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9日星期日

四種民族主義的蒙古爭奪戰

【咫尺地球】上月內蒙空難,令這個自治區難得地受到國際注視,不少西方讀者才知道蒙古內外有別。其實蒙古正惹來四大勢力逐鹿,也是中國外交的潛在危機,只是被各國低調處理。

有些人會以「破爛的海棠葉」形容中國國土,破爛出去的一塊就是外蒙。這就是提出中國威脅論者最恐懼的一種民族主義形態﹕ Irredentism(以恢復所有前度國土為目標的民族主義),因為對這一類民族主義者而言,收回香港、澳門、台灣和蒙古,並沒有本質上的分別。

中國的領土復原民族主義( Irredentism)

蒙古由前蘇聯一手策動獨立,冷戰時是蘇聯實際上的「第 16個加盟共和國」,其傀儡程度比滿洲國之於日本不遑多讓。冷戰後,俄羅斯對蒙古失控,中國商人大舉北上,「蒙古回歸」漸漸在「人民日報強國論壇」一類民族主義大本營成為「熱點」。蒙古大呼拉爾(國會)的親華議員(多來自戈壁省)曾討論蒙古併入中國的提案,以解決蒙古經濟危機,一些內地網民認為這是「人心所向」,甚至有提議搞公投讓蒙古「回歸祖國懷抱」,其狂熱程度連中國政府也感震驚。

俄羅斯的仇外民族主義( Xenophobism)

雖然俄羅斯總統普京甘願放棄過往在蒙古的特殊地位,聲稱由普通朋友重新開始,但影響力今非昔比,令蒙古成為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發泄面。有「狂人」之稱的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日里洛夫斯基有一幅著名的「獨家」世界地圖,主張恢復俄羅斯的整體偉大,向東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蒙古,最終目標甚至包括阿拉斯加。

但蒙古從未正式成為俄國領土,其染指蒙古的民族主義其實屬於仇外民族主義﹕因為民調顯示對俄羅斯人而言,最具威脅的外患並非美國或日本,而是中國。由成吉思汗開始,「黃禍」都是俄羅斯的噩夢。中俄邊境人口和經濟發展的失衡,令海嵾威等俄國遠東省份漸漸中國化。俄國勢力從蒙古消失,自然也被視作「黃禍」的一部分。

美國的道德民族主義( Moralistic Nationalism)

但中俄都想不到,在美國出兵伊拉克而四出搜覓聯軍之際,居然有 180名蒙古勇士不請自來。這支奇兵是蒙古親美議員的明買明賣﹕希望付出最小,收穫最大。美國自此把蒙古看成中亞 5國的延伸,又是加緊經援、又是提供軍備,甚至在今年邀請蒙古與傳統盟國泰國、新加坡、菲律賓一起參加「金色眼鏡蛇」東亞軍演。

美國拉攏蒙古打的也是民族主義旗號。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 1998年訪問蒙古,盛讚蒙古民族偉大,嘉許其「毅然拋棄共產主義」,並認為美蒙都認同「民主主義」價值觀。蒙古親美分子就是希望在中俄兩個「後威權主義國家」之外得到民族道德認同,所以美國本土的道德民族主義,也合脾胃。

對極端蒙古民族主義者而言,中美俄都是外國勢力,他們本身也有一個「三蒙統一」方案,主張把中俄境內的前蒙古領地統一,並取代現有缺乏民族特色的蒙古政府,創立「大蒙古國」,並常拉出流亡外蒙的內蒙和圖瓦(俄羅斯蒙族共和國)異見人士以示支持。

蒙古的圖騰民族主義( Toten Nationalism)

這種思潮認為中俄蒙三國境內的蒙族都不是按傳統生活,所以它並非要蒙古兼併外蒙和俄蒙,而是要蒙古人像庫爾德人那樣重新立國。在他們眼中,滲入蒙古的外族勢力都應該利用,所以中美俄 3國的活動表面上都獲得部分本地人支持,但支持背後卻有蒙古圖騰民族主義的陰影。雖然中國基本沒有「蒙獨」潮流,但境內的蒙族人還是希望境外有一個蒙古國殘存,既是以防萬一,也是對剎那歷史光輝的永恆祭奠。

四種民族主義在沙漠化的蒙古草原馳騁,固然縮影了大國外交的現實,也反映蒙古作為一主權國家,並未經歷「本土民族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甚至成吉思汗的形象,也是在 90年代才被重新發掘。對有心人而言,蒙古便成為擴充意識形態勢力的國際真空。中國有此鄰邦,是幸運,也是不幸。

2004年12月12日星期日

中日未來戰 Vs 中日共同體

【咫尺地球】日本內閣剛通過修正《國家防衛大綱》,自1975年以來首次提出中國威脅論,此前亦有右派「設想」中國攻打日本的3種可能情況(釣魚島衝突、台海戰爭時美日台聯盟、東海天然氣田資源危機)。中國外交部呼籲日本拋棄冷戰思維、擱置中國威脅論,在「右Vs右兩黨制」治下的日本,似乎是對牛彈琴。這時候,我們反而應重溫日本近年如何提出與中國建立更緊密關係,後者正是嘗試從區域整合一體化的角度解決中日的結構性摩擦。

中日共同開發泰國克拉運河﹖

一個著名提議是中日共同開發泰國克拉運河(Kra Canel)。自全球在18世紀興起運河熱,在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外,也有提議在泰南泰國灣和安達曼海之間的克拉地峽興建「克拉運河」。近年計劃復活,明擺着與新加坡馬六甲海峽對着幹,因當地是海上恐怖主義黑點,潛伏全球六成海盜,又是美軍大本營,卻是國際能源航線必經之地,東亞各國都有意分散風險。胡錦濤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稱之為「馬六甲困局」,已成內地學界專門名詞。

泰國方面對運河態度分歧,有人擔心南北從此分裂,南部鬧獨立的回教5府會乘機脫離。但支持或反對的泰國人都認同,泰國國力不足興建運河,希望在財政上置身事外。

日本對海上進口石油的倚賴比所有國家都重,86%進口源油都要路過馬六甲。難怪日本在二戰與泰國結盟開始便對克拉運河興致勃勃,前首相佐藤榮作、田中角榮等甚至炮製了一份秘密檔案,內裏連「以核彈爆破運河」也是可行方案之一。中國三峽工程動工後,日本有人鼓吹中日共同另起爐灶開發克拉運河、共同承擔資金和人力資源,卻不單是為了一條運河,背後更隱藏着一個抵制新加坡、割裂東盟、淡化美國影響、東亞能源共享的大藍圖。

「大東亞共榮圈」這名詞對國人而言無限反感,但日本認為這個由江戶時代政論家山田方谷提出的「共存共榮」概念,是類似歐洲融合的「歐羅巴主義」的亞洲「亞細亞主義」先進思想。日本新版教科書有下列一段﹕「日本的戰爭目的在於自存自衛,並將亞洲從歐美支配中解放出來,及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當年日本決定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官方解析,正是解決能源危機,也就是反制所謂的「ABCD包圍網」(指美國[A]佔領的菲律賓、英國[B]佔領的香港、中華民國[C]、荷蘭[D]佔領的印尼聯合封鎖日本的資源安全線)。

中日共建「大東亞共榮圈」﹖

ABCD包圍網的組成單位已經推倒重來,但日本能源危機從未消減,而且對東南亞、東北亞資源的需求比二戰還大。每當美國和中東的角力都累及日本經濟,另日本也又要看新加坡臉色。東京有論者便希望建立類似歐盟的「亞盟」,仿效「法德核心」建立「中日核心」。日本富士通研究所田邊敏憲是如此提案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目前東盟+中日韓的「10+3機制」足以成為「亞盟」基礎。

由能源整合到政治整合,早有先例可援﹕歐盟的前身,正是解決純資源問題的歐洲煤礦鋼鐵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ECSC)。更值得反思的是現在的法德軸心在ECSC成立以前,何嘗不是一對百年宿敵。這派理論認為若東亞各國建立能源共享機制,「大東亞共榮圈」的亞細亞主義便成為「亞盟」的指導思想,而一切都可以由克拉運河開始。

中日危機不在於兩國民族主義者不相信對方懷有善意,而在於兩國領導層還未意識到未來國際關係很可能出現「基層無政府」和「跨國政府邦聯」並存、並治的尷尬局面。若中日在最高層面不能整合、仿效德法兩國在歐盟捐棄前嫌,兩國民族主義者的亢奮還會遠嗎﹖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12月5日星期日

中國的「後九一一拉美牌」

【咫尺地球】北京近年的「全方位外交」被形容為突破冷戰二元政治,「對中國和平崛起作出重要貢獻」,但其實姿態多於實際,唯獨胡錦濤上月訪問拉丁美洲不再韜光養晦,卻也甚為罕見。

拉丁美洲的後九一一變革

雖然中國以「亞非拉人民大團結」為(昔日)外交目標,但它在「亞非」的外交成就遠比在「拉」優勝---畢竟在結構層面,中國和拉美本來難以互動。美國在1823年發表的《門羅宣言》令拉美成為其排他性「私房」,連歐洲列強也不敢擅進;台灣乘美國餘蔭,亦以當地邦交國為外交後盾,所以直至70年代才有古巴以外的第二員拉美「弟兄」承認北京---左翼總統阿連德治下的智利。加上拉美在上世紀後葉興起新自由主義,盲從貿易自由化、國企私有化、市場經濟化「三化」,一切都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導為藍本,中國亦無孔可入。

直到九一一後,拉美出現為人忽視的變化,中國外交忽然能夠對號入座。現在美國以中東弧線為外交重點,儘管布殊首次當選時的「前九一一外交」卻聲明拉美優先。九一一後,美國原來對拉美的財政預算或是被重新調到別處,或是勉強以反恐之名用於拉美人民(例如哥倫比亞的反毒、秘魯的反毛派游擊隊),結果削弱了華府對拉美後院的操控。於是拉美各國在九一一後也搞起各自的全方位外交:除了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公然與薩達姆稱兄道弟,巴西和阿根廷也忙着與大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中國來湊趣,正是求之不得。

適值此時,一批原來執政無望的左翼領袖先後上台,包括阿根廷的基什內爾、巴西的盧拉和智利的拉戈斯,他們控制了著名的南美「ABC三大國」,而它們亦成了胡錦濤訪問的3個站。新左派在拉美興起,象徵拉美新自由主義在金融風暴後全面崩潰,長毛式口號「反貧窮、求公義」成為時髦,「巴西零饑餓運動」、「阿根廷反饑餓運動」、「不一樣的烏拉圭運動」等左翼政策一家獨鳴。拋棄了思想包袱,各國也就不再遵守IMF規則,重新相信國家操控經濟和社會保障制度。尾隨胡錦濤訪問的一籃子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大亨對南美石油的針對性投資倍感興趣,且樂於讓拉美政府控制國內資源,沒有美資處處以市場掣肘政府的狐貍尾巴,也令中資更受捧場。

當意識形態改變令中國成為拉美的學習對象之際,台灣捐獻又引爆出賄選醜聞,令其一半拉美邦交國(如巴拿馬、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海地等)都傳出關係可能生變。胡錦濤興致勃勃地說「希望和所有拉美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無疑是向台灣外交的殘餘大本營宣戰。

「負責任大國」Vs戰略敵人

北京「全方位外交」的目標,若以真正的人民語言演繹,不過是讓美國和其他地區強國感受到中國的全球化潛能,令中國在每個地區都保持參與,「利益均沾」。這本來與美國吸納中國進入世界體系的交叉接觸策略(Engagement)異曲同工。牛津大學教授Rosemary Foot等主張讓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大國」,以此反擊中國威脅論,就是以全方位外交為前提:必須先讓中國在世界各地都有責任可負。

然而這理論似乎不無軟勒索意味(若沒有責任可負怎麼辦),而且還有一定硬風險:只要交叉接觸損害美國根本利益,中國在美國眼中就是戰略敵人。胡錦濤此行不單利用拉美政治、經濟、外交和意識形態的後九一一體系,落實針對台灣的遠交近攻部署,更希望在美國後院建立外交基地。所以他沒有一如既往硬銷中國如何融入全球,反而處處軟銷中美差異,在拉美大受歡迎。

結果美國右派一方面覺得中國engaged得過了頭,另一方面則認為拉美各國捧場是利用中國形象樹立反美對立面、從而與美國討價還價。這是中國的拉美牌還是胡錦濤反被當地的中國牌利用,恐怕很難算得清,但這兩張牌是否對「美國新世紀計劃」的「善意責任」,美國相信「心中有數」。

2004年11月28日星期日

撕裂烏克蘭,延續反恐戰﹖

【咫尺地球】烏克蘭東西分裂雖然源遠流長,但雙方對統獨和族群議題原來有着共識,當地頭號智庫「再生基金會」對分化後遺症的警告也家喻戶曉。為何當地大選有了美俄兩大「黑手」越俎代庖,便加速邁向分裂的質變﹖

烏克蘭沒有不同國家意識

烏克蘭立國基礎源自1654年的《佩尼亞斯拉夫協定》(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反波蘭同盟),結果俄國吞併盟友土地,是為今日的東烏克蘭。東烏雖然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和認同,但這認同卻臣服於泛斯拉夫文化圈,此所以雙重效忠對一般國家都難以接受,親俄候選人阿努科維奇卻敢以「俄烏雙重國籍」為政綱。廣義的烏克蘭國家意識幾乎就是泛斯拉夫主義,也就是公然以俄羅斯為龍頭的跨國民族主義;俄國也義不容辭支持斯拉夫獨立國,(自稱)與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塞爾維亞和黑山都血濃於水。

狹義的烏克蘭民族主義卻是另一回事。烏克蘭雖然是歐洲第二大國、被德意志銀行評為最有潛力的獨聯體成員,歷史上卻只是地理名詞,多次獨立都為時甚短,烏克蘭民族主義自然相當後現代──從定義「烏奸」的過程建構出來。事源東烏被併入俄國後,其他烏克蘭人聚居地輾轉淪為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領土,最後由蘇聯在二戰奪回,是為西烏克蘭。西烏人把所在國和俄羅斯一視同仁列為侵略者,卻單以所在國的西方文化自豪。烏克蘭在1991年獨立後,西烏自命握有正牌文化,以此與東烏工業社會的親俄「烏奸」劃清界線。其實烏克蘭出現經濟危機時,連西烏也贊成與俄國建立「更緊密聯繫」,反映他們並不對泛斯拉夫主義排斥。

上述框架內,還有克里米亞半島的反烏克蘭民族主義。克里米亞超過60%居民都是俄裔,原是「俄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白衣天使」南丁格爾就是在俄羅斯對抗西方聯軍的克里米亞戰爭成名。直到1954年,當時的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為了「紀念俄烏聯盟300周年」,把半島作為賀禮贈予烏克蘭,更附送黑海艦隊基地:背後玄機是把反烏主義送入木馬屠城,來監察本土民族主義。想不到烏克蘭居然獨立,令克里米亞也興起獨立和回歸俄羅斯運動;雖然運動在西方調停下作罷,克里米亞主義卻成為把東烏拉向俄國的助力。

避免反恐戰和新冷戰合二為一?

不同國內意識在太平盛世的聯邦其實足以並存。例如鐵托時代的南斯拉夫政治哲學,就是以泛斯拉夫主義為向心力,容許內部堆砌不同圖騰。今天的泛斯拉夫主義對西烏太激進、對克里米亞太溫和,結果淪為東烏顯示獨特性的信仰,也就喪失了國內普世性。但烏克蘭不過出現「親西方Vs傳統社會」的二元裂痕:雖然歷次大選的票源分佈大致一致,但西烏支持的開國總統克留夫卓克並非盲目親美,只是希望加速現代化;東烏支持的現任總統庫奇馬亦非盲目親俄,只是主張新威權主義。這是現代化的必經階段,哈佛教授亨廷頓稱之為「撕裂國度(Torn States)」。

撕裂國度多不勝數,墨西哥、土耳其甚至俄羅斯都是案例。表面上,烏克蘭危機又屬於老掉牙的文明衝突論(東正教核心圓Vs天主教核心圓),實質上則是冷戰思維的延續。在美國右派眼中,反恐戰和新冷戰,不管有沒有文明,都只是建構對立面的手段。

美俄寧願原來有限的烏克蘭分離主義產生質量互變、進而成為主流,無疑是因為俄羅斯全力重建「泛蘇聯」,希望由鞏固核心開始;美國亦相信一旦西烏獨立,會對東部起垂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兩國都不希望新冷戰和反恐戰合二為一,普京尤甚。兩條戰線在格魯吉亞「玫瑰革命」已首次找到交合點:其時格國也是如此撕裂,兩派勢力都與伊斯蘭聖戰士藕斷絲連,互斥對方包庇恐怖分子:若反恐對象包括對方,對美俄都是噩夢。

東西撕裂烏克蘭不是美俄的最佳選擇,但吊詭的是如此「竹幕」能相對維持兩國的反恐「和氣」,避免亂局吸引各方「恐怖大亨」。反恐還反恐、冷戰還冷戰,不啻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2004年11月21日星期日

太平洋小國瓦魯阿圖的宿命政治

在過去兩週,南太平洋小國瓦魯阿圖(Vanuatu)以實踐檢驗「一中一台」的構想,嘗試與台灣建交、再澄清這只是瓦盧阿圖總理的「私人交」;先由國會拒絕承認總理決定、再由總理親自容許中華民國大使館營業,後來又回到北京,情節扣人心弦。小國「人氣急升」,它的外交卻失去國際社會的基本尊重,被揶揄為價高者得的拍賣。瓦魯阿圖國總理沃霍爾(Serge Vohor)坦率地說:「我們跟兩岸都做朋友﹐因為我們需要錢」,已成為繪炙兩岸的名言,嘲笑瓦魯阿圖也成為兩岸網民的共識。他們都在問﹕為什麼這個國家臉皮這樣厚﹖

其實,瓦魯阿圖比前任台灣外長陳唐山口中的「鼻屎小國」新加坡大約20倍,面積在島國而言,算不得小。相較下,它的兩個鄰國瑙魯(Nauru)和圖瓦魯(Tuvalu)一個靠鳥糞化成的磷礦致富、再在礦產耗盡後破產,一個以出售互聯網國家區碼「.tv」予西方電視臺為生,人口都只有約一萬,瓦魯阿圖卻有20萬;在西方瘟疫傳入前的1800年,甚至一度有超過100萬,算得上「區域大國」。

然而,按個別國際關係學派的演繹,瓦魯阿圖還是沒有立國規模,因為它沒有足夠能力獨自保護國土、謀取人民福利,更不用提「履行國際義務」。Jacques Rapaport的《小國及領域》即以「微小國」(microstates)概括這類天然、地理或歷史的孤立國度﹐認為它們缺乏「國家的合理性」。

先天局限並非致命,致命的是不少太平洋島國獨立後,依然被變相殖民。它們都有國際法稱為「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的大片領海,卻不能承擔保護領海的費用,於是,國防都交由美國、澳洲等「盟友」「協助」。結果,這些盟友尾大不掉,例如這些島國迎來了一個名為「美國吞拿魚協會」的工會成為太上皇﹐自此工會魚商就視太平洋的他國領海為美國內海;所羅門群島曾經鼓起勇氣,拘禁美國魚船,美國政府的回應是禁止輸入所羅門吞拿魚,所羅門技窮,唯有就範。在軍事、經濟、政治發展都不能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澳洲學者John Anglim乾脆稱這些島國的獨立為「形式獨立」。

理論上,瓦魯阿圖的最大收入來源是旅遊業。那麼瓦魯阿圖有甚麼好看?自然風光以外,瓦國傳統文化也別具特色,例如其本土部落的決策心戰室名叫「納卡男人屋」,全屋椰葉製造,只准男人一邊以椰子殼享用椰子酒,一邊商討要務,相信原始綽頭,正是東方主義的遊客至愛。不過就是有賣點,瓦魯阿圖的旅遊業還是由澳洲壟斷,遊客大多由澳洲入境,事前由澳洲中介商人承包一切。時至今日,瓦魯阿圖依然是聯合國公佈的最不發達國家之一。

難怪瓦國政府唯一能夠發展的「本土經濟」,就只剩下販賣外交關係、人口政策的「建交經濟學」。總理沃霍爾上臺前,曾承諾降低對澳洲援助的單一倚賴,自然要向大中華地區打主意。以國王肥胖聞名的湯加王國,在冷戰期間,就曾靠在澳洲和蘇聯之間遊走自抬身價,瓦魯阿圖現在不過在效法鄰國而已。

媒體嘲諷瓦魯瓦圖外交不成體統時,不但忽視了瓦魯阿圖的人民感情,也忽略上述政策的導火線,其實是外來的。

一般的第三世界國家,從前都是西方某國的單一殖民地,唯獨瓦魯阿圖經歷獨特,在列強默契下,成為罕有的「英法共治殖民地」(condominium),一國有雙重制度,架床疊屋,被瓦國開國總理李尼神父(Walter Lini)稱為「群魔殿」(pandemonium)。時至今日,瓦魯阿圖國內依然分為英語和法語陣營﹕急於與台灣建交的總理沃霍爾來自溫和黨聯盟,這政黨在獨立前支持「回歸」法國;不斷向北京保證中瓦關係未變而被降職的外長索普(Barak Sope) 出身於瓦努阿庫黨,這是英國當年直接扶植的議會政黨。

沃霍爾和索普兩位主角,都是瓦魯阿圖政壇教父,都不止一次擔任總理,都自承其中一脈的白人思想文化,都懂得把對方塑造為「外來者」。他們一直有擴大各自陣營影響力的使命,爭取外交主導權自然是一大戰場,即使接受精英教育的他們,骨子裡明白這樣的外交,實在頗為失禮。

2004年11月18日星期四

美國大選後記

[2004-11-04] 沈旭暉、黃兆強:港傳媒報道美國大選的誤區

美國總統選舉塵埃大定,但通過本土傳媒了解美國大選,卻未免太富「香港特色」。

參照美國傳媒,當發現它們的關注點除了是候選人在各州份的預算得票率,還有同期的參眾兩院和州長選舉,以及同性戀婚姻法等州級公投。這種近似台灣「公投綁大選」的策略,牽涉本州執政黨派的資源調配,選舉期間不同議題之間的互補作用,選民「一票多值」和「內在配票」的深層心理,以及同一州內不同層級選舉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些都是政治學和選舉學相對未被發掘的處女地,遠比被過分炒作的拉丹露面、反恐立場、錢其琛鴻文等能夠影響結果,香港傳媒卻從來按下不表。美國大選與港股升跌的關係、美國華僑投票取向,又或是兩大候選人對華政策的異同,卻是香港報道的「重點環節」,因為它們在香港報章有各自的「對口單位」,結果自然見樹不見林。

本土媒體又令人感覺美國的全國民調與選舉結果有直接關係。其實它們只是一雙獨立涵數:一名全國領先的候選人,理論上能夠單單在五個大州取得全部100%選票,卻在其他所有州份以一票之差飲恨,經過選舉人票的間選制度,結果可以是慘敗。

更吊詭的是某報曾引述CNN民調指出「投票率可創40年新高」,亦把重點放在是次大選的投票率上,並「分析」克里可以從中獲利。然而美國總統大選以各州選舉人票計算,關鍵州份的投票率與總投票率必有差異,兩者並無必然關係,此其一。

雖然上屆大選顯示布殊支持者的學歷明顯較低,學歷高的選民的政治參與相對冷漠,但這並不代表學歷低的選民沒有票源被開拓的空間:關鍵州份俄亥俄州便有不少低學歷老人是在嘉年華動員下首次投票,此其二。

部分媒體以民主黨、民建聯對號入座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以為投票率高等於克里獲勝,這是根本的謬誤,何況這類過分簡化的雞精邏輯連應用於香港立法會選舉也是謬誤,為何舉一不能反三?


