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香港主辦的東亞運共有九支參賽隊伍，歷史上的東亞運則曾有更多國家出現，包括兩個大國澳洲與哈薩克。它們參加東亞運與否自然不單是體育議題，更是地緣政治和板塊整合的具體反映。
以哈薩克為例，它脫離蘇聯獨立前，並沒有明確思考自己的身分認同問題。獨立後，它順理成章地希望成為中亞龍頭，畢竟它是面積極大、資源極豐的潛在區域大國。但哈薩克慢慢發現自己沒有整合整個地區的能力，而中亞各國周旋於各大國之間自顧不暇，也沒有能力強化集體精神。於是哈薩克一度向東亞靠攏，特別是中、日兩國在當地都有相當投資，令哈薩克國內的自身認同出現了改變。在這背景下，哈薩克一度參加東亞運，令東亞運一度充滿白皮膚、金頭髮運動員。
東亞整合未竟 哈薩克脫亞入歐
但今天哈薩克卻出現了脫亞入歐的傾向，儘管它的國土面積絕大部分位於地理上的亞洲，最終也離開了東亞運圈子，在國際足協更轉成了歐洲國家會員。內裏原因，一來是這樣做有遙遠的加入歐盟希望，二來加入歐洲圈子比東亞圈子更能抗衡俄羅斯，三來當東亞未形成實質的整合，對哈薩克也就沒有作用，反正中日對能源的需求是不會改變的。
但我們可以想像，一旦人民幣變成了「亞元」（據說中國已決定不和日本合作而獨自深化亞元工程），中亞貨幣的獨立性會出現壓力；而當東亞自由貿易區得到落實，中亞也會有被孤立的恐懼。屆時以哈薩克的反覆，重新加入東亞運會是理所當然；要是東亞吸納了哈薩克，對資源緊張的中日韓經濟就是一大解脫。
澳洲的例子也具有相當代表性。它從未成為東亞運正式成員，只曾以附屬身分參賽。這動作固然符合其「脫洋入亞」的國策，同時澳洲足球隊也離開了大洋洲賽區轉為亞洲成員，但畢竟目前的東亞身分對澳洲還是格格不入。始終澳洲已自視為大國，希望未來的東亞整合出現多元結構、與中國平分秋色，不甘心以附庸身分入亞，反而和中日在收編東盟各國的過程存在明顯競爭。
澳洲「脫洋入亞」 與中日競爭
這些案例反映「東亞」的定義在不斷改變，而且牽涉了敏感的整合問題。從前歐洲整合不斷出現小歐洲、大歐洲等概念，當東亞合作成了大勢所趨，特別是會影響國際金融和貨幣結構，東亞在中日韓這傳統範疇以外還包括什麼、邊界在哪裏，也同樣觸動世界神經，因為這些問題的答案可有不少變數。
例如，文化上，新加坡是否可算作東亞成員，而這又會否對東盟的身分認同有牽一髮動全身的影響？政治上，作為美國一個州、但和日本淵源極深的夏威夷，是否可以某種形式加入東亞，像身為法國海外省的瓜德羅普島，也可以獨立身分參加中北美洲金盃足球賽，並和鄰近經濟體緊密互動？甚至俄羅斯遠東極受中國影響的海參崴，是否也可試行一國兩制，再滲入整合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整合了新成員，也不一定代表東亞變得更強大。恰恰相反，由於西方擔心東亞整合後變得強大，反而情願更多國家地區混入這過程，以減低其整合的深度，這正是英美當年支持歐盟急劇東擴的原因之一。既然各國都不知道東亞的極限無論在深度和廣度兩方面在哪裏，東亞運也就成了理想的實驗平台，以非政治化的方式測試各種東亞整合的可能。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2月28日星期一
2009年12月21日星期一
東亞運餘波﹕關島與塞班島的國際身分
【咫尺地球】位於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塞班島，都是中產新興旅遊熱點。但它們對一般市民而言，感覺始終較為陌生，直到今年，卻因為兩件事令它們的知名度高起來﹕
(1) 香港主辦東亞運，平常不被一般人當作東亞成員的關島一如往屆參賽，派出運動員超過100人，雖然水平不高，但個別運動員予人深刻印象。例如，有位打乒乒球的中年胖漢代表，球技可能還及不上香港小學校隊，卻帶來運動會前所未有的親切和喜劇感；
(2) 一度家傳戶曉的周秀娜寫真集，出奇有國際視野地以塞班島為背景，大概假設其讀者多不知道塞班島在哪裏，好增添神秘感覺。
次主權個體 與香港相似
事實上，關島和塞班島的母體——北馬里亞納群島——都是國際上具有代表性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個體，類型和香港相若，其國際身分值得港人注視。它們的主權都屬於美國，而美國領土分多個級別﹕「整合」（incorporated）了的除個別例子外，都是國內州份；「未整合」（unincorporated）而又「組織」（organized）了的，就是有自治權；這些自治單位能自給自足、被當作準國家的，可以成為「自治邦」（commonwealth），不能自給自足的，則繼續是「屬土」（territories）；還有其他既未整合、又未組織的屬土，像美屬薩摩亞，由美國以更直接的方式管治。關島的正式地位就是美國的「非整合」「組織」「屬土」，以塞班島為首府的北馬里亞納群島則是美國的「非整合」「組織」「自治邦」，都在美國眾議院有沒有表決權的代表。其實關島面積比整個北馬里亞納群島還要大，相當於香港的一半，人口也比北馬里亞納群島要多，但由於美國軍事基地設在當地，戰略位置重要，華府一直不願關島「升呢」，以免影響美國日後的駐軍部署。
棄大洋洲事務 參與東亞活動
至於它們的地緣身分，也十分有趣。歷史上，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屬於同一組群，原來都是西班牙屬地，直到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戰爭被美國擊潰，喪失所有主要殖民地。至此兩島卻命運迥異﹕關島被美國直接佔領，北馬里亞納群島原來被准許由西班牙保留，但西班牙見自己在太平洋已一無所有，乾脆將之售予德國；德國在一戰戰敗後，群島被轉給日本托管；日本在二戰戰敗，北馬里亞納最終還是落入美國手中。值得注意的是，關島在美國授意下，不參與太平洋整合，反而老早加入東亞區，因此積極參與東亞運動會，而隔鄰的北馬里亞納則一直參與大洋洲事務。直到年前，它卻效法關島申請加入東亞足協、退出大洋洲足協，反映願意自稱大洋洲國家地區的島嶼將愈來愈少，也許不久後即會組隊參加東亞運。
值得一提的還有和關島、塞班島鄰近的帕勞（帛流）島、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這三國目前都是獨立主權國家，但和北馬里亞納群島經歷差不多的歷史，最終卻超越了什麼「未整合」、「已組織」的美國框條，分別和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協定」。協定內容賦予它們的身分其實和自治邦差不多，都要接受美國外交指導、軍事保護，也都擁有自治權，甚至也享有某些美國公民權利，分別只是它們的主權被美國確認，作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已。雖然獨立與否只是一線之差，但關島和塞班島既然選擇（或被迫選擇）了不同道路，未來參與東亞整合的前景，卻可能豁然開朗。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1) 香港主辦東亞運，平常不被一般人當作東亞成員的關島一如往屆參賽，派出運動員超過100人，雖然水平不高，但個別運動員予人深刻印象。例如，有位打乒乒球的中年胖漢代表，球技可能還及不上香港小學校隊，卻帶來運動會前所未有的親切和喜劇感；
(2) 一度家傳戶曉的周秀娜寫真集，出奇有國際視野地以塞班島為背景，大概假設其讀者多不知道塞班島在哪裏，好增添神秘感覺。
次主權個體 與香港相似
事實上，關島和塞班島的母體——北馬里亞納群島——都是國際上具有代表性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個體，類型和香港相若，其國際身分值得港人注視。它們的主權都屬於美國，而美國領土分多個級別﹕「整合」（incorporated）了的除個別例子外，都是國內州份；「未整合」（unincorporated）而又「組織」（organized）了的，就是有自治權；這些自治單位能自給自足、被當作準國家的，可以成為「自治邦」（commonwealth），不能自給自足的，則繼續是「屬土」（territories）；還有其他既未整合、又未組織的屬土，像美屬薩摩亞，由美國以更直接的方式管治。關島的正式地位就是美國的「非整合」「組織」「屬土」，以塞班島為首府的北馬里亞納群島則是美國的「非整合」「組織」「自治邦」，都在美國眾議院有沒有表決權的代表。其實關島面積比整個北馬里亞納群島還要大，相當於香港的一半，人口也比北馬里亞納群島要多，但由於美國軍事基地設在當地，戰略位置重要，華府一直不願關島「升呢」，以免影響美國日後的駐軍部署。
棄大洋洲事務 參與東亞活動
至於它們的地緣身分，也十分有趣。歷史上，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屬於同一組群，原來都是西班牙屬地，直到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戰爭被美國擊潰，喪失所有主要殖民地。至此兩島卻命運迥異﹕關島被美國直接佔領，北馬里亞納群島原來被准許由西班牙保留，但西班牙見自己在太平洋已一無所有，乾脆將之售予德國；德國在一戰戰敗後，群島被轉給日本托管；日本在二戰戰敗，北馬里亞納最終還是落入美國手中。值得注意的是，關島在美國授意下，不參與太平洋整合，反而老早加入東亞區，因此積極參與東亞運動會，而隔鄰的北馬里亞納則一直參與大洋洲事務。直到年前，它卻效法關島申請加入東亞足協、退出大洋洲足協，反映願意自稱大洋洲國家地區的島嶼將愈來愈少，也許不久後即會組隊參加東亞運。
值得一提的還有和關島、塞班島鄰近的帕勞（帛流）島、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這三國目前都是獨立主權國家，但和北馬里亞納群島經歷差不多的歷史，最終卻超越了什麼「未整合」、「已組織」的美國框條，分別和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協定」。協定內容賦予它們的身分其實和自治邦差不多，都要接受美國外交指導、軍事保護，也都擁有自治權，甚至也享有某些美國公民權利，分別只是它們的主權被美國確認，作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已。雖然獨立與否只是一線之差，但關島和塞班島既然選擇（或被迫選擇）了不同道路，未來參與東亞整合的前景，卻可能豁然開朗。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2月14日星期一
《2012末日預言》國際視野的空白﹕G20篇
【咫尺地球】讓我們回看《2012》處理人類普世問題的跨國機制。在電影，那還是G8，大概拍攝時預計不到G20的出現。因此橋段一方面安排人類方舟在中國興建，另一方面中國卻不是首先獲知會的國家；印度、巴西等G20新貴，自然也無影無蹤。假如真的有那樣的會議，其實歐盟一個代表就可以了；而沙特貴為G20成員，並非電影諷刺的只因有錢才能上船。
核武大國無可能銷毁核武
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假如G20是機制，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美國總統不可能在會上和各國領袖直接討論﹕一來這些國家不輕易相信美國，二來不少國家領袖轉換頻率極高，得到絕密資訊，難保不會炒作為自己的競選議題。所以國家元首不一定是處理這類議題的理想人選。合適人選必須有一定延續性和超然性，例如前總統或憲法上的虛君。
說服世界各國領袖為了維繫人類文明分工合作做方舟，並非最困難，雖然當年被列根星球大戰計劃欺騙的蘇聯後人俄羅斯，不會不擔心這又是陰謀。真正困難的是，要是預測有《2012》末日危機，核武大國總應大量銷毁核武，以免浩劫時自己的核武意外爆破，屆時恐怕沒有方舟可同時抵禦天災人禍，倖存者也不可能走出艙外，因為世界已充滿輻射。但要各國銷毁核武，無論末日證據多麼充分，都極難，讓各國領袖承諾不攻擊已是極限，宣布不防禦幾不可能。何况方舟既然在中國，各國就是把登船權交給了中國，要是最後關頭解放軍逼全體外國人下船，他們也沒辦法，因此該基地應盡早交給聯合國或各國代表共同管理。這是更不可能造到的，中國會認為是分裂西藏的陰謀。
這機制也不可能像電影那樣，沒有危機管理的準備。各國領袖不可能真的在最後一刻才集中到方舟，任何行動都不容許安全系數如此低的運作。正常做法是在事發1個月前，就安排替身代表領袖出席公開場合，以免最後一刻有什麼意外；假如2012年的香港特首能獲入場券，他也會讓政務司長當署理特首而先逃。又如電影出場的加州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理應獲分配入場券，他似乎卻在加州殉難；在現實世界，他當然會老早安排替身飾演自己，讓本尊逃之夭夭。
危機管理準備 領袖有事勢早遁
至於最後關頭讓名單外的人上船更不可能，船內食物和應急物品都是稀有品，各國元首必須在計劃制訂前，同意遇上非常情况如何反應，不可能毫無應急指引感情用事。要是方舟上的人要封閉式生存數年，人數倍增的結果，只能是產生糧食危機和騷亂。
最後，方舟計劃也不可能是單一計劃，真的面臨末世，人類大概會分散投資製造不同工具，例如土法煉鋼的熱氣球，以及太空船，以免磁場倒調讓方舟通訊儀失靈。就算大型太空船非現在科技能承擔，極個別人士也會被安排在月球基地暫住，維珍航空老闆布蘭森就必然情願花盡身家上太空，而不是付十億歐元擠方舟。既然方舟位置有限，把那些書畫送上月球暫存而騰空位置予人類，似乎更合邏輯；同一道理，各國生物學家可盡早蒐集動物不同品種的DNA樣本，而不是忙於像《聖經》那樣運送一雙雙動物上船。目前這些自然都與我們的生活無關，但從中多了解國際關係和危機管理概念，面對香港自己的2012，也是有建設性的。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核武大國無可能銷毁核武
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假如G20是機制，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美國總統不可能在會上和各國領袖直接討論﹕一來這些國家不輕易相信美國，二來不少國家領袖轉換頻率極高，得到絕密資訊，難保不會炒作為自己的競選議題。所以國家元首不一定是處理這類議題的理想人選。合適人選必須有一定延續性和超然性，例如前總統或憲法上的虛君。
說服世界各國領袖為了維繫人類文明分工合作做方舟，並非最困難，雖然當年被列根星球大戰計劃欺騙的蘇聯後人俄羅斯，不會不擔心這又是陰謀。真正困難的是，要是預測有《2012》末日危機，核武大國總應大量銷毁核武，以免浩劫時自己的核武意外爆破，屆時恐怕沒有方舟可同時抵禦天災人禍，倖存者也不可能走出艙外，因為世界已充滿輻射。但要各國銷毁核武，無論末日證據多麼充分，都極難，讓各國領袖承諾不攻擊已是極限，宣布不防禦幾不可能。何况方舟既然在中國，各國就是把登船權交給了中國，要是最後關頭解放軍逼全體外國人下船，他們也沒辦法，因此該基地應盡早交給聯合國或各國代表共同管理。這是更不可能造到的，中國會認為是分裂西藏的陰謀。
這機制也不可能像電影那樣，沒有危機管理的準備。各國領袖不可能真的在最後一刻才集中到方舟，任何行動都不容許安全系數如此低的運作。正常做法是在事發1個月前，就安排替身代表領袖出席公開場合，以免最後一刻有什麼意外；假如2012年的香港特首能獲入場券，他也會讓政務司長當署理特首而先逃。又如電影出場的加州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理應獲分配入場券，他似乎卻在加州殉難；在現實世界，他當然會老早安排替身飾演自己，讓本尊逃之夭夭。
危機管理準備 領袖有事勢早遁
至於最後關頭讓名單外的人上船更不可能，船內食物和應急物品都是稀有品，各國元首必須在計劃制訂前，同意遇上非常情况如何反應，不可能毫無應急指引感情用事。要是方舟上的人要封閉式生存數年，人數倍增的結果，只能是產生糧食危機和騷亂。
最後，方舟計劃也不可能是單一計劃，真的面臨末世，人類大概會分散投資製造不同工具，例如土法煉鋼的熱氣球，以及太空船，以免磁場倒調讓方舟通訊儀失靈。就算大型太空船非現在科技能承擔，極個別人士也會被安排在月球基地暫住，維珍航空老闆布蘭森就必然情願花盡身家上太空，而不是付十億歐元擠方舟。既然方舟位置有限，把那些書畫送上月球暫存而騰空位置予人類，似乎更合邏輯；同一道理，各國生物學家可盡早蒐集動物不同品種的DNA樣本，而不是忙於像《聖經》那樣運送一雙雙動物上船。目前這些自然都與我們的生活無關，但從中多了解國際關係和危機管理概念，面對香港自己的2012，也是有建設性的。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2月7日星期一
《2012末日預言》國際視野的空白(中)﹕宗教篇
【咫尺地球】除了獨立教派和恐怖組織，災難電影《2012》另一批明顯忽略的非國家個體（NSA），就是各種宗教領袖。《2012》刻意強調宗教的無助，反正讓全世界毁滅，卻偏偏選擇拍攝巴西耶穌像和梵蒂岡聖保祿大教堂的倒塌，又要倚靠宗教的意大利總理成為唯一逃不過去的大國領袖。據說導演原來還打算拍攝伊斯蘭聖城麥加之毁滅，不過為免激起穆斯林報復才作罷。
總統擔當精神角色不符現實
事實上，要是瑪雅預言真的存在，信息也是說「毁滅現世界、建立新世界」，所以方舟除了負責逃生，更肩負了重建、改造人類文明的責任。因此宗教領袖才應是方舟的主角。假如有一個變相決策委員會，教宗不可能不在內，正如事實上存在的終結冷戰決策委員會，也是以列根、戴卓爾夫人和若望保祿二世為核心。像教宗、達賴喇嘛、伊朗什業派阿亞圖拉這些人，影響力明顯比被安排擁有獨立發言權的意大利、加拿大總理要大。就是教宗本人希望留守羅馬殉難，也必會派遣重要主教參與整項計劃，而沒有伊斯蘭領袖參與更屬政治不正確。《2012》安排大量阿拉伯酋長資助方舟計劃，他們不可能完全向伊斯蘭領袖隱瞞計劃，現在就算是沙特國王調動十億鎊的資金也需要核數，沙特國內的激進瓦哈比教士，就對監察領袖的帳目愈來愈用心。
只要及早得到各大宗教領袖同意方舟計劃，他們自然可以安排願意殉道的高層神職人員在最後關頭陪伴世人，人類安樂死也容易點。然而在《2012》，承擔這精神角色的卻成了美國黑人總統。這是極政治不正確的安排，一來讓世俗領袖衍生出精神身分，二來不合理地讓偽個人英雄主義凌駕於制度，這都不可能在現實世界出現，也與美國憲法不符。假如那是布殊，絕不可能自己不上船，也會老早安排葛培理牧師代表他留守最後一刻，以示新保守主義與美國共存亡，那才是冷血領袖的工作。
假如什麼人上船、什麼人發號施令是全球領袖共識，美國總統在最後關頭改變計劃，足以令計劃破產。電影反映的正副總統及議長不在時，居然被幕僚長攬權，而其他國家領袖又集體向他施壓，這些都是最不應該出現的混亂——根據美國憲法，副總統不在，應輪到眾議院議長，再次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接着是國務卿以下一眾內閣成員，幕僚長根本排不上號。在非常時期，捍衛原有秩序已十分困難，像《盲流感》一類小說/電影講述的文明毁滅、新秩序重整，正是這情况；假如幕僚長奪權先例一開，其他領袖被推翻也指日可待，那都是美國總統婦人之仁的責任。
對宗教人士而言，末日方舟恰恰是他們「一展抱負」的機會。既然事件有神秘色彩，對2012年有預言演繹權威的中南美洲印第安巫師、各國末日預言學家，以及麥玲玲師傅，也許都會獲派入場券。特別是因為羅庚這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神秘力量，不應在大災難失傳，而當地球磁場改變南北極，屆時懂得以顛倒方式使用羅庚的玄學家，就只有麥玲玲師傅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總統擔當精神角色不符現實
事實上，要是瑪雅預言真的存在，信息也是說「毁滅現世界、建立新世界」，所以方舟除了負責逃生，更肩負了重建、改造人類文明的責任。因此宗教領袖才應是方舟的主角。假如有一個變相決策委員會，教宗不可能不在內，正如事實上存在的終結冷戰決策委員會，也是以列根、戴卓爾夫人和若望保祿二世為核心。像教宗、達賴喇嘛、伊朗什業派阿亞圖拉這些人，影響力明顯比被安排擁有獨立發言權的意大利、加拿大總理要大。就是教宗本人希望留守羅馬殉難，也必會派遣重要主教參與整項計劃，而沒有伊斯蘭領袖參與更屬政治不正確。《2012》安排大量阿拉伯酋長資助方舟計劃，他們不可能完全向伊斯蘭領袖隱瞞計劃，現在就算是沙特國王調動十億鎊的資金也需要核數，沙特國內的激進瓦哈比教士，就對監察領袖的帳目愈來愈用心。
只要及早得到各大宗教領袖同意方舟計劃，他們自然可以安排願意殉道的高層神職人員在最後關頭陪伴世人，人類安樂死也容易點。然而在《2012》，承擔這精神角色的卻成了美國黑人總統。這是極政治不正確的安排，一來讓世俗領袖衍生出精神身分，二來不合理地讓偽個人英雄主義凌駕於制度，這都不可能在現實世界出現，也與美國憲法不符。假如那是布殊，絕不可能自己不上船，也會老早安排葛培理牧師代表他留守最後一刻，以示新保守主義與美國共存亡，那才是冷血領袖的工作。
假如什麼人上船、什麼人發號施令是全球領袖共識，美國總統在最後關頭改變計劃，足以令計劃破產。電影反映的正副總統及議長不在時，居然被幕僚長攬權，而其他國家領袖又集體向他施壓，這些都是最不應該出現的混亂——根據美國憲法，副總統不在，應輪到眾議院議長，再次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接着是國務卿以下一眾內閣成員，幕僚長根本排不上號。在非常時期，捍衛原有秩序已十分困難，像《盲流感》一類小說/電影講述的文明毁滅、新秩序重整，正是這情况；假如幕僚長奪權先例一開，其他領袖被推翻也指日可待，那都是美國總統婦人之仁的責任。
對宗教人士而言，末日方舟恰恰是他們「一展抱負」的機會。既然事件有神秘色彩，對2012年有預言演繹權威的中南美洲印第安巫師、各國末日預言學家，以及麥玲玲師傅，也許都會獲派入場券。特別是因為羅庚這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神秘力量，不應在大災難失傳，而當地球磁場改變南北極，屆時懂得以顛倒方式使用羅庚的玄學家，就只有麥玲玲師傅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1月30日星期一
阿敏、博塔、博卡薩﹕析讀非洲的寬恕
【咫尺地球】近代非洲名人當中，因為正面貢獻成名的不多，以負面行為廣為人知卻甚眾。「烏干達狂人」阿敏、「食人肉皇帝」博卡薩等，都已成為世界級暴君的代名詞。教人意外的是，近年在他們的國家，這些人物或他們的後代都得到平反，這潮流可稱之為「非洲的寬恕」。
暴君死後獲平反
以阿敏為例，他擔任總統時殺戮甚眾，趕走亞裔商人，自稱CBE——大英帝國征服者（Conqueror of the British Empire），種種奇行加暴行，為他博得狂人之名。目前的烏干達總統穆索維尼，就是阿敏時代的反對派游擊隊領袖。穆索維尼鞏固權力後，高呼全國和解，數年前特赦阿敏的長子，他在阿敏死後一直領導小型游擊隊挑戰政府。不久，這名阿敏之子更被任命為烏干達國家安全部副部長，負責掃蕩其他游擊隊。任命發表時，穆索維尼對阿敏家族頗有好評，完全不像是談論暴君。此外，阿敏的前任奧博托也是暴君，他在阿敏下台後再執政了一會，才被穆索維尼推翻。奧博托不久前逝世，穆索維尼宣布給予國葬。
同樣戲劇性的發生在中非。70年代，中非暴君博卡薩和阿敏齊名，行為更為荒誕，除了廣為人知的自行稱帝，耗盡國庫搞加冕大典，還被指以吃掉政敵為嗜好，曾親自屠殺囚禁在監獄的兒童。博卡薩下台後流亡法國，後輾轉逃回國被判刑，最終還是死在法國。年前中非政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與博卡薩家族和解，由博卡薩一名兒子代父親「部分施政偏差」認錯，換取政府「發還」部分博卡薩興建的宮殿，予家族成員作生活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不少非洲國家都存在，更著名的例子是盧旺達。盧旺達大屠殺後，要是追究所有兇手，恐怕全國沒多少人不受牽連，於是委員會鼓勵街坊對殺人犯先公審後寬恕，只拿最著名的戰犯問責。
類似寬恕也出現在南非。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後，經過了蜜月期，黑人至上的種族主義開始抬頭，白人逐漸離開，總統姆貝基被指縱容黑人民粹思潮發酵。但前白人總統博塔逝世時，曾被他直接逼害的姆貝基不但親自參加喪禮，在喪禮還高調擠出眼淚，無論是黑人還是白人，都沒想到他的演技精湛至此，何况博塔還是種族隔離政策的最後堅持者。
部族政治無法解決
表面上，這些例子都在傳遞正面信息﹕迎接將來，寬恕過去，解除仇恨，共迎更美好的明天。但背後結構性的信息，其實是非洲國家沒有辦法解決國內的部族政治。無論是怎樣的暴君，在非洲，他們都不可能沒有支持者，而最忠誠的支持者，一般來自他們所屬部落；而在南非黑人精英眼中，剩下的白人也與部落無異。上述和解、寬恕，其實在暗中劃定部落之間的利益分配，結果非洲始終發展不了成熟的民主政治，選舉也好、戰爭也好，都以部落劃分。以奧巴馬祖家肯尼亞為例，總統大選淪為部落之爭，由於肯尼亞開國元首肯雅塔訂下法規，容許政府官員經商，令裙帶資本主義空前流行，掌權者必會庇護部落同胞。號稱相對發達的肯尼亞尚且如此，其他非洲國家更不在話下。寬恕、和解自然沒有問題，未來也不大可能出現阿敏、博卡薩級數的暴君，但在非洲，裙帶資本主義和部落主義的根本不但未見改變，反而被寬恕強化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暴君死後獲平反
以阿敏為例，他擔任總統時殺戮甚眾，趕走亞裔商人，自稱CBE——大英帝國征服者（Conqueror of the British Empire），種種奇行加暴行，為他博得狂人之名。目前的烏干達總統穆索維尼，就是阿敏時代的反對派游擊隊領袖。穆索維尼鞏固權力後，高呼全國和解，數年前特赦阿敏的長子，他在阿敏死後一直領導小型游擊隊挑戰政府。不久，這名阿敏之子更被任命為烏干達國家安全部副部長，負責掃蕩其他游擊隊。任命發表時，穆索維尼對阿敏家族頗有好評，完全不像是談論暴君。此外，阿敏的前任奧博托也是暴君，他在阿敏下台後再執政了一會，才被穆索維尼推翻。奧博托不久前逝世，穆索維尼宣布給予國葬。
同樣戲劇性的發生在中非。70年代，中非暴君博卡薩和阿敏齊名，行為更為荒誕，除了廣為人知的自行稱帝，耗盡國庫搞加冕大典，還被指以吃掉政敵為嗜好，曾親自屠殺囚禁在監獄的兒童。博卡薩下台後流亡法國，後輾轉逃回國被判刑，最終還是死在法國。年前中非政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與博卡薩家族和解，由博卡薩一名兒子代父親「部分施政偏差」認錯，換取政府「發還」部分博卡薩興建的宮殿，予家族成員作生活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不少非洲國家都存在，更著名的例子是盧旺達。盧旺達大屠殺後，要是追究所有兇手，恐怕全國沒多少人不受牽連，於是委員會鼓勵街坊對殺人犯先公審後寬恕，只拿最著名的戰犯問責。
類似寬恕也出現在南非。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後，經過了蜜月期，黑人至上的種族主義開始抬頭，白人逐漸離開，總統姆貝基被指縱容黑人民粹思潮發酵。但前白人總統博塔逝世時，曾被他直接逼害的姆貝基不但親自參加喪禮，在喪禮還高調擠出眼淚，無論是黑人還是白人，都沒想到他的演技精湛至此，何况博塔還是種族隔離政策的最後堅持者。
部族政治無法解決
表面上，這些例子都在傳遞正面信息﹕迎接將來，寬恕過去，解除仇恨，共迎更美好的明天。但背後結構性的信息，其實是非洲國家沒有辦法解決國內的部族政治。無論是怎樣的暴君，在非洲，他們都不可能沒有支持者，而最忠誠的支持者，一般來自他們所屬部落；而在南非黑人精英眼中，剩下的白人也與部落無異。上述和解、寬恕，其實在暗中劃定部落之間的利益分配，結果非洲始終發展不了成熟的民主政治，選舉也好、戰爭也好，都以部落劃分。以奧巴馬祖家肯尼亞為例，總統大選淪為部落之爭，由於肯尼亞開國元首肯雅塔訂下法規，容許政府官員經商，令裙帶資本主義空前流行，掌權者必會庇護部落同胞。號稱相對發達的肯尼亞尚且如此，其他非洲國家更不在話下。寬恕、和解自然沒有問題，未來也不大可能出現阿敏、博卡薩級數的暴君，但在非洲，裙帶資本主義和部落主義的根本不但未見改變，反而被寬恕強化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1月23日星期一
《2012末日預言》國際視野的空白（上）﹕朝鮮篇
【咫尺地球】荷李活電影《2012》成為城中熱話，並帶來末日話題。但電影的國際關係背景和危機管理概念十分兒戲，和精湛的特技形成強烈對比。觀眾離場後宜釐清概念，萬一類似遭遇到來，也可分辨哪些情節不可能發生。
跨國機制未有北韓不務實
首先，《2012》的基本設定是地球進入全球化時代，有跨國機制處理人類普世問題。這機制的結構性問題我們下周再談，現在先說它的成員。電影說，共有46國參與計劃，大概包含了所有大國在內。46國不包含地位猶如香港區議員的太平洋島國圖瓦盧總統，這在非常時期，原可理解；但教人感興趣的是，作為重要國際玩家的北韓（朝鮮）偉大領袖金正日，是否得到入場券？似乎沒有。表面上，這機制自然不大可能邀請北韓參與，因為北韓參與國際協商的往績以出爾反爾著稱，金正日的不可測性風險太高，連六方會談也六進六出，事關人類生存的重大決議，如何容得下他？但要是真的有那樣迫切的人類危機，有能力製造核武的北韓科學家，也不可能永遠不察覺。當他們察覺了，哪怕在最後關頭前一天才察覺，金正日自然會明白自己已被國際社會出賣。屆時以他的作風，恐怕寧願提早先發制人發動核戰，和鄰近地區率先同歸於盡。因此，在末日孤立北韓，還有其他疑似「邪惡軸心國」，也是不務實的。上述案例，值得新現實主義者進一步研究。
西藏設基地為票房
其實一旦出現末日恐慌，北韓才應是主角，因為《2012》的方舟基地設在中國，並不完全合理。電影以西藏為方舟基地所在地，一來是為了配合藏傳佛教的神秘感覺，二來是預測海拔高的西藏會成為新世界中心，三來暗示中國是唯一有力大規模動員廉價勞工的大國，四來諷刺中國最能向民眾隱瞞事實（還有五來是為了中國票房）。但正如電影鋪排，就是純樸、不了解現代科技的西藏工人也會泄密，希望在末日拯救家人，而且還讓西藏宗教領袖老早知道計劃，這一干人等卻沒有遭到滅口，可見就是中國政府不可能完全監控所有人的一舉一動、安全舉措連暗殺羅浮宮館長的法國也不及，也是這漏洞幾乎讓計劃失敗。因此，今天保密效果更好的國家，只有北韓。在這角度看，北韓極權制度的存在，對人類可能有巨大「貢獻」，《2012》的各國領袖應該及早邀請金正日加盟，頂多承諾讓他挑選合意的荷李活女明星陪同上船，和安排美國總統在世界毁滅前訪問平壤，滿足他最後的虛榮。反正金正日信任的親信為數不多，連那位因偷渡到日本迪士尼而失寵的長子也大概不會照顧，不需浪費多少方舟門票。
不過，就是北韓這關解決了，恐怖組織和極端教派也人才濟濟，也有他們的科學家，不可能接受國家協商機制解決一切。《2012》一大盲點，就是只看重國家的角色，忽略任何形式的非國家個體，無視國家領袖不可能代表非國家個體領袖的事實。假如拉登以自己的途徑知道了末日，蓋達組織必然另有行動；就算拉登會為了方舟入場券放棄「原則」，那些擁有瘋狂科學家的末日教派卻可能千方百計破壞方舟計劃。何况真的要向世界公布真相，絕不需要像羅浮宮館長那樣召開記者招待會，只需在互聯網廣傳，人家滅口也來不及，這正是國家機制不能掌握之處。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跨國機制未有北韓不務實
首先，《2012》的基本設定是地球進入全球化時代，有跨國機制處理人類普世問題。這機制的結構性問題我們下周再談，現在先說它的成員。電影說，共有46國參與計劃，大概包含了所有大國在內。46國不包含地位猶如香港區議員的太平洋島國圖瓦盧總統，這在非常時期，原可理解；但教人感興趣的是，作為重要國際玩家的北韓（朝鮮）偉大領袖金正日，是否得到入場券？似乎沒有。表面上，這機制自然不大可能邀請北韓參與，因為北韓參與國際協商的往績以出爾反爾著稱，金正日的不可測性風險太高，連六方會談也六進六出，事關人類生存的重大決議，如何容得下他？但要是真的有那樣迫切的人類危機，有能力製造核武的北韓科學家，也不可能永遠不察覺。當他們察覺了，哪怕在最後關頭前一天才察覺，金正日自然會明白自己已被國際社會出賣。屆時以他的作風，恐怕寧願提早先發制人發動核戰，和鄰近地區率先同歸於盡。因此，在末日孤立北韓，還有其他疑似「邪惡軸心國」，也是不務實的。上述案例，值得新現實主義者進一步研究。
西藏設基地為票房
其實一旦出現末日恐慌，北韓才應是主角，因為《2012》的方舟基地設在中國，並不完全合理。電影以西藏為方舟基地所在地，一來是為了配合藏傳佛教的神秘感覺，二來是預測海拔高的西藏會成為新世界中心，三來暗示中國是唯一有力大規模動員廉價勞工的大國，四來諷刺中國最能向民眾隱瞞事實（還有五來是為了中國票房）。但正如電影鋪排，就是純樸、不了解現代科技的西藏工人也會泄密，希望在末日拯救家人，而且還讓西藏宗教領袖老早知道計劃，這一干人等卻沒有遭到滅口，可見就是中國政府不可能完全監控所有人的一舉一動、安全舉措連暗殺羅浮宮館長的法國也不及，也是這漏洞幾乎讓計劃失敗。因此，今天保密效果更好的國家，只有北韓。在這角度看，北韓極權制度的存在，對人類可能有巨大「貢獻」，《2012》的各國領袖應該及早邀請金正日加盟，頂多承諾讓他挑選合意的荷李活女明星陪同上船，和安排美國總統在世界毁滅前訪問平壤，滿足他最後的虛榮。反正金正日信任的親信為數不多，連那位因偷渡到日本迪士尼而失寵的長子也大概不會照顧，不需浪費多少方舟門票。
不過，就是北韓這關解決了，恐怖組織和極端教派也人才濟濟，也有他們的科學家，不可能接受國家協商機制解決一切。《2012》一大盲點，就是只看重國家的角色，忽略任何形式的非國家個體，無視國家領袖不可能代表非國家個體領袖的事實。假如拉登以自己的途徑知道了末日，蓋達組織必然另有行動；就算拉登會為了方舟入場券放棄「原則」，那些擁有瘋狂科學家的末日教派卻可能千方百計破壞方舟計劃。何况真的要向世界公布真相，絕不需要像羅浮宮館長那樣召開記者招待會，只需在互聯網廣傳，人家滅口也來不及，這正是國家機制不能掌握之處。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1月21日星期六
柏林牆倒20年，右翼思潮今如何？
柏林圍牆倒下時，當時世人不少以為左翼思想已終結，此後右翼保守主義將成為普世信仰。諷刺的是，到了圍牆倒下20周年的今天，經過新保守主義的多年進逼和金融海嘯的衝擊，像征冷戰勝利的保守思潮卻開始退減，原因之一是新保守主義者在冷戰結束後，再也不能滿足一般人對同情心或公義的需求。近日德語作家赫塔·米勒爆冷得諾貝爾文學獎，固然是介紹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時代的壓逼，但也反映世人重新對冷戰情結感興趣，變相讓新世代讀者有機會重溫冷戰世代的左翼理論。要了解上述思潮演化，我們應由著名的「歷史終結論」談起。
「政治的終結」還是「歷史的終結」
1992年，美籍日裔跨學科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轟動一時、但現已變得老掉牙的「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論」，自稱通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研究框架，演繹整個人類歷史為「優越性」（Megalothymia）和「服從性」（Isothymia）互為表裡的辯證。他斷言後冷戰時代的歷史，已邁入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絕對年代，「絕對真理」已經獲得，是為歷史二元辯證的終結。
理論發表後，一般人只關注「歷史終結」的部分，忽略了同樣富創意的「最後一人論」。根據福山的人類演化觀，當人類進化到「歷史終結」階段，人人絕對平等，人的基因就沒有了追求優越的成分，只有服從的奴性，是為他所謂「不再求超越的奴隸」。基於這個理論，福山不鼓勵任何福利、保障性質的左翼政策的落實，認為它們都是冷戰的過時產品，反而建議在各個範疇保留、加強競爭體制，就算是嬰兒爬行也要有爭取錦標的運動家精神，以杜絕出現他所謂的「最後一人」。
學界對福山理論劣評如潮，不過市場對這個融合歷史、哲學、生物學、文學的大雜燴理論感到新奇。後來福山加入新保守主義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成為布殊遠房幕僚之一。 「最後一人論」，也就成為新保守主義又一理論。
有見及此，美國左翼學者博格斯（Carl Boggs）為了回應冷戰結束，也針鋒相對地出版了《政治的終結》（The End of Politics）一書。他形容大企業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已經令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的公眾領域「非政治化」，也就是讓一般公民和政黨的參與變得可有可無，令建基於社會互信的社會資本大為下降，政客都是為同一利益服務，真正值得關心的人卻無人理會；自由主義傳統已經崩潰，新保守主義已經不宣而勝，結果社會沒有了左翼理想的制衡，就越來越不公義。
至於誰才值得關心、怎樣才能找出那些人，同屬左翼陣營的自由主義者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為此提出了《正義論》，希望填補共產主義崩潰後左翼思潮的空洞。這位近年聲譽鵲起的學者，對自由和平等的對立問題其實采取中庸態度，既反對右派的純市場機制和效益主義，又反對左派的純分配機制和社會主義。在兩制之間，他承認「能者多得」這個資本主義原則，前提是「社會最弱勢的人的最大利益」先得到照顧。然而，羅爾斯理論對於政治生活的影響力，在冷戰結束後的大部分時段始終有限，直到金融海嘯後的今天。
原因之一，是「最弱勢的人」（group of least advantage）這個概念，比福山的「最後一人」更難得到清晰的定義。根據羅爾斯的說法，人之所以淪為最弱勢，是因為「他們個人的家庭和階級背景，比其他人缺乏優勢，致令其天賦只容許他們得到較小成就」，所以他們的「運氣」，也會結構性地糟糕。
羅爾斯的定義，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包含了兩個不同的概念：社會性的「階級背景」，和基因性、生物性的「天賦」。由左而右的新保守主義，確實對一些階級背景有所同情，所以才接受有限度的福利社會，但他們絕不憐憫天賦低的人。這就像學者批評學界的「英語霸權」，和學者以批評「英語霸權」來掩飾自己英文欠佳的事實，是兩個不同問題；一個學生因為天賦差而學不好英文，和一個天賦好而懶惰的學生不願學英文，同樣是兩個不同問題。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沒有轉型能力」，例如韓國農民不願接受市場定律、在政府加入WTO而拒絕繼續補貼農產品後，不願轉行到其他經濟體系發揮，也是一個「天賦」低的問題。自由主義的正義，將「階級」和「天賦」兩個不同概念，混為一談，已經是「不正義」。濫用的同情心，就是沒有同情心，只會加速讓人類變成「最後一人」。
冷戰結束後「右翼群眾」的誕生
在冷戰結束後初年，右翼思想不但占盡上風，而且還催生了「右翼群眾」。這是因為新保守主義者曾經是自由主義信徒、保守主義的敵人。他們大多出身窮苦，至今都視民主黨推行「新政」（New Deal）的小羅斯福總統為偶像，認同國家對社會經濟政策的應有監控，不像裡根那樣，認為這種監控代表極權。在1960年代，他們積極加入革命，自稱托派，對群眾運動相當在行，也和不少少年激進派一樣，越老越保守，再配合冷戰結束，才得以掌握權力。
1965年創辦雜誌《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的評論員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被認為是真正的現代新保守主義之父。他的兒子威廉（William Kristol）創立了另一本雜誌《旗幟周刊》（Weekly Standard），被稱為「小教父」。他們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父子兵學者，因為其它近代美國思潮，都由政客或社會活動家主導，唯有新保守主義有復雜的理論背景，容易讓相熟學者變成身兼政客的兩棲類動物，並在近20年裡，孕育了數十個知識分子遇上政治的案例。
令新保守主義者「覺醒」（或「背叛」）的原因，是他們目睹美國政府只懂「濫施」民粹福利，「導致社會價值崩潰，民間越趨激進暴力」。在他們眼中，自由主義者不但不糾正這種傾向，反而處處挑剔政府制度的不公正。這樣想的人逐漸離開自由派陣營，自稱「真正左派」，再稱留下來的自由主義者為「新左派」。
過來人的經歷，被一本布殊稱為「第二聖經」的名著詳細記述。當我們考慮到布殊會以「我喜歡閱報」來回應「你喜歡看什麼書」一類問題，這本新保守聖經，更是不可不讀。其名為《夢想與夢魘》（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副題「1960年代給下層階級留下的遺產」，是學者馬格內特（Myron Magnet）的成名作，主要批判對像是民主黨的甘迺迪和約翰遜總統，以及他們分別「錯誤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和大社會改革。作者認為那個民主黨朝代堆砌出福利主義的巔峰，個人自由化變成社會自由化，副作用包括離家出走、濫毒、同性戀、墮胎等「社會無政府」風氣，「把美國倫理價值推向毀滅邊緣」。約翰遜愛在白宮裸泳和舉行「浴缸會議」，下台後曾以長發老嬉皮形像示人，也被當成為老不尊的壞榜樣。
「改邪歸正」的方式，據新保守主義者說，是減低政府對社會福利的過分提供，但保留應有的新政傳統，再增加中央對道德的引導，讓上帝救贖。換句話說，由左轉右的新保守主義者雖然和裡根一樣，信奉家庭價值、社會穩定、新教倫理，但他們同時視「新政」為美國立國根本，接受適度的經濟干預和有限度的社會保障。這本書令馬格內特成為白宮座上客。
為什麼新保守主義者要推翻「大社會」？要了解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參考布殊的另一本愛書：曾是共產主義者的奧拉斯基（Marvin Olasky）所著的《美國同情心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這本書最精彩之處，在於重構了基督價值觀的「同情心」概念，認為美國教育從小到大，都「誤導」國人，讓同情心搞出福利社會，窮人才喪失自力更生的積極性，被蒙蔽適者生存的殘酷事實，成為遺傳性的「社會下層」。此外福利主義據說又會令家庭瓦解，因為無親無故的綜援局已經取代了傳統家庭的經濟功能，結果又是一連串道德倫理敗壞的公式結局。奧拉斯基相信機會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個人必須獨自爭取機會，反對「絕對平等主義」，這就是所謂的「古典機會平等主義」。取消社會保障計劃、讓人公平競爭，據這邏輯推論，才是真正對窮人的同情。這就是布殊掛在口邊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這些新保守思潮，乘著冷戰終結的余威，被宣傳為世界各國都必須遵守的普世價值；9·11後的兩場戰爭，也是希望把思潮弘揚開來。諷刺的是，今年世人「揚棄」新保守主義、重新思考種種左翼公義公平理論，甚至緬懷起社會主義陣營的一些舉措，一切都是源自一場金融海嘯。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左右思潮、左右政策的單獨存在，都是不能持久的，與其說冷戰終結代表歷史的終結，倒不如說是一個回合的小休。世界已出現對左右機制自動調節的能力，要再次出現像冷戰時代、甚或布殊時代的一邊倒意識形態傾向，恐怕是不大可能了。
沈旭暉 南風窗 2009年11月
「政治的終結」還是「歷史的終結」
1992年，美籍日裔跨學科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轟動一時、但現已變得老掉牙的「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論」，自稱通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研究框架，演繹整個人類歷史為「優越性」（Megalothymia）和「服從性」（Isothymia）互為表裡的辯證。他斷言後冷戰時代的歷史，已邁入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絕對年代，「絕對真理」已經獲得，是為歷史二元辯證的終結。
理論發表後，一般人只關注「歷史終結」的部分，忽略了同樣富創意的「最後一人論」。根據福山的人類演化觀，當人類進化到「歷史終結」階段，人人絕對平等，人的基因就沒有了追求優越的成分，只有服從的奴性，是為他所謂「不再求超越的奴隸」。基於這個理論，福山不鼓勵任何福利、保障性質的左翼政策的落實，認為它們都是冷戰的過時產品，反而建議在各個範疇保留、加強競爭體制，就算是嬰兒爬行也要有爭取錦標的運動家精神，以杜絕出現他所謂的「最後一人」。
學界對福山理論劣評如潮，不過市場對這個融合歷史、哲學、生物學、文學的大雜燴理論感到新奇。後來福山加入新保守主義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成為布殊遠房幕僚之一。 「最後一人論」，也就成為新保守主義又一理論。
有見及此，美國左翼學者博格斯（Carl Boggs）為了回應冷戰結束，也針鋒相對地出版了《政治的終結》（The End of Politics）一書。他形容大企業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已經令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的公眾領域「非政治化」，也就是讓一般公民和政黨的參與變得可有可無，令建基於社會互信的社會資本大為下降，政客都是為同一利益服務，真正值得關心的人卻無人理會；自由主義傳統已經崩潰，新保守主義已經不宣而勝，結果社會沒有了左翼理想的制衡，就越來越不公義。
至於誰才值得關心、怎樣才能找出那些人，同屬左翼陣營的自由主義者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為此提出了《正義論》，希望填補共產主義崩潰後左翼思潮的空洞。這位近年聲譽鵲起的學者，對自由和平等的對立問題其實采取中庸態度，既反對右派的純市場機制和效益主義，又反對左派的純分配機制和社會主義。在兩制之間，他承認「能者多得」這個資本主義原則，前提是「社會最弱勢的人的最大利益」先得到照顧。然而，羅爾斯理論對於政治生活的影響力，在冷戰結束後的大部分時段始終有限，直到金融海嘯後的今天。
原因之一，是「最弱勢的人」（group of least advantage）這個概念，比福山的「最後一人」更難得到清晰的定義。根據羅爾斯的說法，人之所以淪為最弱勢，是因為「他們個人的家庭和階級背景，比其他人缺乏優勢，致令其天賦只容許他們得到較小成就」，所以他們的「運氣」，也會結構性地糟糕。
羅爾斯的定義，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包含了兩個不同的概念：社會性的「階級背景」，和基因性、生物性的「天賦」。由左而右的新保守主義，確實對一些階級背景有所同情，所以才接受有限度的福利社會，但他們絕不憐憫天賦低的人。這就像學者批評學界的「英語霸權」，和學者以批評「英語霸權」來掩飾自己英文欠佳的事實，是兩個不同問題；一個學生因為天賦差而學不好英文，和一個天賦好而懶惰的學生不願學英文，同樣是兩個不同問題。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沒有轉型能力」，例如韓國農民不願接受市場定律、在政府加入WTO而拒絕繼續補貼農產品後，不願轉行到其他經濟體系發揮，也是一個「天賦」低的問題。自由主義的正義，將「階級」和「天賦」兩個不同概念，混為一談，已經是「不正義」。濫用的同情心，就是沒有同情心，只會加速讓人類變成「最後一人」。
冷戰結束後「右翼群眾」的誕生
在冷戰結束後初年，右翼思想不但占盡上風，而且還催生了「右翼群眾」。這是因為新保守主義者曾經是自由主義信徒、保守主義的敵人。他們大多出身窮苦，至今都視民主黨推行「新政」（New Deal）的小羅斯福總統為偶像，認同國家對社會經濟政策的應有監控，不像裡根那樣，認為這種監控代表極權。在1960年代，他們積極加入革命，自稱托派，對群眾運動相當在行，也和不少少年激進派一樣，越老越保守，再配合冷戰結束，才得以掌握權力。
