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看美國「神權運動」

【咫尺地球】今天的聖誕節，曾被政治正確地翻譯為「耶誕節」，謹慎的西方人亦只說Season's Greetings。不過近年美國宗教主義復興，跟共和黨結盟後成為社會主流，但同時也改變了宗教在美國政治原來的角色。重新發掘「聖誕」的同時，我們不能忽視今天美國的「神權運動」。

美國宗教游說的經濟功能

美國利益集團政治一向發達，但宗教游說原來並不受重視，直到學者赫茨克(Allen Hertzke) 出版《在華盛頓代表上帝》一書，才讓人開始正視自稱「代表上帝」游說政府的活動。和不少人的成見相反，宗教游說團原來的形象十分正面，因他們的游說被「代表權」理論合理化。

根據赫茨克的演繹，一般世俗游說團只代表組織利益，屬百分百利己主義。但宗教游說團持有利他主義，常不代表自身利益，只為不同非精英社會階層說話，令整個「游說工業」得到結構性平衡。雖然我們不一定贊同宗教游說收穫不是「利益」，但客觀上他們增加了基層發言權，這是十年前美國人一般認可的事實。問題是今日布殊向教徒「報恩」之心，沖淡了宗教游說團累積的利他形象，因他的宗教支持者愈來愈和經濟利益掛鈎。

一個例子是布殊提議政府批准向宗教組織提供公眾資金，讓這些組織承包他們認為「相當重要」的政府服務，例如戒酒、反墮胎、助養兒童、家庭教育等。這是將宗教由私人領域延伸至公共領域的一環，讓宗教組織和政府結成策略性伙伴，進入了敏感的政教分離灰色地帶。例如神父提倡把「創世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並列入公立課程，杯葛不教「創世論」的「誤人子弟」學校，情願提倡黑白電影常見的「家庭教師制」取代世俗化學校，而這些教師得到教會津貼，教會又從政府得到資金。這個天使的循環將一切「神思」具體化，反映以往教會支持列根的小政府，現在更支持教會本身取代政府，政府可以「小」，旁觀者可能「小」，他們卻不再「小」。當宗教團體提出任何道德議題，都可能牽涉直接經濟含義，就像一個道德政黨提出搞「文化地產」，轉頭又獲得產業的專營權一樣。

「福音教派」與「靈恩教派」的經濟考量

布殊的經濟政策，被「震盪療法」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評為「豪賭」，這很大程度與他的宗教馬太福音教派有關。這教派屬於廣義的「基要派」分支，強調道德得救，但不主張逐字逐句演繹聖經，同時排斥基督左翼主張，以南部為根據地，和布殊大為合拍。福音教徒表面上又是聲稱支持小政府，能夠背誦凱耶克的《邁向奴役之路》，反對政府過分干預，但他們以基層和中產為主，普遍不願意政府削減公共福利。當布殊聲稱要削減開支時便群起反對，怒斥其「忘恩負義」。由於福音教派的右翼富豪盟友強烈希望降低累進稅，教徒又不好意思提出加稅。結果布殊為兌現對「右翼大聯盟」的承諾，既要減稅、又不能削減社會開支，只能繼續讓財赤增加。福音教派有了單階層的明確「利己」色彩，自然失去了超然的聲望。

另一支持布殊的新興教派靈恩教派更富經濟特色。他們相信耶穌為世人上十字架後，人就不再有罪，只要夠誠心，就能行使先知的神蹟。靈恩教派明星級牧師奧斯汀鼓勵信徒「信者致富」﹕只要他們向神誠心禱告，致富、發達，應該也是能力範圍之內。問題是當靈恩教派集體支持布殊，這就成為他們「致富」手段之一﹔ 當教會也成為競選支部，難免瓜田李下。

假如布殊能夠讓宗教主義得到落實社會價值觀以外的經濟利益，也許可以延續右派大聯盟的生命。但正因如此，和華盛頓爭奪最高宗教話語權的梵蒂岡始終佔有道德高地。有趣的是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曾公開呼籲美國選民投布殊一票，已成為惹陰謀論者口實的話柄。無論在世界各地、地獄還是天堂，也許重讀《聖經》或《達文西密碼》，教徒才能尋回純粹利他的神話。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黑白世貿以外的「第三模型」