[2004-11-05] 沈旭暉、黃兆強 Roundtable:克里認輸的盤算
克里親自致電布殊認輸,此前數小時,其拍檔愛德華茲卻高呼要「點至最後一票」。前後落差,涉及兩個不同概念。

選舉前,民主黨智囊以史為鑑,早已決定若選舉形勢拉緊,絕不認輸。這裏的「形勢」,包括兩個意涵:一是上屆民主黨贏票輸選舉的「直接民主勢」,二是上屆佛羅里達州的得票處於統計學的「誤差範圍勢」。所以戈爾能夠選擇不同對策:從技術角度,他可以要求不斷點票,以及核實疑似選民資格;從法理角度,他可以交由聯邦法院裁定被剝奪投票權的選民身分;從憲政角度,他可以發動議員要求釋法;從政制角度,他可以發動輿論戰質疑選舉人票制度,或提議進行徹底兩黨制,以免理念較近的綠黨候選人納德再取得4%選票成為敗選關鍵。這類制度性爭拗的目標並非只是翻案,亦有改善下屆選舉制度的前瞻性意義。美國的總統兩任制、法國的總統總理同居制,乃至這次美國選舉大規模採取「臨時選舉票」以免選民資格成為疑團,都是修正前次選舉爭議的後續行為。

克里在這次選舉既沒有贏票的氣勢,在參眾兩院的三合一選舉同時失利,俄亥俄州的得票又明顯處於統計學的誤差範圍以外(這是白宮幕僚長「勸降書」說得最有說服力的一點)。若選舉爭拗還是持續,這就是純粹的權力爭拗,因為沒有任何制度變革能夠從中提煉。當俄亥俄州的票數拉近,不少本土傳媒均以「佛州第二」的角度報道,令人以為克里必定輸打贏要,便具有嚴重誤導。愛德華茲卻居然按既定計劃延誤認輸,他的危機管理,也令人失望。


[2004-11-06] 陳貞禮、梁宇軒、沈旭暉:美大選少數族裔叛變
不少輿論認為布殊勝出是選民「對反恐的肯定」、「對領袖的支持」,其實從數據觀察,真正關鍵反而是少數族裔的「叛變」。

共和黨攻拉丁社區

美國少數族裔主要包括非洲裔、拉美裔和亞裔三部分,在這次選舉分別佔選民人數的11%、8%和2%,足以成為名副其實左右大局的中間人。以往少數族裔以絕對優勢傾向民主黨,因為其多元主義相對顯明,移民政策也比共和黨寬鬆,不同於共和黨歷史上的大白人主義「土右」。96年克林頓順利連任,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共和黨建議限制移民數目、禁止非法移民的子女入讀公立學校和享受福利。

2000年開始,共和黨的布殊開始留意少數族裔的「價值」,不敢再掉以輕心。共和黨近年一再在拉丁社區強調反對同性戀及墮胎,目的就是希望利用這些具爭議的話題,挽回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拉丁裔支持。共和黨今年初向非法移民提出臨時勞工計劃,一改以往的強硬立場,亦是為從墨西哥北上美國南部的拉丁裔選民度身訂做。這是一個相當功利的策略性聯盟,也是意識形態和族群政治的成功結合:拉丁裔在2000年只有35%投布殊,這次飆升至44%,實在是共和黨勝出的關鍵。

非洲裔是民權運動以來的民主黨忠實盟友,歷屆最懸殊的投票結果都來自哥倫比亞特區,因為那裏的黑人都會令民主黨候選人以9:1之比勝出。這次克里獲得88%的非洲裔選票,守住戈爾上屆90%的黑人基本盤,反映共和黨的少數族裔政策具有相當針對性,並非在弘揚普世價值。

非洲裔仍留民主黨陣營

拉丁裔逐漸傾向共和黨,非洲裔則留在民主黨陣營,是美國政局呈現兩極的另一個關鍵趨勢:這不但是少數族裔的內部兩極,更是「族群+宗教」結合的兩極。克里在選前連續數周在黑人教堂參加禮拜,就是因為黑人宗教票是布殊的新基督運動唯一難以奪取的意識形態票。雖然布殊和克里在選舉過後都呼籲國民團結,但言行一致,實在不符合政黨利益。


[2004-11-08] 沈旭暉、黃兆強:美國第三黨的衰亡?
這次美國大選另一不被談論的話題,是第三黨運動被暫時畫上句號。

故事起源是92年總統大選,冒起了口才極佳的德州富商佩羅特,其民調支持度甚至一度領先克林頓和老布殊,最後獲得全國19%選票,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到了96年,佩羅特自創「改革黨」捲土重來,但聲勢大不如前,最後只有8%得票,但依然令改革黨成為全國性政黨,並獲得明尼蘇達州長文杜拉加盟。然而改革黨後勁不繼,2000年推出民望低下的極右派布坎南出選,令內部陷入分裂,第三黨主角換成綠黨的納德。

納德在上屆大選獲得4%選票,被民主黨指摘是戈爾落選的元兇,因為綠黨吸走了民主黨的極左選票。有了這樣的前科,今屆納德搞局的支持票少於1%,便不令人意外。

其實這個意識形態薄弱的年代,原來正是第三黨的搖籃。美國學界認為兩大黨由大學開始培訓建制人才、近似共產黨式任命制度(Nomenklatura Appointment)的結構性壟斷,是第三黨夭折的主因。但問題其實是所有第三黨都缺乏革命性創見,不肯放棄循吸納黨員、參加選舉、要求被兩黨接納等「新君王公式」發展:例如佩羅特的選票在96年大縮水,居然以「被兩黨排除於電視辯論」為由解析(他在92年倒是能夠參加辯論);綠黨由壓力團體轉型為泡沫黨的經歷,也令不少社運人事惋惜。另一方面,第三黨卻有非主流的包袱,不肯或難以拉攏現任議員集體變節,以致不可能有類似台灣親民黨的出現。美國第三黨便成為邏輯奇怪的「建制內的外建制運動」,先天性排拒了獨當一面的可能,此所以美國政壇甚難出現長毛。


[2004-11-10] 沈旭暉、黃兆強:美全國山河一片紅?
美國選舉總統的同時,也在進行參眾兩院議員改選,是為「三合一選舉」,這是港人相對陌生的概念。僅有對國會大選的分析,也是着重於共和、民主兩黨所佔的議席比例。這些分析建基於一個假設:政黨的影響力非常大,大得可以左右國會議員的決定,所以媒體都報道共和黨「奪得兩院控制權」,認為美國已經「全國山河一片紅」。

其實美國學者Ross M. English在其著作《美國國會》早已指出,議員競選時從來都是以個人為單位,政黨的最大角色其實是篩選精英進入政壇的審查站,而不是影響選票的洗腦機。何況美國聯邦制度造成一種「結構性連任現象」,更令黨派政治失色:

一名美國公民若以當國會議員為志願,在野的策略就是批評現任議員沒有通過哪些議案,現任的策略就是比潛在對手更努力地通過議案,只此而已。當議員在位愈久,經手的議案愈多,愈容易在國會掌控關鍵委員會,愈容易取得聯邦資源來回饋本州。感性上厭棄現任議員的本州選民,往往基於理性計算,認為新人難以在短期內超越其他各州大老惠澤鄉親的能力,結果被迫忍受並非心頭好的議員。所以美國議員的連任價值遠超香港議員連任的象徵意義,議員當選後,自然有相當空間「超然」於政黨之外。

這次共和黨大勝,並不能保證新保守主義的議案會被集體開綠燈,因為議員一直結成橫向的跨黨派地區同盟,以及縱向的跨黨派利益集團同盟,它們才是國會運作的真正核心。曾與布殊競爭總統提名的共和黨元老麥凱恩(John McCain),就是以善於與民主黨「溝通」馳名。

「全國山河一片紅」只是量變、不是質變,毋須大驚小怪。


[2004-11-11] 沈旭暉、吳凱霖:為何善良的人選擇布殊
本土媒體一向視布殊為好戰分子,不是誤判他在本土不受歡迎,就是認為他的票源「邪惡」,而忽視不少投布殊的美國人卿本佳人,更忽視布殊比歷任共和黨總統更擅於偷換自由主義的概念。

英國哲學家Isaiah Berlin在1958年發表《兩種自由概念》以來,學者都樂於採用他對自由的分類:以個人為主體作出選擇的自由稱為「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重點是提升個人獲取資源的能力(例如我喜歡找什麼工作);個人免於被社會和政治機制干涉作出選擇的自由稱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重點是避免國家力量支配個人意志(例如我如何在共產制度下找工作)。

在布殊以前,重視基督核心價值的共和黨相對推崇「消極自由」,不習慣運用大政府推廣理念,最討厭左派福利社會,認為它是「國家力量支配個人意志」的典型教材;願意使用國家機器的民主黨,則絕不會推動新保守主義。布殊的創見在於輕輕放下「消極自由」,改為採用「國家力量支配個人意志」的方式反對墮胎、反對同性戀婚姻、限制單幹細胞研究:這樣一來,家庭主義和宗教運動比從前更願意歸入共和黨旗下。

最諷刺的是布殊限制「消極自由」的措施,都是以自由之名進行:他一再強調要破除走進歪路的無政府主義(例如倫理敗壞、信仰危機),美國國民才能提升生活質素和「獲取資源的能力」。4年來,布殊一方面緊縮「消極自由」,另一方面卻對「積極自由」示意表面的尊崇,保守主義者大為「心折」,部分自由主義者亦被其蒙蔽,最後獲得七成教堂鐵票,也是順理成章。


[2004-11-13] 沈旭暉、黃兆強:美國民主黨難英國工黨化
美國民主黨只輸了兩次大選,布殊顧問羅夫便斷言它長期在野,未免言之尚早。然而正如《時代周刊》記者James Carney引述「權威人士」透露,民主黨的結構性檢討勢在必行,但似乎「新民主黨」不可能仿效英國工黨的第三條道路。

貝理雅的著作《新英國:我對一個年輕國家的新願景》指出,工黨要擺脫以往那種「好心但做不出事」的形象,只能進行「第三路線」改革,其最大特點為擺脫以往「高福利開支Vs自由經濟」的困境,提出一種調和兩者的新左派路線,即提高國家開支於教育等層面來造就機會平等(是為「絕對平等主義」),但同時也容許市場競爭(是為「古典平等主義」)。這倒像黑格爾的辯證法,從兩股思想之間趨向「絕對理性」。事實亦證明改革確能幫助工黨奪得政權,保守黨反而變成弱勢在野黨。

然而美國政治卻不能同日而語:基於美國國情,就是布殊繼續削減綜援,他也不能超越當年小羅斯福「新政(New Deal)」制定的福利框架;民主黨再傾向於自由經濟,卻不可能拋棄工會這個結構性包袱。所以二戰以來,共和黨相對容易借用民主黨的經濟主張,民主黨即使是克林頓,也難以把共和黨的經濟賣點改頭換面成為「新左派」。不少人以為整個美國愈來愈右,其實就經濟層面而言,羅斯福的新政奠下了左的根基,甚至令其成為美國核心價值,結果受惠的反而是共和黨,因為它早已搶先佔領了美國第一代的「第三條道路」。

此所以民主黨的結構性檢討,已不可能採取英國工黨的經濟第三路,結果只能在新基督教運動等意識形態領域和稀泥,可能與日本政局由「左右兩黨制」變成「右右兩黨制」一樣,這才令人憂慮。


[2004-11-18] 沈旭暉、吳凱霖:美總統大選的拉票權威
不少人認為克里缺乏個人魅力,外貌潦倒,不易樹立權威形象。我們卻認為美國人對「權威」的追求愈來愈偏向傳統價值,才令共和黨相對受惠。

社會學教父韋伯的《經濟與社會》列出了三類權威,每次選舉的拉票活動都是圍繞它們展開。第一類為「魅力型權威」,純粹建立於特殊個人稟性之上;第二類為「理法型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由制度賦予的地位延伸。在這次大選,民主黨的拉票手法明顯依靠這兩類權威:一方面,克里汲取戈爾在2000年與克林頓劃清界線的教訓,將克林頓請上神台,派他往所有重要邊地,認為其個人魅力足以拉攏游離票,因為克林頓當年的第三條道路曾攻克了不少共和黨票倉,結果累得克林頓心臟病發。另一方面,已經貴為參議員克林頓夫人希拉里一度被傳為克里的競選拍檔,亦高調交叉使用上述兩類權威身分為克里拉票。結果這對近年美國頭號政治明星對選情毫無影響,連帶美國媒體也對拉票的遊戲規則產生質疑。

共和黨陣營在列根後已出不了魅力型權威,所以它放棄了民主黨式拉票策略,只着重韋伯的第三類「傳統型權威」:其權威來源是由家產世襲制主導的資本主義,就中強調非理性的壟斷。美國開國初年,主流政壇人物(除一名牛仔總統積臣外)都是傳統型權威受惠者,但其影響力在二戰後已被另外兩類取代。布殊首次競選時,「子乘父蔭」一直備受詬病,4年來這卻成為他建立「傳統型權威」的資本,世襲性、壟斷性的資本主義在家庭價值的標籤下,開始重新得到尊崇。特別是共和黨得以重奪南部新墨西哥州和愛荷華州,反映這種傳統性權威對當地稅收農業經濟的導向作用,比魅力+理法型權威更實際,再次顯示「新保守主義」革命不能小覷。

2004年11月14日星期日

阿拉法之死與「泛中東計劃」

【咫尺地球】「不死鳥」阿拉法終於死了。他的葬禮號稱「國葬」,但其死亡到下葬的急促、以巴雙方對其「暫葬」的快速共識、為免「引起混亂」而臨時取消的群眾瞻仰儀式,都予人一種敷衍的感覺,而且敷衍得山雨欲來﹕因為美國同時在臥龍吊喪。

布殊圖建虛無巴勒斯坦國

左翼學者批評布殊搞「新帝國主義」之餘,大多對其推動以巴和平路線圖大惑不解。布殊多次以招牌牛仔腔警告以色列「enough is enough」,甘願冒犯境內猶太選票,更與其一貫作風不符。阿拉法在生時卻不肯對路線圖買帳,一大原因是布殊樂觀其成的獨立巴勒斯坦國,只能是一個虛無的小國﹕ 一、沒有控制人口的能力(由巴勒斯坦向以色列的人口流動是封閉的,巴勒斯坦卻成為以色列放逐剩餘人口的監獄)﹔ 二、沒有中央決策的能力(美國只以巴人總理一職為談判對象,間接容許所有派系「劃派而治」)﹔三、沒有影響大局的能力(巴勒斯坦問題的宗教普世性會被立國的民族主義淘空)。這個小國的藍本是鄰國黎巴嫩﹕曾幾何時,那裏也是熱點,也曾與以色列、巴勒斯坦、敘利亞等糾纏不清,現在卻已與全球格局的中東問題脫鈎,國內的亂局也自然依舊。

布殊的路線圖比克林頓主理的《奧斯陸和約》更令阿拉法躊躇,因為布殊有更宏觀的格局﹕把以巴問題與「泛中東和北非計劃」聯成一氣。這個計劃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後才被重構,官方目標是在中東全面推行美式民主、自由經濟和社會個體化(也就是深層結構的去伊斯蘭化),從而令中東成為美國後院﹕這是不少人眼中的「陽謀」。真正隱藏的陰謀,卻是美國要通過計劃令以色列和伊斯蘭世界得到根本同化﹕當伊斯蘭國家達到上述目標,它們的內部結構便不會與以色列構成根本衝突,屆時以色列不但不是伊斯蘭敵人,反而會融入「中東」這個地理名詞,成為「新中東」兩大龍頭之一﹕這似乎是相當哲理的辯證法。美國盤算的第二龍頭,正是「民主自由」的新伊拉克。屆時阿拉伯半島的資源、以色列的先進軍備、猶太人和美國的血緣關係,乃至伊斯蘭聖城對全球教徒的向心作用,足以結成一個整體,成為美國抗衡俄羅斯、中國和歐盟的資本。

阿拉法阻泛中東計劃推行

龐大計劃的漏洞,偏偏在阿拉法。一天沒有獨立的巴勒斯坦國,以巴的宗教衝突便依然遮蓋着以色列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對鄰國的垂範作用﹕這是沒有多少哲理、卻實用的矛盾論。阿拉法為公擔心美國令巴勒斯坦「黎巴嫩化」,為私也擔心「巴獨」令其喪失激進派和溫和派之間的最後裁決權,總之就是不妥協。美國原來的算盤是慢慢弱化阿拉法的權威,方案是逼以色列鷹派大老沙龍推動「單邊計劃」,單方面撤出部分猶太殖民區予巴人,從而增加巴勒斯坦內部權力真空。與此同時,「泛中東計劃」的重點則轉到伊朗和敘利亞,以待阿拉法問題自然解決。

就在這個時候,一切都似乎解決了,美國的反應,是亢奮的。英國首相貝理雅因為一個不能算是一級領袖的人的死去,飛到華盛頓與布殊商量要事,商量過後聯合發出「會在未來4年全力運用我們的資源支持巴人立國、但巴人必須發展民主和放棄恐怖主義」等說過無數遍的聲明,就很司馬昭。官僚文言的背後,白話清晰不過﹕路線圖和泛中東計劃又要來了,所有巴勒斯坦的派系領袖們,只要接受計劃,就會受到「美國資源」的協助,成為巴勒斯坦國父,足以與「新阿富汗國父」卡爾扎伊、「新伊拉克國父」阿拉維齊名﹔沙龍的「單邊計劃」毋須撤得「過分」﹔伊朗和敘利亞暫時有福了﹔最重要的是,「一個新時代來臨了」。

這樣一來,巴勒斯坦內部權力鬥爭精彩可期,以色列內部也有極右派質疑沙龍「誤判」形勢,作出不必要的讓步。阿拉法葬禮原來預定成為世界焦點,怎料布殊連任後得到「冲喜」,急不及待宣示下回題目,令以巴雙方都有本難念的經。陪伴阿拉法到不知天堂還是地獄的,就只有布殊在他彌留時預告的「願主祝福他的靈魂」這句Freudian Slip。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11月7日星期日

新保守主義的4本天書

【咫尺地球】布殊順利連任,支持他的新保守主義者立即提出進行「保守革命」。這是一個矛盾的詞彙,因為「新保守主義」顧名思義與「保守主義」並不相同,反而具有一定董建華特色,就是「不知道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

保守主義源自英國哲學家Edmund Burke和法國哲學家托克維爾,二人的著作都以批判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義為主,相信「性惡說」,特別反對民粹民主。保守主義傳到美國後,定義受到修正,泛指立國時不得不與英國分家的理據,包括私有財產、市場經濟、小政府等﹔與之相反的福利社會、保護主義、民權運動,則成為美國的自由主義。

傳道味較舊保守主義更濃

一般都不知道美國「新保守主義」原來是自由主義信徒、保守主義的敵人。他們經歷了60年代的火紅歲月,認為自由主義變質成為「新左派」,只懂得濫施民粹福利,令社會價值崩潰,才變成資本主義的堅定信眾(這是與保守主義的共通點),但同時堅持「宏觀調控」對自由價值的執著(這是與自由主義的共通點),只是認為必須通過重構基督文明的核心價值,才能通往自由之路(這就是「新保守主義者」的創見)。在內政和外交,新保守主義都有大量傳道意味,比舊保守主義者更有「使命」﹔反過來說,更令人難以消受。

美國本土和國際社會近來興起「布殊學」,一批布殊推介的天書尤其走紅。今天特此推介4本,因為我們須易地而處,才能明白新保守主義的「改革」和「保守」如何並存。

福利社會「荼毒」窮人

天書一﹕Marvin Olasky的《美國同情心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這本書重構基督價值觀的「同情心」概念,認為美國教育從小到大都錯誤教導國人,令同情心變成「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偽裝,只會搞出福利社會,令窮人喪失自力更生的積極性,又令家庭瓦解,因為無親無故的綜援局已取代傳統家庭的經濟功能。取消社會保障計劃,才是真正對窮人的同情,這就是布殊所謂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

60年代種「頹廢禍根」

天書二﹕Myron Magnet的《夢想與夢魘》(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副題是「60年代給下層階級留下的遺產」。這正是新保守主義者由自由主義變節的年代。作者認為民主黨的甘迺迪和約翰遜總統錯誤推動「新文化運動」和「大社會革命」,造成頹廢年代的無政府狀態,年輕人出走家庭、濫毒、同性戀、墮胎等「時尚」遺害至今,把美國倫理價值推向毀滅邊緣,所以今天要上帝再救贖。

基督文化「解救」中東

天書三﹕Bernard Lewis的《哪裏出了錯﹖》(What Went Wrong﹖),副題是「論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此書作者與國防部稱兄道弟,主張西方文明的優勢在於基督文化,中東危機則是因為伊斯蘭文明喪失自我更新的能力,卻不斷不負責任地「自我受害人化」、再令他人也受害,自然也就需要布殊救贖。

天書四﹕Edmund Morris的《羅斯福王》(Theodore Rex)。這個羅斯福不是民主黨的小羅斯福,而是20世紀初共和黨的牛仔總統老羅斯福,布殊曾表示與其有「再生緣」。老羅斯福對弱小民族的「大棒政策」是今日先發制人論的先驅﹔對「海權論」付諸實行,是一個世紀前全球軍事部署的大規模重構,與今天布殊「脫歐入亞」也有所暗合。老羅斯福因調停日俄戰爭,是19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他本人卻是美國擴張主義和單邊主義的奠基人,扭轉了孤立主義的傳統,擴張的台詞正是救贖地球。

先發制人救贖地球

只要結合上述4本以史鑑今的天書和新保守主義的教條,再觀察布殊當選後的實際情况,我們毫不懷疑在未來4年,美國人和地球人都會得到布殊「救贖」。雖然救贖內容以新保守主義掛帥,過程卻仿傚民權運動的「革命」舉措﹔雖然目標相當功利,但同時也有最崇高的理論基礎。新保守主義的目的,已明確定為把信仰變成美國國教,這種「心繫天國」的思想教育,才是未來4年的關鍵。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11月5日星期五

美國大選出現「穩定結構」?

美國總統大選最富啟發性的現象,並非誰人獲勝的估領袖遊戲,而是50州的選舉結果,居然有47州與上屆相同。這在美國史上頗罕見,特別是過去4年出現大量爭議,候選人亦換上一半新面孔,選民卻難得專一。這象徵着兩個重要改變:

從前州級選舉結果每屆不同,一大原因是地方改朝換代,州長或議員的得失直接影響所屬政黨總統候選人的成敗。這次兩黨管治的州份卻大量投向敵營,而且共和黨在民主黨大本營加州出了阿諾舒華辛力加州長,對選情毫無影響;新澤西的民主黨州長James McGreevey捲入性騷擾醜聞、公開「出櫃」並辭職,也無損克里在當地的支持度。美國選民對地方和國家議題愈來愈懂得區分,暗示選舉人票間選的根本理論---州級和聯邦利益存有衝突---已被局部修正,因為公投一類直接民主已逐漸成為主流。

排除了地方中介,選民的「長情」便反映了危險的事實:兩極政治正成型。其實美國兩黨制一向並不兩極,民眾只對議題意見相左,在意識形態層面多找到共識,很少總統像布殊那樣令人愛恨分明。布殊與克里沒有嚴重的議題矛盾,雙方選民卻愛以逆向邏輯投票:anything but Bush,or vice versa。僅有形勢逆轉的3個州都是「光復區」:東北的新罕布什爾重回民主黨貴族圈,中南部的新墨西哥和愛荷華則與布殊串連,東西民主、中南共和的版圖難得如此劃一。若布殊的一群連體嬰:單邊主義、新保守主義、基督復興運動都成為被批判的對立面,兩極現象很可能在未來4年被強化。

美國總統受制度和政治文化監察,重要性其實有限。選舉人面依舊,桃花全非,政治文化的根本變革,才值得注視。

2004年10月31日星期日

美國大選與中國脫鈎﹖

【咫尺地球】很多論者喜歡考據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對華友善度,從而測度兩岸領導人買誰的暗盤。這些考據可歸納為三套理論,不過都存在盲點。

第一代理論單從候選人的對華政策言論揣摩其思想。例如克里在民主黨初選說過「一中兩制」(One-China Two-System)料理台灣,便立時被寄予幻想。布殊4年前的政綱有「中國是戰略競爭者、美國不會對中國有錯覺」等「傷害中國人民感情」重話,今年亦換成「建設性合作」。於是學者認為中國在九一一後不再成為美國的意識形態敵人,無論誰當選都沒有分別。

問題是這些分析以候選人對華的片面言論為獨立涵數,然而對華政策只是選舉枝節,候選人談論中國的潛意識,往往與其主意識相反。單是布殊「脫歐入亞」的全球軍事重構,已推翻所有對華迷湯。

第二代理論加入黨派利益,即政黨本位論,認為民主黨代表福利主義,必會與中國進行貿易戰;共和黨代表軍火商和工業寡頭,必會挑起台海衝突。結論是當國防是中國要務,便希望克里上台;要保證貿易增長,便要靠布殊。然而克里也要向軍火商顯示強硬,布殊也要訴諸貿易保護,問題亦非如此二分。

第三代理論則突出每任美國總統都會對華猙獰6至12個月的量化統計(例如布殊的撞機事件),認為此後總統便受到官僚體制(特別是國務院)制約,再變不出花樣,只能成為中國人民老朋友。評論員認為中國領導人為免經歷新適應周期,情願舊人連任。然而為何美國總統任內後期又會對華忽然冷淡?近日的「胡溫暗挺布殊論」自然語焉不詳。

智囊興起影響美國外交

上述三套理論的盲點,在於只把焦點放在總統、國務院、兩大黨之上,而不知冷戰結束後,建制單位在外交政策研究上的主導性正下降。這是因為研究後冷戰是一種新技術,建制的「技術替補」速度往往比民間緩慢,既得利益者又要延續冷戰思維保住飯碗,所以現在最能影響着美國外交的,是「由下而上」的智囊機構。

目前的形勢是,互聯網興起和官僚威信下降,正令公投治國(麥迪遜民主)逐漸取代代議制(杰弗遜民主),邁向直接民主時代;智囊興起則推動了跨黨派新精英主義,令原有政治光譜變成空殼,形成諸子百家人人自薦的妙局。

智囊爭風呷醋對華政策反?