1965年創辦雜誌《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的評論員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被認為是真正的現代新保守主義之父。他的兒子威廉（William Kristol）創立了另一本雜誌《旗幟周刊》（Weekly Standard），被稱為「小教父」。他們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父子兵學者，因為其它近代美國思潮，都由政客或社會活動家主導，唯有新保守主義有復雜的理論背景，容易讓相熟學者變成身兼政客的兩棲類動物，並在近20年裡，孕育了數十個知識分子遇上政治的案例。
令新保守主義者「覺醒」（或「背叛」）的原因，是他們目睹美國政府只懂「濫施」民粹福利，「導致社會價值崩潰，民間越趨激進暴力」。在他們眼中，自由主義者不但不糾正這種傾向，反而處處挑剔政府制度的不公正。這樣想的人逐漸離開自由派陣營，自稱「真正左派」，再稱留下來的自由主義者為「新左派」。
過來人的經歷，被一本布殊稱為「第二聖經」的名著詳細記述。當我們考慮到布殊會以「我喜歡閱報」來回應「你喜歡看什麼書」一類問題，這本新保守聖經，更是不可不讀。其名為《夢想與夢魘》（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副題「1960年代給下層階級留下的遺產」，是學者馬格內特（Myron Magnet）的成名作，主要批判對像是民主黨的甘迺迪和約翰遜總統，以及他們分別「錯誤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和大社會改革。作者認為那個民主黨朝代堆砌出福利主義的巔峰，個人自由化變成社會自由化，副作用包括離家出走、濫毒、同性戀、墮胎等「社會無政府」風氣，「把美國倫理價值推向毀滅邊緣」。約翰遜愛在白宮裸泳和舉行「浴缸會議」，下台後曾以長發老嬉皮形像示人，也被當成為老不尊的壞榜樣。
「改邪歸正」的方式，據新保守主義者說，是減低政府對社會福利的過分提供，但保留應有的新政傳統，再增加中央對道德的引導，讓上帝救贖。換句話說，由左轉右的新保守主義者雖然和裡根一樣，信奉家庭價值、社會穩定、新教倫理，但他們同時視「新政」為美國立國根本，接受適度的經濟干預和有限度的社會保障。這本書令馬格內特成為白宮座上客。
為什麼新保守主義者要推翻「大社會」？要了解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參考布殊的另一本愛書：曾是共產主義者的奧拉斯基（Marvin Olasky）所著的《美國同情心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這本書最精彩之處，在於重構了基督價值觀的「同情心」概念，認為美國教育從小到大，都「誤導」國人，讓同情心搞出福利社會，窮人才喪失自力更生的積極性，被蒙蔽適者生存的殘酷事實，成為遺傳性的「社會下層」。此外福利主義據說又會令家庭瓦解，因為無親無故的綜援局已經取代了傳統家庭的經濟功能，結果又是一連串道德倫理敗壞的公式結局。奧拉斯基相信機會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個人必須獨自爭取機會，反對「絕對平等主義」，這就是所謂的「古典機會平等主義」。取消社會保障計劃、讓人公平競爭，據這邏輯推論，才是真正對窮人的同情。這就是布殊掛在口邊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這些新保守思潮，乘著冷戰終結的余威，被宣傳為世界各國都必須遵守的普世價值；9·11後的兩場戰爭，也是希望把思潮弘揚開來。諷刺的是，今年世人「揚棄」新保守主義、重新思考種種左翼公義公平理論，甚至緬懷起社會主義陣營的一些舉措，一切都是源自一場金融海嘯。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左右思潮、左右政策的單獨存在，都是不能持久的，與其說冷戰終結代表歷史的終結，倒不如說是一個回合的小休。世界已出現對左右機制自動調節的能力，要再次出現像冷戰時代、甚或布殊時代的一邊倒意識形態傾向，恐怕是不大可能了。
沈旭暉 南風窗 2009年11月
2009年11月16日星期一
What went wrong? Do you hear me?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連串疑似醜聞成為話題，真是管治失效的老生常談嗎﹖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應先了解醜聞政治的理論規範。這可以由一宗國際案例談起﹕
重構法國的中非人肉鑽石醜聞
1979年，法國媒體披露總統德斯坦早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曾接受中非暴君博卡薩送贈兩枚鑽石，沒有申報利益﹔到了他任總統時力挺博卡薩，被視為利益輸送。當時博卡薩形象之差，冠絕全球﹕傳說他嗜吃人肉，會命廚子把政敵煎成烙餅，曾親自屠殺兒童犯，又自行稱帝，加冕護衛隊正是德斯坦派遣的法軍。1981年法國大選，德斯坦敗予左翼挑戰者密特朗，醜聞是關鍵之一。
但深入觀察，這和燈膽醜聞一樣充滿懸念。法國政壇並不特別清廉，剛去世的加蓬總統邦戈在法有大量資產，美英即明言他是巴黎庇祐的貪污犯。就是博卡薩，密特朗也容許他以退休軍官身分在法定居，德斯坦的政敵更與他結盟，好讓前總統繼續出醜。德斯坦以「鑽石只是政府間的碎鑽紀念品、已將之變賣捐出」開脫也四平八穩，同樣收取博卡薩鑽石的基辛格就安然無恙。然則醜聞何以炒熱﹖
權力、聲譽、信任鐵三角
就此我們應參考英國社會學者湯普森（John Thompson）著的《政治醜聞﹕媒體時代的權力與能見度》。作者通過英美案例提出「社會醜聞論」，以權力、（制度或個人）聲譽、群眾信任這鐵三角互動為主導醜聞的公式。媒體雖然通過醜聞傷害政府或政客聲譽，影響後者權力、提升自身話語權，但也受「信任」這元素規範﹔信任對象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例如美國人多認定前副總統切尼的公司在伊拉克戰爭獲暴利，但相信利益整合潛規則，不作深究﹔尼克遜破壞憲法對行政權力的規範，民眾卻集體反彈。當台灣民眾不信任制度，行政院長與黑幫頭子共遊就不受安全閥保護﹔如南方朔言，美國人卻不會深究甘迺迪的黑幫聯繫。
法國政客搭上非洲暴君原是受信任的，前提是對巴黎有利。德斯坦出事，因為規範被打破﹕博卡薩一度倒向當時的公敵利比亞，後雖反悔，警號已生﹔德斯坦就兒童屠殺干涉不果，大失面子﹔他最終推翻博卡薩，擁戴復位的達科不久又倒台，外交顯得有心無力。其時法國經濟低迷，群眾對花費不菲的法非關係反彈，歐洲整合呼聲湧現，醜聞反映的正是範式轉移。德斯坦下台後沒有糾纏於醜聞，不再碰非洲，改以先驅身分鼓吹歐洲融合，贏回一些尊重。
香港制度聲譽深獲第二代信任
將社會醜聞論應用到香港，對近期醜聞的主流解釋似乎都難以自圓其說。假如困局主因是金融海嘯，而海嘯主要衝擊中產，為何積極回應的是青年﹖假如這是政改危機，如何解釋港人對北京持續增加信任﹖假如媒體有力單獨製造議題，何以無人理會甘乃威事件﹖正如法國人在國家利益無損下默許領袖搭上暴君，香港制度依然獲第二代港人信任﹕無論立場如何，他們信任經濟制度健康、社會階梯公平、公共道德合理，對醜聞反應有限。早前某老牌青年機構負責人發表一篇由上而下的訓誨，堪為樣板。
但通過將青年常駐的網絡信息解碼，卻能發現制度聲譽正失去第四代信任。筆者曾以Christopher Hughes的論述研究框架，解構不同群體為愛國論述賦予的內涵﹔以此論剖析第四代對醜聞的回應，多是對現制度不信任的借題發揮，是為「權力——聲譽——信任」三角關係的警號。這些結構包括經濟社會，更包括文化倫理，放在第二代（精英）是好的，對今日的他們也是好的，對第四代卻不好。這就是跨世代制度失衡。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在知識界影響甚廣，上一代卻難得共鳴。他說「作者已死」，筆者唯有嘗試深化世代論的6個結構困局如下﹕
世代論衍生的六大結構困局
1. 1970年代末開始，香港教育成了世上最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一，經濟卻還是最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同於上一代的教育是稀有品、社會是高淘汰制的一條龍。受教育人口大幅增加，金字塔階梯被打破，社會沒有相應流動，這不是「升呢」，而是明升暗降。大學畢業生只能找從前中學生的工作，卻有了國際大學生的期望﹔以往中學畢業不一定置業，如今很難說服大學生不以此為目標。政府不解決期望落差，卻拆着過來人的階梯，再以副學士、私立大學等延緩泡沫爆破，結果第四代集體代入左翼理論，失去對教育制度的信任。
2. 新自由主義革命出現於1980年代，自此終生合約變成短期合約，固定職位變成臨時工，這是全球趨勢。問題是97前的移民潮令社會出現斷層，兩種制度並存的時間大幅延長。因移民潮上位的，屬於合約革命前最後一代。假如沒有移民潮，最後受益人已退休，不同世代可共同打拼。但現在上層正當盛年，缺乏保障的命運由第四代開始。他們不理解為什麼早出道5年的有保障，自己卻不能規劃，失去人生的可測性，以及對社會制度的信任。
3. 先代人早年生活比當下青年艱辛，但當時存在無窮可能性，可創富、可革命，從商從政門檻甚低，制定規則可望可即。現在一切行頭規範極多，充滿上代人設定的規則與保護機制，失去第四代創業者的信任。尚有破立精神的人懂得機會在規範未完備的北方。
4. 從前香港社會尊重高知識、高道德，這其實和社會階梯相輔相成。但從前來港的是精英，近年精英紛紛離港，新移民（10年將達50萬）大多是低技術階層。倫敦、紐約持續有優質人口流入，香港人口質素整體則成負增長，無論在家庭、學校，新一代都缺乏外圍環境的發憤目標。但第二代無意改變道德觀，反而滋生了明光社。當周秀娜一類受制於英語的新移民以另類方式打拼而受道德規範，舊價值被看成為上一代服務。
5. 香港已湧現大量高質素退休人士，他們足以工作至80歲，卻被迫於60歲退休。主導社會價值觀、解決青年問題，成為他們發揮餘力的中介。以禁毒為例，政府能打動的不是只聽過《一事無成》的青年，而是「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歌詞中成長的家長。假如社會暗中以青年問題解決老人問題，第二代關愛倫理會失去第四代信任。
6. 青年問題不應單歸咎政府，在西方，這屬民間第三部門責任。激進青年哪裏都存在，青年組織不應是和諧工具，而應疏導宣泄，否則政府何不乾脆兼營﹖但香港主流青年組織過分倚賴政府，領袖視組織為鞏固地位的基石。西方青年組織不怕離經叛道的引領思考，「為什麼克林頓、布殊、奧巴馬吸食大麻不上癮兼當總統﹖」但香港青年組織會組織青年喊口號，帶領憶苦思甜，導致整個第三部門失去第四代信任。
這六大困局，遠比上代思維設定的六大產業深入青年民心。政府不可能解決結構問題，但有力拆牆鬆綁，讓第四代在規範以外建構新一套。假如論述和制度被上一代繼續壟斷，第四代除了被迫借用民主vs.建制的套話借題發揮，還可怎樣﹖德斯坦從醜聞轉型，港英從六七暴動建構香港節，值得特首參考。深究醜聞則不必，一來清者自清，二來濁者自濁，三來清濁無常，其實亦irrelevant。
世代失衡如一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重構法國的中非人肉鑽石醜聞
1979年，法國媒體披露總統德斯坦早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曾接受中非暴君博卡薩送贈兩枚鑽石，沒有申報利益﹔到了他任總統時力挺博卡薩，被視為利益輸送。當時博卡薩形象之差，冠絕全球﹕傳說他嗜吃人肉，會命廚子把政敵煎成烙餅，曾親自屠殺兒童犯，又自行稱帝，加冕護衛隊正是德斯坦派遣的法軍。1981年法國大選，德斯坦敗予左翼挑戰者密特朗，醜聞是關鍵之一。
但深入觀察，這和燈膽醜聞一樣充滿懸念。法國政壇並不特別清廉，剛去世的加蓬總統邦戈在法有大量資產，美英即明言他是巴黎庇祐的貪污犯。就是博卡薩，密特朗也容許他以退休軍官身分在法定居，德斯坦的政敵更與他結盟，好讓前總統繼續出醜。德斯坦以「鑽石只是政府間的碎鑽紀念品、已將之變賣捐出」開脫也四平八穩，同樣收取博卡薩鑽石的基辛格就安然無恙。然則醜聞何以炒熱﹖
權力、聲譽、信任鐵三角
就此我們應參考英國社會學者湯普森（John Thompson）著的《政治醜聞﹕媒體時代的權力與能見度》。作者通過英美案例提出「社會醜聞論」，以權力、（制度或個人）聲譽、群眾信任這鐵三角互動為主導醜聞的公式。媒體雖然通過醜聞傷害政府或政客聲譽，影響後者權力、提升自身話語權，但也受「信任」這元素規範﹔信任對象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例如美國人多認定前副總統切尼的公司在伊拉克戰爭獲暴利，但相信利益整合潛規則，不作深究﹔尼克遜破壞憲法對行政權力的規範，民眾卻集體反彈。當台灣民眾不信任制度，行政院長與黑幫頭子共遊就不受安全閥保護﹔如南方朔言，美國人卻不會深究甘迺迪的黑幫聯繫。
法國政客搭上非洲暴君原是受信任的，前提是對巴黎有利。德斯坦出事，因為規範被打破﹕博卡薩一度倒向當時的公敵利比亞，後雖反悔，警號已生﹔德斯坦就兒童屠殺干涉不果，大失面子﹔他最終推翻博卡薩，擁戴復位的達科不久又倒台，外交顯得有心無力。其時法國經濟低迷，群眾對花費不菲的法非關係反彈，歐洲整合呼聲湧現，醜聞反映的正是範式轉移。德斯坦下台後沒有糾纏於醜聞，不再碰非洲，改以先驅身分鼓吹歐洲融合，贏回一些尊重。
香港制度聲譽深獲第二代信任
將社會醜聞論應用到香港，對近期醜聞的主流解釋似乎都難以自圓其說。假如困局主因是金融海嘯，而海嘯主要衝擊中產，為何積極回應的是青年﹖假如這是政改危機，如何解釋港人對北京持續增加信任﹖假如媒體有力單獨製造議題，何以無人理會甘乃威事件﹖正如法國人在國家利益無損下默許領袖搭上暴君，香港制度依然獲第二代港人信任﹕無論立場如何，他們信任經濟制度健康、社會階梯公平、公共道德合理，對醜聞反應有限。早前某老牌青年機構負責人發表一篇由上而下的訓誨，堪為樣板。
但通過將青年常駐的網絡信息解碼，卻能發現制度聲譽正失去第四代信任。筆者曾以Christopher Hughes的論述研究框架，解構不同群體為愛國論述賦予的內涵﹔以此論剖析第四代對醜聞的回應，多是對現制度不信任的借題發揮，是為「權力——聲譽——信任」三角關係的警號。這些結構包括經濟社會，更包括文化倫理，放在第二代（精英）是好的，對今日的他們也是好的，對第四代卻不好。這就是跨世代制度失衡。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在知識界影響甚廣，上一代卻難得共鳴。他說「作者已死」，筆者唯有嘗試深化世代論的6個結構困局如下﹕
世代論衍生的六大結構困局
1. 1970年代末開始，香港教育成了世上最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一，經濟卻還是最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同於上一代的教育是稀有品、社會是高淘汰制的一條龍。受教育人口大幅增加，金字塔階梯被打破，社會沒有相應流動，這不是「升呢」，而是明升暗降。大學畢業生只能找從前中學生的工作，卻有了國際大學生的期望﹔以往中學畢業不一定置業，如今很難說服大學生不以此為目標。政府不解決期望落差，卻拆着過來人的階梯，再以副學士、私立大學等延緩泡沫爆破，結果第四代集體代入左翼理論，失去對教育制度的信任。
2. 新自由主義革命出現於1980年代，自此終生合約變成短期合約，固定職位變成臨時工，這是全球趨勢。問題是97前的移民潮令社會出現斷層，兩種制度並存的時間大幅延長。因移民潮上位的，屬於合約革命前最後一代。假如沒有移民潮，最後受益人已退休，不同世代可共同打拼。但現在上層正當盛年，缺乏保障的命運由第四代開始。他們不理解為什麼早出道5年的有保障，自己卻不能規劃，失去人生的可測性，以及對社會制度的信任。
3. 先代人早年生活比當下青年艱辛，但當時存在無窮可能性，可創富、可革命，從商從政門檻甚低，制定規則可望可即。現在一切行頭規範極多，充滿上代人設定的規則與保護機制，失去第四代創業者的信任。尚有破立精神的人懂得機會在規範未完備的北方。
4. 從前香港社會尊重高知識、高道德，這其實和社會階梯相輔相成。但從前來港的是精英，近年精英紛紛離港，新移民（10年將達50萬）大多是低技術階層。倫敦、紐約持續有優質人口流入，香港人口質素整體則成負增長，無論在家庭、學校，新一代都缺乏外圍環境的發憤目標。但第二代無意改變道德觀，反而滋生了明光社。當周秀娜一類受制於英語的新移民以另類方式打拼而受道德規範，舊價值被看成為上一代服務。
5. 香港已湧現大量高質素退休人士，他們足以工作至80歲，卻被迫於60歲退休。主導社會價值觀、解決青年問題，成為他們發揮餘力的中介。以禁毒為例，政府能打動的不是只聽過《一事無成》的青年，而是「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歌詞中成長的家長。假如社會暗中以青年問題解決老人問題，第二代關愛倫理會失去第四代信任。
6. 青年問題不應單歸咎政府，在西方，這屬民間第三部門責任。激進青年哪裏都存在，青年組織不應是和諧工具，而應疏導宣泄，否則政府何不乾脆兼營﹖但香港主流青年組織過分倚賴政府，領袖視組織為鞏固地位的基石。西方青年組織不怕離經叛道的引領思考，「為什麼克林頓、布殊、奧巴馬吸食大麻不上癮兼當總統﹖」但香港青年組織會組織青年喊口號，帶領憶苦思甜，導致整個第三部門失去第四代信任。
這六大困局，遠比上代思維設定的六大產業深入青年民心。政府不可能解決結構問題，但有力拆牆鬆綁，讓第四代在規範以外建構新一套。假如論述和制度被上一代繼續壟斷，第四代除了被迫借用民主vs.建制的套話借題發揮，還可怎樣﹖德斯坦從醜聞轉型，港英從六七暴動建構香港節，值得特首參考。深究醜聞則不必，一來清者自清，二來濁者自濁，三來清濁無常，其實亦irrelevant。
世代失衡如一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戰略保障 vs.全方位合作﹕奧巴馬訪華前的棉裏藏針
【咫尺地球】奧巴馬在東京發表亞洲政策演說，以中美建立新型合作關係為核心，有學者視之為過分親華，對北京缺乏足夠壓力，無異於宣告美國放棄了單一超級大國的地位。這樣的角度，自然將問題過分簡化。中美關係發展至今，已很難作出什麼大突破，而從奧巴馬的談話、特別是他出發前回答記者的講話可見，在日常生活層面，他眼中的中美關係並不等於沒有競爭、沒有衝突，反而為這類衝突留下了伏筆。
首先，他出發前強調「中國既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競爭對手，關鍵是我們要確保是友好競爭，是圍繞消費者和市場的競爭」。什麼是「友好競爭」﹖這裏說的其實是貿易保護主義、人民幣升值、知識產權等話題，暗示民主黨會一如既往，比共和黨更重視貿易層面的零和格局，畢竟這是他們的票源所在。要是中國進一步提出以一籃子貨幣取代美元國際地位一類建議，那也可以算是「圍繞消費者和市場的競爭」，但假如中國確定要成為全球大國，這一步不可能不走。也就是說，這是雙方能預見的必然衝突。
美國重整旗鼓參與亞太事務
此外，奧巴馬出發前也強調「在明確的國際規則框架中，我們也提倡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句說話比較玄，但結合了後一句，「明確的國際規則框架」就即是盡責任大國的框架。在這裏，美國確認了中國對國際社會有相應的責任，而反過來說，假如不盡責任，就喪失道德高地，所以這其實是美國對中國外交施予的規範。這些責任，目前最逼切的包括中國對環保的責任，是否定義中國為已發展國家，也包括保育文化與人權監察，乃至要求中國要對北韓、緬甸、巴基斯坦等國家的出格行為負責，必要時作出匡正。
競爭依舊在 重大危機時互救
但與此同時，奧巴馬並沒有放棄美國在亞洲的特殊地位。恰恰相反，由於他的團隊認為布殊過分着重中東而放棄東亞，造成美國的戰略失衡，他才自稱「美國首名太平洋總統」，說美國「要加大參與亞洲事務的力度，進一步鞏固與該地區同盟國的關係，並與中國加強務實合作」。由是觀之，美國沒有打算改變對台軍售政策，也會保留由日本到紐西蘭這條弧形防禦網﹔它雖然容許中國崛起，但並沒有容許中國成為主導亞洲的最重要力量，底線是美國對亞太事務的參與不能比中國少。事實上，美國說要鞏固同盟國的關係作為參與亞太事務的基礎，與中國則只能「務實合作」，這就是美國國內賦予外交規範的底線。
回到奧巴馬說的「明確的國際規則框架」，美國真正需要中國的，並非全方位的合作關係、並非要將之變成盟友，而是希望建立被學者稱之為「戰略保障」（Strategic Guarantee）的互動關係，將之變成常規機制﹕在發生重大危機時，雙方可以站在人類的高度互相支援，例如發生金融海嘯，影響世界繁榮，中國會出手打救，而當民進黨台獨力量越過底線，危及地區和平穩定，美國也會為北京對相關勢力施壓。但在日常生活，雙方會繼續不同形式的競爭﹔而在非重大危機時，兩國更會繼續挑戰對方的權力基礎，中國早晚會挑戰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也會繼續「參與」西藏、台灣與新疆的事務，這樣才符合雙方的利益。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首先，他出發前強調「中國既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競爭對手，關鍵是我們要確保是友好競爭，是圍繞消費者和市場的競爭」。什麼是「友好競爭」﹖這裏說的其實是貿易保護主義、人民幣升值、知識產權等話題，暗示民主黨會一如既往，比共和黨更重視貿易層面的零和格局，畢竟這是他們的票源所在。要是中國進一步提出以一籃子貨幣取代美元國際地位一類建議，那也可以算是「圍繞消費者和市場的競爭」，但假如中國確定要成為全球大國，這一步不可能不走。也就是說，這是雙方能預見的必然衝突。
美國重整旗鼓參與亞太事務
此外，奧巴馬出發前也強調「在明確的國際規則框架中，我們也提倡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句說話比較玄，但結合了後一句，「明確的國際規則框架」就即是盡責任大國的框架。在這裏，美國確認了中國對國際社會有相應的責任，而反過來說，假如不盡責任，就喪失道德高地，所以這其實是美國對中國外交施予的規範。這些責任，目前最逼切的包括中國對環保的責任，是否定義中國為已發展國家，也包括保育文化與人權監察，乃至要求中國要對北韓、緬甸、巴基斯坦等國家的出格行為負責，必要時作出匡正。
競爭依舊在 重大危機時互救
但與此同時，奧巴馬並沒有放棄美國在亞洲的特殊地位。恰恰相反，由於他的團隊認為布殊過分着重中東而放棄東亞，造成美國的戰略失衡，他才自稱「美國首名太平洋總統」，說美國「要加大參與亞洲事務的力度，進一步鞏固與該地區同盟國的關係，並與中國加強務實合作」。由是觀之，美國沒有打算改變對台軍售政策，也會保留由日本到紐西蘭這條弧形防禦網﹔它雖然容許中國崛起，但並沒有容許中國成為主導亞洲的最重要力量，底線是美國對亞太事務的參與不能比中國少。事實上，美國說要鞏固同盟國的關係作為參與亞太事務的基礎，與中國則只能「務實合作」，這就是美國國內賦予外交規範的底線。
回到奧巴馬說的「明確的國際規則框架」，美國真正需要中國的，並非全方位的合作關係、並非要將之變成盟友，而是希望建立被學者稱之為「戰略保障」（Strategic Guarantee）的互動關係，將之變成常規機制﹕在發生重大危機時，雙方可以站在人類的高度互相支援，例如發生金融海嘯，影響世界繁榮，中國會出手打救，而當民進黨台獨力量越過底線，危及地區和平穩定，美國也會為北京對相關勢力施壓。但在日常生活，雙方會繼續不同形式的競爭﹔而在非重大危機時，兩國更會繼續挑戰對方的權力基礎，中國早晚會挑戰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也會繼續「參與」西藏、台灣與新疆的事務，這樣才符合雙方的利益。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1月2日星期一
印度人眼中的中國
【咫尺地球】本欄上周談及中國網民意的印度形象，內裏不乏政治不正確的偏見。與此同時，不少印度人眼中的中國形象，也充滿成見。
印度精英憂慮中國威脅
首先，真心憂慮印度入侵中國的華人極少，衷心相信中國威脅論的印度人——特別在精英階層當中——極多。畢竟印度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一樣，近年也有發酵趨勢，雖然今天已沒有人民黨執政時的由上而下，但「印度也要崛起」依然是印度精英的共同願望。
一般華人不明白對印度而言，它是被中國「圍堵」的。中國故意圍堵印度的外交政策，被認為和冷戰時代美國圍堵共產陣營的敵意戰略一樣。拿出地圖，我們更能了解印度人的憂慮﹕它的東北面是與之曾發生邊境戰爭的中國，西北面是世仇兼中國鐵杆盟友兼核技術輸出對象巴基斯坦，東面是中國另一親密戰友、獨裁軍政府統治的緬甸，連北面小國尼泊爾也被親華勢力滲透，其新上台的毛派游擊隊表面上與北京劃清界線，但印度依然不放心。印度憤青認為中國結交這些盟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終有一天要顛覆印度」，因此印度收容達賴喇嘛作西藏流亡政府大本營，乃反制行為而已。
經濟競爭對手 互批人權狀况
印度民族主義者也認為，中國與印度同屬金磚四國之一，而印度經濟增長不及中國（雖然數字上也頗為可觀），只是中國不負國際責任的結果。中國「不斷傾銷廉價物品來拖垮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本土經濟」，是第三世界基層民眾的片面觀察，成了各國民族主義者的共同語言，這也成了印度對中國投資採取種種限制的理由。更令印度人不滿的是，印度唯一能超越中國的就是它的軟件工程，中國卻不大願意和印度作優勢互補，大企業情願直接和西方合作，小企業都用盜版，本土又存在全力發展軟件業取代印度的呼聲，令印度靠軟件外包帶動的經濟發展受阻。
同樣為華人忽略的是，中國近年為了與國際常規接軌，經常也評論國際人權。印度傳統種姓制度既作為「封建社會的落後文化」，又是按西方標準違反人權的典範，無論是中國的新左派還是自由主義者，都對之大力抨擊。在傳統勢力強大的印度，這成了「中國帝國主義者雙重標準」的證明，因為印度人認為中國國內人權問題甚多，華人卻偏要對印度人權說三道四，情緒一如華人批評美國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雙重標準。
民族偏見 中印和好存障礙
加上當印度旅客和留學生不時在中國遇見種族歧視，他們回到印度後，自然將不滿傳播，一般印度民眾心目中的中國形象，自然好不到哪裏。假如中國民族主義者視印度為能力有限的西方先頭部隊、為顯示自身民族優越性的歧視對象，印度民族主義者則更多視中國為實實在在的威脅。近年印度媒體經常大篇幅報道中國，更多是商業考慮為主，因為中國威脅形象已深入民心。
中國不當印度是對手，不少印度憤青卻視中國為頭號潛在敵人，而由於兩國關係在民間交往層面存在一種偏見，這更增加了印度要超越中國的意欲，以中國以「不可能被印度超越」作為最基本的民族尊嚴底線。所以，中印關係的全面和好和「Chindia」的實現，無論從中印雙方角度而言，都有被偏見規範的障礙﹔相反，中日結成共同體、再結成未來的「亞盟」主軸，可能還要來得容易。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印度精英憂慮中國威脅
首先，真心憂慮印度入侵中國的華人極少，衷心相信中國威脅論的印度人——特別在精英階層當中——極多。畢竟印度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一樣，近年也有發酵趨勢，雖然今天已沒有人民黨執政時的由上而下，但「印度也要崛起」依然是印度精英的共同願望。
一般華人不明白對印度而言，它是被中國「圍堵」的。中國故意圍堵印度的外交政策，被認為和冷戰時代美國圍堵共產陣營的敵意戰略一樣。拿出地圖，我們更能了解印度人的憂慮﹕它的東北面是與之曾發生邊境戰爭的中國，西北面是世仇兼中國鐵杆盟友兼核技術輸出對象巴基斯坦，東面是中國另一親密戰友、獨裁軍政府統治的緬甸，連北面小國尼泊爾也被親華勢力滲透，其新上台的毛派游擊隊表面上與北京劃清界線，但印度依然不放心。印度憤青認為中國結交這些盟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終有一天要顛覆印度」，因此印度收容達賴喇嘛作西藏流亡政府大本營，乃反制行為而已。
經濟競爭對手 互批人權狀况
印度民族主義者也認為，中國與印度同屬金磚四國之一，而印度經濟增長不及中國（雖然數字上也頗為可觀），只是中國不負國際責任的結果。中國「不斷傾銷廉價物品來拖垮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本土經濟」，是第三世界基層民眾的片面觀察，成了各國民族主義者的共同語言，這也成了印度對中國投資採取種種限制的理由。更令印度人不滿的是，印度唯一能超越中國的就是它的軟件工程，中國卻不大願意和印度作優勢互補，大企業情願直接和西方合作，小企業都用盜版，本土又存在全力發展軟件業取代印度的呼聲，令印度靠軟件外包帶動的經濟發展受阻。
同樣為華人忽略的是，中國近年為了與國際常規接軌，經常也評論國際人權。印度傳統種姓制度既作為「封建社會的落後文化」，又是按西方標準違反人權的典範，無論是中國的新左派還是自由主義者，都對之大力抨擊。在傳統勢力強大的印度，這成了「中國帝國主義者雙重標準」的證明，因為印度人認為中國國內人權問題甚多，華人卻偏要對印度人權說三道四，情緒一如華人批評美國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雙重標準。
民族偏見 中印和好存障礙
加上當印度旅客和留學生不時在中國遇見種族歧視，他們回到印度後，自然將不滿傳播，一般印度民眾心目中的中國形象，自然好不到哪裏。假如中國民族主義者視印度為能力有限的西方先頭部隊、為顯示自身民族優越性的歧視對象，印度民族主義者則更多視中國為實實在在的威脅。近年印度媒體經常大篇幅報道中國，更多是商業考慮為主，因為中國威脅形象已深入民心。
中國不當印度是對手，不少印度憤青卻視中國為頭號潛在敵人，而由於兩國關係在民間交往層面存在一種偏見，這更增加了印度要超越中國的意欲，以中國以「不可能被印度超越」作為最基本的民族尊嚴底線。所以，中印關係的全面和好和「Chindia」的實現，無論從中印雙方角度而言，都有被偏見規範的障礙﹔相反，中日結成共同體、再結成未來的「亞盟」主軸，可能還要來得容易。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0月26日星期一
偏見對外交的規範﹕評析中國網民眼中的印度
【咫尺地球】中國總理溫家寶剛在東盟峰會與印度總理辛格會談，嘗試為中印邊境衝突降溫。但中印兩國民族主義高漲，Jairam Ramesh等印度政客主張的「中印合體」(Chindia)，依然是一個遙遠的烏托邦。筆者剛到印度參加會議，此前做了一個關於中國網民如何看印度的研究，有下列初步觀察﹕
1. 一般中國網民認為印度十分落後、不潔，而這些現象，又被認為與進化程度有關，例如不少留言居然相信印度的咖喱飲食，就是為了製造氣味，來遷就當地人不喜歡清潔的習慣；
2. 雖然中國網民知道印度也在崛起，但由於印度的貧窮形象深入民心，幾乎沒人相信印度經濟可以挑戰中國，更假定這反映了印式民主制度不及中式威權制度的優越性；
3. 雖然也有中國網民對印度軍力表示憂慮，但更多的評論卻認為不能相信印度政府的宣傳，以為印度軍隊還是停留在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的水平；
4. 網民雖然認為印度自身沒有能力挑戰中國，但卻同時流露對印度的忌憚，因為他們深信印度是西方牽制中國的棋子，乃至是美國的亞洲代理人，因此把美國、日本、印度相提並論；
5. 印度不但被定位為不夠格的挑戰者，也被看成是分裂中國的黑手，因為它收容達賴喇嘛，在網民眼中，更是侵佔藏南土地的惡霸。邏輯是，既然印度沒有能力堂堂正正挑戰中國，就只能搞這些旁門左道。
這些網絡觀察的偏見和政治不正確，自然不能代表所有華人，但畢竟反映了中國對印度根深蒂固的偏見。有趣的是，在千多年前，印度卻是中國人眼中的烏托邦，當年三藏法師從天竺回來，甚至說當地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清潔，此前另一高僧更形如印度路不拾遺。
「不可能比印度落後」心態礙合作
雖然中國政府並非民選，但畢竟已不能完全偏離民意。華人對印度的偏見，令印度的形象奇怪地同時符合了「東亞病夫」和「黃禍」兩個套版，一方面被誤會成和非洲差不多的發展最落後地區，另一方面又被列入「侵略中國集團」的附屬成員。去年印度海軍的索馬里任務，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當時網上憤青固然以此來鞭策中國海軍也要出兵打海盜(因此現在處理索馬里海盜綁架中國人質一事騎虎難下)，同時網絡主流意見卻是「索馬里這樣的對手，只有印度這樣的嘍囉才會花心思處理，我們大國才懶得理會」。
這樣一來，中印關係的改善，也許比改善中日關係更困難，因為任何中國對印度的讓步，或只是正常的和談，都會被演繹為丟臉。中國要是經濟和軍備競賽落後日本，他們可以理解，但在任何層面落後於印度，例如中國海軍做不了印度海軍擊沉海盜船的壯舉，他們就不能理解，激起的潛在反彈可能更大。另一方面，中印合作的空間，卻又比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合作更困難，因為合作難免涉及互相援助，中國要是在合作過程中輸送利益予非洲，網民會覺得是「大國之道」，但卻不會願意「協助」印度這個疑似對手，哪怕只是在科技層面的資源、優勢互補。只要上述偏見在網絡以外的現實社會存在，解決中印邊境問題幾不可能，「Chindia」只能是學者的幻想。如何合理描繪印度的形象，不全是北京政府的責任，也是媒體的責任。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1. 一般中國網民認為印度十分落後、不潔，而這些現象，又被認為與進化程度有關，例如不少留言居然相信印度的咖喱飲食，就是為了製造氣味，來遷就當地人不喜歡清潔的習慣；
2. 雖然中國網民知道印度也在崛起，但由於印度的貧窮形象深入民心，幾乎沒人相信印度經濟可以挑戰中國，更假定這反映了印式民主制度不及中式威權制度的優越性；
3. 雖然也有中國網民對印度軍力表示憂慮，但更多的評論卻認為不能相信印度政府的宣傳，以為印度軍隊還是停留在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的水平；
4. 網民雖然認為印度自身沒有能力挑戰中國，但卻同時流露對印度的忌憚，因為他們深信印度是西方牽制中國的棋子，乃至是美國的亞洲代理人，因此把美國、日本、印度相提並論；
5. 印度不但被定位為不夠格的挑戰者，也被看成是分裂中國的黑手，因為它收容達賴喇嘛，在網民眼中，更是侵佔藏南土地的惡霸。邏輯是，既然印度沒有能力堂堂正正挑戰中國，就只能搞這些旁門左道。
這些網絡觀察的偏見和政治不正確，自然不能代表所有華人，但畢竟反映了中國對印度根深蒂固的偏見。有趣的是，在千多年前，印度卻是中國人眼中的烏托邦，當年三藏法師從天竺回來，甚至說當地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清潔，此前另一高僧更形如印度路不拾遺。
「不可能比印度落後」心態礙合作
雖然中國政府並非民選，但畢竟已不能完全偏離民意。華人對印度的偏見，令印度的形象奇怪地同時符合了「東亞病夫」和「黃禍」兩個套版，一方面被誤會成和非洲差不多的發展最落後地區，另一方面又被列入「侵略中國集團」的附屬成員。去年印度海軍的索馬里任務，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當時網上憤青固然以此來鞭策中國海軍也要出兵打海盜(因此現在處理索馬里海盜綁架中國人質一事騎虎難下)，同時網絡主流意見卻是「索馬里這樣的對手，只有印度這樣的嘍囉才會花心思處理，我們大國才懶得理會」。
這樣一來，中印關係的改善，也許比改善中日關係更困難，因為任何中國對印度的讓步，或只是正常的和談，都會被演繹為丟臉。中國要是經濟和軍備競賽落後日本，他們可以理解，但在任何層面落後於印度，例如中國海軍做不了印度海軍擊沉海盜船的壯舉，他們就不能理解，激起的潛在反彈可能更大。另一方面，中印合作的空間，卻又比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合作更困難，因為合作難免涉及互相援助，中國要是在合作過程中輸送利益予非洲，網民會覺得是「大國之道」，但卻不會願意「協助」印度這個疑似對手，哪怕只是在科技層面的資源、優勢互補。只要上述偏見在網絡以外的現實社會存在，解決中印邊境問題幾不可能，「Chindia」只能是學者的幻想。如何合理描繪印度的形象，不全是北京政府的責任，也是媒體的責任。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0月19日星期一
奧巴馬的和平獎﹕布殊的「破壞和平獎」
【咫尺地球】奧巴馬獲諾貝爾和平獎，各界一致認為莫名其妙，繼而作出種種分析，似乎無論他獲獎的原因是什麼，都與他上任後的政績無關。以往和平獎的慣例，要麼授予國際機構（如紅十字會），要麼授予對某事業作出長期貢獻的個人（如德蘭修女），要麼對某極重要里程碑的關鍵人物作出肯定（如解除南非種族隔離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反正奧巴馬都不在此列。何解？
「去塔里班化」 阿富汗總統曾大熱
要了解這問題，我們可參考2002年的候選人情况。當年最終獲獎人是前美國總統卡特，原因是他卸任後積極推動各種對話，特別是訪問朝鮮（北韓）得分不少。但當年頭號熱門並非卡特，而是「911」後被美國捧上台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卡爾扎伊本人自然有一定履歷，但他的傀儡身分也是深入人心，2002年他剛上台之時，阿富汗百廢待興，更不可能有什麼具體政績為人歌頌。他成為大熱門，原因之一是用來與前政權塔里班作出對比，邏輯是由於塔里班管治太殘暴、太不和平，扭曲了阿富汗人民的基本倫理道德，讓阿富汗成了支援恐怖組織的基地，因此接手管理這國家的新領袖就是什麼也沒有做，只要作出去塔里班化的決心和承擔，就是為國民打破昔日邪惡作風的偉大貢獻，防止了國家繼續成為恐怖襲擊基地。
根據同一道理，假如194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予西德開國總理阿登納，而不是研究營養學的科學家John Boyd Orr，大概當時輿論也覺理所當然。和卡爾扎伊相似，阿登納本人是資深政客，但他剛上台時也被視為英美佔領德國的傀儡；西德能否復興，當時是很大的問號。然而由於阿登納在後納粹時代牽頭組黨、帶領國家重新上路，加上納粹治下的德國又變成了瘋狂擴張、滅絕人性的機器，因此阿登納站在台前宣布建立正常國家，已是為德國人去暴力化的貢獻。
返回奧巴馬的案例。既然他不屬於文章首段提及的三大和平獎得主類別，我們只能認為他屬於上述第四類——這類得主被提名的不少，但成功獲獎的極少。因此，這個獎與其說是嘉許奧巴馬，不如說是頒給美國前總統布殊的「破壞和平獎」。根據這邏輯，正如納粹治下的德國、塔里班治下的阿富汗成了威脅世界和平的政權，布殊治下的美國，同樣成了威脅和平的國家。例如布殊公然在沒有找到對方擁有大殺傷武器證據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被國際社會定義為侵略；他帶領美國背離國際環保協定，讓美國成為環保分子痛心疾首的生態敵人；他任內以反恐之名繼續軍備競賽，推動導彈防禦系統，變相廢除從前和蘇聯簽訂的反導彈條約。雖然這些行為沒有納粹、塔里班那樣激進，但基於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其反和平的影響，可能同樣深遠。因此，奧巴馬以「去布殊化」姿態當選美國總統，作出（不日）從伊拉克撤軍、推動綠色經濟、啟動無核化談判的承諾，雖然成效一律存疑，但已是引領美國人遠離布殊主義的舉措。委員會說他「強化族群間國際外交與合作」、「特別重視其對無核武器世界的願景與工作」，應作如此解讀。究竟這獎項對奧巴馬日後行徑有多少規範作用尚未可知，但對布殊暗中煽了一記耳光、將之「塔里班化」與「納粹化」，已屬既成事實。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去塔里班化」 阿富汗總統曾大熱
要了解這問題，我們可參考2002年的候選人情况。當年最終獲獎人是前美國總統卡特，原因是他卸任後積極推動各種對話，特別是訪問朝鮮（北韓）得分不少。但當年頭號熱門並非卡特，而是「911」後被美國捧上台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卡爾扎伊本人自然有一定履歷，但他的傀儡身分也是深入人心，2002年他剛上台之時，阿富汗百廢待興，更不可能有什麼具體政績為人歌頌。他成為大熱門，原因之一是用來與前政權塔里班作出對比，邏輯是由於塔里班管治太殘暴、太不和平，扭曲了阿富汗人民的基本倫理道德，讓阿富汗成了支援恐怖組織的基地，因此接手管理這國家的新領袖就是什麼也沒有做，只要作出去塔里班化的決心和承擔，就是為國民打破昔日邪惡作風的偉大貢獻，防止了國家繼續成為恐怖襲擊基地。
根據同一道理，假如194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予西德開國總理阿登納，而不是研究營養學的科學家John Boyd Orr，大概當時輿論也覺理所當然。和卡爾扎伊相似，阿登納本人是資深政客，但他剛上台時也被視為英美佔領德國的傀儡；西德能否復興，當時是很大的問號。然而由於阿登納在後納粹時代牽頭組黨、帶領國家重新上路，加上納粹治下的德國又變成了瘋狂擴張、滅絕人性的機器，因此阿登納站在台前宣布建立正常國家，已是為德國人去暴力化的貢獻。
返回奧巴馬的案例。既然他不屬於文章首段提及的三大和平獎得主類別，我們只能認為他屬於上述第四類——這類得主被提名的不少，但成功獲獎的極少。因此，這個獎與其說是嘉許奧巴馬，不如說是頒給美國前總統布殊的「破壞和平獎」。根據這邏輯，正如納粹治下的德國、塔里班治下的阿富汗成了威脅世界和平的政權，布殊治下的美國，同樣成了威脅和平的國家。例如布殊公然在沒有找到對方擁有大殺傷武器證據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被國際社會定義為侵略；他帶領美國背離國際環保協定，讓美國成為環保分子痛心疾首的生態敵人；他任內以反恐之名繼續軍備競賽，推動導彈防禦系統，變相廢除從前和蘇聯簽訂的反導彈條約。雖然這些行為沒有納粹、塔里班那樣激進，但基於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其反和平的影響，可能同樣深遠。因此，奧巴馬以「去布殊化」姿態當選美國總統，作出（不日）從伊拉克撤軍、推動綠色經濟、啟動無核化談判的承諾，雖然成效一律存疑，但已是引領美國人遠離布殊主義的舉措。委員會說他「強化族群間國際外交與合作」、「特別重視其對無核武器世界的願景與工作」，應作如此解讀。究竟這獎項對奧巴馬日後行徑有多少規範作用尚未可知，但對布殊暗中煽了一記耳光、將之「塔里班化」與「納粹化」，已屬既成事實。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0月12日星期一
朝鮮的常規項目﹕什麼才是突破？
【咫尺地球】溫家寶國慶後高調訪問北韓（朝鮮），獲金正日親自在機場熊抱迎接，又得到北韓「有條件重返六方會談」的表面承諾，有媒體稱之為重大突破。然而這其實完全沒有突破北韓的既定外交策略。這策略可概括為兩點﹕「邊緣戰術」（brinksmanship）和「遞歸談判模型」（recursive negotiation model）。
「邊緣戰術」營造戰爭危機
所謂邊緣戰術，指的是北韓刻意製造疑似戰爭危機，來在談判桌上獲得更多籌碼。這策略是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假定北韓這類國家發展核武並非為了稱霸、擴張，而只是為了防禦性的自保，因此無論北韓領導人怎樣製造緊張氣氛，其實都只是為了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
「遞歸談判模型」故弄玄虛
所謂遞歸談判模型，指的則是北韓這類國家會刻意在談判桌上反覆無常、故弄玄虛，讓人以為金正日深不可測，其實只是不斷複製同一邊緣戰術的效益。也就是說，一般國家即使搞起核敲詐，可能只會敲詐一段短時間，就會進化為正常國家，但北韓刻意延長這段模糊過程，用以不斷獲得同一類利益，於是六方會談才可以談了一輪又一輪，沒完沒了。在這勒索過程期間，美、日等國固然對北韓的核能力投鼠忌器，中國也深深憂慮北韓崩潰會造成邊境難民潮，潛意識更擔心北韓會步當年的越南後塵，忽然由親密盟友變成敵人。對北韓而言，沒有核武自然不符合上述策略；但假如它的核武太多，多得沒有了懸念，減低了各國談判的幻想，也同樣不符合上述策略。策略的好處，是北韓可以待價而沽，反覆試探各大國的底牌，其間從各方獲取不同利益。
所以早前北韓聲稱「永遠」不再重返六方會談，從來沒有人當真；現在金正日「願意」有條件重返六方會談，也沒有人感到意外。反正這些都是北韓的常規項目。
中國比美國更需六方會談
那麼在北韓身上怎樣才能出現真正的突破？當北韓不再需要中國當橋樑和美國溝通，那就會出現。事實上，和美國關係正常化是北韓數十年來的夢想，它一直製造各種事端，其實只是為了逼美國直接談判，希望從此成為正常國家。因此在私人場合，北韓官員會向西方放話，說要談就直接跟他們談，不要通過北京，更強調北京不能代表北韓。目前奧巴馬還不敢直接和北韓溝通，因為他的破冰首選是風險相對較低、國內民眾期望更高的古巴；但假如美古關係成功正常化，奧巴馬再挾無厘頭獲得的諾貝爾和平獎而與北韓對話，屆時一切，卻不是不可能。
因此，中國其實比美國更需要六方會談，這已成了中國宣示自己是盡責任大國的首要道具。溫家寶訪朝的真正成果，並非把北韓拉回它早晚要返回的六方會談，而是向西方宣示了目前中國的不可取代性依然存在，而且中國還是一個盡國際責任的國家。假如聯合國繼續解決不了北韓核問題，美朝繼續不能直接對話，促成六方會談的胡錦濤假如再有成績，說不定，也可以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但假如上述前提不再存在，中國再堅持繞過聯合國搞多邊談判框架討論北韓問題，就不會再得到西方輿論支持。那時候，就是「Change」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邊緣戰術」營造戰爭危機
所謂邊緣戰術，指的是北韓刻意製造疑似戰爭危機，來在談判桌上獲得更多籌碼。這策略是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假定北韓這類國家發展核武並非為了稱霸、擴張，而只是為了防禦性的自保，因此無論北韓領導人怎樣製造緊張氣氛，其實都只是為了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
「遞歸談判模型」故弄玄虛
所謂遞歸談判模型，指的則是北韓這類國家會刻意在談判桌上反覆無常、故弄玄虛，讓人以為金正日深不可測，其實只是不斷複製同一邊緣戰術的效益。也就是說，一般國家即使搞起核敲詐，可能只會敲詐一段短時間，就會進化為正常國家，但北韓刻意延長這段模糊過程，用以不斷獲得同一類利益，於是六方會談才可以談了一輪又一輪，沒完沒了。在這勒索過程期間，美、日等國固然對北韓的核能力投鼠忌器，中國也深深憂慮北韓崩潰會造成邊境難民潮，潛意識更擔心北韓會步當年的越南後塵，忽然由親密盟友變成敵人。對北韓而言，沒有核武自然不符合上述策略；但假如它的核武太多，多得沒有了懸念，減低了各國談判的幻想，也同樣不符合上述策略。策略的好處，是北韓可以待價而沽，反覆試探各大國的底牌，其間從各方獲取不同利益。
所以早前北韓聲稱「永遠」不再重返六方會談，從來沒有人當真；現在金正日「願意」有條件重返六方會談，也沒有人感到意外。反正這些都是北韓的常規項目。
中國比美國更需六方會談
那麼在北韓身上怎樣才能出現真正的突破？當北韓不再需要中國當橋樑和美國溝通，那就會出現。事實上，和美國關係正常化是北韓數十年來的夢想，它一直製造各種事端，其實只是為了逼美國直接談判，希望從此成為正常國家。因此在私人場合，北韓官員會向西方放話，說要談就直接跟他們談，不要通過北京，更強調北京不能代表北韓。目前奧巴馬還不敢直接和北韓溝通，因為他的破冰首選是風險相對較低、國內民眾期望更高的古巴；但假如美古關係成功正常化，奧巴馬再挾無厘頭獲得的諾貝爾和平獎而與北韓對話，屆時一切，卻不是不可能。
