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選，約翰遜領導的保守黨大勝，被看作國民對終極脫歐的變相公投，走意識形態路線的工黨成為大輸家。這場選戰日後可能成為經典，發揮關鍵作用的人很多，除了約翰遜，還有近年的風雲人物：英國本土派領袖法拉奇。
法拉奇本來是英國獨立黨（UKIP）黨魁，這個本來被看作是鬧劇的政黨，隨著網絡時代興起，逐步步向主流，連帶脫歐議題普及化，也是他大力宣傳的結果。2015年大選，英國獨立黨居然得到總票數12.64%，單論票數已成為第三大黨，風頭一時無兩。英國脫歐公投後，法拉奇表示功成身退，但後來進程遲遲未落實，又另起爐灶成立「脫歐黨」，在剛過去的2019年歐洲議會大選，居然以接近40%總得票成為英國第一大黨，雖說歐洲議會不太重要、不少人當作抗議票來投，但這樣的成績，不可能對民意毫無啟示。
避開保守黨議席選區 免「𠝹票」
在這次大選，脫歐黨最初雄心勃勃，幾乎在每個選區都派出候選人，但是在最後關頭改變策略，決定不在保守黨現有議席的選區競逐，以免出現「𠝹票」效果；然而在工黨現有執政的地方，脫歐黨會繼續選。
事實上，法拉奇本來的算盤，是與保守黨結成「脫歐選舉聯盟」，協調個別選區的議席，甚至連他的美國盟友特朗普也曾公然「干涉英國內政」，對約翰遜作出類似呼籲。但保守黨根據民調，沒有和法拉奇公開結盟的誘因，最終法拉奇讓步，以免脫歐陣營兩敗俱傷。
為什麼在工黨執政的地區參選，又不會造成「𠝹票」效果，法拉奇是有精密分析的。他認為根據此刻民情，選民普遍假定保守黨執政的地方基本上都會保住，假如多了脫歐黨這個選擇，可能有不滿保守黨的脫歐選民投了過去，結果讓工黨漁人得利。但在工黨執政的地方，脫歐選民都有變天的意欲，更希望集中票源；而工黨內部也有脫歐派，他們基於和保守黨的世仇關係，不願意「含淚」投過去，但有了脫歐黨這個第三選擇，就心安理得宣示脫歐立場。最後，不少工黨歷史根據地都變天，例如工業重鎮新特蘭，參看數據，保守黨的得票增幅並不大，只是工黨跌票甚多，不少都到了脫歐黨。
脫歐黨全軍覆沒 獲高度尊重
最後結果，脫歐黨只有總得票的2%，候選人全軍覆沒，但法拉奇心願達成，而且獲得脫歐派選民「顧全大局」的高度尊重，依然是最大贏家。而這樣的結果，對世界各地的「鎅票論」，也有深刻啟示。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2019年12月17日星期二
2019年12月13日星期五
全球抗爭系列：蘇丹做到的，香港做不到？
昨天談及和香港運動同步出現的蘇丹，雖然過程一度互相印證，但蘇丹最終卻得到明確成果。在7月，經過蘇丹人民的「大三罷」和全民不合作運動，軍方和示威者終於達成共識，成立過渡委員會，再在8月成立負責39個月過渡期秩序的「主權委員會」，成員軍方、平民各佔一半，加上一名雙方都接受的人選，算是平起平坐分享權力，直到39個月後舉行真普選，令結構性困局得到大轉機。當然，39個月充滿變數，但基於軍方掌握全國武力的客觀現實，這樣的過渡期，已是和平解決的相對理想選項。
協議中，雙方也同意成立具有法定調查權力的「真‧獨立調查委員會」，雖然調查結果也有人不滿，並因此出現小規模衝擊，但政府畢竟開始制裁濫暴軍警，起碼令民間不滿開始得到宣泄。不要看輕制裁警暴的象徵意義，這是一個政權能否取信於民的最大關鍵，否則民眾不信任官方武力，私人武裝才會星火燎原，可惜這樣簡單的道理，非洲人懂，特區政府就是不懂。
制裁濫暴軍警 宣泄民間不滿
蘇丹過渡政府解決了結構性問題，才開始發表經濟紓困措施，如降低通脹、重組銀行架構、重新制定稅務政策等。對這個負債極高、百廢待興的窮國而言，經濟問題、民生問題自然是「重中之重」，蘇丹人自然「搵食艱難」，但一件事歸一件事，政府不會無知到本末倒置，把民生問題錯判為導引，作為解決群眾運動的藥方。可惜在香港，結構性問題明顯涉及回到一國兩制的初心，但在北京堅持「全面管治權」，連前領導人江澤民的「河水不犯井水論」也要拿來批判，解困只怕遙遙無期，在這前提下，政府任何針對經濟問題的行徑，都是徒勞無功，甚至可能有反效果。
蘇丹運動的成功，除了群眾「和勇合一」，和「國際線」關係也密不可分。軍政府願意談判，因為剛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和非洲聯盟直接介入調停，協助雙方談判。假如蘇丹軍方不賣帳，這個本來已經被美國制裁的封閉國度，就要與整個非洲為敵，難道最後憑藉北京真的可以力敵全球？何况自從南蘇丹獨立，蘇丹的管治權威已大為削弱，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大增，軍方黃金時代已過，這都是國際壓力能奏效的宏觀背景。
港「國際線」難度高於蘇丹
在香港案例，特朗普曾經也在Twitter說要為習近平和香港抗爭者「調解」，甚至鼓勵他到前線，但這明顯是抽水。香港畢竟是國際社會承認的中國領土一部分，外國此刻只能單方面研判是否繼續視香港為不同中國內地的實體，除非出現重大變故，很難直接調停；特朗普作為一個反覆無常的商人，也只是以「香港牌」作為中美貿易戰棋子，並沒有誠意正視香港問題的根源。然而，國際線是絕對實用的，因為香港足以影響中國經濟大局，也是新冷戰的前哨陣地，只是香港人的國際牌要更有技巧，需要的專業知識、勇氣和彈性，乃至和北京鬥而不破的智慧，都比蘇丹難度更高。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協議中，雙方也同意成立具有法定調查權力的「真‧獨立調查委員會」，雖然調查結果也有人不滿，並因此出現小規模衝擊，但政府畢竟開始制裁濫暴軍警，起碼令民間不滿開始得到宣泄。不要看輕制裁警暴的象徵意義，這是一個政權能否取信於民的最大關鍵，否則民眾不信任官方武力，私人武裝才會星火燎原，可惜這樣簡單的道理，非洲人懂，特區政府就是不懂。
制裁濫暴軍警 宣泄民間不滿
蘇丹過渡政府解決了結構性問題，才開始發表經濟紓困措施，如降低通脹、重組銀行架構、重新制定稅務政策等。對這個負債極高、百廢待興的窮國而言，經濟問題、民生問題自然是「重中之重」，蘇丹人自然「搵食艱難」，但一件事歸一件事，政府不會無知到本末倒置，把民生問題錯判為導引，作為解決群眾運動的藥方。可惜在香港，結構性問題明顯涉及回到一國兩制的初心，但在北京堅持「全面管治權」，連前領導人江澤民的「河水不犯井水論」也要拿來批判，解困只怕遙遙無期，在這前提下，政府任何針對經濟問題的行徑，都是徒勞無功，甚至可能有反效果。
蘇丹運動的成功，除了群眾「和勇合一」，和「國際線」關係也密不可分。軍政府願意談判，因為剛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和非洲聯盟直接介入調停，協助雙方談判。假如蘇丹軍方不賣帳，這個本來已經被美國制裁的封閉國度，就要與整個非洲為敵，難道最後憑藉北京真的可以力敵全球？何况自從南蘇丹獨立，蘇丹的管治權威已大為削弱，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大增，軍方黃金時代已過，這都是國際壓力能奏效的宏觀背景。
港「國際線」難度高於蘇丹
在香港案例，特朗普曾經也在Twitter說要為習近平和香港抗爭者「調解」，甚至鼓勵他到前線，但這明顯是抽水。香港畢竟是國際社會承認的中國領土一部分，外國此刻只能單方面研判是否繼續視香港為不同中國內地的實體，除非出現重大變故，很難直接調停；特朗普作為一個反覆無常的商人，也只是以「香港牌」作為中美貿易戰棋子，並沒有誠意正視香港問題的根源。然而，國際線是絕對實用的，因為香港足以影響中國經濟大局，也是新冷戰的前哨陣地，只是香港人的國際牌要更有技巧，需要的專業知識、勇氣和彈性，乃至和北京鬥而不破的智慧，都比蘇丹難度更高。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2019年12月12日星期四
全球抗爭系列：蘇丹與香港的無大台
香港這一波運動發生時，國際媒體的頭條本來是蘇丹。香港慢慢由一個角落變成主菜，與此同時，蘇丹的運動卻已基本修成正果，何其唏噓。曾幾何時，沒有人想過香港和蘇丹可以相提並論，但兩者的比較，卻也不是風馬牛不相及。
蘇丹1956年獨立，此後不斷經歷軍事政變、內戰，近年由資深獨裁者巴希爾壟斷政壇，被國際社會視為21世紀最後的暴君。即使南蘇丹分裂而去，達爾富爾天災人禍頻仍，巴希爾可以永續執政，北京背後的支持，無疑是主因之一。今年年頭，群眾運動愈演愈烈，巴希爾終於下台，但不是因為運動很成功，他只是被軍隊內部政變取代；軍人雖然承諾還政於民，但一直沒有具體行動，純粹希望自保，令人想起非洲津巴布韋推翻萬年總統穆加貝的內部政變。於是蘇丹民眾繼續集結，要求軍方交出權力，規模席捲全國，遭到軍方強烈鎮壓，造成200多人死亡，政府甚至並下令禁網，以阻止暴力鎮壓的消息流出國外。
獨裁總統下台 蘇丹示威未「散水」
蘇丹人和香港人的訴求自然不盡相同，但從上述簡單背景可見，兩者並非沒有共通點。在不熟悉內情的離地旁觀者眼中，蘇丹獨裁者巴希爾終於下台，理應是運動成功的最大標誌，理應立刻「散水」，就像外媒以為香港的逃犯條例修訂終於正式撤回，就等同「勝利」。但經過漫長運動，兩地種種結構性問題反而進一步暴露，群眾對Root Cause的不滿只有更深，假如不通過運動解決，那些新出現的苗頭變成常態，只會延續腐敗結構，假如成果被騎劫，甚至可以比「階段性勝利」前更差。基於上述認知，運動momentum才會持續下去，這也是伊拉克、智利等同期案例在總理下台後，群眾還未散去的共同原因。可以想像，即時此刻林鄭月娥下台，「散水」效果也等同零。
此外，蘇丹、香港兩地政府都是依靠軍警「止暴制亂」，伎倆相同，滲透群眾的手法近似，蘇丹實行了網禁而不果，香港也申請禁制令點名Telegram、連登，更是淪為一紙空文。單純高壓的結果，反而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令運動更難收拾，兩地民間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暴，成為了必不可少的訴求之一。而當警察成為前線持份者，和解的角色增加了，解結的難度只有更大。
兩地同藉社交媒體下而上組織
在香港，「無大台」成為近年一切民間運動的標記，因為昔日的反對派「永續社運」令人失去信心，大台精英領袖容易腐化，也是群眾不滿的泉源之一。但無大台並不等同無協調，香港公民社會由下而上的串連無處不在，通過資訊科技產生的高度默契，體現了「無大台、有默契」的新型組織模式。
這種模式，完全屬於新時代，並非上一代有「大台obsession綜合症」的前輩所能輕易理解的。在蘇丹，發放示威信息的主要是「自由與變革力量」，他們一直透過社交媒體統籌，組織力強、但機動性高，每當有示威領袖被捕後，他們就隨即選出新任領袖。值得注意的是，當蘇丹親政府民兵向示威者開槍後，根據Google數據，香港網民搜尋蘇丹的次數激增，香港運動的國際化，那是轉捩點之一。全球蝴蝶效應，無出其右。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蘇丹1956年獨立，此後不斷經歷軍事政變、內戰，近年由資深獨裁者巴希爾壟斷政壇，被國際社會視為21世紀最後的暴君。即使南蘇丹分裂而去，達爾富爾天災人禍頻仍，巴希爾可以永續執政，北京背後的支持，無疑是主因之一。今年年頭，群眾運動愈演愈烈，巴希爾終於下台，但不是因為運動很成功，他只是被軍隊內部政變取代；軍人雖然承諾還政於民，但一直沒有具體行動，純粹希望自保，令人想起非洲津巴布韋推翻萬年總統穆加貝的內部政變。於是蘇丹民眾繼續集結，要求軍方交出權力，規模席捲全國，遭到軍方強烈鎮壓，造成200多人死亡，政府甚至並下令禁網，以阻止暴力鎮壓的消息流出國外。
獨裁總統下台 蘇丹示威未「散水」
蘇丹人和香港人的訴求自然不盡相同，但從上述簡單背景可見，兩者並非沒有共通點。在不熟悉內情的離地旁觀者眼中，蘇丹獨裁者巴希爾終於下台，理應是運動成功的最大標誌，理應立刻「散水」，就像外媒以為香港的逃犯條例修訂終於正式撤回，就等同「勝利」。但經過漫長運動，兩地種種結構性問題反而進一步暴露，群眾對Root Cause的不滿只有更深，假如不通過運動解決，那些新出現的苗頭變成常態，只會延續腐敗結構，假如成果被騎劫，甚至可以比「階段性勝利」前更差。基於上述認知，運動momentum才會持續下去，這也是伊拉克、智利等同期案例在總理下台後，群眾還未散去的共同原因。可以想像，即時此刻林鄭月娥下台，「散水」效果也等同零。
此外，蘇丹、香港兩地政府都是依靠軍警「止暴制亂」，伎倆相同，滲透群眾的手法近似，蘇丹實行了網禁而不果，香港也申請禁制令點名Telegram、連登，更是淪為一紙空文。單純高壓的結果，反而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令運動更難收拾，兩地民間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暴，成為了必不可少的訴求之一。而當警察成為前線持份者，和解的角色增加了，解結的難度只有更大。
兩地同藉社交媒體下而上組織
在香港，「無大台」成為近年一切民間運動的標記，因為昔日的反對派「永續社運」令人失去信心，大台精英領袖容易腐化，也是群眾不滿的泉源之一。但無大台並不等同無協調，香港公民社會由下而上的串連無處不在，通過資訊科技產生的高度默契，體現了「無大台、有默契」的新型組織模式。
這種模式，完全屬於新時代，並非上一代有「大台obsession綜合症」的前輩所能輕易理解的。在蘇丹，發放示威信息的主要是「自由與變革力量」，他們一直透過社交媒體統籌，組織力強、但機動性高，每當有示威領袖被捕後，他們就隨即選出新任領袖。值得注意的是，當蘇丹親政府民兵向示威者開槍後，根據Google數據，香港網民搜尋蘇丹的次數激增，香港運動的國際化，那是轉捩點之一。全球蝴蝶效應，無出其右。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2019年12月11日星期三
全球抗爭系列：厄瓜多爾離開OPEC之後
近月由香港、蘇丹開始的全球抗爭運動，在南美洲出現的除了智利，還有油國厄瓜多爾。雖然運動已暫時休止，但結構性問題尚未解決，會否死灰復燃，言之尚早。
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是OPEC在南美洲的兩個成員國，由於擁有石油，也就有了和列強討價還價的本錢。上任左翼總統科雷亞就是利用境內油田和軍事基地兩大王牌，在美國、中國之間周旋，更把香港企業玩弄於股掌之上。到了現任中間派總統莫雷諾當選，乾脆決定退出OPEC，此後將不再遵從控制國際油價的「生產配額方針」。
然後，他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大舉借貸，希望振興經濟，而IMF貸款的條件，一貫是落實「真市場經濟」，放在厄瓜多爾，就成了取消燃油補貼、改革稅制、緊縮政策、國企私有化等一籃子公式，以換取石油業的結構性改革。今年夏天起，莫雷諾政府不斷與IMF、世界銀行、美洲發展銀行談判，取得三方共100億美金貸款，反映他得到商界、軍方、國際社會支持，並非虛言。
然而這些舉措，令習慣了燃油補貼數十年的厄瓜多爾民眾大為不滿，油價急升30%，公共運輸業界群起抗爭，發動全國大罷工，不久得到各界聲援。其他stakeholders，包括學生、工會、原住民等紛紛加入示威，特別是一貫勇武、曾推倒幾任總統的原住民加入，令抗爭者士氣大振，示威者不時堵路、焚燒輪胎，一時全國陷入癱瘓。莫雷諾則毫不猶豫，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更乾脆把首都搬走，聲言長期抗爭。
回應示威訴求快 禍根未解
既然警察成了運動新主角，各地常見的激進場景又出現在厄瓜多爾，軍警鎮壓造成10死、千人傷。這樣下來，除了本來的反對緊縮開支，又添加了警暴議題。但拉美國家處理這類議題經驗豐富，不久政府就務實回應，和反對派談判，最終宣布撤回改革，重啓燃油補貼，暫緩緊縮政策，群眾的訴求幾乎全部落實。雖然好些反對派組織、議員事後被秋後算帳，但局勢總算比鄰國智利快平息。
民眾拒「IMF公式」 商界懼福利主義
然而，這不代表厄瓜多爾的Root Cause得到解決。正如《金融時報》分析，拉美經濟難以發展，更多是因為過於依賴出口，忽略教育及基建。IMF在10月中發表的環球經濟預測，指南美洲經濟增長緩慢，本年只有0.2%；無論這分析是否對症下藥，厄瓜多爾此刻負債、赤字嚴重，群眾一方面把左翼政府選下台，另一方面不能接受IMF公式，長此下去，看不到解決辦法；兩派上台，都會把對方製造為天敵。
這一波群眾運動，在現政府眼中，自然是前總統和委內瑞拉等左翼勢力顛覆；但到了左派上台，又會把一切動亂都形容為美國這個「外國勢力」的黑手。拉美民眾始終認為，自由經濟帶來的是企業對民眾的剝削，企業賺取暴利，民眾卻要承擔生活成本急劇上漲，自然不公平；但商界對福利主義的恐懼，只會更深。厄瓜多爾目前正是大和解的契機，但假如解決不了局勢，鄰國委內瑞拉由天堂變地獄的殷鑑不遠，徵兆亦不妙。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是OPEC在南美洲的兩個成員國，由於擁有石油，也就有了和列強討價還價的本錢。上任左翼總統科雷亞就是利用境內油田和軍事基地兩大王牌，在美國、中國之間周旋，更把香港企業玩弄於股掌之上。到了現任中間派總統莫雷諾當選，乾脆決定退出OPEC，此後將不再遵從控制國際油價的「生產配額方針」。
然後，他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大舉借貸，希望振興經濟，而IMF貸款的條件，一貫是落實「真市場經濟」，放在厄瓜多爾，就成了取消燃油補貼、改革稅制、緊縮政策、國企私有化等一籃子公式，以換取石油業的結構性改革。今年夏天起，莫雷諾政府不斷與IMF、世界銀行、美洲發展銀行談判，取得三方共100億美金貸款，反映他得到商界、軍方、國際社會支持，並非虛言。
然而這些舉措，令習慣了燃油補貼數十年的厄瓜多爾民眾大為不滿，油價急升30%，公共運輸業界群起抗爭，發動全國大罷工，不久得到各界聲援。其他stakeholders，包括學生、工會、原住民等紛紛加入示威，特別是一貫勇武、曾推倒幾任總統的原住民加入，令抗爭者士氣大振，示威者不時堵路、焚燒輪胎，一時全國陷入癱瘓。莫雷諾則毫不猶豫，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更乾脆把首都搬走，聲言長期抗爭。
回應示威訴求快 禍根未解
既然警察成了運動新主角，各地常見的激進場景又出現在厄瓜多爾，軍警鎮壓造成10死、千人傷。這樣下來，除了本來的反對緊縮開支，又添加了警暴議題。但拉美國家處理這類議題經驗豐富，不久政府就務實回應，和反對派談判，最終宣布撤回改革，重啓燃油補貼，暫緩緊縮政策，群眾的訴求幾乎全部落實。雖然好些反對派組織、議員事後被秋後算帳，但局勢總算比鄰國智利快平息。
民眾拒「IMF公式」 商界懼福利主義
然而，這不代表厄瓜多爾的Root Cause得到解決。正如《金融時報》分析，拉美經濟難以發展，更多是因為過於依賴出口，忽略教育及基建。IMF在10月中發表的環球經濟預測，指南美洲經濟增長緩慢，本年只有0.2%；無論這分析是否對症下藥，厄瓜多爾此刻負債、赤字嚴重，群眾一方面把左翼政府選下台，另一方面不能接受IMF公式，長此下去，看不到解決辦法；兩派上台，都會把對方製造為天敵。
這一波群眾運動，在現政府眼中，自然是前總統和委內瑞拉等左翼勢力顛覆；但到了左派上台，又會把一切動亂都形容為美國這個「外國勢力」的黑手。拉美民眾始終認為，自由經濟帶來的是企業對民眾的剝削，企業賺取暴利，民眾卻要承擔生活成本急劇上漲，自然不公平；但商界對福利主義的恐懼，只會更深。厄瓜多爾目前正是大和解的契機，但假如解決不了局勢，鄰國委內瑞拉由天堂變地獄的殷鑑不遠，徵兆亦不妙。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2019年12月5日星期四
「北所羅門群島共和國」：全球下一個新國家？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是我在幼稚園時代，父親說《三國演義》故事時，給我說的第一課，踏入21世紀，放諸四海，始終皆準。此刻全球最年輕國家是南蘇丹，而一場被忽略的獨立公投正在進行中：那個地方在太平洋，名叫布干維爾島（Bouganville），希望脫離的母體，是巴布亞新幾內亞。
「自治」假象惹民怨
在太平洋島國當中，巴新是一個大國，面積、人口都僅次澳洲，比法國更大，近年成為中美澳3國外交的必爭之地。布干維爾和巴新大陸，屬於不同文化圈，也有不同歷史：布干維爾自稱「北所羅門群島」，和南部的所羅門群島較接近，後者獨立前，一直是英國殖民地；而布干維爾最早被德國殖民，屬於德屬新幾內亞，一戰後歸於澳洲，心態上始終不願意和巴新大陸統一。更重要的是布干維爾盛產銅礦，曾是巴新主要收入來源之一，佔全國收入44%，但撥歸當地的只有其中10%，當地人對這份收入極大多數落入中央政府手中、自身卻要承受環境污染代價，自然十分不滿。
1988年開始，布干維爾出現主張獨立的游擊隊，戰鬥在太平洋規模而言極其慘烈，可算二戰後區內最殘酷的戰爭，前後造成2萬人死亡。這數字實在十分誇張：布干維爾面積雖然相等於9個香港，但人口只有20萬，也就是1/10人在獨立戰爭中犧牲，這還未計算被迫遷徙的6萬人。後來在國際社會斡旋下，雙方在2001年正式簽訂停火協定，巴新成立布干維爾自治區，奉行「一國兩制」，並承諾最終舉行獨立公投。公投終於在這幾天舉行，因為大多數居民住在山區，通訊不便，官方把投票期限設定為兩周，至今99%選民已經投票，相信支持獨立的佔大多數。
