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五）：「剩餘主權」與阿布穆薩島

伊朗和阿聯酋在波斯灣阿布穆薩島的「平行主權」默契持續了20年，到1992年，被伊朗什葉派政權單方面改變，但也沒徹底解決主權問題。自此阿布穆薩現狀不再是「平行主權」，卻衍化了「剩餘主權論」的變種出來。

伊朗控小島允分石油收入

所謂「剩餘主權」不單是學術名詞，在國際關係的正式現實政治也曾出現，起源為美國在二戰後托管沖繩，日本要求保留對沖繩的「剩餘主權」，1961年，美國總統甘迺迪正式與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簽訂聯合聲明，同意日本對琉球持有「剩餘主權」，並歡迎日本在琉球問題參與合作。當時台方拒絕承認「剩餘主權論」，北京卻支持「琉球人民反美回歸日本的鬥爭」，但「剩餘主權」是什麼僅是約定俗成，沒明確法律效力。我們且先回到阿布穆薩島的故事。

1992年除了是冷戰結束不久，也是海灣戰爭後，伊朗宿敵伊拉克戰敗、被趕離科威特之時。伊朗失去了伊拉克的制衡，開始在區域獨大，加上擔心自己會成為西方聯軍下一目標，認為是時機獨自控制阿布穆薩島這戰略重鎮。伊朗的島上駐軍驅逐了所有阿聯酋設施的員工，包括醫院、學校、發電廠等工人（阿聯酋基本上沒有本土工人做這些工作，都是使用南亞外勞），接着宣布完全擁有阿布穆薩主權，大幅加強島上駐軍，限制他國人口登陸，目標顯然是針對西方。

但伊朗同時留有一手。雖然上述行動已徹底違背了1971年伊朗與沙迦酋長國的《備忘錄》，伊朗卻表示願意根據其友好精神，繼續約定俗成地與沙迦平分阿布穆薩島的石油收入，雖然雙方沒有以「剩餘主權」形容之，實際卻是那麼回事。阿聯酋口頭上自然不斷抗議，但由於伊朗此舉基本上不損及其利益（那可是沙迦這小酋長國的主要石油收入），而且還讓阿聯酋離開了西方與伊朗衝突的最前線，國內真正要求「光復領土」的強硬派其實不多，最務實的迪拜酋長，就最反對整個阿聯酋再談阿布穆薩問題。伊朗這樣做，雖說是為免過分刺激鄰國，但畢竟容許了其控制的阿布穆薩主權透有一些孔洞，讓阿聯酋的「剩餘主權」分一杯羹，阿聯酋也依然可嘗試憑此翻案，雙方也是各取所需。與「平行主權」不同的是，「剩餘主權」更難有正式條約憑藉具體內容，只能靠片面合作聲明，乃至從前條約遺下的約定俗成執行，理論上可隨時單方面取締。

內地專家提「後918釣魚台」概念

再回到釣魚台的案例。表面上，在國際社會中，中國對主權的演繹是最刻版的，在可見將來，任何形式的「重疊主權論」都不可能被官方公開接受，但短期內折衷地借用這幾天談及的部分概念的神髓，只要不用公開背書，卻不一定為北京所排斥。筆者不久前參與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主辦的釣魚台研討會，與會者都是兩岸四地國際關係學者、前外交官，與外交部有一定聯繫。

不少講者一方面肯定中國持有釣魚台主權，另一方面卻提出「後918釣魚台」這概念，認為「後918時代」的釣魚台海域已由中方參與共同管理，中方船隻能隨便進出、護人，與「前918時代」的日本單獨實質控制不同，已是部分改變了現狀；由於時間在崛起的中國一邊，所以不必急於改變其他現狀，還是應先穩定局面再說。這觀點未必為激進民族主義者接受，但頗得國內溫和理性聲音認同，對這類理性聲音能集體發聲、並為官方接受，是令人欣慰的。

換句話說，假如日方在釣魚台長期不執行（或無力執行）拘捕進入海域的中國漁民，中方亦長期不執行（或無力執行）佔領土地，雖然雙方政府都堅持擁有完全主權，但在第三國眼中，這卻會慢慢變成約定俗成，直到下一波衝突開始。

