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之馬爾代夫的抉擇

「一帶一路」計劃在馬來西亞被推倒重來後，除了在緬甸、斯里蘭卡有類似案例，印度洋小國馬爾代夫也出現同樣爭議，而且與前述國家相比，馬爾代夫的國家規模要小得多，面積不足三分一個香港，全國人口不及屯門，能否負擔如此龐大的基礎建設借貸，更缺乏迴旋空間。 前總統被指掏空國庫 不久前，馬爾代夫舉行大選，新總統薩利

橘逾淮為枳：芬蘭教育是萬靈丹?

「芬蘭式教育」近年被世界各地吹捧為未來教育發展方向，海量的學術與非學術文章紛紛出現。然而，橘逾淮為枳，到了東方社會是否適合，卻是另一回事。芬蘭教育制度在東方初試啼聲，始於2009年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PISA是OECD每3年舉辦一次、比較世界各地15歲學生能力的評估測驗，以往名列前茅

一帶一路旗艦考：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合約

「一帶一路」以和中國保持「全方位友誼」的巴基斯坦為第一站，「中巴經濟走廊」為旗艦項目，主權自阿曼蘇丹國回歸、有望成為「巴基斯坦香港」的瓜達爾港（Gwadar）為最大港口投資，究竟成效如何，目前自然未能下定論。本欄曾談及有巴基斯坦精英開始對中國的角色有所反思，起碼認為條款可更相宜來彰顯「友誼」，舉一反三，對其他案例也有參考作用。

以瓜達爾港為例，截止2017年底，中國已透過亞投行及其他合作協議，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總值近8億美元撥款、年息約2-5%的優惠貸款及免息貸款，用作興建新機場、瓜達爾自由貿易區、東灣高速公路、防波提、疏浚停泊區、供水及污水處理設施、職業訓練學校、醫院等一籃子基礎建設。由於中國提供了龐大現金流（雖然只是借貸），完工後，整個項目將按照「一帶一路」常見的「BOT」模式 (Build-Operate-Transfer，興建－營運－轉移)，先交由中國海外控股公司負責營運40年。營運期間，瓜達爾港項目的港口及碼頭營運收益，91%歸中國海外擁有，巴基斯坦政府只能獲取9%盈利，此外中國海外也獲得瓜達爾自由區總收入的85%。巴基斯坦也要從中國進口價值22億美元的原料，來應付未來三年的所有項目需求。對北京而言，把整個港口由小格局變成國際都會，要是成功，自然都是中國功勞，反正其他國家的確不願意投資，所以拿取絕大部份盈利，並不過分。但對巴基斯坦而言，除了看見基建硬件完成，其他持分者的誘因十分有限，項目9%、15%的盈利能安撫多少國內既得／既失利益者，也很傷腦筋。

中國協助巴基斯坦基建，是希望把瓜達爾港打造成一個國際港口都會，那時候它的總面積將達3600萬平方尺，擁有金融區、機場、一流基建、還有富豪哥爾夫球場，預計至2022年前，將有約50000名來自中國的專業人士進駐，而根據規劃，在未來20年，可能更有其他200萬人遷居當地。這樣一來，中國除了向巴基斯坦輸出剩餘產能、剩餘勞動力，還可以輸出技術專才和中產階級，他們可以投資當地的「基建概念房地產項目」，反正本地人能負擔的不多，房地產漲價後，主要受惠方大概也是華人。巴基斯坦能享受持有「新國際都會」的戰略優勢，但也擔心假如都會的商業命脈自己不能掌握，這好歹（有時候）是一個民主國家，也不好和國民交代。何況中國新移民要是人口真的如此龐大，根本不可能融入瓜達爾港原本只有區區8萬人口的本地社區，主客易勢之勢，恐怕明顯不過。

巴基斯坦國內精英更擔心的是，根據本國經濟狀況，無論中國提供的借貸利息多麼低微，早晚總要連本帶利償還，但有這個能力嗎？卻心照不宣。此刻巴基斯坦早已債台高築，估計累計外債規模已達82億美元，即相等於2017國內生產總值的67.2%，而當中有8億4千萬美元，正是在中巴經濟走廊合作框架簽訂下的最新欠款。近日巴基斯坦甚至要向沙特以外幣及暫緩收取石油交易收入等形式，借貸6000萬美元，又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援助，可見瓜達爾、以至整個中巴經濟走廊在完工前，難免為巴基斯坦帶來龐大負擔，以令其支不抵債。到了未來，要是真的還不了債，怎麼辦？不知道。凡此種種，都為中巴兩國長達數十年的親密友誼，帶來真正的考驗。

小詞典：瓜達爾港（Gwadar）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瓜達爾市的深水港口，控制巴基斯坦通往波斯灣的航道，具有戰略價值，18世紀開始由當時的阿拉伯海上霸權阿曼蘇丹國統治，1958年阿曼將瓜達爾港賣給巴基斯坦，才成為巴基斯坦領土。巴基斯坦一直希望發展瓜達爾港，新加坡公司曾中標建設但被中止合同，然後中國決定大舉投資，目前是「一帶一路」旗艦項目。

當歐盟回絕意大利預算案

英國脫歐方案出爐之際，歐盟未來應偏向硬指標還是軟指標，卻依然未有共識。這時候，歐盟歷史上首次回絕了意大利的2019年財政預算草案，要求對方三週內重新提交修訂案，可能令相關討論再被炒熱。

這是歐盟自 2013年主權債務危機後，首次動用經濟調控的法案《經濟穩定與增長協定》，退回成員國的財政預算。根據意大利的預算草案，來年財政赤字將提高至國内生產總值的2.4%，除了比上屆政府高出2倍以上，直逼歐盟規定的3%上限。歐盟指責意大利政府擴大财政支出「前所未有地偏離原則」，違反歐盟的財政政策目標和國家預算赤字要求，會對歐元區構成不可接受的風險。不過，由五星運動與聯盟組成的意大利聯合政府，則表明堅持擴大赤字預算計劃，反對歐盟緊縮措施的提議；經濟和財政部長特里亞更強硬回應，矢言意大利需要以發放福利的方式促進消費和企業開銷，才可剌激經濟復甦 。

其實，相對意大利在2017年佔GDP 2.3%的赤字，這次預算並不算特別高，也沒有超過歐盟上限。歐盟反對的，其實是意大利經濟計劃的目標：背棄緊縮承諾，增加福利開支，擔心意大利逐步「希臘化」。目前意大利經濟計劃的種種內容，例如將每月最低收入和退休人士養老金上漲到780歐元、把退休年齡降低至62歲、為企業規定單一稅率、實施債務大赦等，都不是所謂「長遠經濟計劃」，並沒有改革困擾意大利多年的工會和老人福利問題，只是五星運動為了兌現選舉承諾而行。儘管意大利近年經濟增長回歸正數，但去年整體增幅僅1.5%，絕不足以承擔聯合政府「派糖」。

五星運動等極右政黨，本來就以反歐盟情緒來拉抬支持。意大利政府和歐盟之間的分歧並非新鮮事，歷屆政府也曾把本土問題推到歐盟身上，但遠不及本屆政府的民粹操作。假如歐盟妥協，放寬對成員國的規範，自然有助五星運動在未來選舉的聲勢；即使不成功，也已經是成功的政治炒作。不過意大利聯合政府也深知，不可能由歐元換回里拉，意大利不堪一擊的經濟狀態，加上英國脫歐的樣本在前，「Italexit」的支持者甚少。意大利與歐盟矛盾加劇，已導致國際三大評級機構紛紛下調意大利的信用評級；總理孔特也連忙保證糾紛可談判解決，以免假戲真做。

歐盟的反應則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意大利是繼希臘後，歐盟負債比率最大的國家，2017年的政府債務總額相當於GDP的131%。作為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的任何債務危機，都會對歐盟造成極大威脅，令歐元的公信力再受衝擊。然而歐盟也必須正視一個結構性問題：目前歐洲一體化下，只能有統一貨幣政策，但歐元區國家在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存在莫大分歧，成員國在經濟發展和歐元區整體穩定之間，往往難以平衡。制度不更新，希臘、意大利的危機只會再三出現，要是再遇上特朗普式民粹領袖席捲全歐，問題就大了。

