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1日星期二

運動場上的民族主義

【咫尺地球‧奧運版】理論上,本屆奧運理論上有一個完全符合國際奧委會新例條件的新成員:南蘇丹,它在2011年正式獨立,不單已正式加入聯合國,也獲國際足協接納為第209個成員。但南蘇丹奧委會還未成立,因此還是不能滿足國際奧委會的程序,結果南蘇丹的運動員今年又只能以獨立身分參賽。

在奧運,分裂出來的新國家遇上「母體」的機會不少,較近期的有從埃塞俄比亞分裂出來的厄立特里亞、從塞爾維亞分裂出來的黑山等,假如雙方已經和平分手,運動場上遇見也不會有大問題,但假如雙方還處於戰爭狀態,則另當別論。就像厄立特里亞獨立時,和埃塞俄比亞原已達成默契,當時是反政府的埃塞叛軍和要獨立的厄立叛軍聯手進攻,不過推翻政府後,兩軍迅速翻臉,邊境戰爭無日無之,厄立特里亞運動員2004年得到第一面奧運銅牌,項目來自埃塞俄比亞壟斷的長跑,就迅速成為國民英雄。

今天南北蘇丹關係極差,頗有重新爆發戰爭的可能,當兩國運動員正面競爭,自會成為各自民族主義者的焦點。

2012年7月29日星期日

爭取獨立的阿魯巴

【咫尺地球‧奧運版】昔日荷屬安的列斯群島有6大島嶼,其中阿魯巴早在1986年脫離,成為荷蘭屬下的「自治國家」,並在1988年得到和荷蘭、荷屬安的列斯群島平起平坐的參加奧運資格。

荷屬安的列斯群島本身就是一個怪胎,它的一半三島在南美北部,另一半三島在千里之外的處女島附近,阿魯巴要求脫離,主要就是受不了庫拉索控制大局。以往阿魯巴頗具民族主義情緒,曾短暫成為英、美保護國,早在1970年代就爭取完全脫離荷蘭獨立,當時荷蘭在南美洲的殖民地荷屬圭亞那也獨立為蘇里南,更讓阿魯巴得到鼓舞。理論上,阿魯巴脫離安的列斯只是第一步,原來的計劃是要在1996年成為聯合國認可的獨立國家,不過進程被「暫緩」,因為當地人終於發現搞獨立成本高昂、變數甚多,反而在荷蘭保護下還相對化算。

由於荷蘭是著名的毒品中介地、少有吸食大麻合法的地方,阿魯巴在相關國際貿易一直扮演微妙角色,經濟相對繁榮,體育成績則平平無奇,從未在大型比賽獲獎,反而是庫拉索主導的荷屬安的列斯在1988年奧運得到一面銀牌,更令今天不能獨立參賽的庫拉索感到諷刺。

2012年7月27日星期五

沒獨立國家身分的庫拉索

【咫尺地球‧奧運版】奧運有不少崇高理想,但現代奧運起源卻與民族主義息息相關,整個奧運的形式設計、獎牌榜和入場的安排,都明顯為民族主義服務。然而在主權國家外,哪些有資格參加奧運的代表隊,一直沒完全劃一的準則。1996年,國際奧委會改例,規定必須是「獨立國家」才可參賽,屬獨立國家與否,則往往由聯合國會籍斷定, 至於已加入的會通融下去,包括香港。首當其衝的除了科索沃等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富爭議國家,還有本屆奧運出現的純技術層面案例:原本屬於荷屬安的列斯群島的庫拉索、聖馬丁。

位於加勒比海的荷屬安的列斯群島,早在1952 年就獨立參加奧運,但群島作為一個政治身分在年前解體,下屬的5 個島嶼紛紛公投, 其中兩個( 庫拉索、聖馬丁) 成為荷蘭屬下的「自治國家」,取得類似昔日安的列斯的國際地位,另外3 個則表决成為荷蘭特別市,放棄獨立國際身分。

根據奧委會舊例,庫拉索、聖馬丁都應能獨立參加奧運,但新例已實行,由於安的列斯的會籍被取消,兩「國」加入又被拒,其運動員這屆就只能以「獨立身分」參賽。庫拉索人以往主導安的列斯, 就像俄羅斯主導前蘇聯,對此自然憤憤不平,特別是在國際足協,庫拉索正式繼承了安的列斯的會籍, 已是正式成員;他們認為香港也是改變政治身分而毋須重新申請會籍,是厚此薄彼;而20 多年前脫離安的列斯的阿魯巴可以獨立參加奧運,更令庫拉索不是味兒。

2012年7月22日星期日

釣島危機——沖繩右翼的機遇?

【咫尺地球】在釣魚島「購島」事件中,除了東京都因為石原慎太郎而大出風頭,另一個高度參與的地方政府是沖繩縣。根據日方說法,「尖閣列島屬於沖繩縣石垣市」,令現任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不斷出現在國際媒體。「市」在日本屬於第二級地方行政編制,面積可大可小、人口也可多可少,像橋下徹統領的大阪市人口逾200萬,中山義隆的石垣市位於邊陲中的邊陲,人口只有4萬多,但理論上,他們平起平坐。

沖繩人1/4不知釣島主權誰屬

與日本本部不同,沖繩地方政治有先天的身分認同問題。根據曾長期在琉球大學任教的學者林泉忠的觀察,雖然右翼經常在沖繩提出反華議題,但他們在當地並非主流。沖繩人對當地的美國駐軍十分不滿,這才是主流涉外議題,加上沖繩左翼相對強大,就是在日本整體右轉下亦然,在當地操作反華並不划算。而且一些沖繩人對日本政府佔領琉球的行為還有不滿,雖然要求獨立的呼聲有限,但沖繩依然是日本最有離心的地區。根據林泉忠2007年進行的民調,有高達75%沖繩人接受台灣繼續稱沖繩為「琉球」,更有近24%對釣魚島主權誰屬答「不知道」,這在日本本部乃匪夷所思,難怪右翼說要加強在沖繩進行「國民教育」,促使100%的「人心回歸」。

