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大選與扎卡維的小格局

【咫尺地球】伊拉克大選千呼萬喚始出來，美國也預料以扎卡維為首的反美游擊隊將大舉搞局。扎卡維策劃了連串中小型襲擊，又對選舉「宣戰」，總算「不負眾望」，只是把選舉形容為什葉派重奪政權的陰謀，卻顯得小家子、小格局。

扎卡維與拉丹雖貌合神離，但拉丹信奉的回教原教旨主義(屬於沙特瓦哈比支派)理論上依然是伊拉克游擊戰的指導思想。雖然沙特屬於遜尼派回教勢力範圍，但由於瓦哈比主義(Wah-habism)具有相當普世性，教義就是號召回教徒拋棄被現代化侵蝕的「伊斯蘭修正主義」，重新按照《古蘭經》和《先知聖訓》演繹衣食住行的真諦，所以往往能超越遜尼、什葉兩派的內鬥，甚至成為整合它們的工具。因此拉丹建立蓋達以來，只會號召信眾推翻腐敗的回教王室，卻甚少參與遜尼、什葉的派系矛盾來「自我矮化」。

扎卡維三度結盟

可是自從薩達姆被推翻，扎卡維領導的伊拉克抵抗運動一直沒有拉丹那樣的明確綱領。初期扎卡維的目標是籠絡下台的伊拉克復興黨。由於後者是典型的民族主義政黨，扎卡維派系的恐怖主義從開始便淡了宗教色彩，淪為單純的游擊活動。到了薩達姆被擒，復興黨勢力進一步式微，扎卡維便更改策略，嘗試參與一系列「聖城保衛戰」。伊拉克聖城一律是什葉派聖城(例如納杰夫、卡爾巴拉等)，所以扎卡維的活動必須與什葉派反美頭目有所配合，其時美國便懷疑他與什葉派反美教士薩德爾過從甚密。美國「解放」納杰夫一役有大批國外武裝分子首先撤離，他們便多是扎卡維部下。

到了這次選舉，連打腫臉充胖子的薩德爾也「從良」，在什葉派大阿圖拉西斯塔尼領導下加入已內定為執政黨的「伊斯蘭團結聯盟」，「積極參與民主伊拉克的建設工作」。扎卡維發現他的盟友只餘下決定杯葛選舉的遜尼派信徒，所以不惜作出大動作，企圖建立「遜尼派統一戰線」，把什葉派與美國並列為敵人。不少人對大量被綁架的外國人(包括周前的8名中國黑工)在伊斯蘭長老會調停下迅速獲釋大惑不解，其實這正是扎卡維的新統戰策略：長老會是遜尼派的權威組織，在薩達姆時代便成為政府與社會的有效中介，雖然政見沒有扎卡維激進，卻同樣不信美國。迄今伊斯蘭長老會、遜尼派第一大黨「伊拉克伊斯蘭黨」和扎卡維確實走到同一陣線來杯葛選舉，反映伊拉克權力分配正面臨徹底的推倒重來。

由原教旨主義到新殖民主義

扎卡維一年來的重重選擇，表面上相當有「策略思考」，實際卻暴露了他的思想真空。在阿拉伯世界，歷史上幾乎從來沒有領袖能夠與宗教主義和民族主義、什葉派和遜尼派、原教旨和長老會同時稱兄道弟，唯一例外是擁有絕對資源優勢的殖民統治者，依靠在上述各派各系之間耍手段來維繫統治。扎卡維「遜尼宣言」的失算，一方面在於他拋棄了蓋達意識形態的劃一主義，只懂得依靠伊拉克內部矛盾來讓漁人得利，令伊拉克人民對整個抵抗運動的終極目標感到迷茫，甚至斷送了蓋達進軍什葉派大本營伊朗的大計。相反阿富汗塔里班發動革命時便不管什麼部族利益，反而多少能激起人民的短暫激情。但更大的錯誤，還是上述策略過分與殖民主義類同，無論是分而治之、還是合而治之，都明顯缺乏宗教使命和感召，容易令伊拉克人民擔心扎卡維空降本地的目的，不過是建立新的殖民管治，而不是像拉丹那樣有一定的普世信息傳播。

