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濟貿易戰@美國經濟範式戰

【咫尺地球】美國剛對多項中國紡織品啟動「緊急防衛」（Safeguard）措施，愛國媒體不是演繹為美國對華不友善，就是歸咎於華府的利益集團政治。經濟期刊指出這是國際社會對WTO的「反挑戰」，甚或認為戰爭象徵國際自由主義的下坡路。它們的前提，似是認為「緊急防衛」只是純粹的利益回應。

這其實忽視了歷史上美國經濟範式轉移的總趨勢。

保護企業 保護消費 保護生活指數 保護生活價值

克林頓幕僚莫理斯（Dick Morris）的正牌《新君王論》一個不起眼的章節，曾粗述美國政治經濟的整體改變。在19世紀，聯邦政府的國策就是保護大企業，不少老牌企業都是在那個年代起家，而選民也願選擇保護企業的總統。到了20世紀初，特別是威爾遜總統任內，國策變成保護消費者，更加講求市場公平交易。60年代則出現「確保經濟安全」的思想﹕只要國民生活指數提高，則一切安好。

到了冷戰後的90年代，莫理斯認為焦點變成「促進生活型態的改善」，也就是由「社會決定論」取代「經濟決定論」，因傳統的左、右經濟思想都已變得不再重要，令靠反左/反右維生、通過打倒別人才找到自己生存價值的過氣人物，都不能再煽動左/右民粹主義——包括針對外來入口的經濟民粹主義。

布殊的外交政策貌似強硬，但「硬起來」沒有改變所謂「大議題」（Great Issues）時代已逝的軟事實。美國民眾感興趣的經濟議題，十年來，都是延長家庭休假、增加警察名額、社區大學成人教育費用可以抵稅一類天天下載的生活議題，因後者才能直接提升他們的生活價值。

說了這麼多，我們應發現很多人眼中的中美貿易戰，都以為這個美國還是20世紀初葉或中葉的美國，即首倡「消費保護」或「經濟安全」的美國。事實上，今天的美國人確對中國入口有一定保留，但原因並不（單）是「一小撮」反華商人或議員作祟，或純粹要保護「本土紡織品」，而是他們相信對中國入口的「緊急防衛」，能夠「促進生活形態的改善」。

威權政治支撐的自由主義﹖

美國人看到在怎樣的長遠前提下，美國產品才能夠在WTO框架內和Made in China的廉價貨競爭，也就是讓美國經濟滲入遠東公式——而在他們眼中，這自然是倒退。他們認為中國貨物得以價廉物美在國際「自由」市場競爭，是一個雙重弔詭﹕全靠中國政府在國內+國外的威權管治。國內指的是中國政府雖然N個「為民」，但依然嚴格控制內部勞工活動，同時防止寡頭資本壟斷的出現，一切「公平競爭」，所以成本才得以降低。國外指的是中國堅持人民幣匯率，國際市場的國貨才得以兌換便宜。

無論中國政府派多少公關宣傳中國自由市場，對美國人來說，這都是諷刺﹕問題不是中國不尊重自由市場，而是他們認為中國的「自由」，全是國家宏觀干預「拿着自由反自由」的結果。

這並不是說美國人因為認為中國政府這些舉措不道德，所以才默許「緊急防衛」——這又是過時的冷戰思維。他們真正關心的，其實是新保守主義管治下的自家布殊政府，會否因為要回應中國貨品的挑戰，而東施效顰，對內加強工會的監控，對外讓格林斯潘和周小川單挑決戰，讓他的管治更加威權化。這樣的前景，配合數年來布殊的作風、布殊主義的國風，才令人憂慮「生活形態的改變」。

此所以中國紡織品進口對美國消費者可能有一定實惠，一些在中國設廠的美商還可能有點甜頭，「緊急防衛」亦有違美國一直對外宣傳的自由貿易原則，但美國政府這個舉動，還是被國內「充分理解」。若中國外交決策者依然以泛利益角度或權力鬥爭角度解讀中美貿易戰，就好像美國漢學家依然按階級鬥爭或姓資姓社閱讀中國政治，只是「西方主義」與「東方主義」的對決，大家都活在空中樓閣之內。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新曼聯Vs新車路士﹕「身體國家」與「頭腦國家」