布干維爾獨立公投雖然沒有約束力，但與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不同，這是巴新中央政府承認的，也是國際社會監督下進行的。對布干維爾人而言，過去一段時間的「自治」並非真自治，經濟命脈依然未能自己控制，希望一舉獨立，可以大舉爭取國際援助，以及善用銅礦所有收入。但巴新中央政府自然希望，就是獨立公投通過，也繼續討價還價，給予對方更大程度的自治，換取布干維爾留在國內，以免其他分離主義地區效法。討價還價的過程可以很快，也可以長達三五七年，一旦選民有龐大期望落差，內戰隨時再爆發，總之變數很多。但假如雙方理性，一個銅礦利益逐步過渡的方案，換取盡快的完全獨立，理應是各取所需。
布干維爾體現「和勇合一」
布干維爾的抗爭，也可算是一種「和勇合一、國際線經濟線合一」的嘗試，由列強毫不注視到走到今天，亦殊不容易。內戰爆發後，布干維爾銅礦基本上停產，交戰雙方實屬「攬炒」。在21世紀，類似爭議理應有和平方式解決，可惜世界各國的中央政府，始終不易懂得放權的藝術，悲劇也就不斷發生，以致往往一拍兩散，一慟。
沈旭暉
（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自治」假象惹民怨
在太平洋島國當中，巴新是一個大國，面積、人口都僅次澳洲，比法國更大，近年成為中美澳3國外交的必爭之地。布干維爾和巴新大陸，屬於不同文化圈，也有不同歷史：布干維爾自稱「北所羅門群島」，和南部的所羅門群島較接近，後者獨立前，一直是英國殖民地；而布干維爾最早被德國殖民，屬於德屬新幾內亞，一戰後歸於澳洲，心態上始終不願意和巴新大陸統一。更重要的是布干維爾盛產銅礦，曾是巴新主要收入來源之一，佔全國收入44%，但撥歸當地的只有其中10%，當地人對這份收入極大多數落入中央政府手中、自身卻要承受環境污染代價，自然十分不滿。
1988年開始，布干維爾出現主張獨立的游擊隊，戰鬥在太平洋規模而言極其慘烈，可算二戰後區內最殘酷的戰爭，前後造成2萬人死亡。這數字實在十分誇張：布干維爾面積雖然相等於9個香港，但人口只有20萬，也就是1/10人在獨立戰爭中犧牲，這還未計算被迫遷徙的6萬人。後來在國際社會斡旋下，雙方在2001年正式簽訂停火協定，巴新成立布干維爾自治區，奉行「一國兩制」，並承諾最終舉行獨立公投。公投終於在這幾天舉行，因為大多數居民住在山區，通訊不便，官方把投票期限設定為兩周，至今99%選民已經投票，相信支持獨立的佔大多數。
布干維爾獨立公投雖然沒有約束力，但與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不同，這是巴新中央政府承認的，也是國際社會監督下進行的。對布干維爾人而言，過去一段時間的「自治」並非真自治，經濟命脈依然未能自己控制，希望一舉獨立，可以大舉爭取國際援助，以及善用銅礦所有收入。但巴新中央政府自然希望，就是獨立公投通過，也繼續討價還價，給予對方更大程度的自治，換取布干維爾留在國內，以免其他分離主義地區效法。討價還價的過程可以很快，也可以長達三五七年，一旦選民有龐大期望落差，內戰隨時再爆發，總之變數很多。但假如雙方理性，一個銅礦利益逐步過渡的方案，換取盡快的完全獨立，理應是各取所需。
布干維爾體現「和勇合一」
布干維爾的抗爭，也可算是一種「和勇合一、國際線經濟線合一」的嘗試，由列強毫不注視到走到今天，亦殊不容易。內戰爆發後，布干維爾銅礦基本上停產，交戰雙方實屬「攬炒」。在21世紀，類似爭議理應有和平方式解決，可惜世界各國的中央政府，始終不易懂得放權的藝術，悲劇也就不斷發生，以致往往一拍兩散，一慟。
沈旭暉
（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2019年12月4日星期三
全球抗爭系列：伊拉克和香港 哪些可堪比較？
這一波全球抗爭運動波及的地方，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則總有微妙共同點，包括以往香港人想也想不到可以拿來比較的伊拉克。說來，今年我曾到訪北伊拉克的庫爾德自治區，當地的「一國兩制」，就是一個香港鏡像；然後在索馬里認識了一名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工作的西方contractor，兩個月前，她還一番好意的對我說，當地和香港相比「十分平和」，問是否需要到巴格達暫避。
言猶在耳，伊拉克爆發薩達姆倒台後最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政府實彈鎮壓，實行宵禁、斷網，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大批難民湧向北部庫爾德區，當地朋友哭訴「一國兩制」的保護網接近崩潰，街頭充滿混亂，一切和數月前的小確幸全然不同。
未除Root Cause不滿足於階段勝利
香港媒體集中報道當地抗爭的成效：政府早就宣布成立真正的、有法定效力的、非魚目混珠來「檢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警察殺示威者不但被審判、更被判問吊，最新發展是總理邁赫迪也辭職下台，彷彿伊拉克民間訴求一律成功，但群眾仍未撤退，現在的目標，已變成伊拉克政府的結構性改革。我們談過的智利、黎巴嫩、加泰隆尼亞，到現在的伊拉克，抗爭到了最後，都由表面上的切入點深入Root Cause，群眾由於對傳統精英不信任、感到過往太容易被官僚語言偽術「忽悠」，不再滿足於階段性勝利，這也是新時代的普遍現象。
伊拉克抗爭的Root Cause，首先是結構性貪污。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自然也不廉潔，通過窮兵黷武維持局面，但奉行社會主義的復興黨，畢竟有基本基建、福利和就業保障。但民主化後的伊拉克新政府貪污更嚴重，在國際透明組織的全球貪腐觀感指數位列倒數12，比蘇丹、津巴布韋等非洲國家排名更後，青年失業率高達25%，是整體失業率的兩倍，加上經常斷水斷電。諷刺地，不少人開始懷念起薩達姆時代的穩定。
境外「太上皇」勢力離地失民心
由於貪腐問題難以解決，伊拉克群眾又開始把憤怒苗頭向外國勢力轉移。自從薩達姆倒台，什葉派佔多數的伊拉克，幾乎唯什葉派龍頭大國伊朗馬首是瞻，伊拉克什葉派最高精神領袖西斯坦尼影響力固然龐大，但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太上皇」影響更不能低估。由於新伊拉克在美國堅持下厲行「去復興黨化」，嚴禁前朝精英進入新政府，除了逼得這批失去特權的精英投身ISIS等激進組織，也令新一代權貴成為伊朗附庸，對一般人的訴求，愈來愈離地。這一波示威最終演變成群眾高呼「伊朗滾出伊拉克」，更焚毀伊朗駐伊拉克聖城納杰夫的領事館，一切制約都已解禁。
乏人選破困局 香港更不堪
西斯坦尼、什葉派老牌民兵領袖薩德爾等都感到形勢不妙，紛紛和現政府割席，這固然加速了總理辭職的決定，卻令群眾運動得到更大momentum，更難收拾。伊拉克新一代強調「無大台」，對任何傳統領袖都不信任，對各派系之間的共識政治充滿犬儒。要運動終結，除非是憲法層面的改革，增加直接民主元素，減低精英閉門造車，但這除了涉及內部權力重新分配，也觸及敏感的國際持份。要是buy time，伊拉克群眾信服的反恐英雄阿沙迪因為被現政府解僱，倒是打破困局的理想人選。可惜香港連這樣的人選也沒有，「太上皇」勢力只有更龐大，結構更難解，奈何。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言猶在耳，伊拉克爆發薩達姆倒台後最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政府實彈鎮壓，實行宵禁、斷網，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大批難民湧向北部庫爾德區，當地朋友哭訴「一國兩制」的保護網接近崩潰，街頭充滿混亂，一切和數月前的小確幸全然不同。
未除Root Cause不滿足於階段勝利
香港媒體集中報道當地抗爭的成效：政府早就宣布成立真正的、有法定效力的、非魚目混珠來「檢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警察殺示威者不但被審判、更被判問吊，最新發展是總理邁赫迪也辭職下台，彷彿伊拉克民間訴求一律成功，但群眾仍未撤退，現在的目標，已變成伊拉克政府的結構性改革。我們談過的智利、黎巴嫩、加泰隆尼亞，到現在的伊拉克，抗爭到了最後，都由表面上的切入點深入Root Cause，群眾由於對傳統精英不信任、感到過往太容易被官僚語言偽術「忽悠」，不再滿足於階段性勝利，這也是新時代的普遍現象。
伊拉克抗爭的Root Cause，首先是結構性貪污。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自然也不廉潔，通過窮兵黷武維持局面，但奉行社會主義的復興黨，畢竟有基本基建、福利和就業保障。但民主化後的伊拉克新政府貪污更嚴重，在國際透明組織的全球貪腐觀感指數位列倒數12，比蘇丹、津巴布韋等非洲國家排名更後，青年失業率高達25%，是整體失業率的兩倍，加上經常斷水斷電。諷刺地，不少人開始懷念起薩達姆時代的穩定。
境外「太上皇」勢力離地失民心
由於貪腐問題難以解決，伊拉克群眾又開始把憤怒苗頭向外國勢力轉移。自從薩達姆倒台，什葉派佔多數的伊拉克，幾乎唯什葉派龍頭大國伊朗馬首是瞻，伊拉克什葉派最高精神領袖西斯坦尼影響力固然龐大，但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太上皇」影響更不能低估。由於新伊拉克在美國堅持下厲行「去復興黨化」，嚴禁前朝精英進入新政府，除了逼得這批失去特權的精英投身ISIS等激進組織，也令新一代權貴成為伊朗附庸，對一般人的訴求，愈來愈離地。這一波示威最終演變成群眾高呼「伊朗滾出伊拉克」，更焚毀伊朗駐伊拉克聖城納杰夫的領事館，一切制約都已解禁。
乏人選破困局 香港更不堪
西斯坦尼、什葉派老牌民兵領袖薩德爾等都感到形勢不妙，紛紛和現政府割席，這固然加速了總理辭職的決定，卻令群眾運動得到更大momentum，更難收拾。伊拉克新一代強調「無大台」，對任何傳統領袖都不信任，對各派系之間的共識政治充滿犬儒。要運動終結，除非是憲法層面的改革，增加直接民主元素，減低精英閉門造車，但這除了涉及內部權力重新分配，也觸及敏感的國際持份。要是buy time，伊拉克群眾信服的反恐英雄阿沙迪因為被現政府解僱，倒是打破困局的理想人選。可惜香港連這樣的人選也沒有，「太上皇」勢力只有更龐大，結構更難解，奈何。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2019年12月3日星期二
特區政府的夢囈：異哉「香港國際地位與美國無關論」
在過去數月，特區政府發言人（通常是某位局長）回應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都是跟隨同一個template，以三大耿爽式政治正確論點，作如下宣示：
1.香港特區的國際地位是《基本法》賦予的，不是任何其他國家的恩賜；
2.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源自香港在GATT（世貿前身）的會員地位，並非任何國家所能單邊改變；
3.美國以國內法凌駕國際法，不符合國際關係原理，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耿爽式」政治正確 照本宣科
然而這些說法恍如處於平行時空，不但突顯了對國際關係的教條式理解，也似是夜行人的哨子。曾經在不少場合，聽見台上官員如斯讀稿，身旁的商界朋友，無不訕笑，不妨簡述之。
1. 任何國家都可以建立無限個「特別行政區」，例如一些島國讓每一個小島都有「自治郵政權」賺外匯，又像朝鮮也有新義州特區、開城工業區，這些確是內政；但其他國家是否當它是一回事，卻是他國的內政。新義州特區就是典型鬧劇，連朝鮮盟友中國也視之如無物，還在特區成立後不久，拘捕了金正日委任的第一任「新義州特首」楊斌。而綜觀全球，一個國家無中生有、而不是源自前殖民地一類歷史淵源建立的特區或自治區，得到像香港這樣國際地位的，絕無僅有。沙特阿拉伯正籌備自己的特區，專程來香港取經，就是擔心不被國際社會重視。
2. 世貿成員都是獨立經濟體，理論上都是單獨關稅區。但世界各國怎樣看待這些關稅區，卻又是它們的內政。例如美國以同一政策看待歐盟關稅聯盟的成員國，這些國家之於美國關稅政策，就是一個整體；又如美國通常以同一基準看待一批島國，那又是一個整體。假如日後世上主要國家，都直接把對中國大陸這個經濟體徵收的關稅（及其他包括簽證、配額、外匯等政策），完全一樣的施加於香港，技術上，香港依然是世貿的一個成員體，但實際上，關稅政策已經和「一國」沒有分別。
中國激烈回應事出有因
3. 美國作為此刻的全球第一大國，自由主義陣營領袖，對國際關係軟硬規則的設定，有一言九鼎的作用。假如美國真的廢除《香港政策法》，也就是不再視香港為一個「一國兩制之下的非主權實體」，又或假如美國日後對中國大陸、香港一視同仁徵收同一關稅及應用所有政策，對其他國家來說，會造成一個震撼式連鎖效應。《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已列明，要求英國、加拿大、澳洲、日本、韓國等盟友跟隨；假如美國真的拿香港獨特地位開刀，跟隨vs.不跟隨的國家，大概就是「新冷戰」的勢力範圍圖，相信和是否承認科索沃獨立的各國分佈圖，大同小異，也就是在聯合國會員國當中，大概50：50。但支持美國的50%，會包括歐盟主要國家、加拿大、澳洲、日本、韓國，以及東盟內部屬於親美陣營的一半國家，屆時香港要維繫國際地位，就是全情投入一帶一路，也被廢一半武功。
要是美國這條法案只是紙老虎，中國外交部又怎會如此激烈回應？美國月前才通過《維吾爾人權政策法》，中國自然也高調譴責，但力度全然不同，怎會事出無因？特區政府官員照單全收政治正確答案前，是否也可以考慮加入common sense在官方論述，去遷就香港人早已開竅的國際視野？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1.香港特區的國際地位是《基本法》賦予的，不是任何其他國家的恩賜；
2.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源自香港在GATT（世貿前身）的會員地位，並非任何國家所能單邊改變；
3.美國以國內法凌駕國際法，不符合國際關係原理，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耿爽式」政治正確 照本宣科
然而這些說法恍如處於平行時空，不但突顯了對國際關係的教條式理解，也似是夜行人的哨子。曾經在不少場合，聽見台上官員如斯讀稿，身旁的商界朋友，無不訕笑，不妨簡述之。
1. 任何國家都可以建立無限個「特別行政區」，例如一些島國讓每一個小島都有「自治郵政權」賺外匯，又像朝鮮也有新義州特區、開城工業區，這些確是內政；但其他國家是否當它是一回事，卻是他國的內政。新義州特區就是典型鬧劇，連朝鮮盟友中國也視之如無物，還在特區成立後不久，拘捕了金正日委任的第一任「新義州特首」楊斌。而綜觀全球，一個國家無中生有、而不是源自前殖民地一類歷史淵源建立的特區或自治區，得到像香港這樣國際地位的，絕無僅有。沙特阿拉伯正籌備自己的特區，專程來香港取經，就是擔心不被國際社會重視。
2. 世貿成員都是獨立經濟體，理論上都是單獨關稅區。但世界各國怎樣看待這些關稅區，卻又是它們的內政。例如美國以同一政策看待歐盟關稅聯盟的成員國，這些國家之於美國關稅政策，就是一個整體；又如美國通常以同一基準看待一批島國，那又是一個整體。假如日後世上主要國家，都直接把對中國大陸這個經濟體徵收的關稅（及其他包括簽證、配額、外匯等政策），完全一樣的施加於香港，技術上，香港依然是世貿的一個成員體，但實際上，關稅政策已經和「一國」沒有分別。
中國激烈回應事出有因
3. 美國作為此刻的全球第一大國，自由主義陣營領袖，對國際關係軟硬規則的設定，有一言九鼎的作用。假如美國真的廢除《香港政策法》，也就是不再視香港為一個「一國兩制之下的非主權實體」，又或假如美國日後對中國大陸、香港一視同仁徵收同一關稅及應用所有政策，對其他國家來說，會造成一個震撼式連鎖效應。《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已列明，要求英國、加拿大、澳洲、日本、韓國等盟友跟隨；假如美國真的拿香港獨特地位開刀，跟隨vs.不跟隨的國家，大概就是「新冷戰」的勢力範圍圖，相信和是否承認科索沃獨立的各國分佈圖，大同小異，也就是在聯合國會員國當中，大概50：50。但支持美國的50%，會包括歐盟主要國家、加拿大、澳洲、日本、韓國，以及東盟內部屬於親美陣營的一半國家，屆時香港要維繫國際地位，就是全情投入一帶一路，也被廢一半武功。
要是美國這條法案只是紙老虎，中國外交部又怎會如此激烈回應？美國月前才通過《維吾爾人權政策法》，中國自然也高調譴責，但力度全然不同，怎會事出無因？特區政府官員照單全收政治正確答案前，是否也可以考慮加入common sense在官方論述，去遷就香港人早已開竅的國際視野？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2019年11月29日星期五
特朗普簽《香港人權法》 英國蝴蝶效應
【明報專訊】美國感恩節前夕，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下一步程序，除了行政機關的具體執行，還有世界各國的後續。法案現有內容並不太辣，但根據美國國情，未來可以不斷加辣、推動延伸法案，對北京而言，後患無窮。然而更大的後患還在於以下條款：「與包括英國、澳洲、加拿大、日本、韓國等盟國共同協作，推廣香港的民主與人權」。
法案條款埋「中國包圍網」伏線
這條條款在過去幾年的草稿是沒有的，在這次的第一稿也是沒有的，屬於眾議院版本最後添加的內容之一。世界各國不可能得失中國市場，沒有美國的牽頭，並不容易推動香港法案；但有了這條條款，被美國點名的盟國起碼有責任回應，這製造了訂立類似法案的土壤。假如各國通過香港，結成一個中國包圍網，林鄭月娥通過《逃犯條例》製造的完美地球風暴，還不過剛剛開始。
我們不妨前瞻一下各國立法的前景，而美國以外，香港最重要的國際持份者，自然是英國。英國立法的道義責任，其實比美國更大。
英未主動行動四大原因
至今英國未主動行動，一來是脫歐亂局令國內政客疲於奔命；二來約翰遜路線始終希望中國是脫歐後的經濟解藥之一；三來英國本土派傳統上，憂慮香港人大舉湧入，淡化本國人口；四來根據《中英聯合聲明》，類似BNO地位一類問題已解決，單方面改變，容易予北京口實。早前與一些英國政府的朋友商談，他們對最後一點尤其堅持，依然自我催眠「一國兩制實施良好」，令人語塞。
但經過過去六個月的香港運動，以上四點都已出現微妙改變。英國脫歐在大選後，相信終會落實，而由於耗時甚久，政客對一邊脫歐、一邊處理其他議題，漸成共識。中國固然是英國經濟出路之一，北京依然寄望倫敦成為「一帶一路」歐洲入口、乃至華為在西方的突破口，但美國的壓力，令倫敦也不敢輕舉妄動。
加上香港人顯示出來的團結和經濟能量，對脫歐後的英國也有吸引力：假如全體BNO持有人得到英國公民身分，他們的資產同樣被英國接收，這已經是一個大數字；假如他們協助英國，在一個小島再建立一個「新香港」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或起碼在英國脫歐後製造多一個BVI，這同樣是「新英國」一個出路。
李嘉誠在曼徹斯特大舉投資，幾乎成為城主，英國看在眼裏，難道還不明所以？英國也可以通過香港人，「激活」白人主導的小英聯邦（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讓四國簽訂條約，共同承認BNO持有人的公民身分，那是多贏局面，這個小英聯邦的進一步整合，可能比歐盟更符合英國國家利益。
功利計算 英本土派接收港人戒心減
有了這些計算，英國本土派對接收香港人的戒心大降，英國政客聲援香港的聲音逐漸增強。加上北京主動說什麼「《中英聯合聲明》已是歷史文件」，為英國推動香港法案製造了合法性，可謂求仁得仁。早前英國上議院通過無約束力動議，建議英聯邦國家給予BNO持有人第二公民身分、制定全面國際解決方案、立法加強監察《中英聯合聲明》、追究違反人權者的責任，其實就是英國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而且糅和了《中英聯合聲明》的前宗主國責任、BNO議題、和整個英聯邦這三大題目，比美國的法案更有深遠影響。
雖然下議院跟隨的門檻甚高，但不少港人游說團已開始在英國活動，以港人在英國的潛在影響力，配合目前形勢，再下一城，完全可能。這條戰線給予北京進一步實踐「全面管治權」的制約，潛力甚大，值得大家共同努力，特別是曾經在英國工作、讀書、做生意的香港人，是時候，善用大家的網絡做實事了。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法案條款埋「中國包圍網」伏線
這條條款在過去幾年的草稿是沒有的，在這次的第一稿也是沒有的，屬於眾議院版本最後添加的內容之一。世界各國不可能得失中國市場，沒有美國的牽頭，並不容易推動香港法案；但有了這條條款，被美國點名的盟國起碼有責任回應，這製造了訂立類似法案的土壤。假如各國通過香港，結成一個中國包圍網，林鄭月娥通過《逃犯條例》製造的完美地球風暴，還不過剛剛開始。
