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3日星期五
一帶一路之馬爾代夫的抉擇
「一帶一路」計劃在馬來西亞被推倒重來後，除了在緬甸、斯里蘭卡有類似案例，印度洋小國馬爾代夫也出現同樣爭議，而且與前述國家相比，馬爾代夫的國家規模要小得多，面積不足三分一個香港，全國人口不及屯門，能否負擔如此龐大的基礎建設借貸，更缺乏迴旋空間。 前總統被指掏空國庫 不久前，馬爾代夫舉行大選，新總統薩利
2018年11月22日星期四
橘逾淮為枳：芬蘭教育是萬靈丹?
「芬蘭式教育」近年被世界各地吹捧為未來教育發展方向，海量的學術與非學術文章紛紛出現。然而，橘逾淮為枳，到了東方社會是否適合，卻是另一回事。芬蘭教育制度在東方初試啼聲，始於2009年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PISA是OECD每3年舉辦一次、比較世界各地15歲學生能力的評估測驗，以往名列前茅
2018年11月21日星期三
一帶一路旗艦考：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合約
「一帶一路」以和中國保持「全方位友誼」的巴基斯坦為第一站，「中巴經濟走廊」為旗艦項目，主權自阿曼蘇丹國回歸、有望成為「巴基斯坦香港」的瓜達爾港（Gwadar）為最大港口投資，究竟成效如何，目前自然未能下定論。本欄曾談及有巴基斯坦精英開始對中國的角色有所反思，起碼認為條款可更相宜來彰顯「友誼」，舉一反三，對其他案例也有參考作用。
以瓜達爾港為例，截止2017年底，中國已透過亞投行及其他合作協議，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總值近8億美元撥款、年息約2-5%的優惠貸款及免息貸款，用作興建新機場、瓜達爾自由貿易區、東灣高速公路、防波提、疏浚停泊區、供水及污水處理設施、職業訓練學校、醫院等一籃子基礎建設。由於中國提供了龐大現金流（雖然只是借貸），完工後，整個項目將按照「一帶一路」常見的「BOT」模式 (Build-Operate-Transfer，興建－營運－轉移)，先交由中國海外控股公司負責營運40年。營運期間，瓜達爾港項目的港口及碼頭營運收益，91%歸中國海外擁有，巴基斯坦政府只能獲取9%盈利，此外中國海外也獲得瓜達爾自由區總收入的85%。巴基斯坦也要從中國進口價值22億美元的原料，來應付未來三年的所有項目需求。對北京而言，把整個港口由小格局變成國際都會，要是成功，自然都是中國功勞，反正其他國家的確不願意投資，所以拿取絕大部份盈利，並不過分。但對巴基斯坦而言，除了看見基建硬件完成，其他持分者的誘因十分有限，項目9%、15%的盈利能安撫多少國內既得／既失利益者，也很傷腦筋。
中國協助巴基斯坦基建，是希望把瓜達爾港打造成一個國際港口都會，那時候它的總面積將達3600萬平方尺，擁有金融區、機場、一流基建、還有富豪哥爾夫球場，預計至2022年前，將有約50000名來自中國的專業人士進駐，而根據規劃，在未來20年，可能更有其他200萬人遷居當地。這樣一來，中國除了向巴基斯坦輸出剩餘產能、剩餘勞動力，還可以輸出技術專才和中產階級，他們可以投資當地的「基建概念房地產項目」，反正本地人能負擔的不多，房地產漲價後，主要受惠方大概也是華人。巴基斯坦能享受持有「新國際都會」的戰略優勢，但也擔心假如都會的商業命脈自己不能掌握，這好歹（有時候）是一個民主國家，也不好和國民交代。何況中國新移民要是人口真的如此龐大，根本不可能融入瓜達爾港原本只有區區8萬人口的本地社區，主客易勢之勢，恐怕明顯不過。
巴基斯坦國內精英更擔心的是，根據本國經濟狀況，無論中國提供的借貸利息多麼低微，早晚總要連本帶利償還，但有這個能力嗎？卻心照不宣。此刻巴基斯坦早已債台高築，估計累計外債規模已達82億美元，即相等於2017國內生產總值的67.2%，而當中有8億4千萬美元，正是在中巴經濟走廊合作框架簽訂下的最新欠款。近日巴基斯坦甚至要向沙特以外幣及暫緩收取石油交易收入等形式，借貸6000萬美元，又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援助，可見瓜達爾、以至整個中巴經濟走廊在完工前，難免為巴基斯坦帶來龐大負擔，以令其支不抵債。到了未來，要是真的還不了債，怎麼辦？不知道。凡此種種，都為中巴兩國長達數十年的親密友誼，帶來真正的考驗。
小詞典：瓜達爾港（Gwadar）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瓜達爾市的深水港口，控制巴基斯坦通往波斯灣的航道，具有戰略價值，18世紀開始由當時的阿拉伯海上霸權阿曼蘇丹國統治，1958年阿曼將瓜達爾港賣給巴基斯坦，才成為巴基斯坦領土。巴基斯坦一直希望發展瓜達爾港，新加坡公司曾中標建設但被中止合同，然後中國決定大舉投資，目前是「一帶一路」旗艦項目。
以瓜達爾港為例，截止2017年底，中國已透過亞投行及其他合作協議，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總值近8億美元撥款、年息約2-5%的優惠貸款及免息貸款，用作興建新機場、瓜達爾自由貿易區、東灣高速公路、防波提、疏浚停泊區、供水及污水處理設施、職業訓練學校、醫院等一籃子基礎建設。由於中國提供了龐大現金流（雖然只是借貸），完工後，整個項目將按照「一帶一路」常見的「BOT」模式 (Build-Operate-Transfer，興建－營運－轉移)，先交由中國海外控股公司負責營運40年。營運期間，瓜達爾港項目的港口及碼頭營運收益，91%歸中國海外擁有，巴基斯坦政府只能獲取9%盈利，此外中國海外也獲得瓜達爾自由區總收入的85%。巴基斯坦也要從中國進口價值22億美元的原料，來應付未來三年的所有項目需求。對北京而言，把整個港口由小格局變成國際都會，要是成功，自然都是中國功勞，反正其他國家的確不願意投資，所以拿取絕大部份盈利，並不過分。但對巴基斯坦而言，除了看見基建硬件完成，其他持分者的誘因十分有限，項目9%、15%的盈利能安撫多少國內既得／既失利益者，也很傷腦筋。
中國協助巴基斯坦基建，是希望把瓜達爾港打造成一個國際港口都會，那時候它的總面積將達3600萬平方尺，擁有金融區、機場、一流基建、還有富豪哥爾夫球場，預計至2022年前，將有約50000名來自中國的專業人士進駐，而根據規劃，在未來20年，可能更有其他200萬人遷居當地。這樣一來，中國除了向巴基斯坦輸出剩餘產能、剩餘勞動力，還可以輸出技術專才和中產階級，他們可以投資當地的「基建概念房地產項目」，反正本地人能負擔的不多，房地產漲價後，主要受惠方大概也是華人。巴基斯坦能享受持有「新國際都會」的戰略優勢，但也擔心假如都會的商業命脈自己不能掌握，這好歹（有時候）是一個民主國家，也不好和國民交代。何況中國新移民要是人口真的如此龐大，根本不可能融入瓜達爾港原本只有區區8萬人口的本地社區，主客易勢之勢，恐怕明顯不過。
巴基斯坦國內精英更擔心的是，根據本國經濟狀況，無論中國提供的借貸利息多麼低微，早晚總要連本帶利償還，但有這個能力嗎？卻心照不宣。此刻巴基斯坦早已債台高築，估計累計外債規模已達82億美元，即相等於2017國內生產總值的67.2%，而當中有8億4千萬美元，正是在中巴經濟走廊合作框架簽訂下的最新欠款。近日巴基斯坦甚至要向沙特以外幣及暫緩收取石油交易收入等形式，借貸6000萬美元，又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援助，可見瓜達爾、以至整個中巴經濟走廊在完工前，難免為巴基斯坦帶來龐大負擔，以令其支不抵債。到了未來，要是真的還不了債，怎麼辦？不知道。凡此種種，都為中巴兩國長達數十年的親密友誼，帶來真正的考驗。
小詞典：瓜達爾港（Gwadar）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瓜達爾市的深水港口，控制巴基斯坦通往波斯灣的航道，具有戰略價值，18世紀開始由當時的阿拉伯海上霸權阿曼蘇丹國統治，1958年阿曼將瓜達爾港賣給巴基斯坦，才成為巴基斯坦領土。巴基斯坦一直希望發展瓜達爾港，新加坡公司曾中標建設但被中止合同，然後中國決定大舉投資，目前是「一帶一路」旗艦項目。
2018年11月20日星期二
當歐盟回絕意大利預算案
英國脫歐方案出爐之際，歐盟未來應偏向硬指標還是軟指標，卻依然未有共識。這時候，歐盟歷史上首次回絕了意大利的2019年財政預算草案，要求對方三週內重新提交修訂案，可能令相關討論再被炒熱。
這是歐盟自 2013年主權債務危機後，首次動用經濟調控的法案《經濟穩定與增長協定》，退回成員國的財政預算。根據意大利的預算草案，來年財政赤字將提高至國内生產總值的2.4%，除了比上屆政府高出2倍以上，直逼歐盟規定的3%上限。歐盟指責意大利政府擴大财政支出「前所未有地偏離原則」，違反歐盟的財政政策目標和國家預算赤字要求，會對歐元區構成不可接受的風險。不過，由五星運動與聯盟組成的意大利聯合政府，則表明堅持擴大赤字預算計劃，反對歐盟緊縮措施的提議；經濟和財政部長特里亞更強硬回應，矢言意大利需要以發放福利的方式促進消費和企業開銷，才可剌激經濟復甦 。
其實，相對意大利在2017年佔GDP 2.3%的赤字，這次預算並不算特別高，也沒有超過歐盟上限。歐盟反對的，其實是意大利經濟計劃的目標：背棄緊縮承諾，增加福利開支，擔心意大利逐步「希臘化」。目前意大利經濟計劃的種種內容，例如將每月最低收入和退休人士養老金上漲到780歐元、把退休年齡降低至62歲、為企業規定單一稅率、實施債務大赦等，都不是所謂「長遠經濟計劃」，並沒有改革困擾意大利多年的工會和老人福利問題，只是五星運動為了兌現選舉承諾而行。儘管意大利近年經濟增長回歸正數，但去年整體增幅僅1.5%，絕不足以承擔聯合政府「派糖」。
五星運動等極右政黨，本來就以反歐盟情緒來拉抬支持。意大利政府和歐盟之間的分歧並非新鮮事，歷屆政府也曾把本土問題推到歐盟身上，但遠不及本屆政府的民粹操作。假如歐盟妥協，放寬對成員國的規範，自然有助五星運動在未來選舉的聲勢；即使不成功，也已經是成功的政治炒作。不過意大利聯合政府也深知，不可能由歐元換回里拉，意大利不堪一擊的經濟狀態，加上英國脫歐的樣本在前，「Italexit」的支持者甚少。意大利與歐盟矛盾加劇，已導致國際三大評級機構紛紛下調意大利的信用評級；總理孔特也連忙保證糾紛可談判解決，以免假戲真做。
歐盟的反應則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意大利是繼希臘後，歐盟負債比率最大的國家，2017年的政府債務總額相當於GDP的131%。作為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的任何債務危機，都會對歐盟造成極大威脅，令歐元的公信力再受衝擊。然而歐盟也必須正視一個結構性問題：目前歐洲一體化下，只能有統一貨幣政策，但歐元區國家在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存在莫大分歧，成員國在經濟發展和歐元區整體穩定之間，往往難以平衡。制度不更新，希臘、意大利的危機只會再三出現，要是再遇上特朗普式民粹領袖席捲全歐，問題就大了。
小詞典：五星運動（Movimento 5 Stelle）
意大利新興極右政黨，2009年由演員卡塞雷吉奧成立，主張右翼疑歐主義，同時關注左翼環保議題，但由於操作手法民粹，亦提倡普及全民投票的直接民主，普遍被媒體歸類為「極右政黨」。2016年有五星運動候選人當選首度羅馬市場，並在2018年國會大選成為第一大黨，首次與其他政黨組成聯盟，聯合執政。
這是歐盟自 2013年主權債務危機後，首次動用經濟調控的法案《經濟穩定與增長協定》，退回成員國的財政預算。根據意大利的預算草案，來年財政赤字將提高至國内生產總值的2.4%，除了比上屆政府高出2倍以上，直逼歐盟規定的3%上限。歐盟指責意大利政府擴大财政支出「前所未有地偏離原則」，違反歐盟的財政政策目標和國家預算赤字要求，會對歐元區構成不可接受的風險。不過，由五星運動與聯盟組成的意大利聯合政府，則表明堅持擴大赤字預算計劃，反對歐盟緊縮措施的提議；經濟和財政部長特里亞更強硬回應，矢言意大利需要以發放福利的方式促進消費和企業開銷，才可剌激經濟復甦 。
其實，相對意大利在2017年佔GDP 2.3%的赤字，這次預算並不算特別高，也沒有超過歐盟上限。歐盟反對的，其實是意大利經濟計劃的目標：背棄緊縮承諾，增加福利開支，擔心意大利逐步「希臘化」。目前意大利經濟計劃的種種內容，例如將每月最低收入和退休人士養老金上漲到780歐元、把退休年齡降低至62歲、為企業規定單一稅率、實施債務大赦等，都不是所謂「長遠經濟計劃」，並沒有改革困擾意大利多年的工會和老人福利問題，只是五星運動為了兌現選舉承諾而行。儘管意大利近年經濟增長回歸正數，但去年整體增幅僅1.5%，絕不足以承擔聯合政府「派糖」。
五星運動等極右政黨，本來就以反歐盟情緒來拉抬支持。意大利政府和歐盟之間的分歧並非新鮮事，歷屆政府也曾把本土問題推到歐盟身上，但遠不及本屆政府的民粹操作。假如歐盟妥協，放寬對成員國的規範，自然有助五星運動在未來選舉的聲勢；即使不成功，也已經是成功的政治炒作。不過意大利聯合政府也深知，不可能由歐元換回里拉，意大利不堪一擊的經濟狀態，加上英國脫歐的樣本在前，「Italexit」的支持者甚少。意大利與歐盟矛盾加劇，已導致國際三大評級機構紛紛下調意大利的信用評級；總理孔特也連忙保證糾紛可談判解決，以免假戲真做。
歐盟的反應則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意大利是繼希臘後，歐盟負債比率最大的國家，2017年的政府債務總額相當於GDP的131%。作為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的任何債務危機，都會對歐盟造成極大威脅，令歐元的公信力再受衝擊。然而歐盟也必須正視一個結構性問題：目前歐洲一體化下，只能有統一貨幣政策，但歐元區國家在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存在莫大分歧，成員國在經濟發展和歐元區整體穩定之間，往往難以平衡。制度不更新，希臘、意大利的危機只會再三出現，要是再遇上特朗普式民粹領袖席捲全歐，問題就大了。
小詞典：五星運動（Movimento 5 Stelle）
意大利新興極右政黨，2009年由演員卡塞雷吉奧成立，主張右翼疑歐主義，同時關注左翼環保議題，但由於操作手法民粹，亦提倡普及全民投票的直接民主，普遍被媒體歸類為「極右政黨」。2016年有五星運動候選人當選首度羅馬市場，並在2018年國會大選成為第一大黨，首次與其他政黨組成聯盟，聯合執政。
2018年11月19日星期一
美國與香港：關於「獨立關稅區」的種種迷思
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 發表年度報告，首次建議美國商務部考慮不再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也就是與中國內地視為同一關稅區，官方原因是「中國日益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報告出台後，外國媒體大多以北京干涉香港事務為切入點，解釋報告的來龍去脈；香港公眾人物則根據自身代表的政治立場、意識形態回應，例如建制派批評美國干預香港內政、報告存有偏見；傳統反對派／民主派藉此警告北京，不要繼續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激進本土派則樂觀其成，認為美國取消香港上述待遇，反而能激起港人「覺醒」。無論持哪一種觀點，在網絡世界的後真相時代，都很容易根據單一事實無限上綱，我們有必要了解這議題背後千絲萬縷的國際關係，以及坊間普遍存在的誤解。
首先，香港是否具有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獨立關稅區身份，最重要法源並非《基本法》單方面說什麼，也不是美國單方面怎麼看待，而是香港獲世貿接納為非主權實體的獨立關稅區（以同一身份加入世貿的，還有當時的歐共體、台灣與澳門）。然而即使香港是世貿獨立成員，也不代表美國必須把香港與內地區別處理，這方面完全是美國內政；另一方面，即使不是世貿正式成員，自治體的獨特關稅地位，也可以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例如我們介紹過的芬蘭自治區奧蘭群島。但這又不等於任何國家自己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特區」，就自動具有國際地位，正如北韓曾嘗試參考香港建立「新義州特區」，卻隨著「特首」楊斌被北京拘捕，沒有任何國家再認真看待。所以一個自治區是否為國際社會接受，美國一類超級大國的態度，在現實政治操作，會起最根本作用。
不少理想主義者、左翼自由派認為，美國相關委員會的上述建議，源自北京越來越干涉香港內政、破壞一國兩制，還有種種涉及人權、自由的爭議。但當我們閱讀比較政治學，就會發現這不是事實。有媒體以頭版前瞻，說一旦香港通過二十三條，就是美國終止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之時，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文宣，就像澳門通過二十三條已經十年，美國國會依然保留「美國－澳門政策法」，不聞華府希望改變視澳門為獨立關稅區。至於類似《金融時報》記者馬凱事件，民主派認為會影響國際投資香港的信心，但單純是新聞、言論自由相關案件，新加坡政府的紅線依然比香港要深，驅逐記者與學者出境、政府以公帑控告異見人士誹謗一類行為久不久出現，卻不聞「影響國際投資者對新加坡信心」。說到底，美國賦予香港這中國特區什麼樣政策，完全是國家利益主導，其他都是說詞；投資則是企業利益主導，企業希望有穩定、可估計的營商環境，所以新加坡有清晰紅線，「certainty」很高，反而令國際企業知道規則，不像香港，既沒有民主制度的優勢，又沒有威權政體的優勢，投資者無所適從，才是「uncertainty」所在。
美國政治設計以分權、制衡為最高綱領，刻意製造不少平台讓利益集團、持分者「參與」政治，以保留所有人的存在感，但誰真正有影響力，往往是其他潛規則判定。美國國會有不少類似「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 的委員會，它們的報告通常沒有太大影響力，只是立場宣示，除非輿論反映熱烈得足以令議員找到政治本錢。USCC的成立背景是中國入世後，美國認為需要監督中國是否達標，由於宗旨如此，基本上每份報告對北京都是批判，曾作出的建議極多，例如建議國會立法處理人民幣匯率（即中國作為貨幣操控國）問題、建議國會立法禁止中國國企收購美國企業等，至今也未實現。只要立法機關有意，有沒有委員會報告，議員都會推動相關法案；只要行政機關、特別是特朗普領導的行政機關有意，也可以通過「行政命令」影響已通過的法案。不過，USCC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力，它的主導思想，基本上和特朗普打貿易戰的意識形態吻合，只是委員會主席Carolyn Bartholemew是民主黨眾議院領袖佩洛西的親信、前辦公室主任，在特朗普眼中，很難是自己人。總之，要是特朗普要打「香港牌」、盧比奧一類參議員要打「香港牌」（他已提出法案試水溫），都不會管USCC。
所以說到底，關鍵問題只有一個：美國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對美國有甚麼好處／壞處？香港回歸前，美國國會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筆者曾訪問有份草擬法案的一位美國政治中人，他說當時完全是功能性考慮，美國政府認為1997年後保留香港的獨特身份，對美國企業保留一個制度不同於中國內地、又能藉此滲入中國的經貿基地，有無可取代的好處，正如澳門這個「國際地下錢莊中樞」的存在，對美國也十分有利，於是一國兩制、言論自由等就成為「justification」，但這只是說詞，不要倒果為因；假如單是為了「捍衛核心價值」，為甚麼美國不制裁全球最封閉的沙特阿拉伯，而以之為盟友呢。
根據傳統外交智慧，就算中美關係惡劣，美國也需要香港作為透氣口，特別是貿易戰期間，美國企業更需要香港融資，同樣中國也默許了美國在香港經貿層面建立勢力範圍，這是傳統大國博弈「你中有我」的智慧。按美國利益計算，不再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的前切，只有兩個：一是華府鐵了心和中國打全方位貿易戰，單純以打擊中國、扶植新加坡一類盟友徹底取代香港為目的，而不希望保留自身迴旋空間、或計算潛在長遠利益；二是北京太明目張膽利用香港這窗口，例如讓國企主要業務都以「香港身份」享受不同關稅待遇，到了誇張得其他國家不得不回應的地步，那同樣失去「水至清則無魚」的外交智慧。又是根據傳統智慧，中美兩國領導人都不會如此缺乏遠見，唯一問題是「傳統智慧」在今天這後真相時代是否還管用，卻不好說。
小詞典：「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
美國國會根據2001年法案成立的委員會，宗旨是評估中國加入世貿後，會否濫用世貿給予的待遇，從而對美國利益構成影響。委員會負責提交獨立建議保護國家安全，成員有12人，由國會兩黨領袖委任，來自不同業界，而不是國會議員，2011年開始定期發表年度報告，隨著中國崛起、貿易戰升溫，對北京態度越加強硬。
首先，香港是否具有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獨立關稅區身份，最重要法源並非《基本法》單方面說什麼，也不是美國單方面怎麼看待，而是香港獲世貿接納為非主權實體的獨立關稅區（以同一身份加入世貿的，還有當時的歐共體、台灣與澳門）。然而即使香港是世貿獨立成員，也不代表美國必須把香港與內地區別處理，這方面完全是美國內政；另一方面，即使不是世貿正式成員，自治體的獨特關稅地位，也可以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例如我們介紹過的芬蘭自治區奧蘭群島。但這又不等於任何國家自己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特區」，就自動具有國際地位，正如北韓曾嘗試參考香港建立「新義州特區」，卻隨著「特首」楊斌被北京拘捕，沒有任何國家再認真看待。所以一個自治區是否為國際社會接受，美國一類超級大國的態度，在現實政治操作，會起最根本作用。
不少理想主義者、左翼自由派認為，美國相關委員會的上述建議，源自北京越來越干涉香港內政、破壞一國兩制，還有種種涉及人權、自由的爭議。但當我們閱讀比較政治學，就會發現這不是事實。有媒體以頭版前瞻，說一旦香港通過二十三條，就是美國終止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之時，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文宣，就像澳門通過二十三條已經十年，美國國會依然保留「美國－澳門政策法」，不聞華府希望改變視澳門為獨立關稅區。至於類似《金融時報》記者馬凱事件，民主派認為會影響國際投資香港的信心，但單純是新聞、言論自由相關案件，新加坡政府的紅線依然比香港要深，驅逐記者與學者出境、政府以公帑控告異見人士誹謗一類行為久不久出現，卻不聞「影響國際投資者對新加坡信心」。說到底，美國賦予香港這中國特區什麼樣政策，完全是國家利益主導，其他都是說詞；投資則是企業利益主導，企業希望有穩定、可估計的營商環境，所以新加坡有清晰紅線，「certainty」很高，反而令國際企業知道規則，不像香港，既沒有民主制度的優勢，又沒有威權政體的優勢，投資者無所適從，才是「uncertainty」所在。
美國政治設計以分權、制衡為最高綱領，刻意製造不少平台讓利益集團、持分者「參與」政治，以保留所有人的存在感，但誰真正有影響力，往往是其他潛規則判定。美國國會有不少類似「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 的委員會，它們的報告通常沒有太大影響力，只是立場宣示，除非輿論反映熱烈得足以令議員找到政治本錢。USCC的成立背景是中國入世後，美國認為需要監督中國是否達標，由於宗旨如此，基本上每份報告對北京都是批判，曾作出的建議極多，例如建議國會立法處理人民幣匯率（即中國作為貨幣操控國）問題、建議國會立法禁止中國國企收購美國企業等，至今也未實現。只要立法機關有意，有沒有委員會報告，議員都會推動相關法案；只要行政機關、特別是特朗普領導的行政機關有意，也可以通過「行政命令」影響已通過的法案。不過，USCC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力，它的主導思想，基本上和特朗普打貿易戰的意識形態吻合，只是委員會主席Carolyn Bartholemew是民主黨眾議院領袖佩洛西的親信、前辦公室主任，在特朗普眼中，很難是自己人。總之，要是特朗普要打「香港牌」、盧比奧一類參議員要打「香港牌」（他已提出法案試水溫），都不會管USCC。
所以說到底，關鍵問題只有一個：美國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對美國有甚麼好處／壞處？香港回歸前，美國國會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筆者曾訪問有份草擬法案的一位美國政治中人，他說當時完全是功能性考慮，美國政府認為1997年後保留香港的獨特身份，對美國企業保留一個制度不同於中國內地、又能藉此滲入中國的經貿基地，有無可取代的好處，正如澳門這個「國際地下錢莊中樞」的存在，對美國也十分有利，於是一國兩制、言論自由等就成為「justification」，但這只是說詞，不要倒果為因；假如單是為了「捍衛核心價值」，為甚麼美國不制裁全球最封閉的沙特阿拉伯，而以之為盟友呢。
根據傳統外交智慧，就算中美關係惡劣，美國也需要香港作為透氣口，特別是貿易戰期間，美國企業更需要香港融資，同樣中國也默許了美國在香港經貿層面建立勢力範圍，這是傳統大國博弈「你中有我」的智慧。按美國利益計算，不再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的前切，只有兩個：一是華府鐵了心和中國打全方位貿易戰，單純以打擊中國、扶植新加坡一類盟友徹底取代香港為目的，而不希望保留自身迴旋空間、或計算潛在長遠利益；二是北京太明目張膽利用香港這窗口，例如讓國企主要業務都以「香港身份」享受不同關稅待遇，到了誇張得其他國家不得不回應的地步，那同樣失去「水至清則無魚」的外交智慧。又是根據傳統智慧，中美兩國領導人都不會如此缺乏遠見，唯一問題是「傳統智慧」在今天這後真相時代是否還管用，卻不好說。
小詞典：「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
美國國會根據2001年法案成立的委員會，宗旨是評估中國加入世貿後，會否濫用世貿給予的待遇，從而對美國利益構成影響。委員會負責提交獨立建議保護國家安全，成員有12人，由國會兩黨領袖委任，來自不同業界，而不是國會議員，2011年開始定期發表年度報告，隨著中國崛起、貿易戰升溫，對北京態度越加強硬。
2018年11月16日星期五
黑豹之後：「非洲未來主義」的未來
昨天談及剛逝世的「超級英雄」之父Stan Lee，和他的「非洲未來主義」代表作《黑豹》。作為具前瞻性的思想，「非洲未來主義」並非虛無飄渺的離地創作，在可見將來，部份綱領的確有化為現實的可能。
「非洲未來主義」的早期影響在於流行文化，代表人物是自稱「來自土星」、以埃及神明取名、結合黑人文化和宇宙觀的現代黑人爵士樂手Sun Ra，不過他在世時其不主流，只是一個先驅。但隨著全球進入互聯網時代、電商時代，人口紅利變成虛擬經濟的極大優勢，無論多麼貧窮的人，也可以通過點擊率造王，作為人口增長速度最高的大洲，非洲的潛力一下子被釋放出來。
今天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已有過億人口，埃及、剛果、坦桑尼亞等國人口也很快過億，這還不算美英法等大國的非裔人，相反從前主導主流文化的白人出生率則持續下跌。發達國家為了回應網絡演算式，消費不得不越來越迎合非裔口味，Rap音樂的大行其道不過是例子之一。本欄年前介紹過《公元3000年歷史上最有影響力100人》一書，入選者除了耶穌、牛津與令人類長生不死的未來科學家，還包括一位以尖端科技變革人類飲食習慣的未來非洲女廚師巫吉吉。如此結合發達社會和非洲文化，不正是「非洲未來主義」產品？
下一步是結合「非洲未來主義」與政治權力，這其實是無數非洲領袖的夢想，種種去殖化行為，都有類似目標，只是過猶不及，變成純左翼宣示，反而失去了對未來的想像空間，不過還是有些創意之作出現過。正如《黑豹》的「瓦干達」王國使用一隊戰力強橫、擁有先進科技的女兵，利比亞已故領袖卡達菲也培訓了一隊私人女兵，西方媒體笑稱這是仿效昔日達荷美王國的女兵編制，但卡達菲女兵身兼保鑣、作戰、高科技特工等多重身分，既是還原達荷美傳統，也是邁向未來。當非洲逐漸富起來，自然逐步與「中東未來主義」看齊，像杜拜、多哈那樣，以最新科技，重構非洲版本的天方夜譚。
即使在科技層面，非洲掌握的各種資源自然不容小覷，近年在結合自身國情的太陽能、電商、生物科技等領域的創科發展，更是一日千里，昔日低度開發、沒有經過固網電話的失衡發展，與及地處熱帶、各種罕見生物橫行造成的困擾，居然逐漸變成優勢。例如本來擁有核技術而自願放棄的南非，除了繼續在高科技研究與發達國家合作，近年還研發了補足食物鏈的蒼蠅工場，去完善漁業；二十年前發生恐怖種族滅絕的小國盧旺達，有點像《黑豹》的小國「瓦干達」那樣，現在卻成了創科遙遙領先的「非洲新加坡」；摩洛哥、尼日利亞等國的太陽能發電技術越來越成熟，正充份利用撒哈拉沙漠，希望向歐洲反過來供電。20世紀美國激進黑人領袖Malcolm X以「黑就是美」為宣言，號召回非洲尋根，到了以一百年後的未來，誰說不可能是事實？
小詞典：Sun Ra（1914-1993）
美國非洲裔音樂人，作品歸類為「現代爵士樂」，創作出「宇宙理念」為個人哲學，風格別樹一格，也是普及使用電子合成器於爵士樂的早期人物。Sun Ra宣稱是土星天使族人，以埃及太陽神Ra為名字，不時以法老王頭飾、宇宙太空船、星際旅遊、外型誇張的「外星珠寶」造型出現，被後人視為「非洲未來主義」先驅。
「非洲未來主義」的早期影響在於流行文化，代表人物是自稱「來自土星」、以埃及神明取名、結合黑人文化和宇宙觀的現代黑人爵士樂手Sun Ra，不過他在世時其不主流，只是一個先驅。但隨著全球進入互聯網時代、電商時代，人口紅利變成虛擬經濟的極大優勢，無論多麼貧窮的人，也可以通過點擊率造王，作為人口增長速度最高的大洲，非洲的潛力一下子被釋放出來。
今天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已有過億人口，埃及、剛果、坦桑尼亞等國人口也很快過億，這還不算美英法等大國的非裔人，相反從前主導主流文化的白人出生率則持續下跌。發達國家為了回應網絡演算式，消費不得不越來越迎合非裔口味，Rap音樂的大行其道不過是例子之一。本欄年前介紹過《公元3000年歷史上最有影響力100人》一書，入選者除了耶穌、牛津與令人類長生不死的未來科學家，還包括一位以尖端科技變革人類飲食習慣的未來非洲女廚師巫吉吉。如此結合發達社會和非洲文化，不正是「非洲未來主義」產品？
下一步是結合「非洲未來主義」與政治權力，這其實是無數非洲領袖的夢想，種種去殖化行為，都有類似目標，只是過猶不及，變成純左翼宣示，反而失去了對未來的想像空間，不過還是有些創意之作出現過。正如《黑豹》的「瓦干達」王國使用一隊戰力強橫、擁有先進科技的女兵，利比亞已故領袖卡達菲也培訓了一隊私人女兵，西方媒體笑稱這是仿效昔日達荷美王國的女兵編制，但卡達菲女兵身兼保鑣、作戰、高科技特工等多重身分，既是還原達荷美傳統，也是邁向未來。當非洲逐漸富起來，自然逐步與「中東未來主義」看齊，像杜拜、多哈那樣，以最新科技，重構非洲版本的天方夜譚。
即使在科技層面，非洲掌握的各種資源自然不容小覷，近年在結合自身國情的太陽能、電商、生物科技等領域的創科發展，更是一日千里，昔日低度開發、沒有經過固網電話的失衡發展，與及地處熱帶、各種罕見生物橫行造成的困擾，居然逐漸變成優勢。例如本來擁有核技術而自願放棄的南非，除了繼續在高科技研究與發達國家合作，近年還研發了補足食物鏈的蒼蠅工場，去完善漁業；二十年前發生恐怖種族滅絕的小國盧旺達，有點像《黑豹》的小國「瓦干達」那樣，現在卻成了創科遙遙領先的「非洲新加坡」；摩洛哥、尼日利亞等國的太陽能發電技術越來越成熟，正充份利用撒哈拉沙漠，希望向歐洲反過來供電。20世紀美國激進黑人領袖Malcolm X以「黑就是美」為宣言，號召回非洲尋根，到了以一百年後的未來，誰說不可能是事實？
小詞典：Sun Ra（1914-1993）
美國非洲裔音樂人，作品歸類為「現代爵士樂」，創作出「宇宙理念」為個人哲學，風格別樹一格，也是普及使用電子合成器於爵士樂的早期人物。Sun Ra宣稱是土星天使族人，以埃及太陽神Ra為名字，不時以法老王頭飾、宇宙太空船、星際旅遊、外型誇張的「外星珠寶」造型出現，被後人視為「非洲未來主義」先驅。
2018年11月15日星期四
超級英雄之父Stan Lee：非洲未來主義傳道人
美國漫畫「超級英雄」系列原創人Stan Lee病逝，他和不久前離世的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同樣創造了自成天地的平行時空，啟發了幾代人的無窮想像。他的超級英雄雖然「超級」，但一律以充滿人性、各有弱點著稱，背後的科技想像，則充滿對未來的前瞻，兩個元素加在一起，構成了獨一無二的未來學視角。最能反映這世界觀的，當屬筆者最喜歡的一套動漫《黑豹》。
《黑豹》是首個以黑人為主角的超級英雄，改編自動漫的電影不久前上映，在美國叫好叫座，雖然不無對非洲的獵奇鏡頭，但遠比一般套版東方主義電影有深度，堪稱「非洲未來主義」(Afrofuturism) 的代言作品。所謂「非洲未來主義」源自冷戰期間的美國，和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同步出現，雖然到了九十年代才被正名，但在非裔美國人當中，擁有由下而上的生命力，也逐漸成為文化主流。
這思潮認為，假如歐洲白人從來沒有殖民非洲，本來就孕育了獨特文化的「黑暗大陸」，絕對有條件創造不遜今日最先進國家的高度文明，不用像現在那樣，只能跟隨歐美發展模式，失去祖先的靈魂。基於這假設，「非洲未來主義」通過音樂、文化、藝術等創作，建構了一個又一個的平行時空，把先進科技、太空探索和傳統非洲文明、部落傳統結合，既滿足了當代全球非裔人口的想像，也比教條式左翼的反殖民主義多了文化包容，能以平起平坐、不亢不卑的心態，和其他文明一起向前望。
在「非洲未來主義」薰陶下，《黑豹》幻想了一個虛構的東非小國「瓦干達」(Wakanda)，表面上是全球最窮國家之一，實際上卻因為擁有能製造各種高科技產品和先進武器的「反金屬」「汎合金」，成為全球最先進、最繁榮的地方。不過作為瓦干達國王的前任「黑豹」，雖然一方面派遣國內優秀學生到西方留學，吸收科技知識再自我研發，另一方面卻擔心外界發現真相，於是以貧窮的外貌掩飾自身的烏托邦，同時刻意保留傳統文化，讓高科技和傳統並行不悖。「黑豹」和其他國內部落的信仰，都源自古代神明，有些還與古埃及產生聯繫，而古埃及正是傳說中人類和宇宙產生互動的源頭。
新任「黑豹」雖然經過一輪博弈，從奪位者手中重奪王位，但對方也是王族，並非樣板式反派，只是因為被流放到美國黑人區，見盡黑人在美國被壓迫的面貌，希望通過「瓦干達」先進武器改造世界，顛覆黑人處於下風的秩序，才產生奪權大計。這思想最終也影響了「黑豹」本人，令他結束鎖國狀態，決定和全球共享繁榮的秘密。
這樣的情節，既令非裔美國人感到有平權、充權效果，主流白人也不覺得反感，因為最終殊途同歸，美國隊長和「黑豹」成為英雄世界的戰友，這正是Stan Lee成功之道。但對非洲未來主義而言，「瓦干達」絕對是一個里程碑，美國人的烏托邦居然在非洲，這和六十年代黑豹黨的意識形態，到奧巴馬當選總統後祖家肯雅掀起的旋風，都完全吻合。單是這部作品，Stan Lee已足以躋身殿堂級大師之列。
小詞典：「汎合金」（Vibranium）
Stan Lee動漫作品《黑豹》虛構出來的金屬，來自外太空，因為隕石撞擊地球而落在「瓦干達」領土內，可以融解其他金屬，所以是「反金屬」，又能吸收聲波和動能，令其堅硬無比，適合用來做各種超級武器，例如美國隊長的圓盾，以及「瓦干達」的所有先進科技設備。
《黑豹》是首個以黑人為主角的超級英雄，改編自動漫的電影不久前上映，在美國叫好叫座，雖然不無對非洲的獵奇鏡頭，但遠比一般套版東方主義電影有深度，堪稱「非洲未來主義」(Afrofuturism) 的代言作品。所謂「非洲未來主義」源自冷戰期間的美國，和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同步出現，雖然到了九十年代才被正名，但在非裔美國人當中，擁有由下而上的生命力，也逐漸成為文化主流。
這思潮認為，假如歐洲白人從來沒有殖民非洲，本來就孕育了獨特文化的「黑暗大陸」，絕對有條件創造不遜今日最先進國家的高度文明，不用像現在那樣，只能跟隨歐美發展模式，失去祖先的靈魂。基於這假設，「非洲未來主義」通過音樂、文化、藝術等創作，建構了一個又一個的平行時空，把先進科技、太空探索和傳統非洲文明、部落傳統結合，既滿足了當代全球非裔人口的想像，也比教條式左翼的反殖民主義多了文化包容，能以平起平坐、不亢不卑的心態，和其他文明一起向前望。
在「非洲未來主義」薰陶下，《黑豹》幻想了一個虛構的東非小國「瓦干達」(Wakanda)，表面上是全球最窮國家之一，實際上卻因為擁有能製造各種高科技產品和先進武器的「反金屬」「汎合金」，成為全球最先進、最繁榮的地方。不過作為瓦干達國王的前任「黑豹」，雖然一方面派遣國內優秀學生到西方留學，吸收科技知識再自我研發，另一方面卻擔心外界發現真相，於是以貧窮的外貌掩飾自身的烏托邦，同時刻意保留傳統文化，讓高科技和傳統並行不悖。「黑豹」和其他國內部落的信仰，都源自古代神明，有些還與古埃及產生聯繫，而古埃及正是傳說中人類和宇宙產生互動的源頭。
新任「黑豹」雖然經過一輪博弈，從奪位者手中重奪王位，但對方也是王族，並非樣板式反派，只是因為被流放到美國黑人區，見盡黑人在美國被壓迫的面貌，希望通過「瓦干達」先進武器改造世界，顛覆黑人處於下風的秩序，才產生奪權大計。這思想最終也影響了「黑豹」本人，令他結束鎖國狀態，決定和全球共享繁榮的秘密。
這樣的情節，既令非裔美國人感到有平權、充權效果，主流白人也不覺得反感，因為最終殊途同歸，美國隊長和「黑豹」成為英雄世界的戰友，這正是Stan Lee成功之道。但對非洲未來主義而言，「瓦干達」絕對是一個里程碑，美國人的烏托邦居然在非洲，這和六十年代黑豹黨的意識形態，到奧巴馬當選總統後祖家肯雅掀起的旋風，都完全吻合。單是這部作品，Stan Lee已足以躋身殿堂級大師之列。
小詞典：「汎合金」（Vibranium）
Stan Lee動漫作品《黑豹》虛構出來的金屬，來自外太空，因為隕石撞擊地球而落在「瓦干達」領土內，可以融解其他金屬，所以是「反金屬」，又能吸收聲波和動能，令其堅硬無比，適合用來做各種超級武器，例如美國隊長的圓盾，以及「瓦干達」的所有先進科技設備。
2018年11月14日星期三
「沙特錦衣衞」：老虎行動組存在嗎？
《華盛頓郵報》的沙特阿拉伯記者卡舒吉神秘身亡事件，雖然在美國國內逐漸平息，但對沙特王儲穆罕默德的考驗遠未終止。土耳其似乎很希望用這機會慢慢施壓，起碼要揭開沙特種種管治醜聞，以作為伊斯蘭大國博弈的籌碼。執行任務的沙特特工是否直屬王儲，成為案件焦點。
據以英國為總部的網站《中東之眼》透露，殺害卡舒吉的是王儲手下的「老虎行動組」(Firqat el-Nemr)。海外讀者自然難以直接求證，所謂「老虎行動組」的說法有多真實，然而《中東之眼》並非一般網站，董事曾任半島電視台高層，總編本來在《衛報》，曾被沙特點名指其接受卡塔爾資金，雖然立場明顯反沙特，但也以得到獨家區內資訊著稱。根據這說法，「老虎行動組」有約五十人，成立背景是王儲繼位後樹敵眾多，要以非常手段控制形勢，成員都是王儲由保安部門挑選；負責這次行動的有15人，大腦 Maher Abdulaziz Mutrib曾是外交官和將領，也是王儲心腹，而且行動還備有法醫，可見規劃之周詳。不過有說王儲要求行動組將卡舒吉的手指一根一根斬下，寄給他作「紀念」，則未免過份戲劇化，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也很少如此留下證據，可信度應存疑。
其實除了卡舒吉案，關於行動組的傳聞早有不少，通常都涉及「深宮計」一類情節。例如被廢上任王儲的兒子Mansour bin Moqren，據說是現任王儲的眼中釘，他曾企圖乘直升機逃亡國外，卻在沙特與也門邊境墜機，陰謀論相信他是被行動組的導彈擊落。卡舒吉身亡後，不少人都站出來說「#metoo」，例如獲加拿大政治庇護的沙特異見人士Omar Abdulazi因為不斷批評人權問題，成為王儲目標，沙特政府曾設法騙他進入沙特駐加拿大使館、又威脅他在國內的家人，雖然當事人沒有中伏、沒有就範，也令加拿大與沙特關係一度緊張。
弔詭的是在外交界聚會，談及這案件的常見對白都不是對情節驚奇，而是對「老虎行動組」的拙劣手法感到驚訝。當俄羅斯前特工在英國神秘中毒，北韓「廢太子」金正男在馬來西亞機場被毒殺，都是殺人於無形，而且幕後黑手事後能撇清關係，手段明顯比沙特勝一籌。不過技術上，這絕非難事，軍費開支屬全球最高之列的沙特阿拉伯，要更有效的組建「老虎行動組」，理應易如反掌。
但這次行動卻被土耳其完全錄下過程，特工沒有掌握智能手錶的用途，事先安排的掩飾都經不起現代科技、大數據、臉部確認等推敲，反映策劃者依然活在前現代社會，而且對新科技缺乏基本認知。假如真的是沙特王儲策劃行動，如此低手，不禁令人對其政策執行力充滿疑慮。若說王儲地位動搖，本案「辦事不力」，才是主因；「老虎行動組」的故事除了反映他性格兇殘，更顯示了此人的志大才疏和無能。站在「出口轉內銷」的傳訊角度，似乎後者，才是重點。就不知道誰笑到最後？
小詞典：中東之眼 (Middle East Eye)
關於中東資訊的獨立新聞網站，成立於2014年，在英國倫敦註冊，總編David Hearst曾任英國《衛報》國際主筆，董事Jamal Bessasso曾任半島電視台規劃及人力資源總監，僱有20名全職員工。官方稱財務獨立自主，但沙特曾於2017年制裁卡塔爾時，曾以「接受卡塔爾經費散播虛假資訊為由」，一併要求《中東之眼》結業，反映它背後也充滿陰謀論。
據以英國為總部的網站《中東之眼》透露，殺害卡舒吉的是王儲手下的「老虎行動組」(Firqat el-Nemr)。海外讀者自然難以直接求證，所謂「老虎行動組」的說法有多真實，然而《中東之眼》並非一般網站，董事曾任半島電視台高層，總編本來在《衛報》，曾被沙特點名指其接受卡塔爾資金，雖然立場明顯反沙特，但也以得到獨家區內資訊著稱。根據這說法，「老虎行動組」有約五十人，成立背景是王儲繼位後樹敵眾多，要以非常手段控制形勢，成員都是王儲由保安部門挑選；負責這次行動的有15人，大腦 Maher Abdulaziz Mutrib曾是外交官和將領，也是王儲心腹，而且行動還備有法醫，可見規劃之周詳。不過有說王儲要求行動組將卡舒吉的手指一根一根斬下，寄給他作「紀念」，則未免過份戲劇化，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也很少如此留下證據，可信度應存疑。
其實除了卡舒吉案，關於行動組的傳聞早有不少，通常都涉及「深宮計」一類情節。例如被廢上任王儲的兒子Mansour bin Moqren，據說是現任王儲的眼中釘，他曾企圖乘直升機逃亡國外，卻在沙特與也門邊境墜機，陰謀論相信他是被行動組的導彈擊落。卡舒吉身亡後，不少人都站出來說「#metoo」，例如獲加拿大政治庇護的沙特異見人士Omar Abdulazi因為不斷批評人權問題，成為王儲目標，沙特政府曾設法騙他進入沙特駐加拿大使館、又威脅他在國內的家人，雖然當事人沒有中伏、沒有就範，也令加拿大與沙特關係一度緊張。
弔詭的是在外交界聚會，談及這案件的常見對白都不是對情節驚奇，而是對「老虎行動組」的拙劣手法感到驚訝。當俄羅斯前特工在英國神秘中毒，北韓「廢太子」金正男在馬來西亞機場被毒殺，都是殺人於無形，而且幕後黑手事後能撇清關係，手段明顯比沙特勝一籌。不過技術上，這絕非難事，軍費開支屬全球最高之列的沙特阿拉伯，要更有效的組建「老虎行動組」，理應易如反掌。
但這次行動卻被土耳其完全錄下過程，特工沒有掌握智能手錶的用途，事先安排的掩飾都經不起現代科技、大數據、臉部確認等推敲，反映策劃者依然活在前現代社會，而且對新科技缺乏基本認知。假如真的是沙特王儲策劃行動，如此低手，不禁令人對其政策執行力充滿疑慮。若說王儲地位動搖，本案「辦事不力」，才是主因；「老虎行動組」的故事除了反映他性格兇殘，更顯示了此人的志大才疏和無能。站在「出口轉內銷」的傳訊角度，似乎後者，才是重點。就不知道誰笑到最後？
小詞典：中東之眼 (Middle East Eye)
關於中東資訊的獨立新聞網站，成立於2014年，在英國倫敦註冊，總編David Hearst曾任英國《衛報》國際主筆，董事Jamal Bessasso曾任半島電視台規劃及人力資源總監，僱有20名全職員工。官方稱財務獨立自主，但沙特曾於2017年制裁卡塔爾時，曾以「接受卡塔爾經費散播虛假資訊為由」，一併要求《中東之眼》結業，反映它背後也充滿陰謀論。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
全球兩極化現象：由Facebook演算式談起
不少朋友對全球越來越兩極化深感不安，而這趨勢的深化，社交媒體的「迴音室效應」自然大有責任。社交媒體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也坦承自己公司的演算式，容易被不同組織利用，所以正努力調節公式，希望撥亂反正云云。Facebook聲稱要令「生活時報」顯示更多朋友資訊，調低公眾專頁的內容，令它還原為生活化社交平台，但結果卻很可能雙輸：世人、特別是新一代越來越少使用Facebook，而同時繼續用Facebook的用戶，又會不自覺的進一步墮入兩極思維。
這是因為當演算式只顯示有限的公眾專頁資訊，只會更貼近每個用戶的意識形態度身訂造內容；從前一些相對中立的知識型內容，還可能出現在對公共事務有興趣的用戶的第二、第三選項，現在卻成為新演算式的犧牲對象。換句話說，對公共事務有興趣的人，只會看見更偏頗的單一資訊，他們和其他群組的距離，也是越來越遠，對自身的意識形態卻更為堅定。至於其他對公共事務本來略感興趣的正常人，在新演算式下，現在卻只會看見完全的衣食住行資訊，令社會除了出現極右、極左的對立，同也時出現「關心政治」和「討厭政治」之間的二元對立。
與此同時，個人用戶發佈自己資訊的動力越來越低，講求圖像傳訊、「顏值」的會到Instagram，深度文章到了Medium，一句短句更新的會用Twitter，純粹即興「抽水」的會用閱後即焚的Snapchat，結果Facebook雖然依然有全球最多用戶，氣氛卻是暮氣沉沉。只是關心政治、已經進入不同小圈子的小眾已經不能自拔，也就繼續在自己的遊戲空間內存活下去。
這樣的虛擬秩序，自然容易被各種各樣的高人利用，而「高人」可以是國家機器、商業鉅子，也可以是恐怖組織、宗教團體，反正到了最後，都是資訊科技專才的壟斷。各種針對性廣告在社交媒體出現，有了大數據的幫助，客觀效果就是進一步加強了一個人的偏見或愛憎：本來對特朗普略有好感的人，經過社交媒體洗禮，逐漸變成死忠；本來只是稍為喜歡名車的人，耳濡目染下，逐漸覺得擁有保時捷是「常態」，積習難返。當社交媒體的attention spam已經以秒來計算，任何深度內容都要化作簡單圖像吸眼球，複雜內容固然難以出現，人的腦海也逐漸習慣以套版形象固化不同概念，成為「接觸大量資訊的愚民」。
面對這樣的「虛擬實體化」、「複雜簡單化」時代，講求知識、品味的真正沉默大多數，必須有意識的繞過社交媒體演算式，既然避免不經不覺間自我激化，也要避免徹徹底底的消費化。避免這些趨勢的唯一途徑，唯有建構另一種「知識型消費習慣」，令它成為目標受眾的首選，而不是次選、三選，否則永遠被演算式、大數據牽著鼻子走，後果可以不堪設想。
小詞典：Medium
網誌發佈平台，2012年創辦，創辦人也是Twitter的聯合創辦人，初衷是鼓勵用戶發表比Twitter那140字限制長的文章，逐漸定位變成鼓勵長文、深度文的平台，並設有收費用戶獨家內容、用戶票選等機制。目前主要用戶以英文為主，根據官方數字，每月網站瀏覽量約三千萬。
這是因為當演算式只顯示有限的公眾專頁資訊，只會更貼近每個用戶的意識形態度身訂造內容；從前一些相對中立的知識型內容，還可能出現在對公共事務有興趣的用戶的第二、第三選項，現在卻成為新演算式的犧牲對象。換句話說，對公共事務有興趣的人，只會看見更偏頗的單一資訊，他們和其他群組的距離，也是越來越遠，對自身的意識形態卻更為堅定。至於其他對公共事務本來略感興趣的正常人，在新演算式下，現在卻只會看見完全的衣食住行資訊，令社會除了出現極右、極左的對立，同也時出現「關心政治」和「討厭政治」之間的二元對立。
與此同時，個人用戶發佈自己資訊的動力越來越低，講求圖像傳訊、「顏值」的會到Instagram，深度文章到了Medium，一句短句更新的會用Twitter，純粹即興「抽水」的會用閱後即焚的Snapchat，結果Facebook雖然依然有全球最多用戶，氣氛卻是暮氣沉沉。只是關心政治、已經進入不同小圈子的小眾已經不能自拔，也就繼續在自己的遊戲空間內存活下去。
這樣的虛擬秩序，自然容易被各種各樣的高人利用，而「高人」可以是國家機器、商業鉅子，也可以是恐怖組織、宗教團體，反正到了最後，都是資訊科技專才的壟斷。各種針對性廣告在社交媒體出現，有了大數據的幫助，客觀效果就是進一步加強了一個人的偏見或愛憎：本來對特朗普略有好感的人，經過社交媒體洗禮，逐漸變成死忠；本來只是稍為喜歡名車的人，耳濡目染下，逐漸覺得擁有保時捷是「常態」，積習難返。當社交媒體的attention spam已經以秒來計算，任何深度內容都要化作簡單圖像吸眼球，複雜內容固然難以出現，人的腦海也逐漸習慣以套版形象固化不同概念，成為「接觸大量資訊的愚民」。
面對這樣的「虛擬實體化」、「複雜簡單化」時代，講求知識、品味的真正沉默大多數，必須有意識的繞過社交媒體演算式，既然避免不經不覺間自我激化，也要避免徹徹底底的消費化。避免這些趨勢的唯一途徑，唯有建構另一種「知識型消費習慣」，令它成為目標受眾的首選，而不是次選、三選，否則永遠被演算式、大數據牽著鼻子走，後果可以不堪設想。
小詞典：Medium
網誌發佈平台，2012年創辦，創辦人也是Twitter的聯合創辦人，初衷是鼓勵用戶發表比Twitter那140字限制長的文章，逐漸定位變成鼓勵長文、深度文的平台，並設有收費用戶獨家內容、用戶票選等機制。目前主要用戶以英文為主，根據官方數字，每月網站瀏覽量約三千萬。
2018年11月12日星期一
東印度公司與「一帶一路」
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近期引起的爭議當中，其中一個歷史比較對象是著名的東印度公司，這在印度評論員的文章當中尤常出現。日本學者羽田正的《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近來出版了中文版，對探討東印度公司這個怪胎的起承轉合和歷史功能，有超越傳統「侵略者－受害人」視角的洞見，值得結合現實來一併閱讀。
話說昔日的大航海時代，也說是全球化第一波，各國都是依靠類似「東印度公司」一類商業運作，作為政府的「白手套」，拓展在遙遠地方的勢力範圍，這一點和「一帶一路」相比，確有類似之處，而英國人的手腕尤其成功。早在15世紀，英國就建立了「黎凡特公司」，從莫斯科、地中海取得東印度商品，處理香料貿易。當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早已對東亞捷足先登，黎凡特公司總裁史密斯也積極籌建航海商旅來競爭，在1600年透過宮廷有力人士游說，取得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的特許狀，英國東印度公司於焉誕生，湯瑪士也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一任總裁。1601年，公司第一支船隊出航，前往東南亞購買香料，兩年後平安返航，帶來155%利潤，確立了一本萬利的投資之道。
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時，募資金額換算荷蘭盾約為53萬，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時的資本額則是642萬，相差足足21倍，可以想像那時候整個東印度海域，幾乎是荷蘭船隊壟斷，英國船隊僅能到較偏遠的蘇門答臘購買胡椒，或在望加錫購買其他香料。為了應對，英國逐漸將目光轉向生產棉織品的印度次大陸，在當地直接經營棉花和紡織品出口，以避免和荷蘭直接在海路競爭，想不到卻打通了另一條康莊大道。這一點，也和「一帶一路」直接在大陸搞基建，有點異曲同工。
英國在印度尋找據點時，首先獲得當地土王許可，在東岸馬德拉斯港開設商館，並獲得許多特權，包括軍事要塞設立權、關稅免除權、貨幣鑄造權等，令東印度公司迅速突破「公司」規模，成了有力管治的實體。根據上述協定，馬德拉斯港的關稅收入當中，英國東印度公司可獲50%，其後土王又同意以租借方式，讓英國管理一塊土地，作為貨物交易之用，並認可公司在租界內擁有完全的行政管轄權。今天「一帶一路」的中資公司，在斯里蘭卡一類國家租借港口25年、49年或99年，自然難免引起租界的回憶。
自此，英國便以馬德拉斯港為據點，作為印度紡織品進出口中心。不久租界內相繼發生一些司法案件和刑事糾紛，土王決定讓英國東印度公司主導租界的司法裁判權。但東印度公司只是商業組織，沒有專才、也沒有興趣處理法律爭議，因此英國本土又加派了擁有司法權的總督、以及擁有行政權的市長進駐當地，分權並立，讓商館專心經商。如此一來，馬德拉斯表面上開始獨立於商館之外，成為具殖民地色彩的貿易都市；但由於東印度公司掌控了一切經濟命脈，總督往往反而是其附庸，公司實力只有進一步壯大。
這樣的奇特模式，不經不覺間，成了英國殖民印度的方便工具。169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又在恆河口的加爾各答港開設商館，以恆河為腹地，大量收購印度出產的棉花、紡織品、硝石，以及鴉片，開始成了南亞次大陸的主導力量。正式軍事殖民的轉捩點出現在1756年，孟加拉土王不滿東印度公司在加爾各答修築軍事要塞，要求提高稅金，公司不予理會，孟加拉以數萬大軍發動攻擊，驅逐了加爾各答的英國人，期間發生了著名的「黑洞事件」：孟加拉將146名英國俘虜關在狹小的監牢裡，悶死了一百多人，英人群情激憤，旋即組織遠征軍，以三千兵力擊敗孟加拉五萬大軍。戰後東印度公司與孟加拉新王修好，並與之簽訂條約，壟斷了硝石、鴉片的收購權，結果東印度公司從商業－行政集團，再變成為握有軍事實力的全方位政權。
此時的東印度公司，已具備國家海外權利的代表性，給予公司土地，就等於給予英國土地。這樣的轉變，連英國本身也始料不及。其後英國東印度公司又透過數場戰爭，擊敗強弩之末的法國南亞兵團，攻陷了法屬本地治里，成為印度本土的最大霸權，其後或用武力直接併吞其他土地，或強迫大大小小的土邦政權簽訂條約成為附庸。後來東印度公司讓位與英國政府建立「印度帝國」，完成歷史任務，這是後話，值得另案分析，不贅。
東亞貿易秩序：從「經濟之海」到「政治之海」
羽田正分析上述錯綜複雜的歷史期間，特別強調整個歐亞政局如何被歐洲各國這些「東印度公司」連成一氣，東亞貿易秩序、乃至政治秩序又如何從中確立。歐洲各國在印度洋暢行無阻，主因是印度洋、東南亞一帶，傳統上是所謂「經濟之海」，當地沿海政權對控制海洋的興趣並不大，只關心如何在這片海域從事貿易活動。無論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東南亞人、中國人、乃至後來居上的歐洲人，只要繳納足夠的貨物稅、港口稅，在當地出出入入，在港口建立根據地，本土政權都不會有太大意見。對印度洋海域國家而言，海洋屬於生計，並非政治角力場，以為歐洲人充其量不過是諸多商業競爭者之一；即使日後歐洲國家以武力為後盾，奪取了一些港口的控制權，當地人仍可透過其他小港口、甚至陸路進行貿易，依然未對政權構成根本影響。到了最後，圖窮匕見，自然為時已晚。今天印度洋諸國若干評論員以「一帶一路」和東印度公司相提並論，未嘗不是對自身歷史對「經濟之海」的教訓有深刻反思而成。
當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國家帶著在印度的「成功經驗」抵達東亞，卻發現情況完全不同。原因是東亞政權如中國、日本、朝鮮等，都沒有放棄對海洋的控制，並以政治力嚴加控管；而且以明清之間的中國海洋實力，歐洲商隊的武器也未必能討到便宜，例如在1624年，荷蘭在台灣的據點熱蘭遮城，就被鄭成功以武力奪取。在這樣的情況下，若要和中國貿易，就必須按照中國的遊戲規則，納入「朝貢體系」，直到軍事力量對比出現根本逆轉，才推倒重來。當中國以昔日被強開門戶之大陸政權，以「一帶一路」姿態進入21世紀的「經濟之海」，自然又引起諸多歷史聯想。無論我們是否同意，鑑古知今，都有一定參考價值。
小詞典：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EIC）
英國股份公司，1600年成立，獲皇家特許狀給予在印度貿易的特權，隨著歷史發展而演變成實質管治印度殖民地的機器，期間富可敵國，多次出現和英國政府的利益衝突，和國會關係長期亦敵亦友。直到1857年，印度爆發民族大起義後，被國會解除行政權力，所有在印度的財產被移交到英國政府。
話說昔日的大航海時代，也說是全球化第一波，各國都是依靠類似「東印度公司」一類商業運作，作為政府的「白手套」，拓展在遙遠地方的勢力範圍，這一點和「一帶一路」相比，確有類似之處，而英國人的手腕尤其成功。早在15世紀，英國就建立了「黎凡特公司」，從莫斯科、地中海取得東印度商品，處理香料貿易。當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早已對東亞捷足先登，黎凡特公司總裁史密斯也積極籌建航海商旅來競爭，在1600年透過宮廷有力人士游說，取得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的特許狀，英國東印度公司於焉誕生，湯瑪士也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一任總裁。1601年，公司第一支船隊出航，前往東南亞購買香料，兩年後平安返航，帶來155%利潤，確立了一本萬利的投資之道。
