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圍牆倒下時，當時世人不少以為左翼思想已終結，此後右翼保守主義將成為普世信仰。諷刺的是，到了圍牆倒下20周年的今天，經過新保守主義的多年進逼和金融海嘯的衝擊，像征冷戰勝利的保守思潮卻開始退減，原因之一是新保守主義者在冷戰結束後，再也不能滿足一般人對同情心或公義的需求。近日德語作家赫塔·米勒爆冷得諾貝爾文學獎，固然是介紹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時代的壓逼，但也反映世人重新對冷戰情結感興趣，變相讓新世代讀者有機會重溫冷戰世代的左翼理論。要了解上述思潮演化，我們應由著名的「歷史終結論」談起。
「政治的終結」還是「歷史的終結」
1992年，美籍日裔跨學科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轟動一時、但現已變得老掉牙的「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論」，自稱通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研究框架，演繹整個人類歷史為「優越性」（Megalothymia）和「服從性」（Isothymia）互為表裡的辯證。他斷言後冷戰時代的歷史，已邁入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絕對年代，「絕對真理」已經獲得，是為歷史二元辯證的終結。
理論發表後，一般人只關注「歷史終結」的部分，忽略了同樣富創意的「最後一人論」。根據福山的人類演化觀，當人類進化到「歷史終結」階段，人人絕對平等，人的基因就沒有了追求優越的成分，只有服從的奴性，是為他所謂「不再求超越的奴隸」。基於這個理論，福山不鼓勵任何福利、保障性質的左翼政策的落實，認為它們都是冷戰的過時產品，反而建議在各個範疇保留、加強競爭體制，就算是嬰兒爬行也要有爭取錦標的運動家精神，以杜絕出現他所謂的「最後一人」。
學界對福山理論劣評如潮，不過市場對這個融合歷史、哲學、生物學、文學的大雜燴理論感到新奇。後來福山加入新保守主義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成為布殊遠房幕僚之一。 「最後一人論」，也就成為新保守主義又一理論。
有見及此，美國左翼學者博格斯（Carl Boggs）為了回應冷戰結束，也針鋒相對地出版了《政治的終結》（The End of Politics）一書。他形容大企業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已經令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的公眾領域「非政治化」，也就是讓一般公民和政黨的參與變得可有可無，令建基於社會互信的社會資本大為下降，政客都是為同一利益服務，真正值得關心的人卻無人理會；自由主義傳統已經崩潰，新保守主義已經不宣而勝，結果社會沒有了左翼理想的制衡，就越來越不公義。
至於誰才值得關心、怎樣才能找出那些人，同屬左翼陣營的自由主義者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為此提出了《正義論》，希望填補共產主義崩潰後左翼思潮的空洞。這位近年聲譽鵲起的學者，對自由和平等的對立問題其實采取中庸態度，既反對右派的純市場機制和效益主義，又反對左派的純分配機制和社會主義。在兩制之間，他承認「能者多得」這個資本主義原則，前提是「社會最弱勢的人的最大利益」先得到照顧。然而，羅爾斯理論對於政治生活的影響力，在冷戰結束後的大部分時段始終有限，直到金融海嘯後的今天。
原因之一，是「最弱勢的人」（group of least advantage）這個概念，比福山的「最後一人」更難得到清晰的定義。根據羅爾斯的說法，人之所以淪為最弱勢，是因為「他們個人的家庭和階級背景，比其他人缺乏優勢，致令其天賦只容許他們得到較小成就」，所以他們的「運氣」，也會結構性地糟糕。
羅爾斯的定義，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包含了兩個不同的概念：社會性的「階級背景」，和基因性、生物性的「天賦」。由左而右的新保守主義，確實對一些階級背景有所同情，所以才接受有限度的福利社會，但他們絕不憐憫天賦低的人。這就像學者批評學界的「英語霸權」，和學者以批評「英語霸權」來掩飾自己英文欠佳的事實，是兩個不同問題；一個學生因為天賦差而學不好英文，和一個天賦好而懶惰的學生不願學英文，同樣是兩個不同問題。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沒有轉型能力」，例如韓國農民不願接受市場定律、在政府加入WTO而拒絕繼續補貼農產品後，不願轉行到其他經濟體系發揮，也是一個「天賦」低的問題。自由主義的正義，將「階級」和「天賦」兩個不同概念，混為一談，已經是「不正義」。濫用的同情心，就是沒有同情心，只會加速讓人類變成「最後一人」。
