有詳細描述。

由於德國在殖民時代是後來者，對香港依賴甚深，後來得到膠州灣為殖民地，也是依照在香港的經驗建設，令膠州灣成為整個德意志殖民帝國的「模範殖民地」。一次大戰前，在港德國商人的人數雖然不及英國人，但商業實力與在港英商相比已不遑多樣，諸如匯豐等英國在港企業龍頭的董事局更有不少德國人，當時香港與歐洲之間的商貿轉運業務，也有過半數是德國商人代理。

雖然德國明顯是英國競爭對手，但兩國畢竟有皇室聯姻關係，直到一戰爆發前夕，港英政府對德國商人的活動幾乎毫無芥蒂。對德國而言，要是一次大戰戰勝，不但膠州灣可以保住，要求英國割讓香港，幾乎順理成章。然而當德英正式成為敵國，在香港的德國商人就不再為港英政府所喜，德國企業在港的資產紛紛被政府查扣、充公，德商則被集體遣返，德國社群的影響力都被急劇削弱。就是有殘存下來的，到了二戰前期，又再次成為港英政府的監控對象，德商紛紛離港，自此德國在香港的落地角色，就一去不返了。

小詞典：膠州灣

位於今日山東青島，1898年由大清「租借」予德國，成為德國在遠東的最重要據點，總面積為552平方公里，約相等於香港（連同新界）總面積的一半。德國在膠州灣建設頗多，也推廣教育，作風和管理諸如非洲殖民地等全然不同，將之作為「模範殖民地」宣傳，至1914年一戰期間被日本奪取。

增長中的瑞士穆斯林

此刻身處瑞士公幹，和上次造訪這國家的最大差異是，感覺碰到的穆斯林多了很多。感覺是不能作準的，所以必須參考數字：1980年，穆斯林佔瑞士總人口只有1%，到了2013年是5%，2016年是6.1%，沙盤推演下去，就算再沒有一個穆斯林新移民，根據皮尤（Pew）數據，2050年也會有8.2%。至於在遊客區碰見的穆斯林則不在此列，不少穆斯林女性頭戴面紗，在名店購物，已成為瑞士一大風景。

瑞士穆斯林雖然有敍利亞內戰的難民，但主要還是來自東歐，包括南斯拉夫解體前已到來的科索沃人、內亂時逃離本國的阿爾巴尼亞人，還有土耳其人，他們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冷戰時就大舉到瑞士打工，形成了獨特的新移民群體，這從世界盃期間，瑞士國家隊穆斯林隊員的行為已可見一斑。

至於近年比例多了，一來是這些新移民的後裔人數更多，加上家人團聚，逐漸形成氣候；二來是新來難民；三來還有中東富戶到瑞士置業。他們不一定完全是入籍國民，也可以是永久居民、勞工、難民，乃至非法入境者，構成的社會矛盾此刻並不尖銳，但潛在問題並不少。

此間輿論針對的，觸及全方位融合政策，首先是愈來愈多的清真寺從何而來。瑞士鄰國奧地利右翼近年得勢，立法規定宗教場所的資金來源必須公布，以杜絕清真寺成為激進主義溫床，但瑞士沒有類似法規，令清真寺逐漸出現一些激進教士或KOL；約9年前的清真寺宣禮塔禁令公投，不過是冰山一角。例如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創辦人的孫子，以瑞士為活動平台，宣揚激進思想，一直被政府監控；又有來自利比亞的難民教士鼓吹針對其他宗教的仇恨，不懂法語、德語，卻以瑞士政府援助為生，引起的不滿，完全可理解。

至於瑞士是否容許穆斯林婦女帶面紗，也和鄰國法國一樣，成為爭議題目。一些瑞士地方政府曾立法通過禁令，又被其他機關扭轉，目前的折衷方案，是政府部門有權讓穆斯林婦女拉起面紗檢查。加上一些富有穆斯林遊客的瘋狂購物行為，毫不尊重本地文化，容易惹人口實，亦不在話下。

其實瑞士穆斯林的融合情況，在歐洲各國當中相對理想：根據Religion Monitor的數據，只有17%瑞士人不願意當穆斯林的鄰居，這在今日歐洲而言，比例已經甚低。但瑞士國情獨特，德語區、法語區形同兩國，而德國、法國都是極右思潮興起之處，影響所及，瑞士很難獨善其身。加上瑞士以直接民主自豪，事無大小都由地方政府舉行公投，穆斯林問題很容易成為地方議題。這些潛在矛盾，只要發生一宗涉及穆斯林的大規模恐襲，恐怕足以令輿論完全扭轉。