【咫尺地球】世貿會議成為一周頭條，港人對正反雙方的理據亦應有所了解，但一些通識教育容易予人一種非黑即白的世界觀，以為有一道全能公式能夠贊成或否定一切。特別是政府數個月來的文宣「自由貿易好好架」，灌輸了一種開放市場Vs保護主義的二元關係，若真的如此簡單，南韓和歐洲農民亦不會對入世有不同反應。補充這個論述，我們可以參考一些經濟模型。

「斯托珀-森姆遜定理」的延伸理論

國際貿易一個基本假定，是1941年提出的「斯托珀-森姆遜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他假定當一項商品的相對價格上升，商品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實質價格相應提高，它不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實質價格則會下降。這裏的關鍵，是一個相對概念。當定理放諸國際貿易，國內持有那些「豐富生產要素」的人會增加實質收入，持有那些「稀少生產要素」的人會降低實質收入。

我們可能覺得什麼「豐富生產要素」不知所云，其實這個定理可以解釋一些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黑白以外的第三道路。1989年，政治經濟學者 Ronald Rogowski從定理延伸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通過研究數百年的政治經濟史，以比較政治學的角度，希望找出貿易和國內政治生態的互動。根據 Rogowski的演繹，貿易體系的生產要素只有三項﹕資金，土地和人口。他認為一個國家的資金可多可少，是絕對概念，但土地和人口則是相對概念。

四種政治經濟整合

剛才我們說過，斯托珀-森姆遜定理的假定，是開放市場會令「豐富生產要素」的持有人受惠。反過來說，保護主義就會令「稀少生產要素」的持有人受惠。Rogowski利用這個框架，將國際經濟和本土政治的互動歸納出不同模型，其中以下列四個模型最為常見﹕

一、資金充裕、土地相對豐富、人口相對稀少。在這種國家，資金持有人（資本家）和土地持有人（地主/農民）結盟，利益和人力資源持有人（工人）對立，容易造成階級矛盾。假如國際貿易下降，只有工人受惠，這就是美國羅斯福時代推行「新政（New Deal）」、大力加強政府干預經濟的背景。

二、資金充裕、人口相對豐富、土地相對稀少。在這種國家，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反而相近，國內問題容易被城鄉矛盾主導。只有服從保護主義，才可以讓農民受惠，這類似入世前的南韓狀况，同時也是二、三十年代西歐的普遍現象（特別是意大利墨索里尼上台時大力得到地主支持）。

三、資金不充裕、土地相對豐富、人口相對稀少。這是出現城鄉矛盾的另一個可能性。例如美國在19世紀末，資金還不充裕，又剛開始開放市場，結果城市的資本家和工人結盟推動貿易保護主義，和地主農民抗衡，是為著名的美國民粹運動（Populist Movement）。

四、資金不充裕、人口相對豐富、土地相對稀少。這是第三世界出現階級矛盾的典型案例，行使保護主義最讓國內富人得益，工人受惠可能不大，加上這類國家貪污盛行，只要不是民選（由舊精英階級掌權），大多情願有限度貿易。

當然，上述理論有不少漏洞，例如土地和人口也許不是相對概念（這樣會出現土地和人口結盟的「紅綠聯盟」），國內聯盟也許不是利益掛帥，國際貿易也許不是令豐裕生產要素受惠……這些學術問題，在這裏我們毋須一一詳列。

但我們應該明白沒有任何國家的全體人民能夠通過一句「自由貿易好好架」的名人廣告受惠，因為這不符合經濟學基本原則。國外不少政府/民間團體大力宣傳或反對自由貿易，但他們總有特定受眾，例如法國政壇和自由貿易有關的爭議都圍繞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CAP）」展開，對象就是部分人口、而不是由立法會議員到的士司機的全包。法國政客不會將一個虛無縹緲的自由貿易原則，化為又一個「普選」那樣的口號式普世價值——事實上，又有哪個地方能夠推出這樣有視野的宣傳，除了「香港一定得」﹖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感恩節與布殊的印第安危機