現在雙方堅持擁有釣魚台主權、而在沒有備忘錄的的前提下，實質容許對方在個別範疇活動，中方對內可說是近月果敢行動已改變了現狀，日方對內也可說是購島成功，這默契與上述理論的部分假設，頗為異曲同工。

這個有中日特色的現狀叫什麼「模式」或「理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會長期延續下去、邁向進一步制度化、還是返回衝突的原型，足以根本影響區域安全。如何造化，就要看雙方政府和民間智慧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四）：「平行主權」與阿布穆薩島

與日前提及的「聯合主權」案例不同，「平行主權」的交涉雙方雖然也會簽訂條約或備忘錄，但一般不會承認對方主張的主權，只會像活在平行時空那樣，一方面自稱擁有爭議土地的全部主權，另一方面根據條約，讓對方控制土地的某個範疇，這樣對內對外，都能自圓其說。當中最著名的例子，出現在波斯灣的阿布穆薩島（Abu Musa）。

伊朗與阿聯酋爭小島

阿布穆薩島位於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的重要戰略位置，海域有豐富石油資源，歷史上長期屬於波斯（今日伊朗）管治。19世紀末，英國勢力進入波斯灣，把一批波斯灣沿岸的酋長國通過簽訂「休戰協定」變成保護國，也在1921年順道佔領阿布穆薩島，將之與接受英國保護的沙迦酋長國（Sharjah）一同管理──雖然法源不同，也教人想起美國托管琉球群島時一併管治釣魚台的歷史。相對於其他英國殖民地，這些被稱為「休戰諸國」（Trucial States）的酋長國保留了較多自主權，雖然英國負責外交，但酋長對外也有一定私人網絡可供活動。英國在1960年代部署撤離波斯灣，正式將阿布穆薩島交給休戰諸國之一的沙迦酋長國（Sharjah），直到1971年，休戰諸國組成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迦即為其成員國之一。

伊朗有見及此，宣布要重新確立對阿布穆薩島的主權，認為此島為伊朗「自古以來」的領土，更暗示不惜以武力解決。當時管治伊朗的，並非今天被視為西方威脅的什葉派領袖，而是親美的巴列維國王（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與英國和阿聯酋各酋長國尚能對話。巴列維剛在1971年10月舉辦了極其鋪張的「波斯帝國立國2500周年大典」，自居波斯傳奇大流士大帝接班人，這樣的聲勢，要奪取一個小島，自以為是手到拿來。為免觸發戰爭，雙方和英國都希望和平解決。

各持己見的共識

於是在阿聯酋成立前兩日，伊朗和沙迦在1971年11月30日簽訂《諒解備忘錄》，兩國同意伊朗在阿布穆薩島駐軍，沙迦則在島上設立警察局（延伸含義是讓沙迦負責島上民間設施），兩國國旗各自在被認可的地方飄揚。雖然雙方沒有對主權誰屬下定論，卻共同同意把阿布穆薩島的領海劃在國際慣用的12海哩，同意兩國國民在領海有共同捕魚權。此外，最重要的是兩國同意以50：50方式，平分屬於阿布穆薩水域開採出來的能源收入，至於負責開採石油的則是一間公司。於是伊朗軍隊進入阿布穆薩島，雖然部分阿拉伯民兵曾反抗，沙迦王室卻在島上迎接，事件基本上算是和平解決。

自此，伊朗和阿聯酋繼續分別聲稱擁有阿布穆薩主權，阿聯酋更多次提出要訴諸國際法庭而不果。但最有趣的是，這份《備忘錄》第一句清楚明白：「在雙方都不放棄自己對阿布穆薩島的主張、及不承認對方主張的前提下」達成下述共識，換句話說，兩國基於《備忘錄》，默許了「平行持有」阿布穆薩主權，分別負責阿布穆薩的不同範疇，在這些範疇互不重疊，對內則解釋為「自己既已持有該島主權，也不妨讓對方協助管治」。這個「平行主權」模式，在此後20年大體相安無事，即使伊拉克以「支持阿聯酋完全收復阿布穆薩島」為發動兩伊戰爭的理由之一，阿聯酋也沒輕舉妄動。直到1992年，才有另一個模式出現。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三）：瓦努阿圖的英法共治模式