【咫尺地球】英國足總盃塵埃落定，美國老實商人格拉沙(Malcolm Glazer)收購曼聯卻餘波未了，領隊費爵爺前程未卜，球迷則不斷向新班主說「不」。那邊廂，聯賽冠軍車路士的俄羅斯班主艾巴莫域(Roman Abramovich)卻成為英雄，球迷紛紛自稱「Roman's Russian Army」。撇除兩人的計算、懸殊的財富、人生的污點，英國球迷厚俄薄美，反映了全球化時代的兩大足球企業，將扮演不同的「準國家」或非國家個體 (NSA)角色。

英國球會「NSA化」的源頭始於1992年，其時足總成立超級聯賽，球會的社團屬性愈來愈小，上市公司成分愈來愈大，而且缺乏西班牙甲組聯賽那樣的會員制從中平衡。問題是球會支持者對上市公司的社會依賴並未有替代，球會企業則成為所在城市的真正支配者，外來班主便容易成為角色失衡的眾矢之的。

槓桿收購的連鎖效應

艾巴莫域購買車路士的承諾是為球會償還債務，格拉沙入主曼聯卻帶來巨額債務。他的收購模式是商業世界典型的「槓杆收購」，也就是通過不同對沖基金的5億多英鎊貸款，蠶食原來股東的股權，每年要繳交的利息足以購買兩個碧咸。美國商人只是槓桿支點，即使把曼聯名義上私有化，真正操控曼聯的已變成隱性銀行。

「車路士國」數年內的發展方向依稀是大政府模式，由班主的身家作為啟動基金，建立多元業務，短期內刻意繞過市場，投資都是外向型。槓桿支撐的「格拉沙@曼聯國」卻明顯大市場主導，他的市場能力就是以內向型為主，球場球員球衣球迷球賽轉播，一切取之於民。二人的理念，好比經濟學家凱恩斯和凱耶克的南轅北轍。

持續發展與索羅斯現象

車路士高價聘用歐聯冠軍領隊摩連奴過檔，還把曼聯的行政總裁簡安高薪挖角，目標是確立可持續發展力。若車路士是艾巴莫域體育集團的主幹，它可說正在全球建立支幹，包括由同一資金附屬的巴西球會哥連泰斯、俄羅斯球會中央陸軍訓練廉價優質球員，連南韓球隊三星的合作也不錯過，因為背後有Samsung手機的支持。

根據格拉沙收購美式足球隊坦帕灣海盜的往績，他確實也會高價買入頂級教練和球員，不過對一切配套項目都無心經營，包括讓球場滋生老鼠，致令球隊喪失主場。選擇祖家美國贊助商時，他似乎也不會像車路士那樣着重長線投資，甘願繳付賠償金和球衣贊助商Umbro毀約，改簽Adidas。

事實上，近年列斯聯由歐聯分子降班踢甲組、由借錢買球星到放棄青訓，索羅斯旗下對沖基金對亞洲的影響，都是如有雷同的不幸案例。

坦帕灣老妖與俄版哈馬斯

本欄曾經介紹艾巴莫域的財富來歷大有問題，不過他無疑相當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因為他有意識建立一個準國度取代俄羅斯的根本，以免侵吞國家石油的往績被翻舊帳時一無所有。有了這樣的背景，車路士經常以慈善面貌出現於本土社會，恰似激進組織哈馬斯在巴勒斯坦社區的公益形象，無論動機如何，公眾的觀感自然愈來愈好。

格拉沙的槓桿收購則不可能如此效法，因為「責任」只可能轉移至槓桿另一端，也就是所在地居民。例如他曾經承諾為坦帕灣興建新運動場，結果成功收購球會後，卻恐嚇當地議會把球會搬遷，最後市政府唯有「科款」4億美元越俎代庖興建球場，羊毛還是出在納稅人身上。格拉沙入主當地7年，提高票價5次，獲得「坦帕灣老妖」之稱，自不為奇。

美國政治學者Richard Rosescrance 把21世紀形容為「虛擬國家」的年代，其中又分為中國一類提供廉價資源的「身體國家」，和新加坡一類提供中介服務的「頭腦國家」。

將這個概念應用在足球企業，車路士和曼聯實際上都是虛擬國家，不過曼聯的持續發展潛力可能就是自己的身體，車路士卻正在將整個球會化為頭腦，從而拓展其他跨地域、跨媒體支幹。有了這樣的背景，曼聯是足總盃冠軍還是亞軍，who cares﹖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阿拉伯南美宣言﹕結盟﹖一夜情﹖