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時，募資金額換算荷蘭盾約為53萬，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時的資本額則是642萬，相差足足21倍，可以想像那時候整個東印度海域，幾乎是荷蘭船隊壟斷，英國船隊僅能到較偏遠的蘇門答臘購買胡椒，或在望加錫購買其他香料。為了應對，英國逐漸將目光轉向生產棉織品的印度次大陸，在當地直接經營棉花和紡織品出口，以避免和荷蘭直接在海路競爭，想不到卻打通了另一條康莊大道。這一點，也和「一帶一路」直接在大陸搞基建，有點異曲同工。
英國在印度尋找據點時，首先獲得當地土王許可，在東岸馬德拉斯港開設商館，並獲得許多特權，包括軍事要塞設立權、關稅免除權、貨幣鑄造權等，令東印度公司迅速突破「公司」規模，成了有力管治的實體。根據上述協定，馬德拉斯港的關稅收入當中，英國東印度公司可獲50%，其後土王又同意以租借方式，讓英國管理一塊土地，作為貨物交易之用，並認可公司在租界內擁有完全的行政管轄權。今天「一帶一路」的中資公司，在斯里蘭卡一類國家租借港口25年、49年或99年，自然難免引起租界的回憶。
自此，英國便以馬德拉斯港為據點，作為印度紡織品進出口中心。不久租界內相繼發生一些司法案件和刑事糾紛，土王決定讓英國東印度公司主導租界的司法裁判權。但東印度公司只是商業組織，沒有專才、也沒有興趣處理法律爭議，因此英國本土又加派了擁有司法權的總督、以及擁有行政權的市長進駐當地，分權並立，讓商館專心經商。如此一來，馬德拉斯表面上開始獨立於商館之外，成為具殖民地色彩的貿易都市；但由於東印度公司掌控了一切經濟命脈，總督往往反而是其附庸，公司實力只有進一步壯大。
這樣的奇特模式，不經不覺間，成了英國殖民印度的方便工具。169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又在恆河口的加爾各答港開設商館，以恆河為腹地，大量收購印度出產的棉花、紡織品、硝石，以及鴉片，開始成了南亞次大陸的主導力量。正式軍事殖民的轉捩點出現在1756年，孟加拉土王不滿東印度公司在加爾各答修築軍事要塞，要求提高稅金，公司不予理會，孟加拉以數萬大軍發動攻擊，驅逐了加爾各答的英國人，期間發生了著名的「黑洞事件」：孟加拉將146名英國俘虜關在狹小的監牢裡，悶死了一百多人，英人群情激憤，旋即組織遠征軍，以三千兵力擊敗孟加拉五萬大軍。戰後東印度公司與孟加拉新王修好，並與之簽訂條約，壟斷了硝石、鴉片的收購權，結果東印度公司從商業－行政集團，再變成為握有軍事實力的全方位政權。
此時的東印度公司，已具備國家海外權利的代表性，給予公司土地，就等於給予英國土地。這樣的轉變，連英國本身也始料不及。其後英國東印度公司又透過數場戰爭，擊敗強弩之末的法國南亞兵團，攻陷了法屬本地治里，成為印度本土的最大霸權，其後或用武力直接併吞其他土地，或強迫大大小小的土邦政權簽訂條約成為附庸。後來東印度公司讓位與英國政府建立「印度帝國」，完成歷史任務，這是後話，值得另案分析，不贅。
東亞貿易秩序：從「經濟之海」到「政治之海」
羽田正分析上述錯綜複雜的歷史期間，特別強調整個歐亞政局如何被歐洲各國這些「東印度公司」連成一氣，東亞貿易秩序、乃至政治秩序又如何從中確立。歐洲各國在印度洋暢行無阻，主因是印度洋、東南亞一帶，傳統上是所謂「經濟之海」，當地沿海政權對控制海洋的興趣並不大，只關心如何在這片海域從事貿易活動。無論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東南亞人、中國人、乃至後來居上的歐洲人，只要繳納足夠的貨物稅、港口稅，在當地出出入入，在港口建立根據地，本土政權都不會有太大意見。對印度洋海域國家而言，海洋屬於生計，並非政治角力場，以為歐洲人充其量不過是諸多商業競爭者之一；即使日後歐洲國家以武力為後盾，奪取了一些港口的控制權，當地人仍可透過其他小港口、甚至陸路進行貿易，依然未對政權構成根本影響。到了最後，圖窮匕見，自然為時已晚。今天印度洋諸國若干評論員以「一帶一路」和東印度公司相提並論，未嘗不是對自身歷史對「經濟之海」的教訓有深刻反思而成。
當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國家帶著在印度的「成功經驗」抵達東亞，卻發現情況完全不同。原因是東亞政權如中國、日本、朝鮮等，都沒有放棄對海洋的控制，並以政治力嚴加控管；而且以明清之間的中國海洋實力，歐洲商隊的武器也未必能討到便宜，例如在1624年，荷蘭在台灣的據點熱蘭遮城，就被鄭成功以武力奪取。在這樣的情況下，若要和中國貿易，就必須按照中國的遊戲規則，納入「朝貢體系」，直到軍事力量對比出現根本逆轉，才推倒重來。當中國以昔日被強開門戶之大陸政權，以「一帶一路」姿態進入21世紀的「經濟之海」，自然又引起諸多歷史聯想。無論我們是否同意，鑑古知今，都有一定參考價值。
小詞典：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EIC）
英國股份公司，1600年成立，獲皇家特許狀給予在印度貿易的特權，隨著歷史發展而演變成實質管治印度殖民地的機器，期間富可敵國，多次出現和英國政府的利益衝突，和國會關係長期亦敵亦友。直到1857年，印度爆發民族大起義後，被國會解除行政權力，所有在印度的財產被移交到英國政府。
2018年11月9日星期五
重新認識當代天才：Queen結他手Brian May博士（下）
在電影《波希米亞狂想曲》，一切圍繞Queen樂隊的傳奇主音Freddie Mercury，結他手Brian May的形象則截然不同，前者天才橫溢但放蕩不羈，縱情聲色毒品，Brian May則處處沉實冷靜，一派謙謙君子。由於電影是Queen其他成員同意下才能推出，形象建構自然有主觀成份，但大概也不會偏離太多客觀現實：Brian May不但遠離毒品，也極討厭吸煙，老早在全球興起室內禁煙前，就在自己音樂會的室內範圍嚴禁吸煙，在搖滾樂界，這是絕無僅有。
隨著年歲長大，Brian May越來越投入另一個社會身份：環保份子。他本人是素食主義者，熱心保護林地，極度關注動物權益，成立、管理了不少相關NGO，也用自己的影響力為關注動物權益的不同黨派政客站台，甚至曾打算競選國會議員來推動相關議題。有了國際巨星的經歷、博士學位的加持，Brian May在社運界也充滿行動力，例如他為了保護林地就真的買下整塊林地，推廣動物權益就灌錄洗腦宣傳新歌，影響政客就和智庫合著研究報告，畢竟有錢、有名、有知識，在社運界無往不利。Brian May在2005年獲英女王頒授CBE勳章，是Queen四名隊員唯一獲授勳的一人，原因就是在音樂成就以外，他的慈善活動、社會關注也得到廣泛認同。他曾表示希望自己最被人記得的不是音樂、不是天文，而是對保護動物和環境的貢獻。
由Queen到Queen+的智慧
不過最為世人熟悉的Brian May，依然是作為Queen的結他手，而他處理Freddie Mercury死後的Queen品牌，顯得充滿智慧。沒有了Freddie Mercury的Queen，影響比沒有John Lennon的The Beatles更難彌補，加上樂隊成員已過高峰期，一般人都懷疑Queen會從此解散。但Brian May和鼓手Roger Taylor還是活躍樂壇，從此以「Queen+」的名義演出，改為邀請不同主音在不同演唱會擔任Freddie Mercury的角色。這樣一來，無數天皇巨星因為可以「飾演」Freddie Mercury，挑戰那些難度極高的經典作品，而成為「Queen+」的客串成員，例如兒時就視Queen為偶像的Lady Gaga；同時「Queen+」也可以用這機制捧新人，又能維繫「Queen」的品牌，一舉數得。2012年，Queen+成為倫敦奧運閉幕禮的演唱嘉賓，現場播出25年前Freddie Mercury的片段，再和當代天后Jessie J合唱經典《We Will Rock You》，一切毫無違和，顯示了Queen頑強的生命力。假如再活躍十年，Queen可能會成為人類歷史上所有大碟加起來最暢銷的樂隊。
Queen的第四位成員John Deacon已完全退休，似乎也不太認同「Queen+」的作風，但Brian May處理隊友關係時十分巧妙（也就是財務分配得十分合理），處處強調他依然是我們隊員、一切工作都獲其同意，只是現在玩低調，以免外界產生「Queen內鬨」的感覺，這也是Queen和同期樂隊相比，逐步步向殿堂級的原因之一。單論音樂技巧，Brian May的結他造詣也備受尊崇，獲不同音樂雜誌選為20世紀十大結他手之一，他16歲時自己製造的電子結他「Red Special」，更成為一代神器。如此有才華的人，對性格截然不同的Freddie Mercury搶盡樂隊鋒芒不但毫無怨言，反而在隊友死後用盡全力延續其神話，除了有相當胸襟、相當友誼、相當眼光，更是充滿人生智慧。
小詞典：Freddie Mercury（1946-1991）
Freddie Mercury: 英國搖滾樂隊Queen主音，出身於東非桑給巴爾的印度裔帕西人，17歲移居英國，加入Queen後以獨特舞台演出觸角、橫跨四個八度的唱功和不斷創新的音樂風格獨當一面，走紅為國際巨星，1991年死於愛滋病，也是這疾病廣獲世界關注的標誌性事件。
隨著年歲長大，Brian May越來越投入另一個社會身份：環保份子。他本人是素食主義者，熱心保護林地，極度關注動物權益，成立、管理了不少相關NGO，也用自己的影響力為關注動物權益的不同黨派政客站台，甚至曾打算競選國會議員來推動相關議題。有了國際巨星的經歷、博士學位的加持，Brian May在社運界也充滿行動力，例如他為了保護林地就真的買下整塊林地，推廣動物權益就灌錄洗腦宣傳新歌，影響政客就和智庫合著研究報告，畢竟有錢、有名、有知識，在社運界無往不利。Brian May在2005年獲英女王頒授CBE勳章，是Queen四名隊員唯一獲授勳的一人，原因就是在音樂成就以外，他的慈善活動、社會關注也得到廣泛認同。他曾表示希望自己最被人記得的不是音樂、不是天文，而是對保護動物和環境的貢獻。
由Queen到Queen+的智慧
不過最為世人熟悉的Brian May，依然是作為Queen的結他手，而他處理Freddie Mercury死後的Queen品牌，顯得充滿智慧。沒有了Freddie Mercury的Queen，影響比沒有John Lennon的The Beatles更難彌補，加上樂隊成員已過高峰期，一般人都懷疑Queen會從此解散。但Brian May和鼓手Roger Taylor還是活躍樂壇，從此以「Queen+」的名義演出，改為邀請不同主音在不同演唱會擔任Freddie Mercury的角色。這樣一來，無數天皇巨星因為可以「飾演」Freddie Mercury，挑戰那些難度極高的經典作品，而成為「Queen+」的客串成員，例如兒時就視Queen為偶像的Lady Gaga；同時「Queen+」也可以用這機制捧新人，又能維繫「Queen」的品牌，一舉數得。2012年，Queen+成為倫敦奧運閉幕禮的演唱嘉賓，現場播出25年前Freddie Mercury的片段，再和當代天后Jessie J合唱經典《We Will Rock You》，一切毫無違和，顯示了Queen頑強的生命力。假如再活躍十年，Queen可能會成為人類歷史上所有大碟加起來最暢銷的樂隊。
Queen的第四位成員John Deacon已完全退休，似乎也不太認同「Queen+」的作風，但Brian May處理隊友關係時十分巧妙（也就是財務分配得十分合理），處處強調他依然是我們隊員、一切工作都獲其同意，只是現在玩低調，以免外界產生「Queen內鬨」的感覺，這也是Queen和同期樂隊相比，逐步步向殿堂級的原因之一。單論音樂技巧，Brian May的結他造詣也備受尊崇，獲不同音樂雜誌選為20世紀十大結他手之一，他16歲時自己製造的電子結他「Red Special」，更成為一代神器。如此有才華的人，對性格截然不同的Freddie Mercury搶盡樂隊鋒芒不但毫無怨言，反而在隊友死後用盡全力延續其神話，除了有相當胸襟、相當友誼、相當眼光，更是充滿人生智慧。
小詞典：Freddie Mercury（1946-1991）
Freddie Mercury: 英國搖滾樂隊Queen主音，出身於東非桑給巴爾的印度裔帕西人，17歲移居英國，加入Queen後以獨特舞台演出觸角、橫跨四個八度的唱功和不斷創新的音樂風格獨當一面，走紅為國際巨星，1991年死於愛滋病，也是這疾病廣獲世界關注的標誌性事件。
2018年11月8日星期四
美國中期選舉之後：民主黨的十字路口
美國中期選舉結果出爐，和選前預期大致吻合，後續卻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可能性。先說選舉本身，唯一沒有爭議的結論，就是美國經過特朗普這兩年施政，進一步邁向空前分裂，以下現象尤其值得關注：
- 特朗普的全國民望雖然不過半，但在農村的支持度持續上升，反映他的意識形態切中美國低教育「普羅大眾」根本思維，也令共和黨的傳統精英路線難走回頭路；
- 民主黨雖然奪回眾議院，但這只是符合上屆總統大選的全國選票比例，選前期望的「藍色海嘯」卻沒有出現，也未能製造主要驚喜，相反民主黨人對特朗普的「特朗普式人身攻擊」，反而有為對方催票的效果；
- 前總統奧巴馬高調站台，一反近代美國卸任總統的超然身段，反映他已不視民主黨與特朗普之爭為政黨之爭，而是基本核心價值觀之爭，然而這卻令他更難在兩年後的總統大選抽身，甚至可能扮演更重要角色，也令二元對立更難消除；
- 特朗普上次當選的關鍵，在於拿下大湖區的「鐵鏽帶」，這次這些州份大多重回民主黨懷抱，這對民主黨自然是莫大鼓舞，不過兩年後也可能再度鐘擺，反映這些州份依然是大選的搖擺關鍵；
- 民主黨為了突顯自身對自由主義、多元文化的信念，派出大量具象徵性的候選人，這次當選的不乏黑人、女性、穆斯林、同性戀者等，令身份認同政治逐步成為兩黨主要分野；
- 美國此刻雖然高度兩極化，但選民高調說教的背後，依然以經濟、就業、醫療等民生議題為投票優先考慮，兩黨票倉假如有所鬆動，也是如是之故。
這些現象加起來，對特朗普的啟示十分簡單：選前他已做足期望管理，為眾議院失守出口術，以證明保住參議院已是「偉大勝利」，未來兩年肯定加強宣傳「政黨惡鬥人民當災」，把一切施政問題歸咎於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同時加強以行政命令一類威權手法，加劇和民主制度的對立。由於共和黨已經被特朗普重新定義「主流」，基本盤已被特朗普路線吸納，只要兩年後他在搖擺州份重錘出擊，依然有望連任，預期特朗普的未來政策會越來越針對這些個別州份的口味。
但對民主黨而言，選舉結果卻是一個十字路口：假如大勝或大敗，都能明顯證明目前意識形態先行、捍衛自由主義和多元文化核心價值的路線是否受歡迎，然而現在的結果，卻令民主黨領袖對是否繼續打意識形態牌進退維谷。純粹就選舉計算而言，由於特朗普代表激進右派已成定局，要是民主黨找出中間路線代表參選，也不會流失基本盤，只要再提出中間偏保守的經濟政綱，爭奪搖擺州份，應比純粹強調意識形態更為保險。
但民主黨領袖們已經滿肚子冤屈，一心想「撥亂反正」，這作風不但進一步撕裂美國，也容易令特朗普進行最擅長的反動員。民主黨本來握有人口優勢，只要等待少數族裔逐步成為主流人口，共和黨幾乎不會有翻身之日，假如只爭朝夕，反而正中特朗普下懷。然而當局者迷，對傳統自由派精英尤其如是，假如民主黨真心在慶祝，卻是太天真了。
小詞典：佩洛西（Nancy Pelosi，1940-）
美國眾議院民主黨領袖，意大利新移民後裔，1987年當選加州眾議員至今，民主黨掌控眾議院多數時出任議長，民主黨在野時則擔任眾議院反對黨領袖，在美國政壇極具影響力，也是美國史上至今出任最高級別公職的女性。佩洛西在民主黨內部主張對華強硬，曾於六四事件後兩年，在天安門廣場抗議而被逐出境。
- 特朗普的全國民望雖然不過半，但在農村的支持度持續上升，反映他的意識形態切中美國低教育「普羅大眾」根本思維，也令共和黨的傳統精英路線難走回頭路；
- 民主黨雖然奪回眾議院，但這只是符合上屆總統大選的全國選票比例，選前期望的「藍色海嘯」卻沒有出現，也未能製造主要驚喜，相反民主黨人對特朗普的「特朗普式人身攻擊」，反而有為對方催票的效果；
- 前總統奧巴馬高調站台，一反近代美國卸任總統的超然身段，反映他已不視民主黨與特朗普之爭為政黨之爭，而是基本核心價值觀之爭，然而這卻令他更難在兩年後的總統大選抽身，甚至可能扮演更重要角色，也令二元對立更難消除；
- 特朗普上次當選的關鍵，在於拿下大湖區的「鐵鏽帶」，這次這些州份大多重回民主黨懷抱，這對民主黨自然是莫大鼓舞，不過兩年後也可能再度鐘擺，反映這些州份依然是大選的搖擺關鍵；
- 民主黨為了突顯自身對自由主義、多元文化的信念，派出大量具象徵性的候選人，這次當選的不乏黑人、女性、穆斯林、同性戀者等，令身份認同政治逐步成為兩黨主要分野；
- 美國此刻雖然高度兩極化，但選民高調說教的背後，依然以經濟、就業、醫療等民生議題為投票優先考慮，兩黨票倉假如有所鬆動，也是如是之故。
這些現象加起來，對特朗普的啟示十分簡單：選前他已做足期望管理，為眾議院失守出口術，以證明保住參議院已是「偉大勝利」，未來兩年肯定加強宣傳「政黨惡鬥人民當災」，把一切施政問題歸咎於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同時加強以行政命令一類威權手法，加劇和民主制度的對立。由於共和黨已經被特朗普重新定義「主流」，基本盤已被特朗普路線吸納，只要兩年後他在搖擺州份重錘出擊，依然有望連任，預期特朗普的未來政策會越來越針對這些個別州份的口味。
但對民主黨而言，選舉結果卻是一個十字路口：假如大勝或大敗，都能明顯證明目前意識形態先行、捍衛自由主義和多元文化核心價值的路線是否受歡迎，然而現在的結果，卻令民主黨領袖對是否繼續打意識形態牌進退維谷。純粹就選舉計算而言，由於特朗普代表激進右派已成定局，要是民主黨找出中間路線代表參選，也不會流失基本盤，只要再提出中間偏保守的經濟政綱，爭奪搖擺州份，應比純粹強調意識形態更為保險。
但民主黨領袖們已經滿肚子冤屈，一心想「撥亂反正」，這作風不但進一步撕裂美國，也容易令特朗普進行最擅長的反動員。民主黨本來握有人口優勢，只要等待少數族裔逐步成為主流人口，共和黨幾乎不會有翻身之日，假如只爭朝夕，反而正中特朗普下懷。然而當局者迷，對傳統自由派精英尤其如是，假如民主黨真心在慶祝，卻是太天真了。
小詞典：佩洛西（Nancy Pelosi，1940-）
美國眾議院民主黨領袖，意大利新移民後裔，1987年當選加州眾議員至今，民主黨掌控眾議院多數時出任議長，民主黨在野時則擔任眾議院反對黨領袖，在美國政壇極具影響力，也是美國史上至今出任最高級別公職的女性。佩洛西在民主黨內部主張對華強硬，曾於六四事件後兩年，在天安門廣場抗議而被逐出境。
2018年11月7日星期三
重新認識當代天才：Queen結他手Brian May博士（上）
講述英倫傳奇搖滾樂隊Queen的電影《波希米亞狂想曲》上映，相當震撼人心。雖然Queen的全盛期和我的成長並無交接，但也從小喜歡他們的歌曲，而且對這隊樂隊在國際關係的角色有很深印象。在冷戰後期，搖滾樂是令東歐年青人信奉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重要武器，Queen在中歐、東歐非常受歡迎，他們在1986年到鐵幕下的匈牙利演唱一事，也成了電影《匈牙利狂想曲》，對共產帝國解體，也有一份功勞。關於電影如何描述主音Freddie Mercury的心路歷程，日後有機會再分享個人觀感，但其實Queen的其他成員同樣天才橫溢，例如結他手Brian May的人生，對今天香港的新一代，也應該充滿啟發性。
Brian May是Queen前身樂隊Smile的主要創立人（Freddie Mercury也是後來加入），而Queen在Mercury以外的三名成員都是高材生，特別是Brian May，畢業於英國頂級名校、出產過20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倫敦帝國學院，主修物理，本來志願是當科學家。大學畢業後，Brian May又在倫敦帝國學院攻讀天體物理學博士，Queen崛起期間他其實是邊調研、邊夾band，曾在西屬加那利群島著名的天文台做研究，只差完成論文就能畢業。只是期間樂隊逐漸走紅全球，於是他做了一生人最明智的決定：從博士學位輟學，專心拓展音樂事業。但他即使離開了學院，還是和學術朋友合著了兩篇獲匿名評審通過的學術論文，依然保持了和學界的聯繫。
由搖滾巨星到大學校監
轉眼間，數十年過去，天體物理學在霍金推動下，反而逐漸成為顯學。Brian May成為國際巨星後，卻發現自己年輕時的博士論文題目，居然還未有其他人涉足，於是在2006年重新註冊，成為倫敦帝國學院的博士生，一年內閱讀了數十年間相關題目的所有資料，一年後就通過博士答辯，論文題目是「黃道塵埃雲的徑向速度研究」，正式成為「Dr. Brian May」，當時他剛好60歲。然後Dr. Brian May成了倫敦帝國學院的訪問研究員，不是純粹掛名那種，而是不斷著書立說，例如出版了天體物理學學術著作《宇宙全史》，分類就是在霍金《時間簡史》旁邊，也獲邀成為美國太空總署（NASA）研究冥王星的「新視野號」計劃成員，創立了推廣人類對小行星認識的「小行星日」，甚至有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2008年，Dr. Brian May獲利物浦John Moores大學任命為校監，雖然這是理工學院在九十年代「馬卓安教育改革」期間升格的新興大學，但也歷史悠久，絕非「野雞」，May的前任校監，就是英國前首相貝理雅的夫人Cherie Blair。到了今時今日，學術界沒有人覺得Brian May只是玩票，也肯定他的國際知名度是普及天體物理學的重要助理。在學術會議中，Brian May數十年如一日的標誌長髮反而最有科學家味道，人們才發現一代搖滾巨星年長了的外型，幾乎和牛頓一模一樣。
小詞典：Queen樂隊
英國殿堂級搖滾樂隊，英國歷史上最暢銷專輯紀錄保持者，1968年組成，1970年改現名，1975年以《Bohemian Rhapsody》進入一線地位，然後以《We are the Champions》、《We Will Rock You》等歌曲成為經典，把搖滾、歌劇、重金屬、民謠等不同風格混合的作風，對藝術界有深遠影響。主音Freddie Mercury離世後，繼續以「Queen+」名義活躍樂壇。
Brian May是Queen前身樂隊Smile的主要創立人（Freddie Mercury也是後來加入），而Queen在Mercury以外的三名成員都是高材生，特別是Brian May，畢業於英國頂級名校、出產過20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倫敦帝國學院，主修物理，本來志願是當科學家。大學畢業後，Brian May又在倫敦帝國學院攻讀天體物理學博士，Queen崛起期間他其實是邊調研、邊夾band，曾在西屬加那利群島著名的天文台做研究，只差完成論文就能畢業。只是期間樂隊逐漸走紅全球，於是他做了一生人最明智的決定：從博士學位輟學，專心拓展音樂事業。但他即使離開了學院，還是和學術朋友合著了兩篇獲匿名評審通過的學術論文，依然保持了和學界的聯繫。
由搖滾巨星到大學校監
轉眼間，數十年過去，天體物理學在霍金推動下，反而逐漸成為顯學。Brian May成為國際巨星後，卻發現自己年輕時的博士論文題目，居然還未有其他人涉足，於是在2006年重新註冊，成為倫敦帝國學院的博士生，一年內閱讀了數十年間相關題目的所有資料，一年後就通過博士答辯，論文題目是「黃道塵埃雲的徑向速度研究」，正式成為「Dr. Brian May」，當時他剛好60歲。然後Dr. Brian May成了倫敦帝國學院的訪問研究員，不是純粹掛名那種，而是不斷著書立說，例如出版了天體物理學學術著作《宇宙全史》，分類就是在霍金《時間簡史》旁邊，也獲邀成為美國太空總署（NASA）研究冥王星的「新視野號」計劃成員，創立了推廣人類對小行星認識的「小行星日」，甚至有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2008年，Dr. Brian May獲利物浦John Moores大學任命為校監，雖然這是理工學院在九十年代「馬卓安教育改革」期間升格的新興大學，但也歷史悠久，絕非「野雞」，May的前任校監，就是英國前首相貝理雅的夫人Cherie Blair。到了今時今日，學術界沒有人覺得Brian May只是玩票，也肯定他的國際知名度是普及天體物理學的重要助理。在學術會議中，Brian May數十年如一日的標誌長髮反而最有科學家味道，人們才發現一代搖滾巨星年長了的外型，幾乎和牛頓一模一樣。
小詞典：Queen樂隊
英國殿堂級搖滾樂隊，英國歷史上最暢銷專輯紀錄保持者，1968年組成，1970年改現名，1975年以《Bohemian Rhapsody》進入一線地位，然後以《We are the Champions》、《We Will Rock You》等歌曲成為經典，把搖滾、歌劇、重金屬、民謠等不同風格混合的作風，對藝術界有深遠影響。主音Freddie Mercury離世後，繼續以「Queen+」名義活躍樂壇。
2018年11月6日星期二
美國中期選舉，會影響中美貿易戰嗎？
美國中期選舉在即，這次廣獲華文世界媒體關注，因為一直流傳這樣一個概念：特朗普進行中美貿易戰，只是為了爭取國內選票，如果選舉結果不利共和黨，就是證明此路不通，貿易戰就無疾而終；即使共和黨大勝，特朗普也會暫時失去痛擊中國的誘因，貿易戰還是會暫緩一下。觀乎市場反應，似乎以上分析是「主流論述」，但實際情況，卻很可能是另一回事。
筆者日前和一些美國領事館的朋友會面，談及上述議題，他們都認為美國國情並非這樣。到了這個田地，美國國內對中美貿易戰這議題，已經不存在「親華派」；以往在關鍵時刻有政客、財團、學者走出來背書「貿易戰對美國無利」，現在這種聲音卻越趨式微。無論美國左翼、自由派、民主黨、傳統精英多麼討厭特朗普，經過他的一輪操作，美國上下起碼達成了以下共識：中國正在崛起中，假如不正視，將可能取代美國；而美國歷史上只要出現這樣的危機感，無論對手是蘇聯、英國還是日本，都不會再妥協。
而且「對華友好」這形象在國內選舉，也越來越難爭取選票，相反顯示對中國適度強硬，卻是「愛國」表現。北京期望那些受貿易戰影響的美國國內利益集團，會給予政府實質壓力，甚至動用廣告去「打動」這些人，但這些人不少都是特朗普支持者，相信這位生意人在討價還價之餘，也會用其他方式給予自己補償，結果中國期望的倒戈情況，至今沒有出現。連有可能未來挑戰特朗普的超級富豪彭博，也說不認同特朗普手法、但對美國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其實意見頗一致，反映美國朝野對中美貿易逆差的態度越來越趨同，即使是民主黨總統上台，問題也不會解決。
更重要的是，根據納瓦羅等人的設計，目前特朗普對華施加的壓力，根本微不足道，只是前哨戰，領事館的朋友就不斷強調現在只是「friction」，還遠遠談不上「戰爭」。特朗普的著作《The Art of Deals》教導，在討價還價的過程，必須軟硬兼施，久不久示好是必要之道，但中美貿易戰的主旋律，恐怕會貫穿整個特朗普任期，而甚麼時候升溫、甚麼時候示好，主導權卻明顯不在北京。換句話說，正如金正恩通過核試，成功搶得議題設定權，特朗普也得到了中美關係的主導權。由於從前華府的行為，證實了其他層面的中美博奕，中國都容易掌握主動，例如南海造島、或建立亞投行等，唯獨貿易戰，美國才能牢牢反客為主，單是這一點，已令未來的美國政府難以放棄這議題。
中期選舉過後，就算特朗普有形式主義的示好，一切也只是政治市場操作，結構並不會因而改變。關於未來數年中國經濟情況，我們應該參考羅康瑞先生的過來人之言，他以親身和特朗普做生意打交道的經歷，預示「the worst is yet to come」，可謂血淚的教訓。
小詞典：特朗普與香港富豪
特朗普曾在20世紀與香港富豪建立生意往來，為自己出現債務危機的商業王國融資，主要生意夥伴是鄭家純和羅康瑞。初時雙方合作愉快，特朗普更親自到訪，但最終因對拍賣物業意見不合，反目收場，特朗普更控告對方，最終敗訴。得知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後，其香港夥伴曾揚言「如特朗普當選即移民火星」。
筆者日前和一些美國領事館的朋友會面，談及上述議題，他們都認為美國國情並非這樣。到了這個田地，美國國內對中美貿易戰這議題，已經不存在「親華派」；以往在關鍵時刻有政客、財團、學者走出來背書「貿易戰對美國無利」，現在這種聲音卻越趨式微。無論美國左翼、自由派、民主黨、傳統精英多麼討厭特朗普，經過他的一輪操作，美國上下起碼達成了以下共識：中國正在崛起中，假如不正視，將可能取代美國；而美國歷史上只要出現這樣的危機感，無論對手是蘇聯、英國還是日本，都不會再妥協。
而且「對華友好」這形象在國內選舉，也越來越難爭取選票，相反顯示對中國適度強硬，卻是「愛國」表現。北京期望那些受貿易戰影響的美國國內利益集團，會給予政府實質壓力，甚至動用廣告去「打動」這些人，但這些人不少都是特朗普支持者，相信這位生意人在討價還價之餘，也會用其他方式給予自己補償，結果中國期望的倒戈情況，至今沒有出現。連有可能未來挑戰特朗普的超級富豪彭博，也說不認同特朗普手法、但對美國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其實意見頗一致，反映美國朝野對中美貿易逆差的態度越來越趨同，即使是民主黨總統上台，問題也不會解決。
更重要的是，根據納瓦羅等人的設計，目前特朗普對華施加的壓力，根本微不足道，只是前哨戰，領事館的朋友就不斷強調現在只是「friction」，還遠遠談不上「戰爭」。特朗普的著作《The Art of Deals》教導，在討價還價的過程，必須軟硬兼施，久不久示好是必要之道，但中美貿易戰的主旋律，恐怕會貫穿整個特朗普任期，而甚麼時候升溫、甚麼時候示好，主導權卻明顯不在北京。換句話說，正如金正恩通過核試，成功搶得議題設定權，特朗普也得到了中美關係的主導權。由於從前華府的行為，證實了其他層面的中美博奕，中國都容易掌握主動，例如南海造島、或建立亞投行等，唯獨貿易戰，美國才能牢牢反客為主，單是這一點，已令未來的美國政府難以放棄這議題。
中期選舉過後，就算特朗普有形式主義的示好，一切也只是政治市場操作，結構並不會因而改變。關於未來數年中國經濟情況，我們應該參考羅康瑞先生的過來人之言，他以親身和特朗普做生意打交道的經歷，預示「the worst is yet to come」，可謂血淚的教訓。
小詞典：特朗普與香港富豪
特朗普曾在20世紀與香港富豪建立生意往來，為自己出現債務危機的商業王國融資，主要生意夥伴是鄭家純和羅康瑞。初時雙方合作愉快，特朗普更親自到訪，但最終因對拍賣物業意見不合，反目收場，特朗普更控告對方，最終敗訴。得知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後，其香港夥伴曾揚言「如特朗普當選即移民火星」。
2018年11月5日星期一
中美新冷戰前夕，重溫「霸權過渡論」
當中美全方位衝突漸成常態，不少人擔心「新冷戰」逐漸成型，亦傾向認為中國崛起後挑戰美國霸權，就是這個時代的宏觀背景，令「中美必有一戰」的假定，在東西方社會都深入民心。但這是必然嗎？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 (Paul Kennedy)的名著《霸權興衰史：1500年到2000年的經濟變遷和軍事衝突》，是研究「霸權過渡論」的經典之一，其中美國在二戰後和平取代大英帝國，成為現今的超級大國，這段經歷，尤其值得重溫。
英美經濟發展與其帝國之消長
《霸權興衰史》出版於1987年，當時冷戰仍在進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雖漸降溫，但仍互相對峙。甘迺迪從近代史開端的1500年起，探討直到1980年代的各個大國興衰發展歷程，並預測了未來中國、日本、歐洲、蘇聯、美國等在世紀之交的發展。這本論述，成為日後中國CCTV紀錄片《大國崛起》的藍本。
在探討大國盛衰歷程中，甘迺迪更強調經濟實力的角色，認為要衡量一個大國的實力和地位，必須將其放在與其他大國的「相對力量」中審視。對一個大國而言，其得以存續自身的實力和地位，依靠的主要還是資源、經濟的可持續性，而不是軍事實力，因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始終還是要有相應的資源支撐。一個國家握有強大軍事力量，並對外進行擴張，固然是因為其經濟發展達至相當程度，但當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擴展至其經濟實力無法承擔，就會陷入「軍事過度擴張」或「帝國過度擴張」（Imperial overstretch），由此走向衰微，因此大國必須維持經濟實力和軍實力量之間的平衡。
根據甘迺迪的演繹，美國之所以在二戰前後成為超級大國，正是由於達至了這一平衡。昔日的霸主英國，在18世紀開始能戰勝法國、奧地利哈斯堡王朝等對手，逐漸步向帝國之路，正是受惠於開展海外貿易、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從而帶動經濟發展，令其長期保持強大軍事力量，甚至能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以貸款支持超過30%的戰時支出，而依然未出現「過度擴張」後遺症。直到20世紀的兩場世界大戰，均以歐洲為主要戰場，除了對歐洲經濟帶來嚴重損害，亦破壞了英國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平衡。另一邊廂，美國自南北戰爭後至20世紀初，由於高效率的農業生產、豐富天然資源的開發、科技發展和資金流入，早已累積了強大經濟實力，只是因為早年嚴守孤立主義，拒絕負起國際領導者的角色，才令其經濟力量和國際影響力嚴重不相稱，英國霸權也勉強維持到二次大戰前夕，儘管就是沒有德國的挑戰，已顯得力不從心。
到了1941-43年之交，終於出現甘迺迪演繹的英美霸權交替轉捩點。由於德國和日本的軍事行動，先後令蘇聯、美國加入二次大戰，令這兩個國家比起已遭佔領的法國、和負隅頑抗的英國，影響力不斷增強，雖然它們以德國、日本、意大利為對手，但其實卻在同步蠶食英國和傳統歐洲列強建立的勢力範圍，這一點連希特拉也準確預料到。美蘇參戰後，也大幅擴大了盟軍與軸心國在軍備生產和復原速度上的差距，令盟軍獲得支撐長期作戰所需的資源和生產力：以甘迺迪的話說，美國的參戰，正是將其經濟總量為軸心國三國足足三倍有多的潛能，化為國際關係的現實。但這樣一來，英國軍事上既然需要美國幫忙，經濟上就再也沒有選擇，只能接受國際體系的（相對）和平過渡。
英國在戰後，自然不是坐以待斃，也不是完全主動的放棄帝國，邱吉爾一類老一代領導人，依然處處以「大英帝國領袖」自居世界之巔。但時不我與，美國一個馬歇爾計劃，就打破了歐洲以往的經濟體系；蘇聯的輸出革命，也令英聯邦內各國失去向心力，不少在蘇聯支持下成為左傾政權。最終英國在蘇彞士戰爭後接受現實，完全接受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相信不少英國建立的秩序和價值觀能順利過渡，讓英國利益能最大程度被保障，而不是像西班牙帝國那樣，在霸權終結後徹底打回原型，已經是最佳結局。
美國的超級大國之路，走到盡頭了嗎？
由於一個大國的存續如此在乎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平衡，故此甘迺迪斷言，沒有一個大國強權可以永續。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技術和組織發展上的突破，終會令某些國家取代現有的強權而興起，認為一個自己建立的新世界秩序，能更有效保障自身利益，結果就導致「霸權過渡期」的不穩定性，有時和平解決（例如美國取代英國），有時以戰爭解決（例如德國挑戰英國），但這樣的挑戰與應戰，幾乎不可避免。甘迺迪早於冷戰未結束時，就預測世紀之交的美國，會因為過度擴張其軍備，特別是要長期維持在海外的駐軍、和軍事介入其他國家事務，終不可避免步向軍事過度擴張、經濟無法支撐而衰敗的結局。
當然，甘迺迪出版《霸權興衰史》時，並未能想像冷戰會迅速結束；其他國際關係學者如奈伊（Joseph Nye）提倡的「軟實力」、羅塞爾（Suzanne Nossel）提出的「巧實力」(smart power)，均認為美國現今依然能保持超級大國的實力和地位。但綜觀現在的經濟數字，特別是中國的人口紅利有利互聯網虛擬經濟的發展，「霸權過渡」的客觀條件卻已出現，問題只是形式會接近德國挑戰英國、還是美國取代英國的先例而已。中國在過去十年一反昔日傾向閉關自守的孤立主義常態，積極參與國際秩序，策略就是以自身龐大的經濟實力，逐步掏空原秩序的內容，而又能繼承同樣的表面話語（例如今天中國政府也強調推廣有中國特色的法治、自由、民主），這其實就是美國取代英國的套路。至於特朗普不斷退出國際組織，其實也不是純粹的孤立主義，而是希望在美國還有實力時，打破自己昔日建立、但已被「騎劫」的世界秩序，重構一個「美國霸權2.0」，而這一場博奕，不過剛剛開始。
小詞典：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1945-）
英國歷史學者，兼研究國際關係，牛津大學博士，後於美國耶魯大學任教成名，代表作《大國的興衰》成為當代國際關係歷史的殿堂級著作，被翻譯成23國語言，在中國特別受重視，成為有數國際認可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 大師之一。
英美經濟發展與其帝國之消長
《霸權興衰史》出版於1987年，當時冷戰仍在進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雖漸降溫，但仍互相對峙。甘迺迪從近代史開端的1500年起，探討直到1980年代的各個大國興衰發展歷程，並預測了未來中國、日本、歐洲、蘇聯、美國等在世紀之交的發展。這本論述，成為日後中國CCTV紀錄片《大國崛起》的藍本。
在探討大國盛衰歷程中，甘迺迪更強調經濟實力的角色，認為要衡量一個大國的實力和地位，必須將其放在與其他大國的「相對力量」中審視。對一個大國而言，其得以存續自身的實力和地位，依靠的主要還是資源、經濟的可持續性，而不是軍事實力，因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始終還是要有相應的資源支撐。一個國家握有強大軍事力量，並對外進行擴張，固然是因為其經濟發展達至相當程度，但當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擴展至其經濟實力無法承擔，就會陷入「軍事過度擴張」或「帝國過度擴張」（Imperial overstretch），由此走向衰微，因此大國必須維持經濟實力和軍實力量之間的平衡。
根據甘迺迪的演繹，美國之所以在二戰前後成為超級大國，正是由於達至了這一平衡。昔日的霸主英國，在18世紀開始能戰勝法國、奧地利哈斯堡王朝等對手，逐漸步向帝國之路，正是受惠於開展海外貿易、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從而帶動經濟發展，令其長期保持強大軍事力量，甚至能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以貸款支持超過30%的戰時支出，而依然未出現「過度擴張」後遺症。直到20世紀的兩場世界大戰，均以歐洲為主要戰場，除了對歐洲經濟帶來嚴重損害，亦破壞了英國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平衡。另一邊廂，美國自南北戰爭後至20世紀初，由於高效率的農業生產、豐富天然資源的開發、科技發展和資金流入，早已累積了強大經濟實力，只是因為早年嚴守孤立主義，拒絕負起國際領導者的角色，才令其經濟力量和國際影響力嚴重不相稱，英國霸權也勉強維持到二次大戰前夕，儘管就是沒有德國的挑戰，已顯得力不從心。
到了1941-43年之交，終於出現甘迺迪演繹的英美霸權交替轉捩點。由於德國和日本的軍事行動，先後令蘇聯、美國加入二次大戰，令這兩個國家比起已遭佔領的法國、和負隅頑抗的英國，影響力不斷增強，雖然它們以德國、日本、意大利為對手，但其實卻在同步蠶食英國和傳統歐洲列強建立的勢力範圍，這一點連希特拉也準確預料到。美蘇參戰後，也大幅擴大了盟軍與軸心國在軍備生產和復原速度上的差距，令盟軍獲得支撐長期作戰所需的資源和生產力：以甘迺迪的話說，美國的參戰，正是將其經濟總量為軸心國三國足足三倍有多的潛能，化為國際關係的現實。但這樣一來，英國軍事上既然需要美國幫忙，經濟上就再也沒有選擇，只能接受國際體系的（相對）和平過渡。
英國在戰後，自然不是坐以待斃，也不是完全主動的放棄帝國，邱吉爾一類老一代領導人，依然處處以「大英帝國領袖」自居世界之巔。但時不我與，美國一個馬歇爾計劃，就打破了歐洲以往的經濟體系；蘇聯的輸出革命，也令英聯邦內各國失去向心力，不少在蘇聯支持下成為左傾政權。最終英國在蘇彞士戰爭後接受現實，完全接受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相信不少英國建立的秩序和價值觀能順利過渡，讓英國利益能最大程度被保障，而不是像西班牙帝國那樣，在霸權終結後徹底打回原型，已經是最佳結局。
美國的超級大國之路，走到盡頭了嗎？
由於一個大國的存續如此在乎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平衡，故此甘迺迪斷言，沒有一個大國強權可以永續。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技術和組織發展上的突破，終會令某些國家取代現有的強權而興起，認為一個自己建立的新世界秩序，能更有效保障自身利益，結果就導致「霸權過渡期」的不穩定性，有時和平解決（例如美國取代英國），有時以戰爭解決（例如德國挑戰英國），但這樣的挑戰與應戰，幾乎不可避免。甘迺迪早於冷戰未結束時，就預測世紀之交的美國，會因為過度擴張其軍備，特別是要長期維持在海外的駐軍、和軍事介入其他國家事務，終不可避免步向軍事過度擴張、經濟無法支撐而衰敗的結局。
當然，甘迺迪出版《霸權興衰史》時，並未能想像冷戰會迅速結束；其他國際關係學者如奈伊（Joseph Nye）提倡的「軟實力」、羅塞爾（Suzanne Nossel）提出的「巧實力」(smart power)，均認為美國現今依然能保持超級大國的實力和地位。但綜觀現在的經濟數字，特別是中國的人口紅利有利互聯網虛擬經濟的發展，「霸權過渡」的客觀條件卻已出現，問題只是形式會接近德國挑戰英國、還是美國取代英國的先例而已。中國在過去十年一反昔日傾向閉關自守的孤立主義常態，積極參與國際秩序，策略就是以自身龐大的經濟實力，逐步掏空原秩序的內容，而又能繼承同樣的表面話語（例如今天中國政府也強調推廣有中國特色的法治、自由、民主），這其實就是美國取代英國的套路。至於特朗普不斷退出國際組織，其實也不是純粹的孤立主義，而是希望在美國還有實力時，打破自己昔日建立、但已被「騎劫」的世界秩序，重構一個「美國霸權2.0」，而這一場博奕，不過剛剛開始。
小詞典：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1945-）
英國歷史學者，兼研究國際關係，牛津大學博士，後於美國耶魯大學任教成名，代表作《大國的興衰》成為當代國際關係歷史的殿堂級著作，被翻譯成23國語言，在中國特別受重視，成為有數國際認可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 大師之一。
2018年11月2日星期五
穿越金庸世界的未來
金庸肉身仙逝，卻留下大千世界，他的武俠小說，是我們一代人最重要的集體回憶。雖說是回憶，金庸世界其實充滿前瞻性，特別是他一再改版，刻意讓情節更科學化，雖然減低了奇幻效果，卻也令那個虛構的世界更符合人性，也更可能在未來出現。
一些在舊版相當誇張的武功，例如《天龍八部》天山童姥的「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新版變成了「天長地久不老長春功」，不斷解釋所謂「返老還童」的理據，涉及內分泌系統的調和，此外如「星宿老怪」丁春秋的「化功大法」，新版也加入了中醫式考據；又如《鹿鼎記》的「胖頭陀」、「瘦頭陀」，舊版喚作「矮尊者」、「高尊者」，後來大概金庸發現高矮要後天對調太不靠譜，就一切回歸科學。類似例子，還有很多很多，想來金庸迷都能如數家珍。
談這些並非要進行瑣碎的考據，而是看到一個願景：隨著科學昌明，金庸的世界，其實真的有可能出現。但就是退一萬步，就算那依然是純粹的想像，在未來的虛擬世界，同樣可以化作實體。須知武俠小說這個文學種類，本來就是成人的童話，隨著兩岸三地的政治敏感時刻而興起，各自隔山打牛，從而維繫了大中華地區的共同身份認同，開拓了無窮想像──當然，也可以說是逃避的空間。互聯網興起後，特別在內地市場，興起了「穿越武俠小說」，一方面呼應了《金庸群俠傳》一類電腦遊戲的角色扮演，另一方面也補足了原小說的劇情和拾遺，可以說，也是當代人的另一種逃避。
但這樣的逃避，並非不可能變成真實。正如我們多次談及，網絡穿越的一切，已經越來越象真，不少新一代在虛擬空間「練功習武」，成為武林盟主，已成為日常生活一部份，VR、AR等技術又在打破虛擬與實體的界線，誰說那樣的「練功」，沒有現實生活的功效？近年西方興起的《魔戒》、《哈利波特》等系列，都創作了一個又一個自成體系的魔幻空間，就像金庸的武俠小說，重要性並非單單在於文學、電影，而是作為一個潛在的替代世界，供新一代在內裏生存。當現實世界的一草一木越來越難改變，自己卻能建構虛擬天地，未來一代人情感寄託、尋找存在感的空間，還需要局限在「現實」嗎？
在東方世界，能夠一力建構一整套自稱體系的笑傲江湖，金庸幾乎前無古人，和同代武俠小說作家相比，對人性的刻劃和掌握明顯高出一籌，即使和其他文學類別的天地相比，也具備不能取代的吸引力，讓人心甘情願活在其中。這種重要性，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文字，成了影響幾代人世界觀的導師，而且影響力只會隨著虛擬世界實體化而倍加確立。
金庸先生離世後，同輩儘是一片追悼聲，既是追悼大師，也是追悼自己的黃金歲月。唯有在另一些自成天地的平行時空，例如一小撮激進份子的社交媒體，才嘮嘮叨叨以純政治角度一鱗半爪的「理解」金庸一生，視野之狹隘，酸味之橫溢，固然令人咋舌，但另一角度看，這卻又是金庸式想像的另類實踐，何嘗不是屬於未來的平行時空？
小詞典：天長地久不老長春功
金庸小說《天龍八部》逍遙派高手天山童姥的獨門內功，舊版名叫「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屬於最上乘的內功，原理是調理「手少陽三焦經」（即内分泌系统），但有一致命缺點，就是每三十年要返老還童一次，期間功力全失。此武功暗喻人生終究不能「天長地久」，罩門就像希臘神話的Achilles heel，頗富人生哲理。
一些在舊版相當誇張的武功，例如《天龍八部》天山童姥的「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新版變成了「天長地久不老長春功」，不斷解釋所謂「返老還童」的理據，涉及內分泌系統的調和，此外如「星宿老怪」丁春秋的「化功大法」，新版也加入了中醫式考據；又如《鹿鼎記》的「胖頭陀」、「瘦頭陀」，舊版喚作「矮尊者」、「高尊者」，後來大概金庸發現高矮要後天對調太不靠譜，就一切回歸科學。類似例子，還有很多很多，想來金庸迷都能如數家珍。
談這些並非要進行瑣碎的考據，而是看到一個願景：隨著科學昌明，金庸的世界，其實真的有可能出現。但就是退一萬步，就算那依然是純粹的想像，在未來的虛擬世界，同樣可以化作實體。須知武俠小說這個文學種類，本來就是成人的童話，隨著兩岸三地的政治敏感時刻而興起，各自隔山打牛，從而維繫了大中華地區的共同身份認同，開拓了無窮想像──當然，也可以說是逃避的空間。互聯網興起後，特別在內地市場，興起了「穿越武俠小說」，一方面呼應了《金庸群俠傳》一類電腦遊戲的角色扮演，另一方面也補足了原小說的劇情和拾遺，可以說，也是當代人的另一種逃避。
但這樣的逃避，並非不可能變成真實。正如我們多次談及，網絡穿越的一切，已經越來越象真，不少新一代在虛擬空間「練功習武」，成為武林盟主，已成為日常生活一部份，VR、AR等技術又在打破虛擬與實體的界線，誰說那樣的「練功」，沒有現實生活的功效？近年西方興起的《魔戒》、《哈利波特》等系列，都創作了一個又一個自成體系的魔幻空間，就像金庸的武俠小說，重要性並非單單在於文學、電影，而是作為一個潛在的替代世界，供新一代在內裏生存。當現實世界的一草一木越來越難改變，自己卻能建構虛擬天地，未來一代人情感寄託、尋找存在感的空間，還需要局限在「現實」嗎？
在東方世界，能夠一力建構一整套自稱體系的笑傲江湖，金庸幾乎前無古人，和同代武俠小說作家相比，對人性的刻劃和掌握明顯高出一籌，即使和其他文學類別的天地相比，也具備不能取代的吸引力，讓人心甘情願活在其中。這種重要性，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文字，成了影響幾代人世界觀的導師，而且影響力只會隨著虛擬世界實體化而倍加確立。
金庸先生離世後，同輩儘是一片追悼聲，既是追悼大師，也是追悼自己的黃金歲月。唯有在另一些自成天地的平行時空，例如一小撮激進份子的社交媒體，才嘮嘮叨叨以純政治角度一鱗半爪的「理解」金庸一生，視野之狹隘，酸味之橫溢，固然令人咋舌，但另一角度看，這卻又是金庸式想像的另類實踐，何嘗不是屬於未來的平行時空？
小詞典：天長地久不老長春功
金庸小說《天龍八部》逍遙派高手天山童姥的獨門內功，舊版名叫「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屬於最上乘的內功，原理是調理「手少陽三焦經」（即内分泌系统），但有一致命缺點，就是每三十年要返老還童一次，期間功力全失。此武功暗喻人生終究不能「天長地久」，罩門就像希臘神話的Achilles heel，頗富人生哲理。
2018年11月1日星期四
悼念陳明銶教授
金庸先生離世的同一天，學術前輩陳明銶教授也遽然而逝，令人感傷。
陳教授是華南、香港近代史專家，在香港涉外關係範疇上，多年來多有請益。雖然陳教授退休已久，定居美國多年，但依然心繫香港，幾乎每年都回港幾次，通常都是出席學術研討會，並找老朋友聚舊。對海外港人、澳人這議題，陳教授有獨到見解，例如香港人到了加拿大如何維繫身份認同，或澳門在當代中國的角色如何，他的研究都是開風氣之先。
陳教授對後輩十分友善，我曾多次邀請他出席演講、會議、課堂、申請經費，有求必應。在美國工作時，有一次到史丹福大學探望他，他專門為我一人安排了整天行程，拜會不同專家學者，笑說自己能做的就是那麼多，更對找不到前國務卿賴斯感到不好意思。他常教導我們，學術界充滿狹隘思想，但要把自己的研究發揚光大必須包容，所以他當了無數學術評審，一次也沒有退回別人的文章，頂多提意見讓人改善。用他自己的話，這是「不要攔在年輕人面前」，說來容易，但在這個虛偽無比的圈子，做到的屈指可數。
陳教授畢生致力光大香港研究，桃李滿門，應是含笑而逝，但他的離開，用回老掉牙但也切實的話語，自然也是「一個時代的終結」。陳教授退休多年，老母在堂，在美國生活得十分儉樸，唯一興趣就是研究、讀書，對自己的數萬冊藏書十分自豪。他曾對我說，自己除了「陳明銶」三字，在老一輩讀書人當中還有點人認識，就一無所有，除了家中的書，可能還有些價值。他曾希望拍賣全部藏書，去支持香港研究，但在這個社會，書籍「無」價，連送書給圖書館也要跪求，加上一切資料都已數碼化，文人舊日的以文會友常態，恐怕已不能續存。他曾經接觸不少經歷豐富的香港前輩，希望他們把口述歷史留在史丹福圖書館，但因為種種原因，也不易落實。
在互聯網時代，老一輩學者往往難以適應。陳教授基本上是不打字的，電郵、文件一般是朋友、學生代勞，但有時候還是親自回覆電郵，他笑說我們已經不用電話，實在找不到其他聯繫方法。時代隔閡，畢竟無情，當他一如既往說起尤德、鄧蓮如的冷笑話，再努力接續到梁振英、林鄭月娥的年代，旁觀者不難發現前者是親身經歷，在香港黃金歲月的親身經歷，後者的資訊來源，不可同日而語。作為後輩，不敢明言，但相信他心中雪亮，因為正如他教導我，人生在不同階段有不同角色，到了他的年紀，只應提拔後輩，創造土壤，其他事情，已無所謂。難忘他步履蹣跚的背影，掩不住面上永遠掛上小孩般的樂觀笑容，到了生命最後一天，也沒有退休的概念，人生態度卻越見瀟灑，如此胸懷，當永存心中。
小詞典：陳明銶（Ming Chan，1949-2018）
香港歷史學者，美國史丹福大學博士畢業，曾長期在香港大學歷史系任職，1997年後移居美國，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研究中心等工作，研究範圍包括華南歷史、中國工運歷史等，晚年關注一國兩制下的港澳身份認同。近年多次出任和香港有關的國際學術會議的主講嘉賓，也是國際學界接觸香港學的重要中介。
陳教授是華南、香港近代史專家，在香港涉外關係範疇上，多年來多有請益。雖然陳教授退休已久，定居美國多年，但依然心繫香港，幾乎每年都回港幾次，通常都是出席學術研討會，並找老朋友聚舊。對海外港人、澳人這議題，陳教授有獨到見解，例如香港人到了加拿大如何維繫身份認同，或澳門在當代中國的角色如何，他的研究都是開風氣之先。
陳教授對後輩十分友善，我曾多次邀請他出席演講、會議、課堂、申請經費，有求必應。在美國工作時，有一次到史丹福大學探望他，他專門為我一人安排了整天行程，拜會不同專家學者，笑說自己能做的就是那麼多，更對找不到前國務卿賴斯感到不好意思。他常教導我們，學術界充滿狹隘思想，但要把自己的研究發揚光大必須包容，所以他當了無數學術評審，一次也沒有退回別人的文章，頂多提意見讓人改善。用他自己的話，這是「不要攔在年輕人面前」，說來容易，但在這個虛偽無比的圈子，做到的屈指可數。
陳教授畢生致力光大香港研究，桃李滿門，應是含笑而逝，但他的離開，用回老掉牙但也切實的話語，自然也是「一個時代的終結」。陳教授退休多年，老母在堂，在美國生活得十分儉樸，唯一興趣就是研究、讀書，對自己的數萬冊藏書十分自豪。他曾對我說，自己除了「陳明銶」三字，在老一輩讀書人當中還有點人認識，就一無所有，除了家中的書，可能還有些價值。他曾希望拍賣全部藏書，去支持香港研究，但在這個社會，書籍「無」價，連送書給圖書館也要跪求，加上一切資料都已數碼化，文人舊日的以文會友常態，恐怕已不能續存。他曾經接觸不少經歷豐富的香港前輩，希望他們把口述歷史留在史丹福圖書館，但因為種種原因，也不易落實。
在互聯網時代，老一輩學者往往難以適應。陳教授基本上是不打字的，電郵、文件一般是朋友、學生代勞，但有時候還是親自回覆電郵，他笑說我們已經不用電話，實在找不到其他聯繫方法。時代隔閡，畢竟無情，當他一如既往說起尤德、鄧蓮如的冷笑話，再努力接續到梁振英、林鄭月娥的年代，旁觀者不難發現前者是親身經歷，在香港黃金歲月的親身經歷，後者的資訊來源，不可同日而語。作為後輩，不敢明言，但相信他心中雪亮，因為正如他教導我，人生在不同階段有不同角色，到了他的年紀，只應提拔後輩，創造土壤，其他事情，已無所謂。難忘他步履蹣跚的背影，掩不住面上永遠掛上小孩般的樂觀笑容，到了生命最後一天，也沒有退休的概念，人生態度卻越見瀟灑，如此胸懷，當永存心中。
小詞典：陳明銶（Ming Chan，1949-2018）
香港歷史學者，美國史丹福大學博士畢業，曾長期在香港大學歷史系任職，1997年後移居美國，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研究中心等工作，研究範圍包括華南歷史、中國工運歷史等，晚年關注一國兩制下的港澳身份認同。近年多次出任和香港有關的國際學術會議的主講嘉賓，也是國際學界接觸香港學的重要中介。
2018年10月31日星期三
「儒表法裏」：自由主義秩序的現實本質
不少傳統精英視特朗普為破壞「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天敵，但正如連日講述，這其實只是一個偽命題。早在特朗普之前，自由主義不能成為真正主導外交政策的思想，早已深入民心。由大蕭條到近年金融風暴，最終都不是以自由主義來解決；各場戰爭的善後，基本上也沒有自由主義的主導角色。
著名現實主義學者、「修昔底德陷阱」原創人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直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是一個迷思，其實從不存在。大國之間的長期和平，應歸功於核威懾及美國霸權；美國在世界的參與，也不是出於推動自由主義或建立國際秩序的渴望，只是精英們相信有這樣的需要，去維護國內的自由民主而已。真正相信「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人，若不是極端虛偽，就是極端天真爛漫，只是活在空中樓閣罷了。這就像「儒表法裏」的中國傳統，表面上說的一套，都是仁義道德，但實質上這只是另一個制度。
既然美國真正的外交政策從來都不以自由主義為依歸，特朗普自然也沒有改變這實質，只是表達方式有所不同，哪樣理解新時代，就會踏實得多。正在崛起的中國，已成為塑造未來國際秩序的重要變量，但與俄羅斯一樣，中國政治與學術界從不認為現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是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第一天開始，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從現象看本質」，就認清那只是現實主義制度的本質，因此，自然也不認為美國組織的同盟體系，是國際秩序的當然組成部分。 假如單靠自由主義論述，實在不能清楚告訴美國人應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復興的俄羅斯，與及其他新興國家。艾利森因此建議，美國還是要努力適應其他國家對其治理持相反觀點，為本來就有名無實的「現實主義國際秩序」正名，以免誤導自己，也誤導他人。他相信美國縱然要捍衛國內的民主制度，亦足以同時維持一個截然不同的國際體系，包括自由和不自由、多樣性及安全的世界秩序。如何在國內重建一個有效的民主制度及秩序，才是美國民主政體擁護者的首要挑戰，但他們大可不必把注意力放到全球，也無謂說什麼大理念，因為那根本是另一個世界。
所以最後的問題，只是自由主義這種話語權，對美國的軟實力，還有多大作用。要是已經淪為負資產，自然連這層外衣，也可以脫去；但假如對不少人依然有吸引力，那自然應該維持一個起碼的門面。這方面，客觀而言，特朗普反而處理得得心應手：一方面，他強調「美國優先」，美國沒有責任當國際警察，各國需要付出來換取美國維持秩序的「服務」，並因此退出了不少他認為對美國利益有損的國際機制，一副錙銖必較的生意人模樣；但與此同時，美國設計的國際體系依然有效運作，美國各級公務員依然在宣傳、捍衛這制度，美國歷年累積的相關話語權，依然沒有失去。這樣的「分工合作」，在可見將來，大概會持續好一陣子，卻是比從前更得「儒表法裏」的精髓。