我們不妨前瞻一下各國立法的前景，而美國以外，香港最重要的國際持份者，自然是英國。英國立法的道義責任，其實比美國更大。
英未主動行動四大原因
至今英國未主動行動，一來是脫歐亂局令國內政客疲於奔命；二來約翰遜路線始終希望中國是脫歐後的經濟解藥之一；三來英國本土派傳統上，憂慮香港人大舉湧入，淡化本國人口；四來根據《中英聯合聲明》，類似BNO地位一類問題已解決，單方面改變，容易予北京口實。早前與一些英國政府的朋友商談，他們對最後一點尤其堅持，依然自我催眠「一國兩制實施良好」，令人語塞。
但經過過去六個月的香港運動，以上四點都已出現微妙改變。英國脫歐在大選後，相信終會落實，而由於耗時甚久，政客對一邊脫歐、一邊處理其他議題，漸成共識。中國固然是英國經濟出路之一，北京依然寄望倫敦成為「一帶一路」歐洲入口、乃至華為在西方的突破口，但美國的壓力，令倫敦也不敢輕舉妄動。
加上香港人顯示出來的團結和經濟能量，對脫歐後的英國也有吸引力：假如全體BNO持有人得到英國公民身分，他們的資產同樣被英國接收，這已經是一個大數字；假如他們協助英國，在一個小島再建立一個「新香港」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或起碼在英國脫歐後製造多一個BVI，這同樣是「新英國」一個出路。
李嘉誠在曼徹斯特大舉投資，幾乎成為城主，英國看在眼裏，難道還不明所以？英國也可以通過香港人，「激活」白人主導的小英聯邦（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讓四國簽訂條約，共同承認BNO持有人的公民身分，那是多贏局面，這個小英聯邦的進一步整合，可能比歐盟更符合英國國家利益。
功利計算 英本土派接收港人戒心減
有了這些計算，英國本土派對接收香港人的戒心大降，英國政客聲援香港的聲音逐漸增強。加上北京主動說什麼「《中英聯合聲明》已是歷史文件」，為英國推動香港法案製造了合法性，可謂求仁得仁。早前英國上議院通過無約束力動議，建議英聯邦國家給予BNO持有人第二公民身分、制定全面國際解決方案、立法加強監察《中英聯合聲明》、追究違反人權者的責任，其實就是英國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而且糅和了《中英聯合聲明》的前宗主國責任、BNO議題、和整個英聯邦這三大題目，比美國的法案更有深遠影響。
雖然下議院跟隨的門檻甚高，但不少港人游說團已開始在英國活動，以港人在英國的潛在影響力，配合目前形勢，再下一城，完全可能。這條戰線給予北京進一步實踐「全面管治權」的制約，潛力甚大，值得大家共同努力，特別是曾經在英國工作、讀書、做生意的香港人，是時候，善用大家的網絡做實事了。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2019年11月27日星期三
Do So：大數據操控的「千里達白票運動」，與……
【明報專訊】香港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早前有網民發起的「白票運動」並未成為潮流，最終以泛黃陣營的壓倒性大勝告終。正如日前講述，提出投白票的網民有其理論基礎，意見應被尊重，不應簡單以「鬼」視之；但假如有其他勢力刻意操作議題，卻是另一回事。在區選前夕，我們的網絡大數據分析顯示，在連登等討論區，鼓吹投白票的帖子總數，忽然升得不尋常地高，和以往日子數量、其他網絡平台出現率或最終投票結果等相比，都不成比例（例如那些最激進的Tg群組，都一律反對白票）。
連登鼓吹白票帖文異常升高
以上觀察，令人想到2010年加勒比海的英聯邦國家千里達（又譯特立尼達）大選，這案例因為被選入Netflix紀錄片The Great Heck，而成為大數據政治經典。千里達和多巴哥本來以加勒比海非裔人為主，他們是非洲黑奴後裔與拉丁美洲原住民結合而成；但英國殖民期間，大舉引入來自南亞次大陸的勞工，到了後者歸化入籍，印裔反客為主，成為千里達一個足以和非裔平起平坐的重要族群。千里達獨立後，選舉圍繞兩大族群運作，變成了身分認同政治。
2010年大選前夕，千里達網上忽然興起了一個名叫「Do So」的運動。運動由一名80歲老人交叉雙手，拒絕現任總理進入家園拉票的故事得到啟發，網民紛紛表示對官僚主義不滿，繼而出現了一個論述，就是選舉不過是既得利益者的小圈子遊戲，投票只會加強了對這個不公義制度的認受，所以應該拒絕投票或投白票，以示不滿。運動以交叉雙手為政治語言，成為青年反抗文化的一部分，出現了Do So塗鴉、Do So手勢、Do So舞步等。假如Do So真的令更多人拒絕投票，理應對兩大族群都有影響；但因為印裔家庭觀念較重，投票往往是一家人集體參與，只要Do So大行其道，印裔政黨就是贏家。最終選舉結果，印裔政黨憑藉關鍵選區的搖擺票獲勝，成為新一屆執政黨。
外力干預加勒比海島國疑案
根據The Great Heck，Do So不是一個自然出現的網絡文化，背後策劃的，正是後來因為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而聲名大噪的大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這紀錄片揭露，千里達的印裔政黨聘請了Cambridge Analytica，而因為千里達缺乏有效的私隱條例，可以很容易鎖定非裔年輕人這目標群組，對其作密集植入式廣告宣傳「拒絕投票」，令本來很小眾另類的運動，慢慢變成主流。當選的印裔總理否認指控，表示對一切不知情，至今在當地政壇依然莫衷一是，但起碼有印裔組織承認為了選戰，確曾接觸Cambridge Analytica。
說了這麼多，並非要說明區選前夕的「白票運動」，一定受到外力干預。但假如從事大數據分析的朋友察覺異動，確有責任提出數字，讓網民自行研判，這才能一方面避免把提出意見的網民盲目否定，另一方面避免有心人有機可乘操作選舉。我們在選舉前夕分享了相關數據，希望盡一己責任，即如是觀。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連登鼓吹白票帖文異常升高
以上觀察，令人想到2010年加勒比海的英聯邦國家千里達（又譯特立尼達）大選，這案例因為被選入Netflix紀錄片The Great Heck，而成為大數據政治經典。千里達和多巴哥本來以加勒比海非裔人為主，他們是非洲黑奴後裔與拉丁美洲原住民結合而成；但英國殖民期間，大舉引入來自南亞次大陸的勞工，到了後者歸化入籍，印裔反客為主，成為千里達一個足以和非裔平起平坐的重要族群。千里達獨立後，選舉圍繞兩大族群運作，變成了身分認同政治。
2010年大選前夕，千里達網上忽然興起了一個名叫「Do So」的運動。運動由一名80歲老人交叉雙手，拒絕現任總理進入家園拉票的故事得到啟發，網民紛紛表示對官僚主義不滿，繼而出現了一個論述，就是選舉不過是既得利益者的小圈子遊戲，投票只會加強了對這個不公義制度的認受，所以應該拒絕投票或投白票，以示不滿。運動以交叉雙手為政治語言，成為青年反抗文化的一部分，出現了Do So塗鴉、Do So手勢、Do So舞步等。假如Do So真的令更多人拒絕投票，理應對兩大族群都有影響；但因為印裔家庭觀念較重，投票往往是一家人集體參與，只要Do So大行其道，印裔政黨就是贏家。最終選舉結果，印裔政黨憑藉關鍵選區的搖擺票獲勝，成為新一屆執政黨。
外力干預加勒比海島國疑案
根據The Great Heck，Do So不是一個自然出現的網絡文化，背後策劃的，正是後來因為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而聲名大噪的大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這紀錄片揭露，千里達的印裔政黨聘請了Cambridge Analytica，而因為千里達缺乏有效的私隱條例，可以很容易鎖定非裔年輕人這目標群組，對其作密集植入式廣告宣傳「拒絕投票」，令本來很小眾另類的運動，慢慢變成主流。當選的印裔總理否認指控，表示對一切不知情，至今在當地政壇依然莫衷一是，但起碼有印裔組織承認為了選戰，確曾接觸Cambridge Analytica。
說了這麼多，並非要說明區選前夕的「白票運動」，一定受到外力干預。但假如從事大數據分析的朋友察覺異動，確有責任提出數字，讓網民自行研判，這才能一方面避免把提出意見的網民盲目否定，另一方面避免有心人有機可乘操作選舉。我們在選舉前夕分享了相關數據，希望盡一己責任，即如是觀。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2019年11月21日星期四
鄭文傑案與中英關係：「銅鑼灣書店2.0」，只有更恐怖
【明報專訊】昨天BBC、《每日電訊報》、《華爾街日報》等外媒，同步刊登前英國駐港領事館職員鄭文傑（Simon Cheng）的訪問，講述他如何在西九站內地管轄區被「送中」，嚴刑逼供他指證「英國策劃反送中運動」的經歷，有如銅鑼灣書店案2.0，而嚴重程度倍之，「老虎櫈」一類酷刑，過往只在博物館看見，讀來令人不寒而慄。
銅鑼灣書店案發生時，我也曾寫過評論，但由於有距離感，坦白說，只是不痛不癢的評價一下瑞典外交政策，和今天的感覺，完全不同。一來經過過去六個月，全體香港人早已覺醒，見山不是山，不可能再自欺欺人；二來，Simon是認識的朋友，一位國際關係畢業生。雖然他在英國領事館工作，但並沒有英國護照，只是特區護照和BNO持有人，從小到大嚮往國際關係研究，先走到台大讀國關本科，再到英國LSE讀碩士，這樣的背景，和我身邊無數品學兼優、滿腔理想、而不失傻氣的香港朋友、學生，毫無分別。他出事時，他的親友曾找我們幫忙，到最後發現是這麼回事，那種震撼，至今未能消化：這種事，真的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港人覺醒 難再自欺欺人
在國際關係，大使館、領事館的本地僱員，常有成為condom的風險，例如十年前，英國駐伊朗大使館的本地僱員就被當地政府拘捕。但鄭文傑案的關鍵，除了他在英國領事館的底層員工身分，還有其他要素：他有朋友從內地來港參加「反送中」遊行，他本人也曾參加遊行，結果被迫招認「英國付錢策劃反送中以外，還被逼供所謂「內地反動網絡」和「香港反動網絡」成員名單。究竟香港人此刻還有多少私隱，人面識別、信用評級、大數據這一套是否已經存在，想也不敢想。
「送中」操作恐成「風土病」
假如香港人在任何地方遇上這類事情，特區政府還可以出頭，但當事發地點在內地，特區政府的line to take，可想而知。曾聯繫過政府內的朋友協助，他苦笑，我想想也是，易地而處，能做什麼？鄭文傑到了香港管治的西九閘口前，被「請」回內地，應是一地兩檢通過後首宗這類案例。他在訪問中透露，被逼供期間，有操純正港式廣東話的警察出現，也遇到其他香港年輕人被囚，不知道他們是在內地被拘留，還是從香港直接「送中」。
言猶在耳，身邊一位朋友被香港警察拘捕超過48小時而未有音信，徵兆相當不妙，家人看見鄭文傑案，更憂心忡忡，擔心這種操作已成風土病。假如中國政府不能對港人人權作出保障，鄭文傑作為BNO持有人，英國有道義和法律責任提供全方位保護。檢討BNO持有人應有權益，也不能再逃避了。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銅鑼灣書店案發生時，我也曾寫過評論，但由於有距離感，坦白說，只是不痛不癢的評價一下瑞典外交政策，和今天的感覺，完全不同。一來經過過去六個月，全體香港人早已覺醒，見山不是山，不可能再自欺欺人；二來，Simon是認識的朋友，一位國際關係畢業生。雖然他在英國領事館工作，但並沒有英國護照，只是特區護照和BNO持有人，從小到大嚮往國際關係研究，先走到台大讀國關本科，再到英國LSE讀碩士，這樣的背景，和我身邊無數品學兼優、滿腔理想、而不失傻氣的香港朋友、學生，毫無分別。他出事時，他的親友曾找我們幫忙，到最後發現是這麼回事，那種震撼，至今未能消化：這種事，真的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港人覺醒 難再自欺欺人
在國際關係，大使館、領事館的本地僱員，常有成為condom的風險，例如十年前，英國駐伊朗大使館的本地僱員就被當地政府拘捕。但鄭文傑案的關鍵，除了他在英國領事館的底層員工身分，還有其他要素：他有朋友從內地來港參加「反送中」遊行，他本人也曾參加遊行，結果被迫招認「英國付錢策劃反送中以外，還被逼供所謂「內地反動網絡」和「香港反動網絡」成員名單。究竟香港人此刻還有多少私隱，人面識別、信用評級、大數據這一套是否已經存在，想也不敢想。
「送中」操作恐成「風土病」
假如香港人在任何地方遇上這類事情，特區政府還可以出頭，但當事發地點在內地，特區政府的line to take，可想而知。曾聯繫過政府內的朋友協助，他苦笑，我想想也是，易地而處，能做什麼？鄭文傑到了香港管治的西九閘口前，被「請」回內地，應是一地兩檢通過後首宗這類案例。他在訪問中透露，被逼供期間，有操純正港式廣東話的警察出現，也遇到其他香港年輕人被囚，不知道他們是在內地被拘留，還是從香港直接「送中」。
言猶在耳，身邊一位朋友被香港警察拘捕超過48小時而未有音信，徵兆相當不妙，家人看見鄭文傑案，更憂心忡忡，擔心這種操作已成風土病。假如中國政府不能對港人人權作出保障，鄭文傑作為BNO持有人，英國有道義和法律責任提供全方位保護。檢討BNO持有人應有權益，也不能再逃避了。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2019年11月13日星期三
黎巴嫩的全民反精英
【明報專訊】和香港同步出現的大型抗爭運動，還有黎巴嫩。不少人以為這個內戰後紙醉金迷的國家，和香港不具備可比性，但在全球蝴蝶效應下，沒有什麼是完全無關的。
黎巴嫩經歷慘烈內戰後，變成敘利亞附庸國，而敘利亞最終被迫撤兵，源自2005年的「雪松革命」。這場革命的導火線，卻是現任總理薩阿德的父親哈里里被神秘暗殺，敘利亞被認為是黑手。自此敘利亞、真主黨、什葉派陣營在黎巴嫩的影響力下降，政府恢復了根據教派劃分權力的傳統，似是「一切回復平靜」，各大教派之間的表面和諧，也似得到恢復。近年到過黎巴嫩的朋友，無不對當地物價高企的party life印象難忘，卻不知道這只是幻影，背後隱藏着嚴重貧富懸殊和社會矛盾。
一丘之貉 各派領袖合謀自肥
背後的Root Cause，從前被認為是教派衝突，基督教馬龍派會怪責真主黨、伊斯蘭什葉派會怪責以色列，各方都有「外國勢力」作稻草人，這些「主要矛盾」，就蓋下了其他「次要矛盾」。但隨着互聯網解放了群眾的政治潛能、打破了精英壟斷，一代人逐漸覺醒，發現其實各派系精英表面上是政敵，實質上卻是裙帶資本主義的共同既得利益者。就像現任總理薩阿德，因為群眾同情其父親之死而上台，施政卻始終偏袒大地產商、銀行家利益；其他派系領袖，也大多是各行業的既得利益者，情願對一般市民、而不是大企業加稅，不斷舉債，令黎巴嫩成為世上欠債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慢慢下來，各派系的精英逐漸被人民離棄而不自覺，反對派、少數派領袖作為「建制維穩B隊」的身分，卻逐漸廣為人知。香港新一代除了反建制，也急速離棄傳統泛民主派，認為後者爭取了數十年一事無成，除了成功令自己進入精英俱樂部，根本是建制的同路人和暗棋……兩者背後的邏輯，幾乎一模一樣。
4年前，黎巴嫩爆發了一波抗爭，導火線不過是垃圾處理不善，就演變成全國運動。當時已經是一次跨黨派、反精英的協作，但並未為人注視，正如香港3年前的旺角黑夜，導火線也是由交通警引起，反映了一代人的全新行為模式，當時同樣未有廣泛理解，殊不知卻鋪墊了更大規模的反彈。
癥結未解 總理下台難息民怨
這次黎巴嫩抗爭的爆發點，源自政府向WhatsApp等通訊程式用戶徵稅每日0.2美元，這樣的民生議題，逐漸成為各派系平民共同反對的惡法，示威者要求政府全體下台，撤回各種新稅。訴求的背後，還有其他結構性問題，例如銀行缺乏美元儲備，帶來通脹恐慌；水電長期不足，令民眾要另向私人公司自費購買；年輕人的四成失業率，令社會充滿剩餘勞動力等。改變這些結構的唯一可能，就是打破既得利益階層的教派政治，不容許他們再合謀殘民自肥。
結果運動又是由街頭示威，演變成全國抗爭，出現了不少香港式人鏈，再得到大量海外僑民聲援。即使政府試圖以改革平息民憤，連薩阿德也宣布辭職，但群眾認為Root Cause仍未被注視，能量也就持續下去。當香港成為全球抗爭取經聖地，令人何其唏噓。
（全球抗爭系列之二）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黎巴嫩經歷慘烈內戰後，變成敘利亞附庸國，而敘利亞最終被迫撤兵，源自2005年的「雪松革命」。這場革命的導火線，卻是現任總理薩阿德的父親哈里里被神秘暗殺，敘利亞被認為是黑手。自此敘利亞、真主黨、什葉派陣營在黎巴嫩的影響力下降，政府恢復了根據教派劃分權力的傳統，似是「一切回復平靜」，各大教派之間的表面和諧，也似得到恢復。近年到過黎巴嫩的朋友，無不對當地物價高企的party life印象難忘，卻不知道這只是幻影，背後隱藏着嚴重貧富懸殊和社會矛盾。
一丘之貉 各派領袖合謀自肥
背後的Root Cause，從前被認為是教派衝突，基督教馬龍派會怪責真主黨、伊斯蘭什葉派會怪責以色列，各方都有「外國勢力」作稻草人，這些「主要矛盾」，就蓋下了其他「次要矛盾」。但隨着互聯網解放了群眾的政治潛能、打破了精英壟斷，一代人逐漸覺醒，發現其實各派系精英表面上是政敵，實質上卻是裙帶資本主義的共同既得利益者。就像現任總理薩阿德，因為群眾同情其父親之死而上台，施政卻始終偏袒大地產商、銀行家利益；其他派系領袖，也大多是各行業的既得利益者，情願對一般市民、而不是大企業加稅，不斷舉債，令黎巴嫩成為世上欠債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慢慢下來，各派系的精英逐漸被人民離棄而不自覺，反對派、少數派領袖作為「建制維穩B隊」的身分，卻逐漸廣為人知。香港新一代除了反建制，也急速離棄傳統泛民主派，認為後者爭取了數十年一事無成，除了成功令自己進入精英俱樂部，根本是建制的同路人和暗棋……兩者背後的邏輯，幾乎一模一樣。
4年前，黎巴嫩爆發了一波抗爭，導火線不過是垃圾處理不善，就演變成全國運動。當時已經是一次跨黨派、反精英的協作，但並未為人注視，正如香港3年前的旺角黑夜，導火線也是由交通警引起，反映了一代人的全新行為模式，當時同樣未有廣泛理解，殊不知卻鋪墊了更大規模的反彈。
癥結未解 總理下台難息民怨
這次黎巴嫩抗爭的爆發點，源自政府向WhatsApp等通訊程式用戶徵稅每日0.2美元，這樣的民生議題，逐漸成為各派系平民共同反對的惡法，示威者要求政府全體下台，撤回各種新稅。訴求的背後，還有其他結構性問題，例如銀行缺乏美元儲備，帶來通脹恐慌；水電長期不足，令民眾要另向私人公司自費購買；年輕人的四成失業率，令社會充滿剩餘勞動力等。改變這些結構的唯一可能，就是打破既得利益階層的教派政治，不容許他們再合謀殘民自肥。
結果運動又是由街頭示威，演變成全國抗爭，出現了不少香港式人鏈，再得到大量海外僑民聲援。即使政府試圖以改革平息民憤，連薩阿德也宣布辭職，但群眾認為Root Cause仍未被注視，能量也就持續下去。當香港成為全球抗爭取經聖地，令人何其唏噓。
（全球抗爭系列之二）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2019年11月12日星期二
皮諾切特借屍還魂的智利
早前歐洲現存最古老的報紙、丹麥報章《Weekendavisen》，製作了一個全球抗爭特輯，認為從香港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城市抗爭運動，可見將來並沒有end game，將會成為全球範疇的「永續革命」，並訪問了包括筆者在內的一大批學者。和香港同期出現抗爭的案例很多，值得逐一思考，包括智利。
與港天涯海角 相互關聯甚多
智利和香港位於天涯海角，但相互關聯甚多。七十年代通過軍事政變上台的智利強人皮諾切特，正是效法積極不干預的「香港模式」，促成經濟復蘇，除了得到經濟學大師、「香港模式」頭號粉絲佛列文嘉許，也成了美國總統列根、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等的密友。皮諾切特下台，和香港回歸中國，都被視為同一經濟模式的挑戰，但今天智利依然有一個自由港伊基克被稱為「小香港」，和面目全非的舊香港，一起掙扎求存。香港和智利都是APEC成員，智利也是極少數與香港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經濟體，據說與某位酷愛智利紅酒的特區政府前官員任內大力推動有關。
說了這麼多，智利這波運動的導火線，和香港的《逃犯條例》修訂一樣，都只是Root Cause的冰山一角。當號稱南美最優秀公共交通工具的智利地鐵加價30披索，群眾怒火開始爆發，發動一連串抗爭，包括跳閘、縱火等，逐漸演變成過百萬人大示威、全國警民大混戰，一切都和香港相像。不同的是智利最終出動了正規軍，造成多人死傷，總統不得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明言與暴力軍警割席，這部分的劇情會否在香港上演，卻是另一回事。
軍法管治道統 最深層不滿難解決
智利的結構性問題眾多，隔岸觀火，容易歸咎經濟原因，就像不少外媒早前附和特區政府的「土地問題論」，而見樹不見林。誠然，智利雖然國家富有，但生活成本不停上漲，堅尼系數高達0.5，為世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如此失衡，必然存在結構性貪污、寡頭政治，例如現任總統皮涅拉就是全國三大首富之一，擅長利用裙帶資本主義漏洞製造「收成期」，信奉「讓部分人先富起來」哲學；權貴都懂得以各種名目逃稅，令資源分配失衡，公營開支緊縮，教育成本高昂，公私合營的醫療制度資源短缺，社會保障不足。智利多達四成稅收來自服務、銷售這些累退稅，大企業及銀行的稅率卻偏低，其實任何社會問題，都會引爆火藥。