在西方殖民擴張時代，一些殖民地也曾有共管的歷史，採用的自然難以是「雉雞島模式」的「輪替式聯合主權」，而是「共治式聯合主權」，當中主要是過渡期的臨時安排，不過長期維持的聯合主權也有案例。例如今天香港人熟悉的瓦努阿圖，在1980年獨立前，就長期作為英法兩國的共同殖民地「新赫布里底群島」（New Hebrides），其制度之複雜，今人已難以想像。

瓦努阿圖的英法共治殖民史

在太平洋島嶼當中，瓦努阿圖面積並不算小，在19世紀成了英法在太平洋擴張的前線爭奪點，兩國在島上都建立了勢力範圍。後來兩國明白不值得為瓦努阿圖開戰（不久前英國、美國與德國才捲入鄰近的薩摩亞內戰），就在1887年在當地成立聯合海軍委員會，負責相互溝通和維持秩序，對象主要是本國僑民。1906年，英法正式在倫敦簽署協議，達成共識共同持有瓦努阿圖主權，自此這塊殖民地內部就實行「一國（或曰一地）兩制」，設有英法社區，分別有英法的教育、警察、監獄、郵票、貨幣、海關、醫療等制度，也分別有英法殖民政府，雙方的一切人員數目甚至要絕對相等。當地居民和遊客在法庭上，可選擇以英國法律還是法國法律審理，原住民還可要求在另一個「聯合法院」以當地法律受審，法官由英法委任，但院長卻由毫不相干的西班牙國王任命，以免打破英法平衡。

行政效率低當地人不明「共治」

可以預計的是，這些官員連使用同一語言溝通也成問題，自然令瓦努阿圖行政效率極低，有時反而還要依靠當地人勉強充當翻譯。英法兩制多年來的矛盾，製造了不少社會不穩定源頭，儘管英法共治的主要對象早期只是各自的僑民，但到了後期，自然也在本土社會製造了親英、親法、仇英、仇法等勢力。早期瓦努阿圖人的祖先，被規定英、法國籍都不能歸化，技術上屬於「無國籍人士」，出國需要雙方共同簽訂的身分證明，不少當地人對什麼是「共治」毫不明白，據瓦努阿圖商務公署在香港的辦公室介紹，當地人甚至以為英女王和法國總統是在實行「夫妻共治制」。

但到了後期，瓦努阿圖精英階層開始湧現，共治的問題也逐漸浮現，特別是法國並不希望瓦努阿圖獨立，擔心這會導致法國大洋洲屬地的骨牌效應，而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大溪地等，都是重要國家利益所在。英國對「瓦獨」樂觀其成，法國則消極抵抗，有意讓法控區維持殖民身分，也曾支持親法勢力抗爭，後者更打了一場戲劇性的所謂「椰子戰爭」。到了瓦努阿圖獨立，也把這些問題繼承過去，現在依然是英、法雙語並用，兩制遺產也同時存在，有意移民當地的朋友，對此不可不察。

英、西以聯合主權解決直布羅陀問題不果

這類案例並非歷史典故，而是有現實價值的。近年英國就曾主動考慮以聯合主權方式，放棄獨自控制殖民地直布羅陀（其陸地面積與釣魚台差不多），改為與西班牙共同持有其主權，以解決這個令兩國關係始終欠佳的問題。為此兩國秘密談判多時，也達成了初步共識。然而直布羅陀本地人雖非由英國移民主導，英裔、西裔人口數目幾乎相等，卻已建立了「直布羅陀人」的身分認同，極反對併入西班牙，他們早於1967年就以99.19％的比例否決與西班牙「統一」。這次面對「共治式聯合主權」方案也不接受，於是在2002年舉辦公投，結果又以98.48％的一面倒姿態，否決這個提案。英國為了尊重民意，只得把計劃作罷。至今直布羅陀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因為西班牙反對，既不能像其他英國殖民地那樣加入不涉及主權的國際組織，也不能與西班牙達成諒解協議，也許更新版本的共治式聯合主權方案，還會借屍還魂地回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二）：歐洲雉雞島的「兩國輪替主權」模式