小詞典：「儒表法裏」
中國漢武帝的管治哲學。漢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推崇黃老無為而治的哲學，漢武帝為了大興土木、鞏固皇權，採納儒生董仲舒建議，改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其實同時重用法家思維治國，以達到中央集權目的。這管治哲學日後成為歷朝中國政府普遍的管治模式，影響持續至今。
著名現實主義學者、「修昔底德陷阱」原創人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直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是一個迷思，其實從不存在。大國之間的長期和平，應歸功於核威懾及美國霸權；美國在世界的參與，也不是出於推動自由主義或建立國際秩序的渴望，只是精英們相信有這樣的需要，去維護國內的自由民主而已。真正相信「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人，若不是極端虛偽，就是極端天真爛漫，只是活在空中樓閣罷了。這就像「儒表法裏」的中國傳統，表面上說的一套，都是仁義道德，但實質上這只是另一個制度。
既然美國真正的外交政策從來都不以自由主義為依歸，特朗普自然也沒有改變這實質，只是表達方式有所不同，哪樣理解新時代，就會踏實得多。正在崛起的中國，已成為塑造未來國際秩序的重要變量，但與俄羅斯一樣，中國政治與學術界從不認為現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是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第一天開始，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從現象看本質」，就認清那只是現實主義制度的本質，因此，自然也不認為美國組織的同盟體系，是國際秩序的當然組成部分。 假如單靠自由主義論述，實在不能清楚告訴美國人應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復興的俄羅斯，與及其他新興國家。艾利森因此建議，美國還是要努力適應其他國家對其治理持相反觀點，為本來就有名無實的「現實主義國際秩序」正名，以免誤導自己，也誤導他人。他相信美國縱然要捍衛國內的民主制度，亦足以同時維持一個截然不同的國際體系，包括自由和不自由、多樣性及安全的世界秩序。如何在國內重建一個有效的民主制度及秩序，才是美國民主政體擁護者的首要挑戰，但他們大可不必把注意力放到全球，也無謂說什麼大理念，因為那根本是另一個世界。
所以最後的問題，只是自由主義這種話語權，對美國的軟實力，還有多大作用。要是已經淪為負資產，自然連這層外衣，也可以脫去；但假如對不少人依然有吸引力，那自然應該維持一個起碼的門面。這方面，客觀而言，特朗普反而處理得得心應手：一方面，他強調「美國優先」，美國沒有責任當國際警察，各國需要付出來換取美國維持秩序的「服務」，並因此退出了不少他認為對美國利益有損的國際機制，一副錙銖必較的生意人模樣；但與此同時，美國設計的國際體系依然有效運作，美國各級公務員依然在宣傳、捍衛這制度，美國歷年累積的相關話語權，依然沒有失去。這樣的「分工合作」，在可見將來，大概會持續好一陣子，卻是比從前更得「儒表法裏」的精髓。
小詞典：「儒表法裏」
中國漢武帝的管治哲學。漢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推崇黃老無為而治的哲學，漢武帝為了大興土木、鞏固皇權，採納儒生董仲舒建議，改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其實同時重用法家思維治國，以達到中央集權目的。這管治哲學日後成為歷朝中國政府普遍的管治模式，影響持續至今。
2018年10月30日星期二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從不存在？
昨天談及傳統學者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支持觀點，把特朗普形容為人類文明的大敵，但與此同時，自然也有其他學者、評論員持不同看法。 芝加哥大學年青國際關係學者斯坦尼蘭（Paul Staniland）就認為，自由主義者只是把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浪漫化，創造了想像出來的二戰後歷史畫面，卻忽視了它的局限及模棱兩可。他認為對抗特朗普粗疏的外交政策雖是一個目標，但大家也必需明白「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年久失修，即使對歷史也不能選擇性閱讀，忽略這制度帶來的高壓政治、暴力和不穩定。他以著名自由主義者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等為例，他們為自由主義秩序辯護時，也不會提及伊拉克、阿富汗、越南、利比亞等失敗例子，反映這體系對發展中地區的正面影響非常有限。
時至今日，亞洲的財力、軍力都在急劇增長，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核心，只是保持在跨大西洋地區。至於在中東，美國更從不採用自由主義政策，而是以「雙重遏制」為宗旨，但對於國家應投入多少鮮血和金錢保護該地區的美國利益，從來存在極大爭議。2003年，美國基於布殊政府的「新保守主義」思維，在未獲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出兵伊拉克，卻未在自由、民主、人權、國際機構等領域取得重大成就。阿拉伯之春後亂局處處，美國到頭來還是回到起點，情願信賴埃及塞西一類新興親美強人，充份反映美國對自由主義秩序「和則用、不和則棄」。斯坦尼蘭強調，這種含含糊糊的「理論」，早就破壞了它為未來外交政策提供實際指南的實用性，只會淪為口號。例如在2017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不少成員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自由經濟秩序的領導者」，目標明顯是刺激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但也側面反映了甚麼是「自由主義秩序」，充滿搬龍門的空間。
難怪以提出「反事實歷史」系列成名的歷史學家費格遜（Niall Ferguson）一語道破，所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不是「國際秩序」，而只是全球精英集團之間的內部秩序，擁有各種壟斷性知識、或實際資產的一小撮人，才是這秩序的真正受益人。以自由主義者最自豪的成功案例歐盟為例，費格遜就指出歐盟刻意建立在過份繁瑣、吹毛求疵的監管規則之上，官僚主義、中央集權觀念很重，負責人並不會輕易放下控制權，一般人也不容易理解歐盟究竟在幹什麼、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結果精英們就輕易達到實質上的壟斷效果。那些負責歐盟運作的官員生活優越，與歐洲普通百姓的生活嚴重脫節，結果在應對金融危機時犯了巨大錯誤，加劇了對（德國以外的）歐元成員國的負面衝擊，亦未能妥善處理阿拉伯之春帶來的移民和邊境管控問題，何況其單一貨幣、完全開放邊境等政策，根本不能與民族國家的穩定和合法性兼容。在費格遜眼中，歐盟目前面對的危機，正正顯示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失效。
費格遜對昨天談及的自由主義捍衛者札卡瑞亞，有長篇大論的反駁，例如認為被扎卡瑞亞形容為自由主義綠洲的加拿大，也不見得成功。他指出加拿大現在的堅尼係數遠較1980年代為高，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黃金十年，有1/3經濟增長流向收入最高的1%人口，外國投資者湧入溫哥華、多倫多等房地產市場後，當地房價已急升至2000年三倍，民眾反彈只是早晚的事。至於中國雖然以參與全球經濟的方式壯大，但治國理念完全與自由主義理念脫鉤，假如靠一個威權大國維繫國際自由主義秩序，這秩序難道還會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嗎？
小詞典：雙重壓制（Dual Containment）
美國外交政策，源自外交學者Martin Indyk，主張華府同時壓制伊朗、伊拉克這兩個中東主要對手的政策，以鞏固主要盟友以色列的安全穩定。兩伊戰爭、海灣戰爭期間，美國國策雖然時而相對傾斜其中一方，但整體依然要同時壓制兩伊，直到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伊拉克民主化，但伊朗什葉派政府影響力擴至伊拉克，成了今天美國的主要壓制對象。
時至今日，亞洲的財力、軍力都在急劇增長，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核心，只是保持在跨大西洋地區。至於在中東，美國更從不採用自由主義政策，而是以「雙重遏制」為宗旨，但對於國家應投入多少鮮血和金錢保護該地區的美國利益，從來存在極大爭議。2003年，美國基於布殊政府的「新保守主義」思維，在未獲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出兵伊拉克，卻未在自由、民主、人權、國際機構等領域取得重大成就。阿拉伯之春後亂局處處，美國到頭來還是回到起點，情願信賴埃及塞西一類新興親美強人，充份反映美國對自由主義秩序「和則用、不和則棄」。斯坦尼蘭強調，這種含含糊糊的「理論」，早就破壞了它為未來外交政策提供實際指南的實用性，只會淪為口號。例如在2017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不少成員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自由經濟秩序的領導者」，目標明顯是刺激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但也側面反映了甚麼是「自由主義秩序」，充滿搬龍門的空間。
難怪以提出「反事實歷史」系列成名的歷史學家費格遜（Niall Ferguson）一語道破，所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不是「國際秩序」，而只是全球精英集團之間的內部秩序，擁有各種壟斷性知識、或實際資產的一小撮人，才是這秩序的真正受益人。以自由主義者最自豪的成功案例歐盟為例，費格遜就指出歐盟刻意建立在過份繁瑣、吹毛求疵的監管規則之上，官僚主義、中央集權觀念很重，負責人並不會輕易放下控制權，一般人也不容易理解歐盟究竟在幹什麼、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結果精英們就輕易達到實質上的壟斷效果。那些負責歐盟運作的官員生活優越，與歐洲普通百姓的生活嚴重脫節，結果在應對金融危機時犯了巨大錯誤，加劇了對（德國以外的）歐元成員國的負面衝擊，亦未能妥善處理阿拉伯之春帶來的移民和邊境管控問題，何況其單一貨幣、完全開放邊境等政策，根本不能與民族國家的穩定和合法性兼容。在費格遜眼中，歐盟目前面對的危機，正正顯示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失效。
費格遜對昨天談及的自由主義捍衛者札卡瑞亞，有長篇大論的反駁，例如認為被扎卡瑞亞形容為自由主義綠洲的加拿大，也不見得成功。他指出加拿大現在的堅尼係數遠較1980年代為高，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黃金十年，有1/3經濟增長流向收入最高的1%人口，外國投資者湧入溫哥華、多倫多等房地產市場後，當地房價已急升至2000年三倍，民眾反彈只是早晚的事。至於中國雖然以參與全球經濟的方式壯大，但治國理念完全與自由主義理念脫鉤，假如靠一個威權大國維繫國際自由主義秩序，這秩序難道還會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嗎？
小詞典：雙重壓制（Dual Containment）
美國外交政策，源自外交學者Martin Indyk，主張華府同時壓制伊朗、伊拉克這兩個中東主要對手的政策，以鞏固主要盟友以色列的安全穩定。兩伊戰爭、海灣戰爭期間，美國國策雖然時而相對傾斜其中一方，但整體依然要同時壓制兩伊，直到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伊拉克民主化，但伊朗什葉派政府影響力擴至伊拉克，成了今天美國的主要壓制對象。
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
特朗普「末法時代」：自由主義秩序的終結？
隨着特朗普推出種種貌似顛覆性的美國外交政策，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越來越見和過去精英主導的時代迴然不同，不少傳統學者都譴責特朗普「正破壞戰後至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但面對今天全球化橫行、資訊科技革命下的全新形勢，單靠高舉自由主義，又是否還能奏效？特朗普顛覆的，其實又是什麼？不久前，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而聲名大噪的美國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權威期刊《外交事務》發表文章，大談當代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迷思，就是理解這辯論很好的切入點。
學術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一般是指二次大戰後，由美國帶領、以西方G7集團國為主要輔助者，並在1970年代後向全球其他地區擴展的一整套國際制度和規則。不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理念，其實早在19世紀已開始出現，隨着以英、美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國家崛起，逐步被理解為主流。英國全盛時推動的貿易開放、金本位和海上航行自由等國際制度，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立下最重要的基石，不少傳統精英談起「好日子」，其實都是遙指那一段帝國往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歷史上唯一擔任過大學教授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和平方案」，首次系統地以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國際組織為基礎，來確立一個全新時代的國際秩序。雖然威爾遜的努力未竟全功，連美國也拒絕全面參加這個體系，但隨著二戰爆發，「未能落實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被認為是主因之一，令各國學者對威爾遜的一套再次鑽研起來。羅斯福、邱吉爾共同發表的《大西洋憲章》中，再次提出具有自由主義特徵的新國際秩序觀，成為戰後以大國合作為特徵的國際格局，陸續有《聯合國憲章》、國際金融機構、馬歇爾計劃、布雷頓森林協定等機制出現。冷戰期間，美國進一步推廣上述全球秩序的努力，最終戰勝了蘇聯帶領的另一個世界秩序，一度成為無可爭辯的「真理」。在1980-90年代，甚至流行了一個戴卓爾夫人發揚光大的詞彙「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s （除了自由主義外沒有其他道路）。
經過歷史演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具體主張，可以綜合為四點：（1）創建國際制度；（2）限制全球軍備競賽；（3）推動國際自由貿易；（4）保障人權作為普世價值。與現實主義秩序不同的是，自由主義強調基於規則的秩序，即在現有規則之外，任何任意使用的武力、干涉，都不被認為具備合法性。由於自由主義相信人性本善，理想的國際秩序也包含推崇個人主義，認為在人性的創造力、真善美帶領下，只要消除民族國家邊界對經濟活動的限制，就能有利全球繁榮發展，拓展個人福祉，從而通過人的理性改造世界。因此，如何逐步取代民族國家的界線，一直是這一派念茲在茲的事。但由於獨裁、威權、或民粹政府還是時有出現，自由主義者盲目相信國際多邊主義，強調各大國集體創建的國際組織、規則、規範構成的體系，足以用來調節各國政府可能出現的狹隘主張，因此也成為不同民族主義者的對手。
對21世紀的國際形勢，自由主義者主要又有三個基本認知：（1）自由主義秩序是過去七十年來，大國之間達致長期和平的主因；（2）建構此秩序，是美國一直以來參與世界的主要動力；（3）特朗普是這秩序（以及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此這一派思想的學者眾多，包攬了大量西方家傳戶曉的名字，例如「軟實力之父」奈爾（Joseph S. Nye Jr.）認為自由主義秩序對穩定世界局勢取得了明顯成功，令世人對捍衛、深化、拓展這制度達成強烈共識，這才有了各國開始重視「軟實力」的基礎，只是這共識卻被特朗普催生的民粹主義破壞，因此他明言比起中國崛起，特朗普更值得令人擔心。
美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印度裔CNN評論員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也是這一派代表者，甚至認為中國崛起不但不是威脅，反而是自由主義成功的標誌。根據這邏輯，中國其實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不但全盤接納了資本主義，更基於國際社會接受的主流規範，對現有的國際秩序照單全收，除了迫切地要求加入世貿組織，近年還成為國際維和行動的第二大支持者，積極關注核安全，支持《全面禁止核試條約》、《核不擴散條約》，更主動尋求在聯合國有更大影響力，期望成為聯合國的第二大資助國。扎卡瑞亞引用聯合國數據，顯示隨着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的高速發展，全球人民生活水平都得以提高，近50年脫貧的人口遠遠超過了以往500年，可見讓中國與世界頻繁接觸，可以提升全球經濟接軌程度，令各國都更文明遵守國際規範，中國未來也有望成為一個更自由化的國家云云。
我們大概認為上述分析過份學院派、過份樂觀、過份「離地」，但對自由主義者而言，這不是沒有實例的成功基礎，歐盟就是典型。正如歐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的種種正面評論所言，歐盟內部各國曾經是現實主義世界觀的死敵，但隨著歐盟提供了政治穩定性、經濟援助及世界最大的單一市場，數百年來長期處於作戰狀態的歐洲各國終於停止了戰爭，並間接促使中、東歐各國和平演變，縱使有了英國脫歐的漣漪，還是有很多國家希望主動加入歐盟，以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一部份。
全球化時代開始以來，即使在特朗普出現前，反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右翼民粹主義興起，乃不爭事實，但始終未能取代國內精英的共識。拉美國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無論有多麼強大的反全球化思潮，遇上多少金融風暴，依然前赴後繼，要融入自由主義秩序，以免落於人後；亞洲的印度、印尼等大國，也普遍以融入國際體系作為自身現代化的標記。札卡瑞亞認為，全球化帶來的種種不平等現象，以及大規模跨國移民等問題，都是可以透過政策途徑解決，例如右翼民粹主義沒有在加拿大壯大，令小杜魯多治下的加拿大成為今天的全球自由主義重鎮，就是因為加拿大改革了舊有的移民系統，強調多元文化主義、同時強調融入當地社會，民粹就沒有發酵的土壤。
說了這麼多，特朗普出現後，對自由主義者帶來何種衝擊，在他們眼中，自然無須再述。最有代表性的反應，可以參考奧巴馬時代的副總統拜登：他在2017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公開指出，特朗普出現後，各國採取緊急行動捍衛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勢在必行，否則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和平努力，將付諸流水。但整套理念，放在特朗普支持者眼中，幾乎是一派胡言，他們認為自己才是拯救世界的救世主，論據如何，明天再述。
小詞典：十四點和平方案（Fourteen Points）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美國總統威爾遜此前向國會提出「十四點和平方案」，成了和會基調。十四點以自由主義國際觀為主軸，提出建立國際聯盟，促使多民族國家民族自決，主張裁軍、打擊貿易保護主義，奠定了現代國際體系的基礎秩序。但具體而言，不少內容都未能成功，更間接導致二次大戰出現，對和平功過如何評定，至今莫衷一是。
學術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一般是指二次大戰後，由美國帶領、以西方G7集團國為主要輔助者，並在1970年代後向全球其他地區擴展的一整套國際制度和規則。不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理念，其實早在19世紀已開始出現，隨着以英、美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國家崛起，逐步被理解為主流。英國全盛時推動的貿易開放、金本位和海上航行自由等國際制度，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立下最重要的基石，不少傳統精英談起「好日子」，其實都是遙指那一段帝國往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歷史上唯一擔任過大學教授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和平方案」，首次系統地以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國際組織為基礎，來確立一個全新時代的國際秩序。雖然威爾遜的努力未竟全功，連美國也拒絕全面參加這個體系，但隨著二戰爆發，「未能落實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被認為是主因之一，令各國學者對威爾遜的一套再次鑽研起來。羅斯福、邱吉爾共同發表的《大西洋憲章》中，再次提出具有自由主義特徵的新國際秩序觀，成為戰後以大國合作為特徵的國際格局，陸續有《聯合國憲章》、國際金融機構、馬歇爾計劃、布雷頓森林協定等機制出現。冷戰期間，美國進一步推廣上述全球秩序的努力，最終戰勝了蘇聯帶領的另一個世界秩序，一度成為無可爭辯的「真理」。在1980-90年代，甚至流行了一個戴卓爾夫人發揚光大的詞彙「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s （除了自由主義外沒有其他道路）。
經過歷史演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具體主張，可以綜合為四點：（1）創建國際制度；（2）限制全球軍備競賽；（3）推動國際自由貿易；（4）保障人權作為普世價值。與現實主義秩序不同的是，自由主義強調基於規則的秩序，即在現有規則之外，任何任意使用的武力、干涉，都不被認為具備合法性。由於自由主義相信人性本善，理想的國際秩序也包含推崇個人主義，認為在人性的創造力、真善美帶領下，只要消除民族國家邊界對經濟活動的限制，就能有利全球繁榮發展，拓展個人福祉，從而通過人的理性改造世界。因此，如何逐步取代民族國家的界線，一直是這一派念茲在茲的事。但由於獨裁、威權、或民粹政府還是時有出現，自由主義者盲目相信國際多邊主義，強調各大國集體創建的國際組織、規則、規範構成的體系，足以用來調節各國政府可能出現的狹隘主張，因此也成為不同民族主義者的對手。
對21世紀的國際形勢，自由主義者主要又有三個基本認知：（1）自由主義秩序是過去七十年來，大國之間達致長期和平的主因；（2）建構此秩序，是美國一直以來參與世界的主要動力；（3）特朗普是這秩序（以及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此這一派思想的學者眾多，包攬了大量西方家傳戶曉的名字，例如「軟實力之父」奈爾（Joseph S. Nye Jr.）認為自由主義秩序對穩定世界局勢取得了明顯成功，令世人對捍衛、深化、拓展這制度達成強烈共識，這才有了各國開始重視「軟實力」的基礎，只是這共識卻被特朗普催生的民粹主義破壞，因此他明言比起中國崛起，特朗普更值得令人擔心。
美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印度裔CNN評論員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也是這一派代表者，甚至認為中國崛起不但不是威脅，反而是自由主義成功的標誌。根據這邏輯，中國其實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不但全盤接納了資本主義，更基於國際社會接受的主流規範，對現有的國際秩序照單全收，除了迫切地要求加入世貿組織，近年還成為國際維和行動的第二大支持者，積極關注核安全，支持《全面禁止核試條約》、《核不擴散條約》，更主動尋求在聯合國有更大影響力，期望成為聯合國的第二大資助國。扎卡瑞亞引用聯合國數據，顯示隨着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的高速發展，全球人民生活水平都得以提高，近50年脫貧的人口遠遠超過了以往500年，可見讓中國與世界頻繁接觸，可以提升全球經濟接軌程度，令各國都更文明遵守國際規範，中國未來也有望成為一個更自由化的國家云云。
我們大概認為上述分析過份學院派、過份樂觀、過份「離地」，但對自由主義者而言，這不是沒有實例的成功基礎，歐盟就是典型。正如歐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的種種正面評論所言，歐盟內部各國曾經是現實主義世界觀的死敵，但隨著歐盟提供了政治穩定性、經濟援助及世界最大的單一市場，數百年來長期處於作戰狀態的歐洲各國終於停止了戰爭，並間接促使中、東歐各國和平演變，縱使有了英國脫歐的漣漪，還是有很多國家希望主動加入歐盟，以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一部份。
全球化時代開始以來，即使在特朗普出現前，反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右翼民粹主義興起，乃不爭事實，但始終未能取代國內精英的共識。拉美國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無論有多麼強大的反全球化思潮，遇上多少金融風暴，依然前赴後繼，要融入自由主義秩序，以免落於人後；亞洲的印度、印尼等大國，也普遍以融入國際體系作為自身現代化的標記。札卡瑞亞認為，全球化帶來的種種不平等現象，以及大規模跨國移民等問題，都是可以透過政策途徑解決，例如右翼民粹主義沒有在加拿大壯大，令小杜魯多治下的加拿大成為今天的全球自由主義重鎮，就是因為加拿大改革了舊有的移民系統，強調多元文化主義、同時強調融入當地社會，民粹就沒有發酵的土壤。
說了這麼多，特朗普出現後，對自由主義者帶來何種衝擊，在他們眼中，自然無須再述。最有代表性的反應，可以參考奧巴馬時代的副總統拜登：他在2017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公開指出，特朗普出現後，各國採取緊急行動捍衛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勢在必行，否則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和平努力，將付諸流水。但整套理念，放在特朗普支持者眼中，幾乎是一派胡言，他們認為自己才是拯救世界的救世主，論據如何，明天再述。
小詞典：十四點和平方案（Fourteen Points）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美國總統威爾遜此前向國會提出「十四點和平方案」，成了和會基調。十四點以自由主義國際觀為主軸，提出建立國際聯盟，促使多民族國家民族自決，主張裁軍、打擊貿易保護主義，奠定了現代國際體系的基礎秩序。但具體而言，不少內容都未能成功，更間接導致二次大戰出現，對和平功過如何評定，至今莫衷一是。
2018年10月26日星期五
美國「另類右派」之外的「另類左翼」
近來我們不時談論以特朗普為首的美國「另類右派」，他們強烈反精英、推崇大男性主義、白人至上、美國優先等，想不到物極必反，隨後「另類左翼」這名詞，亦應運而生。
「另類左翼」這標籤並非當事人原創，而是由特朗普作為反面教材唱紅起來的。2017年4月，維珍尼亞州夏洛特鎮 (Charlottesville) 爆發衝突，特朗普說除了右翼有責任，「另類左翼」也有部份責任。雖然沒有多少人自居「另類左翼」，但特朗普的標籤也不是無的放矢：事實上，確有一群屬於左傾光譜的支持者和「另類右派」一樣，都強調反精英，善用互聯網宣傳，作風也較「勇武」，而且認為為了還富於民，美國企業亦應該回家設廠，以增加就業，只不過不是強調白人至上，而是對政治正確有極度偏執的堅持。這些表面上為低下階層的發聲，聽起來，似乎也符合部份左翼定義，卻和「另類右派」奇妙地相似。法國學者 Jean-Pierre Faye提出「馬蹄鐵理論」（Horseshoe Theory），指出極左、極右其實殊途同歸，在今天的美國、或年前的法國大選，似乎一再被印證。
「另類左翼」的出現，歸根究底，自然是對傳統左翼的不滿。例如「正宗左翼」民主黨，與大企業的關係千絲萬縷，不時被指官商勾結，結果不少主流民主黨政客都被指為背叛理想，成為基層左翼的妖魔化對象。由於整個民主黨都被傳統精英把持，希拉莉強勢參選，雖然自我感覺良好，卻成為「另類左翼」背叛的一大誘因。加上「另類右派」掌權後，處處突顯二元對立的衝突，令「另類左翼」也受到感召，認為自己有責任以更激進方式弘揚理念。剛提及的夏洛特鎮衝突，起因就是鎮議會被「另類左翼」思潮影響，通過拆除家傳戶曉愛國名將李將軍 (General Robert Lee) 銅像，因為他不符合現代「政治正確」定義。特朗普說「另類左翼」要負責任，就是這意思。
不少「另類左翼」是前民主黨總統初選參選人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的支持者，不滿希拉莉代表的主流左翼，卻被打成激進份子，被希拉莉支持者標籤成「Bernie Bros」。特朗普上台後，這批「另類左翼」不見得減低了對民主黨主流政客的厭惡，對「另類右派」同樣不滿，本來或會成為關鍵少數。根據民調，在2016年總統大選，有12%的桑德斯支持者最終投票給特朗普，比例雖然不高，卻足以影響選舉結果。
2016年大選後，桑德斯的支持者曾嘗試整合力量，成立了新組織「Brand New Congress」和「Our Revolution」，希望成為類似共和黨內茶黨那樣的激進代表，發揮指導鐘擺的關鍵作用。但結果事與願違，這些「另類左翼」組織一直未能承接桑德斯的聲勢，推舉的候選人幾乎在黨內初選全軍覆沒，桑德斯也承認組織一片混亂，成效不彰，這和兩年前一些評論預期的「四分天下」局面大相逕庭。但假如未來有特朗普式政客出現，爭取「另類左翼」市場，這卻是一個可拓展的處女地。今年中期選舉看來沒有「另類左翼」演出的平台，但誰說兩年後就一定沒有呢？
小詞典：桑德斯（Bernie Saunders，1941-）
美國參議員，代表佛蒙特州，2007年當選至今，此前1991-2007年長期擔任同州眾議員。社運人士出身，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一直以無黨派身份擊敗兩黨候選人出任公職，直到2015年才加入民主黨參選總統，雖然敗於希拉莉，但以年長、非主流、反精英身份，最終得到黨內43.1%選票、勝出23個州份，成績令人刮目相看。選舉後，他隨即退出民主黨，繼續以獨立身份成為政壇一極。
「另類左翼」這標籤並非當事人原創，而是由特朗普作為反面教材唱紅起來的。2017年4月，維珍尼亞州夏洛特鎮 (Charlottesville) 爆發衝突，特朗普說除了右翼有責任，「另類左翼」也有部份責任。雖然沒有多少人自居「另類左翼」，但特朗普的標籤也不是無的放矢：事實上，確有一群屬於左傾光譜的支持者和「另類右派」一樣，都強調反精英，善用互聯網宣傳，作風也較「勇武」，而且認為為了還富於民，美國企業亦應該回家設廠，以增加就業，只不過不是強調白人至上，而是對政治正確有極度偏執的堅持。這些表面上為低下階層的發聲，聽起來，似乎也符合部份左翼定義，卻和「另類右派」奇妙地相似。法國學者 Jean-Pierre Faye提出「馬蹄鐵理論」（Horseshoe Theory），指出極左、極右其實殊途同歸，在今天的美國、或年前的法國大選，似乎一再被印證。
「另類左翼」的出現，歸根究底，自然是對傳統左翼的不滿。例如「正宗左翼」民主黨，與大企業的關係千絲萬縷，不時被指官商勾結，結果不少主流民主黨政客都被指為背叛理想，成為基層左翼的妖魔化對象。由於整個民主黨都被傳統精英把持，希拉莉強勢參選，雖然自我感覺良好，卻成為「另類左翼」背叛的一大誘因。加上「另類右派」掌權後，處處突顯二元對立的衝突，令「另類左翼」也受到感召，認為自己有責任以更激進方式弘揚理念。剛提及的夏洛特鎮衝突，起因就是鎮議會被「另類左翼」思潮影響，通過拆除家傳戶曉愛國名將李將軍 (General Robert Lee) 銅像，因為他不符合現代「政治正確」定義。特朗普說「另類左翼」要負責任，就是這意思。
不少「另類左翼」是前民主黨總統初選參選人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的支持者，不滿希拉莉代表的主流左翼，卻被打成激進份子，被希拉莉支持者標籤成「Bernie Bros」。特朗普上台後，這批「另類左翼」不見得減低了對民主黨主流政客的厭惡，對「另類右派」同樣不滿，本來或會成為關鍵少數。根據民調，在2016年總統大選，有12%的桑德斯支持者最終投票給特朗普，比例雖然不高，卻足以影響選舉結果。
2016年大選後，桑德斯的支持者曾嘗試整合力量，成立了新組織「Brand New Congress」和「Our Revolution」，希望成為類似共和黨內茶黨那樣的激進代表，發揮指導鐘擺的關鍵作用。但結果事與願違，這些「另類左翼」組織一直未能承接桑德斯的聲勢，推舉的候選人幾乎在黨內初選全軍覆沒，桑德斯也承認組織一片混亂，成效不彰，這和兩年前一些評論預期的「四分天下」局面大相逕庭。但假如未來有特朗普式政客出現，爭取「另類左翼」市場，這卻是一個可拓展的處女地。今年中期選舉看來沒有「另類左翼」演出的平台，但誰說兩年後就一定沒有呢？
小詞典：桑德斯（Bernie Saunders，1941-）
美國參議員，代表佛蒙特州，2007年當選至今，此前1991-2007年長期擔任同州眾議員。社運人士出身，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一直以無黨派身份擊敗兩黨候選人出任公職，直到2015年才加入民主黨參選總統，雖然敗於希拉莉，但以年長、非主流、反精英身份，最終得到黨內43.1%選票、勝出23個州份，成績令人刮目相看。選舉後，他隨即退出民主黨，繼續以獨立身份成為政壇一極。
2018年10月25日星期四
另類右派心聲：沙特人卡舒吉，與我何干？
在美國工作的沙特新聞工作者卡舒吉被殺，事發在沙特駐土耳其領事館，疑兇很可能與沙特王儲有關，案件轟動全球。假如這是前特朗普歲月，不難成為影響美沙關係的大事，但到了「後真相時代」，一切精英的舊共識都已被打破，不少「另類右派」對這個沙特人獲得的關注嗤之以鼻，似乎也代表了不少美國人心聲。例如Fox News著名保守派評論員Tucker Carlson認為，主流媒體對此案鋪天蓋地報導，只是別有用心轉移內政視線，根本是炒作的噱頭（a stunt）；一系列另類右派網台和沙特官方統一口徑，把卡舒吉標籤為「恐怖份子」、「壞人」，認為他的死是別國內政、咎由自取。
從普世價值角度，根據已公開資訊，卡舒吉被殺是赤裸裸的政權暴行，但在這個「新部落主義」時代，不少美國人卻有渠道表達了從前不敢、不能、不獲准說出來的話：「這與我何干？」這本身就是特朗普上台大推「美國優先」的一體兩面。
然而單看論述，這觀點也不能說沒有道理。卡舒吉是沙特國民，死於法理上的沙特領土（駐土耳其領事館），這確是沙特內政；卡舒吉雖然是《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以「傑出人才非移民工作簽證」居留美國，但工作模式類似自由工作者，自然沒有公民或綠卡持有人的權限。假如持工作簽證、留學簽證到美國的所有人的「家事」美國也要管，根本不可能；加上卡舒吉背景複雜，捲入沙特不同權貴陣營之間的權鬥，又和各國情報組織藕斷絲連，更令美國人覺得與我無關。
特朗普秉承這一思維，公開說不希望因此影響沙特對美的1100億美元軍售協議，令100多萬美國人失去就業機會。其實，他就是說：「就是沒有卡舒吉案，我們也知道沙特政權是甚麼回事，但他們是我們金主、也是國際貿易著名的羊牯，這次又不是殺害美國人，我們譴責一下就是了，怎能為了與自己無關的道義，制裁金主，損害美國優先的利益？沙特做事這麼不乾脆利落，確是不該啊。」這種話難聽，卻「貼地」，美國人以沙特包底的約定俗成由來已久，包括自由派在內的所有權貴都心照不宣，要是有心干涉，這些年來更合理的理由多的是。
假如美國明天有一個公投，讓美國人選擇「制裁沙特彰顯公義」和「失去1100億美元軍售和100萬個就業」，結果如何，可能令人大吃一驚。即使受害人是美國公民，例如去年被囚禁在北韓後身亡的美國學生Otto Frederick Warmbier，又如何？案發後，美國確是通過了制裁北韓的新方案，但這完全沒有影響美國利益，到了特朗普、金正恩忽然「墮入愛河」，這位慘死的學生就不再被提及。更何況沙特人卡舒吉？
小詞典：卡舒吉（Jamal Ahmad Khashoggi, 1958-2018）
土耳其裔的沙特人，來自權貴家族，美國大學本科畢業，然後回國擔任新聞工作者，更成為沙特情報局長助手，曾隨同訪問世界各國，也曾訪問拉登，被指與不同情報部門關係密切。早年同情伊斯蘭份子，近年立場轉為親自由派，先後為不同沙特王子、富豪效力，逐漸因批評王儲成為政府眼中釘。2018年10月到沙特駐土耳其大使館辦理離婚證明，死在當中。
從普世價值角度，根據已公開資訊，卡舒吉被殺是赤裸裸的政權暴行，但在這個「新部落主義」時代，不少美國人卻有渠道表達了從前不敢、不能、不獲准說出來的話：「這與我何干？」這本身就是特朗普上台大推「美國優先」的一體兩面。
然而單看論述，這觀點也不能說沒有道理。卡舒吉是沙特國民，死於法理上的沙特領土（駐土耳其領事館），這確是沙特內政；卡舒吉雖然是《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以「傑出人才非移民工作簽證」居留美國，但工作模式類似自由工作者，自然沒有公民或綠卡持有人的權限。假如持工作簽證、留學簽證到美國的所有人的「家事」美國也要管，根本不可能；加上卡舒吉背景複雜，捲入沙特不同權貴陣營之間的權鬥，又和各國情報組織藕斷絲連，更令美國人覺得與我無關。
特朗普秉承這一思維，公開說不希望因此影響沙特對美的1100億美元軍售協議，令100多萬美國人失去就業機會。其實，他就是說：「就是沒有卡舒吉案，我們也知道沙特政權是甚麼回事，但他們是我們金主、也是國際貿易著名的羊牯，這次又不是殺害美國人，我們譴責一下就是了，怎能為了與自己無關的道義，制裁金主，損害美國優先的利益？沙特做事這麼不乾脆利落，確是不該啊。」這種話難聽，卻「貼地」，美國人以沙特包底的約定俗成由來已久，包括自由派在內的所有權貴都心照不宣，要是有心干涉，這些年來更合理的理由多的是。
假如美國明天有一個公投，讓美國人選擇「制裁沙特彰顯公義」和「失去1100億美元軍售和100萬個就業」，結果如何，可能令人大吃一驚。即使受害人是美國公民，例如去年被囚禁在北韓後身亡的美國學生Otto Frederick Warmbier，又如何？案發後，美國確是通過了制裁北韓的新方案，但這完全沒有影響美國利益，到了特朗普、金正恩忽然「墮入愛河」，這位慘死的學生就不再被提及。更何況沙特人卡舒吉？
小詞典：卡舒吉（Jamal Ahmad Khashoggi, 1958-2018）
土耳其裔的沙特人，來自權貴家族，美國大學本科畢業，然後回國擔任新聞工作者，更成為沙特情報局長助手，曾隨同訪問世界各國，也曾訪問拉登，被指與不同情報部門關係密切。早年同情伊斯蘭份子，近年立場轉為親自由派，先後為不同沙特王子、富豪效力，逐漸因批評王儲成為政府眼中釘。2018年10月到沙特駐土耳其大使館辦理離婚證明，死在當中。
2018年10月24日星期三
霍金遺作的平行時空：特朗普會將人類文明帶向何方？（下）
昨天談及特朗普與虛無主義的討論，論者對這種主義把世界帶向何方，也超出了國際關係範疇，變成了人類終極關懷的題目。例如《明尼郵報》(Minnipost)記者布萊克 (Eric Black)在今年10月的一篇文章擔心，特朗普的種種「美國優先」施政，包括否認氣候變化的真確性、各國共同保護地球的重要性、以及呈現的極端國族主義和自私傾向，正是一種廣泛的虛無主義論調和許諾。
《滾石》雜誌撰稿人泰比 (Matt Taibbi)於10月刊登了另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政策的核心，就是認為「沒有任何東西比此時此刻更重要，因此任何對現在我們帶來不便、不舒服的東西，都應該加以排斥和拒絕」──無論這是「虛無主義」還是「存在主義」（古羅馬暴君卡里古拉有類似思想，就被稱為「存在主義者」），反正對其他國家人民而言，都絕不是福音。作者認為，這種自私自利、貪婪、誇張失實、反科學的取向，只會令人們無法為下一世代而好好保護地球，甚至會為現在的世界帶來破壞，而特朗普傳達的，只是「沒完沒了和偏執的負面傾向，以死亡和災厄的形象嚴責著群眾」。專欄作家羅賓遜 (Eugene Robinson)在《華盛頓郵報》更指出，如果放任特朗普及其政府繼續破壞下去，所有人（美國人及全人類）都要為他的虛無主義付出代價。
特朗普的最大敵人，屬於傳統精英、特別是自由派精英，這些左翼份子普遍信奉（廣義的）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的假定，無論多麼虛偽，也有一個核心思想，就是相信人性本善，只是政府僵化後會變得官僚、邪惡、做錯事，但只要通過市場，釋放人類的正能量、創造力，人類生活就會變得更美好。基於同一原因，自由主義者相信國際管治機制，認為一國政府會因為自私，而忽略對全體人類長遠幸福有需要的政策，但只要通過國際合作，這些政策就會出台。目前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施政，只強調一國利益、無視人類共榮，在自由主義者眼中，自然極其「虛無」。
這些論者最擔心的是，有了特朗普，世界各國也會相繼出現這樣的「虛無」領導人，紛紛擁抱「活在當下」、「此刻選票和呃like是一切」的哲學，而無視任何道德枷鎖，輕易將那些不一定短期對本國有好處、但屬於長遠人類管治必須的政策揚棄。這樣一來，過去數十年國際（精英）辛苦建立的國際共識，就會土崩瓦解。從目前情況看來，各國都出現了不同形式的「本土特朗普」，他們的政綱也是大同小異，不得不說「特朗普現象」有其「全球化」一面。
一旦世界各國都由這樣的思維管治，世界自然不可能有任何適用於全人類的願景，那些比氣候變化更可能毀滅人類的議題，例如對人工智能的監管、生物科技的道德，也更不可能有政府牽頭關注。究竟特朗普們會把人類帶向何方？一代科研巨人霍金的遺作《簡答大問題》，預視了在自私基因作崇下，監管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已越來越小，目前的人類可能因為出現「新人類」而滅絕，配合到特朗普的出現，似乎也印證了特朗普作為「虛無主義者」的危機。
小詞典：《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
霍金遺作，逝世後才於2018年10月出版，對一些人類未來的大問題提供了自己的推想。書中相信，基因改造、生物科技很快會催生「新人類」，舊人類不能與之競爭，只會被淘汰或稱為絕對從屬角色，此外地球也可能在未來一千年內滅亡，只能靠「新人類」走向太空延續下去。霍金又重申世界沒有神，他的理論已足以解釋一切，人工智能未來會成為神一樣的存在。
《滾石》雜誌撰稿人泰比 (Matt Taibbi)於10月刊登了另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政策的核心，就是認為「沒有任何東西比此時此刻更重要，因此任何對現在我們帶來不便、不舒服的東西，都應該加以排斥和拒絕」──無論這是「虛無主義」還是「存在主義」（古羅馬暴君卡里古拉有類似思想，就被稱為「存在主義者」），反正對其他國家人民而言，都絕不是福音。作者認為，這種自私自利、貪婪、誇張失實、反科學的取向，只會令人們無法為下一世代而好好保護地球，甚至會為現在的世界帶來破壞，而特朗普傳達的，只是「沒完沒了和偏執的負面傾向，以死亡和災厄的形象嚴責著群眾」。專欄作家羅賓遜 (Eugene Robinson)在《華盛頓郵報》更指出，如果放任特朗普及其政府繼續破壞下去，所有人（美國人及全人類）都要為他的虛無主義付出代價。
特朗普的最大敵人，屬於傳統精英、特別是自由派精英，這些左翼份子普遍信奉（廣義的）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的假定，無論多麼虛偽，也有一個核心思想，就是相信人性本善，只是政府僵化後會變得官僚、邪惡、做錯事，但只要通過市場，釋放人類的正能量、創造力，人類生活就會變得更美好。基於同一原因，自由主義者相信國際管治機制，認為一國政府會因為自私，而忽略對全體人類長遠幸福有需要的政策，但只要通過國際合作，這些政策就會出台。目前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施政，只強調一國利益、無視人類共榮，在自由主義者眼中，自然極其「虛無」。
這些論者最擔心的是，有了特朗普，世界各國也會相繼出現這樣的「虛無」領導人，紛紛擁抱「活在當下」、「此刻選票和呃like是一切」的哲學，而無視任何道德枷鎖，輕易將那些不一定短期對本國有好處、但屬於長遠人類管治必須的政策揚棄。這樣一來，過去數十年國際（精英）辛苦建立的國際共識，就會土崩瓦解。從目前情況看來，各國都出現了不同形式的「本土特朗普」，他們的政綱也是大同小異，不得不說「特朗普現象」有其「全球化」一面。
一旦世界各國都由這樣的思維管治，世界自然不可能有任何適用於全人類的願景，那些比氣候變化更可能毀滅人類的議題，例如對人工智能的監管、生物科技的道德，也更不可能有政府牽頭關注。究竟特朗普們會把人類帶向何方？一代科研巨人霍金的遺作《簡答大問題》，預視了在自私基因作崇下，監管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已越來越小，目前的人類可能因為出現「新人類」而滅絕，配合到特朗普的出現，似乎也印證了特朗普作為「虛無主義者」的危機。
小詞典：《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
霍金遺作，逝世後才於2018年10月出版，對一些人類未來的大問題提供了自己的推想。書中相信，基因改造、生物科技很快會催生「新人類」，舊人類不能與之競爭，只會被淘汰或稱為絕對從屬角色，此外地球也可能在未來一千年內滅亡，只能靠「新人類」走向太空延續下去。霍金又重申世界沒有神，他的理論已足以解釋一切，人工智能未來會成為神一樣的存在。
2018年10月23日星期二
新部落主義：特朗普是「虛無主義者」嗎？（上）
上週我們談及美國「另類右派」會否催生虛無主義，而思考特朗普是否一名虛無主義者，也逐漸成為美國學界內外的研究範疇。
特朗普上台後，不論在內政和外交上，均給人難以捉摸的印象，然而某程度上，他卻是言行一致，因此他的支持者認為此人不但不「虛無」，反而極其實在。雖然大多數認為特朗普「虛無」的人，都沒有為何謂「虛無主義」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他們普遍認為特朗普的行動背後沒有價值基礎，只是一味破壞現存事物，卻沒有建設，而且缺乏終極關懷，政策不存在長遠可操作性。由於願景的缺乏，短暫的一切，其實都是空中樓閣，這是認為特朗普等同虛無主義的主因。
對另一些論者來說，特朗普能夠當選上台，本身也是虛無主義的勝利，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自由撰稿人坎普林 (Troy Camplin)。他於2017年10月，在Medium發表了一篇名為「特朗普與虛無主義的引力」的文章，指出特朗普之所以受某些人歡迎、得以上台，是因為他體現了現存體制中自認為受損群體 (如中下階層白人) 的不滿情緒，這群人在社會系統中只掌握大約5%權力，擁有的只是一種「部落意識」(tribalism)，以及他們因為對左翼人士推動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的不滿，而衍生出的「另類右翼」身份認同。
這些群體因自身社會、經濟地位的現況，而產生的不滿情緒及部落意識，其實是大多數人內心深處所具有。但特朗普對之加一肯定，並以此作為政策基礎，正顯出虛無主義傾向：沒有價值、沒有理念，一切只以滿足某些人的情緒而行。英國學者布洛姆 (Peter Bloom)將將特朗普上台後的各種舉措稱為「歡愉的破壞」(joyful destruction)，認為這是一種「提供希望的虛無主義」 (hopeful nihilism)，為自認為受損的美國人帶來改變的希望，最終卻只帶來單純的破壞。
坎普林因此相信，特朗普的上台及政策，只不過是揭露現存體制的荒謬和愚蠢，並對此加以破壞。然而，所有文明卻是建基於這一系統的存續，以及所有人都遵守系統設定的遊戲規則，一旦特朗普的行動只有挑戰、破壞，卻並沒有認真提供任何替代方案，最後只會朝向「蠻荒式的虛無主義」 (barbaric nihilism)，拆除所有現存規則、否定它們的必要性，令現存的（美國）文明崩解，卻沒有甚麽新的東西能留下來。
這種假定，也呼應了近年興起的「新部落主義」理論擔心的現象：人類有了全球化科技，反而更傾向回到各自小圈子的「部落」狀態，只顧眼前事，不再理會大社會的未來。當然，推論到這樣的極端，自然也不可能是主流思想，但卻反映了不少傳統精英擔心特朗普「摧毀美國文明」的恐懼。特朗普與虛無主義的討論價值，亦全在於此。
小詞典：新部落主義（Neo-tribalism）
法國社會學者Michel Maffesoli提出的概念，認為現代化、全球化並沒有真的帶來一體化，反而催生了世界各國對現狀不滿的懷舊情懷。這種向過去望的思想，令不同地方的人再次回到部落型態，從新尋找自己喜歡的「部落」的組織規律，只理會「部落利益」和身份認同，無視「大社會」的價值觀，結果會導致廣義文明社會的崩壞。
特朗普上台後，不論在內政和外交上，均給人難以捉摸的印象，然而某程度上，他卻是言行一致，因此他的支持者認為此人不但不「虛無」，反而極其實在。雖然大多數認為特朗普「虛無」的人，都沒有為何謂「虛無主義」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他們普遍認為特朗普的行動背後沒有價值基礎，只是一味破壞現存事物，卻沒有建設，而且缺乏終極關懷，政策不存在長遠可操作性。由於願景的缺乏，短暫的一切，其實都是空中樓閣，這是認為特朗普等同虛無主義的主因。
對另一些論者來說，特朗普能夠當選上台，本身也是虛無主義的勝利，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自由撰稿人坎普林 (Troy Camplin)。他於2017年10月，在Medium發表了一篇名為「特朗普與虛無主義的引力」的文章，指出特朗普之所以受某些人歡迎、得以上台，是因為他體現了現存體制中自認為受損群體 (如中下階層白人) 的不滿情緒，這群人在社會系統中只掌握大約5%權力，擁有的只是一種「部落意識」(tribalism)，以及他們因為對左翼人士推動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的不滿，而衍生出的「另類右翼」身份認同。
這些群體因自身社會、經濟地位的現況，而產生的不滿情緒及部落意識，其實是大多數人內心深處所具有。但特朗普對之加一肯定，並以此作為政策基礎，正顯出虛無主義傾向：沒有價值、沒有理念，一切只以滿足某些人的情緒而行。英國學者布洛姆 (Peter Bloom)將將特朗普上台後的各種舉措稱為「歡愉的破壞」(joyful destruction)，認為這是一種「提供希望的虛無主義」 (hopeful nihilism)，為自認為受損的美國人帶來改變的希望，最終卻只帶來單純的破壞。
坎普林因此相信，特朗普的上台及政策，只不過是揭露現存體制的荒謬和愚蠢，並對此加以破壞。然而，所有文明卻是建基於這一系統的存續，以及所有人都遵守系統設定的遊戲規則，一旦特朗普的行動只有挑戰、破壞，卻並沒有認真提供任何替代方案，最後只會朝向「蠻荒式的虛無主義」 (barbaric nihilism)，拆除所有現存規則、否定它們的必要性，令現存的（美國）文明崩解，卻沒有甚麽新的東西能留下來。
這種假定，也呼應了近年興起的「新部落主義」理論擔心的現象：人類有了全球化科技，反而更傾向回到各自小圈子的「部落」狀態，只顧眼前事，不再理會大社會的未來。當然，推論到這樣的極端，自然也不可能是主流思想，但卻反映了不少傳統精英擔心特朗普「摧毀美國文明」的恐懼。特朗普與虛無主義的討論價值，亦全在於此。
小詞典：新部落主義（Neo-tribalism）
法國社會學者Michel Maffesoli提出的概念，認為現代化、全球化並沒有真的帶來一體化，反而催生了世界各國對現狀不滿的懷舊情懷。這種向過去望的思想，令不同地方的人再次回到部落型態，從新尋找自己喜歡的「部落」的組織規律，只理會「部落利益」和身份認同，無視「大社會」的價值觀，結果會導致廣義文明社會的崩壞。
2018年10月22日星期一
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理論」：中國主導的全球化時代
提起全球化時代，主流認知都是以美國化為主軸，今天的中美貿易戰，其實也是爭奪全球化領導權的全方位戰爭。然而當我們回顧歷史，也可以說中國曾經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建立了一個那些年的「全球化」體系。這方面最能給我們他者視角衝擊的，首推日本學者濱下武志。
過去西方學界習慣用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衝擊回應論」，來探討亞洲現代化過程：假定東方長期處於封建社會的陰影下，文化長期停滯不前，缺乏突破傳統框架的內在動力，而西方在工業革命後大幅超越東方，結果東西文化互相碰撞，落後的東方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衝擊，才終於作出「回應」，逐步走向「現代化」。濱下武志提出的朝貢體系理論，目的就是反駁當時主流的衝擊回應論。濱下從經濟學、歷史學角度切入，認為早在西方尚未叩關前，亞洲區域已自成體系，也就是朝貢體系。
朝貢體系：官退民進的「亞洲貿易圈」
談起「朝貢」，自然令人想起封建時代，但假如把那些形式主義放在一旁，我們卻可能另有所獲。中國自古以來，一直以天子為核心，以複雜的官僚系統，來實施中央集權統治；對外關係上，則視世界為一個整體，也就是所謂「天下一家」。但中國對天下並不能集權，鄰國只要承認中國的宗主地位，接受中原文化，就能接受中國冊封，取得當地政權的合法性。在制度上，朝貢國必須按時派遣使節「朝貢」，中國也會給予「回賜」，這就是「朝貢體系」的基本雛形。
朝貢體系的建立，使中國成為亞洲國際秩序的核心，同時也產生文化外溢的效果。亞洲各國在制度上、思想上、文化上開始模仿中國，紛紛以「小中華」的正統自居，但也逐步建立自己的民族觀與文化觀，像是越南、朝鮮、日本，都是很好的例子。有趣的是，一些朝貢國在實力增強後，也會要求鄰國進貢，嘗試建立屬於自己的小朝貢體系。像琉球就曾同時向中國和日本朝貢；越南也有要求南掌（今寮國）朝貢的歷史紀錄。
濱下認為，朝貢體系雖然表面上是政治行為，但還有更深層的經濟意義，而且後者才是主軸。根據明清史料紀錄，朝貢國遣使進貢後，通常可以獲得等價或以上的回賜。而進貢團的隨行商人，也會趁機進入中國貿易，賺取大量利潤；加上邊境互市的開放，基本上是一樁穩賺不賠的生意。因此，朝貢體系在實際上，也可視作一種互通有無的貿易行為。
除此之外，亞洲諸國也在朝貢體系的基礎下，開始建立彼此的貿易網絡。地處邊緣的朝貢國，偶爾也與印度、阿拉伯世界、西歐諸國等貿易，將他們的特產當作「貢品」輸入中國。例如康熙年間，朝貢物品出現過「西洋沙喃匏布」、「西洋佛咬嘮布」；雍正年間，來自蘇祿國的貢品中，也有「白細洋布」這種西洋產品；來自暹羅的貢品，則有「細花布」等西洋產品，不一而足。換句話說，朝貢貿易成了中國和西方世界的中間轉運站。
其後中國宣布海禁，日本也進入鎖國時期，官方勢力消退，但在朝貢體系建立的航道網絡仍然存在，取而代之的，卻是更加活絡的民間貿易。例如東亞沿岸的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建立起港口對港口的貿易關係，甚至出現大規模的走私、海盜貿易。民間貿易的力量，將亞洲各海域聯繫在一起，形成了龐大的亞洲貿易圈，這就是當時這一方世界的「全球化」秩序。
