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羅尼亞如何才可「真．獨立」?

加泰羅尼亞議會於馬德里宣布直接接管前夕，宣布從西班牙獨立，然後一如所料，中央政府取消加泰羅尼亞自治權。雙方迴旋空間一時大幅收窄，惟相信這並不會完全破局，因為加泰的本錢本來就十分有限。

在西班牙憲法不容許的前提下，自治政府搞獨立公投的確沒有法律效力；而且自治政府權力有限，即使宣布獨立，卻連有效管治也做不到。要「真．獨立」，加泰羅尼亞可以考慮的，不外乎下列方案，但一律不見得可行：

一、建立軍隊打獨立戰爭

然而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沒有軍權（不像個別其他國家的自治區能擁有軍隊），目前連警權也由中央接收，要訓練正規軍幾乎不可能。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曾在巴塞隆拿恐襲後借題發揮要建軍，惟反應冷淡；西班牙民眾有了30年代慘烈內戰的陰影，也不可能支持任何形式的戰爭。

二、通過恐怖主義爭取獨立

這是西班牙另一分離主義地區巴斯克昔日的手段。冷戰期間，巴斯克游擊隊是西歐兩大恐怖組織之一（另一是愛爾蘭共和軍），但多年來成效有限，最終巴斯克放下武器，以換取更大自治權，無疑是對加泰羅尼亞的當頭棒喝。

三、爭取歐盟為外援

這是前南斯拉夫各國、特別是親西歐的斯洛文尼亞得以迅速獨立的主因，也是科索沃獲西方承認的背景。然而，前者是母體南斯拉夫忽然崩潰，加上塞爾維亞主導的新南斯拉夫不久也承認斯洛文尼亞獨立；後者則經過人道災難，令國際社會能應用「R2P」（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則，去繞過主權國家承認科索沃。目前，加泰羅尼亞沒有人道災難，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全國管治奏效，歐盟不可能干涉西班牙內政，也看不出加泰羅尼亞此刻的地緣政治角色能有任何有力外援。

四、不合作運動

這是加泰主席被馬德里解職後的呼籲，而理論上，印度成功獨立，就是不合作運動的功勞。但一來當時印度也是靠內應外合、文攻武衛，二來不合作運動要製造具體壓力，必須本地人願意作出經濟犧牲。根據歷年民調，加泰只有一半人口支持獨立，統派不會參與獨派搞的公投；各地西班牙人移居加泰後，也已成為持份者，不可能支持不合作運動。即使是支持獨立的加泰人，也頂多願意做出象徵性的宣示，例如提出小部份存款、拖欠小部份稅款，而很難承擔風險動真格。除非中央政府麻木不仁到一個臨界點，但目前這並非事實。

因此，加泰要認真獨立，只剩下一個方式：爭取西班牙中央政府同意，舉行有約束力的獨立公投。而這偏偏是西班牙政府的底線，但在議會民主國家，要達到這目的，起碼在邏輯上，卻不是不可能。方法就是和西班牙議會內的其他利益團體交換籌碼，反正加泰自治政府相對富有，可以通過資助其他社團，或動員議員、盟友投票支持某議題，換取對方支持把「加泰獨立公投」提向國家議程。這是很煩雜的過程，需要大量幕後操作，合縱連橫，明暗角力，但起碼是在憲法框架下進行。只要高人操盤，假以時日，等待一個全國性危機出現、或國際局勢丕變、或一個立場不同的政黨上台執政，或可水滴石穿，亦未可知。

小詞典：片面宣佈獨立（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UDI）

泛指一個國家的一部份宣佈獨立，而沒有得到母體的同意，主要以1965年的羅德西亞獨立為範例。此前的非洲國家脫離前宗主國獨立，都是宗主國同意的，國際社會也普遍承認。直到羅得西亞白人少數政權宣佈獨立，而沒有得到英國支持，國際社會也無一承認，因此在1965-1979年之間，雖然羅得西亞完全有效內部管治，但國際社會依然認為它是英國屬土，不承認UDI。

