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意大利成功殖民三門灣……

本欄曾談及不少昔日各國殖民管治的香港姊妹港，除了英法德俄等國一度佔有中國良港，本來還有一個歐洲國家有機會殖民中國，最後關頭卻流產告終。這段往事，今天回顧起來，還是對「後殖民主義」這題目有一定參考價值。

事件主角是統一後的意大利，爭取的港口是浙江東部三門灣，時為1898-1899年，也就是馬關條約簽訂後，列強大舉從中國搶奪勢力範圍的晚清末年。當時意大利國力頂多屬歐洲二流，本缺乏對外擴張的實力，即使要建立殖民帝國，目的地也只在東非。意大利對中國的主要關注原來並非殖民、也不是經商，而是傳教；但傳教的目的也不是宗教熱情，而是解決「羅馬問題」，因為教宗在失去「教皇國」領土後反鎖於梵蒂岡，拒絕承認意大利王國，成為意大利的最大心病。因此要是意大利能爭取安全到中國的傳教安排，出來可向歐洲鄰國宣傳為「天主教中心」，也可對教皇施加壓力。

意大利想到以中國為目標的過程，是相當窩囊的。當時世界已被列強瓜分殆盡，在非洲，意大利本來得到厄立特里亞、意屬索馬里蘭兩小塊殖民地，之間有獨立的埃塞俄比亞相隔，意大利希望強行征服埃塞，建立「意屬東非帝國」。想不到1896年出兵埃塞，卻在阿杜瓦戰役大敗而回，死亡人數居然超過意大利統一戰爭的總數，乃歐洲人被非洲人戰勝的極少數案例。意大利顏面盡失，內閣下台，聲望大跌，卻忽然「發現」中國比埃塞俄比亞更好欺，因為同樣獨立不久的德國在1897年不費一兵一卒，就「租借」到山東膠州灣。意大利就決定，對中國提出租借三門灣25至50年，同時要求三門至鄱陽湖的鐵路修築權。這種思維，和今天俄羅斯失去格魯吉亞、取回克里米亞，大概是相若的。

三門灣的地理位置不及香港、青島或廣州灣，但也是意大利力所能及、別的國家又未染指的最理想選擇，內地學者倪侃的《三門灣事件論述》對背景有詳細介紹，內地博客冷墨瀟染發表的《意大利在晚清的屈辱外交》也值得參考，意方觀點則可見Federico Masini 、Giuliano Bertuctioli的《意大利與中國》一書。簡單而言，三門灣地勢險要，海闊水深，能供多艘軍艦停泊，雖說意大利海軍實力也是有限，但相對陸軍，已是能登大雅之堂的精兵，在一戰後的華盛頓海軍協定，意大利海軍也被列為和法國同級別看待。就是意大利無力經營遠東，擁有三門灣，也可作為和列強討價還價的籌碼，就像數年後八國聯軍之戰，意大利象徵式派了幾十人，也要擠進來當「列強」。此外，三門灣所在的浙江是絲綢出產區，意大利統一後的主要出口也是絲織業，從馬可波羅時代開始，意大利人就對中國絲綢仰慕不已。意大利政府希望得到三門灣後，能吸收中國絲綢技術，不讓英國主導的茶貿易專美。

意大利失敗的背後

吸收了列強經驗，意大利駐華公使是以為單靠砲艦政策恐嚇，清廷就會就範，於是派出三艘戰艦到浙江。情節發展至此，卻出現戲劇性結局，大清強硬拒絕，不惜一戰，意大利色厲內荏，無功而還，再一次成為國際笑話。當時清廷辦外交已好歹辦了數十年，對世界局勢並非一無所知，知道意大利並非強國，而且連非洲國家也勝不了。當時英法等國和中國開戰時，主要是抽調其他亞洲殖民地的駐軍，加上在地募兵，兵員才源源不絕，但意大利並沒有遠東殖民地，開戰就要千里迢迢從本國長征，極不划算。加上中國在甲午戰爭後民族主義高漲，急需外交政績振奮士氣，難得有二流國家挑釁，正好作為洩憤的對象，慈禧太后甚至宣布：「一把黃土也不給意大利」。

當時歐洲列強已鎖定勢力範圍，意大利的盟友德國、奧匈帝國在中國的影響力十分有限，既要強行加入，自然被敵對陣營的英法針對。特別是法國，在北非和意大利有直接競爭，因為意大利視地中海對岸的北非為後院，密謀佔領利比亞（最終也在1911年如願），法國則在1879年把另一意大利目標突尼西亞納為保護國，而無視意方提出的「分治」。為免意大利坐大，法國積極向清廷通風報訊，提供一切關於意大利的情報，令意大利空有其表的「砲艦政策」嚇唬不到人。英國則強調意大利不能使用武力，以免影響英國在華利益，暗中也給清廷出主意，反映外交從來沒有永遠朋友和敵人。最後，意大利發出「最後通牒」，清廷不屑一顧，意方無能為力，內閣又倒台，三門灣計劃就這樣無疾而終。