【咫尺地球】上周是美國感恩節假期，即美國人的「過年」。當地留學生都有感恩節外遊的經歷，也大多對節日起源有所聞﹕相傳1620年，美國人的祖先英國清教徒抵達麻省，缺水缺糧、水土不服，全賴印第安人教他們種植打魚為生，新移民也懂得對原住民「感恩」。經過白人屠殺印第安人，「恩人」所剩無幾，今天只佔美國人口1% ，「感恩節」因而被稱為原住民的「不感恩節」，印第安人成為美國政治邊緣生物。但在高度二元對立的今日美國，印第安人也泛政治化起來，大多團結在民主黨身邊。除民主黨傳統上獲少數族裔支持（不過拉丁裔選民在上次大選已傾向布殊），共和黨執政後也多次開罪印第安人，我們應從中閱讀美國政局的複雜。

《印第安人賭博管理法》

印第安人最不滿的是共和黨加州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的稅收政策，這涉及美國法律一道著名的灰色地帶。歷史上，美國侵奪原住民土地的過程以「條約」方式和印第安人確立關係，印第安保護區都是「美國境內的主權單位」。有了這背景，最高法院1987年判印第安保護區可自行興建賭場、不受所屬州政府監管（毋須繳稅），就含有向印第安人補過的意味。阿諾接手的加州財赤嚴重，認為唯一出路就是向印第安賭場徵稅，印第安人以賭場收入支助民主黨人則被指賄賂。爭議加強了印第安人的政治意識，也讓有心人發現原來印第安人能發揮與人口比例不相符的影響力。

《變臉中的印第安人》

事實上，誰是印第安人已難以定義，台灣記者陳佩周親身考察，著有《變臉中的印第安人》一書，作了生動描寫。和中國近年出現大量漢族爭認少數民族、以符合「下（鄉）留（學）無（黨派）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女（性）」容易上位的國情一樣，有了賭場一類經濟利益，美國愈來愈多人盼歸化成印第安人一夜暴發，紛紛翻查族譜，不少「新印第安人」連族名也不懂發音。部分印第安人對大量「新同胞」出現、對族人淪為旅遊景點，都無可奈何。例如有一間Fred Harvey Company專門負責「打造」西南印第安文化來製造商機，不少印第安保護區已徹頭徹尾「錦繡中華化」。在這情况下，布殊提出「改革」旨在保護少數族裔的平權主義，取消印第安人入學時先天加上的20分，受到印第安人反對，儘管反對最激烈的其實是新歸化的那批人。

校園槍擊案的「印第安納粹主義」

較為純正、住在原居地的印第安長老，也對共和黨失信心。九一一後布殊政府雖大幅收緊移民政策，但其實並未有效打擊跨陸路邊境的非法移民，不少處於邊境的印第安保護區成為非法移民溫牀，治安愈來愈差，部落領袖多支持加派白人民兵巡邏。可以說布殊在強調國土安全的同時，並未對印第安安全作適當關注。最有指標性的案件出現於今年3月，明尼蘇達州印第安保護區發生校園槍擊案，17歲兇手殺死10人後自殺，死者全是印第安原住民，是近年同類案件死傷最嚴重的。但布殊不聞不問，同時為另一「大案」——女植物人應否拔喉，特意更改行程簽法律文件。更令印第安人擔心的是，兇手雖是族人，卻在網上自稱「新納粹主義的死亡天使」，把印第安文化的衰亡歸咎於非洲裔黑人文化入侵，認為要通過行使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重新武裝族人。這宗布殊不重視的案件和背後的意識形態，正是一些部落長老眼中的九一一和恐怖主義。

最著名的印第安歷史傳奇人物名叫「瘋馬」，他那雕刻於山上的巨型人頭已成為總統山一類的名勝，但其生平如何已經是言人人殊的謎。當布殊政府因上述原因受到印第安人政治非議，究竟是建基於民族主義、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在美國也和「瘋馬」一樣，成為各自表述的故事。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美新保守外交的「內化」現象