還要上學嗎？全球新世界「學習革命」

日前與教育專家程介明教授敍舊，喜見他雖然已屆退休之齡，思想卻極其前瞻，當無數學界、教育界既得利益者沉迷於「影響因子」，在小圈子圍爐取暖，他卻警告隨着資訊科技革命，整個界別正面臨天翻地覆的改變，知識的傳遞、知識的建構方法、師生關係等，都在互聯網普及下脫胎換骨。於是筆者向他拿了一些學校資訊，其中有不少警語值得與大家分享。

大家不妨先回顧傳統學習的基本原理。據程教授分享的教育界傳統認知，「學習」本應有六大原則；原理雖然簡單，卻已不是傳統華人家長喜愛「spoon-feeding」所能領略：

一、學習是認知世界，是人類對外部世界賦予意義的過程；而整個過程，人類是主動的，而非被動接收並建構知識。

二、在學習過程中，每個人都參與知識建構，而不能簡單理解為知識由一方轉移到另一方。

三、知識的建構在於經歷，人的經歷是學習之根本，有怎麼樣的經歷，便有怎麼樣的學習。正因如此，在教育中，多樣化的經歷可豐富其學習，且為必須。

四、學習因人而異，造成每個學生在學習過程、結果的差異，是因為他們的成長環境、經歷不同，亦因個人條件不同而產生。因此，必須尊重學生的學習差異，並因材施教。

五、學習過程中，理解和應用是同時進行的，兩者相互滲透，而實踐本身，就是最好的學習（令人想到鄧小平思想的精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六、人類學習是群體活動，群體學習是人類的基本學習過程，當中包括交流與分享。

綜合以上原則，學習並非單向傳遞知識的過程，學習者也不只是知識接收者，同時是參與整個社會的知識建構。在昔日教學環境，這些原則知易行難；但有了互聯網，特別是講求用者提供內容、再有大數據整理、人工智能分析的新時代，「學校」這個編制，卻幾乎可以完全被取代。然而，也有不少人質疑，互聯網是否真的可以加強教育效率，還是如大家在Facebook一樣，並沒有擴闊對外的認知，只是重複「迴音室效應」？

協作於學習環境個人化的重要

這樣的擔憂，自然不是無的放矢：社交媒體興起後，用戶在網上接收的訊息，確實出現單一化現象。學習亦一樣，雖然互聯網成為課室以外獲取資訊的地方，但也是一個「個人化」的學習環境，不見得有系統性知識傳授。當各大互聯網搜索引擎，已懂得使用、分析用戶搜尋歷史，加上人工智能日漸成熟，這種個人化、非脈絡化的學習環境，更有進一步強化趨勢。例如互聯網每天向你推送的新聞，都是基於用家以往的閱讀、搜尋紀錄；假如日常瀏覽偏右的《每日電訊報》、《每日郵報》，接收到偏左的《衛報》新聞機會便大大降低。教學也是一樣：以往教師可以將不同立場、觀點介紹予學生，但在互聯網上的學習，則不是教師可控，多元觀點、知識的並存，反而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針對這種個人化的學習環境，不少學者開始強調「學習互動」。例如台灣學者周倩的研究團隊，提出涉及不同角色、媒介的互動，令學生與互聯網的關係，加入其他中介；另一隊台灣學者李文瑜、蔡今中的研究則發現，相對傳統學習模式，互聯網更能令學生感受到學習過程中的協作，令知識傳授者、接受者，更容易教學相長。換句話說，只要設定得宜，互聯網的出現，可以令教學的「互動過程」更為有效，原因我們可參看學者禾德（Adrian Ward）總結的三點：

互聯網已滲透到每家每戶，每人手執一部智能電話，就可隨時隨地上網，令參與知識傳授的門檻大大降低；
互聯網可讓各方面的專家聚集，例如在現實世界難以經常碰面的一眾朝鮮問題研究者、愛好者，可以在社交媒體討論最新局勢，不受時間、空間局限；
互聯網形成的網絡之廣，並非傳統教學、知識交流的地方可以做到，是一個人類交互記憶網絡。以上三點，使整個社會認知過程變得比以往更廣、更闊。
談到社交媒體，很多人先想起Facebook、Twitter，但其實更可以追溯到90年代末各式各樣的討論區，及後期興起的博客。當年不少學校已建有討論區，讓學生在課後討論功課，這是一個今天被忽略的過程。美國學者梅菲（P. Karen Murphy）指出，這個過程，正是將個人學習轉化為集體知識建構的關鍵階段，是一種新的公共知識興起，並由社群發展開去的集體實驗。學生可以透過這些工具，自行調整學習速度，令學習變得更為自主，而不受制於由上而下的課程設計。那已經是二十年前的技術：今天有了大數據、人工智能，這種「互動式學習」，理應是明日教育的基石。