目前影響美國對華政策最明顯的四大智囊,由左至右,實是各界應該特別注視的新光譜:

一、號稱網羅一半中國通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主張與中國合作貿易反恐,曾經說服布殊把APEC的中美峰會升格;

二、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維持台海現狀的理論發源地;

三、蘭德公司(RAND),以冷戰研究成名,擅長分析各國軍備,與國防部關係曖昧,被北京視為給「中國威脅論」敲邊鼓;

四、布殊內閣大本營美國新世紀計劃(PNAC),雖然中國研究實力薄弱,卻極受政府重視,僅有的在野成員甚至批評布殊對華政策不夠右,主張放棄「一中原則」。

近年美國對華政策反覆,某程度是智囊爭風呷醋的結果,因為總統都會同時延攬不同外交智囊:應該是左的克林頓一直重視蘭德報告,應該是右的布殊的對華政策亦不受母體PNAC影響,獨崇布魯金斯。

中國盼從美國兩黨政治脫鈎

北京洞悉上述轉變,對美台軍售閉目養神,明言「發展穩定的中美關係是共和民主兩黨共識」,就是要將中國從美國兩黨政治脫鈎。不可不知中國在「政府-國內智囊」這層互動關係進步神速:江澤民訪美前接見布魯斯金代表團,便是近年統戰代表作。相反台灣卻落伍得多,陳水扁的台獨國師辜寬敏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刊登全版廣告,要求美國重新評估「一中政策」,結果拔苗助長、被評為「干涉美國內政」,反映他活在「政府-政府」對話代表一切的前全球化年代。

沈旭暉、吳凱霖:巡遊四州美國間接選舉悖論

美國總統大選雖然比不上50年內只展出10次的畢加索《巡遊》,叫座力卻不下於帷幕展覽。我們隨機「巡遊」4 個美國州份,卻發現布殊、克里其實都只是大配角,兩黨政治原來也可以與港式比例代表制一樣膚淺。

(一)明尼蘇達州 漁人民主

明尼蘇達州所以成為焦點,是因為它出產過一名屬於第三黨的州長傑西‧文圖拉(Jesse Ventura)。此人摔角出身,五官不端正,硬銷另類和次文化,但明尼蘇達選民卻相當受落。文圖拉所屬的獨立黨為地方組織,並非全國政黨,然而該黨在明尼蘇達州的勢力依然強大,一直以改革競選、非黨派政治和反游說活動等口號吸引中間選民,並自稱是兩黨腐朽機器的敵人。

有趣的是文圖拉在位時鼓吹自由主義,成功挖掉民主黨牆腳,卻削弱了民主黨的基層組織,令共和黨漁人得利,一切都與台灣的故事似曾相識。1928年以來,民主黨只有3次在這裏失守,今天的明尼蘇達州卻不再是民主黨票倉,加上這州的選民已養成選擇另類候選人的BOBO族品味習慣,這次對綠黨候選人納德的支持度也明顯偏高,更令這10票有可能歷史性轉向布殊。問題(一):這是共和黨幸運地利用了兩黨壟斷的唯一漏洞,還是它在明尼蘇達的治州才能令選民信服?

(二)俄亥俄州 嘉年華民主

俄亥俄州的20票從來是兩黨必爭之地。年鑑學派告訴我們:除了1944年和1960年,沒有共和黨總統會輸掉俄亥俄州;自從1964年,凡是贏得俄亥俄州都成為白宮主人,可見當地民意具有指標作用,也被認為是這次選舉的最後關鍵。

2000年,戈爾低估了這個焦點戰場的重要,在投票前一個月調離一眾嘍囉,結果以3.55%之差輸掉俄州。然而俄州作為夕陽工業區,在布殊上台後已損失了23萬個就業機會,失業率高達6%,所以克里今年不斷在當地主打經濟與就業,更抄襲布殊,穿上迷彩軍服在俄亥俄農場打獵「射票」。

從兩名候選人到訪俄亥俄州前後37次的天文數字,以及兩黨給予俄州跟人口選票嚴重不相符的高度關注,以至兩黨發動的「人盯人鄰居嘉年華拉票運動」,都令不少美國選民慨嘆自己「生不逢地」,因為俄亥俄選民從未這麼增值過。問題(二):為何首都華盛頓的選民每年都不受重視(因為這是民主黨的必然勝出地),一個從未投票的俄亥俄老婦卻天天得見候選人,並有幸從嘉年華氣氛中決定神聖一票?

(三)夏威夷州 人質民主

夏威夷一直是美國多元文化的實驗室,是自我標榜多元的民主黨鐵票倉,今年卻爆發了政治地震。《檀香山明星報》及夏威夷本土電視台的民意調查均顯示,布殊的支持率在夏威夷已突然超前克里,成為20年來首名在度假天堂領前的共和黨候選人。在民主黨內部,這被認為是後院失火的最戲劇性時刻。

然而戲劇背後的內心戲,依然不是布殊的魅力,而是基於一種地區防務的自我思維:夏威夷處於美國邊陲,安全系數最低,每次拉丹恐嚇或布殊自我提高警戒級別,甚至連菲律賓、印尼發生恐怖襲擊,夏威夷都是最害怕的孤兒---滋味似乎與扎卡維刀下的人質同病相憐。問題(三):若夏威夷因為本土直接防務危機投向共和黨,這算是因為實際威嚇而叛變,還是與其他各州一樣,只是以「半哲學」態度看待整個反恐外交而叛變?

(四)加利福尼亞州 公投民主

加州是美國第一大州,擁有十分一的55張選舉人票,是美國選舉不能承受之重。雖然共和黨元老列根在擔任加州州長期間發跡,但加州近年已變成民主黨地盤,在過去3屆大選,民主黨連中三元。自從阿諾舒華辛力加代表共和黨在去年當選加州補選州長,不少人認為加州必會風雲變色,《華盛頓郵報》於去年10月亦指阿諾當選是加州政治史的一大轉向,意味着共和黨從民主黨手中奪回「全美第一州」。

當大眾以為加州已淪為阿諾與克林頓的明星之爭,卻忽視了11月2日與總統選舉同時舉行的16項攸關加州民生的提案進行公投表決。正是由於加州已受到公投的直接民主管治,阿諾一類共和黨紙板明星才能夠順利當選,因為民眾已懂得繞過政府直接當家作主,並不代表共和黨忽然捲土重來。

加上布殊與「未來戰士」在墮胎、幹細胞研究、槍支控制和同性戀婚姻等多個中心議題上的觀點迥異,阿諾雖然在荷李活的演技只算二流,但還是懂得借位技術,在助選時能夠與布殊保持明顯的「禮貌距離」。從加州州長辦公室發言人羅勃‧史圖茲曼(Rob Stutzman)發言中,我們亦可以看出端倪:「州長把時間放在關心加州事務上是他一貫作風,這也是他對選民的承諾及贏得民眾支持的原因。」結果,向來支持民主黨的荷李活大明星包括里安納度狄卡比奧、莎朗史東等都表態支持克里,共和黨在加州的競選機器已經放軟手腳,態度相當消極。問題(四):直接民主干涉下的兩黨政治,壁壘不再分明,為何繼續以間接民主方式影響總統選舉?

(明報-周日話題)

2004年10月24日星期日

《華氏9/11》的概念偷換

【咫尺地球】國際影評對《華氏9/11》評價甚高,主因是國際社會對布殊評價甚低。雖然電影對布殊的評價大快人心,但導演米高摩亞的「通識教育」卻令人失望。就理論框架而言,電影前半部暗示「全陰謀論」,認為布殊政府抽手(甚至催化)911的出現、替真正禍首(拉登和沙特阿拉伯)開脫,情節比法國作家Thierry Meyssan的《911大謊言》更曲折;後半部屬於「半陰謀論」,只承認布殊利用911出兵伊拉克發戰爭財,「危機管理」意識一流。

兩個框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的前提是布殊利益集團和美國國家利益構成直接衝突,這是導演希望揭露的;後者的邏輯容許布殊利益和美國利益相輔相成,這是導演希望隱蔽的。電影後半部忽然由理性探討變成感性反戰,並非偶然:如此偷換概念,才容易令不熟悉國際事務的觀眾理性認定布殊是「壞人」後,再被感性畫面深化,相信布殊由取得較少票數上台到911到伊拉克,都是一籃子大陰謀,對世人、對美國人,都是禍胎。

批攻伊為何不談新保守主義?

然而得出上述結論前,我們必須參考陰謀論的源頭:一個名為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PNAC)的智庫。 PNAC在1997年成立,成員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包括現任副總統切尼、防長拉姆斯菲爾德、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三大右王」,以及被劉迺強反覆「揭發」的李柱銘前助理Ellen Bork。他們的論文寫於在野年間,確是建議美國攻打伊拉克、控製石油命脈來保障霸權「可持續發展」。如此證據確鑿,為何電影居然按下不表?

其實,PNAC及其「同志」成分亦不是清一色。例如克林頓時代的中情局長James Woosley便是現任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這委員會正是911後提議嫁禍伊拉克的機關;若大力向PNAC及其同志「埋手」,無疑會淡化電影為民主黨抱不平的暗軸。

PNAC其實早於老布殊在位的1992年醞釀。當時的國防部政策次長沃爾福威茨對老布殊「欠成熟地過早從海灣撤軍」極有微言,遂撰寫《國防計劃指引》,主張美國必須防止另一個超級大國出現,並要行使單邊主義。民主黨上台後,PNAC積極開拓理論陣地,研定出美國繼續領導全球的路線圖:一、控制全球能源和戰略資源;二、壓制所有潛在對手(包括以法德為代表的「舊歐洲」和聯合國一類超主權組織);三、結合上述兩點,通過控制戰略資源這槓桿,扶植「新歐洲」、「新中東」一類新興附庸。伊拉克戰爭完全按照這劇本演出,最受國際社會垢病的一幕:美國繞過聯合國、踢開舊歐洲組成「志願者攻伊同盟」,其實是整個計劃的主菜。

為民主黨避談美攻伊利益

問題是《華氏911》始終迴避一個事實:布殊確是為狹隘的美國利益服務。其理論基礎是全球化催生了三大「邪惡」:核擴散的軍事失衡、令聯合國變得重要的多邊秩序在共產主義消失後的再復興,它們均導致美國霸權衰落,所以美國必須在軍事、外交、文化三方面轉守為攻,而且三者必須像十字軍那樣結合。不用說不少「愛國」的美國人認同上述觀點,就是米高摩亞「暗銷」為正義朋友的民主黨也不斷試用PNAC公式:例如PNAC在1998年向克林頓建議攻打伊拉克,克林頓便發動「沙漠之盾」,空襲現在看來也不大存在的伊拉克軍事基地。

電影的敗筆,就是將外交簡單兩黨化,故意忽視跨黨派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由是觀之,《華氏9/11》本身也可以說是一個陰謀:「全陰謀論」部分鋪排得理性,是要證明布殊得位不正,以權謀私,完全與國家利益脫節;「半陰謀論」部分鋪派得感性,是因為這部分的理性結論(出兵伊拉克並非與美國利益脫鈎)不符合拉票效應,反而可能受到民族主義者激賞,唯有硬銷反戰的濫觴。如此偷換概念傳道,自然缺少政治電影應有的subtlety。國際社會把這齣電影​​捧為經典,證實布殊國際聲望之差,不作他人想,奈何越俎不能代庖,這是更大的悲哀。

2004年10月17日星期日

中國人質事件挑戰三秩序

【咫尺地球】巴基斯坦人質事件血腥落幕,無論是中方、巴方還是「恐方」,都強調這是個別事件,既不針對中國,也不影響中巴同盟。官文背後,人質事件並非個別事件,確是針對中國,也會影響「中巴人民友誼」,因它的目的是挑戰三重世界秩序。

挑戰一:超國(supra-national)反恐秩序

第一重被挑戰的,是國家主權之上還有反恐原則的後911體系,也就是超越國家層面(supra-national)的秩序。挑戰源頭在古巴關塔那摩開始,因為生於巴基斯坦的綁架黑手馬哈蘇德,一度成為塔利班軍官,被美軍囚禁于關塔那摩基地,在那裏認識各國恐怖分子,發現「世界恐怖大同」。

在關塔那摩被囚的,包括了22名中國籍人,他們都是支援塔利班的維吾爾人,被認為是疆獨嘍囉,右派人權組織國際特赦5月便指出,中國政府曾在2002年派員到關塔那摩「協助美軍審訊中國公民」。對在關塔那摩被虐至殘廢的馬哈蘇德而言,中美兩國都是一丘之貉,而且中國「欺騙性」更大,何況今次肇事地點正是東突基地之一。

挑戰二:國際(Inter-national)外交秩序

馬哈蘇德綁架中國人除了因為中國同胞「能見度」高,更反映他有意挑戰外交秩序。自從印巴分治、中印交惡、印蘇結盟、中蘇反目,巴基斯坦對北京一邊倒,巴國經濟發展和核技術均有強烈的「中國特色」。但巴國伊斯蘭教徒認可中巴關係,卻與上述貢獻無關,而是因為兩國是僅有的「反美蘇同盟」:美國每次批評巴國伊斯蘭社會人權狀況,中國都會擋駕;每次印巴邊境衝突,中國軍隊都會在另一方牽制印度和背後的印俄同盟。

911後,中巴同盟出現美國這個第三者,美軍既進駐巴國邊境,美巴亦組成針對阿富汗的情報網路。然而巴基斯坦內部普遍同情塔利班,美國引進的西方文化亦不受伊斯蘭長老歡迎。穆沙拉伕本人不敢為美國開罪中國,所以兩次秘密訪華,向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請示能否挺美,獲指示「welcome」。中巴兩國人民共識就是從這聲welcome開始退減,因為中國的反西方守護價值已不復存在。

事實上,人質事件宣示了上層外交不能漠視下層社會秩序。自從三峽工程啟動,中國不斷輸出水利工程師,但改變自然體系的水壩工程在巴基斯坦一類社會價值傳統的國家卻備受爭議,中國工程師在5月和9月便先後在巴國兩度遇襲。無論中巴高層如何粉飾太平,事件必會增加華商投資巴基斯坦的機會成本。若中國企業在伊斯蘭堡的安全系數降至與巴格達同級,接受「高風險高回報」原則的企業又何不選擇伊拉克?

挑戰三:國內(Intra-national)自治秩序

馬哈蘇德是無根的恐怖分子,但亦是有根的部族領袖,這是與伊式綁架的最大分別。須知巴基斯坦雖由軍人干政,卻不是有監控能力的列寧式國家,部落長老、土幫後人一直進行實質自治,都擁有私人軍隊,這就是後封建現象。

近來綁架都由長老調解,其影響力似乎比國家機器更神妙,因伊拉克、阿富汗、沙特等國的中央政府嚴重弱化,社會體系面臨徹底重構,這與全球化時代「次主權」興起一脈相承。巴國政府在911後渾水摸魚,以反恐為名進駐部落轄地「剿匪」,遂與長老集體結怨,例如巴軍在2002年7月強行進駐人質事件所在地南瓦濟裏,用盡扣押長老等伎倆奪權,部落前領袖穆罕默德被巴軍擊斃,馬哈蘇德才能扶正。巴國政府對人質事件如臨大敵,也有害怕長老集體起義的含義。

大國借反恐擴張勢力、外交結盟偏袒高層、主權國家忌憚自治,在911後引起「超國—國際—國內」連鎖互動。馬哈蘇德的關塔那摩地獄之旅,令他意識到以美國為首的反恐聯盟、以中國為首的中巴同盟和以巴國中央政府為首的反地方勢力,都是他的敵人。這些敵人的共同對立面,又豈只一個馬哈蘇德?

2004年10月10日星期日

日本也先發制人的「後政府時代」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發表國防顧問報告,建議發展先發制人的先進軍備。內地網民警告「日本軍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要求北京對東京也要先發制一制。

形勢發展反映日本右翼勢力的結構性抬頭,但主導的並非日本政府,而是以右派元老小澤一郎為首的「普通國家基本教義派」。所謂「普通國家論」只有兩重點,就是認為日本戰敗已半世紀,應有一個普通國家的權利(即自衛權,以趕走美國駐軍),也應盡普通國家的國際義務(即出兵權,以幫助各國先發制人反恐)。然而其他國家的抗議對象,卻只能是日本建制,因為小澤派系並非一個「國家實體」,對這些回應無受理的義務。這個悖論反映先發制人表面上是「新帝國主義」的手段,實際上提倡這個理論的政府們,也是自己的掘墓人。

以日本為例,本欄曾詳述小澤一郎如何運用馬基維利式權謀,陰乾堅持反對出兵海外的左翼社會黨,把日本政局由「左右兩黨制」轉型為「右右兩黨制」。小澤最出色的計算,是不斷擴大兩個右翼政黨的雞毛蒜皮問題為「路線問題」,例如挑起狗仔隊逐一查核兩黨政客有否付養老金,讓國民以為有兩個勢不兩立的右黨可以「選擇」,從而潛意識接受兩黨共同信奉的右翼綱領為既成事實。

這是近代史最成功的人為範式轉移。問題是小澤始終不代表政府,他的「普通國家論」信徒是一個細胞組織,而像扎卡維聖戰組織那樣的細胞組織,是不受國際秩序監管的。中美都不喜歡普通國家論,卻只能向東京施壓﹔日本鄰國的民間反日情緒,只能投射於一般日本國民身上,保護國民則是政府的責任。結果真正主導日本政壇範式轉移、施政方向的是小澤細胞,為它承擔責任的是日本政府,而日本的政府機器又確實沒有能力推動範式轉移。這樣的下場,在英美兩國也頗有雷同,而並非巧合。英國首相貝理雅在科索沃戰爭期間參考顧問庫柏的意見,提出人權是普世價值、侵犯人權的國家不能以國家主權為擋箭牌而令其反人權內政免被干涉。西方人權組織當然大受鼓舞,但一些國際輿論卻大譁,認為這是大英帝國殖民DNA的反祖現象,質疑「人權高於主權論」的國家衝着英國政府的說三道四提出抗辯,並就西方人權狀况作出反擊。結果國際人權監察一類機構勢力大增,英國政府卻一年比一年弱勢。

幕後人推動政府幕前受壓

美國總統布殊亦在2002年為出兵伊拉克提出「先發制人論」,由最初說的只要潛在敵人有威脅美國的能力、到現在說的單單有威脅美國的動機,都應該予以勾銷。這理論源自一個名為「美國新世紀計劃」(PNAC)的右派智庫的1999年計劃書,當時的成員包括現任布殊內閣所有紅人,背後則有國防工業、石油富商和新基督徒運動撐腰。美國勾銷伊拉克後,世界各國幾乎都不認同它的出兵理據,然而無論是伊拉克的斬首還是盟國的反美示威,都是直接挑戰美國政府的執政能力,無從挑戰PNAC利益集團的分毫。

中國的「單一政體」邏輯,自然認為小澤和小泉、貝理雅和人權監察、布殊和PNAC都是同一陣線,都是國家擴張的「亡
我」陰謀。其實三對絕配,本質上與塔里班和拉丹、阿拉法和哈馬斯並沒差異,都是後者力圖利用政府的框架達至細胞組織的目的,一切後遺症則由前者承擔。世界吹右風,其實人在做、天在看,政府管理能力正在不知不覺間被漸漸架空,地球正在跑步進入後政府年代。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10月3日星期日

布殊的形而上反恐 Vs 克里的形而下反恐

【咫尺地球】美國大選首場辯論,外交成為角力重點,這是越戰後從未出現的現象。不過今日反恐不同當年反戰,對美國國民經濟、社會秩序都未帶來危機,反恐辯論只為求證「誰更理性」這個感性問題,並不代表伊拉克戰爭真有不能承受的重。其實雙方只是借這個平台,為其核心價值宣道。

克里核心:防新九一一襲擊

克里樣貌呆板,常被媒體建議注射肉毒杆菌素固定臉部肌肉,但他其實是耶魯大學辯論冠軍,擅長邏輯推論。他建構的反恐體系六環相扣,便深符辯證妙締:(1)反恐天經地義;(2)伊拉克不是九一一元凶;(3)出兵伊拉克與反恐無關;(4)「錯誤戰爭」令美國被國際孤立,複製了更多敵人;(5)美國獨力承擔伊拉克重建的代價(包括人力、外交和經濟消耗)得不償失;(6)克里能夠繞過(2)至(5),所以預防美國受「九一一式襲擊」的能力比布殊優勝。

上述框架的支點是「九一一式襲擊」一詞:民主黨整個競選假設,就是下注於這個詞彙,即認為美國國民對總統的要求,就是要避免新九一一的出現。

克里的反恐體系以聯合國1988年對恐怖主義的定義為基礎,認為恐怖主義是「焦慮感染法」(anxiety-inspiring method),屬於純技術層面,是追求各種政治目標的中介、是討價還價的「經濟供求關係」,受害人本身並非目標。克里認為要防範九一一,必須令美國不再成為恐怖分子的「夢幻中介」、襲擊美國失去「傳道」作用,因此必須抽離不必要的戰爭,減少美國被襲的價值;通過減省上述資源消耗,又能加強國內的反恐基建。上述邏輯由「形而下」出發,自然鮮有觸及布殊的一籃子概念。

布殊展現新保守主義二元世界

面對克里的辯論攻勢,布殊建構了另一反恐體系反制。體系物似主人,不以邏輯取勝,而是建基於六個互相偷換的概念,包括:(1)反恐天經地義;(2)反恐戰沒有可能獲勝,敵人永遠不會以傳統方式簽下停戰協定,所以是持久戰;(3)無論出兵伊拉克的情報是否錯誤,薩達姆下台令世界變得更美好,所以是反恐一環;(4)「世界好,美國更好」,伊拉克變天符合美國國家利益;(5)唯有有決斷力的領袖,才會作出上述正確決定;(6)布殊久經考驗,能提供更好的反恐領導和判斷。

上述體系的精神是「反恐戰沒有可能獲勝」這個哲學概念,和「世界更美好」這個宗教概念。表面上它們相當「晴朗一天feel」,實質上卻展現了新保守主義深邃的二元世界觀:

敵人永在 反對絕對平等主義

新保守主義源自自由主義,只是不滿美國在60年代開始過分自由化、要求撥亂反正,所以雖然保守,卻自動承繼了民主自由等綱領。根據1976年新保守主義教頭Irving Kristol在《新聞周刊》發表的定義,信徒必須捍衛五大核心價值,包括:(1)維系基督文明社會道德觀,以宗教取代大政府監管;(2)認為機會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個人必須獨自爭取機會,反對絕對平等主義,是為「古典機會平等主義」;(3)堅持經濟自由化,反對社會主義;(4)鼓勵個人主義,反對福利主義; (5)相信一切與上述價值有衝突的觀念、以及按此建立的國度,都不能並存。

去除五大法則以經濟為主的兩項,我們便能洞悉布殊反恐「形而上」的一面。他軟銷反恐「大是大非」,就是暗示薩達姆不能與美國並存,出兵是「廣義反恐」的必要之舉;他批評克里對伊拉克軟弱,就是暗示他在國際社會信奉絕對平等主義,會放棄美國的機會;反恐既是精神戰爭,即使克里能在短期內避免形而下的襲擊,也難以帶領美國價值得到形而上的長存。

布殊和克里的反恐框架都通過重重推論,避免平面說教,不少人誤會它們系出同門。其實「形而上反恐Vs形而下反恐」已成為選舉主軸,並深化到內政、經濟、文化各層面,對美國本身可能差之毫釐,對全世界卻是謬之千裡。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9月26日星期日

中亞五老的後三國誌

【咫尺地球】總理溫家寶出訪「西域」吉爾吉斯,把隨從分派到不同酒店,又保密會議地點,保安極嚴。中亞油田、集體反恐、穩定開發大西北邊界和「睦鄰」,是中國官方到民間對溫家寶「冒險」的解讀。這些原因都政治正確、也資訊正確,只是顛倒了主語和賓語﹕其實中國進入中亞,只是中亞五國主導的宏觀格局的一環,而且危機四伏。要了解中亞的策略,我們必須由五國「隨緣」的獨立談起。