【咫尺地球】數天前，第一屆南美—阿拉伯首腦會議在東方各國忽視下完滿結束，34國領導人簽訂《巴西利亞宣言》，宣告兩地自此患難相扶。表面上，兩地關係異常薄弱，但只要把會議成果與兩地接觸史交叉參考，這種「南南合作」(發展中國家間的合作)便顯得有一定針對性。

南美—阿拉伯接觸史

歷史上兩地最有效的合作，除了冷戰時一系列形式主義的南南會議，當數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1960年的成立。當時五大創會國是兩伊、沙特、科威特和委內瑞拉。組織雖以阿拉伯國家為主，委內瑞拉卻一度扮演主導角色，當時委內瑞拉總統巴坦各特 (Romulo Betancourt)成立國有化石油公司、再在全球搜尋奧援，正是OPEC的成立背景。在美國眼中，1973年的石油危機，可算是阿拉伯和南美聯手背叛。然而OPEC近年聲勢減弱，同屬南美的厄瓜多爾於1992年退出，世界各地亦紛紛發現新石油。《巴西利亞宣言》多少有通過建立新框架重新刺激OPEC 式卡特爾經濟的意味。

另一種是純政治接觸，以現任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為路線代表。他上台後走反美路線，接觸所有美國敵人，2000年更成為海灣戰爭以來首位訪問伊拉克的民選領袖，與薩達姆稱兄道弟，又獲薩達姆親自駕車迎送。這次巴西會議後，查維斯私人「補充」了一道宣言，鼓勵成立「反帝國主義陣線」，以填補冷戰後的國際空間。雖然如此「明目張膽」不可能為大會官方接受，但會議的反美基調依然強烈，例如東道主巴西總統盧拉拒絕美國觀察員，兩大陣營對巴勒斯坦問題和福克蘭主權問題交換支持，阿拉伯各國力挺烏拉圭候選人執掌世貿，雙方聯合要求聯合國主持反恐會議「界定」恐怖主義(也就是間接否定布殊的定義)等。這些姿態已算是近年罕見的大動作。

南美阿拉伯的地下網絡

西方真正擔心的，卻是南美和阿拉伯的地下聯盟。

近代把南美和阿拉伯連成一氣的，應追溯至二戰，當時兩地都成為交戰雙方爭取對象。南美固然是美國後院，各國軍政府卻普遍同情納粹，特別是阿根廷幾乎成為德國支部。同樣，阿拉伯各國表面支持同盟國，加入英法宗主國軍隊，不少阿拉伯領袖卻參與軸心陣營，希望藉此爭取獨立和反對猶太人立國，最著名的是「巴勒斯坦之父」阿敏哈辛(Amin al-Husayni)。

納粹戰敗後，大量納粹分子潛逃兩地，例如在阿根廷建立奧迪薩村(Odessa)。這個網絡，即「地下南南合作」雛形。九一一後，美國擔心蓋達和南美毒梟合伙洗黑錢，發動「金融反恐戰」，雖然對象不同，邏輯卻一脈相承。

然則兩地何以在這個時機才發展官式更緊密關係﹖

南北合作‧舊歡如夢

南美和阿拉伯合作，剔出政治泡沫語言，技術上主要是南美經濟共同體、海灣合作委員會和阿拉伯聯盟的經濟整合。它們需要整合，因為34國大多是單一經濟，例如玻利維亞依靠錫礦出口，蘇丹就是販賣禽畜。若這些國家的經濟互補深化成為體系，達致歐盟各國那樣的共榮，這才是南南合作的真諦。問題是經濟學者多認為南南不可能「獨榮」，認為南北對話(已發展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共享) 之下的南南合作，才符合經濟成本。

南、阿雙方的北方伙伴近年正出現「結構性交換」現象。南美原來依靠北美資源，但美國在九一一後更改國策，大幅緊縮「南援」，改為投資泛中東計劃。阿拉伯國家原來的合作對象則是希望東擴南擴的歐盟，一度簽有初步整合的《巴塞隆那計劃》，但受美國阻力，成效有欠顯著，令歐盟決定同步另行投資，在1999 年與拉美各國舉行48國首腦會議，對多國實行「普遍優惠制」，自此智利、墨西哥等國成為歐盟新歡。

過去數年，南美、阿拉伯雙方正在非自覺地交換經濟伴侶，舊歡恍惚如夢。《巴西利亞宣言》一方面固然是宣示「反西反北」的潛在實力聯盟，另一方面則是向各自舊情人、也是對方新情人傳話的一夜情，點唱歌曲不是que sara sara，卻是我等着你回來。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1906年大選對貝理雅的啟示