因此，中國其實比美國更需要六方會談，這已成了中國宣示自己是盡責任大國的首要道具。溫家寶訪朝的真正成果，並非把北韓拉回它早晚要返回的六方會談，而是向西方宣示了目前中國的不可取代性依然存在，而且中國還是一個盡國際責任的國家。假如聯合國繼續解決不了北韓核問題，美朝繼續不能直接對話，促成六方會談的胡錦濤假如再有成績，說不定，也可以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但假如上述前提不再存在，中國再堅持繞過聯合國搞多邊談判框架討論北韓問題，就不會再得到西方輿論支持。那時候，就是「Change」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0月5日星期一
《戀童如子》﹕當戀童遇上相對論
【咫尺地球】挪威電影《戀童如子》曾在香港電影節上映，當時譯作《仔仔一堂》，明顯《戀童如子》這台灣譯名要好得多。這電影雖然拍攝手法傳統，但由於以戀童這敏感素材為劇情內容，還是充滿爭議。爭議原因，正如電影介紹所說，導演並非一面倒妖魔化那位外貌斯文彬彬有禮的戀童中年漢，而是有嘗試通過對白了解戀童漢的自辯思想，雖然最終他既被受害人毒打、再被警察帶走，合乎一切社會的道德規範，但還是帶出了戀童能否容許相對判斷的思考。
北歐國家與性業
挪威影壇容得下這類電影，這多少和北歐性業發達的背景有關。自從瑞典在18世紀開始退出世界爭霸行列，北歐就開始邁向「無霸年代」，一方面逐漸培養出福利社會的傳統，另一方面在道德層面則愈來愈開放，除了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被稱為「性都」，瑞典的色情事業也十分蓬勃。由於北歐各國的人口政策相對寬鬆，不少蛇頭都安排來自各國的性工作者着陸當地，再分銷到其他國家，這更奠定了北歐性業轉口站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北歐不像戀童盛行的美國，存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長期論爭，社會較為接受探討《戀童如子》這類議題。
荷蘭戀童政黨成為眾矢之的
當然，戀童是世界各國都不接受的，因為它侵犯了未成年男女對成年人的信任，這行為甚至被視為有如食人肉一般，違背了人類的普世價值。正如《戀童如子》講述，受害兒童可以留下終身陰影，可以變成性無能、也可以被勒索，所以無論事發時他們是否自願，基於兒童不能判斷是非的假設，戀童者都有罪。近年國際社會針對互聯網傳播的戀童照片，更掀起了跨國打擊戀童獵人和網民的合作，在不少國家，電腦藏有兒童色情照片的刑罰比打劫更嚴重。然而在泰國一類「童妓大國」，當局始終未有全面配合國際社會的反戀童鬥爭，一來這實在難以追查，二來這也影響了當地經營戀童業務者的生計。然而也有人嘗試對上述共識作出挑戰，例如主張把合法性交年齡降至12歲，這正是荷蘭一個新興政黨的主要政綱。可以想像，這政黨立刻成為眾矢之的。
然而無論是12、14還是16歲，這都是一條人為的劃界，難免充滿爭議；是否涉及性交才算是戀童、才算是不道德，這是另一條難以一刀切的線。《戀童如子》的受害男孩一方面知道了為戀童漢口交不符合社會規範，另一方面遇到危難時卻還是會向他求助，因為那時候，他們關係就不是戀人，而變成了父子。那麼這些線可以怎樣去劃﹖已故流行樂壇巨星米高積遜就是好的驗證例子。
米高積遜的戀童辯論
當米高積遜捲入戀童官司時，他自辯是其中一名他接待過的小童，受貪錢的父母指示才進行誣衊，最終雙方庭外和解，究竟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已經無從判斷。但美國人還是認定米高積遜行為可疑，因為他的自白確實超越了一般人對小孩的愛護﹕據他所言，由於他的童年缺乏溫暖，因此在成名後千方百計尋回失去的童年，不但把家居佈置為兒童樂園、自居永遠長不大的小飛俠，還經常招待兒童到家玩樂，有時甚至睡在一起，就像天真無邪的小孩子一樣。問題是，假如米高的行為僅止於此，他確實沒有違背法律，卻已違背了社會規範，而跟他和衣共寢的小孩長大後同樣可以被同輩嘲笑，同樣可以遺下陰影。但在另一角度看，假如那些小孩自身同樣缺乏家庭溫暖，而當米高是家庭成員、有如親生哥哥，則兄弟相擁在一起也還可以交代過去。米高逝世後，美國人又忽然對他的疑似戀童行為按下不表，更令米高粉絲發現戀童道德問題更多是社會定罪，而不是法律定罪。
「戀童犯」波蘭斯基的引渡爭議
另一個涉及世界名人的戀童案例，發生在奧斯卡大導波蘭斯基身上。波蘭斯基和米高積遜不同，不愛男童而愛女童，而且不似米高有完整版本解釋自己的動機，而是在1977年在派對單刀直入的侵犯13歲女童，事後被美國起訴，流亡法國，終於在流亡約30年後被瑞士警方拘捕。但他被捕後，一向對戀童深惡痛絕的國際社會卻沒有多少人支持瑞士政府，除了認為這是瑞士向美國交好、以彌補瑞士銀行協助美國企業洗黑錢的失誤，波蘭斯基案件的本身也充滿爭議性。例如該名受害人多次要求美國警方終結案件，雙方也肯和解，不少人覺得糾纏下去才是對受害人的不公﹔此外，假如波蘭斯基事發時不知女童只有13歲，那樣他就和米高相反，法律上有罪，但在社會規範上卻算不上戀童。
戀童行為是否有廣義性和相對性？
戀童有其法律定義，對此不同國家有不同準則﹔也有其社會定義，這在不同社會也不盡相同﹔更有其心理定義，對此不同學派都可以有不同判斷。《戀童如子》的信息，似乎正是要在否定戀童行為的政治正確大前提下，帶出戀童的廣義性和相對性，有如此勇氣，十分可嘉。這不得不教人想起讀書期間，有傳聞說某校單身男教師曾邀請男同學單獨到他家游泳，雖然什麼也沒有發生，事後戀童傳聞不脛而走。也許，戀童情結和同性戀情結、戀物情結等一樣，在不少人潛意識裏都有若干成分，一般成年人能夠自制，一般社會也提供了足夠道德規範保護兒童，以致明顯偏離規範的人會同時受到法律、社會和心理的懲罰，在一些地方，戀童網站站長、性侵犯兒童的神父等假如入獄，恐怕還會被獄警和囚犯一同虐打。但對諸如米高積遜、波蘭斯基、上述中學老師一類例子，戀童的廣義性和相對性問題就浮現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北歐國家與性業
挪威影壇容得下這類電影，這多少和北歐性業發達的背景有關。自從瑞典在18世紀開始退出世界爭霸行列，北歐就開始邁向「無霸年代」，一方面逐漸培養出福利社會的傳統，另一方面在道德層面則愈來愈開放，除了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被稱為「性都」，瑞典的色情事業也十分蓬勃。由於北歐各國的人口政策相對寬鬆，不少蛇頭都安排來自各國的性工作者着陸當地，再分銷到其他國家，這更奠定了北歐性業轉口站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北歐不像戀童盛行的美國，存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長期論爭，社會較為接受探討《戀童如子》這類議題。
荷蘭戀童政黨成為眾矢之的
當然，戀童是世界各國都不接受的，因為它侵犯了未成年男女對成年人的信任，這行為甚至被視為有如食人肉一般，違背了人類的普世價值。正如《戀童如子》講述，受害兒童可以留下終身陰影，可以變成性無能、也可以被勒索，所以無論事發時他們是否自願，基於兒童不能判斷是非的假設，戀童者都有罪。近年國際社會針對互聯網傳播的戀童照片，更掀起了跨國打擊戀童獵人和網民的合作，在不少國家，電腦藏有兒童色情照片的刑罰比打劫更嚴重。然而在泰國一類「童妓大國」，當局始終未有全面配合國際社會的反戀童鬥爭，一來這實在難以追查，二來這也影響了當地經營戀童業務者的生計。然而也有人嘗試對上述共識作出挑戰，例如主張把合法性交年齡降至12歲，這正是荷蘭一個新興政黨的主要政綱。可以想像，這政黨立刻成為眾矢之的。
然而無論是12、14還是16歲，這都是一條人為的劃界，難免充滿爭議；是否涉及性交才算是戀童、才算是不道德，這是另一條難以一刀切的線。《戀童如子》的受害男孩一方面知道了為戀童漢口交不符合社會規範，另一方面遇到危難時卻還是會向他求助，因為那時候，他們關係就不是戀人，而變成了父子。那麼這些線可以怎樣去劃﹖已故流行樂壇巨星米高積遜就是好的驗證例子。
米高積遜的戀童辯論
當米高積遜捲入戀童官司時，他自辯是其中一名他接待過的小童，受貪錢的父母指示才進行誣衊，最終雙方庭外和解，究竟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已經無從判斷。但美國人還是認定米高積遜行為可疑，因為他的自白確實超越了一般人對小孩的愛護﹕據他所言，由於他的童年缺乏溫暖，因此在成名後千方百計尋回失去的童年，不但把家居佈置為兒童樂園、自居永遠長不大的小飛俠，還經常招待兒童到家玩樂，有時甚至睡在一起，就像天真無邪的小孩子一樣。問題是，假如米高的行為僅止於此，他確實沒有違背法律，卻已違背了社會規範，而跟他和衣共寢的小孩長大後同樣可以被同輩嘲笑，同樣可以遺下陰影。但在另一角度看，假如那些小孩自身同樣缺乏家庭溫暖，而當米高是家庭成員、有如親生哥哥，則兄弟相擁在一起也還可以交代過去。米高逝世後，美國人又忽然對他的疑似戀童行為按下不表，更令米高粉絲發現戀童道德問題更多是社會定罪，而不是法律定罪。
「戀童犯」波蘭斯基的引渡爭議
另一個涉及世界名人的戀童案例，發生在奧斯卡大導波蘭斯基身上。波蘭斯基和米高積遜不同，不愛男童而愛女童，而且不似米高有完整版本解釋自己的動機，而是在1977年在派對單刀直入的侵犯13歲女童，事後被美國起訴，流亡法國，終於在流亡約30年後被瑞士警方拘捕。但他被捕後，一向對戀童深惡痛絕的國際社會卻沒有多少人支持瑞士政府，除了認為這是瑞士向美國交好、以彌補瑞士銀行協助美國企業洗黑錢的失誤，波蘭斯基案件的本身也充滿爭議性。例如該名受害人多次要求美國警方終結案件，雙方也肯和解，不少人覺得糾纏下去才是對受害人的不公﹔此外，假如波蘭斯基事發時不知女童只有13歲，那樣他就和米高相反，法律上有罪，但在社會規範上卻算不上戀童。
戀童行為是否有廣義性和相對性？
戀童有其法律定義，對此不同國家有不同準則﹔也有其社會定義，這在不同社會也不盡相同﹔更有其心理定義，對此不同學派都可以有不同判斷。《戀童如子》的信息，似乎正是要在否定戀童行為的政治正確大前提下，帶出戀童的廣義性和相對性，有如此勇氣，十分可嘉。這不得不教人想起讀書期間，有傳聞說某校單身男教師曾邀請男同學單獨到他家游泳，雖然什麼也沒有發生，事後戀童傳聞不脛而走。也許，戀童情結和同性戀情結、戀物情結等一樣，在不少人潛意識裏都有若干成分，一般成年人能夠自制，一般社會也提供了足夠道德規範保護兒童，以致明顯偏離規範的人會同時受到法律、社會和心理的懲罰，在一些地方，戀童網站站長、性侵犯兒童的神父等假如入獄，恐怕還會被獄警和囚犯一同虐打。但對諸如米高積遜、波蘭斯基、上述中學老師一類例子，戀童的廣義性和相對性問題就浮現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9月29日星期二
青藏高原可燃冰驗證「西門定律」？
【咫尺地球】日前中國國土資源部門宣布，在青藏高原發現了新能源「可燃冰」，估計資源量可能高達350億噸油當量——這絕對是驚人數字，去年中國全國原油產量不過1.9億噸。據說地球海底可燃冰的儲量應夠人類使用1000年，儘管它目前尚未成功大規模開發，但已被寄予厚望。採探可燃冰早於20多年前開始進行，中國並非首個開發可燃冰的國家，而且從前在南海也有零星發現，不過這次宣布還是極其重要，因為相較於美俄等大國，中國本土資源要少得多，因而它的潛在價值對中國相對要大。
這項發現，教人想起經濟學家Julian Simon的名著《終極能源》（Ultimate Resources）。在環保外交界，主流思想認為自由市場缺乏先天環保規範，不少大企業都是破壞環境的元兇。但與此同時，另有一個「市場環保學」流派持相反觀點，不但不認為自由市場破壞環境，反而相信絕對自由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會自動解決環境問題和能源問題。Julian Simon是這學派的代表人物。
「自由市場調節 新能源適時出現」
假如我們以道德角度審視上述理論，定會覺得政治不正確，正如一般人以道德角度閱讀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學派領袖Kenneth Waltz的「核武愈多愈安全」理論，只會感到匪夷所思。但單就經濟學的推論而言，Julian Simon是有嚴謹論證的。在著作中，他比較了200年來能源價格和個人薪酬的比例，發現相對能源價格不斷下降；此外，他又發現新能源品種的出現速度，一直快於舊能源的耗盡速度。根據上述觀察，他提出了一個大膽定律﹕基於自由市場的調節機制、人性的動力和人類對創新科技的掌控，我們毫不需要擔心能源耗盡，因為規律告訴我們，舊能源耗盡前就會發現新能源，而這趨勢的持續發展，只會令能源的相對價格愈來愈低。基於同樣原因，他也認為我們在中學教科書已開始學習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乃「全盤錯誤」，相信人口膨脹不但不是導致能源危機的導火線，反而是解決能源危機的藥方。
雖然海耶克、佛利民等自由經濟領袖將Julian Simon引為知己，但可以想像的是，左派經濟學者、政治學者和環保人士對Julian Simon群起而攻。這次中國發現青藏可燃冰的事例，似乎也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多於與自由市場的關係。但「西門定律」引伸了另一個和經濟學沒有直接關係的觀察，就是能源在國際政治的角色，其實和能源的具體供求關係不一定直接掛鈎；正如油價的高低，和目前耗油量、儲存量和開發量也不一定構成關係。各國爭奪中東、中亞和非洲的天然資源，究竟是純粹為了擔心自己國家將無資源可用，還是為了在零和遊戲格局中打擊外交對手，兩者並不容易分辨。
擁天然資源 中國照行能源外交
因此，就算中國能大規模開發可燃冰或其他替代能源、乃至不再需要石油和天然氣，中國的能源外交也會繼續進行，只不過是內部警戒線能稍為放緩而已。假如中國本土被國際社會認知為擁有大量可開採天然資源，中國外交又繼續對海外資源進行爭奪或「策略性投資」，中國對國際能源界的話語權和市場設定權，就會得到根本改善，這正是過去數十年美國能源外交的槓杆效應。假如視這則新聞為「奧地利獸父強姦稚女」一類國際花絮，世界局勢可能出現的範式轉移，可就被輕輕帶過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這項發現，教人想起經濟學家Julian Simon的名著《終極能源》（Ultimate Resources）。在環保外交界，主流思想認為自由市場缺乏先天環保規範，不少大企業都是破壞環境的元兇。但與此同時，另有一個「市場環保學」流派持相反觀點，不但不認為自由市場破壞環境，反而相信絕對自由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會自動解決環境問題和能源問題。Julian Simon是這學派的代表人物。
「自由市場調節 新能源適時出現」
假如我們以道德角度審視上述理論，定會覺得政治不正確，正如一般人以道德角度閱讀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學派領袖Kenneth Waltz的「核武愈多愈安全」理論，只會感到匪夷所思。但單就經濟學的推論而言，Julian Simon是有嚴謹論證的。在著作中，他比較了200年來能源價格和個人薪酬的比例，發現相對能源價格不斷下降；此外，他又發現新能源品種的出現速度，一直快於舊能源的耗盡速度。根據上述觀察，他提出了一個大膽定律﹕基於自由市場的調節機制、人性的動力和人類對創新科技的掌控，我們毫不需要擔心能源耗盡，因為規律告訴我們，舊能源耗盡前就會發現新能源，而這趨勢的持續發展，只會令能源的相對價格愈來愈低。基於同樣原因，他也認為我們在中學教科書已開始學習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乃「全盤錯誤」，相信人口膨脹不但不是導致能源危機的導火線，反而是解決能源危機的藥方。
雖然海耶克、佛利民等自由經濟領袖將Julian Simon引為知己，但可以想像的是，左派經濟學者、政治學者和環保人士對Julian Simon群起而攻。這次中國發現青藏可燃冰的事例，似乎也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多於與自由市場的關係。但「西門定律」引伸了另一個和經濟學沒有直接關係的觀察，就是能源在國際政治的角色，其實和能源的具體供求關係不一定直接掛鈎；正如油價的高低，和目前耗油量、儲存量和開發量也不一定構成關係。各國爭奪中東、中亞和非洲的天然資源，究竟是純粹為了擔心自己國家將無資源可用，還是為了在零和遊戲格局中打擊外交對手，兩者並不容易分辨。
擁天然資源 中國照行能源外交
因此，就算中國能大規模開發可燃冰或其他替代能源、乃至不再需要石油和天然氣，中國的能源外交也會繼續進行，只不過是內部警戒線能稍為放緩而已。假如中國本土被國際社會認知為擁有大量可開採天然資源，中國外交又繼續對海外資源進行爭奪或「策略性投資」，中國對國際能源界的話語權和市場設定權，就會得到根本改善，這正是過去數十年美國能源外交的槓杆效應。假如視這則新聞為「奧地利獸父強姦稚女」一類國際花絮，世界局勢可能出現的範式轉移，可就被輕輕帶過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9月21日星期一
哪些華人不喜歡奧巴馬
【咫尺地球】日前和一名歐洲記者談話，他說在內地訪問期間，發現不少中國學生顯示出對奧巴馬的厭惡，令他感到驚訝。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筆者曾在內地進行小型民調，問假如他們有投票權，會選擇誰當美國總統，結果奧巴馬一面倒「當選」。再想起8年前，筆者在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觀看直播總統大選點票過程，當時大使館為搞氣氛，也安排了機制讓中國人即席模擬投票，結果來自民主黨的戈爾同樣大幅度領先布殊「當選」。要是說今天很多中國人不喜歡奧巴馬，這並不似是事實，起碼不是事實的全部。
然而在上述調研中，也可看到不少華人確實對奧巴馬有種種疑慮。首先，奧巴馬對美國來說是重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棋子，也是弘揚美國利益的代言人。他上台前後掀起的政治明星效應，是美國非正規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少對「中美鬥爭觀」念念不忘的華人，因此認為奧巴馬的欺騙性很大，其他國家容易被他的形象蒙騙，而忽視他必須向美國利益集團爭取表現的事實。
中國精英傾向與美右派打交道
在中國精英圈子，普遍傾向是情願與右派打交道，儘管傳統上右派比較反華。共和黨政策一直予人單刀直入的感覺，不似民主黨信奉的那些「自由現實主義」、「巧實力」那麼難在道德水平回應。布殊其實得到好些中國網民支持，說他果斷、務實，而當年毛澤東也曾半開玩笑的說喜歡美國右派。更重要的是美國右派的內部盟友是大財團、跨國企業，中國政府較懂得應付他們的核心利益，與他們有直接溝通渠道，處理這類曖昧關係是中國擅長的事。相反北京至今不大懂得回應美國左派那些工會、壓力團體的訴求，於是當奧巴馬為了內政考慮，對中國輪胎實施制裁，北京就只能回應美國政府，而沒有能力直接和那些國內組織打交道。
顛覆族群主導 華人共鳴不大
至於奧巴馬的膚色，也是部分華人對他產生複雜感情的原因之一。這不一定是源自華人對黑人的傳統歧視（雖然這也存在），同時也與中國自身的種族問題有關。奧巴馬畢竟是顛覆了美國傳統族群的主導地位，這對在中國佔主導族群地位的漢人來說並不舒服，特別是美國推動的大熔爐民族政策和中國全然不同，更令不少華人難以理解黑人當選總統的背景。
質疑「假大空奧巴馬」乏真本事
還有一些華人知識分子認為，奧巴馬只可能在美國這樣的制度當選，他靠的是包裝、宣傳、政治化妝、形象管理等「旁門左道」，而不是政治經驗、個人視野等「真本事」。因此奧巴馬有時被網民形容為「一個大忽悠」，他說的話的假大空程度，和昔日中國領導一模一樣。他的形象也開始和上述形容詞掛鈎，特別是對內地新左派支持者而言，奧巴馬的崛起是一個制度的象徵，這個制度和他們主張的中央主導、論資排輩的穩定制度背道而馳。
無論如何，奧巴馬旋風是依然存在的，內地對奧巴馬的正反觀感，基本上都是夫子自道的借題發揮。但假如奧巴馬施政失當，他在國內外都可能面對類似台灣馬英九的民望困局，因為他的政治資本不少確實源自形象，但國家若干制度建設也因此押了在這形象身上。不久奧巴馬將與胡錦濤會談，這不但是兩種不同制度的並列，也是兩套不同價值的同台展示。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然而在上述調研中，也可看到不少華人確實對奧巴馬有種種疑慮。首先，奧巴馬對美國來說是重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棋子，也是弘揚美國利益的代言人。他上台前後掀起的政治明星效應，是美國非正規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少對「中美鬥爭觀」念念不忘的華人，因此認為奧巴馬的欺騙性很大，其他國家容易被他的形象蒙騙，而忽視他必須向美國利益集團爭取表現的事實。
中國精英傾向與美右派打交道
在中國精英圈子，普遍傾向是情願與右派打交道，儘管傳統上右派比較反華。共和黨政策一直予人單刀直入的感覺，不似民主黨信奉的那些「自由現實主義」、「巧實力」那麼難在道德水平回應。布殊其實得到好些中國網民支持，說他果斷、務實，而當年毛澤東也曾半開玩笑的說喜歡美國右派。更重要的是美國右派的內部盟友是大財團、跨國企業，中國政府較懂得應付他們的核心利益，與他們有直接溝通渠道，處理這類曖昧關係是中國擅長的事。相反北京至今不大懂得回應美國左派那些工會、壓力團體的訴求，於是當奧巴馬為了內政考慮，對中國輪胎實施制裁，北京就只能回應美國政府，而沒有能力直接和那些國內組織打交道。
顛覆族群主導 華人共鳴不大
至於奧巴馬的膚色，也是部分華人對他產生複雜感情的原因之一。這不一定是源自華人對黑人的傳統歧視（雖然這也存在），同時也與中國自身的種族問題有關。奧巴馬畢竟是顛覆了美國傳統族群的主導地位，這對在中國佔主導族群地位的漢人來說並不舒服，特別是美國推動的大熔爐民族政策和中國全然不同，更令不少華人難以理解黑人當選總統的背景。
質疑「假大空奧巴馬」乏真本事
還有一些華人知識分子認為，奧巴馬只可能在美國這樣的制度當選，他靠的是包裝、宣傳、政治化妝、形象管理等「旁門左道」，而不是政治經驗、個人視野等「真本事」。因此奧巴馬有時被網民形容為「一個大忽悠」，他說的話的假大空程度，和昔日中國領導一模一樣。他的形象也開始和上述形容詞掛鈎，特別是對內地新左派支持者而言，奧巴馬的崛起是一個制度的象徵，這個制度和他們主張的中央主導、論資排輩的穩定制度背道而馳。
無論如何，奧巴馬旋風是依然存在的，內地對奧巴馬的正反觀感，基本上都是夫子自道的借題發揮。但假如奧巴馬施政失當，他在國內外都可能面對類似台灣馬英九的民望困局，因為他的政治資本不少確實源自形象，但國家若干制度建設也因此押了在這形象身上。不久奧巴馬將與胡錦濤會談，這不但是兩種不同制度的並列，也是兩套不同價值的同台展示。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9月15日星期二
方大同與巴哈伊教
【咫尺地球】上周朋友邀請觀看方大同演唱會，並笑問是否能從他的歌領略到什麼國際關係倫理。雖是笑問，但這位年青歌手的背景，確能開拓港人的國際視野﹕這不單是因為他的R&B、他的家庭自學履歷，還因為他的信仰巴哈伊教，也就是從前翻譯的「大同教」。
巴哈伊教出現於19世紀，是目前信眾增長最快的新興宗教之一。香港一直有「六大宗教」說，即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孔教，這說法在學術上充滿歧義，政治上也頗受爭議，巴哈伊教不斷嘗試擠進上述名單而不果，也許是六大宗教有默契不接受後來者。對一般人而言，巴哈伊教的信仰依然遙遠，但其實有下列特色值得注意﹕
伊斯蘭教潛在競爭者
一、巴哈伊教是由伊斯蘭教衍生出來的教派，而又不是伊斯蘭分支，這在伊斯蘭教史上並不常見。當年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時，也是天主教體系的衍生，他也認同天主教的一眾先知，只是把自己加在名單成為「最後的先知」。
因此當巴哈伊教巴哈歐拉(Baha'ullah)依樣畫葫蘆援用同一名單，而把自己的名字加在「最新先知」的位置，巴哈伊教就注定成為伊斯蘭世界的難題。一方面，伊斯蘭教不能視之為內部派系，但另一方面，不少巴哈伊教義有明顯伊斯蘭影子，例如「真神的獨一」就是。在阿拉伯世界，最有潛力與伊斯蘭教競爭的其實是這類由之衍生的新興宗教，而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
二、巴哈伊教曾被翻譯為「大同教」，因為它的教義主張世界大同，消除民族國家界限，認為世上宗教系出同源，其他諸如性別平等、宗教科學並行不悖等更不待言。雖然不少宗教有類似說法，但它們在各國都和民族主義結下千絲萬縷關係。相較下，巴哈伊教有具體綱領對世界大同加以落實，例如主張使用世界語、希望出現世界法庭。這些訴求的提出，對國際聯盟、聯合國等先後出現有一定推進作用。當全球化時代帶來主權模糊化的新世紀，新一代開始一方面認同多元文化主義、另一方面認同全球一體化，產生了眾多「全球在地」(glocalized)新文化，巴哈伊教的發展空間應會更大。
相信世界無國界
三、巴哈伊教雖然也有其宗教儀式和崇拜項目，但反對傳統宗教那種高度形而上的精神生活，認為靈性修行的提高，應通過參與社會來達成。在不少宗教，一些地位崇高的教士只負責思考，巴哈伊教則主張參與社會就是修行，希望將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世界結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像武俠小說分成「內功」、「外功」兩個部分。
有了上述背景，再回顧方大同的音樂，應會得到新的面向。由於他的家庭都是巴哈伊信徒，相信世界無國界，才會由夏威夷移居上海，才會相信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會是巴哈伊的未來發展重鎮，這似乎也和他的音樂那種東西方fusion「大同」的格局一脈相承。
到了最後，他的歌迷毋須知道什麼是巴哈伊教，但對教徒而言，包括音樂在內的社會參與，都可算是靈性修為的過程。
方大同本人就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相信音樂是一種很有力量的工具，任何藝術都可以產生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我會選擇做的音樂不是為了自己享受就算，希望做出來令人有正面推動力。我們的信仰很少傳教，但聽我的歌，可以聽到我的belief，但又不會hard sell。」也許，這就是巴哈伊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巴哈伊教出現於19世紀，是目前信眾增長最快的新興宗教之一。香港一直有「六大宗教」說，即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孔教，這說法在學術上充滿歧義，政治上也頗受爭議，巴哈伊教不斷嘗試擠進上述名單而不果，也許是六大宗教有默契不接受後來者。對一般人而言，巴哈伊教的信仰依然遙遠，但其實有下列特色值得注意﹕
伊斯蘭教潛在競爭者
一、巴哈伊教是由伊斯蘭教衍生出來的教派，而又不是伊斯蘭分支，這在伊斯蘭教史上並不常見。當年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時，也是天主教體系的衍生，他也認同天主教的一眾先知，只是把自己加在名單成為「最後的先知」。
因此當巴哈伊教巴哈歐拉(Baha'ullah)依樣畫葫蘆援用同一名單，而把自己的名字加在「最新先知」的位置，巴哈伊教就注定成為伊斯蘭世界的難題。一方面，伊斯蘭教不能視之為內部派系，但另一方面，不少巴哈伊教義有明顯伊斯蘭影子，例如「真神的獨一」就是。在阿拉伯世界，最有潛力與伊斯蘭教競爭的其實是這類由之衍生的新興宗教，而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
二、巴哈伊教曾被翻譯為「大同教」，因為它的教義主張世界大同，消除民族國家界限，認為世上宗教系出同源，其他諸如性別平等、宗教科學並行不悖等更不待言。雖然不少宗教有類似說法，但它們在各國都和民族主義結下千絲萬縷關係。相較下，巴哈伊教有具體綱領對世界大同加以落實，例如主張使用世界語、希望出現世界法庭。這些訴求的提出，對國際聯盟、聯合國等先後出現有一定推進作用。當全球化時代帶來主權模糊化的新世紀，新一代開始一方面認同多元文化主義、另一方面認同全球一體化，產生了眾多「全球在地」(glocalized)新文化，巴哈伊教的發展空間應會更大。
相信世界無國界
三、巴哈伊教雖然也有其宗教儀式和崇拜項目，但反對傳統宗教那種高度形而上的精神生活，認為靈性修行的提高，應通過參與社會來達成。在不少宗教，一些地位崇高的教士只負責思考，巴哈伊教則主張參與社會就是修行，希望將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世界結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像武俠小說分成「內功」、「外功」兩個部分。
有了上述背景，再回顧方大同的音樂，應會得到新的面向。由於他的家庭都是巴哈伊信徒，相信世界無國界，才會由夏威夷移居上海，才會相信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會是巴哈伊的未來發展重鎮，這似乎也和他的音樂那種東西方fusion「大同」的格局一脈相承。
到了最後，他的歌迷毋須知道什麼是巴哈伊教，但對教徒而言，包括音樂在內的社會參與，都可算是靈性修為的過程。
方大同本人就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相信音樂是一種很有力量的工具，任何藝術都可以產生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我會選擇做的音樂不是為了自己享受就算，希望做出來令人有正面推動力。我們的信仰很少傳教，但聽我的歌，可以聽到我的belief，但又不會hard sell。」也許，這就是巴哈伊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9月7日星期一
美司法機關潛規則
【咫尺地球】政治學上，中國是單一政體的國家，不接受三權分立政體。當香港出現關於司法制度任命人選的爭議，自然應該參考海外案例。港人最熟悉的，當首推美國。
大法官難超越黨派政治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主要職責是對美國憲法進行最終「釋法」，又可以宣布國會或各州通過的法律無效，大法官甚至可以在總統被彈劾過程中主持參議院，作為對行政、立法機關的制衡。但基於同樣的制衡原則，行政、立法機關有民意基礎，自然也要反過來對司法機關最高負責人的任命進行監督。根據美國憲法，最高法院有9名大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都是由總統推薦任命、參議院全體議員投票確認，任期無任何限制，唯有在位置出缺時，總統才可以作出新提名。因此美國大法官並不可能超越黨派政治，通常共和黨和民主黨總統都會提名傾向自己黨派的新大法官；只有約1/10案例是由總統提名非本黨人士出任。這些法官也有相當政治潛能，可以和行政、立法機關互通。例如美國第27任總統塔夫脫下台後8年，居然又被總統委任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歷來最著名的首席法官之一、負責調查甘迺迪遇刺案的華倫，也一度是和委任他的艾森豪威爾總統競逐黨內領導權的政治對手，原來是打算選總統的。
政治任命成角力戰場
近年最積極影響司法機關的總統一個是尼克遜，另一個是喬治布殊（小布殊）。尼克遜上台時，剛提及的首席大法官華倫終於退休。華倫當年雖然由共和黨提名，上任後卻愈來愈傾向自由派，被保守派視作眼中釘，提名他的艾森豪威爾視之為自己從政生涯的「兩大錯誤」之一（另一大也是錯誤提名另一名大法官）。尼克遜不但立刻任命保守派繼任首席大法官，更下令政府機關重點調查一名自由派大法官的個人操守，發現他曾收取某基金會2萬美元捐獻，以此為由逼他辭職，此後又以保守派填補位置。如此以行政資源整治司法機關，其實已有水門事件的影子。有見尼克遜如此「強政勵治」，另一名僅存的自由派大法官儘管已屆七十多歲高齡兼要靠輪椅代步，卻堅持不辭職，目的就是和保守派法官對着幹。
以推廣新保守主義「馳名」的小布殊，也有機會委任了兩名保守派大法官。他的上台全靠司法機關認可，令他對司法機關的掌控特別敏感。這是因為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佛州出現選舉爭議，原本地方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戈爾反敗為勝的裁決，而「巧合地」當地法院大法官以自由派佔絕大多數；但到了聯邦最高法院，則以5﹕4推翻上述裁定。布殊曾在2005年提名自己在得州時代已認識的密友、一直在白宮任職的梅爾夫人出任大法官，但因為這位女士表現太糟糕、傀儡形象深入民心，最終兩黨都不願意通過任命，令布殊被迫將之撤回，這是他的管治威望大跌的其中一個開端。奧巴馬上台後，千辛萬苦才成功委任一名自由派的西班牙裔女大法官，但目前聯邦最高法院還是保守派重地。
巧妙制衡行政立法機關
由此可見，在美國，大法官絕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而往往捲入現實政治的最前線。但他們代表的法律專業和無限任期的制度，又讓他們成了制衡行政立法機關的屏障。這樣的制衡是美國制度最微妙之處﹕表面上，他們有其黨派傾向，但要是總統提名過分出格的候選人，很可能像小布殊那樣自食其果；一些有黨派傾向的大法官，又往往在任職後立場大變，忽然成為捍衛法治的使者，與總統打對台；由於他們還有個人政治潛能，也不可能純粹當黨派傀儡。至於這些潛規則有哪些適用於香港，就見仁見智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大法官難超越黨派政治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主要職責是對美國憲法進行最終「釋法」，又可以宣布國會或各州通過的法律無效，大法官甚至可以在總統被彈劾過程中主持參議院，作為對行政、立法機關的制衡。但基於同樣的制衡原則，行政、立法機關有民意基礎，自然也要反過來對司法機關最高負責人的任命進行監督。根據美國憲法，最高法院有9名大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都是由總統推薦任命、參議院全體議員投票確認，任期無任何限制，唯有在位置出缺時，總統才可以作出新提名。因此美國大法官並不可能超越黨派政治，通常共和黨和民主黨總統都會提名傾向自己黨派的新大法官；只有約1/10案例是由總統提名非本黨人士出任。這些法官也有相當政治潛能，可以和行政、立法機關互通。例如美國第27任總統塔夫脫下台後8年，居然又被總統委任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歷來最著名的首席法官之一、負責調查甘迺迪遇刺案的華倫，也一度是和委任他的艾森豪威爾總統競逐黨內領導權的政治對手，原來是打算選總統的。
政治任命成角力戰場
近年最積極影響司法機關的總統一個是尼克遜，另一個是喬治布殊（小布殊）。尼克遜上台時，剛提及的首席大法官華倫終於退休。華倫當年雖然由共和黨提名，上任後卻愈來愈傾向自由派，被保守派視作眼中釘，提名他的艾森豪威爾視之為自己從政生涯的「兩大錯誤」之一（另一大也是錯誤提名另一名大法官）。尼克遜不但立刻任命保守派繼任首席大法官，更下令政府機關重點調查一名自由派大法官的個人操守，發現他曾收取某基金會2萬美元捐獻，以此為由逼他辭職，此後又以保守派填補位置。如此以行政資源整治司法機關，其實已有水門事件的影子。有見尼克遜如此「強政勵治」，另一名僅存的自由派大法官儘管已屆七十多歲高齡兼要靠輪椅代步，卻堅持不辭職，目的就是和保守派法官對着幹。
以推廣新保守主義「馳名」的小布殊，也有機會委任了兩名保守派大法官。他的上台全靠司法機關認可，令他對司法機關的掌控特別敏感。這是因為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佛州出現選舉爭議，原本地方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戈爾反敗為勝的裁決，而「巧合地」當地法院大法官以自由派佔絕大多數；但到了聯邦最高法院，則以5﹕4推翻上述裁定。布殊曾在2005年提名自己在得州時代已認識的密友、一直在白宮任職的梅爾夫人出任大法官，但因為這位女士表現太糟糕、傀儡形象深入民心，最終兩黨都不願意通過任命，令布殊被迫將之撤回，這是他的管治威望大跌的其中一個開端。奧巴馬上台後，千辛萬苦才成功委任一名自由派的西班牙裔女大法官，但目前聯邦最高法院還是保守派重地。
巧妙制衡行政立法機關
由此可見，在美國，大法官絕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而往往捲入現實政治的最前線。但他們代表的法律專業和無限任期的制度，又讓他們成了制衡行政立法機關的屏障。這樣的制衡是美國制度最微妙之處﹕表面上，他們有其黨派傾向，但要是總統提名過分出格的候選人，很可能像小布殊那樣自食其果；一些有黨派傾向的大法官，又往往在任職後立場大變，忽然成為捍衛法治的使者，與總統打對台；由於他們還有個人政治潛能，也不可能純粹當黨派傀儡。至於這些潛規則有哪些適用於香港，就見仁見智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從《天使與魔鬼》看梵蒂崗的內鬥
作為電影《達文西密碼》的前傳，《天使與魔鬼》比前一部影片更直接瞄準梵蒂崗內部政治，盡管解碼過程相對顯得兒戲，但和現實生活的關聯性則更為逼人。電影原著小說出版於2000年，雖然當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還健在，但它講述的老教宗神秘去世、新任教宗選舉的政治角力等，還是令喜歡對號入座的讀者想入非非。電影裡不斷出現主教被虐殺的情節，以及教宗的屍體，都讓觀眾發現：原來一切華麗外衣包裝下，都不過是凡人。
解碼主教、教宗被殺
根據電影情節，教宗死後，出現4名熱門新教宗候選人，他們一一遭遇虐殺，儀式還是按照所謂光明會的「地水火風」圖騰留下殘酷烙印，其中一人被泥土和老鼠塞口窒息，一人被刺穿肺部，一人被燒死，一人幾被淹死。這4人自然都是虛構人物，但給他們設計的身份卻照應了2005年新任教宗選舉的過程。例如電影中有一名候選人是來自法國的黑人主教，而當年確有一名熱門黑人候選人，即來自尼日利亞的阿林澤（Francis Arinze）；電影的頭號候選人是來自米蘭的主教，而在2005年，據說曾有一名自由派主教在首輪投票中得票比最終當選的本篤十六世還多，他是來自意大利的米蘭主教馬蒂尼（Carlo Martini）。
電影裡的四大主教，有3位被虐待致死，這固然讓他們成為烈士，卻也讓他們的宗教尊嚴被打散了。例如那名黑人主教被刺穿肺部，在萬人空巷的群眾集會上暴斃，官方居然還可以以「一名遊客意外身亡」報道，似反映這名主教穿上一般服飾，即完全無人認識。此外，電影刻意放大主教選舉團成員穿紅衣吸煙的鏡頭，似乎也是要說明這群老人不過是普通人。在原著中，4名熱門候選人一一身亡；在電影裡，最終那名大熱門米蘭主教則獲救，成為新任教宗，他那穿上誇張教宗服飾的儀態，和他被淹在水中的神態，可謂相映成趣。
另外，電影裡老教宗被自己的助手（即兒子）毒死、口腔發黑的症狀直到十多天後主角一行人開棺時才發現的情節，似在影射1978年若望保祿一世離奇暴斃的懸案。1978年，教宗保羅六世病逝，主教團選出被視為改革派的冷門若望保祿一世繼任，怎料一個月後，他就離奇暴斃，來自波蘭的若望保祿二世才有機會改寫歷史。若望保祿一世之死，是眾多陰謀論的關注重點，不少人相信他是死於非命，原因是他的改革姿態觸及太多教會內部利益，在意大利勢力極大的黑手黨也不安心，兩者決定暗中結盟下手。正如電影《天使與魔鬼》所說的，天主教的傳統不容許對教宗驗屍，因此若望保祿一世的死因至今成疑。
在電影編造的主教、教宗被殺情節背後，是天主教會內部鬥爭一直十分尖銳的現實。50年前的第二次梵蒂崗大公會議，被視為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大對決，結果改革派大勝，不少「過時」的習俗被一律廢除。在保守派眼中，這無疑是「敵基督」的勝利，好些從此嶄露頭角的年輕主教，就是保守派眼中的可疑分子。近年來，在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帶領下，教會保守派向自由派（即原改革派，代表是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動反攻，雙方鬧得很不愉快。然而，正面探討這些題目畢竟還有若干禁忌，《天使與魔鬼》也不例外。
假如梵蒂崗被納粹洗劫
梵蒂崗歷史上，不少教宗的口碑都頗有問題。據《教皇傳》記載，中世紀的教宗不知所謂的居多，德行有規的甚少。幸好近代教宗一般道德標準甚高，特別是若望保祿二世和召開梵二大公會議的若望二十三世，在世時已被視為聖人級人物。但近代教宗也有備受抨擊的一面，例如本篤十六世年輕時曾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及他目前的「獨裁」傾向，就不斷受到教會自由派質疑。至於近百年爭議最大的教宗，當首推二戰前後在位的兩位：庇護十一世在位時，和墨索里尼簽署和約，解決了「羅馬問題」，正式成立梵蒂崗城國，意大利佔領埃塞俄比亞時，他也持默許態度，被一些人看成與法西斯同流合污；繼任的庇護十二世在二戰中保持中立，拒絕譴責納粹德國，也沒有積極聲援猶太人，令一些史家著書立說，形容他是「希特勒的教宗」。雖然也有不少史家設身處地，認為二人根本不可能發揮更大效用，只能如此苟延殘喘，來換取超然地位、拯救更多的人，但兩位教宗的名聲，已不可能白璧無瑕。
關於庇護十二世反納粹不力的爭議，20多年前即有電影正面觸及。攝於1983年、曾獲提名艾美獎的《梵蒂崗俠聖》，將故事背景設定於二戰後期的1943-1945年。當時意大利已戰敗，墨索里尼被群眾推翻，後來雖然被納粹救出、在北部苟延殘喘，但法西斯已不能控制羅馬，於是德軍直接占領這意大利首都，連帶對梵蒂崗構成威脅。在電影中，庇護十二世雖然拒絕向德軍交出俠客神父，但堅持中立的他私下也勸神父的拯救行動「適可而止」，擔心過分刺激納粹，可能激怒希特勒來個玉石俱焚。在他而言，應該「不惜一切」捍衛梵蒂崗的道統傳承。他帶神父走進梵蒂崗地下藏寶殿，場景就像《天使與魔鬼》，然後訴說那些珍貴文物不能在他手中毀滅。神父對此不以為然，和教宗唇槍舌劍爭辯，這是電影最精彩的部分。
電影裡的「俠聖」，歷史上真有其人，那就是來自愛爾蘭的神父奧費拉赫特。他眼見眾多反納粹分子、盟軍同情者等遭納粹秘密警察追捕，自發建立了一個拯救網絡，庇護了3000多人，其中就包括企圖暗殺他的德國駐羅馬秘密警察頭子赫伯特·卡普勒的妻兒。直到盟軍解放羅馬，他成了各國嘉許的英雄，仍然每月探望被判終生監禁的卡普勒，最終戲劇性地令這位前度對頭皈依天主教。奧費拉赫特在電影裡的形像，是教會少見的「俠客神父」，他經常像羅賓漢、梭羅那樣喬裝易容，甚至以《聖經》當自衛武器。加上飾演神父的是老牌型男格力哥利柏，更令觀眾容易產生一面倒的愛慕，視其為拯救教會的「天使俠客」。
然而，據後世研究，當時納粹真的曾擬定計劃直接占領梵蒂崗、把教宗扣押為談判的人質，更下令「要是教宗反抗，就朝他開槍」。假如納粹真的占領梵蒂崗、摧毀教會文物、殘殺教會庇護的人、利用教會資產延續戰爭，而導火線是俠客神父的挑釁，那麼教徒會否還視神父為天使、抗納粹不力的教宗為魔鬼？還是像另一些作家那樣，高度評價教宗的個人德行及智慧，把他平反為忍辱負重的聖人？就後一角度而言，俠客神父的行動，是否有意讓納粹襲擊梵蒂崗本部，來揭示教宗的懦弱乃於事無補，從而更改教會的中立政策，好比《天使與魔鬼》裡那位年輕而狂熱的教會領袖那樣，深信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假如引德軍毀滅梵蒂崗聖伯多祿大教堂，是俠客神父可以接受的犧牲，那麼又有沒有教徒會視他為魔鬼？
干屍傳統和鞭屍鬧劇
說回屍體，《天使與魔鬼》裡的老教宗被開棺，倒符合了梵蒂崗的傳統。因為每當教會封聖時，就會對聖人棺木位置作出移動，同時也習慣開開棺，看看屍體的保存狀態，假如保存完好，就會拿出來公開展覽，作為「神跡」的展現。例如2000年，若望保祿二世宣布對兩位前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庇護九世宣福（即宣聖前的步驟），當時就為二屍開棺，發現都保存完好。於是，兩位教宗的遺體都被放在梵蒂崗教堂展覽，成為了為遊客「開闢」的新景點至今；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向二屍致敬的圖像，也曾發放全球。
若望二十三世去世至今不過50多年，屍體保存完好還說得過去；庇護九世——也就是《天使與魔鬼》講述閹割梵蒂崗男性裸體雕塑的教宗——的屍體經過百多年還保留完好，則難以置信沒有經過人為加工。不少教會也保存有聖人古屍，甚至聲稱有生於公元4世紀而今天也保存完好的聖人，雖然這些屍體都不能被檢驗，但一般相信可能早被加上蠟。事實上，教會也承認若望二十三世屍體的科學處理很好，再也沒有說這是神跡。
屍體既然俱在，鞭屍行為就在所難免。庇護九世逝世前後，適逢意大利民族主義興起，教會喪失世俗領土教皇國，教宗淪為「梵蒂崗的囚徒」，有激進分子在庇護九世死後3年舉行移靈儀式時，企圖搶奪屍體，聲稱要把屍體丟進河裡。至於直接對教宗屍體摧殘的最恐怖一幕，發生在公元897年，當時的新任教宗斯蒂芬六世為了宣泄對前任打壓他的憤怒，下令對福爾摩塞教宗開棺，把屍體放上法庭「受審」，安排一名嘍囉代屍體答問題，宣布其「有罪」。既然罪名成立，福爾摩塞自然被判革除教宗職位，屍體也被斬掉三根為教徒祝福的骨頭手指，然後被丟進河裡。不久，斯蒂芬六世也被反對者推翻、絞死。
時至21世紀，梵蒂崗要維持其神秘性越來越難。不少人得悉了教會政治的真相，都產生理想幻滅的感覺。《天使與魔鬼》不斷強調「教會當然有錯誤，因為教會是人建立的，但不應影響宗教的信念」，可這信息能否廣為世人接受，則是另一問題了。
沈旭暉 南風窗 2009年9月
解碼主教、教宗被殺
根據電影情節，教宗死後，出現4名熱門新教宗候選人，他們一一遭遇虐殺，儀式還是按照所謂光明會的「地水火風」圖騰留下殘酷烙印，其中一人被泥土和老鼠塞口窒息，一人被刺穿肺部，一人被燒死，一人幾被淹死。這4人自然都是虛構人物，但給他們設計的身份卻照應了2005年新任教宗選舉的過程。例如電影中有一名候選人是來自法國的黑人主教，而當年確有一名熱門黑人候選人，即來自尼日利亞的阿林澤（Francis Arinze）；電影的頭號候選人是來自米蘭的主教，而在2005年，據說曾有一名自由派主教在首輪投票中得票比最終當選的本篤十六世還多，他是來自意大利的米蘭主教馬蒂尼（Carlo Martini）。
電影裡的四大主教，有3位被虐待致死，這固然讓他們成為烈士，卻也讓他們的宗教尊嚴被打散了。例如那名黑人主教被刺穿肺部，在萬人空巷的群眾集會上暴斃，官方居然還可以以「一名遊客意外身亡」報道，似反映這名主教穿上一般服飾，即完全無人認識。此外，電影刻意放大主教選舉團成員穿紅衣吸煙的鏡頭，似乎也是要說明這群老人不過是普通人。在原著中，4名熱門候選人一一身亡；在電影裡，最終那名大熱門米蘭主教則獲救，成為新任教宗，他那穿上誇張教宗服飾的儀態，和他被淹在水中的神態，可謂相映成趣。
另外，電影裡老教宗被自己的助手（即兒子）毒死、口腔發黑的症狀直到十多天後主角一行人開棺時才發現的情節，似在影射1978年若望保祿一世離奇暴斃的懸案。1978年，教宗保羅六世病逝，主教團選出被視為改革派的冷門若望保祿一世繼任，怎料一個月後，他就離奇暴斃，來自波蘭的若望保祿二世才有機會改寫歷史。若望保祿一世之死，是眾多陰謀論的關注重點，不少人相信他是死於非命，原因是他的改革姿態觸及太多教會內部利益，在意大利勢力極大的黑手黨也不安心，兩者決定暗中結盟下手。正如電影《天使與魔鬼》所說的，天主教的傳統不容許對教宗驗屍，因此若望保祿一世的死因至今成疑。
在電影編造的主教、教宗被殺情節背後，是天主教會內部鬥爭一直十分尖銳的現實。50年前的第二次梵蒂崗大公會議，被視為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大對決，結果改革派大勝，不少「過時」的習俗被一律廢除。在保守派眼中，這無疑是「敵基督」的勝利，好些從此嶄露頭角的年輕主教，就是保守派眼中的可疑分子。近年來，在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帶領下，教會保守派向自由派（即原改革派，代表是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動反攻，雙方鬧得很不愉快。然而，正面探討這些題目畢竟還有若干禁忌，《天使與魔鬼》也不例外。
假如梵蒂崗被納粹洗劫