假如三門灣成為意屬殖民地

然而今天看來，意大利的計劃並非沒有成功的可能，只是外交政策太不濟。它作為三國聯盟成員之一，只要和德國協商好共同行動，英法會有所顧忌，清廷會不知底細，此其一。它有天主教傳教士這張皇牌，卻沒有像列強那樣懂得以教案為發難藉口，也難得到其他歐洲國家支持，並失去道德高地，此其二。更重要的是意大利對清廷內政一無所知，其他列強對哪些大臣耿直、哪些大臣要賄賂一類重要訊息卻知之甚詳，不知己不知彼，自然事倍功半，而在浙江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偏偏是晚清少見的能臣，甚至懂得進行軍事演習反恐嚇意軍，此其三。否則浙江出現一個「意屬三門灣」，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也可能因而改寫，也未可知。

這樣說，並非誇大三門灣的影響力，畢竟歷史沒有絕對的理性，從來是無數偶然下碰撞而成的。假如意大利「租借」成功，意味著有能力對中國殖民的國家入場資格大降，其他國力相若的二流國家，例如奧匈帝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也可能提出類似要求，那中國會迅速陷入「非洲化」的局面。在非洲，葡萄牙得到不少次等殖民地，不過是因為被友好英國分配來堵截法國勢力，而葡萄牙在中國已擁有澳門，假如中國「非洲化」，說不定澳門版圖早就大幅擴大。到了一次大戰，多了不同勢力在中國境內，中國就不容易逃離主戰場；要是兩大陣營在中國出現代理人戰爭，民國歷史也會隨之改寫。不過，一旦晚清連這樣的「階段性勝利」也沒有，卻可能令鷹派勢力減弱，義和團的悲劇可能不會如此失控，亦未可知。

意大利要是得到三門灣，可蓋過埃塞俄比亞的失利，也許從此把精力放在東亞，並成為「中意絲綢之路全球化」的先驅。只要在一戰站對邊，擁有基地的意大利，也可能取代日本接管屬於德國的在華殖民地，作為背叛德國的報酬，隨後的歷史就全然不同，五四運動就是依然爆發，也不會純然針對日本。說到底，意大利還是在八國聯軍之戰後，得到一塊天津小租界，佔地771傾，期間大肆興建意式建築，並成了今天天津的重點遊客區。要是三門灣被意大利佔領，大概就是一個擴大版的天津意租界了。不過歷史是沒有如果的，現實世界的意大利始終國力不振，浙江自然沒有出現意式風情，不過今天依然能與米蘭交流絲綢之「道」，這自然是後話了。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2月

香港姊妹港回顧之德屬「模範殖民地」膠州灣

香港討論「去殖化」之時，我們除了可回顧英屬威海衛、法屬廣州灣的故事，也不妨再推遠一點，談談曾經被德國管治的德屬膠州灣。1898年3月6日，德意志帝國以傳教士被殺的「巨野教案」為由，逼清政府簽訂《膠澳租借條約》，位於山東的膠州灣正式成為德國「租借地」，青島為其行政中心，山東半島也成為德國勢力範圍，與及德國在遠東的重要軍事基地。不過早在三十年前，德國已有「中國通」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建議佔領膠州灣，作為進入亞洲大陸的跳板。租約原來為期99年，但一次大戰爆發後，膠州灣就被加入協約國作戰的日軍佔領，不久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線，這一筆暫且按下不表。換句話說，德國管治膠州灣只有短短16年，但由於將之宣傳為「模範殖民地」，是對當地依然有微妙的長遠影響。

德意志殖民帝國的管理

德國統一時，世界各地都幾乎被傳統歐洲殖民列強瓜分，令德意志帝國的擴張空間十分有限，這也是一次大戰的導火線之一。正如德皇威廉二世所說：「所有價值的地方已成為他國的殖民地，德國的殖民地選擇存在先天不足。」基於這樣的背景，德國到手的殖民地大都相對貧瘠，例如非洲坦葛尼喀（今坦桑尼亞主體）等，都屬英法爭奪後剩餘的雞肋，管治模式也就費煞思量。

