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1日星期三

「儒表法裏」:自由主義秩序的現實本質

不少傳統精英視特朗普為破壞「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天敵,但正如連日講述,這其實只是一個偽命題。早在特朗普之前,自由主義不能成為真正主導外交政策的思想,早已深入民心。由大蕭條到近年金融風暴,最終都不是以自由主義來解決;各場戰爭的善後,基本上也沒有自由主義的主導角色。

著名現實主義學者、「修昔底德陷阱」原創人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直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是一個迷思,其實從不存在。大國之間的長期和平,應歸功於核威懾及美國霸權;美國在世界的參與,也不是出於推動自由主義或建立國際秩序的渴望,只是精英們相信有這樣的需要,去維護國內的自由民主而已。真正相信「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人,若不是極端虛偽,就是極端天真爛漫,只是活在空中樓閣罷了。這就像「儒表法裏」的中國傳統,表面上說的一套,都是仁義道德,但實質上這只是另一個制度。

既然美國真正的外交政策從來都不以自由主義為依歸,特朗普自然也沒有改變這實質,只是表達方式有所不同,哪樣理解新時代,就會踏實得多。正在崛起的中國,已成為塑造未來國際秩序的重要變量,但與俄羅斯一樣,中國政治與學術界從不認為現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是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第一天開始,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從現象看本質」,就認清那只是現實主義制度的本質,因此,自然也不認為美國組織的同盟體系,是國際秩序的當然組成部分。 假如單靠自由主義論述,實在不能清楚告訴美國人應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復興的俄羅斯,與及其他新興國家。艾利森因此建議,美國還是要努力適應其他國家對其治理持相反觀點,為本來就有名無實的「現實主義國際秩序」正名,以免誤導自己,也誤導他人。他相信美國縱然要捍衛國內的民主制度,亦足以同時維持一個截然不同的國際體系,包括自由和不自由、多樣性及安全的世界秩序。如何在國內重建一個有效的民主制度及秩序,才是美國民主政體擁護者的首要挑戰,但他們大可不必把注意力放到全球,也無謂說什麼大理念,因為那根本是另一個世界。

所以最後的問題,只是自由主義這種話語權,對美國的軟實力,還有多大作用。要是已經淪為負資產,自然連這層外衣,也可以脫去;但假如對不少人依然有吸引力,那自然應該維持一個起碼的門面。這方面,客觀而言,特朗普反而處理得得心應手:一方面,他強調「美國優先」,美國沒有責任當國際警察,各國需要付出來換取美國維持秩序的「服務」,並因此退出了不少他認為對美國利益有損的國際機制,一副錙銖必較的生意人模樣;但與此同時,美國設計的國際體系依然有效運作,美國各級公務員依然在宣傳、捍衛這制度,美國歷年累積的相關話語權,依然沒有失去。這樣的「分工合作」,在可見將來,大概會持續好一陣子,卻是比從前更得「儒表法裏」的精髓。

小詞典:「儒表法裏」

中國漢武帝的管治哲學。漢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推崇黃老無為而治的哲學,漢武帝為了大興土木、鞏固皇權,採納儒生董仲舒建議,改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其實同時重用法家思維治國,以達到中央集權目的。這管治哲學日後成為歷朝中國政府普遍的管治模式,影響持續至今。

2018年10月30日星期二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從不存在?

昨天談及傳統學者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支持觀點,把特朗普形容為人類文明的大敵,但與此同時,自然也有其他學者、評論員持不同看法。 芝加哥大學年青國際關係學者斯坦尼蘭(Paul Staniland)就認為,自由主義者只是把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浪漫化,創造了想像出來的二戰後歷史畫面,卻忽視了它的局限及模棱兩可。他認為對抗特朗普粗疏的外交政策雖是一個目標,但大家也必需明白「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年久失修,即使對歷史也不能選擇性閱讀,忽略這制度帶來的高壓政治、暴力和不穩定。他以著名自由主義者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等為例,他們為自由主義秩序辯護時,也不會提及伊拉克、阿富汗、越南、利比亞等失敗例子,反映這體系對發展中地區的正面影響非常有限。

時至今日,亞洲的財力、軍力都在急劇增長,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核心,只是保持在跨大西洋地區。至於在中東,美國更從不採用自由主義政策,而是以「雙重遏制」為宗旨,但對於國家應投入多少鮮血和金錢保護該地區的美國利益,從來存在極大爭議。2003年,美國基於布殊政府的「新保守主義」思維,在未獲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出兵伊拉克,卻未在自由、民主、人權、國際機構等領域取得重大成就。阿拉伯之春後亂局處處,美國到頭來還是回到起點,情願信賴埃及塞西一類新興親美強人,充份反映美國對自由主義秩序「和則用、不和則棄」。斯坦尼蘭強調,這種含含糊糊的「理論」,早就破壞了它為未來外交政策提供實際指南的實用性,只會淪為口號。例如在2017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不少成員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自由經濟秩序的領導者」,目標明顯是刺激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但也側面反映了甚麼是「自由主義秩序」,充滿搬龍門的空間。

難怪以提出「反事實歷史」系列成名的歷史學家費格遜(Niall Ferguson)一語道破,所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不是「國際秩序」,而只是全球精英集團之間的內部秩序,擁有各種壟斷性知識、或實際資產的一小撮人,才是這秩序的真正受益人。以自由主義者最自豪的成功案例歐盟為例,費格遜就指出歐盟刻意建立在過份繁瑣、吹毛求疵的監管規則之上,官僚主義、中央集權觀念很重,負責人並不會輕易放下控制權,一般人也不容易理解歐盟究竟在幹什麼、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結果精英們就輕易達到實質上的壟斷效果。那些負責歐盟運作的官員生活優越,與歐洲普通百姓的生活嚴重脫節,結果在應對金融危機時犯了巨大錯誤,加劇了對(德國以外的)歐元成員國的負面衝擊,亦未能妥善處理阿拉伯之春帶來的移民和邊境管控問題,何況其單一貨幣、完全開放邊境等政策,根本不能與民族國家的穩定和合法性兼容。在費格遜眼中,歐盟目前面對的危機,正正顯示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失效。

費格遜對昨天談及的自由主義捍衛者札卡瑞亞,有長篇大論的反駁,例如認為被扎卡瑞亞形容為自由主義綠洲的加拿大,也不見得成功。他指出加拿大現在的堅尼係數遠較1980年代為高,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黃金十年,有1/3經濟增長流向收入最高的1%人口,外國投資者湧入溫哥華、多倫多等房地產市場後,當地房價已急升至2000年三倍,民眾反彈只是早晚的事。至於中國雖然以參與全球經濟的方式壯大,但治國理念完全與自由主義理念脫鉤,假如靠一個威權大國維繫國際自由主義秩序,這秩序難道還會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嗎?

小詞典:雙重壓制(Dual Containment)

美國外交政策,源自外交學者Martin Indyk,主張華府同時壓制伊朗、伊拉克這兩個中東主要對手的政策,以鞏固主要盟友以色列的安全穩定。兩伊戰爭、海灣戰爭期間,美國國策雖然時而相對傾斜其中一方,但整體依然要同時壓制兩伊,直到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伊拉克民主化,但伊朗什葉派政府影響力擴至伊拉克,成了今天美國的主要壓制對象。

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

特朗普「末法時代」:自由主義秩序的終結?

隨着特朗普推出種種貌似顛覆性的美國外交政策,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越來越見和過去精英主導的時代迴然不同,不少傳統學者都譴責特朗普「正破壞戰後至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但面對今天全球化橫行、資訊科技革命下的全新形勢,單靠高舉自由主義,又是否還能奏效?特朗普顛覆的,其實又是什麼?不久前,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而聲名大噪的美國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權威期刊《外交事務》發表文章,大談當代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迷思,就是理解這辯論很好的切入點。

學術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一般是指二次大戰後,由美國帶領、以西方G7集團國為主要輔助者,並在1970年代後向全球其他地區擴展的一整套國際制度和規則。不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理念,其實早在19世紀已開始出現,隨着以英、美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國家崛起,逐步被理解為主流。英國全盛時推動的貿易開放、金本位和海上航行自由等國際制度,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立下最重要的基石,不少傳統精英談起「好日子」,其實都是遙指那一段帝國往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歷史上唯一擔任過大學教授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和平方案」,首次系統地以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國際組織為基礎,來確立一個全新時代的國際秩序。雖然威爾遜的努力未竟全功,連美國也拒絕全面參加這個體系,但隨著二戰爆發,「未能落實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被認為是主因之一,令各國學者對威爾遜的一套再次鑽研起來。羅斯福、邱吉爾共同發表的《大西洋憲章》中,再次提出具有自由主義特徵的新國際秩序觀,成為戰後以大國合作為特徵的國際格局,陸續有《聯合國憲章》、國際金融機構、馬歇爾計劃、布雷頓森林協定等機制出現。冷戰期間,美國進一步推廣上述全球秩序的努力,最終戰勝了蘇聯帶領的另一個世界秩序,一度成為無可爭辯的「真理」。在1980-90年代,甚至流行了一個戴卓爾夫人發揚光大的詞彙「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s (除了自由主義外沒有其他道路)。

經過歷史演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具體主張,可以綜合為四點:(1)創建國際制度;(2)限制全球軍備競賽;(3)推動國際自由貿易;(4)保障人權作為普世價值。與現實主義秩序不同的是,自由主義強調基於規則的秩序,即在現有規則之外,任何任意使用的武力、干涉,都不被認為具備合法性。由於自由主義相信人性本善,理想的國際秩序也包含推崇個人主義,認為在人性的創造力、真善美帶領下,只要消除民族國家邊界對經濟活動的限制,就能有利全球繁榮發展,拓展個人福祉,從而通過人的理性改造世界。因此,如何逐步取代民族國家的界線,一直是這一派念茲在茲的事。但由於獨裁、威權、或民粹政府還是時有出現,自由主義者盲目相信國際多邊主義,強調各大國集體創建的國際組織、規則、規範構成的體系,足以用來調節各國政府可能出現的狹隘主張,因此也成為不同民族主義者的對手。

對21世紀的國際形勢,自由主義者主要又有三個基本認知:(1)自由主義秩序是過去七十年來,大國之間達致長期和平的主因;(2)建構此秩序,是美國一直以來參與世界的主要動力;(3)特朗普是這秩序(以及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此這一派思想的學者眾多,包攬了大量西方家傳戶曉的名字,例如「軟實力之父」奈爾(Joseph S. Nye Jr.)認為自由主義秩序對穩定世界局勢取得了明顯成功,令世人對捍衛、深化、拓展這制度達成強烈共識,這才有了各國開始重視「軟實力」的基礎,只是這共識卻被特朗普催生的民粹主義破壞,因此他明言比起中國崛起,特朗普更值得令人擔心。

美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印度裔CNN評論員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也是這一派代表者,甚至認為中國崛起不但不是威脅,反而是自由主義成功的標誌。根據這邏輯,中國其實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不但全盤接納了資本主義,更基於國際社會接受的主流規範,對現有的國際秩序照單全收,除了迫切地要求加入世貿組織,近年還成為國際維和行動的第二大支持者,積極關注核安全,支持《全面禁止核試條約》、《核不擴散條約》,更主動尋求在聯合國有更大影響力,期望成為聯合國的第二大資助國。扎卡瑞亞引用聯合國數據,顯示隨着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的高速發展,全球人民生活水平都得以提高,近50年脫貧的人口遠遠超過了以往500年,可見讓中國與世界頻繁接觸,可以提升全球經濟接軌程度,令各國都更文明遵守國際規範,中國未來也有望成為一個更自由化的國家云云。

我們大概認為上述分析過份學院派、過份樂觀、過份「離地」,但對自由主義者而言,這不是沒有實例的成功基礎,歐盟就是典型。正如歐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的種種正面評論所言,歐盟內部各國曾經是現實主義世界觀的死敵,但隨著歐盟提供了政治穩定性、經濟援助及世界最大的單一市場,數百年來長期處於作戰狀態的歐洲各國終於停止了戰爭,並間接促使中、東歐各國和平演變,縱使有了英國脫歐的漣漪,還是有很多國家希望主動加入歐盟,以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一部份。