自從石原慎太郎宣布東京都「購買」釣魚島,與石原同級別的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並沒有高調參與其中,反而是再低一級的石垣市市長飛到東京都與石原「會談」,這反映了地方外交與地方內政的微妙互動。仲井真弘多的祖先來自中國,對華立場相對務實,雖然也堅持釣魚島屬於日本領土,但一直避免讓釣魚島出現重大衝突;他曾說要視察「自己管轄範圍下的尖閣列島」,也在收到中國代表電話後,決定因天雨取消。面對石原從東京都越俎代庖,仲井的回應是「釣魚島基本上不存在領土問題」,暗示石原多此一舉,並說希望當面詢問其想法,又提醒中央政府中日交往密切,「希望政府拿出明智對策」。這樣的回應,符合沖繩一貫態度。

石垣市長比上級冒進

但屬於新生代的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取態完全不同,與他的左派前任大濱長照也截然不同。大濱曾主張由日本、北京和台北「共同開發」釣魚島,後因受壓而被迫撤回言論;中山則不斷利用釣魚島挑動日本民族主義,表示完全認同石原的購島行為,更提出與東京都「合資」購買,又向石原捐贈50冊研究報告來「證明」日本實質管理釣魚島,成了石原的有力地方支持者。不久前,他管治的石垣市有兩名市議會議員等登上釣魚島「宣示主權」,和他的高姿態遙相呼應,或可視為沖繩內部右翼勢力的默契。石垣市議會則通過意見書,支持中央政府國有化釣魚島,而在兩年前,這個議會已通過設立「尖閣列島開拓日」,向國內外宣傳對釣魚島的擁有權。

東京憂石原得石垣強援

與其他地方外交相比,沖繩右翼的眼界頗低,只着眼於調整地方內部的政治平衡。沖繩右翼不斷利用釣魚島這個國家層面的爭議,來削弱沖繩左翼的力量,例如年前他們在沖繩縣議會、石垣市議會分別提出《有關中國調查船侵犯領海意見書》,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國抗議,成功逼使全體議員一致通過,打破了沖繩左翼的「擱置爭議」理念。在購島一役,原來名不見經傳的中山義隆已取得主導權,中央政府不得不把他當回事,以免石原真的得到地方強援。中山去年曾提出在釣魚島舉行公祭,祭祀二戰後日軍撤離台灣時在釣魚島遭美軍伏擊的「烈士」(「尖閣列島遇難事件」),被日本政府以「可能帶來地區不穩」為由否決;今年中山再申請,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卻考慮贊同。有評論認為這是中央政府希望換取石垣市支持,讓中央、而不是東京都「購買」釣魚島,但如此妥協,令人擔心日本禁止人民登上釣魚島的禁令可能從此撤銷,那樣中日衝突更難避免。

過往中國一直視沖繩為對華最友好的日本地方,與之有若干特殊關係,除了歷史上琉球曾作為大清藩屬,現在中國人拿日本簽證,最便捷還是要包括沖繩在首次訪日的行程內,沖繩政客也一直以善於引入華資而自豪。這關係會否因為釣魚島爭議而改變,爭議又會否反過來激化中國民族主義者提出「支持琉球獨立」、甚或「為了收回釣魚島先收回琉球」,值得密切注視。

2012年7月20日星期五

「名古屋獨立國」的反中國因子

【咫尺地球】在日本政壇,還有比大阪維新會更激進的地方計劃,中國同被捲入,典型例子來自名古屋。名古屋市屬於愛知縣,古稱尾張藩,為日本中部重鎮,與中國最切身攸關的是它原來與南京結成官方「姊妹城市」,而作為南京大屠殺的現場,南京一直在中日關係扮演重要角色。名古屋原來在國際社會無甚出格行為,直到現任市長河村隆之2009年上台,出現了擴權傾向,對國際事務,特別是中國事務,也有了更多關切。

名古屋中國使館夭折的背後

2010年中日爆發釣魚島撞船事件,日本民情激烈。中國原來購了一塊公地,作為駐名古屋領事館,但名古屋居民在撞船事件後發動抗議,迫使搬遷擱置。中國外交界對此大為不滿,批評日方違反處理外交事務的《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並懷疑是右翼的河村在背後搞小動作,而河村確實公開反對中國購館。

這並非個別事件:同時中國駐新潟要購入新使館,同樣面對日本群眾反對,同樣擱置;數年前一個在仙台市興建「中華街」的計劃,也被仙台市市長梅原克彥牽頭否決,梅原在使館事件中,更親身到新潟聲援,傳授「抗爭」經驗。這系列事件空穴來風,令一些中方官員和學者認為是日本右翼的集體陰謀,以致後來對日本駐華使館搬遷進行同類報復。

中國把河村隆之鎖定為反華分子的導火線出現在今年2月,當時河村代表名古屋,接見南京代表團,公然向對方說南京大屠殺「可能不存在」,並以其當兵的父親當年在南京獲南京人民「歡迎」作為「證據」。這論調出自南京姊妹城市的首長、發表對象又是南京人,中國自然視為惡意挑釁,宣布中止南京與名古屋的「姊妹關係」抗議,其後又拒絕河村拜訪中國駐名古屋領事館。但河村的言論則得到石原慎太郎、曾否認慰安婦被迫入伍的埼玉縣知事上田清司等地方右翼盟友全力支持,風風火火一輪,晉身了「諸侯領袖」之列。