德國殖民地管治模式大抵可分為兩種，對資源充沛、但發展落後的廣大地方，例如非洲，德國政府殖民部大都把該地行政權下放，並在適當時候由政府資助，希望減低柏林對殖民地的資源投放。例如德屬西南非洲（今納米比亞）由「德國南部非洲殖民地管理會」管理，由德國派來的理事領導、一群公共行政人員和少數德國士兵負責日常管治，希望儘快發展本土經濟，為德國人提供移居地。

然而客觀現實是，這些德國殖民地大多缺乏自給自足的能力，德國人也普遍不願意移居到那裏，證明解決了「土地問題」還遠遠不夠。加上德國推行的各項政策，大都缺乏與原居民領袖溝通，導致殖民地管理公司與原居民關係極為惡劣。例如在德屬西南非州有眾多部落，居住於中部的赫雷羅（Herero）族為最大部落，德國則扶植另一大族納馬（Nama），以為這就是「以夷治夷」，卻反而令赫雷羅族倍加反叛。1904年，德屬西南非洲為興建鐵路等基建，奪取大量原住民土地，觸發大規模反彈，最終更對赫雷羅族人頒布「滅絕令」。德屬東非也由「德屬東非公司」管理，同樣對原住民進行了不少血腥鎮壓。因此一戰後，英法接管德國殖民地，普遍獲國際社會歡迎。

「膠州灣身份認同」與山東小冷戰

不過面對人民教化水平相對較高的膠州灣，德國的管理手法則和處理非洲殖民地大不同。膠州灣除了曾短暫設總督，並非由殖民部管理，而是由海軍部派將校級軍人直接管轄，以殖民膠州灣為「德意志大戰略」的海軍部部長提爾（Alfred Von Tirpitz.）有最高決策權。根據台灣學者黃福得的研究《1918年前德國的殖民體制與殖民》所載，德國並不希望把膠州灣變成其國內工業產品市場、或原材料來源地，卻要膠州灣成為「模範殖民地」，宣傳德國海軍的「擴艦政策」，以及德國文化比其他殖民帝國的優越性，所以德國在膠州灣的管治，除了商港經濟建設、建立軍事力量，也有更多宣傳德國文化的目的。

這樣的背景，我們必須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加以理解。在膠州灣旁邊，就有英國殖民管治的威海衛，也就是香港特首梁振英上一代生活的地方；對岸則有俄羅斯控制的旅順、大連；再往海上延伸就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德國當時的盟友只有奧匈帝國、土耳其和意大利，它們在遠東都沒有甚麼據點（意大利一度要效法列強租借浙江三門灣而被拒，面子大失），英、俄、日都是敵對陣營（雖然內部也有矛盾，英國也要利用德國制衡俄國擴張），「山東小冷戰」也是亞太地區勢力平衡的縮影，德國明顯居於絕對劣勢。因此，德國希望鞏固當地的軍事建設，逐步將之變成德國進入亞太的大本營；膠州灣需要是一個現代化的大都會，而不能是非洲那些純粹被掠奪的荒野。

因此，德國在膠州灣建設了不少現代化鐵路、電力系統和學校，要令當地成為一個「帶有德風味的小城市」，甚至在義和團亂後更積極建設，以顯示德式紀律可以創造的奇蹟。德國在當地也重視教育，學校由德國及教會資助，目的是把德國文化傳播至當地華人。根據現有資料顯示，膠州灣一度擁有全中國最高的學校密度和學生比例，甚至辦有收華人學生的大學，以德國殖民地而言，可算高度重視。可以說，在眾多德國殖民地當中，膠州灣大概是發展得最現代化、最「和諧」的一個，起碼德國的用心和手段，在當時而言，可算格外優禮。

不過，儘管德國委任了華人「民政長」、讓華人參與「諮議會」，德國移民和中國人的關係並不和睦，開鑿鐵路、「收購」土地時，零星流血衝突時有發生，亦有隔離政策出現（尤其在社會衛生方面），令華人圈子的「德屬膠州灣認同」始終建立不起來，卻出現了基於反壓迫的「膠州灣反殖認同」。雖然德國教士逐漸扭轉了華人的反感，對通過宗教提升華人婦女權益尤其有成效，但始終未能與本土身份相結合，加上山東其他地方的士紳聯合起來捍衛文化傳統，德國的高調宣教，也容易被看作文化侵略。諷刺的是，日俄戰爭後，日本、英國在山東勢力持續上升，德國力量持續下降，連中國的山東官員也開始敢和德國利益競爭，反德成了相對容易的反殖訴求，逐漸成了民族主義者凝聚人心的手段。到了日本佔領山東，這種反殖心態立刻轉移到反日身上；相反在旁邊的英屬威海衛，則始終未爆發大規模反抗，甚至有「北香港」之實。今天山東省努力重構德治時代的遺跡，希望以此招商引資，但除了個別德式建築物保存完好，要找到對德國殖民的正面回憶，恐怕也不容易。