全球化時代開始以來,即使在特朗普出現前,反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右翼民粹主義興起,乃不爭事實,但始終未能取代國內精英的共識。拉美國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無論有多麼強大的反全球化思潮,遇上多少金融風暴,依然前赴後繼,要融入自由主義秩序,以免落於人後;亞洲的印度、印尼等大國,也普遍以融入國際體系作為自身現代化的標記。札卡瑞亞認為,全球化帶來的種種不平等現象,以及大規模跨國移民等問題,都是可以透過政策途徑解決,例如右翼民粹主義沒有在加拿大壯大,令小杜魯多治下的加拿大成為今天的全球自由主義重鎮,就是因為加拿大改革了舊有的移民系統,強調多元文化主義、同時強調融入當地社會,民粹就沒有發酵的土壤。

說了這麼多,特朗普出現後,對自由主義者帶來何種衝擊,在他們眼中,自然無須再述。最有代表性的反應,可以參考奧巴馬時代的副總統拜登:他在2017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公開指出,特朗普出現後,各國採取緊急行動捍衛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勢在必行,否則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和平努力,將付諸流水。但整套理念,放在特朗普支持者眼中,幾乎是一派胡言,他們認為自己才是拯救世界的救世主,論據如何,明天再述。

小詞典:十四點和平方案(Fourteen Points)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美國總統威爾遜此前向國會提出「十四點和平方案」,成了和會基調。十四點以自由主義國際觀為主軸,提出建立國際聯盟,促使多民族國家民族自決,主張裁軍、打擊貿易保護主義,奠定了現代國際體系的基礎秩序。但具體而言,不少內容都未能成功,更間接導致二次大戰出現,對和平功過如何評定,至今莫衷一是。

2018年10月26日星期五

美國「另類右派」之外的「另類左翼」

近來我們不時談論以特朗普為首的美國「另類右派」,他們強烈反精英、推崇大男性主義、白人至上、美國優先等,想不到物極必反,隨後「另類左翼」這名詞,亦應運而生。

「另類左翼」這標籤並非當事人原創,而是由特朗普作為反面教材唱紅起來的。2017年4月,維珍尼亞州夏洛特鎮 (Charlottesville) 爆發衝突,特朗普說除了右翼有責任,「另類左翼」也有部份責任。雖然沒有多少人自居「另類左翼」,但特朗普的標籤也不是無的放矢:事實上,確有一群屬於左傾光譜的支持者和「另類右派」一樣,都強調反精英,善用互聯網宣傳,作風也較「勇武」,而且認為為了還富於民,美國企業亦應該回家設廠,以增加就業,只不過不是強調白人至上,而是對政治正確有極度偏執的堅持。這些表面上為低下階層的發聲,聽起來,似乎也符合部份左翼定義,卻和「另類右派」奇妙地相似。法國學者 Jean-Pierre Faye提出「馬蹄鐵理論」(Horseshoe Theory),指出極左、極右其實殊途同歸,在今天的美國、或年前的法國大選,似乎一再被印證。

「另類左翼」的出現,歸根究底,自然是對傳統左翼的不滿。例如「正宗左翼」民主黨,與大企業的關係千絲萬縷,不時被指官商勾結,結果不少主流民主黨政客都被指為背叛理想,成為基層左翼的妖魔化對象。由於整個民主黨都被傳統精英把持,希拉莉強勢參選,雖然自我感覺良好,卻成為「另類左翼」背叛的一大誘因。加上「另類右派」掌權後,處處突顯二元對立的衝突,令「另類左翼」也受到感召,認為自己有責任以更激進方式弘揚理念。剛提及的夏洛特鎮衝突,起因就是鎮議會被「另類左翼」思潮影響,通過拆除家傳戶曉愛國名將李將軍 (General Robert Lee) 銅像,因為他不符合現代「政治正確」定義。特朗普說「另類左翼」要負責任,就是這意思。

不少「另類左翼」是前民主黨總統初選參選人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的支持者,不滿希拉莉代表的主流左翼,卻被打成激進份子,被希拉莉支持者標籤成「Bernie Bros」。特朗普上台後,這批「另類左翼」不見得減低了對民主黨主流政客的厭惡,對「另類右派」同樣不滿,本來或會成為關鍵少數。根據民調,在2016年總統大選,有12%的桑德斯支持者最終投票給特朗普,比例雖然不高,卻足以影響選舉結果。

2016年大選後,桑德斯的支持者曾嘗試整合力量,成立了新組織「Brand New Congress」和「Our Revolution」,希望成為類似共和黨內茶黨那樣的激進代表,發揮指導鐘擺的關鍵作用。但結果事與願違,這些「另類左翼」組織一直未能承接桑德斯的聲勢,推舉的候選人幾乎在黨內初選全軍覆沒,桑德斯也承認組織一片混亂,成效不彰,這和兩年前一些評論預期的「四分天下」局面大相逕庭。但假如未來有特朗普式政客出現,爭取「另類左翼」市場,這卻是一個可拓展的處女地。今年中期選舉看來沒有「另類左翼」演出的平台,但誰說兩年後就一定沒有呢?

小詞典:桑德斯(Bernie Saunders,1941-)

美國參議員,代表佛蒙特州,2007年當選至今,此前1991-2007年長期擔任同州眾議員。社運人士出身,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一直以無黨派身份擊敗兩黨候選人出任公職,直到2015年才加入民主黨參選總統,雖然敗於希拉莉,但以年長、非主流、反精英身份,最終得到黨內43.1%選票、勝出23個州份,成績令人刮目相看。選舉後,他隨即退出民主黨,繼續以獨立身份成為政壇一極。

2018年10月25日星期四

另類右派心聲:沙特人卡舒吉,與我何干?

在美國工作的沙特新聞工作者卡舒吉被殺,事發在沙特駐土耳其領事館,疑兇很可能與沙特王儲有關,案件轟動全球。假如這是前特朗普歲月,不難成為影響美沙關係的大事,但到了「後真相時代」,一切精英的舊共識都已被打破,不少「另類右派」對這個沙特人獲得的關注嗤之以鼻,似乎也代表了不少美國人心聲。例如Fox News著名保守派評論員Tucker Carlson認為,主流媒體對此案鋪天蓋地報導,只是別有用心轉移內政視線,根本是炒作的噱頭(a stunt);一系列另類右派網台和沙特官方統一口徑,把卡舒吉標籤為「恐怖份子」、「壞人」,認為他的死是別國內政、咎由自取。

從普世價值角度,根據已公開資訊,卡舒吉被殺是赤裸裸的政權暴行,但在這個「新部落主義」時代,不少美國人卻有渠道表達了從前不敢、不能、不獲准說出來的話:「這與我何干?」這本身就是特朗普上台大推「美國優先」的一體兩面。

然而單看論述,這觀點也不能說沒有道理。卡舒吉是沙特國民,死於法理上的沙特領土(駐土耳其領事館),這確是沙特內政;卡舒吉雖然是《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以「傑出人才非移民工作簽證」居留美國,但工作模式類似自由工作者,自然沒有公民或綠卡持有人的權限。假如持工作簽證、留學簽證到美國的所有人的「家事」美國也要管,根本不可能;加上卡舒吉背景複雜,捲入沙特不同權貴陣營之間的權鬥,又和各國情報組織藕斷絲連,更令美國人覺得與我無關。

特朗普秉承這一思維,公開說不希望因此影響沙特對美的1100億美元軍售協議,令100多萬美國人失去就業機會。其實,他就是說:「就是沒有卡舒吉案,我們也知道沙特政權是甚麼回事,但他們是我們金主、也是國際貿易著名的羊牯,這次又不是殺害美國人,我們譴責一下就是了,怎能為了與自己無關的道義,制裁金主,損害美國優先的利益?沙特做事這麼不乾脆利落,確是不該啊。」這種話難聽,卻「貼地」,美國人以沙特包底的約定俗成由來已久,包括自由派在內的所有權貴都心照不宣,要是有心干涉,這些年來更合理的理由多的是。

假如美國明天有一個公投,讓美國人選擇「制裁沙特彰顯公義」和「失去1100億美元軍售和100萬個就業」,結果如何,可能令人大吃一驚。即使受害人是美國公民,例如去年被囚禁在北韓後身亡的美國學生Otto Frederick Warmbier,又如何?案發後,美國確是通過了制裁北韓的新方案,但這完全沒有影響美國利益,到了特朗普、金正恩忽然「墮入愛河」,這位慘死的學生就不再被提及。更何況沙特人卡舒吉?

小詞典:卡舒吉(Jamal Ahmad Khashoggi, 1958-2018)

土耳其裔的沙特人,來自權貴家族,美國大學本科畢業,然後回國擔任新聞工作者,更成為沙特情報局長助手,曾隨同訪問世界各國,也曾訪問拉登,被指與不同情報部門關係密切。早年同情伊斯蘭份子,近年立場轉為親自由派,先後為不同沙特王子、富豪效力,逐漸因批評王儲成為政府眼中釘。2018年10月到沙特駐土耳其大使館辦理離婚證明,死在當中。

2018年10月24日星期三

霍金遺作的平行時空:特朗普會將人類文明帶向何方?(下)

昨天談及特朗普與虛無主義的討論,論者對這種主義把世界帶向何方,也超出了國際關係範疇,變成了人類終極關懷的題目。例如《明尼郵報》(Minnipost)記者布萊克 (Eric Black)在今年10月的一篇文章擔心,特朗普的種種「美國優先」施政,包括否認氣候變化的真確性、各國共同保護地球的重要性、以及呈現的極端國族主義和自私傾向,正是一種廣泛的虛無主義論調和許諾。

《滾石》雜誌撰稿人泰比 (Matt Taibbi)於10月刊登了另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政策的核心,就是認為「沒有任何東西比此時此刻更重要,因此任何對現在我們帶來不便、不舒服的東西,都應該加以排斥和拒絕」──無論這是「虛無主義」還是「存在主義」(古羅馬暴君卡里古拉有類似思想,就被稱為「存在主義者」),反正對其他國家人民而言,都絕不是福音。作者認為,這種自私自利、貪婪、誇張失實、反科學的取向,只會令人們無法為下一世代而好好保護地球,甚至會為現在的世界帶來破壞,而特朗普傳達的,只是「沒完沒了和偏執的負面傾向,以死亡和災厄的形象嚴責著群眾」。專欄作家羅賓遜 (Eugene Robinson)在《華盛頓郵報》更指出,如果放任特朗普及其政府繼續破壞下去,所有人(美國人及全人類)都要為他的虛無主義付出代價。

特朗普的最大敵人,屬於傳統精英、特別是自由派精英,這些左翼份子普遍信奉(廣義的)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的假定,無論多麼虛偽,也有一個核心思想,就是相信人性本善,只是政府僵化後會變得官僚、邪惡、做錯事,但只要通過市場,釋放人類的正能量、創造力,人類生活就會變得更美好。基於同一原因,自由主義者相信國際管治機制,認為一國政府會因為自私,而忽略對全體人類長遠幸福有需要的政策,但只要通過國際合作,這些政策就會出台。目前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施政,只強調一國利益、無視人類共榮,在自由主義者眼中,自然極其「虛無」。

這些論者最擔心的是,有了特朗普,世界各國也會相繼出現這樣的「虛無」領導人,紛紛擁抱「活在當下」、「此刻選票和呃like是一切」的哲學,而無視任何道德枷鎖,輕易將那些不一定短期對本國有好處、但屬於長遠人類管治必須的政策揚棄。這樣一來,過去數十年國際(精英)辛苦建立的國際共識,就會土崩瓦解。從目前情況看來,各國都出現了不同形式的「本土特朗普」,他們的政綱也是大同小異,不得不說「特朗普現象」有其「全球化」一面。

一旦世界各國都由這樣的思維管治,世界自然不可能有任何適用於全人類的願景,那些比氣候變化更可能毀滅人類的議題,例如對人工智能的監管、生物科技的道德,也更不可能有政府牽頭關注。究竟特朗普們會把人類帶向何方?一代科研巨人霍金的遺作《簡答大問題》,預視了在自私基因作崇下,監管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已越來越小,目前的人類可能因為出現「新人類」而滅絕,配合到特朗普的出現,似乎也印證了特朗普作為「虛無主義者」的危機。