蘇聯解體前,中亞五國沒有主流獨立運動,只是勉強迎合潮流,把蘇聯加盟共和國總統「正名」為獨立英雄,國家便自動過戶。五國領袖一直執政至今,獨裁依舊(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的頭銜甚至是「終身總統」),是為著名的「中亞五老」。五國民族主義近來空前高漲,其實都是獨立後的集體創作,例如烏茲別克硬銷文明古國花剌子模的薩馬爾罕城,就像特區政府忽然「發展」大澳漁村,都是文化斷層上的重構。

中美俄介入 恐怖活動反加劇

五國忽然獨立,境內少數民族對「大族沙文主義」自然不服,漸次成為恐怖主義「先驅」。蘇聯一直防止五國自給自足,把它們設計成計劃經濟的不同子工廠﹔主廠倒閉後,子工廠後天失調,恐怖主義遂得以大手吸納貨源。五老建國和反恐的藥方獨沽一味,都是利誘外國勢力介入,依靠對象包括俄羅斯的軍事、美國的經濟和中國的「道義外交」﹔利誘的手段也獨沽一味,就是中亞油田,而且是潛能估計未盡確實的「疑似泡沫田」。

奇怪的是引入三大國「鑽石名單」,中亞反恐反而愈反愈恐。烏茲別克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原來仍願接受議會政治,自從美國軍事基地在當地出現,扎卡維式自殺式襲擊卻不斷登場﹔吉爾吉斯的民族問題原來已被「黑貓白貓論」解決,該國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後,疆獨組織反而決定以此為基地﹔存在價值被西方揶揄為「俄羅斯官員毒品市場」的小國塔吉克,明擺○是俄羅斯附庸,卻還是吸引了車臣游擊隊乘亂湊趣。

「1+1+1= -3」的政治數學吊詭,反映了反恐聯盟的結構性局限﹕中美俄在中亞共同反恐、又共同爭奪中亞資源,合作本質早具有排他性。例如上海合作組織有反恐情報交換的功能,亦有「東方北約」的反美潛能﹔美俄在吉爾吉斯的情報基地馬納斯和坎特都是軍事基地,資訊更是絕對不能互通。各國合作反恐的成效,一直得出荒謬的「最小公因數」。

恐怖組織藉大國壓力結盟

反恐聯盟做不到的信息互動、分工合作等行為,被它們所反的恐怖對象,卻完全做得到。例如中國搜捕拉丹對打擊疆獨沒有明顯利益,但結果卻要承擔額外風險,並不符合成本效益——疆獨在吉爾吉斯策動針對華人的恐怖襲擊,既能夠恐嚇北京,風險又較襲擊北京為小,自然划算得多。各國介入中亞的結果,是不同恐怖組織得出令各國既羨且妒的「效果公倍數」。

「中亞五國利用大國相爭自保」Vs「恐怖組織利用大國壓力結盟」,本來就是兩個時代的概念。前者源自冷戰後期的中美蘇三角關係﹕那時候小國靠周旋於三強間渾水摸魚自存﹔後者源自後冷戰的次主權理論﹕當恐怖組織的目標只是成為破壞式單細胞,講求阿米巴變形生命力,捨棄了治國的配套負擔,與國家效率相比自然高下立判。

當主權國家的管治能力逐步下降,原來只有大帝國才可能出現的過度擴張危機(imperial overreach),現在連二流國家也難以幸免﹔原來只有國家才可以獨立擴張,現在恐怖組織卻也可以達成,而且比國家來得更輕巧。溫家寶在吉爾吉斯細訴「患難見真情」,比「四個依然」更感人肺腑,可惜唯物的「患難」在主權國之間持續擴散,唯心的「情」卻唯有在恐怖分子之間,才能夠化為唯物的力量。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9月24日星期五

僱傭兵的新世界秩序

戴卓爾夫人公子投資非洲僱傭兵顛覆赤道幾內亞被捕,心中有數是大禍臨頭。僱傭兵的復興,對主權國家而言,同樣是大禍臨頭。

僱傭兵的概念並不前衛,而且相當復古。中世紀歐洲戰爭都是僱傭兵戰爭,交戰各方互相認識,戰爭一如競技遊戲,勝負毋須定生死,只求活捉對手,索取贖金。一度稱雄歐洲的瑞典人口稀少,便是靠僱傭兵支撐整個三十年戰爭 (1618-1648)﹔前商業巨人熱那亞和威尼斯公國無人願意參軍,也是靠僱傭兵保衛繁榮。

僱傭兵突破了本土人力資源的局限,是經濟轉移的變種,而且主導的並非國家,而是僱傭兵訓練員,也就是當時的跨國企業。民族國家興起後,僱傭兵逐漸式微,除了因為多了「叛國」一重概念,更是因為跨國企業的生存空間,必須同時獲得各國認可。

僱傭兵在冷戰後借屍還魂,按逆向邏輯,不但顯示國家的概念備受衝擊,更暗示僱傭企業已能夠獨立生存,生命力甚至比國家更頑強。赤道幾內亞流產政變的黑手固然是西方石油利益集團,然而同一僱傭兵公司的其他「業務」,包括顛覆剛果、津巴布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國,牽涉的利益並不符合單一國家的單一政策,只符合「企業」利益這條獨立主軸。舉一反三,跨國保安公司承包伊拉克重建的非官方軍隊,固然有美國國防部的參與,但也有拓展市場的獨立意志。

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蒂爾批評索羅斯是西方金融集團的經濟僱傭兵,正是非洲軍事僱傭兵的姊妹篇。國與國的外交關係都是「朋友」,國家安全卻不斷受跨國僱傭兵挑戰,這就是中世紀的原始全球化現象。

2004年9月20日星期一

南沙群島與文明衝突論

越南早前在南沙群島興建民營機場,讓我們不妨重溫文明衝突論的預言:

「文明衝突教父」亨廷頓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是「一個文明的核心國家干預另一個文明的核心國家與該文明成員國之間的爭端」。他的案例,就是美國(基督文明核心)干預中國(中華文明核心)與越南(中華文明成員)就南沙的石油和主權爭議;時限設在2010年;背景是美國從日韓撤軍、兩岸和解、美國壟斷越南市場經濟。於是中、日、伊斯蘭文明在一方,基督、東正、印度文明在另一方。

此後亨廷頓與軍事幻想小說家Tom Clancy「齊名」,一度成為學界笑柄,認為他抄襲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借題發揮,創意有限,論著又不及外交元老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嚴謹。

然而學術爭議卻帶出了現實信息,就是地緣政治、文明衝突及其他學派已經在​​南沙匯合,南沙已成為美國擁有多元代理人「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地區--地緣政治上,它藉重最鄰近南沙的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文明衝突上,它依靠天主教(菲律賓)和伊斯蘭教(馬來西亞和印尼);經濟競賽上,它希望前世界首富文萊蘇丹分一杯羹;意識形態上,它利用台灣以「自由區」為名爭取南沙。

但這些候選主人的資格都不如越南,因為中越兩國的上述衝突顯得更為沈重,唯一「可惜」的是中越似乎屬於同一文明,令美國擔心越南是「無間道」,於是乎,近年來「文明衝突論」一如電腦RPG遊戲不斷更新,中國南部的「佛教文明」忽然脫離中華文明成為「獨立個體」;對美方而言,若在下一個「遊戲改版」中,越南能被無厘頭劃入這文明,所有人都能自圓其說,就「皆大歡喜了」。

2004年9月15日星期三

英王室剩餘價值論

蝙蝠俠突襲白金漢宮,羅賓失手就擒,新聞題目是「王室保安出現漏洞」。按英國慣例,報道過後,例必有左翼學者撰文質疑王室的存在價值,及批判王室保安浪費納稅人金錢。

英國君主立憲制屹立未倒,全賴三派理論苦苦支撐。感性的說法相信君主一世二世地延續歷史,比民選領袖更能周而復始地代表「國格」。理性的說法認為法律賦予虛君儀式性權力,才能夠在行政上區別「國家」和「政府」這兩個概念,並為它們確立純哲學性的主從關係,繼而杜絕民粹領袖搶任「英國總統」的野心。

理性和感性之間的灰色地帶,更是英國王室殘存的基石。英女王一生拒絕接受「訴心聲」訪問,以為個人道德足以成為公共領域的垂範,就是因為英國王室在君主立憲制成形後,一直是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互動樞紐;法律不能帶動的道德、倫理、國家價值等議題,往往能夠借用王室成員起居飲食的私人領域來推行。

然而上述功能已一律顯得日暮途窮:戰後出生的英國人對王室出現感情斷層;工黨首相貝理雅不斷蠶食王室的思想領地,部分人甚至對設立國家主席取代王室興致盎然;現代媒體天天追擊王親國戚的隱私,更令王室的「公私中介」角色瓦解。

蝙蝠俠與羅賓闖進白金漢宮,原來就是要利用王室的「公私中介」,讓離婚父親這個社會議題在公共領域發揚光大,可惜輿論只注視抗議人士一身出位造型,對背後議題敷衍帶過。蝙蝠俠站在宮殿牆外,卻令人感到達達主義七拼八湊的騎呢和諧---大概,這就是英國王室最後的剩餘價值。

2004年9月14日星期二

澳洲的先發制人

【咫尺地球】澳洲駐印尼大使館遇襲,微觀上同時影響澳洲、印尼兩國大選,宏觀上則是澳洲外交逆轉的必然副作用。

澳洲身為一個超級(面積)大國,在國際現實政治卻常不被當一回事。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澳洲參與國際事務總是以「英聯邦附庸」身份出現,外交政策大抵唯英國馬首是瞻,不同陣營成員的二戰回憶錄,都有視澳洲士兵為「魚腩部隊」的真實記載。後來英國衰落,澳洲在1951年與美國和紐西蘭簽訂《澳紐美安全條約》,自此成為美國太平洋防線的一環,外交還是以防守為主,只是改換美國門庭。

到了八十年代,「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被鄰國炒作,澳洲試圖「脫澳入亞」:這時候,澳洲外交開始化被動為主動,目標是成為「南亞太美國」。為了承擔這個難以勝任的頭銜,澳洲把大洋洲、印尼、巴布亞新畿內亞、菲律賓等「大澳大利亞」一廂情願地列為勢力範圍。

東帝汶獨立前後,最出錢出力出兵的居然是澳洲,擔當的角色處處與美國在前南斯拉夫的太上皇造型看齊。九一一事件後,霍華德效法美國先發制人,成為2002年峇里島大爆炸的首席承包調查員,又出兵伊拉克,令澳洲使館成為恐怖襲擊目標,因而被布殊「嘉許」像他的德州同鄉,一律不是忽然的政策扭轉,而是與澳洲的世紀轉型一脈相承。

澳洲現在靠反恐以戰養戰,在東南亞各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如此新定位無可避免地將與中國的地區利益發生衝突。然而內地評論還是貶低澳洲的國力,嘲笑「憑澳洲這點兵力,實在不明白它能先發制什麼人」,夜郎未免自大。

2004年9月9日星期四

俄民族主義為害車臣

車臣民族主義現在備受孤立,但俄羅斯民族主義也是造成人質慘劇的關鍵。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民族主義經過四次轉型。葉利欽執政初年忙於鞏固蘇聯版圖為勢力範圍,意識形態戰爭處於蘇聯國家主義導向俄國民族主義的轉型,車臣政策以懷柔為主,只支持反對派奪權、避免正面介入,就像看待弱鄰。

當俄羅斯重振雄風的藍圖未兌現,極端民族主義興起,代表人物是「狂人」日里諾夫斯基。拉丹成名前,日氏是西方頭號妖魔化對象,他的「大俄羅斯」版圖確實「氣魄宏大」:除了「理所當然」地恢復蘇聯,更包括庫頁島、阿拉斯加等前沙俄領地。然而上述意識形態的實質意涵,其實是蘇聯國家主義的變種。日氏興起雖增加武力解決車臣問題的壓力,其信徒還是不忘面向國外。

到了俄國經濟小陽春,自由民族主義壟斷思潮,代表人物是前副總理丘拜斯,英超車路士班主艾巴莫域治也是這派的既得利益者和信徒。他們相信俄國經濟「強大」,足以建立相等於美國的「自由帝國」,惠及俄車雙方在第一次車臣戰爭後得以休養生息。

及後泡沫爆破,普京上台,急需樹立個人權威,才有意識地推廣俄羅斯種族主義,搞聖彼得堡建城300周年等大戲,就是培養民族優越感。俄羅斯本部開始以敵我矛盾檢視少數民族,令高壓對付分離主義的普京民望高企;因果循環下,直接催生第二次車臣戰爭。

江澤民曾警告中國的「大漢沙文主義比分離主義為害更大」。俄羅斯的民族成分更為複雜,普京卻學布殊搞大美利加三反五反,未免給江前主席比下去。

2004年9月8日星期三

車臣問題的格魯吉亞元素

輿論視車臣問題為俄內政,卻忽略它已和格魯吉亞問題結成共生關係。

格魯吉亞控制中亞石油命脈,油管通向俄轄印古什共和國則有利於俄,通向土耳其則有利於西方。格國首任總統謝瓦爾德納澤擔任蘇聯外長期間便以親美著稱,他勉強讓格魯吉亞加入獨聯體,還是因為俄羅斯不肯撤走駐軍。莫斯科為令格國忌憚,公開支持搞獨立的三大分離力量---阿布哈茲、阿扎爾,以及要求與北奧塞梯(人質慘劇所在地)合併的南奧塞梯。

人質事件的涉嫌黑手巴薩耶夫有「俄版拉丹」之稱,不但形象模仿拉丹,同樣以長鬍子和害羞眼神吸引信眾,也和拉丹一樣受過敵人訓練:拉丹和中情局合作對付蘇聯,巴薩耶夫則受俄國特務資助,「協辦」阿布哈茲獨立運動。巴薩耶夫和俄軍決裂後,格魯吉亞黑白兩道居然都賣帳:格國叛軍希望車臣繼續是盟友,政府則希望俄羅斯抽掉境內駐軍對付車臣。

去年11月,格國發生「玫瑰革命」,總統被趕下台,美國教育出品的新總統薩卡什維利一面倒親美,肩負把高加索「格魯吉亞化」的使命。格魯吉亞對車臣問題「中立」,暗裏卻收容2000車臣叛軍,就是希望讓車臣拖垮俄羅斯的高加索勢力;人質事件前一周,薩卡什維利甚至警告「俄格戰爭」就在眼前。俄軍在區內的頭號敵人不是車臣內憂,而是後台強硬的格國外患,怎能全力反恐?

最微妙的是「格車兩禍」並無直接聯繫,理念南轅北轍,只是客觀上確是在互相掩護。普京的鎮壓既引來民族仇恨升溫的量變,又造成高加索勢力平衡的質變,成效比美國反恐更低。

2004年9月7日星期二

人質慘劇牽動各國神經

車臣人質事件落幕後,各國對俄羅斯的「親切慰問」分別牽動各自內政,戲中依然有戲。

美國總統布殊在競選百忙中,抽空表示:「發生在俄羅斯的大規模人質挾持危機,是『另一次』恐怖分子慣用手法的殘忍印記。」這句說話的精要在於「另一次」,也就是把人質危機塑造成「俄版911」,與共和黨競選運動打的「國安牌」配合得絲絲入扣,當能對布殊有兩類加分作用:先是提醒國人911後美國本土確實沒有恐怖襲擊,不同的「另一次」都出現在海外,可見布殊比各國領袖更領導有方;其次是提醒國人俄羅斯的沒落過程,布殊同樣出力不少。

更堪玩味的是,歐盟表示「當局希望莫斯科就此次以慘劇收場的事件做出解釋」。歐盟要求非會員主權國兼前超級大國俄羅斯「解釋」任何事情,自然沒有法理依據,但自然也不能算是信任的表現。歐盟內部就「聯俄制美」還是「聯美制俄」一直意見分歧,人質大量死傷勾起部分國家對前蘇聯鐵腕式處事的陰影,「拒俄派」便可以做文章。

各國大多避免評論俄式善後是否得宜,以免觸及人道、民主、主權、統一、尊嚴之間如何取捨的一類「康德Vs馬基維利」政治哲學議題。唯獨中國外交部毋懼正面表示「支持俄羅斯政府在與恐怖主義對抗所作出的努力,並很樂意和國際社會攜手合作,一起堅決地對抗恐怖主義,維持正義和和平」。

有內地和左派評論覺得上述官話還是隱晦,忍不住畫龍點睛地警告疆獨、藏獨、台獨、車獨「四獨結合」。其邏輯之「嚴謹」,明顯由鷹派指導思想炮製,若說與內地派系鬥爭沒有互動,才不令人信服。

2004年9月6日星期一

反斯德哥爾摩情結

【咫尺地球】媒體報道人質慘劇,都以「稚子何辜」評論作結。其實輿論須理解人質可按待遇分為「軟」「硬」兩類,才能明白何以這批綁匪青睞小童。


一般而言,「軟人質」在被綁期間獲得「禮待」,享受人道主義的遊戲規則,也會被告知必須被綁的原因。在密集共處下,他們漸漸對綁匪產生潛意識的同情、認同,甚至發展曖昧的友誼,獲釋後反而為綁匪的理念傳道。這是著名的「斯德哥爾摩情結(Stockholm Complex)」,源自人類心理的「共同依賴現象」。


例如北韓偉大領袖金正日綁架南韓女星「切磋演技」,女星卻形容金正日「溫文爾雅、學問淵博」﹔又如民國臨城火車劫案,洋人質獲釋後著書立書,宣傳土匪孫美瑤的紀律和友誼﹔伊朗革命的美國人質甚至和當地學生共處一年。綁匪策略性製造「軟人質」,是統戰的另類中介。


北奧塞梯綁架則反其道而行,對象是國際法最保護的幼童,唯一的「人道支援」是賦予喝尿權,對受傷人質就地處決教人想起納粹。媒體以為綁匪提出車臣獨立的要求,就要談判僵持、要求食水、釋放婦孺,想不到綁匪杜絕出現「共同依賴現象」的可能性,既拒絕糧食,放置炸藥的方式又屬隨機引爆形,一切只求速決。


結果逃離煉獄的「硬人質」產生「反斯德哥爾摩情結」,不但對綁匪象徵的政治語言(例如車臣獨立)產生條件反射的恐慌和抗拒,更會將仇恨心理傳播各地。


製造「硬人質」不但為了製造敵人、激化衝突,目的還包括對受害民族產生遺傳作用,所以以幼童為「硬人質」,傳訊效果更「佳」。如此深沉的計算,理性得教人不寒而慄。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9月3日星期五

布殊死亡之吻

俄羅斯人質危機懸疑未決,正義的朋友布殊立刻致電普京,承諾美國會「提供任何援助」力挺俄羅斯。這個親切的外交照會已經是第三集:第一集是911事件後,普京全力支持美國反恐,布殊投桃報李,把車臣叛軍「鑑定」為恐怖分子;續集是2002年的莫斯科歌劇院人質事件,布殊又率先表示願意「提供任何援助」。

根據國際外交慣例,一個國家口頭聲援盟國的外交行動乃司空見慣,例如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前陷於半孤立,便召集一眾太平洋小島國充塞「志願者同盟」。但是一個國家向別國內亂提供「義助」,歷來只有兩個可能:一是發生內亂的國家弱不禁風,必須依賴鄰國「平暴」;二是內亂的源頭明顯勾結外國勢力,嫌疑分子為免瓜田李下,所以率先表態。美國的「義助」不屬於上述兩類,對俄羅斯這個前超級大國而言未免意含諷刺,背後更暗藏逐步收縮的圍堵政策。

科索沃戰爭後,俄羅斯本土的第三防線---東歐前鐵幕---已經淪陷。911後,俄羅斯反恐換來的是第二防線---獨聯體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也變成美國基地,特別是烏玆別克「暴君」沙林莫夫掉轉槍頭親美,更令俄羅斯喪失中亞新興資源的最後優勢。莫斯科人質事件後,美國直接對車臣叛軍的氣焰「表示關心」,又藉此深入車臣邊境的格魯吉亞,短短兩年便把格國訓練成親西方嘍囉。

這次布殊又發出死亡之吻,溫故知新,可見俄羅斯第一防線(國內加盟共和國)已面臨衝擊,實在相當有層遞效果,也說明中俄學者在911後認為美國的「反恐外交」和「地緣外交」具有互斥作用,只是不美麗的誤會。

2004年9月2日星期四

由車臣獨立到高加索獨立

俄羅斯獨立後,靼韃共和國一度搞獨立搞得與車臣「齊名」。對兩個案例溫故知新,便能發現人質事件已不是純粹以車臣獨立為目的。

蘇聯解體時,俄羅斯也好、車臣也好,持的都是圖騰民族主義,「俄獨」與「車獨」並沒有本質上的分別。車靼兩國在1993年拒絕與中央簽署《聯邦條約》,莫斯科才着手分辨「聯邦政府」和「俄羅斯政府」,對地方採取雙重標準:一方面默許經濟分離主義、一方面「嚴打」民族分離主義,並大幅削減共和國權力。

結果靼韃與中央簽署雙邊協定,得以擁有稅收權,再以這筆收入向莫斯科繳交防務費、鐵路費和「空間保護費」,此後不再賴皮搞「靼獨」。車臣在兩次戰爭後元氣大傷,共和國自主性名存實亡,卻走出一條地緣民族主義的新路。

這條路力求「與國際接軌」,不再狹隘地看重車臣彈丸之地,改為爭取整個高加索地區獨立。於是車臣戰場擴展至俄羅斯其他五個高加索共和國,北奧塞梯、印古什、達吉斯坦先後出現顛覆陰謀,是為北高加索戰線。車臣的外交攻勢則集中向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三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做工作」,格魯吉亞甚至默許車臣叛軍使用境內的潘基西峽谷為基地,是為南高加索戰線。

兩條戰線都有駭人的外援:北戰線以泛伊斯蘭主義為號召,幕後黑手除了國際僱傭兵,還有拉丹。南戰線以反俄為主軸,當格魯吉亞成為唯一申請加入北約的前蘇聯共和國,車臣的未來也與西方能源利益結合。

俄羅斯對「車獨」已束手無策,現在對手變成若隱若現的「高獨」,背後還有誤打誤撞達成「共識」的不同後台,比美國面對蓋達的挑戰致命百倍。

2004年9月1日星期三

兩小國出兵大國戲中戲

盧旺達和布隆迪兩個微型國家,威脅要為保護圖西族難民而出兵龐然大物剛果。單看三國面積之懸殊,已知出兵戲中有戲。

圖西族來自索馬里的「有牛階級」,為他們看管牛隻的農民稱為胡圖族,原來只屬於階級矛盾。但自從剛果、盧旺達和布隆迪淪為比利時殖民地,大批人類學家湧入,對以種族視角「研究」原住民樂此不疲,階級矛盾才成為民族衝突。比利時撤離後,胡圖族人當家作主,圖西族變成少數族裔兼逼害對象。九十年代的盧旺達大屠殺,正是極端胡圖民族主義的手筆。

一年前,盧旺達選出屠殺後首任民選政府,連國旗一併更改以示新生,然而圖西族人依然戰戰兢兢。一周前,布隆迪各派在南非壓力下亦達成政治分贓,同意設立兩名來自不同種族的副總統,國會議席則按胡圖:圖西六四比分配。雖然這對只佔人口15%的圖西族已是最佳結局,不少圖西政黨仍然拒絕簽署協定。兩國這時候對剛果的圖西族難民被屠殺「義憤填膺」,統戰意味甚濃。

其實兩國出兵剛果近年已是第三次,前兩次都沒有打出反種族滅絕旗號,屬於「粗暴干涉內政」。小國如此「勇悍」,除了因為剛果反對派許以重惠、剛果政府收容兩國叛軍,「反剛果聯盟」有烏干達為後台更是主因。烏剛兩國結怨自七十年代,那時候「烏干達狂人」阿明下台,只有扎伊爾(剛果前稱)獨裁者蒙博托鼓勵其「捲土重來」;想不到蒙博托和阿明先後辭世,剛果新領袖卡比拉還是長情地支持阿明之子搞復辟。

若沒有上述內因外因,兩個非洲小國因為境內百多名弱勢難民之死而出兵大國尋兇,新聞價值必然倍增。

2004年8月31日星期二

奧運獎牌榜暗示全球化未來

【咫尺地球】中國成為奧運獎牌榜亞軍也強調「和平崛起」,比俄德等國拋浪頭更富中國特色。雖然清流鄙視獎牌,但由體育資源的分配到影響裁判的潛在能力,都是綜合國力指數(Composite National Capability Index)的一環。普京上台時保證提升綜合國力,重回蘇聯時代金牌榜首便是內涵之一。