但另一個結構，似乎比經濟更難解決，就是智利的軍法管治道統。現今的智利憲法，依然是皮諾切特訂立那一套，一方面要自由主義市場化，另一方面不設最低工資、打壓工會，背後有一個特權階層繞過民眾、管理一切的理念。即使皮諾切特倒台，這套理念依然根深蒂固，因為到了最後，軍隊依然是最後憑藉。就像這次智利引用緊急狀態，屬於皮諾切特以來首次，但就像香港以緊急法「止暴制亂」，只會激起群眾對政體的最深層不滿。問題是要改變這套潛規則，觸及大量收成期老人的既得利益，只會成為永續抗爭，社會撕裂得難以附加。一切豈非似曾相識？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與港天涯海角 相互關聯甚多
智利和香港位於天涯海角，但相互關聯甚多。七十年代通過軍事政變上台的智利強人皮諾切特，正是效法積極不干預的「香港模式」，促成經濟復蘇，除了得到經濟學大師、「香港模式」頭號粉絲佛列文嘉許，也成了美國總統列根、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等的密友。皮諾切特下台，和香港回歸中國，都被視為同一經濟模式的挑戰，但今天智利依然有一個自由港伊基克被稱為「小香港」，和面目全非的舊香港，一起掙扎求存。香港和智利都是APEC成員，智利也是極少數與香港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經濟體，據說與某位酷愛智利紅酒的特區政府前官員任內大力推動有關。
說了這麼多，智利這波運動的導火線，和香港的《逃犯條例》修訂一樣，都只是Root Cause的冰山一角。當號稱南美最優秀公共交通工具的智利地鐵加價30披索，群眾怒火開始爆發，發動一連串抗爭，包括跳閘、縱火等，逐漸演變成過百萬人大示威、全國警民大混戰，一切都和香港相像。不同的是智利最終出動了正規軍，造成多人死傷，總統不得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明言與暴力軍警割席，這部分的劇情會否在香港上演，卻是另一回事。
軍法管治道統 最深層不滿難解決
智利的結構性問題眾多，隔岸觀火，容易歸咎經濟原因，就像不少外媒早前附和特區政府的「土地問題論」，而見樹不見林。誠然，智利雖然國家富有，但生活成本不停上漲，堅尼系數高達0.5，為世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如此失衡，必然存在結構性貪污、寡頭政治，例如現任總統皮涅拉就是全國三大首富之一，擅長利用裙帶資本主義漏洞製造「收成期」，信奉「讓部分人先富起來」哲學；權貴都懂得以各種名目逃稅，令資源分配失衡，公營開支緊縮，教育成本高昂，公私合營的醫療制度資源短缺，社會保障不足。智利多達四成稅收來自服務、銷售這些累退稅，大企業及銀行的稅率卻偏低，其實任何社會問題，都會引爆火藥。
但另一個結構，似乎比經濟更難解決，就是智利的軍法管治道統。現今的智利憲法，依然是皮諾切特訂立那一套，一方面要自由主義市場化，另一方面不設最低工資、打壓工會，背後有一個特權階層繞過民眾、管理一切的理念。即使皮諾切特倒台，這套理念依然根深蒂固，因為到了最後，軍隊依然是最後憑藉。就像這次智利引用緊急狀態，屬於皮諾切特以來首次，但就像香港以緊急法「止暴制亂」，只會激起群眾對政體的最深層不滿。問題是要改變這套潛規則，觸及大量收成期老人的既得利益，只會成為永續抗爭，社會撕裂得難以附加。一切豈非似曾相識？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
約翰遜，不是英國特朗普
約翰遜當選英國新一任首相，以脫歐公投人氣急升的他，一直被外界看作「英國特朗普」。想起上個月在香港總商會，進行了一個關於英國脫歐的講座，談及約翰遜與特朗普的比較時，一位英籍觀眾極不認同，說出了大量理據。會後他走過來，以流利廣東話和我交談，原來他是約翰遜競選辦的人，曾安排約翰遜來香港與英僑見面，他再三保證：他不是特朗普，除了髮型相像。
首先，特朗普有根深蒂固的反精英情結，也靠這情結開拓了「另類右派」光譜，作為挑戰傳統精英話語權（和其他權力）的基礎。但約翰遜是最傳統的政治精英出身，和金馬倫屬於同一結構，只是在脫歐公投使用了一些民粹技巧，來爭取注意力，那位商會朋友說，「邱吉爾當年不也是這樣？」約翰遜的盟友都是傳統精英，並沒有製造類似「另類右翼」的光譜（因為那屬於脫歐黨的法拉奇），領導保守黨後，只會以邱吉爾自居，而不是顛覆黨的外來者。
特朗普對世界採取單邊主義立場，儘量脫離國際組織的制約，而對英國脫歐，他和背後的盟友一直持支持鼓勵態度，因此令人懷疑約翰遜是否也有同樣外交路線。但他雖然屬於脫歐派（其實也是公投前才改變立場），一貫外交主張卻是多邊主義，一來英國已沒有條件去行「單邊」，二來英國脫歐後反而更需要國際盟友，這一點曾為外相的他最清楚。所以無論是和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也好，和英聯邦的白人國家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簽訂類似協定也好，約翰遜都希望儘快找到歐盟的（部份）替代品；而且約翰遜擔任外長時，曾譴責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協定，至今英國也希望當伊朗和美國的調解人。
針對中國，特朗普雖然口徑不時改變，但中美貿易戰、乃至中美新冷戰在他任內開打，乃客觀現實。英國要脫歐，更不希望得失中國這個龐大市場，無論是對華為、還是對貿易議題，英國都比美國身段軟得多，也沒有美國納瓦羅一類的反華派在要職。對香港，約翰遜的興趣遠遠不及他競選黨魁的對手侯俊偉，似乎對北京反應的顧忌比特朗普要大，由於中美關係已變成結構性矛盾，約翰遜大概更希望在雙方當中穿針引線，多於徹底和美國統一口徑。
總之，約翰遜成為首相後，首要任務自然是脫歐，和尋找脫歐後經濟上、外交上、社會上的過渡方案，已沒有餘力推行其他施政。無論言詞作風怎樣，約翰遜進入了唐寧街十號，更可能是逐步主流化、而不是「特朗普化」，一來他短期內沒有脫歐外太大的發揮空間，二來他也未見有誘因大規模改變內外制度。在社交媒體上的形象，卻是另一回事。
小詞典：約翰遜（Boris Johnson, 1964-）
英國政客，伊頓公學、牛津大學古典學畢業，保守黨員，與前首相金馬倫為同學，畢業後從事報社工作，2001年當選下議院議員，2008年當選倫敦市長，開始在政壇嶄露頭角，2016年成為脫歐公投的旗手之一，公投後進入文翠珊內閣為外相，2018年辭職，2019年當選保守黨黨魁兼首相。
首先，特朗普有根深蒂固的反精英情結，也靠這情結開拓了「另類右派」光譜，作為挑戰傳統精英話語權（和其他權力）的基礎。但約翰遜是最傳統的政治精英出身，和金馬倫屬於同一結構，只是在脫歐公投使用了一些民粹技巧，來爭取注意力，那位商會朋友說，「邱吉爾當年不也是這樣？」約翰遜的盟友都是傳統精英，並沒有製造類似「另類右翼」的光譜（因為那屬於脫歐黨的法拉奇），領導保守黨後，只會以邱吉爾自居，而不是顛覆黨的外來者。
特朗普對世界採取單邊主義立場，儘量脫離國際組織的制約，而對英國脫歐，他和背後的盟友一直持支持鼓勵態度，因此令人懷疑約翰遜是否也有同樣外交路線。但他雖然屬於脫歐派（其實也是公投前才改變立場），一貫外交主張卻是多邊主義，一來英國已沒有條件去行「單邊」，二來英國脫歐後反而更需要國際盟友，這一點曾為外相的他最清楚。所以無論是和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也好，和英聯邦的白人國家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簽訂類似協定也好，約翰遜都希望儘快找到歐盟的（部份）替代品；而且約翰遜擔任外長時，曾譴責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協定，至今英國也希望當伊朗和美國的調解人。
針對中國，特朗普雖然口徑不時改變，但中美貿易戰、乃至中美新冷戰在他任內開打，乃客觀現實。英國要脫歐，更不希望得失中國這個龐大市場，無論是對華為、還是對貿易議題，英國都比美國身段軟得多，也沒有美國納瓦羅一類的反華派在要職。對香港，約翰遜的興趣遠遠不及他競選黨魁的對手侯俊偉，似乎對北京反應的顧忌比特朗普要大，由於中美關係已變成結構性矛盾，約翰遜大概更希望在雙方當中穿針引線，多於徹底和美國統一口徑。
總之，約翰遜成為首相後，首要任務自然是脫歐，和尋找脫歐後經濟上、外交上、社會上的過渡方案，已沒有餘力推行其他施政。無論言詞作風怎樣，約翰遜進入了唐寧街十號，更可能是逐步主流化、而不是「特朗普化」，一來他短期內沒有脫歐外太大的發揮空間，二來他也未見有誘因大規模改變內外制度。在社交媒體上的形象，卻是另一回事。
小詞典：約翰遜（Boris Johnson, 1964-）
英國政客，伊頓公學、牛津大學古典學畢業，保守黨員，與前首相金馬倫為同學，畢業後從事報社工作，2001年當選下議院議員，2008年當選倫敦市長，開始在政壇嶄露頭角，2016年成為脫歐公投的旗手之一，公投後進入文翠珊內閣為外相，2018年辭職，2019年當選保守黨黨魁兼首相。
2019年7月25日星期四
致林鄭：悲劇後, 再無中間派
記者甫坐下，沈旭暉便說：「十年前你和我做過訪問，我有時翻閱，問自己有沒有變？我覺得香港比我們變得更多，一些以前覺得有價值的工作變得沒價值。也是時候找回自己了。」
歲月催人老，元朗事件催人淚。雖然如今他走進商界，身為李澤楷的Pacific Century Group高級副總裁，負責海外業務發展，不便參與太多社會事情，還是受訪傳達一些訊息，坦言沒向公司申報，意見只代表自己，畢竟他依然是大學教授
沈旭暉在訪問中分析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根本原因，政府外交與內交失誤一步一步推到死局，沙盤推演未來局勢發展，他最後寄語林鄭月娥在周末元朗危機爆發前「做回自己」，弦外之音處處。
撰文：陳勝藍
攝影：梁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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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從當年沈旭暉飽學回港說起，正所謂傳統精英，他自覺這種人在社會各崗位都應該得到更多重視，於是逐步建構一個包括建制、商界、學界、公民社會的網絡，自己定位於光譜的中央：「例如昨天在個人facebook發表關於元朗恐襲的定義，居然有過萬次分享、兩萬個回應。我們要的效果，是關鍵時刻一錘定音，網民分享時說：『連呢條hihi都咁講！』這是中間光譜的影響力，而唔係走去參選、做行會。」
他有把握是最能聚集靠近中間的KOL，但覺得是時候說夠了，元朗的事令一切不能回頭，有責任敲鐘，「我真身如何思考，身邊朋友很清楚，但為了以上角色，每一句說話都要戴頭盔，不時要做一些主旋律行為儲血，留待扣血所用，很累，也挺討厭自己。」並笑說在北京眼中，《蘋果》訪問會扣很多血。致力令體制內的離地者知道外界發生甚麼事，腳板觸碰地面，如此遊戲必須建基於社會尤其政府重視溝通，他的角色兩面不討好，但大抵招架得住，也被看成少數能溝通左中右的人。然而他說這條路是deadend，2012年開始社會明顯兩極化，原本已不怎平坦的道路生出荊棘。
政府不願溝通 why I’m here?
「泛民、本土一極的意見容易理解，因為一切能見，佢哋鬧，我見到；激進建制一極的小動作難防，因為見唔到。」沈旭暉訴說：「即使是提醒續領BNO，也招致屈姓婦人口誅筆伐寫報告；知道個人投資的公司搞北韓旅遊又寫內參；為台灣朋友寫序又是勾結。我不斷告誡自己，勿忘初心，不要加入政府，不要參加選舉，不要有閃卡，財務絕對自主，他們就不能怎樣，但如果政府不願溝通，why I’m here?」
近年政府以衝突方式管治，他宣佈其角色的歷史任務終結，「不得不承認，以上理念在2012年後完全失敗。12年前也沒有民主，但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分配資源機制，雖然大家未必很滿意，起碼看見有個制度，但2012年之後出現版塊漂移（學術用語），自此每個社會階層都躁動不安。」
他指出這點正是社會深層矛盾的根本原因，「原本problem solving，但近年變成製造內部矛盾管治，不理會真正的root cause。其實政府角色只有一個，合理地分配資源，不管民主、威權都要解決這個問題，這是藝術；分配傾斜了，就把大多數人推向對立面，也就是現在。過去兩年，很多人以為特首換了人，問題已解決，但我很憂慮，因為root cause不但沒有改變，big data算出更傾斜；此外網絡怨氣更大、只是對政府已完全放棄，根據keyword反而看不見。」
然而香港的資源分配是個複雜遊戲，他解釋：「持份者很多，包括一國兩制的國際持份，當全世界不給予特殊待遇，那就不是特區；利益集團多了內地派系；香港人充權和民主的期望等等。」他說近年上市公司成份、政府委員會任命、荷蘭水蓋派法反映的利益嚴重傾斜，由於這種新結構毫不受民主機制制約，也沒有傳統精英fair play的精神，越來越多人不滿，街頭只是表面，背後是大量持份者對管治失去信心，2014年及今年兩場社會運動正源出於此，「反《逃犯條例》的巨型震撼，和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的root cause很類似，但入面的人不明白。網絡時代一切推倒重來，反精英是根本文化，真身和分身交替合作，暗黑和陽光平行時空。人家每秒改plan，你卻越來越官僚，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但每次談起，政府都活在夢中。」
維穩取代溝通 製造矛盾
曾幾何時持份分佈合理，當權者懂得對社會矛盾追本溯源，例如1956、1967暴動後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社會可以回頭，「殖民政府給予代理人適量的權限和尊重，他們才有影響力穩定大局，而且望之似人君。」近年真正人才投閒置散，維穩取代溝通，不斷製造矛盾，結果社會當然以抗爭回應，「上中下層都覺得利益分配不均，對立面變得極大。青年覺得反正上不了樓，改為追求更崇高的理念，對社會制度cynical，但同時很pure而少計算，跟他們談多了，不禁反省我們一代是否太精算？我們應該愧疚。其實我們一代怨氣不比他們少，就像在大學，官僚不知道世界改變，以為可以繼續過時的壟斷，我們自然離開。」
記者同意沈兄之見，但覺得管治藝術對特區政府來說太高深，還是維穩易辦，他回應：「我有個比喻，香港有今時今日是無數巧合及設計之下，得出來很脆弱但又完美的藝術品，天衣無縫，但過去幾年由農民工去加工，不知哪裏是活路、有用的機關、最脆弱的位置，就用紅毛泥石屎放上去，這地方已變得不倫不類。我想很多官員不理解香港先天設定，公務員的執行思維，本來就和戰略絕緣。」
沈旭暉指出香港獨一無二的國際身份是其真正價值，不能迴避各國在香港的利益；銀行很難無視美國針對金融反恐的法律；香港行普通法，很難閉上眼不管英國法制，「香港對全中國最大的價值，官方說法是讓資金『走出去』，民間說法叫做使錢，不管甚麼名稱，這是很有用的機器。幾月前我訪問沙特，他們想造一個香港出來融資，但做不到的，即使中國想用上海取代香港也不能，因為沒有國際endorsement。如果香港失去國際化這個特點，對中國、世界都沒有價值。」
因此沈認為香港政府應該明白對「外國勢力」該做甚麼不該做甚麼，他們的存在怎樣和北京共存，北京的批評哪些只是文宣可以不理，而不是碰及外國、台灣都像見到佛地魔不敢言。「政府不懂國際，也不懂『內交』，特別是這任公務員政府，完全不懂和中央及省市博弈。例如大灣區本身很簡單，香港的唯一價值就是國際身份，既然如此，特區政府有bargaining power，可以一方面歡迎鄰近地方像東南亞那樣派錢『走出去』，既然提供了服務，就可以更高調捍衞兩制的不同，而不是迎合。」沈知道很多網民對大灣區很有意見嗎？「只要大家看見我們相信的價值觀、生活模式都有更厚的防火牆，減少不必要的接觸，中港矛盾就不會現在這樣，相敬如賓不是更好麽，但政府不懂，拿不到更多資源，又無勇氣講數，結果又是加深矛盾。」
《逃犯條例》悲劇正是這樣，不懂國際、不懂內交，打破百年潛規則。元朗恐襲超越香港人能接受的底線，沈旭暉自言整夜難眠，無綫前主播柳俊江當晚頭破血流，他也是沈的start-up partner之一，兩人開了公司，眼見拍檔被毆難免激動，「但我更憂慮的是這反映有更多瘋狂玩家在大局中。自此群眾鬥群眾格局已生，仇恨已成，再也不能回頭，雙方激進派都不懼怕流血，認為這是改變現狀的關鍵；政府失控，警察失信，在過去兩個月，每一個大小動作都是完美錯誤，已沒有任何官方機制能避免衝突中出現人命傷亡。我們有不少思維相近的秘密群組，這兩個月努力在不同崗位挽救，但元朗之後，大家都得出結論：certified。」
不懂外交內交 推向死局
他擔心一旦出現進一步傷亡，仇恨再升級，更激進的行為陸續有來，「香港社會抗壓力弱，不像我們在外國讀書，總算與催淚彈一同成長，香港的中產看見老鼠都會尖叫，心理上很難接受這氣氛或傷亡持續，屆時人心惶惶，就會出現建構主義的『規範突變』。除非強硬鎮壓，但一旦有大量傷亡必然國際制裁，屆時香港金融功能失效，中國外交的連鎖效應更難估計；假如政府繼續不能管治，輿論戰fake news橫行，例如這幾天，大眾心理崩潰，同樣不歸路。」
即使上述一切都捱得過，仍有很多潛伏危機，「運動至今股市沒跌，大概阿里巴巴上市之前就會跌，但之後總有金融風暴，或衝擊聯繫匯率，美國、台灣大選一齊出現，怎處理？特區政府依然停留在『撤回』還是『壽終正寢』的層次，好恐怖。政府有請過我分享，但我不是麥美娟，見面客客氣氣，又是浪費時間，反而通過你們更重視。」如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已太遲，但他仍促請政府今周內盡這本份，並保證限期內問責交人，處理普選議程，否則後續悲劇——例如本周末元朗——非今天所能料。
「社會賢達、學者、商界精英說了多次你仍不做，到了無可挽回、社會信心崩潰，從此這班人會怎樣？死心，直接ignore政府，想辦法以自己的方式拯救香港，而我們都是有資源、有人脈、有辦法、活在新世界的人，只是在現有結構無用武之地，自我封印罷了。假如周末的群眾運動悲劇收場，政府徹底失信，我肯定，香港從此不會有真正意義的中間派。」
那他選擇怎樣？「總之，我不會放棄香港，身邊兄弟徹夜討論，找一條路，雖然未有定論，但單是這種發自內心的團結，忽然爆發的知識交流激盪，都令人從廢中回到廢青情懷，也隱隱看到香港的希望。」
很多人以為沈旭暉移民新加坡，其實他已安排移民葡萄牙，並在那裏置業，翻看他當年對梁振英上台後的預言，2012年就看到香港焦土化，走位靈活的他，毅然終結本來是香港最年輕副教授的學術生涯，「但縱然這樣，說過無數次離開香港，始終就是會回來，土生土長對香港的情懷實在很難解釋。假如林鄭也有這種情懷，為甚麼不盡力挽回悲劇？就算失敗，at least we’ve tried ok？至於the day after tomorrow，到時再說吧。」
蘋果日報-蘋人誌2019年7月25日
歲月催人老，元朗事件催人淚。雖然如今他走進商界，身為李澤楷的Pacific Century Group高級副總裁，負責海外業務發展，不便參與太多社會事情，還是受訪傳達一些訊息，坦言沒向公司申報，意見只代表自己，畢竟他依然是大學教授
沈旭暉在訪問中分析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根本原因，政府外交與內交失誤一步一步推到死局，沙盤推演未來局勢發展，他最後寄語林鄭月娥在周末元朗危機爆發前「做回自己」，弦外之音處處。
撰文：陳勝藍
攝影：梁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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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從當年沈旭暉飽學回港說起，正所謂傳統精英，他自覺這種人在社會各崗位都應該得到更多重視，於是逐步建構一個包括建制、商界、學界、公民社會的網絡，自己定位於光譜的中央：「例如昨天在個人facebook發表關於元朗恐襲的定義，居然有過萬次分享、兩萬個回應。我們要的效果，是關鍵時刻一錘定音，網民分享時說：『連呢條hihi都咁講！』這是中間光譜的影響力，而唔係走去參選、做行會。」
他有把握是最能聚集靠近中間的KOL，但覺得是時候說夠了，元朗的事令一切不能回頭，有責任敲鐘，「我真身如何思考，身邊朋友很清楚，但為了以上角色，每一句說話都要戴頭盔，不時要做一些主旋律行為儲血，留待扣血所用，很累，也挺討厭自己。」並笑說在北京眼中，《蘋果》訪問會扣很多血。致力令體制內的離地者知道外界發生甚麼事，腳板觸碰地面，如此遊戲必須建基於社會尤其政府重視溝通，他的角色兩面不討好，但大抵招架得住，也被看成少數能溝通左中右的人。然而他說這條路是deadend，2012年開始社會明顯兩極化，原本已不怎平坦的道路生出荊棘。
政府不願溝通 why I’m here?