小詞典：五星運動（Movimento 5 Stelle）

意大利新興極右政黨，2009年由演員卡塞雷吉奧成立，主張右翼疑歐主義，同時關注左翼環保議題，但由於操作手法民粹，亦提倡普及全民投票的直接民主，普遍被媒體歸類為「極右政黨」。2016年有五星運動候選人當選首度羅馬市場，並在2018年國會大選成為第一大黨，首次與其他政黨組成聯盟，聯合執政。

美國與香港：關於「獨立關稅區」的種種迷思

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 發表年度報告，首次建議美國商務部考慮不再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也就是與中國內地視為同一關稅區，官方原因是「中國日益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報告出台後，外國媒體大多以北京干涉香港事務為切入點，解釋報告的來龍去脈；香港公眾人物則根據自身代表的政治立場、意識形態回應，例如建制派批評美國干預香港內政、報告存有偏見；傳統反對派／民主派藉此警告北京，不要繼續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激進本土派則樂觀其成，認為美國取消香港上述待遇，反而能激起港人「覺醒」。無論持哪一種觀點，在網絡世界的後真相時代，都很容易根據單一事實無限上綱，我們有必要了解這議題背後千絲萬縷的國際關係，以及坊間普遍存在的誤解。

首先，香港是否具有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獨立關稅區身份，最重要法源並非《基本法》單方面說什麼，也不是美國單方面怎麼看待，而是香港獲世貿接納為非主權實體的獨立關稅區（以同一身份加入世貿的，還有當時的歐共體、台灣與澳門）。然而即使香港是世貿獨立成員，也不代表美國必須把香港與內地區別處理，這方面完全是美國內政；另一方面，即使不是世貿正式成員，自治體的獨特關稅地位，也可以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例如我們介紹過的芬蘭自治區奧蘭群島。但這又不等於任何國家自己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特區」，就自動具有國際地位，正如北韓曾嘗試參考香港建立「新義州特區」，卻隨著「特首」楊斌被北京拘捕，沒有任何國家再認真看待。所以一個自治區是否為國際社會接受，美國一類超級大國的態度，在現實政治操作，會起最根本作用。

不少理想主義者、左翼自由派認為，美國相關委員會的上述建議，源自北京越來越干涉香港內政、破壞一國兩制，還有種種涉及人權、自由的爭議。但當我們閱讀比較政治學，就會發現這不是事實。有媒體以頭版前瞻，說一旦香港通過二十三條，就是美國終止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之時，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文宣，就像澳門通過二十三條已經十年，美國國會依然保留「美國－澳門政策法」，不聞華府希望改變視澳門為獨立關稅區。至於類似《金融時報》記者馬凱事件，民主派認為會影響國際投資香港的信心，但單純是新聞、言論自由相關案件，新加坡政府的紅線依然比香港要深，驅逐記者與學者出境、政府以公帑控告異見人士誹謗一類行為久不久出現，卻不聞「影響國際投資者對新加坡信心」。說到底，美國賦予香港這中國特區什麼樣政策，完全是國家利益主導，其他都是說詞；投資則是企業利益主導，企業希望有穩定、可估計的營商環境，所以新加坡有清晰紅線，「certainty」很高，反而令國際企業知道規則，不像香港，既沒有民主制度的優勢，又沒有威權政體的優勢，投資者無所適從，才是「uncertainty」所在。

美國政治設計以分權、制衡為最高綱領，刻意製造不少平台讓利益集團、持分者「參與」政治，以保留所有人的存在感，但誰真正有影響力，往往是其他潛規則判定。美國國會有不少類似「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 的委員會，它們的報告通常沒有太大影響力，只是立場宣示，除非輿論反映熱烈得足以令議員找到政治本錢。USCC的成立背景是中國入世後，美國認為需要監督中國是否達標，由於宗旨如此，基本上每份報告對北京都是批判，曾作出的建議極多，例如建議國會立法處理人民幣匯率（即中國作為貨幣操控國）問題、建議國會立法禁止中國國企收購美國企業等，至今也未實現。只要立法機關有意，有沒有委員會報告，議員都會推動相關法案；只要行政機關、特別是特朗普領導的行政機關有意，也可以通過「行政命令」影響已通過的法案。不過，USCC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力，它的主導思想，基本上和特朗普打貿易戰的意識形態吻合，只是委員會主席Carolyn Bartholemew是民主黨眾議院領袖佩洛西的親信、前辦公室主任，在特朗普眼中，很難是自己人。總之，要是特朗普要打「香港牌」、盧比奧一類參議員要打「香港牌」（他已提出法案試水溫），都不會管USCC。

所以說到底，關鍵問題只有一個：美國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對美國有甚麼好處／壞處？香港回歸前，美國國會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筆者曾訪問有份草擬法案的一位美國政治中人，他說當時完全是功能性考慮，美國政府認為1997年後保留香港的獨特身份，對美國企業保留一個制度不同於中國內地、又能藉此滲入中國的經貿基地，有無可取代的好處，正如澳門這個「國際地下錢莊中樞」的存在，對美國也十分有利，於是一國兩制、言論自由等就成為「justification」，但這只是說詞，不要倒果為因；假如單是為了「捍衛核心價值」，為甚麼美國不制裁全球最封閉的沙特阿拉伯，而以之為盟友呢。

根據傳統外交智慧，就算中美關係惡劣，美國也需要香港作為透氣口，特別是貿易戰期間，美國企業更需要香港融資，同樣中國也默許了美國在香港經貿層面建立勢力範圍，這是傳統大國博弈「你中有我」的智慧。按美國利益計算，不再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的前切，只有兩個：一是華府鐵了心和中國打全方位貿易戰，單純以打擊中國、扶植新加坡一類盟友徹底取代香港為目的，而不希望保留自身迴旋空間、或計算潛在長遠利益；二是北京太明目張膽利用香港這窗口，例如讓國企主要業務都以「香港身份」享受不同關稅待遇，到了誇張得其他國家不得不回應的地步，那同樣失去「水至清則無魚」的外交智慧。又是根據傳統智慧，中美兩國領導人都不會如此缺乏遠見，唯一問題是「傳統智慧」在今天這後真相時代是否還管用，卻不好說。

小詞典：「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

美國國會根據2001年法案成立的委員會，宗旨是評估中國加入世貿後，會否濫用世貿給予的待遇，從而對美國利益構成影響。委員會負責提交獨立建議保護國家安全，成員有12人，由國會兩黨領袖委任，來自不同業界，而不是國會議員，2011年開始定期發表年度報告，隨著中國崛起、貿易戰升溫，對北京態度越加強硬。

黑豹之後：「非洲未來主義」的未來

昨天談及剛逝世的「超級英雄」之父Stan Lee，和他的「非洲未來主義」代表作《黑豹》。作為具前瞻性的思想，「非洲未來主義」並非虛無飄渺的離地創作，在可見將來，部份綱領的確有化為現實的可能。

「非洲未來主義」的早期影響在於流行文化，代表人物是自稱「來自土星」、以埃及神明取名、結合黑人文化和宇宙觀的現代黑人爵士樂手Sun Ra，不過他在世時其不主流，只是一個先驅。但隨著全球進入互聯網時代、電商時代，人口紅利變成虛擬經濟的極大優勢，無論多麼貧窮的人，也可以通過點擊率造王，作為人口增長速度最高的大洲，非洲的潛力一下子被釋放出來。

今天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已有過億人口，埃及、剛果、坦桑尼亞等國人口也很快過億，這還不算美英法等大國的非裔人，相反從前主導主流文化的白人出生率則持續下跌。發達國家為了回應網絡演算式，消費不得不越來越迎合非裔口味，Rap音樂的大行其道不過是例子之一。本欄年前介紹過《公元3000年歷史上最有影響力100人》一書，入選者除了耶穌、牛津與令人類長生不死的未來科學家，還包括一位以尖端科技變革人類飲食習慣的未來非洲女廚師巫吉吉。如此結合發達社會和非洲文化，不正是「非洲未來主義」產品？