梵蒂崗歷史上，不少教宗的口碑都頗有問題。據《教皇傳》記載，中世紀的教宗不知所謂的居多，德行有規的甚少。幸好近代教宗一般道德標準甚高，特別是若望保祿二世和召開梵二大公會議的若望二十三世，在世時已被視為聖人級人物。但近代教宗也有備受抨擊的一面，例如本篤十六世年輕時曾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及他目前的「獨裁」傾向，就不斷受到教會自由派質疑。至於近百年爭議最大的教宗，當首推二戰前後在位的兩位：庇護十一世在位時，和墨索里尼簽署和約，解決了「羅馬問題」，正式成立梵蒂崗城國，意大利佔領埃塞俄比亞時，他也持默許態度，被一些人看成與法西斯同流合污；繼任的庇護十二世在二戰中保持中立，拒絕譴責納粹德國，也沒有積極聲援猶太人，令一些史家著書立說，形容他是「希特勒的教宗」。雖然也有不少史家設身處地，認為二人根本不可能發揮更大效用，只能如此苟延殘喘，來換取超然地位、拯救更多的人，但兩位教宗的名聲，已不可能白璧無瑕。
關於庇護十二世反納粹不力的爭議，20多年前即有電影正面觸及。攝於1983年、曾獲提名艾美獎的《梵蒂崗俠聖》，將故事背景設定於二戰後期的1943-1945年。當時意大利已戰敗，墨索里尼被群眾推翻，後來雖然被納粹救出、在北部苟延殘喘，但法西斯已不能控制羅馬，於是德軍直接占領這意大利首都，連帶對梵蒂崗構成威脅。在電影中，庇護十二世雖然拒絕向德軍交出俠客神父，但堅持中立的他私下也勸神父的拯救行動「適可而止」，擔心過分刺激納粹，可能激怒希特勒來個玉石俱焚。在他而言，應該「不惜一切」捍衛梵蒂崗的道統傳承。他帶神父走進梵蒂崗地下藏寶殿，場景就像《天使與魔鬼》，然後訴說那些珍貴文物不能在他手中毀滅。神父對此不以為然，和教宗唇槍舌劍爭辯，這是電影最精彩的部分。
電影裡的「俠聖」，歷史上真有其人，那就是來自愛爾蘭的神父奧費拉赫特。他眼見眾多反納粹分子、盟軍同情者等遭納粹秘密警察追捕，自發建立了一個拯救網絡，庇護了3000多人，其中就包括企圖暗殺他的德國駐羅馬秘密警察頭子赫伯特·卡普勒的妻兒。直到盟軍解放羅馬，他成了各國嘉許的英雄，仍然每月探望被判終生監禁的卡普勒，最終戲劇性地令這位前度對頭皈依天主教。奧費拉赫特在電影裡的形像，是教會少見的「俠客神父」，他經常像羅賓漢、梭羅那樣喬裝易容，甚至以《聖經》當自衛武器。加上飾演神父的是老牌型男格力哥利柏，更令觀眾容易產生一面倒的愛慕，視其為拯救教會的「天使俠客」。
然而，據後世研究，當時納粹真的曾擬定計劃直接占領梵蒂崗、把教宗扣押為談判的人質，更下令「要是教宗反抗，就朝他開槍」。假如納粹真的占領梵蒂崗、摧毀教會文物、殘殺教會庇護的人、利用教會資產延續戰爭，而導火線是俠客神父的挑釁，那麼教徒會否還視神父為天使、抗納粹不力的教宗為魔鬼？還是像另一些作家那樣，高度評價教宗的個人德行及智慧，把他平反為忍辱負重的聖人？就後一角度而言，俠客神父的行動，是否有意讓納粹襲擊梵蒂崗本部，來揭示教宗的懦弱乃於事無補，從而更改教會的中立政策，好比《天使與魔鬼》裡那位年輕而狂熱的教會領袖那樣，深信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假如引德軍毀滅梵蒂崗聖伯多祿大教堂，是俠客神父可以接受的犧牲，那麼又有沒有教徒會視他為魔鬼？
干屍傳統和鞭屍鬧劇
說回屍體，《天使與魔鬼》裡的老教宗被開棺，倒符合了梵蒂崗的傳統。因為每當教會封聖時，就會對聖人棺木位置作出移動，同時也習慣開開棺，看看屍體的保存狀態，假如保存完好，就會拿出來公開展覽，作為「神跡」的展現。例如2000年，若望保祿二世宣布對兩位前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庇護九世宣福（即宣聖前的步驟），當時就為二屍開棺，發現都保存完好。於是，兩位教宗的遺體都被放在梵蒂崗教堂展覽，成為了為遊客「開闢」的新景點至今；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向二屍致敬的圖像，也曾發放全球。
若望二十三世去世至今不過50多年，屍體保存完好還說得過去；庇護九世——也就是《天使與魔鬼》講述閹割梵蒂崗男性裸體雕塑的教宗——的屍體經過百多年還保留完好，則難以置信沒有經過人為加工。不少教會也保存有聖人古屍，甚至聲稱有生於公元4世紀而今天也保存完好的聖人，雖然這些屍體都不能被檢驗，但一般相信可能早被加上蠟。事實上，教會也承認若望二十三世屍體的科學處理很好，再也沒有說這是神跡。
屍體既然俱在，鞭屍行為就在所難免。庇護九世逝世前後，適逢意大利民族主義興起，教會喪失世俗領土教皇國，教宗淪為「梵蒂崗的囚徒」，有激進分子在庇護九世死後3年舉行移靈儀式時，企圖搶奪屍體，聲稱要把屍體丟進河裡。至於直接對教宗屍體摧殘的最恐怖一幕，發生在公元897年，當時的新任教宗斯蒂芬六世為了宣泄對前任打壓他的憤怒，下令對福爾摩塞教宗開棺，把屍體放上法庭「受審」，安排一名嘍囉代屍體答問題，宣布其「有罪」。既然罪名成立，福爾摩塞自然被判革除教宗職位，屍體也被斬掉三根為教徒祝福的骨頭手指，然後被丟進河裡。不久，斯蒂芬六世也被反對者推翻、絞死。
時至21世紀，梵蒂崗要維持其神秘性越來越難。不少人得悉了教會政治的真相，都產生理想幻滅的感覺。《天使與魔鬼》不斷強調「教會當然有錯誤，因為教會是人建立的，但不應影響宗教的信念」，可這信息能否廣為世人接受，則是另一問題了。
沈旭暉 南風窗 2009年9月
2009年9月1日星期二
日本「幸福實現黨」﹕你信奉主．愛爾康大靈嗎﹖
【咫尺地球】這次日本大選，在主戰場外，也出現了別有特色的插曲，例如出現了一個新政黨，叫「幸福實現黨」。
這個新黨並非一人黨，而是有特定宗教背景的集體創作，它的母體是教派「幸福科學」。教派創辦人兼政黨太上領袖大川隆法有特殊崇拜對象，名叫「主．愛爾康大靈」，據說是「地球系靈團的創造者，參與地球所有事務」。一如其他聖人，他聲稱受到耶穌、穆罕默德、釋迦牟尼、孔子和莫扎特的精神指引，要他創立教派，「為所有人帶來幸福」，而這些人大多是「主．愛爾康大靈」的歷代化身，他本人自然是這一代的化身。
這位教主據說寫了五百多本書，衛斯理也甘拜下風，但除了把莫扎特加入上述名單有「創見」，著作其實更像心靈雞湯，《常勝思考》、《常勝策略》、《勇氣的力量》等，都是教派經典。不過教派經過二十年經營，似乎已掌握一定資源，它原來推薦了三百多名候選人參選，單是繳交按金就接近一億港元，如此規模橫空出世，自然教人側目。後來教派一度說退選、又說不退，明顯是為了宣傳而已。
除去宗教外衣 本質似小澤
幸福實現黨登上國際舞台，特別被內地網站大舉批評，還是因為它出格的政綱。根據這個黨/教派的世界觀，朝鮮是日本頭號敵人，而中國是朝鮮的後台老闆，有統治地球的野心。大川隆法既是「聖人」，自然「無所不知」，也出版了探討朝鮮問題的專書，名為《金正日的守護天使》。這書透露了一個驚人秘密﹕一位「金正日的守護天使」向他密報，朝鮮快要對東京天皇宮殿進行核攻擊，逼日本投降，其他軟弱的政黨無論是自民黨還是民主黨，都會被嚇得不敢回應，唯有他的宗教道德力量足以戰勝邪惡。因此幸福實現黨主席大川恭子、也就是大川教主的妻子，繼曾蔭權以後，又以「第三道路」包裝自己的政綱，內容包括重整軍備、修改憲法、對朝鮮先發制人；鼓勵日本人在經他們改善的生活環境努力做愛、接收更多移民，增加人口到三億人，以解決老化問題；同時移除美國強加的殖民思想，改而把幸福科學教派的宗教特色，移植到日本生活的每一部分。
這黨派目前的狀態自屬笑談。但它的出現，卻符合日本政壇深層結構。事實上，去除主．愛爾康大靈、莫扎特和守護天使，大川教主的政綱並不新鮮。民主黨靈魂小澤一郎就曾談及朝鮮作為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以及修改憲法的必須性，只是由於他目前隸屬的民主黨吸收了不少左派政客，必須對右傾立場作一定調整，在金融海嘯下也要有「脫美入亞」的宣示，近期言論才變得克制而已。
日本政客拉攏「御宅票」
幸福實現黨的卡通化政綱也不能單以怪誕視之，因為這是日本政客拉攏「御宅票」的表現。例如身為宮崎駿舊同學的現任首相麻生太郎經常打「宮崎駿牌」，自稱標準漫畫迷，以為這就能滿足青年對現實的幻想；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則成功爭取自己成為《動畫宅人精英》雜誌封面人物。有見及此，幸福實現黨也重金禮聘佐藤文也擔任「文化局長」，這位佐藤文也是偵探漫畫《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的作者，一度被安排硬撼麻生的席位。可以說，幸福實現黨參選並非為了勝出，而是為了保存上述日本思潮在輿論的版面。當評論員紛紛視之為笑談並加以引述，他們的目的已達到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這個新黨並非一人黨，而是有特定宗教背景的集體創作，它的母體是教派「幸福科學」。教派創辦人兼政黨太上領袖大川隆法有特殊崇拜對象，名叫「主．愛爾康大靈」，據說是「地球系靈團的創造者，參與地球所有事務」。一如其他聖人，他聲稱受到耶穌、穆罕默德、釋迦牟尼、孔子和莫扎特的精神指引，要他創立教派，「為所有人帶來幸福」，而這些人大多是「主．愛爾康大靈」的歷代化身，他本人自然是這一代的化身。
這位教主據說寫了五百多本書，衛斯理也甘拜下風，但除了把莫扎特加入上述名單有「創見」，著作其實更像心靈雞湯，《常勝思考》、《常勝策略》、《勇氣的力量》等，都是教派經典。不過教派經過二十年經營，似乎已掌握一定資源，它原來推薦了三百多名候選人參選，單是繳交按金就接近一億港元，如此規模橫空出世，自然教人側目。後來教派一度說退選、又說不退，明顯是為了宣傳而已。
除去宗教外衣 本質似小澤
幸福實現黨登上國際舞台，特別被內地網站大舉批評，還是因為它出格的政綱。根據這個黨/教派的世界觀，朝鮮是日本頭號敵人，而中國是朝鮮的後台老闆，有統治地球的野心。大川隆法既是「聖人」，自然「無所不知」，也出版了探討朝鮮問題的專書，名為《金正日的守護天使》。這書透露了一個驚人秘密﹕一位「金正日的守護天使」向他密報，朝鮮快要對東京天皇宮殿進行核攻擊，逼日本投降，其他軟弱的政黨無論是自民黨還是民主黨，都會被嚇得不敢回應，唯有他的宗教道德力量足以戰勝邪惡。因此幸福實現黨主席大川恭子、也就是大川教主的妻子，繼曾蔭權以後，又以「第三道路」包裝自己的政綱，內容包括重整軍備、修改憲法、對朝鮮先發制人；鼓勵日本人在經他們改善的生活環境努力做愛、接收更多移民，增加人口到三億人，以解決老化問題；同時移除美國強加的殖民思想，改而把幸福科學教派的宗教特色，移植到日本生活的每一部分。
這黨派目前的狀態自屬笑談。但它的出現，卻符合日本政壇深層結構。事實上，去除主．愛爾康大靈、莫扎特和守護天使，大川教主的政綱並不新鮮。民主黨靈魂小澤一郎就曾談及朝鮮作為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以及修改憲法的必須性，只是由於他目前隸屬的民主黨吸收了不少左派政客，必須對右傾立場作一定調整，在金融海嘯下也要有「脫美入亞」的宣示，近期言論才變得克制而已。
日本政客拉攏「御宅票」
幸福實現黨的卡通化政綱也不能單以怪誕視之，因為這是日本政客拉攏「御宅票」的表現。例如身為宮崎駿舊同學的現任首相麻生太郎經常打「宮崎駿牌」，自稱標準漫畫迷，以為這就能滿足青年對現實的幻想；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則成功爭取自己成為《動畫宅人精英》雜誌封面人物。有見及此，幸福實現黨也重金禮聘佐藤文也擔任「文化局長」，這位佐藤文也是偵探漫畫《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的作者，一度被安排硬撼麻生的席位。可以說，幸福實現黨參選並非為了勝出，而是為了保存上述日本思潮在輿論的版面。當評論員紛紛視之為笑談並加以引述，他們的目的已達到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8月24日星期一
金大中遺書狂想曲﹕北韓遺產篇
【咫尺地球】當我第一次知道可以訪問朝鮮（北韓）的時候，其實我是拒絕的。因為我覺得，你不能叫我去，我馬上去。第一，我要想一下，我又不想說……這究竟對韓國，而不是美國或日本，有什麼價值。
不少人批評我的陽光政策不實際，認為兩韓和東西德不能相提並論。其實，陽光政策從來不是為了統一。我不是明確說了嗎？韓國不會以任何形式試圖合併朝鮮，不會容忍朝鮮武力挑釁，但會主動尋求雙邊合作。憑朝鮮那點兒經濟實力，我們企業投資當地，哪有什麼看頭？只是這樣一來，他們加速腐敗，親南勢力慢慢形成，這才是我們安全的保障。
想到這裏，我說，先給我去一次。那時候，「動L」，他們要錢了，兩億美元出場費﹗唯有讓現代集團給他們援助吧。這符合國家利益，又不是給金正日個人，違反國家安全法罷了，我也道歉了，怎能說是醜聞？誰都知道，韓國政客都比我貪。
不少人擔心人家會把訪問片段錄製後加很多特技，在國內播放，說韓國投誠什麼的，也不會遵守條約。結果國民出來一定罵我，根本沒有這種條約，證明簽字是假的﹗但大家怎不想想，自從《南北共同宣言》簽訂了，朝鮮每次撒野，都說我們違反宣言，可見宣言已是對他們的規範。他們對其他國家更野蠻。
我到了平壤，見到金正日。他蓬鬆的頭髮很黑﹗很亮﹗很柔﹗拍照時，他跟攝影師講﹕「拍的時候就拍！這個頭髮就是我的頭髮，不要再加特技上去，就是這樣子！」我方情報人員說，也許是一個香港明星推介他用一種洗髮水，用中藥的，又告訴他不要讓國家太亂才管。可是他近來掉頭髮了，不知是否每天還用？也難怪，金正日對明星、對香港澳門，一向情有獨鍾。
其實金正日這怪人挺理性的，沒有相傳的恐怖，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見了他也另眼相看。他以招牌髮型接待我們一行，不理會我們拿他開玩笑，看得出，他要和我建立私人關係，以便需要時打國民外交牌。畢竟，他的紅太陽是終身制，我這個總統總要下台，以後再當雙方的白手套，就方便了。說不定我死後，他還會派弔唁團來貓哭老鼠，讓我的繼任人接見呢。2001年，他不是也派人來弔唁給了他兩億美元的現代集團教父鄭周永？沒有陽光政策，哪有民間外交？
「肯定陽光政策是對韓國有利」
我身為總統，不可能每天都去朝鮮，後來2006年想再去，也沒有成行。但我還是建議我們金家班「三金」都去，其他官員也要去。現在呢，韓國人都可以到北方，家屬團聚了，我們的遊客和商人都走過邊境了。來！來！來！大家試試去！那裏是活化石，對遊客卻不是人間地獄。我要給國民看到，我去完之後是這樣子，你們去完之後，也是這樣子。死了那些，都是意外，沒事的。當大家不再恐懼北方，習慣了他們的奇特言行，他們再射導彈、說鬼話，社會也不會恐慌了。他們的核敲詐，有美國中國應付，我們毋須反應。否則韓國經濟老是受那群瘋子干擾，就算沒有金融風暴金融海嘯，也早垮了。
我一生坎坷，也許反腐不力，但肯定陽光政策是對韓國有利的。我們沒付出什麼，得到的無形價值是巨大的。可這不符合美日利益，鷹派也把我視為眼中釘。看吧，我死後，他們還會嘲笑我軟弱的，但沒有加特技，韓國怎麼硬得起來？我深信歷史是公正的。做了這事，沒有欺騙成分，起碼我覺得很舒服。
署名者﹕「金大中」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不少人批評我的陽光政策不實際，認為兩韓和東西德不能相提並論。其實，陽光政策從來不是為了統一。我不是明確說了嗎？韓國不會以任何形式試圖合併朝鮮，不會容忍朝鮮武力挑釁，但會主動尋求雙邊合作。憑朝鮮那點兒經濟實力，我們企業投資當地，哪有什麼看頭？只是這樣一來，他們加速腐敗，親南勢力慢慢形成，這才是我們安全的保障。
想到這裏，我說，先給我去一次。那時候，「動L」，他們要錢了，兩億美元出場費﹗唯有讓現代集團給他們援助吧。這符合國家利益，又不是給金正日個人，違反國家安全法罷了，我也道歉了，怎能說是醜聞？誰都知道，韓國政客都比我貪。
不少人擔心人家會把訪問片段錄製後加很多特技，在國內播放，說韓國投誠什麼的，也不會遵守條約。結果國民出來一定罵我，根本沒有這種條約，證明簽字是假的﹗但大家怎不想想，自從《南北共同宣言》簽訂了，朝鮮每次撒野，都說我們違反宣言，可見宣言已是對他們的規範。他們對其他國家更野蠻。
我到了平壤，見到金正日。他蓬鬆的頭髮很黑﹗很亮﹗很柔﹗拍照時，他跟攝影師講﹕「拍的時候就拍！這個頭髮就是我的頭髮，不要再加特技上去，就是這樣子！」我方情報人員說，也許是一個香港明星推介他用一種洗髮水，用中藥的，又告訴他不要讓國家太亂才管。可是他近來掉頭髮了，不知是否每天還用？也難怪，金正日對明星、對香港澳門，一向情有獨鍾。
其實金正日這怪人挺理性的，沒有相傳的恐怖，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見了他也另眼相看。他以招牌髮型接待我們一行，不理會我們拿他開玩笑，看得出，他要和我建立私人關係，以便需要時打國民外交牌。畢竟，他的紅太陽是終身制，我這個總統總要下台，以後再當雙方的白手套，就方便了。說不定我死後，他還會派弔唁團來貓哭老鼠，讓我的繼任人接見呢。2001年，他不是也派人來弔唁給了他兩億美元的現代集團教父鄭周永？沒有陽光政策，哪有民間外交？
「肯定陽光政策是對韓國有利」
我身為總統，不可能每天都去朝鮮，後來2006年想再去，也沒有成行。但我還是建議我們金家班「三金」都去，其他官員也要去。現在呢，韓國人都可以到北方，家屬團聚了，我們的遊客和商人都走過邊境了。來！來！來！大家試試去！那裏是活化石，對遊客卻不是人間地獄。我要給國民看到，我去完之後是這樣子，你們去完之後，也是這樣子。死了那些，都是意外，沒事的。當大家不再恐懼北方，習慣了他們的奇特言行，他們再射導彈、說鬼話，社會也不會恐慌了。他們的核敲詐，有美國中國應付，我們毋須反應。否則韓國經濟老是受那群瘋子干擾，就算沒有金融風暴金融海嘯，也早垮了。
我一生坎坷，也許反腐不力，但肯定陽光政策是對韓國有利的。我們沒付出什麼，得到的無形價值是巨大的。可這不符合美日利益，鷹派也把我視為眼中釘。看吧，我死後，他們還會嘲笑我軟弱的，但沒有加特技，韓國怎麼硬得起來？我深信歷史是公正的。做了這事，沒有欺騙成分，起碼我覺得很舒服。
署名者﹕「金大中」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8月17日星期一
假如《布殊傳》開拍續集……
【咫尺地球】早前美國左翼導演奧利華史東開拍了又一政治電影《W.》（布殊傳），趕在主角小布殊卸任前上畫，一度成了政圈話題。一如所料，導演自然不會對小布殊有什麼正面評價，但選擇的兩個主要描寫視角，還算得上頗有匠心﹕一是小布殊對父親的「俄迪浦斯情意結」，二是他被內閣各式野心家誤導，都帶出人性化的一面，沒有米高摩亞的電影那麼非黑即白。
然而在學術角度而言，為當代政治人物開拍電影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主要的相關資料都需要時間公開，而觀眾對剛發生的事又記憶猶新，令這類電影可能迅速過時。小布殊離職後，他治下8年的相關內幕開始為知情人士披露，這些資訊都能修正《W.》的立論。電影鎖定在小布殊首個任期終結的2004年落幕，但假如這變成2008年，又會如何？
兩屆任期轉變甚大
先說俄迪浦斯情意結。小布殊和父親前總統老布殊的政策和性格全然不同，自然是客觀事實。父親是東岸傳統精英，兒子自我包裝為南方牛仔；父親重視國際主義和外交操作，兒子以單邊主義出兵伊拉克；父親對極右勢力反感，兒子自稱受到神的感召。小布殊希望誇大自己和父親的不同，從而證明自己的獨立性，和超越從小到大都比自己更像精英的弟弟杰布，這也可以理解，畢竟這是不少豪門和富豪第二代的共同情結。然而若小布殊真的如電影那樣不斷公開表達對父親的不滿，則難以想像。事實上，在第二任期，他已開始懂得打「父親牌」，來彌補和中間派、溫和派的裂痕，老布殊的政治公關活動也頻繁了許多。例如老布殊和克林頓一起成立基金會巡迴賑災，對小布殊政府的形象有一定提升；老布殊時代的國務卿貝克重視多邊主義外交，在小布殊第二任期被重新重視，擔任了不少政府外交顧問工作，協助收拾伊拉克等爛攤子。2009年，布殊父子同台接受電視訪問，這是重新剖視俄迪浦斯情意結的材料。
再說強勢內閣。在《W.》，副總統切尼是頭號醜角，野心勃勃而攬權，背後對布殊父子都不大看得起；對比下，反對出兵伊拉克的前國務卿鮑威爾被描繪成在保守內閣力排眾議的英雄。上述情况就是屬實，在小布殊第二任期也改變了不少。特別是在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次長沃爾福威茨相繼離職後，小布殊的外交政策作出了一些妥協，也甚少再提「邪惡軸心」一類詞彙，反而多了嘗試調解以巴、印巴等衝突，以求和國際社會重建互信。在改變中，新任國務卿賴斯有獨特角色，但她在《W.》的形象，又是一個只會挑撥離間的潑婦。到了2008年，小布殊的外交政策已趨於中間路線，沒有了最初的強烈理想主義色彩，甚至引起他的早期保守主義支持者不滿。
續集恐平淡但展現人性
對這改變最有發言權的，莫過於切尼本人。讓學者興奮的是，切尼剛宣布撰寫回憶錄，並預言會在其中大力批評小布殊，原因就是因為他在第二任期被疏遠，及小布殊「對道德信仰的表現變得軟弱」。反過來說，布殊的獨立思考能力在第二任期似乎強化了不少，對民意的反彈更為着緊，「9．11」後無所顧忌的牛仔已不再。在戲劇角度而言，這樣的《W.》續集難免變得平淡，但這樣的改變卻同樣符合人性的展現。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然而在學術角度而言，為當代政治人物開拍電影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主要的相關資料都需要時間公開，而觀眾對剛發生的事又記憶猶新，令這類電影可能迅速過時。小布殊離職後，他治下8年的相關內幕開始為知情人士披露，這些資訊都能修正《W.》的立論。電影鎖定在小布殊首個任期終結的2004年落幕，但假如這變成2008年，又會如何？
兩屆任期轉變甚大
先說俄迪浦斯情意結。小布殊和父親前總統老布殊的政策和性格全然不同，自然是客觀事實。父親是東岸傳統精英，兒子自我包裝為南方牛仔；父親重視國際主義和外交操作，兒子以單邊主義出兵伊拉克；父親對極右勢力反感，兒子自稱受到神的感召。小布殊希望誇大自己和父親的不同，從而證明自己的獨立性，和超越從小到大都比自己更像精英的弟弟杰布，這也可以理解，畢竟這是不少豪門和富豪第二代的共同情結。然而若小布殊真的如電影那樣不斷公開表達對父親的不滿，則難以想像。事實上，在第二任期，他已開始懂得打「父親牌」，來彌補和中間派、溫和派的裂痕，老布殊的政治公關活動也頻繁了許多。例如老布殊和克林頓一起成立基金會巡迴賑災，對小布殊政府的形象有一定提升；老布殊時代的國務卿貝克重視多邊主義外交，在小布殊第二任期被重新重視，擔任了不少政府外交顧問工作，協助收拾伊拉克等爛攤子。2009年，布殊父子同台接受電視訪問，這是重新剖視俄迪浦斯情意結的材料。
再說強勢內閣。在《W.》，副總統切尼是頭號醜角，野心勃勃而攬權，背後對布殊父子都不大看得起；對比下，反對出兵伊拉克的前國務卿鮑威爾被描繪成在保守內閣力排眾議的英雄。上述情况就是屬實，在小布殊第二任期也改變了不少。特別是在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次長沃爾福威茨相繼離職後，小布殊的外交政策作出了一些妥協，也甚少再提「邪惡軸心」一類詞彙，反而多了嘗試調解以巴、印巴等衝突，以求和國際社會重建互信。在改變中，新任國務卿賴斯有獨特角色，但她在《W.》的形象，又是一個只會挑撥離間的潑婦。到了2008年，小布殊的外交政策已趨於中間路線，沒有了最初的強烈理想主義色彩，甚至引起他的早期保守主義支持者不滿。
續集恐平淡但展現人性
對這改變最有發言權的，莫過於切尼本人。讓學者興奮的是，切尼剛宣布撰寫回憶錄，並預言會在其中大力批評小布殊，原因就是因為他在第二任期被疏遠，及小布殊「對道德信仰的表現變得軟弱」。反過來說，布殊的獨立思考能力在第二任期似乎強化了不少，對民意的反彈更為着緊，「9．11」後無所顧忌的牛仔已不再。在戲劇角度而言，這樣的《W.》續集難免變得平淡，但這樣的改變卻同樣符合人性的展現。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8月10日星期一
「禁書」考﹕朝鮮急於繞過北京
【咫尺地球】朝鮮（北韓）在美國前總統斡旋下，釋放兩名在中國邊境捕獲的美籍東方人。在北韓國內宣傳，這自然又是偉大領袖金正日的又一偉大勝利。但對北京而言，在國家邊境被北韓弄走女記者、還要讓克林頓來調停，這無疑是大削面子，反映北韓宣稱「中國沒有什麼影響力」的信息，已由暗向明。事實上，無論在官方還是在民間，北京對北韓的不滿日益增加，到過北韓的內地官員難得有好說話。年前一份辦得相當優秀而有官方背景的內地刊物，因為發表了不正面報道北韓的文章，在壓力下被迫停刊，更令內地知識分子大為反感。
女記者風波 削華面子
與此同時，內地作家葉永烈的作品《解密朝鮮》也成了禁書。葉永烈以寫作文革人物傳奇而廣為人知，人脈甚廣，一直是擦邊球專家，他到北韓旅遊回來後寫成此書，坦白說，尖刻程度已不及我們從北韓回來後寫的見聞隨筆，不過命運一樣，也受到北韓警告。他的書經刪剪後原來也能在內地出版，後來則被乾脆禁掉，最後他把原稿送到香港出版。
只要仔細分辨原版和內地刪剪版的分別，當能發現一切「有問題」的內容，都是關於北京和北韓關係的。對此我們不得不會心微笑，例如﹕
內地禁書揭中朝秘聞
◆「朝鮮戰爭真相解密」﹕這段講述當年北韓如何依靠中國、蘇聯如何設局、中國如何浪費人力物力在北韓，並特別揭露北韓如何嫁禍南韓開第一槍，諷刺北韓一貫自欺欺人和今天的忘恩負義。整段刪掉。
◆「課本中的領袖神話」﹕這段引述北韓教科書講述韓戰的官方故事，內容不但講述金日成指揮中朝聯軍，更說他親自用步槍打下美國飛機。事實是當時連北韓軍隊也是由彭德懷指揮。整段以詢問是否修改《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條約》作結，並斷言條約的友好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整段刪掉。
◆「偉大領袖的一天」﹕引述北韓官方如何宣傳偉大領袖金正日一天到晚勤政愛民的起居生活。令人不解的是，整段完全是引述北韓神話，但還是刪掉。
◆「中韓建交使金氏父子大怒」﹕講述中國和南韓建交前後北韓的反應，認為這是中朝關係惡化關鍵之一，並介紹了北韓從此有打台灣牌的企圖。整段刪掉。
◆「朝鮮反對北京申奧之謎」﹕講述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失敗，關鍵的一票反對票極可能來自北韓。整段刪掉。
◆「朝鮮也要辦經濟特區」﹕這段前半被基本保留，但講及北韓新義州特首楊斌被中國拘捕開始就被刪掉，至於諷刺北韓沒有條件搞特區的小結更是必須移走。
◆「驚天動地的意外」﹕講述金正日某次秘密訪華後，乘火車回國途中遇上爆炸，至今未能確定是意外還是謀殺。整段刪掉。
◆「強烈的仇美情緒」、「饑饉的國度」、「這裏與時尚無緣」、「處於與世隔絕狀態」、「接班人之謎」﹕如題，整段刪掉。
◆「為了面子的面子工程」﹕只保留極少，特別刪掉一段引述外國記者見聞，包括揭發北韓商店「顧客」都是演員等。
◆「出境時的嚴格搜查」﹕講述作者過關回國時如何被北韓留難，以及中國旅客如何反彈、背後如何諷刺北韓。整段刪掉。
金正日訪華遇暗殺留懸念
換句話說，這本書在內地出版時，已被刪掉一半內容，但後來還是被禁。其實就是那些被刪掉的內容，本身也隱去了不少關鍵，例如金正日訪華後被暗殺一段就特別有懸念。只要把這一半被刪掉的內容結合，基本上，就是了解中朝關係為什麼可能破裂的簡史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女記者風波 削華面子
與此同時，內地作家葉永烈的作品《解密朝鮮》也成了禁書。葉永烈以寫作文革人物傳奇而廣為人知，人脈甚廣，一直是擦邊球專家，他到北韓旅遊回來後寫成此書，坦白說，尖刻程度已不及我們從北韓回來後寫的見聞隨筆，不過命運一樣，也受到北韓警告。他的書經刪剪後原來也能在內地出版，後來則被乾脆禁掉，最後他把原稿送到香港出版。
只要仔細分辨原版和內地刪剪版的分別，當能發現一切「有問題」的內容，都是關於北京和北韓關係的。對此我們不得不會心微笑，例如﹕
內地禁書揭中朝秘聞
◆「朝鮮戰爭真相解密」﹕這段講述當年北韓如何依靠中國、蘇聯如何設局、中國如何浪費人力物力在北韓，並特別揭露北韓如何嫁禍南韓開第一槍，諷刺北韓一貫自欺欺人和今天的忘恩負義。整段刪掉。
◆「課本中的領袖神話」﹕這段引述北韓教科書講述韓戰的官方故事，內容不但講述金日成指揮中朝聯軍，更說他親自用步槍打下美國飛機。事實是當時連北韓軍隊也是由彭德懷指揮。整段以詢問是否修改《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條約》作結，並斷言條約的友好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整段刪掉。
◆「偉大領袖的一天」﹕引述北韓官方如何宣傳偉大領袖金正日一天到晚勤政愛民的起居生活。令人不解的是，整段完全是引述北韓神話，但還是刪掉。
◆「中韓建交使金氏父子大怒」﹕講述中國和南韓建交前後北韓的反應，認為這是中朝關係惡化關鍵之一，並介紹了北韓從此有打台灣牌的企圖。整段刪掉。
◆「朝鮮反對北京申奧之謎」﹕講述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失敗，關鍵的一票反對票極可能來自北韓。整段刪掉。
◆「朝鮮也要辦經濟特區」﹕這段前半被基本保留，但講及北韓新義州特首楊斌被中國拘捕開始就被刪掉，至於諷刺北韓沒有條件搞特區的小結更是必須移走。
◆「驚天動地的意外」﹕講述金正日某次秘密訪華後，乘火車回國途中遇上爆炸，至今未能確定是意外還是謀殺。整段刪掉。
◆「強烈的仇美情緒」、「饑饉的國度」、「這裏與時尚無緣」、「處於與世隔絕狀態」、「接班人之謎」﹕如題，整段刪掉。
◆「為了面子的面子工程」﹕只保留極少，特別刪掉一段引述外國記者見聞，包括揭發北韓商店「顧客」都是演員等。
◆「出境時的嚴格搜查」﹕講述作者過關回國時如何被北韓留難，以及中國旅客如何反彈、背後如何諷刺北韓。整段刪掉。
金正日訪華遇暗殺留懸念
換句話說，這本書在內地出版時，已被刪掉一半內容，但後來還是被禁。其實就是那些被刪掉的內容，本身也隱去了不少關鍵，例如金正日訪華後被暗殺一段就特別有懸念。只要把這一半被刪掉的內容結合，基本上，就是了解中朝關係為什麼可能破裂的簡史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8月3日星期一
非洲元老之死 （下篇）
【咫尺地球】本欄剛談及非洲元老加蓬總統邦戈之死後不久，該國執政黨一如所料，提名邦戈的兒子為接班人。有論者認為邦戈在位時間長、擔任法國代言人、利用小國優勢當非洲調解員等，並沒有什麼特別，其他非洲獨裁者都可能做到。但他能夠享有元老身分，自然有其獨特之處，為此我們應該進一步補充剖析。
先說在位時間長。非洲原來確實有一整批長期在位的總統，他們以不同名目行一黨專政之實，不少原來都是領導國家獨立的民族英雄，聲望甚高，學術界有專有名詞，稱他們為「恐龍」。但這批恐龍到了1990年代紛紛絕種，客觀背景是冷戰結束後，西方改變從前政策，強烈要求非洲各國加速民主進程，主觀背景則是他們在位日久，各種管治毛病叢生，哪怕群眾當他們是國父，也希望求變。這段時期下台的獨裁者甚多，包括貝寧的克雷庫、馬拉維的班達、扎伊爾的蒙博托、贊比亞的卡翁達等，特別是卡翁達素有國際清譽，一度有力問鼎諾貝爾和平獎，其下台特別讓人意外。
主動召國民大會先發制人
在法語非洲各國，民主化進程一般由政府被迫召開國民代表大會開始，讓各派人物討論協商，過程中，現任總統一般難逃倒台。但邦戈是個例外﹕他沒有動用軍隊，也真的召開了國民代表大會，卻能繼續任期至死，因為他洞悉先機，在西方施壓前主動開會，反對派還不知道這是機會，為得到顧問角色沾沾自喜，會議就勝利結束。此後邦戈懂得民主遊戲，執政更順利。
再說法國代言人。法國無疑與不少非洲前殖民地維持緊密關係，無論是非洲法郎還是法國駐軍，都讓這些非洲國家逃不出巴黎掌握。論重要性，阿爾及利亞、科特迪瓦等都比加蓬高得多。但邦戈是少數非洲元首能與法國總統平起平坐的特例。當然，歷來都有法語非洲領袖視自己為法國人，著名例子是以食人肉馳名的中非暴君博卡薩一世，他曾在法國軍隊服役、得過不少法國勛章，自認代表法國在中非執政，曾因對法國學生示威看不過眼，而請纓提一師中非雄師回「本國」「平暴」。但博卡薩之流最終還是被法國拋棄，法國領袖也不會把他的「政見」當回事，但邦戈可不同，他和數代法國政治頭目人物都有私交。例如希拉克當選總統後不久，和邦戈進行密談，邦戈居然提出了一份建議法國內閣成員名單予希拉克「參考」；數年後，邦戈對記者透露，他的名單先後有12人擔任了部長。這樣「干涉內政」，在小國領袖對大國身上極少發生，大國領袖加諸小國則極少宣之於口。
派部長「尋根」 大打中國牌
最後，還有外交眼光。早於1990年代中國還未重返非洲時，邦戈就發現要打中國牌。他晚年的外交部長尚平有華裔血統，就成了加蓬的秘密武器。有回尚平代表加蓬到中國訪問，花了大量時間搞「尋根」，宣傳效益甚大，鎖定了「首名非洲華人外交部長」這個歷史身分，北京自此牢牢記住了這個國家。沒有邦戈的首肯和鼓勵，他的部長怎能在官方活動尋根？此後，不會說中文的尚平入鄉隨俗，沒有讓鄉里失望，把他們紛紛帶到加蓬經商致富，是為有非洲特色的改革開放。當法國還以為加蓬對自己忠心耿耿，邦戈卻成了中國上賓，先後十多次訪華，他器重的尚平也成了非盟委員會主席。後來其他非洲元首紛紛往北京朝聖，但都不及邦戈的親情牌那樣符合中國國情。邦戈的兒子有沒有父親那種政治能力（和狡猾），就得走着瞧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先說在位時間長。非洲原來確實有一整批長期在位的總統，他們以不同名目行一黨專政之實，不少原來都是領導國家獨立的民族英雄，聲望甚高，學術界有專有名詞，稱他們為「恐龍」。但這批恐龍到了1990年代紛紛絕種，客觀背景是冷戰結束後，西方改變從前政策，強烈要求非洲各國加速民主進程，主觀背景則是他們在位日久，各種管治毛病叢生，哪怕群眾當他們是國父，也希望求變。這段時期下台的獨裁者甚多，包括貝寧的克雷庫、馬拉維的班達、扎伊爾的蒙博托、贊比亞的卡翁達等，特別是卡翁達素有國際清譽，一度有力問鼎諾貝爾和平獎，其下台特別讓人意外。
主動召國民大會先發制人
在法語非洲各國，民主化進程一般由政府被迫召開國民代表大會開始，讓各派人物討論協商，過程中，現任總統一般難逃倒台。但邦戈是個例外﹕他沒有動用軍隊，也真的召開了國民代表大會，卻能繼續任期至死，因為他洞悉先機，在西方施壓前主動開會，反對派還不知道這是機會，為得到顧問角色沾沾自喜，會議就勝利結束。此後邦戈懂得民主遊戲，執政更順利。
再說法國代言人。法國無疑與不少非洲前殖民地維持緊密關係，無論是非洲法郎還是法國駐軍，都讓這些非洲國家逃不出巴黎掌握。論重要性，阿爾及利亞、科特迪瓦等都比加蓬高得多。但邦戈是少數非洲元首能與法國總統平起平坐的特例。當然，歷來都有法語非洲領袖視自己為法國人，著名例子是以食人肉馳名的中非暴君博卡薩一世，他曾在法國軍隊服役、得過不少法國勛章，自認代表法國在中非執政，曾因對法國學生示威看不過眼，而請纓提一師中非雄師回「本國」「平暴」。但博卡薩之流最終還是被法國拋棄，法國領袖也不會把他的「政見」當回事，但邦戈可不同，他和數代法國政治頭目人物都有私交。例如希拉克當選總統後不久，和邦戈進行密談，邦戈居然提出了一份建議法國內閣成員名單予希拉克「參考」；數年後，邦戈對記者透露，他的名單先後有12人擔任了部長。這樣「干涉內政」，在小國領袖對大國身上極少發生，大國領袖加諸小國則極少宣之於口。
派部長「尋根」 大打中國牌
最後，還有外交眼光。早於1990年代中國還未重返非洲時，邦戈就發現要打中國牌。他晚年的外交部長尚平有華裔血統，就成了加蓬的秘密武器。有回尚平代表加蓬到中國訪問，花了大量時間搞「尋根」，宣傳效益甚大，鎖定了「首名非洲華人外交部長」這個歷史身分，北京自此牢牢記住了這個國家。沒有邦戈的首肯和鼓勵，他的部長怎能在官方活動尋根？此後，不會說中文的尚平入鄉隨俗，沒有讓鄉里失望，把他們紛紛帶到加蓬經商致富，是為有非洲特色的改革開放。當法國還以為加蓬對自己忠心耿耿，邦戈卻成了中國上賓，先後十多次訪華，他器重的尚平也成了非盟委員會主席。後來其他非洲元首紛紛往北京朝聖，但都不及邦戈的親情牌那樣符合中國國情。邦戈的兒子有沒有父親那種政治能力（和狡猾），就得走着瞧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7月27日星期一
旗幟學考﹕以特區政府醫療中心為例
【咫尺地球】在國際關係系譜有一門「旗幟學」（Vexillology），由歷史、政治、文化等內容組成。筆者早前在特區政府一個涉及醫療和國際的中心，看見那裏懸掛了一幅連國旗的世界地圖，大概是從書店買來的。那些國旗不但來自獨立國家，還包括一些自治區和殖民地。如此有國際視野無疑值得嘉許，但其陳列方式卻犯了不少旗幟學的毛病。
假如有內地遊客到那裏，定然驚訝於特區政府下轄的中心，會同時並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署名是「中華民國（台灣）」的旗。就是不談政治正確與否的問題，技術上這也有違旗幟學常識。當然由於那幅地圖也有香港和澳門特區旗，沒有台灣也是奇怪的，它們並列是亞運、東亞運的規矩——不過，台灣在彼被稱為「中華台北」，旗幟也不是青天白日旗。要是印上中華民國國旗而稱之為「台灣地區」，台灣遊客則恐怕不自在。因此一般政府機關為免麻煩，多只會貼上聯合國會員國的旗幟（或官方版本），那樣一切可解釋而不會被上綱上線。
要是地圖列出「中華民國（台灣）」，因為這是提出擁有主權、不獲國際廣泛承認、卻又有一些國家承認的案例，根據同一原則，同一地圖則不該沒有科索沃、南奧塞梯、阿布哈茲等國旗。科索沃得到數十國家承認，比台灣更多，自不待言；從格魯吉亞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南、阿兩國，除了得到俄羅斯承認，也得到中美洲尼加拉瓜承認。此外，有一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雖然只有土耳其承認其獨立，但也在和一些歐盟國家建立更緊密關係，似乎外交突破可期。在國際關係倫理，台灣和上述案例是同類的，更著名的還有巴勒斯坦、西薩哈拉等。為免跌入承認哪個、不承認哪個的政治問題，要麼跟隨官方名單，一概不列入，要麼以「學術」為名列出所有，這是較謹慎的做法。
那地圖附上不少英國殖民地的旗幟，似乎港人對這類旗還有感情，可是對其他國家之下擁有「次主權」身分的地區卻多有遺漏。例如丹麥有格陵蘭和法羅群島兩個自治區，前者剛擴大自治權，重要性比那些英屬小島大得多。芬蘭也有自治區阿蘭群島（Aland Islands），不但被國際認可為高度自治區，還發行自己的郵票、有自己的航空公司、是「北歐理事會」獨立成員，身分和香港差不多，卻同樣沒有出現在這幅特區中心的地圖。
官方地圖旗幟 顯示主權認可取態
北京對哪些是官方認可的主權國家自然有指引，除了聯合國會員國外，也有自己的加減。十多年前，要分辨一幅「世界國旗圖」是否中國官方認可，可以留意三面一般西方地圖沒有的旗﹕東帝汶、錫金、巴勒斯坦。中國和不少阿拉伯國家一樣，和巴勒斯坦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卻沒有承認西薩哈拉獨立），一般官方版本都不會漏掉巴勒斯坦，這是中國爭取阿拉伯友誼的姿態。在東帝汶未脫離印尼獨立前，中國就不承認它是印尼一部分，雖然有時沒有附上旗幟，但也不會視之為印尼一省。錫金則最有趣，它被印度在 1975年吞併，中國一直承認它獨立，成了全球最後一個承認錫金的國家，在官方「各國概况」，錫金依然被當成一國；直到2003年中印簽訂新邊境協議，北京才承認印度對錫金擁有主權，以換取印度對西藏問題的讓步，此後錫金國旗才在中國官方地圖消失。為了真正與國際接軌，特區政府對旗幟學還是應研究一二，懸掛萬國旗的態度不能太輕率。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假如有內地遊客到那裏，定然驚訝於特區政府下轄的中心，會同時並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署名是「中華民國（台灣）」的旗。就是不談政治正確與否的問題，技術上這也有違旗幟學常識。當然由於那幅地圖也有香港和澳門特區旗，沒有台灣也是奇怪的，它們並列是亞運、東亞運的規矩——不過，台灣在彼被稱為「中華台北」，旗幟也不是青天白日旗。要是印上中華民國國旗而稱之為「台灣地區」，台灣遊客則恐怕不自在。因此一般政府機關為免麻煩，多只會貼上聯合國會員國的旗幟（或官方版本），那樣一切可解釋而不會被上綱上線。
要是地圖列出「中華民國（台灣）」，因為這是提出擁有主權、不獲國際廣泛承認、卻又有一些國家承認的案例，根據同一原則，同一地圖則不該沒有科索沃、南奧塞梯、阿布哈茲等國旗。科索沃得到數十國家承認，比台灣更多，自不待言；從格魯吉亞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南、阿兩國，除了得到俄羅斯承認，也得到中美洲尼加拉瓜承認。此外，有一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雖然只有土耳其承認其獨立，但也在和一些歐盟國家建立更緊密關係，似乎外交突破可期。在國際關係倫理，台灣和上述案例是同類的，更著名的還有巴勒斯坦、西薩哈拉等。為免跌入承認哪個、不承認哪個的政治問題，要麼跟隨官方名單，一概不列入，要麼以「學術」為名列出所有，這是較謹慎的做法。
那地圖附上不少英國殖民地的旗幟，似乎港人對這類旗還有感情，可是對其他國家之下擁有「次主權」身分的地區卻多有遺漏。例如丹麥有格陵蘭和法羅群島兩個自治區，前者剛擴大自治權，重要性比那些英屬小島大得多。芬蘭也有自治區阿蘭群島（Aland Islands），不但被國際認可為高度自治區，還發行自己的郵票、有自己的航空公司、是「北歐理事會」獨立成員，身分和香港差不多，卻同樣沒有出現在這幅特區中心的地圖。
官方地圖旗幟 顯示主權認可取態
北京對哪些是官方認可的主權國家自然有指引，除了聯合國會員國外，也有自己的加減。十多年前，要分辨一幅「世界國旗圖」是否中國官方認可，可以留意三面一般西方地圖沒有的旗﹕東帝汶、錫金、巴勒斯坦。中國和不少阿拉伯國家一樣，和巴勒斯坦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卻沒有承認西薩哈拉獨立），一般官方版本都不會漏掉巴勒斯坦，這是中國爭取阿拉伯友誼的姿態。在東帝汶未脫離印尼獨立前，中國就不承認它是印尼一部分，雖然有時沒有附上旗幟，但也不會視之為印尼一省。錫金則最有趣，它被印度在 1975年吞併，中國一直承認它獨立，成了全球最後一個承認錫金的國家，在官方「各國概况」，錫金依然被當成一國；直到2003年中印簽訂新邊境協議，北京才承認印度對錫金擁有主權，以換取印度對西藏問題的讓步，此後錫金國旗才在中國官方地圖消失。為了真正與國際接軌，特區政府對旗幟學還是應研究一二，懸掛萬國旗的態度不能太輕率。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7月20日星期一
通識教育之「Facebook國際領袖版」
【咫尺地球】特區推行通識教育，不少出版商視之為商機。其實有趣教材可以順手拈來，例如雜誌《The Atlantic》編輯Sage Stossel早前製造了一個玩票性質的「Facebook國際領袖版」，如此通識創意值得我們參考。這頁Facebook對話內容包括﹕
「金正日剛發射導彈」﹕這刊登在Facebook的個人活動欄目，一般用法是「我剛到了北京」、「我剛吃過大餐」等，諷刺金正日發射導彈只是家常便飯。
「金正日更換了個人照片」﹕新照片是電影《反恐戰隊》的卡通版金正日造型，這是他在美國的流行形象，而這位北韓領袖也是美國時事節目最喜歡惡搞的對象之一。
「穆沙拉夫加入了『被推翻領袖反對政變』群組」﹕群組是Facebook用戶可隨意設立的網絡，穆沙拉夫原來是巴基斯坦軍事強人，曾是美國反恐重要盟友，去年受內外壓力下台，國際社會視之為民主化過程，他心裏則認為是針對他個人的政變。
「薩爾科齊要求金馬倫從相簿移除太太裸照」/「薩爾科齊要求卡達菲從相簿移除太太裸照」﹕法國總統薩爾科齊是著名花花公子，兩年前離婚、去年再和名模布魯尼（Carla Bruni）結婚，新夫人的裸照事後流出，歐洲各國不少網民都有存檔。這裏一方面說裸照流傳範圍之廣，由英國到利比亞領袖都有收藏﹔另一方面反映利比亞和西方正急速改善關係，法國正是最力主和卡達菲關係正常化的國家之一。
「查維斯和胡錦濤成為朋友」﹕去年9月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訪華，其間自稱「毛澤東主義信徒」，大讚中國對抗衡美國的貢獻，兩國同時簽訂連串合作協議，令美國一度十分緊張。
「普京正處理國家預算」，然後梅德韋杰夫回應「你在哪裏？我可以參與嗎？」﹕這諷刺普京雖然任滿俄羅斯總統，但改任總理的他依然大權獨攬，經常越俎代庖，包括去年出兵格魯吉亞在內的重大政策都是他說了算，新總統梅德韋杰夫被視為傀儡，這也是國際社會對他的觀感。
「默克爾夫人將出席G8峰會」，克林頓回覆「到時見」，希拉里則再回覆「我想不能了」﹕克林頓剛被聯合國以年薪1美元委任為「海地問題特使」，似乎不大可能出席G8峰會，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夫人見面；希拉里反而有資格出席G8外長會，可見二人權力已顛倒（不過她剛因骨折而缺席會議）。
「埃利安被tag在勞爾．卡斯特羅的新年聯歡會相簿」﹕古巴小孩埃利安是2000年風雲人物，當時6歲的他隨家人偷渡美國，事件變成兩國外交風波，最後他獲准回古巴，卡斯特羅兄弟視之為外交勝利。
「艾哈邁迪內賈德剛在網絡刊登濃縮鈾廣告」﹕這位伊朗總統希望製造核武的意欲，令他成為西方針對的對象，他則自稱只打算把核技術用於和平用途。無論如何，伊朗的核計劃未有北韓成功，因此他才要登廣告，這類資訊也是Facebook一大功能。
「相關群組﹕聯合國安理會、北約、邪惡軸心聊天室、當我小時冥王星是一個行星」﹕這說明這些領袖雖然來自不同陣營，但都有同一世代的回憶，例如冥王星被除名，就是少有世界各國都有共同記憶的事……
這類Facebook設計誰都可以做，但背後需要理順的國際關係常識卻不簡單，而內裏展現的幽默感，也是香港教科書談及社會科學時相對缺乏的。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金正日剛發射導彈」﹕這刊登在Facebook的個人活動欄目，一般用法是「我剛到了北京」、「我剛吃過大餐」等，諷刺金正日發射導彈只是家常便飯。
「金正日更換了個人照片」﹕新照片是電影《反恐戰隊》的卡通版金正日造型，這是他在美國的流行形象，而這位北韓領袖也是美國時事節目最喜歡惡搞的對象之一。
「穆沙拉夫加入了『被推翻領袖反對政變』群組」﹕群組是Facebook用戶可隨意設立的網絡，穆沙拉夫原來是巴基斯坦軍事強人，曾是美國反恐重要盟友，去年受內外壓力下台，國際社會視之為民主化過程，他心裏則認為是針對他個人的政變。
「薩爾科齊要求金馬倫從相簿移除太太裸照」/「薩爾科齊要求卡達菲從相簿移除太太裸照」﹕法國總統薩爾科齊是著名花花公子，兩年前離婚、去年再和名模布魯尼（Carla Bruni）結婚，新夫人的裸照事後流出，歐洲各國不少網民都有存檔。這裏一方面說裸照流傳範圍之廣，由英國到利比亞領袖都有收藏﹔另一方面反映利比亞和西方正急速改善關係，法國正是最力主和卡達菲關係正常化的國家之一。
「查維斯和胡錦濤成為朋友」﹕去年9月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訪華，其間自稱「毛澤東主義信徒」，大讚中國對抗衡美國的貢獻，兩國同時簽訂連串合作協議，令美國一度十分緊張。
「普京正處理國家預算」，然後梅德韋杰夫回應「你在哪裏？我可以參與嗎？」﹕這諷刺普京雖然任滿俄羅斯總統，但改任總理的他依然大權獨攬，經常越俎代庖，包括去年出兵格魯吉亞在內的重大政策都是他說了算，新總統梅德韋杰夫被視為傀儡，這也是國際社會對他的觀感。
「默克爾夫人將出席G8峰會」，克林頓回覆「到時見」，希拉里則再回覆「我想不能了」﹕克林頓剛被聯合國以年薪1美元委任為「海地問題特使」，似乎不大可能出席G8峰會，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夫人見面；希拉里反而有資格出席G8外長會，可見二人權力已顛倒（不過她剛因骨折而缺席會議）。
「埃利安被tag在勞爾．卡斯特羅的新年聯歡會相簿」﹕古巴小孩埃利安是2000年風雲人物，當時6歲的他隨家人偷渡美國，事件變成兩國外交風波，最後他獲准回古巴，卡斯特羅兄弟視之為外交勝利。
「艾哈邁迪內賈德剛在網絡刊登濃縮鈾廣告」﹕這位伊朗總統希望製造核武的意欲，令他成為西方針對的對象，他則自稱只打算把核技術用於和平用途。無論如何，伊朗的核計劃未有北韓成功，因此他才要登廣告，這類資訊也是Facebook一大功能。
「相關群組﹕聯合國安理會、北約、邪惡軸心聊天室、當我小時冥王星是一個行星」﹕這說明這些領袖雖然來自不同陣營，但都有同一世代的回憶，例如冥王星被除名，就是少有世界各國都有共同記憶的事……
這類Facebook設計誰都可以做，但背後需要理順的國際關係常識卻不簡單，而內裏展現的幽默感，也是香港教科書談及社會科學時相對缺乏的。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7月13日星期一
非洲元老之死
【咫尺地球】上月非洲國家加蓬「萬年總統」邦戈病逝，享年74歲。這在香港不是什麼新聞，但邦戈在非洲也算是舉足輕重，代表了整個時代，對非洲文化建構有一定影響，值得我們注意。
