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期間，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貌似暫停，沒有停的，卻是急速一國化之道。日前以「古法」凌晨拘捕中區區議會主席一事，或許是「23條分拆上市」的里程碑；疫情期間，繼續擴大警權，去逐間食肆巡察食客距離是否有1.5米，司馬昭之心，亦真港人皆知。耶魯大學教授Timothy Snyder的《暴政》一書，說的正是逐步走向暴政的這種過渡期，但香港終點在哪裏，卻不一定是作者不斷舉證的納粹德國、共產蘇聯，而是我們談論過的「獨裁者2.0」。
獨裁者2.0在香港：管控專制的成形
這名字延伸自William Dobson的《獨裁者的演化》一書，講述普京一類現代獨裁者貌似不會徹底獨裁，卻懂得提供無關痛癢的可控式「自由」、「民主」，增加政權的表面認受性，再配合體制外的民族主義群眾運動，來達到更有效率的全面操控。中國自然也屬同一模型，經武漢肺炎一役，更被不少粉絲肯定為「大獲全勝」。牛津大學學者Stein Ringen認為普通的「autocracy」，不足以形容中國國情，特別創造了一個名詞：「Controlocracy」，去講解中國的「管控專制」。
這模式最「成功」之處，就是不用政權親自下令每一步怎做，只要依靠無所不在的監控部門製造白色恐怖，就會讓人民知道「政治不正確」的嚴重代價。加上半操控、半自發配合官方文宣的網絡民粹主義者，讓全體人民互相檢查、自我審查，從而達到「全面管治」、「依法施政」、「社會和諧」的目的。表面上，中國沒有北韓獨裁，人民畢竟享有網購、看電影、甚至隔靴搔癢零星罵政府的自由，只是當任何公民社會、群眾結社、乃至網絡大V粉絲群組織起來，壓力就接踵而至。
在Controlocracy，政權最大訴求就是維持自身的壟斷性管治，任何有潛能得到集體支持的個人、議題和組織，都是對手。只要個體與個體之間互不信任、高度斷裂，缺乏自我生存的能力，除了「信政府、唔怕」之外別無選擇，自然而言就不敢發聲；即使有個別雜音，也可消滅於萌芽狀態。慢慢下來，政權希望大多數人會滿足於對內有消費自由、對外有「大國」虛榮的純物質層狀態，不知道在吃喝玩樂之外，還有真正的人生意義。
但這是你希望出現的新香港嗎？
沒有民主、也有自由 –> 沒有民主、更無自由
當北京聲稱要「全面管治」香港，同一個Controlocracy模型，在2019年6月之後，已經全速運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曾說：「或許香港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但事實上香港長久以來一直不折不扣地享有真正及實質的自由。」這句話，加上前文後理和修正，未嘗不正確：香港「確實」（不是或許）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也就是一切），但1997年前的香港，起碼在六七暴動之後，一直享有真自由。
記得我們讀書時，固然有不少老師天天滲透愛國情懷，但第一次是聽到「港獨」概念，同樣是從小學老師口中道來（好像是說「香港人口到了600萬就可以獨立」），至於支持民主更是不在話下，一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時不少人一面支持民主運動，一面走到深圳、東莞設廠做生意；演藝人搞完六四晚會，就搞華東賑災籌款；當時的港產片，都是給真香港人看的，沒有任何禁忌。一些左派前輩經常說，雖然他們的意識形態反對殖民管治，但對英國人的智慧、胸襟、管治模式都很佩服：港英不容許他們掌權，但刻意留一條生路，讓他們放手搞生意，或成為專業人士，利益均沾，社會壓力就不會爆炸……
俱往矣。
現在的「新香港」，不但沒有張建宗口中的「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連「真正及實質的自由」，及最根本的「免於恐懼的自由」，都已陸續失去。我們的指導思想，正是「一國」的Controlocracy，而這些做法，都是香港六七暴動之後從未出現的。
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沒有任何減壓閥，能長久嗎？
第一個特徵，就是從根本經濟狀態打壓。例如在教育界，即使參與合法遊行示威的老師，也會被放上所謂「暴徒網」起底；在私人社交媒體向朋友分享，也會成為罪狀；然後辦學團體和政府會施壓，不續約、不續牌，成了Controlocracy的王牌。同一邏輯，適用於參與集會的公務員，適用於合法罷工的醫護人員，適用於任何需要專業資格的工作，也適用於任何業務要依靠中國市場的商業機構，無論是國泰還是銀行、演藝界還是體育界。結果，《基本法》明文賦予的各種權利，都成為一紙空文。由於香港是中產社會，稅率低而房價高，生活指數驚人，對穩定工作、私人物業的依戀，比任何地方都要嚴重。這種不敢言、不敢行的恐懼，任何文明政府都知道是病態行為，在新香港，卻迅速變成常態。
另一個特徵，也是針對人性對穩定的根本依戀：昔日香港人普遍追求安居樂業，「上岸享福」，一旦衣食無虞，往往更暢所欲言。但據一些親北京權威人士不時放風，雖然香港是自由港，也沒有中國的外匯管制，但只要以「國家安全」這「一國」之名，或類似「洗黑錢」、「金融反恐」一類罪名，就可以凍結戶口。本來這類罪名的門檻很高，但近來的門檻卻越來越低。任何法律系統，都有備而不用的非常條文，要社會尊重法治，政府必須對非常手段克制。在採用普通法的地方，只要檢控機關厚著面皮不斷製造案例，甚麼都可以說是「依法」，結果即使無須擔心經濟的人，包括富有的上位者、或工作彈性的slasher，只要政治不正確，也隨時面對經濟封鎖。明眼人自然懂得儘快將資產大部份轉移海外，但動輒得咎的陰影，依然也令所有人倍加謹言慎行。
Controlocracy的主體行動者不一定是政府，通常包括一眾白手套。就像在俄羅斯，普京偉光正，異見人士面對的毆打、滋擾、乃至暗殺，都是種種地下勢力所為，表面上，一律與政府「無關」。在互聯網時代，中國處理這一套，更是淋漓盡致，靠的除了原始的群眾鬥群眾公式，還與時並進：月前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的文章，就稱之為「大資料極權主義」和「微信恐怖主義」。任何稍微偏離政府主旋律的言行，有了這兩大武器，都會被拿到網上批鬥，由於網絡影響無遠弗屆，後果比單單失去某種工作、某些金錢更嚴重，對個人私隱更是完全無視。這恐怕也是香港的深藍陣營公然建造「檔案庫」的原因。
資訊科技在自由社會，會成為促進公民社會、思想解鎖的裝備，但在Controlocracy，卻反而成為進一步限制思想、言行的幫凶。又是表面上，這些又是與政權「無關」，但政權對他們的差別待遇，卻是唯恐不夠顯明。此所以「光頭警長」身為公務員，可以公然在微信鬧政府、鬧上司，公務員工會卻被政府警告；公然對反對人士說「殺無赦」、「藤條教訓」的人逍遙法外，中西區區議會主席卻因為牽強得多的「理由」被羞辱祭旗。
林鄭政權也許深信，識時務者為俊傑，卻不知道曾經滄海難為水，半緣修道半緣君。君，自然都是真香港人。
明報筆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