濱下特別提到日本現代化的問題。過去學界討論日本現代化時，多半也是從「反應衝擊論」著手，不同的是日本反應較快，因而能比中國早一步現代化，但濱下認為並非如此。日本雖然在德川幕府後已經停止向中國朝貢，進入鎖國狀態，但事實上，並非完全對外隔絕，官方仍有商船與中國、朝鮮往來，民間更有大量走私貿易。明治天皇親政後，實行全面西化，提倡富國強兵，1875年逼迫琉球與中國斷交、改向日本朝貢，這正是日本一直都在朝貢體系與亞洲經濟圈之內的歷史證據。
從朝貢到殖民：西方列強對「亞洲全球化」的挑戰
從朝貢體系（形式）到亞洲經濟圈（實質）可見，近代亞洲文化、國際秩序並非西方學者所謂停滯不前，反而自成體系。西歐諸國進入亞洲時，也必須遵守成朝貢體系的遊戲規則：起初它們透過朝貢貿易，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向中國輸入各種物產，換取中國特產品，如茶葉、生絲、瓷器等，運回歐洲牟取暴利；十九世紀後，歐洲商人為了獲得更大利益，開始在遠東設立殖民地，一方面自己生產歐洲所需物資，如茶葉、錫礦、橡膠等，一方面也將這些殖民地當作連結亞洲市場與西方市場的轉運站、貨物集散地、金融服務中心。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殖民地早一步獲得工業化與現代化建設的機會，像是新加坡、香港，也就是「英式一帶一路」的雛形。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家在遠東建立的殖民地市場，同樣也是因循過去朝貢體系既有的貿易路線與航道，並非在建立遠東殖民地後，才創造出新的貿易環境。其後，西方國家再利用戰爭、談判、條約等方式，逐漸改變朝貢貿易的本質。最早進入亞洲的葡萄牙、荷蘭是如此，日後殖民地遍布世界的英國更是如此，但本質上，即使由「殖民帝國」取代了「朝貢中華帝國」，也依然沒有突破朝貢體系的亞洲貿易圈。太陽之下無新事，時至今日，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其實也是這個「亞洲貿易圈」基礎上的改良，並非憑空出現的創舉。
小詞典：濱下武志（1943-）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專門研究中國近代經濟歷史。畢業於東京大學，曾多次到香港的大學調研、客席任教，也不時到兩岸大學擔任客席教授。除了文中提及的朝貢理論，他1996年出版的《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也是研究香港涉外關係歷史的重要著作。
過去西方學界習慣用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衝擊回應論」，來探討亞洲現代化過程：假定東方長期處於封建社會的陰影下，文化長期停滯不前，缺乏突破傳統框架的內在動力，而西方在工業革命後大幅超越東方，結果東西文化互相碰撞，落後的東方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衝擊，才終於作出「回應」，逐步走向「現代化」。濱下武志提出的朝貢體系理論，目的就是反駁當時主流的衝擊回應論。濱下從經濟學、歷史學角度切入，認為早在西方尚未叩關前，亞洲區域已自成體系，也就是朝貢體系。
朝貢體系：官退民進的「亞洲貿易圈」
談起「朝貢」，自然令人想起封建時代，但假如把那些形式主義放在一旁，我們卻可能另有所獲。中國自古以來，一直以天子為核心，以複雜的官僚系統，來實施中央集權統治；對外關係上，則視世界為一個整體，也就是所謂「天下一家」。但中國對天下並不能集權，鄰國只要承認中國的宗主地位，接受中原文化，就能接受中國冊封，取得當地政權的合法性。在制度上，朝貢國必須按時派遣使節「朝貢」，中國也會給予「回賜」，這就是「朝貢體系」的基本雛形。
朝貢體系的建立，使中國成為亞洲國際秩序的核心，同時也產生文化外溢的效果。亞洲各國在制度上、思想上、文化上開始模仿中國，紛紛以「小中華」的正統自居，但也逐步建立自己的民族觀與文化觀，像是越南、朝鮮、日本，都是很好的例子。有趣的是，一些朝貢國在實力增強後，也會要求鄰國進貢，嘗試建立屬於自己的小朝貢體系。像琉球就曾同時向中國和日本朝貢；越南也有要求南掌（今寮國）朝貢的歷史紀錄。
濱下認為，朝貢體系雖然表面上是政治行為，但還有更深層的經濟意義，而且後者才是主軸。根據明清史料紀錄，朝貢國遣使進貢後，通常可以獲得等價或以上的回賜。而進貢團的隨行商人，也會趁機進入中國貿易，賺取大量利潤；加上邊境互市的開放，基本上是一樁穩賺不賠的生意。因此，朝貢體系在實際上，也可視作一種互通有無的貿易行為。
除此之外，亞洲諸國也在朝貢體系的基礎下，開始建立彼此的貿易網絡。地處邊緣的朝貢國，偶爾也與印度、阿拉伯世界、西歐諸國等貿易，將他們的特產當作「貢品」輸入中國。例如康熙年間，朝貢物品出現過「西洋沙喃匏布」、「西洋佛咬嘮布」；雍正年間，來自蘇祿國的貢品中，也有「白細洋布」這種西洋產品；來自暹羅的貢品，則有「細花布」等西洋產品，不一而足。換句話說，朝貢貿易成了中國和西方世界的中間轉運站。
其後中國宣布海禁，日本也進入鎖國時期，官方勢力消退，但在朝貢體系建立的航道網絡仍然存在，取而代之的，卻是更加活絡的民間貿易。例如東亞沿岸的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建立起港口對港口的貿易關係，甚至出現大規模的走私、海盜貿易。民間貿易的力量，將亞洲各海域聯繫在一起，形成了龐大的亞洲貿易圈，這就是當時這一方世界的「全球化」秩序。
濱下特別提到日本現代化的問題。過去學界討論日本現代化時，多半也是從「反應衝擊論」著手，不同的是日本反應較快，因而能比中國早一步現代化，但濱下認為並非如此。日本雖然在德川幕府後已經停止向中國朝貢，進入鎖國狀態，但事實上，並非完全對外隔絕，官方仍有商船與中國、朝鮮往來，民間更有大量走私貿易。明治天皇親政後，實行全面西化，提倡富國強兵，1875年逼迫琉球與中國斷交、改向日本朝貢，這正是日本一直都在朝貢體系與亞洲經濟圈之內的歷史證據。
從朝貢到殖民：西方列強對「亞洲全球化」的挑戰
從朝貢體系（形式）到亞洲經濟圈（實質）可見，近代亞洲文化、國際秩序並非西方學者所謂停滯不前，反而自成體系。西歐諸國進入亞洲時，也必須遵守成朝貢體系的遊戲規則：起初它們透過朝貢貿易，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向中國輸入各種物產，換取中國特產品，如茶葉、生絲、瓷器等，運回歐洲牟取暴利；十九世紀後，歐洲商人為了獲得更大利益，開始在遠東設立殖民地，一方面自己生產歐洲所需物資，如茶葉、錫礦、橡膠等，一方面也將這些殖民地當作連結亞洲市場與西方市場的轉運站、貨物集散地、金融服務中心。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殖民地早一步獲得工業化與現代化建設的機會，像是新加坡、香港，也就是「英式一帶一路」的雛形。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家在遠東建立的殖民地市場，同樣也是因循過去朝貢體系既有的貿易路線與航道，並非在建立遠東殖民地後，才創造出新的貿易環境。其後，西方國家再利用戰爭、談判、條約等方式，逐漸改變朝貢貿易的本質。最早進入亞洲的葡萄牙、荷蘭是如此，日後殖民地遍布世界的英國更是如此，但本質上，即使由「殖民帝國」取代了「朝貢中華帝國」，也依然沒有突破朝貢體系的亞洲貿易圈。太陽之下無新事，時至今日，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其實也是這個「亞洲貿易圈」基礎上的改良，並非憑空出現的創舉。
小詞典：濱下武志（1943-）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專門研究中國近代經濟歷史。畢業於東京大學，曾多次到香港的大學調研、客席任教，也不時到兩岸大學擔任客席教授。除了文中提及的朝貢理論，他1996年出版的《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也是研究香港涉外關係歷史的重要著作。
2018年10月19日星期五
虛與實的國度：VR、AR與未來國際關係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 和「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 除了是炙手可熱的技術，應用範圍還擴展到電子遊戲、教育、軍事和政治，對人類未來充滿想像。各國能否在危機出現前進行相關規管，才是真正的國際關係。
人類自古以來，一直幻想自行建構虛擬空間，記得叮噹的其中一個法寶，就是在自己家中「潛建」多層，讓大雄和朋友在「潛建樓層」玩耍，其他人在屋外卻完全看不出，這大概是小時候對虛擬實境的第一印象。近代VR一詞，出自法國劇作家阿爾托 (Antonin Artaud) 1938年發表的《戲劇與它的影子》，現在VR則是利用電腦建構出立體虛擬空間，再通過科技，刺激使用者的感官如視覺和聽覺，使他們以為自己身在其中。
1994年，第一套為VR而設的程式語言VRML推出；1997年，業界組成Web3D 聯盟，發展出X3D，作為VR程式在網上平台的標準。1999年上映的《二十世紀殺人網絡》系列電影，把VR概念推廣到普羅大眾：將人的腦袋與「母體」（即是電腦）連接，便能進入以程式建構成的虛擬世界，人類難以分辨虛實，最終更被「母體」控制。現時流行的VR工具，主要是頭戴的鏡頭、加上智能手機，但隨著科技進步，工具必定越來越輕巧，屆時現實與虛幻的界線，亦會越來越模糊。
早前手機遊戲Ingress和Pokemon Go等，則把AR這技術帶到普羅大眾眼前，它也可說是VR的延伸，把電腦製造的資訊融入真實的環境，進一步拉近現實與虛幻。以Pokemon Go為例，遊戲以Google Map為基礎，各精靈被藏在「真實」的街道，等待玩家來捉，就是因為它把現實與虛幻拉近，才能成功把一眾「毒男毒女」由家中重新帶回街上。隨著配置定位裝置的智能手機大行其道，AR也逐漸普及化起來。
VR和AR結合，更是潛力無限。它們本來就是軍事變民用的科技，利用這些技術，戰場能準確地被模擬出來，部署戰事可以更有效率和準確，減少人力物力的損耗。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也利用VR和AR，把戰爭的遺害、難民和貧民的苦況，呈現在世人面前。例如2015年，聯合國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第一套以VR技術拍攝的電影，以一名寄居在約旦難民營的敘利亞難民女孩為主角。VR和AR也可以帶我們到從未到過的地方「旅行」，例如2016年，烏克蘭外交部發表了一套名為《切爾諾貝爾360》的影片，帶全球觀眾觀看切爾諾貝爾在核電廠爆炸後三十年的 景況，相信在未來，整個旅行業界也會被衝擊。至於VR和AR應用在課堂，在不少地方已經成為常態，長途跋涉到班房上課的日子很可能成為歷史。
在可見將來，人類依靠AR、VR突破了自身的物理限制，卻更容易實現以往不可能達成的野心，像《二十世紀殺人網絡》般建構一個虛擬國度，擴建吸收訊息的空間。一般用家也可能像《潛行兇間》的主角一樣，因眷戀虛擬世界，而放棄肉身活動的本能。那時候，我們很可能懷念虛擬和現實能完全分離的日子，但已經太晚了。
小詞典：《潛行兇間》（Inception）
2010年發行的荷里活電影，華納兄弟發行，李安納度狄卡比奧飾演「盜夢者」，能夠通過潛意識進入別人夢境盜取商業機密。他在執行任務中，卻發現夢境有多重潛意識，記憶也可以通過人為構建，幻想與真實難分，最終雖然回到現實世界，卻令觀眾意識到有永遠留在虛擬空間的可能。
人類自古以來，一直幻想自行建構虛擬空間，記得叮噹的其中一個法寶，就是在自己家中「潛建」多層，讓大雄和朋友在「潛建樓層」玩耍，其他人在屋外卻完全看不出，這大概是小時候對虛擬實境的第一印象。近代VR一詞，出自法國劇作家阿爾托 (Antonin Artaud) 1938年發表的《戲劇與它的影子》，現在VR則是利用電腦建構出立體虛擬空間，再通過科技，刺激使用者的感官如視覺和聽覺，使他們以為自己身在其中。
1994年，第一套為VR而設的程式語言VRML推出；1997年，業界組成Web3D 聯盟，發展出X3D，作為VR程式在網上平台的標準。1999年上映的《二十世紀殺人網絡》系列電影，把VR概念推廣到普羅大眾：將人的腦袋與「母體」（即是電腦）連接，便能進入以程式建構成的虛擬世界，人類難以分辨虛實，最終更被「母體」控制。現時流行的VR工具，主要是頭戴的鏡頭、加上智能手機，但隨著科技進步，工具必定越來越輕巧，屆時現實與虛幻的界線，亦會越來越模糊。
早前手機遊戲Ingress和Pokemon Go等，則把AR這技術帶到普羅大眾眼前，它也可說是VR的延伸，把電腦製造的資訊融入真實的環境，進一步拉近現實與虛幻。以Pokemon Go為例，遊戲以Google Map為基礎，各精靈被藏在「真實」的街道，等待玩家來捉，就是因為它把現實與虛幻拉近，才能成功把一眾「毒男毒女」由家中重新帶回街上。隨著配置定位裝置的智能手機大行其道，AR也逐漸普及化起來。
VR和AR結合，更是潛力無限。它們本來就是軍事變民用的科技，利用這些技術，戰場能準確地被模擬出來，部署戰事可以更有效率和準確，減少人力物力的損耗。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也利用VR和AR，把戰爭的遺害、難民和貧民的苦況，呈現在世人面前。例如2015年，聯合國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第一套以VR技術拍攝的電影，以一名寄居在約旦難民營的敘利亞難民女孩為主角。VR和AR也可以帶我們到從未到過的地方「旅行」，例如2016年，烏克蘭外交部發表了一套名為《切爾諾貝爾360》的影片，帶全球觀眾觀看切爾諾貝爾在核電廠爆炸後三十年的 景況，相信在未來，整個旅行業界也會被衝擊。至於VR和AR應用在課堂，在不少地方已經成為常態，長途跋涉到班房上課的日子很可能成為歷史。
在可見將來，人類依靠AR、VR突破了自身的物理限制，卻更容易實現以往不可能達成的野心，像《二十世紀殺人網絡》般建構一個虛擬國度，擴建吸收訊息的空間。一般用家也可能像《潛行兇間》的主角一樣，因眷戀虛擬世界，而放棄肉身活動的本能。那時候，我們很可能懷念虛擬和現實能完全分離的日子，但已經太晚了。
小詞典：《潛行兇間》（Inception）
2010年發行的荷里活電影，華納兄弟發行，李安納度狄卡比奧飾演「盜夢者」，能夠通過潛意識進入別人夢境盜取商業機密。他在執行任務中，卻發現夢境有多重潛意識，記憶也可以通過人為構建，幻想與真實難分，最終雖然回到現實世界，卻令觀眾意識到有永遠留在虛擬空間的可能。
2018年10月18日星期四
特朗普的「另類右派」與網絡虛無主義
特朗普的政治光譜，被認為是屬於「另類右派」(Alternative Right)，他的支持者由前「國師」班農以下，也一律被視為「另類右派」成員。
雖然同屬右派，但特朗普這一派，和布殊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者（Neo Conservatives）十分不同。布殊一派相信精英主義，認為精英有教化大眾的能力和責任，另類右派則強烈反精英，認為精英不分陣營，都是出賣人民。新保守主義者有其對價值觀的追求，希望對國際社會輸出民主、自由制度，特朗普則傾向孤立主義，如無必要也不希望捲入國際爭議。布殊時代黑白分明，不會和「邪惡軸心」談判打交道，特朗普則喜愛和獨裁者交往、討價還價，只要能達到國家利益。新保守主義者和福音派結盟，以聖經演繹保守價值觀，另類右派則開宗明義以男性沙文主義引導社會價值。布殊並不抗拒多元文化，前提是外來文化融入美國大熔爐之內，特朗普陣營則強調美國優先，部份成員更對大白人主義直認不諱。
任何理論體系，都有它的群眾基礎和思考模式，通常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但另類右派追求的烏托邦，卻很難有一個整全的世界觀，就算有，也只能說極難實現。另類右派群眾不滿的現狀，屬於全球化時代的典型結構性問題，不是和任何國家的貿易戰可以解決，也不是取締國內精英能夠奏效。對他們而言，唯一的烏托邦也許是百年前的歷史時期，而類似「復古」訴求，其實在所有國家的全球化輸家眼中，都有出現：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主義也好、俄羅斯愛國主義也好、脫歐也好，都不遑多樣。
但由於目標幾乎不可能達成，這「理想」，其實是一種逃避。
在前互聯網時代，逃避主義自然也是一種出路，逃避下去，往往變成虛無。特朗普強調的世界無真相、一切都是「fake news」，其實十分符合尼采的虛無主義哲學。只是到了互聯網時代，虛無主義，也可以「實在」起來。
不少前輩對新一代的政治訴求經常不明白，因為在現實世界，很多「理想」明顯不可能達成，但無論在西方、內地還是香港，特別在網絡世界，有這種追求的人卻不少。然而只要我們明白，這些人根本不一定要達成自己的追求，而在追求過程中，卻可以有其他得著，甚至比達成現實追求有更大得著，一切就變得可以理解。
在網絡，不少遊戲都是自成體系的小世界，有階級、有資源、有地位、有目標、有理論、有意識形態，不少年輕人覺得反正改變不了現實世界，不如投入虛擬的真實就算。反正那裏的「虛擬」越來越實在，那為甚麼還要勉力改變無力的現實？特朗普帶來的風暴，給予世界各國無數網民這樣的啟示：假如能通過有限的成本改朝換代，固然很好，但就是在現實世界不成功，也可以從中建立自己的虛擬天地，然後乾脆走進其中，也依然比在現實世界當under-dog要好。這是否虛無主義？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正如尼采說：「寧可追求虛無，也不能無所追求」。
小詞典：虛無主義（Nihilism）
一種哲學思想，認為人生沒有任何客觀的意義，世界沒有任何客觀的真相，對社會道德、權威、宗教持強烈懷疑態度。尼采被視為虛無主義大師，但其實對人性的掌握相當透切，例如有名言「人最終喜愛的是自己的慾望，而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就很適合用來理解今日世界各地的各種激進運動。
雖然同屬右派，但特朗普這一派，和布殊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者（Neo Conservatives）十分不同。布殊一派相信精英主義，認為精英有教化大眾的能力和責任，另類右派則強烈反精英，認為精英不分陣營，都是出賣人民。新保守主義者有其對價值觀的追求，希望對國際社會輸出民主、自由制度，特朗普則傾向孤立主義，如無必要也不希望捲入國際爭議。布殊時代黑白分明，不會和「邪惡軸心」談判打交道，特朗普則喜愛和獨裁者交往、討價還價，只要能達到國家利益。新保守主義者和福音派結盟，以聖經演繹保守價值觀，另類右派則開宗明義以男性沙文主義引導社會價值。布殊並不抗拒多元文化，前提是外來文化融入美國大熔爐之內，特朗普陣營則強調美國優先，部份成員更對大白人主義直認不諱。
任何理論體系，都有它的群眾基礎和思考模式，通常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但另類右派追求的烏托邦，卻很難有一個整全的世界觀，就算有，也只能說極難實現。另類右派群眾不滿的現狀，屬於全球化時代的典型結構性問題，不是和任何國家的貿易戰可以解決，也不是取締國內精英能夠奏效。對他們而言，唯一的烏托邦也許是百年前的歷史時期，而類似「復古」訴求，其實在所有國家的全球化輸家眼中，都有出現：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主義也好、俄羅斯愛國主義也好、脫歐也好，都不遑多樣。
但由於目標幾乎不可能達成，這「理想」，其實是一種逃避。
在前互聯網時代，逃避主義自然也是一種出路，逃避下去，往往變成虛無。特朗普強調的世界無真相、一切都是「fake news」，其實十分符合尼采的虛無主義哲學。只是到了互聯網時代，虛無主義，也可以「實在」起來。
不少前輩對新一代的政治訴求經常不明白，因為在現實世界，很多「理想」明顯不可能達成，但無論在西方、內地還是香港，特別在網絡世界，有這種追求的人卻不少。然而只要我們明白，這些人根本不一定要達成自己的追求，而在追求過程中，卻可以有其他得著，甚至比達成現實追求有更大得著，一切就變得可以理解。
在網絡，不少遊戲都是自成體系的小世界，有階級、有資源、有地位、有目標、有理論、有意識形態，不少年輕人覺得反正改變不了現實世界，不如投入虛擬的真實就算。反正那裏的「虛擬」越來越實在，那為甚麼還要勉力改變無力的現實？特朗普帶來的風暴，給予世界各國無數網民這樣的啟示：假如能通過有限的成本改朝換代，固然很好，但就是在現實世界不成功，也可以從中建立自己的虛擬天地，然後乾脆走進其中，也依然比在現實世界當under-dog要好。這是否虛無主義？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正如尼采說：「寧可追求虛無，也不能無所追求」。
小詞典：虛無主義（Nihilism）
一種哲學思想，認為人生沒有任何客觀的意義，世界沒有任何客觀的真相，對社會道德、權威、宗教持強烈懷疑態度。尼采被視為虛無主義大師，但其實對人性的掌握相當透切，例如有名言「人最終喜愛的是自己的慾望，而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就很適合用來理解今日世界各地的各種激進運動。
2018年10月16日星期二
紐芬蘭：加拿大昔日的獨立實體
加拿大和美國、墨西哥簽訂NAFTA2.0新版《美加墨協議》後，暫時擺平了國內不同地區可能出現的反彈，但作為全球面積第二大、奉行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加拿大境內未來出現具規模的獨立運動，依然不是不可能。除了廣為人知的法語區魁北克省，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也具備和加拿大「本部」不一樣的歷史身份認同。
加拿大的行政區域分為十省三地區，省為憲法規定的行政單位，享有一定自主權。原則上，加拿大依然奉英女王為國家元首，「省」這一行政單位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權，均授命於省的王權，王權由省督代為行使，十個省的「省王」，自然都是伊莉沙伯二世。所以加拿大向來有「多重王權」（Compound Monarchy），女王一人擁有多重王冠。但加拿大的「地區」則是由聯邦政府直接管理，行政首長亦是由總理任命。
紐芬蘭是一個島嶼，拉布拉多則是半島，屬海洋四省之一，與其餘三省共同擁有大西洋海岸線。紐芬蘭於1583年成為英國殖民地，與其他早期在新世界建立的社會一樣，由歐洲殖民者、新移民組成，當歐洲列強與美國在北美鬥得如火如荼之際，紐芬蘭的重心放在漁業，沒有受到很大影響。無論是1776年的北美十三殖民地獨立、1812年的英美戰爭、1867年加拿大邦聯立國等事，身為英國殖民地的紐芬蘭都沒有參與，經過投票後，更在1869年表態，決定不和其他剩餘的英屬北美殖民地一起加入加拿大。1907年，紐芬蘭更被升格成為大英帝國的「自治領」（Dominion），更於1916年派兵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時候，大英帝國「自治領」身份被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為實質上的獨立實體，假如紐芬蘭這身份延續下去，就會像紐西蘭那樣，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然而紐芬蘭的自治領身份，卻於1920-30年代受到挑戰，原因不是因為甚麼身份認同或統獨爭議，而是基於一個很現實的理由：經濟。一戰後，全球經濟倒退，北美大蕭條，小國寡民的紐芬蘭更因為參戰，加上經濟管理不善，導至債台高築，最終在1934年為了得到英國直接援助，被逼由自治領變回大英帝國的委任政府。二戰期間，加拿大對盟軍作出了重大貢獻，國家認同也強化了很多，英國實力則有所下降，因此在二戰結束後，加拿大要求紐芬蘭加入聯邦的呼聲得到強化。最終在1949年，英國同意紐芬蘭舉行「統一公投」，經過兩輪投票，最終紐芬蘭人以微弱多數通過加入加拿大，成為第十個省。然而當時的投票爭議其實頗多，埋下了被翻案的伏筆，紐芬蘭及拉布拉多人也因此與聯邦政府有所距離。
地理上，紐芬蘭遠離加拿大的政治和經濟中心渥太華、多倫多，在海洋四省之中，感覺最與世無爭。2001年，紐芬蘭正名為「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今天最為世人熟悉的，也是兩種以此命名的家犬品種：紐芬蘭犬及拉布拉多尋回犬。這兩個品種都是友善的家庭犬，祖先都是協助漁民為主，現在拉布拉多犬的智力、脾性和忠誠，更它成為工作犬常客，例如香港人熟識的導盲犬小Q，就是拉布拉多犬。要紐芬蘭從新掀起統獨議題，大概不符現實，但假如加拿大出現經濟危機，當年的往事，卻可能被舊事重提，這就是身份認同的奧妙。
小詞曲：渥太華（Ottawa）
加拿大首都，當地華人簡稱「渥京」，位於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交界，由聖勞倫斯河分隔。渥太華人口不過百萬，相比多倫多、滿地可等大城市要少得多，最特別的人文風景，在於與鄰市加蒂諾（Gatineau）形成的「渥京首都圈」，是英法兩語文化的共同都會。
加拿大的行政區域分為十省三地區，省為憲法規定的行政單位，享有一定自主權。原則上，加拿大依然奉英女王為國家元首，「省」這一行政單位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權，均授命於省的王權，王權由省督代為行使，十個省的「省王」，自然都是伊莉沙伯二世。所以加拿大向來有「多重王權」（Compound Monarchy），女王一人擁有多重王冠。但加拿大的「地區」則是由聯邦政府直接管理，行政首長亦是由總理任命。
紐芬蘭是一個島嶼，拉布拉多則是半島，屬海洋四省之一，與其餘三省共同擁有大西洋海岸線。紐芬蘭於1583年成為英國殖民地，與其他早期在新世界建立的社會一樣，由歐洲殖民者、新移民組成，當歐洲列強與美國在北美鬥得如火如荼之際，紐芬蘭的重心放在漁業，沒有受到很大影響。無論是1776年的北美十三殖民地獨立、1812年的英美戰爭、1867年加拿大邦聯立國等事，身為英國殖民地的紐芬蘭都沒有參與，經過投票後，更在1869年表態，決定不和其他剩餘的英屬北美殖民地一起加入加拿大。1907年，紐芬蘭更被升格成為大英帝國的「自治領」（Dominion），更於1916年派兵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時候，大英帝國「自治領」身份被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為實質上的獨立實體，假如紐芬蘭這身份延續下去，就會像紐西蘭那樣，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然而紐芬蘭的自治領身份，卻於1920-30年代受到挑戰，原因不是因為甚麼身份認同或統獨爭議，而是基於一個很現實的理由：經濟。一戰後，全球經濟倒退，北美大蕭條，小國寡民的紐芬蘭更因為參戰，加上經濟管理不善，導至債台高築，最終在1934年為了得到英國直接援助，被逼由自治領變回大英帝國的委任政府。二戰期間，加拿大對盟軍作出了重大貢獻，國家認同也強化了很多，英國實力則有所下降，因此在二戰結束後，加拿大要求紐芬蘭加入聯邦的呼聲得到強化。最終在1949年，英國同意紐芬蘭舉行「統一公投」，經過兩輪投票，最終紐芬蘭人以微弱多數通過加入加拿大，成為第十個省。然而當時的投票爭議其實頗多，埋下了被翻案的伏筆，紐芬蘭及拉布拉多人也因此與聯邦政府有所距離。
地理上，紐芬蘭遠離加拿大的政治和經濟中心渥太華、多倫多，在海洋四省之中，感覺最與世無爭。2001年，紐芬蘭正名為「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今天最為世人熟悉的，也是兩種以此命名的家犬品種：紐芬蘭犬及拉布拉多尋回犬。這兩個品種都是友善的家庭犬，祖先都是協助漁民為主，現在拉布拉多犬的智力、脾性和忠誠，更它成為工作犬常客，例如香港人熟識的導盲犬小Q，就是拉布拉多犬。要紐芬蘭從新掀起統獨議題，大概不符現實，但假如加拿大出現經濟危機，當年的往事，卻可能被舊事重提，這就是身份認同的奧妙。
小詞曲：渥太華（Ottawa）
加拿大首都，當地華人簡稱「渥京」，位於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交界，由聖勞倫斯河分隔。渥太華人口不過百萬，相比多倫多、滿地可等大城市要少得多，最特別的人文風景，在於與鄰市加蒂諾（Gatineau）形成的「渥京首都圈」，是英法兩語文化的共同都會。
2018年10月15日星期一
大嶼山大戰略前傳：蘇聯的香港故事
近日政府公佈的東大嶼山填海計劃，引起社會廣泛討論，而大嶼山作為香港未被開發的戰略要地，其實一直受到國際社會關注，最近期對大嶼山有所動作的外國勢力，居然是蘇聯。東大嶼山計劃，自然超越筆者的研究範圍，但蘇聯－香港關係，卻是筆者研究的香港涉外關係重要範疇之一，要了解相關背景，自然要從冷戰時代的蘇聯佈局、特別是1967年這個轉捩點談起。
自從中蘇交惡，中國把大部分蘇聯駐華人員驅逐出境，令蘇聯在中國的情報網絡瀕臨瓦解。華北的情報，尚且可由蘇聯駐蒙古大使館、或加盟共和國哈薩克的情報人員負責，但華南的情報，就缺乏了可靠基地，只能由蘇聯駐曼谷、馬尼拉、甚至倫敦的大使館提供間接情報，令莫斯科打算在「冷戰三大間諜中心」之一的香港建立情報中心。英國為了提防蘇聯，也禁止了不少蘇聯人入境香港，甚至連貨輪也沒有幾艘能夠停靠，這段往事，Michael Share關於蘇港關係的著作有詳細介紹。
直到1967年，香港發生「六七暴動」、或當事人所稱的「反英抗暴」，蘇聯情報部門意識到這是可能影響香港國際地位的劃時代事件，當時就有了不少分析。根據解密檔案，原來當時蘇聯基於自身在各國策劃類似活動的經驗，早已判斷中共根本無意提前收回香港主權，只希望透過香港賺取豐厚外匯，並通過計算香港地下活動所需的經費，斷言一定維持不下去。但蘇聯卻擔心北京乘亂搞局，因為在文革期間，北京把沙俄時期佔領的大清領土如外滿洲、海參崴等，都列為和香港一樣、根據不平等條約非法佔領的土地，而當時中國內部反「蘇修」的情緒，比反「美帝」、「英帝」更甚，毛澤東擔心蘇聯入侵，要多於擔心美國攻擊。同期紅衛兵在大連對蘇聯商船的扣押及抗議，與及中蘇邊境的長期對峙，更令蘇聯意識到有更大需要依靠香港，了解北京的真正戰略意圖，最終權衡輕重下，開始調低對英國在香港「非法管治」的批評，也減少了對北京「何不立刻收回香港」的抽水。
這段期間，蘇聯外交圈的英國專家逐漸取得主導權，令英蘇雙方更能捉摸到對方的企圖，倫敦逐步確認到蘇聯已全盤接受英國統治香港，可以成為一起監視中國的夥伴。1967年後，英國開始默許蘇聯在不驚動中美兩國的前提下，在香港低調進行活動，例如容許多一些蘇聯「商船」停靠香港，蘇聯則把這些「商船」作為實質上的流動領使館，進行外交及情報活動。此外，蘇聯在香港派駐了兩名「海事督察」，表面上負責管理停靠香港的蘇聯「商船」，實際上已經是駐港代表，不再需要依賴古巴駐港領事館工作。雖然由英國MI5管理的皇家香港警察政治部，仍會拘捕在港為蘇聯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士，有些蘇聯水手及與之接觸的港人亦因此被捕，但起碼蘇聯間諜成功進駐香港，已是客觀事實。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甚至出現了作為蘇聯「文化外交」代言的親蘇聯書店，以及香港左翼友好參與的莫斯科交流團，這都是1967年前難以想像的。
當時雖然未有蘇聯公司正式登陸香港，從大英帝國獨立不久、和香港曾經同氣連枝的新加坡，卻成了蘇聯公司的遠東前哨站。1971年，莫斯科納羅尼銀行（Moscow Narodny Bank）建立新加坡分行，然後蘇聯以這家銀行為基地，大舉投資東南亞各國，也嘗試進入香港金融市場。其中一個案例，顯示銀行的華裔新加坡分行經理成功接觸一名新加坡商人Amos Dawe，讓他以新加坡商人的身份，在香港購入美國公司的股份，密謀收購當時發展蓬勃發展的一些加州矽谷公司，以圖增加對美國的槓桿。計劃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得悉，而被逼終止，然而英國其實是等到美國知悉蘇聯部署後，才後知後覺的拘捕Amos Dawe，似乎反映了倫敦和莫斯科也許有一定默契。
正是這家蘇聯駐新加坡的莫斯科納羅尼銀行，捲入了大嶼山大戰略。其實蘇聯和大嶼山的淵源由來已久，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大批原來住在上海的白俄後人被逼再次流亡到香港，港英一度打算在大嶼山芝麻灣興建難民營安置他們，及後因為其他國家表態願意接收而作罷，但相信「大嶼山」這地理概念，自此落入蘇聯情報人員心中。冷戰期間，活躍東南亞的商人王永祥創建了「香港興業有限公司」，打算把愉景灣發展成住宅和渡假勝地，以自己持有的新界土地，向港英政府補地價換取大嶼山土地，建設包括酒店、豪華住宅、高爾夫球場在內的大型地產項目，但因為手筆太大，被不少本地財團視為大白象，結果願意出資參與的，就只有同步活躍東南亞的莫斯科納羅尼銀行。
初時計劃順利，王永祥成功與港英政府簽約換地，但不久公司陷入財困，逐漸向這家蘇聯銀行以股權借下鉅款，最終更因破產而無力償還債務。雖然根據鍾逸傑爵士的回憶錄（當時他是負責新界和離島事務的政務司），即使蘇聯得到香港興業的股份，也很難這樣直接控制大嶼山土地，但考慮到莫斯科納羅尼銀行同期在東南亞的行為，以及上述Amos Dawe的案件，也很難相信這家蘇聯銀行捲入大嶼山是無緣無故的愛。這時候，港澳辦主任廖承志被驚動，令北京警覺到這可能是蘇聯的宏大佈局，後續可大可小，而當時文革剛結束、中英關係尚未破冰，假如港英坐視不理，北京會視之為「英蘇共建反華基地」的鐵證，相信美國也不會樂觀其成。大概經過各國背後一輪協商，最終北京通過當時「民間外交」的白手套、《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聯絡到由北京信任、港英亦接受的愛國商人查濟民購入香港興業，從而控制愉景灣項目，才有了愉景灣的今天，中國最終也成了最大嬴家。
整個1970年代，可說是蘇聯在香港拓展勢力的黃金時代，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形勢才再次改變。那時候，中國已不是西方陣營的敵人，戴卓爾夫人一貫敵視蘇聯，加上為了香港平穩過渡，令港英決定收緊蘇聯在港活動，因此對中生代而言，蘇聯的身影是如此模糊。不久蘇聯也搞改革開放，更於1991年解體，取而代之的俄羅斯雖然也想過以香港為遠東基地，但只是看重其金融角色。例如十年前，梅德韋傑夫曾在擔任總統期間訪問香港，希望促成俄羅斯公司大舉到香港上市，及後也因為種種原因，而不了了之。假如當時蘇聯真的取得大嶼山土地，會對冷戰期間的香港有何影響，卻是很有趣的平行時空題目了。
小詞典：莫斯科納羅尼銀行（Moscow Narodny Bank, MNB）
1912年俄羅斯帝國成立的銀行，1917年十月革命後，成為蘇聯國家資產，在英國的分行則以獨立公司身份成功註冊，成了蘇聯進行金融外交的重要工具。1971年，成立新加坡分行，在冷戰期間扮演了重要角色。蘇聯解體後，由俄羅斯中央銀行接收，2005年被俄羅斯銀行VTB購入。
自從中蘇交惡，中國把大部分蘇聯駐華人員驅逐出境，令蘇聯在中國的情報網絡瀕臨瓦解。華北的情報，尚且可由蘇聯駐蒙古大使館、或加盟共和國哈薩克的情報人員負責，但華南的情報，就缺乏了可靠基地，只能由蘇聯駐曼谷、馬尼拉、甚至倫敦的大使館提供間接情報，令莫斯科打算在「冷戰三大間諜中心」之一的香港建立情報中心。英國為了提防蘇聯，也禁止了不少蘇聯人入境香港，甚至連貨輪也沒有幾艘能夠停靠，這段往事，Michael Share關於蘇港關係的著作有詳細介紹。
直到1967年，香港發生「六七暴動」、或當事人所稱的「反英抗暴」，蘇聯情報部門意識到這是可能影響香港國際地位的劃時代事件，當時就有了不少分析。根據解密檔案，原來當時蘇聯基於自身在各國策劃類似活動的經驗，早已判斷中共根本無意提前收回香港主權，只希望透過香港賺取豐厚外匯，並通過計算香港地下活動所需的經費，斷言一定維持不下去。但蘇聯卻擔心北京乘亂搞局，因為在文革期間，北京把沙俄時期佔領的大清領土如外滿洲、海參崴等，都列為和香港一樣、根據不平等條約非法佔領的土地，而當時中國內部反「蘇修」的情緒，比反「美帝」、「英帝」更甚，毛澤東擔心蘇聯入侵，要多於擔心美國攻擊。同期紅衛兵在大連對蘇聯商船的扣押及抗議，與及中蘇邊境的長期對峙，更令蘇聯意識到有更大需要依靠香港，了解北京的真正戰略意圖，最終權衡輕重下，開始調低對英國在香港「非法管治」的批評，也減少了對北京「何不立刻收回香港」的抽水。
這段期間，蘇聯外交圈的英國專家逐漸取得主導權，令英蘇雙方更能捉摸到對方的企圖，倫敦逐步確認到蘇聯已全盤接受英國統治香港，可以成為一起監視中國的夥伴。1967年後，英國開始默許蘇聯在不驚動中美兩國的前提下，在香港低調進行活動，例如容許多一些蘇聯「商船」停靠香港，蘇聯則把這些「商船」作為實質上的流動領使館，進行外交及情報活動。此外，蘇聯在香港派駐了兩名「海事督察」，表面上負責管理停靠香港的蘇聯「商船」，實際上已經是駐港代表，不再需要依賴古巴駐港領事館工作。雖然由英國MI5管理的皇家香港警察政治部，仍會拘捕在港為蘇聯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士，有些蘇聯水手及與之接觸的港人亦因此被捕，但起碼蘇聯間諜成功進駐香港，已是客觀事實。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甚至出現了作為蘇聯「文化外交」代言的親蘇聯書店，以及香港左翼友好參與的莫斯科交流團，這都是1967年前難以想像的。
當時雖然未有蘇聯公司正式登陸香港，從大英帝國獨立不久、和香港曾經同氣連枝的新加坡，卻成了蘇聯公司的遠東前哨站。1971年，莫斯科納羅尼銀行（Moscow Narodny Bank）建立新加坡分行，然後蘇聯以這家銀行為基地，大舉投資東南亞各國，也嘗試進入香港金融市場。其中一個案例，顯示銀行的華裔新加坡分行經理成功接觸一名新加坡商人Amos Dawe，讓他以新加坡商人的身份，在香港購入美國公司的股份，密謀收購當時發展蓬勃發展的一些加州矽谷公司，以圖增加對美國的槓桿。計劃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得悉，而被逼終止，然而英國其實是等到美國知悉蘇聯部署後，才後知後覺的拘捕Amos Dawe，似乎反映了倫敦和莫斯科也許有一定默契。
正是這家蘇聯駐新加坡的莫斯科納羅尼銀行，捲入了大嶼山大戰略。其實蘇聯和大嶼山的淵源由來已久，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大批原來住在上海的白俄後人被逼再次流亡到香港，港英一度打算在大嶼山芝麻灣興建難民營安置他們，及後因為其他國家表態願意接收而作罷，但相信「大嶼山」這地理概念，自此落入蘇聯情報人員心中。冷戰期間，活躍東南亞的商人王永祥創建了「香港興業有限公司」，打算把愉景灣發展成住宅和渡假勝地，以自己持有的新界土地，向港英政府補地價換取大嶼山土地，建設包括酒店、豪華住宅、高爾夫球場在內的大型地產項目，但因為手筆太大，被不少本地財團視為大白象，結果願意出資參與的，就只有同步活躍東南亞的莫斯科納羅尼銀行。
初時計劃順利，王永祥成功與港英政府簽約換地，但不久公司陷入財困，逐漸向這家蘇聯銀行以股權借下鉅款，最終更因破產而無力償還債務。雖然根據鍾逸傑爵士的回憶錄（當時他是負責新界和離島事務的政務司），即使蘇聯得到香港興業的股份，也很難這樣直接控制大嶼山土地，但考慮到莫斯科納羅尼銀行同期在東南亞的行為，以及上述Amos Dawe的案件，也很難相信這家蘇聯銀行捲入大嶼山是無緣無故的愛。這時候，港澳辦主任廖承志被驚動，令北京警覺到這可能是蘇聯的宏大佈局，後續可大可小，而當時文革剛結束、中英關係尚未破冰，假如港英坐視不理，北京會視之為「英蘇共建反華基地」的鐵證，相信美國也不會樂觀其成。大概經過各國背後一輪協商，最終北京通過當時「民間外交」的白手套、《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聯絡到由北京信任、港英亦接受的愛國商人查濟民購入香港興業，從而控制愉景灣項目，才有了愉景灣的今天，中國最終也成了最大嬴家。
整個1970年代，可說是蘇聯在香港拓展勢力的黃金時代，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形勢才再次改變。那時候，中國已不是西方陣營的敵人，戴卓爾夫人一貫敵視蘇聯，加上為了香港平穩過渡，令港英決定收緊蘇聯在港活動，因此對中生代而言，蘇聯的身影是如此模糊。不久蘇聯也搞改革開放，更於1991年解體，取而代之的俄羅斯雖然也想過以香港為遠東基地，但只是看重其金融角色。例如十年前，梅德韋傑夫曾在擔任總統期間訪問香港，希望促成俄羅斯公司大舉到香港上市，及後也因為種種原因，而不了了之。假如當時蘇聯真的取得大嶼山土地，會對冷戰期間的香港有何影響，卻是很有趣的平行時空題目了。
小詞典：莫斯科納羅尼銀行（Moscow Narodny Bank, MNB）
1912年俄羅斯帝國成立的銀行，1917年十月革命後，成為蘇聯國家資產，在英國的分行則以獨立公司身份成功註冊，成了蘇聯進行金融外交的重要工具。1971年，成立新加坡分行，在冷戰期間扮演了重要角色。蘇聯解體後，由俄羅斯中央銀行接收，2005年被俄羅斯銀行VTB購入。
2018年10月12日星期五
Glocalization：格魯吉亞湯包與小籠包
格魯吉亞在一般華人心目中可能默默無聞，但作為完全倒向西方、更曾和俄羅斯開戰的前蘇聯國家，它一直是國際關係熱點。近年格魯吉亞也漸漸被港人認識，主因自然不是國際關係，而是當地積極向全球推介號稱有八千年歷史、售賣盛在特色陶罐內的葡萄酒，令不少國際美食節都開始出現格魯吉亞攤檔。筆者年前曾到格魯吉亞，對格魯吉亞湯包「khinkali」的印象反而更深，因為這可謂學者David Held演繹的第一代全球化：「稀薄全球化時代」(Thin Globalization)的典型產品。
第一眼看見khinkali，就像是放大版的小籠包，咬一口，同樣有熱湯流出。這並非巧合，而是有典故的。話說八百年前，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騎兵進軍歐亞各地，發覺漢人的餃子十分適合軍隊，因為餃子有澱粉質的外皮，餡料有菜也有肉，能提供足夠能量和營養，用的卻是普通食材，又能按地域彈性改變，實在是「全球化征討」的理想工具。江南地區的小籠包、湯包，較適合已定居的一羣，而戰時湯包自然較為粗糙。格魯吉亞山區被蒙古騎兵蹂躪後，只留下湯包定居在此，逐漸去粗糙化，發展出自己的本土「glocalized」特色出來。
格魯吉亞的khinkali和小籠包最不同之處，在於頂部收口位 (kudi) 比小籠包的厚，厚得連當地人也不吃，卻另有實用功能，就是用作計算自己吃掉湯包的數目。Khinkali的皮也較厚，因為與餡料混合的是熱湯，而不是小籠包用的高湯啫喱，唯有較厚的皮和頂，才能防止熱湯流出。這些「改良」，固然是去精緻化的在地行為，但和當地人的飲食習慣，也息息相關。
在格魯吉亞，要是千遍一律以豬肉為餡料，並不符合日常飲食習慣，因此Khinkali不單用上豬肉，連牛肉、甚至羊肉也會用上，另外蘑菇、洋蔥、芝士等，也是常用餡料。要有這麼多變化，外皮自然要比較劃一，包好的khinkali也是被放入開水煮熟，而不是像小籠包般被蒸熟。湯包上碟後，華人會蘸醋吃，格魯吉亞人則不蘸任何醬汁，因為餡料已經有黑椒調味，「重口味」食客會放更多黑椒在湯包上。不過近年隨著「厚全球化」（Thick Globalization）到來，各種醬汁也開始被使用。
Khinkali最初在山區流行，是牧羊人的主食，傳到城鎮後，也有其他變種。在首都第比利斯街頭，不難在酒吧找到khinkali，邊喝啤酒邊數kudi，令吃湯包變成豪氣表現，正是格魯吉亞酒吧常見的風景。可以想像的是，如此吃khinkali，大多是用手的，用刀叉反而不合常態了。到了今天，我家中依然珍藏著一瓶格魯吉亞葡萄酒，酒瓶卻是一個特大的khinkali，融合了該國飲食兩大特色，足以成為全球化教材，令人愛不釋手。假如有機會到當地一遊，以小見大，會充滿其他有趣發現，證明中國和格魯吉亞這樣貌似遙遠的國家，其實也是這麼近、那麼遠。
小詞典：格魯吉亞（Georgia）
高加索國家，信奉東正教，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1991年獨立。2003年爆發顏色革命，曾任蘇聯外長的總統謝瓦爾德納澤下台，新政府採取親西方路線，最終俄格兩國在2008年爆發戰爭，俄羅斯後來承認格魯吉亞境內的分離主義地區阿布哈茲、南奧塞梯獨立，成為自己的保護國，格魯吉亞則宣佈退出獨聯體，並以加入歐盟、甚至北約為終極目標。
第一眼看見khinkali，就像是放大版的小籠包，咬一口，同樣有熱湯流出。這並非巧合，而是有典故的。話說八百年前，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騎兵進軍歐亞各地，發覺漢人的餃子十分適合軍隊，因為餃子有澱粉質的外皮，餡料有菜也有肉，能提供足夠能量和營養，用的卻是普通食材，又能按地域彈性改變，實在是「全球化征討」的理想工具。江南地區的小籠包、湯包，較適合已定居的一羣，而戰時湯包自然較為粗糙。格魯吉亞山區被蒙古騎兵蹂躪後，只留下湯包定居在此，逐漸去粗糙化，發展出自己的本土「glocalized」特色出來。
格魯吉亞的khinkali和小籠包最不同之處，在於頂部收口位 (kudi) 比小籠包的厚，厚得連當地人也不吃，卻另有實用功能，就是用作計算自己吃掉湯包的數目。Khinkali的皮也較厚，因為與餡料混合的是熱湯，而不是小籠包用的高湯啫喱，唯有較厚的皮和頂，才能防止熱湯流出。這些「改良」，固然是去精緻化的在地行為，但和當地人的飲食習慣，也息息相關。
在格魯吉亞，要是千遍一律以豬肉為餡料，並不符合日常飲食習慣，因此Khinkali不單用上豬肉，連牛肉、甚至羊肉也會用上，另外蘑菇、洋蔥、芝士等，也是常用餡料。要有這麼多變化，外皮自然要比較劃一，包好的khinkali也是被放入開水煮熟，而不是像小籠包般被蒸熟。湯包上碟後，華人會蘸醋吃，格魯吉亞人則不蘸任何醬汁，因為餡料已經有黑椒調味，「重口味」食客會放更多黑椒在湯包上。不過近年隨著「厚全球化」（Thick Globalization）到來，各種醬汁也開始被使用。
Khinkali最初在山區流行，是牧羊人的主食，傳到城鎮後，也有其他變種。在首都第比利斯街頭，不難在酒吧找到khinkali，邊喝啤酒邊數kudi，令吃湯包變成豪氣表現，正是格魯吉亞酒吧常見的風景。可以想像的是，如此吃khinkali，大多是用手的，用刀叉反而不合常態了。到了今天，我家中依然珍藏著一瓶格魯吉亞葡萄酒，酒瓶卻是一個特大的khinkali，融合了該國飲食兩大特色，足以成為全球化教材，令人愛不釋手。假如有機會到當地一遊，以小見大，會充滿其他有趣發現，證明中國和格魯吉亞這樣貌似遙遠的國家，其實也是這麼近、那麼遠。
小詞典：格魯吉亞（Georgia）
高加索國家，信奉東正教，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1991年獨立。2003年爆發顏色革命，曾任蘇聯外長的總統謝瓦爾德納澤下台，新政府採取親西方路線，最終俄格兩國在2008年爆發戰爭，俄羅斯後來承認格魯吉亞境內的分離主義地區阿布哈茲、南奧塞梯獨立，成為自己的保護國，格魯吉亞則宣佈退出獨聯體，並以加入歐盟、甚至北約為終極目標。
2018年10月11日星期四
國際教育科技股：未來還是泡沫？
看過電影《中國合伙人》的朋友必然明白，教育「產業」，可以是一門特大生意，而且時至今日，不論意念新舊，只要配合科技（或科技幌子），隨時令平平無奇的小公司身價百倍，是為「EduTech」。在美國，近年越來越多教育科技公司透過眾籌或上市集資，成為龐然大物；中國的大型教育企業也紛紛霸氣空降美國金融市場，盼望賺上一筆。但不久前，這類股票股價突然大跌，導火線是中國司法部頒布《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 (修訂草案)》，整頓牟利和非牟利學校之間的灰色地帶，更禁止收購非牟利民辦學校。就像范冰冰案，浮面的只是冰山一角，也暴露出一旦政策改變，這類公司剩下多少潛能，頗有疑問。
現時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教育企業，以好未來教育集團、新東方教育科技等最受注目，前者經營傳統K-12教育（類似補習社），後者則像《中國合伙人》的教育中介公司，協助學生升學。它們透過網上平台，成功爭取了一群支持者，再以舗天蓋地的宣傳，或以「飢餓營銷」手法(類似小米銷售法)，令自己邁向上市，上市後不斷透過收購和融資，繼續壯大。
不過這些企業不時傳出醜聞，例如被美國SAT指控泄露試題、被ETS質疑學生質素、被路透社爆出涉嫌協助中國留學生偽造文件等。這些負面新聞，雖然為股價蒙上陰影，但大體上這些公司還是很受投資者追捧，因為中國市場龐大，學生眾多，而且華人家長普遍注重子女學業和前途，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的堅持催谷和考試。假如中國家庭存在最龐大的恆常開支，教育就是。
然而這類教育企業，能否轉型為「EduTech」，卻是另一回事。美國企業熱衷於以自己的影響力衝擊教育制度，例如早前本欄介紹過的42學院、FDM等，都以填補傳統教育的不足而成立。科技巨擘如微軟、Facebook、蘋果等，都有投資科技教育，尤其支持打破傳統教學模式的初創企業，以圖在教育界爭取話語權。在中國教育市場，則依然證書主導，相當傳統，想像空間有限，本來就不太符合近年如此誇張的股價升幅。
教育科技的範疇可以很廣，除了知識教授，亦可協助不少教學工作。例如Google Classroom和各種應用程式，已經被香港的學校大規模使用，大大減輕了老師的行政負擔；又如Quizlet、ClassDojo等，都能增加課堂趣味；不少軟件以拼圖形式來教學生編程，既是吸引學生學習編程的大門，也能訓練學生的邏輯思維。這類方向雖然實驗性質強，短期也不一定有大利潤，卻似乎比傳統教育股更能前瞻未來。畢竟科技教育的趨勢不可逆轉，連馬雲也從阿里巴巴退下火線、重回教育界，可見真正的EduTech，可以突破一時三刻的國策，理應大有可為。但以傳統模式加入若干科技元素來營運，難免被政府政策牽著鼻子走，只屬於當下，不是未來。
小詞典：《中國合伙人》
又名《海闊天空》，香港導演陳可辛執導、內地演員黃曉明等主演的電影，2013年上映，以新東方學校的創業史為藍本，講述三名中國大學畢業生以英語學習創業，最終實現各自的「中國夢」。電影叫好叫座，得到當年金雞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獎等。
現時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教育企業，以好未來教育集團、新東方教育科技等最受注目，前者經營傳統K-12教育（類似補習社），後者則像《中國合伙人》的教育中介公司，協助學生升學。它們透過網上平台，成功爭取了一群支持者，再以舗天蓋地的宣傳，或以「飢餓營銷」手法(類似小米銷售法)，令自己邁向上市，上市後不斷透過收購和融資，繼續壯大。
不過這些企業不時傳出醜聞，例如被美國SAT指控泄露試題、被ETS質疑學生質素、被路透社爆出涉嫌協助中國留學生偽造文件等。這些負面新聞，雖然為股價蒙上陰影，但大體上這些公司還是很受投資者追捧，因為中國市場龐大，學生眾多，而且華人家長普遍注重子女學業和前途，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的堅持催谷和考試。假如中國家庭存在最龐大的恆常開支，教育就是。
然而這類教育企業，能否轉型為「EduTech」，卻是另一回事。美國企業熱衷於以自己的影響力衝擊教育制度，例如早前本欄介紹過的42學院、FDM等，都以填補傳統教育的不足而成立。科技巨擘如微軟、Facebook、蘋果等，都有投資科技教育，尤其支持打破傳統教學模式的初創企業，以圖在教育界爭取話語權。在中國教育市場，則依然證書主導，相當傳統，想像空間有限，本來就不太符合近年如此誇張的股價升幅。
教育科技的範疇可以很廣，除了知識教授，亦可協助不少教學工作。例如Google Classroom和各種應用程式，已經被香港的學校大規模使用，大大減輕了老師的行政負擔；又如Quizlet、ClassDojo等，都能增加課堂趣味；不少軟件以拼圖形式來教學生編程，既是吸引學生學習編程的大門，也能訓練學生的邏輯思維。這類方向雖然實驗性質強，短期也不一定有大利潤，卻似乎比傳統教育股更能前瞻未來。畢竟科技教育的趨勢不可逆轉，連馬雲也從阿里巴巴退下火線、重回教育界，可見真正的EduTech，可以突破一時三刻的國策，理應大有可為。但以傳統模式加入若干科技元素來營運，難免被政府政策牽著鼻子走，只屬於當下，不是未來。
小詞典：《中國合伙人》
又名《海闊天空》，香港導演陳可辛執導、內地演員黃曉明等主演的電影，2013年上映，以新東方學校的創業史為藍本，講述三名中國大學畢業生以英語學習創業，最終實現各自的「中國夢」。電影叫好叫座，得到當年金雞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獎等。
2018年10月10日星期三
菲律賓總統Vs「官商鄉黑」之戰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形象鮮明，無論是對內反毒，還是大規模引入中國資金，都希望貫徹「做實事」風格，不希望受任何官僚制度制肘。他的反毒戰爭，經常出現電影才有的情節，支持者津津樂道，反對派人人自危。不久前和一些菲律賓精英聚會，就被告知了不少戲劇性故事。
根據菲律賓國情，不少民選地方官都充滿「背景」，用香港術語，就是集「官商鄉黑」於一身，民主不過是身份合體的程序，政府並不能有效制約這些大大小小的江湖猛人。杜特爾特的「反毒戰」，卻正是向這些人宣戰，上任以來除了有約二萬人因販毒被處死，居然還包括了十一名市長、六名副市長。由於這些地方領袖各有盤根錯節的勢力範圍，並不容易將之處決，種種非常手段，就應運而生。
今年七月，被控與毒品案有牽連的八打雁省塔瑙安市（Tanauan）市長哈利利（Antonio Halili），在出席市政廳升旗儀式期間，竟然被狙擊手從遠處擊斃，由於距離甚遠，一眾保鑣都無能為力，可見行兇者的神通廣大。市長被暗殺後，傾向官方的評論多認為當地毒䲷是幕後黑手，因為哈利利曾讓毒販遊街示眾，可能招惹報復；但反對派政客相信杜特爾特才是元兇，因為哈利利雖然也「反毒」，但自身利益和毒梟關係千絲萬縷，加上杜特爾特確喜好私刑了斷，空穴來風，也未必無因。
對人民而言，當對法律失去信心，支持非法處決，其實就是變相授權總統便宜行事。然而這種「授權」是非正式的，一旦有明顯的過火行為，民意也可能瞬間逆轉。例如菲律賓警方曾於2017年8月在未獲司法授權下，非法殺害一名17歲少年，導致大批民眾上街抗議，逼使菲律賓政府短暫將掃毒職責交由禁毒部門負責。曾抨擊反毒行動的國會議員亦受牽連，如杜特爾特政敵德利馬（Leila de Lima）、特里蘭里斯四世（Antaonio Trillanes IV）等先後被捕，到這次哈利利被處決，都充滿疑竇。據今年9月的民調顯示，菲律賓民眾對杜特爾特的信任度急跌15個百分點，雖然總體依然高企，但似乎鐵腕的邊際效益已開始遞減。
問題是，多少受害人是死有餘辜、多少是因不同理由被無辜牽連，永不會有客觀基準。杜特爾特的非法處決雖然被人權組織、聯合國詬病，但始終受到相當支持，因為除了這樣，要根據正常程序制裁江湖猛人，根本是天方夜譚。例如奧扎米士（Ozamiz）市長帕若及諾（Reynaldo Parojinog）曾遭杜特爾特公開譴責，被指涉嫌販毒，據友人所言，他是「眾所週知的江湖領袖」，平日守衛森嚴，受到地下勢力、地上勢力雙重保護，結果他本人、妻子及四名隨從卻在一次突擊行動中，被警方集體槍殺，生還的女兒也當場被捕。另一名被懷疑涉毒的安巴端鎮（Datu Saudi Ampatuan）鎮長迪莫肯（Samsudin Dimaukom），亦因懷疑運毒，而在安檢站與警方發生槍戰，最終命喪槍下。這些大案震撼全國，批評聲音雖然不少，但拍手稱快的百姓更多。假如你是一般菲律賓百姓，真的會不支持嗎？
小詞典：哈利利（Antonio Halili，1946-2018）
菲律賓八打雁省塔瑙安市（Tanauan）市長，2013年當選，此前是一名成功商人，經營房地產、資訊科技等不同業務。他當選市長後，表面上嚴打毒販，下令讓毒販遊街示眾，但同時被指自己也是販毒集團一員。他一方面表示支持杜特爾特的反毒戰，另一方面也不時批評官方的反毒黑名單，令其他人人人自危。
根據菲律賓國情，不少民選地方官都充滿「背景」，用香港術語，就是集「官商鄉黑」於一身，民主不過是身份合體的程序，政府並不能有效制約這些大大小小的江湖猛人。杜特爾特的「反毒戰」，卻正是向這些人宣戰，上任以來除了有約二萬人因販毒被處死，居然還包括了十一名市長、六名副市長。由於這些地方領袖各有盤根錯節的勢力範圍，並不容易將之處決，種種非常手段，就應運而生。
今年七月，被控與毒品案有牽連的八打雁省塔瑙安市（Tanauan）市長哈利利（Antonio Halili），在出席市政廳升旗儀式期間，竟然被狙擊手從遠處擊斃，由於距離甚遠，一眾保鑣都無能為力，可見行兇者的神通廣大。市長被暗殺後，傾向官方的評論多認為當地毒䲷是幕後黑手，因為哈利利曾讓毒販遊街示眾，可能招惹報復；但反對派政客相信杜特爾特才是元兇，因為哈利利雖然也「反毒」，但自身利益和毒梟關係千絲萬縷，加上杜特爾特確喜好私刑了斷，空穴來風，也未必無因。
對人民而言，當對法律失去信心，支持非法處決，其實就是變相授權總統便宜行事。然而這種「授權」是非正式的，一旦有明顯的過火行為，民意也可能瞬間逆轉。例如菲律賓警方曾於2017年8月在未獲司法授權下，非法殺害一名17歲少年，導致大批民眾上街抗議，逼使菲律賓政府短暫將掃毒職責交由禁毒部門負責。曾抨擊反毒行動的國會議員亦受牽連，如杜特爾特政敵德利馬（Leila de Lima）、特里蘭里斯四世（Antaonio Trillanes IV）等先後被捕，到這次哈利利被處決，都充滿疑竇。據今年9月的民調顯示，菲律賓民眾對杜特爾特的信任度急跌15個百分點，雖然總體依然高企，但似乎鐵腕的邊際效益已開始遞減。