除了小學層次的全級排名,獎牌榜的結構性問題,也反映全球化三大趨勢。首先是俄羅斯的金牌雖然只有27面,前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的金牌總數相加卻高達44面,甚至拋離美國。這呼應了「全球化分裂學說」﹕它認為國家主權反正有限,同一文明圈技術性獨立為數國,反而符合經濟成本。當大一統國家發展到達瓶頸,國家主權上繳國際組織、下放地方勢力,蘇聯解體便是「進步行為」,其時中美等大國說不定會自願細胞分裂。


在獎牌榜中游,中東只有伊朗、阿聯酋和敘利亞三國共獲3金2銀3銅,中東女選手的服飾依然「內斂」,伊拉克足球也淪為政治宣傳。上述數目不能反映綜合國力,卻印證了中東在全球化外圍環境的低度融合力﹕它的體育水平和特色比非洲更難「與國際接軌」,奧運會便成為美國「泛中東計劃」的棋子。


榜末厄立特里亞的一面銅牌也大有文章。這個在1993年從埃塞俄比亞分裂的小國自稱「非洲新加坡」,但獨立後一直與母體打邊界戰,僅有的精英只有三項選擇﹕歸化埃塞、外流西方、或成為狹隘民族英雄。在雅典奧運,厄國田徑隊的前埃塞隊友獲兩面金牌,入籍美國的厄國選手得馬拉松銀牌,本土選手只有一銅、但已是零的突破,似乎已預視圖騰民族主義的沒落。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8月27日星期五

中東分裂陰謀﹖

【咫尺地球】納杰夫已變成什葉派三大勢力﹕總理阿拉維、最高精神領袖西斯塔尼和反美教士薩德爾的互動。什葉派一直視薩達姆政權為「遜尼殖民統治」,上述互動也屬於典型的後殖民範式﹕原住民的最大勢力追求當家作主,於是出現了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的不同奪權路線。

然而什葉派不過佔伊拉克人口六成,下台後的遜尼派和庫爾德人才是他們的世仇。伊拉克戰爭前,中東流傳着瓜分伊拉克為「什葉國」、「遜尼國」和「庫爾德斯坦」的陰謀,以便西方劃分勢力範圍,同時把阿拉伯的「剩餘人口」放逐到其中一國。現在什葉派分裂,原來的三分天下便出現了幾何級數的變數﹕ 例如巴士拉副省長馬利基忽然渾水摸魚,宣布南部諸省脫離巴格達「獨立」﹔ 扎卡維在中部「大手吸納」遜尼派信徒﹔庫爾德族的副總理Rowsch Shaways乾脆與全國分享他研究「伊拉克聯邦制」的心得﹕「合則來、不合則去」。

其實分裂陰謀論一直在中東盛行,另一個對象是沙特阿拉伯。自從美國和沙特公開翻臉,便傳出美國醞釀分裂沙特為「漢志」和「內志」兩部分(沙特統一前的原來國界),外加一個石油特區,作為西方享受中東能源、又能從中東問題抽身的最後方案。

這類陰謀論自然有歷史先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原來承諾建立統一的大阿拉伯國家,後來因為英法要分贓、阿拉伯精英又內鬥,致令阿拉伯被人工分割為英國保護國(伊拉克、外約旦和巴勒斯坦)、法國保護國(敘利亞和黎巴嫩)和沙特王國。

今日的伊拉克和沙特面積有限,但歷史重演三四次的土地,應該還是有的。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任講師 沈旭暉

2004年8月24日星期二

從馬家軍翻案看中東

【咫尺地球】輿論都認同後薩達姆的伊拉克是「後獨裁政權」。但在不計個人道德成敗的大歷史角度,薩達姆是中東現代化關鍵人物,必有學者為其翻案。

華人常以為伊拉克事不關己,其實最能與薩達姆翻案類比的案例,正來自中國。西北諸省的穆斯林社會,民國時期由回教軍閥「馬家軍」統治,代表人物馬步芳是中共「信史」的標準反面人物,有一切薩達姆式的殘暴,其名言「除我生及生我者外無不姦」更是「震古爍今」。

回族學者許憲隆在其著作《諸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卻嘉許馬家軍是回教現代化功臣、西北大開發先驅。他認為穆斯林社會在民國初年處於原始封建階段,門閥林立,各派各族有強烈分離主義傾向。要不是馬家軍破除門閥、提倡洋務、制定保甲制、拒絕日軍繼滿洲國後成立「回回國」的誘惑,蒙昧西北不可能與現代社會接軌,亦會由中原脫腹而去。

薩達姆及復興黨的歷史地位,似亦可作如是觀。伊拉克原被撥歸哈希姆王朝管轄,這家族就是聖城麥加的千年守護人,致令教士勢力極大,不同教派離心也大;加上伊拉克國土由奧斯曼帝國的三省拼成,內外異見人士都希望裂土封王。沒有復興黨的現代化運動,伊拉克必與今日海灣諸國一般閉塞:事實上,薩達姆剷除教士勢力,加強民族國家意識,西化程度在阿拉伯首屈一指,全盛時被「肯定」為伊斯蘭和基督文明的橋樑。

馬家軍的現代化屬於「外發晚生非自覺模型」,是外力衝擊下的回應;薩達姆的現代化更富內發性、更有自覺成分。究竟是暴君成為人類進步的必需品,還是大歷史觀歌頌暴君,又是一個雞與蛋的悖論。

2004年8月23日星期一

美大選的「軟硬錢革命」

抹黑克里的廣告不僅是宣傳傑作,更是美國競選經費改革的副產品。這次大選和2000年的最大差別,正是2002年的這場改革。

美國政治獻金有著名的「軟」「硬」分野。根據舊版《聯邦選舉法(1974)》,「硬經費(hard money)」針對個人對候選人的直接捐款,每次上限1000美元,每年上限25,000美元,企業和工會不得奉獻。「軟經費(soft money)」針對企業和工會的間接捐款,只要他們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即不設上限。

結果美國各級選舉成為「軟經費」的直接比拼,獨立候選人幾乎絕跡,「如何改革競選經費制度」一直是美國政治學生的必修論文。然而改革牽涉太多既得利益,民主共和兩黨都要保證不會犧牲。在這前提下,經過安然倒閉醜聞的衝擊,美國國會終於在兩年前修訂《競選金融法》,規定所有「軟經費」一律非法,背後則有心照不宣的平衡:

◆「硬經費」的上限被提高至每人2000美元,與財團關係較密切的共和黨得以直接受惠(布殊籌得的「硬經費」便數倍於克里);

◆法案無權監管被豁免繳稅的非牟利獨立政治組織(即被《美國稅務條例第527條》認可的「527組織」)作出政治捐獻,與各種民間團體關係較友好的民主黨得以間接受惠。

克里對退伍越戰軍人組織的廣告反應激烈,固然是競選需要,但背後有着更深層的原因。一方面,民主黨認為共和黨破壞了競選經費改革的遊戲規則,醞釀推倒重來;更堪玩味的是克里不惜直搗有利於民主黨的「527結構性特權」,顯示他的越戰綜合症相當沉重,難免令人感覺此地無銀。

2004年8月20日星期五

毛派游擊隊迴光返照

馬列主義「完成歷史使命」,馬列政黨集體易容,毛派傳人鳥獸散。招牌毛派游擊隊只剩下三支:新聞主角尼泊爾毛派游擊隊、秘魯光明之旅(Sendero Luminoso)和墨西哥薩帕塔(Zapatista)。雖然他們對政權還是有威脅,但傳媒只是以獵奇角度白描這批最後武士。

本欄曾介紹薩帕塔領袖馬可士如何利用網絡通訊和形象塑造求存,其實另外兩支游擊隊也是箇中高手。例如光明之旅領袖古斯曼(Abimael Guzman)是哲學博士,自稱馬列毛後的「馬列主義第四寶刀」,拿手好戲是翻印《毛主席語錄》並將自己的語錄放在裏面「插敘」,志願是重溫文革和大躍進。尼泊爾毛游領袖則自稱普拉昌達(Prachanda,意即「勇士」),得意傑作是設立人民法庭公審地主,同時按印度電影中心寶來塢(Bollywood)的「印版羅賓漢」造型武裝同志。

「九一一」後,光明之旅被列為恐怖組織,尼泊爾毛游亦被加德滿都政府稱為反恐對象。然而他們懂得現代宣傳,視不殺遊客為第一紀律,對記者態度殷勤,相關報道反而形成輿論保護網,薩帕塔根據地更變成遊客區。

尼泊爾毛游與記者鬧翻、又封鎖首都,接連破戒,正是因為他們在轉型。形勢比人強,毛游已經接受議會政治,距離取代得位不正的國王賈南德拉只是一步之遙。物以罕為「騎呢」,他們的當務之急不是統戰,反而是希望不再「騎呢」,以加添接收政權的「信服力」。

毛游要壯大必須走回「背棄理想」的議會路,要生存則要成為遊客寵兒「為藝術犧牲」。普拉昌達稱這是「最後一戰」,具有相當哲理:無論成敗,正牌馬列主義迴光返照,都是唯物的辯證。

2004年8月19日星期四

委內瑞拉「新反恐」

一般人難以將委內瑞拉公投與反恐聯繫,只有「反恐權威」美國例外。

今年3月伊拉克戰爭一周年,美軍南方司令部希爾將軍適時向國會提交報告,淺入淺出地「分析」危害西半球和平的「三害」為恐怖主義、販毒和「激進民粹主義」。被認為是拉丁美洲激進民粹主義者的,包括巴西左翼總統盧拉、阿根廷總統「新貝隆」基什內爾、視查韋斯為榜樣的厄瓜多爾總統古提雷斯等,而查韋斯自然被認為是精神領袖。

《希爾報告》把反恐與「反激進民粹主義」混為一談,堪稱神來之筆。美國撮合劃時代經典「邪惡軸心」後,似乎又逐漸把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等組成「民粹軸心」。軸心既以民粹為名,又能夠與墨西哥薩帕塔游擊隊、玻利維亞原住民「邁向社會主義運動」等武裝分子掛勾。

然則什麼是民粹?它的近代起源是俄國革命口號「到民間去」(went to the people),通過煽動民眾來結集國家精粹。民粹成為「制度」則不出兩類:一為民粹式獨裁,由魅力型領袖繞過常設機制演繹上台承諾;二為民粹式民主,一切議案通過公投交由直接民主決定。

公投前的查韋斯醉心五年計劃,屬於民粹式獨裁;公投後,他的首席顧問伊薩拉宣布首階段改革「勝利結束」,下階段改革將「主打」社區直接民主,明顯要轉型為民粹式民主。民粹式民主牽涉更多人民、更易令社會兩極化,更類似希爾眼中的「激進民粹主義」。

邊緣左翼學者杭斯基(Noam Chomsky)警告拉丁美洲將成為下個反恐戰場,一士又諤諤。不過槍打出頭鳥,委內瑞拉絕對勝任反恐對象:何況它還是世界第五大產油國,太恐怖了。

2004年8月17日星期二

查韋斯被迫上梁山﹖

【咫尺地球】查韋斯宣傳公投是「查韋斯Vs喬治布殊」,美國中情局也是2002年那場戲劇性政變的黑手。其實查韋斯並非一貫反美,而是有「循序漸進」被迫上梁山的味道。

他在1998年當選時奉英國首相貝理雅為偶像,認為新工黨的「第三條道路」就是委內瑞拉的路。為鼓勵這位新門徒,貝理雅破例派特使勞埃德恭賀查韋斯當選,傳授「第三條道路」心得。雖然查韋斯的口號是「和平民主革命」,比英國更強調威權主義、民粹主義和國有化經濟,又大搞陳水扁式的公投修憲,但拉丁美洲金融風暴挑戰了新自由主義的公信力,「查韋斯主義」依然被西方媒體認為是拉美範式轉移的希望。

轉捩點是1999年。查韋斯堅持以民粹方式成立「制憲議會」來取代舊國會的「孤臣孽子」,親美右翼政客紛紛逼美表態。那時美國大選臨近,候選人「寧右勿左」,查韋斯恐懼步智利民選左翼總統阿連德被殺後塵,才視美國為假想敵。

適逢第二屆石油出口國組織首腦會議在委內瑞拉舉行,查韋斯認為機會難逢,推出「石油重新分配」方案,主張大幅度推高油價,協助石油輸出窮國經濟轉型,更與伊拉克薩達姆和利比亞卡扎菲稱兄道弟。結果第三條道路變成「左傾盲動機會主義」,查韋斯的政敵便得到外援。

查韋斯的經歷與他的偶像卡斯特羅相當類似。古巴革命初年沒有向蘇聯一邊倒,卡斯特羅一直希望美國承認,只是古、美兩國右翼勢力結盟,後無退路,內部社會革命才走向國際共產之路。

如今薩達姆被擒、卡扎菲投誠、卡斯特羅老而不堅,查韋斯究竟要承先還是啟後,只怕公投後的他也不知道。

2004年8月16日星期一

馬爾代夫騷亂港人有責

港人難以相信(廉價)度假聖地馬爾代夫也會騷亂。其實騷亂早在去年出現,而且從宏觀角度,和香港遊客亦不無關係。

馬爾代夫近代史一直處於「鎖國Vs開國」的二元矛盾。12世紀,馬爾代夫追隨印度信奉回教,此後一直屬於回教文明圈外圍,又糅合小國寡民思想,歷代蘇丹都希望獨善其身,認為回教法沙里亞(Sharia)最適宜在這樣的小國作模範實驗。

馬爾代夫在19世紀淪為英國保護國,但未受西方思潮衝擊。該國廢蘇丹、立總統,但政體變更只是新瓶舊酒:1932年開始,蘇丹已是民選產生,獨立後的民選總統則一律獨裁。舊任總統納西爾(Nasir)自知仇家處處,在1978年流亡新加坡;繼任的加堯姆(Gayoom)同樣奉行一黨專政,成為亞洲在位最長的領袖。

可惜馬爾代夫天然資源奇缺,必須依賴漁業和旅遊業,不可能鎖國。加堯姆的最大功績就是狠心開國招徠遊客,然而鎖國政策繼續並存。當地政府對遊客管制嚴密,遊客到達的都是精心炮製、人跡罕至的西式天堂,以免污染回教文明。遊客接觸原住民並不容易,進入民居需要通行證,獲得通行證則要原住民簽保證書。

在這二元悖論下,馬爾代夫居民還是受到遊客衝擊:源頭不是民主自由一籃子教科書概念,而是每人都希望從旅遊業受惠。香港遊客不會對馬爾代夫人宣道人權:大家就算懂得也沒有這份雅興,有這份雅興也不能接觸聽眾。但不能接觸聽眾的事實,卻直接影響馬爾代夫國民的「商機」。經過連鎖經濟政治效應,「為什麼人民不能揚聲」的原始問題,突顯了政府的獨裁,也注入了民主運動的能量。

2004年8月11日星期三

圓桌武士、梅林法則與蓋達精神

電影《王者無敵》重拍圓桌武士傳說,刪掉阿瑟王、王后和首席武士Lancelot的三角戀,又把巫師梅林(Merlin)加工為原住民Woads部落領袖兼阿瑟殺母仇人,一切現代化,圓桌概念也被簡化成「平等主義」。

其實阿瑟王不是硬銷平等,他的建制架構長期被借題發揮,最與之相似的現代「企業」居然是拉丹的蓋達,這自然不是劇情範圍了。

1997年,美國管理學家史密夫(Charles Smith)出版《梅林法則-企業王國的鑰匙》一書,這個梅林就是阿瑟王的巫師梅林。按「正統」傳說,梅林是阿瑟的部下和導師,立國後成為國師兼丞相,是傳說中最神秘的人物。

史密夫看準這角色,認為他是處於管理階層(阿瑟王)和執行階層(圓桌武士)之間的關鍵中介,稱他為「組織文化領導者」。梅林的功能為設計整個圓桌文化:令阿瑟和武士獲得同等發言權,同時確立阿瑟為核心。他說服雙方妥協的論據是宣傳他們利益一致,而且必須靠一名家傳戶曉的強勢領導擴大利益。

讀管理出身的拉丹一直重視建立蓋達的「組織文化」,宣傳真神面前人人平等,卻害怕鬆散的網絡尾大不掉。他經常聲稱策劃大規模襲擊,半虛半實,目的之一就是以此為藉口,派出一批「梅林巫師」到各地擔當組織文化領導者,對支部進行溝通,以戰養戰。這樣既容許了支部的獨立意識和需要,又保存了團隊的劃一性和拉丹的對外領袖形象;襲擊是否實行,反而流於支葉。

美國輿論視「流產襲擊」等同蓋達下坡路,反映其對拉丹的現代管理視而不見,不知道在這年頭,人人可以飾演阿瑟王。

2004年8月10日星期二

拿下沙拉比不是鳥盡弓藏

【咫尺地球】伊拉克法院以涉印製偽鈔和謀殺為由,下令逮捕昔日美國紅人沙拉比,輿論多將此事演繹為「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旨在「揭露」美國外交的偽善。如此結論雖然屬實,推論過程卻失諸偏差。

沙拉比其實是美國「軍事-工業-行政鐵三角」的直接當事人。他出身伊拉克封建貴族,身兼麻省理工學士和芝加哥大學博士,與同屬長春藤普林斯頓大學的美國右翼中東權威路易斯教授(Bernard Lewis)關係密切。路易斯是共和黨「國師」,其探討伊斯蘭世界轉型期的名著《哪裏出了錯?》乃新保守主義必讀,最忠實的讀者有三人: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即鷹派「三劍俠」。沙拉比通過這條「線」成為「伊拉克海歸派」領袖,雖然策動的起義一律失敗,切尼的國防工業集團卻從不介懷,一切都顯得瓜田李下。

五角大樓通過武器資助爭得伊拉克發言權,以中央情報局為代表的行政體系認為職權被干涉,對沙拉比一直冷嘲熱諷,甚至在沙拉比策動庫爾德起義時宣布中立,是以兩派結怨已久。

伊拉克戰爭初期,由軍人加納出任臨時總督,國防部全面掌權,沙拉比被欽點為臨時管理委員會第一任輪任主席。但隨着「三劍俠」分別受軍購和虐囚醜聞衝擊,行政系統的布雷默成為伊拉克行政長官,集團一枯俱枯,沙拉比水退船低。布雷默公開與沙拉比翻臉、搜查其住所,國防部居然也是從新聞才得知大勢已去。

沙拉比忽然顯示出「反美」「獨立性」、與伊朗拉關係,都是果,不是因,源頭都是美國權力鬥爭的孽。

既然他屬於半個建制中人,連當一把弓的資格也算不上,只是個別弓箭手的掠影浮光,又何來鳥盡弓藏?

2004年8月6日星期五

蓋達的細胞分裂管理

蓋達領袖拉丹來自沙特上流社會,沒有受過專業宗教教育,而是在世俗大學主修公共行政。蓋達的管理模式,並非一如對外宣傳般宗教至上,而是結合了現代管理學的最新知識。

英國就算捕獲蓋達支部領袖,也不可能剷除支部。這是因為蓋達並非以金字塔式官僚運作,不像共產黨層級分明。根據美國研究恐怖主義權威 Rohan Gunaratna的第一手資料,筆者稱蓋達的管理為「細胞分裂管理模式」:由阿富汗-巴基斯坦總部委派沒有行政實權的「中介管理人(agent-handler)」駐世界各國,由他們在地方上物色同志,把建立支部的實權下放予這批真正的中介人,再由他們招募基層成員。

中介管理人完成使命後返回總部,剩下的地區中介人互不統屬、互不相識,發展完全獨立自主,能夠自行決定小型襲擊目標,成為網絡的一個個細胞(cell)。

當年共產支部的另一敗筆,是經費來源直達莫斯科。蓋達細胞卻連財權也獨立,因為它們與回教世界的hawala系統(地下銀行)關係友好。那裏不設帳戶、不受國際金融組織監察,運作以宗法血緣為主,西方情報再紮實也難以滲入。

當蓋達總部有「重大工程」需要細胞聯合行動,就會派出新的中介管理人到當地便宜行事:這是整個組織最易暴露的時刻。所以這名非常設領導不會調動支部所有力量,亦不會被告知支部所有虛實(因為他並非設立人),就算落網,支部也不會連根拔起。

拉丹的設計配合了他的高風險事業,每個細胞都有生命力,又同時為同一「理想」服務,與西方的舊日對手迥然不同。如此「創見」,甚至對跨國企業的管理哲學亦造成衝擊。

2004年8月5日星期四

瘋狂外交﹕蓋達Vs伊拉克

【咫尺地球】英美忌憚蓋達,卻視薩達姆為紙老虎。諷刺的是薩達姆在獄中承認,他以為有了用生化武器屠殺庫爾德人的「光榮」前科,又刻意對武器調查員故弄玄虛,會讓布殊在未明伊拉克還有沒有恐怖存貨時,便不敢冒險。

上述邏輯類似北韓不打自招擁有核彈的「瘋狂外交」。這種「決策以理性計算」的基本假設,假定對手是理性對手,卻相信建構反理性的國際形象能夠令己方受惠。

然則何以蓋達做到的,薩達姆做不到?

瘋狂外交鼻祖東有毛澤東,西有他的知己尼克遜。「瘋狂外交」這名詞,正是尼克遜在海灘漫步時向幕僚哈德森「腦震盪」提出。1972年,尼克遜更把理論付諸實行:先是千方百計「溝通」北越,卻在美越氣氛空前友好之際轟炸北越海豐港。對手傷亡慘重,又覺其「深不可測」,只得重回談判桌。

關鍵是瘋狂外交得逞,必須建築於正和遊戲基礎上。北韓對美國使用核彈,美國不能消受;不使用核彈、美國被迫談判,也是勝利,nothing to lose。蓋達亦如是。

薩達姆並非失敗於不夠瘋狂,只是美國出兵前,已令伊拉克的瘋狂外交變成附和遊戲。當布殊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武器為由出兵,薩達姆愈瘋狂,愈為出兵提供理據;當美軍包裝成「仁義之師」,以微不足道的死傷抵消反戰運動,只要薩達姆不瘋狂,這前提便有了數據支持。結果薩達姆nothing to win。

美國在沒有證據下,精挑「大殺傷武器」為突破口,世人多不求甚解、只視之為橫蠻,不知道這正是破解瘋狂外交的精心佈局。

2004年8月3日星期二

巴拉圭曾經滄海

【咫尺地球】巴拉圭大火釀成眾多死傷,導因竟是超市老闆唯恐顧客趁火打劫而阻人逃生,這是極度貧窮地區才孕育的「小資產階級病」。

巴拉圭不同於剛果,曾經滄海,一度是現代化前沿國家。當巴西還是帝制、阿根廷處於蒙昧時,它便傚法古羅馬共和,由兩名元老共同執政。後來先後出現了洛佩斯父子統治(1840-1870年),雖然獨裁,卻大搞洋務,鐵路、工廠、經濟、軍隊都是當時南美第一流,被視為「南美普魯士」,創建了巴拉圭的黃金時代。

就是因為「普魯士化」,小洛佩斯終於忍不住在1864年對沒落強國巴西宣戰,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結成三國聯盟還擊,軍力對比為1﹕10,巴拉圭還能直入三國內陸,支撐至1870年才戰敗。這場戰爭是南美版的迷你世界大戰,也是南美史上最慘烈的戰爭,戰敗的巴拉圭比德國承受更嚴苛的待遇﹕國土被吞併一半,人口減少一半,喪失全部海岸線,自此萬劫不復。

巴拉圭的致命傷,還是戰敗的軍事獨裁後遺症。巴拉圭軍隊此後幾乎無用武之地,軍人卻加倍干政,這是純政治性的軍事主義﹔它淪為內陸國家,卻反而以「半鎖國」自保,不敢勾引外國勢力翻案,這是純政治性的保護主義。兩大指導思想,反映巴拉圭只求迅速在既定現實重新定位,不是密謀臥薪嘗膽推倒重來。

巴拉圭的唯一世界級文學家巴斯托斯(Augusto Roa Bastos)著有《權力一神論》三部曲,就是描述歷代沒有多少兵的軍事「強人」的荒唐統治和狹隘視野。拉丁美洲淪為美國後院,固然集體弱化﹔但即使南美復蘇,巴拉圭也難以重生。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7月29日星期四

政治命名與經濟命名

【咫尺地球】紐約市長彭博推出新猷,公開兜售地鐵站命名權,似乎是純粹資本主義的市場考慮。如此有心插柳,卻也可以看作是落實「小政府」的必經之路,因為公眾地方的命名權一直是政府功能的最後堅持。

其實耳熟能詳的地理名字,一直受政治經濟學的投標影響。以紐約兩大機場為例,一個名為「拉瓜迪亞」(La Guardia),以紀念1933-1945年的紐約市長;一個名為「甘迺迪」(JFK),以紀念這位死得離奇的美國總統,都曾經受到爭議:

