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邊緣化的反戰權威

《紐約客》記者赫什(Seymour Hersh)揭露拉姆斯菲爾德批准虐囚，似是希望一錘定音。然而從下列例子可見，正是因為赫什身為反戰權威，拉氏才有望苟延殘喘。

以同樣成名於反越戰的麻省理工教授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為例，他曾揭露美國顛覆各國的案例數十宗，但九一一後又牽頭反戰、稱美國為「流氓國家」，卻令反戰陣營聲勢銳減。又如俄裔的哈佛大學教授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1999年力排眾議，質疑科索沃戰爭是「虛擬戰爭」，也被部分輿論邊緣化為「冷戰餘孽」。

要解讀上述迷思，我們必須了解越戰是反戰的高潮，也是反戰運動由盛而衰的關鍵。美國政府自此明白操控民意對落實外交政策的重要性，開始為隨軍記者提供方便，並通過內閣、財團和傳媒的互動，為戰爭的「正義」製造輿論。對反戰分子的揭秘，軍方則一律以學界的嚴謹態度回應。例如批評赫什的報道是「充滿怪異、陰謀，錯誤連篇而且充斥匿名者的臆說」，就是五角大樓的典型公式，目的就是質疑消息的可靠性，和以陰謀論演繹記者的動機。

事實上，泄露軍方機密只能匿名透露，其真確性亦只能從官方核實。於是反戰人士在邏輯上永遠都是懷疑論者，公信力愈來愈低，逐漸成為言論具有預設立場的利益集團。舉一反三，拉氏下台與否，也不會歸因於「異見人士」的一篇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