因此，我經常問課堂上的學生：你們還願意花一個多小時乘搭交通工具，回到烏煙瘴氣的校園，聽一個沒有專業教育訓練的博士畢業生讀Powerpoint，而在課堂上也不過是各自拿出電腦修行、靈魂飄到遠方，背後的誘因是甚麼？當互聯網有免費的長春藤大學課程，由名師任教，學生可以通過人工智能調控學習進度，自己懂的可以略過、不熟悉的重複溫習，連討論也可以在網絡找到志同道合、程度相近的夥伴，而不用面對大班教學各說各話的尷尬，為甚麼還要在乎那個官方syllabus？當互聯網的「群體學習」，已經構成另一種實用社交技巧，足以在日後就業大派用場，校園提供的社交技能，例如「dem beat」，究竟又有多大實用價值？到了最後，傳統學校的最大憑藉，就是一張證書；但當教育普及化，證書幾乎等同出世紙，而正規學校的畢業生，也不能保證比中學畢業生賺多多少錢；一個沒有官方認受、但能提供實用訓練的地方，例如阿里巴巴辦自己的網上學校，卻可能更有社會保障。那我們的未來，難道還要像現在那樣，在四壁之間困獸鬥嗎？

小詞典：社會認知

社會認知是社會心理學的一個分支，研究人類如何處理社會訊息，特別是人們登錄、儲存、提取、應用社會情景的過程，強調認知過程對社會互動的重要性。社會認知被廣泛應用於不同層面，並有學者以此解釋不同文化差異、以及個體與不同文化的關係。

亞速爾何以觸動美國鷹派的神經？

中國第一個駐海外「保障基地」今年7月正式成立，地點是在亞丁灣沿岸、非洲小國吉布提的領土上。這些年，中國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海外投資金額和人員數量急劇增加，「為保障中方在海外的新興政經利益」，中國軍隊已開始衝出東亞傳統水域，尋求在域外地區施展軍事層面上的影響力。

被形容為「大西洋上的一串珍珠」的亞速爾群島，由九個小島組成，十五世紀初由剛進入「航海時代」不久的葡萄牙帝國所發現和拓殖。儘管面積不過2300平方公里，亞速爾群島卻因其連繫歐洲、北美和地中海的戰略位置，逐漸成為近代西方強權眼中的兵家必爭之地。

二戰前期，納粹德國軍方一度企圖從中立國葡萄牙手中，強行奪取這個軍事要衝；二戰後期，美國則成功與葡萄牙當局達成交易，後者允許美軍登島並建立拉日什空軍基地（Base Aérea das Lajes），以換取多項政經利益和安全保障；二戰結束後的冷戰時代，為阻止蘇聯勢力向西歐擴張，美國拉攏葡萄牙加入「馬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葡萄牙與美國的軍事合作進一步加強，亞速爾群島則成了美軍溝通亞歐大陸的橋頭堡，其空軍基地甚至在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作出過「卓越貢獻」，協助美國和以色列一方反敗為勝。

可是隨着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拉日什基地逐漸成了美軍「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已先後數次調整軍事佈局，令當地駐軍數量由昔日高峰時期的數千遞減至今天的數百。這種持續不斷的戰略收縮舉動，無疑對長期依賴「駐軍消費」的亞速爾經濟造成打擊。

2012年和2014年，中國領導人在結束拉丁美洲訪問行程後「技術性經停」葡萄牙亞速爾群島半天才回國，有意無意間表現出對這串北大西洋海島的興趣。中國的舉動，既增加了葡萄牙與美國交涉的籌碼，也開始觸動了美國鷹派的神經。

而面對潛在的中美地緣博弈，葡萄牙一方面在軍事領域以靜制動，另一方面則鼓勵亞速爾群島分散風險，着手投資非軍事領域產業。現在，當地科研方面的國際合作計劃已嶄露頭角，一個預期耗資三億歐元的科研基地「亞速爾國際研究中心」（Azor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即將全面運作，內容涉及氣候、能源、海洋和外太空等多個範疇，包括中國、美國、印度和南非在內的全球29個國家已開始參與其中。