德國殖民模式與英國之比較

這反映了和英國殖民帝國相比，德國的管治還是相對粗疏。它雖然想到間接管治，但在非洲卻找不到有用的代理人，最終還是要施展純粹的血腥高壓，和英國把各地酋長利用得如魚得水相比，高下立判。即使是有意懷柔教化的膠州灣，也沒有把本土情懷理順，不像英國懂得把教化和山東儒家文化並列，結果同樣是被看作純侵略者收場。

英國的相對成功，重點是它願意真正下放部份權力，予各地原居民首領。只要當地秩序能維持、能為英國製造商機，其他就不大過問。例如在英屬非洲，酋長可以頒布部份稅制、法律和維持治安，英國對精英以外的人也不會強行灌輸英國文化，雙方相處反而較為融洽。英國其實也曾進行隔離政策，即使在香港，早年也存在山頂一類洋人特區，理據也是衛生問題，但依然容許何東一類「高等華人」慢慢進駐，儘量令種族問題不致太激化。當威海衛和膠州灣被相提並論，歷史會告訴我們前者一度成了中國儒家文化復興的大本營、中外文化薈萃中心；後者雖然有良善的建設遠景，卻沒有抵消華人的反殖抗爭精神。說到底，甚麼是「去殖」，從來不能一概而論，假如以過份偏狹的民族主義理順一切，把一切政治化，只會過猶不及。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5年12月

香港曾經的競爭對手──廣州灣

今年，兩部以平行時空作為創作意念的文化作品在社會引起迴響。年初，先有著名作家陳冠中先生的《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書中故事以國民黨勝出國共內戰為背景，建構出一個平行時空中的中國，當中華民族復興、國民安居樂業，歷史人物在這時空下也有不同命運，成就中華奇蹟。另外，美國電視劇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也在今年推出，劇中以德國和日本為首的軸心國勝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美國則被德、日兩國瓜分，東部為「大納粹帝國」，西部則為「日屬太平洋合眾國」。劇中德、日再同樣陷入冷戰和武戰的危機中。兩部以平行時空為意念的作品都刺激受眾對歷史的思考和聯想，因而更能理解當前的局勢。

最近，香港社會有不少去殖化的討論，這令人思考，若英國在二戰後將香港歸還中國，這平行時空中的香港會是怎樣。這類的問題有無限的變數，讓人有很大的思考和想像空間。距離香港約500公里的前法國殖民地湛江──廣州灣，就可以幫助我們想像這個平行時空中的香港。法國在二戰結束後將廣州灣歸還中國，可是其歷史記錄很零碎。法國記者Francois Boucher就為廣州灣拍攝了一齣紀錄片，並創作了一本以此為題材的小說，他遊走於法國、台灣、湛江甚至日本之間，不斷翻查政府檔案和訪問相關人士，一步步重構這段廣州灣歷史。他的豐富知識更能讓我們想像這個平行時空中的香港。

S：你走訪了中、法兩地，現時法國人和湛江人對廣州灣這段歷史有所認識嗎？

F：其實，相比起越南，絕大部分法國人對廣州灣都沒什麼概念，而我也是由廣州法國領事館的介紹才知道廣州灣的歷史背景。

當時法國向清政府租借廣州灣，並將其易名為白瓦特城（Fort Bayard）。在法國西部有個名稱類似的小島Fort Boyard，大部分法國人都因為這島是一個法國電視台遊戲節目的拍攝地，而認識這個名稱。我15年前第—次踏足廣州灣，對其歷史極感興趣，因此，我當時希望為廣州灣拍攝一段約5分鐘的紀錄片。可是，隨翻查不同的官方資料，以及到當地訪問不少人，包括研究員和居民等。他們告訴我很多故事，我把他們的故事整合成一個廣州灣故事，因此，不得不把紀錄片延長至30多分鐘。另外，我也以廣州灣為背景寫了一個偵探故事。

S：當時香港已是區內的重要港口，為何當時法國仍在香港附近租借一個港口？

F：嚴格而言，我並非社會學者，不能用理論框架去分析，我是以作家身份分享我所認識的廣州灣。當時法國眼見香港的地位不斷提升，並成為英國在中國南方重要的港口。於是，法國希望租借在法屬印度支那和香港中間的廣州灣，銳意將港口發展為能與香港匹敵的自由港口。