冷戰結束後「右翼群眾」的誕生
在冷戰結束後初年，右翼思想不但占盡上風，而且還催生了「右翼群眾」。這是因為新保守主義者曾經是自由主義信徒、保守主義的敵人。他們大多出身窮苦，至今都視民主黨推行「新政」（New Deal）的小羅斯福總統為偶像，認同國家對社會經濟政策的應有監控，不像裡根那樣，認為這種監控代表極權。在1960年代，他們積極加入革命，自稱托派，對群眾運動相當在行，也和不少少年激進派一樣，越老越保守，再配合冷戰結束，才得以掌握權力。
1965年創辦雜誌《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的評論員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被認為是真正的現代新保守主義之父。他的兒子威廉（William Kristol）創立了另一本雜誌《旗幟周刊》（Weekly Standard），被稱為「小教父」。他們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父子兵學者，因為其它近代美國思潮，都由政客或社會活動家主導，唯有新保守主義有復雜的理論背景，容易讓相熟學者變成身兼政客的兩棲類動物，並在近20年裡，孕育了數十個知識分子遇上政治的案例。
令新保守主義者「覺醒」（或「背叛」）的原因，是他們目睹美國政府只懂「濫施」民粹福利，「導致社會價值崩潰，民間越趨激進暴力」。在他們眼中，自由主義者不但不糾正這種傾向，反而處處挑剔政府制度的不公正。這樣想的人逐漸離開自由派陣營，自稱「真正左派」，再稱留下來的自由主義者為「新左派」。
過來人的經歷，被一本布殊稱為「第二聖經」的名著詳細記述。當我們考慮到布殊會以「我喜歡閱報」來回應「你喜歡看什麼書」一類問題，這本新保守聖經，更是不可不讀。其名為《夢想與夢魘》（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副題「1960年代給下層階級留下的遺產」，是學者馬格內特（Myron Magnet）的成名作，主要批判對像是民主黨的甘迺迪和約翰遜總統，以及他們分別「錯誤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和大社會改革。作者認為那個民主黨朝代堆砌出福利主義的巔峰，個人自由化變成社會自由化，副作用包括離家出走、濫毒、同性戀、墮胎等「社會無政府」風氣，「把美國倫理價值推向毀滅邊緣」。約翰遜愛在白宮裸泳和舉行「浴缸會議」，下台後曾以長發老嬉皮形像示人，也被當成為老不尊的壞榜樣。
「改邪歸正」的方式，據新保守主義者說，是減低政府對社會福利的過分提供，但保留應有的新政傳統，再增加中央對道德的引導，讓上帝救贖。換句話說，由左轉右的新保守主義者雖然和裡根一樣，信奉家庭價值、社會穩定、新教倫理，但他們同時視「新政」為美國立國根本，接受適度的經濟干預和有限度的社會保障。這本書令馬格內特成為白宮座上客。
為什麼新保守主義者要推翻「大社會」？要了解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參考布殊的另一本愛書：曾是共產主義者的奧拉斯基（Marvin Olasky）所著的《美國同情心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這本書最精彩之處，在於重構了基督價值觀的「同情心」概念，認為美國教育從小到大，都「誤導」國人，讓同情心搞出福利社會，窮人才喪失自力更生的積極性，被蒙蔽適者生存的殘酷事實，成為遺傳性的「社會下層」。此外福利主義據說又會令家庭瓦解，因為無親無故的綜援局已經取代了傳統家庭的經濟功能，結果又是一連串道德倫理敗壞的公式結局。奧拉斯基相信機會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個人必須獨自爭取機會，反對「絕對平等主義」，這就是所謂的「古典機會平等主義」。取消社會保障計劃、讓人公平競爭，據這邏輯推論，才是真正對窮人的同情。這就是布殊掛在口邊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這些新保守思潮，乘著冷戰終結的余威，被宣傳為世界各國都必須遵守的普世價值；9·11後的兩場戰爭，也是希望把思潮弘揚開來。諷刺的是，今年世人「揚棄」新保守主義、重新思考種種左翼公義公平理論，甚至緬懷起社會主義陣營的一些舉措，一切都是源自一場金融海嘯。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左右思潮、左右政策的單獨存在，都是不能持久的，與其說冷戰終結代表歷史的終結，倒不如說是一個回合的小休。世界已出現對左右機制自動調節的能力，要再次出現像冷戰時代、甚或布殊時代的一邊倒意識形態傾向，恐怕是不大可能了。
沈旭暉 南風窗 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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