下一步是結合「非洲未來主義」與政治權力，這其實是無數非洲領袖的夢想，種種去殖化行為，都有類似目標，只是過猶不及，變成純左翼宣示，反而失去了對未來的想像空間，不過還是有些創意之作出現過。正如《黑豹》的「瓦干達」王國使用一隊戰力強橫、擁有先進科技的女兵，利比亞已故領袖卡達菲也培訓了一隊私人女兵，西方媒體笑稱這是仿效昔日達荷美王國的女兵編制，但卡達菲女兵身兼保鑣、作戰、高科技特工等多重身分，既是還原達荷美傳統，也是邁向未來。當非洲逐漸富起來，自然逐步與「中東未來主義」看齊，像杜拜、多哈那樣，以最新科技，重構非洲版本的天方夜譚。

即使在科技層面，非洲掌握的各種資源自然不容小覷，近年在結合自身國情的太陽能、電商、生物科技等領域的創科發展，更是一日千里，昔日低度開發、沒有經過固網電話的失衡發展，與及地處熱帶、各種罕見生物橫行造成的困擾，居然逐漸變成優勢。例如本來擁有核技術而自願放棄的南非，除了繼續在高科技研究與發達國家合作，近年還研發了補足食物鏈的蒼蠅工場，去完善漁業；二十年前發生恐怖種族滅絕的小國盧旺達，有點像《黑豹》的小國「瓦干達」那樣，現在卻成了創科遙遙領先的「非洲新加坡」；摩洛哥、尼日利亞等國的太陽能發電技術越來越成熟，正充份利用撒哈拉沙漠，希望向歐洲反過來供電。20世紀美國激進黑人領袖Malcolm X以「黑就是美」為宣言，號召回非洲尋根，到了以一百年後的未來，誰說不可能是事實？

小詞典：Sun Ra（1914-1993）

美國非洲裔音樂人，作品歸類為「現代爵士樂」，創作出「宇宙理念」為個人哲學，風格別樹一格，也是普及使用電子合成器於爵士樂的早期人物。Sun Ra宣稱是土星天使族人，以埃及太陽神Ra為名字，不時以法老王頭飾、宇宙太空船、星際旅遊、外型誇張的「外星珠寶」造型出現，被後人視為「非洲未來主義」先驅。

超級英雄之父Stan Lee：非洲未來主義傳道人

美國漫畫「超級英雄」系列原創人Stan Lee病逝，他和不久前離世的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同樣創造了自成天地的平行時空，啟發了幾代人的無窮想像。他的超級英雄雖然「超級」，但一律以充滿人性、各有弱點著稱，背後的科技想像，則充滿對未來的前瞻，兩個元素加在一起，構成了獨一無二的未來學視角。最能反映這世界觀的，當屬筆者最喜歡的一套動漫《黑豹》。

《黑豹》是首個以黑人為主角的超級英雄，改編自動漫的電影不久前上映，在美國叫好叫座，雖然不無對非洲的獵奇鏡頭，但遠比一般套版東方主義電影有深度，堪稱「非洲未來主義」(Afrofuturism) 的代言作品。所謂「非洲未來主義」源自冷戰期間的美國，和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同步出現，雖然到了九十年代才被正名，但在非裔美國人當中，擁有由下而上的生命力，也逐漸成為文化主流。

這思潮認為，假如歐洲白人從來沒有殖民非洲，本來就孕育了獨特文化的「黑暗大陸」，絕對有條件創造不遜今日最先進國家的高度文明，不用像現在那樣，只能跟隨歐美發展模式，失去祖先的靈魂。基於這假設，「非洲未來主義」通過音樂、文化、藝術等創作，建構了一個又一個的平行時空，把先進科技、太空探索和傳統非洲文明、部落傳統結合，既滿足了當代全球非裔人口的想像，也比教條式左翼的反殖民主義多了文化包容，能以平起平坐、不亢不卑的心態，和其他文明一起向前望。

在「非洲未來主義」薰陶下，《黑豹》幻想了一個虛構的東非小國「瓦干達」(Wakanda)，表面上是全球最窮國家之一，實際上卻因為擁有能製造各種高科技產品和先進武器的「反金屬」「汎合金」，成為全球最先進、最繁榮的地方。不過作為瓦干達國王的前任「黑豹」，雖然一方面派遣國內優秀學生到西方留學，吸收科技知識再自我研發，另一方面卻擔心外界發現真相，於是以貧窮的外貌掩飾自身的烏托邦，同時刻意保留傳統文化，讓高科技和傳統並行不悖。「黑豹」和其他國內部落的信仰，都源自古代神明，有些還與古埃及產生聯繫，而古埃及正是傳說中人類和宇宙產生互動的源頭。

新任「黑豹」雖然經過一輪博弈，從奪位者手中重奪王位，但對方也是王族，並非樣板式反派，只是因為被流放到美國黑人區，見盡黑人在美國被壓迫的面貌，希望通過「瓦干達」先進武器改造世界，顛覆黑人處於下風的秩序，才產生奪權大計。這思想最終也影響了「黑豹」本人，令他結束鎖國狀態，決定和全球共享繁榮的秘密。

這樣的情節，既令非裔美國人感到有平權、充權效果，主流白人也不覺得反感，因為最終殊途同歸，美國隊長和「黑豹」成為英雄世界的戰友，這正是Stan Lee成功之道。但對非洲未來主義而言，「瓦干達」絕對是一個里程碑，美國人的烏托邦居然在非洲，這和六十年代黑豹黨的意識形態，到奧巴馬當選總統後祖家肯雅掀起的旋風，都完全吻合。單是這部作品，Stan Lee已足以躋身殿堂級大師之列。

小詞典：「汎合金」（Vibranium）

Stan Lee動漫作品《黑豹》虛構出來的金屬，來自外太空，因為隕石撞擊地球而落在「瓦干達」領土內，可以融解其他金屬，所以是「反金屬」，又能吸收聲波和動能，令其堅硬無比，適合用來做各種超級武器，例如美國隊長的圓盾，以及「瓦干達」的所有先進科技設備。

「沙特錦衣衞」：老虎行動組存在嗎？

《華盛頓郵報》的沙特阿拉伯記者卡舒吉神秘身亡事件，雖然在美國國內逐漸平息，但對沙特王儲穆罕默德的考驗遠未終止。土耳其似乎很希望用這機會慢慢施壓，起碼要揭開沙特種種管治醜聞，以作為伊斯蘭大國博弈的籌碼。執行任務的沙特特工是否直屬王儲，成為案件焦點。

據以英國為總部的網站《中東之眼》透露，殺害卡舒吉的是王儲手下的「老虎行動組」(Firqat el-Nemr)。海外讀者自然難以直接求證，所謂「老虎行動組」的說法有多真實，然而《中東之眼》並非一般網站，董事曾任半島電視台高層，總編本來在《衛報》，曾被沙特點名指其接受卡塔爾資金，雖然立場明顯反沙特，但也以得到獨家區內資訊著稱。根據這說法，「老虎行動組」有約五十人，成立背景是王儲繼位後樹敵眾多，要以非常手段控制形勢，成員都是王儲由保安部門挑選；負責這次行動的有15人，大腦 Maher Abdulaziz Mutrib曾是外交官和將領，也是王儲心腹，而且行動還備有法醫，可見規劃之周詳。不過有說王儲要求行動組將卡舒吉的手指一根一根斬下，寄給他作「紀念」，則未免過份戲劇化，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也很少如此留下證據，可信度應存疑。

其實除了卡舒吉案，關於行動組的傳聞早有不少，通常都涉及「深宮計」一類情節。例如被廢上任王儲的兒子Mansour bin Moqren，據說是現任王儲的眼中釘，他曾企圖乘直升機逃亡國外，卻在沙特與也門邊境墜機，陰謀論相信他是被行動組的導彈擊落。卡舒吉身亡後，不少人都站出來說「#metoo」，例如獲加拿大政治庇護的沙特異見人士Omar Abdulazi因為不斷批評人權問題，成為王儲目標，沙特政府曾設法騙他進入沙特駐加拿大使館、又威脅他在國內的家人，雖然當事人沒有中伏、沒有就範，也令加拿大與沙特關係一度緊張。