拉瓜迪亞被右派視為民粹主義者,其代表作《諾里斯-拉瓜迪亞法案》便限制了干預罷工的司法權力,直接促使工會坐大。而且這個機場的命名除了與左翼勢力的堅持有關,據說拉氏的少數族裔姓氏「能夠代表紐約的包容」,也是考慮點之一。甘迺迪機場是全球機場的龍頭,其命名過程同樣經過討價還價與「投標」,甘迺迪家族在紐約的多代影響力自然成為關鍵。

財團買下公眾地方命名權,不過是以經濟圖騰取代政治圖騰、以市場取代政府建立社會核心價值。當一個公眾地方因財團之名流芳百世,當地的寄生壓力團體、社會組織和文化機構,都不會容許財團的名字與社區完全抽離,財團與社區的形象便逐漸出現共生關係,蓋茨也會比彭博更關心「微軟地鐵站」上蓋下崗的一站式配套。

對建制內到建制外的功能轉移,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流的全球化學者,大概又視為「歷史的終結」的一環了。

2004年7月28日星期三

仿真品東西夾擊獅城

【咫尺地球】李顯龍「登基」前夕訪問台灣,被視為新加坡立國哲學---梅特涅式平衡外交(Metternichian Balance of Power)的重新宣示。這又以「雙重鑲嵌策略」為指導思想:讓列強的利益同時嵌入新加坡本土、讓新加坡的生存空間鑲進各國外交,以免一邊倒。

然而新加坡的國際空間已出現結構性危機。首先是「東方新加坡」即將出現,中國已幾乎敲定為南泰國開鑿克拉運河,令其毋須依賴馬六甲海峽。克拉運河固然有利於中國地緣政治,更是泰國朱拉隆宮國王(電影《安娜與國王》的王子)以來的夢想,但令其成事的還是三峽工程:這個世紀性工程的支援團隊已成為既存的勞動大軍,必須自我移植開枝散葉;自我解散像戰後裁軍,只會衝擊中國內部穩定。克拉運河最快可在2020年完工,其時新加坡便有了東進極限。

美國的「泛中東計劃」也以2020年為初步目標,深信在兩伊和敘利亞等國相繼投誠下,由地中海到印度洋的石油絲路必會暢通無阻。亞丁、科威特一類海港解除安全系數負擔後,便足以成為「西方新加坡」,為正牌獅城設定西漸極限。

從李光耀回憶錄可見,此公嚮往當世界領袖,一直以全球範式轉移帶領國民,霸主是英國、美國還是中國都押得快而準。一旦新加坡的東西仿真品面世,李顯龍卻只能在「界限街」內的東盟發展,新加坡也要由世界城市「正名」為「東盟國際都會」。

上述微妙變化令新加坡對中美兩大勢力都不能跟得太緊,不得不設計「東盟自主外交」取代純粹的平衡外交,就像南非身為非洲聯盟領袖,便要肩負設計「非洲路線」的責任,否則連最後的腹地也將脫腹而去。

2004年7月27日星期二

柬埔寨直選的啟示

【咫尺地球】西方媒體報道香港選情,依稀有柬埔寨十年直選的影子。

柬埔寨在1993年落實和約,重新奉西哈努克為國王,各派強人紛紛宣布「還政於民」,先後舉行三次國會直選。親越軍閥洪森的人民黨、拉那烈王子的奉辛比克黨和反對派桑蘭西黨成為三大勢力。

三次選舉過程,具有下列特色:

一、1993年贏得選舉的拉那烈,雖然貴為人民王子,始終無法奪取洪森的軍權,終於因為「涉嫌」勾結赤柬和台灣「挾洋自重」,被洪森掃地出國,大量支持者離奇暴斃;

二、1998年選舉前夕,洪森放棄舊式統戰規則,通過暗殺、平暴等連串「深入民心」的「競選活動」,令選民「反思」他沒有撕破四方圓桌會議簽訂的聯合聲明,已是一項功德;

三、1998年,人民黨大勝,奉辛比克黨大躍退,柬埔寨人民了解到愛柬埔寨是一個與時並進的「整全概念」,必須同時愛人民黨、選人民黨,才符合柬埔寨的「長遠利益」;

四、2003年,人民黨再次眾望所歸執政,桑蘭西黨要員被柬埔寨刑法第62條「提供虛假信息罪」拘捕。選舉沒有舞弊,投票率逾八成,證明「沒有人民黨就沒有新高棉」。國際媒體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高達60%選民「沒有意見」,與人民黨的氣勢相映成趣。

洪森在第一屆選舉屈居第二副總理後,輾轉讓選民知道人民黨執政是比人民黨專政更好的選擇。政治學上,這稱為期許管理(Expectation Management)。這位管理人才,特區值得輸入。

2004年7月26日星期一

以巴衝突與人口轉移

【咫尺地球】以色列總理沙龍推出單邊計劃,主動撤除加沙地帶的猶太人定居點,埃及又「義助」巴勒斯坦培訓臨時警衛,但以巴衝突只是面臨轉型、而不是解決。沙龍方案被右派視為「賣國」,但它的主旨其實是「脫離」巴勒斯坦人,與玉成巴勒斯坦立國的「路線圖」相距甚遠,背後更隱藏着人口轉移理論。

國家性人口轉移的經典例子,自然是194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的人口交換﹔ 1923年希臘和土耳其交換200萬名穆斯林和東正教徒,亦與中東息息相關。其時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斯曼帝國瓦解,希臘乘機入侵土耳其本土,卻被凱末爾領導的民族政府打敗,協約國遂修改《塞夫爾條約》,將希臘獲分贓的土地「還地於土」,大量難民逃返希臘,雅典唯有把境內穆斯林送回土國「交換」。

沙龍的單邊計劃聲稱要猶太人撤回「安全邊境線」,並以此為以巴國界,又控制所有通往巴勒斯坦區的通道,一切都是以高壓人口轉移為基礎。巴勒斯坦談判代表埃雷卡特便認為,這是以色列將加沙「監獄化」﹕巴人進入以色列要經過重重關卡,以色列放逐「剩餘人口」到「監獄」卻輕而易舉。既然以色列本土的23%阿拉伯裔人被視為第五縱隊,巴人認為單邊計劃的真正目的是建立純種猶太國家、製造變相種族隔離,便不難理解。

沙龍於上周警告猶太人「愈快愈好」地離開反猶太主義重新抬頭的法國、遷居以色列,言行甚不符現代外交基本禮儀,受到法國總統希拉克猛烈抨擊。其實希拉克只要明白「純種」以色列人口的增長全靠移民,便能夠諒解沙龍這番「難言之隱」了。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7月21日星期三

印度去甘地化的背後

【咫尺地球】今年是印度國父暨前國大黨領袖甘地重返印度從政90周年。儘管國大黨重奪政權後立刻遇上水火二災,不可能假借偶像崇拜粉飾太平,但對紀念甘地的明顯淡化,也能從側面預測印度何去何從。

甘地單是身為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先驅,已足以成為世界偉人。但自從印巴分治,印度教原教旨主義持續發展、又與民族主義結盟,在上任瓦杰帕伊政府最舉足輕重。他們批評甘地過分西化和菁英主義,政綱由宗教融合到自製食鹽都是空想主義,算不上人民一員,所以希望以其他羅賓漢式獨立英雄或山卡拉等當代印度教大師取代甘地。

另一方面,甘地從來是個怪人,私生活之「騎呢」在近代不作他人想,令接受西式教育的新生代對甘地的聖名局部翻案。例如甘地自招性慾旺盛,又以為禁慾與不合作運動具有精神上的共性,所以37歲時便發誓謝絕性交為政治鬥爭第一步,又不惜以羊奶取代牛奶為飲料「降慾」,晚年甚至有邀請少女裸睡來訓練自制力的創舉。

又如他信奉天譴論,教導國民地震是梵天對輕視賤民的懲罰﹔他絕食既是為了抗爭,更是為了感動天穹。他帶着羊群到倫敦參加圓桌會議,最愛在會議中席地打坐祈禱,在當時西方社會的形象就像月前帶帳幕訪問歐盟的利比亞領袖卡扎菲。

「去甘地化」現象就是傳統和改革兩面夾擊的結果。對甘地的歷史定位見樹不見林,居然是兩極化的印度的罕有共識,實在是最無奈的諷刺。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任講師- 沈旭暉

2004年7月15日星期四

中東應「質變」回應美方案

【咫尺地球】中東各國對「泛中東計劃」表示不值一哂,其實都感受到危機,一直密謀反制。可以視為中東本土回應方案的,一為阿拉伯聯盟於5月23日發表的《突尼斯宣言》,二為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直接批評計劃的「穆五點」,可綜合為下列三項:

一、強調「循序漸進」、照顧各國「實際情況」為改革原則,規定改革不能破壞阿盟框架,並以「阿爾及利亞模式」導致原教旨主義者民選上台為反例;

二、各國當權派自居改革領袖,聲稱人權、婦權已大幅改善,並已着手推動經濟共同體;

三、為改革設下先決條件,即解決以巴衝突。

然而中東計劃講求穩定,極其量只能帶來量變;美國計劃可能引起大亂,卻可能提高中東人民的經濟水平,帶來的可能是質變。中東各國不能理解資本主義從伊拉克震盪到四周,自然成為一股經濟向心力,逐步令鄰國成為美國寄生體;那時候政權更迭、價值轉移,都顯得順理成章。以「反」中東計劃的量變方案,抗衡質變的外來衝擊,本身就不符政治物理定律。

其實中東的質變回應,可以選擇徹底民主化(在美國勢力控制中東前全面開放政權,以民族民粹主義抗衡)、徹底非民主化(拉登路線)和「以夷制夷」(例如歐盟提出的阿歐結盟)。若繼續蹉跎歲月,分裂重重的中東怕難以倖免,只有埃及等龍頭能夠在大限前夕選擇一種方案逃避。

2004年7月14日星期三

泛中東計劃的敗筆

【咫尺地球】美國媒體稱「泛中東計劃」為1975年的《赫爾辛基條約》翻版,這是嚴重謬誤。

《赫爾辛基條約》由當年全體35個歐洲國家(除了阿爾巴利亞)共同簽訂,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第八條:「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意識形態、宗教和信仰自由」,和第九條:「人民享有的共同權利以及自決原則」。條約被視為冷戰由熱轉冷的里程碑、促成低盪政策(Detente)的關鍵,催生東歐人民成立小組監督本國人權,甚至加速共產帝國崩潰。

姑勿論勝者為王的事後孔明有否誇大,泛中東計劃與之有最根本不同:《赫爾辛基條約》由蘇聯首先提議,並非美國強加於人。蘇聯當然不打算簽約自毀長城,它的着眼點是條約另一部分:第六條「不干涉別國內政」,以此鞏固東歐帝國的勝利,認為人權條款不過是虛無飄渺的官樣文章。正如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公民對國家》所說,當時「這個條約似乎可以說是蘇聯在國際政治領域取得的一個重大成果」。

《赫爾辛基條約》的貢獻,不是迫使蘇聯承認人權原則,而是為共產陣營提供了一個「人權服膺霸權」的虛擬框架。當時蘇聯並沒有想到主客易勢的可能。

泛中東計劃的敗筆,是它的殖民主義(最少是東方主義)味道太重,沒有中東國家像當年蘇聯主動提出簽約,因為沒有一國能獲得哪怕是虛文的表面勝利。若美國要參考《赫爾辛基條約》,它應該加入「不干涉中東內政」、「承認伊斯蘭教在中東的主導地位」一類「第六條式讓步」。這才是以史為鑑。

2004年7月13日星期二

布殊在中東搞「四化」

【咫尺地球】月前G8、北約、美歐峰會都成為「擴大會議」,因為要「討論」美國總統布殊的心血結晶大中東計劃。計劃最後被正名為「泛中東和北非計劃」,把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非阿拉伯國家剔除在外,但它以民主伊拉克和以色列為「新中東」雙重槓桿、繼而推動鄰國變天的「夢想」絲毫未變。

卸除偽裝後,計劃主軸可概括為下列「四化」:

一、經濟自由化:鼓勵中東採用自由市場主導的資本主義,統一以美元為結算單位,慢慢拆散油組等「自由經濟敵人」,讓中東石油與非洲、南美的天然資源一道接受世界銀行和IMF劃一監管;

二、政制民主化:讓中東各國廢除君主專制或一黨專政,「還政於民」,讓美國在各國的代言人有機會登場;

三、意識形態彈性化:貶抑伊斯蘭文化為「落後文化」,推行西式普及教育,逐步減低伊斯蘭教的單一影響,讓中東政教分離,一如東正教在東歐的現狀;

四、社會個體化:以人權標準取代家族和宗教標準,令伊斯蘭社會結構解體,消除出現集體反西方運動的根本可能。

在「四化」後,若伊斯蘭文明淪為「學術」,還有什麼資格與西方價值衝突?若以色列成為中東民主模範,怎能不被鄰國模仿?若社會根基全盤西化,恐怖分子從哪裏招募新血?若美國的三大噩夢:文明衝突、以巴衝突、恐怖主義,都能通過泛中東計劃解除,世人怎能低估美國落實計劃的一切合法與不合法、理性與不理性的決心?若單論藍圖、不論「循序漸進」與「實際情況」,泛中東計劃可說是劃時代傑作。

2004年7月12日星期一

日本政壇大陽謀

【咫尺地球】旁觀者迷,可能只察覺日本參議院選舉的各黨政綱大同小異。其實選舉舉行已是自民、民主兩黨的共同勝利,因為它象徵着一場大陽謀大功告成:正如日本龍谷大學教授卓南生去年警告,經過十年毀黨造黨,日本的「左Vs右兩黨制」已改造成世上罕見的「右Vs右兩黨制」。這個比李登輝摧毀國民黨難度更高的世紀工程,有一雙黑手包辦幕前幕後,就是小澤一郎。

小澤有等身學說「普通國家論」,主張「對國際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就把它作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實行」,目的是修憲讓自衛隊出擊。

然而日本在1955年形成右翼自民黨萬年執政、左翼社會黨萬年在野的「55體系」,「普通國家論」受到結構性反對黨以護法之名制約。曾任自民黨幹事長的小澤為此臥薪嘗膽,用盡權術:

一、首先帶領自民黨少壯派出走,成立一系列右翼新黨;

二、在1993年聯合其他小黨趕自民黨下台,社會黨出現執政機會,開始與保守主義「溝通」;

三、改選舉制度為「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令淪為小黨一員的社會黨進一步邊緣化;

四、門生利誘社會黨村山富市與自民黨結盟奪權,社會黨分裂成左右兩派;

五、帶領旗下政黨取代社會黨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社會黨權力、理念「雙失」;

六、為防社會黨東山再起,再次從聯合政府出走,拉攏右翼民主、自由兩黨合併,聲稱以挑戰自民黨為「使命」,宣告「右Vs右兩黨制」誕生,戲碼比法國的「希拉克Vs勒龐」更一家人。

利用民主制度更改國家理念,讓「普通國家論」由夢想變成現實,如此手段,教人嘆為觀止。

2004年7月8日星期四

克愛配政綱未可當真

「克愛配」進入蜜月期,評論員立刻翻查二人的政策宣言,意圖預測民主黨施政報告。但美國政治有一項不成文規定,就是每任總統就職前後各100日,都會被一籃子因素牽引,這些因素卻大相徑庭。

就職前100日是選舉關鍵期,所有候選人都爭相愛國、減稅和硬銷家庭責任,中國例必成為批判對象,中產家庭的傾向性日漸模糊,傳統社會團體則乘機爭取資本。例如克林頓上台前聲稱嚴懲中國、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勾,最後卻成為「中國人民老朋友」、落實永遠最惠國待遇的功臣;上台前聲稱復辟左翼路線、破壞列根的小政府,上台後卻委任共和黨元老大衛葛根為特別顧問,建立「第三條道路」;上台前包裝為模範男人,最後卻成為首名被彈劾的總統。

這是因為總統就職後的首100日得到不成比例的重視。研究美國總統的學者歸納出下列公式:國會、傳媒、行政官僚只給每任總統100日自我表現,隨後就會不斷放大這100日的套版;總統則會趁這段時間洗刷就職前100日的形象。

根據「前後100公式」,總統的反應可分為三類:一為傳銷型,例如列根懂得單獨「主打」小政府概念;二為遲鈍型,例如福特耗盡蜜月期適應環境,結果主要政綱都未能實行;三為過敏型,例如卡特刻意在100日內推動法案100多條,結果無人得知其施政理念。目前「克愛配」政綱僅屬前100日預告篇,不必當真。

2004年7月2日星期五

中非皇帝對薩達姆的啟示

伊拉克不知道如何處置薩達姆才符合「成本效益」。薩達姆上台的1979年,適逢著名暴君中非皇帝博卡薩一世下台;薩達姆最殘暴的一面,都有博卡薩影子。前輩的下場,對後輩總有啟示。

博卡薩與薩達姆一樣靠政變奪權,也有過一定德政。但他的暴行更可怖:把犯人餵鱷魚、處決政治犯前當眾挖眼只是家常便飯,烹食人肉的嗜好令他遠近馳名。表面上,博卡薩下台是因為屠殺兒童,實際上還是因為稱帝不自量力、外交政策大變,惹怒了前宗主國法國,被政變趕下台。

博卡薩擁有法國國籍、曾為法軍賣命,下台後居然獲得法國政治庇護。中非政府進行缺席審判,以鯨吞國家財產罪、烹食人肉罪等判處前皇帝死刑。他卻以為國民緬懷「帝國」歲月,在下台後七年之癢回國,這才被送入監獄,不久獲得特赦,1996年在家鄉病逝,得享國葬,被中非國家電台稱為「本國偉人」。

中非政府對博卡薩的寬容原因複雜,但主要還是與民族潛意識有關。無論博卡薩如何殘暴,他治下的中非畢竟勉強登上國際舞台,一度成為法國、蘇聯和利比亞等不同勢力的爭取對象;他的加冕大典雖然荒謬,卻滿足了中非民族尊嚴。博卡薩下台十多年,中非還是赤貧,他的殘暴被淡化為陣痛,帝國夢卻昇華而成圖騰。

美國拒絕把薩達姆移交國際法庭,審總統便和審皇帝一樣成為內政。若中非政府有信心為後帝國帶來巨變,博卡薩必死無疑。薩達姆的命運是否「博卡薩化」,能側面反映新伊拉克的自我形象。新總理阿拉維表明審訊難以在數月內完成,也就是不會在他任內完成。信息,是清晰的。

2004年7月1日星期四

伊拉克軟硬改造工程

媒體將美國駐伊拉克前「總督」布雷默比喻為新麥克阿瑟。麥帥把日本由軍國主義帝國改造為西方民主盟友,布雷默則更有野心,希望連伊拉克文化也一併改造。

《華盛頓郵報》日前興致盎然地列舉了「軟改造」清單,可見布氏心細如塵。例如他教導伊拉克司機必須雙手緊握方向盤,緊急時才能響號(阿拉伯人有邊駕駛邊響號的習慣,以示對重要乘客的尊重,連內地作家余秋雨也有如此待遇);嚴打盜版光碟和書籍;取締不尊重版權的黑市商場;提升庫爾德語為「共同國語」;規定國會必須包括1/4女性委員……

這教人想起蔣介石在統一全國後推行的「新生活運動」,表面上教導國民不得隨地吐痰、走路走左邊等「核心價值」,實際上不以百姓為對象,只是對上層及外層建構的交代。

內地媒體則重推介布雷默的「硬改造」。他炮製的《選舉法》設立了有權吊銷任何政黨和個人參選權利的七人選舉委員會,規定政黨不能接受「民兵勢力」(而不是外國勢力)支持,又否決恐怖分子和前朝僱員(不愛國人士)的參選權,與特區選舉法東西輝映,自然也淪為新精英的遊戲規則。布雷默的軟硬改造,徹頭徹尾建立於黃仁宇強調的「間隔」(alienation)之上。

不過論者不能一廂情願地認定布雷默會失敗。若美國找到能夠互通伊拉克上下間隔的建構成員,像麥克阿瑟請得吉田茂合伙,美國設計的表層價值也可能慢慢下滲,因為本土特色自然會在下滲過程出現,成為鐘乳石的根基。當然,要令形同「平民陌生人」的伊臨時總理阿拉維成為吉田茂,卻是強人所難。

2004年6月30日星期三

閃電交權內有乾坤

美國忽然提早兩天「還政伊民」,官方文件卻將交權日期清晰交代,不可能是心血來潮;布殊高調承認「逃避」恐怖襲擊而提早舉行典禮,更是一反常態。這都是為了掩蓋美伊背後的雙贏。

6月28日,北約峰會在土耳其同步進行,原定在伊拉克政權移交前一天(6月29日)散場,議題一就是伊拉克的駐軍和經費攤分。法德的算盤,是拒絕佔領國一切建議,聲稱要直接與伊拉克打交道,以為這樣便能拖過峰會---想不到卻敗在布殊的「閃電手」,讓伊拉克合法政府忽然在峰會開幕前登場。一切的美國建議,便過戶成為伊拉克合法建議,北約不得不「應伊拉克人民要求」協助他們培訓安全力量。北約首次以集體名義介入伊拉克,也成為布殊的勝利。

不過據稱「閃電移交」的創意首先來自伊拉克總理阿拉維,表面理由是官員已準備就緒。按正常邏輯而論,他們愈是準備就緒,愈應該希望交接得冠冕堂皇。可惜這儀式與二次大戰時日本皇軍向汪精衛南京政府「交權」相若,有大量兒皇帝元素:例如典禮由朗誦《可蘭經》開始,在座的異教徒毋須默禱;沒有樂隊演奏伊拉克國歌,國旗升降儀式也不會舉行,因為布萊默設計的新國旗被貶為「泛以色列旗」,就像汪政府的國旗拖着「反共和平」的黃色三角豬尾巴,哪怕是降下來也令人尷尬(所以儀式上只能用回薩達姆國旗);伊拉克的傳統盟友阿盟和油組不獲邀請觀禮,典禮由原住民眼中的「十字軍」一手包辦。這樣的儀式全球直播,對新政府的「威望」毫無幫助,但儀式又不能沒有。如此這般輕輕帶過,正中美國下懷,大家也就心照不宣。

2004年6月28日星期一

第三條道路的興衰

加拿大大選結果未明,在野保守黨大躍進卻是既定現實,構成右翼政黨全球性復興的一環。

1993年,保守黨前身進步保守黨受到選舉史上罕見的恥辱性失敗,由執政黨變成議席數目不足以被法律認定為政黨的「泡沫個體」,全軍覆沒。1993是指標性的一年,其時全球興起「第三條道路」,克林頓在美國當選,在加拿大勝出的聯邦自由黨也令黨綱「中間化」。雖然自由黨沒有明言走這條路,它提倡的醫療福利、多元文化、低國防開支、同時嚴打財赤,卻符合道路的主要公式,也特別受華僑歡迎。

然而自由黨政府也面對道路的一切困局。它落實醫療保健等政策被評為獨裁,因為福利主義的財源多來自反對派;弘揚多元文化令施政效率低下,因為這樣的政策往往失諸形式化。最難自處的是它一方面要遵守減稅承諾,一方面要兼顧半福利社會的開支:這次自由黨的安大略省長麥堅迪引入醫療稅預算成為「罪證」,就是典型。

加上左翼政黨偏好誘導第三條道路左傾,像加拿大新民主黨不斷驅使自由黨採取更均富(或均貧)的社會政策;右翼政黨卻能以自我凝聚回應,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塔夫脫派便是明顯例子。第三條道路式微,右翼政黨復蘇,並不代表右翼勢力大增,只反映這條路在北歐以外並未度過它的瓶頸。加拿大總理馬田無論能否連任,都應該深思。

2004年6月22日星期二

綁架成恐怖主義生存機制

伊拉克綁匪每綁架一名人質,便開出人質所屬國家撤軍這「天價」,至今自然沒有國家直接屈服,人質被釋放的原因則一律是「獲伊斯蘭長老求情」。然而人質放的放了、殺的殺了,新人質又出現,周而復始,單純的勒索,便慢慢演化為恐怖主義的新型生存機制。

綁架外國人質的最大「成效」,就是逼使各國與恐怖分子直接溝通,令恐怖分子獲得「參與」國際社會的入場券。各國自然絕不承認妥協,於是伊斯蘭教士(而不是官方代表)成為他們與恐怖分子的溝通中介。清真寺被薩達姆政權壓制多年的政治能量被盡數釋放,成為社會建構的灰色地帶,一如西藏喇嘛廟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重新成為北京聯絡異見喇嘛的半政治中介。

綁架人質與國家撤軍雖然缺乏直接互動,卻可能構成「曲線互動」,也就是通過影響民意來改變一國外交,就像4月的西班牙大選。「內政-外交-內政-外交」這四重連鎖效應,以伊拉克恐怖分子「與國際接軌」為目的,解析了為什麼綁匪初時一般沒有處決人質、而是盡量在過程中以視像觀能刺激人質的同胞,手法「循序漸進」,來製造一種似是而非的因果關係。