扎卡維不斷斬首，樂此不疲，卻在人頭落地時消耗了拉丹辛苦建立的宗教資本、放棄了建立另類而有明確意識形態的伊拉克政權，反而幫了美國塑造伊拉克新政府的權威。無論這次選舉如何混亂、公信力如何低下，美國已達到兩個目的：在伊拉克製造了新的既得利益者(包括靠反美起家的薩德爾)，和令扎卡維的抵抗由普世運動變質為地區性的「無思想純恐怖活動」。

伊拉克中國外勞的先天缺憾

【咫尺地球】8名盛傳是「黑工」的中國外勞在伊拉克被綁架，終於昨天獲釋。不過值得留意的是，雖然中國外交部與數月前處理巴基斯坦人質事件一樣，重提「中國和伊拉克人民大團結」等毛式術語，希望營造中國是第三世界龍頭的形象，不過時移勢易，這種手法的效用已愈來愈低。

外勞在異鄉的成就、乃至在伊拉克那樣的戰亂地區的人身安全，除了與「原產國」的外交政策有關(例如中國在伊拉克戰爭是否左右逢源、是否以和稀泥回應伊拉克人民的要求)，更是由以人為本的「跨文化適應論」(Acculturation)宏觀調控。這理論由心理學家John Berry提出，除了應用於各民族在海外的適應模型，也被應用於工商管理的企業文化。分辨一國外勞的成功指數，可由兩個問題判斷：是否堅持本民族文化的認同，和能否進入新社會獲得認同。從這兩個問題，我們可以把各國外勞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融合型外勞」(Integration)，指外勞出國後既堅持對本民族文化的歸屬感，同時與寄居地主流社會也保持密切關係，在日常生活中兩種文化並存。一般來說，他們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專業外勞。例如在伊拉克，非政府組織的員工都保留母體的生活方式，同時亦刻意融入伊拉克社會，雖然回教原教旨主義者認為這是傳教士式的「無緣無故的愛」，但當事人卻以成功融合兩種文化為榮。除非被無視文明的最極端派系綁架，否則他們獲釋機會相對較高。

第二類是「拒絕型外勞」(Rejection)，指外勞抗拒主體文化的滲透，只願意堅持崇拜自身的文化圖騰。美國派出的承包商和他們的僱員，在伊拉克就是典型的拒絕型外勞：他們都不會在意本土居民的情感，因為他們每天都活在自己的天空，比鄰若天涯。他們是不同派別綁匪的頭號對象，且獲釋機會不高，當地伊斯蘭教長一類地方領袖若不是基於政治壓力，多不會為他們求情。不過他們工作的技術性甚高，且有一定的自救能力，外資保安公司自行拯救員工的案例，在伊拉克屢見不鮮。

第三類是 「同化型外勞」(Assimilation)，指外勞像到了自命文化熔爐的美國，迎接主體文化成為生活主流，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卻變得薄弱。雖然伊拉克現在四分五裂、國家中衰，但它的巴比倫文明和什葉派聖城，還是有能力同化某些外勞，最明顯的例子是巴基斯坦運輸工人。他們人數甚多，被綁指數則相對甚低，幾宗綁架他們的案例都是綁匪自動放人。事實上，他們甚至是反美游擊隊的潛在新血。

這次八名被綁中國人所屬的第四類外勞，可稱為「混沌型外勞」(Deculturaltion)，也是芸芸外勞族譜中最無奈的一群。他們沒有打算、也沒有能力打進當地社會(所以找工作並不容易)，亦明顯不認同當地文化，但進入當地的途徑卻相當個人主導，沒有能力形成一個「拒絕型外勞」的小社區，所以自身文化亦受到一定沖刷。結果負負得不了正，只能成為混沌型、乃至「去文化型」的個體。在亂局裏，他們也易被綁架，卻沒有自救能力，亦缺乏本土聯繫為他們周旋，有意欲同化或「統戰」他們的本土人士同樣不多。

8位同胞不同70年代毛主席支援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建築坦贊鐵路的「融合型外勞」，不同第一代舊金山唐人街居民那樣的「拒絕型外勞」，不同走進美國投資銀行的「同化型外勞」，確實只能寄望中國政府，因為他們與當地和母體都缺乏足夠互動。中國政府要避免國民在伊拉克被綁，除了嘗試在不刺激美國的前提下重整外交方略，花點心思來重新顯示中伊「友誼」，更要檢討整個外勞政策，查找國人淪為「混沌型外勞」的他鄉故事，同時應該不恥下問，向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的外勞經驗學習。