然而，即使有關合作不存在軍事成分，即使美國也獲邀參加這個項目，美國鷹派的疑慮依然不減，當中的代表人物，是葡裔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努內斯（Devin Nunes）。努內斯出身于亞速爾望族，與特朗普關係密切，過去數年他已多次就亞速爾美軍問題高調發表評論，警告美國。

今年四月，努內斯出任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期間，應邀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出席閉門會議。場外，他聲稱中國「現已在全球多處地方進行經濟擴張、包括在亞速爾群島上」，隨後更表示「亞速爾是全球其中一個最關鍵的戰略據點，七十年來一直保衞駐歐美軍、乃至美國本土的安全，任何形式的外國機構企圖靠近拉日什基地，都不是一個好主意」，言辭明顯指涉「亞速爾國際研究中心」。

本次專訪，邀請亞速爾大學教授安德拉德（Luís Andrade）博士分享觀點。這位國際關係兼地緣政治學家，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亞速爾居民；赴美學成歸國後的三十多年來，安德拉德教授持續深究亞速爾涉外議題，對拉日什基地的前途問題見解深刻，經常獲邀為葡萄牙主流媒體答疑。

沈：去年特朗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時，亞速爾輿論一片憂心忡忡，畢竟特朗普競選期間曾高調批評「美國的北約盟友沒有充分履行財政義務」，而駐拉日什基地美軍的去留爭議，很大程度上正是在特朗普的「地圖炮」射程範圍內。特朗普任內將加速美軍在拉日什基地的戰略收縮態勢，還是會順應努內斯等鷹派的呼籲堅守陣地？

安德拉德：目前拉日什基地的美軍去向仍然是未知之數，特朗普的出現更是加劇了這種不確定性。這兩年間他不停在重大議題上改變自己的意見，就連他對一眾北約盟友的評價也是如此。一方面是回應民氣、削減美國在海外的「不必要花費」，另一方面則是重視鷹派的關切、守住戰略要衝─想準確判斷特朗普政府的最終決定，現在恐怕為時尚早。

沈：希臘每當與歐盟或北約關係欠佳時，往往會透過加強與俄羅斯的合作來反擊。假如美軍全面撤出拉日什基地，葡萄牙是否真的能夠效仿希臘，改為與中國在亞速爾群島展開軍事合作，從而向美國報復？

安德拉德：現階段我們確實不可排除任何可能性。但基於兩個因素，我還是相信，直接涉及亞速爾的葡中軍事合作不會真的發生。首先，葡萄牙是北約創始成員國，有一系列的防務承諾必須履行；其次，葡萄牙與美國本身也有簽署雙邊國際協定，不論關係變好變差，它終究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過話分兩頭，亞速爾可以、也理應在葡萄牙國家利益的框架內成為中國的夥伴，加強在經濟、商業、技術和科研等領域的雙邊合作。

沈：「亞速爾國際研究中心」似乎正是這種非軍事領域合作的重要一步，但美國政府的取態卻有待觀察：應該如何看待眾議員努內斯早前訪葡時發表的言論，這純粹是其家族或政治版塊的一家之言，還是他其實是在總統特朗普的授意下，向葡萄牙政府釋出某種信號？葡萄牙同時邀請中美等多國參與島上科研活動，是否已充分照顧美國的安全需求？

安德拉德：努內斯本身有亞速爾背景，而且是共和黨人。考慮到過去奧巴馬時代，他已持續批評美國在亞速爾的戰略收縮政策，我傾向相信他是在重申美國的主流鷹派觀點。

只是他這段言論，在我看來是不可接受的。努內斯不可以、也不應該就這個非軍事項目的持份者事宜，向葡萄牙發號施令─這一切，甚至居然是發生在葡萄牙的領土上。葡萄牙與各國之間的這類新合作值得繼續看好，美國對此有何觀感也不會有差別。一個國家失去尊嚴，就會失去一切。