一面中介、一面接軌,只是伊拉克恐怖分子自力更新的兩類生存機制;綁架外國人質,其實是以攻為守。南韓、日本是否繼續駐軍,從來只是次要考量。

2004年6月21日星期一

歐盟主席角力的立體棋局

歐盟主席難產,各方還在「講數」與協商。這裏的「各方」第一指各國,第二指各黨,兩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純外交和純內政更複雜。

單論國家層面,當然可以說是法德這歐盟軸心結成一方,推出比利時首相伏思達為候選人,而這三國正是伊拉克戰爭的反美歐洲軸心,又是歐盟由邦聯化邁向聯邦化的贊助人。反方則以英國為首,心儀的候選人並非彭定康,而是小國盧森堡首相容克,也就是希望小國領袖無為而治,保留各國在歐盟內的相對主權。

但加入黨派考量,主席之爭便超越了「新舊歐洲」的平面角力。提名彭定康的人民黨團並非統一政黨,而是歐洲議會內各國右翼立場相近的聯盟,於是出現了法國總統希拉克屬於右翼、卻反對歐洲議會右翼政黨人選這樣吊詭的局面。歐洲議會第二大黨團左翼社會黨反對右翼人士接任主席,也與理論上屬於左翼的英國首相貝理雅背道而馳,希拉克和貝理雅明顯「先國後黨」。人民黨團只能邀請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提名彭定康,因為他在這議題上,難得在「黨國」之間沒有衝突。

歐盟主席「選舉」不但反映哪個外交陣營更有勢力,更透露了長遠而言,縱向的國家協調還是橫向的政黨協調將主導歐盟。伏思達、容克、彭定康分別退選,似暗示縱橫機制目前平分春色,歐盟內政便成為一局縱橫交錯的立體棋局。

2004年6月17日星期四

懷柔政策對抗炸油管

伊拉克形式上的政權移交在6月30日才進行,新政府卻急不及待地宣布「已經」全面接管石油。如此的「此地無銀」,油管接連被炸,也是意料中事。新總統阿瓦爾等人何去何從,應該參考難友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的經歷。

美國推翻塔利班政權後,在阿富汗舉行英雄大會,在最後關頭把親美數十年的高齡廢王踢開,推舉卡爾扎伊擔任臨時總統,一切都與伊拉克的政權交接一樣。卡爾扎伊上台後飽嘗人情冷暖,美國援助與重視愈來愈少,臉色也愈來愈差。他本人到美國訪問要到國會「述職」,接受議員對援助款項的「質詢」,但龍套不得不跑,連列根喪禮也要「九唔搭八」地出席。卡爾扎伊唯有自力更生,最終決定在今年4月深入塔利班「聖地」坎大哈爭取和談,又邀請塔利班成員參加9月大選。

卡爾扎伊的統戰功力有限,但應了上峰的智慧:「溝通總比爭拗好」。阿瓦爾希望向國人「證明」獨立自主,如此不可能的任務,只會自暴其短。伊拉克的形勢其實已倒退到40年前「半民主化」後的約旦,那時候的約旦國王胡辛對境內巴勒斯坦人極度不滿,但既然呼之不去,只有以懷柔手腕放之任之。伊拉克油管目前並沒有不被炸的可能,但炸成怎樣,是否什麼都歸入「Saddam Loyals and Al-Qaeda」(薩達姆支持者及蓋達)這個「美式反中亂港」標籤,還是人浮於事的。

2004年6月16日星期三

金口一讚的背後思量

布殊為克林頓歌功頌德,惹來不少遐想。

美國人都知道布殊不只視克林頓為政敵,更視兩人代表「兩條路線的鬥爭」,特別是上升至形而上層次的外交鬥爭:例如布殊在「九一一」後便暗示「卡特-克林頓」系統的多邊主義縱容敵人,不及他的單邊主義「愛國」。而且布殊以少數票當選總統初期,克林頓處處以「前總統」身分指點江山,又鼓勵戈爾「堅持抗爭」,二人頗有心病,白宮好事之徒甚至以「ABC(Anything But Clinton)革命」為反恐時代點題。布殊這次一反常態,若是在中國,自然是代表他的外交政策趨向溫和了。

可惜布殊既決心靠「布殊主義」流芳百世,自然不介意成為被國人評價得最兩極的總統,共和黨作出重大政策調整的空間亦不存在。只是布殊民望在列根「駕崩」後依然落後克里7%,適逢克林頓自傳上市、人氣復升,便只能靠慷慨贈興,從克里身上奪回議題設定權。畢竟,克里盛讚克林頓是上不了頭條的。

布殊金口一讚,也有深層考慮,這就是用來展現他的優勢:抽象的領導「氣魄」(而不是能力)。就算他在2000年大選的票數不及戈爾,選民認同「布殊是領袖」的比率,還是比認同戈爾的高出一倍。從來只有領袖才有資格表演包容政敵,只此而已,這正是克里「非不為、實不能」的:難道他能夠不盛讚列根?

2004年6月14日星期一

沙特義和團是經濟現象﹖

主流媒體都以「反美聖戰」角度分析沙特挾持外國人質,加上蓋達的「名牌」效益,頗有沙特將成為下一個伊拉克的徵兆。唯有《洛杉磯時報》的 Kim Murphy力排眾議,以社會經濟角度解讀沙特仇外症。

這位資深記者經過實地考察,認為沙特貧民區愈來愈多,沙特根本不是「石油富國」。這是有數據支持的﹕20世紀80年代初,沙特人均收入2.8萬美元與美國看齊﹔到了2004年,美國人均收入上升至3.4萬美元,沙特卻下滑至7230美元,唯有外國人的生活毫無影響。沙特人組成義和團「扶蓋達滅洋」,是社會兩極化的條件反射。

但 Kim Murphy的說法背後存在一個吊詭﹕沙特的第七個五年計劃(2000年-2004年)已訂下經濟「沙特化」政策,目標是把勞動市場的本土比例由1999年的44.2%升至2004年的53.2%。唯有怪沙特人不爭氣,只有草根階層能夠與外勞(菲傭)競爭,只懂「神學」的中產子弟卻難以取代外國人。後者全面撤退,沙特經濟才會崩潰。

沙特貧民的更大仇恨,是針對揮霍如故、不懂現代教育的王室。何況它還是國際級羊牯﹕既包銷伊拉克攻打伊朗,又贊助美國懲戒薩達姆﹔既養活整個塔利班政權,又要攤分美國攻打阿富汗的軍費。組成沙特義和團,不過是蓋達將兩種不同仇恨渾水摸魚聯成一氣的策略。

2004年6月10日星期四

列根只代表1/2美國核心價值

共和黨的列根神化運動籌備經年,然而美國始終是多元社會,華盛頓亦不能代表其所有核心價值,何況是列根?

美國核心價值遠比香港清晰,就是以民主為主軸,並有「三點三面」等六項副軸。第一面源自經濟,分別是羅斯福的福利主義,和列根的小政府主義:前者演化為經濟學家凱恩斯意想的「平等(Equality)」,後者變成凱恩斯對頭海耶克提倡的「自由(Liberty)」。第二面源自外交,分別是威爾遜的國際主義,和列根的單邊主義:前者被新基督運動宣傳為「博愛(Fraternity)」,後者被鷹派包裝成「公義(Justice)」。

第三面價值則源自個人背景。列根來自尤里卡鄉鎮大學,不懂外語,獨好占卜,夫人南茜與蘇聯第一夫人雷莎比併賢淑又相形見拙。此等形象一度飽受揶揄,但列根的幕僚以拙制巧,刻意將之宣傳為簡約和「誠樸(Sincerity)」,使之成為與甘迺迪和克林頓代表的「精英主義(Elitism)」相對的另一價值。

需知美國與單一政體國家不同,國人認為這些價值沒有絕對的排他性,孰輕孰重,只是因時而異。列根一人身兼「自由」、「公義」和「誠樸」的代言人,當然殊不簡單,但這不過是半個美國而已。共和黨若硬要以偏概全地把列根「新國父化」,難保不會被對手同樣以偏概全地演繹為抗拒「精英」、「平等」和「博愛」。過猶不及,便反為不美了。

2004年6月7日星期一

列根時代不會再現

耶魯大學的總統評鑒家Stephen Skowronek把二戰後所有美國總統都評為「失敗」,唯獨尊崇列根。他認為列根落實小政府不算什麼,難得的是令公共政策和社會文化這兩大領域合流,新基督家庭主義才得以成為今天的新國教。

同校的冷戰權威John Gaddis教授也是列根迷,認為列根的「星戰計劃」是一項傑出的「陽謀」:謀略就是先邀請蘇聯比併軍費,讓其犧牲社會開支,再宣布美蘇經濟合作,以策反蘇聯百姓。蘇共的安德羅波夫和戈爾巴喬夫分別被列根的硬和軟迷惑,美國卻知道「星戰」顧名思義只是遊戲,不少相關開支根本原封不動,因為最大的秘密是:那時候美國還未具備發展導彈防禦系統的能力。

列根不可能有繼承人,他的時代也無以為繼。各國經濟在八十年代相對獨立,金融市場流動率不如今天,關門建立小政府依然可能。但列根傳人老布殊深知不能加稅,甚至作出Read My Lips的形象承諾,到頭來卻不敵「外圍因素」而食言,自此列根主義已不能回頭。星戰外交則是典型的二元戰略,以搞垮蘇聯為單一前提,以致中歐日等第三勢力乘機坐大。列根二號傳人小布殊仿傚偶像的二元思維,在多極世界反恐,更是東施效顰。

列根言行一致,加上其不理「俗務」的作風深得民心,已成為右派圖騰。凡是對圖騰的懷念,一律帶有恨水東流的移情作用。

2004年6月3日星期四

隱形導彈Vs聲波武器

伊朗研製隱形導彈,勢將成為中東軍事龍頭,西方媒體也準備對伊朗威脅論作出回顧與前瞻。「理論」發酵前,我們應重溫《洛杉磯時報》3月一則沒港人留意的報導:

事源駐伊拉克美軍輪更,帶來一件從未在戰爭使用的新武器。它的原理來自普通擴音器,設備卻屬於國家機密級高科技,功能就是播放不同音頻的聲波。美軍與特區政府英雄所見略同,表示武器只是用來驅散人群;但製造商承認,它能夠在300米內產生145分貝的聲音。只要在控制器調高音頻的大小和比例,敵人就會聽覺失靈、癱瘓,乃至死亡。一般相信距離和分貝這兩個函數的提高,對美軍而言,是舉手之勞。

聲、光、熱等超現代武器就像複製人,在技術層面完全可行,只是被視為文明禁忌。它們不但符合大殺傷武器的定義,更挑戰了基本軍事秩序,因為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對應配套,也就成為「不對稱武器」的典型。以往只有俄羅斯大右派日里諾夫斯基洋洋自得地承認俄軍在「維和」時用聲波武器殺人,但旋即被官方否定。這次美軍也一反常態,沒有對外公佈這新猷。

相較下,伊朗的隱形導彈便毫不新鮮,而且相當常規,反映伊朗即使反美,也是通過參與現有秩序來挑戰秩序。恐怖分子以外的回教各國,對使用非主流武器的顧慮比美國更大:誰叫半島電視台只此一家。

2004年6月2日星期三

選舉顯現後威權政治循環

印尼總統選舉的三名主要候選人,形象上是政壇貴族(梅加瓦蒂)、軍事強人(維蘭托)和清流(尤多約諾);符號學上分別代表「人權暨與國際接軌」、「穩定壓倒一切」和「經濟繁榮」這三面紅旗。印尼與所有剛離開專政的國家一樣,選舉,其實是選擇一面圖騰。

曾幾何時,亞洲各國都拾李光耀牙慧,強調三綱五常等亞洲價值觀。接着印尼成為金融風暴重災區、推翻亞洲價值觀的「權威案例」,《新聞周刊》開始報道「李光耀打倒昨日的我」,也認定印尼人的出路是投奔西方自由。

梅加瓦蒂戴着國父千金、人民英雌等光環當選以來,確是唯美國和澳洲是瞻,甚至在九一一後親身前往華府支持反恐,結果全球回教徒嘩然,境內的恐怖襲擊卻愈來愈多。時至今日,印尼人最擔心的是分裂混亂,最不滿的是貪污腐敗,對民主自由的概念熱情不再,甚至視梅氏為「印奸」。自此「三面紅旗」充滿了排他性,梅加瓦蒂的挑戰者才能夠對號入座。

這就像共產帝國崩潰後的東歐各國,推翻了共產黨,選了一名合乎西方口味的繼任人,卻紛紛不能適應,情願在強勢穩定和有污點的繁榮之間打轉。一度被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民主人權,原來已完成歷史使命。這「後威權政治循環」是西方拒絕深究普世現象,對中國和香港的未來,亦不無啟迪。

2004年6月1日星期二

沙特襲擊「為神而戰」

英美情報聲稱沙特再度遇襲可期,但不知應對,因為他們不明白針對沙特的恐怖襲擊,是一個後現代神話。

神學家凱倫‧阿姆斯壯探討三大原教旨主義的《為神而戰》,提出世人一旦按經文字面演繹宗教,便不能分辨具有高度象徵性的「神思」,和現實社會運作的「理則」,就好像把基督教的五餅二魚烹調為食譜一樣反智。

沙特正深受「神思理則化」之苦。海灣戰爭後,回教徒稱美軍為「當代胡伯石」(Hubal of the Age)---胡伯為穆罕默德創立回教前麥加異教徒朝拜的聖石。美軍出現在沙特,不只是異教徒褻瀆回教聖地,更被演繹為神話裏與阿拉分庭抗禮的邪靈轉世,否則何以不聞駐科威特美軍也淪為過街老鼠?

中東兩大衝突,均可以說是濫用神話而起。首先是猶太人選擇在以色列立國,而放棄英國主動提出的烏干達。當年不如今日,當以色列還是伊甸園一類的神學名詞,猶太人走到巴勒斯坦完全是因為聖經的預言,並不存在地緣政治、文明衝突等考量。然後是恐怖分子以史前神話為基本法,卻不解構神的「立法原意」,以致出現日前「逐異教徒出中東」的聲明。

可惜九成神思都不會成為理則,主張「落實」神話的人都擺脫不了這一份實在的虛無。遍地聖地的以色列不可能接受國土換取和平,弘揚原教旨主義後的沙特王室,亦因為保護神話不力而被慢慢陰乾。

2004年5月31日星期一

沒恐怖主義就沒新沙特

一波恐怖襲擊不會砸垮沙特,沙特政權卻實在不符合長期生存的邏輯。

回教各國一律有民族主義存在,只有沙特一家例外。利雅德不過是膨脹了的部落政權,其價值就是保護境內聖地。沙特國民不是忠於麥加,就是從部落時代便忠於王室圖騰的忠僕,效忠對象硬是缺乏了中間的「國家」一層。佔沙特人口1/6的外勞,更是開宗明義的第五縱隊。

更糟的是沙特部落的兩名守護神,正同時失效。一號神稱為瓦哈比主義,地位源自1744年沙特老祖與「恐怖主義鼻祖」瓦哈比的結盟,那時候他們聯手炮製了第一個回教原教旨主義國家。自此瓦哈比主義成為沙特國教,也「啟發」了拉丹、塔利班等一代人。海灣戰爭後,美軍進駐聖城,沙特被瓦哈比主義視為叛徒,但瓦哈比教士依然擔任沙特國師,充滿無間道色彩。

二號神美國視瓦哈比主義為眼中釘,國內學者早鼓勵美沙絕交。911後,華府逐漸標籤沙特為黑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里最震撼的政綱,就是放棄「挺沙」。這時候,美國為了一次襲擊而撤僑,未必無因。

沙特王室貌似富強,其實左右不能逢源,又沒有由下而上的「沙特民族主義」足以憑藉,瓦哈比和美國都密謀取而代之。兩大勢力的唯一共識,是他們都相信沙特家族在歷史洪流的最佳出路,就是做回一個部落該做的事。

2004年5月28日星期五

伊拉克決議觸發新外交戰

中法德俄在戰前締結的反戰同盟,去年5月已向布殊屈服,在聯合國一致通過授權美英管治伊拉克。一年後,中國提出修訂美英的伊拉克決議,同盟又告復合。如此反覆,只因為此布殊不同彼布殊,已淪為外交戰和總統戰的雙重弱勢主角。

近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爭相展示強硬,一個比一個愛國。全球外交官都懂得避免與選舉年的美國打交道,前外長錢其琛的《外交十記》更顯示中國在這方面尤有心得。現在各國一反常態,爭着與選舉年的美國討價還價談反戰,正是因為外交罕有地成為路線之爭,各國也有了選擇。

在這雙層棋局裏,支持布殊的元首也開始留有餘地。貝理雅首次與布殊分道揚鑣,指伊拉克政府對聯軍有決策權;波蘭、意大利、烏克蘭亦抬出聯合國,擋盟友美國要求增兵的駕。蔣介石在1948年一面倒向共和黨候選人杜威、開罪當選的杜魯門,教訓令人難忘。

面對內政和外交的互動,布殊顯得進退失據。他宣布拆除「虐囚聖地」阿布加里卜監獄,國內稱之為欲蓋彌彰,國際諷之為浪費資源。他「先發制人」欽點的伊拉克總理人選不識抬舉,聯合國順道揶揄一句「於事無補」,盡在不言中。未來數月,各國將繼續以選戰牽制布殊,克里也自然會利用國際形勢競選。布殊化雙輸為雙贏的寄託,就剩下「硬銷」恐怖威脅了。

2004年5月26日星期三

《移交草案》將衝擊油組

美英周一提出的《移交伊拉克權力草案》,一如所料地受到法、德、俄非議,但更敢怒不敢言的,還有石油輸出國組織。

油組在1960年成立以來,一直以控制產油量與西方周旋,曾製造多次能源危機,成為美國心腹之患。只是伊拉克基建被嚴重破壞,其產油量在2005年前無法超越油組上限,美國才在戰後容忍其留在組織,但這並不代表美國放過了油組。

聯合國安理會於去年5月通過1483號決議,決定在伊拉克中央銀行成立「伊拉克發展基金」,負責管理生產石油和天然氣的收益,和接收各國凍結的薩達姆政權資產。基金的使用權,自然由佔領國「暫時」負責,唯一的準則就是用來「重建伊拉克」;2007年前,基金甚至不能用來償還伊拉克的4000億美元外債。

《移交草案》表面上把發展基金移交予新政府,但監督基金使用權的「國際諮詢和監督委員會」由美國操控,依然繼續運作;部分存放在美國聯邦銀行的基金,也易入難出;產油的決定,更難逃過華府指導。至少在石油議題上,巴格達新政府將是一枚橡皮圖章。油組在去年9月已決定暫停伊拉克會籍,但伊國政權「移交」後留與不留,油組都需要勇氣。

石油不可能是美國出兵的原動力,但《移交草案》確令伊拉克石油化為改變世界權力結構的槓桿。比起純粹獲得廉價石油,這才符合美國的機會成本。

2004年5月25日星期二

以巴多元政制殃及麥當娜

以色列轟炸巴勒斯坦難民營,巴人威脅暗殺猶太教徒麥當娜。因果的孽,除了萬般帶不走的怨,還有以巴有利邊緣派系的政制。

以色列採用比例代表制的「漢狄法」(編按:d'Hondt Method)選舉議會,全國只有一個選區,得到1.5%選票的泡沫黨派已能擁有席位,聯合政府遂成為常態。激進派系哪怕只有1席,也能討價還價,主流政黨便被迫與極端思想調和。

巴勒斯坦流亡民族議會在1968年通過《民族憲章》,則成為首個採取議會制度的阿拉伯實體,不同派系的武裝分子均設有代表。然而議會淪為官僚天堂,卻無助於阿拉法控制內部分歧,反而令少數派系的激進行為被議席合法化。

以巴並存、巴人立國等原則,早在1993年的《奧斯陸協定》被雙方認可,可惜簽訂協議的代表,欠缺長期整合內部的能力。以色列移民不願搬離西岸殖民區,懂得找右翼利庫德集團申冤;巴勒斯坦難民營被轟炸,哈馬斯也會以自殺式襲擊報復。在處於戰爭狀態的地區,多元制度往往比兩黨制對激進派有利。

諷刺的是,若以巴領袖確是對方聲稱的獨裁者,就像世仇希臘和土耳其的強人在1925年強行交換兩國人口一樣,以巴和平反而較易落實。現在沙龍只能推出自相矛盾的「彩虹行動」,以定點清除激進巴人來「推動」和平;被央及池魚的麥當娜,又怎能指望阿拉法援手?

2004年5月24日星期一

《華氏9/11》力量有限

《華氏9/11》勇奪康城金棕櫚獎,但其價值並不同於七十年代的反戰電影。民調反覆顯示,美國人並不願意把反恐的「小量違規」上升為國策問題,反戰亦未成為主流。導演米高摩亞固然希望影響大選選情,但前提是反戰、自由主義和民眾的日常生活,必須互相結合。

事實上,國會於2001年10月通過的《美國愛國法》和2003年1月成立的國土安全部,都是三者的交合點。這「一法一部」獲授權採用特務和情報手段「促進」反恐,自然受到自由主義者和國際媒體非議。但令一般民眾不滿的,卻是它們成為行政和司法機關的龐然大物,令荒謬的官僚主義應運而生。

例如上周訪港的耶魯大學校長Richard Levin在私人場合表示,留學生大減的原因,不過是國土安全部須以半年時間調查錄取的新生,令其難以趕及開課。「指紋入境法」也是效率低下的典型,是為旅遊業面對恐怖主義以外的另一憂患。《愛國法》的「鄰舍反恐指引」鼓勵民眾檢舉「嫌疑鄰居」,更是擾民。

反戰、自由等口號,對一般人而言略嫌虛無飄渺,積小成多的怨氣,反而更易觸動人心。美國人看過《華氏9/11》後會否對號入座、反思社會民生的改變,才是電影成敗的關鍵;金棕櫚獎卻相對不足道。畢竟,美國人也是不喜歡別國干涉內政的。

2004年5月19日星期三

千呼萬喚的沙林?

美英聯軍忽然宣布在伊拉克發現沙林和芥子氣彈,希望藉此證實薩達姆政權藏有大殺傷武器(WMD)。但究竟什麼才是WMD?

這名詞首次出現於1937年,用以形容德軍在西班牙內戰使用的轟炸武器。及後其範圍被縮窄至原子(atomic)、生物(biological)和化學(chemical)武器三類,統稱ABC武備。冷戰結束後,聯合國第687號決議以核子取代原子,這便是當代的WMD定義。

有趣的是,美國對WMD另有附註,那就是「能造成重大傷亡的常規武器」,並常以此為推翻赤化地區政權的理據。由於薩達姆倒台、WMD卻遍尋不獲,其定義於去年又再被擴充:現在凡有使用WMD動機的政權,都應被先發制人除掉。由是觀之,即使兩枚彈頭只是海灣戰爭遺物、甚或毒氣已失靈,它們依然是WMD。美英再無限上綱,也是符合「邏輯」的。

問題是這邏輯也令下列一干人等成為伊拉克的WMD用戶。他們包括:一、英國名相丘吉爾,他在20年代擔任內閣大臣時,已下令以生化武器鎮壓伊拉克原住民;二、前美國總統列根和老布殊,他們在薩達姆於1984年和1988年對伊朗和庫爾德人使用化學武器後,還向其輸出炭疽等生物戰菌;三、現任美國總統布殊,他下令向伊拉克投放的集束彈已是「能造成重大傷亡的常規武器」。

既然上述WMD用戶不會成為戰俘,國際社會對伊拉克戰爭的態度,又如何會因為兩枚逾期化學彈頭而改變?