小詞典:《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

霍金遺作,逝世後才於2018年10月出版,對一些人類未來的大問題提供了自己的推想。書中相信,基因改造、生物科技很快會催生「新人類」,舊人類不能與之競爭,只會被淘汰或稱為絕對從屬角色,此外地球也可能在未來一千年內滅亡,只能靠「新人類」走向太空延續下去。霍金又重申世界沒有神,他的理論已足以解釋一切,人工智能未來會成為神一樣的存在。

2018年10月23日星期二

新部落主義:特朗普是「虛無主義者」嗎?(上)

上週我們談及美國「另類右派」會否催生虛無主義,而思考特朗普是否一名虛無主義者,也逐漸成為美國學界內外的研究範疇。

特朗普上台後,不論在內政和外交上,均給人難以捉摸的印象,然而某程度上,他卻是言行一致,因此他的支持者認為此人不但不「虛無」,反而極其實在。雖然大多數認為特朗普「虛無」的人,都沒有為何謂「虛無主義」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他們普遍認為特朗普的行動背後沒有價值基礎,只是一味破壞現存事物,卻沒有建設,而且缺乏終極關懷,政策不存在長遠可操作性。由於願景的缺乏,短暫的一切,其實都是空中樓閣,這是認為特朗普等同虛無主義的主因。

對另一些論者來說,特朗普能夠當選上台,本身也是虛無主義的勝利,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自由撰稿人坎普林 (Troy Camplin)。他於2017年10月,在Medium發表了一篇名為「特朗普與虛無主義的引力」的文章,指出特朗普之所以受某些人歡迎、得以上台,是因為他體現了現存體制中自認為受損群體 (如中下階層白人) 的不滿情緒,這群人在社會系統中只掌握大約5%權力,擁有的只是一種「部落意識」(tribalism),以及他們因為對左翼人士推動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的不滿,而衍生出的「另類右翼」身份認同。

這些群體因自身社會、經濟地位的現況,而產生的不滿情緒及部落意識,其實是大多數人內心深處所具有。但特朗普對之加一肯定,並以此作為政策基礎,正顯出虛無主義傾向:沒有價值、沒有理念,一切只以滿足某些人的情緒而行。英國學者布洛姆 (Peter Bloom)將將特朗普上台後的各種舉措稱為「歡愉的破壞」(joyful destruction),認為這是一種「提供希望的虛無主義」 (hopeful nihilism),為自認為受損的美國人帶來改變的希望,最終卻只帶來單純的破壞。

坎普林因此相信,特朗普的上台及政策,只不過是揭露現存體制的荒謬和愚蠢,並對此加以破壞。然而,所有文明卻是建基於這一系統的存續,以及所有人都遵守系統設定的遊戲規則,一旦特朗普的行動只有挑戰、破壞,卻並沒有認真提供任何替代方案,最後只會朝向「蠻荒式的虛無主義」 (barbaric nihilism),拆除所有現存規則、否定它們的必要性,令現存的(美國)文明崩解,卻沒有甚麽新的東西能留下來。

這種假定,也呼應了近年興起的「新部落主義」理論擔心的現象:人類有了全球化科技,反而更傾向回到各自小圈子的「部落」狀態,只顧眼前事,不再理會大社會的未來。當然,推論到這樣的極端,自然也不可能是主流思想,但卻反映了不少傳統精英擔心特朗普「摧毀美國文明」的恐懼。特朗普與虛無主義的討論價值,亦全在於此。

小詞典:新部落主義(Neo-tribalism)

法國社會學者Michel Maffesoli提出的概念,認為現代化、全球化並沒有真的帶來一體化,反而催生了世界各國對現狀不滿的懷舊情懷。這種向過去望的思想,令不同地方的人再次回到部落型態,從新尋找自己喜歡的「部落」的組織規律,只理會「部落利益」和身份認同,無視「大社會」的價值觀,結果會導致廣義文明社會的崩壞。

2018年10月22日星期一

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理論」:中國主導的全球化時代

提起全球化時代,主流認知都是以美國化為主軸,今天的中美貿易戰,其實也是爭奪全球化領導權的全方位戰爭。然而當我們回顧歷史,也可以說中國曾經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建立了一個那些年的「全球化」體系。這方面最能給我們他者視角衝擊的,首推日本學者濱下武志。

過去西方學界習慣用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衝擊回應論」,來探討亞洲現代化過程:假定東方長期處於封建社會的陰影下,文化長期停滯不前,缺乏突破傳統框架的內在動力,而西方在工業革命後大幅超越東方,結果東西文化互相碰撞,落後的東方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衝擊,才終於作出「回應」,逐步走向「現代化」。濱下武志提出的朝貢體系理論,目的就是反駁當時主流的衝擊回應論。濱下從經濟學、歷史學角度切入,認為早在西方尚未叩關前,亞洲區域已自成體系,也就是朝貢體系。

朝貢體系:官退民進的「亞洲貿易圈」

談起「朝貢」,自然令人想起封建時代,但假如把那些形式主義放在一旁,我們卻可能另有所獲。中國自古以來,一直以天子為核心,以複雜的官僚系統,來實施中央集權統治;對外關係上,則視世界為一個整體,也就是所謂「天下一家」。但中國對天下並不能集權,鄰國只要承認中國的宗主地位,接受中原文化,就能接受中國冊封,取得當地政權的合法性。在制度上,朝貢國必須按時派遣使節「朝貢」,中國也會給予「回賜」,這就是「朝貢體系」的基本雛形。

朝貢體系的建立,使中國成為亞洲國際秩序的核心,同時也產生文化外溢的效果。亞洲各國在制度上、思想上、文化上開始模仿中國,紛紛以「小中華」的正統自居,但也逐步建立自己的民族觀與文化觀,像是越南、朝鮮、日本,都是很好的例子。有趣的是,一些朝貢國在實力增強後,也會要求鄰國進貢,嘗試建立屬於自己的小朝貢體系。像琉球就曾同時向中國和日本朝貢;越南也有要求南掌(今寮國)朝貢的歷史紀錄。

濱下認為,朝貢體系雖然表面上是政治行為,但還有更深層的經濟意義,而且後者才是主軸。根據明清史料紀錄,朝貢國遣使進貢後,通常可以獲得等價或以上的回賜。而進貢團的隨行商人,也會趁機進入中國貿易,賺取大量利潤;加上邊境互市的開放,基本上是一樁穩賺不賠的生意。因此,朝貢體系在實際上,也可視作一種互通有無的貿易行為。

除此之外,亞洲諸國也在朝貢體系的基礎下,開始建立彼此的貿易網絡。地處邊緣的朝貢國,偶爾也與印度、阿拉伯世界、西歐諸國等貿易,將他們的特產當作「貢品」輸入中國。例如康熙年間,朝貢物品出現過「西洋沙喃匏布」、「西洋佛咬嘮布」;雍正年間,來自蘇祿國的貢品中,也有「白細洋布」這種西洋產品;來自暹羅的貢品,則有「細花布」等西洋產品,不一而足。換句話說,朝貢貿易成了中國和西方世界的中間轉運站。

其後中國宣布海禁,日本也進入鎖國時期,官方勢力消退,但在朝貢體系建立的航道網絡仍然存在,取而代之的,卻是更加活絡的民間貿易。例如東亞沿岸的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建立起港口對港口的貿易關係,甚至出現大規模的走私、海盜貿易。民間貿易的力量,將亞洲各海域聯繫在一起,形成了龐大的亞洲貿易圈,這就是當時這一方世界的「全球化」秩序。

濱下特別提到日本現代化的問題。過去學界討論日本現代化時,多半也是從「反應衝擊論」著手,不同的是日本反應較快,因而能比中國早一步現代化,但濱下認為並非如此。日本雖然在德川幕府後已經停止向中國朝貢,進入鎖國狀態,但事實上,並非完全對外隔絕,官方仍有商船與中國、朝鮮往來,民間更有大量走私貿易。明治天皇親政後,實行全面西化,提倡富國強兵,1875年逼迫琉球與中國斷交、改向日本朝貢,這正是日本一直都在朝貢體系與亞洲經濟圈之內的歷史證據。

從朝貢到殖民:西方列強對「亞洲全球化」的挑戰

從朝貢體系(形式)到亞洲經濟圈(實質)可見,近代亞洲文化、國際秩序並非西方學者所謂停滯不前,反而自成體系。西歐諸國進入亞洲時,也必須遵守成朝貢體系的遊戲規則:起初它們透過朝貢貿易,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向中國輸入各種物產,換取中國特產品,如茶葉、生絲、瓷器等,運回歐洲牟取暴利;十九世紀後,歐洲商人為了獲得更大利益,開始在遠東設立殖民地,一方面自己生產歐洲所需物資,如茶葉、錫礦、橡膠等,一方面也將這些殖民地當作連結亞洲市場與西方市場的轉運站、貨物集散地、金融服務中心。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殖民地早一步獲得工業化與現代化建設的機會,像是新加坡、香港,也就是「英式一帶一路」的雛形。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家在遠東建立的殖民地市場,同樣也是因循過去朝貢體系既有的貿易路線與航道,並非在建立遠東殖民地後,才創造出新的貿易環境。其後,西方國家再利用戰爭、談判、條約等方式,逐漸改變朝貢貿易的本質。最早進入亞洲的葡萄牙、荷蘭是如此,日後殖民地遍布世界的英國更是如此,但本質上,即使由「殖民帝國」取代了「朝貢中華帝國」,也依然沒有突破朝貢體系的亞洲貿易圈。太陽之下無新事,時至今日,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其實也是這個「亞洲貿易圈」基礎上的改良,並非憑空出現的創舉。

小詞典:濱下武志(1943-)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專門研究中國近代經濟歷史。畢業於東京大學,曾多次到香港的大學調研、客席任教,也不時到兩岸大學擔任客席教授。除了文中提及的朝貢理論,他1996年出版的《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也是研究香港涉外關係歷史的重要著作。

2018年10月19日星期五

虛與實的國度:VR、AR與未來國際關係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 和「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 除了是炙手可熱的技術,應用範圍還擴展到電子遊戲、教育、軍事和政治,對人類未來充滿想像。各國能否在危機出現前進行相關規管,才是真正的國際關係。

人類自古以來,一直幻想自行建構虛擬空間,記得叮噹的其中一個法寶,就是在自己家中「潛建」多層,讓大雄和朋友在「潛建樓層」玩耍,其他人在屋外卻完全看不出,這大概是小時候對虛擬實境的第一印象。近代VR一詞,出自法國劇作家阿爾托 (Antonin Artaud) 1938年發表的《戲劇與它的影子》,現在VR則是利用電腦建構出立體虛擬空間,再通過科技,刺激使用者的感官如視覺和聽覺,使他們以為自己身在其中。

1994年,第一套為VR而設的程式語言VRML推出;1997年,業界組成Web3D 聯盟,發展出X3D,作為VR程式在網上平台的標準。1999年上映的《二十世紀殺人網絡》系列電影,把VR概念推廣到普羅大眾:將人的腦袋與「母體」(即是電腦)連接,便能進入以程式建構成的虛擬世界,人類難以分辨虛實,最終更被「母體」控制。現時流行的VR工具,主要是頭戴的鏡頭、加上智能手機,但隨著科技進步,工具必定越來越輕巧,屆時現實與虛幻的界線,亦會越來越模糊。

早前手機遊戲Ingress和Pokemon Go等,則把AR這技術帶到普羅大眾眼前,它也可說是VR的延伸,把電腦製造的資訊融入真實的環境,進一步拉近現實與虛幻。以Pokemon Go為例,遊戲以Google Map為基礎,各精靈被藏在「真實」的街道,等待玩家來捉,就是因為它把現實與虛幻拉近,才能成功把一眾「毒男毒女」由家中重新帶回街上。隨著配置定位裝置的智能手機大行其道,AR也逐漸普及化起來。

VR和AR結合,更是潛力無限。它們本來就是軍事變民用的科技,利用這些技術,戰場能準確地被模擬出來,部署戰事可以更有效率和準確,減少人力物力的損耗。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也利用VR和AR,把戰爭的遺害、難民和貧民的苦況,呈現在世人面前。例如2015年,聯合國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第一套以VR技術拍攝的電影,以一名寄居在約旦難民營的敘利亞難民女孩為主角。VR和AR也可以帶我們到從未到過的地方「旅行」,例如2016年,烏克蘭外交部發表了一套名為《切爾諾貝爾360》的影片,帶全球觀眾觀看切爾諾貝爾在核電廠爆炸後三十年的 景況,相信在未來,整個旅行業界也會被衝擊。至於VR和AR應用在課堂,在不少地方已經成為常態,長途跋涉到班房上課的日子很可能成為歷史。