弔詭的是在外交界聚會，談及這案件的常見對白都不是對情節驚奇，而是對「老虎行動組」的拙劣手法感到驚訝。當俄羅斯前特工在英國神秘中毒，北韓「廢太子」金正男在馬來西亞機場被毒殺，都是殺人於無形，而且幕後黑手事後能撇清關係，手段明顯比沙特勝一籌。不過技術上，這絕非難事，軍費開支屬全球最高之列的沙特阿拉伯，要更有效的組建「老虎行動組」，理應易如反掌。

但這次行動卻被土耳其完全錄下過程，特工沒有掌握智能手錶的用途，事先安排的掩飾都經不起現代科技、大數據、臉部確認等推敲，反映策劃者依然活在前現代社會，而且對新科技缺乏基本認知。假如真的是沙特王儲策劃行動，如此低手，不禁令人對其政策執行力充滿疑慮。若說王儲地位動搖，本案「辦事不力」，才是主因；「老虎行動組」的故事除了反映他性格兇殘，更顯示了此人的志大才疏和無能。站在「出口轉內銷」的傳訊角度，似乎後者，才是重點。就不知道誰笑到最後？

小詞典：中東之眼 (Middle East Eye)

關於中東資訊的獨立新聞網站，成立於2014年，在英國倫敦註冊，總編David Hearst曾任英國《衛報》國際主筆，董事Jamal Bessasso曾任半島電視台規劃及人力資源總監，僱有20名全職員工。官方稱財務獨立自主，但沙特曾於2017年制裁卡塔爾時，曾以「接受卡塔爾經費散播虛假資訊為由」，一併要求《中東之眼》結業，反映它背後也充滿陰謀論。

全球兩極化現象：由Facebook演算式談起

不少朋友對全球越來越兩極化深感不安，而這趨勢的深化，社交媒體的「迴音室效應」自然大有責任。社交媒體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也坦承自己公司的演算式，容易被不同組織利用，所以正努力調節公式，希望撥亂反正云云。Facebook聲稱要令「生活時報」顯示更多朋友資訊，調低公眾專頁的內容，令它還原為生活化社交平台，但結果卻很可能雙輸：世人、特別是新一代越來越少使用Facebook，而同時繼續用Facebook的用戶，又會不自覺的進一步墮入兩極思維。

這是因為當演算式只顯示有限的公眾專頁資訊，只會更貼近每個用戶的意識形態度身訂造內容；從前一些相對中立的知識型內容，還可能出現在對公共事務有興趣的用戶的第二、第三選項，現在卻成為新演算式的犧牲對象。換句話說，對公共事務有興趣的人，只會看見更偏頗的單一資訊，他們和其他群組的距離，也是越來越遠，對自身的意識形態卻更為堅定。至於其他對公共事務本來略感興趣的正常人，在新演算式下，現在卻只會看見完全的衣食住行資訊，令社會除了出現極右、極左的對立，同也時出現「關心政治」和「討厭政治」之間的二元對立。

與此同時，個人用戶發佈自己資訊的動力越來越低，講求圖像傳訊、「顏值」的會到Instagram，深度文章到了Medium，一句短句更新的會用Twitter，純粹即興「抽水」的會用閱後即焚的Snapchat，結果Facebook雖然依然有全球最多用戶，氣氛卻是暮氣沉沉。只是關心政治、已經進入不同小圈子的小眾已經不能自拔，也就繼續在自己的遊戲空間內存活下去。

這樣的虛擬秩序，自然容易被各種各樣的高人利用，而「高人」可以是國家機器、商業鉅子，也可以是恐怖組織、宗教團體，反正到了最後，都是資訊科技專才的壟斷。各種針對性廣告在社交媒體出現，有了大數據的幫助，客觀效果就是進一步加強了一個人的偏見或愛憎：本來對特朗普略有好感的人，經過社交媒體洗禮，逐漸變成死忠；本來只是稍為喜歡名車的人，耳濡目染下，逐漸覺得擁有保時捷是「常態」，積習難返。當社交媒體的attention spam已經以秒來計算，任何深度內容都要化作簡單圖像吸眼球，複雜內容固然難以出現，人的腦海也逐漸習慣以套版形象固化不同概念，成為「接觸大量資訊的愚民」。

面對這樣的「虛擬實體化」、「複雜簡單化」時代，講求知識、品味的真正沉默大多數，必須有意識的繞過社交媒體演算式，既然避免不經不覺間自我激化，也要避免徹徹底底的消費化。避免這些趨勢的唯一途徑，唯有建構另一種「知識型消費習慣」，令它成為目標受眾的首選，而不是次選、三選，否則永遠被演算式、大數據牽著鼻子走，後果可以不堪設想。

小詞典：Medium

網誌發佈平台，2012年創辦，創辦人也是Twitter的聯合創辦人，初衷是鼓勵用戶發表比Twitter那140字限制長的文章，逐漸定位變成鼓勵長文、深度文的平台，並設有收費用戶獨家內容、用戶票選等機制。目前主要用戶以英文為主，根據官方數字，每月網站瀏覽量約三千萬。

東印度公司與「一帶一路」

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近期引起的爭議當中，其中一個歷史比較對象是著名的東印度公司，這在印度評論員的文章當中尤常出現。日本學者羽田正的《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近來出版了中文版，對探討東印度公司這個怪胎的起承轉合和歷史功能，有超越傳統「侵略者－受害人」視角的洞見，值得結合現實來一併閱讀。

話說昔日的大航海時代，也說是全球化第一波，各國都是依靠類似「東印度公司」一類商業運作，作為政府的「白手套」，拓展在遙遠地方的勢力範圍，這一點和「一帶一路」相比，確有類似之處，而英國人的手腕尤其成功。早在15世紀，英國就建立了「黎凡特公司」，從莫斯科、地中海取得東印度商品，處理香料貿易。當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早已對東亞捷足先登，黎凡特公司總裁史密斯也積極籌建航海商旅來競爭，在1600年透過宮廷有力人士游說，取得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的特許狀，英國東印度公司於焉誕生，湯瑪士也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一任總裁。1601年，公司第一支船隊出航，前往東南亞購買香料，兩年後平安返航，帶來155%利潤，確立了一本萬利的投資之道。

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時，募資金額換算荷蘭盾約為53萬，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時的資本額則是642萬，相差足足21倍，可以想像那時候整個東印度海域，幾乎是荷蘭船隊壟斷，英國船隊僅能到較偏遠的蘇門答臘購買胡椒，或在望加錫購買其他香料。為了應對，英國逐漸將目光轉向生產棉織品的印度次大陸，在當地直接經營棉花和紡織品出口，以避免和荷蘭直接在海路競爭，想不到卻打通了另一條康莊大道。這一點，也和「一帶一路」直接在大陸搞基建，有點異曲同工。

英國在印度尋找據點時，首先獲得當地土王許可，在東岸馬德拉斯港開設商館，並獲得許多特權，包括軍事要塞設立權、關稅免除權、貨幣鑄造權等，令東印度公司迅速突破「公司」規模，成了有力管治的實體。根據上述協定，馬德拉斯港的關稅收入當中，英國東印度公司可獲50%，其後土王又同意以租借方式，讓英國管理一塊土地，作為貨物交易之用，並認可公司在租界內擁有完全的行政管轄權。今天「一帶一路」的中資公司，在斯里蘭卡一類國家租借港口25年、49年或99年，自然難免引起租界的回憶。

自此，英國便以馬德拉斯港為據點，作為印度紡織品進出口中心。不久租界內相繼發生一些司法案件和刑事糾紛，土王決定讓英國東印度公司主導租界的司法裁判權。但東印度公司只是商業組織，沒有專才、也沒有興趣處理法律爭議，因此英國本土又加派了擁有司法權的總督、以及擁有行政權的市長進駐當地，分權並立，讓商館專心經商。如此一來，馬德拉斯表面上開始獨立於商館之外，成為具殖民地色彩的貿易都市；但由於東印度公司掌控了一切經濟命脈，總督往往反而是其附庸，公司實力只有進一步壯大。