另類調解員 遲到有學問
邦戈上台於1967年，前後在位43年，在生時是非洲在位最長領袖。在非洲，年資依然是總統的資本，邦戈的超級元老地位近年就愈來愈重要。例如在 2005年，在位38年的多哥總統去世，他的兒子在軍隊擁戴下繼位，被指為實質政變。後來邦戈以元老身分調解，勸告這個兒子還政於民、參加民主選舉，暗示只要如此這般，他就會當選，結果皆大歡喜。這類富非洲特色的調解經常出現，邦戈以小國領袖身分參與國際事務，就是建基於這傳統，就像當年歐洲王室之間多有密切聯繫，邦戈和上一代非洲領導人之間的世交關係，也令非洲上層社會構築了一個關係網。因此，每逢非洲各國舉行峰會，邦戈例必遲到、或乾脆派副手出席，顯示自己的超然地位。這個「遲到權」在非洲以外也廣為人知，例如他親自出席2006年的北京中非論壇峰會、還故意早到數分鐘，就被內地媒體專門歌頌，認為是給足中國面子。
「法國代言人」地位超然
邦戈在國際舞台的另一角色，是擔任法國在非洲的代言人，這令他的說話分量大增。法國曾在非洲擁有大片殖民地，不少非洲領袖都和法國存在特殊關係，例如以食人肉馳名的前中非皇帝博卡薩，就至死對法國忠心耿耿。前法屬非洲當中盛產石油、國民生活水平相對好一點的，不得不數加蓬。由於邦戈將大量石油收入投資在法國、賄賂法國官員，法國則為邦戈的獨裁提供道義保護，這讓不少非洲獨裁者暗中對巴黎的「彈性」另眼相看。邦戈經常成為法國貴賓，這次他的國葬，現任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前任總統希拉克都親自出席，這樣的「地位」，是美國、中國在非洲的代言人難以得到的。而美國、中國要培養類似代言人，從內到外都完全認同本國，也是難以辦到的。
非正式威權幻變成制度
獨裁者在非洲自然為數不少，但邦戈成功之處，是他有意識地慢慢把非正式威權，變成制度化的影響力。例如他推出了一個「調解主義」，主張在法治、民主和人治（他口中的「德治」）之外維持超然的調解身分，因此設立了「共和國調解員」職位，這開始為其他非洲國家效法，令他有理論傳世。又如他在去年全力支持加蓬那位華裔外長尚平競選非盟委員會（後改稱非洲行政局）主席，最終尚平以超過三分之二高票當選，被視為加蓬這個小國的大勝。假如不是他的貪污嫌疑着迹、對美國太不賣帳，邦戈也許可以作為「非洲李光耀」，在自己的世界內音容永在。
不少西方評論相信加蓬上述「成就」十分片面，只有精英階層才享受到，也未真正制度化起來。希望進入加蓬的美國特別努力貶低邦戈，來削弱法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正在重新走進非洲的中國，則會加緊利用尚平的華裔血統拉關係。究竟邦戈繼承人能否同時繼承他的「非洲王室」身分、法國代言角色、調解主義釋法權，以及最重要的石油控制權？對加蓬繼續親法，法國政府信心十足，因為它對非洲盟友政權更迭從來有一個假定﹕除了年齡，沒有什麼是不能繼承的。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另類調解員 遲到有學問
邦戈上台於1967年，前後在位43年，在生時是非洲在位最長領袖。在非洲，年資依然是總統的資本，邦戈的超級元老地位近年就愈來愈重要。例如在 2005年，在位38年的多哥總統去世，他的兒子在軍隊擁戴下繼位，被指為實質政變。後來邦戈以元老身分調解，勸告這個兒子還政於民、參加民主選舉，暗示只要如此這般，他就會當選，結果皆大歡喜。這類富非洲特色的調解經常出現，邦戈以小國領袖身分參與國際事務，就是建基於這傳統，就像當年歐洲王室之間多有密切聯繫，邦戈和上一代非洲領導人之間的世交關係，也令非洲上層社會構築了一個關係網。因此，每逢非洲各國舉行峰會，邦戈例必遲到、或乾脆派副手出席，顯示自己的超然地位。這個「遲到權」在非洲以外也廣為人知，例如他親自出席2006年的北京中非論壇峰會、還故意早到數分鐘，就被內地媒體專門歌頌，認為是給足中國面子。
「法國代言人」地位超然
邦戈在國際舞台的另一角色，是擔任法國在非洲的代言人，這令他的說話分量大增。法國曾在非洲擁有大片殖民地，不少非洲領袖都和法國存在特殊關係，例如以食人肉馳名的前中非皇帝博卡薩，就至死對法國忠心耿耿。前法屬非洲當中盛產石油、國民生活水平相對好一點的，不得不數加蓬。由於邦戈將大量石油收入投資在法國、賄賂法國官員，法國則為邦戈的獨裁提供道義保護，這讓不少非洲獨裁者暗中對巴黎的「彈性」另眼相看。邦戈經常成為法國貴賓，這次他的國葬，現任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前任總統希拉克都親自出席，這樣的「地位」，是美國、中國在非洲的代言人難以得到的。而美國、中國要培養類似代言人，從內到外都完全認同本國，也是難以辦到的。
非正式威權幻變成制度
獨裁者在非洲自然為數不少，但邦戈成功之處，是他有意識地慢慢把非正式威權，變成制度化的影響力。例如他推出了一個「調解主義」，主張在法治、民主和人治（他口中的「德治」）之外維持超然的調解身分，因此設立了「共和國調解員」職位，這開始為其他非洲國家效法，令他有理論傳世。又如他在去年全力支持加蓬那位華裔外長尚平競選非盟委員會（後改稱非洲行政局）主席，最終尚平以超過三分之二高票當選，被視為加蓬這個小國的大勝。假如不是他的貪污嫌疑着迹、對美國太不賣帳，邦戈也許可以作為「非洲李光耀」，在自己的世界內音容永在。
不少西方評論相信加蓬上述「成就」十分片面，只有精英階層才享受到，也未真正制度化起來。希望進入加蓬的美國特別努力貶低邦戈，來削弱法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正在重新走進非洲的中國，則會加緊利用尚平的華裔血統拉關係。究竟邦戈繼承人能否同時繼承他的「非洲王室」身分、法國代言角色、調解主義釋法權，以及最重要的石油控制權？對加蓬繼續親法，法國政府信心十足，因為它對非洲盟友政權更迭從來有一個假定﹕除了年齡，沒有什麼是不能繼承的。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7月6日星期一
中美洲外交投機﹕阿布哈茲與滿洲國
【咫尺地球】中美洲國家洪都拉斯發生政變，臨時政府宣布退出美洲國家組織。這類新聞對香港而言似乎過分遙遠，畢竟中美洲在國際政治舞台的重要性相對不高，港人難得關注。其實中美洲各國的外交政策別具特色，有時相當出人意表，例如當地是台北外交最後堡壘、多和中華民國建交，就是典型例子。其他具戲劇性的中美洲外交例子還有不少。
第2個與阿布哈茲建交的國家﹕尼加拉瓜
年前，俄羅斯宣布承認分裂自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兩國獨立，作為對西方單方面承認科索沃獨立的報復。這「兩國」政權強烈親俄，普遍被當成是莫斯科的傀儡。月前俄國總統梅德韋杰夫和「兩國」領導人簽署共同保衛邊界協議，更被西方視為挑釁。然而俄羅斯並非全球唯一承認這「兩國」的國家，還有一國與它們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這並非俄羅斯多次要求的白俄或哈薩克，而是遠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不惜開罪強鄰美國，作出如此政治投機，有其獨特考慮。現任尼加拉瓜總統奧特加是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那是前蘇聯支持的左翼游擊隊，他曾在1985-1990年擔任總統，對左翼思想依然鍾情。2007年他通過選舉重新上台，希望局部脫離美國影響、與俄羅斯建立更緊密關係，承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成了他的效忠方式。他一廂情願飾演俄羅斯老朋友的角色，不單為了意識形態原因和獲得經濟軍事援助，更希望俄羅斯投資興建尼加拉瓜大運河，這可是該國多年夢想，奧特加明白就是如何親美，美國也不可能協助尼加拉瓜取代巴拿馬運河的地位。
第2個與滿洲國建交的國家﹕薩爾瓦多
這案例教人想起70多年前的尼加拉瓜鄰國薩爾瓦多。當時日本建立滿洲國，國聯不予支持，東京苦苦尋求國際承認，最後終找到第2個與滿洲國政權建交的國家。這國家出乎世界意料，就是薩爾瓦多。薩爾瓦多當時的總統馬丁尼斯是法西斯獨裁者，曾鐵腕鎮壓農民起義，卻通過高壓帶來短暫的經濟繁榮。他的上台獲得美國全力支持(美國從來有支持右翼獨裁者的傳統)，事實上，在30年代，美國同情法西斯的勢力亦有不少。但馬丁尼斯希望多走一步，成為中美洲法西斯堡壘，不但率先承認滿洲國，也搶在德國和意大利之前，承認西班牙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薩爾瓦多承認滿洲國後，雖然沒有從日本得到多少好處，卻獲德國賞識，希特勒後來派德國軍官到薩國訓練士兵，馬丁尼斯也宣布在國內批評軸心國屬非法。
不過中美洲畢竟是美國後院，上述國際投機雖然出格，但一般不會過分刺激美國，除非得到足夠支持抗衡。以薩爾瓦多為例，珍珠港事件發生後，它在美國壓力下不得不宣布和軸心國開戰；早於1940年，據說馬丁尼斯更一度應滿洲國皇帝溥儀之邀，答應帶他逃離新京到薩爾瓦多避難，只是溥儀被隨從出賣才出走不成。至於承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後的尼加拉瓜，同樣被美國取消了部分援助計劃，要是不能從俄羅斯那裏獲得足夠資源，難免從新倒回美國。至於說俄羅斯有魄力像前蘇聯那樣在中美洲發展，那恐怕連俄國人也不大相信。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第2個與阿布哈茲建交的國家﹕尼加拉瓜
年前，俄羅斯宣布承認分裂自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兩國獨立，作為對西方單方面承認科索沃獨立的報復。這「兩國」政權強烈親俄，普遍被當成是莫斯科的傀儡。月前俄國總統梅德韋杰夫和「兩國」領導人簽署共同保衛邊界協議，更被西方視為挑釁。然而俄羅斯並非全球唯一承認這「兩國」的國家，還有一國與它們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這並非俄羅斯多次要求的白俄或哈薩克，而是遠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不惜開罪強鄰美國，作出如此政治投機，有其獨特考慮。現任尼加拉瓜總統奧特加是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那是前蘇聯支持的左翼游擊隊，他曾在1985-1990年擔任總統，對左翼思想依然鍾情。2007年他通過選舉重新上台，希望局部脫離美國影響、與俄羅斯建立更緊密關係，承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成了他的效忠方式。他一廂情願飾演俄羅斯老朋友的角色，不單為了意識形態原因和獲得經濟軍事援助，更希望俄羅斯投資興建尼加拉瓜大運河，這可是該國多年夢想，奧特加明白就是如何親美，美國也不可能協助尼加拉瓜取代巴拿馬運河的地位。
第2個與滿洲國建交的國家﹕薩爾瓦多
這案例教人想起70多年前的尼加拉瓜鄰國薩爾瓦多。當時日本建立滿洲國，國聯不予支持，東京苦苦尋求國際承認，最後終找到第2個與滿洲國政權建交的國家。這國家出乎世界意料，就是薩爾瓦多。薩爾瓦多當時的總統馬丁尼斯是法西斯獨裁者，曾鐵腕鎮壓農民起義，卻通過高壓帶來短暫的經濟繁榮。他的上台獲得美國全力支持(美國從來有支持右翼獨裁者的傳統)，事實上，在30年代，美國同情法西斯的勢力亦有不少。但馬丁尼斯希望多走一步，成為中美洲法西斯堡壘，不但率先承認滿洲國，也搶在德國和意大利之前，承認西班牙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薩爾瓦多承認滿洲國後，雖然沒有從日本得到多少好處，卻獲德國賞識，希特勒後來派德國軍官到薩國訓練士兵，馬丁尼斯也宣布在國內批評軸心國屬非法。
不過中美洲畢竟是美國後院，上述國際投機雖然出格，但一般不會過分刺激美國，除非得到足夠支持抗衡。以薩爾瓦多為例，珍珠港事件發生後，它在美國壓力下不得不宣布和軸心國開戰；早於1940年，據說馬丁尼斯更一度應滿洲國皇帝溥儀之邀，答應帶他逃離新京到薩爾瓦多避難，只是溥儀被隨從出賣才出走不成。至於承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後的尼加拉瓜，同樣被美國取消了部分援助計劃，要是不能從俄羅斯那裏獲得足夠資源，難免從新倒回美國。至於說俄羅斯有魄力像前蘇聯那樣在中美洲發展，那恐怕連俄國人也不大相信。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7月1日星期三
伊朗足球政治發酵
【咫尺地球】在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關鍵一仗，4名伊朗球星戴上象徵支持改革派候選人穆薩維的綠色腕帶，事後紛紛退出國家隊，有傳是被「強制退役」，也有傳被沒收護照。他們包括了廣為球迷熟悉的馬達維基亞和卡拉米，他們都是外流球員，有國際知名度；馬達維基亞1998年世界盃射入關鍵入球戰勝國家宿敵美國隊，更至今被視為民族英雄。
伊朗足球從來是高度政治化的體育項目，對此《越位女球迷》（Offside）一類電影作出了細緻描述。在地方層面，伊朗雖然以神權整合國家，但地方主義依然存在。這現象自然各國共有，但在鼓吹宗教高於地區忠誠的伊朗，公然宣示地方意識也是要技巧的，足球就是最有效的表現。以伊朗國家隊以往明星陣容為例，有一名矮球王阿齊茲，是過去十年必然國腳，和著名的阿里戴伊、巴克里合稱上一代「伊朗三劍俠」。他來自曾作為浩罕古國首都的伊朗東北地區馬什哈德（Mashhad），被視為東北民族主義象徵，雖受到首都球迷輕視，卻又得到其他伊朗人格外支持。馬什哈德有獨特歷史傳統，與德黑蘭文化頗不同，面對這些偏地球星，德黑蘭人也會說「Tehran people don't lie」來顯示天子腳下的主導氣派，藉此排擠地方主義。
藉足球爭民望 挑戰宗教勢力
在國家層面，因伊朗由最高宗教領袖作為國家舵手，而宗教主義和民族主義存在一定對立，因此伊朗反對派、改革派一直利用足球鞏固國內民族主義，「拿着紅旗反紅旗」。甚至是自稱忠實球迷的現任總統內賈德，也希望通過放寬女球迷的入場限制、設立「婦女席」等爭取民望，暗中希望從宗教勢力手中爭取更多對社會的決策權，令宗教保守人士大為不滿。伊朗球迷最愛的隊歌名叫《噢﹗伊朗》，歌詞內容宣揚愛國主義，卻沒有多少宗教意識。在2002年世界盃，伊朗未能打入 32強，附加賽對阿聯酋一役引發了球迷暴動，當時《噢﹗伊朗》歌聲四起，直接衝擊了宗教勢力，最後還是政府以「慶祝什葉派節日」為名，送上巨型蛋糕讓球迷享用。2005年伊朗對日本也曾發生《噢﹗伊朗》騷亂，以伊朗軍警鎮壓告終。馬達維基亞等在這氣氛中長大、成名、外流，同情改革派候選人屬情理之中。
球員化身形象大使
在國際層面，由於伊朗足球是最能登上國際舞台的伊朗運動之一，球員也成了國家形象大使。伊朗一級球星多選擇德國外流，除因兩國足球風格近似，也因德國是伊朗最大國際貿易伙伴；歷史上伊朗也有利用德國抗衡英美俄影響力的傳統。然而伊朗球員在德國期間，也難以避開政治壓力。2006年德國主辦世界盃時，有猶太組織曾要求德國拒絕伊朗球員入境，又有德國傳媒製造了「伊朗球員是自殺式襲擊者」的漫畫，諷刺這些球員效力專制國家。2007年，德國青年國家隊成員迪查加由於是伊朗出生的新移民，經過重重考慮，決定拒絕代表德國出戰以色列國家隊，這令他飽受德國輿論批評。這次四名支持綠色革命的球員當中，馬達維基亞、夏舒文二人依然效力德國聯賽，卡拉米最盛時期效力德國班霸拜仁慕尼黑，雖然他們的行為會在國家隊內部受到壓力，卻會在德國受到尊敬，也可能扭轉從前伊朗球員在德國的形象。足球遇上政治的發酵，這次堪稱典型；要是北韓在2010世界盃和美國同組，那才劇力萬鈞。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伊朗足球從來是高度政治化的體育項目，對此《越位女球迷》（Offside）一類電影作出了細緻描述。在地方層面，伊朗雖然以神權整合國家，但地方主義依然存在。這現象自然各國共有，但在鼓吹宗教高於地區忠誠的伊朗，公然宣示地方意識也是要技巧的，足球就是最有效的表現。以伊朗國家隊以往明星陣容為例，有一名矮球王阿齊茲，是過去十年必然國腳，和著名的阿里戴伊、巴克里合稱上一代「伊朗三劍俠」。他來自曾作為浩罕古國首都的伊朗東北地區馬什哈德（Mashhad），被視為東北民族主義象徵，雖受到首都球迷輕視，卻又得到其他伊朗人格外支持。馬什哈德有獨特歷史傳統，與德黑蘭文化頗不同，面對這些偏地球星，德黑蘭人也會說「Tehran people don't lie」來顯示天子腳下的主導氣派，藉此排擠地方主義。
藉足球爭民望 挑戰宗教勢力
在國家層面，因伊朗由最高宗教領袖作為國家舵手，而宗教主義和民族主義存在一定對立，因此伊朗反對派、改革派一直利用足球鞏固國內民族主義，「拿着紅旗反紅旗」。甚至是自稱忠實球迷的現任總統內賈德，也希望通過放寬女球迷的入場限制、設立「婦女席」等爭取民望，暗中希望從宗教勢力手中爭取更多對社會的決策權，令宗教保守人士大為不滿。伊朗球迷最愛的隊歌名叫《噢﹗伊朗》，歌詞內容宣揚愛國主義，卻沒有多少宗教意識。在2002年世界盃，伊朗未能打入 32強，附加賽對阿聯酋一役引發了球迷暴動，當時《噢﹗伊朗》歌聲四起，直接衝擊了宗教勢力，最後還是政府以「慶祝什葉派節日」為名，送上巨型蛋糕讓球迷享用。2005年伊朗對日本也曾發生《噢﹗伊朗》騷亂，以伊朗軍警鎮壓告終。馬達維基亞等在這氣氛中長大、成名、外流，同情改革派候選人屬情理之中。
球員化身形象大使
在國際層面，由於伊朗足球是最能登上國際舞台的伊朗運動之一，球員也成了國家形象大使。伊朗一級球星多選擇德國外流，除因兩國足球風格近似，也因德國是伊朗最大國際貿易伙伴；歷史上伊朗也有利用德國抗衡英美俄影響力的傳統。然而伊朗球員在德國期間，也難以避開政治壓力。2006年德國主辦世界盃時，有猶太組織曾要求德國拒絕伊朗球員入境，又有德國傳媒製造了「伊朗球員是自殺式襲擊者」的漫畫，諷刺這些球員效力專制國家。2007年，德國青年國家隊成員迪查加由於是伊朗出生的新移民，經過重重考慮，決定拒絕代表德國出戰以色列國家隊，這令他飽受德國輿論批評。這次四名支持綠色革命的球員當中，馬達維基亞、夏舒文二人依然效力德國聯賽，卡拉米最盛時期效力德國班霸拜仁慕尼黑，雖然他們的行為會在國家隊內部受到壓力，卻會在德國受到尊敬，也可能扭轉從前伊朗球員在德國的形象。足球遇上政治的發酵，這次堪稱典型；要是北韓在2010世界盃和美國同組，那才劇力萬鈞。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6月22日星期一
恐怖主義權威 談奧巴馬反恐
【咫尺地球】筆者早前在蘇格蘭聖安德魯大學拜訪了當代恐怖主義研究權威、期刊《恐怖主義與政治暴力》主編舒密特教授(Alex P. Schmid)。原籍荷蘭的舒密特有歐洲多國混血血統，除了是相關領域的領頭學者，也曾於1999至2005年擔任位於維也納的聯合國反恐部門主管。他對恐怖主義的定義，雖然和中國官方頗不相同，卻被廣泛應用於教科書和各國政府指引當中，值得華文世界加以研究。他談及奧巴馬擔任美國總統後的反恐政策，也值得重視。
新人抗舊作風 談變言之尚早
舒密特認為，雖然奧巴馬承諾關閉關塔那摩監獄、停止執行酷刑、改變全球反恐戰爭策略和海外應急行動，但目前評價美國政策有否顯著改變乃言之尚早。「新政府不能用70天的時間，改變進行了7年多的政策。依舊沒有改變的多的是，例如秘密引渡和使用無人駕駛飛機在巴基斯坦的轟炸，都造成大量的間接傷亡」。對舒密特而言，奧巴馬面對的反恐挑戰，並非技術性的微觀層面，而是政策性的宏觀層面﹕「他必須對穆斯林明確表明，打擊恐怖主義並不是針對伊斯蘭，因為這是蓋達成功塑造的形象。他最大的挑戰是以行動削弱蓋達的理論基礎，不要讓穆斯林把苦困歸咎於猶太人和所謂十字軍戰士上」。月前奧巴馬在埃及與穆斯林對話，明顯符合上述理念。
舒密特預測奧巴馬要在華府的恐怖組織名單中剔除個別成員十分困難，「把組織加入名單，往往比除名容易。某程度上，這全是政治過程，從名單中除名意味着給回一個武裝組織合法性，希望除名的組織，則必須不斷討價還價，乃至為此付出代價」。換言之，激進組織要除名，首要改變其引發衝突的方式，「參與和平的政治，必須有一個政治空間，讓組織追求合法的目標」。但他相信奧巴馬更改名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並認為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將是最值得注意的案例。「哈馬斯很可能從名單上除名——要是它希望參與上述政治過程，及肯放棄對以色列的火箭襲擊」。
舒密特對恐怖主義的定義被學界廣泛引用﹕「恐怖主義一方面以製造恐懼及強制使用暴力為有效改革的信條，另一方面透過精心設計、對外宣示的直接暴力，無視道德及法理常規，以達到向不同受眾及敵對組織傳達的宣傳及心理效果」。根據這定義，哈馬斯的非恐化，就不是不可能，而讓世界遠離暴力，也是他的願望﹕ 「許多人拿起武器戰死，對弘揚目標卻徒勞無功，不但沒造就一個美好的未來給自己或子女，更甚的是就算他們得勝，也不能確保帶來美好新世界﹕看看眾多後殖非洲國家，穆加貝的津巴布韋便是一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剛宣布接受一個非軍事化的獨立巴勒斯坦國，但條件極嚴苛，舒密特的預言能否落實，尚未可知。
伊朗糾紛與反恐大氣候不協調
由此推論，奧巴馬的反恐外交是下了工夫的，也似和舒密特的預言不謀而合，畢竟在經濟危機難以迅速解決的前提下，外交得分是他短期內能保住民望的最有效途徑。舉一反三，伊朗選舉糾紛儘管滿足了一些美國右翼分子的意願，卻與中東反恐大氣候頗不協調，似乎也不是奧巴馬政府希望出現的事。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新人抗舊作風 談變言之尚早
舒密特認為，雖然奧巴馬承諾關閉關塔那摩監獄、停止執行酷刑、改變全球反恐戰爭策略和海外應急行動，但目前評價美國政策有否顯著改變乃言之尚早。「新政府不能用70天的時間，改變進行了7年多的政策。依舊沒有改變的多的是，例如秘密引渡和使用無人駕駛飛機在巴基斯坦的轟炸，都造成大量的間接傷亡」。對舒密特而言，奧巴馬面對的反恐挑戰，並非技術性的微觀層面，而是政策性的宏觀層面﹕「他必須對穆斯林明確表明，打擊恐怖主義並不是針對伊斯蘭，因為這是蓋達成功塑造的形象。他最大的挑戰是以行動削弱蓋達的理論基礎，不要讓穆斯林把苦困歸咎於猶太人和所謂十字軍戰士上」。月前奧巴馬在埃及與穆斯林對話，明顯符合上述理念。
舒密特預測奧巴馬要在華府的恐怖組織名單中剔除個別成員十分困難，「把組織加入名單，往往比除名容易。某程度上，這全是政治過程，從名單中除名意味着給回一個武裝組織合法性，希望除名的組織，則必須不斷討價還價，乃至為此付出代價」。換言之，激進組織要除名，首要改變其引發衝突的方式，「參與和平的政治，必須有一個政治空間，讓組織追求合法的目標」。但他相信奧巴馬更改名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並認為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將是最值得注意的案例。「哈馬斯很可能從名單上除名——要是它希望參與上述政治過程，及肯放棄對以色列的火箭襲擊」。
舒密特對恐怖主義的定義被學界廣泛引用﹕「恐怖主義一方面以製造恐懼及強制使用暴力為有效改革的信條，另一方面透過精心設計、對外宣示的直接暴力，無視道德及法理常規，以達到向不同受眾及敵對組織傳達的宣傳及心理效果」。根據這定義，哈馬斯的非恐化，就不是不可能，而讓世界遠離暴力，也是他的願望﹕ 「許多人拿起武器戰死，對弘揚目標卻徒勞無功，不但沒造就一個美好的未來給自己或子女，更甚的是就算他們得勝，也不能確保帶來美好新世界﹕看看眾多後殖非洲國家，穆加貝的津巴布韋便是一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剛宣布接受一個非軍事化的獨立巴勒斯坦國，但條件極嚴苛，舒密特的預言能否落實，尚未可知。
伊朗糾紛與反恐大氣候不協調
由此推論，奧巴馬的反恐外交是下了工夫的，也似和舒密特的預言不謀而合，畢竟在經濟危機難以迅速解決的前提下，外交得分是他短期內能保住民望的最有效途徑。舉一反三，伊朗選舉糾紛儘管滿足了一些美國右翼分子的意願，卻與中東反恐大氣候頗不協調，似乎也不是奧巴馬政府希望出現的事。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
帛琉這個「國家」……
【咫尺地球】本欄過去曾談及美國關塔那摩基地囚徒和中國疑似恐怖分子的關係，想不到最後捲入這問題的國家還有太平洋島國帛琉（編按﹕即Palau，北京官方譯名為帕勞）。九一一後，由於有「獵頭公司」隨意抓中亞平民向美軍濫竽充數，不少維吾爾人被無故囚禁。經過數年調查，好些在關塔那摩的維吾爾人被美國查明無辜，中國則認定他們是東突恐怖分子，他們唯有留在監獄，直到有國家願意接收為止。由於沒有大國願意公然為疑似恐怖分子開罪中國，連最願意接收這類難民的德法等國也加以拒絕，美國費盡心機，最終出手的就是帛琉。
以「獨立」外殼為美服務
為什麼這個面積不及香港一半、人口只有2萬的小國，居然不怕開罪中國？表面原因是它跟台北有邦交，連新建的總統府也是全靠台北金援，台灣內部盛傳陳水扁曾以訪問邦交國之名，把賄款親自帶到帛琉收藏，該國自也不介意進一步頂住北京壓力。實際原因則更簡單﹕雖然帛琉是聯合國成員國，被視為正式獨立國家，但在某程度而言，視乎對主權的定義，帛琉也可算作美國的外圍主權部分﹕它的存在就是為了以「主權國家」的外殼，為美國服務。
歷史上，帛琉和鄰近島嶼一樣，曾先後受西、德、日管治，二戰後成為聯合國委託的美國托管地。它在1994年獨立的方式，並非發表獨立宣言，而是通過和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協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這協定文本早於1986年落實，但直到1993年才被公投通過，因為帛琉自治政府原希望國家是無核區，但美方反對，最後居民被迫妥協。根據協定，帛琉的國防由美國負責，外交需與美國咨詢，而且美國在未來50年有駐軍權，這是默許美國將當地列作核子基地，教人想起香港的一國兩制與 50年不變。同時，帛琉的收入來源除了旅遊業、漁業和敲詐海峽兩岸，主要還是來自美國援助，這類援助在「自由聯合協定」也被概括，居然是由美國內政部島嶼事務辦公室而非外交部負責。
從上述內容反映，帛琉作為獨立國和香港作為特區的具體分別，就是在於前者擁有形式上的國家主權，但實際運作上，美國政府當它是獨立國與國家特殊部分之間。
陳水扁嘉許為建國楷模
除了帛琉，太平洋還有馬紹爾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都是以類似方式獨立，世界各國法學家一度質疑究竟這是否真正獨立。如斯獨立，對美國有百利而無一害﹕它的戰略、軍事利益完全得到保證，也可減少對當地的援助數目，因為帛琉有了「與台灣建交」一類從前沒有的生財途徑。在外交層面，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一類孤立狀況時，可以輕易動員這個主權國家支持，也可以利用這個主權國解決關塔那摩維吾爾囚徒一類敏感問題。在兩岸議題上，帛琉經常被陳水扁嘉許為台灣公投獨立建國的楷模，這符合美國意願而又毋須華府赤膊上陣硬銷。
這案例再次證明世界已步入次主權年代。假如美國持有領土神聖不可侵犯、一寸不能退讓的思維，帛琉是不可能獨立的，但獨立的帛琉卻能拓展美國利益。
日本的濱下武志教授一直研究主權國家以外的次主權國際行動體，相信香港、沖繩等實行由下而上的管治，以及享有一定程度的次主權，會更能促進地區經濟網絡發展，也會對所屬國家作出更大貢獻，帛琉模式不過是更進一步吧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以「獨立」外殼為美服務
為什麼這個面積不及香港一半、人口只有2萬的小國，居然不怕開罪中國？表面原因是它跟台北有邦交，連新建的總統府也是全靠台北金援，台灣內部盛傳陳水扁曾以訪問邦交國之名，把賄款親自帶到帛琉收藏，該國自也不介意進一步頂住北京壓力。實際原因則更簡單﹕雖然帛琉是聯合國成員國，被視為正式獨立國家，但在某程度而言，視乎對主權的定義，帛琉也可算作美國的外圍主權部分﹕它的存在就是為了以「主權國家」的外殼，為美國服務。
歷史上，帛琉和鄰近島嶼一樣，曾先後受西、德、日管治，二戰後成為聯合國委託的美國托管地。它在1994年獨立的方式，並非發表獨立宣言，而是通過和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協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這協定文本早於1986年落實，但直到1993年才被公投通過，因為帛琉自治政府原希望國家是無核區，但美方反對，最後居民被迫妥協。根據協定，帛琉的國防由美國負責，外交需與美國咨詢，而且美國在未來50年有駐軍權，這是默許美國將當地列作核子基地，教人想起香港的一國兩制與 50年不變。同時，帛琉的收入來源除了旅遊業、漁業和敲詐海峽兩岸，主要還是來自美國援助，這類援助在「自由聯合協定」也被概括，居然是由美國內政部島嶼事務辦公室而非外交部負責。
從上述內容反映，帛琉作為獨立國和香港作為特區的具體分別，就是在於前者擁有形式上的國家主權，但實際運作上，美國政府當它是獨立國與國家特殊部分之間。
陳水扁嘉許為建國楷模
除了帛琉，太平洋還有馬紹爾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都是以類似方式獨立，世界各國法學家一度質疑究竟這是否真正獨立。如斯獨立，對美國有百利而無一害﹕它的戰略、軍事利益完全得到保證，也可減少對當地的援助數目，因為帛琉有了「與台灣建交」一類從前沒有的生財途徑。在外交層面，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一類孤立狀況時，可以輕易動員這個主權國家支持，也可以利用這個主權國解決關塔那摩維吾爾囚徒一類敏感問題。在兩岸議題上，帛琉經常被陳水扁嘉許為台灣公投獨立建國的楷模，這符合美國意願而又毋須華府赤膊上陣硬銷。
這案例再次證明世界已步入次主權年代。假如美國持有領土神聖不可侵犯、一寸不能退讓的思維，帛琉是不可能獨立的，但獨立的帛琉卻能拓展美國利益。
日本的濱下武志教授一直研究主權國家以外的次主權國際行動體，相信香港、沖繩等實行由下而上的管治，以及享有一定程度的次主權，會更能促進地區經濟網絡發展，也會對所屬國家作出更大貢獻，帛琉模式不過是更進一步吧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6月8日星期一
從六四20年看「外國勢力論」的10個悖論
【咫尺地球】在六四20周年，有評論認為香港今年連串悼念活動乃「外國勢力與少數港人內外策劃的結果」，或相信若紀念六四「不符合西方國家利益」，港人就不一定熱中。作為專注國際關係的港人，筆者一直研究中國民族主義和中美互動，數年前開過一門關於香港涉外關係的課，對相關邏輯略有考據，並在筆記錄下10個悖論。它們應用於上述論據，也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1．根據「外國勢力論」，國與國的衝突是敵我矛盾，國家內部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前者凌駕後者，辯證是「敵人」主張的就是對「敵人」有利，對「敵人」有利的一定對「人民」不利——這是一個悖論。例如自從美國發表各國人權狀況白皮書，中國也針對美國人權狀況發表白皮書，假如美國跟隨中國報告改善國內人權，其實不一定對中國有利；就是對中國有利，改善美國黑人待遇也不會對自己不利。舉一反三。
2．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人渴望推翻中國政權，自然也會捍衛其自身政權——這是一個悖論。甘迺迪被殺、越戰、水門事件等，令美國行政機關權力大幅下降，立法機關坐大，也未能承繼行政機關的執行力，這是威望盡失的美國政府的真正危機。然而美國國力不見大幅削弱，因為新興非國家個體已開始接收部分能動力。真正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是成熟的、能匡正當時政府缺失的公民社會，而不是政府本身，這才是以「大局為重」的人民。
3．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的主體自然是「國」，三權分立、民間組織，一律都是國家機器的幌子，全球化的「國將不國」論述也是西方欺騙發展中國家的陰謀 ——這是一個悖論。外國組織有自由意志是客觀事實，不少更以本國政府為目標。根據建構主義學派，蘇聯崩潰的關鍵是話語權戰多於硬權力戰，而話語權戰爭的推動者多是各國民間組織，包括源自蘇聯本土的。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促成蘇聯崩潰的組織，多以1970年代的反美反戰運動起家，華府也是運動針對目標之一，可參閱David Meyer的論文「和平人權運動與冷戰的終結﹕國家之上、之外和比鄰」。
4． 根據「外國勢力論」，「外」的定義是清晰的、非黑即白的——這是一個悖論。在全球化時代，早已不可能輕易定奪內外，例如年前內地出現反日運動，一度湧現罷買日貨風潮，但轉瞬無以為繼，因為這已不是五四運動的年代，「日貨」的資本、勞工、原料、知識產權早已國際化，內裏中國利益甚多。假如「罷」的對象是從內到外再到內一切牽涉「日」的東西，效果可能和罷買國貨一樣。文革期間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共元老兼特務之父康生有一門絕學，能把所有有需要的人演繹為特務和叛徒；他名聲恐怖，但同時是公推的才子和文化領袖，書畫造詣和齊白石齊名，時人稱「康老」。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一切難為內外定分界，而根據六度分隔理論，任何人都可輕易和外國勢力/愛國勢力扯上關連，康老絕學已流落民間。
5．根據「外國勢力論」，影響別國內政的嘗試都是黑暗的、秘密的——這是一個悖論。國內外的利益互動，也可以變成正常機制﹕若論美國本土政治最具影響力的組織，各國游說團當名列前茅，它們公然以不同手段影響議員投票、政策制定，以迎合本國利益，更不時與本國在美僑民「裏應外合」，捐款規定並不能對它們制約多少。除了以色列、阿美尼亞等，最著名的游說團原產地還有從前的中華民國，以及近年積極開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6．根據「外國勢力論」，對付外國勢力應採取「果敢」行動，例子是柏林圍牆倒下時，戈爾巴喬夫不敢出動蘇軍到場鎮壓，才引致東德倒台——這是一個悖論。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果敢鎮壓示威，同樣倒台；1990年代古巴曾爆發群眾運動，卡斯特羅沒有果敢鎮壓，容許示威人士到美國，政權反而延續至今；曾幾何時大清、沙俄的群眾運動被說成是外國第五縱隊，這些政權鎮壓群眾運動的作風，似乎也不能說不夠果敢。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否果敢」在這類命題不是一個變量。
7．根據「外國勢力論」，最有效的反擊方法還有防微杜漸，把一切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要不斷警惕國民——這是一個悖論。筆者曾修讀英國間諜學權威 Bernard Porter的滲透與反滲透課程，從箇中文獻發現，真正結構性顛覆國家的外國陰謀，不可能為一般人隨便發覺；對付此等陰謀的內部手法，更應是不聲不響的引蛇出洞。史上最極端的反外國勢力案例，針對對象多是安內而不是攘外，例如美國麥卡錫時代。天天宣傳反美、暗中反華的朝鮮，以此宣傳金家主體思想，更不待言。
8．根據「外國勢力論」，義憤填膺的論者愛向社會進言，更彷彿有大戰略要領袖採用——這是一個悖論。說得激動的，不可能不清楚其提議不可能在現實世界落實。在《當代中國期刊》，英國學者Christopher Hughes曾發表一篇以後結構主義分析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文本的discourse analysis，分析不少愛國者的論述表面上跟隨中央路線，實際是在威權政體下開拓言論平台，打着紅旗反紅旗說別的事情﹕有些其實在批評中央不能緊貼人民，有些藉此開拓個人的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有些聯繫到微觀層面的政治生態，不一而足。
9．根據「外國勢力論」，論述主體理應是「我們」Vs「他們」，只有敵我鬥爭——這是一個悖論。在擁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的地區，這類論述真正針對的，根據文化研究框架，其實是「你們」。假如「他們」是外國勢力，「我們」是中央路線，「你們」就是本土主義。根據這邏輯，「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港人有「你們」的原罪。在不少內地網上討論區，憤青批判外國勢力的同時，更流露對港人治港的不信任；直接表達這種不信任略為敏感，但以反外國勢力之名，則政治正確。
10．根據「外國勢力論」，愛國者發表評論警惕外國勢力，是發揮愛國熱情報國的重要平台，不可能被終止——這是一個悖論。「平民死了，就是不對」，這不但是斬釘截鐵的人本普世原則，更是規範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關係、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制度基準。假如沒有這基準，一旦愛國群眾舉行示威活動而過分激情致局面失控，令中央判斷形勢刻不容緩，使群眾被殺，他們的生命如何被保障，愛國熱情又如何被保障？
當然，外國勢力是存在的，各國政府希望拓展本國利益的訴求是真切的，但正如趙紫陽回憶錄所說，聯繫六四和外國勢力的具體證據和推論是經不起推敲的。美國也許的確「不想中國變得富強，於是不斷找些議題出來拖中國後腿」，但美國同時也不想歐盟變得富強，不斷拖歐盟後腿，這還是美國右翼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的1999年報告書開宗明義提出來的。歐盟內部、特別是「舊歐洲」成員也反美，為什麼沒有產生上述邏輯？
捍衛國家利益是沒有社會反對的，港人都希望中國當盡責任大國，「外國勢力論者」——不少是在其專門範疇研究出色、治學嚴謹、對後輩可親的前輩——的愛國熱情本身也值得尊重。但這不等於「外國勢力論」的邏輯應存在。恰恰相反，愈是希望中國強大，「在歷史的長流來看」，上述邏輯才不能捍衛國家利益，反而會延緩國家進步發展，影響一代人的思維模式與世道人心。如何把必然存在的外國勢力納入制度框架，而不是訴諸民粹，這是所有大國的責任。
筆者曾應邀為一愛國團體舉行講座，被問及對香港與國際干預的看法。當時分享了一個從不同途徑聽過不下5、6次的故事，跟我說故事的人，都是真正的社會賢達高官顯要紫荊JP，似乎這是政圈廣泛流傳的黑色幽默。故事說，按前特首董建華的表現、對二十三條的某些推展態度、他對凝聚港人本土意識的貢獻，再聯繫他歷史上和美國與台灣的淵源，「很難相信」他不是美國特務；幸好中央英明，不但讓他腳痛，更安排他擔任政協副主席，指定他以這新身分協助促進中美關係，從而將計就計還治美國之身，通過董建華把錯誤情報傳過去，唯有當事人蒙在鼓裏。一葉知秋，沒有證據的陰謀論違反社會科學倫理，可以天馬行空得荒謬﹕根據同一邏輯，六四周年前夕這類文章適時在港出現，也可以說，未免太符合西方利益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1．根據「外國勢力論」，國與國的衝突是敵我矛盾，國家內部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前者凌駕後者，辯證是「敵人」主張的就是對「敵人」有利，對「敵人」有利的一定對「人民」不利——這是一個悖論。例如自從美國發表各國人權狀況白皮書，中國也針對美國人權狀況發表白皮書，假如美國跟隨中國報告改善國內人權，其實不一定對中國有利；就是對中國有利，改善美國黑人待遇也不會對自己不利。舉一反三。
2．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人渴望推翻中國政權，自然也會捍衛其自身政權——這是一個悖論。甘迺迪被殺、越戰、水門事件等，令美國行政機關權力大幅下降，立法機關坐大，也未能承繼行政機關的執行力，這是威望盡失的美國政府的真正危機。然而美國國力不見大幅削弱，因為新興非國家個體已開始接收部分能動力。真正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是成熟的、能匡正當時政府缺失的公民社會，而不是政府本身，這才是以「大局為重」的人民。
3．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的主體自然是「國」，三權分立、民間組織，一律都是國家機器的幌子，全球化的「國將不國」論述也是西方欺騙發展中國家的陰謀 ——這是一個悖論。外國組織有自由意志是客觀事實，不少更以本國政府為目標。根據建構主義學派，蘇聯崩潰的關鍵是話語權戰多於硬權力戰，而話語權戰爭的推動者多是各國民間組織，包括源自蘇聯本土的。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促成蘇聯崩潰的組織，多以1970年代的反美反戰運動起家，華府也是運動針對目標之一，可參閱David Meyer的論文「和平人權運動與冷戰的終結﹕國家之上、之外和比鄰」。
4． 根據「外國勢力論」，「外」的定義是清晰的、非黑即白的——這是一個悖論。在全球化時代，早已不可能輕易定奪內外，例如年前內地出現反日運動，一度湧現罷買日貨風潮，但轉瞬無以為繼，因為這已不是五四運動的年代，「日貨」的資本、勞工、原料、知識產權早已國際化，內裏中國利益甚多。假如「罷」的對象是從內到外再到內一切牽涉「日」的東西，效果可能和罷買國貨一樣。文革期間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共元老兼特務之父康生有一門絕學，能把所有有需要的人演繹為特務和叛徒；他名聲恐怖，但同時是公推的才子和文化領袖，書畫造詣和齊白石齊名，時人稱「康老」。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一切難為內外定分界，而根據六度分隔理論，任何人都可輕易和外國勢力/愛國勢力扯上關連，康老絕學已流落民間。
5．根據「外國勢力論」，影響別國內政的嘗試都是黑暗的、秘密的——這是一個悖論。國內外的利益互動，也可以變成正常機制﹕若論美國本土政治最具影響力的組織，各國游說團當名列前茅，它們公然以不同手段影響議員投票、政策制定，以迎合本國利益，更不時與本國在美僑民「裏應外合」，捐款規定並不能對它們制約多少。除了以色列、阿美尼亞等，最著名的游說團原產地還有從前的中華民國，以及近年積極開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6．根據「外國勢力論」，對付外國勢力應採取「果敢」行動，例子是柏林圍牆倒下時，戈爾巴喬夫不敢出動蘇軍到場鎮壓，才引致東德倒台——這是一個悖論。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果敢鎮壓示威，同樣倒台；1990年代古巴曾爆發群眾運動，卡斯特羅沒有果敢鎮壓，容許示威人士到美國，政權反而延續至今；曾幾何時大清、沙俄的群眾運動被說成是外國第五縱隊，這些政權鎮壓群眾運動的作風，似乎也不能說不夠果敢。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否果敢」在這類命題不是一個變量。
7．根據「外國勢力論」，最有效的反擊方法還有防微杜漸，把一切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要不斷警惕國民——這是一個悖論。筆者曾修讀英國間諜學權威 Bernard Porter的滲透與反滲透課程，從箇中文獻發現，真正結構性顛覆國家的外國陰謀，不可能為一般人隨便發覺；對付此等陰謀的內部手法，更應是不聲不響的引蛇出洞。史上最極端的反外國勢力案例，針對對象多是安內而不是攘外，例如美國麥卡錫時代。天天宣傳反美、暗中反華的朝鮮，以此宣傳金家主體思想，更不待言。
8．根據「外國勢力論」，義憤填膺的論者愛向社會進言，更彷彿有大戰略要領袖採用——這是一個悖論。說得激動的，不可能不清楚其提議不可能在現實世界落實。在《當代中國期刊》，英國學者Christopher Hughes曾發表一篇以後結構主義分析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文本的discourse analysis，分析不少愛國者的論述表面上跟隨中央路線，實際是在威權政體下開拓言論平台，打着紅旗反紅旗說別的事情﹕有些其實在批評中央不能緊貼人民，有些藉此開拓個人的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有些聯繫到微觀層面的政治生態，不一而足。
9．根據「外國勢力論」，論述主體理應是「我們」Vs「他們」，只有敵我鬥爭——這是一個悖論。在擁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的地區，這類論述真正針對的，根據文化研究框架，其實是「你們」。假如「他們」是外國勢力，「我們」是中央路線，「你們」就是本土主義。根據這邏輯，「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港人有「你們」的原罪。在不少內地網上討論區，憤青批判外國勢力的同時，更流露對港人治港的不信任；直接表達這種不信任略為敏感，但以反外國勢力之名，則政治正確。
10．根據「外國勢力論」，愛國者發表評論警惕外國勢力，是發揮愛國熱情報國的重要平台，不可能被終止——這是一個悖論。「平民死了，就是不對」，這不但是斬釘截鐵的人本普世原則，更是規範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關係、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制度基準。假如沒有這基準，一旦愛國群眾舉行示威活動而過分激情致局面失控，令中央判斷形勢刻不容緩，使群眾被殺，他們的生命如何被保障，愛國熱情又如何被保障？
當然，外國勢力是存在的，各國政府希望拓展本國利益的訴求是真切的，但正如趙紫陽回憶錄所說，聯繫六四和外國勢力的具體證據和推論是經不起推敲的。美國也許的確「不想中國變得富強，於是不斷找些議題出來拖中國後腿」，但美國同時也不想歐盟變得富強，不斷拖歐盟後腿，這還是美國右翼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的1999年報告書開宗明義提出來的。歐盟內部、特別是「舊歐洲」成員也反美，為什麼沒有產生上述邏輯？
捍衛國家利益是沒有社會反對的，港人都希望中國當盡責任大國，「外國勢力論者」——不少是在其專門範疇研究出色、治學嚴謹、對後輩可親的前輩——的愛國熱情本身也值得尊重。但這不等於「外國勢力論」的邏輯應存在。恰恰相反，愈是希望中國強大，「在歷史的長流來看」，上述邏輯才不能捍衛國家利益，反而會延緩國家進步發展，影響一代人的思維模式與世道人心。如何把必然存在的外國勢力納入制度框架，而不是訴諸民粹，這是所有大國的責任。
筆者曾應邀為一愛國團體舉行講座，被問及對香港與國際干預的看法。當時分享了一個從不同途徑聽過不下5、6次的故事，跟我說故事的人，都是真正的社會賢達高官顯要紫荊JP，似乎這是政圈廣泛流傳的黑色幽默。故事說，按前特首董建華的表現、對二十三條的某些推展態度、他對凝聚港人本土意識的貢獻，再聯繫他歷史上和美國與台灣的淵源，「很難相信」他不是美國特務；幸好中央英明，不但讓他腳痛，更安排他擔任政協副主席，指定他以這新身分協助促進中美關係，從而將計就計還治美國之身，通過董建華把錯誤情報傳過去，唯有當事人蒙在鼓裏。一葉知秋，沒有證據的陰謀論違反社會科學倫理，可以天馬行空得荒謬﹕根據同一邏輯，六四周年前夕這類文章適時在港出現，也可以說，未免太符合西方利益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6月1日星期一
美斯 馬勒當拿 與拉美左翼串聯
巴塞隆拿技術性擊倒曼聯，奪得歐洲聯賽冠軍，隊中阿根廷球星美斯成為焦點之一。但美斯本人卻可能不察覺，他的光芒四射，在蝴蝶效應下，可能直接影響整個拉丁美洲的未來。
當他成了阿根廷國家隊重心，被當地媒體形容為「新馬勒當拿」，而正牌馬勒當拿此刻已是阿根廷國家隊領隊，他倆的合作，對阿根廷在2010年南非世界盃的表現，絕對舉足輕重。假如阿根廷在二人帶領下，奪得2010世界盃，那可是政治事件。
卡斯特羅三大門徒