安道爾目前的雙元首制在主權國家當中是特例，對釣魚台中日爭議的直接應用價值有限。但聯合主權控制的地方，還有不少案例可考，值得中日兩國研究；儘管直接應用有難度，但背後的精神，卻是足以被改頭換面地參考的。除了封建時代確立安道爾模式的「Paréage」，國際法也一直容許「聯合主權」存在，被這種方式管理的地方稱為「Condominium」。這些被兩國聯合持有主權的領土、殖民地，都是通過正式條約確立，雙方都承認對方的權利和義務，作為共享主權的法理基礎。聯合主權領地又可再細分為兩類：「共治式聯合主權」（Simultaneous Joint Sovereignty）和「輪替式聯合主權」(Alternate Joint Sovereignty)，而以後者最為有趣。

輪替式聯合主權：法國、西班牙與「雉雞島模式」

這類典型案例出現在法國和西班牙邊境的比達索亞河（Bidasoa River），河上有一個面積極小的小島「雉雞島」（Pheasant Island，或譯費倫特島），陸上面積只有0.0068平方公里，比香港面積最小而有人居住的離島「鴨州」還要小一半，但法、西兩個大國雙方都聲稱擁有其主權。這個小島原來沒有甚麼被爭奪的價值，主要用途有兩個，一個是讓兩國交換囚犯，另一個是讓兩國王室成員幽會以致成婚（也可以說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交換囚犯）。其主權爭議，正是源自兩國王室的羅曼史，例如在1615年，法皇路易八世和西班牙王菲臘四世在島上遇上對方的妹妹，分別與之成婚，那樣他們邂逅地點主權誰屬，就成了政治／面子的嚴肅問題。

法、西兩國在17世紀參與了曠日持久的三十年戰爭（當時的歐洲大戰），分屬敵對陣營，最後在1659年和解，法國是勝利一方，國王是如日方中的「太陽王」路易十四（King Louis XIV），戰勝夕陽帝國西班牙。兩國就在這個小島上簽訂了《比利牛斯條約》（Treaty of the Pyrenees），除了劃分兩國疆界，也明確確立小島由兩國共管，成了兩國持有安道爾共同主權後的另一個主權實驗；對此身為戰勝國的法國，得到不少土地後，也欣然與戰敗國西班牙共享一島。島上在1821年開始，樹立了簽訂條約的紀念碑至今，雉雞島也是目前歷史最悠久的「聯合主權」地區。

每半年轉讓一次主權的世界紀錄：耶路撒冷的啓示？

根據條約，這小島「聯合主權」的具體操作，就是讓法、西兩國邊境的行政單位每年各自負責管理六個月的島上事務，即兩國各自擁有小島主權六個月，然後移交主權給對方。兩國同意不讓遊客隨便踏足小島，以減少爭拗之餘，也因利乘便地把小島繼續闢作王室／高層約會的秘密地方。此後還有多宗王室婚姻在島上促成，而且《比利牛斯條約》還訂下了法西政治聯姻的細節，連路易十四在島上迎娶西班牙公主，也在條約涵蓋範圍之內。

1659年後，理論上，雉雞島的主權每半年就要轉手一次，條約簽訂至今的三百多年間，已轉手七百多次，肯定是世界紀錄。這樣的執行，比昔日安道爾隔年向法、西兩國交稅更難操作，在全球自然鮮有其他例子。不過這貌似兒戲的案例，卻啓發了另一些關鍵地方的和平提案，例如曾有建議認為以巴衝突的最核心的耶路撒冷問題，也可以採用類似的「輪替式聯合主權」來解決，讓雙方輪流管理這塊數大宗教的共同聖城，起碼這比利比亞前領袖卡達菲曾天馬行空提出的以巴合併為「以色列坦」的方案可行，不過，自然不為雙方激進派所考慮。

由於管理雉雞島的西班牙單位是巴斯克自治區伊倫（Irun），而當地一直鬧分裂，假如巴斯克分離主義者成功爭取獨立，大概這個小島的共同主權也要轉手。就像一旦加泰羅尼亞脫離西班牙獨立，安道爾的共同元首儘管還是加泰羅尼亞烏赫爾教區的主教，但他卻不會再反映西班牙角色（儘管主教由梵蒂岡任命，但任命一般反映西班牙意願）。不過在今日主權模糊化的歐洲，連整個法西邊境也已廢除，為此而出現大衝突的機會，已微乎其微了。