問題是，多少受害人是死有餘辜、多少是因不同理由被無辜牽連，永不會有客觀基準。杜特爾特的非法處決雖然被人權組織、聯合國詬病，但始終受到相當支持，因為除了這樣，要根據正常程序制裁江湖猛人，根本是天方夜譚。例如奧扎米士（Ozamiz）市長帕若及諾（Reynaldo Parojinog）曾遭杜特爾特公開譴責，被指涉嫌販毒，據友人所言，他是「眾所週知的江湖領袖」，平日守衛森嚴，受到地下勢力、地上勢力雙重保護，結果他本人、妻子及四名隨從卻在一次突擊行動中，被警方集體槍殺，生還的女兒也當場被捕。另一名被懷疑涉毒的安巴端鎮（Datu Saudi Ampatuan）鎮長迪莫肯（Samsudin Dimaukom），亦因懷疑運毒，而在安檢站與警方發生槍戰，最終命喪槍下。這些大案震撼全國，批評聲音雖然不少，但拍手稱快的百姓更多。假如你是一般菲律賓百姓，真的會不支持嗎？
小詞典：哈利利（Antonio Halili，1946-2018）
菲律賓八打雁省塔瑙安市（Tanauan）市長，2013年當選，此前是一名成功商人，經營房地產、資訊科技等不同業務。他當選市長後，表面上嚴打毒販，下令讓毒販遊街示眾，但同時被指自己也是販毒集團一員。他一方面表示支持杜特爾特的反毒戰，另一方面也不時批評官方的反毒黑名單，令其他人人人自危。
2018年10月9日星期二
特朗普貿易戰的勝利：假如加拿大沒有NAFTA
經過連番博弈，加拿大、墨西哥終歸同意按美國意願，更新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為「美加墨協定」（USMCA），一切都是特朗普口中所說的「美國優先」，這「NAFTA2.0」不啻是特朗普和各國打貿易戰的一大勝利。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雖然不喜歡特朗普，但深明NAFTA簽定至今二十多年，已深深融入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一旦推倒重來的震撼，並非自己所能承擔。
筆者在加拿大的學生常說，曾幾何時，加元匯率甚至高於美元，加拿大人會駕車過境到美國購物。美國水牛城距離多倫多，只是一個多小時車程；美國貝靈漢，更只是離溫哥華少於一小時車程。這樣的貿易一體化，放諸更大格局，自然影響更大。假如談判破裂，一個沒有NAFTA的加拿大，會變成怎樣？
早前為了準備以防萬一要自力更生，加拿大聯邦與省份之間的平衡，已經受到衝擊。加拿大聯邦政府與省政府分的權力限制由憲法定明，由於各省資源不同，往往發生貿易磨擦。例如亞省（Alberta）盛產油砂，一直想將油砂提煉的原油賣到美國及世界各地，而運送原油需要輸油管，輸油管則必須經過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卑詩省卻一直反對興建輸油管，因為會污染省內天然環境，對旅遊業和三文魚養殖業造成破壞，而這些都是卑詩的主要產業。今年8月，為了增加談判籌碼、保證加拿大能出口原油到世界各地，聯邦政府決定全面收購管理輸油管的公司，使公司成為國營機構，結果兩邊不討好，亞省、卑詩省都齊聲責罵。
法裔的魁北克省，也可能是另一戰場。魁省與美國之間存在重要貿易關係，而且具戰略性，特別是由魁北克水電公司提供的電力。魁北克水電公司是國營機構，目前是出口電力予東岸州份的主要提供者之一，例如每年可提供超過二千萬兆瓦時電力予紐約州；今年更與馬薩諸塞州、緬因州達成初步協議，在未來二十年為它們供電。假如加拿大被踢出NAFTA，魁北克或會以此作為與聯邦政府談判的籌碼，爭取更多自主權，甚至令獨立運動死灰復燃。
假如沒有NAFTA，加拿大可能會步沒有歐盟的英國後塵，不得不尋找新的緊密貿易伙伴。隨著美國於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TPP已改組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要推動美國以外的多邊貿易，CPTPP不失為加拿大的選項之一。但更可能被使用的平台，卻是「CANZUK聯盟」，即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組成的非正式聯盟，也就是英聯邦的白人核心。自1960年代起，已有人提出此概念，但真正令其受關注，還是由英國脫歐公投開始。加拿大與英國王室的關係素來比澳洲好，經濟上又比紐西蘭強，和英國更容易深層次整合，當英國脫歐後面對連串經濟、文化、乃至身份認同危機，假如加拿大又被美國「拋棄」，倒很可能一拍即合。但與近在身旁的美國相比，英國遠水不能救近火，杜魯多權衡輕重下，還是要向特朗普低頭。現實政治，畢竟很現實。
小詞典：「NAFTA2.0」
正式名稱是「美加墨協定」，和舊版相比，美國明顯享有更多優惠，例如美國入口的汽車要增加「北美自製率」，免關稅的汽車要由三國符合最低工資的勞工生產、以免墨西哥獲利，加拿大同意對美國開放乳品市場等。此外，美國依然以國家安全維由，對加、墨徵收鋼鋁關稅。
筆者在加拿大的學生常說，曾幾何時，加元匯率甚至高於美元，加拿大人會駕車過境到美國購物。美國水牛城距離多倫多，只是一個多小時車程；美國貝靈漢，更只是離溫哥華少於一小時車程。這樣的貿易一體化，放諸更大格局，自然影響更大。假如談判破裂，一個沒有NAFTA的加拿大，會變成怎樣？
早前為了準備以防萬一要自力更生，加拿大聯邦與省份之間的平衡，已經受到衝擊。加拿大聯邦政府與省政府分的權力限制由憲法定明，由於各省資源不同，往往發生貿易磨擦。例如亞省（Alberta）盛產油砂，一直想將油砂提煉的原油賣到美國及世界各地，而運送原油需要輸油管，輸油管則必須經過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卑詩省卻一直反對興建輸油管，因為會污染省內天然環境，對旅遊業和三文魚養殖業造成破壞，而這些都是卑詩的主要產業。今年8月，為了增加談判籌碼、保證加拿大能出口原油到世界各地，聯邦政府決定全面收購管理輸油管的公司，使公司成為國營機構，結果兩邊不討好，亞省、卑詩省都齊聲責罵。
法裔的魁北克省，也可能是另一戰場。魁省與美國之間存在重要貿易關係，而且具戰略性，特別是由魁北克水電公司提供的電力。魁北克水電公司是國營機構，目前是出口電力予東岸州份的主要提供者之一，例如每年可提供超過二千萬兆瓦時電力予紐約州；今年更與馬薩諸塞州、緬因州達成初步協議，在未來二十年為它們供電。假如加拿大被踢出NAFTA，魁北克或會以此作為與聯邦政府談判的籌碼，爭取更多自主權，甚至令獨立運動死灰復燃。
假如沒有NAFTA，加拿大可能會步沒有歐盟的英國後塵，不得不尋找新的緊密貿易伙伴。隨著美國於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TPP已改組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要推動美國以外的多邊貿易，CPTPP不失為加拿大的選項之一。但更可能被使用的平台，卻是「CANZUK聯盟」，即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組成的非正式聯盟，也就是英聯邦的白人核心。自1960年代起，已有人提出此概念，但真正令其受關注，還是由英國脫歐公投開始。加拿大與英國王室的關係素來比澳洲好，經濟上又比紐西蘭強，和英國更容易深層次整合，當英國脫歐後面對連串經濟、文化、乃至身份認同危機，假如加拿大又被美國「拋棄」，倒很可能一拍即合。但與近在身旁的美國相比，英國遠水不能救近火，杜魯多權衡輕重下，還是要向特朗普低頭。現實政治，畢竟很現實。
小詞典：「NAFTA2.0」
正式名稱是「美加墨協定」，和舊版相比，美國明顯享有更多優惠，例如美國入口的汽車要增加「北美自製率」，免關稅的汽車要由三國符合最低工資的勞工生產、以免墨西哥獲利，加拿大同意對美國開放乳品市場等。此外，美國依然以國家安全維由，對加、墨徵收鋼鋁關稅。
2018年10月8日星期一
美國的反智傳統，造就了特朗普？
特朗普種種內政外交施政，都和傳統精英潛規則迴然不同，到底是美國偶然出現的特例，還是源自早已根深蒂固的觀念，只是把植根於美國人的另一面發揚光大？1963年，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霍夫士達特 (Richard Hofstadter) 出版了經典著作《美國的反智傳統》(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詳細解說美國人的「反智」一面，出版後接連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獎、愛默生獎、希爾曼獎等文壇獎項。自從特朗普當選，此書恰巧成為閱讀現今美國局勢的參照，中譯版也在不久前面世，可見六十多年前的研究，依然有實用價值。
美國反智傳統：歷史和宗教根源
霍夫士達特作為冷戰初年的典型知識份子，面對的一方面是二戰後甫成為超級大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皆步入黃金時代的美國，另一方面卻是以反共之名橫行、針對知識份子和精英的麥卡錫主義時代。這樣的反差，不比今天的特朗普時代少。霍夫士達特在著作中，將美國不少普羅大眾這種對知識精英、乃至純粹學術和抽象思辯的漠視與敵視，稱為「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並提出了如下問題：到底美國這種反智傳統，是怎樣形成的？
根據作者對美國由立國以來歷史發展的考察，本書指出美國的「反智」，並不是一時偶然出現的民粹傾向或現象，也未必是純粹非理性的盲目躁動，而是在歷史發展積累而成的思想傳統和取向，根本是美國人「民族性」的一部份。這是因為美國的立國，一開始是基於十三殖民地移民對英國殖民者統治的不滿和反抗，到了十三殖民地成功脫離英國獨立，美國人就產生了一種「美國例外論」，認為自己成功立國，是和作為舊世界的歐洲迥然而異的特殊經驗。在美國人眼中，「舊世界」歐洲是守舊、落後、腐敗的，歐洲貴族對平民的剝削和壓迫是不可取的，剛立國的美國人面對美洲大陸的自然、蠻荒環境，亟重視實踐和具體成效，這一切都強化了美國人著重實利、具體經驗和直覺，輕視抽象思辯、理論和主義。
換句話說，美國的立國經驗，令崇尚平等、實利成為美國人的思想傾向，這影響了《美國憲法》重視人民平等權利，後來在教育和經濟發展上，美國人都顯示出著重具體應用、輕宏觀思維的特性，令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以純樸、勤奮、踏實、沒受過高等教育的平民為主體，知識分子卻淪為邊緣群體。及後美國經濟崛起，商業文化的蓬勃發展，雖然令美國優質教育得到更多經濟支持，令美國逐漸成為世界級名校林立的精英培訓地，卻同時加強了全國對理論和抽象思維、乃至知識精英本身的輕視。可以說，這種精英Vs反精英的二元對立，也是美國傳統的一環。
霍夫士達特特別強調，逐漸被確立為美國「主流」宗教信仰的新教福音派，對強化美國的反智傳統，有特別巨大的角色。新教福音派輕視神學思辯和考證，著重個人與上帝的直接關係、情感和經驗，相信為促進「人神關係」，信徒要持續敬虔操練和實踐，令美國人進一步輕視理性思考。他認為美國新教福音派體現了一種「原始主義」（primitivism），將宗教信仰視為個人通過直觀經驗、與上帝的直接溝通，而不是理性對上帝的論證或思索，結果在美國，「只要宗教是屬於心靈（heart）與直觀（the intuitive qualities of mind）的領域，則理性就無用武之地、或是被看成較低下，因而變成是無意義、甚至是危險的。」
知識精英在反智傳統下的角色為何？
結果，美國這種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反智傳統，既然輕視理性思辯、人文素養，自然不難催生出民粹主義，和動輒對知識份子的攻擊與壓迫，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其實頗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因子，可謂典型。但這並非純然負面的存在：雖然霍夫士達特面對當時知識份子被麥卡錫主義壓迫的困境，視這美國人的反智傳統為「視野狹隘、對現狀認識不清、任由某種情結與情懷無限發酵，以及對於智識、發展與進步的害怕、複雜情緒」，對此嚴加批判，但與此同時，他也指出繁榮發展的美國引以自豪的民主政制和商業經濟，其實也得益於這種反智傳統推崇的大眾平等、實用主義取向。這是因為反智傳統的背後，畢竟也有對平民大眾、平等權利、具體生活經驗的重視，令美國人都自我感覺良好、對自己的個人存在價值充滿自信，因此才能鞏固美國的憲法和民主制度，也令美國教育系統有意促進教育普及化，培養的學生都普遍具有大眾謀生技能、和對生活經驗的判斷力。美國成為超級大國，這一面的貢獻，同樣必不可少。
不少當時有代表性的論者如特納 (Edward Tenner)、帕克 (Henry Bamford Parkes)等均指出，霍夫士達特在《美國的反智傳統》，呈現了一種矛盾、複雜的心態，一方面無法否認當時美國的強大與繁榮，但又無法忽視知識精英並沒有多少持份、乃至成為犧牲品的狀況。他雖然承認，知識份子往往傾向於為符合自己一貫的觀點和思想，而不惜修改、歪曲經驗事實，但同時深信知識份子的專業知識、和對公共福祉的關注，對推動社會進步，卻也不可或缺。這正是不少精英心底裏的矛盾：既不希望自己太「離地」，對學院派的象牙塔生涯不無反思，卻又認為正是「不屬於普羅大眾」的知識精英身份，才具有引導群眾的獨特功能。美國近年的精英Vs反精英二元對立，其實也體現在不少精英身上出現的性格分裂。
六十多年後的今天，這本書除了對理解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社會毫不過時，對我們的東方社會，也不無啟發。數十年前，余英時教授著有《反智論與中國傳統》，正是受本書的感召；而正如《美國的反智傳統》一書的中譯者、台灣大學政治學者陳思賢所言，此書有助糾正東亞社會過份「尚智」的傾向，能讓知識份子更關心具體生活處境，轉化為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事實上，「中國例外論」和「美國例外論」一直互相輝映，東方社會一方面推崇學位、知識，另一方面又不時出現針對精英的大批判，這樣的社會割裂，正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完全浮現。
小詞典：麥卡錫主義時代（McCarthyism）
二戰大戰後，美國成為二元對立世界觀的其中一個超級大國，國內「反共主義」盛行，於五十年代由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為代表領軍人物，不時捕風捉影指控各界精英「通共」、「叛國」，不少業界都出現了「黑名單」，瀰漫一片白色恐怖，最終在五十年代末期息微，但影響其實持續至今。
美國反智傳統：歷史和宗教根源
霍夫士達特作為冷戰初年的典型知識份子，面對的一方面是二戰後甫成為超級大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皆步入黃金時代的美國，另一方面卻是以反共之名橫行、針對知識份子和精英的麥卡錫主義時代。這樣的反差，不比今天的特朗普時代少。霍夫士達特在著作中，將美國不少普羅大眾這種對知識精英、乃至純粹學術和抽象思辯的漠視與敵視，稱為「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並提出了如下問題：到底美國這種反智傳統，是怎樣形成的？
根據作者對美國由立國以來歷史發展的考察，本書指出美國的「反智」，並不是一時偶然出現的民粹傾向或現象，也未必是純粹非理性的盲目躁動，而是在歷史發展積累而成的思想傳統和取向，根本是美國人「民族性」的一部份。這是因為美國的立國，一開始是基於十三殖民地移民對英國殖民者統治的不滿和反抗，到了十三殖民地成功脫離英國獨立，美國人就產生了一種「美國例外論」，認為自己成功立國，是和作為舊世界的歐洲迥然而異的特殊經驗。在美國人眼中，「舊世界」歐洲是守舊、落後、腐敗的，歐洲貴族對平民的剝削和壓迫是不可取的，剛立國的美國人面對美洲大陸的自然、蠻荒環境，亟重視實踐和具體成效，這一切都強化了美國人著重實利、具體經驗和直覺，輕視抽象思辯、理論和主義。
換句話說，美國的立國經驗，令崇尚平等、實利成為美國人的思想傾向，這影響了《美國憲法》重視人民平等權利，後來在教育和經濟發展上，美國人都顯示出著重具體應用、輕宏觀思維的特性，令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以純樸、勤奮、踏實、沒受過高等教育的平民為主體，知識分子卻淪為邊緣群體。及後美國經濟崛起，商業文化的蓬勃發展，雖然令美國優質教育得到更多經濟支持，令美國逐漸成為世界級名校林立的精英培訓地，卻同時加強了全國對理論和抽象思維、乃至知識精英本身的輕視。可以說，這種精英Vs反精英的二元對立，也是美國傳統的一環。
霍夫士達特特別強調，逐漸被確立為美國「主流」宗教信仰的新教福音派，對強化美國的反智傳統，有特別巨大的角色。新教福音派輕視神學思辯和考證，著重個人與上帝的直接關係、情感和經驗，相信為促進「人神關係」，信徒要持續敬虔操練和實踐，令美國人進一步輕視理性思考。他認為美國新教福音派體現了一種「原始主義」（primitivism），將宗教信仰視為個人通過直觀經驗、與上帝的直接溝通，而不是理性對上帝的論證或思索，結果在美國，「只要宗教是屬於心靈（heart）與直觀（the intuitive qualities of mind）的領域，則理性就無用武之地、或是被看成較低下，因而變成是無意義、甚至是危險的。」
知識精英在反智傳統下的角色為何？
結果，美國這種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反智傳統，既然輕視理性思辯、人文素養，自然不難催生出民粹主義，和動輒對知識份子的攻擊與壓迫，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其實頗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因子，可謂典型。但這並非純然負面的存在：雖然霍夫士達特面對當時知識份子被麥卡錫主義壓迫的困境，視這美國人的反智傳統為「視野狹隘、對現狀認識不清、任由某種情結與情懷無限發酵，以及對於智識、發展與進步的害怕、複雜情緒」，對此嚴加批判，但與此同時，他也指出繁榮發展的美國引以自豪的民主政制和商業經濟，其實也得益於這種反智傳統推崇的大眾平等、實用主義取向。這是因為反智傳統的背後，畢竟也有對平民大眾、平等權利、具體生活經驗的重視，令美國人都自我感覺良好、對自己的個人存在價值充滿自信，因此才能鞏固美國的憲法和民主制度，也令美國教育系統有意促進教育普及化，培養的學生都普遍具有大眾謀生技能、和對生活經驗的判斷力。美國成為超級大國，這一面的貢獻，同樣必不可少。
不少當時有代表性的論者如特納 (Edward Tenner)、帕克 (Henry Bamford Parkes)等均指出，霍夫士達特在《美國的反智傳統》，呈現了一種矛盾、複雜的心態，一方面無法否認當時美國的強大與繁榮，但又無法忽視知識精英並沒有多少持份、乃至成為犧牲品的狀況。他雖然承認，知識份子往往傾向於為符合自己一貫的觀點和思想，而不惜修改、歪曲經驗事實，但同時深信知識份子的專業知識、和對公共福祉的關注，對推動社會進步，卻也不可或缺。這正是不少精英心底裏的矛盾：既不希望自己太「離地」，對學院派的象牙塔生涯不無反思，卻又認為正是「不屬於普羅大眾」的知識精英身份，才具有引導群眾的獨特功能。美國近年的精英Vs反精英二元對立，其實也體現在不少精英身上出現的性格分裂。
六十多年後的今天，這本書除了對理解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社會毫不過時，對我們的東方社會，也不無啟發。數十年前，余英時教授著有《反智論與中國傳統》，正是受本書的感召；而正如《美國的反智傳統》一書的中譯者、台灣大學政治學者陳思賢所言，此書有助糾正東亞社會過份「尚智」的傾向，能讓知識份子更關心具體生活處境，轉化為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事實上，「中國例外論」和「美國例外論」一直互相輝映，東方社會一方面推崇學位、知識，另一方面又不時出現針對精英的大批判，這樣的社會割裂，正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完全浮現。
小詞典：麥卡錫主義時代（McCarthyism）
二戰大戰後，美國成為二元對立世界觀的其中一個超級大國，國內「反共主義」盛行，於五十年代由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為代表領軍人物，不時捕風捉影指控各界精英「通共」、「叛國」，不少業界都出現了「黑名單」，瀰漫一片白色恐怖，最終在五十年代末期息微，但影響其實持續至今。
2018年10月5日星期五
巴布亞新畿內亞：全球最危險的地方？
出發到巴布亞新畿內亞前，不少朋友警告，說這是「全球最危險的地方」，警告的朋友甚至包括資深戰地記者張翠容，令人不禁忐忑。雖然這樣的警告，在我到巴西、巴拉圭、巴基斯坦、巴勒斯坦等國前，都曾出現過，但在網上隨便搜查，巴布亞新畿內亞作為非戰區的恐怖事蹟，還是俯拾即是。究竟這個國家有多（不）安全，反而教人有親身觀察的衝動。
巴新治安差的結構性原因，首先是全國60％以上的失業率。當地獨立後，只有首都莫爾斯比港急速現代化、城市化，找工作機會的年輕人都聚集到首都，貧民窟隨之而生，這一切，都和有類似「聲譽」的巴西里約熱內盧貧民窟的出現異曲同工。一大群年輕人失業無所事事，自然有人變成童黨、黑社會，坐大後自制路障、攔途截劫，逐漸成為家常便飯，即使是本地人，一個人逛街也人心惶惶。站在風景優美的山頂、海灘，卻不敢拍照，這也是當地人的忠告。不過這樣高的失業率其實有水份，巴新只有15%人口在城市，其他農村中人，基本上都是自給自足的農民，談不上就業、也談不上失業。
另一原因是巴新始終是部落社會，八百多種語言、數千個大大小小的部落，基本上未太受現代化影響，部落戰爭的傳統也維持下去，特別是選舉期間，衝突特多。到達東部山地Goroka的部落時，村民除了展示作戰使用的矛盾、弓箭，還很自豪的介紹「鎮村之槍」，黑市價只需約一萬港元，這卻是唯一「現代化」之處，結果部落戰爭死傷率比從前更高，而槍械失控後，又有流回城市幫會，令問題進一步加劇。其實當地人有時候也不知為何要戰，但反正已是日常生活一部份，甚至連他們養的狗也會參與「戰爭」，「國情」可見一斑。不過這種衝突很少波及外人，不要說遊客，即使是衝突部落之外的本地人，也一般不受牽連，但也因為同一原因，警察也不太願意干涉。
巴新另一聲名狼藉之處，在於「全國有70%女性曾被性侵犯」的網絡傳聞。這種數字又是明顯有水份，巴新全國連普查的資料也不準確，不可能有科學性的「#Metoo」數據，不過巴新一些部落有以「搶女人」行成年禮的傳統，這確是事實，只是這和巴布亞數十年前依然有食人族一樣，多少已是傳說，不應對現實社會有太大影響。在首都，的確有外國女性被強姦、乃至姦殺的案例，但當地人覺得以偏概全的定型十分不公平，認為過份渲染，只是澳洲媒體要證明殖民者離開後、巴新不能照顧自己的陰謀。說來，多年前香港發生的寶馬山雙屍案，其實也有可能令香港在國際社會聲名狼藉，逃過一劫，就是話語權的功勞。
縱然有這樣那樣的警告，但我在巴布亞新畿內亞，還是遇到大量極其友善的人，由在機場自願護送到酒店的保安，到熱情洋溢的部落原住民，都令人感到城市久違的人情味。巴新被形容為「世上最後一片未開發的神秘土地」，治安惡劣的「口碑」，反而有助它保留不受外來影響的傳統，禍為福之所安，或是如此。
小詞典：Goroka Festival
每年9月16-18日的國慶期間，巴布亞新畿內亞大城市會舉行盛大活動，全國所有不同部落中人都派代表穿上傳統服裝，表演傳統舞蹈和音樂，其中著名「泥人」Asaro部落的家鄉在Goroka，因此Goruka Festival成為眾多遊客到巴新參觀國慶歌舞表現的朝聖地。
巴新治安差的結構性原因，首先是全國60％以上的失業率。當地獨立後，只有首都莫爾斯比港急速現代化、城市化，找工作機會的年輕人都聚集到首都，貧民窟隨之而生，這一切，都和有類似「聲譽」的巴西里約熱內盧貧民窟的出現異曲同工。一大群年輕人失業無所事事，自然有人變成童黨、黑社會，坐大後自制路障、攔途截劫，逐漸成為家常便飯，即使是本地人，一個人逛街也人心惶惶。站在風景優美的山頂、海灘，卻不敢拍照，這也是當地人的忠告。不過這樣高的失業率其實有水份，巴新只有15%人口在城市，其他農村中人，基本上都是自給自足的農民，談不上就業、也談不上失業。
另一原因是巴新始終是部落社會，八百多種語言、數千個大大小小的部落，基本上未太受現代化影響，部落戰爭的傳統也維持下去，特別是選舉期間，衝突特多。到達東部山地Goroka的部落時，村民除了展示作戰使用的矛盾、弓箭，還很自豪的介紹「鎮村之槍」，黑市價只需約一萬港元，這卻是唯一「現代化」之處，結果部落戰爭死傷率比從前更高，而槍械失控後，又有流回城市幫會，令問題進一步加劇。其實當地人有時候也不知為何要戰，但反正已是日常生活一部份，甚至連他們養的狗也會參與「戰爭」，「國情」可見一斑。不過這種衝突很少波及外人，不要說遊客，即使是衝突部落之外的本地人，也一般不受牽連，但也因為同一原因，警察也不太願意干涉。
巴新另一聲名狼藉之處，在於「全國有70%女性曾被性侵犯」的網絡傳聞。這種數字又是明顯有水份，巴新全國連普查的資料也不準確，不可能有科學性的「#Metoo」數據，不過巴新一些部落有以「搶女人」行成年禮的傳統，這確是事實，只是這和巴布亞數十年前依然有食人族一樣，多少已是傳說，不應對現實社會有太大影響。在首都，的確有外國女性被強姦、乃至姦殺的案例，但當地人覺得以偏概全的定型十分不公平，認為過份渲染，只是澳洲媒體要證明殖民者離開後、巴新不能照顧自己的陰謀。說來，多年前香港發生的寶馬山雙屍案，其實也有可能令香港在國際社會聲名狼藉，逃過一劫，就是話語權的功勞。
縱然有這樣那樣的警告，但我在巴布亞新畿內亞，還是遇到大量極其友善的人，由在機場自願護送到酒店的保安，到熱情洋溢的部落原住民，都令人感到城市久違的人情味。巴新被形容為「世上最後一片未開發的神秘土地」，治安惡劣的「口碑」，反而有助它保留不受外來影響的傳統，禍為福之所安，或是如此。
小詞典：Goroka Festival
每年9月16-18日的國慶期間，巴布亞新畿內亞大城市會舉行盛大活動，全國所有不同部落中人都派代表穿上傳統服裝，表演傳統舞蹈和音樂，其中著名「泥人」Asaro部落的家鄉在Goroka，因此Goruka Festival成為眾多遊客到巴新參觀國慶歌舞表現的朝聖地。
2018年10月4日星期四
巴布亞新畿內亞訪談錄：反對派會推倒「一帶一路」重來嗎？
昨天談及在巴布亞新畿內亞訪談期間，有學者警告馬來西亞、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國出現的「反一帶一路潮」，也就是反對派上台後，把前朝的「一帶一路」項目凍結或重新檢視，很可能在巴新出現。要分析這方面的可能性，必須從巴新的國情談起。
巴新立國以來，人民依然處於部落狀態，全國有八百多種語言並存，城市人口佔全國不到15%，加上通訊不足，不少選民依然不知民主為何物，投票也只是根據部落忠誠投票，部落衝突更是時有發生。在這樣的環境下，西式政黨政治只是一種形式，政客都習慣在不同政黨之間遊走，沒有政治忠誠度可言。上次大選，雖然親華總理成功連任，但學者認為反對聲音其實比選票顯示的大，因為反對總理的選民也可能因為要投執政黨的同族人，而令總理當選。假如近年的大型項目帶動進一步貪腐、就業也沒有改善，出現突發性危機，骨牌效應可以隨時發生。雖然表面上的反對派陣營實力不強，但開國總理目前尚活躍政壇，雖然已八十多歲，但依然是批判現政府的有力聲音。
由於巴新已成為中國與澳洲的角力場，政黨會否輪替，也與外國勢力有關。自從「一帶一路」進入巴新，傳統上把巴新作為勢力範圍的前宗主國澳洲，就相當不是味兒。澳洲媒體不時批評中國在巴新的角色，對相關項目的效益、成本都高度質疑，澳洲總理上次訪問印尼時，沒有順道到巴新，已被視為是一項警告。當地學者告知，澳洲國會曾舉辦聽證，針對為何援助巴新的項目沒有成效，間接指出當地的貪污問題。假如現政府作風持續，澳洲可能以此為由進一步施壓，屆時或會與反對派有所互動，就像印度與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的反對派互動，亦未可知。
還有目前與中國全力競爭的美國，雖然傳統上並沒有關注巴新，但近年也在中國「一帶一路」進入巴新後，走進這個偏遠國度確立存在。美國的工作主要是支持NGO，例如防愛滋的NGO、婦女權益的NGO等，在中國眼中，這恐怕也是「顏色革命」的劇本內容之一。但特朗普目前決定不出席巴新主辦的APEC峰會，難免反映美國始終不能取代澳洲在這裏的地位。然而有些事情，是不需要明刀明槍的，澳洲和美國並不存在太大利益衝突，在巴新完全可合作，而澳洲媒體基本上主導了全球對巴新的形象：例如巴新治安差雖然是事實，但被選為「全球最危險地方第一位」，卻是澳洲媒體的傑作。太陽之下無新事，巴新反對派看見其他「一帶一路」國家的反對派策略，若不依樣葫蘆，反而不尋常了。
小詞典：馬爾代夫2018年大選
馬爾代夫前任總統亞明2013年上台，因為民主進程倒退、貪污、打壓異己等醜聞不斷，和印度逐漸交惡，並開門見山以中國為靠山，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大興土木，拉攏人心，但最終還是在2018年9月的選舉落敗。代表反對派的新總統薩利赫獲勝後，揚言重新審視所有前朝和中國簽訂的協議。
巴新立國以來，人民依然處於部落狀態，全國有八百多種語言並存，城市人口佔全國不到15%，加上通訊不足，不少選民依然不知民主為何物，投票也只是根據部落忠誠投票，部落衝突更是時有發生。在這樣的環境下，西式政黨政治只是一種形式，政客都習慣在不同政黨之間遊走，沒有政治忠誠度可言。上次大選，雖然親華總理成功連任，但學者認為反對聲音其實比選票顯示的大，因為反對總理的選民也可能因為要投執政黨的同族人，而令總理當選。假如近年的大型項目帶動進一步貪腐、就業也沒有改善，出現突發性危機，骨牌效應可以隨時發生。雖然表面上的反對派陣營實力不強，但開國總理目前尚活躍政壇，雖然已八十多歲，但依然是批判現政府的有力聲音。
由於巴新已成為中國與澳洲的角力場，政黨會否輪替，也與外國勢力有關。自從「一帶一路」進入巴新，傳統上把巴新作為勢力範圍的前宗主國澳洲，就相當不是味兒。澳洲媒體不時批評中國在巴新的角色，對相關項目的效益、成本都高度質疑，澳洲總理上次訪問印尼時，沒有順道到巴新，已被視為是一項警告。當地學者告知，澳洲國會曾舉辦聽證，針對為何援助巴新的項目沒有成效，間接指出當地的貪污問題。假如現政府作風持續，澳洲可能以此為由進一步施壓，屆時或會與反對派有所互動，就像印度與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的反對派互動，亦未可知。
還有目前與中國全力競爭的美國，雖然傳統上並沒有關注巴新，但近年也在中國「一帶一路」進入巴新後，走進這個偏遠國度確立存在。美國的工作主要是支持NGO，例如防愛滋的NGO、婦女權益的NGO等，在中國眼中，這恐怕也是「顏色革命」的劇本內容之一。但特朗普目前決定不出席巴新主辦的APEC峰會，難免反映美國始終不能取代澳洲在這裏的地位。然而有些事情，是不需要明刀明槍的，澳洲和美國並不存在太大利益衝突，在巴新完全可合作，而澳洲媒體基本上主導了全球對巴新的形象：例如巴新治安差雖然是事實，但被選為「全球最危險地方第一位」，卻是澳洲媒體的傑作。太陽之下無新事，巴新反對派看見其他「一帶一路」國家的反對派策略，若不依樣葫蘆，反而不尋常了。
小詞典：馬爾代夫2018年大選
馬爾代夫前任總統亞明2013年上台，因為民主進程倒退、貪污、打壓異己等醜聞不斷，和印度逐漸交惡，並開門見山以中國為靠山，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大興土木，拉攏人心，但最終還是在2018年9月的選舉落敗。代表反對派的新總統薩利赫獲勝後，揚言重新審視所有前朝和中國簽訂的協議。
2018年10月3日星期三
巴布亞新畿內亞訪談錄：反對「一帶一路」的精英們
昨天談及在巴布亞新畿內亞訪談，遇到不少支持「一帶一路」的親官方精英，但與此同時，也拜訪了一些中立學者，他們對國家正在發生的改變搖頭不已，擔心大危機正在醞釀中，曾任巴新APEC代表團成員、當地最高學府巴布亞新畿內亞大學社會科學院行政院長Betty Lovai教授，就是最好例子。
自從中國把巴新納入「一帶一路」範圍，並獲當權派全力配合，就逐漸壟斷了巴新全國基建。根據「一帶一路」劇本，又是大量中國承建商獲得了這些項目，一機機的中國商人、工人源源不絕送到巴新，巴新更剛決定給予中國護照免簽證待遇，作為對北京的回報。
對「一帶一路」或「APEC建設」持保留態度的巴新精英，都不是不愛基建，只是對決策過程的高度不透明、與及權貴的疑似貪腐，憂心忡忡。巴新貪腐本來就頗嚴重，現在出現了這麼多大白象工程，瓜田李下之處，多不勝數。例如據不同學者告知，中部大城市Goroka的機場新大樓因為要接待一些APEC代表旅遊，於是也算是「APEC項目」，目前已經建成，卻因為貴租而十室九空，貴租據說是為了「回報」相關項目主任，結果在國會被連番質疑，但也不了了之。又是據此間學者所言，一些中國涉及的項目，根本不能通過內部安全、環境等評估程序，但相關委員會的民間成員被官方告知「要讓項目儘快通過」，只能淪為橡皮圖章。究竟誰得了好處，只能心照不宣。此外，又有一醞釀中的電廠項目，官方保證在習近平訪問前會通過，但民間不少聲音認為這項目的用途、造價都不實際，可能未來被秋後算賬。至於APEC過後會否真正出現投資熱，恐怕也是一廂情願，擔心巴新經濟會在APEC會議後雪上加霜，可能更貼近現實。
即巴新政府為顯示重視APEC峰會，特別通過官方操控的「國家政策研究所」，成立了佔地甚廣的「APEC中心」，但當地學者卻告知，原來政府承諾的研究經費，根本沒有真正批過去，一切只是「秘書處」的空架子。舉一反三，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經費，無論近年有多少發展機遇，同樣也沒有提高。何況在這個失業率高達六成、不少人鋌而走險、令安全問題高度緊張的國家，「一帶一路」的建設卻不能解決本國失業問題，對為何項目一定要請中國承建商、中國工人這一點，即使是親華人士，也感到不合理。一旦反對派上台，馬來西亞、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把「一帶一路」項目推倒重來的經歷，說不定會在巴新出現。
雖然外交部朋友多番強調，「巴新人民愛中國」，但親身經歷，卻難免令人有所保留。例如筆者坐飛機從巴新首都到另一城市時，被誤會為中國建設職員，被留難了一番（「手提電腦的電線可以用作勒死別人的武器」），到了自我介紹在做調研、只是來自香港的遊客，並高呼「與巴布亞總統有些交情」、再拿出外交部朋友的的名片，就立刻獲禮遇，並得到完整的道歉。究竟這反映甚麼，值得深思。
小詞典：巴布亞新畿內亞
大洋洲國家，1975年脫離澳洲獨立，是大洋洲除了澳洲以外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紐西蘭只能排第三，境內有豐富農作物、漁業、礦產資源，近年更發現石油，經濟本來有望騰飛。但巴新歷來失業率高企，全國85%人口在農村、97%土地為私人擁有，基本上未脫離原始部落社會，獨立43年，依然百廢待興。
自從中國把巴新納入「一帶一路」範圍，並獲當權派全力配合，就逐漸壟斷了巴新全國基建。根據「一帶一路」劇本，又是大量中國承建商獲得了這些項目，一機機的中國商人、工人源源不絕送到巴新，巴新更剛決定給予中國護照免簽證待遇，作為對北京的回報。
對「一帶一路」或「APEC建設」持保留態度的巴新精英，都不是不愛基建，只是對決策過程的高度不透明、與及權貴的疑似貪腐，憂心忡忡。巴新貪腐本來就頗嚴重，現在出現了這麼多大白象工程，瓜田李下之處，多不勝數。例如據不同學者告知，中部大城市Goroka的機場新大樓因為要接待一些APEC代表旅遊，於是也算是「APEC項目」，目前已經建成，卻因為貴租而十室九空，貴租據說是為了「回報」相關項目主任，結果在國會被連番質疑，但也不了了之。又是據此間學者所言，一些中國涉及的項目，根本不能通過內部安全、環境等評估程序，但相關委員會的民間成員被官方告知「要讓項目儘快通過」，只能淪為橡皮圖章。究竟誰得了好處，只能心照不宣。此外，又有一醞釀中的電廠項目，官方保證在習近平訪問前會通過，但民間不少聲音認為這項目的用途、造價都不實際，可能未來被秋後算賬。至於APEC過後會否真正出現投資熱，恐怕也是一廂情願，擔心巴新經濟會在APEC會議後雪上加霜，可能更貼近現實。
即巴新政府為顯示重視APEC峰會，特別通過官方操控的「國家政策研究所」，成立了佔地甚廣的「APEC中心」，但當地學者卻告知，原來政府承諾的研究經費，根本沒有真正批過去，一切只是「秘書處」的空架子。舉一反三，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經費，無論近年有多少發展機遇，同樣也沒有提高。何況在這個失業率高達六成、不少人鋌而走險、令安全問題高度緊張的國家，「一帶一路」的建設卻不能解決本國失業問題，對為何項目一定要請中國承建商、中國工人這一點，即使是親華人士，也感到不合理。一旦反對派上台，馬來西亞、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把「一帶一路」項目推倒重來的經歷，說不定會在巴新出現。
雖然外交部朋友多番強調，「巴新人民愛中國」，但親身經歷，卻難免令人有所保留。例如筆者坐飛機從巴新首都到另一城市時，被誤會為中國建設職員，被留難了一番（「手提電腦的電線可以用作勒死別人的武器」），到了自我介紹在做調研、只是來自香港的遊客，並高呼「與巴布亞總統有些交情」、再拿出外交部朋友的的名片，就立刻獲禮遇，並得到完整的道歉。究竟這反映甚麼，值得深思。
小詞典：巴布亞新畿內亞
大洋洲國家，1975年脫離澳洲獨立，是大洋洲除了澳洲以外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紐西蘭只能排第三，境內有豐富農作物、漁業、礦產資源，近年更發現石油，經濟本來有望騰飛。但巴新歷來失業率高企，全國85%人口在農村、97%土地為私人擁有，基本上未脫離原始部落社會，獨立43年，依然百廢待興。
2018年10月2日星期二
巴布亞新畿內亞訪談錄：支持「一帶一路」的精英們
此刻身在大洋洲島國巴布亞新畿內亞，目的是對這個國家首次舉辦APEC峰會的大環境進行調研。巴布亞新畿內亞自1975年脫離澳洲殖民獨立以來，從沒有舉辦像APEC規模的國際元首峰會，加上國內以超過60%的失業率和治安差聞名於世，究竟峰會能否順利舉行，頗為各國擔心。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巴布亞新畿內亞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近年中國大舉進駐，整個APEC會議的籌備過程，已充滿「一帶一路」色彩。
到訪巴新，不難發現這幾年的國家經費，幾乎都投放在「一帶一路」和APEC相關項目身上，首都和數個大城市一律大興土木，除了個別項目由西方資助，從設計和門前停車場的保安攔，都清晰可見是出自中國手筆無誤。巴新官方論述是APEC會議後，將帶來不少來自APEC國家的經濟援助，那些「一帶一路」項目無論是否與APEC有關，好大喜功也只是為了加強這些國家的信心。
現任巴新總理毫無保留地強烈支持「一帶一路」，不久前訪問中國，得到高規格接待，雖然簽了甚麼協議沒有完全透明，但對中資大開綠燈，已無懸念。不少巴新精英也對「一帶一路」同樣期盼，認為這正是當地人需要的，因為無論是昔日殖民政府也好、前任政府也好，都沒有認真搞好基建，令巴新淪為全球最落後國家之一，直到中國崛起，本國才出現大規模基建革命。不要看輕基建對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意義：巴新官方和部份精英反覆對筆者強調，當地一般百姓對基建、道路需求甚殷（也就是說不可能理解更複雜的債務、條約問題），加上巴新地理位置獨特，基建特別落後，對出現這些改變由衷高興。他們對相信「一帶一路」是現政府的最大政績，足以令朝代維持下去。
當問及會否擔心中國提供的援助，會成為不能償還的債務，親華巴新精英也為這論述只是澳洲的「葡萄論」。他們對巴新的經濟潛力充滿信心，失業率高企是一件事，但年前巴新確曾錄得人均GDP雙位數增長，靠的是國內豐富的天然資源逐漸被開發，只是適逢油價下跌、經濟不景，才要過苦日子。巴新前任政府由開國總理帶領數十年，一直不願意大舉借貸，但這國策已經被會計師出身、從商經驗豐富的現任總理打破：他上任以來完全奉行貸款外交，中國成了重要債主，希望基建、網絡的興建，能令國家迅速步入現代化。這一派認為，無論多麼發達的國家也需要借款，反正沒有比美國債務更多的國家，所以這完全不是問題。當然有多少是自欺欺人，他們心底裏知道。
但樂觀的背後，另一方論述卻全然相反，他們又是怎樣看「一帶一路」？
小詞典：新畿內亞島殖民史
新畿內亞全島又不同部落管治，到了19世紀末還為和現代文化接軌，在西方列強殖民競爭下，西部成為荷蘭殖民地，後來和其他荷屬東印度群島一起，成為印尼一部份，但當地至今有獨立運動。東北部、東南部分別被德國、英國佔領，這也是德意志帝國第一塊海外殖民地，後來英國把殖民地移交給澳洲，德屬新畿內亞也在德國於一戰戰敗後被澳洲託管，最終澳屬新畿內亞1975年完全獨立。
到訪巴新，不難發現這幾年的國家經費，幾乎都投放在「一帶一路」和APEC相關項目身上，首都和數個大城市一律大興土木，除了個別項目由西方資助，從設計和門前停車場的保安攔，都清晰可見是出自中國手筆無誤。巴新官方論述是APEC會議後，將帶來不少來自APEC國家的經濟援助，那些「一帶一路」項目無論是否與APEC有關，好大喜功也只是為了加強這些國家的信心。
現任巴新總理毫無保留地強烈支持「一帶一路」，不久前訪問中國，得到高規格接待，雖然簽了甚麼協議沒有完全透明，但對中資大開綠燈，已無懸念。不少巴新精英也對「一帶一路」同樣期盼，認為這正是當地人需要的，因為無論是昔日殖民政府也好、前任政府也好，都沒有認真搞好基建，令巴新淪為全球最落後國家之一，直到中國崛起，本國才出現大規模基建革命。不要看輕基建對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意義：巴新官方和部份精英反覆對筆者強調，當地一般百姓對基建、道路需求甚殷（也就是說不可能理解更複雜的債務、條約問題），加上巴新地理位置獨特，基建特別落後，對出現這些改變由衷高興。他們對相信「一帶一路」是現政府的最大政績，足以令朝代維持下去。
當問及會否擔心中國提供的援助，會成為不能償還的債務，親華巴新精英也為這論述只是澳洲的「葡萄論」。他們對巴新的經濟潛力充滿信心，失業率高企是一件事，但年前巴新確曾錄得人均GDP雙位數增長，靠的是國內豐富的天然資源逐漸被開發，只是適逢油價下跌、經濟不景，才要過苦日子。巴新前任政府由開國總理帶領數十年，一直不願意大舉借貸，但這國策已經被會計師出身、從商經驗豐富的現任總理打破：他上任以來完全奉行貸款外交，中國成了重要債主，希望基建、網絡的興建，能令國家迅速步入現代化。這一派認為，無論多麼發達的國家也需要借款，反正沒有比美國債務更多的國家，所以這完全不是問題。當然有多少是自欺欺人，他們心底裏知道。
但樂觀的背後，另一方論述卻全然相反，他們又是怎樣看「一帶一路」？
小詞典：新畿內亞島殖民史
新畿內亞全島又不同部落管治，到了19世紀末還為和現代文化接軌，在西方列強殖民競爭下，西部成為荷蘭殖民地，後來和其他荷屬東印度群島一起，成為印尼一部份，但當地至今有獨立運動。東北部、東南部分別被德國、英國佔領，這也是德意志帝國第一塊海外殖民地，後來英國把殖民地移交給澳洲，德屬新畿內亞也在德國於一戰戰敗後被澳洲託管，最終澳屬新畿內亞1975年完全獨立。
2018年10月1日星期一
一帶一路之馬爾代夫：新總統會推倒重來嗎？
「渡假天堂」馬爾代夫以陽光與海灘為世人熟悉，但諷刺的是，這個印度洋小國政局其實一直不穩，管理也從來沒有良善過，近年更捲入中印兩大國的地緣政治角力，導致投資環境反覆，這些改變，又和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息息相關。馬爾代夫面積只有不到三百平方公里，綜合國力也甚弱，要全盤否定「一帶一路」並不可能，但假如向中國「一邊倒」，則要隨時面對印度直接出兵的威脅（確有印度政客如此叫囂），中間如何平衡，可謂費煞思量。
印度「自古以來」視馬爾代夫為後院，近代支持獨裁者加堯姆（Maumoon Abdul Gaymoon）掌權三十年，直到2008年，馬爾代夫進行首次民主選舉，加堯姆才落敗，但印度的影響力依然不受影響。直到總統亞明（Abdulla Yameen Abdul Gayoom）2013年上台，他雖然是加堯姆之弟，卻因為民主進程倒退、貪污、打壓異己等醜聞不斷，和印度逐漸交惡，並開門見山以中國為靠山，希望通過大興土木，拉攏人心，但最終還是在剛過去2018年9月的選舉落敗。代表反對派的新總統薩利赫（Ibrahim Mohamed Solih）獲勝後，揚言重新審視所有前朝和中國簽訂的「一帶一路」協議，就像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國一樣，可能讓一切推倒重來。究竟中國如何回應，已成為這個小國能否保持穩定的關鍵。
印度洋小國的大型基建
中國近年大舉投資馬爾代夫，確實已觸動印度神經。根據前總統納希德的說法，目前馬爾代夫的借貸，中國佔了八成，都是用來大興土木，假如這小國未能還債，未來很可能會淪為中國「亞殖民地」。這類觀點，在「一帶一路」國家的反對派當中十分盛行，但放在馬爾代夫這小國身上，效果似乎更容易驗證，因為中國一個普通城市的基建規模也比它大，北京只要稍作表示，就足以壟斷那兒的全國基建。
馬爾代夫是由一大堆微型珊瑚島組成，島與島之間的連接有限，例如機場島與居民島（Maafushi）之間就沒有直接交通，往來兩島要先經過首都馬累，十分費時失事。中資在馬爾代夫的旗艦項目，首推當地首座跨海大橋：連接機場與首都馬累島的「中馬友誼大橋」，此前馬爾代夫居民要到首都，唯一途徑就是小型接駁艇。大橋在今年關鍵選舉前正式啟用，本應大受歡迎，但依然挽救不了阿明的選情，可見當地的深層次矛盾，並非經濟項目所能單方面解決。
馬爾代夫最主要的對外連接交通樞紐──易卜拉欣．納西爾機場的升級計劃，本來是由印度出資，但在亞明任內，卻輾轉以八億美元的代價，落在中國手中，這是印度外交難以接受的敗績。此外，中國亦有秉持「一帶一路」劇本，投資馬爾代夫其他具戰略意義的港口，例如在南部的戈杜島，居民已經撤離、築路工程亦已展開，雖說是基建項目，但一直有傳聞是中國的疑似軍事基地。也許這是反對派、「外國勢力」散播的謠言，但北京確應有所顧忌，以免太多瓜田李下。假如中資在親華總統下台後，依然願意繼續協助馬爾代夫改善國內交通，興建中型碼頭停泊渡輪，提供渡輪、水上飛機等多元化工具，而真的「不設預設前提」，理應得到更多支持。
小國寡民的人口未來
馬爾化夫人口增長率雖然相對不高，但由於國家經濟高度集中在首都馬累，已經遇上嚴峻「土地問題」，這個面積不足兩平方公里的小島，居然足足住了十萬人，島上基建與空間的消化力早已達上限，未來只能填海造地。這方面經驗豐富的中國提供相關技術，應該水到渠成。但說到底，對馬爾代夫這樣的小國，通過借貸、集資的方式大興土木，很難符合成本效益，中資應根據國情順勢而行，儘量減少鄰國疑慮，和其他國家共同開發這類小國，可能更實際。目前不少國家都在投資馬爾代夫建造業，例如馬來西亞就出資為財政部興建辦公大樓、醫院，中國企業不妨與之合作，向馬方提供水泥一類建築原材料，這也是達到地緣政治目的的另一途徑。又如沙特除了在馬爾代夫購島嶼作度假之用，也出資在當地興建清真寺，現時中國已經與沙特在馬爾代夫有合作項目，可見類似的跨國合作發展方針，似乎正在落實，比中國獨資的「一帶一路」其他範例和諧。
農業對馬爾代夫經濟的直接貢獻雖然有限，但政府意識到它也是提升國民收入的途徑，因此定期開放土地招標，容許外資購買土地作農業用途，並列明禁止經此途徑投得的土地發展旅遊業，以減低對單一經濟體對依賴。馬爾代夫的主要農產品是玉米和椰子，在目前的中美貿易戰當中，說不定也有角色：玉米是美國最主要的農作物之一，中國也是龐大的玉米進口國，假如中國協助馬爾代夫提高農作物、特別是玉米產量，作為回應貿易戰的手段，倒也是機遇所在。
近年馬爾代夫的人口增長速度正在下降，預計到了2050年，六十歲或以上的人會成為佔百分比最大的年齡，屆時醫療與護理相關的產業，大有需求。在本地社區，馬爾代夫的健康環境並不理想，曾向世衛通報疑似寨卡案件，很需要發達國家協助維持健康水平，否則任何疫情爆發，旅遊業就大受影響。目前已有不少國家看準機會，例如巴基斯坦提供了五百萬美元予設置醫學實驗室、購買儀器等，日本亦捐出價值二百五十萬美元的儀器，中國也曾派醫生前往馬爾代夫為白內障患者進行手術。雖然以馬爾代夫的國家規模，談不上甚麼「人口紅利」對國際經濟的影響，但哪個國家能確立這醫療市場的領頭地位，卻是爭取人心之路。
由於馬爾代夫自身人口有限，對外勞的依賴甚高，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等，都是主要外勞來源地，在可見將來，外勞比例恐怕會繼續上升。外勞除了協助低端工作，也承擔了高端職位，因為當地實在沒有足夠人才。目前馬爾代夫有意發展高科技行業，例如打造佔地九萬公頃的胡魯馬利智識園（Hulhumale Knowledge Park），以吸引科技、人力資源公司進駐，但要是沒有海外專才進駐，營運能力實在成疑。理論上，馬爾代夫的國民識字率接近100%，在2016年花上4%的GDP於教育範疇，人口應該高度具備競爭力，但世界銀行依然認為其教育質素「急需改善」，反映官方數字背後不無水份，各國如能直接投資培訓當地人才，才是王道。雖然中國有提供獎學金讓國內學生前往馬爾代夫留學，但與留學印度的方便、適應程度的容易相比，畢竟不可同日而語，這方面的空間，看來也有不少。
成也旅遊業，敗也旅遊業
旅遊業作為馬爾代夫的經濟支柱，其實只有數十年歷史。初期政府根本不願意開放旅遊業，以免影響伊斯蘭社會秩序，最終想到設計「隔離式旅遊業」，把「吸納外匯」和「開放本土社區」兩事脫鉤，才算找到中間落墨的支點。馬爾代夫旅遊業近年積極開拓中國市場，現在中國多個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都有往來馬爾代夫的直航航斑，令中國自2010年起，已成為當地第一大旅客來源地；2015年，前往馬爾代夫中國旅客達35萬人次，佔全部旅客高達三成。筆者遇到當地的服務業員工都說，從前還會自學意大利文或法文，招待歐洲遊客，而現在誰都要說幾句普通話；從前的高端客不少走回歐洲，現在來潛水、渡假的新貴，已屬於另一階層。問題是遊客在馬爾代夫消費，不一定能令當地人直接受惠，畢竟當地原產品不多，不少酒店、渡假村也是外資持有，政府徵稅後則貪污腐化，造成貧富懸殊，凡此種種，都是國民潛在的不滿所在，華人的形象也因此受一定影響。
作為旅遊業聖地，環境議題主導了馬爾代夫的國家外交政策。溫室效應下，全球氣溫上升，連帶海水溫度亦有改變，結果海產的棲息環境越來越差，除了令馬爾代夫漁獲減少，連帶整個國家也有陸沉危機：假如情況持續，數十年後，馬爾代夫絕大部份島嶼都會被掩蓋。因此，馬爾代夫起碼在表面上很重視環保，例如立法規定興建度假村時，需要劃出七百米的鄰近範圍作保育之用，對珊瑚礁的保育亦頗積極，因此中國漁民在南海的捕魚活動，不時引起破壞珊瑚礁的爭議。馬爾代夫曾是最積極提倡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國家之一，不但帶頭提出全國100%使用新能源，也是第一個以可再生能源為總統府發電的國度。不過近年馬爾代夫開始鑽探石油，全國有近九成半的供電產自化石燃料，生產過程並不環保，與初衷越走越遠，加上各大渡假村附近的「垃圾島」更是眾矢之的，大概是純靠環保的經濟增長並不容易。假如有外資能打破環保Vs旅遊業的二元對立，絕對為當局樂見。
馬爾代夫的另一隱憂，就是作為旅遊勝地，卻有先天存在的開放Vs保守二元對立，甚至有可能成為恐怖組織目標。馬爾代夫在1968年脫離英國獨立前，一度以蘇丹國為政體，居民主要是保守穆斯林，和外部的開放印象剛好相反。兩年前，馬爾代夫政府首次頒佈了應對恐怖主義的政策，主要針對機場與海港基建的安全，有認為這只是前總統亞明以反恐之名打壓國內反對派和媒體，但當地激進伊斯蘭運動日漸興起，並非完全空穴來風。去年馬爾代夫也捲入沙特牽頭的制裁卡塔爾風暴，雖然沒有多少直接持分，卻加入了沙特的保守遜尼派陣營搖旗吶喊，假如伊斯蘭勢力持續上升，可能總有一天影響到整個旅遊業的基礎。
既然馬爾代夫的生態、教派、政治、經濟危機並存，有興趣大舉投資的國家自然不多，中國人棄我取，也是別有懷抱。假如能在印度洋建立基地，足以抗衡「英屬印度洋地區」上的美軍，這才是戰略重點。否則單是為了投資也好、轉移國內產業結構問題也好，牢牢盯上馬爾代夫，未免無謂。
彭博商業週刊，2018年10月
研究助理Kelvin Chu對本文亦有貢獻
印度「自古以來」視馬爾代夫為後院，近代支持獨裁者加堯姆（Maumoon Abdul Gaymoon）掌權三十年，直到2008年，馬爾代夫進行首次民主選舉，加堯姆才落敗，但印度的影響力依然不受影響。直到總統亞明（Abdulla Yameen Abdul Gayoom）2013年上台，他雖然是加堯姆之弟，卻因為民主進程倒退、貪污、打壓異己等醜聞不斷，和印度逐漸交惡，並開門見山以中國為靠山，希望通過大興土木，拉攏人心，但最終還是在剛過去2018年9月的選舉落敗。代表反對派的新總統薩利赫（Ibrahim Mohamed Solih）獲勝後，揚言重新審視所有前朝和中國簽訂的「一帶一路」協議，就像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國一樣，可能讓一切推倒重來。究竟中國如何回應，已成為這個小國能否保持穩定的關鍵。
印度洋小國的大型基建
中國近年大舉投資馬爾代夫，確實已觸動印度神經。根據前總統納希德的說法，目前馬爾代夫的借貸，中國佔了八成，都是用來大興土木，假如這小國未能還債，未來很可能會淪為中國「亞殖民地」。這類觀點，在「一帶一路」國家的反對派當中十分盛行，但放在馬爾代夫這小國身上，效果似乎更容易驗證，因為中國一個普通城市的基建規模也比它大，北京只要稍作表示，就足以壟斷那兒的全國基建。
馬爾代夫是由一大堆微型珊瑚島組成，島與島之間的連接有限，例如機場島與居民島（Maafushi）之間就沒有直接交通，往來兩島要先經過首都馬累，十分費時失事。中資在馬爾代夫的旗艦項目，首推當地首座跨海大橋：連接機場與首都馬累島的「中馬友誼大橋」，此前馬爾代夫居民要到首都，唯一途徑就是小型接駁艇。大橋在今年關鍵選舉前正式啟用，本應大受歡迎，但依然挽救不了阿明的選情，可見當地的深層次矛盾，並非經濟項目所能單方面解決。
馬爾代夫最主要的對外連接交通樞紐──易卜拉欣．納西爾機場的升級計劃，本來是由印度出資，但在亞明任內，卻輾轉以八億美元的代價，落在中國手中，這是印度外交難以接受的敗績。此外，中國亦有秉持「一帶一路」劇本，投資馬爾代夫其他具戰略意義的港口，例如在南部的戈杜島，居民已經撤離、築路工程亦已展開，雖說是基建項目，但一直有傳聞是中國的疑似軍事基地。也許這是反對派、「外國勢力」散播的謠言，但北京確應有所顧忌，以免太多瓜田李下。假如中資在親華總統下台後，依然願意繼續協助馬爾代夫改善國內交通，興建中型碼頭停泊渡輪，提供渡輪、水上飛機等多元化工具，而真的「不設預設前提」，理應得到更多支持。
小國寡民的人口未來
馬爾化夫人口增長率雖然相對不高，但由於國家經濟高度集中在首都馬累，已經遇上嚴峻「土地問題」，這個面積不足兩平方公里的小島，居然足足住了十萬人，島上基建與空間的消化力早已達上限，未來只能填海造地。這方面經驗豐富的中國提供相關技術，應該水到渠成。但說到底，對馬爾代夫這樣的小國，通過借貸、集資的方式大興土木，很難符合成本效益，中資應根據國情順勢而行，儘量減少鄰國疑慮，和其他國家共同開發這類小國，可能更實際。目前不少國家都在投資馬爾代夫建造業，例如馬來西亞就出資為財政部興建辦公大樓、醫院，中國企業不妨與之合作，向馬方提供水泥一類建築原材料，這也是達到地緣政治目的的另一途徑。又如沙特除了在馬爾代夫購島嶼作度假之用，也出資在當地興建清真寺，現時中國已經與沙特在馬爾代夫有合作項目，可見類似的跨國合作發展方針，似乎正在落實，比中國獨資的「一帶一路」其他範例和諧。
農業對馬爾代夫經濟的直接貢獻雖然有限，但政府意識到它也是提升國民收入的途徑，因此定期開放土地招標，容許外資購買土地作農業用途，並列明禁止經此途徑投得的土地發展旅遊業，以減低對單一經濟體對依賴。馬爾代夫的主要農產品是玉米和椰子，在目前的中美貿易戰當中，說不定也有角色：玉米是美國最主要的農作物之一，中國也是龐大的玉米進口國，假如中國協助馬爾代夫提高農作物、特別是玉米產量，作為回應貿易戰的手段，倒也是機遇所在。
近年馬爾代夫的人口增長速度正在下降，預計到了2050年，六十歲或以上的人會成為佔百分比最大的年齡，屆時醫療與護理相關的產業，大有需求。在本地社區，馬爾代夫的健康環境並不理想，曾向世衛通報疑似寨卡案件，很需要發達國家協助維持健康水平，否則任何疫情爆發，旅遊業就大受影響。目前已有不少國家看準機會，例如巴基斯坦提供了五百萬美元予設置醫學實驗室、購買儀器等，日本亦捐出價值二百五十萬美元的儀器，中國也曾派醫生前往馬爾代夫為白內障患者進行手術。雖然以馬爾代夫的國家規模，談不上甚麼「人口紅利」對國際經濟的影響，但哪個國家能確立這醫療市場的領頭地位，卻是爭取人心之路。
由於馬爾代夫自身人口有限，對外勞的依賴甚高，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等，都是主要外勞來源地，在可見將來，外勞比例恐怕會繼續上升。外勞除了協助低端工作，也承擔了高端職位，因為當地實在沒有足夠人才。目前馬爾代夫有意發展高科技行業，例如打造佔地九萬公頃的胡魯馬利智識園（Hulhumale Knowledge Park），以吸引科技、人力資源公司進駐，但要是沒有海外專才進駐，營運能力實在成疑。理論上，馬爾代夫的國民識字率接近100%，在2016年花上4%的GDP於教育範疇，人口應該高度具備競爭力，但世界銀行依然認為其教育質素「急需改善」，反映官方數字背後不無水份，各國如能直接投資培訓當地人才，才是王道。雖然中國有提供獎學金讓國內學生前往馬爾代夫留學，但與留學印度的方便、適應程度的容易相比，畢竟不可同日而語，這方面的空間，看來也有不少。
成也旅遊業，敗也旅遊業