熟悉足球的朋友提起馬勒當拿，除了想到他的精湛球技，也了解他作為隱君子的履歷，以及在意大利期間與黑手黨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身處局外，似乎難以想像他有政治前途。然而自從馬勒當拿在古巴戒毒，他對政治參與的熱情愈來愈高，意識形態傾向則愈來愈左。
在古巴，他是卡斯特羅的貴賓。喜愛足球的卡斯特羅深知古巴隊難以得到世界一流地位，唯有追捧阿根廷，更嘉許馬勒當拿為「球場上的捷古華拉」，認為他當年的盤扭英姿，就像捷古華拉的游擊戰術一樣出神入化。馬勒當拿被一些西方國家當成不受歡迎人物，在古巴卻被最高領袖引為知己，自然產生心理反差。加上卡斯特羅不時向他講解一些左翼思想入門，教導他要利用自己的聲望「為人類做點事」。一輪身教言傳，球王慨嘆人生有幾多個十年，變成革命領袖關門弟子，更在身上印上卡斯特羅和捷古華拉的紋身。近年的拉美反美、反全球化示威，馬勒當拿都牽頭參與，例如在2005年中美洲峰會，拉美各界左翼人士舉行反美大串連，三大領袖正是以反美著稱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原住民出身的玻利維亞左翼總統摩拉里斯（當時還是總統候選人），以及馬勒當拿——這三人被視為卡斯特羅晚年三大門徒。畢竟，這位革命教父大概明白古巴的歷史角色已終結，薪火相傳的責任，將落於新興拉美群眾領袖身上。對馬勒當拿刻意結交，是他精心計算的最後殺着。
馬勒當拿的總統資本
筆者上月曾與研究拉美政治的阿根廷學者Ariel Armony聚會，他認為假如此刻馬勒當拿競選總統，已「很有可能選上」，特別是現任總統克里斯蒂娜施政開始出現問題，令選民對她和丈夫基什內爾的家族統治產生求變心。因此，據說不少阿根廷有心人已開始向球王灌迷湯。這不單是因為馬勒當拿在一個對足球狂熱的國度，擁有世界球王的威望，也因為他持有令人舉足輕重的身分﹕名嘴。自從戒毒成功，馬勒當拿主持了一個名叫《10號之夜》的清談電視節目，在西班牙語系的拉美大受歡迎，嘉賓不單包括比利、施丹、泰臣等體育明星，更包括恩師卡斯特羅。在拉美，媒體明星往往自動成為人民英雄，查韋斯就因此堅持親自主持電視節目。
當然，馬勒當拿缺乏從政經驗，只能依靠團隊輔助，自己專注飾演領袖角色，而他目前也沒有選總統的意願。但假如阿根廷奪得2010年世界盃冠軍，身為領隊的馬勒當拿，就肯定獲得君臨天下的威望，其時從政則順理成章。要是他成了總統，堅持目前的意識形態，再與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結成拉美反美同盟，以阿根廷在拉美的影響力，將為美國帶來大麻煩。對奧巴馬而言，阿根廷在2010世界盃的表現是一個嚴肅課題，假如有球員把巴塞隊中靈魂「新馬勒當拿」美斯踢傷，就太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當他成了阿根廷國家隊重心，被當地媒體形容為「新馬勒當拿」，而正牌馬勒當拿此刻已是阿根廷國家隊領隊，他倆的合作，對阿根廷在2010年南非世界盃的表現，絕對舉足輕重。假如阿根廷在二人帶領下，奪得2010世界盃，那可是政治事件。
卡斯特羅三大門徒
熟悉足球的朋友提起馬勒當拿，除了想到他的精湛球技，也了解他作為隱君子的履歷，以及在意大利期間與黑手黨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身處局外，似乎難以想像他有政治前途。然而自從馬勒當拿在古巴戒毒，他對政治參與的熱情愈來愈高，意識形態傾向則愈來愈左。
在古巴，他是卡斯特羅的貴賓。喜愛足球的卡斯特羅深知古巴隊難以得到世界一流地位，唯有追捧阿根廷，更嘉許馬勒當拿為「球場上的捷古華拉」，認為他當年的盤扭英姿，就像捷古華拉的游擊戰術一樣出神入化。馬勒當拿被一些西方國家當成不受歡迎人物，在古巴卻被最高領袖引為知己，自然產生心理反差。加上卡斯特羅不時向他講解一些左翼思想入門，教導他要利用自己的聲望「為人類做點事」。一輪身教言傳，球王慨嘆人生有幾多個十年，變成革命領袖關門弟子，更在身上印上卡斯特羅和捷古華拉的紋身。近年的拉美反美、反全球化示威，馬勒當拿都牽頭參與，例如在2005年中美洲峰會，拉美各界左翼人士舉行反美大串連，三大領袖正是以反美著稱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原住民出身的玻利維亞左翼總統摩拉里斯（當時還是總統候選人），以及馬勒當拿——這三人被視為卡斯特羅晚年三大門徒。畢竟，這位革命教父大概明白古巴的歷史角色已終結，薪火相傳的責任，將落於新興拉美群眾領袖身上。對馬勒當拿刻意結交，是他精心計算的最後殺着。
馬勒當拿的總統資本
筆者上月曾與研究拉美政治的阿根廷學者Ariel Armony聚會，他認為假如此刻馬勒當拿競選總統，已「很有可能選上」，特別是現任總統克里斯蒂娜施政開始出現問題，令選民對她和丈夫基什內爾的家族統治產生求變心。因此，據說不少阿根廷有心人已開始向球王灌迷湯。這不單是因為馬勒當拿在一個對足球狂熱的國度，擁有世界球王的威望，也因為他持有令人舉足輕重的身分﹕名嘴。自從戒毒成功，馬勒當拿主持了一個名叫《10號之夜》的清談電視節目，在西班牙語系的拉美大受歡迎，嘉賓不單包括比利、施丹、泰臣等體育明星，更包括恩師卡斯特羅。在拉美，媒體明星往往自動成為人民英雄，查韋斯就因此堅持親自主持電視節目。
當然，馬勒當拿缺乏從政經驗，只能依靠團隊輔助，自己專注飾演領袖角色，而他目前也沒有選總統的意願。但假如阿根廷奪得2010年世界盃冠軍，身為領隊的馬勒當拿，就肯定獲得君臨天下的威望，其時從政則順理成章。要是他成了總統，堅持目前的意識形態，再與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結成拉美反美同盟，以阿根廷在拉美的影響力，將為美國帶來大麻煩。對奧巴馬而言，阿根廷在2010世界盃的表現是一個嚴肅課題，假如有球員把巴塞隊中靈魂「新馬勒當拿」美斯踢傷，就太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5月25日星期一
後G20權力格局之「小國崛起論」
【咫尺地球】早前本欄談及G20會議後中國能否作為大國崛起，以及美國學者肯尼迪賦予崛起的規範。與此同時，一些國家卻在談「小國崛起」，台灣學者張亞中更出版了同名專著，希望為台灣——他眼中的「小國」——找出崛起之路。
北京自然不承認台灣是「小國」，但當中國在談大國責任，借鑑小國生存之道，也不失為有趣的對照。《小國崛起》一書的「崛起」重點，包括下列條件﹕商業至上，不受意識形態左右；廣納國際人才，超越民族主義；在全球市場創造被需要的價值；不挑釁鄰近強權，並回應全球化時代，加以利用。
表面上這些條件是合理的。但從冰島破產的案例可見，並沒有任何公式可以在全球通用。何况根據學術定義，「小國崛起」的命題本來就是一個悖論﹕假如崛起與霸權存在一定掛鈎，小國自然難以「崛起」，只會「興起」，而這樣的「興起」亦必然受制於外在環境的局限，沒有自我設定國際社會秩序章程的能力，因為有了這能力，就不再是「小國」了。
維繫繁榮興盛 vs. 變身大國
上述吊詭，對小國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究竟要恰如其份地繁榮興盛，還是要當有能力製造秩序的大國？為了和台灣對應，《小國崛起》一書談論的「小國」，基本上以面積為依歸，選擇的包括威尼斯公國、尼德蘭、瑞士、普魯士、芬蘭和愛爾蘭，但它們的視野有明顯不同。按今天學界的綜合國力指數計算，威尼斯公國雖然面積極小，但卻一度主宰中歐命脈，曾是名副其實的「大國」；普魯士作為德國核心組成部分，也一直以面向世界的挑戰者自居；但芬蘭和愛爾蘭等則從立國第一天起，即接受了當小國的事實，就是近年經濟發展出現飛躍，也沒有非份之想。箇中關鍵顯然易見﹕一旦超越了小國的瓶頸，就要盡大國的責任，而「盡責任大國論」是近年國際關係重要理論之一，希望通過規範來制度化霸權的角色，既要借助霸權的穩定力，又要限制霸權的自利行為。
有趣的是，「盡責任小國論」卻未曾盛行，似乎是假定了在全球化時代，能進行議題設定的國家數目極有限，唯有它們才有力一錘定音。不會有國家想到要從全球最不受金融海嘯影響的小國求助，因為那國家的名字是北韓。
小國公司化 可成未來趨勢
但再想一層，小國真的不能崛起嗎？答案是似非而是的。一方面，小國在這個年頭，要演化為大國、繼而盡大國責任，確實幾不可能；但與此同時，我們卻不斷發現以跨國公司名目設定世界秩序的案例，而這些公司的前身，可能不過是數十人的集團。當然，它們也受「企業社會責任論」管轄，但負擔和局限始終遠遠不及國家，例如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就是高瞻遠矚，知道美國有問題，也不可能不持有相關資產。
若當代有小國有視野要在維繫繁榮穩定以外，得到大國影響力，而又知道沒有能力盡大國責任，那樣唯一的空間，並非上述著作所言的仿效其他小國興起的經驗，而是將整個小國公司化，變成一個非國家個體（Non-state Actor）。當然，這只是理論而已，實際情况極難做到，特別是在國有化思潮忽然復興的今天。但下一波金融風暴，可能正是源自國有化的經濟漏洞，屆時「小國NSA化」求生的趨勢，卻可能變得明顯起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北京自然不承認台灣是「小國」，但當中國在談大國責任，借鑑小國生存之道，也不失為有趣的對照。《小國崛起》一書的「崛起」重點，包括下列條件﹕商業至上，不受意識形態左右；廣納國際人才，超越民族主義；在全球市場創造被需要的價值；不挑釁鄰近強權，並回應全球化時代，加以利用。
表面上這些條件是合理的。但從冰島破產的案例可見，並沒有任何公式可以在全球通用。何况根據學術定義，「小國崛起」的命題本來就是一個悖論﹕假如崛起與霸權存在一定掛鈎，小國自然難以「崛起」，只會「興起」，而這樣的「興起」亦必然受制於外在環境的局限，沒有自我設定國際社會秩序章程的能力，因為有了這能力，就不再是「小國」了。
維繫繁榮興盛 vs. 變身大國
上述吊詭，對小國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究竟要恰如其份地繁榮興盛，還是要當有能力製造秩序的大國？為了和台灣對應，《小國崛起》一書談論的「小國」，基本上以面積為依歸，選擇的包括威尼斯公國、尼德蘭、瑞士、普魯士、芬蘭和愛爾蘭，但它們的視野有明顯不同。按今天學界的綜合國力指數計算，威尼斯公國雖然面積極小，但卻一度主宰中歐命脈，曾是名副其實的「大國」；普魯士作為德國核心組成部分，也一直以面向世界的挑戰者自居；但芬蘭和愛爾蘭等則從立國第一天起，即接受了當小國的事實，就是近年經濟發展出現飛躍，也沒有非份之想。箇中關鍵顯然易見﹕一旦超越了小國的瓶頸，就要盡大國的責任，而「盡責任大國論」是近年國際關係重要理論之一，希望通過規範來制度化霸權的角色，既要借助霸權的穩定力，又要限制霸權的自利行為。
有趣的是，「盡責任小國論」卻未曾盛行，似乎是假定了在全球化時代，能進行議題設定的國家數目極有限，唯有它們才有力一錘定音。不會有國家想到要從全球最不受金融海嘯影響的小國求助，因為那國家的名字是北韓。
小國公司化 可成未來趨勢
但再想一層，小國真的不能崛起嗎？答案是似非而是的。一方面，小國在這個年頭，要演化為大國、繼而盡大國責任，確實幾不可能；但與此同時，我們卻不斷發現以跨國公司名目設定世界秩序的案例，而這些公司的前身，可能不過是數十人的集團。當然，它們也受「企業社會責任論」管轄，但負擔和局限始終遠遠不及國家，例如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就是高瞻遠矚，知道美國有問題，也不可能不持有相關資產。
若當代有小國有視野要在維繫繁榮穩定以外，得到大國影響力，而又知道沒有能力盡大國責任，那樣唯一的空間，並非上述著作所言的仿效其他小國興起的經驗，而是將整個小國公司化，變成一個非國家個體（Non-state Actor）。當然，這只是理論而已，實際情况極難做到，特別是在國有化思潮忽然復興的今天。但下一波金融風暴，可能正是源自國有化的經濟漏洞，屆時「小國NSA化」求生的趨勢，卻可能變得明顯起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5月18日星期一
基辛格演講散記
【咫尺地球】原來以為，基辛格已是一個歷史人物，想不到日前有機會欣賞他的演講，地點還是在鄰近澳門的學術會議。當我們只能從電影回顧他的伙伴尼克遜，這位86歲的老人卻依然風塵僕僕四出活動，看見他那一刻，彷彿出現了歷史錯位。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包括筆者在內的觀眾們，不少懷着近乎朝聖的心態，注視他的一舉一動。聽着聽着，卻不由得愈想愈多。
重複訪華故事 不怕吃老本
假如你在38年前拿到一個大獎，卻要在往後的38年天天對它重溫，是否還有味道？答案應是顯而易見的。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訪華的故事，肯定從他口中重複了千萬遍，但到了今天，他在中國演講卻依然必須圍繞那題目進行，也必須加上當年會見毛澤東、周恩來過程中的「軼事」以吸引觀眾，反而和當代世界局勢相關的內容，都不外什麼中國必然崛起、世界不能沒有中國、中國發展快得驚人等，江湖味頗濃——當然，觀眾們似乎也不是要什麼新猷。根據一般美國人的做法，就算真的要重溫老掉牙的故事，也會先自嘲吃老本一番，而基辛格在中國沒有——這一點的背後原因，值得注意。
說來有趣，不少把基辛格當作「中國人民老朋友」的中國人，都是民族主義者；不少中國民族主義者，都對美國右翼政策反感。然而基辛格在歐美卻依然以「強烈反左」著稱，不但在70年代策劃拉美的連串政變，讓他備受爭議；他在小布殊政府任內更依然維持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力，據說是白宮最常出現的訪客之一，甚至連伊拉克戰爭最秘密的規劃都有這位老人的影子。這不叫雙重標準，因為基辛格和後來的新保守主義者不同，不主張統一的理念，只講求國家利益。難得的是中國觀眾少有讓老朋友尷尬，絕少問及這類問題，頂多問他「這麼常來中國是否因為仰慕中國文化嗎」。太難答了。
聽過他發言，身旁一位資深老教授不以為然，認為他來中國只是為他的顧問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招商，更說這公司承擔了不少中國游說合約，不和北京打好關係不行；而因為他的極右標籤，這公司在歐洲大陸就遠不及在華吃香。當然，這些筆者就不能求證了。
相反，同場演講的中國前外長李肇星卻予人一定驚喜，發言依據美式作風準備幽默笑話，而且棉裏藏針，例如以開玩笑方式當着基辛格面前說「當年你吩咐美國人買中國貨，今天你們卻欠我們國家很多錢哈哈哈」，倒真的惹得所有人哈哈哈。也許是小人之心，聽他說起1971如何如何、1979如何如何，都似隱隱然帶三分諷刺，彷彿在說﹕你還是這樣呀。
一度呼風喚雨停不下
基辛格是否還需要大量金錢？自然不是。是否需要名譽教授頭銜？不可能。是否還享受講述1971的故事？似乎也不是。是否真的以促進中美友誼為終身使命？也許有這元素，但從其信條顯示，那不是主菜。
依然行走江湖，原因也許很簡單﹕對一位智力超群、曾呼風喚雨的巨人來說，停下來，怎麼辦？他在美國的身分，變成了首席政壇不倒翁，到了21世紀還在幕前——他除了經營私人公司，還一度應小布殊之邀，負責9/11調查委員會，不過迅速因為利益糾紛被民主黨逼走而已。和他同代的，無論在國內外，有誰還如此活躍？尼克遜、周恩來，還是布涅日烈夫？都不是，但也許唯有這些基辛格的真正老朋友，才有資格問﹕教授，你寂寞嗎？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重複訪華故事 不怕吃老本
假如你在38年前拿到一個大獎，卻要在往後的38年天天對它重溫，是否還有味道？答案應是顯而易見的。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訪華的故事，肯定從他口中重複了千萬遍，但到了今天，他在中國演講卻依然必須圍繞那題目進行，也必須加上當年會見毛澤東、周恩來過程中的「軼事」以吸引觀眾，反而和當代世界局勢相關的內容，都不外什麼中國必然崛起、世界不能沒有中國、中國發展快得驚人等，江湖味頗濃——當然，觀眾們似乎也不是要什麼新猷。根據一般美國人的做法，就算真的要重溫老掉牙的故事，也會先自嘲吃老本一番，而基辛格在中國沒有——這一點的背後原因，值得注意。
說來有趣，不少把基辛格當作「中國人民老朋友」的中國人，都是民族主義者；不少中國民族主義者，都對美國右翼政策反感。然而基辛格在歐美卻依然以「強烈反左」著稱，不但在70年代策劃拉美的連串政變，讓他備受爭議；他在小布殊政府任內更依然維持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力，據說是白宮最常出現的訪客之一，甚至連伊拉克戰爭最秘密的規劃都有這位老人的影子。這不叫雙重標準，因為基辛格和後來的新保守主義者不同，不主張統一的理念，只講求國家利益。難得的是中國觀眾少有讓老朋友尷尬，絕少問及這類問題，頂多問他「這麼常來中國是否因為仰慕中國文化嗎」。太難答了。
聽過他發言，身旁一位資深老教授不以為然，認為他來中國只是為他的顧問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招商，更說這公司承擔了不少中國游說合約，不和北京打好關係不行；而因為他的極右標籤，這公司在歐洲大陸就遠不及在華吃香。當然，這些筆者就不能求證了。
相反，同場演講的中國前外長李肇星卻予人一定驚喜，發言依據美式作風準備幽默笑話，而且棉裏藏針，例如以開玩笑方式當着基辛格面前說「當年你吩咐美國人買中國貨，今天你們卻欠我們國家很多錢哈哈哈」，倒真的惹得所有人哈哈哈。也許是小人之心，聽他說起1971如何如何、1979如何如何，都似隱隱然帶三分諷刺，彷彿在說﹕你還是這樣呀。
一度呼風喚雨停不下
基辛格是否還需要大量金錢？自然不是。是否需要名譽教授頭銜？不可能。是否還享受講述1971的故事？似乎也不是。是否真的以促進中美友誼為終身使命？也許有這元素，但從其信條顯示，那不是主菜。
依然行走江湖，原因也許很簡單﹕對一位智力超群、曾呼風喚雨的巨人來說，停下來，怎麼辦？他在美國的身分，變成了首席政壇不倒翁，到了21世紀還在幕前——他除了經營私人公司，還一度應小布殊之邀，負責9/11調查委員會，不過迅速因為利益糾紛被民主黨逼走而已。和他同代的，無論在國內外，有誰還如此活躍？尼克遜、周恩來，還是布涅日烈夫？都不是，但也許唯有這些基辛格的真正老朋友，才有資格問﹕教授，你寂寞嗎？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5月10日星期日
回顧百年前中墨關係
【咫尺地球】H1N1流感演變成中國和墨西哥近年罕見的外交風波，雙方都埋怨對方沒有易地而處、充分照顧友邦民族感情﹕墨西哥認為是中國崛起後，以霸權姿態歧視發展中國家；中國則認為墨西哥不謹慎處理國人出國問題、留難包機事件，等同不承認國人生命寶貴。然而主事官員對對方國情，例如墨西哥在北美貿易協定簽訂後的心態，又或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似乎了解並不完全；就是了解，實在也不可能在這非常時期怎麼顧及。如此外交，教人想起100年前的中墨關係，那段插曲由重重誤會組成，讓中墨同時飾演「霸權主義者」和「受害人」，伍廷芳傳奇有詳細記載，戲劇性甚強，十分精彩。
第一回合﹕墨西哥獨裁者迪亞斯排華
20世紀初，華工在協助美國 西部大開發後被當作經濟威脅，美國通過連串排華法案。當時美國剛戰勝美西戰爭，成了美洲無可爭議的霸權，美洲各國見美國牽頭排華，都打算跟進，包括墨西哥。墨西哥在1846-1848年的美墨戰爭前，領土足和美國比併，算得上大國，就是戰後損失了大量土地，也還是白銀出口國，一直希望以其他形式重振「大國」聲威。當時墨西哥長期執政的是獨裁者迪亞斯（Porfirio Diaz），也就是和辛亥革命齊名的「墨西哥革命」的推翻對象，他和慈禧太后被視為東西兩大獨裁者。1905年，迪亞斯指示他控制的墨西哥國會審議排華法，一旦通過了，墨西哥也就和美國一樣，擁有排他的資本。由於中國駐美大使伍廷芳在美的反排華運動徒勞無功，墨西哥國會對排華法通過胸有成竹，並對伍大使溫文爾雅的游說毫不理會。
第二回合﹕伍廷芳、程璧光「炮艦政策」
然而身為香港人、曾在皇仁書院讀書、後來當上民國外交部長的伍廷芳，是中國外交祖師，對墨西哥「疑似大國」欺善怕惡的心態十分了解（其實只要代入清廷當時的思維就是），而且得到美國默許不鼓勵墨西哥排華，對迪亞斯並不賣帳。談判期間，他面對墨國議員的氣燄，忽然拿起「香港仔」應變精神，拍枱大叫﹕「下旗！回國！電中國政府，派兵船來，再和你們周旋」。墨國議員沒料到這一着，看着怒氣冲冲離去的伍廷芳，居然就此屈服，不通過排華。這似乎不可思議，但畢竟中國海軍在甲午戰前，位列全球第七，依然並非數十年前被美國打怕了的墨西哥可比；就是甲午戰後，「中國熱」經過李鴻章訪問北美興起，軍備也有少許恢復，伍廷芳無中生有的「炮艦政策」居然一舉成功。
數年後的1911年，迪亞斯下台，混亂不堪的墨西哥再次排華，這次清廷吸收了伍廷芳的勝利經驗，再次聲稱要派艦到墨西哥「訪問」。這次居然真的有大清艦隻到達墨國，因為當時的統領、後來當上民國海軍總長的程璧光，剛好率領甲午戰後中國海軍的最大投資巡洋艦「海圻艦」到英國 ，參加喬治五世加冕儀式，返航時知道墨西哥又搞小動作，立即宣布對之「訪問」，以增強「大清炮艦政策」的「說服力」。海圻艦訪英原來就是大清亡國前為爭門面的最後一擊，規格甚高，單看排場，倒不失大國風範，美國也派出大量達官貴人閱兵。結果，缺乏了中央一統政府的墨西哥，聽說大清「大軍壓境」，不知道程壁光根本不能決定開戰，居然立刻回禮道歉、承諾賠償受害僑民生命財產損失，程璧光到了古巴就不用再走，勝利回朝。回國期間辛亥革命爆發，他率全軍起義。借古鑒今，百年後中墨兩國對對方的了解，起碼在民間層面而言，恐怕也增進不了多少。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作者按﹕本欄提及民國外交部長伍廷芳為皇仁舊生，坊間一般記載其為聖保羅書院舊生，但一些文獻如George B. Endacott與Arthur Hinton所著的《Fragrant Harbour》或《霍英東全傳》，則稱伍為皇仁舊生，或曾於當年中央書院就讀。筆者查證下，相信前者資訊較為準確，但也未能核實後者不符事實，故特作補充更正。
第一回合﹕墨西哥獨裁者迪亞斯排華
20世紀初，華工在協助美國 西部大開發後被當作經濟威脅，美國通過連串排華法案。當時美國剛戰勝美西戰爭，成了美洲無可爭議的霸權，美洲各國見美國牽頭排華，都打算跟進，包括墨西哥。墨西哥在1846-1848年的美墨戰爭前，領土足和美國比併，算得上大國，就是戰後損失了大量土地，也還是白銀出口國，一直希望以其他形式重振「大國」聲威。當時墨西哥長期執政的是獨裁者迪亞斯（Porfirio Diaz），也就是和辛亥革命齊名的「墨西哥革命」的推翻對象，他和慈禧太后被視為東西兩大獨裁者。1905年，迪亞斯指示他控制的墨西哥國會審議排華法，一旦通過了，墨西哥也就和美國一樣，擁有排他的資本。由於中國駐美大使伍廷芳在美的反排華運動徒勞無功，墨西哥國會對排華法通過胸有成竹，並對伍大使溫文爾雅的游說毫不理會。
第二回合﹕伍廷芳、程璧光「炮艦政策」
然而身為香港人、曾在皇仁書院讀書、後來當上民國外交部長的伍廷芳，是中國外交祖師，對墨西哥「疑似大國」欺善怕惡的心態十分了解（其實只要代入清廷當時的思維就是），而且得到美國默許不鼓勵墨西哥排華，對迪亞斯並不賣帳。談判期間，他面對墨國議員的氣燄，忽然拿起「香港仔」應變精神，拍枱大叫﹕「下旗！回國！電中國政府，派兵船來，再和你們周旋」。墨國議員沒料到這一着，看着怒氣冲冲離去的伍廷芳，居然就此屈服，不通過排華。這似乎不可思議，但畢竟中國海軍在甲午戰前，位列全球第七，依然並非數十年前被美國打怕了的墨西哥可比；就是甲午戰後，「中國熱」經過李鴻章訪問北美興起，軍備也有少許恢復，伍廷芳無中生有的「炮艦政策」居然一舉成功。
數年後的1911年，迪亞斯下台，混亂不堪的墨西哥再次排華，這次清廷吸收了伍廷芳的勝利經驗，再次聲稱要派艦到墨西哥「訪問」。這次居然真的有大清艦隻到達墨國，因為當時的統領、後來當上民國海軍總長的程璧光，剛好率領甲午戰後中國海軍的最大投資巡洋艦「海圻艦」到英國 ，參加喬治五世加冕儀式，返航時知道墨西哥又搞小動作，立即宣布對之「訪問」，以增強「大清炮艦政策」的「說服力」。海圻艦訪英原來就是大清亡國前為爭門面的最後一擊，規格甚高，單看排場，倒不失大國風範，美國也派出大量達官貴人閱兵。結果，缺乏了中央一統政府的墨西哥，聽說大清「大軍壓境」，不知道程壁光根本不能決定開戰，居然立刻回禮道歉、承諾賠償受害僑民生命財產損失，程璧光到了古巴就不用再走，勝利回朝。回國期間辛亥革命爆發，他率全軍起義。借古鑒今，百年後中墨兩國對對方的了解，起碼在民間層面而言，恐怕也增進不了多少。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作者按﹕本欄提及民國外交部長伍廷芳為皇仁舊生，坊間一般記載其為聖保羅書院舊生，但一些文獻如George B. Endacott與Arthur Hinton所著的《Fragrant Harbour》或《霍英東全傳》，則稱伍為皇仁舊生，或曾於當年中央書院就讀。筆者查證下，相信前者資訊較為準確，但也未能核實後者不符事實，故特作補充更正。
2009年5月4日星期一
泰商眼中的他信內應論
【咫尺地球】本欄曾談及在泰國一般市民、學者眼中，外國人通過國際媒體閱讀泰國局勢可能出現盲點。及後筆者亦曾與一些泰國商人交流，他們同樣對純粹的紅衫軍群眾運動不大擔心，但通過他們的局內人視角，卻對政府內部的複雜形勢頗為憂慮。
為何多國外長要涉水逃走？
首先，泰國商人認為群眾運動令泰國主辦的國際會議流產，這對泰國經濟發展造成的形象損失極難彌補，嚴重影響泰國爭取在東盟乃至亞太區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歷年努力，對這點他們更介意。他們認為最吊詭的是，當日會議場地形勢險要，三面環山，極易防衛，理應保安嚴密，最後卻要多國外長涉水逃走，場景極其「壯觀」，明顯是他信陣營在政府有內應，才故意配合這幕國際出醜記，好讓民眾見證阿披實政府管治能力如何糟糕。
王室內部矛盾恐被政潮利用
同一道理，一些在泰國政府總部附近乃至內部發生的槍擊案件，他們認為也是內應所為，否則泰國的防衛力量，並非不濟至此。同時，他們更擔心王室內部的矛盾，會被政潮利用。泰國坊間一直流傳王儲的種種故事，這些對所有人都並不新鮮。泰商的關注點，只是名聲不佳的王儲，基於鞏固他日權位的需要，早已和他信建立秘密聯盟關係，因此和泰王關係鬧僵的他信，今天才這樣有恃無恐——這正是近來愈傳愈烈的江湖傳聞，坊間極難求證，在泰國公開發表則極其危險，唯有外電報道才依稀提及。至於近年積極改善泰國國際形象、極受國際社會歡迎的長公主，則難以在內爭扮演要角。
假如香港變成「他國」顛覆基地
但他們最恐懼的還是暗殺先例的開啟。事實上，東南亞政局常有暗殺發生，職業殺手要求的價碼並不高，但一般局限於地方層面，因為高層的政治角力，在宏觀調控下，一般都可通過金錢解決——也因如此，暗殺價碼才被愈調愈低。這次他信政敵中槍，固然令他們懷疑這是一方陣營改變遊戲規則的暗號，但更令他們不安的是，這可能代表原已遵守遊戲規則的一些江湖圈子內，也埋下不少他信的內應。
假如上述泰商的憂慮全部屬實，他信在農村的傳統支持者以外，在政府、王室、軍隊、民間依然擁有龐大潛力，乃至在關鍵崗位埋下內應，則泰國局勢的長遠變數，並非以往的政變可以比擬。因此泰商最後的微言，輪到與香港相關﹕自從他信下台，香港就經常出現他的蹤迹，這位過氣首相不但在港四出買衣服、買樓盤，甚至連他的新書發佈會，也選擇在香港舉行，令不少反他信陣營中人十分奇怪或不滿，認為他信只是在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建構一個並不存在的顛覆基地，好讓一般泰國民眾誤會，背後有中國政府在支持他信。我們近來見少了他信，也許這是在泰國壓力下北京回應的結果。無論如何，當泰國政府周前吊銷他信的泰國護照，他信已變成尼加拉瓜公民，暫時再也不能享受特區的免簽證待遇，在港泰商的憂慮似乎暫可按下不表。但香港只是他信全球網絡的一個小環節，既然他結下的是一個大塵網，要自動放棄，恐怕比魚死網破更難。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為何多國外長要涉水逃走？
首先，泰國商人認為群眾運動令泰國主辦的國際會議流產，這對泰國經濟發展造成的形象損失極難彌補，嚴重影響泰國爭取在東盟乃至亞太區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歷年努力，對這點他們更介意。他們認為最吊詭的是，當日會議場地形勢險要，三面環山，極易防衛，理應保安嚴密，最後卻要多國外長涉水逃走，場景極其「壯觀」，明顯是他信陣營在政府有內應，才故意配合這幕國際出醜記，好讓民眾見證阿披實政府管治能力如何糟糕。
王室內部矛盾恐被政潮利用
同一道理，一些在泰國政府總部附近乃至內部發生的槍擊案件，他們認為也是內應所為，否則泰國的防衛力量，並非不濟至此。同時，他們更擔心王室內部的矛盾，會被政潮利用。泰國坊間一直流傳王儲的種種故事，這些對所有人都並不新鮮。泰商的關注點，只是名聲不佳的王儲，基於鞏固他日權位的需要，早已和他信建立秘密聯盟關係，因此和泰王關係鬧僵的他信，今天才這樣有恃無恐——這正是近來愈傳愈烈的江湖傳聞，坊間極難求證，在泰國公開發表則極其危險，唯有外電報道才依稀提及。至於近年積極改善泰國國際形象、極受國際社會歡迎的長公主，則難以在內爭扮演要角。
假如香港變成「他國」顛覆基地
但他們最恐懼的還是暗殺先例的開啟。事實上，東南亞政局常有暗殺發生，職業殺手要求的價碼並不高，但一般局限於地方層面，因為高層的政治角力，在宏觀調控下，一般都可通過金錢解決——也因如此，暗殺價碼才被愈調愈低。這次他信政敵中槍，固然令他們懷疑這是一方陣營改變遊戲規則的暗號，但更令他們不安的是，這可能代表原已遵守遊戲規則的一些江湖圈子內，也埋下不少他信的內應。
假如上述泰商的憂慮全部屬實，他信在農村的傳統支持者以外，在政府、王室、軍隊、民間依然擁有龐大潛力，乃至在關鍵崗位埋下內應，則泰國局勢的長遠變數，並非以往的政變可以比擬。因此泰商最後的微言，輪到與香港相關﹕自從他信下台，香港就經常出現他的蹤迹，這位過氣首相不但在港四出買衣服、買樓盤，甚至連他的新書發佈會，也選擇在香港舉行，令不少反他信陣營中人十分奇怪或不滿，認為他信只是在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建構一個並不存在的顛覆基地，好讓一般泰國民眾誤會，背後有中國政府在支持他信。我們近來見少了他信，也許這是在泰國壓力下北京回應的結果。無論如何，當泰國政府周前吊銷他信的泰國護照，他信已變成尼加拉瓜公民，暫時再也不能享受特區的免簽證待遇，在港泰商的憂慮似乎暫可按下不表。但香港只是他信全球網絡的一個小環節，既然他結下的是一個大塵網，要自動放棄，恐怕比魚死網破更難。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4月27日星期一
悼林尚義﹕阿叔與他的西德奇蹟……
【咫尺地球】回想10歲時，剛懂得看足球比賽，那時一名評述員常說「中場（時間）要打電話給福士教他變陣」，又能預知德國隊的禾拉與奇連士文先後入球。那時，我是信以為真的。後來知道那名評述員叫「阿叔」，也發現福士時期的德國隊比起歷史的輝煌，已遜色不少。
據說，阿叔確實認識不少德國名宿，而他本人當球員的歲月，正是西德隊崛起的時代﹕他在1958年得到東京亞運足球金牌，西德則在1954年首奪世界盃冠軍。可以想像，阿叔作為忠心德國球迷，必然與那個時代背景有關。
今天我們說起德國，直覺以強隊視之，但在1954年，西德奪冠是爆大冷的事，當時的球壇首席勁旅，是今天已式微的匈牙利。在50年代，有球王普斯卡斯坐鎮的匈牙利隊，曾創下連勝34場的恐怖紀錄，包括在1954年世界盃分組賽以8﹕3大勝西德；相反，在1950年世界盃，兩德依然因為二戰戰敗不能參賽。然而匈牙利的連勝紀錄，就是在1954年世界盃決賽被西德中斷。
這勝利，史稱「伯爾尼的奇蹟」（The Miracle of Bern），也就是德國電影《愛的十二碼》的原名——瑞士伯爾尼是主辦城市，而所謂「史上」，並非單指足球史，也包括政治和國際關係史。在1954年，西德還不被視為正常國家﹕納粹精神連根拔起，國家新向心力卻不能建立，返國的戰俘身心交瘁，美國對西德人居高臨下，連慘敗的法國也以戰勝者姿態干預西德內政，東德反而表面上欣欣向榮，更有年輕人主動逃亡東柏林。在東西德以外，當年還有第三隊德國隊——被劃為法國保護國的「薩爾蘭」——獨立參賽。可以說，西德經濟崛起、半壁江山國家身分的確立，都和1954年的勝利息息相關。唯一類似例子，只有年前伊拉克百廢待興之際奪得亞洲盃才可比擬。
西德奪世界盃重建信心
阿叔1972年掛靴，改當評述員，西德則在1974年再奪世界盃。那次奪冠，對西德政治同樣重要﹕兩年前，西德主辦1972年慕尼黑奧運，發生了以色列運動員被恐怖分子突襲喪生慘劇，當局應變極差，國際社會對西德防衛和反恐能力信心盡失，甚至質疑它對西方陣營的價值。面對如此逆境，西德成功主辦1974年世界盃、並以東道主身分奪冠，一吐烏氣。1990年，西德變成德國隊再奪冠，來自東德的隊長森馬被稱為「兩德統一最大收穫」，反映德國全面復興，這也在德國電影《快樂的謊言》有所敘述。此後，阿叔跳槽了。
德國隊的每次成功，巧妙地，都與林尚義的足球事業有所聯繫，但阿叔作為香港頂級球員、球評人，和香港足球的互動卻愈來愈少﹕大概那小圈子——以及其背後的潛規則——再也容不下他，也不屬於他。結果阿叔沒有炮製「現代足球一隊進攻另一隊就要防守」、「比賽難以開紀錄，除非一隊攻入一球」一類「金句」，與香港電影的crossover反而愈來愈多。記得我首次看《古惑仔》電影時，並非在香港，而是在美國留學期間的香港文化介紹活動，身旁觀眾都是洋人，全場反應最熱烈的一幕，就是阿叔飾演的牧師在靈堂以飛鞋絕技踢向吳鎮宇飾演的洪興龍頭靚坤，然後洋警司說﹕「什麼都看不見」。
「阿叔」 的集體回憶
香港媒體習慣把公眾人物配以倫理稱謂，久而久之，「阿叔」、「驃叔」、「霑叔」都活像我們家族成員，成了不能被保育的集體回憶。他逝世後，Facebook的不同林尚義悼念區在一日內聚集了過萬會員。畢竟能夠冠之以「叔」的，多予人敢言的感覺，觀眾喜歡他們不怕開罪同行的勇氣、公然在錄影廠吸煙的氣派，這都是不能東施效顰的，因為內裏存有對現實社會的投射。
當年阿叔代表中華民國參與亞運。雖然這是歷史形成的背景，但也可說是香港軟實力的展現。然而似乎當局不太深究西德和德國如何通過足球建構國家身分，也不在意施丹每次為法國贏取錦標後，慶祝最熱烈的依然是他的家鄉阿爾及利亞，即使是激進穆斯林，那一剎那也不介意「放下屠刀，立地信耶穌」。也許，這再次證明唯有德國才是阿叔的歸宿，至於本地足球是否球迷的歸宿，阿叔後期主持《球迷世界》的神情，已盡在不言。RIP。
（筆者註﹕部分內容節錄自《國際政治夢工場II（下卷）》）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據說，阿叔確實認識不少德國名宿，而他本人當球員的歲月，正是西德隊崛起的時代﹕他在1958年得到東京亞運足球金牌，西德則在1954年首奪世界盃冠軍。可以想像，阿叔作為忠心德國球迷，必然與那個時代背景有關。
今天我們說起德國，直覺以強隊視之，但在1954年，西德奪冠是爆大冷的事，當時的球壇首席勁旅，是今天已式微的匈牙利。在50年代，有球王普斯卡斯坐鎮的匈牙利隊，曾創下連勝34場的恐怖紀錄，包括在1954年世界盃分組賽以8﹕3大勝西德；相反，在1950年世界盃，兩德依然因為二戰戰敗不能參賽。然而匈牙利的連勝紀錄，就是在1954年世界盃決賽被西德中斷。
這勝利，史稱「伯爾尼的奇蹟」（The Miracle of Bern），也就是德國電影《愛的十二碼》的原名——瑞士伯爾尼是主辦城市，而所謂「史上」，並非單指足球史，也包括政治和國際關係史。在1954年，西德還不被視為正常國家﹕納粹精神連根拔起，國家新向心力卻不能建立，返國的戰俘身心交瘁，美國對西德人居高臨下，連慘敗的法國也以戰勝者姿態干預西德內政，東德反而表面上欣欣向榮，更有年輕人主動逃亡東柏林。在東西德以外，當年還有第三隊德國隊——被劃為法國保護國的「薩爾蘭」——獨立參賽。可以說，西德經濟崛起、半壁江山國家身分的確立，都和1954年的勝利息息相關。唯一類似例子，只有年前伊拉克百廢待興之際奪得亞洲盃才可比擬。
西德奪世界盃重建信心
阿叔1972年掛靴，改當評述員，西德則在1974年再奪世界盃。那次奪冠，對西德政治同樣重要﹕兩年前，西德主辦1972年慕尼黑奧運，發生了以色列運動員被恐怖分子突襲喪生慘劇，當局應變極差，國際社會對西德防衛和反恐能力信心盡失，甚至質疑它對西方陣營的價值。面對如此逆境，西德成功主辦1974年世界盃、並以東道主身分奪冠，一吐烏氣。1990年，西德變成德國隊再奪冠，來自東德的隊長森馬被稱為「兩德統一最大收穫」，反映德國全面復興，這也在德國電影《快樂的謊言》有所敘述。此後，阿叔跳槽了。
德國隊的每次成功，巧妙地，都與林尚義的足球事業有所聯繫，但阿叔作為香港頂級球員、球評人，和香港足球的互動卻愈來愈少﹕大概那小圈子——以及其背後的潛規則——再也容不下他，也不屬於他。結果阿叔沒有炮製「現代足球一隊進攻另一隊就要防守」、「比賽難以開紀錄，除非一隊攻入一球」一類「金句」，與香港電影的crossover反而愈來愈多。記得我首次看《古惑仔》電影時，並非在香港，而是在美國留學期間的香港文化介紹活動，身旁觀眾都是洋人，全場反應最熱烈的一幕，就是阿叔飾演的牧師在靈堂以飛鞋絕技踢向吳鎮宇飾演的洪興龍頭靚坤，然後洋警司說﹕「什麼都看不見」。
「阿叔」 的集體回憶
香港媒體習慣把公眾人物配以倫理稱謂，久而久之，「阿叔」、「驃叔」、「霑叔」都活像我們家族成員，成了不能被保育的集體回憶。他逝世後，Facebook的不同林尚義悼念區在一日內聚集了過萬會員。畢竟能夠冠之以「叔」的，多予人敢言的感覺，觀眾喜歡他們不怕開罪同行的勇氣、公然在錄影廠吸煙的氣派，這都是不能東施效顰的，因為內裏存有對現實社會的投射。
當年阿叔代表中華民國參與亞運。雖然這是歷史形成的背景，但也可說是香港軟實力的展現。然而似乎當局不太深究西德和德國如何通過足球建構國家身分，也不在意施丹每次為法國贏取錦標後，慶祝最熱烈的依然是他的家鄉阿爾及利亞，即使是激進穆斯林，那一剎那也不介意「放下屠刀，立地信耶穌」。也許，這再次證明唯有德國才是阿叔的歸宿，至於本地足球是否球迷的歸宿，阿叔後期主持《球迷世界》的神情，已盡在不言。RIP。
（筆者註﹕部分內容節錄自《國際政治夢工場II（下卷）》）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4月20日星期一
報道泰國局勢的盲點
【咫尺地球】泰國政潮期間，香港媒體均對之大幅報道，暢銷周刊更以之為封面。當時筆者身在海外，剛巧碰見一些泰國政府的朋友，他們口中的「普通常識」，因為各種原因，卻往往不是媒體的報道重點。
泰民族主義激化更受關注
例如他們認為近年泰國政局最大的改變，並非出現了親他信和反他信兩大陣營、紅衣與黃衣兩大兵團，或隨之而來的連串政變和反政變，而是泰國民族主義的激化。自從泰國和柬埔寨邊境的古蹟爭議變成民粹運動，雙方出現小型武裝衝突，在兩大陣營都要爭取民意的前提下，泰國政客紛紛以強硬姿態宣示愛國，令泰國和平局勢出現隱憂。雖然泰人也要接受軍訓，但其訓練遠不及新加坡等國嚴格，又缺乏緬甸、柬埔寨等鄰國的實戰經驗，作戰力教人擔心。
至於泰國國內的示威，反而和一般人生活關係有限。對泰國人而言，無論那些群眾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口喊什麼人設計的口號，要他們持續數月集會，都只能是源自「系統性發薪行為」（編按﹕即有人出錢「僱用」）。雖然新聞顯現的泰國局勢十分嚴峻，當地人這感覺並不強烈，因為他們知道「群眾活動」早已不是真正由下而上的動員，其不可測性也開始降低。與此同時，他們對政客的態度卻日漸犬儒起來。
王儲名聲惹爭議 前景有隱憂
一般泰國人都知道，局勢的真正最高仲裁者並非選民，而是泰王。泰國媒體一直嚴禁傳播任何王室的負面信息，教外間更難理解泰王的政治角色。目前沒有泰人願意和這位德高望重的老王對着幹，但一旦他那位名聲可議的王儲繼位，局勢卻可能一發不可收拾，這才是泰國人對和平的最大隱憂。有不少學者建議泰國王室由形象開明的公主繼位，但這並非傳統。
換句話說，相比起歷次泰國政潮而言，泰國今天並不特別着急，反而數月前的群眾佔領機場事件產生了針對遊客的行為，引起混亂的可能性更大。至於他信護照被吊銷、政變領袖遭伏擊，這些對飽受小型政變訓練的泰國人而言，原來都是「可消化」的變數。因此當他們發現泰國政潮成了國際要聞、香港引以為傲地宣布自己是全球首個呼籲民眾暫時不要到泰國的地方，都感到有點啼笑皆非——當然，他們不知道特區政府要加倍回應，以彌補上回反應緩慢的教訓。
想深一層，這個全球第一，倒有不少深層問題。不少西方國家有一個長期名單，記上他們呼籲國民不要踏足的國度。不少看似太平無事的度假聖地，例如也門、阿爾及利亞，一律榜上有名。在這名單之外，西方會針對出現短期危機的國家發出警報，什麼時候只是形式主義的勸喻、什麼時候要動真格撤僑，有嚴格標準。但對港人而言，他們此前沒收到特區政府呼籲不要到其他國家的資訊，卻知道不應此時到泰國，如此信息是不平衡的，畢竟在此刻比泰國危險的國家地區多的是。例如有友人原打算上月到北韓，申請簽證時適逢導彈危機，北韓領事館再三要求他提供「海外聯繫檔案」，最後被其所屬公司要求取消行程。過程中，沒有來自官方的資訊可以倚賴，只能向筆者一類朋友徵詢意見。舉一反三，單從本地媒體的資訊研判世界，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有時難免見樹不見林。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泰民族主義激化更受關注
例如他們認為近年泰國政局最大的改變，並非出現了親他信和反他信兩大陣營、紅衣與黃衣兩大兵團，或隨之而來的連串政變和反政變，而是泰國民族主義的激化。自從泰國和柬埔寨邊境的古蹟爭議變成民粹運動，雙方出現小型武裝衝突，在兩大陣營都要爭取民意的前提下，泰國政客紛紛以強硬姿態宣示愛國，令泰國和平局勢出現隱憂。雖然泰人也要接受軍訓，但其訓練遠不及新加坡等國嚴格，又缺乏緬甸、柬埔寨等鄰國的實戰經驗，作戰力教人擔心。
至於泰國國內的示威，反而和一般人生活關係有限。對泰國人而言，無論那些群眾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口喊什麼人設計的口號，要他們持續數月集會，都只能是源自「系統性發薪行為」（編按﹕即有人出錢「僱用」）。雖然新聞顯現的泰國局勢十分嚴峻，當地人這感覺並不強烈，因為他們知道「群眾活動」早已不是真正由下而上的動員，其不可測性也開始降低。與此同時，他們對政客的態度卻日漸犬儒起來。
王儲名聲惹爭議 前景有隱憂
一般泰國人都知道，局勢的真正最高仲裁者並非選民，而是泰王。泰國媒體一直嚴禁傳播任何王室的負面信息，教外間更難理解泰王的政治角色。目前沒有泰人願意和這位德高望重的老王對着幹，但一旦他那位名聲可議的王儲繼位，局勢卻可能一發不可收拾，這才是泰國人對和平的最大隱憂。有不少學者建議泰國王室由形象開明的公主繼位，但這並非傳統。
換句話說，相比起歷次泰國政潮而言，泰國今天並不特別着急，反而數月前的群眾佔領機場事件產生了針對遊客的行為，引起混亂的可能性更大。至於他信護照被吊銷、政變領袖遭伏擊，這些對飽受小型政變訓練的泰國人而言，原來都是「可消化」的變數。因此當他們發現泰國政潮成了國際要聞、香港引以為傲地宣布自己是全球首個呼籲民眾暫時不要到泰國的地方，都感到有點啼笑皆非——當然，他們不知道特區政府要加倍回應，以彌補上回反應緩慢的教訓。
想深一層，這個全球第一，倒有不少深層問題。不少西方國家有一個長期名單，記上他們呼籲國民不要踏足的國度。不少看似太平無事的度假聖地，例如也門、阿爾及利亞，一律榜上有名。在這名單之外，西方會針對出現短期危機的國家發出警報，什麼時候只是形式主義的勸喻、什麼時候要動真格撤僑，有嚴格標準。但對港人而言，他們此前沒收到特區政府呼籲不要到其他國家的資訊，卻知道不應此時到泰國，如此信息是不平衡的，畢竟在此刻比泰國危險的國家地區多的是。例如有友人原打算上月到北韓，申請簽證時適逢導彈危機，北韓領事館再三要求他提供「海外聯繫檔案」，最後被其所屬公司要求取消行程。過程中，沒有來自官方的資訊可以倚賴，只能向筆者一類朋友徵詢意見。舉一反三，單從本地媒體的資訊研判世界，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有時難免見樹不見林。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4月6日星期一
G20後中國崛起嗎？ 「Rise」與「Upsurge」
【咫尺地球】G20峰會前，西方外交界流傳這樣一個說法﹕其實這只是「G2+0」會議，只有美國和中國說了算。這固然是半開玩笑，事實又是如何？中文大學所屬單位剛舉行了關於21世紀中國外交的學術會議，會中中國駐APEC前大使王嵎生多次重申其年前一篇文章的觀點，認為「和平崛起」的正確翻譯應是「peaceful upsurge」，而不是「peaceful rise」，因為「崛起」的含義包括急短的速度，而「rise」並沒有時限的暗示。因此他認為外國學者經常談論的「rise of China」，應被如實翻譯為其他字詞（例如「中國興起」），而不是「崛起」，並擔心一旦華人誤以為中國國力在急速上升成了國際共識，會影響國人的自我定位和判斷。
本欄早前曾探討「和平崛起」、「和平發展」、「韜光養晦」等的翻譯，相信這是東西方爭取話語權的軟武器，對上述觀點十分認同。可以補充的，就是外國學者使用「rise」來形容中國，這和純粹的「興起」亦依然有一定距離﹕自從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出版了《強權的興起與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書，「rise」一字經常就和肯尼迪理論掛鉤。
肯尼迪的強權論
肯尼迪的理論並不複雜，甚至說得上簡單直接﹕強權（注意﹕他使用的並非「大國」）的興起，一般是資源實力和軍事力量的結合；如何通過整個政權的機器整合這些力量，予以最有效發揮，則稱為「大戰略」（grand strategy）；當強權過分使用上述資源或過分擴張，會邁向衰落之路；一個強權的衰落，又往往伴隨另一強權的興起，結果新強權製造的遊戲規則，又隨之登場……這理論在中國同樣深入民心，紀錄片《大國崛起》原裝版本出現最多的受訪者就是肯尼迪；只是在香港，他的片段才被大量刪去，為狄娜取代。
肯尼迪的理論對國際關係深具影響，不少概念都從那裏得到延伸或修正。例如對綜合國力的量化計算、針對「霸權和平論」的辯論，往往都在肯尼迪的陰影下進行。然而這理論近年亦面對不少批評，例如有認為沒有豐富資源、沒有強大軍隊的意識形態重鎮，也有資格當「強權」；有認為強權不一定有能力啟動大戰略；有認為強權不再存在此起彼落的朝代興替，不存在永續戰爭；也有認為整個「興起衰落論」只是當權派建構的虛象。
每當外國學者使用「rise of China」，固然可以說是「中國興起」，但同時也多少暗示了他們不相信中國興起與肯尼迪筆下的其他強權有何區別，或不認同上述對「rise」概念的質疑。要如何才能翻譯出「Kennedian Rise」的神韻，那是專門學問。對此不少學者都有所忽略，反而一些媒體、博客相對敏感，例如內地博客徐綏之的文章《大國崛起辨偽》就值得一讀。
事實上，中國外交部對上述問題了解頗深，胡錦濤和溫家寶各自說過一次「崛起」後就不再用，官方政策也調整為「和平發展」，目的就是證明中國並非進行「肯尼迪式興起」。問題是「發展」一字缺乏了任何質變或量變的含義，不可能成為專門名詞。相較下日本右派以「普通國家化」為口號，統合他們的外向戰略目標，雖然有點取巧，卻能同時變成學術和民間用語，翻譯起來也不會讓西方警惕。由於中國現在十分避免世界感覺它在「肯尼迪式崛起」，也不見得希望在G20後立刻變天，「外交無小事」，上述字眼的精準使用，就顯得更逼切。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本欄早前曾探討「和平崛起」、「和平發展」、「韜光養晦」等的翻譯，相信這是東西方爭取話語權的軟武器，對上述觀點十分認同。可以補充的，就是外國學者使用「rise」來形容中國，這和純粹的「興起」亦依然有一定距離﹕自從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出版了《強權的興起與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書，「rise」一字經常就和肯尼迪理論掛鉤。
肯尼迪的強權論
肯尼迪的理論並不複雜，甚至說得上簡單直接﹕強權（注意﹕他使用的並非「大國」）的興起，一般是資源實力和軍事力量的結合；如何通過整個政權的機器整合這些力量，予以最有效發揮，則稱為「大戰略」（grand strategy）；當強權過分使用上述資源或過分擴張，會邁向衰落之路；一個強權的衰落，又往往伴隨另一強權的興起，結果新強權製造的遊戲規則，又隨之登場……這理論在中國同樣深入民心，紀錄片《大國崛起》原裝版本出現最多的受訪者就是肯尼迪；只是在香港，他的片段才被大量刪去，為狄娜取代。