「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一）：「聯合主權」與安道爾模式

在過去一個月，中日兩國看似為釣魚台劍拔弩張，但雙方其實都沒有完全改變現狀的能力和意欲，令現狀很可能還是延續下去。但與2012年9月前相比，釣魚台的現狀真的沒有改變嗎？這種雙方各自表述主權、而今日日方已不能完全控制釣魚台所有範疇的狀態，可如何論述？國際關係又有沒有先例可援？

「重疊主權論」與釣魚台：台灣學者石之瑜的觀點

兩週前，台灣政治學者石之瑜教授曾在《中國時報》以「重疊主權」理論，論證中日在釣魚台的默契，這在內地媒體難得被報道，卻是頗具啓發性的。他通過中國漁船在中方護衛下進入釣魚台海域、而沒有被日方拘捕一事，認為在釣魚台海域「日方佔地不抓人、中方護人不佔地」，將成為中日兩國在實際操作層面處理釣魚台主權的指導思想，儘管兩國官方絕不會公開承認。此外，他認為雖然台灣政府也強調擁有釣魚台主權，但台灣本身的主權並不完整，其實和北京處於所謂「垂直性重疊主權」關係之中，所以兩岸才能在釣魚台問題暗中合作，來針對共同的主權對手日本；同樣地，兩岸政府對此都絕不會承認，但懂得根據默契行動。他認為這些都是「重疊主權」的例子。

石之瑜的「重疊主權論」框架十分有趣，與全球化的學術理論遙相呼應，而在主權模糊化的時代，今日學界除少數最傳統的現實主義者外，基本相信同一塊土地的主權必然不能重疊、不能分割、必須排他等假定，早已被修正。但「重疊主權」（Overlapping Sovereignty）這單一框架略嫌過份籠統，內裡其實有大量不同形式，為免混淆，我們可細分內裡的「聯合主權」（Joint/Shared Sovereignty）、「平行主權」（Parallel Sovereignty）、「剩餘主權」（Residual Sovereignty）等，從中自會發現它們的含義和方式大有差別。這些理論不一定能直接應用在中日外交，但其變種的一些指導精神，卻可能為兩國「口非心是」地暫時挪用。

聯合主權：法國、西班牙Paréage 與「安道爾模式」

先談「聯合主權」，對此我們可列舉歐洲迷你小國安道爾公國（Andorra）為例子，在眾多我們將談及的案例當中，雖然這最不適用於釣魚台，卻為其他案例帶來理論基礎。安道爾這個小國的出現源自大時代格局，立國可追溯至查理曼大帝時代，作為西歐基督徒和伊比利亞半島穆斯林勢力之間的緩衝，衛斯理科幻小說《迷藏》的古堡，這是以當時安道爾為時代背景。後來經過數百年不同勢力的角力，安道爾主權由法國封建領主弗瓦伯爵（Count de Foix）和加泰羅尼亞烏赫爾教區（Urgell）的主教共同持有。這個聯合主權例子有正式國際法效力，伯爵和主教在1278年正式簽訂條約（「Paréage」，泛指共同擁有主權的中世紀條約，當中主要由宗教領袖和世俗領袖之間簽訂），兩者都同意與對方聯合持有安道爾主權，並共同負責安道爾的國防外交、共同委任安道爾的地方官員。至於安道爾的稅收，則由兩者分別隔年徵收。

後來歷史不斷演化，那位法國地方領主輾轉把安道爾主權移交到法國元首，加泰羅尼亞地區則成了西班牙王國的組成部份（雖然主教由羅馬教廷梵蒂岡任命，但實際操作往往由西班牙政府代理，或起碼反映一定西班牙意願，西班牙也刻意通過主教控制安道爾）。於是，安道爾就變成法、西兩國共同持有主權的保護國，一直採取小國寡民閉關自守的國策。自此安道爾公國採用雙元首制，規定其元首（「大公」）就是法國元首（昔日法王、現在總統）和和加泰羅尼亞烏赫爾主教，二人直接／間接代表所屬國家，派代表到安道爾行使形式上的共同主權。