這樣的奇特模式，不經不覺間，成了英國殖民印度的方便工具。169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又在恆河口的加爾各答港開設商館，以恆河為腹地，大量收購印度出產的棉花、紡織品、硝石，以及鴉片，開始成了南亞次大陸的主導力量。正式軍事殖民的轉捩點出現在1756年，孟加拉土王不滿東印度公司在加爾各答修築軍事要塞，要求提高稅金，公司不予理會，孟加拉以數萬大軍發動攻擊，驅逐了加爾各答的英國人，期間發生了著名的「黑洞事件」：孟加拉將146名英國俘虜關在狹小的監牢裡，悶死了一百多人，英人群情激憤，旋即組織遠征軍，以三千兵力擊敗孟加拉五萬大軍。戰後東印度公司與孟加拉新王修好，並與之簽訂條約，壟斷了硝石、鴉片的收購權，結果東印度公司從商業－行政集團，再變成為握有軍事實力的全方位政權。

此時的東印度公司，已具備國家海外權利的代表性，給予公司土地，就等於給予英國土地。這樣的轉變，連英國本身也始料不及。其後英國東印度公司又透過數場戰爭，擊敗強弩之末的法國南亞兵團，攻陷了法屬本地治里，成為印度本土的最大霸權，其後或用武力直接併吞其他土地，或強迫大大小小的土邦政權簽訂條約成為附庸。後來東印度公司讓位與英國政府建立「印度帝國」，完成歷史任務，這是後話，值得另案分析，不贅。

東亞貿易秩序：從「經濟之海」到「政治之海」

羽田正分析上述錯綜複雜的歷史期間，特別強調整個歐亞政局如何被歐洲各國這些「東印度公司」連成一氣，東亞貿易秩序、乃至政治秩序又如何從中確立。歐洲各國在印度洋暢行無阻，主因是印度洋、東南亞一帶，傳統上是所謂「經濟之海」，當地沿海政權對控制海洋的興趣並不大，只關心如何在這片海域從事貿易活動。無論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東南亞人、中國人、乃至後來居上的歐洲人，只要繳納足夠的貨物稅、港口稅，在當地出出入入，在港口建立根據地，本土政權都不會有太大意見。對印度洋海域國家而言，海洋屬於生計，並非政治角力場，以為歐洲人充其量不過是諸多商業競爭者之一；即使日後歐洲國家以武力為後盾，奪取了一些港口的控制權，當地人仍可透過其他小港口、甚至陸路進行貿易，依然未對政權構成根本影響。到了最後，圖窮匕見，自然為時已晚。今天印度洋諸國若干評論員以「一帶一路」和東印度公司相提並論，未嘗不是對自身歷史對「經濟之海」的教訓有深刻反思而成。

當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國家帶著在印度的「成功經驗」抵達東亞，卻發現情況完全不同。原因是東亞政權如中國、日本、朝鮮等，都沒有放棄對海洋的控制，並以政治力嚴加控管；而且以明清之間的中國海洋實力，歐洲商隊的武器也未必能討到便宜，例如在1624年，荷蘭在台灣的據點熱蘭遮城，就被鄭成功以武力奪取。在這樣的情況下，若要和中國貿易，就必須按照中國的遊戲規則，納入「朝貢體系」，直到軍事力量對比出現根本逆轉，才推倒重來。當中國以昔日被強開門戶之大陸政權，以「一帶一路」姿態進入21世紀的「經濟之海」，自然又引起諸多歷史聯想。無論我們是否同意，鑑古知今，都有一定參考價值。

小詞典：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EIC）

英國股份公司，1600年成立，獲皇家特許狀給予在印度貿易的特權，隨著歷史發展而演變成實質管治印度殖民地的機器，期間富可敵國，多次出現和英國政府的利益衝突，和國會關係長期亦敵亦友。直到1857年，印度爆發民族大起義後，被國會解除行政權力，所有在印度的財產被移交到英國政府。

重新認識當代天才：Queen結他手Brian May博士（下）

在電影《波希米亞狂想曲》，一切圍繞Queen樂隊的傳奇主音Freddie Mercury，結他手Brian May的形象則截然不同，前者天才橫溢但放蕩不羈，縱情聲色毒品，Brian May則處處沉實冷靜，一派謙謙君子。由於電影是Queen其他成員同意下才能推出，形象建構自然有主觀成份，但大概也不會偏離太多客觀現實：Brian May不但遠離毒品，也極討厭吸煙，老早在全球興起室內禁煙前，就在自己音樂會的室內範圍嚴禁吸煙，在搖滾樂界，這是絕無僅有。

隨著年歲長大，Brian May越來越投入另一個社會身份：環保份子。他本人是素食主義者，熱心保護林地，極度關注動物權益，成立、管理了不少相關NGO，也用自己的影響力為關注動物權益的不同黨派政客站台，甚至曾打算競選國會議員來推動相關議題。有了國際巨星的經歷、博士學位的加持，Brian May在社運界也充滿行動力，例如他為了保護林地就真的買下整塊林地，推廣動物權益就灌錄洗腦宣傳新歌，影響政客就和智庫合著研究報告，畢竟有錢、有名、有知識，在社運界無往不利。Brian May在2005年獲英女王頒授CBE勳章，是Queen四名隊員唯一獲授勳的一人，原因就是在音樂成就以外，他的慈善活動、社會關注也得到廣泛認同。他曾表示希望自己最被人記得的不是音樂、不是天文，而是對保護動物和環境的貢獻。

由Queen到Queen+的智慧

不過最為世人熟悉的Brian May，依然是作為Queen的結他手，而他處理Freddie Mercury死後的Queen品牌，顯得充滿智慧。沒有了Freddie Mercury的Queen，影響比沒有John Lennon的The Beatles更難彌補，加上樂隊成員已過高峰期，一般人都懷疑Queen會從此解散。但Brian May和鼓手Roger Taylor還是活躍樂壇，從此以「Queen+」的名義演出，改為邀請不同主音在不同演唱會擔任Freddie Mercury的角色。這樣一來，無數天皇巨星因為可以「飾演」Freddie Mercury，挑戰那些難度極高的經典作品，而成為「Queen+」的客串成員，例如兒時就視Queen為偶像的Lady Gaga；同時「Queen+」也可以用這機制捧新人，又能維繫「Queen」的品牌，一舉數得。2012年，Queen+成為倫敦奧運閉幕禮的演唱嘉賓，現場播出25年前Freddie Mercury的片段，再和當代天后Jessie J合唱經典《We Will Rock You》，一切毫無違和，顯示了Queen頑強的生命力。假如再活躍十年，Queen可能會成為人類歷史上所有大碟加起來最暢銷的樂隊。

Queen的第四位成員John Deacon已完全退休，似乎也不太認同「Queen+」的作風，但Brian May處理隊友關係時十分巧妙（也就是財務分配得十分合理），處處強調他依然是我們隊員、一切工作都獲其同意，只是現在玩低調，以免外界產生「Queen內鬨」的感覺，這也是Queen和同期樂隊相比，逐步步向殿堂級的原因之一。單論音樂技巧，Brian May的結他造詣也備受尊崇，獲不同音樂雜誌選為20世紀十大結他手之一，他16歲時自己製造的電子結他「Red Special」，更成為一代神器。如此有才華的人，對性格截然不同的Freddie Mercury搶盡樂隊鋒芒不但毫無怨言，反而在隊友死後用盡全力延續其神話，除了有相當胸襟、相當友誼、相當眼光，更是充滿人生智慧。

小詞典：Freddie Mercury（1946-1991）

Freddie Mercury: 英國搖滾樂隊Queen主音，出身於東非桑給巴爾的印度裔帕西人，17歲移居英國，加入Queen後以獨特舞台演出觸角、橫跨四個八度的唱功和不斷創新的音樂風格獨當一面，走紅為國際巨星，1991年死於愛滋病，也是這疾病廣獲世界關注的標誌性事件。