河村隆之雖染指地方外交,但相對其他右翼而言,他更多是一個地方自治派,既沒石原慎太郎那樣的宏大「使命」,也沒橋下徹那樣的大局觀。他當選前,曾長期擔任愛知縣議員,在名古屋一帶有相當民意基礎,當選和連任都得到極大比數支持,他的主要政綱,就是加強地方權力,同時效法橋下徹的「大阪都構想」,也「想」出一個「中京都構想」出來;此前,愛知縣2005年舉行博覽會後,也曾醞釀一個類似的「國際交流大城市圈構想」。在得到國內外注視後,今年2月河村隆之再提出合併鄰近地區的新「構想」:建立「尾張名古屋共和國」,似乎一下提升到「國」的高度,其實是嘩眾取寵,此「國」與我們的理解不同,意思依然是爭取更大地方權利的自治,尚未脫離「中京都」的想法,更非脫離日本,卻似乎希望與東京都、未來「大阪都」等共同進退。

「向中國說不」增地方擴權本錢?

說起「共和國」、「獨立國」,日本地方行政長官似乎頗不避嫌,常將之掛在口邊宣傳。除了河村隆之,神奈川縣知事黑岩祐治不久前也說要成立「神奈川獨立國」,真正意思也是大同小異的自治,據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也被當地部分人考慮。在同樣拒絕中國使館購地的新潟市,市長篠田昭聯同所屬的新潟縣知事泉田裕彥,也在去年提出擴權的「新潟州構想」,加上新潟沿海剛發現日本境內最大油田,更添其議價本錢。似乎在日本,只要中國威脅論盛行,向中國說不後,就多了地方自治的本錢。這些地方領袖不怕開罪中國,因為他們相信中國資本只要做生意,不會因這些言行而不流入;至於外交後遺症,則不是他們的份內事。就是這不足以讓地方凌駕中央,也足以讓其影響力滲透到鄰近地方,對地方諸侯而言,於願足矣。

2012年7月19日星期四

「新船中八策」——大阪如何影響中美日互動

日本地方行政單位中,最具影響力的除了「一都」(新京都),就是「兩府」(京都府、大阪府)。其中大阪府近年在地方外交走得很前,又提出了和鄰近地方合併建立「大阪都」、與東京都平起平坐的構想,足以成為地方外交影響中美日互動的新變數。

橋下徹與「大阪都構想」

大阪原來沒有在日本外交扮演特別角色,但自從日本對東京都的依賴愈來愈深,而經濟持續不景氣,西部發展需要另一龍頭,大阪的機遇就應運而生。這時候,大阪出現了一位明星級政客橋下徹,他既是專業律師,又是通過「法律綜藝節目」走紅的電視藝人,在2008年以不到40歲之齡,以獨立候選人身分當選大阪府知事,成為最年輕的地方領袖,被稱為政壇人氣偶像。

橋下徹極其敢言,金句是「日本政治目前缺乏的就是獨裁」,一方面挑戰中央、另一方面推崇地方強人,既要公務員減薪、又公然打壓工會,切合了部分日本人對政爭不斷愈來愈不耐煩、對傳統政黨愈來愈不信任的心態,甚至有媒體以偏概全地稱他為「當代法西斯」、「日本薄熙來」和「日本蒼狼」。為了落實他提出的「大阪都構想」,橋下徹自願在2011年「降級」參選大阪市市長選舉,擊敗強烈反對「大阪都構想」的原市長平松邦夫當選,同時繼續控制大阪府,希望加速兩地合併。

「日本蒼狼」以美日TPP抗衡中國

要達到這目的,橋下徹必須得到超越地區層面的影響力,因此他需要大阪捲入全國和國際政治,並於2010年成立「大阪維新會」。這原來只是個地方政黨,卻有着只屬中央政府的全盤目標,橋下徹更像電影情節那樣,仿效幕末傳奇領袖悞本龍馬提出「大政奉還」的「船中八策」,推出「維新八策」,震動朝野。「維新八策」最得民心的,包括全民普選首相、廢除地方稅收制度以加強區域建設等,但同時也觸及外交,特別是開宗明義強化美日同盟,並力主參加美國提出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TPP),作為抗衡中國經濟影響力的平台。此外,橋下徹多次要求發展核武,右翼人士覺得特別中聽。

橋下徹和不少日本地方領袖一樣,高度批評中國,曾公開讚美甲級戰犯東條英機而引來中國抗議,但也不斷引入中國資金,算得上務實。假如他的親美政策成為國策,那麼勢由中國主導的、與TPP正面競爭的「中日韓共同體」,就算不胎死腹中,也難以發揮影響力,這是北京最不願看見的。TPP在日本有高度爭議性,日本農產品絕不願意改變現在的關稅政策,去加入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區;但假如有政治組織懂得把TPP與其他有民意基礎的政策綑綁,就像把「利民紓困」和「限制自由」綑綁,短期內卻可能令部分民意改變。假如中國只懂得在中央層面和美日互動,對日本加入TPP,只會束手無策。

小澤一郎也要拉攏大阪維新會

目前大阪維新會已成為大阪府和府內一些城市的第一大黨,更出現了超越地方層面的勢頭。早前維新會仿效日本政壇新人搖籃「松下政經塾」,成立了自己的培訓學校「大阪維新塾」,說要招收600名學員、派出400人參選下屆眾議院選舉,奪取200席,以製造「新人」,改造日本。如此宏圖大計是否成功尚未可知,但這學校一下子吸引到3000多人報讀,則是事實。