巴勒斯坦民主悖論

阿巴斯當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各國視為意料中事，亦看成是「巴勒斯坦民主的體現」。其實這次選舉瑕疵甚多，不能說阿巴斯眾望所歸，反而突顯了巴勒斯坦民主的局限。

在正常民主國家，哈馬斯那樣的重要派系杯葛選舉已象徵國家分裂。南非結束種族隔離後的首次大選，黑人政黨無論如何也要令白人政黨願意參選，甚至寧願對昔日的「階級敵人」讓步，就是要確立國家的制衡機制在民主制度內，而不是在行政或是軍事機器內。一般相信哈馬斯在巴勒斯坦的支持度超過三成，這樣的聲音不願入建制，不代表它們不願發聲，所以阿巴斯只能靠非建制模型落實政治制衡﹕也就是以自殺式襲擊的數目，作為衡量哈馬斯對政府滿意程度的指標之一。選舉前後，阿巴斯忽然硬起來，重申要在耶路撒冷立國，一反常態地咒罵「猶太復國主義者」，明顯是對哈馬斯的妥協。這個互動機制，才是操控巴勒斯坦的真正「民主」。

巴勒斯坦民主的上下限

巴勒斯坦人對這機制瞭如指掌，大選投票率低於一半也就不足為奇，但這在發展中國家來說卻始終罕見，所以當局一度以「數據混亂」為由不敢公布投票率，害怕輿論譁然。這現象可稱為「鳥籠民主」﹕選舉是公開、公平、公正的，只是被選擇的人不能行使正常政府的全部權力，例如統一境內武裝。在這前提下，投票的選民不但投了給一名候選人，也是認可了鳥籠的上限。

巴勒斯坦國際地位「妾身未明」，令選舉再添一個下限﹕當選人的支持不能過低、或與其他候選人太接近，否則不能營造「獲廣泛代表性」的強人形象，在國際談判桌上也就理曲氣弱。基於下限原則，阿巴斯勸退了同屬法塔赫派系的激進魅力型領袖巴爾古提。這樣一來，巴爾古提人氣反而急升，他支持阿巴斯的條件，包括「巴勒斯坦政府必須在未來的巴以談判中拒絕任何不公平或臨時的協定」，立刻變成阿巴斯的緊箍咒。巴爾古提家族還是巴勒斯坦一大門第，這次票數屈居第二的穆斯塔法．巴爾古提也屬於同一家族，反映阿巴斯雖因為提高下限的「技術需要」而「大勝」，卻已先天與強勢領導絕緣。

巴勒斯坦民主的左右限

何况巴勒斯坦與中國一樣，都有兩套權力班子同時並存。這次選舉的自治政府，全名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1994年成立，理論上是「巴勒斯坦國」立國前的過渡性最高權力機關。由於巴勒斯坦尚未立國，國土存疑，代表「巴勒斯坦人」（包括在全球任何角落）的最高權力機關卻掛起另一副招牌﹕即成立於1964年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也就是曾以第一代恐怖主義「馳名」的游擊隊大本營。阿拉法一直是巴解主席，自治政府成立後也「義不容辭」兼任主席，巴勒斯坦人對「一套班子、兩副招牌」的共產黨智慧早已心領神會。阿拉法死後數日，阿巴斯立刻「當選」巴解主席，據說他的最大優勢是握有「阿拉法遺命」，「當選」前後還有一樁陳水扁式的槍擊事件助興。若他在自治政府主席選舉落選，巴國就會出現兩套權力核心，實在是給巴勒斯坦人民「添煩添亂」。在上限、下限外，巴勒斯坦民主制度也出現了甚有特色的左右限﹕勝出一個宮廷式選舉，就能在全民選舉佔有極大優勢。

結果一堆民主悖論產生了一位民選領袖，這位民選領袖卻不可能解決上述民主悖論。然而在國際社會，阿巴斯真是「眾望所歸」的﹕以色列總理沙龍除了一直對阿巴斯捧場，還多番阻撓正在以色列監獄服刑的巴爾古提參選﹔布殊數年來千方百計邊緣化阿拉法，卻立刻邀請阿巴斯訪問華盛頓。畢竟阿巴斯的得票再高，對他的內部施政也無濟於事，但對以色列和美國來說，被他們視為可塑性甚高的「阿巴斯路線」變成唯一對手，卻是極大幫助。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後現代賑災圖