此港口地理位置優越，現時更是解放軍在南海的其中一個軍港。當時，法國不但重視港口和基建建設，更引入鴉片、賭業和黃色事業，這亦是當時的重要產業。因此，法國社會對當時法國政府在廣州灣管治的評價都傾向負面，認為當時政府沒甚建樹，令廣州灣的發展遠不如香港，香港則是自由貿易的重要港口。相反，中國三十年代報紙和文獻所記錄的評價卻較正面，指出廣州灣接收了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難民，同時，成績優異的學生也可以到法國升學，這提供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較穩定的環境。因此，當時法國人和中國人對廣州灣有不同的想像。

湛江積極修復殖民遺址

S：既然法國當時希望發展廣州灣，又有一定民意基礎，法國大可效法英國保留殖民地，為何將其歸還中國？

F：在二戰結束後，法國在世界，特別是東亞的影響力大不如前，難以維持殖民統治。另外，法國在1946年先將廣州灣歸還中國，並在1956年放棄法屬印度支那的管治權，兩者之間相距10年。我在翻查法國的檔案時發現，1945年，蔣介石委派盧漢將軍帶領20萬大軍進入越南首都河內代表盟軍接受日本投降，以及接收越南北部。法國憂慮中國藉此入侵越南，因此，為換取國民黨軍隊撤出越南和維持其在法屬印度支那的統治，法國願意放棄在中國的租界，以及一切特權。這亦是法國歸還廣州灣的最大原因。但最終，法國也在10年後放棄法屬印度支那的統治權。

S：最近，香港社會開始討論去殖化問題，湛江市政府有否刻意去消除廣州灣這段殖民歷史？

F：廣州灣現時已併入湛江市，並成為湛江市的城區。期間，中國政府曾主張消除城中的殖民遺址，當中不少法式建築和殖民象徵都受到破壞，藉以淡化殖民痕跡。可是，近年湛江市政府大力推動修復這些殖民遺址，其中包括廣州灣法國公使署、法國廣州灣警察署和維多爾天主教堂，這些都是極具法國風情的建築。另外，當地也有不少融合中西建築特色的建築物。市政府希望能重塑其殖民歷民，並以此吸引遊客。同時，湛江大學亦有一支研究隊伍在研究廣州灣的歷史，以及翻查當中的歷史檔案。當地有很美味的佳餚，特別是海鮮和法式牛角包等。置身其中，你能感受歐陸氣息，而不像一個中國城市。當地仍有部分人能說法語，因此，當地政府亦希望將廣州灣發展成為促進和法國交流的平台。

城市發展似港島與新界

S：作為兩個歐洲國家的前殖民地，香港和廣州灣之間有否同質性呢？

F：在城市規劃方面，現時湛江市由霞山區和赤坎區兩大部分組成，隨城市擴展開始併入其他區域。其中當年白瓦特城就是現時的霞山區，赤坎區則是當年的華人社區，兩區之間相距約10公里。在這兩區中你能感受到完全不同的風情，它們之間就像一條無形的界線，其城市規劃和建築特色可謂完全不同。這城市布局也與香港接近，你在香港島仍能感受到歐陸氣息，新界則像一個華人社區。文化方面，當地仍有部分人能說法語，也有部分人是中法混血兒。另外，法國飲食文化也滲入當地人的生活。然而，社會制度的保留則無法與香港相比。因此，香港人到廣州灣旅遊必定有一番感受。

S：在未來，你計劃從哪一方面進一步探討廣州灣的歷史呢？

F：廣州灣經歷了法國、日本、民國和新中國四個階段的統治，因此，其相關資料和檔案散落在巴黎、東京、台北和湛江，若要收集和翻查所有資料相當費時。因此，我與湛江大學的研究團隊保持聯繫，始終我中國語文能力有限，難以翻查中文文獻，於是我只好集中研究法文的檔案。我們彼此從中、法兩方面手，從而對廣州灣有更全面的理解。另外，除了官方記錄的檔案外，當時法國政府派出二三十艘科學考察船沿越南南部出發北上至廣州灣，沿途記錄沿岸地理，以及動、植物的資料。因此，我希望能從巴黎法國國家檔案館收集這些資料，並在未來將此編輯成書。

香港的昔日姊妹港：俄國「關東州」管理拾遺

曾幾何時，類似香港身份的港口尚有不少，對它們作比較研究，往往令人頗有啟發。除了上月談及的法屬廣州灣，另一例子是俄國管理的旅順、大連。

1896年，俄國以斡旋促請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予清政府「有功」，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密約》，要中國為俄軍在中國東北的一切活動提供援助，當中包括港口駐兵、修築鐵路和軍事援助。其後，又強迫清政府簽訂《旅大租地條約》租借遼東25年，當中包括軍港旅順口和商港大連灣。