直到冷戰結束後，全球秩序大調整，安道爾在1993年推行全民公投，制訂新憲法，擴大本土民主化，形式上終結了法國和西班牙的聯合主權國角色，兩國正式承認安道爾完全獨立、並與之建交，令安道爾終於被認可為主權國家，並獲准加入聯合國（同期其他最後未加入聯合國的小國，也紛紛正名加入）。但根據這份新憲法，法國總統、加泰羅尼亞主教依然是當然的安道爾共同元首，像英女王成為一些英聯邦國家名義上的元首那樣，以維持傳統。換句話說，1993年前，安道爾雖然自主性頗高，但理論上是法、西聯合主權的土地，1993年後則是奉法、西領袖為聯合元首的主權國家，所以理論上，每次法國總統大選，同時也在選舉安道爾大公。類似安排，在當代主權國家當中，只此一家。

「超國組織」歐盟獲和平奬的啓示

對歐盟獲得2012年諾貝爾和平奬，自然有不同正反意見，但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它作為「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 的身份，與以往獲獎的團體都不同。例如無國界醫生在1999年獲獎，那是一個國際獨立組織，而即使聯合國屬下的機構曾獲獎，它們也不涉及國家主權的部份上繳。唯獨歐盟以「超國」方式出現，而獲得和平獎的認同，而且不在冷戰期間獲獎，而在2012年，就別有啓示：

一、既然諾貝爾委員會認同通過經濟合作能有效消除戰爭、製造和平，歐元區也會得到鼓舞，儘管歐元區與歐盟並不相同。這是因為不少人批評歐元區目前的超國機制，導致主權國家難以獨自應付經濟危機，間接催生了社會不穩定；這個諾貝爾獎，卻像是為其他超國機制解決危機的能力背書。

二、歐盟前身歐共體由德法這雙昔日的世仇組成核心，自此兩國基本上再無重要的領土爭議，主權模糊化是其中一個原因，反映諾貝爾委員會認為「歐盟超國模式」能有助解決類似問題。這回應了近年有學者提出東亞可效法歐盟，建立一個以中日為核心的「亞盟」，認為德法由世仇變成密友的經驗，也可以在中日身上出現。釣魚台危機激化後，學界有人提出長遠而言，唯有「歐盟模式」可以解決問題，並慨嘆這類歐洲已基本解決的問題，還在東亞成為焦點。此外，「歐盟模式」對正打算進一步整合的東盟也有催化作用，例如東盟正考慮廢除境內簽證，正是向歐盟方向邁進。

三、歐洲曾是恐怖主義溫床，不少分離主義組織都曾以恐怖主義方式活動，最著名的自然是北愛爾蘭游擊隊、巴斯克游擊隊。歐盟在21世紀獲獎、而不是早年解決德法爭議時獲獎的另一個解釋，相信是《馬城條約》簽訂後，那些以分離主義為目標的恐怖組織逐漸明白在歐盟這「超國」體系中，有其他方式爭取獨立，而且獨立與否已不是絕對的重要，所以逐漸放棄了武力抗爭。這模式不大能應用於今天中東的恐怖主義，但起碼解決了昔日滋生恐怖主義的部份結構性問題，在反恐年代格外值得注視。

四、歐盟作為超國體系的功能，包括制定「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FSP)，雖然這次得獎似乎與此無關，但這類機制也不應被忽略。對那些前蘇聯陣營的東歐、中歐國家而言，假如冷戰結束後倒向俄羅斯，也不能保證安全（塞爾維亞即為殷鑑），但加入有CFSP的歐盟，卻可以在北約以外，得到歐盟這超國的保障，這對前共產陣營國家極速融入「西方」，頗有幫助。當然，俄方也許會認為這是足以製造新冷戰的危險品，但歐盟的CFSP比北約少針對性、更著重防禦，目前還不是普京的主要憂慮。而且歐盟其他超國機制已延伸到環保、食品安全、人道主義諸般範疇，這都是促進長遠和平安全的要素。

歐盟在2012年獲獎，確是令人感到意外，而且官方解釋也不無爭議。但在宏觀歷史角度而言，這是完全合理的，關於歐盟藍本如何促進和平，學者哈巴馬斯(Jurgen Habermas)解釋得清楚，而歐盟的超國身份，也令這屆和平奬有了劃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