【咫尺地球】海嘯賑災顯得相當政治化，被「賑」的多方自覺淪為「他者」，賑災的「我們」也確是希望通過下列框架得到回饋。毛主席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所以每次賑災都迎來新的愛，也帶來新的恨。

最為人詬病是賑災現實主義，即賑災國直接獲得可量化的國家利益。案例可追溯至春秋時代﹕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便提出「饑荒時拒絕糧食之接濟尤其可以成為戰爭的導火線」。那時候，賑災是攻城和攻心的雙重工具，既可藉此突襲，又能挑撥敵國內部矛盾。

美國作為全球龍頭，每年有賑災經費，撥款基準也是基於兩大原則﹕與國防預算掛鈎_(例如能否藉此派出軍艦到勢力範圍外以向軍方交代)，以及與經援政策掛鈎_(例如在原有「大哥倫比亞計劃」上再撥款賑災，以便拓展經援外交)。所以新左派一直把富國賑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條件經援和自由貿易主義視為全球化三大剝削。

非西方世界的「類東方主義」

較為人接受的是建構主義，指賑災國通過「善舉」建構國家形象，影響對手對客觀事實的判斷。建構主義者認為他們對冷戰結束居功至偉，因為「資本主義=勝利者」這形象，正是通過以列根為首的公關麻痺蘇聯，形象也就有了威力。中國公告天下「和平崛起」，就是建構盡責大國的形象，來論證下列信息﹕即使武力統一台灣也是和平崛起一部分，並不代表中國要挑戰美國霸業，因為它同時也是國際警察。80年代華府對埃塞俄比亞饑荒的百老匯式援助，對港人來說是認識了一大窮國，對美國來說卻是建構了下列形象﹕它是應付冷戰綽綽有餘的資本強人，並順道揭露共產主義名不副實(埃塞當時為共產政權)。中國賑災建構的道德早有前科可依﹕伊拉克戰爭時，北京一反往常，甚少批評霸權主義，反而大搞「人道主義研討會」，這是被忽視的劃時代轉變，反映其寧可標榜人道主義同情受害民族，也不願舉起反帝反霸大旗，目的正是建構同一形象。

第三個框架屬於權力話語的後現代主義，為了「安內」而不是「攘外」。海灣戰爭時，援助科威特的除了28國聯軍，也包括2000阿富汗聖戰士，當時「科款」的沙特王室便大皺眉頭﹕誰叫他們來賑我們﹖對阿富汗聖戰士來說，蘇軍撤出祖國令他們無用武之地，走到印尼亞齊支援穆斯林兄弟亦不能激起民族自尊，但「援助」科威特則可霎時聲價百倍，因為這個屬於同一文化圈內、而且原本居於上層「尊貴位置」的新「他者」奇貨可居。

香港目前處處「閃耀人性的光輝」，捐款頗為可觀，美中不足的是featuring無人理會烏干達、剛果和盧旺達數百萬人死亡的往績，而被學者和志願團體翻舊帳而已。歸根究柢，布吉島對港人來說，是遠比蘇丹達爾富爾理想的「他者」，因為它可望更可即，當來自第一、二世界的災民被攝影師以第三世界的角度拍攝，佐以《唐山大地震》式中學報告文體，「願你先撇下我，就當我遭遇橫禍」，更能激起潛意識的移情作用。與阿富汗援助科威特類似，這是非西方世界獨有的「類東方主義」﹕目的也是建構一個「他者」的世界，卻不是要建構遙遠的對立，而是令「我們」的邊緣地區成為「他者」，以得到社會凝聚力。一旦「日劇聖地」出現同級災禍，香港的人性光輝只會更為澎湃、比聖戰士援科國更為踴躍﹔日本首相會否和泰國首相他信一樣，因為潛意識抗拒positive discrimination而揶揄救災資源錯配，且容按下不表。

結果我們得出一個悖論﹕連美國為埃塞俄比亞賑災也要搬出當地的基督文化教化國人「那麼遠這麼近」﹔若希望港人關注非洲人禍天災，不但不能過度渲染災區落後悲慘，反而要查找他們的「足」，作為移情的中介。正面說這是「君子遠庖廚」，負面說這是「見牛未見羊」。畢竟對我們的感性和理性，都不應妄自菲薄。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沈旭暉