小詞典：瑞士叫拜樓禁令公投

2009年，瑞士聯邦政府舉行全國公投，表決是否禁止清真寺興建叫拜樓 (Minarets)，以保全本國傳統文化、加快穆斯林融入瑞士社會，結果以57.5%獲通過。政府官方態度本來反對議案，認為有違瑞士多元文化精神，但公投通過後，亦宣佈全面實施禁令。

陰謀論主流化：「Q」在美國崛起之後

不久前，出席一個國際關係講座，通常這類場合的觀眾提問相當主流、嚴肅，那天卻首次遇到一位朋友問「骷髏會怎樣控制特朗普」。當然，筆者對陰謀論的故事也感興趣，但一直假定兩個世界互不交接，從那一天起，才知道這假設和無數舊規範一樣，在新時代已不存在。早前特朗普出席一個活動，獲大批支持者舉牌自稱陰謀論網絡「Q」成員，震撼美國主流媒體，正是同一回事。

並非全然天馬行空

「Q」全稱「匿名Q」（Q Anonymous），即「QAnon」，使用英文字母「Q」是因為美國能源部的「Q級別」授權人士，才能接觸最機密資訊；此外在流行文化，電影《新鐵金剛》系列加入的新角色、和「M」齊名的電腦奇才，也是「Q」。作為一個虛擬網絡，QAnon出現在社交媒體還不到一年，源自美國討論區4chan、8chan（可看作香港的高登、連登），發起者聲稱就是能接觸美國能源部「Q級別」的神秘人，暗示具有特殊身份（也可以是有特殊技術的黑客），並通過這樣的角色設定，不斷散播陰謀論。

QAnon的陰謀論並非原創，而是把美國長期存在的耳語運動、捕風捉影具體形象化，主軸是對一切建制、主流的強烈不信任，世界觀極其犬儒，把主流英雄演繹為大壞蛋，主流社會的爭議人物則被捧成小圈子英雄。在QAnon的世界觀，真正控制美國的是一個「Deep State」，這些精英操控權力核心，無論誰當選總統，都不能超越他們的控制；現任總統特朗普正是用自己方法對抗「Deep State」的超級英雄，所以必須全力支持。

不得不承認，陰謀論也不是全然天馬行空。五十年代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曾公開警告，要正視「鐵三角」集團：軍事—工業—行政的既得利益者；而在非主流媒體，骷髏會、主業會、共濟會、聖殿武士一類，都是「解釋」任何國內外問題的百搭答案。

僅「新時代」的開端

近年這類陰謀論網站愈來愈盛行，特朗普賴以起家的極右網媒，多少都「兼營」陰謀論內容增加流量。大行其道的Netflix網劇《紙牌屋》，到了第五季最後一集，居然也訴諸陰謀論，講述總統Underwood面臨彈劾下台，卻說自己能「更上層樓」，通過「外部團隊」，繼續控制國家，反映「主流」和「非主流」、「嚴肅」和「陰謀」之間的界線，已經愈來愈模糊。

這次QAnon支持者大舉走出網絡，在現實世界集會支持特朗普，不過是「新時代」的開端。這類陰謀論組織在未來的各國政治，恐怕會扮演愈來愈重的角色。正如本欄不斷談論，在全球化時代，已不存在教科書式的「左vs右」意識形態鬥爭，即使是「本土化vs全球化」論爭也只是掩眼法，真正本質不過是「贏家vs輸家」的對立而已。無論遊戲規則是怎樣，世上的輸家永遠比贏家多，而沒有losers會承認是因為自己能力不足而淪為losers的，只會訴諸不同藉口。只要把情緒引渡到某方向，例如針對跨國貿易、傳統精英、地產霸權、少數族裔或任何對象，有了對立面，動員力可以無窮盡。

陰謀論古今中外層出不窮，但在舊時代，這題目在書局被分類為「cult」，出現在嚴肅場合（例如剛談及的國際關係論壇、或美國總統出現的集會）會淪為笑柄，一道無形的牆，有效令陰謀論者停留在自己的世界圍爐取暖。但社交媒體的演算式卻打破了這道牆，宣講政治立場、意識形態的社交媒體要增加流量，反而要主動和陰謀論者結盟，最初從挑戰建制、傳統精英的邊緣聲音開始，慢慢下來，由於數據會說話，連主流精英也逐漸「陰謀化」。