在可見將來,人類依靠AR、VR突破了自身的物理限制,卻更容易實現以往不可能達成的野心,像《二十世紀殺人網絡》般建構一個虛擬國度,擴建吸收訊息的空間。一般用家也可能像《潛行兇間》的主角一樣,因眷戀虛擬世界,而放棄肉身活動的本能。那時候,我們很可能懷念虛擬和現實能完全分離的日子,但已經太晚了。

小詞典:《潛行兇間》(Inception)

2010年發行的荷里活電影,華納兄弟發行,李安納度狄卡比奧飾演「盜夢者」,能夠通過潛意識進入別人夢境盜取商業機密。他在執行任務中,卻發現夢境有多重潛意識,記憶也可以通過人為構建,幻想與真實難分,最終雖然回到現實世界,卻令觀眾意識到有永遠留在虛擬空間的可能。

2018年10月18日星期四

特朗普的「另類右派」與網絡虛無主義

特朗普的政治光譜,被認為是屬於「另類右派」(Alternative Right),他的支持者由前「國師」班農以下,也一律被視為「另類右派」成員。

雖然同屬右派,但特朗普這一派,和布殊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者(Neo Conservatives)十分不同。布殊一派相信精英主義,認為精英有教化大眾的能力和責任,另類右派則強烈反精英,認為精英不分陣營,都是出賣人民。新保守主義者有其對價值觀的追求,希望對國際社會輸出民主、自由制度,特朗普則傾向孤立主義,如無必要也不希望捲入國際爭議。布殊時代黑白分明,不會和「邪惡軸心」談判打交道,特朗普則喜愛和獨裁者交往、討價還價,只要能達到國家利益。新保守主義者和福音派結盟,以聖經演繹保守價值觀,另類右派則開宗明義以男性沙文主義引導社會價值。布殊並不抗拒多元文化,前提是外來文化融入美國大熔爐之內,特朗普陣營則強調美國優先,部份成員更對大白人主義直認不諱。

任何理論體系,都有它的群眾基礎和思考模式,通常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但另類右派追求的烏托邦,卻很難有一個整全的世界觀,就算有,也只能說極難實現。另類右派群眾不滿的現狀,屬於全球化時代的典型結構性問題,不是和任何國家的貿易戰可以解決,也不是取締國內精英能夠奏效。對他們而言,唯一的烏托邦也許是百年前的歷史時期,而類似「復古」訴求,其實在所有國家的全球化輸家眼中,都有出現: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主義也好、俄羅斯愛國主義也好、脫歐也好,都不遑多樣。

但由於目標幾乎不可能達成,這「理想」,其實是一種逃避。

在前互聯網時代,逃避主義自然也是一種出路,逃避下去,往往變成虛無。特朗普強調的世界無真相、一切都是「fake news」,其實十分符合尼采的虛無主義哲學。只是到了互聯網時代,虛無主義,也可以「實在」起來。

不少前輩對新一代的政治訴求經常不明白,因為在現實世界,很多「理想」明顯不可能達成,但無論在西方、內地還是香港,特別在網絡世界,有這種追求的人卻不少。然而只要我們明白,這些人根本不一定要達成自己的追求,而在追求過程中,卻可以有其他得著,甚至比達成現實追求有更大得著,一切就變得可以理解。

在網絡,不少遊戲都是自成體系的小世界,有階級、有資源、有地位、有目標、有理論、有意識形態,不少年輕人覺得反正改變不了現實世界,不如投入虛擬的真實就算。反正那裏的「虛擬」越來越實在,那為甚麼還要勉力改變無力的現實?特朗普帶來的風暴,給予世界各國無數網民這樣的啟示:假如能通過有限的成本改朝換代,固然很好,但就是在現實世界不成功,也可以從中建立自己的虛擬天地,然後乾脆走進其中,也依然比在現實世界當under-dog要好。這是否虛無主義?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正如尼采說:「寧可追求虛無,也不能無所追求」。

小詞典:虛無主義(Nihilism)

一種哲學思想,認為人生沒有任何客觀的意義,世界沒有任何客觀的真相,對社會道德、權威、宗教持強烈懷疑態度。尼采被視為虛無主義大師,但其實對人性的掌握相當透切,例如有名言「人最終喜愛的是自己的慾望,而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就很適合用來理解今日世界各地的各種激進運動。

2018年10月16日星期二

紐芬蘭:加拿大昔日的獨立實體

加拿大和美國、墨西哥簽訂NAFTA2.0新版《美加墨協議》後,暫時擺平了國內不同地區可能出現的反彈,但作為全球面積第二大、奉行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加拿大境內未來出現具規模的獨立運動,依然不是不可能。除了廣為人知的法語區魁北克省,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也具備和加拿大「本部」不一樣的歷史身份認同。

加拿大的行政區域分為十省三地區,省為憲法規定的行政單位,享有一定自主權。原則上,加拿大依然奉英女王為國家元首,「省」這一行政單位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權,均授命於省的王權,王權由省督代為行使,十個省的「省王」,自然都是伊莉沙伯二世。所以加拿大向來有「多重王權」(Compound Monarchy),女王一人擁有多重王冠。但加拿大的「地區」則是由聯邦政府直接管理,行政首長亦是由總理任命。

紐芬蘭是一個島嶼,拉布拉多則是半島,屬海洋四省之一,與其餘三省共同擁有大西洋海岸線。紐芬蘭於1583年成為英國殖民地,與其他早期在新世界建立的社會一樣,由歐洲殖民者、新移民組成,當歐洲列強與美國在北美鬥得如火如荼之際,紐芬蘭的重心放在漁業,沒有受到很大影響。無論是1776年的北美十三殖民地獨立、1812年的英美戰爭、1867年加拿大邦聯立國等事,身為英國殖民地的紐芬蘭都沒有參與,經過投票後,更在1869年表態,決定不和其他剩餘的英屬北美殖民地一起加入加拿大。1907年,紐芬蘭更被升格成為大英帝國的「自治領」(Dominion),更於1916年派兵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時候,大英帝國「自治領」身份被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為實質上的獨立實體,假如紐芬蘭這身份延續下去,就會像紐西蘭那樣,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然而紐芬蘭的自治領身份,卻於1920-30年代受到挑戰,原因不是因為甚麼身份認同或統獨爭議,而是基於一個很現實的理由:經濟。一戰後,全球經濟倒退,北美大蕭條,小國寡民的紐芬蘭更因為參戰,加上經濟管理不善,導至債台高築,最終在1934年為了得到英國直接援助,被逼由自治領變回大英帝國的委任政府。二戰期間,加拿大對盟軍作出了重大貢獻,國家認同也強化了很多,英國實力則有所下降,因此在二戰結束後,加拿大要求紐芬蘭加入聯邦的呼聲得到強化。最終在1949年,英國同意紐芬蘭舉行「統一公投」,經過兩輪投票,最終紐芬蘭人以微弱多數通過加入加拿大,成為第十個省。然而當時的投票爭議其實頗多,埋下了被翻案的伏筆,紐芬蘭及拉布拉多人也因此與聯邦政府有所距離。

地理上,紐芬蘭遠離加拿大的政治和經濟中心渥太華、多倫多,在海洋四省之中,感覺最與世無爭。2001年,紐芬蘭正名為「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今天最為世人熟悉的,也是兩種以此命名的家犬品種:紐芬蘭犬及拉布拉多尋回犬。這兩個品種都是友善的家庭犬,祖先都是協助漁民為主,現在拉布拉多犬的智力、脾性和忠誠,更它成為工作犬常客,例如香港人熟識的導盲犬小Q,就是拉布拉多犬。要紐芬蘭從新掀起統獨議題,大概不符現實,但假如加拿大出現經濟危機,當年的往事,卻可能被舊事重提,這就是身份認同的奧妙。

小詞曲:渥太華(Ottawa)

加拿大首都,當地華人簡稱「渥京」,位於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交界,由聖勞倫斯河分隔。渥太華人口不過百萬,相比多倫多、滿地可等大城市要少得多,最特別的人文風景,在於與鄰市加蒂諾(Gatineau)形成的「渥京首都圈」,是英法兩語文化的共同都會。

2018年10月15日星期一

大嶼山大戰略前傳:蘇聯的香港故事

近日政府公佈的東大嶼山填海計劃,引起社會廣泛討論,而大嶼山作為香港未被開發的戰略要地,其實一直受到國際社會關注,最近期對大嶼山有所動作的外國勢力,居然是蘇聯。東大嶼山計劃,自然超越筆者的研究範圍,但蘇聯-香港關係,卻是筆者研究的香港涉外關係重要範疇之一,要了解相關背景,自然要從冷戰時代的蘇聯佈局、特別是1967年這個轉捩點談起。

自從中蘇交惡,中國把大部分蘇聯駐華人員驅逐出境,令蘇聯在中國的情報網絡瀕臨瓦解。華北的情報,尚且可由蘇聯駐蒙古大使館、或加盟共和國哈薩克的情報人員負責,但華南的情報,就缺乏了可靠基地,只能由蘇聯駐曼谷、馬尼拉、甚至倫敦的大使館提供間接情報,令莫斯科打算在「冷戰三大間諜中心」之一的香港建立情報中心。英國為了提防蘇聯,也禁止了不少蘇聯人入境香港,甚至連貨輪也沒有幾艘能夠停靠,這段往事,Michael Share關於蘇港關係的著作有詳細介紹。

直到1967年,香港發生「六七暴動」、或當事人所稱的「反英抗暴」,蘇聯情報部門意識到這是可能影響香港國際地位的劃時代事件,當時就有了不少分析。根據解密檔案,原來當時蘇聯基於自身在各國策劃類似活動的經驗,早已判斷中共根本無意提前收回香港主權,只希望透過香港賺取豐厚外匯,並通過計算香港地下活動所需的經費,斷言一定維持不下去。但蘇聯卻擔心北京乘亂搞局,因為在文革期間,北京把沙俄時期佔領的大清領土如外滿洲、海參崴等,都列為和香港一樣、根據不平等條約非法佔領的土地,而當時中國內部反「蘇修」的情緒,比反「美帝」、「英帝」更甚,毛澤東擔心蘇聯入侵,要多於擔心美國攻擊。同期紅衛兵在大連對蘇聯商船的扣押及抗議,與及中蘇邊境的長期對峙,更令蘇聯意識到有更大需要依靠香港,了解北京的真正戰略意圖,最終權衡輕重下,開始調低對英國在香港「非法管治」的批評,也減少了對北京「何不立刻收回香港」的抽水。

這段期間,蘇聯外交圈的英國專家逐漸取得主導權,令英蘇雙方更能捉摸到對方的企圖,倫敦逐步確認到蘇聯已全盤接受英國統治香港,可以成為一起監視中國的夥伴。1967年後,英國開始默許蘇聯在不驚動中美兩國的前提下,在香港低調進行活動,例如容許多一些蘇聯「商船」停靠香港,蘇聯則把這些「商船」作為實質上的流動領使館,進行外交及情報活動。此外,蘇聯在香港派駐了兩名「海事督察」,表面上負責管理停靠香港的蘇聯「商船」,實際上已經是駐港代表,不再需要依賴古巴駐港領事館工作。雖然由英國MI5管理的皇家香港警察政治部,仍會拘捕在港為蘇聯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士,有些蘇聯水手及與之接觸的港人亦因此被捕,但起碼蘇聯間諜成功進駐香港,已是客觀事實。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甚至出現了作為蘇聯「文化外交」代言的親蘇聯書店,以及香港左翼友好參與的莫斯科交流團,這都是1967年前難以想像的。