雖然中俄雙方在1898年初才正式簽訂《旅大租地條約》，但俄國在1897年尾已進駐旅順口，並將港口易名為「亞瑟港」，以此作為軍事要塞。簽訂租地條款後，俄國政府在旅順口正式設立殖民政權，展開了對遼東半島的殖民統治。其地方行政機關的統治策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以「軍政部」、「關東州廳」、「遠東大總督」為核心。

起先作為戰略軍港，旅順殖民政府的軍政部由軍事部和政務部組成，並應用軍事和政務合一的管治模式。當時俄國的太平洋隊艦隊司令官杜巴索夫成為「亞瑟港」的軍政部部長，當時俄國的管治策略是以軍政部都管治核心，並由俄國陸軍少將沃爾科夫執掌行政事務。另外，將「亞瑟港」分為若干個民政管區，再由當中的警察署進行司法統治，俄國陸軍少將蘇鮑季奇接任杜巴索夫成為租借地俄軍司令官，並獲沙皇賜予州級行政權力，隸屬於阿穆爾州總督。

其後，沙皇頒佈《暫行關東州統治規則》，則是第二階段的核心。當時根據俄國的行政區劃分，租借地易名為「關東州」，州和俄國的省同級。同時，將州政府設於旅順口，並建立「關東州廳」為最高行政機關負責主理各項事務，其下設立五個行政區，旅順只是其中一個行政區。「關東州廳」以州長官為權力核心，此外陸軍副司令官、陸軍會議、州參謀部和軍法會議為軍事的管理架構，民政部、財政部、外務部等其他部門，則主理地方政務。

俄國的太平洋艦隊司阿列克耶夫是首任「關東州廳長官」，擁有軍事和行政大權。其在民政事務的實際權力，相等於當時俄國高加索最高民政長官，並擁有俄國邊疆地區司令官在陸軍方面的權力，亦具有軍港和艦隊在海軍的權力。民政部長由俄國陸軍部委任格羅姆斯基上校擔任，職責包括洲內的行政事務和警務工作，能判罰當地居民，並向州廳長官和俄國高級官廳負責。因此，這還是由軍政部來管理。

廳長官有權與俄國駐東北亞各地，如北京、東京、漢城等的公使和軍官聯繫，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衡，例如軍事方面，他受俄國陸軍和海軍大臣的制約，行政方則聽命於阿穆爾總督，州內官員的任命要得各部門大巨的應允，外交事務也受沙皇和外交大臣的監督。當地外交大臣由俄國外交中央大臣委任，主理與中國官員和、俄國駐東北亞各地公使的連繫；財政大臣由財務部長委任和領導，處理租借地內一切的租稅和國庫收入，以確保俄國在租借地的利益。但綜括而言，關東州的任命，並非如其他洲份由內政部控制，而是由陸軍部主導，主要官員一般由校級官員擔任，可見當中的軍事為基礎的性質。

值得注意的是，關東州的外交和財金官員的權力，高於其他俄國地區。他們不僅控制州內事務，連帶外交和財政事務也包括其中。在五個行政區中各自設立區長，即撫民府，並由民政部所委任的尉級軍官擔任，其責任是對各鄉村進行監督，並向民政部報告，當中包括租稅、戶口調查和判罰等。鄉約則由民政部所委任的當地人有聲望擔任，即中國人所能擔任的最高政府職位，而村長則由村會推舉，並由區長任命。管治架構簡單，管治理念是軍事管理、「以華制華」等基本策略。

隨著義和團事件爆發，俄國以保護中東鐵路和平定東北義和團為由，向東北增派軍隊，並佔領東北全境。1902年，中俄簽訂《交收東三省條約》，當中訂明俄國分三期撤出。為維持俄國的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俄國決定加快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發展和連接。其後，俄國佔領整個滿洲，並設立「遠東大總督府」，是為第三階段的行政編制。阿萊克塞夫獲委任「遠東大總督」，獲得當時控制地內最高的行政權力，權力僅次於沙皇。大總督統領了阿穆爾省及關東長官旗下的各省，而且不受制於俄政府各部門的制約，因此，各部門不能繞過大總督直接對接對其部下作出指令。他有權力主理外交事務，以及控制太平洋艦隊及所屬軍隊，和管轄遠東各洲及中東鐵路沿線地區。

為了有效管治居民較集中的地方，俄國政府設立與區相同地位的市。當時旅順市、貔子窩市和金州市直屬於關東州民政廳，新開發的大連市則是隸屬於俄國財政部的城市，開發建設權則由中東鐵路公司負責。旅順的角色是作為俄國的海軍基地和速東的管治核心，更進一步是在大連灣開發商港，這就是「達里尼」，即今天的大連市。它在開發之初，定位為東北亞的商業和交通核心。大連市的開發由俄國財政大臣主導和臨督，當時大連主要人口是興建鐵路、港口和城市基建的俄國和中國工人，其後，隨著城市的建立，人口不斷增加，商業興旺，大連亦成為特別市，由財政管直接控制。