肯尼迪的理論對國際關係深具影響，不少概念都從那裏得到延伸或修正。例如對綜合國力的量化計算、針對「霸權和平論」的辯論，往往都在肯尼迪的陰影下進行。然而這理論近年亦面對不少批評，例如有認為沒有豐富資源、沒有強大軍隊的意識形態重鎮，也有資格當「強權」；有認為強權不一定有能力啟動大戰略；有認為強權不再存在此起彼落的朝代興替，不存在永續戰爭；也有認為整個「興起衰落論」只是當權派建構的虛象。
每當外國學者使用「rise of China」，固然可以說是「中國興起」，但同時也多少暗示了他們不相信中國興起與肯尼迪筆下的其他強權有何區別，或不認同上述對「rise」概念的質疑。要如何才能翻譯出「Kennedian Rise」的神韻，那是專門學問。對此不少學者都有所忽略，反而一些媒體、博客相對敏感，例如內地博客徐綏之的文章《大國崛起辨偽》就值得一讀。
事實上，中國外交部對上述問題了解頗深，胡錦濤和溫家寶各自說過一次「崛起」後就不再用，官方政策也調整為「和平發展」，目的就是證明中國並非進行「肯尼迪式興起」。問題是「發展」一字缺乏了任何質變或量變的含義，不可能成為專門名詞。相較下日本右派以「普通國家化」為口號，統合他們的外向戰略目標，雖然有點取巧，卻能同時變成學術和民間用語，翻譯起來也不會讓西方警惕。由於中國現在十分避免世界感覺它在「肯尼迪式崛起」，也不見得希望在G20後立刻變天，「外交無小事」，上述字眼的精準使用，就顯得更逼切。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4月1日星期三
沈旭暉專訪索馬里蘭外長Abdillahi Duale
筆者剛到英國參加討論全球化時代國家主權的學術會議﹐認識了同樣在會議發言的「索馬里蘭共和國」(Republic of Somaliland)外長Abdillahi Duale。若問哪裡是索馬里﹐讀者會知道那在非洲東部﹐此刻海盜為患﹔但說到「索馬里蘭」﹐認識它的華人恐怕大是寥寥﹐能分辨「索馬里蘭」與「索馬里」 的更是少數。當我對這位外長說可向更多華人介紹其國度﹐他立刻興致勃勃的接受訪問。
東非亂局的民主燈塔﹖
「我們是一個獨立國家﹐千萬不要與他們混淆。」對Duale而言﹐他是貨真價實的外交部長﹐但他自然知道他的「國家」不被國際社會承認——這也是他參加這類會 議的原因。會議的贊助單位是石油公司﹐該公司在非洲投資甚多﹐自稱有義務協助索馬里蘭和西撒哈拉獨立﹐因此才贊助兩地政要與會。聯合國承認的索馬里共和國 (Republic of Somalia)本由英屬索馬里蘭和意屬索馬里蘭兩部份在1960年合併而成﹔同一地區還有一個法屬索馬里蘭﹐獨立後﹐成為今日的吉布提。索馬里合成後﹐ 政局混亂不堪﹐現今被國際社會認可的「中央政府」﹐只能管轄前意屬索馬里蘭﹐居於南部﹔居於北部的前英屬索馬里蘭一直反抗﹐並於1991年、即冷戰結束時 宣佈獨立。「那是糟透了的聯盟﹐我們永遠也不會回到那裡去。事實上﹐誰到知道我們的比他們好。」
會議期間﹐不少專家學者也 分不清楚索馬里和索馬里蘭海域﹐紛紛向他詢問海盜問題﹐讓他感覺無奈。「我可以保證﹐索馬里蘭的海域連一個海盜也沒有﹐海盜都是來自南部索馬里地區的。」 據他所說﹐今天的海盜都是昨天的軍閥﹐索馬里蘭沒有軍閥﹐卻有強大的中央軍隊。「假如南部敢入侵我們﹐定不會好過﹐他們也知道我們更強大。」既是這樣﹐為 什麼不乾脆揮軍南下﹐或協助打擊海盜﹐從而贏取國際聲望﹖「我們也得尊重他們﹐因為我們屬於兩個不同國家。何況我們雖然支持南部的人民﹐但他們往往對我們 這裡要求太多。」
當然﹐外長沒有多提索馬里蘭境內也有分離主義活動、索馬里蘭也曾與索馬里另一分離主義地區 Puntland打過「邊境」戰爭。但畢竟﹐索馬里蘭是國際關係「類國」(Quasi-state)的典型。它至今得不到國際承認﹐但有效管治國土近二十 年﹐有固定人口、固定領土﹐基本上符合國家的定義﹕「南部在1991年只有兩個軍閥﹐你看現在有多少﹐我們卻有一個統一政府。」更諷刺的是索馬里蘭的管治 模式﹐反而完全符合西方要求﹐既有相對合理的民主選舉﹐又有真正三權分立的憲法﹔2003年﹐索馬里蘭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總統﹐更得到人權份子讚揚。其國 內無論是立法還是行政機關﹐都根據美國模型設置﹐和動亂不堪的索馬里不可同日而語﹐成了他口中的東非民主綠洲。Duale本人﹐就是政府最資深的閣員。
中國反獨過份敏感
在 索馬里以外﹐索馬里蘭的鄰國如蘇丹、也門等﹐也是國際社會的反恐對象﹐如此反襯下﹐索馬里蘭曾以為獲承認應不是問題。但他們錯了。表面上﹐這是基於非洲團 結組織(即今日非盟)的一項協議﹕各國不應擅自更改殖民時代的疆界﹐否則戰爭永無止境。「其實﹐索馬里蘭曾正式獨立三天﹐才併入索馬里﹐所以統一的索馬里 才是不符舊疆界。我們保證被承認後﹐不會打開潘朵拉的盒子。」1993年﹐由埃塞俄比亞重新分裂出來的厄立特里亞(Eritrea)也得到國際承認﹐更令 索馬里蘭不忿。「非盟近年立場已開始調整﹐剛發表了政策報告﹐對承認我們獨立多有鼓勵﹐我深信改變正在開始﹐特別是當他們發現南部是如何不堪之後。」
然而﹐還有不少國家堅決反對承認索馬里蘭﹐包括中國。「曾幾何時﹐中國貨、中國商人在我們國家隨處可見﹐特別是在六、七十年代毛澤東援助非洲時﹐不少基建都 是來自中國的。但我們宣佈獨立後﹐中國官方物資都撤走了﹐很難才看見一個中國人。我們的總理曾向中國傳話﹐當然﹐我們也希望向中國招商。」不過外長似乎是 務實的﹐不會真的相信會有大量中國商人短期內到他的國度﹐因為中國是最難被說服承認索馬里蘭的國家之一。「中國人老是擔心這會成為西藏、台灣的同類例子﹐ 其實我們多次說過﹐各國情況不同﹐我們和台灣、香港、澳門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但他們就是敏感。我們很希望中國作為大國﹐可重新檢視對我們的政策。」
在 他的努力下﹐索馬里蘭加入了有小聯合國之稱的「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也在不少國家設立代表處。就像台灣那樣。其中倫敦是最重要的代表處之一﹕「不少英國人對我們感到內疚﹐我們也認為他們作為前 宗主國﹐有道義責任協助我們獨立。」他反覆強調這次訪問英國是光明正大的拿索馬里蘭護照入境﹐而不是索馬里護照﹐希望證明英國的實質承認。「你知道嗎﹐南部的所謂正式索馬里護照﹐付5美元即可購入有一本﹐經常被非法份子用來犯罪﹔我們的護照卻製作嚴謹﹐極難偽造﹐世界歡迎。」
當外長也被「挖角」
可惜﹐一般相信索馬里蘭要成為正常國家﹐不可能是短期內的事。獨立而缺乏母體承認﹐一般都不會獲得國際接受﹐直到剛出現了科索沃的例子。但索馬里蘭不是科索沃﹐沒有大國在背後。外長也心中有數﹕除非索馬里本身的亂局終結﹐出現中央政府﹐而這個政府又率先承認索馬里蘭獨立﹐那樣世界才會跟隨。「為什麼不會發生﹖正如當年巴基斯坦承認孟加拉獨立﹐南斯拉夫也承認克羅地亞獨立。」但讓索馬里出現中央政府的難度﹐比這中央政府承認國土分裂的難度更大。「無論這個獨立夢有多困難﹐我們絕不放棄。我有信心在有生之年﹐見證索馬里蘭全面獨立。」
這類話語﹐在獨立領袖當中聽過不少。假如我們不從主權角度觀察﹐也可從人性角度了解外長的心路歷程。「是的﹐這個獨立計劃就像是我的baby﹐我見證著它的一切﹐那份滿足感﹐是任何其他職業都不能相提並論的。」說到底﹐Duale本人是典型的非洲精英﹐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畢業﹐原來唸經濟﹐同期畢業的同學都走進銀行工作﹐今天不少當上總裁﹐但他畢業時卻選擇回到窮鄉僻壤搞獨立。「坦白說﹐在我當上索馬里蘭國家領導後﹐依然有不少商業機構向我埋手﹐游說我跳槽。」他又補充說﹐「不要告訴我的妻子。」是的﹐對那些投資銀行而言﹐一個不被承認的國家外長﹐就像空殼中小企的空心部長﹐不是一份「職業」。「我們無疑要犧牲很多﹐但我們也是人﹐都要追求自己的夢。我希望我的子女活在我們的國家。」既然那裡人民生活得比鄰國好﹐爭取全面獨立究竟是目標、還是手段﹐則見仁見智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09年4月
東非亂局的民主燈塔﹖
「我們是一個獨立國家﹐千萬不要與他們混淆。」對Duale而言﹐他是貨真價實的外交部長﹐但他自然知道他的「國家」不被國際社會承認——這也是他參加這類會 議的原因。會議的贊助單位是石油公司﹐該公司在非洲投資甚多﹐自稱有義務協助索馬里蘭和西撒哈拉獨立﹐因此才贊助兩地政要與會。聯合國承認的索馬里共和國 (Republic of Somalia)本由英屬索馬里蘭和意屬索馬里蘭兩部份在1960年合併而成﹔同一地區還有一個法屬索馬里蘭﹐獨立後﹐成為今日的吉布提。索馬里合成後﹐ 政局混亂不堪﹐現今被國際社會認可的「中央政府」﹐只能管轄前意屬索馬里蘭﹐居於南部﹔居於北部的前英屬索馬里蘭一直反抗﹐並於1991年、即冷戰結束時 宣佈獨立。「那是糟透了的聯盟﹐我們永遠也不會回到那裡去。事實上﹐誰到知道我們的比他們好。」
會議期間﹐不少專家學者也 分不清楚索馬里和索馬里蘭海域﹐紛紛向他詢問海盜問題﹐讓他感覺無奈。「我可以保證﹐索馬里蘭的海域連一個海盜也沒有﹐海盜都是來自南部索馬里地區的。」 據他所說﹐今天的海盜都是昨天的軍閥﹐索馬里蘭沒有軍閥﹐卻有強大的中央軍隊。「假如南部敢入侵我們﹐定不會好過﹐他們也知道我們更強大。」既是這樣﹐為 什麼不乾脆揮軍南下﹐或協助打擊海盜﹐從而贏取國際聲望﹖「我們也得尊重他們﹐因為我們屬於兩個不同國家。何況我們雖然支持南部的人民﹐但他們往往對我們 這裡要求太多。」
當然﹐外長沒有多提索馬里蘭境內也有分離主義活動、索馬里蘭也曾與索馬里另一分離主義地區 Puntland打過「邊境」戰爭。但畢竟﹐索馬里蘭是國際關係「類國」(Quasi-state)的典型。它至今得不到國際承認﹐但有效管治國土近二十 年﹐有固定人口、固定領土﹐基本上符合國家的定義﹕「南部在1991年只有兩個軍閥﹐你看現在有多少﹐我們卻有一個統一政府。」更諷刺的是索馬里蘭的管治 模式﹐反而完全符合西方要求﹐既有相對合理的民主選舉﹐又有真正三權分立的憲法﹔2003年﹐索馬里蘭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總統﹐更得到人權份子讚揚。其國 內無論是立法還是行政機關﹐都根據美國模型設置﹐和動亂不堪的索馬里不可同日而語﹐成了他口中的東非民主綠洲。Duale本人﹐就是政府最資深的閣員。
中國反獨過份敏感
在 索馬里以外﹐索馬里蘭的鄰國如蘇丹、也門等﹐也是國際社會的反恐對象﹐如此反襯下﹐索馬里蘭曾以為獲承認應不是問題。但他們錯了。表面上﹐這是基於非洲團 結組織(即今日非盟)的一項協議﹕各國不應擅自更改殖民時代的疆界﹐否則戰爭永無止境。「其實﹐索馬里蘭曾正式獨立三天﹐才併入索馬里﹐所以統一的索馬里 才是不符舊疆界。我們保證被承認後﹐不會打開潘朵拉的盒子。」1993年﹐由埃塞俄比亞重新分裂出來的厄立特里亞(Eritrea)也得到國際承認﹐更令 索馬里蘭不忿。「非盟近年立場已開始調整﹐剛發表了政策報告﹐對承認我們獨立多有鼓勵﹐我深信改變正在開始﹐特別是當他們發現南部是如何不堪之後。」
然而﹐還有不少國家堅決反對承認索馬里蘭﹐包括中國。「曾幾何時﹐中國貨、中國商人在我們國家隨處可見﹐特別是在六、七十年代毛澤東援助非洲時﹐不少基建都 是來自中國的。但我們宣佈獨立後﹐中國官方物資都撤走了﹐很難才看見一個中國人。我們的總理曾向中國傳話﹐當然﹐我們也希望向中國招商。」不過外長似乎是 務實的﹐不會真的相信會有大量中國商人短期內到他的國度﹐因為中國是最難被說服承認索馬里蘭的國家之一。「中國人老是擔心這會成為西藏、台灣的同類例子﹐ 其實我們多次說過﹐各國情況不同﹐我們和台灣、香港、澳門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但他們就是敏感。我們很希望中國作為大國﹐可重新檢視對我們的政策。」
在 他的努力下﹐索馬里蘭加入了有小聯合國之稱的「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也在不少國家設立代表處。就像台灣那樣。其中倫敦是最重要的代表處之一﹕「不少英國人對我們感到內疚﹐我們也認為他們作為前 宗主國﹐有道義責任協助我們獨立。」他反覆強調這次訪問英國是光明正大的拿索馬里蘭護照入境﹐而不是索馬里護照﹐希望證明英國的實質承認。「你知道嗎﹐南部的所謂正式索馬里護照﹐付5美元即可購入有一本﹐經常被非法份子用來犯罪﹔我們的護照卻製作嚴謹﹐極難偽造﹐世界歡迎。」
當外長也被「挖角」
可惜﹐一般相信索馬里蘭要成為正常國家﹐不可能是短期內的事。獨立而缺乏母體承認﹐一般都不會獲得國際接受﹐直到剛出現了科索沃的例子。但索馬里蘭不是科索沃﹐沒有大國在背後。外長也心中有數﹕除非索馬里本身的亂局終結﹐出現中央政府﹐而這個政府又率先承認索馬里蘭獨立﹐那樣世界才會跟隨。「為什麼不會發生﹖正如當年巴基斯坦承認孟加拉獨立﹐南斯拉夫也承認克羅地亞獨立。」但讓索馬里出現中央政府的難度﹐比這中央政府承認國土分裂的難度更大。「無論這個獨立夢有多困難﹐我們絕不放棄。我有信心在有生之年﹐見證索馬里蘭全面獨立。」
這類話語﹐在獨立領袖當中聽過不少。假如我們不從主權角度觀察﹐也可從人性角度了解外長的心路歷程。「是的﹐這個獨立計劃就像是我的baby﹐我見證著它的一切﹐那份滿足感﹐是任何其他職業都不能相提並論的。」說到底﹐Duale本人是典型的非洲精英﹐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畢業﹐原來唸經濟﹐同期畢業的同學都走進銀行工作﹐今天不少當上總裁﹐但他畢業時卻選擇回到窮鄉僻壤搞獨立。「坦白說﹐在我當上索馬里蘭國家領導後﹐依然有不少商業機構向我埋手﹐游說我跳槽。」他又補充說﹐「不要告訴我的妻子。」是的﹐對那些投資銀行而言﹐一個不被承認的國家外長﹐就像空殼中小企的空心部長﹐不是一份「職業」。「我們無疑要犧牲很多﹐但我們也是人﹐都要追求自己的夢。我希望我的子女活在我們的國家。」既然那裡人民生活得比鄰國好﹐爭取全面獨立究竟是目標、還是手段﹐則見仁見智了。
2009年3月23日星期一
假如《一百萬零一夜》在巴西(三)
【咫尺地球】電影《一百萬零一夜》的印度黑幫佔戲頗重，童黨槍支問題亦為當中副軸，甚至成了主角兄長首尾呼應的道具。類似情形，同樣在巴西貧民區普遍存在，這也是《無主之城》、《精銳暴隊》等電影反覆探討的。
巴西近年是全球槍擊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一度每年有逾4萬人死於槍械案件，這比率甚至和戰火連天的伊拉克相比也不相伯仲，可見貧民區內黑幫內戰的慘烈。吊詭的是，年前巴西曾舉辦反持槍合法化的全民公投，卻有三分之二國民投票反對。
表面上，巴西反禁槍人士的邏輯，和那邊廂的美國槍支協會大同小異。美國每出現一宗致命的校園槍擊案，社會都會冒起一股禁槍熱，美國槍支協會卻總能反其道而行，宣傳說「只要我們提供一人一槍、連小孩也有槍，槍擊案在造成重大傷亡之前，行兇者就會被其他持槍者自衛殺掉」云云。
但骨子裏，巴西人反對禁槍的理由、邏輯，和美國一類已發展國家大為不同。真正關鍵，不過是貧民信不過合法持槍的警察，因為過去數十年，巴西警察習慣嚴重濫用暴力，經常隨便開槍。前任軍政府執政期間，巴警貪污、胡亂鳴槍交差當作執行任務的事實乃有目共睹，軍方卻無意整頓內部紀律。巴西人民情願像瑞士那樣，人人持槍自衛，針對的自然不單是黑幫，而是包括了以「反黑」為生的人。這情況在軍政府還政於民後依然如是。
罪惡天堂拒絕禁槍
既然巴西人民否決禁槍，民間槍擊案又異常嚴重，支持禁槍的有心人唯有採用「曲線禁槍」的方法，希望市民自發、自願地交出槍械，例如聯同大企業推行「舊槍換錢」計劃。雖然成效有限，而且收到的槍不少都早已成廢鐵，但計劃還是被廣泛報道。為了進一步達到宣傳效果，這些由民眾自願集結而來的舊槍會被集體熔掉，再被製造成新的標誌性龐然大物，就像當年秦始皇熔掉天下兵器、鑄造十二銅人那樣。不過巴西製造的不是示威性的銅人，而是鐵鞦韆、鐵滑梯、鐵搖搖板之類強調「和諧」的兒童玩意。將這些玩意聚在一起，就是一個個另類兒童遊樂場，表面上也深具警世效用。
但不要以為贊助「遊樂場」的企業，並沒有利益計算。畢竟造槍、賣槍已成了巴西經濟命脈之一，贊助熔掉武器建造公園的企業得到知名度後，再得到的商機，往往還是與槍械循環工業有關。例如槍械製造商會通過和這些「良心企業」合作，來改善社會形象；而改善社會形象的目的，正是繼續大量造槍。
舉一反三，要在印度孟買貧民區杜絕槍械問題，同樣不大可能。但與巴西相比，印度的槍械罪案問題相對輕微，畢竟印度沒有受過軍政府統治，歷屆政府都只是傾向貪污，沒有產生鐵腕傳統，毋須公然縱容軍警來鞏固政權；就是姿態最強悍的總理甘地夫人，和靠民族主義起家並暗中支持民兵的瓦杰帕伊，也沒有令印度變成軍管國度。縱然印度警局還是會像《一百萬零一夜》顯示那樣，會用電刑一類私刑，也會敲榨百姓財物，亦會對民間暴力無動於衷，但總算還未完全淪落至兵匪合一的局面。無論印度怎樣百病叢生，在「金磚四國」中，它是唯一沒受過威權管治的國家，這和它的社會問題發展模型，也是息息相關的。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巴西近年是全球槍擊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一度每年有逾4萬人死於槍械案件，這比率甚至和戰火連天的伊拉克相比也不相伯仲，可見貧民區內黑幫內戰的慘烈。吊詭的是，年前巴西曾舉辦反持槍合法化的全民公投，卻有三分之二國民投票反對。
表面上，巴西反禁槍人士的邏輯，和那邊廂的美國槍支協會大同小異。美國每出現一宗致命的校園槍擊案，社會都會冒起一股禁槍熱，美國槍支協會卻總能反其道而行，宣傳說「只要我們提供一人一槍、連小孩也有槍，槍擊案在造成重大傷亡之前，行兇者就會被其他持槍者自衛殺掉」云云。
但骨子裏，巴西人反對禁槍的理由、邏輯，和美國一類已發展國家大為不同。真正關鍵，不過是貧民信不過合法持槍的警察，因為過去數十年，巴西警察習慣嚴重濫用暴力，經常隨便開槍。前任軍政府執政期間，巴警貪污、胡亂鳴槍交差當作執行任務的事實乃有目共睹，軍方卻無意整頓內部紀律。巴西人民情願像瑞士那樣，人人持槍自衛，針對的自然不單是黑幫，而是包括了以「反黑」為生的人。這情況在軍政府還政於民後依然如是。
罪惡天堂拒絕禁槍
既然巴西人民否決禁槍，民間槍擊案又異常嚴重，支持禁槍的有心人唯有採用「曲線禁槍」的方法，希望市民自發、自願地交出槍械，例如聯同大企業推行「舊槍換錢」計劃。雖然成效有限，而且收到的槍不少都早已成廢鐵，但計劃還是被廣泛報道。為了進一步達到宣傳效果，這些由民眾自願集結而來的舊槍會被集體熔掉，再被製造成新的標誌性龐然大物，就像當年秦始皇熔掉天下兵器、鑄造十二銅人那樣。不過巴西製造的不是示威性的銅人，而是鐵鞦韆、鐵滑梯、鐵搖搖板之類強調「和諧」的兒童玩意。將這些玩意聚在一起，就是一個個另類兒童遊樂場，表面上也深具警世效用。
但不要以為贊助「遊樂場」的企業，並沒有利益計算。畢竟造槍、賣槍已成了巴西經濟命脈之一，贊助熔掉武器建造公園的企業得到知名度後，再得到的商機，往往還是與槍械循環工業有關。例如槍械製造商會通過和這些「良心企業」合作，來改善社會形象；而改善社會形象的目的，正是繼續大量造槍。
舉一反三，要在印度孟買貧民區杜絕槍械問題，同樣不大可能。但與巴西相比，印度的槍械罪案問題相對輕微，畢竟印度沒有受過軍政府統治，歷屆政府都只是傾向貪污，沒有產生鐵腕傳統，毋須公然縱容軍警來鞏固政權；就是姿態最強悍的總理甘地夫人，和靠民族主義起家並暗中支持民兵的瓦杰帕伊，也沒有令印度變成軍管國度。縱然印度警局還是會像《一百萬零一夜》顯示那樣，會用電刑一類私刑，也會敲榨百姓財物，亦會對民間暴力無動於衷，但總算還未完全淪落至兵匪合一的局面。無論印度怎樣百病叢生，在「金磚四國」中，它是唯一沒受過威權管治的國家，這和它的社會問題發展模型，也是息息相關的。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3月16日星期一
假如《一百萬零一夜》在巴西(二)
【咫尺地球】上周我們談及假如《一百萬零一夜》的背景不在印度，而在巴西，並談及現任總統盧拉來自左翼背景，應較能了解貧民區秩序。然而，他的上台，同樣帶來另一籃子悖論，反映所謂「一百萬零一夜效應」並不容易找到答案。
盧拉上台 兩面不討好
作為來自貧民區的過來人，盧拉長期擔任左翼工人黨領袖，哥哥又是正牌共產黨員，多年屢選屢敗，原本被當作不可能當選的候選人，直到2002年妥協改走第三道路，才以主流姿態當選。在保持國際經貿繁榮的前提下，他開始了大刀闊斧的社會福利派糖計劃，宣布對貧民區居民發放綜援和食物補貼，由國家興建公營房屋，容許地方搞部分自主的「參與式預算」，是為「零饑餓計劃」。這對實行新自由主義經年的巴西來說，是劃時代的。
但這行動很快變得兩面不討好﹕一方面，盧拉從前的共產黨、社會黨戰友批評他出賣理想，認為盧拉派糖時並沒打擊企業利潤，出發點和企業贊助熔掉武器一樣，只是宣傳，而且對國際金融業的妥協不比前任少，及不上同屬左翼出身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另一方面，巴西傳統右派或新自由主義者自然對左翼政策不滿，在拉美勢力龐大的天主教會，也反對盧拉的社會福利政策，認為這會減低貧民的上進心。結果盧拉的扶貧政策，反而比右翼總統在位時，激化了更多社會矛盾。類似現象，也出現在玻利維亞、阿根廷等近年上台的左翼領袖身上，畢竟當地民眾和精英對「第三條道路」的概念始終都未能掌握，依然較習慣二元的民粹世界觀，這樣當地就比其他國家更易因為社會階級而分化。難怪不少學者把巴西等南美國家稱為「階級隔離的國度」。
巴西的城市貧民本來相對獨善其身，但自從盧拉激化了他們的階級屬性，巴西貧民和貧農就偶然開始聯合行動。在上周談及的貧民區國中之國以外，巴西貧農亦算屬於國內另一個國中國，組織嚴密。最著名的「無土地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 MST），可說是墨西哥薩帕塔游擊隊的反全球化兄弟組織。它不但要求政府賠償農民/原住民被地主/企業霸佔或自然荒蕪的土地（需知巴西3％人口佔去了70％土地），還將土地問題變成以「土改」為口號的政治運動。
當貧民與貧農聯合……
「無土地運動」成員多達百萬，擁有無數合作社、互助基金、民間記者一類自治實體和附庸，遠比已式微的拉美共黨人多勢眾，甚至比黑幫更聲勢浩大，且具有意識形態的整合性。貧民和貧農聯合一起，還不是巴西政府的憂慮所在，因為兩者本來就是執政工人黨當年在野時的堅定反右盟友。但一旦「無土地運動」的搞手改為和貧民區的黑社會毒梟相結合，受害人的組織，卻不難變成逼害人的組織。屆時它說不定有潛力成為哥倫比亞毒品王國那類有意識形態基礎、有左翼組織規模，還能效法全球化時代網絡式結構的組織。兩者互補足以讓巴西大國崛起夢灰飛煙滅。
印度人口更多，宗教衝突更複雜，面對的國際環境也更微妙，面對的困局比巴西還要嚴峻。但《一百萬零一夜》的伯樂，不一定在意多少。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盧拉上台 兩面不討好
作為來自貧民區的過來人，盧拉長期擔任左翼工人黨領袖，哥哥又是正牌共產黨員，多年屢選屢敗，原本被當作不可能當選的候選人，直到2002年妥協改走第三道路，才以主流姿態當選。在保持國際經貿繁榮的前提下，他開始了大刀闊斧的社會福利派糖計劃，宣布對貧民區居民發放綜援和食物補貼，由國家興建公營房屋，容許地方搞部分自主的「參與式預算」，是為「零饑餓計劃」。這對實行新自由主義經年的巴西來說，是劃時代的。
但這行動很快變得兩面不討好﹕一方面，盧拉從前的共產黨、社會黨戰友批評他出賣理想，認為盧拉派糖時並沒打擊企業利潤，出發點和企業贊助熔掉武器一樣，只是宣傳，而且對國際金融業的妥協不比前任少，及不上同屬左翼出身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另一方面，巴西傳統右派或新自由主義者自然對左翼政策不滿，在拉美勢力龐大的天主教會，也反對盧拉的社會福利政策，認為這會減低貧民的上進心。結果盧拉的扶貧政策，反而比右翼總統在位時，激化了更多社會矛盾。類似現象，也出現在玻利維亞、阿根廷等近年上台的左翼領袖身上，畢竟當地民眾和精英對「第三條道路」的概念始終都未能掌握，依然較習慣二元的民粹世界觀，這樣當地就比其他國家更易因為社會階級而分化。難怪不少學者把巴西等南美國家稱為「階級隔離的國度」。
巴西的城市貧民本來相對獨善其身，但自從盧拉激化了他們的階級屬性，巴西貧民和貧農就偶然開始聯合行動。在上周談及的貧民區國中之國以外，巴西貧農亦算屬於國內另一個國中國，組織嚴密。最著名的「無土地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 MST），可說是墨西哥薩帕塔游擊隊的反全球化兄弟組織。它不但要求政府賠償農民/原住民被地主/企業霸佔或自然荒蕪的土地（需知巴西3％人口佔去了70％土地），還將土地問題變成以「土改」為口號的政治運動。
當貧民與貧農聯合……
「無土地運動」成員多達百萬，擁有無數合作社、互助基金、民間記者一類自治實體和附庸，遠比已式微的拉美共黨人多勢眾，甚至比黑幫更聲勢浩大，且具有意識形態的整合性。貧民和貧農聯合一起，還不是巴西政府的憂慮所在，因為兩者本來就是執政工人黨當年在野時的堅定反右盟友。但一旦「無土地運動」的搞手改為和貧民區的黑社會毒梟相結合，受害人的組織，卻不難變成逼害人的組織。屆時它說不定有潛力成為哥倫比亞毒品王國那類有意識形態基礎、有左翼組織規模，還能效法全球化時代網絡式結構的組織。兩者互補足以讓巴西大國崛起夢灰飛煙滅。
印度人口更多，宗教衝突更複雜，面對的國際環境也更微妙，面對的困局比巴西還要嚴峻。但《一百萬零一夜》的伯樂，不一定在意多少。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3月9日星期一
假如《一百萬零一夜》在巴西(一)
【咫尺地球】當電影《一百萬零一夜》成了文化現象，第三世界貧富懸殊和治安等問題忽然得到觀眾關注，善心人都在想如何改善當地困境。然而問題的多面性，並未真的隨着電影的討論而展開。為此我們可參考講述與印度同為「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 的電影《無主之城》，及以同一貧民區為背景的《精銳暴隊》。這地區最值得研究的，是一個貧民不願意停火的悖論。
貧民區在山頂 變三不管王國
我們在香港，習慣將居住在山頂的人視為上等人，但巴西的常態卻剛剛相反﹕60年代開始，在里約熱內盧等大城市，大富之家都集中在山腳居住，貧民反而住在稱為「野花」（Favela）的政府分配的山頂貧民區。這是因為不少巴西人由農村投奔城市，只能住在城市外圍，同時市內貧民也被「淘汰」、逼遷到山頂，形成市內愈高愈窮、市外愈遠愈窮的經濟怪圈。這些貧民區和險要的自然地勢相結合，令它們比其他國家的貧民區更易變成三不管的獨立王國。
從上述巴西電影可見，那裏的黑幫大佬實行「高度自治」，連正規巴西警察落了單，也不敢進入黑幫地盤；勇於進入的，又幾乎全被黑幫收買。從政治學角度而言，某程度上，能落實有效管治的秩序，已可稱之為準政權；巴西存在不少「山頂國」，這是不能隱瞞的現實。反而巴西國家憲法提及的人權、公民、選舉、自由，對貧民而言卻不一定是有效管治的真正組成部分。
上述電影實地拍攝，申請拍攝的對口單位自然也是黑幫而不是政府。來自巴西貧民區的著名黑幫「首都第一司令部」，近年多次發動對聖保羅州的正規襲擊，形式甚至仿似是「國與國」的宣戰。然而巴西貧民「國」的秩序，和意大利黑手黨在西西里島建立的黑色秩序一樣，對區內平民，倒不能算是一無是處。區內雖然弱肉強食，居民卻不一定希望黑幫和政府停火。根據政治心理學的組織過程理論（Organizational Process Theory），恐怖/犯罪組織為了延續自身的生命力，每每在決定停火後，反而對內部成員倍加嚴苛。例如每當愛爾蘭共和軍（IRA）和英國政府停火期間，只能忙着不斷捉內奸，就是為了讓組織的準戰爭機器繼續啟動。但只要這些組織繼續和政府對峙，居民就成了他們組成的有機力量，恐怖大亨/黑幫大佬們就自覺有「責任」保護居民，維持區內一般的治安。例如居民生了病，黑幫會負責醫治；小偷在他們的地盤出現，「領導人」也會喊捉賊——當然，動機都不崇高，只是為免小事變大、打草驚蛇而已。反而每當政府進駐後，集團式貪污就變為常規的白道秩序，對居民而言損失可能更大。何况巴西貧民只要在貧民區住滿5年，即可合法擁有所住土地，兩害相權，他們反而擔心換了「管治」，送狼迎虎，一切要推倒重來；而要根治貪污等政治問題，他們認為幾不可能。
黑幫「維持治安」 居民寧拒政府
巴西政府過去從不明白一般平民何以甘願忍受在黑幫統治下生活、抗拒政府幫忙，直到近年左翼政客盧拉當選總統，才開始扭轉從精英俱樂部望向貧民山頂的想當然。印度政府準備利用《一百萬零一夜》帶來的契機前，應該先把上述巴西電影一併研究，要是不知道「水清則無魚」，第三世界的貧窮和治安問題，始終難以解決。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貧民區在山頂 變三不管王國
我們在香港，習慣將居住在山頂的人視為上等人，但巴西的常態卻剛剛相反﹕60年代開始，在里約熱內盧等大城市，大富之家都集中在山腳居住，貧民反而住在稱為「野花」（Favela）的政府分配的山頂貧民區。這是因為不少巴西人由農村投奔城市，只能住在城市外圍，同時市內貧民也被「淘汰」、逼遷到山頂，形成市內愈高愈窮、市外愈遠愈窮的經濟怪圈。這些貧民區和險要的自然地勢相結合，令它們比其他國家的貧民區更易變成三不管的獨立王國。
從上述巴西電影可見，那裏的黑幫大佬實行「高度自治」，連正規巴西警察落了單，也不敢進入黑幫地盤；勇於進入的，又幾乎全被黑幫收買。從政治學角度而言，某程度上，能落實有效管治的秩序，已可稱之為準政權；巴西存在不少「山頂國」，這是不能隱瞞的現實。反而巴西國家憲法提及的人權、公民、選舉、自由，對貧民而言卻不一定是有效管治的真正組成部分。
上述電影實地拍攝，申請拍攝的對口單位自然也是黑幫而不是政府。來自巴西貧民區的著名黑幫「首都第一司令部」，近年多次發動對聖保羅州的正規襲擊，形式甚至仿似是「國與國」的宣戰。然而巴西貧民「國」的秩序，和意大利黑手黨在西西里島建立的黑色秩序一樣，對區內平民，倒不能算是一無是處。區內雖然弱肉強食，居民卻不一定希望黑幫和政府停火。根據政治心理學的組織過程理論（Organizational Process Theory），恐怖/犯罪組織為了延續自身的生命力，每每在決定停火後，反而對內部成員倍加嚴苛。例如每當愛爾蘭共和軍（IRA）和英國政府停火期間，只能忙着不斷捉內奸，就是為了讓組織的準戰爭機器繼續啟動。但只要這些組織繼續和政府對峙，居民就成了他們組成的有機力量，恐怖大亨/黑幫大佬們就自覺有「責任」保護居民，維持區內一般的治安。例如居民生了病，黑幫會負責醫治；小偷在他們的地盤出現，「領導人」也會喊捉賊——當然，動機都不崇高，只是為免小事變大、打草驚蛇而已。反而每當政府進駐後，集團式貪污就變為常規的白道秩序，對居民而言損失可能更大。何况巴西貧民只要在貧民區住滿5年，即可合法擁有所住土地，兩害相權，他們反而擔心換了「管治」，送狼迎虎，一切要推倒重來；而要根治貪污等政治問題，他們認為幾不可能。
黑幫「維持治安」 居民寧拒政府
巴西政府過去從不明白一般平民何以甘願忍受在黑幫統治下生活、抗拒政府幫忙，直到近年左翼政客盧拉當選總統，才開始扭轉從精英俱樂部望向貧民山頂的想當然。印度政府準備利用《一百萬零一夜》帶來的契機前，應該先把上述巴西電影一併研究，要是不知道「水清則無魚」，第三世界的貧窮和治安問題，始終難以解決。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3月2日星期一
從奧斯卡到奧巴馬
【咫尺地球】本屆奧斯卡頒獎禮，政治色彩一如以往濃厚。除了《一百萬零一夜》已被納入發展研究（developmental studies）的教材，《夏菲米克的時代》亦成為平權運動代言人，無論是劇本作者還是男主角，都高調藉此傳訊，亦觸及同性婚姻等議題。值得留意的是，本屆提名電影當中另有奇連伊士活導演的《換命謊言》（Changeling），表面上這也是挑戰強權的故事，卻洋溢濃厚家庭意識，假如《夏菲米克》是左傾，《換命謊言》就顯得右。
《換命謊言》洋溢濃厚家庭意識
這電影改篇自1928年洛杉磯一宗真人真事兇案，案中女主角的年幼兒子忽然失蹤，警方送回一名頂包的男孩，母親不願承認，卻被貪污腐敗的警方關進精神病院。直到後來當地揭發一宗集體殘殺兒童案，估計死者多達20人，當局才發現女主角兒子可能在內，當事人在牧師協助下抗爭。
然而這樣的抗爭，依然是圍繞家庭這社會樞紐而進行的。母親雖與丈夫離異，但始終是家庭價值支撐着她抗爭，也因此一直不相信兒子遇害。最終，別家受害孩子因為「掛念父母」而重新露面，更是家庭主義的濫觴。而且這電影的頭號英雄並非女主角，而是為其出頭的長老會牧師Gustav Briegleb。有趣的是，今天的美國長老會牧師一般隸屬新保守主義陣營，前國務卿賴斯之所以被布殊青睞、被納入陣營內，多少因為其父親就是長老會牧師，令同僚感覺「可靠」得多。Gustav Briegleb這人在美國歷史也是真實的存在，他一生以揭發警隊黑幕為己任，證明了不是自由派牧師才懂得抗爭。
在布殊8年，新保守主義予人的形象顧名思義，相當保守，牽連所及，在香港亦頗有傳人。它的興起固然強化了教會的保守力量，但某些時候，卻有效限制了屬同一意識形態陣營政府的濫權。正如美國官商勾結現象比一般人想像的嚴重，宗教勢力在號稱奉行世俗主義的美國，同樣扮演着港人難以理解的角色，不能一概以保守而論。一般觀眾看《換命謊言》，不會感到背後有強烈意識形態的背書，反而可能被電影的正面英雄和英雌感動，從而不知不覺地接受了家庭價值的可貴。相信類似的「自由保守主義」，以及看來沒有那麼傳統的代言人，會是美國右派在後布殊年代重整旗鼓的路線。事實上奇連伊士活本人也是這路線的代言人，他早年的西部獨行俠電影固然深得右派歡心，但卻沒有像另一奧斯卡影帝《賓虛》的查爾登希士頓那樣變成大右派、甚至擔任自由派恨之入骨的美國槍支協會主席。近年他在深造導演技術之餘，也有玩票式參與政治，曾當選加州小鎮鎮長，也曾被委任出任一些加州州政府的委員會，據說都是以開明著稱，並公開在08年總統大選支持麥凱恩。
奧巴馬重家庭教會 未惹右翼反感
那麼，民主黨總統奧巴馬究竟會喜歡《夏菲米克》還是《換命謊言》多一些？表面上，為了政治正確，他自然應傾向前者；但實際上，奧巴馬對家庭和教會的重視，似乎不比布殊少。他同樣經過「神的拯救」而步入正途/政途，曾說過教會應承擔更多社會功能，不斷通過自己的家庭歷史來解說什麼是美國夢，在就職演說中也有談及家庭價值和責任。當美國面臨嚴峻挑戰，奧巴馬強調的不是創意和個人自由，而是國民從歷史傳承過來的責任心，因此一般美國右翼人士對奧巴馬都不是太反感。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換命謊言》洋溢濃厚家庭意識
這電影改篇自1928年洛杉磯一宗真人真事兇案，案中女主角的年幼兒子忽然失蹤，警方送回一名頂包的男孩，母親不願承認，卻被貪污腐敗的警方關進精神病院。直到後來當地揭發一宗集體殘殺兒童案，估計死者多達20人，當局才發現女主角兒子可能在內，當事人在牧師協助下抗爭。
然而這樣的抗爭，依然是圍繞家庭這社會樞紐而進行的。母親雖與丈夫離異，但始終是家庭價值支撐着她抗爭，也因此一直不相信兒子遇害。最終，別家受害孩子因為「掛念父母」而重新露面，更是家庭主義的濫觴。而且這電影的頭號英雄並非女主角，而是為其出頭的長老會牧師Gustav Briegleb。有趣的是，今天的美國長老會牧師一般隸屬新保守主義陣營，前國務卿賴斯之所以被布殊青睞、被納入陣營內，多少因為其父親就是長老會牧師，令同僚感覺「可靠」得多。Gustav Briegleb這人在美國歷史也是真實的存在，他一生以揭發警隊黑幕為己任，證明了不是自由派牧師才懂得抗爭。
在布殊8年，新保守主義予人的形象顧名思義，相當保守，牽連所及，在香港亦頗有傳人。它的興起固然強化了教會的保守力量，但某些時候，卻有效限制了屬同一意識形態陣營政府的濫權。正如美國官商勾結現象比一般人想像的嚴重，宗教勢力在號稱奉行世俗主義的美國，同樣扮演着港人難以理解的角色，不能一概以保守而論。一般觀眾看《換命謊言》，不會感到背後有強烈意識形態的背書，反而可能被電影的正面英雄和英雌感動，從而不知不覺地接受了家庭價值的可貴。相信類似的「自由保守主義」，以及看來沒有那麼傳統的代言人，會是美國右派在後布殊年代重整旗鼓的路線。事實上奇連伊士活本人也是這路線的代言人，他早年的西部獨行俠電影固然深得右派歡心，但卻沒有像另一奧斯卡影帝《賓虛》的查爾登希士頓那樣變成大右派、甚至擔任自由派恨之入骨的美國槍支協會主席。近年他在深造導演技術之餘，也有玩票式參與政治，曾當選加州小鎮鎮長，也曾被委任出任一些加州州政府的委員會，據說都是以開明著稱，並公開在08年總統大選支持麥凱恩。
奧巴馬重家庭教會 未惹右翼反感
那麼，民主黨總統奧巴馬究竟會喜歡《夏菲米克》還是《換命謊言》多一些？表面上，為了政治正確，他自然應傾向前者；但實際上，奧巴馬對家庭和教會的重視，似乎不比布殊少。他同樣經過「神的拯救」而步入正途/政途，曾說過教會應承擔更多社會功能，不斷通過自己的家庭歷史來解說什麼是美國夢，在就職演說中也有談及家庭價值和責任。當美國面臨嚴峻挑戰，奧巴馬強調的不是創意和個人自由，而是國民從歷史傳承過來的責任心，因此一般美國右翼人士對奧巴馬都不是太反感。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
香港頭條的國際三人行
【咫尺地球】曾幾何時，據說香港報章頭條常由國際新聞主導，直到近十多年風氣大變，此調才不復再。在9/11事件、伊拉克戰爭等以外，國際新聞要登上香港頭版，恐怕十分困難。想不到踏入2009年，在短短1個月內，居然先後有1男2女3名國際人物登上香港報章頭條。他們是就職的美國總統奧巴馬、過世的日本AV女優飯島愛，和在港傷人的津巴布韋穆加貝總統夫人。
奧巴馬飯島愛探究香港思潮
雖然不是所有報章都把他/她們放上頭條，但如此安排還是教人欣喜，因為這些報道嘗試突破國際和本土新聞的隔閡，讓讀者感受到一些港聞難以出現的題目；而這些題目卻對人性深處甚有啟發，和香港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關。例如「Change」這觀念，在香港政壇不知被談論了多久，但沒有奧巴馬，卻不可能全面在香港帶出世代交替的重要性。又如飯島愛「AV哲學化」的嘗試及其悲劇結局，其實在港一直有文化學者深入研究，但沒有藥引，卻難以超越小圈子討論。
當然，上述報道並不能算十分深入，畢竟傳媒現時未有合適版面，提供「全球在地視野」的整合評析。於是我們始終難以在報章知道奧巴馬精英之路的香港相應版本，儘管這才是奧巴馬的真正權力來源；亦不能通過飯島愛之死探討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角力，儘管這在香港正變得火熱。
穆加貝夫人催化國際視野
有人問﹕他們真的能應用在香港嗎？表面上，根據比較政治學，這些案例和香港之間具有太多不可比性，難以亦不應被直接比較。但在本土新聞愈來愈細碎化、「唐人街化」的前提下，唯有媒體工作者通過國際新聞，進一步拓展全球在地化的思維，才可能深化、廣化香港的論述層次，不可比的變成可比，也就得到學者諒解。眾所周知，新聞無形之手早已存在，但具有本土延伸性、貌似毫無殺傷力的國際新聞，卻足以成為「借外諷今」的手段，成為編者和讀者會心微笑的橋樑。對編輯而言，這總比純粹收風放風的挑戰為大。
穆加貝夫人在香港撒野的新聞，和隨之延伸的問題，正符合了上述要求。為什麼她的女兒選擇在香港城市大學讀書？為什麼她喜愛/只能在香港購物？為什麼她這麼憎恨英國記者？中國對她一家又持什麼態度？回歸前她常來香港嗎？在百分之二億通脹率的國家，夫人錢從何來？要是上述答案和香港的關係迂迴，那麼津巴布韋的荒誕政局源自後殖論述的事實，和它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濫觴，就對香港有直接參考價值。對此民主派可能得出「不宜過分推廣愛國教育」的結論，愛國人士可能得出「民主化會導致津巴布韋化」的警語，這不要緊。重要的是香港的思考土壤會隨之而生，國際視野也會得到紮根社區的空間。
遠離偽國際化編輯勇氣可嘉
有論者常說，既然香港由市場主導、既然市場賦予國際新聞愈來愈小的篇幅，香港也應順其自然，反正這裏沒有國際人才，國防外交是中央政府的事。這態度未免不負責任﹕沒有了國際視野和國際聯繫，只有被利用的硬件軟件，香港還是什麼？讓香港重返世界、遠離偽國際化的局面，離不開新聞、文化、學術工作者的持份。為此當我們看見奧巴馬、飯島愛、穆加貝夫人登上頭條，發現居然有編輯有如此勇氣和視野，怎不興奮？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奧巴馬飯島愛探究香港思潮
雖然不是所有報章都把他/她們放上頭條，但如此安排還是教人欣喜，因為這些報道嘗試突破國際和本土新聞的隔閡，讓讀者感受到一些港聞難以出現的題目；而這些題目卻對人性深處甚有啟發，和香港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關。例如「Change」這觀念，在香港政壇不知被談論了多久，但沒有奧巴馬，卻不可能全面在香港帶出世代交替的重要性。又如飯島愛「AV哲學化」的嘗試及其悲劇結局，其實在港一直有文化學者深入研究，但沒有藥引，卻難以超越小圈子討論。
當然，上述報道並不能算十分深入，畢竟傳媒現時未有合適版面，提供「全球在地視野」的整合評析。於是我們始終難以在報章知道奧巴馬精英之路的香港相應版本，儘管這才是奧巴馬的真正權力來源；亦不能通過飯島愛之死探討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角力，儘管這在香港正變得火熱。
穆加貝夫人催化國際視野
有人問﹕他們真的能應用在香港嗎？表面上，根據比較政治學，這些案例和香港之間具有太多不可比性，難以亦不應被直接比較。但在本土新聞愈來愈細碎化、「唐人街化」的前提下，唯有媒體工作者通過國際新聞，進一步拓展全球在地化的思維，才可能深化、廣化香港的論述層次，不可比的變成可比，也就得到學者諒解。眾所周知，新聞無形之手早已存在，但具有本土延伸性、貌似毫無殺傷力的國際新聞，卻足以成為「借外諷今」的手段，成為編者和讀者會心微笑的橋樑。對編輯而言，這總比純粹收風放風的挑戰為大。
穆加貝夫人在香港撒野的新聞，和隨之延伸的問題，正符合了上述要求。為什麼她的女兒選擇在香港城市大學讀書？為什麼她喜愛/只能在香港購物？為什麼她這麼憎恨英國記者？中國對她一家又持什麼態度？回歸前她常來香港嗎？在百分之二億通脹率的國家，夫人錢從何來？要是上述答案和香港的關係迂迴，那麼津巴布韋的荒誕政局源自後殖論述的事實，和它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濫觴，就對香港有直接參考價值。對此民主派可能得出「不宜過分推廣愛國教育」的結論，愛國人士可能得出「民主化會導致津巴布韋化」的警語，這不要緊。重要的是香港的思考土壤會隨之而生，國際視野也會得到紮根社區的空間。
遠離偽國際化編輯勇氣可嘉
有論者常說，既然香港由市場主導、既然市場賦予國際新聞愈來愈小的篇幅，香港也應順其自然，反正這裏沒有國際人才，國防外交是中央政府的事。這態度未免不負責任﹕沒有了國際視野和國際聯繫，只有被利用的硬件軟件，香港還是什麼？讓香港重返世界、遠離偽國際化的局面，離不開新聞、文化、學術工作者的持份。為此當我們看見奧巴馬、飯島愛、穆加貝夫人登上頭條，發現居然有編輯有如此勇氣和視野，怎不興奮？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2月9日星期一
梁羽生筆下的尼泊爾
【咫尺地球】梁羽生病逝，教人想起不少其他武俠小說沒有的特色。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他將中國武俠小說的核心舞台拓展至尼泊爾——不是安排一兩個番邦高手參與中原武林角逐，而是把尼泊爾王室和清代的國際關係一併納入武俠世界，從而巧妙地表達個人意識形態，值得我們重新以當代理論閱讀。
在梁羽生的《冰魄寒光劍》和《冰川天女傳》，整個「冰川劍法」流派，就是中原武人和尼泊爾王室公主合創。這劍法後來被中原武林接受為主流武學，雖然依仗的「冰川」還是源自喜馬拉雅山，但已突破了一般武俠小說異國武術的東方主義色彩，不像波斯聖火令或扶桑忍術，這是難得的。須知梁羽生最愛搬出同名同姓的《蜀山》邪派人物作為獵奇點綴，一樣有「血神子」、「鳩盤婆」、「毒龍尊者」、「紅花鬼母」，移植痕迹未免太鮮明，相較下，尼泊爾系列自然得多。
「前近代亞洲共同武俠文化市場」
然而這不代表尼泊爾不是梁羽生的他者，含義反而更潛藏。在其筆下，尼泊爾上流社會以說華語為時尚，內裏隱然有一種（今天看來的）後殖民成分，雖然中國從未正式殖民尼泊爾。基於這原因，中華武術在尼泊爾大行其道，尼泊爾王室居然也想到「比武招親」，引來遠至波斯和希臘的武士與中國代表比武，什麼「阿拉伯國師提摩達多」、「印度占婆國王子雅德星」紛紛登場。這些原來難以出現在武俠小說的各國人士，就名正言順被納入中國的國際體系。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在《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一書，以現代國際關係倫理重構中國朝貢制度，認為這是以中國白銀為單位的「前近代亞洲共同市場」，就和梁羽生的「前近代亞洲共同武俠文化市場」形態相通。
當時尼泊爾統一不久，英國勢力尚未入侵，算得上邊境大國，一度對西藏構成威脅，尼泊爾王甚至曾出兵進入後藏。在梁羽生筆下，反派的尼泊爾王子暗中勾結西藏白、紅、黃三教，圖謀本國王位；又有尼泊爾民族主義者以其他大國為奧援，希望入侵清朝﹔但最後中尼兩國卻通過武林高手聯姻，逐漸變成世交。這橋段明顯有和親色彩，當中「和」與「被和」主客雙方逐漸易勢，精彩。
反映作者對「大中華民族主義」的理解
最富政治意味的是，梁羽生安排了武林各派人士，與清廷官兵為搶奪決定活佛轉世的金本巴瓶展開大混戰，最後居然是那位身兼黃教女護法的尼泊爾公主「冰川天女」奪得金瓶。有意思的是，她卻把金瓶贈與中原武林領袖。更有意思的是，這位中原武林領袖雖然不滿滿清（反清是梁羽生小說的主軸），但為了避免印度、尼泊爾勢力滲入西藏這「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乎眾人所料，將金瓶交還清室，理由是「寧與清室，勿與番邦」。這明顯和晚清的「寧與外人，勿與家奴」觀念反襯，是愛國主義的重點價值觀，反映了作者對大中華民族主義涵蓋範圍的理解。不過這觀點多少有今日重構昨日的味道，因為在清初，實在難以預計300年後的尼泊爾人和西藏人會否成為中華民族一員；據說民國也曾考慮讓尼泊爾人加入中華民族，只是作者活在今天，才有後見之明。適逢尼泊爾王室被推翻不久，重溫梁羽生的尼泊爾系列，別有風味。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在梁羽生的《冰魄寒光劍》和《冰川天女傳》，整個「冰川劍法」流派，就是中原武人和尼泊爾王室公主合創。這劍法後來被中原武林接受為主流武學，雖然依仗的「冰川」還是源自喜馬拉雅山，但已突破了一般武俠小說異國武術的東方主義色彩，不像波斯聖火令或扶桑忍術，這是難得的。須知梁羽生最愛搬出同名同姓的《蜀山》邪派人物作為獵奇點綴，一樣有「血神子」、「鳩盤婆」、「毒龍尊者」、「紅花鬼母」，移植痕迹未免太鮮明，相較下，尼泊爾系列自然得多。
「前近代亞洲共同武俠文化市場」
然而這不代表尼泊爾不是梁羽生的他者，含義反而更潛藏。在其筆下，尼泊爾上流社會以說華語為時尚，內裏隱然有一種（今天看來的）後殖民成分，雖然中國從未正式殖民尼泊爾。基於這原因，中華武術在尼泊爾大行其道，尼泊爾王室居然也想到「比武招親」，引來遠至波斯和希臘的武士與中國代表比武，什麼「阿拉伯國師提摩達多」、「印度占婆國王子雅德星」紛紛登場。這些原來難以出現在武俠小說的各國人士，就名正言順被納入中國的國際體系。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在《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一書，以現代國際關係倫理重構中國朝貢制度，認為這是以中國白銀為單位的「前近代亞洲共同市場」，就和梁羽生的「前近代亞洲共同武俠文化市場」形態相通。
當時尼泊爾統一不久，英國勢力尚未入侵，算得上邊境大國，一度對西藏構成威脅，尼泊爾王甚至曾出兵進入後藏。在梁羽生筆下，反派的尼泊爾王子暗中勾結西藏白、紅、黃三教，圖謀本國王位；又有尼泊爾民族主義者以其他大國為奧援，希望入侵清朝﹔但最後中尼兩國卻通過武林高手聯姻，逐漸變成世交。這橋段明顯有和親色彩，當中「和」與「被和」主客雙方逐漸易勢，精彩。
反映作者對「大中華民族主義」的理解
最富政治意味的是，梁羽生安排了武林各派人士，與清廷官兵為搶奪決定活佛轉世的金本巴瓶展開大混戰，最後居然是那位身兼黃教女護法的尼泊爾公主「冰川天女」奪得金瓶。有意思的是，她卻把金瓶贈與中原武林領袖。更有意思的是，這位中原武林領袖雖然不滿滿清（反清是梁羽生小說的主軸），但為了避免印度、尼泊爾勢力滲入西藏這「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乎眾人所料，將金瓶交還清室，理由是「寧與清室，勿與番邦」。這明顯和晚清的「寧與外人，勿與家奴」觀念反襯，是愛國主義的重點價值觀，反映了作者對大中華民族主義涵蓋範圍的理解。不過這觀點多少有今日重構昨日的味道，因為在清初，實在難以預計300年後的尼泊爾人和西藏人會否成為中華民族一員；據說民國也曾考慮讓尼泊爾人加入中華民族，只是作者活在今天，才有後見之明。適逢尼泊爾王室被推翻不久，重溫梁羽生的尼泊爾系列，別有風味。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2月2日星期一
奧巴馬要靠「綠色經濟復興計劃」名留青史?