當時雖然未有蘇聯公司正式登陸香港,從大英帝國獨立不久、和香港曾經同氣連枝的新加坡,卻成了蘇聯公司的遠東前哨站。1971年,莫斯科納羅尼銀行(Moscow Narodny Bank)建立新加坡分行,然後蘇聯以這家銀行為基地,大舉投資東南亞各國,也嘗試進入香港金融市場。其中一個案例,顯示銀行的華裔新加坡分行經理成功接觸一名新加坡商人Amos Dawe,讓他以新加坡商人的身份,在香港購入美國公司的股份,密謀收購當時發展蓬勃發展的一些加州矽谷公司,以圖增加對美國的槓桿。計劃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得悉,而被逼終止,然而英國其實是等到美國知悉蘇聯部署後,才後知後覺的拘捕Amos Dawe,似乎反映了倫敦和莫斯科也許有一定默契。

正是這家蘇聯駐新加坡的莫斯科納羅尼銀行,捲入了大嶼山大戰略。其實蘇聯和大嶼山的淵源由來已久,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大批原來住在上海的白俄後人被逼再次流亡到香港,港英一度打算在大嶼山芝麻灣興建難民營安置他們,及後因為其他國家表態願意接收而作罷,但相信「大嶼山」這地理概念,自此落入蘇聯情報人員心中。冷戰期間,活躍東南亞的商人王永祥創建了「香港興業有限公司」,打算把愉景灣發展成住宅和渡假勝地,以自己持有的新界土地,向港英政府補地價換取大嶼山土地,建設包括酒店、豪華住宅、高爾夫球場在內的大型地產項目,但因為手筆太大,被不少本地財團視為大白象,結果願意出資參與的,就只有同步活躍東南亞的莫斯科納羅尼銀行。

初時計劃順利,王永祥成功與港英政府簽約換地,但不久公司陷入財困,逐漸向這家蘇聯銀行以股權借下鉅款,最終更因破產而無力償還債務。雖然根據鍾逸傑爵士的回憶錄(當時他是負責新界和離島事務的政務司),即使蘇聯得到香港興業的股份,也很難這樣直接控制大嶼山土地,但考慮到莫斯科納羅尼銀行同期在東南亞的行為,以及上述Amos Dawe的案件,也很難相信這家蘇聯銀行捲入大嶼山是無緣無故的愛。這時候,港澳辦主任廖承志被驚動,令北京警覺到這可能是蘇聯的宏大佈局,後續可大可小,而當時文革剛結束、中英關係尚未破冰,假如港英坐視不理,北京會視之為「英蘇共建反華基地」的鐵證,相信美國也不會樂觀其成。大概經過各國背後一輪協商,最終北京通過當時「民間外交」的白手套、《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聯絡到由北京信任、港英亦接受的愛國商人查濟民購入香港興業,從而控制愉景灣項目,才有了愉景灣的今天,中國最終也成了最大嬴家。

整個1970年代,可說是蘇聯在香港拓展勢力的黃金時代,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形勢才再次改變。那時候,中國已不是西方陣營的敵人,戴卓爾夫人一貫敵視蘇聯,加上為了香港平穩過渡,令港英決定收緊蘇聯在港活動,因此對中生代而言,蘇聯的身影是如此模糊。不久蘇聯也搞改革開放,更於1991年解體,取而代之的俄羅斯雖然也想過以香港為遠東基地,但只是看重其金融角色。例如十年前,梅德韋傑夫曾在擔任總統期間訪問香港,希望促成俄羅斯公司大舉到香港上市,及後也因為種種原因,而不了了之。假如當時蘇聯真的取得大嶼山土地,會對冷戰期間的香港有何影響,卻是很有趣的平行時空題目了。

小詞典:莫斯科納羅尼銀行(Moscow Narodny Bank, MNB)

1912年俄羅斯帝國成立的銀行,1917年十月革命後,成為蘇聯國家資產,在英國的分行則以獨立公司身份成功註冊,成了蘇聯進行金融外交的重要工具。1971年,成立新加坡分行,在冷戰期間扮演了重要角色。蘇聯解體後,由俄羅斯中央銀行接收,2005年被俄羅斯銀行VTB購入。

2018年10月12日星期五

Glocalization:格魯吉亞湯包與小籠包

格魯吉亞在一般華人心目中可能默默無聞,但作為完全倒向西方、更曾和俄羅斯開戰的前蘇聯國家,它一直是國際關係熱點。近年格魯吉亞也漸漸被港人認識,主因自然不是國際關係,而是當地積極向全球推介號稱有八千年歷史、售賣盛在特色陶罐內的葡萄酒,令不少國際美食節都開始出現格魯吉亞攤檔。筆者年前曾到格魯吉亞,對格魯吉亞湯包「khinkali」的印象反而更深,因為這可謂學者David Held演繹的第一代全球化:「稀薄全球化時代」(Thin Globalization)的典型產品。

第一眼看見khinkali,就像是放大版的小籠包,咬一口,同樣有熱湯流出。這並非巧合,而是有典故的。話說八百年前,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騎兵進軍歐亞各地,發覺漢人的餃子十分適合軍隊,因為餃子有澱粉質的外皮,餡料有菜也有肉,能提供足夠能量和營養,用的卻是普通食材,又能按地域彈性改變,實在是「全球化征討」的理想工具。江南地區的小籠包、湯包,較適合已定居的一羣,而戰時湯包自然較為粗糙。格魯吉亞山區被蒙古騎兵蹂躪後,只留下湯包定居在此,逐漸去粗糙化,發展出自己的本土「glocalized」特色出來。

格魯吉亞的khinkali和小籠包最不同之處,在於頂部收口位 (kudi) 比小籠包的厚,厚得連當地人也不吃,卻另有實用功能,就是用作計算自己吃掉湯包的數目。Khinkali的皮也較厚,因為與餡料混合的是熱湯,而不是小籠包用的高湯啫喱,唯有較厚的皮和頂,才能防止熱湯流出。這些「改良」,固然是去精緻化的在地行為,但和當地人的飲食習慣,也息息相關。

在格魯吉亞,要是千遍一律以豬肉為餡料,並不符合日常飲食習慣,因此Khinkali不單用上豬肉,連牛肉、甚至羊肉也會用上,另外蘑菇、洋蔥、芝士等,也是常用餡料。要有這麼多變化,外皮自然要比較劃一,包好的khinkali也是被放入開水煮熟,而不是像小籠包般被蒸熟。湯包上碟後,華人會蘸醋吃,格魯吉亞人則不蘸任何醬汁,因為餡料已經有黑椒調味,「重口味」食客會放更多黑椒在湯包上。不過近年隨著「厚全球化」(Thick Globalization)到來,各種醬汁也開始被使用。

Khinkali最初在山區流行,是牧羊人的主食,傳到城鎮後,也有其他變種。在首都第比利斯街頭,不難在酒吧找到khinkali,邊喝啤酒邊數kudi,令吃湯包變成豪氣表現,正是格魯吉亞酒吧常見的風景。可以想像的是,如此吃khinkali,大多是用手的,用刀叉反而不合常態了。到了今天,我家中依然珍藏著一瓶格魯吉亞葡萄酒,酒瓶卻是一個特大的khinkali,融合了該國飲食兩大特色,足以成為全球化教材,令人愛不釋手。假如有機會到當地一遊,以小見大,會充滿其他有趣發現,證明中國和格魯吉亞這樣貌似遙遠的國家,其實也是這麼近、那麼遠。

小詞典:格魯吉亞(Georgia)

高加索國家,信奉東正教,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1991年獨立。2003年爆發顏色革命,曾任蘇聯外長的總統謝瓦爾德納澤下台,新政府採取親西方路線,最終俄格兩國在2008年爆發戰爭,俄羅斯後來承認格魯吉亞境內的分離主義地區阿布哈茲、南奧塞梯獨立,成為自己的保護國,格魯吉亞則宣佈退出獨聯體,並以加入歐盟、甚至北約為終極目標。

2018年10月11日星期四

國際教育科技股:未來還是泡沫?

看過電影《中國合伙人》的朋友必然明白,教育「產業」,可以是一門特大生意,而且時至今日,不論意念新舊,只要配合科技(或科技幌子),隨時令平平無奇的小公司身價百倍,是為「EduTech」。在美國,近年越來越多教育科技公司透過眾籌或上市集資,成為龐然大物;中國的大型教育企業也紛紛霸氣空降美國金融市場,盼望賺上一筆。但不久前,這類股票股價突然大跌,導火線是中國司法部頒布《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 (修訂草案)》,整頓牟利和非牟利學校之間的灰色地帶,更禁止收購非牟利民辦學校。就像范冰冰案,浮面的只是冰山一角,也暴露出一旦政策改變,這類公司剩下多少潛能,頗有疑問。

現時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教育企業,以好未來教育集團、新東方教育科技等最受注目,前者經營傳統K-12教育(類似補習社),後者則像《中國合伙人》的教育中介公司,協助學生升學。它們透過網上平台,成功爭取了一群支持者,再以舗天蓋地的宣傳,或以「飢餓營銷」手法(類似小米銷售法),令自己邁向上市,上市後不斷透過收購和融資,繼續壯大。

不過這些企業不時傳出醜聞,例如被美國SAT指控泄露試題、被ETS質疑學生質素、被路透社爆出涉嫌協助中國留學生偽造文件等。這些負面新聞,雖然為股價蒙上陰影,但大體上這些公司還是很受投資者追捧,因為中國市場龐大,學生眾多,而且華人家長普遍注重子女學業和前途,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的堅持催谷和考試。假如中國家庭存在最龐大的恆常開支,教育就是。

然而這類教育企業,能否轉型為「EduTech」,卻是另一回事。美國企業熱衷於以自己的影響力衝擊教育制度,例如早前本欄介紹過的42學院、FDM等,都以填補傳統教育的不足而成立。科技巨擘如微軟、Facebook、蘋果等,都有投資科技教育,尤其支持打破傳統教學模式的初創企業,以圖在教育界爭取話語權。在中國教育市場,則依然證書主導,相當傳統,想像空間有限,本來就不太符合近年如此誇張的股價升幅。

教育科技的範疇可以很廣,除了知識教授,亦可協助不少教學工作。例如Google Classroom和各種應用程式,已經被香港的學校大規模使用,大大減輕了老師的行政負擔;又如Quizlet、ClassDojo等,都能增加課堂趣味;不少軟件以拼圖形式來教學生編程,既是吸引學生學習編程的大門,也能訓練學生的邏輯思維。這類方向雖然實驗性質強,短期也不一定有大利潤,卻似乎比傳統教育股更能前瞻未來。畢竟科技教育的趨勢不可逆轉,連馬雲也從阿里巴巴退下火線、重回教育界,可見真正的EduTech,可以突破一時三刻的國策,理應大有可為。但以傳統模式加入若干科技元素來營運,難免被政府政策牽著鼻子走,只屬於當下,不是未來。

小詞典:《中國合伙人》

又名《海闊天空》,香港導演陳可辛執導、內地演員黃曉明等主演的電影,2013年上映,以新東方學校的創業史為藍本,講述三名中國大學畢業生以英語學習創業,最終實現各自的「中國夢」。電影叫好叫座,得到當年金雞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獎等。

2018年10月10日星期三

菲律賓總統Vs「官商鄉黑」之戰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形象鮮明,無論是對內反毒,還是大規模引入中國資金,都希望貫徹「做實事」風格,不希望受任何官僚制度制肘。他的反毒戰爭,經常出現電影才有的情節,支持者津津樂道,反對派人人自危。不久前和一些菲律賓精英聚會,就被告知了不少戲劇性故事。

根據菲律賓國情,不少民選地方官都充滿「背景」,用香港術語,就是集「官商鄉黑」於一身,民主不過是身份合體的程序,政府並不能有效制約這些大大小小的江湖猛人。杜特爾特的「反毒戰」,卻正是向這些人宣戰,上任以來除了有約二萬人因販毒被處死,居然還包括了十一名市長、六名副市長。由於這些地方領袖各有盤根錯節的勢力範圍,並不容易將之處決,種種非常手段,就應運而生。

今年七月,被控與毒品案有牽連的八打雁省塔瑙安市(Tanauan)市長哈利利(Antonio Halili),在出席市政廳升旗儀式期間,竟然被狙擊手從遠處擊斃,由於距離甚遠,一眾保鑣都無能為力,可見行兇者的神通廣大。市長被暗殺後,傾向官方的評論多認為當地毒䲷是幕後黑手,因為哈利利曾讓毒販遊街示眾,可能招惹報復;但反對派政客相信杜特爾特才是元兇,因為哈利利雖然也「反毒」,但自身利益和毒梟關係千絲萬縷,加上杜特爾特確喜好私刑了斷,空穴來風,也未必無因。