比起石原慎太郎,橋下徹的部署有更多染指中央的色彩。不少日本人希望大阪維新會參與國家層面的大選,有調查反映不少日本人認為橋下徹是理想領袖,而不少右翼地方政客,例如石原慎太郎父子、曾否認南京大屠殺存在的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等,均表示支持大阪維新會,這可能成為一個包圍中央的地方聯盟。就連剛脫離執政民主黨、自立新黨「國民生活第一黨」的政壇教父小澤一郎,建黨前也專門拉攏大阪維新會,但暫被婉拒,因為橋下徹表示合作前提是要小澤一郎支持日本加入TPP。假如「橋下徹旋風」持續,大阪對日本外交的影響,不能小覷。

2012年7月18日星期三

釣魚台「購島」的幕後角力:當東京都騎劫東京

【咫尺地球】日本地方行政單位分為一都、一道、兩府、43縣,理論上都實行地方自治。當中最具影響力的,自然是「一都」:東京都。東京都在二戰期間,由東京市與東京府合併而成,地方首長稱「知事」。目前的東京都知事,正是聲稱要「購買」釣魚島的石原慎太郎。石原不但是政客,也是家傳戶曉的文化人,曾發表暢銷獲獎名著《太陽的季節》,這作品後來改編成電影,由石原慎太郎的弟弟石原裕次郎主演,二人均一炮而紅。在論資排輩的文壇,石原慎太郎有一定地位,早年和右翼才子三島由紀夫相熟,當他從政時,早就有了全國性知名度和國際影響力,不能單以「地方政客」視之。

東京都vs.哥倫比亞特區、澳洲首都特區

石原管治的東京都,偏偏並非一般地方,而是有着特殊影響力。不少國家的行政規劃,把首都所在的地方劃分為面積細小的特別行政區,不受其他地方政府管轄,以免中央反而受地方制約,例如美國首都華盛頓屬於「哥倫比亞特區」,澳洲首都坎培拉屬於「澳洲首都特區」。這些特區雖然也有民選代表,但他們的權力比其他地方首長、議員較多限制,像美國在1973年才讓哥倫比亞特區人民選出自己的市長,但職能與各州州長不能相提並論。美國和澳洲憲法也都規定,聯邦政府或國會,可以凌駕首都所在特區長官或議會的地方決定。不少美國白人擔心,要是沒有制約,以黑人居民為主的哥倫比亞特區隨時做出讓聯邦政府尷尬的行為。中國也曾擔心首都北京的地方政府出問題,文革期間,毛澤東指北京市長彭真要把北京變成「獨立王國」,就將他打倒。

理論上,東京都內部有23個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涵蓋了最重要的首都地方,它們的決定,也可被國會取締。問題是,它們依然屬於東京都,並非中央直轄,1974年前,其區長甚至是由東京都知事委任。東京都包含了首都,本身的權限又大體和其他地方政府一樣,管轄全國最多人口、GDP和整個韓國相若的一區,這就令東京都知事有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像石原慎太郎享有的保安級別,就和首相同級,政論家神一行的著作《石原慎太郎と都知事の椅子》,甚至稱之為「全日本第二有權力的人」。

雖然不少評論員相信,石原挑起中日矛盾只是為了選票,但對這名八旬老人而言,他利用地方力量影響外交,不少時候是所謂「理念」先行,與其他地方領袖利用參與外事提升地方實力不同。在他的作品《國家的幻影》,有一章開宗明義說「對亡國外務省的鬥爭」,可見外交人員是他的主要敵人。他過往利用東京都的特殊身分,力推台北加入「亞洲大城市網絡」,為日台關係拓展了不少空間,對他個人並無明顯得着,但足以對中央構成壓力。每當他發表激進言論,特別是「否認南京大屠殺」等日本政府也不能接受的觀點,中央政府就會進退失據,因為石原會同時在東京都進行文宣,「包圍中央」,又或大規模進行募捐,要群眾「齊心」支持、對中國威脅「迎難而上」,就像現在那樣。最近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因為發表「親華」言論、反對購買釣魚島,被日本右派大舉攻擊要求調回,石原正是重炮手之一。

東京都「買」釣島:地方力量破中日默契

石原要東京都「購買」釣魚島,邏輯上就不容易說得過去:就是日本聲稱擁有釣島主權,也與千里之外的東京都無關。不過石原有辦法找到日本政府認可的「釣魚島持有人」,對方又以「先到先得」原則情願與石原而不是中央洽談「賣島」,才讓石原越俎代庖。這樣的策略,無異於以地方勢力,逼使中央政府改變釣島政策:根據日本官方說法,日本「擁有」的主要釣魚島島嶼屬於「個人」,由日本政府向其「承租」,並在租下來後禁止任何人登島,以免引起中日爭端。這說法足以對內自圓其說、對外和中國保持默契,原來是中日雙方都幕後同意的,正如日方認為北京應盡量防止保釣人士接近釣島一樣。但石原偏偏要挑戰上述說詞的漏洞:要是東京都成功「買島」,禁止任何人登上釣魚島的中央政策自然不復存在,此所以石原堅持要由東京都購買,而不希望直接由野田佳彥「國有化」,以便東京都與東京討價還價。

假如「購島」真的落實,這既是石原的勝利、東京都的勝利,也是日本地方主義的勝利,對中日關係造成重大影響自不待言,也會令東京都在對美外交也有角色扮演:須知石原除了反華,也同樣反美,對美軍駐沖繩基地十分不滿。在國際案例,中央政府被首都所在的地方長官反客為主並不常見,要不是雙方在作秀,就是反映地方政府尾大不掉。

