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的地緣政治隸屬東亞,但它的總統選舉卻與拉丁美洲的其他前西班牙殖民地面對同一挑戰:民主失衡的挑戰。
提出「文明衝突論」的學者亨廷頓曾以「第三波」形容80年代的民主化進程。那時候,軍事寡頭紛紛下台,民選政府取而代之,包括了15個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後馬可斯時代的菲律賓。
然而政制民主化徒具形式主義,卻忽略了其他民主元素。上述國家的貧富分佈大多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列為「非常不平等」,既出現利益財團的經濟壟斷,亦有政府內的集團式貪污,這樣影星波埃等紙板式「貧民英雄」才能夠異軍突起。這是「社會民主」的失衡。
民主政制亦未能保證「公民民主」的落實。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與西班牙母體相同,由天主教文化價值觀單極操控,言論自由受到社會文化的軟性監察。結果國內的反對派往往由被迫武力自衛,演化為訴諸武力的叛軍。
民主化失衡帶來的,是兩個結構性現象。一來國民普遍對民主感到失望,從而認可奉行非常手段的民粹領袖;二來民選領袖若單純依靠民主機器施政,則只能充當弱勢元首。在菲律賓而言,影星政客埃斯達拉達和波埃的冒起象徵前者,科拉桑與阿羅約的蹣跚步履引證了後者。這與拉丁美洲公演的劇目,幾乎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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