「泛民、本土一極的意見容易理解，因為一切能見，佢哋鬧，我見到；激進建制一極的小動作難防，因為見唔到。」沈旭暉訴說：「即使是提醒續領BNO，也招致屈姓婦人口誅筆伐寫報告；知道個人投資的公司搞北韓旅遊又寫內參；為台灣朋友寫序又是勾結。我不斷告誡自己，勿忘初心，不要加入政府，不要參加選舉，不要有閃卡，財務絕對自主，他們就不能怎樣，但如果政府不願溝通，why I’m here?」
近年政府以衝突方式管治，他宣佈其角色的歷史任務終結，「不得不承認，以上理念在2012年後完全失敗。12年前也沒有民主，但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分配資源機制，雖然大家未必很滿意，起碼看見有個制度，但2012年之後出現版塊漂移（學術用語），自此每個社會階層都躁動不安。」
他指出這點正是社會深層矛盾的根本原因，「原本problem solving，但近年變成製造內部矛盾管治，不理會真正的root cause。其實政府角色只有一個，合理地分配資源，不管民主、威權都要解決這個問題，這是藝術；分配傾斜了，就把大多數人推向對立面，也就是現在。過去兩年，很多人以為特首換了人，問題已解決，但我很憂慮，因為root cause不但沒有改變，big data算出更傾斜；此外網絡怨氣更大、只是對政府已完全放棄，根據keyword反而看不見。」
然而香港的資源分配是個複雜遊戲，他解釋：「持份者很多，包括一國兩制的國際持份，當全世界不給予特殊待遇，那就不是特區；利益集團多了內地派系；香港人充權和民主的期望等等。」他說近年上市公司成份、政府委員會任命、荷蘭水蓋派法反映的利益嚴重傾斜，由於這種新結構毫不受民主機制制約，也沒有傳統精英fair play的精神，越來越多人不滿，街頭只是表面，背後是大量持份者對管治失去信心，2014年及今年兩場社會運動正源出於此，「反《逃犯條例》的巨型震撼，和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的root cause很類似，但入面的人不明白。網絡時代一切推倒重來，反精英是根本文化，真身和分身交替合作，暗黑和陽光平行時空。人家每秒改plan，你卻越來越官僚，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但每次談起，政府都活在夢中。」
維穩取代溝通 製造矛盾
曾幾何時持份分佈合理，當權者懂得對社會矛盾追本溯源，例如1956、1967暴動後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社會可以回頭，「殖民政府給予代理人適量的權限和尊重，他們才有影響力穩定大局，而且望之似人君。」近年真正人才投閒置散，維穩取代溝通，不斷製造矛盾，結果社會當然以抗爭回應，「上中下層都覺得利益分配不均，對立面變得極大。青年覺得反正上不了樓，改為追求更崇高的理念，對社會制度cynical，但同時很pure而少計算，跟他們談多了，不禁反省我們一代是否太精算？我們應該愧疚。其實我們一代怨氣不比他們少，就像在大學，官僚不知道世界改變，以為可以繼續過時的壟斷，我們自然離開。」
記者同意沈兄之見，但覺得管治藝術對特區政府來說太高深，還是維穩易辦，他回應：「我有個比喻，香港有今時今日是無數巧合及設計之下，得出來很脆弱但又完美的藝術品，天衣無縫，但過去幾年由農民工去加工，不知哪裏是活路、有用的機關、最脆弱的位置，就用紅毛泥石屎放上去，這地方已變得不倫不類。我想很多官員不理解香港先天設定，公務員的執行思維，本來就和戰略絕緣。」
沈旭暉指出香港獨一無二的國際身份是其真正價值，不能迴避各國在香港的利益；銀行很難無視美國針對金融反恐的法律；香港行普通法，很難閉上眼不管英國法制，「香港對全中國最大的價值，官方說法是讓資金『走出去』，民間說法叫做使錢，不管甚麼名稱，這是很有用的機器。幾月前我訪問沙特，他們想造一個香港出來融資，但做不到的，即使中國想用上海取代香港也不能，因為沒有國際endorsement。如果香港失去國際化這個特點，對中國、世界都沒有價值。」
因此沈認為香港政府應該明白對「外國勢力」該做甚麼不該做甚麼，他們的存在怎樣和北京共存，北京的批評哪些只是文宣可以不理，而不是碰及外國、台灣都像見到佛地魔不敢言。「政府不懂國際，也不懂『內交』，特別是這任公務員政府，完全不懂和中央及省市博弈。例如大灣區本身很簡單，香港的唯一價值就是國際身份，既然如此，特區政府有bargaining power，可以一方面歡迎鄰近地方像東南亞那樣派錢『走出去』，既然提供了服務，就可以更高調捍衞兩制的不同，而不是迎合。」沈知道很多網民對大灣區很有意見嗎？「只要大家看見我們相信的價值觀、生活模式都有更厚的防火牆，減少不必要的接觸，中港矛盾就不會現在這樣，相敬如賓不是更好麽，但政府不懂，拿不到更多資源，又無勇氣講數，結果又是加深矛盾。」
《逃犯條例》悲劇正是這樣，不懂國際、不懂內交，打破百年潛規則。元朗恐襲超越香港人能接受的底線，沈旭暉自言整夜難眠，無綫前主播柳俊江當晚頭破血流，他也是沈的start-up partner之一，兩人開了公司，眼見拍檔被毆難免激動，「但我更憂慮的是這反映有更多瘋狂玩家在大局中。自此群眾鬥群眾格局已生，仇恨已成，再也不能回頭，雙方激進派都不懼怕流血，認為這是改變現狀的關鍵；政府失控，警察失信，在過去兩個月，每一個大小動作都是完美錯誤，已沒有任何官方機制能避免衝突中出現人命傷亡。我們有不少思維相近的秘密群組，這兩個月努力在不同崗位挽救，但元朗之後，大家都得出結論：certified。」
不懂外交內交 推向死局
他擔心一旦出現進一步傷亡，仇恨再升級，更激進的行為陸續有來，「香港社會抗壓力弱，不像我們在外國讀書，總算與催淚彈一同成長，香港的中產看見老鼠都會尖叫，心理上很難接受這氣氛或傷亡持續，屆時人心惶惶，就會出現建構主義的『規範突變』。除非強硬鎮壓，但一旦有大量傷亡必然國際制裁，屆時香港金融功能失效，中國外交的連鎖效應更難估計；假如政府繼續不能管治，輿論戰fake news橫行，例如這幾天，大眾心理崩潰，同樣不歸路。」
即使上述一切都捱得過，仍有很多潛伏危機，「運動至今股市沒跌，大概阿里巴巴上市之前就會跌，但之後總有金融風暴，或衝擊聯繫匯率，美國、台灣大選一齊出現，怎處理？特區政府依然停留在『撤回』還是『壽終正寢』的層次，好恐怖。政府有請過我分享，但我不是麥美娟，見面客客氣氣，又是浪費時間，反而通過你們更重視。」如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已太遲，但他仍促請政府今周內盡這本份，並保證限期內問責交人，處理普選議程，否則後續悲劇——例如本周末元朗——非今天所能料。
「社會賢達、學者、商界精英說了多次你仍不做，到了無可挽回、社會信心崩潰，從此這班人會怎樣？死心，直接ignore政府，想辦法以自己的方式拯救香港，而我們都是有資源、有人脈、有辦法、活在新世界的人，只是在現有結構無用武之地，自我封印罷了。假如周末的群眾運動悲劇收場，政府徹底失信，我肯定，香港從此不會有真正意義的中間派。」
那他選擇怎樣？「總之，我不會放棄香港，身邊兄弟徹夜討論，找一條路，雖然未有定論，但單是這種發自內心的團結，忽然爆發的知識交流激盪，都令人從廢中回到廢青情懷，也隱隱看到香港的希望。」
很多人以為沈旭暉移民新加坡，其實他已安排移民葡萄牙，並在那裏置業，翻看他當年對梁振英上台後的預言，2012年就看到香港焦土化，走位靈活的他，毅然終結本來是香港最年輕副教授的學術生涯，「但縱然這樣，說過無數次離開香港，始終就是會回來，土生土長對香港的情懷實在很難解釋。假如林鄭也有這種情懷，為甚麼不盡力挽回悲劇？就算失敗，at least we’ve tried ok？至於the day after tomorrow，到時再說吧。」
蘋果日報-蘋人誌2019年7月25日
2019年7月24日星期三
獨立調查及警政改革才是根本出路︰北愛爾蘭的經典案例
近來香港進入非常時期，當討論警政問題與公民社會千絲萬縷的關係，北愛爾蘭實為一個各方面的完美案例。
皇家愛爾蘭警察隊(RIC)可算是現代警察制度的起點，建立「蘇格蘭場」的Robert Peel早於1822年，已在愛爾蘭建立現代警察制度。愛爾蘭獨立戰爭後，《英愛條約》將北部6郡與南部26郡分開，北愛爾蘭成立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聯同愛爾蘭獨立戰爭時成立的阿爾斯特特別隊(B Specials)，一度成為維持北愛爾蘭社區治安的主力。
北愛爾蘭問題複雜，它既涉及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宗教衝突，也有歸英派、獨立派、歸愛派三種不同的政治意見矛盾。因此，在上世紀60年代末，北愛爾蘭進入了長達20年的「騷動年代」(The Troubles)︰由60年代中的和平民權運動得到當時北愛總理奧尼爾(Terence O’Neill)支持，到1968年違犯禁令舉行德里遊行，結果遭當時皇家阿爾斯特警隊鎮壓，多名示威民眾及支持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政客受傷。及後更有多宗由親英派發動的襲擊，希望以「插贓」的方式誤導民眾這是愛爾蘭共和軍所為。最終在1969年元旦日，名為「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的學生組織開始由貝爾法斯特到德里的遊行，途中受盡親英派的滋擾，甚至受到包括「休班警」在內的親英派示威者攻擊。皇家阿爾斯特警隊被指保護示威者不力，最終走上民眾鬥民眾、武裝組織鬥武裝組織、恐怖主義鬥恐怖主義的「持久戰」之路︰1972年的「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1981年的「大絕食」，相信有了解北愛情況的讀者，會明白當中的慘況。
英國政府固然不希望國家分裂，因此在1972年後直接接管北愛爾蘭，前後也嘗試推動的不同調查及改革︰例如1969年的亨特報告書(Hunt Report)提出解散阿爾斯特特別隊，將阿爾斯特警隊的職級及體制與英國本土同化，而將原來阿爾斯特特別隊的準軍事職務，交到阿爾斯特防衛團(UDR)；1972年發表了史嘉文報告(Scarman Report)，分析1969年期間暴動的成因、社會成本以及不同組織的角色。當然，這些改革在共和派及民族主義眼中毀多於譽，甚至在1972年「血腥星期天」後，英軍在北愛的合法性也「一鋪清袋」。但直接管理時期，嘗試以獨立的北愛住房委員會疏理北愛人的「土地問題」，1973年的北愛議會選舉等，都是英政府嘗試以有限權力下放，以及社會福利，希望解決北愛爾蘭內部的政治及宗教衝突。然而當民眾及武裝組織習慣了互鬥之路，建立互信，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處理得了。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沒有逃避北愛爾蘭問題的國際層面，與積極與愛爾蘭政府談判，在1985年的《英愛協議》定下了愛爾蘭在北愛問題的諮詢地位，也因為歐洲共同市場及歐盟體制，變相令北愛地區與愛爾蘭沒有實質邊境，最後在多方同意下促成了《受難日協議》。而英政府在「落實」《受難日協議》的內容上，就以北愛警政改革將為其中一個切入點，並責成則從香港回家的彭定康出任委員會主席，就改革提出針對性建議。
要成立一個有公信力的委員會從來都是政治問題，當年的處理「血腥星期天」的《威傑里報告書》，即使有一個大法官主導，也不一定得出一個令各方接受的結論。因此，除了「英方代表」彭定康出任主席外，其他成員包括時任愛爾蘭參議員，前北愛醫療及社福服務常務次官Dr Maurice Hayes，時任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院長Dr Gerald Lynch；退休警官Kathleen O’Toole；犯罪學及社會學教授Clifford Shearing；前倫敦警察廳副總監Sir John Smith；北愛大律師Mr Peter Smith及前英國電訊總裁(愛爾蘭及北愛爾蘭部)Mrs Lucy Wood。此外委員會也約見多個主要政黨、本地及國際人權、社會服務組織、本地及其他國家的警察團體，以及落區舉行多場公眾諮詢會。
最終，彭定康委員會建議將北愛警政制度「在地化」、「本地化」及「社區化」，包括1) 將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改名為北愛爾蘭警察部(PSNI)；2) 設立由北愛議會政黨代表及獨立市民所組成的警務委員會，負責監督警察運作；3) 建立獨立的警察申訴專員制度及投訴仲裁機制；4) 平衡招募原則︰50 – 50 天主教及新教警員；5) 淡化任何有關「大英」色彩的標籤；6) 重寫新的警察守則、並加強警員在人權事務的意識及社會警政概念。
雖然不知有沒有影響警員士氣，但改革方案得到大部份政黨及市民的認同，北愛治安也慢慢走回正軌。而隨著2006年聖安德魯斯協議(St. Andrews Agreement)的簽訂，連視為激進派政黨的新芬黨，也接納改革並加入警務委員會，全面落實北愛政府自治方案。若非今天的脫歐亂局，北愛爾蘭的政治問題也許走上康莊大道。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就「騷動年代」的多宗暴力行為及謀殺案，展開不同的獨立調查，包括2003年公佈的史蒂芬斯第3份調查結果，認為警察與當時的親英武裝組織如UDA等，有同流合污的情況，包括在搜證及調查時，選擇性將證據不納入官方紀錄、對早知針對天主教徒及共和派的情報視而不見，部份線人及警務人員涉及針對天主教徒及共和派案件、選擇性發放資訊予親英派組織等。而及後的《薩維爾報告》推翻了早前提到的《威傑里報告書》，指出英軍當年在「血腥星期天」的濫權行為，首相卡梅倫代表英國政府，向當時受害者致歉。及後針對「騷動年代」警恐合作的《達施華報告》，印證當年不同的調查委員會對北愛警察的指控，特別是針對律師Pat Finucane的謀殺案，令卡梅倫先後於2011年與家屬會面、及2012年在國會發言代表英國政府道歉，並認為警恐合作，是英政府不能接受的污點。
當然，會自我檢討不等於為世人所接受，例如2019年最高法院就一致裁定，《達施華報告》並不符合有關歐洲人權法案的準則，認為政府應考慮繼續跟進。但只少比起認為獨立調查會影響士氣，阻撓警方盡力執法的官僚回應，總算有更多的人情味。這些資訊十分冗長，但訊息很清楚：有些事反正不能迴避真相，及早處理，總比覆水難收好。
小詞典：英愛條約
1921年，英國、愛爾蘭簽訂愛爾蘭島分割條約，南部以天主教徒為主的成立愛爾蘭自由邦，北部以新教徒為主的留給英國，自此南北分裂，導致後來曠日持久的北愛爾蘭內戰。
皇家愛爾蘭警察隊(RIC)可算是現代警察制度的起點，建立「蘇格蘭場」的Robert Peel早於1822年，已在愛爾蘭建立現代警察制度。愛爾蘭獨立戰爭後，《英愛條約》將北部6郡與南部26郡分開，北愛爾蘭成立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聯同愛爾蘭獨立戰爭時成立的阿爾斯特特別隊(B Specials)，一度成為維持北愛爾蘭社區治安的主力。
北愛爾蘭問題複雜，它既涉及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宗教衝突，也有歸英派、獨立派、歸愛派三種不同的政治意見矛盾。因此，在上世紀60年代末，北愛爾蘭進入了長達20年的「騷動年代」(The Troubles)︰由60年代中的和平民權運動得到當時北愛總理奧尼爾(Terence O’Neill)支持，到1968年違犯禁令舉行德里遊行，結果遭當時皇家阿爾斯特警隊鎮壓，多名示威民眾及支持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政客受傷。及後更有多宗由親英派發動的襲擊，希望以「插贓」的方式誤導民眾這是愛爾蘭共和軍所為。最終在1969年元旦日，名為「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的學生組織開始由貝爾法斯特到德里的遊行，途中受盡親英派的滋擾，甚至受到包括「休班警」在內的親英派示威者攻擊。皇家阿爾斯特警隊被指保護示威者不力，最終走上民眾鬥民眾、武裝組織鬥武裝組織、恐怖主義鬥恐怖主義的「持久戰」之路︰1972年的「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1981年的「大絕食」，相信有了解北愛情況的讀者，會明白當中的慘況。
英國政府固然不希望國家分裂，因此在1972年後直接接管北愛爾蘭，前後也嘗試推動的不同調查及改革︰例如1969年的亨特報告書(Hunt Report)提出解散阿爾斯特特別隊，將阿爾斯特警隊的職級及體制與英國本土同化，而將原來阿爾斯特特別隊的準軍事職務，交到阿爾斯特防衛團(UDR)；1972年發表了史嘉文報告(Scarman Report)，分析1969年期間暴動的成因、社會成本以及不同組織的角色。當然，這些改革在共和派及民族主義眼中毀多於譽，甚至在1972年「血腥星期天」後，英軍在北愛的合法性也「一鋪清袋」。但直接管理時期，嘗試以獨立的北愛住房委員會疏理北愛人的「土地問題」，1973年的北愛議會選舉等，都是英政府嘗試以有限權力下放，以及社會福利，希望解決北愛爾蘭內部的政治及宗教衝突。然而當民眾及武裝組織習慣了互鬥之路，建立互信，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處理得了。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沒有逃避北愛爾蘭問題的國際層面，與積極與愛爾蘭政府談判，在1985年的《英愛協議》定下了愛爾蘭在北愛問題的諮詢地位，也因為歐洲共同市場及歐盟體制，變相令北愛地區與愛爾蘭沒有實質邊境，最後在多方同意下促成了《受難日協議》。而英政府在「落實」《受難日協議》的內容上，就以北愛警政改革將為其中一個切入點，並責成則從香港回家的彭定康出任委員會主席，就改革提出針對性建議。
要成立一個有公信力的委員會從來都是政治問題，當年的處理「血腥星期天」的《威傑里報告書》，即使有一個大法官主導，也不一定得出一個令各方接受的結論。因此，除了「英方代表」彭定康出任主席外，其他成員包括時任愛爾蘭參議員，前北愛醫療及社福服務常務次官Dr Maurice Hayes，時任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院長Dr Gerald Lynch；退休警官Kathleen O’Toole；犯罪學及社會學教授Clifford Shearing；前倫敦警察廳副總監Sir John Smith；北愛大律師Mr Peter Smith及前英國電訊總裁(愛爾蘭及北愛爾蘭部)Mrs Lucy Wood。此外委員會也約見多個主要政黨、本地及國際人權、社會服務組織、本地及其他國家的警察團體，以及落區舉行多場公眾諮詢會。
最終，彭定康委員會建議將北愛警政制度「在地化」、「本地化」及「社區化」，包括1) 將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改名為北愛爾蘭警察部(PSNI)；2) 設立由北愛議會政黨代表及獨立市民所組成的警務委員會，負責監督警察運作；3) 建立獨立的警察申訴專員制度及投訴仲裁機制；4) 平衡招募原則︰50 – 50 天主教及新教警員；5) 淡化任何有關「大英」色彩的標籤；6) 重寫新的警察守則、並加強警員在人權事務的意識及社會警政概念。
雖然不知有沒有影響警員士氣，但改革方案得到大部份政黨及市民的認同，北愛治安也慢慢走回正軌。而隨著2006年聖安德魯斯協議(St. Andrews Agreement)的簽訂，連視為激進派政黨的新芬黨，也接納改革並加入警務委員會，全面落實北愛政府自治方案。若非今天的脫歐亂局，北愛爾蘭的政治問題也許走上康莊大道。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就「騷動年代」的多宗暴力行為及謀殺案，展開不同的獨立調查，包括2003年公佈的史蒂芬斯第3份調查結果，認為警察與當時的親英武裝組織如UDA等，有同流合污的情況，包括在搜證及調查時，選擇性將證據不納入官方紀錄、對早知針對天主教徒及共和派的情報視而不見，部份線人及警務人員涉及針對天主教徒及共和派案件、選擇性發放資訊予親英派組織等。而及後的《薩維爾報告》推翻了早前提到的《威傑里報告書》，指出英軍當年在「血腥星期天」的濫權行為，首相卡梅倫代表英國政府，向當時受害者致歉。及後針對「騷動年代」警恐合作的《達施華報告》，印證當年不同的調查委員會對北愛警察的指控，特別是針對律師Pat Finucane的謀殺案，令卡梅倫先後於2011年與家屬會面、及2012年在國會發言代表英國政府道歉，並認為警恐合作，是英政府不能接受的污點。