這樣一來，對我們的世界觀是顛覆性的。以特朗普本人為例，他一方面是最建制的人：美國總統、富商巨賈、娛樂大亨，另一方面卻是陰謀論大師，質疑所有精英主導的主流媒體是「fake news」。但打破了CNN一類媒體的公信力之後，特朗普也不可能成功樹立自己陣營的公信力，結果，令世人習慣了懷疑一切，再沒有任何可靠渠道了解「真相」。面對虛無縹緲、彷彿離地萬丈的深層議題，一般人比從前更傾向用自己能理解、也就是最膚淺的方式自圓其說。

我們在社交媒體參與多年，早已習慣了個人層面的陰謀論和負能量：任何人的成功都是因為父幹、家庭有錢、秘密組織或黨安排、同時成功人士又都在掩飾本身很失敗…… 隨便到一個討論區瀏覽，這種情緒是絕對主流。當這類思維被引導來影響現實政治，美國失業率上升是因為墨西哥非法移民、生活水平下降是因為中國崛起、政府未能回應挑戰是因為「Deep State」既得利益者賣國、環保標準降低競爭力所以氣候變化是一個騙局…… 久而久之，特別在民主國家，這類「邏輯」，可能慢慢取代精英處理的「真實」世界，一切舊倫理就慢慢崩潰。

QAnon一類陰謀論者和從前「losers」不同的另一點是，他們乾脆放棄主流認同，也不希望在主流社會向上爬，因為心底裏知道沒有能力在「真・社會」立足，卻發現只要集中壯大自己圍著的「爐」，「優化」小圈子，也可以加強身份認同，乃至有具體得著：成為陰謀論KOL可以衍生具體收入，乃至創業成為「新傳媒大亨」、出產紀念品，有了支持者可以和主流政客討價還價，還能與暗黑勢力（黑客）結盟加強震懾力…… 一切一切，已經是另一個生態圈。

我們應如何自處？

二十年前的我，也許會給予很主流的精英答案：不必理會losers，只要努力發奮向上，以憐憫之心俯瞰蒼生就足夠云云。但了解到新時代法則，我們的態度必須與時並進：一方面，固然要保持主流社會的身份，engage傳統精英，但與此同時，也必須加入不同「hooks」，引誘losers去通過回應，去推高演算式賦予我們的影響力，這就是上一代始終不能掌握的「否定的肯定」。由於losers是結構性存在，我們計算公式時，不要有「教化萬民」的學究情懷，也不應直接得到他們加持，如何拿捏分寸，很考功夫。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建構一個平行時空的「losers」分身，去配合「贏家」身份陰影互補。這道公式，正是特朗普目前在做的事，明白的，自然明白。

小詞典：QAnon陰謀論

QAnon相信美國Deep State是一個孌童集團，政商娛樂界互相勾結，也是為了自己的「共同興趣」。這類故事並非新鮮，例如一部新福爾摩斯探案小說《絲之屋》，就是以孌童俱樂部x權貴集團作為大反派。此外，QAnon認為北韓領導金正恩也是美國Deep State成員，特朗普表面上的對手、通俄門調查員米勒卻是他的秘密盟友，其實在暗中調查奧巴馬，總之一切都是平行時空。

列支敦士登的中國遊客

作為集郵愛好者，歐洲小國列支敦士登絕對是一個聖地。這個一度靠印製精美郵票解決戰後財政赤字的神奇國家，近年已成為全球最富有國家的最前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長期居於世界第二、三位，通過成為瑞士式避稅天堂、金融中心，奠定了在國際關係的獨特地位。

經過多次在瑞士、奧地利過其門不入，日前終於有機會踏足這個小國，最深印象卻不是它的郵票，而是那裏的「中國化」現象。

在列支敦士登首都瓦杜茲（Vaduz），也就是那一兩條街道上，在小廣場中心，赫然樹立了兩面大國旗，一面是列支敦士登，另一面是中國。列支敦士登是瑞士、奧地利的雙重內陸國，使用瑞士法郎、說德語、和意大利距離也近，但這些國家的國旗都沒有出現，反映中國的地位是何等特別。

這兩面旗幟，也就成為無數中國遊客的「打卡」景點——是的，「無數」，相對這個3萬多人口的小國而言，中國遊客的數目多得不成正比，碰口碰面幾乎都是說普通話，而且是一車車旅遊車送過來。

列支敦士登的商店也充滿了中文字，中文出現的頻率甚至高於英文，連地標的官方介紹也有中文，支付寶也開始被使用，不少景點都貼上微信公眾號的推薦，一時間，完全感受不到身處歐洲。

由於中國遊客如此眾多，列支敦士登連「國寶」郵票也要更改路線，自從多年前推出第一套十二生肖郵票大受歡迎，每年最暢銷的幾乎都是生肖郵票，連帶每年郵票目錄的正中位置，都被生肖郵票佔據。國立博物館的特別展館，也變成中國文化展，有書畫、有旗袍，以彰顯「中列人民友誼」。