2012年7月17日星期二

日地方政府「次國家外交」挑戰中日關係

【咫尺地球】近日中日關係不斷惡化,導火線是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聲稱要「購買」釣魚台,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繼而說要把釣魚台「國有化」,令爭議難以迴旋。值得注意的是,這波爭議並非日本中央政府主動挑起,而是由地方行政單位「東京都」編導,屬於一種地方外交,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普遍被涵蓋在平行外交理論(Para-diplomacy)的次國家(sub-national)框架內,可能成為影響日後中日關係的重要元素。

日本「地方自治」的歷史與現實

世界各地在國家層面以外、以內,一直以不同方式讓地方層面參與國際事務,但日本地方外交逐漸坐大,則有其獨特背景。對此研究最詳細的,首推在澳洲任教的印裔日本研究學者贊尼(Purnendra Jain)2005年出版的《日本的次國家政府在國際事務》(Japan’s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一書,但專門以這框架研究中日關係的學術論著,則明顯不足。

日本地方政府對國際事務興趣越來越大,部份源自史上藩侯割據的傳統,部份則源自二戰後日本憲法的「地方自治」章節,目的是避免過分強大的中央政權再次出現,成為軍國主義的溫床。理論上,日本地方的自治程度頗有限,而在冷戰期間,有了共產黨、社會黨等作為長期對自民黨政權的威脅,日本地方政治影響中央的並不常見,更遑論影響世界。但冷戰結束後,自民黨一黨獨大的超穩定結構崩潰,日本中央政權更迭比從前更頻仍,平成年代至今23年,換了16個首相,反而地方政權能維持相當穩定性,地方領袖的影響力慢慢開始增強。像石原慎太郎,在1999年當選東京都知事至今,並於1972-1995年擔任代表東京都的眾議員,在同一地方盤踞長達四十年,既有個人魅力,也有一定政績,中央政客人來人往,他們卻逐漸成了不倒翁。

摸著石頭過河:當地方自治延伸到國際

就日本地方自治的權限,原來並無明確釐定參與國際事務的界線,一切都是自行發揮。冷戰終結前後,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而在全球化過程中,最受影響的又是地方政權,中央與地方之間就預算、福利、稅收等的分歧越來越大。地方政府為解決自身經濟問題,開始積極與中央討價還價,過程中,就逐漸延伸到參與國際事務。正如贊尼研究,正是因為不少地方政府希望實施與中央不同的對外經濟政策,對外國人能否有地方居留權、應否享有投資優惠等議題有了實則利益考量,連帶對國際政治議題也關心起來,例如「脫北者」的待遇,或第三國人權等。這趨勢,教人想起幕末時代湧現的地方外交活動,幾乎一發不可收拾。

加上日本雖然與美國結盟,民間卻存在一定反美傾向,不少地方政府利用這情緒,自行「反映民意」,例如昔日富士山市市長曾拒絕讓美軍坦克過境支援越戰,儘管那是日本國策;又如年前不少城市動員群眾,反對日本為了美國支援伊拉克戰爭。另一些城市則去拓展中央難以處理的對外關係,與蘇聯、北韓等發展友誼,例如據俄羅斯學者茲博格(Yakov Zinberg)對「庫頁島次國家外交」的研究發現,北海道和庫頁島在日蘇、日俄關係欠佳時,也是交往頻繁。日本中央政府對此不但不反感,反而加以鼓勵,另有一個「財團法人自治體國際化協會」(CLAIR),儼然日本地方外交的國際秘書處。

地方行政成為反華溫床?

以上趨勢原來與中日關係不應有太大關連,頂多是一些地方希望多引入中國投資、一些要與華保持距離而已。但自從中國「和平崛起」,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受到不少無形制約,就是多麼右翼的人去到中樞位置,也不可能直接挑戰北京,因為破壞中日關係並不符合日本利益。但日本民間的反華情緒從來存在,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角色益發感到不安,就只能在地方層面發洩,這恰恰配合了地方自治近年要擴權的趨勢。結果,日本地方自治逐漸成了右翼運動的溫床,中國尤為首當其衝。諷刺地,這與當年美國讓日本推行地方自治來監察右翼的原意,剛好背道而馳。

以往學者對日本地方外交一框架頗為輕視,或視之為美國佔領者強加於人的天方夜譚。但經過近年一系列事情的發展,特別是這波釣魚台爭議,個別華人評論員已覺得不對勁,例如《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蔣豐月前撰文,要中國警惕日本地方勢力「搞局」;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武心波院長也警告,日本地方政府「作為次國家行為體…頻繁而大膽地參與國家外交」,「說明國家主義力量加速向強勢地方政府集結」。中日關係放在如此框架,前景並不樂觀,這幾天會介紹當中四個模式供參考。

2012年7月13日星期五

不再韜光養晦——中國介入敘利亞的外交變革

【咫尺地球】在敘利亞危機中,北京由昔日慣於在聯合國被動投棄權票的次要角色,變成主動投反對票、派外交官調解衝突的大國,固然反映了它要當盡責任大國的新定位,但魔鬼和天使都在細節,更值得留意的,還是中國調解衝突的理據和立論。

開「調解」干涉內政先例

中國不斷強調「一隻巴掌拍不響」,認為敘利亞出現人道危機,不單是阿薩德政府的責任,也必然有反對派武裝分子的責任,因此單方面把責任歸於任何一方都有欠公允,危機應該以「調解」解決,而最有公信力的調解員,自然非「沒有利益」的中國莫屬。以上立論本身,在阿拉伯世界原來不乏支持,特別是利比亞戰爭後,反對派武裝違反人權的報告逐漸浮上水面,容易令人擔心敘利亞反對派是否亦復如是。敘利亞反對派龍蛇混雜,不受單一組織掌控,若說完全沒有犯下人道罪行,西方也不會相信。問題是戰鬥時,任何一方白璧無瑕幾乎是不可能的,假如一方犯下的人權罪行明顯多於另一方,中國以上態度,就難以得到輿論支持,這正是西方以外,不少阿拉伯國家這次也對中國不滿的原因。