對人民而言,當對法律失去信心,支持非法處決,其實就是變相授權總統便宜行事。然而這種「授權」是非正式的,一旦有明顯的過火行為,民意也可能瞬間逆轉。例如菲律賓警方曾於2017年8月在未獲司法授權下,非法殺害一名17歲少年,導致大批民眾上街抗議,逼使菲律賓政府短暫將掃毒職責交由禁毒部門負責。曾抨擊反毒行動的國會議員亦受牽連,如杜特爾特政敵德利馬(Leila de Lima)、特里蘭里斯四世(Antaonio Trillanes IV)等先後被捕,到這次哈利利被處決,都充滿疑竇。據今年9月的民調顯示,菲律賓民眾對杜特爾特的信任度急跌15個百分點,雖然總體依然高企,但似乎鐵腕的邊際效益已開始遞減。

問題是,多少受害人是死有餘辜、多少是因不同理由被無辜牽連,永不會有客觀基準。杜特爾特的非法處決雖然被人權組織、聯合國詬病,但始終受到相當支持,因為除了這樣,要根據正常程序制裁江湖猛人,根本是天方夜譚。例如奧扎米士(Ozamiz)市長帕若及諾(Reynaldo Parojinog)曾遭杜特爾特公開譴責,被指涉嫌販毒,據友人所言,他是「眾所週知的江湖領袖」,平日守衛森嚴,受到地下勢力、地上勢力雙重保護,結果他本人、妻子及四名隨從卻在一次突擊行動中,被警方集體槍殺,生還的女兒也當場被捕。另一名被懷疑涉毒的安巴端鎮(Datu Saudi Ampatuan)鎮長迪莫肯(Samsudin Dimaukom),亦因懷疑運毒,而在安檢站與警方發生槍戰,最終命喪槍下。這些大案震撼全國,批評聲音雖然不少,但拍手稱快的百姓更多。假如你是一般菲律賓百姓,真的會不支持嗎?

小詞典:哈利利(Antonio Halili,1946-2018)

菲律賓八打雁省塔瑙安市(Tanauan)市長,2013年當選,此前是一名成功商人,經營房地產、資訊科技等不同業務。他當選市長後,表面上嚴打毒販,下令讓毒販遊街示眾,但同時被指自己也是販毒集團一員。他一方面表示支持杜特爾特的反毒戰,另一方面也不時批評官方的反毒黑名單,令其他人人人自危。

2018年10月9日星期二

特朗普貿易戰的勝利:假如加拿大沒有NAFTA

經過連番博弈,加拿大、墨西哥終歸同意按美國意願,更新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為「美加墨協定」(USMCA),一切都是特朗普口中所說的「美國優先」,這「NAFTA2.0」不啻是特朗普和各國打貿易戰的一大勝利。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雖然不喜歡特朗普,但深明NAFTA簽定至今二十多年,已深深融入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一旦推倒重來的震撼,並非自己所能承擔。

筆者在加拿大的學生常說,曾幾何時,加元匯率甚至高於美元,加拿大人會駕車過境到美國購物。美國水牛城距離多倫多,只是一個多小時車程;美國貝靈漢,更只是離溫哥華少於一小時車程。這樣的貿易一體化,放諸更大格局,自然影響更大。假如談判破裂,一個沒有NAFTA的加拿大,會變成怎樣?

早前為了準備以防萬一要自力更生,加拿大聯邦與省份之間的平衡,已經受到衝擊。加拿大聯邦政府與省政府分的權力限制由憲法定明,由於各省資源不同,往往發生貿易磨擦。例如亞省(Alberta)盛產油砂,一直想將油砂提煉的原油賣到美國及世界各地,而運送原油需要輸油管,輸油管則必須經過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卑詩省卻一直反對興建輸油管,因為會污染省內天然環境,對旅遊業和三文魚養殖業造成破壞,而這些都是卑詩的主要產業。今年8月,為了增加談判籌碼、保證加拿大能出口原油到世界各地,聯邦政府決定全面收購管理輸油管的公司,使公司成為國營機構,結果兩邊不討好,亞省、卑詩省都齊聲責罵。

法裔的魁北克省,也可能是另一戰場。魁省與美國之間存在重要貿易關係,而且具戰略性,特別是由魁北克水電公司提供的電力。魁北克水電公司是國營機構,目前是出口電力予東岸州份的主要提供者之一,例如每年可提供超過二千萬兆瓦時電力予紐約州;今年更與馬薩諸塞州、緬因州達成初步協議,在未來二十年為它們供電。假如加拿大被踢出NAFTA,魁北克或會以此作為與聯邦政府談判的籌碼,爭取更多自主權,甚至令獨立運動死灰復燃。

假如沒有NAFTA,加拿大可能會步沒有歐盟的英國後塵,不得不尋找新的緊密貿易伙伴。隨著美國於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TPP已改組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要推動美國以外的多邊貿易,CPTPP不失為加拿大的選項之一。但更可能被使用的平台,卻是「CANZUK聯盟」,即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組成的非正式聯盟,也就是英聯邦的白人核心。自1960年代起,已有人提出此概念,但真正令其受關注,還是由英國脫歐公投開始。加拿大與英國王室的關係素來比澳洲好,經濟上又比紐西蘭強,和英國更容易深層次整合,當英國脫歐後面對連串經濟、文化、乃至身份認同危機,假如加拿大又被美國「拋棄」,倒很可能一拍即合。但與近在身旁的美國相比,英國遠水不能救近火,杜魯多權衡輕重下,還是要向特朗普低頭。現實政治,畢竟很現實。

小詞典:「NAFTA2.0」

正式名稱是「美加墨協定」,和舊版相比,美國明顯享有更多優惠,例如美國入口的汽車要增加「北美自製率」,免關稅的汽車要由三國符合最低工資的勞工生產、以免墨西哥獲利,加拿大同意對美國開放乳品市場等。此外,美國依然以國家安全維由,對加、墨徵收鋼鋁關稅。

2018年10月8日星期一

美國的反智傳統,造就了特朗普?

特朗普種種內政外交施政,都和傳統精英潛規則迴然不同,到底是美國偶然出現的特例,還是源自早已根深蒂固的觀念,只是把植根於美國人的另一面發揚光大?1963年,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霍夫士達特 (Richard Hofstadter) 出版了經典著作《美國的反智傳統》(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詳細解說美國人的「反智」一面,出版後接連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獎、愛默生獎、希爾曼獎等文壇獎項。自從特朗普當選,此書恰巧成為閱讀現今美國局勢的參照,中譯版也在不久前面世,可見六十多年前的研究,依然有實用價值。

美國反智傳統:歷史和宗教根源

霍夫士達特作為冷戰初年的典型知識份子,面對的一方面是二戰後甫成為超級大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皆步入黃金時代的美國,另一方面卻是以反共之名橫行、針對知識份子和精英的麥卡錫主義時代。這樣的反差,不比今天的特朗普時代少。霍夫士達特在著作中,將美國不少普羅大眾這種對知識精英、乃至純粹學術和抽象思辯的漠視與敵視,稱為「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並提出了如下問題:到底美國這種反智傳統,是怎樣形成的?

根據作者對美國由立國以來歷史發展的考察,本書指出美國的「反智」,並不是一時偶然出現的民粹傾向或現象,也未必是純粹非理性的盲目躁動,而是在歷史發展積累而成的思想傳統和取向,根本是美國人「民族性」的一部份。這是因為美國的立國,一開始是基於十三殖民地移民對英國殖民者統治的不滿和反抗,到了十三殖民地成功脫離英國獨立,美國人就產生了一種「美國例外論」,認為自己成功立國,是和作為舊世界的歐洲迥然而異的特殊經驗。在美國人眼中,「舊世界」歐洲是守舊、落後、腐敗的,歐洲貴族對平民的剝削和壓迫是不可取的,剛立國的美國人面對美洲大陸的自然、蠻荒環境,亟重視實踐和具體成效,這一切都強化了美國人著重實利、具體經驗和直覺,輕視抽象思辯、理論和主義。

換句話說,美國的立國經驗,令崇尚平等、實利成為美國人的思想傾向,這影響了《美國憲法》重視人民平等權利,後來在教育和經濟發展上,美國人都顯示出著重具體應用、輕宏觀思維的特性,令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以純樸、勤奮、踏實、沒受過高等教育的平民為主體,知識分子卻淪為邊緣群體。及後美國經濟崛起,商業文化的蓬勃發展,雖然令美國優質教育得到更多經濟支持,令美國逐漸成為世界級名校林立的精英培訓地,卻同時加強了全國對理論和抽象思維、乃至知識精英本身的輕視。可以說,這種精英Vs反精英的二元對立,也是美國傳統的一環。

霍夫士達特特別強調,逐漸被確立為美國「主流」宗教信仰的新教福音派,對強化美國的反智傳統,有特別巨大的角色。新教福音派輕視神學思辯和考證,著重個人與上帝的直接關係、情感和經驗,相信為促進「人神關係」,信徒要持續敬虔操練和實踐,令美國人進一步輕視理性思考。他認為美國新教福音派體現了一種「原始主義」(primitivism),將宗教信仰視為個人通過直觀經驗、與上帝的直接溝通,而不是理性對上帝的論證或思索,結果在美國,「只要宗教是屬於心靈(heart)與直觀(the intuitive qualities of mind)的領域,則理性就無用武之地、或是被看成較低下,因而變成是無意義、甚至是危險的。」

知識精英在反智傳統下的角色為何?

結果,美國這種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反智傳統,既然輕視理性思辯、人文素養,自然不難催生出民粹主義,和動輒對知識份子的攻擊與壓迫,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其實頗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因子,可謂典型。但這並非純然負面的存在:雖然霍夫士達特面對當時知識份子被麥卡錫主義壓迫的困境,視這美國人的反智傳統為「視野狹隘、對現狀認識不清、任由某種情結與情懷無限發酵,以及對於智識、發展與進步的害怕、複雜情緒」,對此嚴加批判,但與此同時,他也指出繁榮發展的美國引以自豪的民主政制和商業經濟,其實也得益於這種反智傳統推崇的大眾平等、實用主義取向。這是因為反智傳統的背後,畢竟也有對平民大眾、平等權利、具體生活經驗的重視,令美國人都自我感覺良好、對自己的個人存在價值充滿自信,因此才能鞏固美國的憲法和民主制度,也令美國教育系統有意促進教育普及化,培養的學生都普遍具有大眾謀生技能、和對生活經驗的判斷力。美國成為超級大國,這一面的貢獻,同樣必不可少。

不少當時有代表性的論者如特納 (Edward Tenner)、帕克 (Henry Bamford Parkes)等均指出,霍夫士達特在《美國的反智傳統》,呈現了一種矛盾、複雜的心態,一方面無法否認當時美國的強大與繁榮,但又無法忽視知識精英並沒有多少持份、乃至成為犧牲品的狀況。他雖然承認,知識份子往往傾向於為符合自己一貫的觀點和思想,而不惜修改、歪曲經驗事實,但同時深信知識份子的專業知識、和對公共福祉的關注,對推動社會進步,卻也不可或缺。這正是不少精英心底裏的矛盾:既不希望自己太「離地」,對學院派的象牙塔生涯不無反思,卻又認為正是「不屬於普羅大眾」的知識精英身份,才具有引導群眾的獨特功能。美國近年的精英Vs反精英二元對立,其實也體現在不少精英身上出現的性格分裂。

六十多年後的今天,這本書除了對理解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社會毫不過時,對我們的東方社會,也不無啟發。數十年前,余英時教授著有《反智論與中國傳統》,正是受本書的感召;而正如《美國的反智傳統》一書的中譯者、台灣大學政治學者陳思賢所言,此書有助糾正東亞社會過份「尚智」的傾向,能讓知識份子更關心具體生活處境,轉化為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事實上,「中國例外論」和「美國例外論」一直互相輝映,東方社會一方面推崇學位、知識,另一方面又不時出現針對精英的大批判,這樣的社會割裂,正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完全浮現。

小詞典:麥卡錫主義時代(McCarthyism)

二戰大戰後,美國成為二元對立世界觀的其中一個超級大國,國內「反共主義」盛行,於五十年代由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為代表領軍人物,不時捕風捉影指控各界精英「通共」、「叛國」,不少業界都出現了「黑名單」,瀰漫一片白色恐怖,最終在五十年代末期息微,但影響其實持續至今。

2018年10月5日星期五

巴布亞新畿內亞:全球最危險的地方?