沈旭暉　李浚賢

大公報

由Facebook「六國實驗恐慌」談起

近日全球最熱門的國際新聞，似乎並非任何國際版報道的大事，而是一個Facebook的小實驗：在六個「偏遠國家」，嘗試取消所有專頁的非付費內容，出現在用戶的「生活時報」上。雖然Facebook官方表示「目前」未有計劃推廣實驗到其他地方，但對大大小小依賴社交媒體來傳銷、分享新聞的中小企、新媒體而言，一時哀鴻遍野，彷彿世界末日。

這六個國家，似乎是精心挑選的，都是不同洲的中型國家：亞洲的柬埔寨、斯里蘭卡，美洲的危地馬拉、玻利維亞，東歐的斯洛伐克、塞爾維亞，既能「測試」一定人口的反應，也不會對真正大戶、大國構成影響。但該六國直接受影響的企業，義憤之情，自然溢於言表。

Facebook的官方理由是希望把商業資訊和個人資訊分割，因為近年Facebook愈來愈少個人生活訊息流通，不少用戶都是用它來看其他資訊，導致大品牌壟斷了「生活時報」，和Facebook創辦時的原意，已是本末倒置。 另一原因是網絡世界「Fake News」盛行，甚至影響了不少國家的選舉進程，大小政黨都利用社交媒體的演算法造勢，直接影響選舉結果；這類經驗，足以寫成一堆博士論文。Facebook無論怎樣打假，都難奏效，於是乾脆想到釜底抽薪。

然而一般網民的陰謀論，自然來自全然相反的觀點，幾乎一律認為，這是Facebook一貫的騙財手法：先提供非收費服務，到個人/企業已經投放了大量資源發展新媒體，養成慣性依賴，不能輕易轉型，才改變遊戲規則，逼它們付費宣傳，這是最無恥的「尋租」行為，而且毫無智力成分可言，可謂最赤裸裸的壟斷性經濟。此外，也有評論認為Facebook是向大財團、大政府屈服，通過打擊新興對手，換取無數幕後利益云云。

但作為新媒體用家、也有玩票搞一些網絡專頁的筆者而言，始終不相信這個「實驗」，會完全推廣到全球。實驗除了是測試，也是發放訊號的渠道，一來對股價、收購、合作有眾多我們局外人看不到的功用，二來也是對其他持份者的交待：「我們已盡力而為」。

關鍵是Facebook的壟斷，其實並非牢不可破：一方面，年輕一代已經開始離棄Facebook，轉投更即時性的IG等社交媒體；他們依然有Facebook戶口，但不常分享自己的資訊，只會看看「社會」有甚麼訊息。另一方面，大企業、大政府無不希望複製Facebook，為己所用，中國這方面自然做得最成功，但這個夢想，幾乎為所有創科公司所共有：看到朱克柏格的成功，誰不想分一杯羹？

換句話說，只要Facebook的實驗擴充至全球，有足夠critical mass的企業、大戶受到毀滅性影響，就會是足夠的誘因，令一大群人另起爐灶，而且帶同一大群粉絲離開。這個機遇，無數大企業虎視眈眈多年，Facebook不會不知道。就像香港網絡世界的「連登事件」，對高登討論區的影響如何，網民心知肚明。另一方面，假如Facebook的實驗未能增加個人資訊分享，卻連社會資訊的優勢也失去，新一代只會連最後留在Facebook的誘因也不存在。因此，Facebook的實驗，永遠只能在上述兩大上下限之間尋求空間；真正大規模的改變，帶來的不可測性，恐怕已不是Facebook這個今天的龐然大物所能承擔。

小詞典：連登事件

2016年，香港高登討論區有用戶提出對管理層的種種質疑，其後有網民發起另起爐灶，成立「連登討論區」，成為高登建立以來的最大挑戰。連登成立後，發帖、回覆數目一度比高登更多。高登管理層其後進行大改革，在技術層面回應了網友不少訴求；但在管理層面上，兩者原則依然頗有不同。

由跳樓機到智能手機：金正恩的「改革開放」

昨天談及金正恩時代的北韓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而在極權一面以外，金正恩也有意搞「改革開放」，讓人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通常外間對這類資訊嗤之以鼻， 但大家絕不能忽視一般人對生活改善的觀感：封閉的資訊，加上「新生活」的出現，也許足以令大多數人麻木下去。