旅順和大連是整個租借地的統治核心，不但加強了俄國太平洋艦隊的實力，也令俄國能增加商業經濟利益。時任的俄國財政部指，大連的人口、商業往來、投資和地價的增加，俄國可從大連獲得的經濟利益會以倍數上升。俄國積極開拓經濟和基礎設施，自是為了進一步入掠奪滿州。俄國當時在政府架構中設立建築道路部、郵電部和礦山部，據關東州政府1903年的統計數字，關東州共在122處發現礦藏，並有17名俄國人獲得金礦開採權。而俄國《礦業規則》明文規定，所有開採所得的黃金必須寄往伊庫茨克煉金場。

這些部署，隨著俄國在日俄戰爭戰敗而無疾而終，但體制其實五臟俱全，頗超乎一般人對俄式粗糙管治的套版想像。今天旅順和大連仍有不少俄國特色建築物，如關東州總督府、關東州廳、尼古拉耶夫廣場等，柯林斯柱式、歌德式建築物尚有不少，大連街頭仍可見中、俄、英、日和韓文的標示牌。大連現時是東北亞一個國際金融和物流中心，旅順亦是新中國北海艦隊的重要基地，基礎其實都是俄國奠定的。

相對那些年的旅順，香港擁有財政方面的自主性，但沒有外交權力，這是因為關東州廳長以軍事方法管治，藉以加強俄國太平洋艦隊的影響力，以開拓遠東地區的商業經濟發展，有一定「便宜行事」的職能，這方面，頗非今日香港、乃至後期的英屬香港所能比擬。

沈旭暉 鄺健銘 明報月刊 2015年11月

法國的廣州灣時代，及其對香港的啟示

近來關於香港2047年後的出路，成為各方討論熱話，而歷史上類似香港的存在，其實也有不少，雖然今天提及的人不多，但依然不無參考價值。除了我們曾談及的山東英國殖民地威海衛、也就是梁振英父親來自的地方，法國曾殖民管治的廣州灣，也值得一讀。

「廣州灣」位於雷州半島東北部，即今天的湛江市一帶，雖然今天遺留的法式遺跡不算太多，但也有「法國風情街」，見證法國管治，斷斷續續維持了近50年。1898年，法國在各國劃分勢力範圍期間強租廣州灣，與清廷簽署《中法互訂廣州灣租界條約》，法國又把位於麻斜河河口的廣州灣首府湛江市，命名為「白瓦特城」（Fort Bayard）。理論上，租約和新界一樣，都是為期99年，到1997年才應歸還，不過法國早於一戰後的1921年華盛頓裁軍會議，已口頭承諾歸還廣州灣，但遲遲沒有落實。直到二戰爆發，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在1943年宣布停止租借，不過其時廣州灣已落入日軍掌管，其盟友維希法國聲稱要接管。二戰結束後，戴高樂履行承諾，1946年正式將廣州灣歸還予中國，令英治香港成了沒有歸還的特例。

廣洲灣面積約1,300平方公里，規模與香港基本相當。當年廣州灣也與香港有相似的地理優勢，而白瓦特城與維多利亞港一樣，亦是有發展成優良商港的潛力。當初正是法國軍艦白瓦號進入廣州灣一帶避風，發現該處為深水良港，才向法國政府建議殖民當地；法國朝中亦有人和議，希望以廣州灣為控制中國西南部的據點，繼而進一步控制對岸的海南島，以抗衡英國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當時英國已殖民海峽殖民地多年，1898年再租借新界、威海衛，在東亞的勢力範圍已成型，法國擔心要是再不深化在中國西南方的爭奪，會令自己在印度支那的根據地也受影響。

法國租得廣州灣後，設置廣州灣行政總公使署，屬「北圻統使」管轄下，「北圻統使」則隸屬於法屬印度支那總督，作為「印支六使」之一，可見法國曾有意將之與印支半島整合。想不到法國開始管治後，很快就忽略了廣州灣的經貿價值。據國際關係學者基爾（Esson M. Gale）的歷史研究指，法國殖民者形容廣州灣「在經貿上沒有重要性，不過具有極高的地理戰略價值」，因而始終沒有認真經營。基爾指，這是由於當時的法國殖民管治重心都投放於法屬印度支那，以及保護前往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的安全，推動經貿僅為次要考慮。法國無法進一步開發廣州灣的西向商貿潛力，另一個原因在於架設鐵路、發展天然資源的計劃，因遭到中國西南軍閥抵抗，而不了了之。由於廣州灣無法接駁南寧貫通海防的鐵路系統，失去和越南串連的機遇，商貿活動就受到天然隔絕。