但不談道德問題,單論策略,當能發現中國的外交姿態,暗示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既然對利益關連有限的敘利亞要調解,理論上,中國日後也有責任調解一切重要國際衝突,某程度上,這已修正了一直以來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的信條(雖然北京今天會認為「調解」不同「干涉」,但昔日中國不願意投否決票,卻是以「不干涉別國內政」解釋)。第二,根據上述邏輯,只要日後國際衝突的其中一方犯下人道罪行,而另一方沒有武裝還擊、沒有犯人道罪的空間,中國是不一定反對國際社會軍事干涉的,這再次修正了「不干涉別國內政」信條。兩者都說明,中國日後會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何謂「聯合國框架延伸」?

另一個中國不斷強調的原則,是尊重聯合國,希望談判在聯合國授權的框架下進行,以免出現像伊拉克戰爭時、由美國繞過聯合國單邊主導的「志願者同盟」。有趣的是,中國最終參加的「敘利亞問題行動小組外長會議」,雖然由聯合國特使兼前秘書長、同時也是阿拉伯聯盟特使的安南主持,在聯合國的日內瓦辦公室召開,但它是否正式屬於聯合國框架的延伸,也不無疑問。起碼它的成員組成,就沒有規則可言,完全是大國妥協的結果:俄羅斯原來建議的參加國家,包括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以及敘利亞所有鄰國(特別是伊朗),但美國堅決反對伊朗參加,俄羅斯也反對大力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的沙特參加,作為報復。最後獲邀出席的,在五大國以外,只有土耳其、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爾;伊朗就不斷說這個會議沒有代表性,也不能代表聯合國。

中國對這個「行動小組」的接受,同樣暗示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原來只要安理會五大國認可的框架,就可以算是「屬於聯合國的框架」,中國就會接受,這令五大國除了擁有否決權,也有了實質上的議題設定權,這對希望拓展外交能量的中國而言,尤為可貴,也會令北京對安理會要加入日本、印度等其他新成員的提案更抗拒。第二,由於中國堅持一切調解都要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有了上述對「聯合國框架」的延伸定義,這就提供了中國調解其他衝突的理論基礎,令北京日後「理所當然」的,要獲邀參加國際調解事務,不會再像波斯尼亞內戰後,沒有大國想到邀請中國調解;也不會像上次利比亞內戰那樣,中國在聯合國以棄權票默許了設立禁飛區,就被美英法取去了那個「聯合國框架延伸」去空襲利比亞。

費格遜教授與「中國模式」

根據這些變革,雖然中國有需要自圓其說的事(例如為何北韓核危機的六方會談不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但大方向是不能回頭的:從前的和平共處5項原則,已被與時並進地大幅更新,無論北京處理敘利亞危機的口碑如何,都宣示了「韜光養晦」時代的終結,這才是敘利亞危機對中國外交的最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學者也公開呼籲中國盡大國責任,牽頭介入敘利亞危機,以分擔力不從心的美國的負擔,例如以「虛擬歷史」成名的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格遜(Niall Ferguson),就在權威的《新聞周刊》如此撰文,掀起了一些風波。

順帶一提,費格遜是西方學界著名青年才俊,40歲不到就獲《時代》雜誌選為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但香港學生認識他,恐怕不是因為讀過他的文章,而是因為近日某備受關注的國民教育教材援引他的個別觀點,來證明國際社會肯定「中國模式」。當然,費格遜支持伊拉克戰爭、被批評推動新帝國等觀點,與及他在什麼前文後理下「被引用」,就不是上述教材的涵蓋範圍了。

2012年7月12日星期四

中俄伊敘聯盟:冷戰思維的不合時宜

中國高調介入敘利亞危機,被看成與俄羅斯站在同一陣線,不少評論認為這是中俄重新結盟抗衡西方的徵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時,中蘇早已決裂,自然鮮有一致投票意向,現在中俄為了敘利亞在聯合國聯手,更有了「劃時代意義」。再推論下去,由於俄國和伊朗是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最重要盟友,俄國會盡一切能力捍衛在敘利亞的特殊利益,敘利亞提供了伊朗防範西方攻擊的最後屏障,中國對伊朗能源的依賴則愈來愈重,「中俄伊敘」四國結盟抗衡西方的傳言一度甚囂塵上。例如被視為代表中國民族主義光譜的《環球時報》社論明確稱,中國支持俄國的敘利亞立場,有利日後爭取俄國附和中國的伊朗政策,不少西方評論就視之為北京官方立場。早前有伊朗通訊社報道,四國將糾集9萬大軍,在敘利亞聯合軍演,「震懾敵人」,雖然立刻為各國否認,但還是引起西方及阿拉伯各國一陣震動。

高估巴沙爾下台對伊影響

但以上述冷戰思維角度解釋中國對敘利亞危機的態度,也許是經不起推敲的。中國當然不想伊朗現政權倒下,巴沙爾政權自然是伊朗的重要盟友,但就是巴沙爾垮台,似乎對伊朗的影響也沒想像中大。西方對伊朗的忌憚,除了其激進什葉派思潮、廣大影響力、疑似核武技術,還有更重要一點,就是伊朗辛苦經營的一系列游走於中東各國的附庸兵(不少被西方列為恐怖組織),例如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個別派系、巴勒斯坦聖戰組織、阿克薩烈士旅、伊拉克薩德爾民兵團等,近年還包括剛被滲入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一旦西方與伊朗開戰,這些派系在各國聲援,足以製造大亂。