世紀大災難隨時掀政治海嘯

【咫尺地球】世紀地震和海嘯的善後，是各國綜合國力、執政能力和危機管理的大考。為人忽視的是天災已直接與災區國家的內部危機構成互動，令印度洋各國隨時出現「政治海嘯」。

隨美反恐耗資源無力禦天災

南亞各國勉強能以「國貧」為由，向國民解析海嘯警報系統「不勝負荷」，卻難以自圓其說何以花費大量資源追隨美國反恐，偏偏無視「天然恐怖主義」。資源錯配，牽涉各國的反恐外交、國內的反分離主義，似乎理直氣壯，其實一直蘊含結構性危機﹕因為它們反恐的投資，都沒有產生「經濟回報」的能力。單是印度向西方保證以西式反恐規格保護其資金和僑民，以換取克什米爾反恐的合法性，已是龐大的開支﹔要兌現取締境內灰色金融體系、以免恐怖分子洗黑錢的承諾，又激起傳統部落和種姓矛盾。大國反恐可以促銷新武器，窮國反恐卻不得不淪為「羊牯」，富足如台灣對購買美國軍備稍為表示猶疑，也被批評「不負責任」，一切「開流節源」，餘事可知。結果發展中國家的資源都傾向保護「硬目標」，忽略戰略價值較低的「軟目標」，後者防禦恐怖襲擊和天災的能力，便成為犧牲品。

各國分離組織或藉詞譴責政府

更微妙的是印度、印尼、泰國、斯里蘭卡的重災區都有分離主義活動，印度的宗教基本教義派、印尼的亞齊獨立運動、泰國的南部回教省份、斯里蘭卡的泰米爾游擊隊都可能利用天怒人怨、天人感應一類「警兆」，譴責中央政府「反災」不力，乘勢鼓動悲情意識，要求控制境內資源。各國救災花費太少固然不行，撥款太多卻可能突顯中央政府過往的失德，從而鼓勵問責呼聲，分寸相當難以拿捏。現在的孟加拉國，原來是巴基斯坦一部分(稱為東巴)，令它獨立的導火線之一，就是1970年的一場造成50萬人死亡、100萬人無家可歸的特大風暴。巴基斯坦救援不力，不但造成人道災難，更催生種種「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陰謀論，間接令孟加拉的1971年獨立戰爭成為人類近代史最慘烈的煉獄。

東非各國的連鎖海嘯在十多小時後拍岸，依然造成百多人命傷亡，也是一件「無頭公案」。索馬里的例子便最富啟發性。話說布殊把兩伊和北韓列為「邪惡軸心」後，先後點名了一批「流氓國家」和「失敗國家」，索馬里正是「失敗國家」的代表，因美國根本不承認當地政權有管治國家的基本能力，所以比薩達姆更低一等。問題是改造一個「流氓國家」遠比拯救一個「失敗國家」易，因為前者的國家基建可以「循環再用」，後者卻一切從頭開始。這樣失敗的國家，卻是因為美國在克林頓年代干涉失利後不顧而去、任由其分裂，才令它喪失保護國民的基本能力。須知非洲離印度洋更近的法屬留尼汪島島民獲得充裕警報，還有雅致到高地觀浪。

政治海嘯馬爾代夫最危

最宏觀的政治海嘯，則屬於海拔極低的島國，尤以馬爾代夫為代表。這類國家天然資源缺乏，只能依賴天堂的包裝吸引遊客，經濟的單一性極受天災影響。更致命的是全球溫室效應，令它們的土地一年比一年少，一場海嘯淹蓋一半國土，完全是末日式恐怖。太平洋最小的島國瑙魯和圖瓦魯都計劃一旦發生嚴重天災或水位持續上升，就乾脆宣布亡國，舉國(其實只是一萬人)遷往澳洲居住。馬爾代夫的國祚有多長，實在未許樂觀。

整場浩劫中危機管理最出色的國家，居然是遠在天邊的瑞典。它不但率先召開記者會公布拯救方案，也是首個把元旦定為「哀悼日」的西方國家——不是哀悼死去的本國人，而是災區所有死難者。世事總有因果，瑞典國防大學危機管理中心早已把各式各樣的危機應變製成公式，目前還與清華大學合作發展中國危機管理體系，令瑞典成為危機管理學的領袖。對中國來說，這不但是預防天災的工序，也是預防政治海嘯的未雨綢繆。特區政府其實毋須與國際接軌，只要能與祖國接軌，已屬萬幸。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