【咫尺地球】奧巴馬以救世主姿態就任美國總統，雖然已不斷作出期許管理，提醒國民不可能出現短期奇蹟，但輿論還是對他期望甚殷。原因之一，是他提出了宏大的「綠色經濟復興計劃」。有評論以純經濟角度看這計劃，其實它涉及宏觀戰略部署，只要其中一項綱領成功，奧巴馬已足以名留青史。
計劃含有非經濟戰略意圖
在經濟層面，計劃固然希望通過建立綠色經濟體系，借助相關基建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來創造就業。一般評論對此並不樂觀，認為改變國民使用能源習慣是長遠工程，不可能在短期內有成效，更可能浪費龐大政府開支，而沒有短期回報，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劇。右翼既得利益集團、大企業、能源商及它們的附庸經濟體，更不可能白白看着傳統營運模式被不可知因素取代。
然而，一旦美國能結構性改用新能源，它的外交政策必然出現質變。屆時，美國可能毋須重視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的內涵會被徹底調整。要是美國和中東問題的關係變得疏離，以色列在美國本土的游說團也許會被削弱實力，華府和伊斯蘭世界的關係可能得到改善。與此同時，華府也可擺脫傳統能源商對外交政策的實質支配權——須知後者是近數十年來歷任美國總統的夢魘。
就算這計劃未能在奧巴馬任內竟全功，它作為推動環保的先驅，承繼着克林頓—戈爾時代的遺產，也必會得到環保分子、知識分子和左翼人士的掌聲，用以和喬治布殊「破壞地球環境」的名聲相對照。一旦經濟還是不能復蘇，奧巴馬這一着，可以被上述人士解釋為美國為盡全球責任付出的代價，雖是托詞，但也總比布殊時代明擺着官商一體好交代。
無論成功失敗 都是先驅者
無論這「綠色經濟復興計劃」成效如何，奧巴馬利用它同時宣布了在經濟、外交和社會等不同範疇的劃時代指標，這些指標都會帶來範式轉移，即所謂「Change」（改變）。更巧妙的是，由於上述三個元素都會遇到龐大阻力，奧巴馬一旦未能符合國民期望，也可以略以偷換概念的方式，解釋自己面對的困局。但一旦有任何一項有具體成效，則奧巴馬等同「Change」這個「基本常識」，就會變得根深柢固，被載入未來的美國政治教科書當中。
奧巴馬發表就職演說時，說很多人認為他「太有野心」，大概指的就是對上述計劃的評價；其後又自我解釋，說只要保持美國國父傳承下來的精神，這些就算不得野心云云。其實，這又是一種期許管理﹕在「Change」的同時，奧巴馬在選舉過後，才忽然祭出另一個完全相反的主軸﹕「Continuity」，說明就是上述計劃未能有即時成效，也只是因為他要重視美國立國精神的傳承。
重要的是，「Change」已由他而開，只要繼任人繼續努力，延續他的「Change」的「Continuity」，則夢想終會變成事實；否則「Change」不了，也不是他的責任。奧巴馬選擇的切入點，在大歷史的角度，無疑都是正確的、與時並進的，但能否在未來四年（或八年）落實，則大有疑問。由此可見，自始至終，奧巴馬的自我定位，都在大歷史的承先啟後地段。但由於作出真實的改變實在太困難，他也處處埋下伏筆，希望就算政績平平，也要確立自己的先驅者地位，計算不可謂不深。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計劃含有非經濟戰略意圖
在經濟層面，計劃固然希望通過建立綠色經濟體系，借助相關基建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來創造就業。一般評論對此並不樂觀，認為改變國民使用能源習慣是長遠工程，不可能在短期內有成效，更可能浪費龐大政府開支，而沒有短期回報，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劇。右翼既得利益集團、大企業、能源商及它們的附庸經濟體，更不可能白白看着傳統營運模式被不可知因素取代。
然而，一旦美國能結構性改用新能源，它的外交政策必然出現質變。屆時，美國可能毋須重視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的內涵會被徹底調整。要是美國和中東問題的關係變得疏離，以色列在美國本土的游說團也許會被削弱實力，華府和伊斯蘭世界的關係可能得到改善。與此同時，華府也可擺脫傳統能源商對外交政策的實質支配權——須知後者是近數十年來歷任美國總統的夢魘。
就算這計劃未能在奧巴馬任內竟全功，它作為推動環保的先驅，承繼着克林頓—戈爾時代的遺產，也必會得到環保分子、知識分子和左翼人士的掌聲，用以和喬治布殊「破壞地球環境」的名聲相對照。一旦經濟還是不能復蘇，奧巴馬這一着，可以被上述人士解釋為美國為盡全球責任付出的代價，雖是托詞，但也總比布殊時代明擺着官商一體好交代。
無論成功失敗 都是先驅者
無論這「綠色經濟復興計劃」成效如何，奧巴馬利用它同時宣布了在經濟、外交和社會等不同範疇的劃時代指標，這些指標都會帶來範式轉移，即所謂「Change」（改變）。更巧妙的是，由於上述三個元素都會遇到龐大阻力，奧巴馬一旦未能符合國民期望，也可以略以偷換概念的方式，解釋自己面對的困局。但一旦有任何一項有具體成效，則奧巴馬等同「Change」這個「基本常識」，就會變得根深柢固，被載入未來的美國政治教科書當中。
奧巴馬發表就職演說時，說很多人認為他「太有野心」，大概指的就是對上述計劃的評價；其後又自我解釋，說只要保持美國國父傳承下來的精神，這些就算不得野心云云。其實，這又是一種期許管理﹕在「Change」的同時，奧巴馬在選舉過後，才忽然祭出另一個完全相反的主軸﹕「Continuity」，說明就是上述計劃未能有即時成效，也只是因為他要重視美國立國精神的傳承。
重要的是，「Change」已由他而開，只要繼任人繼續努力，延續他的「Change」的「Continuity」，則夢想終會變成事實；否則「Change」不了，也不是他的責任。奧巴馬選擇的切入點，在大歷史的角度，無疑都是正確的、與時並進的，但能否在未來四年（或八年）落實，則大有疑問。由此可見，自始至終，奧巴馬的自我定位，都在大歷史的承先啟後地段。但由於作出真實的改變實在太困難，他也處處埋下伏筆，希望就算政績平平，也要確立自己的先驅者地位，計算不可謂不深。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月26日星期一
假如911由戈爾總統處理……（下）
【咫尺地球】上周本欄談及假如紐約避過一劫的空難是恐怖襲擊，會如何影響奧巴馬執政。類似問題其實有相當學術規範，在此我們不妨分享身兼布殊演講撰稿人和特別助理的新保守主義作家David Frum數年前另一篇「What If」文章，題目是「愛與環保化解恐怖主義﹖假如戈爾當選美國總統」。
這文章以「九一一」當日為背景，不忘點到即止嘲笑布殊，例如幻想戈爾說「假如是布殊當選，那傢伙肯定不能在地圖上找到阿富汗」，令讀者不易察覺內裏的文宣。作者推論，假如戈爾在2000年憑問題票反勝，他會因為要掩飾自己的反應遲鈍，而故意將反恐淡化，在「九一一」後繼續游說議員通過全民健康改革。即使要派美軍參加聯合國授權的多國部隊，戈爾也要總司令由塞內加爾穆斯林出任，以爭取伊斯蘭世界諒解。他對美軍的唯一指示，就是打「環保戰爭」，嚴令軍人在戰場不得隨地拋垃圾，從而捍衛其環保形象。面對拉登，戈爾不敢直接衝進阿富汗，而是決定尊重塔利班法律，不惜派副檢查長改信伊斯蘭教，因為當地法律規定非穆斯林不得作證（證明拉登犯罪）。由於戈爾嚴令不能在任何情况下侵犯個人自由、不能建立特別檔案，對付潛進境內的恐怖分子的方法，就是派出1.5萬名聯邦調查員由A開始，逐一查閱全國人口名單。最後，作者認為戈爾作為總統而懂得做的，就是向全國廣播宣傳大和解，聲稱以愛心化解恐怖。
保守派文膽﹕與布殊大同小異
明顯地，這文章把美國自由派和新左派這幾年的立場推向極端，從而為這些年來布殊所受的批評曲線辯護。但重要的是，無論是文章的作者還是讀者，都知道上述情况不可能出現。他們都知道戈爾不可能在「九一一」後推行「國家安全、環保和醫療改革三結合」路線，在當時氣氛下，這只會讓他被兩院彈劾。換句話說，這篇諷刺小品的真正意思，是暗示就算民主黨人當選總統，需要對恐怖主義威脅即時回應，結局很可能和布殊大同小異。布殊總結八年經驗，說假如再來一次，可能做法不同，但「無怨無悔」，就是說在國安挑戰下，選擇其實不多。
奧巴馬撤軍挑動國安神經
這樣的辯解自然大有問題，最明顯就是伊拉克戰爭毋須和反恐掛鈎。但對此，不少美國人心底裏其實不在乎，他們依然相信剷除薩達姆政權符合美國利益，只是繼續出兵才惹人反感。Frum的幻想文章也有交代伊拉克，他認為戈爾也會想到順道料理伊拉克和伊朗，只是「為了留給八年後的希拉里處理」，才希望專注自己的環保身分打造工程而已。
對新保守主義者、基督右派、建造商、承包商而言，奧巴馬從伊拉克撤軍也可以，但必須回應一個問題﹕有甚麼計劃可擴展他們的使命和利益，而且是可量化的利益。要是沒有，上述一干人等不但能以損害國家利益、危及國家安全為由，對新政府說三道四，更可借用上文的戲謔，來嘲弄總統脫離實際。這類內部制衡，又是上周談及的美國超穩定結構一部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這文章以「九一一」當日為背景，不忘點到即止嘲笑布殊，例如幻想戈爾說「假如是布殊當選，那傢伙肯定不能在地圖上找到阿富汗」，令讀者不易察覺內裏的文宣。作者推論，假如戈爾在2000年憑問題票反勝，他會因為要掩飾自己的反應遲鈍，而故意將反恐淡化，在「九一一」後繼續游說議員通過全民健康改革。即使要派美軍參加聯合國授權的多國部隊，戈爾也要總司令由塞內加爾穆斯林出任，以爭取伊斯蘭世界諒解。他對美軍的唯一指示，就是打「環保戰爭」，嚴令軍人在戰場不得隨地拋垃圾，從而捍衛其環保形象。面對拉登，戈爾不敢直接衝進阿富汗，而是決定尊重塔利班法律，不惜派副檢查長改信伊斯蘭教，因為當地法律規定非穆斯林不得作證（證明拉登犯罪）。由於戈爾嚴令不能在任何情况下侵犯個人自由、不能建立特別檔案，對付潛進境內的恐怖分子的方法，就是派出1.5萬名聯邦調查員由A開始，逐一查閱全國人口名單。最後，作者認為戈爾作為總統而懂得做的，就是向全國廣播宣傳大和解，聲稱以愛心化解恐怖。
保守派文膽﹕與布殊大同小異
明顯地，這文章把美國自由派和新左派這幾年的立場推向極端，從而為這些年來布殊所受的批評曲線辯護。但重要的是，無論是文章的作者還是讀者，都知道上述情况不可能出現。他們都知道戈爾不可能在「九一一」後推行「國家安全、環保和醫療改革三結合」路線，在當時氣氛下，這只會讓他被兩院彈劾。換句話說，這篇諷刺小品的真正意思，是暗示就算民主黨人當選總統，需要對恐怖主義威脅即時回應，結局很可能和布殊大同小異。布殊總結八年經驗，說假如再來一次，可能做法不同，但「無怨無悔」，就是說在國安挑戰下，選擇其實不多。
奧巴馬撤軍挑動國安神經
這樣的辯解自然大有問題，最明顯就是伊拉克戰爭毋須和反恐掛鈎。但對此，不少美國人心底裏其實不在乎，他們依然相信剷除薩達姆政權符合美國利益，只是繼續出兵才惹人反感。Frum的幻想文章也有交代伊拉克，他認為戈爾也會想到順道料理伊拉克和伊朗，只是「為了留給八年後的希拉里處理」，才希望專注自己的環保身分打造工程而已。
對新保守主義者、基督右派、建造商、承包商而言，奧巴馬從伊拉克撤軍也可以，但必須回應一個問題﹕有甚麼計劃可擴展他們的使命和利益，而且是可量化的利益。要是沒有，上述一干人等不但能以損害國家利益、危及國家安全為由，對新政府說三道四，更可借用上文的戲謔，來嘲弄總統脫離實際。這類內部制衡，又是上周談及的美國超穩定結構一部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月19日星期一
假如那是恐怖襲擊 …… （上）
【咫尺地球】奧巴馬就職前夕，紐約幾乎發生嚴重空難，最後機師化險為夷，令「九一一」式低飛的飛機成功降落哈德遜河。事後，布殊和奧巴馬都親自致電機師，稱之為英雄。然而，假如這次不幸是恐怖襲擊，又或意外不能避免、乘客又有被美國人當作疑似恐怖分子的穆斯林，會怎樣﹖這道「What If」問題，看似不着邊際，卻是評價布殊八年施政和前瞻奧巴馬時代的理想切入點。
反恐需求勢增 左右希拉里路線
假如這變成了襲擊，美國人對反恐的需求，剎那間恐怕會再次上升。布殊會振振有詞的說，連過去八年那樣強調國家安全的政策，也不能杜絕恐怖主義，更可見奧巴馬需要重新審視施政方針。奧巴馬陣營雖然不滿上述邏輯，但在群眾壓力下，也不能否認恐怖主義依然是對本土的威脅；面對新保守主義者老是要把襲擊和外國勢力聯繫的文宣，又不能武斷地置之不理。逐漸地，國內可能出現兩種輿論﹕要麼希望奧巴馬承接布殊的強硬路線，寧濫勿縱；要麼希望他高調向伊斯蘭世界示好，包括在目前的以巴衝突上。無論是哪個選擇，這類過分簡化的思維，都和希拉里聲稱要走的同時兼顧理想與現實的「自由現實主義」路線，有一定距離。
資源重新調配 救市方案受阻
要是再出現「九一一」襲擊的地方又是紐約，傳統受共和黨影響的大企業可能乘機發難，以國家不能保障其安全為名，要求奧巴馬政府重新調配資源到「利益輸送式反恐」，也就是繼續讓軍事工業集團享受反恐的利益，而不是讓政府以福利主義姿態應付金融海嘯。就算沒有金融海嘯，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本身也會造成金融危機；而一旦兩大戰線同時啟動，奧巴馬的8000億美元救市方案更難獨立運作。屆時市場自由主義者可能乘機復辟，去論證政府干預的徒勞無功。
與此同時，美國右派價值觀會再次冒起，部分美國人會對奧巴馬改變期望﹕期望他飾演一名嚴父，期望他利用宗教撫慰人心，而不是要求他在這一刻改革或重啟民權運動。由於奧巴馬有其先天「原罪」。為證明自己的年齡、膚色、閱歷都足以應付局面，他可能要過猶不及地更改劇本，直到國家危機過後，才重啟改革議程。由於奧巴馬本人也有若干右傾價值觀，例如對家庭、對教會的態度，其實都不是和布殊距離太遠，新保守主義和基督右派的結盟，不會錯過影響政府的機會。
當然，這些都只是想當然的推想，每人都可以天馬行空，但內裏畢竟反映了美國政治的客觀事實﹕超穩定結構早已出現，過去一世紀以來出現的結構性改變並不多。就是羅斯福新政、民權運動，雖然修正了遊戲規則，卻沒有改變精英的權力來源和結構。美國始終由一系列鐘擺效應支配，國家安全和民權自由、市長經濟和政府干預、現實外交和理想外交、個人價值和家庭價值等的辯證，同時組成了國家的常態；它們的互動，由特定邏輯進行。要改變這些設定的基本值、及其背後的權力結構，而不是台前演員的膚色年齡，才可算是宏觀的「Change」。
不是恐襲 讓世人仍可期待改變
今天奧巴馬勢頭如日方中，不少美國人、乃至地球人希望他是救世主，而布殊民望極低。但四年前，布殊成功連了任，當時卻被廣泛認為代表右派得到長期執政的Mandate。在這體制下，可以「Change」的只是政客的形象，例如克林頓競選時誓言剷除「由巴格達到北京的屠夫」，落台時就成了「中國人民老朋友」。萬幸數天前的不是恐怖襲擊，於是，世人依然可以等待果陀。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反恐需求勢增 左右希拉里路線
假如這變成了襲擊，美國人對反恐的需求，剎那間恐怕會再次上升。布殊會振振有詞的說，連過去八年那樣強調國家安全的政策，也不能杜絕恐怖主義，更可見奧巴馬需要重新審視施政方針。奧巴馬陣營雖然不滿上述邏輯，但在群眾壓力下，也不能否認恐怖主義依然是對本土的威脅；面對新保守主義者老是要把襲擊和外國勢力聯繫的文宣，又不能武斷地置之不理。逐漸地，國內可能出現兩種輿論﹕要麼希望奧巴馬承接布殊的強硬路線，寧濫勿縱；要麼希望他高調向伊斯蘭世界示好，包括在目前的以巴衝突上。無論是哪個選擇，這類過分簡化的思維，都和希拉里聲稱要走的同時兼顧理想與現實的「自由現實主義」路線，有一定距離。
資源重新調配 救市方案受阻
要是再出現「九一一」襲擊的地方又是紐約，傳統受共和黨影響的大企業可能乘機發難，以國家不能保障其安全為名，要求奧巴馬政府重新調配資源到「利益輸送式反恐」，也就是繼續讓軍事工業集團享受反恐的利益，而不是讓政府以福利主義姿態應付金融海嘯。就算沒有金融海嘯，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本身也會造成金融危機；而一旦兩大戰線同時啟動，奧巴馬的8000億美元救市方案更難獨立運作。屆時市場自由主義者可能乘機復辟，去論證政府干預的徒勞無功。
與此同時，美國右派價值觀會再次冒起，部分美國人會對奧巴馬改變期望﹕期望他飾演一名嚴父，期望他利用宗教撫慰人心，而不是要求他在這一刻改革或重啟民權運動。由於奧巴馬有其先天「原罪」。為證明自己的年齡、膚色、閱歷都足以應付局面，他可能要過猶不及地更改劇本，直到國家危機過後，才重啟改革議程。由於奧巴馬本人也有若干右傾價值觀，例如對家庭、對教會的態度，其實都不是和布殊距離太遠，新保守主義和基督右派的結盟，不會錯過影響政府的機會。
當然，這些都只是想當然的推想，每人都可以天馬行空，但內裏畢竟反映了美國政治的客觀事實﹕超穩定結構早已出現，過去一世紀以來出現的結構性改變並不多。就是羅斯福新政、民權運動，雖然修正了遊戲規則，卻沒有改變精英的權力來源和結構。美國始終由一系列鐘擺效應支配，國家安全和民權自由、市長經濟和政府干預、現實外交和理想外交、個人價值和家庭價值等的辯證，同時組成了國家的常態；它們的互動，由特定邏輯進行。要改變這些設定的基本值、及其背後的權力結構，而不是台前演員的膚色年齡，才可算是宏觀的「Change」。
不是恐襲 讓世人仍可期待改變
今天奧巴馬勢頭如日方中，不少美國人、乃至地球人希望他是救世主，而布殊民望極低。但四年前，布殊成功連了任，當時卻被廣泛認為代表右派得到長期執政的Mandate。在這體制下，可以「Change」的只是政客的形象，例如克林頓競選時誓言剷除「由巴格達到北京的屠夫」，落台時就成了「中國人民老朋友」。萬幸數天前的不是恐怖襲擊，於是，世人依然可以等待果陀。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月18日星期日
中國民族主義再解碼
圍繞著北京奧運火炬傳遞，海外華人以民眾運動的方式進行聲援；而到了毒奶粉事件，卻沒有多少反對聲音傳遞到國內。這是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行為頗受詬病的地方。但據筆者掌握的信息，奧運前後的海外民眾運動，其訴求是多種多樣的，而海外華人對毒奶粉一事亦相當反感、相當尷尬，只是沒有公開通過民眾運動的方式進行表達。
如果我們重構過去10年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當能明白民族主義已成了有獨立個性、可被不同演繹的有機生命體，並非單是愛不愛國這樣鐵板一塊。
「九九的一代」
在國際政治的政治心理學範疇，有一個 「世代政治論」。根據學者傑維斯 (Robert Jervis)的《國際政治的知覺與錯覺》，一個人的政治觀，最容易被他的教育、家庭、成長時的國家背景、以及他第一次直接參與的民眾運動影響，因為那會成為心理的長久烙印。在內地，我們熟悉「長征的一代」、「文革的一代」、「八九的一代」，這些都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集體亢奮或集體陰影，紀錄了整個時代的民眾特徵，要一代人做另一代人的事，十分困難。在香港，近年也有社會學者呂大樂掀起的「四代香港人」論述，激起了連串討論。內地現在已到了「九九的一代 」——那些首次參與大規模民眾活動，就是以遊行示威抗議1999年5月8日北約「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使館的一代。對這代人的心路歷程，內地的年輕作家早有詳細描述。但這代人心中的體驗，究竟是什麼？
回顧當年，南斯拉夫炸館示威爆發後，美國駐京大使館受到猛烈衝擊，美國大使在窗內無奈外望的照片，被西方媒體爭相轉載，成為北京又出現盲目仇外的「義和團」的證明。但中國政府在第三天，就嚴令終止一切集會，來控制民眾的愛國熱情，對此，當事人應記憶猶新。表面上，這是國家怕民眾失控、過分衝擊外國利益，例如有CNN 女記者採訪示威時，被情緒高漲的民眾圍攻說「殺死她」，這明顯有失文明國家體統，造成相當負面的國際形象。
但事實上，更嚴峻的挑戰，是示威人士批判中國政府的口號。例如據《明報月刊》等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香港媒體透露，當時有口號批評中國中國政府過分軟弱、說懷念起毛主席、讚揚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強硬，甚或在塗上希特勒鬍子的克林頓肖像前，號召解放軍殺入科索沃，援助「我們的南斯拉夫兄弟」。一時間，《中國可以說不》一類數年前的仇外舊書，又重新被熱賣，各式各樣的北約陰謀論吹得甚囂塵上。自此，中國政府並不擔心國民不夠愛國，卻擔心中國政府被批評不夠愛國。有海外評論說「中國民族主義是收放自如」，其實，現實世界是難以完全掌握的。
親疏有別
兩年後的2001年，也就是美國總統喬治·布什上台後不久，在南海發生中美撞擊事件，中國扣留了美軍機員，造成對峙局面。連串外交風波後中國產生了機師王偉這名新烈士，在民眾和學院層面的評論，甚至出現擔心中美出現新冷戰的危言聳聽。但這次卻沒任何反美示威出現。官方處理1999年和2001年兩事的偏差，表面上，是源自民眾和官方立場的背離：在南斯拉夫炸館事件中，北京拒絕承認這是意外，起碼在訴求上，和民眾比較一致。但在撞機事件中，中國政府反而希望將之定性為意外、而不是任何陰謀，只要美方願意道歉，就情願息事寧人，以免事態繼續擴大。
到了同年數個月後的9·11事件，中國民間和學校充斥著不少以支持拉丹借題發揮的反美言論，令中國政府大為尷尬。但是，國家不可能容許反美聲音在那個時候發聲，否則會成為國際社會的「 政治不正確」罪人。據說有中國記者團在美國交流期間，在機場看見9·11事件的直播，興奮得手舞足蹈拍起掌來，結果被美國驅逐出境，這事《許昌日報》的記者有第一手的回憶報導與澄清。9·11後，中國境內也出現了不少民間自制的拉丹肖像衣服，造型和位置與革命英雄切·格瓦拉一模一樣，以示中國人民對「新英雄」的支持。但這類直接反應，畢竟為數不多，而且在中國主流媒體，也得不到多少報導。
到了2003年，伊拉克戰爭開戰前夕，一般華人都普遍同情伊拉克、厭惡布什的單邊主義作風。一度在9·11後被官方打壓的反美主義，才得到授權的宣洩。500多名新左派學者更乘機聯署，重申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順道暗諷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牽頭的不乏學術界和文化界名人——因為自由主義者在9·11後，也搞過400多人參加的大規模聯署，題目就是教民族主義者十分不舒服的「今夜我們是美國人」，當時同樣包括不少頭面人物，對此對立陣營一直心有不甘。在2003年，北京的官方外交態度是反對美國繞過聯合國出兵、支持法德俄外交同盟，但又不能對薩達姆政權表示任何同情，因此，想出了一個「三級層遞制」，來回應申辦反美示威的人：
「第一級」被應用於在北京居住的外國人，他們的反戰聲音侷限在純外交層面，和中國官方幾乎一致，因此，被准許遊行到美國駐華大使館——這是1999 年美國使館被衝擊以來，這條示威路線首次被批准。「第二級」被應用於學生團體，他們原來要求在美國使館門前示威，被拒，不過得以在校園內進行小規模遊行，也算意思意思，這已是5年來的異數。「第三級」被應用於似乎應該是最愛國的新左派學者。這個新左示威原也被批准，但後來因為出現重重障礙而取消了。
由此可見，表面上最愛國的一群，卻成了官方處理民族主義「親疏有別」的受害人。這也許因為他們對中國政府而言最難控制，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國家其它政策也有同樣興趣，不像一般大學生、中學生，只看重民族主義的表面宣洩，可以通過書記、讀書會、評核報告「曉以大義」加以疏導；更不像無根的外國人，真的只看重外交姿態。不過，說這些大題目要是單刀直入則過分敏感，以愛國之名，才可以暢所欲言。
借題發揮
在媒體討論區和網上討論區，「愛國」民眾借題發揮的傾向，就更明顯、也更有創意。著名的網絡虛擬愛國大本營 (或自由主義者眼中的「憤青大本營」)《強國論壇》，就是在1999 年5月出現，它的原名，就是「反對北約空襲中國駐南使館論壇」。當時的論壇內容，充滿對3名喪生中國記者烈士的同情，強調「他們的血不會白流」、重申「中國人民不可侮」，更有網民自發為他們設立了網上悼念館，用虛擬方式對烈士上香——這些，還是比較內斂的。
到了南海撞機事件，由於民眾缺乏公開示威的渠道，網上悼念機師王偉烈士的文章，就顯得充滿針對性；而網上悼念王偉的人數，也遠超悼念南斯拉夫三烈士的人數。例如一首在網絡發表的名叫《王偉，你在哪裡》的「新詩」，就有「強盜要回家了」、「虛偽的人又要慶祝人權的勝利」、「魔鬼再次成功顯示其普世價值」、「通過踐踏我們國土的尊嚴和人類的靈魂 」等詩句，對中國政府處理的不滿溢於言表。
到了9·11，中國官方加入美國主導的反恐同盟，網上卻充斥一片歌頌拉丹的聲音，不少網民高呼「炸得好」、美國人「該死」、向拉丹和基地組織「致敬」，官方和民間就民族主義的立場，又出現了二元落差，而且，這次落差比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更大。《強國論壇》至今保留有一個完善的舊數據庫，但2001年9月12日和13日的檔案不復存在，似乎內容太教人尷尬了。但我們通過其它途徑﹐依然能夠追溯一些當時的網絡內容。
例如在北京大學的BBS討論區，出現了一首名叫《無畏者無懼》、副題「哀悼9·11劫機英雄」的新詩」，內有如下詩句：「強盜希望以藉口掩飾自己的罪惡」、「他們喜歡說什麼人權高於主權 」、「今天你們代表上帝行正義之事」、「毫不猶疑地刺穿強盜的胸膛」……從這些字句細心研究，可發現這首詩的作者和《王偉，你在哪裡》的作者就算不是同一人，也明顯是信奉同一意識形態的人。他們都對世界局勢感到不滿，對中國的角色感到無助，認為國家應有更照顧民族尊嚴的處理手法。
後來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北京容許局部反美示威，和民眾意願又交接上了，因此網絡上的反中國政府信息也相對減弱了；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小圈子，也只是集中在意識形態層面繼續交鋒。在新詩方面，頂多出現了網民頂包「薩達姆」倣傚毛澤東創作的新版《沁園春·雪》，並沒多少指桑罵槐的空間。
雙刃劍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的最大擔心，並非愛國熱情本身的走火，而是它會否通過愛國的大框架，連帶觸及國民對其它中國政府施政的不滿。舉例說，假如是新左派認為中國政府不夠愛國，他們就可以順帶批評官方經濟政策容許貧富懸殊，又或國家過分放縱地方中國政府自行其事，並以南斯拉夫解體的經歷警惕之；假如是自由主義者認為中國政府不夠愛國，他們就可以暗示領導人不懂得通過民選制度整合愛國思想，才逼使他們以激進方式宣洩；假如是一個環保學者、人權學者、經濟學者，也可以各取所需。這些，可說都是「拿紅旗反紅旗」的傳統智慧，中國民族主義在現有體制下，至今依然是一把雙刃劍。
奧運舉行前，海外華人忽然熱烈擁護北京、聲討CNN，但其實，內裡也出現了批評中國為奧運讓步太多的聲音，甚至也出現了對辦奧運投入的龐大資源是否值得的質疑。相較而言，毒奶粉事件的性質，就缺少了供不同立場的民眾演繹的空間。當然，海外華人都明白，這事讓他們的形象大為受損，網絡也充滿了「毒奶事件海外華人能做什麼」、「毒奶粉讓海外華人丟盡臉面」一類文章，甚至還延伸至中華民族整體的誠信問題；外文媒體引述的華人，對此更是一致劣評，何況他們的餐飲生意，也直接身受其害。
不過另一方面，在紐約、倫敦等西方大都會，少數華人亦曾向CNN或其它西方廣播媒體遊行示威抗議，認為對方報導再次失實。不過，這次「拿著紅旗反紅旗」的策略較難貫徹，因為為此舉辦的批評毒奶粉活動，在新左派眼中，容易被對中國不友好的西方媒體騎劫，也容易落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常用話語。而為此舉辦的反西方報導立場偏頗運動，則容易被進一步邊緣化為「聲援毒奶粉遊行」，形象只會更不堪。因此，對事件無論持什麼立場，都難以成為大規模民眾運動的突破口。中國民族主義的密碼遊戲，似乎會一直延續下去，留待下一波運動的借題發揮，也留待下一批解碼使者的出現。
沈旭暉 南風窗雜誌 2009年2期
如果我們重構過去10年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當能明白民族主義已成了有獨立個性、可被不同演繹的有機生命體，並非單是愛不愛國這樣鐵板一塊。
「九九的一代」
在國際政治的政治心理學範疇，有一個 「世代政治論」。根據學者傑維斯 (Robert Jervis)的《國際政治的知覺與錯覺》，一個人的政治觀，最容易被他的教育、家庭、成長時的國家背景、以及他第一次直接參與的民眾運動影響，因為那會成為心理的長久烙印。在內地，我們熟悉「長征的一代」、「文革的一代」、「八九的一代」，這些都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集體亢奮或集體陰影，紀錄了整個時代的民眾特徵，要一代人做另一代人的事，十分困難。在香港，近年也有社會學者呂大樂掀起的「四代香港人」論述，激起了連串討論。內地現在已到了「九九的一代 」——那些首次參與大規模民眾活動，就是以遊行示威抗議1999年5月8日北約「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使館的一代。對這代人的心路歷程，內地的年輕作家早有詳細描述。但這代人心中的體驗，究竟是什麼？
回顧當年，南斯拉夫炸館示威爆發後，美國駐京大使館受到猛烈衝擊，美國大使在窗內無奈外望的照片，被西方媒體爭相轉載，成為北京又出現盲目仇外的「義和團」的證明。但中國政府在第三天，就嚴令終止一切集會，來控制民眾的愛國熱情，對此，當事人應記憶猶新。表面上，這是國家怕民眾失控、過分衝擊外國利益，例如有CNN 女記者採訪示威時，被情緒高漲的民眾圍攻說「殺死她」，這明顯有失文明國家體統，造成相當負面的國際形象。
但事實上，更嚴峻的挑戰，是示威人士批判中國政府的口號。例如據《明報月刊》等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香港媒體透露，當時有口號批評中國中國政府過分軟弱、說懷念起毛主席、讚揚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強硬，甚或在塗上希特勒鬍子的克林頓肖像前，號召解放軍殺入科索沃，援助「我們的南斯拉夫兄弟」。一時間，《中國可以說不》一類數年前的仇外舊書，又重新被熱賣，各式各樣的北約陰謀論吹得甚囂塵上。自此，中國政府並不擔心國民不夠愛國，卻擔心中國政府被批評不夠愛國。有海外評論說「中國民族主義是收放自如」，其實，現實世界是難以完全掌握的。
親疏有別
兩年後的2001年，也就是美國總統喬治·布什上台後不久，在南海發生中美撞擊事件，中國扣留了美軍機員，造成對峙局面。連串外交風波後中國產生了機師王偉這名新烈士，在民眾和學院層面的評論，甚至出現擔心中美出現新冷戰的危言聳聽。但這次卻沒任何反美示威出現。官方處理1999年和2001年兩事的偏差，表面上，是源自民眾和官方立場的背離：在南斯拉夫炸館事件中，北京拒絕承認這是意外，起碼在訴求上，和民眾比較一致。但在撞機事件中，中國政府反而希望將之定性為意外、而不是任何陰謀，只要美方願意道歉，就情願息事寧人，以免事態繼續擴大。
到了同年數個月後的9·11事件，中國民間和學校充斥著不少以支持拉丹借題發揮的反美言論，令中國政府大為尷尬。但是，國家不可能容許反美聲音在那個時候發聲，否則會成為國際社會的「 政治不正確」罪人。據說有中國記者團在美國交流期間，在機場看見9·11事件的直播，興奮得手舞足蹈拍起掌來，結果被美國驅逐出境，這事《許昌日報》的記者有第一手的回憶報導與澄清。9·11後，中國境內也出現了不少民間自制的拉丹肖像衣服，造型和位置與革命英雄切·格瓦拉一模一樣，以示中國人民對「新英雄」的支持。但這類直接反應，畢竟為數不多，而且在中國主流媒體，也得不到多少報導。
到了2003年，伊拉克戰爭開戰前夕，一般華人都普遍同情伊拉克、厭惡布什的單邊主義作風。一度在9·11後被官方打壓的反美主義，才得到授權的宣洩。500多名新左派學者更乘機聯署，重申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順道暗諷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牽頭的不乏學術界和文化界名人——因為自由主義者在9·11後，也搞過400多人參加的大規模聯署，題目就是教民族主義者十分不舒服的「今夜我們是美國人」，當時同樣包括不少頭面人物，對此對立陣營一直心有不甘。在2003年，北京的官方外交態度是反對美國繞過聯合國出兵、支持法德俄外交同盟，但又不能對薩達姆政權表示任何同情，因此，想出了一個「三級層遞制」，來回應申辦反美示威的人：
「第一級」被應用於在北京居住的外國人，他們的反戰聲音侷限在純外交層面，和中國官方幾乎一致，因此，被准許遊行到美國駐華大使館——這是1999 年美國使館被衝擊以來，這條示威路線首次被批准。「第二級」被應用於學生團體，他們原來要求在美國使館門前示威，被拒，不過得以在校園內進行小規模遊行，也算意思意思，這已是5年來的異數。「第三級」被應用於似乎應該是最愛國的新左派學者。這個新左示威原也被批准，但後來因為出現重重障礙而取消了。
由此可見，表面上最愛國的一群，卻成了官方處理民族主義「親疏有別」的受害人。這也許因為他們對中國政府而言最難控制，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國家其它政策也有同樣興趣，不像一般大學生、中學生，只看重民族主義的表面宣洩，可以通過書記、讀書會、評核報告「曉以大義」加以疏導；更不像無根的外國人，真的只看重外交姿態。不過，說這些大題目要是單刀直入則過分敏感，以愛國之名，才可以暢所欲言。
借題發揮
在媒體討論區和網上討論區，「愛國」民眾借題發揮的傾向，就更明顯、也更有創意。著名的網絡虛擬愛國大本營 (或自由主義者眼中的「憤青大本營」)《強國論壇》，就是在1999 年5月出現，它的原名，就是「反對北約空襲中國駐南使館論壇」。當時的論壇內容，充滿對3名喪生中國記者烈士的同情，強調「他們的血不會白流」、重申「中國人民不可侮」，更有網民自發為他們設立了網上悼念館，用虛擬方式對烈士上香——這些，還是比較內斂的。
到了南海撞機事件，由於民眾缺乏公開示威的渠道，網上悼念機師王偉烈士的文章，就顯得充滿針對性；而網上悼念王偉的人數，也遠超悼念南斯拉夫三烈士的人數。例如一首在網絡發表的名叫《王偉，你在哪裡》的「新詩」，就有「強盜要回家了」、「虛偽的人又要慶祝人權的勝利」、「魔鬼再次成功顯示其普世價值」、「通過踐踏我們國土的尊嚴和人類的靈魂 」等詩句，對中國政府處理的不滿溢於言表。
到了9·11，中國官方加入美國主導的反恐同盟，網上卻充斥一片歌頌拉丹的聲音，不少網民高呼「炸得好」、美國人「該死」、向拉丹和基地組織「致敬」，官方和民間就民族主義的立場，又出現了二元落差，而且，這次落差比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更大。《強國論壇》至今保留有一個完善的舊數據庫，但2001年9月12日和13日的檔案不復存在，似乎內容太教人尷尬了。但我們通過其它途徑﹐依然能夠追溯一些當時的網絡內容。
例如在北京大學的BBS討論區，出現了一首名叫《無畏者無懼》、副題「哀悼9·11劫機英雄」的新詩」，內有如下詩句：「強盜希望以藉口掩飾自己的罪惡」、「他們喜歡說什麼人權高於主權 」、「今天你們代表上帝行正義之事」、「毫不猶疑地刺穿強盜的胸膛」……從這些字句細心研究，可發現這首詩的作者和《王偉，你在哪裡》的作者就算不是同一人，也明顯是信奉同一意識形態的人。他們都對世界局勢感到不滿，對中國的角色感到無助，認為國家應有更照顧民族尊嚴的處理手法。
後來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北京容許局部反美示威，和民眾意願又交接上了，因此網絡上的反中國政府信息也相對減弱了；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小圈子，也只是集中在意識形態層面繼續交鋒。在新詩方面，頂多出現了網民頂包「薩達姆」倣傚毛澤東創作的新版《沁園春·雪》，並沒多少指桑罵槐的空間。
雙刃劍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的最大擔心，並非愛國熱情本身的走火，而是它會否通過愛國的大框架，連帶觸及國民對其它中國政府施政的不滿。舉例說，假如是新左派認為中國政府不夠愛國，他們就可以順帶批評官方經濟政策容許貧富懸殊，又或國家過分放縱地方中國政府自行其事，並以南斯拉夫解體的經歷警惕之；假如是自由主義者認為中國政府不夠愛國，他們就可以暗示領導人不懂得通過民選制度整合愛國思想，才逼使他們以激進方式宣洩；假如是一個環保學者、人權學者、經濟學者，也可以各取所需。這些，可說都是「拿紅旗反紅旗」的傳統智慧，中國民族主義在現有體制下，至今依然是一把雙刃劍。
奧運舉行前，海外華人忽然熱烈擁護北京、聲討CNN，但其實，內裡也出現了批評中國為奧運讓步太多的聲音，甚至也出現了對辦奧運投入的龐大資源是否值得的質疑。相較而言，毒奶粉事件的性質，就缺少了供不同立場的民眾演繹的空間。當然，海外華人都明白，這事讓他們的形象大為受損，網絡也充滿了「毒奶事件海外華人能做什麼」、「毒奶粉讓海外華人丟盡臉面」一類文章，甚至還延伸至中華民族整體的誠信問題；外文媒體引述的華人，對此更是一致劣評，何況他們的餐飲生意，也直接身受其害。
不過另一方面，在紐約、倫敦等西方大都會，少數華人亦曾向CNN或其它西方廣播媒體遊行示威抗議，認為對方報導再次失實。不過，這次「拿著紅旗反紅旗」的策略較難貫徹，因為為此舉辦的批評毒奶粉活動，在新左派眼中，容易被對中國不友好的西方媒體騎劫，也容易落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常用話語。而為此舉辦的反西方報導立場偏頗運動，則容易被進一步邊緣化為「聲援毒奶粉遊行」，形象只會更不堪。因此，對事件無論持什麼立場，都難以成為大規模民眾運動的突破口。中國民族主義的密碼遊戲，似乎會一直延續下去，留待下一波運動的借題發揮，也留待下一批解碼使者的出現。
沈旭暉 南風窗雜誌 2009年2期
2009年1月12日星期一
加沙陰謀論大全
【咫尺地球】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和哈馬斯全面開戰，一般評論歸因為一個「陽謀」，相信這是執政前進黨為求扭轉在選舉的劣勢，並利用美國政權交接的時機，才做出這大動作，與在野右翼利庫德集團鬥強硬。然而這主流解釋無疑漏洞不少﹕要是這能奏效，更證明所針對的以色列選民應選擇反對黨，因為這畢竟是反對黨的路線，而非沙龍從利庫德集團出走創立前進黨時的路線。更重要的是，要是這次以色列無功而還，哈馬斯在巴勒斯坦內部（不單是在加沙）的主流地位，就會得到鞏固，這風險並非一般以色列政客能承擔。
各論調均指和平不符美利益
因此，不同陰謀論紛紛出籠。它們在主流媒體難以面世，但在網絡世界，卻精彩紛呈。認為這戰爭只是為了推高油價的陰謀，未免太缺創意；更具前瞻性的陰謀論，包括下列3項﹕
一、這是美國主宰會、骷髏會一類神秘精英主義組織的陰謀，布殊和奧巴馬都是集團成員，分別飾演紅臉、白臉。根據計劃，以色列必須作出過分反應，利用美國政權交接期間為所欲為，以便以布殊為代表的美國右翼、乃至部分奧巴馬內閣成員，與以色列的利益綑綁在一起；然後，才由奧巴馬出場收拾殘局，繼續飾演第三世界朋友的角色，爭取阿拉伯世界的信任。這樣可以確保一點，就是防止以巴衝突在奧巴馬任內得到解決，因為他已有了說詞，解釋何以他不能在國內凝聚關於終結以巴衝突的共識。
二、歷史上，哈馬斯曾是以色列政府的扶植對象，用以挑戰從前據主流地位的阿拉法巴解派系法塔赫，這是公開的事實。因此，以色列右派和哈馬斯其實一直有秘密聯繫，雙方都明白要維持敵對關係，才能保證自身的繼續發展。因此以巴雙方的極端分子都擔心奧巴馬上台後，會促進中東和平進程，於是同意在關鍵時刻「忽然」把衝突升級，以維持各自在以巴內部的支持度。
三、根據《貨幣戰爭》那「一切都是為了貨幣發行權」的邏輯，海灣各國正醞釀推出共同貨幣「海元」，企圖取代美元的主導地位；特別是近月金融海嘯，更令這計劃被重新啟動。美國擔心石油美元的原產地出現具競爭力的貨幣取代品，唯有促使以色列在中東製造亂局，從而確保中東地區不穩定，來保障美元地位的不可取締。
這些陰謀論似天馬行空，但邏輯卻頗為連貫﹕它們都相信以巴衝突對既得利益者有利，不相信和平符合美國利益；相信美國有需要維持世界若干地區的衝突和對這些衝突的掌控，用以在非常時期解決國內危機，或起碼轉移視線。這假定也是有理論支撐的﹕根據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維持可控制的衝突區，是大國的常見策略，因此美國利益不希望台灣融入中國，中國利益也不希望北韓併入南韓。這次衝突過後，假如利庫德和哈馬斯同時成為贏家，上述陰謀論難免愈傳愈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各論調均指和平不符美利益
因此，不同陰謀論紛紛出籠。它們在主流媒體難以面世，但在網絡世界，卻精彩紛呈。認為這戰爭只是為了推高油價的陰謀，未免太缺創意；更具前瞻性的陰謀論，包括下列3項﹕
一、這是美國主宰會、骷髏會一類神秘精英主義組織的陰謀，布殊和奧巴馬都是集團成員，分別飾演紅臉、白臉。根據計劃，以色列必須作出過分反應，利用美國政權交接期間為所欲為，以便以布殊為代表的美國右翼、乃至部分奧巴馬內閣成員，與以色列的利益綑綁在一起；然後，才由奧巴馬出場收拾殘局，繼續飾演第三世界朋友的角色，爭取阿拉伯世界的信任。這樣可以確保一點，就是防止以巴衝突在奧巴馬任內得到解決，因為他已有了說詞，解釋何以他不能在國內凝聚關於終結以巴衝突的共識。
二、歷史上，哈馬斯曾是以色列政府的扶植對象，用以挑戰從前據主流地位的阿拉法巴解派系法塔赫，這是公開的事實。因此，以色列右派和哈馬斯其實一直有秘密聯繫，雙方都明白要維持敵對關係，才能保證自身的繼續發展。因此以巴雙方的極端分子都擔心奧巴馬上台後，會促進中東和平進程，於是同意在關鍵時刻「忽然」把衝突升級，以維持各自在以巴內部的支持度。
三、根據《貨幣戰爭》那「一切都是為了貨幣發行權」的邏輯，海灣各國正醞釀推出共同貨幣「海元」，企圖取代美元的主導地位；特別是近月金融海嘯，更令這計劃被重新啟動。美國擔心石油美元的原產地出現具競爭力的貨幣取代品，唯有促使以色列在中東製造亂局，從而確保中東地區不穩定，來保障美元地位的不可取締。
這些陰謀論似天馬行空，但邏輯卻頗為連貫﹕它們都相信以巴衝突對既得利益者有利，不相信和平符合美國利益；相信美國有需要維持世界若干地區的衝突和對這些衝突的掌控，用以在非常時期解決國內危機，或起碼轉移視線。這假定也是有理論支撐的﹕根據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維持可控制的衝突區，是大國的常見策略，因此美國利益不希望台灣融入中國，中國利益也不希望北韓併入南韓。這次衝突過後，假如利庫德和哈馬斯同時成為贏家，上述陰謀論難免愈傳愈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月5日星期一
亨廷頓﹕學術與政治的掙扎
【咫尺地球】美國國際關係學者亨廷頓病逝，被香港媒體廣泛報道，反映他和其「文明衝突論」的影響力，早已超越了一般學術範疇。然而香港新聞一般有這樣一句「文明衝突論在 9/11後被廣為認受」，這卻並非學術界共識。恰恰相反，亨廷頓近年在社會的名氣愈大，在學界卻愈受質疑；何况文明衝突論的方法論本身，確有不少可商榷之處。筆者當年上課，教授就以文明衝突論為社會科學的反面教材。
對亨廷頓的理論批評，可分為兩大類﹕學術上和政治上的。關於文明衝突論的方法論問題，筆者在本欄曾分享過不少，例如對文明的定義難以劃一、對文明內部衝突死傷更多的漠視、對文明間沒有衝突的反例缺乏系統性解釋、把經濟衝突和政治衝突混為一談等，都是亨廷頓的盲點。究竟錫克教算是印度文明還是伊斯蘭文明？兩伊戰爭是什麼衝突？印度和孟加拉如何維持表面和諧？美日之間的外交合作和經濟競爭應如何分類？……假如我們講求實證，文明衝突論雖也有一些量化基礎（例如對挑戰者文明的人口數字），但難以解釋的例子依然甚多，令其立論的涵蓋性難免被大幅收窄。
理論有盲點 未能劃一文明定義
另一類批評則對亨廷頓頗為苛刻，那就是認為他的理論是一個「自我實踐的預言」，為各國野心家提供了對擴張行為的合理解釋。例如亨廷頓曾預言中華文明將和伊斯蘭文明聯盟，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抗西方文明，這在內地，就被不少人視為目標不單純的預言，認為作者是公然否定中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不少西方學者也出版了《製造敵人的文化》一類書籍，反駁亨廷頓的理論只會人為地創造更多敵人。這樣的批評，未免過分陰謀論，有些更不大符合學術規範。
突破以國家利益為單位之框架
其實，亨廷頓本人雖然勉強隸屬美國新保守陣營，他04年的作品《我們是誰》（或譯《誰是美國人》）亦嘗試把文明衝突的框架延伸至美國本土政治，但他的理論其實也是中性的，可以被不同立場使用。正如他本人所言，他只希望提出一些前瞻性系統，讓國家資源得以更有效使用，例如在哪些地方集中資源維和。他擔心具過分自由主義傾向的「價值虛無主義者」、未被美國文化同化的新移民，會破壞西方文明的基石，認為這是美國社會要面對的問題；但與此同時，他也相信不同文明透過溝通，可以比現在和平共存，又公開反對伊拉克戰爭。
說到底，不少學者忽視了亨廷頓的一個學術貢獻﹕雖然他的方法論頗受爭議，但文明衝突論突破了以國家利益為單位的框架，令講求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Realism）和講求非國家話語權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兩大陣營之間，得到對話的基礎﹕當一個國家要追求利益，已懂得倚賴其他國際個體的話語建構，例如有什麼理念、屬於什麼文明等，來達到目的。單是這點，已足以讓亨廷頓留名後世。畢竟，要出現下一位逝世而得到香港媒體報道的國際關係學者，也不知要到什麼時候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對亨廷頓的理論批評，可分為兩大類﹕學術上和政治上的。關於文明衝突論的方法論問題，筆者在本欄曾分享過不少，例如對文明的定義難以劃一、對文明內部衝突死傷更多的漠視、對文明間沒有衝突的反例缺乏系統性解釋、把經濟衝突和政治衝突混為一談等，都是亨廷頓的盲點。究竟錫克教算是印度文明還是伊斯蘭文明？兩伊戰爭是什麼衝突？印度和孟加拉如何維持表面和諧？美日之間的外交合作和經濟競爭應如何分類？……假如我們講求實證，文明衝突論雖也有一些量化基礎（例如對挑戰者文明的人口數字），但難以解釋的例子依然甚多，令其立論的涵蓋性難免被大幅收窄。
理論有盲點 未能劃一文明定義
另一類批評則對亨廷頓頗為苛刻，那就是認為他的理論是一個「自我實踐的預言」，為各國野心家提供了對擴張行為的合理解釋。例如亨廷頓曾預言中華文明將和伊斯蘭文明聯盟，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抗西方文明，這在內地，就被不少人視為目標不單純的預言，認為作者是公然否定中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不少西方學者也出版了《製造敵人的文化》一類書籍，反駁亨廷頓的理論只會人為地創造更多敵人。這樣的批評，未免過分陰謀論，有些更不大符合學術規範。
突破以國家利益為單位之框架
其實，亨廷頓本人雖然勉強隸屬美國新保守陣營，他04年的作品《我們是誰》（或譯《誰是美國人》）亦嘗試把文明衝突的框架延伸至美國本土政治，但他的理論其實也是中性的，可以被不同立場使用。正如他本人所言，他只希望提出一些前瞻性系統，讓國家資源得以更有效使用，例如在哪些地方集中資源維和。他擔心具過分自由主義傾向的「價值虛無主義者」、未被美國文化同化的新移民，會破壞西方文明的基石，認為這是美國社會要面對的問題；但與此同時，他也相信不同文明透過溝通，可以比現在和平共存，又公開反對伊拉克戰爭。
說到底，不少學者忽視了亨廷頓的一個學術貢獻﹕雖然他的方法論頗受爭議，但文明衝突論突破了以國家利益為單位的框架，令講求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Realism）和講求非國家話語權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兩大陣營之間，得到對話的基礎﹕當一個國家要追求利益，已懂得倚賴其他國際個體的話語建構，例如有什麼理念、屬於什麼文明等，來達到目的。單是這點，已足以讓亨廷頓留名後世。畢竟，要出現下一位逝世而得到香港媒體報道的國際關係學者，也不知要到什麼時候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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