當然，會自我檢討不等於為世人所接受，例如2019年最高法院就一致裁定，《達施華報告》並不符合有關歐洲人權法案的準則，認為政府應考慮繼續跟進。但只少比起認為獨立調查會影響士氣，阻撓警方盡力執法的官僚回應，總算有更多的人情味。這些資訊十分冗長，但訊息很清楚：有些事反正不能迴避真相，及早處理，總比覆水難收好。
小詞典：英愛條約
1921年，英國、愛爾蘭簽訂愛爾蘭島分割條約，南部以天主教徒為主的成立愛爾蘭自由邦，北部以新教徒為主的留給英國，自此南北分裂，導致後來曠日持久的北愛爾蘭內戰。
2019年7月22日星期一
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 任命曾偉雄 為總幹事？
香港社會躁動不安，不少朋友忽略了一宗很重要的香港涉外關係新聞，有時間值得多關注。
據《南華早報》報道，現為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的前任香港警務處長曾偉雄，已獲國家提名，競逐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UNOV)總幹事、暨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行政總監這「二合一」職位。十多年前，陳馮富珍以港英時代培訓的專業公務員身份，代表中國成為國際公務員，這個「陳馮富珍模式」，筆者曾在學術期刊詳細介紹；假如曾偉雄獲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青睞，就成為「陳馮富珍2.0」。然而時移勢易，歷史不能重覆，陳馮富珍1.0的優點並不在曾偉雄身上存在，聯合國決定委任曾偉雄前，實在應該三思。
世衛總幹事競選 Vs 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的「提名」
陳馮富珍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時，那是一個需要投票的選舉；而曾偉雄競逐的「二合一」職位，則由聯合國秘書長直接委任。雖然大部份的副秘書長級職位，須要得到聯合國大會確認，但根據2009年聯合國文件，任命UNODC行政總監時，「無硬性規定」須諮詢背後兩個治理組織，即麻醉藥品委員會(CND)、預防犯罪及刑事司法委員會(CCPCJ)，也不須聯合國大會確認。雖然聯合國秘書長通知各成員國秘書處「請人」，但成員國提名只是其中一個途徑，秘書處也有公開招聘「廣告」供有心人自薦，這廣告至今在網上可找到。總之，相對於世衛要求成員國提名、執行委員會推薦、成員國投票選舉總幹事的一整套競選過程，曾偉雄是否獲得任命，「一男子因素」就能決定；其他候選人根本沒有高調放風宣告「被提名」，因為他們只是在「求職」。
這次北京高調「提名」曾偉雄出任這個職位，目的為何？我們可以從即將離任的現任總幹事，前俄羅斯駐倫敦大使費多托夫(Yuri Fedotov)說起。自普京2002年發起「毒品戰爭」，將處理毒品成為國家安全一環，毒品問題被徹底「安全化」，成為普京鞏固國內民眾支持、改革官僚體制、也是控制社會的重要手段，這種半舉國體制，自然是普京的強項。俄羅斯多次提名參與國際麻醉藥管制局(INCB)的工作，也向UNODC下的基金捐款700萬美元，希望向國際社會表明反毒決心。費杜托夫最終得到任命，成為俄羅斯宣傳「反毒戰得到國際認同」的最佳公關；至於普京如何「出口轉內銷」，以此合理化在國內借反毒進行的其他「工作」，就是另一回事。
同一戰略目標，自然也存在於曾偉雄的提名。不論是外交部、還是曾本人的回應，均環繞著數個關鍵字︰「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工作」、「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國際禁毒」。後兩者是UNODC的基本工作，但打擊毒品，一直也是北京整頓社會風氣的重要一環，例如影星成龍也曾獲邀為「國家禁毒大使」(…)。至於「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對北京而言，涉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等敏感問題，也與上海合作組織的定位如出一轍。假如曾偉雄最終獲任命，除了成為一個國際公務員，對內部的功能，參考俄羅斯先例，應能預計一二。
曾偉雄勝任嗎？
在中國外交立場而言，自然應該多爭取國際組織職位，然而不少內地朋友也問︰國家這方面有很多人才，為何會選擇曾偉雄這位毫無外交經驗的香港人，來接下代表國家的外交任務？曾偉雄上任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也不過是今年4月的事，半年不到，「國家又有新任務」，一切似乎來得太突然。陳馮富珍競選時，也面對同一問題：當時有一位專業醫療資歷和外交資歷，都遠比陳馮富珍優秀的劉培龍醫生，最終卻是陳太獲青睞，一大原因，就是中國作為單一制國家，提名人往往被質疑偏袒中國，陳太受惠於港英時代的履歷，比一般中國代表有非政治化的「官僚性格」，較易在選舉說服西方國家。無論最終怎樣評價陳馮富珍的政績，她競選期間，確是積極宣傳自己的中立身份，北京也是強調其獨立性、非內地性，例如吳儀罕有以英文名直呼Margaret，多次在拉票時強調她的香港故事，目的就是要彰顯與內地官僚的不同。甚至在當選後的記者招待會，陳馮富珍說自己已「放下了國籍」、「只會當好一個國際公務員」，假如這樣說的是其他人，早已構成「港獨」罪證。
問題是，曾偉雄是否具備這樣的條件？
客觀而言，儘管不少香港市民並不同意，曾偉雄在相應範疇的履歷表，和陳馮富珍當時在公共衛生的經驗相比，並不遜色。曾偉雄擔任香港警務處長期間，香港與多國簽訂警務合作協議，在國際刑警這個國際資訊網絡以外，建立了不少雙邊具針對性的警務合作計劃，重組科技罪案組針對網上安全及罪行，這都是現任費多托夫這位職業外交官沒有的經驗。
然而，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這個任命，並非單是處理反毒，更重要的還是總幹事這職位本身，完完全全是曾偉雄專業範疇以外的外交，而且不單是國與國層面的外交，還要處理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溝通工作；整個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的分工，包括成為溝通主權國家以外的非國家個體的重要中心。曾偉雄在香港以作風強悍著稱，被香港市民戲謔為「禿鷹」，在2014年「佔中」期間以催淚彈驅散民眾之舉充滿爭議，雖然在警隊內部威信頗高，但與香港公民社會的互信程度和親和力，幾乎是歷任警務處長當中最低。雖然他在警務處長任內設立傳媒聯絡隊，被視為政績之一，但不代表懂得傳媒聯絡，例如筆者曾獲邀訪問當時作為局長的他，最終大概進行了社交媒體風險評估而「按下不表」，如果對方是其他人，當時就是公關災難。一旦他擔任新職務時，面對要求以harm-reduction、規管、而非杜絕的方式處理毒品問題，會否一句「向消滅毒品妥協是天方夜談」，而不顧對人權層面的種種影響，令人不得不顧慮。
不久前發生的孟宏偉事件，也令國際社會對曾偉雄的任命存有另一種隱憂。2016年，孟宏偉以中國公安部副部長身份，在中國推薦下，當選國際刑警主席，2018年在國內卻忽然下台，同時國際刑警就收到他的（被）辭職信，相關國際人員當時覺得匪夷所思，花了不少時間善後，事後孟宏偉夫人到法國尋求政治庇護，更控訴國際刑警未盡義務對他們一家提供協助。此事自然轟動外交界，內情如何，諱莫如深，而曾偉雄要競逐的UNODC，卻與國際刑警處理的範疇頗有交接之處，各國記憶猶新，很難不作聯想。
最重要的是和競逐世衛總幹事前、在中國內地官場沒有職位的陳馮富珍相比，曾偉雄已經有了國家身份，對其他國家而言，自然不及昔日陳馮富珍的形象超然。上月他就以「率領國家代表團」、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到維也納參與CCPCJ會議，順道熟悉（疑似）新工作的環境。和十多年前相比，中國國力大幅上升，對香港身份的敏感性又大增，「陳馮富珍1.0」的宣傳方式可能已被揚棄，曾偉雄這種更符合中國價值觀、對民主人權等理念打從香港就不大重視、但也畢竟擁有香港官僚經驗的「陳馮富珍2.0」最終會否獲任命，也是中國外交的一個指標。
換句話說，在「陳馮富珍1.0」時代，她的香港身份在北京眼中以中立、專業為賣點，雖然在港政績也頗有爭議，但上述定位，畢竟基本符合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北京、國際社會和港人對她的世衛職務各自表述，找到了一個脆弱的平衡，也對彰顯香港軟實力不無功用，總算達到多贏。但到了曾偉雄這位「陳馮富珍2.0」，雖然同樣來自港英時代，賣點卻變成對國家忠誠、並擁有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層經歷，強調紀律部隊的服從、而不是獨立思考，完全反映這些年來，香港在北京眼中價值的改變。曾偉雄代表的價值觀，偏偏屬於目前香港民情最抗拒的一套，即使是溫和建制派，也不見得接受，假如他被委任，會被香港主流輿論看作香港軟實力的崩潰，未來一舉一動，恐怕都會被香港人以過去數月顯示的「自己方式」密切「監察」，說不定定期在維也納登報贈慶。
目前這職位的申請期已截止，除了曾偉雄外，據報還有哥倫比亞、巴拿馬的候選人在最後名單，這兩個國家都處於國際反毒最前線、與美國關係密切，候選人的相關經驗，理應不比曾偉雄遜色。北京的提名覆水難收，其實找一位內地專家出任這職位，潛在的尷尬，可能少得多；一旦曾偉雄出任，說不定又是一場港版完美風暴的國際延伸，這對彰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恐怕毫無好處。聯合國任命曾偉雄前，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三思、三思、再三思。
據《南華早報》報道，現為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的前任香港警務處長曾偉雄，已獲國家提名，競逐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UNOV)總幹事、暨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行政總監這「二合一」職位。十多年前，陳馮富珍以港英時代培訓的專業公務員身份，代表中國成為國際公務員，這個「陳馮富珍模式」，筆者曾在學術期刊詳細介紹；假如曾偉雄獲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青睞，就成為「陳馮富珍2.0」。然而時移勢易，歷史不能重覆，陳馮富珍1.0的優點並不在曾偉雄身上存在，聯合國決定委任曾偉雄前，實在應該三思。
世衛總幹事競選 Vs 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的「提名」
陳馮富珍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時，那是一個需要投票的選舉；而曾偉雄競逐的「二合一」職位，則由聯合國秘書長直接委任。雖然大部份的副秘書長級職位，須要得到聯合國大會確認，但根據2009年聯合國文件，任命UNODC行政總監時，「無硬性規定」須諮詢背後兩個治理組織，即麻醉藥品委員會(CND)、預防犯罪及刑事司法委員會(CCPCJ)，也不須聯合國大會確認。雖然聯合國秘書長通知各成員國秘書處「請人」，但成員國提名只是其中一個途徑，秘書處也有公開招聘「廣告」供有心人自薦，這廣告至今在網上可找到。總之，相對於世衛要求成員國提名、執行委員會推薦、成員國投票選舉總幹事的一整套競選過程，曾偉雄是否獲得任命，「一男子因素」就能決定；其他候選人根本沒有高調放風宣告「被提名」，因為他們只是在「求職」。
這次北京高調「提名」曾偉雄出任這個職位，目的為何？我們可以從即將離任的現任總幹事，前俄羅斯駐倫敦大使費多托夫(Yuri Fedotov)說起。自普京2002年發起「毒品戰爭」，將處理毒品成為國家安全一環，毒品問題被徹底「安全化」，成為普京鞏固國內民眾支持、改革官僚體制、也是控制社會的重要手段，這種半舉國體制，自然是普京的強項。俄羅斯多次提名參與國際麻醉藥管制局(INCB)的工作，也向UNODC下的基金捐款700萬美元，希望向國際社會表明反毒決心。費杜托夫最終得到任命，成為俄羅斯宣傳「反毒戰得到國際認同」的最佳公關；至於普京如何「出口轉內銷」，以此合理化在國內借反毒進行的其他「工作」，就是另一回事。
同一戰略目標，自然也存在於曾偉雄的提名。不論是外交部、還是曾本人的回應，均環繞著數個關鍵字︰「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工作」、「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國際禁毒」。後兩者是UNODC的基本工作，但打擊毒品，一直也是北京整頓社會風氣的重要一環，例如影星成龍也曾獲邀為「國家禁毒大使」(…)。至於「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對北京而言，涉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等敏感問題，也與上海合作組織的定位如出一轍。假如曾偉雄最終獲任命，除了成為一個國際公務員，對內部的功能，參考俄羅斯先例，應能預計一二。
曾偉雄勝任嗎？
在中國外交立場而言，自然應該多爭取國際組織職位，然而不少內地朋友也問︰國家這方面有很多人才，為何會選擇曾偉雄這位毫無外交經驗的香港人，來接下代表國家的外交任務？曾偉雄上任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也不過是今年4月的事，半年不到，「國家又有新任務」，一切似乎來得太突然。陳馮富珍競選時，也面對同一問題：當時有一位專業醫療資歷和外交資歷，都遠比陳馮富珍優秀的劉培龍醫生，最終卻是陳太獲青睞，一大原因，就是中國作為單一制國家，提名人往往被質疑偏袒中國，陳太受惠於港英時代的履歷，比一般中國代表有非政治化的「官僚性格」，較易在選舉說服西方國家。無論最終怎樣評價陳馮富珍的政績，她競選期間，確是積極宣傳自己的中立身份，北京也是強調其獨立性、非內地性，例如吳儀罕有以英文名直呼Margaret，多次在拉票時強調她的香港故事，目的就是要彰顯與內地官僚的不同。甚至在當選後的記者招待會，陳馮富珍說自己已「放下了國籍」、「只會當好一個國際公務員」，假如這樣說的是其他人，早已構成「港獨」罪證。
問題是，曾偉雄是否具備這樣的條件？
客觀而言，儘管不少香港市民並不同意，曾偉雄在相應範疇的履歷表，和陳馮富珍當時在公共衛生的經驗相比，並不遜色。曾偉雄擔任香港警務處長期間，香港與多國簽訂警務合作協議，在國際刑警這個國際資訊網絡以外，建立了不少雙邊具針對性的警務合作計劃，重組科技罪案組針對網上安全及罪行，這都是現任費多托夫這位職業外交官沒有的經驗。
然而，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這個任命，並非單是處理反毒，更重要的還是總幹事這職位本身，完完全全是曾偉雄專業範疇以外的外交，而且不單是國與國層面的外交，還要處理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溝通工作；整個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的分工，包括成為溝通主權國家以外的非國家個體的重要中心。曾偉雄在香港以作風強悍著稱，被香港市民戲謔為「禿鷹」，在2014年「佔中」期間以催淚彈驅散民眾之舉充滿爭議，雖然在警隊內部威信頗高，但與香港公民社會的互信程度和親和力，幾乎是歷任警務處長當中最低。雖然他在警務處長任內設立傳媒聯絡隊，被視為政績之一，但不代表懂得傳媒聯絡，例如筆者曾獲邀訪問當時作為局長的他，最終大概進行了社交媒體風險評估而「按下不表」，如果對方是其他人，當時就是公關災難。一旦他擔任新職務時，面對要求以harm-reduction、規管、而非杜絕的方式處理毒品問題，會否一句「向消滅毒品妥協是天方夜談」，而不顧對人權層面的種種影響，令人不得不顧慮。
不久前發生的孟宏偉事件，也令國際社會對曾偉雄的任命存有另一種隱憂。2016年，孟宏偉以中國公安部副部長身份，在中國推薦下，當選國際刑警主席，2018年在國內卻忽然下台，同時國際刑警就收到他的（被）辭職信，相關國際人員當時覺得匪夷所思，花了不少時間善後，事後孟宏偉夫人到法國尋求政治庇護，更控訴國際刑警未盡義務對他們一家提供協助。此事自然轟動外交界，內情如何，諱莫如深，而曾偉雄要競逐的UNODC，卻與國際刑警處理的範疇頗有交接之處，各國記憶猶新，很難不作聯想。
最重要的是和競逐世衛總幹事前、在中國內地官場沒有職位的陳馮富珍相比，曾偉雄已經有了國家身份，對其他國家而言，自然不及昔日陳馮富珍的形象超然。上月他就以「率領國家代表團」、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到維也納參與CCPCJ會議，順道熟悉（疑似）新工作的環境。和十多年前相比，中國國力大幅上升，對香港身份的敏感性又大增，「陳馮富珍1.0」的宣傳方式可能已被揚棄，曾偉雄這種更符合中國價值觀、對民主人權等理念打從香港就不大重視、但也畢竟擁有香港官僚經驗的「陳馮富珍2.0」最終會否獲任命，也是中國外交的一個指標。
換句話說，在「陳馮富珍1.0」時代，她的香港身份在北京眼中以中立、專業為賣點，雖然在港政績也頗有爭議，但上述定位，畢竟基本符合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北京、國際社會和港人對她的世衛職務各自表述，找到了一個脆弱的平衡，也對彰顯香港軟實力不無功用，總算達到多贏。但到了曾偉雄這位「陳馮富珍2.0」，雖然同樣來自港英時代，賣點卻變成對國家忠誠、並擁有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層經歷，強調紀律部隊的服從、而不是獨立思考，完全反映這些年來，香港在北京眼中價值的改變。曾偉雄代表的價值觀，偏偏屬於目前香港民情最抗拒的一套，即使是溫和建制派，也不見得接受，假如他被委任，會被香港主流輿論看作香港軟實力的崩潰，未來一舉一動，恐怕都會被香港人以過去數月顯示的「自己方式」密切「監察」，說不定定期在維也納登報贈慶。
目前這職位的申請期已截止，除了曾偉雄外，據報還有哥倫比亞、巴拿馬的候選人在最後名單，這兩個國家都處於國際反毒最前線、與美國關係密切，候選人的相關經驗，理應不比曾偉雄遜色。北京的提名覆水難收，其實找一位內地專家出任這職位，潛在的尷尬，可能少得多；一旦曾偉雄出任，說不定又是一場港版完美風暴的國際延伸，這對彰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恐怕毫無好處。聯合國任命曾偉雄前，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三思、三思、再三思。
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
警察的管理藝術︰由錫克警到2019
日前提及，港英殖民地早年的警察系統有「ABCD」四隊，當中D隊是來自山東威海的魯警，而B隊就是來自印度半島的錫克警，他們出現在香港的緣起，也很值得重溫。