【咫尺地球】美國總統布殊訪華後，胡錦濤又應邀訪美，不少內地評論員評估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外交已趨向「溫和務實」，以為新任國務卿賴斯只是一個單純的現實主義者（realist），相信一些在布殊首任期呼風喚雨的新保守大將（特別是改任世銀總裁的前副防長沃爾福威茨）已被明升暗降。近日布殊宣布「不勝利不撤出伊拉克」，也有論者看成是「有條件撤除伊拉克」的溫和聲明。可惜這都是一廂情願的wishful thinking。布殊第二任的新保守主義外交不但沒弱化，反而正進一步內化（internalized）成為國民生活一部分，連首任期殘留的舊保守外交痕迹也一併洗掉。

「性惡說」到「人性向善說」

所謂「舊保守主義」泛指法國大革命暴力化後，由歐洲哲學家柏克（Edmund Burke）傳來的強調穩定、傳統、精英主義的回應式思想體系。和一般人印象相反的是，保守主義（而非自由主義）在美國憲法得到更充分尊重，美國獨立革命雖有小量激進思潮，總的來說卻被稱為「保守革命」，一些開國元勛（特別是第二任總統約翰阿當斯）甚至以變相「獨裁」的保守作風著稱。今天源自左翼運動、「歸化」向右的新保守主義卻屬新變種。上任國務卿鮑威爾，跟布殊內閣的主流新保守陣營格格不入，就是因他多少有舊保守主義的思想烙印（雖然他不願承認） 。

舊保守主義者的基本信念是類似荀子的「性惡說」，否定「自由平等博愛」一類口號在人的劣根性驅動下能「自動」令社會到達真善美，反而相信要靠社會穩定來規範人性。他們認為建設社會的是由上而下的精英，百姓應向傳統學習、向後看。由於這是統治階級理論，一般人根本毋須理解。當舊保守主義者認為國家的敵人在於內在的「性惡者」，相信穩定了社會，就自然能張揚國力，所以當現實政治需要，他們就不會過分和中國一類國家糾纏於理念。

新保守主義的指導思想則是「人性向善說」（meliorism），相信傳教式的熱情能讓人性改變，更着重硬銷美國核心價值。賴斯「人權外交」的成事指數，自然比同屬共和黨的尼克遜時代高得多。

「右翼群眾」與「福音外交」

新保守主義者有參加左翼群眾運動的經驗，不少甚至是托派出身，家境貧窮，令他們比舊派更懂打進國內外群眾，不會單單向精英施壓或談判。新保守主義的「新」，就是要成為大規模群眾運動，扭轉右翼思想原來的小圈子狀態，範疇不單在國內，也要在國外扶植「右翼群眾」（儘管這詞彙定義上其實就不通）。北京官方直接面對的壓力，並非來自美國的全部，中國民眾被熱情灌輸美國思想的可能性更是大大提升，這才是北京的噩夢。

鮑威爾時代的美國外交還算堅持世俗主義，因舊保守主義和宗教運動原來並沒多大淵源。新保守主義卻已全面和美國南部福音教派復興運動結盟，後者已壟斷一些共和黨的州代表黨團。今後各國凡出現教徒被壓迫事件，美國都會和梵蒂岡一起走出來譴責。布殊訪華時挑選教堂為突破口，和英國首相貝理雅參觀清真寺，代表兩套不同價值和策略，反映美國外交會受國內宗教勢力左右大局。

這些改變算得上顯著，但在美國國內沒多少人覺得異樣，因美國外交和內政的思想體系愈來愈一致，缺少了冷戰時代的自我矛盾和衝突。潛移默化下，當新保守主義的思想逐漸「內化」到所有範疇，美國國民也許不認為他們是行「單邊主義」，而是在施行按照新保守主義理念改造世界的偉大神蹟。

「內化」的終極目標，就是讓目前外交方針成為美國跨黨派既定國策，令民主黨上台也不能背棄，一如目前的新保守主義者默許民主黨羅斯福總統的「新政」革命。假如目標達成，內地評論的一廂情願，會成為更遙不可及的夢。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