出發到巴布亞新畿內亞前,不少朋友警告,說這是「全球最危險的地方」,警告的朋友甚至包括資深戰地記者張翠容,令人不禁忐忑。雖然這樣的警告,在我到巴西、巴拉圭、巴基斯坦、巴勒斯坦等國前,都曾出現過,但在網上隨便搜查,巴布亞新畿內亞作為非戰區的恐怖事蹟,還是俯拾即是。究竟這個國家有多(不)安全,反而教人有親身觀察的衝動。

巴新治安差的結構性原因,首先是全國60%以上的失業率。當地獨立後,只有首都莫爾斯比港急速現代化、城市化,找工作機會的年輕人都聚集到首都,貧民窟隨之而生,這一切,都和有類似「聲譽」的巴西里約熱內盧貧民窟的出現異曲同工。一大群年輕人失業無所事事,自然有人變成童黨、黑社會,坐大後自制路障、攔途截劫,逐漸成為家常便飯,即使是本地人,一個人逛街也人心惶惶。站在風景優美的山頂、海灘,卻不敢拍照,這也是當地人的忠告。不過這樣高的失業率其實有水份,巴新只有15%人口在城市,其他農村中人,基本上都是自給自足的農民,談不上就業、也談不上失業。

另一原因是巴新始終是部落社會,八百多種語言、數千個大大小小的部落,基本上未太受現代化影響,部落戰爭的傳統也維持下去,特別是選舉期間,衝突特多。到達東部山地Goroka的部落時,村民除了展示作戰使用的矛盾、弓箭,還很自豪的介紹「鎮村之槍」,黑市價只需約一萬港元,這卻是唯一「現代化」之處,結果部落戰爭死傷率比從前更高,而槍械失控後,又有流回城市幫會,令問題進一步加劇。其實當地人有時候也不知為何要戰,但反正已是日常生活一部份,甚至連他們養的狗也會參與「戰爭」,「國情」可見一斑。不過這種衝突很少波及外人,不要說遊客,即使是衝突部落之外的本地人,也一般不受牽連,但也因為同一原因,警察也不太願意干涉。

巴新另一聲名狼藉之處,在於「全國有70%女性曾被性侵犯」的網絡傳聞。這種數字又是明顯有水份,巴新全國連普查的資料也不準確,不可能有科學性的「#Metoo」數據,不過巴新一些部落有以「搶女人」行成年禮的傳統,這確是事實,只是這和巴布亞數十年前依然有食人族一樣,多少已是傳說,不應對現實社會有太大影響。在首都,的確有外國女性被強姦、乃至姦殺的案例,但當地人覺得以偏概全的定型十分不公平,認為過份渲染,只是澳洲媒體要證明殖民者離開後、巴新不能照顧自己的陰謀。說來,多年前香港發生的寶馬山雙屍案,其實也有可能令香港在國際社會聲名狼藉,逃過一劫,就是話語權的功勞。

縱然有這樣那樣的警告,但我在巴布亞新畿內亞,還是遇到大量極其友善的人,由在機場自願護送到酒店的保安,到熱情洋溢的部落原住民,都令人感到城市久違的人情味。巴新被形容為「世上最後一片未開發的神秘土地」,治安惡劣的「口碑」,反而有助它保留不受外來影響的傳統,禍為福之所安,或是如此。

小詞典:Goroka Festival

每年9月16-18日的國慶期間,巴布亞新畿內亞大城市會舉行盛大活動,全國所有不同部落中人都派代表穿上傳統服裝,表演傳統舞蹈和音樂,其中著名「泥人」Asaro部落的家鄉在Goroka,因此Goruka Festival成為眾多遊客到巴新參觀國慶歌舞表現的朝聖地。

2018年10月4日星期四

巴布亞新畿內亞訪談錄:反對派會推倒「一帶一路」重來嗎?

昨天談及在巴布亞新畿內亞訪談期間,有學者警告馬來西亞、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國出現的「反一帶一路潮」,也就是反對派上台後,把前朝的「一帶一路」項目凍結或重新檢視,很可能在巴新出現。要分析這方面的可能性,必須從巴新的國情談起。

巴新立國以來,人民依然處於部落狀態,全國有八百多種語言並存,城市人口佔全國不到15%,加上通訊不足,不少選民依然不知民主為何物,投票也只是根據部落忠誠投票,部落衝突更是時有發生。在這樣的環境下,西式政黨政治只是一種形式,政客都習慣在不同政黨之間遊走,沒有政治忠誠度可言。上次大選,雖然親華總理成功連任,但學者認為反對聲音其實比選票顯示的大,因為反對總理的選民也可能因為要投執政黨的同族人,而令總理當選。假如近年的大型項目帶動進一步貪腐、就業也沒有改善,出現突發性危機,骨牌效應可以隨時發生。雖然表面上的反對派陣營實力不強,但開國總理目前尚活躍政壇,雖然已八十多歲,但依然是批判現政府的有力聲音。

由於巴新已成為中國與澳洲的角力場,政黨會否輪替,也與外國勢力有關。自從「一帶一路」進入巴新,傳統上把巴新作為勢力範圍的前宗主國澳洲,就相當不是味兒。澳洲媒體不時批評中國在巴新的角色,對相關項目的效益、成本都高度質疑,澳洲總理上次訪問印尼時,沒有順道到巴新,已被視為是一項警告。當地學者告知,澳洲國會曾舉辦聽證,針對為何援助巴新的項目沒有成效,間接指出當地的貪污問題。假如現政府作風持續,澳洲可能以此為由進一步施壓,屆時或會與反對派有所互動,就像印度與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的反對派互動,亦未可知。

還有目前與中國全力競爭的美國,雖然傳統上並沒有關注巴新,但近年也在中國「一帶一路」進入巴新後,走進這個偏遠國度確立存在。美國的工作主要是支持NGO,例如防愛滋的NGO、婦女權益的NGO等,在中國眼中,這恐怕也是「顏色革命」的劇本內容之一。但特朗普目前決定不出席巴新主辦的APEC峰會,難免反映美國始終不能取代澳洲在這裏的地位。然而有些事情,是不需要明刀明槍的,澳洲和美國並不存在太大利益衝突,在巴新完全可合作,而澳洲媒體基本上主導了全球對巴新的形象:例如巴新治安差雖然是事實,但被選為「全球最危險地方第一位」,卻是澳洲媒體的傑作。太陽之下無新事,巴新反對派看見其他「一帶一路」國家的反對派策略,若不依樣葫蘆,反而不尋常了。

小詞典:馬爾代夫2018年大選

馬爾代夫前任總統亞明2013年上台,因為民主進程倒退、貪污、打壓異己等醜聞不斷,和印度逐漸交惡,並開門見山以中國為靠山,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大興土木,拉攏人心,但最終還是在2018年9月的選舉落敗。代表反對派的新總統薩利赫獲勝後,揚言重新審視所有前朝和中國簽訂的協議。

2018年10月3日星期三

巴布亞新畿內亞訪談錄:反對「一帶一路」的精英們

昨天談及在巴布亞新畿內亞訪談,遇到不少支持「一帶一路」的親官方精英,但與此同時,也拜訪了一些中立學者,他們對國家正在發生的改變搖頭不已,擔心大危機正在醞釀中,曾任巴新APEC代表團成員、當地最高學府巴布亞新畿內亞大學社會科學院行政院長Betty Lovai教授,就是最好例子。

自從中國把巴新納入「一帶一路」範圍,並獲當權派全力配合,就逐漸壟斷了巴新全國基建。根據「一帶一路」劇本,又是大量中國承建商獲得了這些項目,一機機的中國商人、工人源源不絕送到巴新,巴新更剛決定給予中國護照免簽證待遇,作為對北京的回報。

對「一帶一路」或「APEC建設」持保留態度的巴新精英,都不是不愛基建,只是對決策過程的高度不透明、與及權貴的疑似貪腐,憂心忡忡。巴新貪腐本來就頗嚴重,現在出現了這麼多大白象工程,瓜田李下之處,多不勝數。例如據不同學者告知,中部大城市Goroka的機場新大樓因為要接待一些APEC代表旅遊,於是也算是「APEC項目」,目前已經建成,卻因為貴租而十室九空,貴租據說是為了「回報」相關項目主任,結果在國會被連番質疑,但也不了了之。又是據此間學者所言,一些中國涉及的項目,根本不能通過內部安全、環境等評估程序,但相關委員會的民間成員被官方告知「要讓項目儘快通過」,只能淪為橡皮圖章。究竟誰得了好處,只能心照不宣。此外,又有一醞釀中的電廠項目,官方保證在習近平訪問前會通過,但民間不少聲音認為這項目的用途、造價都不實際,可能未來被秋後算賬。至於APEC過後會否真正出現投資熱,恐怕也是一廂情願,擔心巴新經濟會在APEC會議後雪上加霜,可能更貼近現實。

即巴新政府為顯示重視APEC峰會,特別通過官方操控的「國家政策研究所」,成立了佔地甚廣的「APEC中心」,但當地學者卻告知,原來政府承諾的研究經費,根本沒有真正批過去,一切只是「秘書處」的空架子。舉一反三,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經費,無論近年有多少發展機遇,同樣也沒有提高。何況在這個失業率高達六成、不少人鋌而走險、令安全問題高度緊張的國家,「一帶一路」的建設卻不能解決本國失業問題,對為何項目一定要請中國承建商、中國工人這一點,即使是親華人士,也感到不合理。一旦反對派上台,馬來西亞、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把「一帶一路」項目推倒重來的經歷,說不定會在巴新出現。

雖然外交部朋友多番強調,「巴新人民愛中國」,但親身經歷,卻難免令人有所保留。例如筆者坐飛機從巴新首都到另一城市時,被誤會為中國建設職員,被留難了一番(「手提電腦的電線可以用作勒死別人的武器」),到了自我介紹在做調研、只是來自香港的遊客,並高呼「與巴布亞總統有些交情」、再拿出外交部朋友的的名片,就立刻獲禮遇,並得到完整的道歉。究竟這反映甚麼,值得深思。

小詞典:巴布亞新畿內亞

大洋洲國家,1975年脫離澳洲獨立,是大洋洲除了澳洲以外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紐西蘭只能排第三,境內有豐富農作物、漁業、礦產資源,近年更發現石油,經濟本來有望騰飛。但巴新歷來失業率高企,全國85%人口在農村、97%土地為私人擁有,基本上未脫離原始部落社會,獨立43年,依然百廢待興。

2018年10月2日星期二

巴布亞新畿內亞訪談錄:支持「一帶一路」的精英們

此刻身在大洋洲島國巴布亞新畿內亞,目的是對這個國家首次舉辦APEC峰會的大環境進行調研。巴布亞新畿內亞自1975年脫離澳洲殖民獨立以來,從沒有舉辦像APEC規模的國際元首峰會,加上國內以超過60%的失業率和治安差聞名於世,究竟峰會能否順利舉行,頗為各國擔心。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巴布亞新畿內亞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近年中國大舉進駐,整個APEC會議的籌備過程,已充滿「一帶一路」色彩。

到訪巴新,不難發現這幾年的國家經費,幾乎都投放在「一帶一路」和APEC相關項目身上,首都和數個大城市一律大興土木,除了個別項目由西方資助,從設計和門前停車場的保安攔,都清晰可見是出自中國手筆無誤。巴新官方論述是APEC會議後,將帶來不少來自APEC國家的經濟援助,那些「一帶一路」項目無論是否與APEC有關,好大喜功也只是為了加強這些國家的信心。

現任巴新總理毫無保留地強烈支持「一帶一路」,不久前訪問中國,得到高規格接待,雖然簽了甚麼協議沒有完全透明,但對中資大開綠燈,已無懸念。不少巴新精英也對「一帶一路」同樣期盼,認為這正是當地人需要的,因為無論是昔日殖民政府也好、前任政府也好,都沒有認真搞好基建,令巴新淪為全球最落後國家之一,直到中國崛起,本國才出現大規模基建革命。不要看輕基建對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意義:巴新官方和部份精英反覆對筆者強調,當地一般百姓對基建、道路需求甚殷(也就是說不可能理解更複雜的債務、條約問題),加上巴新地理位置獨特,基建特別落後,對出現這些改變由衷高興。他們對相信「一帶一路」是現政府的最大政績,足以令朝代維持下去。

當問及會否擔心中國提供的援助,會成為不能償還的債務,親華巴新精英也為這論述只是澳洲的「葡萄論」。他們對巴新的經濟潛力充滿信心,失業率高企是一件事,但年前巴新確曾錄得人均GDP雙位數增長,靠的是國內豐富的天然資源逐漸被開發,只是適逢油價下跌、經濟不景,才要過苦日子。巴新前任政府由開國總理帶領數十年,一直不願意大舉借貸,但這國策已經被會計師出身、從商經驗豐富的現任總理打破:他上任以來完全奉行貸款外交,中國成了重要債主,希望基建、網絡的興建,能令國家迅速步入現代化。這一派認為,無論多麼發達的國家也需要借款,反正沒有比美國債務更多的國家,所以這完全不是問題。當然有多少是自欺欺人,他們心底裏知道。

但樂觀的背後,另一方論述卻全然相反,他們又是怎樣看「一帶一路」?