旅遊業作為馬爾代夫的經濟支柱，其實只有數十年歷史。初期政府根本不願意開放旅遊業，以免影響伊斯蘭社會秩序，最終想到設計「隔離式旅遊業」，把「吸納外匯」和「開放本土社區」兩事脫鉤，才算找到中間落墨的支點。馬爾代夫旅遊業近年積極開拓中國市場，現在中國多個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都有往來馬爾代夫的直航航斑，令中國自2010年起，已成為當地第一大旅客來源地；2015年，前往馬爾代夫中國旅客達35萬人次，佔全部旅客高達三成。筆者遇到當地的服務業員工都說，從前還會自學意大利文或法文，招待歐洲遊客，而現在誰都要說幾句普通話；從前的高端客不少走回歐洲，現在來潛水、渡假的新貴，已屬於另一階層。問題是遊客在馬爾代夫消費，不一定能令當地人直接受惠，畢竟當地原產品不多，不少酒店、渡假村也是外資持有，政府徵稅後則貪污腐化，造成貧富懸殊，凡此種種，都是國民潛在的不滿所在，華人的形象也因此受一定影響。
作為旅遊業聖地，環境議題主導了馬爾代夫的國家外交政策。溫室效應下，全球氣溫上升，連帶海水溫度亦有改變，結果海產的棲息環境越來越差，除了令馬爾代夫漁獲減少，連帶整個國家也有陸沉危機：假如情況持續，數十年後，馬爾代夫絕大部份島嶼都會被掩蓋。因此，馬爾代夫起碼在表面上很重視環保，例如立法規定興建度假村時，需要劃出七百米的鄰近範圍作保育之用，對珊瑚礁的保育亦頗積極，因此中國漁民在南海的捕魚活動，不時引起破壞珊瑚礁的爭議。馬爾代夫曾是最積極提倡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國家之一，不但帶頭提出全國100%使用新能源，也是第一個以可再生能源為總統府發電的國度。不過近年馬爾代夫開始鑽探石油，全國有近九成半的供電產自化石燃料，生產過程並不環保，與初衷越走越遠，加上各大渡假村附近的「垃圾島」更是眾矢之的，大概是純靠環保的經濟增長並不容易。假如有外資能打破環保Vs旅遊業的二元對立，絕對為當局樂見。
馬爾代夫的另一隱憂，就是作為旅遊勝地，卻有先天存在的開放Vs保守二元對立，甚至有可能成為恐怖組織目標。馬爾代夫在1968年脫離英國獨立前，一度以蘇丹國為政體，居民主要是保守穆斯林，和外部的開放印象剛好相反。兩年前，馬爾代夫政府首次頒佈了應對恐怖主義的政策，主要針對機場與海港基建的安全，有認為這只是前總統亞明以反恐之名打壓國內反對派和媒體，但當地激進伊斯蘭運動日漸興起，並非完全空穴來風。去年馬爾代夫也捲入沙特牽頭的制裁卡塔爾風暴，雖然沒有多少直接持分，卻加入了沙特的保守遜尼派陣營搖旗吶喊，假如伊斯蘭勢力持續上升，可能總有一天影響到整個旅遊業的基礎。
既然馬爾代夫的生態、教派、政治、經濟危機並存，有興趣大舉投資的國家自然不多，中國人棄我取，也是別有懷抱。假如能在印度洋建立基地，足以抗衡「英屬印度洋地區」上的美軍，這才是戰略重點。否則單是為了投資也好、轉移國內產業結構問題也好，牢牢盯上馬爾代夫，未免無謂。
彭博商業週刊，2018年10月
研究助理Kelvin Chu對本文亦有貢獻
2018年9月28日星期五
高錕的世界主義，與我們的未來
諾貝爾獎得主高錕教授離世，除了他對互聯網世界的巨大貢獻值得懷念，他本人的世界觀，也很值得我們借鑑。
高錕出生在民國時代的上海法租界，自小在英屬香港讀書，博士學位來自英國倫敦大學，持有美國、英國國籍，被稱為「全球華人之光」，但原來他對這身份另有一番體會。多年前，高錕接受香港電台的《傑出華人系列》訪問，談及自己的身份認同：「我對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種族的感情是也不多的。大概是因為我接觸的人太多，我是以人為主，不是以國家或種族為主。我住在那裡是因為，在那個地方我可以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在哪裡，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太重要的一點。」這種說話，根據政治正確觀點，恐怕不會完全沒問題，但因為高錕德高望重，也不涉政治，才沒有成為愛國主義目標。高錕的世界，自然也廣闊得多，據他在同一訪問透露：「我變成了世界中間的一部份，不是任何國家的一部份。」
然而，當我們不是高錕，提起同一世界主義，說服力就難免弱得多。即使不談政治正確，假如在網上建議大家成為世界公民，必然伴隨一堆「哪有錢」之類的即時反應，彷彿超越狹隘地域、本土、民族主義的，就只能是奢侈品、只能離地。其實，這樣的觀點，只是徹頭徹尾的逃避，因為全球化時代的「時空壓縮」，早已徹底改變我們對時空的掌握和想像。
一百年前，香港有諺語「英雄被困筲箕灣，不知何日到中環」，到了今天，自不可同日而語。現在從香港到廣州不用一小時，更不用說高鐵通車後的「大灣區」概念，無論是否喜歡也好，客觀現實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已經大幅擴大。而這不單是北望：就像在去年，我每週來會香港與新加坡，只要及早預定，國泰航空的來回機票也不過一千元，時間只需三個多小時，與香港到廣州相比，已經相去不遠。隨著科技發達，機票只會更便宜、航班只會更快，以往根深蒂固的地域概念，早已不再存在。至於週末到台灣渡假，連機票、酒店，消費可能比留港更低、質素更高，這也成了不少人的常規項目。
在舊世界，「移民」、「留學」彷彿永別，但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卻發現，離開了香港的人，對香港政局反而更有興趣、也更為緊貼，能夠完全離地地批評別人離地，已是網絡世界的自然風景。說到底，甚麼是移民，甚麼是留學，定義已經模糊，不時強調「移民」的人，只是希望以移民來逃避這世界，但就像特朗普的選民、支持英國脫歐的老人，總會被時代淘汰。真正的世界公民，卻是不會再有「移民」這概念的，一個人持有的國籍、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渡假的地方、投資的地方，可以完全不同，加在一起，就是一個package，這才是人生。高錕教授走在前頭，但不用擔心後無來者，因為世界已經由他而改變。
小詞典：時空壓縮 (Time-Space Compression)
全球化理論核心概念之一，指出科技革命之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幅度收窄，交通便捷、資訊流通，令從前的空間思維被大幅度壓縮，以往需要大量時間完成的旅程，現在可以極速完成；昔日的訊息時差，則被互聯網的實時溝通變成接近零，人類的生活也因此被徹底顛覆。
高錕出生在民國時代的上海法租界，自小在英屬香港讀書，博士學位來自英國倫敦大學，持有美國、英國國籍，被稱為「全球華人之光」，但原來他對這身份另有一番體會。多年前，高錕接受香港電台的《傑出華人系列》訪問，談及自己的身份認同：「我對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種族的感情是也不多的。大概是因為我接觸的人太多，我是以人為主，不是以國家或種族為主。我住在那裡是因為，在那個地方我可以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在哪裡，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太重要的一點。」這種說話，根據政治正確觀點，恐怕不會完全沒問題，但因為高錕德高望重，也不涉政治，才沒有成為愛國主義目標。高錕的世界，自然也廣闊得多，據他在同一訪問透露：「我變成了世界中間的一部份，不是任何國家的一部份。」
然而，當我們不是高錕，提起同一世界主義，說服力就難免弱得多。即使不談政治正確，假如在網上建議大家成為世界公民，必然伴隨一堆「哪有錢」之類的即時反應，彷彿超越狹隘地域、本土、民族主義的，就只能是奢侈品、只能離地。其實，這樣的觀點，只是徹頭徹尾的逃避，因為全球化時代的「時空壓縮」，早已徹底改變我們對時空的掌握和想像。
一百年前，香港有諺語「英雄被困筲箕灣，不知何日到中環」，到了今天，自不可同日而語。現在從香港到廣州不用一小時，更不用說高鐵通車後的「大灣區」概念，無論是否喜歡也好，客觀現實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已經大幅擴大。而這不單是北望：就像在去年，我每週來會香港與新加坡，只要及早預定，國泰航空的來回機票也不過一千元，時間只需三個多小時，與香港到廣州相比，已經相去不遠。隨著科技發達，機票只會更便宜、航班只會更快，以往根深蒂固的地域概念，早已不再存在。至於週末到台灣渡假，連機票、酒店，消費可能比留港更低、質素更高，這也成了不少人的常規項目。
在舊世界，「移民」、「留學」彷彿永別，但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卻發現，離開了香港的人，對香港政局反而更有興趣、也更為緊貼，能夠完全離地地批評別人離地，已是網絡世界的自然風景。說到底，甚麼是移民，甚麼是留學，定義已經模糊，不時強調「移民」的人，只是希望以移民來逃避這世界，但就像特朗普的選民、支持英國脫歐的老人，總會被時代淘汰。真正的世界公民，卻是不會再有「移民」這概念的，一個人持有的國籍、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渡假的地方、投資的地方，可以完全不同，加在一起，就是一個package，這才是人生。高錕教授走在前頭，但不用擔心後無來者，因為世界已經由他而改變。
小詞典：時空壓縮 (Time-Space Compression)
全球化理論核心概念之一，指出科技革命之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幅度收窄，交通便捷、資訊流通，令從前的空間思維被大幅度壓縮，以往需要大量時間完成的旅程，現在可以極速完成；昔日的訊息時差，則被互聯網的實時溝通變成接近零，人類的生活也因此被徹底顛覆。
2018年9月27日星期四
馬哈蒂爾大視野：一帶一路是新殖民主義?（下）
昨天談及理應相當正面的「一帶一路」戰略，被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間接警告為「新殖民主義」，假如北京不正視箇中問題，未來的骨牌效應，可大可少。
雖然「一帶一路」以填補「IMF模式」漏洞為切入點，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導我們，「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中國雖然崛起了、雖然擁抱「亞非拉人民大團結」，但依然不可能免費、無償為「一帶一路」各國大興土木結帳。興建這些鐵路、大橋、隧道等，都是戰棋級數的超巨型項目，所費極大，這些國家本來就是「發展中」國家，不可能獨自承擔如此天文數字，於是資源又是來自中國、或中國主導的國際機構如亞投行，不過不是贈品，而是借貸。假如是向中國的銀行借貸，在商言商，自然要付利息，結算單位自然也是人民幣，結果匯率、利率都沒有主導權，中國卻可以通過調控這些債務，達到經濟、戰略、地緣政治等層面的槓桿效果，於是本質上，這和淪為「IMF殖民地」並無太大差異，是為國際政治經濟的「債務外交」。更甚的是，到了還款日，具體要付出多少，目前誰也說不准；這些國家假如到時未能還款（這極可能發生），要麼北京容許撇帳（內地民意不可能不反彈），要麼另外「想辦法」，屆時中資興建的基建、乃至整個建設中的港口，就可能成了抵押品，變成中國「租界」；中國的角色，也有純粹的承辦商、貸款人，反客為主變成「合夥人」和「金主」。
即使最終這些國家能還清債務，整個興建過程中，本國人民的受惠還是很有限。根據一般已公佈的「一帶一路」合約，承建商基本上都是中國公司，公司請的工人也大多來自中國，基本上和在中國國內搞基建無二，唯一差別，只是完成品留在海外，卻因為這樣，需要別國共同承擔經濟風險。根據純經濟角度，也許聘請「任勞任怨」的中國工人，可以繞過「一帶一路」國家的勞工保護法律，更能達致效益最大化，但實際上，這也是解決中國國內工人下崗、經濟轉型的最有效途徑。至於技術轉移、中層管理，更與本國勞動力無緣，幾乎清一色會由中國人承擔管理角色，興建過程中的所有溢出效應，幾乎本國無從分享。
到了這些大型建設完工後，當地能有多少實惠，同樣是疑問。以馬哈迪拉倒的「東海岸鐵路」為例，他強調馬來西亞東部人口、消費模式，根本沒有這樣的交通需要，鐵路絕非經濟發展首選；另一方面，根據「高鐵經濟模式」，這類鐵路在世界各地，到頭來只會淪為一個地產概念，沿線地段會被炒高，但本國人民沒有需求、也不能負擔，結果投資者又是來自海外、特別是中國，自己人反而可能被高地價拖累，被逼遷離故鄉。那時候，國內貧富懸賞會更嚴重，本國經濟更依靠不能控制的外匯，也會變得泡沫化，一旦金融風暴一到，就無力招架，而馬來西亞對1998年金融風暴的教訓，依然記憶猶新，當時的首相，正是馬哈迪。以上種種，加起來，就是左翼「新殖民主義」理論的典型，馬哈迪的用詞，不是特朗普式的順口開河，而是精雕細琢的。
小詞典：東海岸經濟特區
納吉時代構想的馬來西亞經濟特區之一，前任首相阿都拉的構想，2007年開始建造，目的是調節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主要涵蓋區域是吉蘭丹、登嘉樓等東部州份，也是納吉時代的三大經濟走廊之一，主要贊助商是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一帶一路」項目「東海岸鐵路」理論上是促進特區發展的基建配套，但被新任首相馬哈迪喊停。
雖然「一帶一路」以填補「IMF模式」漏洞為切入點，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導我們，「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中國雖然崛起了、雖然擁抱「亞非拉人民大團結」，但依然不可能免費、無償為「一帶一路」各國大興土木結帳。興建這些鐵路、大橋、隧道等，都是戰棋級數的超巨型項目，所費極大，這些國家本來就是「發展中」國家，不可能獨自承擔如此天文數字，於是資源又是來自中國、或中國主導的國際機構如亞投行，不過不是贈品，而是借貸。假如是向中國的銀行借貸，在商言商，自然要付利息，結算單位自然也是人民幣，結果匯率、利率都沒有主導權，中國卻可以通過調控這些債務，達到經濟、戰略、地緣政治等層面的槓桿效果，於是本質上，這和淪為「IMF殖民地」並無太大差異，是為國際政治經濟的「債務外交」。更甚的是，到了還款日，具體要付出多少，目前誰也說不准；這些國家假如到時未能還款（這極可能發生），要麼北京容許撇帳（內地民意不可能不反彈），要麼另外「想辦法」，屆時中資興建的基建、乃至整個建設中的港口，就可能成了抵押品，變成中國「租界」；中國的角色，也有純粹的承辦商、貸款人，反客為主變成「合夥人」和「金主」。
即使最終這些國家能還清債務，整個興建過程中，本國人民的受惠還是很有限。根據一般已公佈的「一帶一路」合約，承建商基本上都是中國公司，公司請的工人也大多來自中國，基本上和在中國國內搞基建無二，唯一差別，只是完成品留在海外，卻因為這樣，需要別國共同承擔經濟風險。根據純經濟角度，也許聘請「任勞任怨」的中國工人，可以繞過「一帶一路」國家的勞工保護法律，更能達致效益最大化，但實際上，這也是解決中國國內工人下崗、經濟轉型的最有效途徑。至於技術轉移、中層管理，更與本國勞動力無緣，幾乎清一色會由中國人承擔管理角色，興建過程中的所有溢出效應，幾乎本國無從分享。
到了這些大型建設完工後，當地能有多少實惠，同樣是疑問。以馬哈迪拉倒的「東海岸鐵路」為例，他強調馬來西亞東部人口、消費模式，根本沒有這樣的交通需要，鐵路絕非經濟發展首選；另一方面，根據「高鐵經濟模式」，這類鐵路在世界各地，到頭來只會淪為一個地產概念，沿線地段會被炒高，但本國人民沒有需求、也不能負擔，結果投資者又是來自海外、特別是中國，自己人反而可能被高地價拖累，被逼遷離故鄉。那時候，國內貧富懸賞會更嚴重，本國經濟更依靠不能控制的外匯，也會變得泡沫化，一旦金融風暴一到，就無力招架，而馬來西亞對1998年金融風暴的教訓，依然記憶猶新，當時的首相，正是馬哈迪。以上種種，加起來，就是左翼「新殖民主義」理論的典型，馬哈迪的用詞，不是特朗普式的順口開河，而是精雕細琢的。
小詞典：東海岸經濟特區
納吉時代構想的馬來西亞經濟特區之一，前任首相阿都拉的構想，2007年開始建造，目的是調節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主要涵蓋區域是吉蘭丹、登嘉樓等東部州份，也是納吉時代的三大經濟走廊之一，主要贊助商是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一帶一路」項目「東海岸鐵路」理論上是促進特區發展的基建配套，但被新任首相馬哈迪喊停。
2018年9月26日星期三
馬哈蒂爾大視野：一帶一路是新殖民主義?（上）
中美貿易戰鬧得沸沸揚揚，令中國外交同時面對的另一大挑戰，卻暫時被按下不表。其實長遠而言，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決定撤銷中國承建的「東海岸銜接鐵路」合同，並間接警告中國的「一帶一路」是「新殖民主義」，令其他沿線國家都對「一帶一路」心生警惕，對北京的影響，可能更大。
馬哈迪作為93歲高齡的著名世界級老狐狸，政治智慧、國際視野都無庸置疑，不但國內所有政客都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連帶美國、中國也是他利用作「對沖外交」的工具。馬哈迪上次任內持相對反美立場，對美國財團在亞洲金融風暴的興風作浪高度批判，也是亞洲價值觀、威權主義的擁護者，北京一度對他高度肯定；年前他曾訪問香港，也是應「幫港出聲」召集人之一的東南亞專家鄭赤琰教授邀請演講，順道對佔中作出批評。
由於馬哈迪是李光耀那一代的前輩，輩份、資格都比習近平更老，國際人脈也甚廣，這次他又親自到北京為推倒合同「謝罪」，算是給足面子，只說希望中國體諒馬來西亞經濟苦況云云，中國也不好說甚麼，只能「硬食」。但這自然不代表馬哈迪真的感到「抱歉」，恰恰相反，他的說話相當有骨，例如會見總理李克強後，公開說「我們不想要一種狀況，窮國因無法和富國競爭，而發生新版殖民主義」，已經是赤裸裸的正面諷刺。
馬哈迪的取態之所以重要，不單是因為馬來西亞的新立場，也是說出了不少「一帶一路」國家政要的心底話。客觀而論，「一帶一路」的原意，其實是相當正面的：冷戰結束後，不少發展中國家要爭取資源，只剩下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體系一途，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每每提出種種不設實際的借貸條件，例如全面撤銷國家補貼、進入完全市場經濟、實行多黨民主選舉等，令發展中國家成了「IMF殖民地」。加上這些國家從借貸得到的資源，往往得物無所用，又沒有多少硬件留下，只是加深了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於是中國崛起後，提出另一條路，通過所謂「無附設條件」（no strings attached）的借貸，以及集中為發展中國家興建基礎建設，希望把它們拉攏過來。
這套思維，並非習近平時代的「一帶一路」原創，早在江澤民時代，中國「重返非洲」，就已經看準IMF模式的漏洞，部署具有針對性，也頗受當時的非洲政要歡迎。馬來西亞前首相納吉決定興建「東海岸鐵路」，固然有他個人的政治考量，也是與美國因貪腐醜聞鬧翻後的應變舉措，但上述邏輯，也依然實用。那麼究竟問題出在哪裡？
小詞典：東海岸銜接鐵路
「一帶一路」項目之一，計劃連結馬來西亞吉隆坡與東海岸經濟特區，原訂第一階段全長600公里，第二階段增加88公里。2016年11月，馬來西亞政府和中國交通建設（CCCC）正式簽訂合作協議，估計造價131億美元。雖然項目於2017年已動工，但2018年8月，馬來西亞政黨輪替後，新任首相馬哈迪宣佈取消項目。
馬哈迪作為93歲高齡的著名世界級老狐狸，政治智慧、國際視野都無庸置疑，不但國內所有政客都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連帶美國、中國也是他利用作「對沖外交」的工具。馬哈迪上次任內持相對反美立場，對美國財團在亞洲金融風暴的興風作浪高度批判，也是亞洲價值觀、威權主義的擁護者，北京一度對他高度肯定；年前他曾訪問香港，也是應「幫港出聲」召集人之一的東南亞專家鄭赤琰教授邀請演講，順道對佔中作出批評。
由於馬哈迪是李光耀那一代的前輩，輩份、資格都比習近平更老，國際人脈也甚廣，這次他又親自到北京為推倒合同「謝罪」，算是給足面子，只說希望中國體諒馬來西亞經濟苦況云云，中國也不好說甚麼，只能「硬食」。但這自然不代表馬哈迪真的感到「抱歉」，恰恰相反，他的說話相當有骨，例如會見總理李克強後，公開說「我們不想要一種狀況，窮國因無法和富國競爭，而發生新版殖民主義」，已經是赤裸裸的正面諷刺。
馬哈迪的取態之所以重要，不單是因為馬來西亞的新立場，也是說出了不少「一帶一路」國家政要的心底話。客觀而論，「一帶一路」的原意，其實是相當正面的：冷戰結束後，不少發展中國家要爭取資源，只剩下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體系一途，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每每提出種種不設實際的借貸條件，例如全面撤銷國家補貼、進入完全市場經濟、實行多黨民主選舉等，令發展中國家成了「IMF殖民地」。加上這些國家從借貸得到的資源，往往得物無所用，又沒有多少硬件留下，只是加深了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於是中國崛起後，提出另一條路，通過所謂「無附設條件」（no strings attached）的借貸，以及集中為發展中國家興建基礎建設，希望把它們拉攏過來。
這套思維，並非習近平時代的「一帶一路」原創，早在江澤民時代，中國「重返非洲」，就已經看準IMF模式的漏洞，部署具有針對性，也頗受當時的非洲政要歡迎。馬來西亞前首相納吉決定興建「東海岸鐵路」，固然有他個人的政治考量，也是與美國因貪腐醜聞鬧翻後的應變舉措，但上述邏輯，也依然實用。那麼究竟問題出在哪裡？
小詞典：東海岸銜接鐵路
「一帶一路」項目之一，計劃連結馬來西亞吉隆坡與東海岸經濟特區，原訂第一階段全長600公里，第二階段增加88公里。2016年11月，馬來西亞政府和中國交通建設（CCCC）正式簽訂合作協議，估計造價131億美元。雖然項目於2017年已動工，但2018年8月，馬來西亞政黨輪替後，新任首相馬哈迪宣佈取消項目。
2018年9月24日星期一
《今日簡史》：甚麼才是真正的國際關係議題？
在國際關係層面，究竟甚麼是「落地」，甚麼是「離地」？中美貿易戰、南韓峰會，在五十年後看來，究竟有多重要？曾出版暢銷書《人類簡史》、《未來簡史》的以色列學者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剛出版的新書《今日簡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正正指出今天一切的國族、宗教爭鬥，都已經是明日黃花，因為真正重要的國際大趨勢，都已經被科技革命徹底改變。
人類面對的真正威脅：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
《今日簡史》並不是系統性專書，而是作者一系列課堂、演講和文章的結集。有別於《人類簡史》聚焦人類發展至今的歷程，以及《未來簡史》展望人類未來發展的圖景，《今日簡史》則關注當下這個轉捩點的挑戰。在赫拉利眼中，科技的顛覆性發展、生態危機和核戰爭，才是人類面臨的三大真正問題。由於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應付這些挑戰，人類要求存，必須超越民族國家的界線：「在一兩個世紀內，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結合將可能產生在身體、物質和精神上均脫離人類自古以來模樣的人類…… 以色列、俄羅斯或法國的民族主義對此可說些甚麼呢？」
事實上，筆者想到的比作者更擔憂，而我們目前熟悉的一切論述，都已徹底被這些科技改變。例如從前的左翼理論，無不強調資產階級剝削窮人，或發達國家剝削邊緣國家，所以我們必須群起改變社會不公義云云。但正如赫拉利所言，假如工人還有被剝削的價值，這起碼證明他們是有價值的，這正是為什麼蘇聯時代的宣傳，都強調人的功能性價值，人起碼自我感覺是重要的。但人工智能、機械學習，除了可以完全取代勞力密集的工作，連智力密集工作也能取代，醫生、律師、會計師、教授一類職業，都存在大量重複性工作，都已經證明足以被人工智能輕易取締，人類真正的挑戰，是自己的不關連 (irrelevancy)，而這連抗爭的支點也沒有。
又如自由派理論，無不強調市場的積極性，足以調動人類無窮無盡的創意、創造力，這是社會進步的一切原動力，也是人類勝過機械的最後憑藉。但正如赫拉利所言，現在有了大數據分析，和生物科技的進一步發展，我們才知道所謂藝術靈感，不過是神經末梢的調節，而所謂商業天才的市場觸角，絕不會敵得過掌握大數據市場分析的企業。換言之掌握科技的人或單位，也可以基本上取代創意工作（例如電腦根據公式作曲、畫畫都已經完全成熟）和商業決定，那樣人和創業、市場的關係，還剩下甚麼？
以往人類還被認為有創造財富的價值，這是新興市場發展的重要基礎，人口紅利也是不少國家催生內需市場的最後殺著。但赫拉利警告，其實未來的商業活動，可以完全不需要人類，電腦與電腦之間已經可以進行交易，然後不斷交易下去，可以自動創造財富，而目前那些投資程式之複雜，也早已超過一般專家人力所能獨自理解。假如一個獨裁者能夠靠科技就能創富，其實不會有動力去理會絕大多數人類的死活；而只要威權主義政權掌握了大數據、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一般人要反抗，也是無從談起。
我們是否已經失控？似乎這是一條不回頭的路，而目前的民族主義、本土主義思潮，似乎正是令問題加劇的一大原因。接受《泰晤士報》訪問時，赫拉利進一步指出，人工智能的急劇發展，加上不同國家在這方面的競爭缺乏相應規範，更使問題進一步加劇：「在五年前，很多人並不知曉人工智能是甚麼….但到了2018年，我們已正面臨著在此方面激烈的軍備競賽。我覺得中國在三四年前已意識到這一情況；歐洲現在也已意識到了。但世界現正面對這樣的軍備競賽，而這爆炸性的技術又無法規管，這正導致可怕的狀況。無人能信任彼此，無人想落於人後，而這一切正令最槽的可能性終將發生。」
近年特朗普主義盛行、英國脫歐、難民潮等議題，卻顯得與對全球合作的需要背道而馳，這其實也是源自人性。為何人們會廻避真正重要的問題？赫拉利認為，當人們面對無法獨力解決的重大問題時，往往會被一些相對熟悉而具體的事物轉移視線。當花上無數精力去處理這些問題時，意味著我們投放在真正重要問題的時間和心力，卻不斷減少：「脫歐最糟糕的是機會成本。在歷史上的這一刻，當我們討論這些問題時，民族主義正在轉移我們的焦點。英國政府每花一分鐘去處理脫歐，就少一分鐘處理氣候變化和人工智能，而這已花上好幾年時間。那麼十年後，當我們錯過了規管人工智能的時機，回望過去就會說：對呀，因為我們都在忙脫歐。」特朗普其實沒有提供任何問題的答案，只是一句「令美國再次強大」，通過重溫歷史，來暫時麻醉國人，本質上其實和提倡回到哈里發制度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沒有分別。這些思潮的支持者也不見得真心相信這一套，只是未來太不可測，總要找一些東西來依附，所以特朗普也好、伊斯蘭國也好，在人類大歷史的過渡期，就準時出現，只是他們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延緩答案的出現；代表的不是任何具體形式型態，而是一種虛無主義。
可惜，對不少人而言，這些「真正」的問題，卻是離地的。《泰晤士報》對他的訪問中甚至反問，在不同國家均面對自身種種問題下，赫拉利對「人類重大問題」的強調，是否只是轉移了對當下各種切身複雜問題的關注？不過正如同一書評指出，隨著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發展，北韓等被視為極權和封閉的國家將會加以利用，發展社會的監控系統強化自身統治，顯出這兩個層面並不對立，而是相互糾纏的。只是科技發展正以幾何速度前進，「傳統議題」的討論卻停滯不前，這樣下去，後果自然不堪設想。
小詞典：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以色列歷史學者，2002年牛津大學博士畢業，目前任教於以色列，因觀點不符傳統猶太教義，並身為同性戀者，而不時被保守派批評。近年出版了暢銷書昨日、今日、明日簡史三部曲，主張以人類、意識等角度宏觀閱讀歷史。
人類面對的真正威脅：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
《今日簡史》並不是系統性專書，而是作者一系列課堂、演講和文章的結集。有別於《人類簡史》聚焦人類發展至今的歷程，以及《未來簡史》展望人類未來發展的圖景，《今日簡史》則關注當下這個轉捩點的挑戰。在赫拉利眼中，科技的顛覆性發展、生態危機和核戰爭，才是人類面臨的三大真正問題。由於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應付這些挑戰，人類要求存，必須超越民族國家的界線：「在一兩個世紀內，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結合將可能產生在身體、物質和精神上均脫離人類自古以來模樣的人類…… 以色列、俄羅斯或法國的民族主義對此可說些甚麼呢？」
事實上，筆者想到的比作者更擔憂，而我們目前熟悉的一切論述，都已徹底被這些科技改變。例如從前的左翼理論，無不強調資產階級剝削窮人，或發達國家剝削邊緣國家，所以我們必須群起改變社會不公義云云。但正如赫拉利所言，假如工人還有被剝削的價值，這起碼證明他們是有價值的，這正是為什麼蘇聯時代的宣傳，都強調人的功能性價值，人起碼自我感覺是重要的。但人工智能、機械學習，除了可以完全取代勞力密集的工作，連智力密集工作也能取代，醫生、律師、會計師、教授一類職業，都存在大量重複性工作，都已經證明足以被人工智能輕易取締，人類真正的挑戰，是自己的不關連 (irrelevancy)，而這連抗爭的支點也沒有。
又如自由派理論，無不強調市場的積極性，足以調動人類無窮無盡的創意、創造力，這是社會進步的一切原動力，也是人類勝過機械的最後憑藉。但正如赫拉利所言，現在有了大數據分析，和生物科技的進一步發展，我們才知道所謂藝術靈感，不過是神經末梢的調節，而所謂商業天才的市場觸角，絕不會敵得過掌握大數據市場分析的企業。換言之掌握科技的人或單位，也可以基本上取代創意工作（例如電腦根據公式作曲、畫畫都已經完全成熟）和商業決定，那樣人和創業、市場的關係，還剩下甚麼？
以往人類還被認為有創造財富的價值，這是新興市場發展的重要基礎，人口紅利也是不少國家催生內需市場的最後殺著。但赫拉利警告，其實未來的商業活動，可以完全不需要人類，電腦與電腦之間已經可以進行交易，然後不斷交易下去，可以自動創造財富，而目前那些投資程式之複雜，也早已超過一般專家人力所能獨自理解。假如一個獨裁者能夠靠科技就能創富，其實不會有動力去理會絕大多數人類的死活；而只要威權主義政權掌握了大數據、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一般人要反抗，也是無從談起。
我們是否已經失控？似乎這是一條不回頭的路，而目前的民族主義、本土主義思潮，似乎正是令問題加劇的一大原因。接受《泰晤士報》訪問時，赫拉利進一步指出，人工智能的急劇發展，加上不同國家在這方面的競爭缺乏相應規範，更使問題進一步加劇：「在五年前，很多人並不知曉人工智能是甚麼….但到了2018年，我們已正面臨著在此方面激烈的軍備競賽。我覺得中國在三四年前已意識到這一情況；歐洲現在也已意識到了。但世界現正面對這樣的軍備競賽，而這爆炸性的技術又無法規管，這正導致可怕的狀況。無人能信任彼此，無人想落於人後，而這一切正令最槽的可能性終將發生。」
近年特朗普主義盛行、英國脫歐、難民潮等議題，卻顯得與對全球合作的需要背道而馳，這其實也是源自人性。為何人們會廻避真正重要的問題？赫拉利認為，當人們面對無法獨力解決的重大問題時，往往會被一些相對熟悉而具體的事物轉移視線。當花上無數精力去處理這些問題時，意味著我們投放在真正重要問題的時間和心力，卻不斷減少：「脫歐最糟糕的是機會成本。在歷史上的這一刻，當我們討論這些問題時，民族主義正在轉移我們的焦點。英國政府每花一分鐘去處理脫歐，就少一分鐘處理氣候變化和人工智能，而這已花上好幾年時間。那麼十年後，當我們錯過了規管人工智能的時機，回望過去就會說：對呀，因為我們都在忙脫歐。」特朗普其實沒有提供任何問題的答案，只是一句「令美國再次強大」，通過重溫歷史，來暫時麻醉國人，本質上其實和提倡回到哈里發制度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沒有分別。這些思潮的支持者也不見得真心相信這一套，只是未來太不可測，總要找一些東西來依附，所以特朗普也好、伊斯蘭國也好，在人類大歷史的過渡期，就準時出現，只是他們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延緩答案的出現；代表的不是任何具體形式型態，而是一種虛無主義。
可惜，對不少人而言，這些「真正」的問題，卻是離地的。《泰晤士報》對他的訪問中甚至反問，在不同國家均面對自身種種問題下，赫拉利對「人類重大問題」的強調，是否只是轉移了對當下各種切身複雜問題的關注？不過正如同一書評指出，隨著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發展，北韓等被視為極權和封閉的國家將會加以利用，發展社會的監控系統強化自身統治，顯出這兩個層面並不對立，而是相互糾纏的。只是科技發展正以幾何速度前進，「傳統議題」的討論卻停滯不前，這樣下去，後果自然不堪設想。
小詞典：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以色列歷史學者，2002年牛津大學博士畢業，目前任教於以色列，因觀點不符傳統猶太教義，並身為同性戀者，而不時被保守派批評。近年出版了暢銷書昨日、今日、明日簡史三部曲，主張以人類、意識等角度宏觀閱讀歷史。
2018年9月21日星期五
由《連城訣》的紅線談起：推倒重來的年代
每到飯局，「地球病了」、「道德淪亡」，總是在社會賢達口中出現。其實，這也是一個國際關係問題。
國際關係有一個建構主義學派，主張世界秩序由無形的話語權規範，而不一定要通過有型的官僚機構維繫。例如當蘇聯上下都接受了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國家就失去維持下去的動力，無論軍隊多麼強大，也自動崩潰。
由於人類具備七情六慾七宗罪，假如沒有底線，可以催生無數可怕行為，所以不同社會都有「紅線」的建構。定義紅線不能單靠嚴刑峻法，也需要社會共識、道德規範，但也存在相對性。例如在任何社會，食人肉都是被建構的「文明價值」容許範圍之外，但到了戰爭最慘烈時期、或在雪地求生的存亡時刻，「人相食」，卻屢見不鮮。
只要基因改造未完全成功，人性的陰暗面始終存在，但光明一面也不會被完全抹煞，不少偉大文學作品之所以「偉大」，就是探討在熟悉的時空被扭曲後，人性會放大哪一面。金庸短篇小說《連城訣》被不少人忽略，其實也是探討「紅線建構」的問題。小說有「南四奇」四大俠「落花流水」，在大雪山遇上雪崩，其中三人身亡，剩下的花鐵幹向邪派血刀老祖跪地求饒，然後，「紅線」一過，他被壓抑多年的人性劣根性洶湧而出，想到的一切，都是卑鄙無恥的典範。這反映一個飾演正義角色的人，只要打破了自己強加的規範，往往比日常生活的真小人「去得更盡」，因為對他而言，偷一文錢、講一句粗口和殺一萬個人，代價都是一樣的。而且，要建構完美無瑕的道德天尊形象，必須把所有人都有的人性陰暗面努力隱藏，到了爆發，就更一發不可收拾。
今天的國際社會，正是一個「紅線」被不斷推倒重來的年代。這本身並非新鮮事：任何社會的道德、宗教，多少都是因應當時社會經濟需要，而被制度化，紅線也被不斷建構和重建，本來就沒有絕對對錯。例如原始部落最重要的是繁殖，母系社會應運而生；古希臘軍隊上下長期共同生活，同性戀就被接受為比異性戀更高階的社會常態；伊斯蘭教先知眼見女性不受保護，教義就有了四個妻子；19世紀巴拉圭戰爭後失去90%成年男丁，一夫多妻就被法律容許。
問題是，現在資訊科技、互聯網、人工智能、演算式帶來的變革，速度極快，推倒重來的規範來自方方面面，根本沒有時間沈澱，這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鮮有的大變革。可惜不少上一代社會賢達，卻不自知。例如從前菁英圈子定義的「政治不正確」話語、粗口，紛紛成了網絡潮語，紅線一散，一切不可能回頭；又如當自拍變成比寫字更方便的家常便飯，數十年前社會會看作「荒淫無道」的自拍性愛片段，現在卻是不少情侶的指定動作。
結構改變了，卻繼續用舊紅線議論是否合理，已經沒有意思。不時有前輩要「重整道德」，希望重新樹立昔日的權威，可惜技術上已不可能。在可見將來，肯定有一套全新的論述，合理化我們所處的時代，無論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因為定義的紅線都已被越過，屆時都會被取代。
小詞典：《連城訣》
金庸武俠小說短篇，1963年成書，主角狄雲是一個樸實鄉間青年，進入江湖後，才發現自己崇拜的師傅、享負盛名的大俠，原來都是和邪魔外道血刀老祖一樣，行盡卑鄙無恥之事，這些人最終因為爭奪被下毒的寶藏，全部身亡。狄雲看盡人性陰暗面，心灰意冷，在獲得絕世武功後隱居。
國際關係有一個建構主義學派，主張世界秩序由無形的話語權規範，而不一定要通過有型的官僚機構維繫。例如當蘇聯上下都接受了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國家就失去維持下去的動力，無論軍隊多麼強大，也自動崩潰。
由於人類具備七情六慾七宗罪，假如沒有底線，可以催生無數可怕行為，所以不同社會都有「紅線」的建構。定義紅線不能單靠嚴刑峻法，也需要社會共識、道德規範，但也存在相對性。例如在任何社會，食人肉都是被建構的「文明價值」容許範圍之外，但到了戰爭最慘烈時期、或在雪地求生的存亡時刻，「人相食」，卻屢見不鮮。
只要基因改造未完全成功，人性的陰暗面始終存在，但光明一面也不會被完全抹煞，不少偉大文學作品之所以「偉大」，就是探討在熟悉的時空被扭曲後，人性會放大哪一面。金庸短篇小說《連城訣》被不少人忽略，其實也是探討「紅線建構」的問題。小說有「南四奇」四大俠「落花流水」，在大雪山遇上雪崩，其中三人身亡，剩下的花鐵幹向邪派血刀老祖跪地求饒，然後，「紅線」一過，他被壓抑多年的人性劣根性洶湧而出，想到的一切，都是卑鄙無恥的典範。這反映一個飾演正義角色的人，只要打破了自己強加的規範，往往比日常生活的真小人「去得更盡」，因為對他而言，偷一文錢、講一句粗口和殺一萬個人，代價都是一樣的。而且，要建構完美無瑕的道德天尊形象，必須把所有人都有的人性陰暗面努力隱藏，到了爆發，就更一發不可收拾。
今天的國際社會，正是一個「紅線」被不斷推倒重來的年代。這本身並非新鮮事：任何社會的道德、宗教，多少都是因應當時社會經濟需要，而被制度化，紅線也被不斷建構和重建，本來就沒有絕對對錯。例如原始部落最重要的是繁殖，母系社會應運而生；古希臘軍隊上下長期共同生活，同性戀就被接受為比異性戀更高階的社會常態；伊斯蘭教先知眼見女性不受保護，教義就有了四個妻子；19世紀巴拉圭戰爭後失去90%成年男丁，一夫多妻就被法律容許。
問題是，現在資訊科技、互聯網、人工智能、演算式帶來的變革，速度極快，推倒重來的規範來自方方面面，根本沒有時間沈澱，這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鮮有的大變革。可惜不少上一代社會賢達，卻不自知。例如從前菁英圈子定義的「政治不正確」話語、粗口，紛紛成了網絡潮語，紅線一散，一切不可能回頭；又如當自拍變成比寫字更方便的家常便飯，數十年前社會會看作「荒淫無道」的自拍性愛片段，現在卻是不少情侶的指定動作。
結構改變了，卻繼續用舊紅線議論是否合理，已經沒有意思。不時有前輩要「重整道德」，希望重新樹立昔日的權威，可惜技術上已不可能。在可見將來，肯定有一套全新的論述，合理化我們所處的時代，無論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因為定義的紅線都已被越過，屆時都會被取代。
小詞典：《連城訣》
金庸武俠小說短篇，1963年成書，主角狄雲是一個樸實鄉間青年，進入江湖後，才發現自己崇拜的師傅、享負盛名的大俠，原來都是和邪魔外道血刀老祖一樣，行盡卑鄙無恥之事，這些人最終因為爭奪被下毒的寶藏，全部身亡。狄雲看盡人性陰暗面，心灰意冷，在獲得絕世武功後隱居。
2018年9月20日星期四
「狂人」博爾頓：美國的計時炸彈？
昨天談及公開恐嚇國際刑事法庭法官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 (John Bolton)，而自從特朗普「國師」班農離開白宮，他團隊內的頭號狂人，已經變成這位傳統精英出生的奇人。雖然博爾頓在外交界口碑甚差，但他顯然與特朗普惺惺相惜，成為不少人眼中的定時炸彈。
博爾頓是耶魯大學高才生，在那裏完成學士和法學博士畢業，然後以律師身份被吸納到聯邦政府，早在列根時代就做過助理司法部長，然後在老布殊政府任助理國務卿、喬治布殊政府任副國務卿，特朗普據說最初是考慮他為國務卿，只是因為爭議過大而作罷，但最終還是把他送上國家安全顧問的高位。這樣的資歷，本應精英得不行，但偏偏博爾頓特立獨行，從不遵守精英圈子的潛規則，無論是政見、還是說話方式都劍走偏鋒，大概就是這樣，才得到特朗普青睞。
美國有不少主張走強硬路線的右翼政客、顧問、學者、評論員，但很少有博爾頓那樣，全方位的主張強勢。對奧巴馬時代的幾乎所有外交政策，例如在以巴衝突「偏袒」巴人、伊朗核協議、和古巴復交等，博爾頓都嚴詞批評，但即使是特朗普現在和北韓和解、與俄羅斯友好，也不為他所喜，因為他是力主推翻北韓「邪惡政權」、與俄羅斯重啓冷戰的推手。喬治布殊的伊拉克戰爭受盡千夫所指，博爾頓是少數至今堅持出兵正確的人；不少美國政客會打「中國牌」抽水，但公然主張華府正式和台灣建交的高層，卻只有博爾頓一人。他十年前就高調批評歐盟，有瓦解歐盟的「宏願」，認為英國脫歐是「偉大決定」。而且博爾頓身為律師，卻對國際組織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認定聯合國只是貪官污吏的腐敗官僚場所，本來就不應該存在，近年還被利用為反美俱樂部，所以美國根本不必理會。前朝喬治布殊卻偏偏委任他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世人驚訝可想而知，最終他知道任命不會獲國會正式通過，而主動辭職。
高盛出身的班農和財經界關係千絲萬縷，博爾頓則是美國保守派智庫的殿堂級人物，著作甚豐。和班農赤裸裸的計算相比，博爾頓還能提供符合美國法律定義的論述，這可謂他的最大功能。關於此人的逸聞很多，最著名的是他的辦公室曾擺放了一個未引爆的手榴彈，作為「裝飾」，旁人因此視之為瘋子，這卻正是博爾頓希望樹立的公眾形象。雖然明知道不可能得到主流認同，但博爾頓在極右陣營有一定公信力，還曾有意問鼎總統寶座。
不過博爾頓上任以來，角色似是特朗普的傀儡，多於能建言特朗普的智囊；即使特朗普的最新北韓政策和本人「理念」大相逕庭，博爾頓也不見有任何動作，反映說到底，這人還是「務實」的。但是，當特朗普要對世界各國全方位出擊，博爾頓這樣的棋子，自然比上任國務卿蒂勒森、乃至現任國務卿龐貝奧方便使用。假如博爾頓能為特朗普這套思維，提供一個自圓其說的論述，在自己的陣營，乃功德無量。
小詞典：伊拉克戰爭
2003年，美國總統喬治布殊發動伊拉克戰爭，官方原因是伊拉克持有可能影響美國和盟友利益的大殺傷力武器，以及伊拉克境內的恐怖份子可能與9/11事件的恐怖份子有聯繫等。戰爭未得聯合國授權，以美國為首的「志願者聯盟」最終推翻薩達姆政權，但未能建立穩定的新政府，除了中國、俄羅斯，連法國、德國等美國傳統盟友也公開反對這場戰爭。
博爾頓是耶魯大學高才生，在那裏完成學士和法學博士畢業，然後以律師身份被吸納到聯邦政府，早在列根時代就做過助理司法部長，然後在老布殊政府任助理國務卿、喬治布殊政府任副國務卿，特朗普據說最初是考慮他為國務卿，只是因為爭議過大而作罷，但最終還是把他送上國家安全顧問的高位。這樣的資歷，本應精英得不行，但偏偏博爾頓特立獨行，從不遵守精英圈子的潛規則，無論是政見、還是說話方式都劍走偏鋒，大概就是這樣，才得到特朗普青睞。
美國有不少主張走強硬路線的右翼政客、顧問、學者、評論員，但很少有博爾頓那樣，全方位的主張強勢。對奧巴馬時代的幾乎所有外交政策，例如在以巴衝突「偏袒」巴人、伊朗核協議、和古巴復交等，博爾頓都嚴詞批評，但即使是特朗普現在和北韓和解、與俄羅斯友好，也不為他所喜，因為他是力主推翻北韓「邪惡政權」、與俄羅斯重啓冷戰的推手。喬治布殊的伊拉克戰爭受盡千夫所指，博爾頓是少數至今堅持出兵正確的人；不少美國政客會打「中國牌」抽水，但公然主張華府正式和台灣建交的高層，卻只有博爾頓一人。他十年前就高調批評歐盟，有瓦解歐盟的「宏願」，認為英國脫歐是「偉大決定」。而且博爾頓身為律師，卻對國際組織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認定聯合國只是貪官污吏的腐敗官僚場所，本來就不應該存在，近年還被利用為反美俱樂部，所以美國根本不必理會。前朝喬治布殊卻偏偏委任他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世人驚訝可想而知，最終他知道任命不會獲國會正式通過，而主動辭職。
高盛出身的班農和財經界關係千絲萬縷，博爾頓則是美國保守派智庫的殿堂級人物，著作甚豐。和班農赤裸裸的計算相比，博爾頓還能提供符合美國法律定義的論述，這可謂他的最大功能。關於此人的逸聞很多，最著名的是他的辦公室曾擺放了一個未引爆的手榴彈，作為「裝飾」，旁人因此視之為瘋子，這卻正是博爾頓希望樹立的公眾形象。雖然明知道不可能得到主流認同，但博爾頓在極右陣營有一定公信力，還曾有意問鼎總統寶座。
不過博爾頓上任以來，角色似是特朗普的傀儡，多於能建言特朗普的智囊；即使特朗普的最新北韓政策和本人「理念」大相逕庭，博爾頓也不見有任何動作，反映說到底，這人還是「務實」的。但是，當特朗普要對世界各國全方位出擊，博爾頓這樣的棋子，自然比上任國務卿蒂勒森、乃至現任國務卿龐貝奧方便使用。假如博爾頓能為特朗普這套思維，提供一個自圓其說的論述，在自己的陣營，乃功德無量。
小詞典：伊拉克戰爭
2003年，美國總統喬治布殊發動伊拉克戰爭，官方原因是伊拉克持有可能影響美國和盟友利益的大殺傷力武器，以及伊拉克境內的恐怖份子可能與9/11事件的恐怖份子有聯繫等。戰爭未得聯合國授權，以美國為首的「志願者聯盟」最終推翻薩達姆政權，但未能建立穩定的新政府，除了中國、俄羅斯，連法國、德國等美國傳統盟友也公開反對這場戰爭。
2018年9月19日星期三
美國Vs國際刑事法院：道德高地有多重要？
特朗普上台以來，單邊主義姿態一以貫之，對種種國際組織、條約毫不賣帳，以實行「美國優先」，美國話語權的大幅削弱，也是不爭事實。問題是，在當代國際關係，話語權還有多重要？
昔日美國外交無論真心、還是假意，都強調捍衛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觀，即使不時被其他國家批評持雙重標準，也無損其「價值觀外交」的槓桿作用。不少中俄學者甚至認為，美國得以在冷戰擊敗蘇聯，只是在意識形態戰場獲勝，話語權起的作用乃決定性。但冷戰結束後，不再存在二元對立格局，「話語權」其實失去了支點，各國現實主義、民族主義、本土主義抬頭，再以價值觀主導國策，卻不一定奏效。
近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針對國際刑事法院（ICC）的發言，乃箇中代表。這個ICC並非聯合國的正式組成部份，法源來自1998年各國簽訂的《羅馬條約》，2002年正式運作，以彌補現有國際框架的不足，負責調查涉及人道主義、種族滅絕、戰爭等罪行，取代過往為這些罪行成立的獨立法庭。由於如何定義這些罪行充滿爭議，法院也涉及跨境調查的權限，不少國家對此都很有保留，中國、印度、印尼、土耳其、沙特、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就從來沒有簽署條約，美國、俄羅斯、以色列等國則撤銷了簽署，或不獲國會批准參與ICC，令ICC先天只是無牙老虎，無論是公信力還是執行力，早已無可再低。
然而，ICC有沒有用是一回事，完全打破外交「語言偽術」來否定它，卻是另一回事。根據博爾頓的說法，假如ICC「屢勸不改」，繼續調查美軍在阿富汗的涉嫌戰爭罪行，美國會直接制裁ICC法官、檢察官，包括禁止他們入境、凍結其在美資產，甚至進行刑事檢控。諷刺的是，無論是對「通俄門」的俄羅斯特工、還是不少涉及戰爭罪行的狂人，美國都沒有如此重手。博爾頓的威脅對象，還包括任何協助ICC調查美國的國家和個人，幾乎是把ICC當作恐怖組織看待；而捍衛的對象，也順道把以色列包攬在內，並以ICC調查以色列為由，關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駐華盛頓辦事處。邏輯雖然奇怪，卻也教人見怪不怪。
如此作風，不得不令人想起年前南海仲裁案公佈後，中國官方對國際常設仲裁法院（PCA）的嚴厲批評。PCA同樣不是聯合國的正式組成部份，和國際法庭（ICJ）沒有官方聯繫，當時官媒高調嘲諷PCA是「A貨仲裁法院」，對PCA法官口誅筆伐，認為他們受薪工作，全無公信力可言，因此中國對判決完全無需理會。兩個案例相同之處，在於中美的表述都有寫實部份，PCA經費確是由訴訟國攤分，ICC調查各國的基準也是殘缺不全，但出動到國家機器高調抨擊、乃至恐嚇，卻容易被看成否定ICC或PCA代表的價值。
不過經驗法則顯示，南海仲裁案雖然令中國短期內失去一些道德高地，但隨著菲律賓新政府態度180度改變，加上其他國家無視PCA的案例確實存在，卻是成功過了一關。這次輪到美國依樣葫蘆，向ICC宣戰，可能也不遑多樣：話語權是低了些，但ICC自然無可奈何，連帶其他國家對ICC的尊重也會越來越低。問題是世界向這方向走，最終結局又會如何？
小詞典：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2002年成立，位於海牙，源自同年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條約》，原則上，對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四種罪行有管轄權，但「侵略罪」相關條款依然審議當中，而且只對條約簽署國的政府和人民、或由聯合國安理會正式決議交由ICC審判的案件有管轄權。假如罪行發生在ICC簽約國，ICC依然有權調查非簽署國政府或人民的相關罪行。
昔日美國外交無論真心、還是假意，都強調捍衛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觀，即使不時被其他國家批評持雙重標準，也無損其「價值觀外交」的槓桿作用。不少中俄學者甚至認為，美國得以在冷戰擊敗蘇聯，只是在意識形態戰場獲勝，話語權起的作用乃決定性。但冷戰結束後，不再存在二元對立格局，「話語權」其實失去了支點，各國現實主義、民族主義、本土主義抬頭，再以價值觀主導國策，卻不一定奏效。
近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針對國際刑事法院（ICC）的發言，乃箇中代表。這個ICC並非聯合國的正式組成部份，法源來自1998年各國簽訂的《羅馬條約》，2002年正式運作，以彌補現有國際框架的不足，負責調查涉及人道主義、種族滅絕、戰爭等罪行，取代過往為這些罪行成立的獨立法庭。由於如何定義這些罪行充滿爭議，法院也涉及跨境調查的權限，不少國家對此都很有保留，中國、印度、印尼、土耳其、沙特、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就從來沒有簽署條約，美國、俄羅斯、以色列等國則撤銷了簽署，或不獲國會批准參與ICC，令ICC先天只是無牙老虎，無論是公信力還是執行力，早已無可再低。
然而，ICC有沒有用是一回事，完全打破外交「語言偽術」來否定它，卻是另一回事。根據博爾頓的說法，假如ICC「屢勸不改」，繼續調查美軍在阿富汗的涉嫌戰爭罪行，美國會直接制裁ICC法官、檢察官，包括禁止他們入境、凍結其在美資產，甚至進行刑事檢控。諷刺的是，無論是對「通俄門」的俄羅斯特工、還是不少涉及戰爭罪行的狂人，美國都沒有如此重手。博爾頓的威脅對象，還包括任何協助ICC調查美國的國家和個人，幾乎是把ICC當作恐怖組織看待；而捍衛的對象，也順道把以色列包攬在內，並以ICC調查以色列為由，關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駐華盛頓辦事處。邏輯雖然奇怪，卻也教人見怪不怪。
如此作風，不得不令人想起年前南海仲裁案公佈後，中國官方對國際常設仲裁法院（PCA）的嚴厲批評。PCA同樣不是聯合國的正式組成部份，和國際法庭（ICJ）沒有官方聯繫，當時官媒高調嘲諷PCA是「A貨仲裁法院」，對PCA法官口誅筆伐，認為他們受薪工作，全無公信力可言，因此中國對判決完全無需理會。兩個案例相同之處，在於中美的表述都有寫實部份，PCA經費確是由訴訟國攤分，ICC調查各國的基準也是殘缺不全，但出動到國家機器高調抨擊、乃至恐嚇，卻容易被看成否定ICC或PCA代表的價值。
不過經驗法則顯示，南海仲裁案雖然令中國短期內失去一些道德高地，但隨著菲律賓新政府態度180度改變，加上其他國家無視PCA的案例確實存在，卻是成功過了一關。這次輪到美國依樣葫蘆，向ICC宣戰，可能也不遑多樣：話語權是低了些，但ICC自然無可奈何，連帶其他國家對ICC的尊重也會越來越低。問題是世界向這方向走，最終結局又會如何？
小詞典：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2002年成立，位於海牙，源自同年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條約》，原則上，對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四種罪行有管轄權，但「侵略罪」相關條款依然審議當中，而且只對條約簽署國的政府和人民、或由聯合國安理會正式決議交由ICC審判的案件有管轄權。假如罪行發生在ICC簽約國，ICC依然有權調查非簽署國政府或人民的相關罪行。
2018年9月18日星期二
假如每年一山竹：氣候變化是騙局嗎？
山竹襲港，滿目蒼夷，不少港人首次真正感受到颱風威力，但根據大趨勢，這種強度的颱風，恐怕陸續有來。以往港澳地區多年才有一個十號風球，但去年的天鴿、今年的山竹，無論是密度還是強度，都是難得一遇；與此同時，美國更嚴重的風災，也幾乎在同一緯度、同一時間出現。地理學者會告訴大家：這都是氣候變化的後遺症，隨著碳排放持續上升、全球氣候變暖、北極冰川融化，從前少於5%機會出現的極端天氣，都逐漸變成常態。
問題是近年各國民粹興起，由於對全球化時代、資訊科技革命和不可測的未來缺乏信心，民族主義、本土主義大盛，而這種思潮，以特朗普為例子，往往對環保議題最不重視。背後原因很多，首先特朗普一類支持者，都有強烈身份認同，當美國被要求帶頭減排，自然有人認為是便宜了發展中國家、鼓勵了競爭對手，這是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自己不應就範，這是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的主導思想。另一方面，傳統工業只要未能轉型，就情願宣傳環境議題是「陰謀」，但它們不容易向自由派爭取支持，往往就成為右翼金主。再加上一般民眾不容易直接感受到氣候變化的禍害，保守宗教人士又推波助瀾，在反精英主義大潮流下，反環保的歪理，也變得理曲氣壯。
即使個別國家、地方成功把環保概念推動入屋，積極減排，其實也於事無補：太平洋島國減排，不會改變早晚被淹沒的命運；新加坡成為綠色都會，也不能驅散「鄰近地方」的煙霾。至於改變大國行為，同樣不是環保團體簡單施壓就能落實，這不但涉及國內利益集團的博弈，也觸及國際關係層面的競賽。雖然無論是替代能源、還是人造食品，技術上都已成熟，但如何理順被取代的一群，卻費煞思量。一個有視野的領袖，也很難擺平各方利益，推動全球共抗人類危機；但一個沒有視野的領袖、或只顧狹隘選民利益的領袖，卻很容易通過炒作「氣候變化是騙局」，來鞏固自身權力，深化自己陣營論述，強化支持基本盤。
不少朋友認為應該相信市場：假如出現真正的綠色經濟，企業能夠一方面賺錢、一方面環保，最終沒理由不成功；假如不符合經濟效益，無論政府如何強制，也是徒勞無功，即使代價是人類滅亡，也難避免。姑勿論這樣的論述是否消極，這本身的立論，也有技術問題：新技術取代舊技術，與及新經濟模式取代舊經濟模式之間，必然存在時間落差，往往要數十年，過時的經濟模式才被淘汰。就像本欄曾談及，「電梯操作員」這工作本應老早被取代，卻居然在自動電梯普及化後數十年才消失。這樣的落差，放在人類歷史只是滄海一粟，但以人類近年破壞環境的速度計，卻足以致命。
也許有人問：難道人類沒有common sense？我們不妨看看山竹襲港前一天，香港各大論壇的留言，一律是「風和日麗比平日陽光更普照唔似打風無料到」。其實，只要有中三程度的地理知識也不會這樣說，有長輩「打風前一定悶熱」的傳統智慧也不會自曝其短。香港已是全球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美國農村鄉民的民智，更不堪設想。每年一山竹，恐怕一語成讖。
小詞典：颶風卡特連拿 (Hurricane Katrina)
2005年8月襲擊美國東南部的颶風，先後在佛羅里達州、路易士安那州登陸，爵士樂聖地新奧爾良成為重災區，全國死亡總人數高達1833人，經濟損失1250億美元，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風災之一，自此「Katrina」也被除名，以免勾起痛苦回憶。
問題是近年各國民粹興起，由於對全球化時代、資訊科技革命和不可測的未來缺乏信心，民族主義、本土主義大盛，而這種思潮，以特朗普為例子，往往對環保議題最不重視。背後原因很多，首先特朗普一類支持者，都有強烈身份認同，當美國被要求帶頭減排，自然有人認為是便宜了發展中國家、鼓勵了競爭對手，這是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自己不應就範，這是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的主導思想。另一方面，傳統工業只要未能轉型，就情願宣傳環境議題是「陰謀」，但它們不容易向自由派爭取支持，往往就成為右翼金主。再加上一般民眾不容易直接感受到氣候變化的禍害，保守宗教人士又推波助瀾，在反精英主義大潮流下，反環保的歪理，也變得理曲氣壯。