昔日民謠的「大頭綠衣吹BB」，描寫的其實就是錫克警執勤，原因是有別於華警戴三角型竹帽，錫克警因為宗教信仰的「髮規」，會帶著稱為Turban的錫克頭巾。根據本地法例及案情，這些宗教規定得到政府容許，例如錫克教徒可以申請以宗教理由豁免駕電單車時戴頭盔，或是合法持有名為Kirpan的宗教匕首。
錫克警察自然非昔日香港獨有，不少人將錫克警等同於印警，本質上也是過於簡化。原因是所謂的「印警」來自不同背景︰印度教、回教及錫克教，而後兩者是不會同時戍衛同一個社會的。錫克警之所以成為大英帝國管理東南亞及東亞警政的重要一員，正是因為大英帝國對印度教軍警的不信任所致。
印度兵變發生前，倫敦政府對殖民地的管治態度是「外判」與「間接管理」，即透過「外判」權力予東印度公司，負責處理印度次大陸事務及東亞殖民地的開拓，而東印度公司則透過與當地王公的合謀管理其他地方。然而，1857年發生印度兵變，當地的印度教及回教軍警對抗英殖統治，令倫敦不得不「撤回」東印度公司的管治權，直接全面管治。沒有主動參與兵變的錫克教徒，因昔日「反英抗暴」留下的好表現，被英國政府吸納為新的印度軍警骨幹。而世居旁遮普地區的錫克教徒，也因為土地被不同的印度教及穆斯林地主吞併，本來就對印度教徒及穆斯林無甚好感，出外營商固然是一個方法，但加入警隊也是不少錫克家庭的出路。大英帝國的殖民網絡，以及錫克教徒游走不同殖民地經商的民間網絡，意外令錫克教徒成為「輸出警力」的一大族群。
早年香港警察系統源於倫敦及愛爾蘭體制，從英國本土招募退休警官及軍官，以及印度孟買步兵團的軍人。自從英人擔心印度兵變影響對印籍警察對殖民政府的忠誠，兼常與本地華人衝突，華籍警察又未能有效處理涉及華人的秘密社團、走私及潛在暴動的工作，加上軍官從軍時及退休後所習得的貪腐陋習，令時任港督麥當奴要求改革當時的警隊。根據學者曹寅研究麥當奴與當時殖民地部的電文，時任警務處副總監克雷(Charles Creagh)的印度經驗，是錫克警最終被港英政府招攬的原因。儘管錫克警在處理日常警務工作上或有缺失，但當從事一些涉及殖民政府安全如鎮壓暴亂、戍守軍政重地、協助打擊海盜等問題時，表現獲一致好評。
錫克警成為英屬殖民地的絕對主力，香港的錫克警成功經驗是一個重要參考。馬來亞及海峽殖民地之所以建立屬於它們的錫克警部隊，就是參考了香港當時的做法，甚至連改革警隊的薪酬制度，也是參考當時香港警隊的工資水平，略低於香港而已。「同工不同酬」在錫克教徒的社區廣傳，因此大多錫克教徒均不願意到馬來亞服役，結果令馬來亞要加薪挽留人才，消息卻又令在港錫克警不滿，最終又是透過改善福利解決。正如曹寅指出，馬來亞及海峽殖民地的公共秩序改革，或多或少以香港為藍本，例如引入宵禁制度，從香港招募華警，仿傚香港設立獨立的錫克警校等，可惜往事如煙。
錫克警制度息微，因為港英政府發現有錫克教神父試圖散播民族主義，加上早前提及的阿姆利則屠殺，擔心錫克教社區強大的凝聚力，最終會成為警政內部的潛在反抗勢力，決定另覓人選，處理涉及殖民地安全事務的警政工作，也就是魯警招募計劃。二戰後，印度獨立及印巴分治等議題，令港英政府難以再向印度及巴基斯坦直接招募員警，「印警」制度正式落幕。
時移世易，香港既不是英屬殖民地，也不再以「種族警政」的方式處理治安問題（雖然近年來也有加強招募南亞裔港人）。但回顧警政發展的歷史，香港一度是輸出「警察制度」良好管治的地方，通過殖民地網絡，將香港優秀的警察制度，傳播出去；香港警隊1974年後高效、相對清廉的專業形象，也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參考的樣本，本應是香港其中一個軟實力品牌。
要建立優秀的警政系統，從上述多個案例表明，既要有宏觀的國際視野，了解不同種族處理警務工作的特性，也要了解當下社會民情轉變對警隊工作的影響，不會一成不變地以舊方式回應。錫克警「以夷制華」，於是引入第三勢力改善警隊質素；魯警的「以華制華」，卻是平衡外來種群、本地社區與殖民管治的衝突。香港及新加坡的錫克警制度引入、改革以至廢除，背後也涉及不同委員會的調查、研究及管理。今天的特區政府，有勇氣重啟制度改革，開拓警政新風，還是單純一句「影響警隊士氣」、「不會出賣警隊」輕輕帶過，容讓警察繼續成為鬥爭祭品，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昔日民謠的「大頭綠衣吹BB」，描寫的其實就是錫克警執勤，原因是有別於華警戴三角型竹帽，錫克警因為宗教信仰的「髮規」，會帶著稱為Turban的錫克頭巾。根據本地法例及案情，這些宗教規定得到政府容許，例如錫克教徒可以申請以宗教理由豁免駕電單車時戴頭盔，或是合法持有名為Kirpan的宗教匕首。
錫克警察自然非昔日香港獨有，不少人將錫克警等同於印警，本質上也是過於簡化。原因是所謂的「印警」來自不同背景︰印度教、回教及錫克教，而後兩者是不會同時戍衛同一個社會的。錫克警之所以成為大英帝國管理東南亞及東亞警政的重要一員，正是因為大英帝國對印度教軍警的不信任所致。
印度兵變發生前，倫敦政府對殖民地的管治態度是「外判」與「間接管理」，即透過「外判」權力予東印度公司，負責處理印度次大陸事務及東亞殖民地的開拓，而東印度公司則透過與當地王公的合謀管理其他地方。然而，1857年發生印度兵變，當地的印度教及回教軍警對抗英殖統治，令倫敦不得不「撤回」東印度公司的管治權，直接全面管治。沒有主動參與兵變的錫克教徒，因昔日「反英抗暴」留下的好表現，被英國政府吸納為新的印度軍警骨幹。而世居旁遮普地區的錫克教徒，也因為土地被不同的印度教及穆斯林地主吞併，本來就對印度教徒及穆斯林無甚好感，出外營商固然是一個方法，但加入警隊也是不少錫克家庭的出路。大英帝國的殖民網絡，以及錫克教徒游走不同殖民地經商的民間網絡，意外令錫克教徒成為「輸出警力」的一大族群。
早年香港警察系統源於倫敦及愛爾蘭體制，從英國本土招募退休警官及軍官，以及印度孟買步兵團的軍人。自從英人擔心印度兵變影響對印籍警察對殖民政府的忠誠，兼常與本地華人衝突，華籍警察又未能有效處理涉及華人的秘密社團、走私及潛在暴動的工作，加上軍官從軍時及退休後所習得的貪腐陋習，令時任港督麥當奴要求改革當時的警隊。根據學者曹寅研究麥當奴與當時殖民地部的電文，時任警務處副總監克雷(Charles Creagh)的印度經驗，是錫克警最終被港英政府招攬的原因。儘管錫克警在處理日常警務工作上或有缺失，但當從事一些涉及殖民政府安全如鎮壓暴亂、戍守軍政重地、協助打擊海盜等問題時，表現獲一致好評。
錫克警成為英屬殖民地的絕對主力，香港的錫克警成功經驗是一個重要參考。馬來亞及海峽殖民地之所以建立屬於它們的錫克警部隊，就是參考了香港當時的做法，甚至連改革警隊的薪酬制度，也是參考當時香港警隊的工資水平，略低於香港而已。「同工不同酬」在錫克教徒的社區廣傳，因此大多錫克教徒均不願意到馬來亞服役，結果令馬來亞要加薪挽留人才，消息卻又令在港錫克警不滿，最終又是透過改善福利解決。正如曹寅指出，馬來亞及海峽殖民地的公共秩序改革，或多或少以香港為藍本，例如引入宵禁制度，從香港招募華警，仿傚香港設立獨立的錫克警校等，可惜往事如煙。
錫克警制度息微，因為港英政府發現有錫克教神父試圖散播民族主義，加上早前提及的阿姆利則屠殺，擔心錫克教社區強大的凝聚力，最終會成為警政內部的潛在反抗勢力，決定另覓人選，處理涉及殖民地安全事務的警政工作，也就是魯警招募計劃。二戰後，印度獨立及印巴分治等議題，令港英政府難以再向印度及巴基斯坦直接招募員警，「印警」制度正式落幕。
時移世易，香港既不是英屬殖民地，也不再以「種族警政」的方式處理治安問題（雖然近年來也有加強招募南亞裔港人）。但回顧警政發展的歷史，香港一度是輸出「警察制度」良好管治的地方，通過殖民地網絡，將香港優秀的警察制度，傳播出去；香港警隊1974年後高效、相對清廉的專業形象，也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參考的樣本，本應是香港其中一個軟實力品牌。
要建立優秀的警政系統，從上述多個案例表明，既要有宏觀的國際視野，了解不同種族處理警務工作的特性，也要了解當下社會民情轉變對警隊工作的影響，不會一成不變地以舊方式回應。錫克警「以夷制華」，於是引入第三勢力改善警隊質素；魯警的「以華制華」，卻是平衡外來種群、本地社區與殖民管治的衝突。香港及新加坡的錫克警制度引入、改革以至廢除，背後也涉及不同委員會的調查、研究及管理。今天的特區政府，有勇氣重啟制度改革，開拓警政新風，還是單純一句「影響警隊士氣」、「不會出賣警隊」輕輕帶過，容讓警察繼續成為鬥爭祭品，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2019年7月18日星期四
警隊補完手術：「山東差」的故事
昨天提到「南非黑警」的故事，有讀者問類似政策在香港有沒有所本。世上案例總不能直接比較，但管治模式的精髓，萬變不離其宗，香港警察史上老是常出現的「魯警」 ︰祖籍威海的警察分隊（民間稱為「山東差」），就很值得一提。
魯警成為香港殖民時期的中堅分子，源自英國分而治之的管治智慧。當年民間有童謠︰「ABCD，大頭綠衣」，「B」是指來自印度、錫金等地的南亞裔警察，「C」「D」兩組均為華裔，來自廣東為主的編入C組，來自山東威海的就編入D組。
D組最遲出現，導火線是百年前印度發生的阿姆利則屠殺(Amritsar Massacre)，令倫敦當局擔心影響錫克教徒、穆斯林警員的忠誠，計劃改組各地警員成份，例如在馬來亞聯邦，英國就解散了錫克教徒為主的Malay States Guides。但因為中國政局動盪，在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來自廣東的華人警察被指對同袍「手軟」，加深了港英政府與本地華人之間的信任裂痕，印警就被勉強維持下來；到二戰爆發前的1939年，印警仍佔香港35%左右總警力。於是，尋找新的警力來源就登上日程，昔日同為大英殖民地的威海，就成為了解決方案。
威海成為英國殖民地只有短短32年（1898-1930），對英政府而言，威海人猶如Gurkha兵一樣，都是忠誠善戰的一群。威海成為英國殖民地後，英國就招募威海人入伍，以「英軍」身份參與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也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軍後勤工作，深得信賴。一戰後，時任香港警察司胡樂甫曾在煙台任職，了解當地民風及方言，成為招募魯警的最大推手。首批魯警在1923年從威海來港，直到威海回歸中華民國後，港英政府還在招募魯警，至1956年為止，魯警全盛時期佔香港總警力的1/5。
港府為了拉攏魯警，刻意把他們與同屬華人的廣東警分開編組，而且待遇比其他華人警察更好，例如有來港津貼，又能優先入住警察宿舍。由於魯警被港英認為思想相對簡單、忠誠可靠，與印警、廣東警均言語不通，也沒有「境外勢力」（印度或廣州國民政府）支援，成為處理諸如「雙十暴動」一類華人社會大動盪的王牌，也迅速取代印警的原有職責，包括保護殖民政府官邸及洋人居住區。更重要的是，魯警成為警方新成立的「衝鋒隊」主力骨幹，負責處理嚴重及突發工作。有關魯警的歷史分析及軼事，可參考兩本有關威海警察的專著︰《香港威海衞警察口述歷史》及《香港威海衛警察記事》。
到了今天的香港特區，自然不容易複製港英做法，但同類思維並非不存在。港英培訓的警務人員，和特區時代警務人員的氣質，自然有所不同，也不見得深獲北京信任，但掌握保安系統從來是一個政權的重中之重，自然需要改變招募方式，例如對學歷等的要求，去製造新的內部身份認同。這和未來的警民關係怎樣扣連，就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英屬威海衛（1898-1930）
位於山東半島，1898年7月1日被大清租借予英國，為期25年，同年列強紛紛在華劃分勢力範圍，包括英國租借新界，俄羅斯租借旅順大連，德國租借青島等，而英屬威海衛主要負責監控德俄勢力範圍。1930年，中華民國收回威海衛，剩下劉公島延續十年為英國海軍基地，最終也在1940年回歸。
魯警成為香港殖民時期的中堅分子，源自英國分而治之的管治智慧。當年民間有童謠︰「ABCD，大頭綠衣」，「B」是指來自印度、錫金等地的南亞裔警察，「C」「D」兩組均為華裔，來自廣東為主的編入C組，來自山東威海的就編入D組。
D組最遲出現，導火線是百年前印度發生的阿姆利則屠殺(Amritsar Massacre)，令倫敦當局擔心影響錫克教徒、穆斯林警員的忠誠，計劃改組各地警員成份，例如在馬來亞聯邦，英國就解散了錫克教徒為主的Malay States Guides。但因為中國政局動盪，在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來自廣東的華人警察被指對同袍「手軟」，加深了港英政府與本地華人之間的信任裂痕，印警就被勉強維持下來；到二戰爆發前的1939年，印警仍佔香港35%左右總警力。於是，尋找新的警力來源就登上日程，昔日同為大英殖民地的威海，就成為了解決方案。
威海成為英國殖民地只有短短32年（1898-1930），對英政府而言，威海人猶如Gurkha兵一樣，都是忠誠善戰的一群。威海成為英國殖民地後，英國就招募威海人入伍，以「英軍」身份參與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也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軍後勤工作，深得信賴。一戰後，時任香港警察司胡樂甫曾在煙台任職，了解當地民風及方言，成為招募魯警的最大推手。首批魯警在1923年從威海來港，直到威海回歸中華民國後，港英政府還在招募魯警，至1956年為止，魯警全盛時期佔香港總警力的1/5。
港府為了拉攏魯警，刻意把他們與同屬華人的廣東警分開編組，而且待遇比其他華人警察更好，例如有來港津貼，又能優先入住警察宿舍。由於魯警被港英認為思想相對簡單、忠誠可靠，與印警、廣東警均言語不通，也沒有「境外勢力」（印度或廣州國民政府）支援，成為處理諸如「雙十暴動」一類華人社會大動盪的王牌，也迅速取代印警的原有職責，包括保護殖民政府官邸及洋人居住區。更重要的是，魯警成為警方新成立的「衝鋒隊」主力骨幹，負責處理嚴重及突發工作。有關魯警的歷史分析及軼事，可參考兩本有關威海警察的專著︰《香港威海衞警察口述歷史》及《香港威海衛警察記事》。
到了今天的香港特區，自然不容易複製港英做法，但同類思維並非不存在。港英培訓的警務人員，和特區時代警務人員的氣質，自然有所不同，也不見得深獲北京信任，但掌握保安系統從來是一個政權的重中之重，自然需要改變招募方式，例如對學歷等的要求，去製造新的內部身份認同。這和未來的警民關係怎樣扣連，就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英屬威海衛（1898-1930）
位於山東半島，1898年7月1日被大清租借予英國，為期25年，同年列強紛紛在華劃分勢力範圍，包括英國租借新界，俄羅斯租借旅順大連，德國租借青島等，而英屬威海衛主要負責監控德俄勢力範圍。1930年，中華民國收回威海衛，剩下劉公島延續十年為英國海軍基地，最終也在1940年回歸。
2019年3月25日星期一
工業革命4.0與我們的未來：一個佛系學術創業者的自白
不少朋友發現，我近年陸續建立一個GLOs系列的公司，不經不覺有了一定規模，但始終難以理解「學術」和「創業」之間的關係，所以還是希望在這裏分享對「工業革命4.0時代」如何影響知識份子、教育學習的十大前瞻。所謂「工業革命4.0時代」，就是繼蒸汽機、電力、電腦分別取代勞力密集工作後，人工智能、機械學習、物聯網、大數據、演算式會造成天翻地覆的革命：先取代各行各業的壟斷性中介，再取代傳統精英建立的共識，繼而取代智力密集工作。這時代會完全顛覆現有規則，再信賴任何前人告訴你的工作、保障，都已不設實際。知識份子回應這樣的時代，除了實踐，別無他途。
1. 正如中大社科院長對私下我說，所謂研究型大學的末日倒數已經出現，未來不可能繼續影響因子的期刊遊戲，能夠在業界學以致用的倡導型、企業型學者，才是未來社會需要的人才。AI、大數據等出現，令市場變得越來越細碎化，個人化的微經濟釋放了大量潛能，本來屬於小眾的知識型消費，卻因而冒起。「創業」已不是經濟行為，同時也是累積知識的必需過程，因為學術的定義，也由研究型轉型為實業型。知識份子尋章摘句再出色也敵不過AI，「學術」會由「不食人間煙火」變成「必食人間煙火」，衡量學者的基準，變成和市場接軌的初創能力，因為跨界別實踐、crossover除了是生存，更是促成知識轉移、催生新知識的唯一工具。
2. 新科技催生的Uberization「去中介化」現象，令各行各業的剩餘勞動力都被輕易共享，各行各業的現有中介也逐漸消失，無一倖免。除了Uber打破的士公會壟斷，Khan Academy正取代大學，網購正取代實體商場，3D打印正取代工廠，連代議政治的議員，也會逐漸被電子政府取代。過程中，除了打破已僵化的官僚體制，也會令不同業界進一步細碎化，任何事情都可以出現專家，再變成微經濟體，達人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少。對有一技所長的各種知識份子，這是一片瞬間釋放的無盡藍海。
3. 當Uberization成為主流，加上人均壽命增加到120歲，固定職業的概念會被徹底打破：即使是一份傳統上的優越工作、但需要六十歲準時退休，餘下人生六十年，也必須重新規劃，誰又會安心只做一份工？Slasher會成為新生代的基本工作型態，能否一方面成為個別範疇的專才、另一方面擁有multi-tasking的能力，會成為成功的基準。當AI可以取代大部份高端行業，Slasher的最大資本，就是展現人性的種種獨特性，也就是自己的branding、identity。在新時代，唯有identity不能被取代。
4. 當知識隨手可得，新人類要在社會生存，經驗值比硬知識重要得多，個人化的知識體系，就是每一個個體branding的基礎。目前的機械式由上而下教學，會被個體化學習取代，劃一syllabus會成為笑話。日後的「科目」，不再是中英數理化，而變成由下而上、以小見大、基於個人興趣的個體化學習，例如從咖啡學習農業、環保和比較文化，又或從搖滾樂學習電腦編程、群眾心理和人類學。一旦釋放了「科目」的rigidity，各種各樣的新知識會噴發湧現。
5. 下一代的基本生存技能，必須懂得與電腦溝通，與及與活人溝通，同時進出虛擬、實體兩個世界，各取所需，構建立體的四維人生，否則要麼逐步機械化、要麼根本連日常生活也自理不了，都是死路一條。日後每個學生畢業前，都會被期望各有創業經驗，因為那是唯一結合新科技、回應現實、應用知識的評核，前人累積的智慧，也會以start-up這知識轉移方式、而不是書本傳承。換句話說，「startup experience」會迅速取代水份越來越高的「extra curricula activities」，甚至取代成績單，成為人生CV的重要一欄。
6. 當全球化時代打破地域壁壘，進出不同地方的門檻大大降低，接觸不同背景人士，會成為日常生活一部份。那時候，人類的人均素質不會再單以IQ、EQ、AQ等為基準，如何和國際社會不同背景人士共處的「文化智商」（CQ），會成為量化個人的更重要指數，這也能彌補國際視野被覺得「很虛」的缺憾。然而，「CQ1.0」其實未能回應網絡時代，因此衡量與虛擬世界不同文化相處能力的「CQ2.0」將出現，成為「世界公民2.0」的評核。協助未能適應新時代的朋友，不是提供福利，而是要令他們在客觀基礎量度下理解一切，在自身產業被淘汰前反淘汰，這才是社會企業的真諦。
7. 全球一體化也令「旅遊日常生活化」，未來每一個地方，都逃不過不斷出現外來者，如此密集的互動，令世界各地的本來價值，都會被背景截然不同的他者、訪客不斷重構。例如津巴布韋人到了香港，會用他者視角到重慶大廈尋寶，令香港在非洲得到我們想像以外的名聲；而這些新名聲，又會通過網絡進一步被重構，直到無窮無盡，一如宇宙有限而無邊，超乎昔日想像，例如九龍城寨會在日本復活，再在虛擬世界借屍還魂。當旅遊不再是純粹的旅遊，同時也是產生新知識的實驗室，這就是「旅遊2.0」。
8. 既然新人類對知識的追求方式截然不同，例如以圖像取代文字、短片取代論文，又活在演算式提供的片面資訊當中，我們活在一個個細碎化平行時空乃大勢所趨。結果，提供資訊大眾媒體會被推倒重來，要麼成為個人化平台，要麼把每一個版面逐步產業化，世界再沒有從前被精英主導的任何共識（例如政治正確），每一個世界卻有自己的「精英」，各自建立自己的規範。這過程負面副作用自然極多，激進主義在平行時空更可能成為主流，但也會進一步確立「微KOL知識型經濟」的認受性，乃有危有機。