巴沙爾政權來自敘利亞少數阿拉維派,這派系源出什葉派,對什葉派盟主伊朗有特殊好感,由於以往有強烈被遜尼派迫害的情結,根本不相信會被未來的過渡政府容納,所以就是巴沙爾倒台,其支持者也很可能在伊朗支持下,變成一支像真主黨那樣的區域武裝。那時,這支阿拉維派武裝沒有了國家行為的掣肘,對伊朗的掩護和功能,反而可能更可觀。也許因為伊朗處理敘利亞危機已有不少後着,它並沒有全方位外交動員所有友好聲援巴沙爾政權,例如對伊朗高度依賴的中國傳統盟友巴基斯坦,在中俄聯手否決的聯合國譴責敘利亞政府議案,就公開投下贊成票,既不怕開罪伊朗,也毋懼招惹中俄。中國若是要聲援伊朗,應有其他更有效、更直接的方式。

俄國不願與北京平起平坐

至於中俄在敘利亞危機是否表面那樣充分合作、互相聲援,莫斯科是否那樣領情,也頗有疑問。中國在聯合國與俄國投票意向一致,自為莫斯科所喜,但俄國從沒有任何姿態,顯示其希望中國有實質角色扮演。中國2月曾多次派特使,到敘利亞「協調各方」,俄國就反應冷淡、帶有嫉妒,因為這功能原被俄國視為專利。俄方外交上的最新立場,也不見得與北京保持高度默契,例如莫斯科對是否能以「也門模式」解決敘利亞危機,即讓巴沙爾把權力移交副總統、再讓各派參與過渡政府,前後多次反覆,令中國國內關注國際關係的輿論常有被俄「拋棄」之感。若俄羅斯早於北京修正政策,中國只會尷尬不已。假如俄羅斯要在敘利亞危機深化和中國的關係,以上情節是不會出現的。

由此可見,中國絕非要保住巴沙爾政權不可,至於向伊朗、俄羅斯拉關係,就是有一些考量,也不可能是影響決策的主要元素。這些都是昔日的冷戰思維,不適用於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強調僵化的非友即敵,也不符合今日的中國利益。如此行為,自然另有計算。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2012年7月11日星期三

敘利亞變天對中國經濟利益影響多大?

【咫尺地球】敘利亞真正與北京發展密切關係是在冷戰結束後、特別是前總統阿薩德死後。小阿薩德(即巴沙爾)2000年繼位,當時大勢所趨,他也要搞改革開放,但對英美政經模式深具戒心,於是開始參考他相信能保持社會穩定的「中國實驗」(altajriba al siniya),說仰慕鄧小平,開始派執政復興黨高層到中國上「國情班」學習,自己也在2004年訪京,此前敘利亞元首是從未踏足中國的。蘇格蘭皇家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貝哲民(Ben Simpfendorfer)在《新絲路:阿拉伯與中國攜手引領世界經濟》一書,特別有一章介紹小阿薩德如何學習「中國模式」,中國商人如何視敘利亞為中東、西亞的關鍵支點,今日敘利亞又如何像1980年代的中國等,此文在內地媒體頗有轉載,成了「中敘友誼」的新體現。

自此,兩國出現了具實質價值的合作項目,特別是在小布殊把敘利亞列為「邪惡軸心外圍」下,中石油2003年與敘利亞簽訂《戈貝比油田(Gbeibe oil field)開發生產合同》,成了中石油高回報的海外投資之一。中石油又於2005年與印度公司聯手,從加拿大公司手上,購入控制敘利亞最大油田的幼發拉底石油公司(Al-Furat Petroleum Company, AFPC)38%股份,王有勇等國內學者在《阿拉伯世界研究》等期刊發表文章,視之為中國石油外交的里程碑。自此,兩國其他石油和基建合作逐漸頻繁,若說中國在敘利亞沒有利益,那也不符事實。

敘利亞也學習「中國模式」

2006年,敘利亞仿效中國實行「五年計劃」,急需引入外資,中敘經貿關係也成熟起來,中國更逐漸成為敘利亞的第一大進口國。中國前駐敘利亞大使李華新(也就是敘利亞危機爆發後,被中國外長委任為特使的那位)曾自豪地說:「目前,中國商品已充分佔據了敘利亞市場,小到家用百貨、衣帽鞋襪,大到汽車電器、工程機械,高性價比的各類中國商品隨處可見。」

問題是,假如中國只是為了這些利益,根本不需要繼續支持巴沙爾政權。在今日的多極世界,無論誰掌權,都不可能離開北京,例如上台後的利比亞前反對派就多番向中國保證,其管治絕不會影響中國利益,哪怕中國對卡達菲下台沒有出半分力。茉莉花革命後的中東北非各國也一律尊重已簽訂的合約,多番傳遞信息讓中國安心,不但不會一面倒偏向西方,更唯恐北京不再投資。何以油論油,敘利亞現有油田已開採多年,產量持續下降,投資風險不少,進一步開發則不可測性甚高,對中國石油外交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而象徵意義的價值,則早已消化、貶值了。