即使個別國家、地方成功把環保概念推動入屋，積極減排，其實也於事無補：太平洋島國減排，不會改變早晚被淹沒的命運；新加坡成為綠色都會，也不能驅散「鄰近地方」的煙霾。至於改變大國行為，同樣不是環保團體簡單施壓就能落實，這不但涉及國內利益集團的博弈，也觸及國際關係層面的競賽。雖然無論是替代能源、還是人造食品，技術上都已成熟，但如何理順被取代的一群，卻費煞思量。一個有視野的領袖，也很難擺平各方利益，推動全球共抗人類危機；但一個沒有視野的領袖、或只顧狹隘選民利益的領袖，卻很容易通過炒作「氣候變化是騙局」，來鞏固自身權力，深化自己陣營論述，強化支持基本盤。
不少朋友認為應該相信市場：假如出現真正的綠色經濟，企業能夠一方面賺錢、一方面環保，最終沒理由不成功；假如不符合經濟效益，無論政府如何強制，也是徒勞無功，即使代價是人類滅亡，也難避免。姑勿論這樣的論述是否消極，這本身的立論，也有技術問題：新技術取代舊技術，與及新經濟模式取代舊經濟模式之間，必然存在時間落差，往往要數十年，過時的經濟模式才被淘汰。就像本欄曾談及，「電梯操作員」這工作本應老早被取代，卻居然在自動電梯普及化後數十年才消失。這樣的落差，放在人類歷史只是滄海一粟，但以人類近年破壞環境的速度計，卻足以致命。
也許有人問：難道人類沒有common sense？我們不妨看看山竹襲港前一天，香港各大論壇的留言，一律是「風和日麗比平日陽光更普照唔似打風無料到」。其實，只要有中三程度的地理知識也不會這樣說，有長輩「打風前一定悶熱」的傳統智慧也不會自曝其短。香港已是全球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美國農村鄉民的民智，更不堪設想。每年一山竹，恐怕一語成讖。
小詞典：颶風卡特連拿 (Hurricane Katrina)
2005年8月襲擊美國東南部的颶風，先後在佛羅里達州、路易士安那州登陸，爵士樂聖地新奧爾良成為重災區，全國死亡總人數高達1833人，經濟損失1250億美元，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風災之一，自此「Katrina」也被除名，以免勾起痛苦回憶。
2018年9月17日星期一
「天下體系」：如何理解有中國特色的世界觀？
中國崛起以來，不少學者都嘗試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通過中國歷史、哲學、文化體系，製造國際關係的「中國學派」，其中哲學家趙汀陽於2005年提出的原創理論「天下體系」，得到西方學界持續重視，近年更有續集作品面世，可謂箇中代表。
要理解「天下體系」，我們需要回顧西方對國際關係的基本認知。根據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西方世界大致存在三種文化體系：彼此敵對的「霍布斯文化」，彼此競爭的「洛克文化」，以及彼此合作的「康德文化」。趙汀陽的「天下體系」，卻提出了第四種體系，主張要解決目前民族國家之間無休止的衝突，必須將世界轉變為只有「內部性」、沒有「外部性」的「天下」，也就是建構出一種人類共同認同的身份，才有能建立放諸四海皆準的世界秩序。
「天下」源自中國古代政治概念，是一種高於單一國家利益的宏觀視野，可追溯到三千年前，西周王朝將當時鬆散的部落聯盟，改制為所謂「天下體系」，以天子為核心，其外則有大量諸侯國，形成一種和諧有序的國內、也是國際網絡。在這制度中，雖然諸侯國各自分治，卻都認同自己是「天下」的成員，因而在和諧的體系內，彼此雖然互相競爭，但同時也能夠互助合作，所以是分中有合，這就像古希臘城邦，也是認為自己屬於同一個「天下」。
可惜這種政治制度對當時來說還是過於超前，當周朝的經濟與技術條件無法負荷整個「天下體系」，結果「天下」就土崩瓦解。雖然周朝的天下體系最終失敗，被越來越趨於集權的君主制取代，中國對邊境的概念也逐步制度化，但「天下觀」卻成為華夏文化思想的共同遺產。綜觀中國各朝歷代、乃至邊境各族政權，都對「天下體系」有所回應與實踐。例如漢朝的「都護制」，就被視為「天下體系」中「一國多制」的典型；唐朝的「羈縻制」、元明清的「土司制」等，容許了邊陲政體的高度自治，也是建立在「天下」的基礎上，不斷改良革新的成果。甚至今天香港、澳門實施的「一國兩制」，也是在同一個「天下」之下保持彈性的案例，只是北京以哲學角度強調「一國」宏觀的身份認同，西方訓練的學者則執著於「兩制」的微觀條文，自然只能各說各話。
換句話說，「天下體系」不僅是一種政治實踐方式，也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哲學觀、世界觀，和當今主流理解的國際關係迴然不同。它在政治制度上，雖以「中原」為核心，卻排除了狹隘、排他、非黑即白的民族意識，形成一種文化平等的和諧狀態。司馬遷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恰如其分的詮釋了中國知識份子對「天下體系」的認知。
問題是，在21世紀的當今世界，我們可以如何實行「天下體系」？根據趙汀陽的建議，方法就是將世界在地理上、社會上、政治上等，都化為一個單一體系，也就是所謂「世界的內部化」，他稱之為「無外」。當所有國家都能認同「天下體系」，以建構世界秩序的共識為前提，思考人類共同生活的方式時，才能達到傷害最低化、利益最大化。假如世界各國可以通過溝通妥協，尋找共存共榮的法則，這就是趙汀陽所稱的「孔子改進」（Confucian Improvement）模型，從而擺脫弱肉強食的現實主義，確立放諸四海皆準的遊戲規則。
「漩渦模式」
《天下體制》出版十年後，趙汀陽再出版《天下的當代性》一書，探討中國歷史的演化歷程中，何以未曾積極向外侵略擴張，文化也能歷久不衰，而且不斷擴大，並未被其他文化取代。當然，以上假定不無爭議，越南、韓國就有不少史家認為昔日中國封建王朝是厲行侵略，但起碼他們曾承認中原華夏文化為正溯，卻是客觀事實。
趙汀陽從中演繹了「漩渦模式」，認為中國文化能將其他文化不斷被捲入其核心，最終，將之轉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雖然不是「自古以來」，卻也變得「不可分割」，可以說「漩渦模式」與「天下體系」，乃互為表裡。古代中原之所以能成為「漩渦」的核心，依靠的並不是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優勢，而是來自強大的精神資源，亦即以漢字作為載體的中國文化。有了文字，就有歷史詮釋權；有了歷史，就有知識傳承權；有了傳承，文化就能不斷演進，從而建立自己的「天下」。這解釋了為甚麼許多外部遊牧民族，即使以強大武力進入中原，但仍需依附於華夏歷史文化，才能完備其政權合法性。結果，當真正具備文化底藴的西方列強出現在中國視野，昔日的「天下觀」立刻崩潰，「漩渦模式」也運作不起來。
然而，「天下」的教導，依然足以借鑑今天局勢。昔日的「天下」從不排斥外族，一直都是多元民族共存的體制，唐朝盛世的統治階層，就是由各民族組成，這點與今天主流的民族國家概念，自然極為不同。在中國古代，無論是匈奴、鮮卑、蒙古、契丹，只要有實力，都是「逐鹿中原」的合法成員，誰能「配天」，誰就是合法政權。正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一直維持著「配天」的政治格局，中國文化就成為「漩渦」的核心，也使「中國」自身成為一種普遍的精神信仰，一種形而上、超越版圖限制的概念。
趙汀陽認為，「天下體系」沒有宗教的束縛、沒有種族的隔閡，也沒有不共戴天、不可化解的絕對敵人，當今世界各國若能以「天下」為前提，理性思考世界人類大義，「以天下觀天下」，國際社會便可以無限擴大，文化也可以無限交融，這其實就是聯合國等組織當初的理念。當然，趙汀陽並非國際關係學者，也自承「天下體系」只是哲學上的思維模式，並非實際意義上的政治制度，但他強調「天下觀」雖然源於中國，但並非僅適用於中國，也有助於在當代全球化趨勢下，建構一種宏觀的國際思維，亦即所謂「世界的世界化」。雖然知易行難，但「天下理論」一出，起碼有助西方理解中國人的國際觀，例如為什麼說「首先是中國人」，就不能單以民族主義角度理解。
小詞典：趙汀陽（1961-）
中國哲學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2005年發表《天下體系》，在國際學界成名，2016年再出版《天下的當代性》，補足了前作關於當代國際關係的應用可能，並不時發表英語、法語學術刊物，獲不少國際學術機構邀請交流合作。
要理解「天下體系」，我們需要回顧西方對國際關係的基本認知。根據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西方世界大致存在三種文化體系：彼此敵對的「霍布斯文化」，彼此競爭的「洛克文化」，以及彼此合作的「康德文化」。趙汀陽的「天下體系」，卻提出了第四種體系，主張要解決目前民族國家之間無休止的衝突，必須將世界轉變為只有「內部性」、沒有「外部性」的「天下」，也就是建構出一種人類共同認同的身份，才有能建立放諸四海皆準的世界秩序。
「天下」源自中國古代政治概念，是一種高於單一國家利益的宏觀視野，可追溯到三千年前，西周王朝將當時鬆散的部落聯盟，改制為所謂「天下體系」，以天子為核心，其外則有大量諸侯國，形成一種和諧有序的國內、也是國際網絡。在這制度中，雖然諸侯國各自分治，卻都認同自己是「天下」的成員，因而在和諧的體系內，彼此雖然互相競爭，但同時也能夠互助合作，所以是分中有合，這就像古希臘城邦，也是認為自己屬於同一個「天下」。
可惜這種政治制度對當時來說還是過於超前，當周朝的經濟與技術條件無法負荷整個「天下體系」，結果「天下」就土崩瓦解。雖然周朝的天下體系最終失敗，被越來越趨於集權的君主制取代，中國對邊境的概念也逐步制度化，但「天下觀」卻成為華夏文化思想的共同遺產。綜觀中國各朝歷代、乃至邊境各族政權，都對「天下體系」有所回應與實踐。例如漢朝的「都護制」，就被視為「天下體系」中「一國多制」的典型；唐朝的「羈縻制」、元明清的「土司制」等，容許了邊陲政體的高度自治，也是建立在「天下」的基礎上，不斷改良革新的成果。甚至今天香港、澳門實施的「一國兩制」，也是在同一個「天下」之下保持彈性的案例，只是北京以哲學角度強調「一國」宏觀的身份認同，西方訓練的學者則執著於「兩制」的微觀條文，自然只能各說各話。
換句話說，「天下體系」不僅是一種政治實踐方式，也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哲學觀、世界觀，和當今主流理解的國際關係迴然不同。它在政治制度上，雖以「中原」為核心，卻排除了狹隘、排他、非黑即白的民族意識，形成一種文化平等的和諧狀態。司馬遷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恰如其分的詮釋了中國知識份子對「天下體系」的認知。
問題是，在21世紀的當今世界，我們可以如何實行「天下體系」？根據趙汀陽的建議，方法就是將世界在地理上、社會上、政治上等，都化為一個單一體系，也就是所謂「世界的內部化」，他稱之為「無外」。當所有國家都能認同「天下體系」，以建構世界秩序的共識為前提，思考人類共同生活的方式時，才能達到傷害最低化、利益最大化。假如世界各國可以通過溝通妥協，尋找共存共榮的法則，這就是趙汀陽所稱的「孔子改進」（Confucian Improvement）模型，從而擺脫弱肉強食的現實主義，確立放諸四海皆準的遊戲規則。
「漩渦模式」
《天下體制》出版十年後，趙汀陽再出版《天下的當代性》一書，探討中國歷史的演化歷程中，何以未曾積極向外侵略擴張，文化也能歷久不衰，而且不斷擴大，並未被其他文化取代。當然，以上假定不無爭議，越南、韓國就有不少史家認為昔日中國封建王朝是厲行侵略，但起碼他們曾承認中原華夏文化為正溯，卻是客觀事實。
趙汀陽從中演繹了「漩渦模式」，認為中國文化能將其他文化不斷被捲入其核心，最終，將之轉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雖然不是「自古以來」，卻也變得「不可分割」，可以說「漩渦模式」與「天下體系」，乃互為表裡。古代中原之所以能成為「漩渦」的核心，依靠的並不是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優勢，而是來自強大的精神資源，亦即以漢字作為載體的中國文化。有了文字，就有歷史詮釋權；有了歷史，就有知識傳承權；有了傳承，文化就能不斷演進，從而建立自己的「天下」。這解釋了為甚麼許多外部遊牧民族，即使以強大武力進入中原，但仍需依附於華夏歷史文化，才能完備其政權合法性。結果，當真正具備文化底藴的西方列強出現在中國視野，昔日的「天下觀」立刻崩潰，「漩渦模式」也運作不起來。
然而，「天下」的教導，依然足以借鑑今天局勢。昔日的「天下」從不排斥外族，一直都是多元民族共存的體制，唐朝盛世的統治階層，就是由各民族組成，這點與今天主流的民族國家概念，自然極為不同。在中國古代，無論是匈奴、鮮卑、蒙古、契丹，只要有實力，都是「逐鹿中原」的合法成員，誰能「配天」，誰就是合法政權。正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一直維持著「配天」的政治格局，中國文化就成為「漩渦」的核心，也使「中國」自身成為一種普遍的精神信仰，一種形而上、超越版圖限制的概念。
趙汀陽認為，「天下體系」沒有宗教的束縛、沒有種族的隔閡，也沒有不共戴天、不可化解的絕對敵人，當今世界各國若能以「天下」為前提，理性思考世界人類大義，「以天下觀天下」，國際社會便可以無限擴大，文化也可以無限交融，這其實就是聯合國等組織當初的理念。當然，趙汀陽並非國際關係學者，也自承「天下體系」只是哲學上的思維模式，並非實際意義上的政治制度，但他強調「天下觀」雖然源於中國，但並非僅適用於中國，也有助於在當代全球化趨勢下，建構一種宏觀的國際思維，亦即所謂「世界的世界化」。雖然知易行難，但「天下理論」一出，起碼有助西方理解中國人的國際觀，例如為什麼說「首先是中國人」，就不能單以民族主義角度理解。
小詞典：趙汀陽（1961-）
中國哲學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2005年發表《天下體系》，在國際學界成名，2016年再出版《天下的當代性》，補足了前作關於當代國際關係的應用可能，並不時發表英語、法語學術刊物，獲不少國際學術機構邀請交流合作。
2018年9月14日星期五
全方位貿易戰？特朗普的混沌戰略
特朗普針對中國的貿易戰規模越來越大，但這並非唯一戰場。與此同時，美國和歐盟、墨西哥、加拿大等，都在爆發不同規模的貿易戰爭，連日本也成為最新目標，二十多年前令日圓被逼大幅升值的「廣場協定」一類「陽謀」，也可能重來。
根據傳統科班分析，特朗普此舉是沒有章法，不可能全方位的和世界各國同時打貿易戰，要是各國連成一線、孤立美國，只會有反效果。但特朗普其實只是用自己在商場打滾多年的直覺，主導這場戰役，信念就是沒有全盤規劃、也無需沙盤推演，才能有意外收穫。
這種做法有幾個假定。第一，其他各大國各懷鬼胎，雖然都想聯合對抗美國，但缺乏互信，也假定對手會與美國私下了結，結果還是會被各個擊破，有點像Game Theory囚徒博弈。朝鮮半島六方會談的六方，就是這樣互相計算，結果被握有主動權的金正恩各個擊破，創造了目前的生機。
第二個假定，在於每個小棋局製造出來的機遇，自身也許無甚斬獲，卻可能對另一些棋局有利，這是單獨分析另一個棋局不能預測的。雖然特朗普本人也不能預測未來，但起碼是主動方，其他對手要研判，更不可能。例如美國和墨西哥的貿易壁壘談判、邊境圍牆爭議，結果是直接影響了《北美貿易協定》，加拿大相信始料不及。中國回應美國貿易戰時怎樣調整匯率，在美國同步向日本施壓之時，也會對東京的決策造成影響。
第三個假定最「進取」，就是相信新一輪全球金融風暴逼近，這時候進行全方位貿易戰，會有助進一步打擊競爭對手，製造恐慌。由於美元強勢，美國國內經濟數據其實也很好，加上高利率政策持續，新興市場資金持續外流，阿根廷、土耳其等國經濟已先後爆破，其他新興市場危機恐怕陸續有來。但這次和十年前不同，美國卻是避險天堂，反而可以主動選擇打擊面。假如金融風暴重臨，內地、香港市場同樣難倖免，那時候再加上貿易戰，一切就充滿變數；當自身難保的內地資金再也救不了香港，會發生甚麼事，難以想像。特朗普挑選這時機，並非全為內部選戰，而是有一定戰略思維的。
最後，自然還有屬於內政層面的假定，就是特朗普支持者偏好高姿態、大動作，但對實利的感受需要時間領悟，所以每當關鍵選舉臨近，特朗普對各國拉高姿態，就能夠一舉滿足對不同國家有意見的全體支持者。成效如何，卻不是眼前事，何況一旦出了問題，例如貿易戰對出口帶來負面影響，也足以被支持聲音抵銷，還不說特朗普可以抵賴「官僚精英背叛」。計算下來，風險自然存在，但可以獲利的機會更多，作為生意人的特朗普，就不在意處處火頭了。
小詞典：土耳其經濟危機
土耳其近年經濟發展迅速，是新興市場中的佼佼者，但也面對發展過熱、債務過多等問題，今年通脹超過15%，土耳其里拉對美元則下跌了45%，已出現拋售恐慌。總統埃爾多安以民族主義回應，鼓勵國民增持里拉，又親自兼任主權基金主席，宣傳一切是美國貿易戰的陰謀，希望國民團結渡過難關。
根據傳統科班分析，特朗普此舉是沒有章法，不可能全方位的和世界各國同時打貿易戰，要是各國連成一線、孤立美國，只會有反效果。但特朗普其實只是用自己在商場打滾多年的直覺，主導這場戰役，信念就是沒有全盤規劃、也無需沙盤推演，才能有意外收穫。
這種做法有幾個假定。第一，其他各大國各懷鬼胎，雖然都想聯合對抗美國，但缺乏互信，也假定對手會與美國私下了結，結果還是會被各個擊破，有點像Game Theory囚徒博弈。朝鮮半島六方會談的六方，就是這樣互相計算，結果被握有主動權的金正恩各個擊破，創造了目前的生機。
第二個假定，在於每個小棋局製造出來的機遇，自身也許無甚斬獲，卻可能對另一些棋局有利，這是單獨分析另一個棋局不能預測的。雖然特朗普本人也不能預測未來，但起碼是主動方，其他對手要研判，更不可能。例如美國和墨西哥的貿易壁壘談判、邊境圍牆爭議，結果是直接影響了《北美貿易協定》，加拿大相信始料不及。中國回應美國貿易戰時怎樣調整匯率，在美國同步向日本施壓之時，也會對東京的決策造成影響。
第三個假定最「進取」，就是相信新一輪全球金融風暴逼近，這時候進行全方位貿易戰，會有助進一步打擊競爭對手，製造恐慌。由於美元強勢，美國國內經濟數據其實也很好，加上高利率政策持續，新興市場資金持續外流，阿根廷、土耳其等國經濟已先後爆破，其他新興市場危機恐怕陸續有來。但這次和十年前不同，美國卻是避險天堂，反而可以主動選擇打擊面。假如金融風暴重臨，內地、香港市場同樣難倖免，那時候再加上貿易戰，一切就充滿變數；當自身難保的內地資金再也救不了香港，會發生甚麼事，難以想像。特朗普挑選這時機，並非全為內部選戰，而是有一定戰略思維的。
最後，自然還有屬於內政層面的假定，就是特朗普支持者偏好高姿態、大動作，但對實利的感受需要時間領悟，所以每當關鍵選舉臨近，特朗普對各國拉高姿態，就能夠一舉滿足對不同國家有意見的全體支持者。成效如何，卻不是眼前事，何況一旦出了問題，例如貿易戰對出口帶來負面影響，也足以被支持聲音抵銷，還不說特朗普可以抵賴「官僚精英背叛」。計算下來，風險自然存在，但可以獲利的機會更多，作為生意人的特朗普，就不在意處處火頭了。
小詞典：土耳其經濟危機
土耳其近年經濟發展迅速，是新興市場中的佼佼者，但也面對發展過熱、債務過多等問題，今年通脹超過15%，土耳其里拉對美元則下跌了45%，已出現拋售恐慌。總統埃爾多安以民族主義回應，鼓勵國民增持里拉，又親自兼任主權基金主席，宣傳一切是美國貿易戰的陰謀，希望國民團結渡過難關。
2018年9月13日星期四
新加坡會實行組屋禁煙嗎？
「新加坡模式」是不少港人的學習對象，「威權式自由」也是不少人認同的理想政體，但這兩個概念如何調和，其實並不容易。近日新加坡掀起的組屋禁煙爭議，即為一例。
世界各國近年積極推行公共空間禁煙，新加坡比香港走得更前，不斷收緊對吸煙的限制，公共場所、商場、公共設施等早已全面禁煙，日前更有國會議員建議，要在組屋內部禁煙，以免二手煙影響其他住戶。雖然新加坡政府表明現階段無意考慮，環境及水源部兼衛生部高級政務部長許連碹博士更溫馨提示，說這建議可能侵犯私隱、難得到市民共識，但提議一出，已在社交媒體激起連串辯論，正反雙方各執一詞，背後理據都是威權主義Vs自由主義的常見話語。
支持一方認為，既然在公共空間禁煙，就是為了防止無辜市民吸入二手煙，理據在私人空間也同樣適用，因為煙味會從私人地方漫延到公眾地方，所以在私人空間吸煙，其實並不「私人」，同樣需要顧及他人感受。何況「吸煙危害健康」乃客觀事實，在組屋限制吸煙，會令市民更難接觸香煙，煙民數量就會降低，整個國家的衛生和公共形象，都會有所提升。
反方自然認為，私人地方的私人活動不屬政府管轄範圍，假如家中也要禁煙，還有大量其他行為可以依樣葫蘆，例如家中醉酒大叫也會影響鄰居，那樣是否也要家中禁酒？何不有滋擾行為出現才作檢控？而且在操作層面，又怎樣執法？是任何鄰居投訴都要勞動警察，還是單靠高科技感應器？此外，單單針對組屋居民，固然與政府的持分有關，但也容易被看作階級歧視。更何況任何社會都要適當宣洩，煙草的替代品是否比煙草「健康」，難有定論。要是煙民覺得吸煙的麻煩程度和成本，都高至不合理水平，是否一件好事，筆者就很有保留。
以上的辯論，不會有絕對正或反的結果，從來都是中間落墨的妥協。不要以為只有新加坡這樣的國家，才會出現家中禁煙的可能性：美國歷史上的兩次修憲，都是為了「禁酒令」，一次通過全國禁酒、另一次通過廢除，整件事情的不合理程度，只有比家中禁煙更甚。一些國家靠民意代表達成共識，找到威權主義Vs自由主義、道德Vs現實的平衡點，另一些靠上層精英一錘定音，新加坡本來自然靠後者，但隨著越來越民主化，民粹的出現也不可避免。
在李光耀時代，新加坡很懂得張弛之道，一方面對一些層面作東方家長式管治，例如嚴打販毒、「以法治國」，另一方面卻容許紅燈區公然運作，對同性戀等行為十分寬鬆，這是單純靠民意代表很難拿捏的分寸。這種智慧，如何承傳，卻是挑戰。
小詞典：美國禁酒時代 (Prohibition Era)
1920年，美國通過憲法第18修正案，實行全國禁酒，背景是19世紀末開始，酗酒現象嚴重，宗教勢力宣傳「禁酒」以爭取政治影響力，反對一方有德國路德教派背景，卻因為一次大戰被邊緣化，結果主流政黨達成禁酒共識。但禁酒造成走私、假酒橫行，黑手黨勢力大增，不久在1933年，國會又通過第21修正案，廢除禁酒令。
世界各國近年積極推行公共空間禁煙，新加坡比香港走得更前，不斷收緊對吸煙的限制，公共場所、商場、公共設施等早已全面禁煙，日前更有國會議員建議，要在組屋內部禁煙，以免二手煙影響其他住戶。雖然新加坡政府表明現階段無意考慮，環境及水源部兼衛生部高級政務部長許連碹博士更溫馨提示，說這建議可能侵犯私隱、難得到市民共識，但提議一出，已在社交媒體激起連串辯論，正反雙方各執一詞，背後理據都是威權主義Vs自由主義的常見話語。
支持一方認為，既然在公共空間禁煙，就是為了防止無辜市民吸入二手煙，理據在私人空間也同樣適用，因為煙味會從私人地方漫延到公眾地方，所以在私人空間吸煙，其實並不「私人」，同樣需要顧及他人感受。何況「吸煙危害健康」乃客觀事實，在組屋限制吸煙，會令市民更難接觸香煙，煙民數量就會降低，整個國家的衛生和公共形象，都會有所提升。
反方自然認為，私人地方的私人活動不屬政府管轄範圍，假如家中也要禁煙，還有大量其他行為可以依樣葫蘆，例如家中醉酒大叫也會影響鄰居，那樣是否也要家中禁酒？何不有滋擾行為出現才作檢控？而且在操作層面，又怎樣執法？是任何鄰居投訴都要勞動警察，還是單靠高科技感應器？此外，單單針對組屋居民，固然與政府的持分有關，但也容易被看作階級歧視。更何況任何社會都要適當宣洩，煙草的替代品是否比煙草「健康」，難有定論。要是煙民覺得吸煙的麻煩程度和成本，都高至不合理水平，是否一件好事，筆者就很有保留。
以上的辯論，不會有絕對正或反的結果，從來都是中間落墨的妥協。不要以為只有新加坡這樣的國家，才會出現家中禁煙的可能性：美國歷史上的兩次修憲，都是為了「禁酒令」，一次通過全國禁酒、另一次通過廢除，整件事情的不合理程度，只有比家中禁煙更甚。一些國家靠民意代表達成共識，找到威權主義Vs自由主義、道德Vs現實的平衡點，另一些靠上層精英一錘定音，新加坡本來自然靠後者，但隨著越來越民主化，民粹的出現也不可避免。
在李光耀時代，新加坡很懂得張弛之道，一方面對一些層面作東方家長式管治，例如嚴打販毒、「以法治國」，另一方面卻容許紅燈區公然運作，對同性戀等行為十分寬鬆，這是單純靠民意代表很難拿捏的分寸。這種智慧，如何承傳，卻是挑戰。
小詞典：美國禁酒時代 (Prohibition Era)
1920年，美國通過憲法第18修正案，實行全國禁酒，背景是19世紀末開始，酗酒現象嚴重，宗教勢力宣傳「禁酒」以爭取政治影響力，反對一方有德國路德教派背景，卻因為一次大戰被邊緣化，結果主流政黨達成禁酒共識。但禁酒造成走私、假酒橫行，黑手黨勢力大增，不久在1933年，國會又通過第21修正案，廢除禁酒令。
2018年9月12日星期三
美國重返中東：特朗普Vs奧巴馬
特朗普上台後，不斷把前朝奧巴馬政策推倒重來，除了以奧巴馬醫改為代表的內政，還包括全方位的國際關係大微調，美國的中東政策，即為佼佼者。
奧巴馬上台後，把和平處理中東問題、期望歷史留名定位方針，一來是修補因「布殊主義」陷入低谷的美國－伊斯蘭關係，二來是利用自己的黑人身份、與伊斯蘭教的些許淵源，期望做到歷任總統所不能的突破。他爆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就是這麼回事。問題是奧巴馬的中東政策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但在現實主義者如特朗普眼中，卻是處處碰壁，必須「撥亂反正」。
奧巴馬任內的中東頭等大事，自然是爆發「阿拉伯之春」，多國長期在位的獨裁者被推翻。雖然他們大多是美國盟友（例如埃及穆巴拉克），或已經投誠（例如利比亞卡達非），但奧巴馬基於推廣民主的理念，依然放棄支持舊盟友，認為「革命」是自己的政績。可惜結果事與願違，幾乎所有成功「革命」的國家都陷入亂局，國際民主運動受到空前挫敗，能穩定局面的還是獨裁者，對此特朗普態度清晰，就是寧願和強人合作。埃及新強人塞西比穆巴拉克更集權，卻是特朗普最佩服的國際領袖之一，後者當選後，把塞西排在第一批通電的對象，也是諷刺奧巴馬的理想主義外交全盤失敗。
奧巴馬以從伊拉克撤軍為主打政綱，面對從阿拉伯之春蔓延的敘利亞內戰，條件反射的決定，就是盡力反干預，避免陷入又一個泥濘。但這條戰線的結果更糟糕，俄羅斯支持的阿薩德政府沒有倒台，親西方的反對派也未能控制局面，「伊斯蘭國」更乘機崛起，天下大亂。最後奧巴馬仍不得不勉力干預，但主宰敘利亞的關鍵力量已換成俄羅斯，「伊斯蘭國」之亂則波及大量華府盟友，美國一無所得。特朗普上台後，加派部隊強力圍勦「伊斯蘭國」，又以導彈攻擊阿薩德政府的疑似化武據點，對俄羅斯和伊斯蘭主義者都傳達了強烈訊號，宣告美國不會離開。
在阿富汗，奧巴馬的撤軍時間表，也是政績工程之一，但有了過於明顯的意圖，塔利班卻有恃無恐地坐大，死灰復燃，最終奧巴馬也不得不「暫緩」離開。特朗普接手後，乾脆不再提撤軍時間表，並加強火力攻擊塔利班，以逼其談判；美軍當地領導也說特朗普「授權得宜」，才得以有效掃蕩叛亂。今年6月，塔利班主動宣布短暫停火，阿富汗交戰雙方士兵在街頭擁抱問候，雖然前景依然未卜，塔利班激進派也揚言大報復，但阿富汗新政府起碼有了底氣，沒有前朝卡伊札爾末年的被動。
奧巴馬主導聯合國與伊朗達成的核協議，可謂他最自豪的外交成就，特朗普陣營則強烈反對，認為伊朗「棄核」徒具形式，解除了制裁、取回海外資金的伊朗，不但更有本錢發展核武，更會嚴重威脅以色列、沙特等盟友利益。結果特朗普改為與沙特發展更緊密關係，為沙特王儲的區域霸權背書，最終更退出伊朗核協定，雖然爭議不絕，但「重返中東」的戰略部署，卻越來越清晰。至於奧巴馬、特朗普二人的中東政策何者更奏效，只能交由歷史判斷了。
小詞典：塔利班
本來是獲巴基斯坦支持的伊斯蘭神學士組織，以普什圖族人為主，逐步武裝化，1996年攻陷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奪取政權，建立「伊斯蘭酋長國」，厲行伊斯蘭教法，施政極端。9/11後，因窩藏拉登被美國出兵推翻，殘餘部隊改為打游擊戰，至今依然控制阿富汗全國近半地方，希望等待美軍離開後捲土重來。
奧巴馬上台後，把和平處理中東問題、期望歷史留名定位方針，一來是修補因「布殊主義」陷入低谷的美國－伊斯蘭關係，二來是利用自己的黑人身份、與伊斯蘭教的些許淵源，期望做到歷任總統所不能的突破。他爆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就是這麼回事。問題是奧巴馬的中東政策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但在現實主義者如特朗普眼中，卻是處處碰壁，必須「撥亂反正」。
奧巴馬任內的中東頭等大事，自然是爆發「阿拉伯之春」，多國長期在位的獨裁者被推翻。雖然他們大多是美國盟友（例如埃及穆巴拉克），或已經投誠（例如利比亞卡達非），但奧巴馬基於推廣民主的理念，依然放棄支持舊盟友，認為「革命」是自己的政績。可惜結果事與願違，幾乎所有成功「革命」的國家都陷入亂局，國際民主運動受到空前挫敗，能穩定局面的還是獨裁者，對此特朗普態度清晰，就是寧願和強人合作。埃及新強人塞西比穆巴拉克更集權，卻是特朗普最佩服的國際領袖之一，後者當選後，把塞西排在第一批通電的對象，也是諷刺奧巴馬的理想主義外交全盤失敗。
奧巴馬以從伊拉克撤軍為主打政綱，面對從阿拉伯之春蔓延的敘利亞內戰，條件反射的決定，就是盡力反干預，避免陷入又一個泥濘。但這條戰線的結果更糟糕，俄羅斯支持的阿薩德政府沒有倒台，親西方的反對派也未能控制局面，「伊斯蘭國」更乘機崛起，天下大亂。最後奧巴馬仍不得不勉力干預，但主宰敘利亞的關鍵力量已換成俄羅斯，「伊斯蘭國」之亂則波及大量華府盟友，美國一無所得。特朗普上台後，加派部隊強力圍勦「伊斯蘭國」，又以導彈攻擊阿薩德政府的疑似化武據點，對俄羅斯和伊斯蘭主義者都傳達了強烈訊號，宣告美國不會離開。
在阿富汗，奧巴馬的撤軍時間表，也是政績工程之一，但有了過於明顯的意圖，塔利班卻有恃無恐地坐大，死灰復燃，最終奧巴馬也不得不「暫緩」離開。特朗普接手後，乾脆不再提撤軍時間表，並加強火力攻擊塔利班，以逼其談判；美軍當地領導也說特朗普「授權得宜」，才得以有效掃蕩叛亂。今年6月，塔利班主動宣布短暫停火，阿富汗交戰雙方士兵在街頭擁抱問候，雖然前景依然未卜，塔利班激進派也揚言大報復，但阿富汗新政府起碼有了底氣，沒有前朝卡伊札爾末年的被動。
奧巴馬主導聯合國與伊朗達成的核協議，可謂他最自豪的外交成就，特朗普陣營則強烈反對，認為伊朗「棄核」徒具形式，解除了制裁、取回海外資金的伊朗，不但更有本錢發展核武，更會嚴重威脅以色列、沙特等盟友利益。結果特朗普改為與沙特發展更緊密關係，為沙特王儲的區域霸權背書，最終更退出伊朗核協定，雖然爭議不絕，但「重返中東」的戰略部署，卻越來越清晰。至於奧巴馬、特朗普二人的中東政策何者更奏效，只能交由歷史判斷了。
小詞典：塔利班
本來是獲巴基斯坦支持的伊斯蘭神學士組織，以普什圖族人為主，逐步武裝化，1996年攻陷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奪取政權，建立「伊斯蘭酋長國」，厲行伊斯蘭教法，施政極端。9/11後，因窩藏拉登被美國出兵推翻，殘餘部隊改為打游擊戰，至今依然控制阿富汗全國近半地方，希望等待美軍離開後捲土重來。
2018年9月11日星期二
特朗普時代 加拿大人的美國觀
特朗普上台後，昔日親如兄弟的美國、加拿大開始分道揚鑣，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更一躍而成自由世界領袖，特朗普則揚言把加拿大踢出《北美貿易協定》（NAFTA）。連串發展，固然令部分人憂慮，卻也是加拿大強化自身身份認同的時機。
一句啤酒廣告口號
加拿大立國以來，即遊走於美、英兩大國之間，沒有美國的威脅，加拿大也不會統一各州。英國的北美13殖民地宣布獨立成美利堅合眾國後，一度有意把勢力範圍向北延伸，而為了抗衡美國、保護身在新世界並忠於英皇的子民，倫敦國會通過《英屬北美法》，逐步讓剩餘的北美殖民地整合成今日的加拿大。
國際關係有一「建構主義」學派，往往以美國—加拿大邊境毋須駐軍為例子，舉證現代國家的人為成分，因為兩國都不相信對方會威脅自己，邊防就輕鬆得多。但這假設並非必然：歷史上，美加曾爆發邊境戰爭，而近年美加邊境也重新壁壘化，要是《北美貿易協定》真的重訂，美國、加拿大就要「分得那麼細」。
而且在日常生活，加拿大經常宣傳自己的和平形象，以跟美國的好勇鬥狠作對比。不少加拿大官方海報強調皇家騎警善待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相反美國牛仔嗜殺印第安人的歷史，則深入民心。另一例子是在百多年前，加拿大就宣傳會保護解放的黑人奴隸，以跟繼續奴役黑人的美國作對比。
加拿大並非不勇武，軍隊在兩次大戰都有重大貢獻，但政府宣傳她只會參戰對抗「極權」，至於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的出兵動機，自然複雜得多。不少人情願移民加拿大而不是美國，正是基於上述形象，以及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國策，相信美國強制性的「大熔爐」只會令自身特色被沖刷掉，相反加拿大則會善待新移民，接受他們保留本來的文化身份。
2000年3月，加拿大一個本土啤酒商Canadian以「我是加拿大人」為口號，推出電視廣告，播出後大受歡迎，成了現代加拿大身份認同的代言。廣告內容很簡單，講述一名叫Joe的加拿大人，在台上激昂地反駁一些對加拿大的模式化觀念，整個廣告從無提及美國，但觀眾都知道內容是比較兩國的根本價值差異。廣告更用上國際關係常用詞彙，例如Joe說「I believe in peace keeping, not policing, diversity, not assimilation」：須知維持和平任務是聯合國根據憲章第六、七章最有實質權力的功能，概念正是由已故加拿大首相皮爾遜（Lester Pearson）所創，廣告刻意把「為和」與「policing」對比，自然是諷刺美國以「世界警察」自居。
問題時二戰後，大英帝國解體，加拿大經濟上不得不靠攏美國，令美國長期成為加拿大的最大貿易伙伴。根據2017年的官方數字，美加貿易額高達六千億美元，美國人不時戲言稱面積比美國更大的加拿大，不過是美國「第五十一州」；特朗普揚言美加即使不能達成經貿協議，美國「也沒有甚麼損失」，正是源自這份自信。假如美加貿易戰開打，加拿大人可能會首次面對嚴峻選擇：要接受成為美國附庸，還是堅持在國際舞台別樹一幟？曾幾何時，這只是加拿大學校用來開玩笑的偽命題，想不到在21世紀，卻變成真實。
小詞典：維持和平任務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的任務之一，權力來自聯合國憲章第六、第七章。這源自聯合國初創時，美蘇在安理會各不相讓，國際社會爆發的大量紛爭，都因冷戰而膠著。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哈馬舍爾德和加拿大外長皮爾遜周旋兩大國之間，以靈活的外交手腕推廣「維持和平任務」，以避免大國直接出兵干預，化解了美蘇正面衝突的危機，因此二人被認為是「維和之父」。
一句啤酒廣告口號
加拿大立國以來，即遊走於美、英兩大國之間，沒有美國的威脅，加拿大也不會統一各州。英國的北美13殖民地宣布獨立成美利堅合眾國後，一度有意把勢力範圍向北延伸，而為了抗衡美國、保護身在新世界並忠於英皇的子民，倫敦國會通過《英屬北美法》，逐步讓剩餘的北美殖民地整合成今日的加拿大。
國際關係有一「建構主義」學派，往往以美國—加拿大邊境毋須駐軍為例子，舉證現代國家的人為成分，因為兩國都不相信對方會威脅自己，邊防就輕鬆得多。但這假設並非必然：歷史上，美加曾爆發邊境戰爭，而近年美加邊境也重新壁壘化，要是《北美貿易協定》真的重訂，美國、加拿大就要「分得那麼細」。
而且在日常生活，加拿大經常宣傳自己的和平形象，以跟美國的好勇鬥狠作對比。不少加拿大官方海報強調皇家騎警善待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相反美國牛仔嗜殺印第安人的歷史，則深入民心。另一例子是在百多年前，加拿大就宣傳會保護解放的黑人奴隸，以跟繼續奴役黑人的美國作對比。
加拿大並非不勇武，軍隊在兩次大戰都有重大貢獻，但政府宣傳她只會參戰對抗「極權」，至於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的出兵動機，自然複雜得多。不少人情願移民加拿大而不是美國，正是基於上述形象，以及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國策，相信美國強制性的「大熔爐」只會令自身特色被沖刷掉，相反加拿大則會善待新移民，接受他們保留本來的文化身份。
2000年3月，加拿大一個本土啤酒商Canadian以「我是加拿大人」為口號，推出電視廣告，播出後大受歡迎，成了現代加拿大身份認同的代言。廣告內容很簡單，講述一名叫Joe的加拿大人，在台上激昂地反駁一些對加拿大的模式化觀念，整個廣告從無提及美國，但觀眾都知道內容是比較兩國的根本價值差異。廣告更用上國際關係常用詞彙，例如Joe說「I believe in peace keeping, not policing, diversity, not assimilation」：須知維持和平任務是聯合國根據憲章第六、七章最有實質權力的功能，概念正是由已故加拿大首相皮爾遜（Lester Pearson）所創，廣告刻意把「為和」與「policing」對比，自然是諷刺美國以「世界警察」自居。
問題時二戰後，大英帝國解體，加拿大經濟上不得不靠攏美國，令美國長期成為加拿大的最大貿易伙伴。根據2017年的官方數字，美加貿易額高達六千億美元，美國人不時戲言稱面積比美國更大的加拿大，不過是美國「第五十一州」；特朗普揚言美加即使不能達成經貿協議，美國「也沒有甚麼損失」，正是源自這份自信。假如美加貿易戰開打，加拿大人可能會首次面對嚴峻選擇：要接受成為美國附庸，還是堅持在國際舞台別樹一幟？曾幾何時，這只是加拿大學校用來開玩笑的偽命題，想不到在21世紀，卻變成真實。
小詞典：維持和平任務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的任務之一，權力來自聯合國憲章第六、第七章。這源自聯合國初創時，美蘇在安理會各不相讓，國際社會爆發的大量紛爭，都因冷戰而膠著。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哈馬舍爾德和加拿大外長皮爾遜周旋兩大國之間，以靈活的外交手腕推廣「維持和平任務」，以避免大國直接出兵干預，化解了美蘇正面衝突的危機，因此二人被認為是「維和之父」。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北寒諜戰》：兩韓對峙的陰謀論
南韓電影《北寒諜戰》上映後，在南韓引起轟動，叫好叫座，配合了東北亞形勢大變，忽然醞釀「大和解」，電影的潛台詞，也補足了學究、主流評論難以明言的民間智慧，充滿現實政治暗示。雖然這類電影在香港難以帶來話題，但背後的若干邏輯，只要仔細思考，其實，也頗有對號入座的空間。
電影劇情轉捩點
電影改編自南韓特務「黑金星」的真人真事。根據韓方媒體後來透露的資訊，「黑金星」名叫朴采瑞，是南韓國家安全企劃部的間諜，負責刺探北韓核武進程，因而喬裝成南韓商人，通過協助北韓融資、走私，成功接近北韓權力核心，最終更獲金正日親自接見，成為唯一（已公開）獲北韓最高領導人接見的南韓間諜。這段經歷，也令不少人懷疑「黑金星」已成為雙面間諜，他也因此在2010年被判監6年。
《北寒諜戰》劇情的轉捩點，在於「黑金星」發現自己辛辛苦苦、通過種種非人考驗、進入北韓決策層的努力，原來毫無價值，因為北韓根本不是搞社會主義，只是一心賺錢，核武不過是生財工具之一。更戲劇性的是，原來南韓情報部門和北韓一直有秘密往來，每次南韓大選前，執政黨、保守派都會賄賂金正日，讓北韓發射導彈之類，製造緊張局勢，以打擊反對派選情。
由於南北韓強硬派都要通過製造外部敵人，才能鞏固內部權力，因此一拍即合，表面上不斷宣傳「國家安全至上」，實際上卻有高度默契。
陰謀論並不新鮮，但真正的「黑金星」作為人證，確曾親眼看見北韓特工接受南韓保守派賄款，以圖影響1998年總統大選，讓執政黨的候選人李會昌當選。最終他拒絕指證相關政客，相信是幕後交易，以免醜聞無限發酵，但這樣的陰謀論，已解釋了不少北韓毫沒來由、在關鍵時刻製造的緊張局面。南韓保守派抹黑金大中是「共產黨」，確實用盡九牛二虎之力阻止金大中當選，近年一系列「逆權」系列電影，也是講述同一背景。金大中上台後，的確解散了國家安全企劃部，重組為情報院，整肅了大批像「黑金星」上司那樣的前朝人物。不過金大中的「陽光政策」，乃至最終和金正日會面，其實也有醜聞：有證據顯示北韓為了金正日的「出場費」，收取了南韓大筆資金，反映北韓作為南韓內政「持分者」，早已不斷發揮影響力，無論「國家安全」還是「國家統一」，都只是政客手段。
《北寒諜戰》另一主軸，在於強調「北韓核武無用論」，北韓官員上上下下都渴望改革開放，保守派暗地裏希望中飽私囊、改革派期望改善人民生活，其實沒有人希望北韓繼續封閉下去。這回應了我們不斷講述的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理論：北韓的核武只是為了自保、展覽、討價還價，從來沒有打算真正使用。金氏政權念茲在茲的，只是怎樣完善地下錢莊運作，不用再單單依靠販賣真假古董這樣低端的手段，也能振興經濟。金正恩作為金家第三代，要比父親更大刀闊斧的搞改革開放，正是源自同一思路。
這樣的脈絡，也解釋了中國在北韓問題的角色，不單在於提供了多少正式援助、物資，而是控制了多少北韓的秘密融資管道。本片不能在中國大陸拍攝，要在台北複製東北、北京實景，相信這是主因。根據電影暗示，北韓「外貿公司」種種走私手段，從來難逃中國公安掌控，是否「隻眼開隻眼閉」，完全在乎政治判斷，是否遵從聯合國制裁，根本不是重點。真實的「黑金星」能夠取信於北韓，因為成功協助金正日時代的「二號人物」張成澤，拯救他在中國因「欠債」坐牢的侄子，這位張成澤，就是金正恩上台後被處決的姑丈，而這段鋪排，也對中國與張成澤後來的關係有所暗示。至於香港、澳門無論在回歸前後，都是北韓地下經濟重要通道，電影也有提及香港；至於金正恩的已故長兄金正男長期居於澳門，與「地下錢莊」有多少關係，也是國際關係界的長年興趣。
《北寒諜戰》的南韓特務有一句輕輕巧巧，提及「今後不要把相關情報送給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免進一步複雜化。朝鮮半島分裂局面常規化，與駐韓美軍的安全保障關係至巨，但究竟美軍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大規模在南韓？走了是否就會爆發大戰？這問題隨著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終於赤裸裸的被討論。根據殿堂級記者Bob Woodward關於特朗普的新書，特朗普一直主張減少、乃至撤回駐韓美軍以省錢，曾問國防部長馬蒂斯為何要堅持駐軍；馬蒂斯想不到總統會問這個水平的問題，回了一句「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就算。但想深一層，特朗普的假設，並非毫無道理：假如北韓核威脅全屬虛火，駐韓美軍也只需要維持最低度的裝飾作用，現在出現的大規模對峙，只便宜了保守派和軍火商。用這邏輯推演，究竟美國這一筆帳，是否和兩韓保守派有同一「永續」目的，令人反思。
用網絡術語，本片思路明顯屬於「大韓國膠」，在不少南韓新一代對統一毫無興趣、擔心經濟被北韓拖垮之時，《北寒諜戰》通過韓星強調血濃於水，暗示北韓核武終有一日也能為大韓民族共同使用，明顯符合當前新政府的政治正確。電影的北韓雖然依舊鐵幕、貧富懸殊依然令人震慄，但並非樣板戲的妖魔化，反而每一個北韓人都充滿人性刻劃。最後交代那位北韓「正義地下錢莊負責人」引薦了南韓間諜，也沒有被處決，更能官復原職，這並非不合理：北韓人才不多，官員都習慣了三上三下，犯了「錯誤」、被下放幾年，往往能被重新起用，金正恩重用的崔龍海、黃秉誓等，莫不如是。反而「黑金星」卻是被南韓情報體系親手出賣，最終在保守派重新掌權後，更被翻舊帳起訴下獄，如此對比，乃神來之筆。
小詞典：金大中（1924-2009）
南韓第15任總統，也是南韓建國後第一次政黨輪替的當選人。商人出身，早在六十年代開始棄商重政，挑戰軍政府的獨裁管治，曾多次入獄、被軟禁、被暗殺，當局宣傳他為「共產黨員」。隨著南韓民主化，金大中在1998年當選總統，推動和北韓和解的「陽光外交」，獲2000年諾貝爾和平獎，有「南韓曼德拉」之稱，但任內閣員也出現貪腐醜聞，成為一生污點。
電影劇情轉捩點
電影改編自南韓特務「黑金星」的真人真事。根據韓方媒體後來透露的資訊，「黑金星」名叫朴采瑞，是南韓國家安全企劃部的間諜，負責刺探北韓核武進程，因而喬裝成南韓商人，通過協助北韓融資、走私，成功接近北韓權力核心，最終更獲金正日親自接見，成為唯一（已公開）獲北韓最高領導人接見的南韓間諜。這段經歷，也令不少人懷疑「黑金星」已成為雙面間諜，他也因此在2010年被判監6年。
《北寒諜戰》劇情的轉捩點，在於「黑金星」發現自己辛辛苦苦、通過種種非人考驗、進入北韓決策層的努力，原來毫無價值，因為北韓根本不是搞社會主義，只是一心賺錢，核武不過是生財工具之一。更戲劇性的是，原來南韓情報部門和北韓一直有秘密往來，每次南韓大選前，執政黨、保守派都會賄賂金正日，讓北韓發射導彈之類，製造緊張局勢，以打擊反對派選情。
由於南北韓強硬派都要通過製造外部敵人，才能鞏固內部權力，因此一拍即合，表面上不斷宣傳「國家安全至上」，實際上卻有高度默契。
陰謀論並不新鮮，但真正的「黑金星」作為人證，確曾親眼看見北韓特工接受南韓保守派賄款，以圖影響1998年總統大選，讓執政黨的候選人李會昌當選。最終他拒絕指證相關政客，相信是幕後交易，以免醜聞無限發酵，但這樣的陰謀論，已解釋了不少北韓毫沒來由、在關鍵時刻製造的緊張局面。南韓保守派抹黑金大中是「共產黨」，確實用盡九牛二虎之力阻止金大中當選，近年一系列「逆權」系列電影，也是講述同一背景。金大中上台後，的確解散了國家安全企劃部，重組為情報院，整肅了大批像「黑金星」上司那樣的前朝人物。不過金大中的「陽光政策」，乃至最終和金正日會面，其實也有醜聞：有證據顯示北韓為了金正日的「出場費」，收取了南韓大筆資金，反映北韓作為南韓內政「持分者」，早已不斷發揮影響力，無論「國家安全」還是「國家統一」，都只是政客手段。
《北寒諜戰》另一主軸，在於強調「北韓核武無用論」，北韓官員上上下下都渴望改革開放，保守派暗地裏希望中飽私囊、改革派期望改善人民生活，其實沒有人希望北韓繼續封閉下去。這回應了我們不斷講述的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理論：北韓的核武只是為了自保、展覽、討價還價，從來沒有打算真正使用。金氏政權念茲在茲的，只是怎樣完善地下錢莊運作，不用再單單依靠販賣真假古董這樣低端的手段，也能振興經濟。金正恩作為金家第三代，要比父親更大刀闊斧的搞改革開放，正是源自同一思路。
這樣的脈絡，也解釋了中國在北韓問題的角色，不單在於提供了多少正式援助、物資，而是控制了多少北韓的秘密融資管道。本片不能在中國大陸拍攝，要在台北複製東北、北京實景，相信這是主因。根據電影暗示，北韓「外貿公司」種種走私手段，從來難逃中國公安掌控，是否「隻眼開隻眼閉」，完全在乎政治判斷，是否遵從聯合國制裁，根本不是重點。真實的「黑金星」能夠取信於北韓，因為成功協助金正日時代的「二號人物」張成澤，拯救他在中國因「欠債」坐牢的侄子，這位張成澤，就是金正恩上台後被處決的姑丈，而這段鋪排，也對中國與張成澤後來的關係有所暗示。至於香港、澳門無論在回歸前後，都是北韓地下經濟重要通道，電影也有提及香港；至於金正恩的已故長兄金正男長期居於澳門，與「地下錢莊」有多少關係，也是國際關係界的長年興趣。
《北寒諜戰》的南韓特務有一句輕輕巧巧，提及「今後不要把相關情報送給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免進一步複雜化。朝鮮半島分裂局面常規化，與駐韓美軍的安全保障關係至巨，但究竟美軍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大規模在南韓？走了是否就會爆發大戰？這問題隨著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終於赤裸裸的被討論。根據殿堂級記者Bob Woodward關於特朗普的新書，特朗普一直主張減少、乃至撤回駐韓美軍以省錢，曾問國防部長馬蒂斯為何要堅持駐軍；馬蒂斯想不到總統會問這個水平的問題，回了一句「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就算。但想深一層，特朗普的假設，並非毫無道理：假如北韓核威脅全屬虛火，駐韓美軍也只需要維持最低度的裝飾作用，現在出現的大規模對峙，只便宜了保守派和軍火商。用這邏輯推演，究竟美國這一筆帳，是否和兩韓保守派有同一「永續」目的，令人反思。
用網絡術語，本片思路明顯屬於「大韓國膠」，在不少南韓新一代對統一毫無興趣、擔心經濟被北韓拖垮之時，《北寒諜戰》通過韓星強調血濃於水，暗示北韓核武終有一日也能為大韓民族共同使用，明顯符合當前新政府的政治正確。電影的北韓雖然依舊鐵幕、貧富懸殊依然令人震慄，但並非樣板戲的妖魔化，反而每一個北韓人都充滿人性刻劃。最後交代那位北韓「正義地下錢莊負責人」引薦了南韓間諜，也沒有被處決，更能官復原職，這並非不合理：北韓人才不多，官員都習慣了三上三下，犯了「錯誤」、被下放幾年，往往能被重新起用，金正恩重用的崔龍海、黃秉誓等，莫不如是。反而「黑金星」卻是被南韓情報體系親手出賣，最終在保守派重新掌權後，更被翻舊帳起訴下獄，如此對比，乃神來之筆。
小詞典：金大中（1924-2009）
南韓第15任總統，也是南韓建國後第一次政黨輪替的當選人。商人出身，早在六十年代開始棄商重政，挑戰軍政府的獨裁管治，曾多次入獄、被軟禁、被暗殺，當局宣傳他為「共產黨員」。隨著南韓民主化，金大中在1998年當選總統，推動和北韓和解的「陽光外交」，獲2000年諾貝爾和平獎，有「南韓曼德拉」之稱，但任內閣員也出現貪腐醜聞，成為一生污點。
2018年9月9日星期日
《起跑線》：觀眾看不到的印度脈絡
印度電影《起跑線》擊敗了《打死不離歌星夢》，奪得印度年度最佳電影大獎，相信不是因為劇情較立體，而是觸動了不少印度深層次問題，只是這些問題經過發行商加工，往往在海外被忽略了。電影原名是《Hindi Medium》，開宗明義探討語言如何造成社會階級的人為分割，但到了香港，譯作《起跑線》，把焦點都集中到「怪獸家長」催谷兒女這常規項目，固然是「貼地」了，卻令不少觀眾（如身邊港媽）見樹不見林，實在有點可惜。
現代種姓制度的沒落婆羅門
表面上，《起跑線》為窮人抱不平，諷刺權貴階層奪去了他們的一切，連下一代類似affirmative action的教育配額也騙走，但其實電影真正的諷刺對象是沒落精英階層，只是為上升中的中層階層擊鼓鳴冤。從主角一家可見，他們雖然在「月光市集」經營不大合法的A貨生意，但單論財力，其實和那些傳統權貴、精英階層相去不遠，甚或猶有過之。把他們劃分的，除了虛無縹緲的言談氣質，就是電影的主題：語言。印度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國民能否說出標準英語，確是研判一個人出身的最便捷方式，而不少世家大族雖然家道中落，但依然保留了一口標準牛津腔，就像電影那所排名第一的名校，硬件平平無奇，靠的正是世家大族的承傳貴氣。
這一切，無疑似曾相識：沒錯，就像現代版的印度種姓制度。歷史上，婆羅門成為印度的最高種姓，因為他們源自征服者，負責祭祀、禮樂等「高層次」工作，但當國家穩定下來，負責打仗的「帝剎利」、經商致富的「吠舍」，都漸生不滿，希望取而代之。英語在昔日印度除了是一種語言，還代表了擁有管理技術、能制定典章制度的精英，但今天這些精英的後人除了英語本身，已經沒有其他足以自傲的憑藉，既不用管理自己的莊園，制定政策也輪不到他們，卻保留了種種不設實際的門面，自然顯得可笑。電影主角心底裏看不起這些舊精英，只是在「力爭上游」的太太逼迫下，才半推半就地扈從，到了最後「良心發現」，讓女兒退學、加入公立學校，其實不是向窮人道歉，只是發現了不用再向舊精英屈服，也有打破「現代種姓制度」的可能。這才是電影最大的訊息。
印度崛起之路：新興中產階級的挑戰
電影主角雖然是「市集大亨」，但他象徵的階層，包括了整個新興中產階級。他們不少是印度IT新貴，並非傳統精英出身，往往自學成才，因為能適應新時代，沒有傳統包袱，逐漸名成利就，乃至主宰社會命脈。由於他們依靠的是適者生存的才智、理工科的技術，以及能夠善用印度人口紅利的網絡經濟，對傳統精英靠「父幹」那一套，可說有先天抗拒。他們普遍認為自己值得更多社會認同、更高的社會地位，但不是通過玩舊精英的遊戲去爭取他們接納，而是反其道而行，定義自己的時代規則，去證明舊精英的不合時而。《起跑線》一個最有趣的設定，就是主角最終發現，原來英語精英教育的門檻很低，只要捐幾個錢到公立學校，將校舍翻新、買一些英語教材，窮學生就能學習英語，而且說得琅琅上口，令窮家長覺得是「奇蹟」。既然是這樣，那些「名校」豈不是一堆泡沫？
當然，假如階級門檻這麼容易就被打破，印度就不會至今充滿貧富懸殊、階級矛盾。但主角並非真的要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而是相信以自己商人的本能，有條件另闢蹊徑，去躋身最高精英之列。最終他把女兒送到公立學校，正是發現了自己另起爐灶，也能達到同樣目的，甚至還能沽名釣譽，賺得更多。近年印度興起不少民族主義政黨，特別是成功執政的人民黨，和尼赫魯－甘地家族壟斷的傳統精英政黨國大黨相互競爭，鼓吹的正是取而代之的勇氣。電影那間傳統名校的舊生，相信定必包括尼赫魯－甘地家族的後人，至於「市集大亨」本人的政治傾向，必是人民黨無疑。這種潛藏的身份認同，唯有印度觀眾，才心領神會。
似曾相識的女校長：「官僚主義式貪腐」
至於電影最具可塑性的、最立體的角色，並非主角夫婦、或臉譜性的代表真善美的貧民窟窮人，而是那位名校的女校長，可惜並沒有得到深度發揮，否則定能有更多討論空間。根據角色設定，校長本身來自窮苦家庭，通過優惠窮人的配額，才得以名校畢業，讀書時備受歧視，誰不知到了自己成為校長，享受了精英階層的特權，卻將教育變成一門生意，參與權貴剝奪窮人學額的密謀，似乎還是主謀者。
更有意思的是，她對外一臉道貌岸然，自稱「窮人的兒女」，正直不阿，還刻意樹立「不給面子權貴」的名聲，例如會把總理辦公室預備給新生的親筆推薦信當場撕毀，又會趕跑嘗試通過「捐獻」換學位的家長。這類例子在香港數之不盡，例如我的一位朋友，為一位頂級富豪工作，本身也是小富翁，拿著老闆的推薦信到老闆的母校，卻依然未能爭取到學位；另一位朋友拿著大主教的推薦信，卻依然不獲教會學校青睞。究竟是甚麼原因，值得玩味。
《起跑線》那位校長之所以值得閱讀，除了是反映有印度特色的貪腐文化，還印證了某種古今中外通用的潛規則。她撕毀總理推薦信、趕走買學位的家長，雖然電影沒有交代原因，但我們作為在社會生活多年的人，不難明白背後脈絡：不是她不給面子總理，而是根據江湖潛規則，實在太多人找達官貴人、校董舊生、社會賢達寫推薦信；這些人也不希望得罪人，表面上裝作來者不拒，累積大量人情，但真正希望推薦的，會另有渠道私下聯絡校長。於是看見不懂門路的人，校長就可以大無私樣送走。同一道理，校長不是不愛捐獻，而是極度需要捐獻，只是「捐獻界」的潛規則相當成熟，通過哪些中介人、弄哪些名堂，都有「既定程序」，不懂規矩的人反正不會是大魚，也就樂得奚落他們，做自己「清廉」的宣傳工具。
到了最後，即使有學生、家長、老師為人證，指證校長的貪腐行為，她也無所畏懼。一來正如她說，政客、媒體、警察的子女都是她的家長，大家早已是「命運共同體」；二來就是被揭發，根據印度官僚主義，查案、結案可能需時十多年，往往通過「和解」不了了之，這更是印度精英階層的強項。《起跑線》的主角作為商人，自然知道箇中巧妙，導演才不會像那些講求「惡有惡報」的樣板戲，安排一場官司、將女校長收監，製造不符合現實的童話高潮。結局其實毫不勵志，卻總算寫實，在印度大受歡迎的原因，也許全在於此。
亞洲週刊，2018年9月
現代種姓制度的沒落婆羅門
表面上，《起跑線》為窮人抱不平，諷刺權貴階層奪去了他們的一切，連下一代類似affirmative action的教育配額也騙走，但其實電影真正的諷刺對象是沒落精英階層，只是為上升中的中層階層擊鼓鳴冤。從主角一家可見，他們雖然在「月光市集」經營不大合法的A貨生意，但單論財力，其實和那些傳統權貴、精英階層相去不遠，甚或猶有過之。把他們劃分的，除了虛無縹緲的言談氣質，就是電影的主題：語言。印度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國民能否說出標準英語，確是研判一個人出身的最便捷方式，而不少世家大族雖然家道中落，但依然保留了一口標準牛津腔，就像電影那所排名第一的名校，硬件平平無奇，靠的正是世家大族的承傳貴氣。
這一切，無疑似曾相識：沒錯，就像現代版的印度種姓制度。歷史上，婆羅門成為印度的最高種姓，因為他們源自征服者，負責祭祀、禮樂等「高層次」工作，但當國家穩定下來，負責打仗的「帝剎利」、經商致富的「吠舍」，都漸生不滿，希望取而代之。英語在昔日印度除了是一種語言，還代表了擁有管理技術、能制定典章制度的精英，但今天這些精英的後人除了英語本身，已經沒有其他足以自傲的憑藉，既不用管理自己的莊園，制定政策也輪不到他們，卻保留了種種不設實際的門面，自然顯得可笑。電影主角心底裏看不起這些舊精英，只是在「力爭上游」的太太逼迫下，才半推半就地扈從，到了最後「良心發現」，讓女兒退學、加入公立學校，其實不是向窮人道歉，只是發現了不用再向舊精英屈服，也有打破「現代種姓制度」的可能。這才是電影最大的訊息。
印度崛起之路：新興中產階級的挑戰
電影主角雖然是「市集大亨」，但他象徵的階層，包括了整個新興中產階級。他們不少是印度IT新貴，並非傳統精英出身，往往自學成才，因為能適應新時代，沒有傳統包袱，逐漸名成利就，乃至主宰社會命脈。由於他們依靠的是適者生存的才智、理工科的技術，以及能夠善用印度人口紅利的網絡經濟，對傳統精英靠「父幹」那一套，可說有先天抗拒。他們普遍認為自己值得更多社會認同、更高的社會地位，但不是通過玩舊精英的遊戲去爭取他們接納，而是反其道而行，定義自己的時代規則，去證明舊精英的不合時而。《起跑線》一個最有趣的設定，就是主角最終發現，原來英語精英教育的門檻很低，只要捐幾個錢到公立學校，將校舍翻新、買一些英語教材，窮學生就能學習英語，而且說得琅琅上口，令窮家長覺得是「奇蹟」。既然是這樣，那些「名校」豈不是一堆泡沫？