2004年5月18日星期二

土國民族主義者抗拒入歐

英國首相貝理雅訪問土耳其前夕,土國匯豐銀行遭連環襲擊,與其認為爆炸又是蓋達盟友受拉登「感召」發動,不如以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角度分析襲擊的動機。

在反恐例行公事以外,貝理雅的訪問將集中討論兩項議題:土耳其入歐和塞浦路斯統一。雖然土耳其在1963年起便成為歐共體(歐盟前身)聯繫國,但以法德為首的「舊歐洲」一直以宗教、政治和經濟理由反對吸納土耳其。相映成趣的是對歐盟毫不熱衷的英國和連歐盟成員也不是的美國,卻大力鼓勵土耳其加入歐盟;法德輿論則一直視之為陰謀,擔心土耳其將成為美英顛覆歐盟的屠城木馬。針對英國的襲擊,不但是對土國「脫亞入歐」的否定,更是對親美英當權派的警告。

另一方面,美英原來希望分裂為南部希臘裔管治區和北部土耳其裔管治區的塞浦路斯,能夠在5月1日以統一身分加入歐盟。方案雖然被南部否決,但土裔的合作態度卻予人好感,美英甚至考慮承認北塞「獨立」作為回報。問題是北塞一旦在美英庇護下獲得國際承認,它的附庸地位也就全面落實:對希望「伊斯蘭化」北塞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而言,這無疑是為他人作嫁。所以貝理雅對土耳其再友善,反英還是會成為「大土耳其」的團結象徵。英土兩國近年成為足球世仇,亦源於此。

2004年5月17日星期一

被邊緣化的反戰權威

《紐約客》記者赫什(Seymour Hersh)揭露拉姆斯菲爾德批准虐囚,似是希望一錘定音。然而從下列例子可見,正是因為赫什身為反戰權威,拉氏才有望苟延殘喘。

以同樣成名於反越戰的麻省理工教授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為例,他曾揭露美國顛覆各國的案例數十宗,但九一一後又牽頭反戰、稱美國為「流氓國家」,卻令反戰陣營聲勢銳減。又如俄裔的哈佛大學教授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1999年力排眾議,質疑科索沃戰爭是「虛擬戰爭」,也被部分輿論邊緣化為「冷戰餘孽」。

要解讀上述迷思,我們必須了解越戰是反戰的高潮,也是反戰運動由盛而衰的關鍵。美國政府自此明白操控民意對落實外交政策的重要性,開始為隨軍記者提供方便,並通過內閣、財團和傳媒的互動,為戰爭的「正義」製造輿論。對反戰分子的揭秘,軍方則一律以學界的嚴謹態度回應。例如批評赫什的報道是「充滿怪異、陰謀,錯誤連篇而且充斥匿名者的臆說」,就是五角大樓的典型公式,目的就是質疑消息的可靠性,和以陰謀論演繹記者的動機。

事實上,泄露軍方機密只能匿名透露,其真確性亦只能從官方核實。於是反戰人士在邏輯上永遠都是懷疑論者,公信力愈來愈低,逐漸成為言論具有預設立場的利益集團。舉一反三,拉氏下台與否,也不會歸因於「異見人士」的一篇報道。

2004年5月12日星期三

「虐囚門」相當水門案

美英聯軍在伊拉克濫虐囚犯,逐漸成為水門事件一級的「虐囚門」醜聞,然而人道主義並非醜聞發酵的關鍵。這可以從兩個角度加以說明。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的虐囚新聞早已層出不窮。最著名的自然是在阿富汗戰爭後被監禁在古巴關塔那摩基地的「疑似塔利班分子」,一般連日內瓦公約的戰俘身分也不符,卻遭受納粹式拷問。儘管受害人已站出來控訴,並有人權分子敲邊鼓,但阿富汗戰爭被國際一致認可,「關塔那摩門」便築不起來。

伊拉克的虐囚也被美國主流媒體「以全概偏」地定位為個別事件,而不是建制的集體責任。這與水門事件暴露美國總統權力過大、令行政機關從此被削權的結構性醜聞,或與媒體以偏概全地報道中國鎮壓法輪功,便有根本差異。

所以虐囚之成「門」,不過是美國總統選舉的中介。關塔那摩的指令能夠上推不同行政部門,伊拉克虐囚的問責則只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具有針對性。若拉氏毋須承擔責任,邏輯上即代表布殊才是黑手;若他被迫下台,則無疑證實布殊在四年來被「半架空」。

醜聞續後發展的重要性,已不是拉氏會否下台,而是是否「挺拉」的決定,將迫使布殊提前鎖定選戰形象:要繼續樹立強勢領導的樣板,還是乾脆以無辜姿態,重拾2000年選舉的鄰家男人包裝。

2004年5月11日星期二

菲國大選拉丁美洲化

菲律賓的地緣政治隸屬東亞,但它的總統選舉卻與拉丁美洲的其他前西班牙殖民地面對同一挑戰:民主失衡的挑戰。

提出「文明衝突論」的學者亨廷頓曾以「第三波」形容80年代的民主化進程。那時候,軍事寡頭紛紛下台,民選政府取而代之,包括了15個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後馬可斯時代的菲律賓。

然而政制民主化徒具形式主義,卻忽略了其他民主元素。上述國家的貧富分佈大多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列為「非常不平等」,既出現利益財團的經濟壟斷,亦有政府內的集團式貪污,這樣影星波埃等紙板式「貧民英雄」才能夠異軍突起。這是「社會民主」的失衡。

民主政制亦未能保證「公民民主」的落實。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與西班牙母體相同,由天主教文化價值觀單極操控,言論自由受到社會文化的軟性監察。結果國內的反對派往往由被迫武力自衛,演化為訴諸武力的叛軍。

民主化失衡帶來的,是兩個結構性現象。一來國民普遍對民主感到失望,從而認可奉行非常手段的民粹領袖;二來民選領袖若單純依靠民主機器施政,則只能充當弱勢元首。在菲律賓而言,影星政客埃斯達拉達和波埃的冒起象徵前者,科拉桑與阿羅約的蹣跚步履引證了後者。這與拉丁美洲公演的劇目,幾乎完全一樣。

2004年4月24日星期六

阻撓普選 非北京最重要考慮

人大釋法後,港人只重視普選權歸特首的虛幻表象,卻忽視了「一國兩制不等如三權分立」這殘酷事實。

「一國」,不單是名詞,更是政體模式──整全概念下的單一政體(Unitary State),及下由全國人大任命行政、立法、司法等不同體系各級官員。美國議員不代表政府,人大卻是比行政主導更「全面」的利維坦機器;一國之下,特區議員也成為單一寄生體。

共產政權維持統治的兩大法門就是單一政體,以及派黨員深入各行業領導層的新精英主義(Nomenklatura Appointment)。在內地也奉行市場經濟之際,一國兩制已無關姓資姓社,只是泛指援用單一政體、卻毋須奉行新精英主義(也就是保證生活模式50年不變)的特區而已。

望落實單一政體

問題是港人多認為理想政體是三權分立,貶斥單一政體。護法批評港人認為「一國」是地理概念,「兩制」是法律概念,就是認為三權分立和中央地方互相制衡的美式聯邦制適用於香港。批評港人不熟悉《基本法》,就是說港人一廂情願自行三權分立。

釋法在04年才可一可再,卻是一個吊詭。事實上,近年中國政改頗為積極,然而有心人只能以「地方包圍中央」策略迂迴挺進。例如官方規定直選只能局限於(不屬於行政體系的)村委會級別,但自從四川遂寧市寶石鎮和步雲鄉於98年偷步直選鄉鎮長被默許,直選已進入行政體系,是為對權力來源由上而下的單一政體的革命性挑戰,只是各方心照不宣而已。中央默許香港試用三權分立,也是以國家高度進行政改實驗的一環。可惜實驗破壞了中央地方之間「穩定壓倒一切」的血酬定律,被護法宣告失敗。

不過自此普選已是北京的時間問題,單一政體與三權分立的角力卻是北京的原則問題。香港政治的合縱連橫已不再是左右互搏,卻變成立法與司法機關及其主要成員 (包括民選議員、法官、大律師等)結成統一戰線,再與行政機關及其後盾進行的不平衡角力。以大歷史觀審視,從釋法邏輯推論,北京總會容許港人普選行政長官,卻總要壓抑立法與司法機關的權效(雖然邏輯是否適用於中國為另一問題)。以普選特首換取單一政體的全面落實,便可能成為北京撕裂民選議員、法律陣營和泛民主派統一戰線的長遠分治策略。可惜董建華上不諳中央的矛盾論,下不明民眾的普選情,一人對影獨照,一步一生,特區便裏外不是人。

2004年3月20日星期六

中國何不效美舉行聽證會

李柱銘一行出席美國聽證會惹來爭議,只因為聽證作為「法治與政治中介體」這個政治學概念未為人熟悉。把美國國會此舉演繹為純法治與純政治,都不符合美國國情,也不見得符合中國特色。

聽證的最早基礎為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的「自然公正原則」,原來只是在司法領域履行,至18世紀傳至美國,移植於行政和立法機關,再在全球發揚光大。國會舉辦的立法聽證於二戰後才廣為盛行,一般分為三類:一、監督聽證(如監督財政預算);二、法案聽證(在審核法案過程中邀請公眾發表意見),及三、調查聽證(就社會熱點公開調查)。

「香港民主狀況」與克林頓性醜聞,都屬於第三類。

理論上,國會舉行聽證是為了令立法過程規範化,通過技術專家出席聽證來降低法案的政治爭議。然而聽證機制本身就是政治一部分。聯邦政府、各州各市幾乎天天聽證,動機之一就是貫徹開國思想家麥迪遜對「代議獨裁」的反對,希望依靠市民去信舉行聽證來加強直接民主,抗衡代議政制的集團利益。然而亦由於聽證強調正反辯論和資訊公開,令利益集團政治和媒體的「第四權」依然被相繼確立。

所以正宗聽證會應具備6大原則:民主、公開、公平、專業、規範、高效。國會召開內政聽證和「國家利益」聽證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容易達到表面的正反平衡,因為國內利益集團決不會錯失公開辯論和公眾曝光的機會;但後者若邀請國外人士作證,不同利益則顯然毋須同時靠第三國曝光。

法治與政治之間的概念

問題是中國以此批評美國或李柱銘,都缺乏制度基礎。若批評聽證是國會干涉內政,偏偏它是沒有法律效力的「調查」,說它是抽象的「政治干預」,則中國官員與美國洽談商貿協定提供資訊,也應與之級別相同。對中國的抨擊,美國只會嘲笑其不懂法治,也不懂政治。這是一個介乎法治與政治之間的問題,只能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鮮為人知的,是中國在80年代末已開始發展聽證制度:首先是深圳在公共價格的決策過程引入「資訊委員會」(聽證會前身),及後出現了行政處罰聽證會,最後是2000年九屆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34條與58條均列明:在立法和行政法規的審議過程中,應採用包括聽證會在內的方式聽取各方意見。

筆者曾於清華大學訪問研究中國聽證制度,感覺這是中國由下而上、地方包圍中央、不能為外人道的實質改革之一。內地學者認為聽證會有一定民主元素,能夠暫時取代代議制體,亦比愈來愈形式化的「信訪制度」有公信力,甚至能巧妙地通過「以法治國」口號來解決政治問題。

例如武漢在99年審議《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條例》便曾召開聽證會,甚至邀請外籍外商作證,又高調安排電視直播,成為中國首例,似乎對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大有振奮作用。中國學者不應對聽證處於法治與政治之間的模糊地位沒有了解。

既然有了硬體規程,人大其實可以召開「外國與香港政治」聽證會,邀請美國的「香港民主狀況聽證會」主持人布朗巴克與親中美國商人共同出席。若美國證人拒絕應召,則未免予人口實;手口並用地出庭作證,則高潮迭起了。

2004年3月15日星期一

馬德里爆炸西國拒怪罪蓋達

九一一後的911日發生西班牙「三一一事件」,美西兩國領袖一反「逢恐必蓋達」常態,「肯定」襲擊為「巴斯克祖國與自由」(Eu-skadi Ta Askatasuna,ETA)所為,甚至迫使聯合國譴責ETA。然而三一一不但沒有ETA特色,更與巴斯克的獨立目標相違背。

巴斯克(Basque)為歐洲最古老最神秘的民族,其語言Euskara不屬任何主流語系而自稱「史前語」,一直有強烈自主意識,獨立運動已持續數百年,1968年開始更明確要求合併西、法兩國的巴斯克地區建立「大巴斯克國」。ETA於1959年成立,45年來造成1000人死亡,其中又以80年代為恐怖襲擊高峰,一直與愛爾蘭共和軍(IRA)並列為歐洲兩大恐怖泉源。

然而巴斯克人近年已遠離恐怖主義,這與冷戰結束、美國霸權、文明衝突一概無關,只是源自南歐革命和歐洲一體化的啟動。其實ETA靠攏恐怖主義比愛爾蘭共和軍更「合理」,因為西班牙二戰後還是由獨裁者佛朗哥統治,ETA多少含有公民抗命成分。然而在西班牙參與「第三波」民主化後,ETA的本土支持已被巴斯克溫和政黨取代,越發成為一個無機生命體。

巴斯克自治政府現在享有比某些特區更高度的自治,筆者曾恭聽巴斯克主席Juan Jose Ibarretxe關於「次主權」的演說,感覺其「曲線獨立」策略實在頗具新思維。Ibarretxe認為靠武裝鬥爭民族自決已不合時宜,毛主席「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等名言已不能與時並進。巴斯克應該一面放棄 ETA,一面利用歐盟機制,派出駐歐盟的獨立代表、同時鼓吹擴大歐盟的中央權力。這樣一來,巴斯克就能夠通過拉低其他歐洲國家的主權來催生「次主權」,而毋須挑釁性地把主權自我拔高。所以他強調不搞「漸進式巴獨」,只利用地區一體化趨勢創造解決剩餘民族爭端的新模式。這個對台灣也有參考價值的模式被稱為 Plan Ibarretxe。

若怪罪蓋達 民眾質疑支持美國

這模式自然不獲西班牙接納,亦不獲ETA諒解,然而在巴斯克民選政府得到全力支持。Ibarretxe上台後不斷打擊ETA,也令馬德里當局更難忽視「次主權」運動。

所以三一一若被演繹為ETA新襲擊,西班牙執政人民黨便能繼續右翼立場,同時將ETA和巴斯克溫和派的關係予以模糊處理,從而打壓Ibarretxe模式這個對西班牙的更大挑戰。這就是一種向他人問責的危機管理。

相反,若西班牙怪罪蓋達,不但幾乎無破案可能,更會令民眾質疑支持美國反恐是「引狼入室」。10名西班牙作戰部隊死於伊拉克已引起民間嚴重不滿,三一一二十倍之,若責任全在外國勢力,則會變成邀請反對派向政府問責的局面。誰策動襲擊,便自然「清楚」了。

事實上,ETA一向採取「傳訊式」襲擊,先埋下炸彈,然後主動通知警方,進行鬥智遊戲來顯示不同聲音的存在。暴力,只是中介。三一一卻屬於「震懾式」襲擊,以殺人多寡為考量,而ETA對西班牙卻已無震懾需要。何況襲擊據報涉及自殺式炸彈,這更是ETA和IRA均鄙視的手法:在物資社會發達的歐洲,自殺式絕不能得到所屬民族支持。加上ETA最高軍事指揮官去年已在法國被捕,ETA的2003殺人紀錄降至3名,這對一個恐怖組織來說已是從良徵兆。若媒體發現更多襲擊不涉及ETA的證據,西班牙版情報醜聞隨時緊接而來,其時只有蓋達會幸災樂禍地獰笑。

2004年2月21日星期六

台選舉辯論效顰美國

台灣效法美國直播總統候選人辯論。然而儘管陳水扁以「不打老婆」和「不要下跪」分別暗諷連戰宋楚瑜,高潮亦未能掀起,選情依舊如膠似漆。因為這是一個東施效顰綜合性。

自從美國於1960年首次直播總統候選人辯論,它在1976年正式成為常規項目,1988年後更由「總統辯論委員會(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主辦,章程有如選舉條例般嚴謹。

委員會由學者跨黨派主導,兩大黨不能影響遊戲規則,也不能避開共同弱項。台灣辯論卻由兩大助選團「談判」人事地物時,結果因為陳水扁不愛治國、連戰則因為在野而不識「台灣新政」,雙方對辯論「不應」深入政策層面早有共識。

選舉辯論在美國制度化的意外收穫,是其堅硬的兩黨制得到鬆弛。由於委員會規定得到15%民調支持的候選人都能參加辯論,導致92年富商佩羅特以獨立候選人身分異軍突起,也促使2000年綠黨納德以15%民調為綠化美國的手段(雖然失敗)。對實行多黨制的國度,辯論卻可能令其邁向兩極化。例如德國於03年大選引入直播辯論,卻由電視台全權負責,結果國會5黨不過半的格局,卻因為媒體偏好左右互搏公式,只邀請兩大黨魁參加:這就是市場主導與學術主導的分別。這次台灣選舉固然只有主角兩員,但同場加映的「公投辯論」卻還是要以二分法安置名嘴嘉賓,這無疑是加劇政情兩極的舊思維。

其實美式選舉辯論正起着「電子公民社會」作用──通過蓋洛普民調隨機抽出未決定投票意向的選民,讓其預先設問,再讓候選人隨機解答。這方式才能夠發揮直播辯論的原意:為中間選民尋求投票方向,以科技釋放公民社會的剩餘潛能。台式辯論卻與以前港督府風水等「社會議題」為主軸的香港特首「選舉」「辯論」一樣,教化作用相當令人「耳目一新」。

2004年2月14日星期六

巴基斯坦「核武超市」核擴散新時代

巴基斯坦「核武之父」卡迪爾汗被揭發經營跨國「核武超市」,國際社會紛表震驚。然而「震驚」只是源自自身安全的本位主義,未能洞悉「核武超市」的劃時代意義。

各國的第一反應集中於超市買家。北韓、伊拉克、沙特、敘利亞、蓋達等一如所料榜上有名,布殊贓未獲人先獲,於是西方媒體又重新炒作先發制人論。在這個角度,美國處於攻勢。

各國第二反應集中於超市賣家。由於巴基斯坦穆沙拉夫被認為是幕後黑手,「核武超市」的出現便被演繹為美國利誘巴基斯坦與塔利班絕交、為圍堵中俄而默許南亞核競賽產生的副產品。由是觀之,美國則處於守勢。

然而對國際關係構成長遠威脅的不是買賣雙方,而是中介機制。據報「核武超市」的核心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這雙宿敵,中介人則由馬來西亞分佈至德國。這說明核技術轉移的高科技市場已能依靠有限的人力操作,這跨國集團亦已超越了國家利益的主宰、突破了國家對核力量的壟斷。卡迪爾汗的超市無論還有哪些勢力撐腰,它自身已成為一個與各國平起平坐的非政府組織(Non-state Actor,NSA),也宣告核擴散進入第三期末期階段。

核擴散一直是國際社會隱憂,然而曾幾何時它確實只是隱憂。如利比亞卡達菲在70年代拜訪中國總理周恩來,秘密要求購買核武而被婉拒,此後便束手無策。這是以國與國關係為基礎的核擴散嘗試,屬於第一期。

蘇聯解體後,由評論員以至○○七都幻想哈薩克斯坦等地的核武製成品會流入地下市場。這是以「國與NSA關係」為基礎的核擴散,屬於第二期。

「核武超市」則進一步自製核武,與時並進得提供「一站式服務」,寄生於一個國家卻不受其約束,並能病毒式擴散全球。在這個時代,NSA本身已能取代國家,核擴散已進入第三期。此所以「核武超市」生意興隆,冷戰時代靠國家控制核武、再靠核武維持和平的「恐怖均勢」便宣告永久破滅。這時候布殊還念念不忘「邪惡軸心」,也未免太念舊了。

2004年2月7日星期六

法國反台灣公投反美情結

法國總統希拉克為台灣公投戴上「具侵略性」、「不負責任」、「嚴重錯誤」三大帽子,為西方國家罕有的強烈表態,被內地視為「巴黎大捷」。

然而法國「挺京」除了與胡錦濤親自護送的電訊合同有關,更多是出於反美情結的潛藏考慮,與台灣自身關係反而不大。

法美兩國在伊拉克戰爭前失和,事後和好但不如初。美國拉攏英國、南歐及東歐結成「新歐洲」弧形聯盟,從而孤立「舊歐洲」,已成為符合美國利益的長遠國策。法國反對台灣公投,則宣示了其有力與美國競逐「國際民主領袖」地位。

法國為最古老的民主大國,戴高樂建立的「第五共和」更以公投為基本國策,它所倡導的雙元首制、直接民主,與北美的代議民主一直不盡相同。在布殊為「反對」還是「不支持」惆悵時,法國以「公投權威」身分義助北京,胡錦濤亦選擇在巴黎而非華盛頓承諾推行政治改革,這是分明與美國對着幹,更鞏固了巴黎作為民主聖地的地位。

事實上,中法的和諧關係一直為人忽略。蘇聯解體後,中國外交部以法國為多極格局的重點拉攏對象,對法國售賣幻影戰機與拉法葉戰艦予台灣保持克制,未有作出「法國反動勢力支持台獨」的陰謀控訴。由於法國已把美國的歐洲盟友視為潛在對手,中國則視日台為心腹大患,中法兩國在反恐、反美到反台獨的合作,其實是兩國在全球化時代「近攻遠交防美」國策的系列延續。

陳水扁聲色俱厲地批評希拉克「無知可恥」,卻忘記了夫人吳淑珍及副總統呂秀蓮去年訪問歐洲時過分招搖,一位過凱旋門而不入,一位入其門而大肆諷刺中法關係,早已開罪主人。何況兩位女士在美國收斂得多,明顯有雙重標準,這對民族自尊極強的法蘭西人來說,更是一項原罪。

2004年1月31日星期六

美入境打指紋 落實新保守主義

美國以反恐為名,宣布為合法入境者拍照登記指紋,並把不同旅客分為「紅黃綠」三色警報,是為一場「入境革命」。然而「革命」的重要性其實不在反恐,而在於其通過由外而內的途徑,加速了新保守主義對社會的改造。

新保守主義不同一般人口中的「霸權主義」,原來是對垮掉的一代自由氾濫的回應,具有一定的普世道德標準。然而其治世藍圖與美國法律格格不入,因此必須經過「入境革命」一類外部壓力的凝聚,才能重新落實下列並不太新的新思維﹕

一、機會均權主義,能者多得,個人成功的機會要得到以質化為基礎的平等對待。若少數族裔的能力確是有所欠缺,便不應為他們落實以量化為基礎的「絕對均權主義」。「入境革命」對個別族群作出針對性處理,正是打破少數族群不能被歧視的「積極行動」(affirmative action) 的關鍵一步。

二、市場資本主義,交由市場機制分配全體人類資源。由於被機制淘汰的別國人民,都是社會達爾文理論的失敗者,都是恐怖襲擊的泉源,所以應該被拒絕入境。

三、民主普世主義,也就是認為美式民主是人類歷史演化的顛峰。因此由其他政治體制入境的客人,都可能是讓人類發展倒退的代言人。

四、耶教倫理主義,也就是提倡以傳統家庭為社會基礎。性別革命、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一直是耶教倫理的敵人,此所以單身入境者繼續得到「特別照顧」。

五、國際干涉主義,也就是認為進步國家有「協助」別國落實新保守主義的責任。這神聖責任超越主權限制,自然也成為拒絕別國公民來朝的基礎。

所以新保守主義,是一個奉行「代議民主+放任式市場經濟+團隊道德+能者為師」的單元國度。「入境革命」關注的,其實不是進入美國國境,而是進入新保守主義的烏托邦。

2004年1月17日星期六

台灣公投 不能與國際接軌

台灣總統陳水扁又發揮創意推出「兩邊三國論」,指中華民國分裂為兩岸蒙古「三國」,已是一個「虛擬國家」。台灣搭上蒙古並非心血來潮,而是要重溫蒙古在1946年通過公投正式獨立的歷史,證明合久必分,吾道不孤。

然而蒙古公投獨立事成,正反映了台獨的虛擬法源。公投法源原來可分為四類﹕

一、無約束力的諮詢性公投﹔

二、地方層面的民意表達﹔

三、法國戴高樂弘揚的憲政層面的直接民主﹔

四、以國際法為基礎並踰越國內法律的統獨公投。

台灣所立的公投法不作出上述識別,是希望對不同公投的本質作出模糊處理,並把屬於「國家上層面(supra-national)」的統獨公投塞入憲政框架。如此一來,公投成為情緒的發泄,卻不能與國際接軌。

而且根據國際法,統獨公投的合法性在於新獨立國家與母體「交叉相承」,宗主國承認結果,新國家瓜熟蒂落。當年民國政府確曾被迫承認蒙古公投,雖然後來反悔,但還是被毛澤東追認。此原則台灣則從未打算兼顧。

何況在法源背後,國家獨立多離不開兩大模式﹕一為與反對派結盟、再顛覆母體政權獨立,例如1993年埃塞俄比亞行省厄立特里亞分離分子與國內叛軍聯合攻入首都,後者奪權,前者分家。二為淪為第三國的衛星國,一如蒙古「蘇維埃化」的榜樣。台灣顛覆母體幾不可能,又欠缺蒙古公投的法源,就是要傚法蒙古自我衛星化,也未必能夠一廂情願。「兩邊三國」各有前因,但成為「理論」,便淪為歷史的選擇性記憶與笑柄。難怪蒙古近年有國會議員提案回歸中國,陳水扁也「一時疏忽」,按下不表。


沈旭暉 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