【咫尺地球】戴卓爾夫人第三次連任時舉起三根玉指，宣告那是戴卓爾主義時代。可惜貝理雅第三次連任卻不能代表工黨的時代，英國政治光譜已面臨推倒重來。

自由黨忽然崩潰之謎

百年前的1906年，英國舉行稱為「卡其大選」的國會選舉，自由黨的金寶班納文(Henry Campbell-Bannerman)贏得399席，開展最後一個自由朝代(1906-1922)。這個自由黨就是現在自由民主黨前身，19世紀初稱為輝格黨(Whig Party)，創始政綱是縮減王權、擴大國會職能，曾在英國民主化和推動「五大改革法案」扮演關鍵角色。名相格雷斯頓(William Gladstone)四任首相，前後在位14年，是為自由黨全盛期。

諷刺的是自中產和工人階級獲得投票權後，普選不再是議題，自由黨失去原來定位，改革被評為「小恩小惠」，被迫愈來愈左傾來爭取工會支持。但自由黨的創黨理念是自由主義，始終不能成為傾向社會民主的工人寵兒，故才有工黨1900年的成立。

格雷斯頓下台後，自由黨積弱多年，1906年金寶班納文大比數當選，其實是一大冒險﹕他把自由經濟上升為跨黨派政綱，希望吸納保守黨支持者，同時與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結盟。但1910年開始，自由黨的票數根本不足以組閣，愈來愈依賴「愛獨」人士，乃至逐漸為後者控制，南愛爾蘭最終求仁得仁。一次大戰爆發後，政府變成聯合政府，一代名相勞萊喬治(Lloyd George)亦逐漸淪為保守黨傀儡。自由黨欲成為「全民黨」而不能，根基反被不斷蠶食，終在1922年大選被保守黨和工黨左右夾攻，全軍覆沒。邱吉爾原是自由黨員，也是在那時改投保守黨。

曼徹斯特的徵兆

貝理雅早已開宗明義與「舊工黨」劃清界線，奉行戴卓爾主義，強調以市場規律提高社會公義效率，並通過黨內改革邊緣化工會的影響，令「新工黨」逐步變成中產黨。據貝理雅自己的著作，他設計第三道路除了是驗證「公義和理性的並存」，也是參考了1945年工黨艾德禮取代邱吉爾的歷史經驗，認為那是工黨最輝煌的片刻歷史，因那時的工黨是「人民黨」。今天學界對這條第三道路有不同批評，但事實上保守黨和自民黨都加以仿傚。保守黨居然同意設立最低工資，自民黨一度銳意吸納綠黨，都是打破二元對立的持續步伐。

這次選舉毫無懸念，但卻出現了一些指標性數字。曼徹斯特除了有曼聯和曼城、費爵爺和奇雲基謹，也一直是工黨根據地，馬克思專門挑選該城作為觀察工人階級被剝削的樣板。這次曼城Withington選區居然落入自民黨，同城其他三個選區的自民黨候選人也出現平均10%的得票升幅，反映傳統階級根據地已不可靠。自民黨證實了同時取悅城鄉的能力，政治版圖的結構性變革已經出現。

自由民主黨捲土重來﹖

正如百年前的自由黨成功蘊藏危機，工黨「全民化」後的社會公義道德高地亦逐漸被自民黨奪取。貝理雅在出兵伊拉克一役與保守黨結盟，更催生自民黨和工黨左翼的策略性同盟。若階級在21世紀不再成議題，工黨的存在價值其實相當模糊，它的「黨性」愈來愈弱，跡近百年前自由黨的迴光反照。候任首相白高敦曾提出放棄右傾思想，就是希望將遊戲放回「正常」規則內。

自民黨有被邊緣化的歷史經歷，看清這是百年一遇的翻身契機，近年成為負責設定議題的玩家，就是希望找尋重新組合政治力量的竅門。它一方面提出多年前工黨的經濟口號，希望將工黨推向右翼、視保守黨為邊緣化的「極右」﹔另也靠反戰獲得來自兩大黨的新票源，嘗試以外交重劃左中右。保守黨也有類似策略，就是等公投歐元和歐洲憲法的一刻，引導疑歐思維，重建二元政治。學術界亦趁這時機重提簡單多數制對兩大黨的輔助已不能與時並進，比例代表制更能反映現狀云云。

中日固然要以史為鑑，貝理雅何嘗不是﹖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