9. 由於在未來社會，每人的identity就是一間一間的小企業，它們都需要建構自己的制度，未來人與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倫理，更像現在的國際關係。未來國際關係不再是國與國的博弈主導，主角不同了，但傳統國際關係的基本視野、倫理、知識，依然萬變不離其宗，是為「國際關係2.0」。
10. 要是不能適應新時代，又能怎樣？不用擔心，舊時代的情懷，必會成為vintage生活品味，書本、唱片越是沒有人看、沒有人用，反而會變成收藏品，咖啡店、渡假村也會出現標榜前網絡時代的復古風。但由於vintage的存在必須經受市場考驗，它們唯有是新時代的徹底倒像，才能生存；問題是不了解新時代的運作，不依賴大數據，又怎能知道甚麼是「徹底倒像」？所以，即使是酷愛過去的朋友，也逃不過使用新方式，在未來復刻歷史，期間也必會通過現實的交集，豐富了本來對歷史的認知和想像，那就是「歷史2.0」，像我們介紹過的阿布達比羅浮宮那種數碼化策展一樣。
最諷刺的是，未來大趨勢清晰不過的同時，各行各業的舊框架，在末日臨近之際，卻不是被拆牆鬆綁，而是越來越官僚、越來越rigid。因為根據原趨勢，當人口越來越多，按傳統定義量化寬鬆培養的「人才」也越來越多，舊規則的競爭者只會更多，令那些掌控各行各業的既得利益者變本加厲增加「KPI」；殊不知各行各業的真正人才，卻正聚集在這些僵化框架外，醞釀推倒重來。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明天。
1. 正如中大社科院長對私下我說，所謂研究型大學的末日倒數已經出現，未來不可能繼續影響因子的期刊遊戲，能夠在業界學以致用的倡導型、企業型學者，才是未來社會需要的人才。AI、大數據等出現，令市場變得越來越細碎化，個人化的微經濟釋放了大量潛能，本來屬於小眾的知識型消費，卻因而冒起。「創業」已不是經濟行為，同時也是累積知識的必需過程，因為學術的定義，也由研究型轉型為實業型。知識份子尋章摘句再出色也敵不過AI，「學術」會由「不食人間煙火」變成「必食人間煙火」，衡量學者的基準，變成和市場接軌的初創能力，因為跨界別實踐、crossover除了是生存，更是促成知識轉移、催生新知識的唯一工具。
2. 新科技催生的Uberization「去中介化」現象，令各行各業的剩餘勞動力都被輕易共享，各行各業的現有中介也逐漸消失，無一倖免。除了Uber打破的士公會壟斷，Khan Academy正取代大學，網購正取代實體商場，3D打印正取代工廠，連代議政治的議員，也會逐漸被電子政府取代。過程中，除了打破已僵化的官僚體制，也會令不同業界進一步細碎化，任何事情都可以出現專家，再變成微經濟體，達人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少。對有一技所長的各種知識份子，這是一片瞬間釋放的無盡藍海。
3. 當Uberization成為主流，加上人均壽命增加到120歲，固定職業的概念會被徹底打破：即使是一份傳統上的優越工作、但需要六十歲準時退休，餘下人生六十年，也必須重新規劃，誰又會安心只做一份工？Slasher會成為新生代的基本工作型態，能否一方面成為個別範疇的專才、另一方面擁有multi-tasking的能力，會成為成功的基準。當AI可以取代大部份高端行業，Slasher的最大資本，就是展現人性的種種獨特性，也就是自己的branding、identity。在新時代，唯有identity不能被取代。
4. 當知識隨手可得，新人類要在社會生存，經驗值比硬知識重要得多，個人化的知識體系，就是每一個個體branding的基礎。目前的機械式由上而下教學，會被個體化學習取代，劃一syllabus會成為笑話。日後的「科目」，不再是中英數理化，而變成由下而上、以小見大、基於個人興趣的個體化學習，例如從咖啡學習農業、環保和比較文化，又或從搖滾樂學習電腦編程、群眾心理和人類學。一旦釋放了「科目」的rigidity，各種各樣的新知識會噴發湧現。
5. 下一代的基本生存技能，必須懂得與電腦溝通，與及與活人溝通，同時進出虛擬、實體兩個世界，各取所需，構建立體的四維人生，否則要麼逐步機械化、要麼根本連日常生活也自理不了，都是死路一條。日後每個學生畢業前，都會被期望各有創業經驗，因為那是唯一結合新科技、回應現實、應用知識的評核，前人累積的智慧，也會以start-up這知識轉移方式、而不是書本傳承。換句話說，「startup experience」會迅速取代水份越來越高的「extra curricula activities」，甚至取代成績單，成為人生CV的重要一欄。
6. 當全球化時代打破地域壁壘，進出不同地方的門檻大大降低，接觸不同背景人士，會成為日常生活一部份。那時候，人類的人均素質不會再單以IQ、EQ、AQ等為基準，如何和國際社會不同背景人士共處的「文化智商」（CQ），會成為量化個人的更重要指數，這也能彌補國際視野被覺得「很虛」的缺憾。然而，「CQ1.0」其實未能回應網絡時代，因此衡量與虛擬世界不同文化相處能力的「CQ2.0」將出現，成為「世界公民2.0」的評核。協助未能適應新時代的朋友，不是提供福利，而是要令他們在客觀基礎量度下理解一切，在自身產業被淘汰前反淘汰，這才是社會企業的真諦。
7. 全球一體化也令「旅遊日常生活化」，未來每一個地方，都逃不過不斷出現外來者，如此密集的互動，令世界各地的本來價值，都會被背景截然不同的他者、訪客不斷重構。例如津巴布韋人到了香港，會用他者視角到重慶大廈尋寶，令香港在非洲得到我們想像以外的名聲；而這些新名聲，又會通過網絡進一步被重構，直到無窮無盡，一如宇宙有限而無邊，超乎昔日想像，例如九龍城寨會在日本復活，再在虛擬世界借屍還魂。當旅遊不再是純粹的旅遊，同時也是產生新知識的實驗室，這就是「旅遊2.0」。
8. 既然新人類對知識的追求方式截然不同，例如以圖像取代文字、短片取代論文，又活在演算式提供的片面資訊當中，我們活在一個個細碎化平行時空乃大勢所趨。結果，提供資訊大眾媒體會被推倒重來，要麼成為個人化平台，要麼把每一個版面逐步產業化，世界再沒有從前被精英主導的任何共識（例如政治正確），每一個世界卻有自己的「精英」，各自建立自己的規範。這過程負面副作用自然極多，激進主義在平行時空更可能成為主流，但也會進一步確立「微KOL知識型經濟」的認受性，乃有危有機。
9. 由於在未來社會，每人的identity就是一間一間的小企業，它們都需要建構自己的制度，未來人與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倫理，更像現在的國際關係。未來國際關係不再是國與國的博弈主導，主角不同了，但傳統國際關係的基本視野、倫理、知識，依然萬變不離其宗，是為「國際關係2.0」。
10. 要是不能適應新時代，又能怎樣？不用擔心，舊時代的情懷，必會成為vintage生活品味，書本、唱片越是沒有人看、沒有人用，反而會變成收藏品，咖啡店、渡假村也會出現標榜前網絡時代的復古風。但由於vintage的存在必須經受市場考驗，它們唯有是新時代的徹底倒像，才能生存；問題是不了解新時代的運作，不依賴大數據，又怎能知道甚麼是「徹底倒像」？所以，即使是酷愛過去的朋友，也逃不過使用新方式，在未來復刻歷史，期間也必會通過現實的交集，豐富了本來對歷史的認知和想像，那就是「歷史2.0」，像我們介紹過的阿布達比羅浮宮那種數碼化策展一樣。
最諷刺的是，未來大趨勢清晰不過的同時，各行各業的舊框架，在末日臨近之際，卻不是被拆牆鬆綁，而是越來越官僚、越來越rigid。因為根據原趨勢，當人口越來越多，按傳統定義量化寬鬆培養的「人才」也越來越多，舊規則的競爭者只會更多，令那些掌控各行各業的既得利益者變本加厲增加「KPI」；殊不知各行各業的真正人才，卻正聚集在這些僵化框架外，醞釀推倒重來。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明天。
2019年1月14日星期一
歷史終結論2.0：福山的「歷史很久也不會終結論」
早前中國學者賀建奎聲稱成功製造基因改造雙胞胎，涉及生物科技的高度道德爭議，雖然引來全球鞭韃，卻也是一個新時代到來的先聲。世界衛生組織表示，正籌建一個專家小組，討論基因編輯技術的道德和安全問題，預期會制訂一個各國適用的研究指導原則。然而生物科技利益巨大，而且涉及各國國力的競逐，能否有效監管，誰也不樂觀。國際關係和生物科技貌似風馬牛不相及，但一些有識之士早在十多年前，已看到了兩者關連。早在2002年，著名美籍日裔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出版了一本著作，名叫《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科技革命的後果》，除了前瞻到類似賀建奎事件的出現，還沙盤推演了人類的未來。
對全球化理論有基本印象的朋友，對福山的名字斷不會陌生。他就是冷戰終結後，在九十年代提出「歷史終結論」的學者，被認為是全球化時代的重要推手之一。當時蘇聯剛解體，衛星國紛紛倒向資本主義和民主體制，福山認為世界的歷史就是意識形態鬥爭，冷戰終結，代表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和共產專制主義的對決已經終結，人類只剩下一條可行的道路，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制、經濟上的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上的自由主義。這理論一度成為全球化研究的主流學說，雖然受到不少爭議，但一紙風行，想不到福山的《我們的後人類未來》卻直接推翻了自己的「歷史終結論」。在這本續集，福山其實並沒有離開自己的老本行，他仍然是從政治哲學、全球化、人類文明的高度，研究我們的未來，只是他發現改變人體的科學技術，最終都會進入現實政治，而且會改變「歷史的終結」這本來的定律。
事實上，即使沒有生物科技革命，「歷史是否已終結」這場辯論，本來就不可能一錘定音。在西方學界角度而言，「歷史學」是由希羅多德創造，西方史觀是由希臘城邦對決波斯帝國的史詩開始，習慣了二元對立；之後興起的基督教神話，也是對抗的歷史觀，即是天國和塵世、上帝和魔鬼的鬥爭；到了近代，就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峙。但就在「歷史終結論」出台後十年，中國崛起、歐美在金融海嘯受重創、各地民主退潮、民粹主義興起，已經打擊了福山的舊預言。
不過與此同時，福山原來已經牽頭修正自己的理論，不過是以未來學角度。現在，他主張「除非科技終結，否則歷史就沒有終結」。他有這個科技哲學的轉向，是因為意識到除非永遠沒有新科技出現，否則人類國族、各集團之間，還是會出現互相超趕的競賽，紛爭不休。在福山眼中，生物科學才是新一輪歷史鬥爭的原材料，這涉及近日火紅的基因編輯，還有神經藥理學、大腦科學等命題。
福山在《我們的後人類未來》強調，當人類漸漸掌握改造自身的能力，令自己獲得更長的壽命、智力、戰鬥力，自然令人類社會的「基礎原子」（即人類本身）獲得強化，然後這些「原子」組成的社會、組織、經濟、文化、政治等，也早晚會被同一技術傾覆。例如生物技術馬上就會改變戰爭模式，細菌戰、人機互動武器、強化骨骼、神接增強等都會很容易出現，未來我們甚至可能看見通過改動基因製造沒有「感情妨礙」的「士兵人種」，或以大量生產的方式製造廉價士兵，以降低發動地面戰的成本。這令人想到電影《22世統殺人網絡》，就出現了主角可以在程式世界「下載」功夫大全、直昇機操作方法等技術，即各種兵法、軍事學甚至臨場反應，都可以現成下載和大量散佈，學習成本減到近乎零。這些還只是生物科技的範疇，如果加上AI、雲數據等，整個未來革命，更一發不可收拾。
這樣的趨勢，可以被控制嗎？這正是福山在這本書最後的探討。在他的思考中，新技術顯然需要擔憂和被控制，因為這些技術隱含的優生學、社會達爾文主義意味，可以輕易將「人」這生物的一切前切瓦解，進而顛覆現時人類的所有社會和政治基礎。正如他指出從1945年第一顆原子彈誕生以來，核武器就被施以政治控制，結果是1968年的《核不擴散條約》，到了近代的北韓問題，核武仍然是談判重點，因為北韓要得到國際社會接納成為核俱樂部成員，就要符合某些（現在未能達標的）國際規範。
然而，畢竟與《核不擴散條約》相對的現實，就是核武不斷擴散，不斷有新國家加入核子俱樂部。基因編輯、AI等技術，雖然不能說是毫無規範，但明顯不像是否擁有核武那樣清楚嚴格，也不那麼容易執行。以基因編輯技術來說，美國科學界本來有基改胚胎長成之前就會銷毀的規定，但賀建奎就告訴你，他可以輕易突破規範。由此可見，當基改研究成本不斷下降，以往沒有條件的地方，今日都能做到；新技術由於太新，技術進步的速度，遠遠快過各國形成共識和管制的速度。一個國家要立法已經官僚重重、費時失事，何況是聯合國一類國際組織？賀建奎只是生物科技的北韓、巴基斯坦和伊朗，不會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人」。
國際社會企圖對新技術建立規範，必然會誇誇其談，但實在不能對其效果過份期待。政府、政治其實難以控制技術，只有技術人員可以控制技術，從而在強國對峙中形成恐怖平衡。福山的「歷史終結論2.0」是悲觀的，也不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因為那涉及人性的根本問題，除非同樣是生物科技能消除DNA的貪婪、自私等種種人類劣根性，但那又回到「超人」取代智人的人類覆滅論。到了歷史又一次頻臨「終結」之時，到時人類在未來世界還剩下多少自主權，自然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
美籍日裔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畢業，師從「文明衝突論」作者亨廷頓教授，先後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史丹福大學等任教。九十年代發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成名，並參與新保守主義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然而在2000年後研究逐漸轉向，更多強調科技發展對人類未來的衝擊。
對全球化理論有基本印象的朋友，對福山的名字斷不會陌生。他就是冷戰終結後，在九十年代提出「歷史終結論」的學者，被認為是全球化時代的重要推手之一。當時蘇聯剛解體，衛星國紛紛倒向資本主義和民主體制，福山認為世界的歷史就是意識形態鬥爭，冷戰終結，代表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和共產專制主義的對決已經終結，人類只剩下一條可行的道路，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制、經濟上的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上的自由主義。這理論一度成為全球化研究的主流學說，雖然受到不少爭議，但一紙風行，想不到福山的《我們的後人類未來》卻直接推翻了自己的「歷史終結論」。在這本續集，福山其實並沒有離開自己的老本行，他仍然是從政治哲學、全球化、人類文明的高度，研究我們的未來，只是他發現改變人體的科學技術，最終都會進入現實政治，而且會改變「歷史的終結」這本來的定律。
事實上，即使沒有生物科技革命，「歷史是否已終結」這場辯論，本來就不可能一錘定音。在西方學界角度而言，「歷史學」是由希羅多德創造，西方史觀是由希臘城邦對決波斯帝國的史詩開始，習慣了二元對立；之後興起的基督教神話，也是對抗的歷史觀，即是天國和塵世、上帝和魔鬼的鬥爭；到了近代，就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峙。但就在「歷史終結論」出台後十年，中國崛起、歐美在金融海嘯受重創、各地民主退潮、民粹主義興起，已經打擊了福山的舊預言。
不過與此同時，福山原來已經牽頭修正自己的理論，不過是以未來學角度。現在，他主張「除非科技終結，否則歷史就沒有終結」。他有這個科技哲學的轉向，是因為意識到除非永遠沒有新科技出現，否則人類國族、各集團之間，還是會出現互相超趕的競賽，紛爭不休。在福山眼中，生物科學才是新一輪歷史鬥爭的原材料，這涉及近日火紅的基因編輯，還有神經藥理學、大腦科學等命題。
福山在《我們的後人類未來》強調，當人類漸漸掌握改造自身的能力，令自己獲得更長的壽命、智力、戰鬥力，自然令人類社會的「基礎原子」（即人類本身）獲得強化，然後這些「原子」組成的社會、組織、經濟、文化、政治等，也早晚會被同一技術傾覆。例如生物技術馬上就會改變戰爭模式，細菌戰、人機互動武器、強化骨骼、神接增強等都會很容易出現，未來我們甚至可能看見通過改動基因製造沒有「感情妨礙」的「士兵人種」，或以大量生產的方式製造廉價士兵，以降低發動地面戰的成本。這令人想到電影《22世統殺人網絡》，就出現了主角可以在程式世界「下載」功夫大全、直昇機操作方法等技術，即各種兵法、軍事學甚至臨場反應，都可以現成下載和大量散佈，學習成本減到近乎零。這些還只是生物科技的範疇，如果加上AI、雲數據等，整個未來革命，更一發不可收拾。
這樣的趨勢，可以被控制嗎？這正是福山在這本書最後的探討。在他的思考中，新技術顯然需要擔憂和被控制，因為這些技術隱含的優生學、社會達爾文主義意味，可以輕易將「人」這生物的一切前切瓦解，進而顛覆現時人類的所有社會和政治基礎。正如他指出從1945年第一顆原子彈誕生以來，核武器就被施以政治控制，結果是1968年的《核不擴散條約》，到了近代的北韓問題，核武仍然是談判重點，因為北韓要得到國際社會接納成為核俱樂部成員，就要符合某些（現在未能達標的）國際規範。
然而，畢竟與《核不擴散條約》相對的現實，就是核武不斷擴散，不斷有新國家加入核子俱樂部。基因編輯、AI等技術，雖然不能說是毫無規範，但明顯不像是否擁有核武那樣清楚嚴格，也不那麼容易執行。以基因編輯技術來說，美國科學界本來有基改胚胎長成之前就會銷毀的規定，但賀建奎就告訴你，他可以輕易突破規範。由此可見，當基改研究成本不斷下降，以往沒有條件的地方，今日都能做到；新技術由於太新，技術進步的速度，遠遠快過各國形成共識和管制的速度。一個國家要立法已經官僚重重、費時失事，何況是聯合國一類國際組織？賀建奎只是生物科技的北韓、巴基斯坦和伊朗，不會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人」。
國際社會企圖對新技術建立規範，必然會誇誇其談，但實在不能對其效果過份期待。政府、政治其實難以控制技術，只有技術人員可以控制技術，從而在強國對峙中形成恐怖平衡。福山的「歷史終結論2.0」是悲觀的，也不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因為那涉及人性的根本問題，除非同樣是生物科技能消除DNA的貪婪、自私等種種人類劣根性，但那又回到「超人」取代智人的人類覆滅論。到了歷史又一次頻臨「終結」之時，到時人類在未來世界還剩下多少自主權，自然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
美籍日裔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畢業，師從「文明衝突論」作者亨廷頓教授，先後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史丹福大學等任教。九十年代發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成名，並參與新保守主義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然而在2000年後研究逐漸轉向，更多強調科技發展對人類未來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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