為甚麼中國遊客這麼喜歡列支敦士登？原因自然不是因為國際視野，相信不少遊客甚至不能說出這個國家的名字。近年中國崛起，有消費力的遊客越來越多，歐洲各國爭相招手，包括列支敦士登，這是事實；但這迷你小國既沒有獨特景色、歷史名勝，一般中國遊客也不大喜歡郵票，究竟憑甚麼競爭？

原來最重要原因，是內地遊客很喜歡參加「歐洲十國團」，逗留列支敦士登一個小時，就多到一「國」，這既符合遊客的另一種「集郵」心態，也讓旅行社多了取巧空間。加上列支敦士登是公國，保留了歐洲王室的傳統，這對中國遊客而言，又有特殊吸引力，因為在眾多還有王室的歐洲國家當中，列支敦士登的「王家設施」，卻是最容易接觸的。當地人也樂於配合，除了在精品店特別設置「王椅」，供遊客拍照，管治者也推出王室旅遊套餐，以儘量滿足遊客心態。何況列支敦士登面積雖小，但中國遊客會出現的地方更聚焦，對本地人影響有限，消費完了匆匆離開，自然很受歡迎。

其實在過去幾十年，美國何嘗不是通過遊客，把大量地方變成迪士尼式景點？例如曾到過的加勒比海荷屬聖馬丁，又或和美國關係密切的巴哈馬，幾乎都成了應酬美國遊客的主題公園，再也找不到多少本土特色。相較下，列支敦士登「中國化」卻很精算，讓出一條大街弘揚「中列友誼」，本國其他地方則毫無改變，雙方各取所需，很是聰明。

小詞典：列支敦士登公國

全球第六小的主權國家，面積160平方公里，僅略大於香港島，人口只有3萬，人均GDP則超過9萬美元，屬全球最富有國家之一。列支敦士登於1806年正式獨立，前身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個小邦國，拿破崙戰爭後取得獨立身份，早期屬奧匈帝國附庸，奧匈瓦解後改為與瑞士整合，目前與瑞士經濟幾乎共同運作。

MSCI新興市場指數：沙地阿拉伯篇

早前世界盃期間，筆者談及美國MSCI把阿根廷重新納入「新興市場指數」，其實與此同時，另一隊打入決賽周的國家沙地阿拉伯，也被同步納入該指數，對當地政治經濟的含義同樣巨大。MSCI的舉動，普遍被視為對沙地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的改革投下信心一票，未來沙地將佔指數大約2.6%，與墨西哥同樣排在俄羅斯之後，反映作為20國集團（G20）唯一中東國家的沙地，正逐步躋身世界經濟體前列。

還有其他對手

筆者多次談及易儲後的沙地，因為該國的不可測性甚大，穆罕默德可以成為破壞區域穩定的催化劑，但也可以是改革天使，起碼在這一刻，MSCI似乎認為他是後者。穆罕默德銳意扭轉以石油為主的經濟結構，投放大量資金經營金融市場，吸引外國資金，令以往作為世上管制最嚴厲市場之一的沙地逐漸被拆牆鬆綁。

其實，沙地「改革開放」並非始於穆罕默德，2008年就容許外國投資者間接投資股市，2015年全面開放市場，但整個營商環境，例如建立經濟特區、大舉反貪腐、放寬對女性自由的限制等，卻是他開始改變。

今天沙地擁有中東最大的金融市場、百多間上市公司，2015年估計市值達5320億美元，2018年更上升了13.3%，西方資金視之為藍海。直至今年4月，沙地指數基金（ETF）表現為全球第二好，現在MSCI配合穆罕默德一唱一和，加上倫敦富時早前已宣布，沙地將於2019年3月加入其新興市場指數，勢令沙地市場更受追捧。

然而，沙地要發展成經濟大國還有一大段路要走。目前指數包含的大多是能源公司，國營沙地阿美（Saudi Aramco）是左右指數的最大因素，某程度上依然是單一經濟體。假如沙地能成為伊斯蘭金融樞紐，定必吸引更多資金，但要成為伊斯蘭金融樞紐的不只沙地，還有馬來西亞、新加坡、土耳其，甚至伊朗等對手，新加坡尤為市場首選。伊朗這片「更藍的海」，卻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推翻奧巴馬時代達成的協議，被迫暫緩改革開放步伐，沙地在其中推波助瀾的角色也呼之欲出。