當國企在黎巴嫩被炸

中國近年在敘利亞有所發展,因為北京表面上強調「政經分家」,但諷刺的是,正因為過分強調這點,中國在敘利亞並沒獲給予大量政策優惠。巴沙爾政府自然認為,就是有優惠,也應該先照顧政治明確支持自己的伊朗和俄羅斯;目前中國企業在敘利亞的競爭力,就明顯不及伊朗對手。何對敘利亞商人而言,中國也不見得提供了大量優待,例如不少敘利亞商人希望通過香港打入中國市場,但據貝哲民訪談記述,只要敘利亞商人在香港手持敘利亞護照,基於敘利亞被美國金融機構制裁,就不能在相關銀行開戶口。無論這是否個別例子、敘利亞商人是否理解以上源自「一國兩制」,這多少反映敘利亞人對北京也是有保留的。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卻認定中國已從敘利亞得到不少甜頭,於是有什麼攻擊時,無論在戰場還是商場,都會對中國利益「一視同仁」加以招呼。例如以色列2006年空襲敘利亞控制的黎巴嫩,大舉破壞當地基建,當地中國企業也被刻意「誤炸」,令華商大感無奈。可見在純經濟角度,目前中國在敘利亞的經濟發展已遇到瓶頸,就是敘利亞變天,對中國也不一定有負面影響,反而可能有新機遇湧現。

2012年7月10日星期二

「老朋友」的迷思——敘利亞歷史上是中國重要盟友嗎?

【咫尺地球】敘利亞危機爆發至今,已超過一年,各大國在日內瓦和會勉強同意的「聯合國過渡計劃」,又不為敘利亞交戰各方(特別是反對派)接受,而年來中國的角色,一直為國際輿論所不解。在一般人眼中,中國外交部既然反覆強調在敘利亞「沒有特殊利益」、是解決問題的「積極力量」,何以一反常態,兩度聯同在敘利亞有大量特殊利益的俄羅斯,否決譴責敘利亞政府的聯合國草案,並在此後談判中,成為西方、乃至阿拉伯聯盟的對手?其實宏觀而言,中國介入敘利亞並非一無所得,只是所得為何,與普遍認知不盡相同而已。例如說北京希望延續阿薩德政權,因為敘利亞是「中國傳統盟友」、雙方「就對方關切的問題一直相互支持」,就不符歷史事實。

毛澤東聲稱為敘利亞、黎巴嫩打金門炮戰

不少人認為敘利亞是中國傳統盟友,因為它是第一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阿拉伯國家之一(建交於1956年,緊隨敘利亞與蘇聯建交之後)。而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經常以「支援中東朋友」之名進行,甚至曾間接為敘利亞打過一仗。事源在近東地區,一直盛行一個「大敘利亞主義」,主張今日的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以色列都源出一脈,應該統一成一個國家,所以敘利亞不時稱呼黎巴嫩為「固有領土」、巴勒斯坦為「南敘利亞」。雖然五十年代的「大敘利亞主義者」沒有在敘利亞掌權,因為當時是埃及提倡的、主張所有阿拉伯國家聯合的「泛阿拉伯主義」的天下,敘利亞也在1958年-1961年短暫與埃及合併,但不少敘利亞人依然有大國夢,中國外交界也曾習慣把上述國家一併看待。

1958年,海峽兩岸出現金門炮戰(即第二次台海危機),根據毛澤東本人的口頭演繹,其中一個原因,居然是意想不到的「支援中東兄弟」:通過分散美國注意力,回應美國出兵黎巴嫩。當時已經與埃及合併、但繼續視黎巴嫩為未統一領土的敘利亞,正是對美國最不滿的主角。當然,沒有誰把毛澤東的外交說詞當真,認為金門炮戰不是為了台灣,但畢竟在密集宣傳下,不少中國人認定了敘利亞是「老朋友」。

《毛語錄》的價值:阿薩德政變前利用北京

然而當時中蘇已公開分裂,敘利亞要反美,就只能逐漸一邊倒向蘇聯爭取援助;倒向蘇聯,自然意味著和北京保持距離。縱然昔日個別敘利亞政客曾有親華傾向,但總的來說,在冷戰期間,中敘關係毫不親密,官方交往也有限。反而敘利亞總統小阿薩德的父親阿薩德上台,卻與利用毛澤東有關。事源1969年,時為敘利亞國防部長的阿薩德醖釀發動政變,要推翻走教條式親蘇路線的領袖賈迪德(Salah Jadid),賈迪德企圖借蘇聯力量撐腰,阿薩德就派頭號親信、後來成為其國防部長的特拉斯(Mustafa Tlass)訪問中國,獲毛澤東承諾給予大量軍援,更拍下揮動《毛主席語錄》的造型照,傳給世界(順帶一提,特拉斯的兒子也擔任敘利亞高級軍官,日前剛從政府軍變節,是目前最具影響力的變節者)。此舉被認為是阿薩德故意刺激剛與中國爆發珍寶島衝突的蘇聯,警告要是蘇聯干涉敘利亞內鬥、而他政變成功,就會倒向當時被國際社會認為更激進的文革中的中國。自此,蘇聯果然不再介入敘利亞的人事安排。

不久阿薩德政變成功,過橋抽板,自然沒有效法中國文革,反而廢除不少激進社會主義政策,改行相對溫和務實路線。蘇聯不計前嫌,繼續供應武器予阿薩德,阿薩德則進一步深化對蘇關係,甚至在1971年決定租借軍港與莫斯科,這就是今天俄羅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在地中海的境外軍港:塔爾圖斯海軍基地(Tartus)。阿薩德與美國也進行了有限對話,反而跟中國沒有重要往來,揮動《毛語錄》的場景一去不返。到了兩伊戰爭,中國同時對雙方出售武器,但最擔心蘇聯乘機擴大影響力,因而對蘇聯頭號中東盟友敘利亞倍加警惕,一直放不下心。這些往事雖屬歷史,但那些年,敘利亞並非中國人民老朋友,也是客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