小詞典:新畿內亞島殖民史

新畿內亞全島又不同部落管治,到了19世紀末還為和現代文化接軌,在西方列強殖民競爭下,西部成為荷蘭殖民地,後來和其他荷屬東印度群島一起,成為印尼一部份,但當地至今有獨立運動。東北部、東南部分別被德國、英國佔領,這也是德意志帝國第一塊海外殖民地,後來英國把殖民地移交給澳洲,德屬新畿內亞也在德國於一戰戰敗後被澳洲託管,最終澳屬新畿內亞1975年完全獨立。

2018年10月1日星期一

一帶一路之馬爾代夫:新總統會推倒重來嗎?

「渡假天堂」馬爾代夫以陽光與海灘為世人熟悉,但諷刺的是,這個印度洋小國政局其實一直不穩,管理也從來沒有良善過,近年更捲入中印兩大國的地緣政治角力,導致投資環境反覆,這些改變,又和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息息相關。馬爾代夫面積只有不到三百平方公里,綜合國力也甚弱,要全盤否定「一帶一路」並不可能,但假如向中國「一邊倒」,則要隨時面對印度直接出兵的威脅(確有印度政客如此叫囂),中間如何平衡,可謂費煞思量。

印度「自古以來」視馬爾代夫為後院,近代支持獨裁者加堯姆(Maumoon Abdul Gaymoon)掌權三十年,直到2008年,馬爾代夫進行首次民主選舉,加堯姆才落敗,但印度的影響力依然不受影響。直到總統亞明(Abdulla Yameen Abdul Gayoom)2013年上台,他雖然是加堯姆之弟,卻因為民主進程倒退、貪污、打壓異己等醜聞不斷,和印度逐漸交惡,並開門見山以中國為靠山,希望通過大興土木,拉攏人心,但最終還是在剛過去2018年9月的選舉落敗。代表反對派的新總統薩利赫(Ibrahim Mohamed Solih)獲勝後,揚言重新審視所有前朝和中國簽訂的「一帶一路」協議,就像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國一樣,可能讓一切推倒重來。究竟中國如何回應,已成為這個小國能否保持穩定的關鍵。

印度洋小國的大型基建

中國近年大舉投資馬爾代夫,確實已觸動印度神經。根據前總統納希德的說法,目前馬爾代夫的借貸,中國佔了八成,都是用來大興土木,假如這小國未能還債,未來很可能會淪為中國「亞殖民地」。這類觀點,在「一帶一路」國家的反對派當中十分盛行,但放在馬爾代夫這小國身上,效果似乎更容易驗證,因為中國一個普通城市的基建規模也比它大,北京只要稍作表示,就足以壟斷那兒的全國基建。

馬爾代夫是由一大堆微型珊瑚島組成,島與島之間的連接有限,例如機場島與居民島(Maafushi)之間就沒有直接交通,往來兩島要先經過首都馬累,十分費時失事。中資在馬爾代夫的旗艦項目,首推當地首座跨海大橋:連接機場與首都馬累島的「中馬友誼大橋」,此前馬爾代夫居民要到首都,唯一途徑就是小型接駁艇。大橋在今年關鍵選舉前正式啟用,本應大受歡迎,但依然挽救不了阿明的選情,可見當地的深層次矛盾,並非經濟項目所能單方面解決。

馬爾代夫最主要的對外連接交通樞紐──易卜拉欣.納西爾機場的升級計劃,本來是由印度出資,但在亞明任內,卻輾轉以八億美元的代價,落在中國手中,這是印度外交難以接受的敗績。此外,中國亦有秉持「一帶一路」劇本,投資馬爾代夫其他具戰略意義的港口,例如在南部的戈杜島,居民已經撤離、築路工程亦已展開,雖說是基建項目,但一直有傳聞是中國的疑似軍事基地。也許這是反對派、「外國勢力」散播的謠言,但北京確應有所顧忌,以免太多瓜田李下。假如中資在親華總統下台後,依然願意繼續協助馬爾代夫改善國內交通,興建中型碼頭停泊渡輪,提供渡輪、水上飛機等多元化工具,而真的「不設預設前提」,理應得到更多支持。

小國寡民的人口未來

馬爾化夫人口增長率雖然相對不高,但由於國家經濟高度集中在首都馬累,已經遇上嚴峻「土地問題」,這個面積不足兩平方公里的小島,居然足足住了十萬人,島上基建與空間的消化力早已達上限,未來只能填海造地。這方面經驗豐富的中國提供相關技術,應該水到渠成。但說到底,對馬爾代夫這樣的小國,通過借貸、集資的方式大興土木,很難符合成本效益,中資應根據國情順勢而行,儘量減少鄰國疑慮,和其他國家共同開發這類小國,可能更實際。目前不少國家都在投資馬爾代夫建造業,例如馬來西亞就出資為財政部興建辦公大樓、醫院,中國企業不妨與之合作,向馬方提供水泥一類建築原材料,這也是達到地緣政治目的的另一途徑。又如沙特除了在馬爾代夫購島嶼作度假之用,也出資在當地興建清真寺,現時中國已經與沙特在馬爾代夫有合作項目,可見類似的跨國合作發展方針,似乎正在落實,比中國獨資的「一帶一路」其他範例和諧。

農業對馬爾代夫經濟的直接貢獻雖然有限,但政府意識到它也是提升國民收入的途徑,因此定期開放土地招標,容許外資購買土地作農業用途,並列明禁止經此途徑投得的土地發展旅遊業,以減低對單一經濟體對依賴。馬爾代夫的主要農產品是玉米和椰子,在目前的中美貿易戰當中,說不定也有角色:玉米是美國最主要的農作物之一,中國也是龐大的玉米進口國,假如中國協助馬爾代夫提高農作物、特別是玉米產量,作為回應貿易戰的手段,倒也是機遇所在。

近年馬爾代夫的人口增長速度正在下降,預計到了2050年,六十歲或以上的人會成為佔百分比最大的年齡,屆時醫療與護理相關的產業,大有需求。在本地社區,馬爾代夫的健康環境並不理想,曾向世衛通報疑似寨卡案件,很需要發達國家協助維持健康水平,否則任何疫情爆發,旅遊業就大受影響。目前已有不少國家看準機會,例如巴基斯坦提供了五百萬美元予設置醫學實驗室、購買儀器等,日本亦捐出價值二百五十萬美元的儀器,中國也曾派醫生前往馬爾代夫為白內障患者進行手術。雖然以馬爾代夫的國家規模,談不上甚麼「人口紅利」對國際經濟的影響,但哪個國家能確立這醫療市場的領頭地位,卻是爭取人心之路。

由於馬爾代夫自身人口有限,對外勞的依賴甚高,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等,都是主要外勞來源地,在可見將來,外勞比例恐怕會繼續上升。外勞除了協助低端工作,也承擔了高端職位,因為當地實在沒有足夠人才。目前馬爾代夫有意發展高科技行業,例如打造佔地九萬公頃的胡魯馬利智識園(Hulhumale Knowledge Park),以吸引科技、人力資源公司進駐,但要是沒有海外專才進駐,營運能力實在成疑。理論上,馬爾代夫的國民識字率接近100%,在2016年花上4%的GDP於教育範疇,人口應該高度具備競爭力,但世界銀行依然認為其教育質素「急需改善」,反映官方數字背後不無水份,各國如能直接投資培訓當地人才,才是王道。雖然中國有提供獎學金讓國內學生前往馬爾代夫留學,但與留學印度的方便、適應程度的容易相比,畢竟不可同日而語,這方面的空間,看來也有不少。

成也旅遊業,敗也旅遊業

旅遊業作為馬爾代夫的經濟支柱,其實只有數十年歷史。初期政府根本不願意開放旅遊業,以免影響伊斯蘭社會秩序,最終想到設計「隔離式旅遊業」,把「吸納外匯」和「開放本土社區」兩事脫鉤,才算找到中間落墨的支點。馬爾代夫旅遊業近年積極開拓中國市場,現在中國多個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都有往來馬爾代夫的直航航斑,令中國自2010年起,已成為當地第一大旅客來源地;2015年,前往馬爾代夫中國旅客達35萬人次,佔全部旅客高達三成。筆者遇到當地的服務業員工都說,從前還會自學意大利文或法文,招待歐洲遊客,而現在誰都要說幾句普通話;從前的高端客不少走回歐洲,現在來潛水、渡假的新貴,已屬於另一階層。問題是遊客在馬爾代夫消費,不一定能令當地人直接受惠,畢竟當地原產品不多,不少酒店、渡假村也是外資持有,政府徵稅後則貪污腐化,造成貧富懸殊,凡此種種,都是國民潛在的不滿所在,華人的形象也因此受一定影響。

作為旅遊業聖地,環境議題主導了馬爾代夫的國家外交政策。溫室效應下,全球氣溫上升,連帶海水溫度亦有改變,結果海產的棲息環境越來越差,除了令馬爾代夫漁獲減少,連帶整個國家也有陸沉危機:假如情況持續,數十年後,馬爾代夫絕大部份島嶼都會被掩蓋。因此,馬爾代夫起碼在表面上很重視環保,例如立法規定興建度假村時,需要劃出七百米的鄰近範圍作保育之用,對珊瑚礁的保育亦頗積極,因此中國漁民在南海的捕魚活動,不時引起破壞珊瑚礁的爭議。馬爾代夫曾是最積極提倡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國家之一,不但帶頭提出全國100%使用新能源,也是第一個以可再生能源為總統府發電的國度。不過近年馬爾代夫開始鑽探石油,全國有近九成半的供電產自化石燃料,生產過程並不環保,與初衷越走越遠,加上各大渡假村附近的「垃圾島」更是眾矢之的,大概是純靠環保的經濟增長並不容易。假如有外資能打破環保Vs旅遊業的二元對立,絕對為當局樂見。

馬爾代夫的另一隱憂,就是作為旅遊勝地,卻有先天存在的開放Vs保守二元對立,甚至有可能成為恐怖組織目標。馬爾代夫在1968年脫離英國獨立前,一度以蘇丹國為政體,居民主要是保守穆斯林,和外部的開放印象剛好相反。兩年前,馬爾代夫政府首次頒佈了應對恐怖主義的政策,主要針對機場與海港基建的安全,有認為這只是前總統亞明以反恐之名打壓國內反對派和媒體,但當地激進伊斯蘭運動日漸興起,並非完全空穴來風。去年馬爾代夫也捲入沙特牽頭的制裁卡塔爾風暴,雖然沒有多少直接持分,卻加入了沙特的保守遜尼派陣營搖旗吶喊,假如伊斯蘭勢力持續上升,可能總有一天影響到整個旅遊業的基礎。

既然馬爾代夫的生態、教派、政治、經濟危機並存,有興趣大舉投資的國家自然不多,中國人棄我取,也是別有懷抱。假如能在印度洋建立基地,足以抗衡「英屬印度洋地區」上的美軍,這才是戰略重點。否則單是為了投資也好、轉移國內產業結構問題也好,牢牢盯上馬爾代夫,未免無謂。

彭博商業週刊,2018年10月

研究助理Kelvin Chu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