投說到底，投資沙地的風險始終甚高，薩勒曼本人的野心，正是源頭。他介入也門和敘利亞內戰、圍堵卡塔爾等，都未足以影響投資者意欲，但他在國內其實未能大權獨攬，裙帶資本主義的反撲力度甚大，「新政」能持續多久乃未知之數，隨時一個中型金融風暴，或足令一切推倒重來。沙地目前正以「一國兩制」為藍本，希望建立一些沒有國家安全風險、又能吸引外資的特區，作為實驗品，香港也是參考的「成功案例」之一，但成效如何，非三五年所能評價，當地保守勢力的拖後腿，也非香港、澳門所能比擬。認識一些經常往來沙地的朋友，對經濟前景普遍十分審慎，最樂觀的說法，也只是「走著瞧」。

小詞典：MSCI新興市場指數

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史丹利 (MSCI) 提供不同指數，與標準普爾杜瓊斯、倫敦富時合稱三大投資指數，因不少被動指數基金 (index-tracking funds) 將資金與指數掛鉤，而得到廣泛認受性。MSCI新興市場指數有超過16,000億美元資產追隨，是同類指數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

後AI時代經濟產業：由「高端菲傭」談起

記得第一個孩子出生時請了一位陪月，一個月後傳來賬單：5萬港元。當然，那是包括了膳食費、過夜費等開支，但依然大吃一驚。在社交媒體分享這資訊後，引來相當熱烈的討論。

判斷norms靠什麼

網友的討論，自然集中在銀碼是否合理，但其實有另一個層面更值得討論：在新時代，AI橫行之世，不能被取代的工種，不是律師、教授，而是涉及「人」元素的落地工作。陪月就是一個好例子。

在菲律賓考察，也是思考同一問題。姑且暫不論中國和菲律賓的輸入專才協議何時生效（目前訊息是每名輸入的菲律賓專才，月薪多達1萬元人民幣），單是從現有菲傭的基礎思考，已經有不少值得探索之處。

以家中菲傭為例，她在菲律賓有大學學位，本來在當教師，專業是任教資優兒童，生性極其聰明、靈巧，在香港自學了廣東話，能以雙語溝通，同時音樂造詣不低，會用家中樂器Ukulele彈小曲讓女兒安睡，歌喉亦不俗；而且她似乎有管理才能，自從家中來了第二名菲傭後，她就把「低端工作」外判給新菲傭，自己承擔策劃性、不能取代的高端部分。難得另一位菲傭自願服從「領導」，要理順這樣的關係，絕不簡單。

重點中的重點是，她外貌娟好而年輕，WhatsApp的profile pic很是可觀，比筆者那位寫親子專欄的太太，其實更具備當KOL的條件。然而她的月薪，即使筆者已主動調高以免她跳槽，還是不及太太十分一，易地而處，她如何想，可想而知，只是背後涉及國際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非個人能力所能改變而已。

菲律賓專才是否命中注定只能當菲傭？當然不是。政治心理學有一個很實用的理論，說每一個人所認知的「常態」，往往由童年回憶、成長期發生的大事，來判斷什麼是「norms」。筆者一代人覺得新一代不應沒聽過「四大天王」，也認為香港「一國兩制」長存是理所當然，但其實，一切都不是必然。

菲律賓的前輩告知，在五、六十年代，馬尼拉依然是「亞洲國際都會」、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也選擇馬尼拉為總部之時，真的出現過「港傭姐姐」。當時菲律賓披索兌港元的匯率大概是1:3，現在卻是6.5:1，箇中的差距，反映了這些年來的此消彼長。但世事無常，按目前發展趨勢，菲律賓本土薪酬已持續上升，雖然出現「港傭」不大可能，但台灣出口「台傭」到菲律賓富有華僑之家，卻指日可待。

要是像我家菲傭那樣的專才不再當傭工，改當高端「家庭教師」，人工雙倍，身份改變，一切卻豁然開朗：菲律賓專才依然有意欲出國，薪酬和本土依然有大幅距離，而且能在傭工當中分流，出現上流空間。這樣的「高端菲傭」，只要有具公信力的認證機制，相信會受不少中產家庭歡迎，也可正名為「家務導師」，得到類似英國貴族家庭的管家地位。這才是落地的國際關係。

小詞典：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1966年成立，屬於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延伸體系，官方目的是促進亞洲開發、社會發展，由日本牽頭，總部設在菲律賓馬尼拉，實際操作主要是由日本對東南亞國家貸款，美國則通過影響日本經濟，間接維持亞太區的區域秩序。年前中國建立亞投行，原因之一，就是打破美日體系通過亞開行的區域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