因此，雖然廣州灣行政上隸屬法屬印度支那轄下的「北圻統使」，但在經貿上，尤其在民間經濟層面，則較傾向於中國內陸，反而與區內的法屬領地脫節。其中一個例子，見於當時廣州灣的貨幣流通狀況。1926年，代表法國政府在殖民地發行貨幣的東方匯理銀行，一度在廣州灣設立分行，民眾可以以俗稱「西貢紙」的越南紙幣兌換法國商元。法國亦在廣州灣頒布規定，在廣州灣與殖民當局進行的所有經貿活動，以至民眾繳交稅項、提交罰款，均要以「西貢紙」為準。然而，由於廣州灣民間與內地通商緊密，民間一般流通的是內地銀元鑄幣，殖民當局禁無可禁，不得不默許這情況出現，形成官方「西貢紙」、民間內地幣的混亂現象。這自然與英國殖民香港後，隨即在香港發行港幣、在香港市場流通單一貨幣的管治手法有很大分別，間接令廣州灣始終未能向西融合，或併入法國區域體系。加上英國管治香港初年，大舉引入各殖民地的非華人，建構了獨特的香港文化，也有頗大的西方社群；但在廣州灣，全盛時期也只有200多法國人、數名其他西洋人，其他都是華人，雖然有法文學校出現，卻毫不普及，結果始終出現不了「廣州灣身份認同」。

未能與法屬印度支那整合之餘，廣州灣的內部建設，也同樣有限，因為法國殖民當局容許大量走私活動，卻忽略基礎建設。有歷史學者甚至認為，法國殖民當局為了刺激經濟，增加稅收等利潤，慫恿華人走私鴉片等商品，才在名義上將廣州灣發展成「自由港」。例如在香港定居逾廿五年的歷史學者Jason Wordie曾在《南華早報》撰文，指法屬廣州灣的經濟活動就只有走私，軟如鴉片，大如飛機，都是業務範圍。由於1917年《海牙公約》（Hague Conventions）生效，限制各國對中國銷售鴉片，經法屬印度支那到中國，一度成了鴉片的主要走私路徑，而廣州灣則是主要轉運點。至於飛機方面，早年不少中國軍閥走私入口美國商用飛機，走私路線都是從美國殖民地菲律賓馬尼拉經廣州灣入口，再運往內陸。這些舉措，反映法國沒有長期開發廣州灣本土經濟的打算，也沒有深究如何利用原已存在的本土經濟體。相較下，雖然香港也是國際地下經濟樞紐，但也同步發展本地基建，英國人心態上，起碼不像是要隨時離開。

說到底，法國不同英國，兩個國家的管治手法有異，部份源於大陸與海洋國家的分別：也就是說，他們對權力集中的傾向與執著不一樣。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不同，擴展力量的主要場域是海洋、而非陸地，而海洋無邊界，人事變化大，所以海洋國家的行事風格傾向靈活，易與不同角色打交道與取得共識。大陸國家則有明確邊界，人事很多時候都固定在某地，令中央集權的操作變得容易，卻往往傾向僵化，一旦決定「不發展經濟」，而對租界也不像對其他殖民地那樣行同化政策，就沒有什麼作為。是以在殖民時期，英人的殖民地駐軍，一直比法國人少，對本地人的依賴，則比法國大，但法國對當地的長遠影響，卻遠不及英國人。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在《香港大視野》，寫過一段很有意的歷史：日本在19世紀取得台灣後，曾詢問英法顧問該如何治理。英國顧問建議使用「香港模式」，即盡力取得本地人支持、以進行間接管治；法國顧問則建議採用「阿爾及利亞模式」，即視之為本國領土的一部份，直接強勢管治。歷史往後的發展很清楚：香港社會至今不時有「戀殖」聲音，阿爾及利亞、乃至越南的解殖過程，卻充滿血腥。法國對待廣州灣是不同於其他殖民地的，因為那畢竟沒有長期打算，但要不是出現二戰，法國管治廣州灣到後期，會否和鄰近的印度支那解殖運動掛鉤，亦屬難言。我今天對香港管治的認知，很大程度上與英國的間接管治政策有關，也和管理香港的「海洋國家思維」有關。回歸後，中央政府卻不會以同一思維處理香港，反而更像法國的管治風格。未來的種種磨合和陣痛，也就可期。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