美國中期選舉之後：民主黨的十字路口

美國中期選舉結果出爐，和選前預期大致吻合，後續卻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可能性。先說選舉本身，唯一沒有爭議的結論，就是美國經過特朗普這兩年施政，進一步邁向空前分裂，以下現象尤其值得關注：

- 特朗普的全國民望雖然不過半，但在農村的支持度持續上升，反映他的意識形態切中美國低教育「普羅大眾」根本思維，也令共和黨的傳統精英路線難走回頭路；
- 民主黨雖然奪回眾議院，但這只是符合上屆總統大選的全國選票比例，選前期望的「藍色海嘯」卻沒有出現，也未能製造主要驚喜，相反民主黨人對特朗普的「特朗普式人身攻擊」，反而有為對方催票的效果；
- 前總統奧巴馬高調站台，一反近代美國卸任總統的超然身段，反映他已不視民主黨與特朗普之爭為政黨之爭，而是基本核心價值觀之爭，然而這卻令他更難在兩年後的總統大選抽身，甚至可能扮演更重要角色，也令二元對立更難消除；
- 特朗普上次當選的關鍵，在於拿下大湖區的「鐵鏽帶」，這次這些州份大多重回民主黨懷抱，這對民主黨自然是莫大鼓舞，不過兩年後也可能再度鐘擺，反映這些州份依然是大選的搖擺關鍵；
- 民主黨為了突顯自身對自由主義、多元文化的信念，派出大量具象徵性的候選人，這次當選的不乏黑人、女性、穆斯林、同性戀者等，令身份認同政治逐步成為兩黨主要分野；
- 美國此刻雖然高度兩極化，但選民高調說教的背後，依然以經濟、就業、醫療等民生議題為投票優先考慮，兩黨票倉假如有所鬆動，也是如是之故。

這些現象加起來，對特朗普的啟示十分簡單：選前他已做足期望管理，為眾議院失守出口術，以證明保住參議院已是「偉大勝利」，未來兩年肯定加強宣傳「政黨惡鬥人民當災」，把一切施政問題歸咎於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同時加強以行政命令一類威權手法，加劇和民主制度的對立。由於共和黨已經被特朗普重新定義「主流」，基本盤已被特朗普路線吸納，只要兩年後他在搖擺州份重錘出擊，依然有望連任，預期特朗普的未來政策會越來越針對這些個別州份的口味。

但對民主黨而言，選舉結果卻是一個十字路口：假如大勝或大敗，都能明顯證明目前意識形態先行、捍衛自由主義和多元文化核心價值的路線是否受歡迎，然而現在的結果，卻令民主黨領袖對是否繼續打意識形態牌進退維谷。純粹就選舉計算而言，由於特朗普代表激進右派已成定局，要是民主黨找出中間路線代表參選，也不會流失基本盤，只要再提出中間偏保守的經濟政綱，爭奪搖擺州份，應比純粹強調意識形態更為保險。

但民主黨領袖們已經滿肚子冤屈，一心想「撥亂反正」，這作風不但進一步撕裂美國，也容易令特朗普進行最擅長的反動員。民主黨本來握有人口優勢，只要等待少數族裔逐步成為主流人口，共和黨幾乎不會有翻身之日，假如只爭朝夕，反而正中特朗普下懷。然而當局者迷，對傳統自由派精英尤其如是，假如民主黨真心在慶祝，卻是太天真了。

小詞典：佩洛西（Nancy Pelosi，1940-）

美國眾議院民主黨領袖，意大利新移民後裔，1987年當選加州眾議員至今，民主黨掌控眾議院多數時出任議長，民主黨在野時則擔任眾議院反對黨領袖，在美國政壇極具影響力，也是美國史上至今出任最高級別公職的女性。佩洛西在民主黨內部主張對華強硬，曾於六四事件後兩年，在天安門廣場抗議而被逐出境。

重新認識當代天才：Queen結他手Brian May博士（上）

講述英倫傳奇搖滾樂隊Queen的電影《波希米亞狂想曲》上映，相當震撼人心。雖然Queen的全盛期和我的成長並無交接，但也從小喜歡他們的歌曲，而且對這隊樂隊在國際關係的角色有很深印象。在冷戰後期，搖滾樂是令東歐年青人信奉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重要武器，Queen在中歐、東歐非常受歡迎，他們在1986年到鐵幕下的匈牙利演唱一事，也成了電影《匈牙利狂想曲》，對共產帝國解體，也有一份功勞。關於電影如何描述主音Freddie Mercury的心路歷程，日後有機會再分享個人觀感，但其實Queen的其他成員同樣天才橫溢，例如結他手Brian May的人生，對今天香港的新一代，也應該充滿啟發性。

Brian May是Queen前身樂隊Smile的主要創立人（Freddie Mercury也是後來加入），而Queen在Mercury以外的三名成員都是高材生，特別是Brian May，畢業於英國頂級名校、出產過20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倫敦帝國學院，主修物理，本來志願是當科學家。大學畢業後，Brian May又在倫敦帝國學院攻讀天體物理學博士，Queen崛起期間他其實是邊調研、邊夾band，曾在西屬加那利群島著名的天文台做研究，只差完成論文就能畢業。只是期間樂隊逐漸走紅全球，於是他做了一生人最明智的決定：從博士學位輟學，專心拓展音樂事業。但他即使離開了學院，還是和學術朋友合著了兩篇獲匿名評審通過的學術論文，依然保持了和學界的聯繫。

由搖滾巨星到大學校監

轉眼間，數十年過去，天體物理學在霍金推動下，反而逐漸成為顯學。Brian May成為國際巨星後，卻發現自己年輕時的博士論文題目，居然還未有其他人涉足，於是在2006年重新註冊，成為倫敦帝國學院的博士生，一年內閱讀了數十年間相關題目的所有資料，一年後就通過博士答辯，論文題目是「黃道塵埃雲的徑向速度研究」，正式成為「Dr. Brian May」，當時他剛好60歲。然後Dr. Brian May成了倫敦帝國學院的訪問研究員，不是純粹掛名那種，而是不斷著書立說，例如出版了天體物理學學術著作《宇宙全史》，分類就是在霍金《時間簡史》旁邊，也獲邀成為美國太空總署（NASA）研究冥王星的「新視野號」計劃成員，創立了推廣人類對小行星認識的「小行星日」，甚至有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2008年，Dr. Brian May獲利物浦John Moores大學任命為校監，雖然這是理工學院在九十年代「馬卓安教育改革」期間升格的新興大學，但也歷史悠久，絕非「野雞」，May的前任校監，就是英國前首相貝理雅的夫人Cherie Blair。到了今時今日，學術界沒有人覺得Brian May只是玩票，也肯定他的國際知名度是普及天體物理學的重要助理。在學術會議中，Brian May數十年如一日的標誌長髮反而最有科學家味道，人們才發現一代搖滾巨星年長了的外型，幾乎和牛頓一模一樣。

小詞典：Queen樂隊

英國殿堂級搖滾樂隊，英國歷史上最暢銷專輯紀錄保持者，1968年組成，1970年改現名，1975年以《Bohemian Rhapsody》進入一線地位，然後以《We are the Champions》、《We Will Rock You》等歌曲成為經典，把搖滾、歌劇、重金屬、民謠等不同風格混合的作風，對藝術界有深遠影響。主音Freddie Mercury離世後，繼續以「Queen+」名義活躍樂壇。

美國中期選舉，會影響中美貿易戰嗎？

美國中期選舉在即，這次廣獲華文世界媒體關注，因為一直流傳這樣一個概念：特朗普進行中美貿易戰，只是為了爭取國內選票，如果選舉結果不利共和黨，就是證明此路不通，貿易戰就無疾而終；即使共和黨大勝，特朗普也會暫時失去痛擊中國的誘因，貿易戰還是會暫緩一下。觀乎市場反應，似乎以上分析是「主流論述」，但實際情況，卻很可能是另一回事。