當然，假如階級門檻這麼容易就被打破，印度就不會至今充滿貧富懸殊、階級矛盾。但主角並非真的要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而是相信以自己商人的本能，有條件另闢蹊徑，去躋身最高精英之列。最終他把女兒送到公立學校，正是發現了自己另起爐灶，也能達到同樣目的，甚至還能沽名釣譽，賺得更多。近年印度興起不少民族主義政黨，特別是成功執政的人民黨，和尼赫魯－甘地家族壟斷的傳統精英政黨國大黨相互競爭，鼓吹的正是取而代之的勇氣。電影那間傳統名校的舊生，相信定必包括尼赫魯－甘地家族的後人，至於「市集大亨」本人的政治傾向，必是人民黨無疑。這種潛藏的身份認同，唯有印度觀眾，才心領神會。
似曾相識的女校長：「官僚主義式貪腐」
至於電影最具可塑性的、最立體的角色，並非主角夫婦、或臉譜性的代表真善美的貧民窟窮人，而是那位名校的女校長，可惜並沒有得到深度發揮，否則定能有更多討論空間。根據角色設定，校長本身來自窮苦家庭，通過優惠窮人的配額，才得以名校畢業，讀書時備受歧視，誰不知到了自己成為校長，享受了精英階層的特權，卻將教育變成一門生意，參與權貴剝奪窮人學額的密謀，似乎還是主謀者。
更有意思的是，她對外一臉道貌岸然，自稱「窮人的兒女」，正直不阿，還刻意樹立「不給面子權貴」的名聲，例如會把總理辦公室預備給新生的親筆推薦信當場撕毀，又會趕跑嘗試通過「捐獻」換學位的家長。這類例子在香港數之不盡，例如我的一位朋友，為一位頂級富豪工作，本身也是小富翁，拿著老闆的推薦信到老闆的母校，卻依然未能爭取到學位；另一位朋友拿著大主教的推薦信，卻依然不獲教會學校青睞。究竟是甚麼原因，值得玩味。
《起跑線》那位校長之所以值得閱讀，除了是反映有印度特色的貪腐文化，還印證了某種古今中外通用的潛規則。她撕毀總理推薦信、趕走買學位的家長，雖然電影沒有交代原因，但我們作為在社會生活多年的人，不難明白背後脈絡：不是她不給面子總理，而是根據江湖潛規則，實在太多人找達官貴人、校董舊生、社會賢達寫推薦信；這些人也不希望得罪人，表面上裝作來者不拒，累積大量人情，但真正希望推薦的，會另有渠道私下聯絡校長。於是看見不懂門路的人，校長就可以大無私樣送走。同一道理，校長不是不愛捐獻，而是極度需要捐獻，只是「捐獻界」的潛規則相當成熟，通過哪些中介人、弄哪些名堂，都有「既定程序」，不懂規矩的人反正不會是大魚，也就樂得奚落他們，做自己「清廉」的宣傳工具。
到了最後，即使有學生、家長、老師為人證，指證校長的貪腐行為，她也無所畏懼。一來正如她說，政客、媒體、警察的子女都是她的家長，大家早已是「命運共同體」；二來就是被揭發，根據印度官僚主義，查案、結案可能需時十多年，往往通過「和解」不了了之，這更是印度精英階層的強項。《起跑線》的主角作為商人，自然知道箇中巧妙，導演才不會像那些講求「惡有惡報」的樣板戲，安排一場官司、將女校長收監，製造不符合現實的童話高潮。結局其實毫不勵志，卻總算寫實，在印度大受歡迎的原因，也許全在於此。
亞洲週刊，2018年9月
2018年9月7日星期五
進軍伊朗：歐洲汽車業能無視制裁嗎
特朗普上任後，不斷推翻奧巴馬政策，伊朗核協議是其中之一。不少歐美企業本來一切就緒，以為可以名正言順打入伊朗這片藍海，現在特朗普卻大聲疾呼，說與伊朗有聯繫的企業，就不要到美國做生意。歐洲幾大車廠，就成為重災區。
伊朗汽車市場全封閉
伊朗本身是中東汽車製造大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也提供龐大內需市場，2015年總銷量超過150萬輛，Khodro與Saipa是國內龍頭，生產全國超過90%汽車。雖然伊朗汽車技術大多來自國外，但市場完全封閉，進口車被徵收100%稅款，外國廠商需要靠伊朗車廠進入市場。
2006年，伊朗把入口小車的稅率減至90%，但依然極不划算，外國車廠如法國PSA等，還是主要靠與本地車廠合作，在伊朗建廠造車，或以代工形式合作營運。奧巴馬與伊朗簽訂核協議後，歐洲車廠急不及待，已經大舉進攻伊朗，其中PSA最積極，旗下標緻（Peugeot）在2014年更一躍成為伊朗汽車銷量榜首。
理論上，雖然美國是汽車大國，但除了平治、寶馬等高檔牌子外，歐洲人與美國人對汽車的口味不太相同，放棄美國市場，對歐洲公司業績影響可能不大，伊朗這片藍海，反而商機無限。加上伊朗位處地緣政治中心，工資比歐洲低、但教育程度比周邊國家高，若能在伊朗建立大型廠房，既可以降低車廠成本，效益也會增加。
不過現時的車廠都是跨國企業，早就染指各行各業，與美國公司不可能沒有業務往來。例如福士集團旗下就包括保時捷、林寶堅尼等，若車廠激怒特朗普，後果難以估計，而特朗普不滿歐洲的其中一個範疇，正是汽車業。
PSA雖然沒有北美市場，但為了重返美國，還是終止了與伊朗兩大車廠的聯營公司，停止要興建的廠房。福士旗下紳佳(Scania)也公開叫苦，因為伊朗市場已經佔總銷售額的5%，增長很快，美國市場卻微不足道，甚至連年報也沒有提及，但企業結算往往透過美元和美國銀行，依然帶來不少制肘。
歐洲車廠翻身的機會，自然要視乎特朗普與德克蘭的談判，日子拖得越久，「中國或成最大贏家」的金科玉律，似乎會再度應驗。伊朗本身是中國「一帶一路」的大站，中國一直都有投資伊朗，中國車廠例如奇瑞、吉利等，在伊朗亦漸漸站穩陣腳，它們放棄美國市場的成本更低，可以輕身上路。在伊朗，假如沒有了歐美日韓廠商，就只有本地車、土耳其車等有限選擇，中國車廠要獨佔鰲頭，並非不可能。剛過去的7月，中國商務部在德克蘭舉行汽車零部件展覽，中國車廠就出盡風頭。特朗普雖然和中國打貿易戰，卻往往有危有機。
小詞典：《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
2015年7月，伊朗與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加上德國、歐盟，就伊朗核問題達成協議，伊朗交出絕大部份核原料，承諾大幅降低使用核設施，同時聯合國、美國、歐盟則解除對伊朗的制裁。特朗普批評協議是對伊朗的「綏靖」，最終在2018年宣佈退出協定。
伊朗汽車市場全封閉
伊朗本身是中東汽車製造大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也提供龐大內需市場，2015年總銷量超過150萬輛，Khodro與Saipa是國內龍頭，生產全國超過90%汽車。雖然伊朗汽車技術大多來自國外，但市場完全封閉，進口車被徵收100%稅款，外國廠商需要靠伊朗車廠進入市場。
2006年，伊朗把入口小車的稅率減至90%，但依然極不划算，外國車廠如法國PSA等，還是主要靠與本地車廠合作，在伊朗建廠造車，或以代工形式合作營運。奧巴馬與伊朗簽訂核協議後，歐洲車廠急不及待，已經大舉進攻伊朗，其中PSA最積極，旗下標緻（Peugeot）在2014年更一躍成為伊朗汽車銷量榜首。
理論上，雖然美國是汽車大國，但除了平治、寶馬等高檔牌子外，歐洲人與美國人對汽車的口味不太相同，放棄美國市場，對歐洲公司業績影響可能不大，伊朗這片藍海，反而商機無限。加上伊朗位處地緣政治中心，工資比歐洲低、但教育程度比周邊國家高，若能在伊朗建立大型廠房，既可以降低車廠成本，效益也會增加。
不過現時的車廠都是跨國企業，早就染指各行各業，與美國公司不可能沒有業務往來。例如福士集團旗下就包括保時捷、林寶堅尼等，若車廠激怒特朗普，後果難以估計，而特朗普不滿歐洲的其中一個範疇，正是汽車業。
PSA雖然沒有北美市場，但為了重返美國，還是終止了與伊朗兩大車廠的聯營公司，停止要興建的廠房。福士旗下紳佳(Scania)也公開叫苦，因為伊朗市場已經佔總銷售額的5%，增長很快，美國市場卻微不足道，甚至連年報也沒有提及，但企業結算往往透過美元和美國銀行，依然帶來不少制肘。
歐洲車廠翻身的機會，自然要視乎特朗普與德克蘭的談判，日子拖得越久，「中國或成最大贏家」的金科玉律，似乎會再度應驗。伊朗本身是中國「一帶一路」的大站，中國一直都有投資伊朗，中國車廠例如奇瑞、吉利等，在伊朗亦漸漸站穩陣腳，它們放棄美國市場的成本更低，可以輕身上路。在伊朗，假如沒有了歐美日韓廠商，就只有本地車、土耳其車等有限選擇，中國車廠要獨佔鰲頭，並非不可能。剛過去的7月，中國商務部在德克蘭舉行汽車零部件展覽，中國車廠就出盡風頭。特朗普雖然和中國打貿易戰，卻往往有危有機。
小詞典：《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
2015年7月，伊朗與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加上德國、歐盟，就伊朗核問題達成協議，伊朗交出絕大部份核原料，承諾大幅降低使用核設施，同時聯合國、美國、歐盟則解除對伊朗的制裁。特朗普批評協議是對伊朗的「綏靖」，最終在2018年宣佈退出協定。
2018年9月6日星期四
麥凱恩的106歲母親：舊美國夢另一代言人
美國政壇元老麥凱恩的葬禮，出席者包括他那位106歲的母親羅伯塔（Roberta McCain）。不少媒體都有報道她的存在，但也只是驚嘆「106歲的長壽奇蹟」。其實這位女士作為四星上將的妻子、參議員的母親，本身也是「舊美國夢」代言人，傳奇程度或許猶有過之。
兒子眼中的女英雄
假如麥凱恩三代父子象徵了愛國、無私、奉獻精神，羅伯塔擁有的特質，就是傳統精英那種處變不驚、不輕易流露情感、卻極具行動力、會坐言起行的風範。例如當她知道兒子的戰機被北越軍擊落、生死未卜，正是在倫敦公幹、準備到伊朗大使館出席晚宴之際，結果她二話不說，如期赴宴，席間表現一切如常，對兒子的遭遇隻字不提。麥凱恩獲釋後，母親並沒有像一般戰俘家人那樣大聲疾呼，批評「北越暴行」，或哭成淚人，而是對兒子居然用無禮語言回敬虐待他的人，感到「失望」，並說等兒子回國，會洗乾淨他的嘴巴。
這些言行，自然不代表她無情無義，對兒子沒有感情，事實上，二人感情要好，母親更是麥凱恩眼中的女英雄。如此表述，只是在公眾面前，樹立傳統精英應有的典範，同時以精英階層特有的幽默，曲線諷刺對北越這種政權，不值得動感情的憤怒。
以106歲高齡出席兒子的喪禮，本身就需要驚人的意志力、毅力和體力，但對羅伯塔來說，這卻是她一生的風格。她本人是旅行家，從小到大都喜歡旅行，認識丈夫後，居然是以20歲之齡，走到墨西哥私奔。她93歲高齡時，依然到歐洲旅遊，打算租車，被告知「年紀太大」，一怒之下，乾脆在法國買了一輛新車，用來自駕遊，然後把車運回美國。
「瘋狂之旅」還未終結，法國車落地後，Roberta又獨自駕駛它，從東岸老家穿州過省，一直走到西岸三藩市，把車送給住在那裏的孫甥。這種態度，完全活出了「forever young」精神，頗有昔日歐洲貴族丰采，聽到這些經歷的人，無不拜服。97歲時，她在葡萄牙旅行期間發生小意外，需入院治療，才開始放慢了傳奇旅程。
這種性格的女強人，卻同時擁抱美國傳統家庭價值，也為人津津樂道。Roberta對成為「海軍世家的家庭主婦」這個身份默默承受，代價是要獨力把孩子帶大，放棄自己的事業和歷奇。麥凱恩競選總統期間，不時邀請母親站台，以示自己傳承之餘，也回應了共和黨特別重視的家庭價值觀，鋒頭甚至不時被母親搶去。這位「潮婆」，自然也懂得使用社交媒體，一切與時並進，很知道自己的身份。在麥凱恩的喪禮，她表現冷靜，不時安慰情緒激動的孫女，也沒有對「特朗普」這個沒有人說出的關鍵字顯示任何情感。大概在她眼中，特朗普和北越虐待者一樣，都不值得精英階層動氣。假如把她的一生搬上銀幕，可能比兒子的故事更引人入勝。而在未來的美國，恐怕再也出不到這樣的人了。
小詞典：麥凱恩太夫人 (Roberta McCain, 1912- )
美國已故參議員麥凱恩三世的母親，四星海軍上將麥凱恩二世的妻子，另一四星海軍上將麥凱恩一世的媳婦。出生於奧克拉荷馬州，父親以石油致富，自己就讀南加州大學，然後私奔到墨西哥和丈夫成親，養大三個子女。曾出現於不少海軍、公眾活動，包括越戰相關場合，與及兒子的競選大會，最近露面是以106歲高齡，出席兒子的喪禮。
兒子眼中的女英雄
假如麥凱恩三代父子象徵了愛國、無私、奉獻精神，羅伯塔擁有的特質，就是傳統精英那種處變不驚、不輕易流露情感、卻極具行動力、會坐言起行的風範。例如當她知道兒子的戰機被北越軍擊落、生死未卜，正是在倫敦公幹、準備到伊朗大使館出席晚宴之際，結果她二話不說，如期赴宴，席間表現一切如常，對兒子的遭遇隻字不提。麥凱恩獲釋後，母親並沒有像一般戰俘家人那樣大聲疾呼，批評「北越暴行」，或哭成淚人，而是對兒子居然用無禮語言回敬虐待他的人，感到「失望」，並說等兒子回國，會洗乾淨他的嘴巴。
這些言行，自然不代表她無情無義，對兒子沒有感情，事實上，二人感情要好，母親更是麥凱恩眼中的女英雄。如此表述，只是在公眾面前，樹立傳統精英應有的典範，同時以精英階層特有的幽默，曲線諷刺對北越這種政權，不值得動感情的憤怒。
以106歲高齡出席兒子的喪禮，本身就需要驚人的意志力、毅力和體力，但對羅伯塔來說，這卻是她一生的風格。她本人是旅行家，從小到大都喜歡旅行，認識丈夫後，居然是以20歲之齡，走到墨西哥私奔。她93歲高齡時，依然到歐洲旅遊，打算租車，被告知「年紀太大」，一怒之下，乾脆在法國買了一輛新車，用來自駕遊，然後把車運回美國。
「瘋狂之旅」還未終結，法國車落地後，Roberta又獨自駕駛它，從東岸老家穿州過省，一直走到西岸三藩市，把車送給住在那裏的孫甥。這種態度，完全活出了「forever young」精神，頗有昔日歐洲貴族丰采，聽到這些經歷的人，無不拜服。97歲時，她在葡萄牙旅行期間發生小意外，需入院治療，才開始放慢了傳奇旅程。
這種性格的女強人，卻同時擁抱美國傳統家庭價值，也為人津津樂道。Roberta對成為「海軍世家的家庭主婦」這個身份默默承受，代價是要獨力把孩子帶大，放棄自己的事業和歷奇。麥凱恩競選總統期間，不時邀請母親站台，以示自己傳承之餘，也回應了共和黨特別重視的家庭價值觀，鋒頭甚至不時被母親搶去。這位「潮婆」，自然也懂得使用社交媒體，一切與時並進，很知道自己的身份。在麥凱恩的喪禮，她表現冷靜，不時安慰情緒激動的孫女，也沒有對「特朗普」這個沒有人說出的關鍵字顯示任何情感。大概在她眼中，特朗普和北越虐待者一樣，都不值得精英階層動氣。假如把她的一生搬上銀幕，可能比兒子的故事更引人入勝。而在未來的美國，恐怕再也出不到這樣的人了。
小詞典：麥凱恩太夫人 (Roberta McCain, 1912- )
美國已故參議員麥凱恩三世的母親，四星海軍上將麥凱恩二世的妻子，另一四星海軍上將麥凱恩一世的媳婦。出生於奧克拉荷馬州，父親以石油致富，自己就讀南加州大學，然後私奔到墨西哥和丈夫成親，養大三個子女。曾出現於不少海軍、公眾活動，包括越戰相關場合，與及兒子的競選大會，最近露面是以106歲高齡，出席兒子的喪禮。
2018年9月5日星期三
國家博物館滅頂之後：巴西浮世繪
有「巴西故宮」之稱的巴西里約熱內盧國家博物館發生大火，除了令這座殖民時代的王室建築物嚴重焚毀，2000萬件珍貴文物恐怕也損失慘重。這對巴西人而言，自然是悲慘的一頁。
民粹土壤愈來愈充分
然而，綜觀近年巴西的政治社會概況，發生這樣的悲劇，卻不是毫無徵兆，為何現場的消防、灑水系統一律失靈，重要歷史文物的保護為何如此兒戲，都與「國情」息息相關。月前筆者到了里約熱內盧，當地人對所謂「巴西崛起」的觀感，就很值得分享。
巴西雖然是「金磚國家」之一，數字上一度欣欣向榮，資源充沛，又沒有外患，理應進入「黃金世紀」，不少巴西人也曾認為如此。但近年巴西卻出現「委內瑞拉化」跡象，前任左翼總統盧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至今是爭議人物，支持者認為他是羅賓漢、窮人救星，傳統精英卻認定他是利用福利主義掏空國庫的罪人。
隨着盧拉入獄，繼任人羅塞夫（Dilma Rousseff）又被實質上的政變彈劾下台，爭議更是有增無減。民眾對左右兩翼的政客愈來愈不信任，民粹的土壤愈來愈充分，下任總統會否是特朗普式人物，可拭目以待。
左翼思潮退減，並非單單源自總統、權貴的疑似貪腐醜聞，畢竟這方面乃司空見慣。經濟衰退、失業率攀升，才是真正關鍵，令人覺得盧拉上台初年的經濟「復甦」，以及一度興起的巴西中產消費熱，只是大白象工程的虛像，以及盧拉拉抬人氣的政績工程。委內瑞拉今天的下場，被不少巴西人拿來當警號。博物館經費不足，只是冰山一角，不少政府應負的責任，也是這樣無聲無息的消失。
但與此同時，巴西的「第二經濟」異常蓬勃，例如停車場內部的秩序，需要街童負責；海灘的額外清潔，也被劃分了勢力範圍。外人會因此覺得巴西很「危險」，但當地人明白這是生活一部分、紓緩失業的手段，而且因為大家都很苦，所以都要盡量理解，背後隱含了對政府的深深不信任。
不過幫會畢竟不是說笑的，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就在市中心旁邊的山頂，警察、公務員平日持槍都不大敢內進。雖然整體治安沒有外界渲染的惡劣，但這兩個世界在同一大城市並存，始終不是正常「大國」的應有現場。貧民窟居民除了依靠幫會保護，也學會自力更新，例如水電供應往往是從公共系統「偷」回來，政府情願當作額外開支，也無力改變現狀。
諷刺的是，盧拉燃起了巴西人的大國希望，改變了長期以來的消費習慣，結果經濟未躍進，巴西人卻失去了從前的樂觀天性，即使是國粹足球，也再不能帶來歡樂，反而令尼瑪那樣的球星因為逃稅醜聞，也成為被鞭撻的「腐敗建制」一部份。2014年巴西主辦世界盃，本來就因為大白象工程被詬病，結果還換來被德國蹂躪1:7，自此足球的神聖地位大不如前，政府也更難通過世界盃、奧運一類民族主義「項目」，掩飾結構性問題。這時候，巴西最珍貴的歷史文物付諸一炬，象徵甚麼，不言而喻。
小詞典：巴西貧民窟 (favela)
位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山頂，出現於19世紀，隨著里約在1960-70年代急速城市化，大批農村人口走到里約找工作，貧民窟人口越來越多，逐漸形成自己的地下經濟體，也成為罪惡溫床，目前估計有6%里約人口住在這些地方，電影《無主之城》正是以此為背景。
民粹土壤愈來愈充分
然而，綜觀近年巴西的政治社會概況，發生這樣的悲劇，卻不是毫無徵兆，為何現場的消防、灑水系統一律失靈，重要歷史文物的保護為何如此兒戲，都與「國情」息息相關。月前筆者到了里約熱內盧，當地人對所謂「巴西崛起」的觀感，就很值得分享。
巴西雖然是「金磚國家」之一，數字上一度欣欣向榮，資源充沛，又沒有外患，理應進入「黃金世紀」，不少巴西人也曾認為如此。但近年巴西卻出現「委內瑞拉化」跡象，前任左翼總統盧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至今是爭議人物，支持者認為他是羅賓漢、窮人救星，傳統精英卻認定他是利用福利主義掏空國庫的罪人。
隨着盧拉入獄，繼任人羅塞夫（Dilma Rousseff）又被實質上的政變彈劾下台，爭議更是有增無減。民眾對左右兩翼的政客愈來愈不信任，民粹的土壤愈來愈充分，下任總統會否是特朗普式人物，可拭目以待。
左翼思潮退減，並非單單源自總統、權貴的疑似貪腐醜聞，畢竟這方面乃司空見慣。經濟衰退、失業率攀升，才是真正關鍵，令人覺得盧拉上台初年的經濟「復甦」，以及一度興起的巴西中產消費熱，只是大白象工程的虛像，以及盧拉拉抬人氣的政績工程。委內瑞拉今天的下場，被不少巴西人拿來當警號。博物館經費不足，只是冰山一角，不少政府應負的責任，也是這樣無聲無息的消失。
但與此同時，巴西的「第二經濟」異常蓬勃，例如停車場內部的秩序，需要街童負責；海灘的額外清潔，也被劃分了勢力範圍。外人會因此覺得巴西很「危險」，但當地人明白這是生活一部分、紓緩失業的手段，而且因為大家都很苦，所以都要盡量理解，背後隱含了對政府的深深不信任。
不過幫會畢竟不是說笑的，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就在市中心旁邊的山頂，警察、公務員平日持槍都不大敢內進。雖然整體治安沒有外界渲染的惡劣，但這兩個世界在同一大城市並存，始終不是正常「大國」的應有現場。貧民窟居民除了依靠幫會保護，也學會自力更新，例如水電供應往往是從公共系統「偷」回來，政府情願當作額外開支，也無力改變現狀。
諷刺的是，盧拉燃起了巴西人的大國希望，改變了長期以來的消費習慣，結果經濟未躍進，巴西人卻失去了從前的樂觀天性，即使是國粹足球，也再不能帶來歡樂，反而令尼瑪那樣的球星因為逃稅醜聞，也成為被鞭撻的「腐敗建制」一部份。2014年巴西主辦世界盃，本來就因為大白象工程被詬病，結果還換來被德國蹂躪1:7，自此足球的神聖地位大不如前，政府也更難通過世界盃、奧運一類民族主義「項目」，掩飾結構性問題。這時候，巴西最珍貴的歷史文物付諸一炬，象徵甚麼，不言而喻。
小詞典：巴西貧民窟 (favela)
位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山頂，出現於19世紀，隨著里約在1960-70年代急速城市化，大批農村人口走到里約找工作，貧民窟人口越來越多，逐漸形成自己的地下經濟體，也成為罪惡溫床，目前估計有6%里約人口住在這些地方，電影《無主之城》正是以此為背景。
2018年9月4日星期二
麥凱恩喪禮，也是美國傳統精英的喪禮
美國資深參議員麥凱恩的葬禮， 一如所料，成了「去特朗普化」的政治活動；而葬禮的策劃人，正是麥凱恩本人。自從他知道自己患上腦癌，時日無多，每周都和顧問、密友在國會辦公室開會，討論如何籌備葬禮。
早為自己籌劃葬禮
有局外人或會覺得這是公私不分，但事實上，他是以公務的心態，精心籌劃這場自己的葬禮，作為對美國的最後貢獻。
早在他病重時，麥凱恩已親自放風，不會邀請特朗普出席葬禮，同時卻對重量級嘉賓逐一邀請，有些是親自拜訪，有些是通過電話、電郵，總之務求做到「應該」出席的都會來，「不應該」出現的也不要來。獲邀者都心領神會，出席不單是給面子麥凱恩，同時也是對特朗普出氣。
結果，所有在生而行動良好的前任正副總統幾乎全體出席，包括奧巴馬、拜登、喬治布殊、切尼、克林頓、戈爾等；由基辛格以下的歷任國務卿、參眾兩院的兩黨議員，也蜂擁而至。
即使是特朗普政府那些傳統精英、軍人出身的要員，也大都與麥凱恩交好，副總統彭斯、國防部長馬蒂斯、白宮幕僚長凱利等都有出席，更令特朗普的缺席格外注目。
奧巴馬、喬治布殊的悼詞，通篇都是對特朗普的「抽水」，例如奧巴馬說「當前的政治充斥刻薄和狹隘，這種政治表面強悍，實質源於懼怕」；喬治布殊說麥凱恩「痛恨濫權，無法忍受偏狹自負的暴君」；麥凱恩的女兒說得更直白，幾乎每一個字，都是否定特朗普和「新時代」，主軸就是「麥凱恩的美國不需要再次強大，因為她從來都很偉大」。這個主旋律，可謂美國跨黨派精英的共識，而他們對特朗普的仇恨，已經失去體制內解決的可能性。
問題是特朗普代表的「新美國」，卻得到不少人支持，無論他們水平如何，也是實實在在的美國選民。這些人支持特朗普，不是覺得這個人道德高尚，而是覺得他「貼地」；不在乎他經常說謊，因為所有精英都是天天語言偽術；不一定相信特朗普能做實事，卻深信傳統精英做的事反正不會對自己有幫助。這無疑是民粹，但在互聯網時代，民粹一發不可收拾，乃不能迴避的事實。特朗普的支持者看見傳統精英在麥凱恩葬禮「曬冷」搞「大和解」，只會更堅定對「精英」的厭惡。即使特朗普退隱，這個市場已經被發掘出來，總會有人繼續經營、收割。
在精英圈子當中，有麥凱恩式涵養的人其實不多，日後更難有超然於派系政治的重量級人物出現。何況即使是麥凱恩的喪禮，也是另一種的二元對立，除了謝絕特朗普，也排拒了馬凱恩競選2008年總統時的副總統拍檔佩琳，就令人莫名其妙。佩琳雖然老早表態支持特朗普，但從沒有對麥凱恩不敬，更不斷發悼文悼念這位長者，不過她作為「茶黨女王」，明顯和麥凱恩路線背道而馳，卻和特朗普交集甚多，大概在麥凱恩眼中，也屬「政治不正確」之列。然而單是居於道德高地，也是圍爐取暖，除了令特朗普沒趣，又能怎樣？
小詞典：葬禮式婚禮
指一些人以籌備自己葬禮的心態，籌備自己的婚禮，作為對個人青春歲月、自由天堂時代的道別，也是對一個階段認識的人的集體道別，傳遞自己下階段往何處去的訊息。同理，不少人也以籌備婚禮的心態規劃自己的葬禮，通過賓客名單、葬禮安排，定義自己的一生，進而催生日漸普遍的「生前葬禮」概念。
早為自己籌劃葬禮
有局外人或會覺得這是公私不分，但事實上，他是以公務的心態，精心籌劃這場自己的葬禮，作為對美國的最後貢獻。
早在他病重時，麥凱恩已親自放風，不會邀請特朗普出席葬禮，同時卻對重量級嘉賓逐一邀請，有些是親自拜訪，有些是通過電話、電郵，總之務求做到「應該」出席的都會來，「不應該」出現的也不要來。獲邀者都心領神會，出席不單是給面子麥凱恩，同時也是對特朗普出氣。
結果，所有在生而行動良好的前任正副總統幾乎全體出席，包括奧巴馬、拜登、喬治布殊、切尼、克林頓、戈爾等；由基辛格以下的歷任國務卿、參眾兩院的兩黨議員，也蜂擁而至。
即使是特朗普政府那些傳統精英、軍人出身的要員，也大都與麥凱恩交好，副總統彭斯、國防部長馬蒂斯、白宮幕僚長凱利等都有出席，更令特朗普的缺席格外注目。
奧巴馬、喬治布殊的悼詞，通篇都是對特朗普的「抽水」，例如奧巴馬說「當前的政治充斥刻薄和狹隘，這種政治表面強悍，實質源於懼怕」；喬治布殊說麥凱恩「痛恨濫權，無法忍受偏狹自負的暴君」；麥凱恩的女兒說得更直白，幾乎每一個字，都是否定特朗普和「新時代」，主軸就是「麥凱恩的美國不需要再次強大，因為她從來都很偉大」。這個主旋律，可謂美國跨黨派精英的共識，而他們對特朗普的仇恨，已經失去體制內解決的可能性。
問題是特朗普代表的「新美國」，卻得到不少人支持，無論他們水平如何，也是實實在在的美國選民。這些人支持特朗普，不是覺得這個人道德高尚，而是覺得他「貼地」；不在乎他經常說謊，因為所有精英都是天天語言偽術；不一定相信特朗普能做實事，卻深信傳統精英做的事反正不會對自己有幫助。這無疑是民粹，但在互聯網時代，民粹一發不可收拾，乃不能迴避的事實。特朗普的支持者看見傳統精英在麥凱恩葬禮「曬冷」搞「大和解」，只會更堅定對「精英」的厭惡。即使特朗普退隱，這個市場已經被發掘出來，總會有人繼續經營、收割。
在精英圈子當中，有麥凱恩式涵養的人其實不多，日後更難有超然於派系政治的重量級人物出現。何況即使是麥凱恩的喪禮，也是另一種的二元對立，除了謝絕特朗普，也排拒了馬凱恩競選2008年總統時的副總統拍檔佩琳，就令人莫名其妙。佩琳雖然老早表態支持特朗普，但從沒有對麥凱恩不敬，更不斷發悼文悼念這位長者，不過她作為「茶黨女王」，明顯和麥凱恩路線背道而馳，卻和特朗普交集甚多，大概在麥凱恩眼中，也屬「政治不正確」之列。然而單是居於道德高地，也是圍爐取暖，除了令特朗普沒趣，又能怎樣？
小詞典：葬禮式婚禮
指一些人以籌備自己葬禮的心態，籌備自己的婚禮，作為對個人青春歲月、自由天堂時代的道別，也是對一個階段認識的人的集體道別，傳遞自己下階段往何處去的訊息。同理，不少人也以籌備婚禮的心態規劃自己的葬禮，通過賓客名單、葬禮安排，定義自己的一生，進而催生日漸普遍的「生前葬禮」概念。
2018年9月3日星期一
文化智商「CQ」的國際社會功能
近來與一些社企朋友商討如何令香港出現真正的多元文化，似乎推廣「文化智能」（Cultural Intelligence, CQ）這概念，應該早日成為這個社會的日程。
CQ又稱「文化智商」，仿效IQ、EQ、AQ等設定，量度的是每個人對文化差異的接受程度，並檢定這如何影響工作表現。CQ的概念並不新穎，但近年將之規範化的嘗試，源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洪洵教授（Soon Ang）。他在1990年代建立一個國際編碼團隊，為新加坡「千年蟲」電腦系統更新時，發現團隊成員因無法適應文化差異，彼此在溝通或理解上常出現問題，結果無法凝聚共識，進而改變了自己的研究範疇，開始對「CQ」這概念研究，最終與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教授范戴茵（Linn Van Dyne）、組織管理心理學家P. Christopher Earley等發展了一套CQ理論。
根據這理論，CQ的定義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能夠有效發揮職能的能力」，並有四大基本準則評估：
一、「CQ 驅動力」（CQ Drive），即我們具有了解、學習、適應不同文化的動機，以及接受挑戰、貢獻自身優勢的意願；
二、「CQ 知識」（CQ Knowledge），即不同文化知識的學習，也就是我們是否了解文化差異，並入鄉隨俗了解別人的價值觀、宗教信仰等；
三、「CQ 戰略」（CQ Strategy），即策略運用，透過與異文化者的互動，察覺對方的文化偏好，從而調整自己心理、改變行為；
四、「CQ 行動」（CQ Action），即我們能否在行為中適應文化差異，例如實際改變語言及肢體動作（像手勢、音調、臉部表情等表達方式）。
CQ的商業重要性及應用
不少人認為學術理論都是「離地」的，但從CQ團隊的作風看來，他們希望將之發揚光大之餘，也願意應用到商業運作，希望大企業都了解到多元文化的價值。社會學家利弗莫爾（David Livermore）在他的《文化智商差異》一書指出：「在現今這個無國界的世界裏，預測成功最好的指標不是你的智商，也不是你的履歷，甚至不是你的專業知識，而是你的CQ」。其言或有宣傳成分，但進入全球化時代的新一代，要是只有IQ、EQ、AQ而沒有CQ，確實不可能在本土以外生存。
在個人層面，CQ明顯是能夠提升競爭力的一門技能。當新企業、組織紛紛跨出國界，走向國際化，每人都有機會面對多元文化挑戰，幾乎所有工作，都涉及和不同文化的人在實體或虛擬世界互動。根據有份研發CQ的密歇根文化智商中心數據，有較高CQ的人，每每有更高的機遇賺更高薪酬。
上述研究亦指出，CQ可以客觀預測工作表現，反映員工的國際銷售業績、談判技巧、領導能力等。較高CQ的員工及企業，每能更瞭解國際客戶的問題，更快找出適當的解決方案，提供更貼心的服務，給予不同文化背景的客戶。因此，CQ開始成為人力資源部遴選跨人才的工具，Starbucks、彭博社等，已開始使用密歇根文化智商中心的跨文化課程教育、評估、測試員工的CQ，作為聘用、審核基準。重視CQ的機構亦能吸引人才，例如Novartis 、Nike等發現，他們招聘的人才，都視公司的CQ環境及口碑，為選擇僱主的重要考量。
不論是跨國企業（如IBM、可口可樂）、科技企業（如Google、阿里巴巴）、甚至大學（哈佛商學院、南洋商學院等），現在都認同要以CQ 回應21世紀。例如正開拓非洲及中東市場的日本電訊公司NTT、在尼日利亚有海外市場的德國公司Rocket Internet，都以CQ來保持公司形象出口貨物，及服務不同市場。美國直銷公司安利（Amway）的前亞洲區執行副總裁鄭李錦芬，也是CQ實踐者之一：她曾成功説服上級管理階層調整部分商業策略，以與中國政府打交道，最終成功使中國政府改變政策，令中國成為安利的全球最大市埸。
根據國際顧問公司APCO的研究，有 45% 被訪的中國商業領袖認為，與西方公司合作、收購西方業務的最大挑戰，莫過於文化差異。因此，愈來愈多的中國企業也重視聘請高CQ人才，例如百度、阿里巴巴、聯想集團等資訊科技公司，都有聘請頂尖國外畢業生支援他們在國際資訊交流、研發及程式編寫的工作，以求逐步提高公司的CQ水平。集金融、地産、旅遊及娛樂文化於一身的中國萬達集團收購AMC後，也針對不同市場，聘請精通外語（英語、西班牙語、俄語）、能在不同文化環境有效工作的人才。中國肉類品牌雙滙集團收購美國最大豬肉生產商「史密斯菲爾德食品」時，亦專門尋找雙語及高CQ的行政人員，以深化合作關係。
CQ在國際關係的實用價值
在國際關係範疇，CQ的應用程度更加明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可謂箇中典範（特朗普自然是反面教材）。例如2016年，奧巴馬訪問越南胡志明市時，身為基督徒的他，走到當地引以為傲的國家級遺迹玉皇廟（福海寺），入境隨俗，在佛像前雙手合十，其後到河內一間街頭小吃，像當地人一樣品嘗地道美食。這些行為與CQ理論結合的是，他首先具備足夠的動機理解越南文化，然後根據所學習的文化知識，調整行動，以適應對方，並牽引出自己在夏威夷越裔社區的經驗。最後，他行動上選擇入鄉隨俗，在演說中引用越南敘事詩《金雲翹傳》解釋美越關係，藉此行宣布全面解除對越武器禁運，象徵美越關係完全正常化，將之拉到「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陣營。今天「奧巴馬進食點」自然成了旅遊景點，更被老闆當作神台供奉。其實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蛋撻外交」，何嘗不是CQ理論的典範？
在軍事方面，CQ也逐漸在美國國防計劃擔當重要角色。例如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中，CQ被視為軍事行動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根據美國海陸軍戰隊的「反叛亂野戰手冊」，軍事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合法有效、符合當地人民對合法標準、承認並尊重當地文化的政府。後者以往被視為可有可無，現在則登入大雅之堂。
最值得注意的是，CQ不一定隨著經驗而增長，也不能用飛行里程來量化。即使一個頻繁到世界各地出差的人，其實也不一定十分國際化（「離地」不等於「國際化」），相信大家都能理解這是甚麼意思。對此香港學者周文芝指出，一些認為文化能力是固定不變的人，遇上異文化仍不會嘗試適應，即使他們更具天賦，也會很快落後於那些認為自己可進步的人。這對不少老人來說，尤其寫實。至於前「亞洲國際都會」香港的普遍CQ指數，又有多高？
小詞典：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 AQ）
仿效IQ、EQ設定的商數，量度個人面對逆境、處理挑戰和壓力的能力，由作家Paul Stoltz在1997年發表的著作發揚光大。對這類商數的最常見批評，大多集中於方法論的討論，例如量度機制、問題設計、誘導性答案等，但AQ這概念本身，無疑能比單純的IQ、EQ等能衡量個人的潛在能量。
CQ又稱「文化智商」，仿效IQ、EQ、AQ等設定，量度的是每個人對文化差異的接受程度，並檢定這如何影響工作表現。CQ的概念並不新穎，但近年將之規範化的嘗試，源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洪洵教授（Soon Ang）。他在1990年代建立一個國際編碼團隊，為新加坡「千年蟲」電腦系統更新時，發現團隊成員因無法適應文化差異，彼此在溝通或理解上常出現問題，結果無法凝聚共識，進而改變了自己的研究範疇，開始對「CQ」這概念研究，最終與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教授范戴茵（Linn Van Dyne）、組織管理心理學家P. Christopher Earley等發展了一套CQ理論。
根據這理論，CQ的定義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能夠有效發揮職能的能力」，並有四大基本準則評估：
一、「CQ 驅動力」（CQ Drive），即我們具有了解、學習、適應不同文化的動機，以及接受挑戰、貢獻自身優勢的意願；
二、「CQ 知識」（CQ Knowledge），即不同文化知識的學習，也就是我們是否了解文化差異，並入鄉隨俗了解別人的價值觀、宗教信仰等；
三、「CQ 戰略」（CQ Strategy），即策略運用，透過與異文化者的互動，察覺對方的文化偏好，從而調整自己心理、改變行為；
四、「CQ 行動」（CQ Action），即我們能否在行為中適應文化差異，例如實際改變語言及肢體動作（像手勢、音調、臉部表情等表達方式）。
CQ的商業重要性及應用
不少人認為學術理論都是「離地」的，但從CQ團隊的作風看來，他們希望將之發揚光大之餘，也願意應用到商業運作，希望大企業都了解到多元文化的價值。社會學家利弗莫爾（David Livermore）在他的《文化智商差異》一書指出：「在現今這個無國界的世界裏，預測成功最好的指標不是你的智商，也不是你的履歷，甚至不是你的專業知識，而是你的CQ」。其言或有宣傳成分，但進入全球化時代的新一代，要是只有IQ、EQ、AQ而沒有CQ，確實不可能在本土以外生存。
在個人層面，CQ明顯是能夠提升競爭力的一門技能。當新企業、組織紛紛跨出國界，走向國際化，每人都有機會面對多元文化挑戰，幾乎所有工作，都涉及和不同文化的人在實體或虛擬世界互動。根據有份研發CQ的密歇根文化智商中心數據，有較高CQ的人，每每有更高的機遇賺更高薪酬。
上述研究亦指出，CQ可以客觀預測工作表現，反映員工的國際銷售業績、談判技巧、領導能力等。較高CQ的員工及企業，每能更瞭解國際客戶的問題，更快找出適當的解決方案，提供更貼心的服務，給予不同文化背景的客戶。因此，CQ開始成為人力資源部遴選跨人才的工具，Starbucks、彭博社等，已開始使用密歇根文化智商中心的跨文化課程教育、評估、測試員工的CQ，作為聘用、審核基準。重視CQ的機構亦能吸引人才，例如Novartis 、Nike等發現，他們招聘的人才，都視公司的CQ環境及口碑，為選擇僱主的重要考量。
不論是跨國企業（如IBM、可口可樂）、科技企業（如Google、阿里巴巴）、甚至大學（哈佛商學院、南洋商學院等），現在都認同要以CQ 回應21世紀。例如正開拓非洲及中東市場的日本電訊公司NTT、在尼日利亚有海外市場的德國公司Rocket Internet，都以CQ來保持公司形象出口貨物，及服務不同市場。美國直銷公司安利（Amway）的前亞洲區執行副總裁鄭李錦芬，也是CQ實踐者之一：她曾成功説服上級管理階層調整部分商業策略，以與中國政府打交道，最終成功使中國政府改變政策，令中國成為安利的全球最大市埸。
根據國際顧問公司APCO的研究，有 45% 被訪的中國商業領袖認為，與西方公司合作、收購西方業務的最大挑戰，莫過於文化差異。因此，愈來愈多的中國企業也重視聘請高CQ人才，例如百度、阿里巴巴、聯想集團等資訊科技公司，都有聘請頂尖國外畢業生支援他們在國際資訊交流、研發及程式編寫的工作，以求逐步提高公司的CQ水平。集金融、地産、旅遊及娛樂文化於一身的中國萬達集團收購AMC後，也針對不同市場，聘請精通外語（英語、西班牙語、俄語）、能在不同文化環境有效工作的人才。中國肉類品牌雙滙集團收購美國最大豬肉生產商「史密斯菲爾德食品」時，亦專門尋找雙語及高CQ的行政人員，以深化合作關係。
CQ在國際關係的實用價值
在國際關係範疇，CQ的應用程度更加明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可謂箇中典範（特朗普自然是反面教材）。例如2016年，奧巴馬訪問越南胡志明市時，身為基督徒的他，走到當地引以為傲的國家級遺迹玉皇廟（福海寺），入境隨俗，在佛像前雙手合十，其後到河內一間街頭小吃，像當地人一樣品嘗地道美食。這些行為與CQ理論結合的是，他首先具備足夠的動機理解越南文化，然後根據所學習的文化知識，調整行動，以適應對方，並牽引出自己在夏威夷越裔社區的經驗。最後，他行動上選擇入鄉隨俗，在演說中引用越南敘事詩《金雲翹傳》解釋美越關係，藉此行宣布全面解除對越武器禁運，象徵美越關係完全正常化，將之拉到「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陣營。今天「奧巴馬進食點」自然成了旅遊景點，更被老闆當作神台供奉。其實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蛋撻外交」，何嘗不是CQ理論的典範？
在軍事方面，CQ也逐漸在美國國防計劃擔當重要角色。例如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中，CQ被視為軍事行動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根據美國海陸軍戰隊的「反叛亂野戰手冊」，軍事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合法有效、符合當地人民對合法標準、承認並尊重當地文化的政府。後者以往被視為可有可無，現在則登入大雅之堂。
最值得注意的是，CQ不一定隨著經驗而增長，也不能用飛行里程來量化。即使一個頻繁到世界各地出差的人，其實也不一定十分國際化（「離地」不等於「國際化」），相信大家都能理解這是甚麼意思。對此香港學者周文芝指出，一些認為文化能力是固定不變的人，遇上異文化仍不會嘗試適應，即使他們更具天賦，也會很快落後於那些認為自己可進步的人。這對不少老人來說，尤其寫實。至於前「亞洲國際都會」香港的普遍CQ指數，又有多高？
小詞典：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 AQ）
仿效IQ、EQ設定的商數，量度個人面對逆境、處理挑戰和壓力的能力，由作家Paul Stoltz在1997年發表的著作發揚光大。對這類商數的最常見批評，大多集中於方法論的討論，例如量度機制、問題設計、誘導性答案等，但AQ這概念本身，無疑能比單純的IQ、EQ等能衡量個人的潛在能量。
2018年8月31日星期五
魁北克獨立還有市場嗎?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上任後，成了挑戰特朗普的「北美自由派領袖」，美加關係似不如昔日和諧。假如美國不是加拿大盟友，今天的加拿大還是一個統一國家嗎？這問題相當有趣，因為觸及昔日魁北克獨立的敏感議題。
「外國勢力」干預
魁北克是加拿大聯邦的一個省，原稱「新法蘭西」，曾是法國殖民地，居民多為法裔殖民者後代，令她成為加拿大唯一以法語為主的省份。
加拿大經過六七十年代的「沉靜革命」，魁北克社會產生微妙變化，法裔本土意識抬頭，魁北克開始與其餘9個省份貌合神離。時任總理老杜魯多（Pierre Trudeau，即現任總理之父親）推行立憲運動，需要10省一致通過，魁北克希望爭取更大話語權，兩次都否決方案，令其他省份視魁北克為「麻煩製造者」。
魁北克的獨立情緒，於九十年代初升至頂點。1993年加拿大聯邦大選，雖然自由黨取得政權，但獨派魁人政團（Bloc Québécois）取得空前勝利，成為國會第二大黨；1994年魁北克省選舉，亦由獨派的魁人黨（Parti Québécois）勝出，結果出現了1995年的獨立公投。
公投最終以約1個百分點的極微票數差被否決，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外國勢力」干預。
當時的總理克雷蒂安身為統派，四出游說，希望魁北克人否決獨立議案，到了最後關頭使出撒手鐧，以他和美國總統克林頓的交情，請他幫忙。
克林頓最終發表講話，雖然稱魁北克獨立是魁省人的內政，但結合加拿大、美國及墨西哥3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只能有這3個國家，沒有第四個國家的可能性，變相警告魁北克即使獨立，經濟上亦不會獲美國優惠對待。
此話一出，魁省政商界即時卻步，民情出現微妙逆轉，公投最終以失敗告終。時至今日，不少魁北克「深獨派」依然相信，若然不是美國「干預內政」，魁北克已經成功獨立。
時光飛躍二十年，美加兩國近來不和，互相向對方增加入口關稅，特朗普更宣布和墨西哥達成雙邊協議，可以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似乎加拿大也是貿易戰對象。至於加拿大會否參與這新協議，特朗普就以一貫作風，一句”We’ll see”回應。風水輪流轉，魁省獨派會否借今次機會，加入「特朗普陣營」，增加獨立的談判籌碼？似乎卻不大可能。上次獨立公投後，加拿大在2000年通過《清晰法案》，定義日後類似公投必須有「清晰大多數」通過才有效，基本上，已杜絕了魁北克獨立的可能性。2012年，獨派一度以少數派身份在魁北克短暫執政，但並未有激起民眾支持獨立的熱情，不久也黯然下台，反映魁北克人已對這類辯論感到疲倦。下月魁北克將舉行大選，根據蒙特利爾當地分析員Les Perreaux的資訊，數十年來，首次統獨不是主要議題，因為主要政黨都明白到獨立運動的不可能，選民只希望經濟、民生上的「改變」，但對政體的改變，已不感興趣。否則特朗普要制服杜魯多的棋子，還有更多。
小詞典：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
加拿大、美國及墨西哥三國於1992年簽定的貿易協議，內容涉及知識產權、環保、農業、工業等多個範疇，對三國經濟有深遠的影響。墨西哥左翼游擊隊「查巴達解放陣線」，就是抗議NAFTA簽訂而成立，認為會令墨西哥市場、勞動力淪為美加的附庸。
「外國勢力」干預
魁北克是加拿大聯邦的一個省，原稱「新法蘭西」，曾是法國殖民地，居民多為法裔殖民者後代，令她成為加拿大唯一以法語為主的省份。
加拿大經過六七十年代的「沉靜革命」，魁北克社會產生微妙變化，法裔本土意識抬頭，魁北克開始與其餘9個省份貌合神離。時任總理老杜魯多（Pierre Trudeau，即現任總理之父親）推行立憲運動，需要10省一致通過，魁北克希望爭取更大話語權，兩次都否決方案，令其他省份視魁北克為「麻煩製造者」。
魁北克的獨立情緒，於九十年代初升至頂點。1993年加拿大聯邦大選，雖然自由黨取得政權，但獨派魁人政團（Bloc Québécois）取得空前勝利，成為國會第二大黨；1994年魁北克省選舉，亦由獨派的魁人黨（Parti Québécois）勝出，結果出現了1995年的獨立公投。
公投最終以約1個百分點的極微票數差被否決，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外國勢力」干預。
當時的總理克雷蒂安身為統派，四出游說，希望魁北克人否決獨立議案，到了最後關頭使出撒手鐧，以他和美國總統克林頓的交情，請他幫忙。
克林頓最終發表講話，雖然稱魁北克獨立是魁省人的內政，但結合加拿大、美國及墨西哥3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只能有這3個國家，沒有第四個國家的可能性，變相警告魁北克即使獨立，經濟上亦不會獲美國優惠對待。
此話一出，魁省政商界即時卻步，民情出現微妙逆轉，公投最終以失敗告終。時至今日，不少魁北克「深獨派」依然相信，若然不是美國「干預內政」，魁北克已經成功獨立。
時光飛躍二十年，美加兩國近來不和，互相向對方增加入口關稅，特朗普更宣布和墨西哥達成雙邊協議，可以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似乎加拿大也是貿易戰對象。至於加拿大會否參與這新協議，特朗普就以一貫作風，一句”We’ll see”回應。風水輪流轉，魁省獨派會否借今次機會，加入「特朗普陣營」，增加獨立的談判籌碼？似乎卻不大可能。上次獨立公投後，加拿大在2000年通過《清晰法案》，定義日後類似公投必須有「清晰大多數」通過才有效，基本上，已杜絕了魁北克獨立的可能性。2012年，獨派一度以少數派身份在魁北克短暫執政，但並未有激起民眾支持獨立的熱情，不久也黯然下台，反映魁北克人已對這類辯論感到疲倦。下月魁北克將舉行大選，根據蒙特利爾當地分析員Les Perreaux的資訊，數十年來，首次統獨不是主要議題，因為主要政黨都明白到獨立運動的不可能，選民只希望經濟、民生上的「改變」，但對政體的改變，已不感興趣。否則特朗普要制服杜魯多的棋子，還有更多。
小詞典：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
加拿大、美國及墨西哥三國於1992年簽定的貿易協議，內容涉及知識產權、環保、農業、工業等多個範疇，對三國經濟有深遠的影響。墨西哥左翼游擊隊「查巴達解放陣線」，就是抗議NAFTA簽訂而成立，認為會令墨西哥市場、勞動力淪為美加的附庸。
2018年8月30日星期四
挑戰大學的人才旋轉門
「艇仔」在廣東話，被引申為中介人之意，出現是因為資訊不透明，而中介人同時擁有雙方的資訊或網絡，於是成為橋樑，並收取雙方利益。「艇仔」自然是自古以來的職業，但到了互聯網時代，結合傳統和科技的「艇仔」，卻成為創業典範。例如在1991年，英國布賴頓（Brighton）一間名叫FDM的公司成立，作為金融界、IT人才的「艇仔」，居然在「Uberization」的年代把中介發揚光大，而同類公司也陸續湧現，這對傳統大學的功能，也頗有啟示。
「艇仔」角色發揚光大
須知一般人要進入大型金融機構工作，需要過五關斬六將；同時金融機構都大嘆難請人才，尤其電子商貿愈趨發達，實體銀行角色漸褪，金融業務和維護，更需要同時兼具金融、IT知識的新專才。於是，這些中介公司以招募IT專才、為他們找工作起家，一方面招攬大學畢業生，另一方面也尋找曾經叱吒商場的家庭主婦和退休人士、退伍軍人和希望轉行的人，透過兩個月的無薪訓練，灌輸資訊科技和商業金融技術，然後與他們簽署兩年合約，讓他們成為「顧問」。
招募「顧問」後，公司就向各大機構推介他們的專業服務，將他們送到這些機構，也就是提供實習機會。「實習顧問」的薪金比正式在金融機構上班的員工低，但若表現理想，兩年後有可能成為正式員工，成為進入大型金融機構的蹊徑。一些類似公司更進一步，把概念延伸到更長時間的實習，將之變成網上職業訓練學院，相信其他概念陸續有來。
上述概念並不新穎，理論上，大學亦有類似計劃，例如與德國大公司合作，安排修讀德文的畢業生到公司實習，表現良好的會被該公司聘請。但大學做相關工作，始終難以完全求職主導，僱主也往往投訴學生所學太「離地」，需要重新培訓，情願由可信任的中介承擔對口工作。
提供訓練有素員工
工既然有需求，這類公司愈開愈多，以FDM為例，已經在倫敦交易所上市，是英國富時250指數的成分股之一，市值2億3千多萬英鎊，除了在英國有3間分校，在紐約、多倫多、法蘭克福、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也有分校，擁有全球3800多名員工，明顯有利可圖。
這類公司有沒有水份、有沒有公信力、是否變相剝削人力資源，自然見仁見智。對大企業來說，中介提供的是經訓練、較有質素的初級員工，省卻培訓的時間成本；而對需要轉型的中層人士而言，中介的「課程」，恐怕也比大學碩士實用得多。不過，對一些畢業生而言，無薪培訓、兩年實習式低薪合約未免過份取巧，甚至有人因此興訟，認為不發工資給受訓者違反僱傭條例，只是敗訴而已。
當這類公司越開越多，大學的功能，也難免進一步被攤薄。從前到大學讀碩士、MBA、博士，多少有自我增值的意味，起碼也能累積社會資本，但在現實世界，讀完碩士的畢業生不一定對工作有幫助，反而可能令僱主覺得「不務正業」，影響面試機會。中介公司的課程，對實用性掌握得透徹得多，而且省時，只要「艇戶」建立得好，也會慢慢形成口碑。假如你是一個希望轉型的專才，會坐在大學課堂兩年聽傳統授課，多拿一個碩士學位，還是嘗試這種新公司？
小詞典：Uberization
Uber出現，是一個社會「去中介化」的年代，不少傳統社會編制都是因為中介需要而存在，並壟斷市場，但有了社交媒體、資訊科技革命，不少中介都失去需求，的士固然是典型例子，大學、培訓中心等也是理論上的重災區。
「艇仔」角色發揚光大
須知一般人要進入大型金融機構工作，需要過五關斬六將；同時金融機構都大嘆難請人才，尤其電子商貿愈趨發達，實體銀行角色漸褪，金融業務和維護，更需要同時兼具金融、IT知識的新專才。於是，這些中介公司以招募IT專才、為他們找工作起家，一方面招攬大學畢業生，另一方面也尋找曾經叱吒商場的家庭主婦和退休人士、退伍軍人和希望轉行的人，透過兩個月的無薪訓練，灌輸資訊科技和商業金融技術，然後與他們簽署兩年合約，讓他們成為「顧問」。
招募「顧問」後，公司就向各大機構推介他們的專業服務，將他們送到這些機構，也就是提供實習機會。「實習顧問」的薪金比正式在金融機構上班的員工低，但若表現理想，兩年後有可能成為正式員工，成為進入大型金融機構的蹊徑。一些類似公司更進一步，把概念延伸到更長時間的實習，將之變成網上職業訓練學院，相信其他概念陸續有來。
上述概念並不新穎，理論上，大學亦有類似計劃，例如與德國大公司合作，安排修讀德文的畢業生到公司實習，表現良好的會被該公司聘請。但大學做相關工作，始終難以完全求職主導，僱主也往往投訴學生所學太「離地」，需要重新培訓，情願由可信任的中介承擔對口工作。
提供訓練有素員工
工既然有需求，這類公司愈開愈多，以FDM為例，已經在倫敦交易所上市，是英國富時250指數的成分股之一，市值2億3千多萬英鎊，除了在英國有3間分校，在紐約、多倫多、法蘭克福、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也有分校，擁有全球3800多名員工，明顯有利可圖。
這類公司有沒有水份、有沒有公信力、是否變相剝削人力資源，自然見仁見智。對大企業來說，中介提供的是經訓練、較有質素的初級員工，省卻培訓的時間成本；而對需要轉型的中層人士而言，中介的「課程」，恐怕也比大學碩士實用得多。不過，對一些畢業生而言，無薪培訓、兩年實習式低薪合約未免過份取巧，甚至有人因此興訟，認為不發工資給受訓者違反僱傭條例，只是敗訴而已。
當這類公司越開越多，大學的功能，也難免進一步被攤薄。從前到大學讀碩士、MBA、博士，多少有自我增值的意味，起碼也能累積社會資本，但在現實世界，讀完碩士的畢業生不一定對工作有幫助，反而可能令僱主覺得「不務正業」，影響面試機會。中介公司的課程，對實用性掌握得透徹得多，而且省時，只要「艇戶」建立得好，也會慢慢形成口碑。假如你是一個希望轉型的專才，會坐在大學課堂兩年聽傳統授課，多拿一個碩士學位，還是嘗試這種新公司？
小詞典：Uberization
Uber出現，是一個社會「去中介化」的年代，不少傳統社會編制都是因為中介需要而存在，並壟斷市場，但有了社交媒體、資訊科技革命，不少中介都失去需求，的士固然是典型例子，大學、培訓中心等也是理論上的重災區。
2018年8月29日星期三
麥凱恩為何是越戰英雄?
美國政壇元老麥凱恩病逝，有網友留言表示要是他生在中國，在戰爭被俘虜的經歷，已注定難以成為英雄，並以三國時代曹操的大將于禁為例子，只是美國「國情不同」，尊重過程，才令麥凱恩獲釋後走上神壇。
思維方法頗為中國式的特朗普，也曾冒美國政壇大不韙，公開揶揄麥凱恩被捉「不是英雄」，自言「喜歡沒有被俘虜的人」，令菁英圈子嘩然，卻可能代表了部分人所想。然而，麥凱恩被普遍看作越戰英雄，並非單單來自家庭背景、被俘歲月，還有眾多意涵。
麥凱恩1967年被俘，1973年獲釋，前後被北越囚禁5年半，今天到河內旅遊，「麥凱恩戰機被擊落處」是重要景點之一。被俘不久後，他的父親獲任命為美軍太平洋司令，統籌對越作戰，北越曾放風願意提前釋放麥凱恩以示「友好」，其實是希望動搖美國軍心，挑撥離間。
結果麥凱恩父親拒絕北越「好意」，強調兒子不能先於其他美國戰俘獲釋，此舉贏得國內外一致尊重。明白到自己的統戰價值，麥凱恩在北越也拒絕與對方高層，甚至呼籲和平的國際NGO代表見面，以免被利用。他一生對自己的愛國情操相當自傲，確是受過考驗的。
近代戰爭各方普遍遵守《日內瓦公約》，不會苛待戰俘，但越南要到統一後的1980年才簽署公約，越戰期間，各方虐待戰俘乃家常便飯。麥凱恩在獄中經常被虐打，以致他終生不能再提起手臂。而不少美國戰俘被虐待後，都會提供一些「有用資訊」、或寫下道歉信與悔過書，反正他們知道根據美國國情，屈打成招的供詞不能作準，無論被逼承認甚麼，回國後也一筆勾銷。然而被囚禁在「火爐監獄」的麥凱恩依然沒有屈服，沒有和北越人員合作，沒有給予任何情報，據說連北越方也尊重。麥凱恩病逝後，當時在獄中看守他的北越將軍Tran Trong Duyet公開悼念，說自己「當時就很欣賞麥凱恩的堅定、強硬」，嘉許麥凱恩獲釋後為美越關係貢獻良多。
這樣的嘉許，也不完全是「人死為大」的客套話。麥凱恩當選參議員後，活躍一切和外交有關的國會委員會，對戰爭、戰俘、戰犯一類議題，更有一言九鼎的發言權。他在1985年首次回到越南，當時越南已醞釀改革開放，急於和美國關係正常化，麥凱恩不顧私怨，意識到越南是美國制衡「其他國家」的重要棋子，樂於扮演積極角色。不少越戰老兵對越南充滿成見，不希望美國太快和昔日的敵人眉來眼去，但麥凱恩利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聲望，核實了再也沒有美國人在越南被非法拘留的事實，為美越關係在1995年完全正常化掃平障礙。
這說來容易，但易地而處，不少坐過牢的人都會仇恨一生，麥凱恩卻能夠放下，更以此促成「大和解」，這樣的胸襟，確是英雄。
小詞典：火爐監獄（Hoa Lo）
越戰期間，北越囚禁戰俘的監獄，位於河內，由法國殖民者於1896年興建最初時用來拷打反對法國的政治犯，內有不少酷刑，加上本來是製作陶瓷的窯爐，因此被本地人稱為「火爐」。包括麥凱恩在內的不少美國戰俘曾被囚禁於此，令監獄成了美國文化所稱的「河內希爾頓」。今天監獄成了博物館，也是著名旅遊景點。
思維方法頗為中國式的特朗普，也曾冒美國政壇大不韙，公開揶揄麥凱恩被捉「不是英雄」，自言「喜歡沒有被俘虜的人」，令菁英圈子嘩然，卻可能代表了部分人所想。然而，麥凱恩被普遍看作越戰英雄，並非單單來自家庭背景、被俘歲月，還有眾多意涵。
麥凱恩1967年被俘，1973年獲釋，前後被北越囚禁5年半，今天到河內旅遊，「麥凱恩戰機被擊落處」是重要景點之一。被俘不久後，他的父親獲任命為美軍太平洋司令，統籌對越作戰，北越曾放風願意提前釋放麥凱恩以示「友好」，其實是希望動搖美國軍心，挑撥離間。
結果麥凱恩父親拒絕北越「好意」，強調兒子不能先於其他美國戰俘獲釋，此舉贏得國內外一致尊重。明白到自己的統戰價值，麥凱恩在北越也拒絕與對方高層，甚至呼籲和平的國際NGO代表見面，以免被利用。他一生對自己的愛國情操相當自傲，確是受過考驗的。
近代戰爭各方普遍遵守《日內瓦公約》，不會苛待戰俘，但越南要到統一後的1980年才簽署公約，越戰期間，各方虐待戰俘乃家常便飯。麥凱恩在獄中經常被虐打，以致他終生不能再提起手臂。而不少美國戰俘被虐待後，都會提供一些「有用資訊」、或寫下道歉信與悔過書，反正他們知道根據美國國情，屈打成招的供詞不能作準，無論被逼承認甚麼，回國後也一筆勾銷。然而被囚禁在「火爐監獄」的麥凱恩依然沒有屈服，沒有和北越人員合作，沒有給予任何情報，據說連北越方也尊重。麥凱恩病逝後，當時在獄中看守他的北越將軍Tran Trong Duyet公開悼念，說自己「當時就很欣賞麥凱恩的堅定、強硬」，嘉許麥凱恩獲釋後為美越關係貢獻良多。
這樣的嘉許，也不完全是「人死為大」的客套話。麥凱恩當選參議員後，活躍一切和外交有關的國會委員會，對戰爭、戰俘、戰犯一類議題，更有一言九鼎的發言權。他在1985年首次回到越南，當時越南已醞釀改革開放，急於和美國關係正常化，麥凱恩不顧私怨，意識到越南是美國制衡「其他國家」的重要棋子，樂於扮演積極角色。不少越戰老兵對越南充滿成見，不希望美國太快和昔日的敵人眉來眼去，但麥凱恩利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聲望，核實了再也沒有美國人在越南被非法拘留的事實，為美越關係在1995年完全正常化掃平障礙。
這說來容易，但易地而處，不少坐過牢的人都會仇恨一生，麥凱恩卻能夠放下，更以此促成「大和解」，這樣的胸襟，確是英雄。
小詞典：火爐監獄（Hoa Lo）
越戰期間，北越囚禁戰俘的監獄，位於河內，由法國殖民者於1896年興建最初時用來拷打反對法國的政治犯，內有不少酷刑，加上本來是製作陶瓷的窯爐，因此被本地人稱為「火爐」。包括麥凱恩在內的不少美國戰俘曾被囚禁於此，令監獄成了美國文化所稱的「河內希爾頓」。今天監獄成了博物館，也是著名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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