筆者日前和一些美國領事館的朋友會面，談及上述議題，他們都認為美國國情並非這樣。到了這個田地，美國國內對中美貿易戰這議題，已經不存在「親華派」；以往在關鍵時刻有政客、財團、學者走出來背書「貿易戰對美國無利」，現在這種聲音卻越趨式微。無論美國左翼、自由派、民主黨、傳統精英多麼討厭特朗普，經過他的一輪操作，美國上下起碼達成了以下共識：中國正在崛起中，假如不正視，將可能取代美國；而美國歷史上只要出現這樣的危機感，無論對手是蘇聯、英國還是日本，都不會再妥協。

而且「對華友好」這形象在國內選舉，也越來越難爭取選票，相反顯示對中國適度強硬，卻是「愛國」表現。北京期望那些受貿易戰影響的美國國內利益集團，會給予政府實質壓力，甚至動用廣告去「打動」這些人，但這些人不少都是特朗普支持者，相信這位生意人在討價還價之餘，也會用其他方式給予自己補償，結果中國期望的倒戈情況，至今沒有出現。連有可能未來挑戰特朗普的超級富豪彭博，也說不認同特朗普手法、但對美國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其實意見頗一致，反映美國朝野對中美貿易逆差的態度越來越趨同，即使是民主黨總統上台，問題也不會解決。

更重要的是，根據納瓦羅等人的設計，目前特朗普對華施加的壓力，根本微不足道，只是前哨戰，領事館的朋友就不斷強調現在只是「friction」，還遠遠談不上「戰爭」。特朗普的著作《The Art of Deals》教導，在討價還價的過程，必須軟硬兼施，久不久示好是必要之道，但中美貿易戰的主旋律，恐怕會貫穿整個特朗普任期，而甚麼時候升溫、甚麼時候示好，主導權卻明顯不在北京。換句話說，正如金正恩通過核試，成功搶得議題設定權，特朗普也得到了中美關係的主導權。由於從前華府的行為，證實了其他層面的中美博奕，中國都容易掌握主動，例如南海造島、或建立亞投行等，唯獨貿易戰，美國才能牢牢反客為主，單是這一點，已令未來的美國政府難以放棄這議題。

中期選舉過後，就算特朗普有形式主義的示好，一切也只是政治市場操作，結構並不會因而改變。關於未來數年中國經濟情況，我們應該參考羅康瑞先生的過來人之言，他以親身和特朗普做生意打交道的經歷，預示「the worst is yet to come」，可謂血淚的教訓。

小詞典：特朗普與香港富豪

特朗普曾在20世紀與香港富豪建立生意往來，為自己出現債務危機的商業王國融資，主要生意夥伴是鄭家純和羅康瑞。初時雙方合作愉快，特朗普更親自到訪，但最終因對拍賣物業意見不合，反目收場，特朗普更控告對方，最終敗訴。得知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後，其香港夥伴曾揚言「如特朗普當選即移民火星」。

中美新冷戰前夕，重溫「霸權過渡論」

當中美全方位衝突漸成常態，不少人擔心「新冷戰」逐漸成型，亦傾向認為中國崛起後挑戰美國霸權，就是這個時代的宏觀背景，令「中美必有一戰」的假定，在東西方社會都深入民心。但這是必然嗎？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 (Paul Kennedy)的名著《霸權興衰史：1500年到2000年的經濟變遷和軍事衝突》，是研究「霸權過渡論」的經典之一，其中美國在二戰後和平取代大英帝國，成為現今的超級大國，這段經歷，尤其值得重溫。

英美經濟發展與其帝國之消長

《霸權興衰史》出版於1987年，當時冷戰仍在進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雖漸降溫，但仍互相對峙。甘迺迪從近代史開端的1500年起，探討直到1980年代的各個大國興衰發展歷程，並預測了未來中國、日本、歐洲、蘇聯、美國等在世紀之交的發展。這本論述，成為日後中國CCTV紀錄片《大國崛起》的藍本。

在探討大國盛衰歷程中，甘迺迪更強調經濟實力的角色，認為要衡量一個大國的實力和地位，必須將其放在與其他大國的「相對力量」中審視。對一個大國而言，其得以存續自身的實力和地位，依靠的主要還是資源、經濟的可持續性，而不是軍事實力，因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始終還是要有相應的資源支撐。一個國家握有強大軍事力量，並對外進行擴張，固然是因為其經濟發展達至相當程度，但當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擴展至其經濟實力無法承擔，就會陷入「軍事過度擴張」或「帝國過度擴張」（Imperial overstretch），由此走向衰微，因此大國必須維持經濟實力和軍實力量之間的平衡。

根據甘迺迪的演繹，美國之所以在二戰前後成為超級大國，正是由於達至了這一平衡。昔日的霸主英國，在18世紀開始能戰勝法國、奧地利哈斯堡王朝等對手，逐漸步向帝國之路，正是受惠於開展海外貿易、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從而帶動經濟發展，令其長期保持強大軍事力量，甚至能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以貸款支持超過30%的戰時支出，而依然未出現「過度擴張」後遺症。直到20世紀的兩場世界大戰，均以歐洲為主要戰場，除了對歐洲經濟帶來嚴重損害，亦破壞了英國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平衡。另一邊廂，美國自南北戰爭後至20世紀初，由於高效率的農業生產、豐富天然資源的開發、科技發展和資金流入，早已累積了強大經濟實力，只是因為早年嚴守孤立主義，拒絕負起國際領導者的角色，才令其經濟力量和國際影響力嚴重不相稱，英國霸權也勉強維持到二次大戰前夕，儘管就是沒有德國的挑戰，已顯得力不從心。

到了1941-43年之交，終於出現甘迺迪演繹的英美霸權交替轉捩點。由於德國和日本的軍事行動，先後令蘇聯、美國加入二次大戰，令這兩個國家比起已遭佔領的法國、和負隅頑抗的英國，影響力不斷增強，雖然它們以德國、日本、意大利為對手，但其實卻在同步蠶食英國和傳統歐洲列強建立的勢力範圍，這一點連希特拉也準確預料到。美蘇參戰後，也大幅擴大了盟軍與軸心國在軍備生產和復原速度上的差距，令盟軍獲得支撐長期作戰所需的資源和生產力：以甘迺迪的話說，美國的參戰，正是將其經濟總量為軸心國三國足足三倍有多的潛能，化為國際關係的現實。但這樣一來，英國軍事上既然需要美國幫忙，經濟上就再也沒有選擇，只能接受國際體系的（相對）和平過渡。

英國在戰後，自然不是坐以待斃，也不是完全主動的放棄帝國，邱吉爾一類老一代領導人，依然處處以「大英帝國領袖」自居世界之巔。但時不我與，美國一個馬歇爾計劃，就打破了歐洲以往的經濟體系；蘇聯的輸出革命，也令英聯邦內各國失去向心力，不少在蘇聯支持下成為左傾政權。最終英國在蘇彞士戰爭後接受現實，完全接受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相信不少英國建立的秩序和價值觀能順利過渡，讓英國利益能最大程度被保障，而不是像西班牙帝國那樣，在霸權終結後徹底打回原型，已經是最佳結局。

美國的超級大國之路，走到盡頭了嗎？

由於一個大國的存續如此在乎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平衡，故此甘迺迪斷言，沒有一個大國強權可以永續。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技術和組織發展上的突破，終會令某些國家取代現有的強權而興起，認為一個自己建立的新世界秩序，能更有效保障自身利益，結果就導致「霸權過渡期」的不穩定性，有時和平解決（例如美國取代英國），有時以戰爭解決（例如德國挑戰英國），但這樣的挑戰與應戰，幾乎不可避免。甘迺迪早於冷戰未結束時，就預測世紀之交的美國，會因為過度擴張其軍備，特別是要長期維持在海外的駐軍、和軍事介入其他國家事務，終不可避免步向軍事過度擴張、經濟無法支撐而衰敗的結局。

當然，甘迺迪出版《霸權興衰史》時，並未能想像冷戰會迅速結束；其他國際關係學者如奈伊（Joseph Nye）提倡的「軟實力」、羅塞爾（Suzanne Nossel）提出的「巧實力」(smart power)，均認為美國現今依然能保持超級大國的實力和地位。但綜觀現在的經濟數字，特別是中國的人口紅利有利互聯網虛擬經濟的發展，「霸權過渡」的客觀條件卻已出現，問題只是形式會接近德國挑戰英國、還是美國取代英國的先例而已。中國在過去十年一反昔日傾向閉關自守的孤立主義常態，積極參與國際秩序，策略就是以自身龐大的經濟實力，逐步掏空原秩序的內容，而又能繼承同樣的表面話語（例如今天中國政府也強調推廣有中國特色的法治、自由、民主），這其實就是美國取代英國的套路。至於特朗普不斷退出國際組織，其實也不是純粹的孤立主義，而是希望在美國還有實力時，打破自己昔日建立、但已被「騎劫」的世界秩序，重構一個「美國霸權2.0」，而這一場博奕，不過剛剛開始。

小詞典：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1945-）

英國歷史學者，兼研究國際關係，牛津大學博士，後於美國耶魯大學任教成名，代表作《大國的興衰》成為當代國際關係歷史的殿堂級著作，被翻譯成23國語言，在中國特別受重視，成為有數國際認可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 大師之一。

穿越金庸世界的未來

金庸肉身仙逝，卻留下大千世界，他的武俠小說，是我們一代人最重要的集體回憶。雖說是回憶，金庸世界其實充滿前瞻性，特別是他一再改版，刻意讓情節更科學化，雖然減低了奇幻效果，卻也令那個虛構的世界更符合人性，也更可能在未來出現。

一些在舊版相當誇張的武功，例如《天龍八部》天山童姥的「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新版變成了「天長地久不老長春功」，不斷解釋所謂「返老還童」的理據，涉及內分泌系統的調和，此外如「星宿老怪」丁春秋的「化功大法」，新版也加入了中醫式考據；又如《鹿鼎記》的「胖頭陀」、「瘦頭陀」，舊版喚作「矮尊者」、「高尊者」，後來大概金庸發現高矮要後天對調太不靠譜，就一切回歸科學。類似例子，還有很多很多，想來金庸迷都能如數家珍。

談這些並非要進行瑣碎的考據，而是看到一個願景：隨著科學昌明，金庸的世界，其實真的有可能出現。但就是退一萬步，就算那依然是純粹的想像，在未來的虛擬世界，同樣可以化作實體。須知武俠小說這個文學種類，本來就是成人的童話，隨著兩岸三地的政治敏感時刻而興起，各自隔山打牛，從而維繫了大中華地區的共同身份認同，開拓了無窮想像──當然，也可以說是逃避的空間。互聯網興起後，特別在內地市場，興起了「穿越武俠小說」，一方面呼應了《金庸群俠傳》一類電腦遊戲的角色扮演，另一方面也補足了原小說的劇情和拾遺，可以說，也是當代人的另一種逃避。

但這樣的逃避，並非不可能變成真實。正如我們多次談及，網絡穿越的一切，已經越來越象真，不少新一代在虛擬空間「練功習武」，成為武林盟主，已成為日常生活一部份，VR、AR等技術又在打破虛擬與實體的界線，誰說那樣的「練功」，沒有現實生活的功效？近年西方興起的《魔戒》、《哈利波特》等系列，都創作了一個又一個自成體系的魔幻空間，就像金庸的武俠小說，重要性並非單單在於文學、電影，而是作為一個潛在的替代世界，供新一代在內裏生存。當現實世界的一草一木越來越難改變，自己卻能建構虛擬天地，未來一代人情感寄託、尋找存在感的空間，還需要局限在「現實」嗎？

在東方世界，能夠一力建構一整套自稱體系的笑傲江湖，金庸幾乎前無古人，和同代武俠小說作家相比，對人性的刻劃和掌握明顯高出一籌，即使和其他文學類別的天地相比，也具備不能取代的吸引力，讓人心甘情願活在其中。這種重要性，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文字，成了影響幾代人世界觀的導師，而且影響力只會隨著虛擬世界實體化而倍加確立。

金庸先生離世後，同輩儘是一片追悼聲，既是追悼大師，也是追悼自己的黃金歲月。唯有在另一些自成天地的平行時空，例如一小撮激進份子的社交媒體，才嘮嘮叨叨以純政治角度一鱗半爪的「理解」金庸一生，視野之狹隘，酸味之橫溢，固然令人咋舌，但另一角度看，這卻又是金庸式想像的另類實踐，何嘗不是屬於未來的平行時空？

小詞典：天長地久不老長春功

金庸小說《天龍八部》逍遙派高手天山童姥的獨門內功，舊版名叫「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屬於最上乘的內功，原理是調理「手少陽三焦經」（即内分泌系统），但有一致命缺點，就是每三十年要返老還童一次，期間功力全失。此武功暗喻人生終究不能「天長地久」，罩門就像希臘神話的Achilles heel，頗富人生哲理。

悼念陳明銶教授

金庸先生離世的同一天，學術前輩陳明銶教授也遽然而逝，令人感傷。

陳教授是華南、香港近代史專家，在香港涉外關係範疇上，多年來多有請益。雖然陳教授退休已久，定居美國多年，但依然心繫香港，幾乎每年都回港幾次，通常都是出席學術研討會，並找老朋友聚舊。對海外港人、澳人這議題，陳教授有獨到見解，例如香港人到了加拿大如何維繫身份認同，或澳門在當代中國的角色如何，他的研究都是開風氣之先。

陳教授對後輩十分友善，我曾多次邀請他出席演講、會議、課堂、申請經費，有求必應。在美國工作時，有一次到史丹福大學探望他，他專門為我一人安排了整天行程，拜會不同專家學者，笑說自己能做的就是那麼多，更對找不到前國務卿賴斯感到不好意思。他常教導我們，學術界充滿狹隘思想，但要把自己的研究發揚光大必須包容，所以他當了無數學術評審，一次也沒有退回別人的文章，頂多提意見讓人改善。用他自己的話，這是「不要攔在年輕人面前」，說來容易，但在這個虛偽無比的圈子，做到的屈指可數。

陳教授畢生致力光大香港研究，桃李滿門，應是含笑而逝，但他的離開，用回老掉牙但也切實的話語，自然也是「一個時代的終結」。陳教授退休多年，老母在堂，在美國生活得十分儉樸，唯一興趣就是研究、讀書，對自己的數萬冊藏書十分自豪。他曾對我說，自己除了「陳明銶」三字，在老一輩讀書人當中還有點人認識，就一無所有，除了家中的書，可能還有些價值。他曾希望拍賣全部藏書，去支持香港研究，但在這個社會，書籍「無」價，連送書給圖書館也要跪求，加上一切資料都已數碼化，文人舊日的以文會友常態，恐怕已不能續存。他曾經接觸不少經歷豐富的香港前輩，希望他們把口述歷史留在史丹福圖書館，但因為種種原因，也不易落實。

在互聯網時代，老一輩學者往往難以適應。陳教授基本上是不打字的，電郵、文件一般是朋友、學生代勞，但有時候還是親自回覆電郵，他笑說我們已經不用電話，實在找不到其他聯繫方法。時代隔閡，畢竟無情，當他一如既往說起尤德、鄧蓮如的冷笑話，再努力接續到梁振英、林鄭月娥的年代，旁觀者不難發現前者是親身經歷，在香港黃金歲月的親身經歷，後者的資訊來源，不可同日而語。作為後輩，不敢明言，但相信他心中雪亮，因為正如他教導我，人生在不同階段有不同角色，到了他的年紀，只應提拔後輩，創造土壤，其他事情，已無所謂。難忘他步履蹣跚的背影，掩不住面上永遠掛上小孩般的樂觀笑容，到了生命最後一天，也沒有退休的概念，人生態度卻越見瀟灑，如此胸懷，當永存心中。

小詞典：陳明銶（Ming Chan，1949-2018）

香港歷史學者，美國史丹福大學博士畢業，曾長期在香港大學歷史系任職，1997年後移居美國，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研究中心等工作，研究範圍包括華南歷史、中國工運歷史等，晚年關注一國兩制下的港澳身份認同。近年多次出任和香港有關的國際學術會議的主講嘉賓，也是國際學界接觸香港學的重要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