金正恩上台後，雖然對外姿態強硬， 但也開始容許國內經濟有更多「市場元素」，中小型企業、個體戶都在擴張，連便利店這種「資本主義產物」也開始普遍。

10年前，筆者第一次到北韓之時，入境還要把手提電話存放在移民局，以確保國內沒有人使用「高科技通訊」；但現在一切已經改變，居然有十分之一北韓人擁有手機，更有國產「阿里郎」品牌。據說，有北韓人認為該品牌檔次比中國製造的手機還要高，已成為北韓人的熱門求婚禮物。

彷彿一下子走過幾十年

由於北韓人已經可以上網，網購也開始流行起來——當然，那依然是名副其實的「內聯網」，不能連到外國的網站，網購平台亦是北韓自家研發的，但起碼能帶動內銷。

虛擬世界以外，近年北韓的實體硬件「進步」同樣有跡可尋。2016年元旦，首列北韓製地鐵列車正式啟用，代替以往來自東柏林的二手車卡，在這新式列車上，關愛座、通訊系統無所不有，令北韓人彷彿一下子走過幾十年。

在金日成時代就開始興建、但一直「爛尾」而閒置多年的平壤地標柳京飯店，近日據報也重新動工，象徵意義鮮明，同時平壤也有越來越多的高樓大廈。金正恩繼承了家族傳統，鍾愛迪士尼和遊樂場，他親自試玩機動遊戲的片段深入民心，現在跳樓機、太空飛車等，都成了北韓人週末娛樂，最新3D電影院是人民另一新寵兒。

與此同時，金正恩也開始發展北韓的「軟實力」：利用外界對北韓的獵奇心態，大搞特色旅遊，例如平壤馬拉松就是近來最成功的嘗試，形象健康，經歷獨特，由於獨一無二，價格也就同樣獨特。過往封閉的地方，部份亦開始開放給深度遊和傳媒，令遊客有更多機會接觸北韓百姓，「體驗主體思想的偉大」。北韓當局揚言到2020年，每年觀光人數會達到200萬，這一筆外匯，不可小覷。

當然，北韓「GDP高速增長」也好，「改革開放」也好，一切有大量水份。說到底，北韓人均年收入依然只得150萬韓圜，即1342美元，少於南韓百姓的5%，所謂「增長」，始終是相對概念。而且很多剛才提及的新建設，都集中在首都平壤，北韓其他地方的百姓，依然屬於另一世界；而平壤權貴家族與一般百姓之間的鴻溝，亦是客觀現實。問題是在鞏固政權的角度而言，有限度的生活改善、嚴密控制的資訊，可能比大幅度生活改善、自由流通的資訊更有利於管治，因為更多人會從中得到「既得利益者」的感覺／錯覺，有了失去「利益」的恐懼，反而更不希望出現改變。那些假設北韓人民會「起義」的外國評論，始終見不及此，難免誤判連連。

小詞典：柳京飯店

1987年開始興建的北韓酒店，預計樓高330米、105層，有3000間房間，外型為大三角金字塔，作為平壤地標，預計1989年開幕，但工程一直延誤至今。雖然不時有傳不同公司願意承擔計劃，但都是無疾而終，令酒店成了北韓好大喜功的尷尬大白象。

北韓GDP居然在「高速增長」?

北韓核危機與導彈危機不斷，國際社會制裁不斷，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根據南韓銀行估計，北韓在最高領袖金正恩「瘋狂」治下，2016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居然是17年來最快，國內生產總值（GDP）比前一年增長3.9%，是1999年以來的最大升幅。假如沒有乾旱氣候影響農作物收成，增長還會更高。

對習慣了中國式高速增長的大家而言，增長3.9%也許不算什麼，而且北韓經濟基數甚低，要增長也相對容易。惟說到底，3.9%的增長已經高過歐盟大部分國家，而且正正由於北韓經濟基數低，GDP增長的成果，無論領導如何高壓，都更容易被一般人感受到。這一點，是外間閱讀北韓時經常忽視的。

試射導彈屬最佳廣告

問題是，北韓GDP的增長究竟從何而來？

在可考的數據上，北韓最大的收入來自煤礦和製造業（製造業則以製衣為首）。中國一直是北韓的最大貿易夥伴，2016年，中國佔北韓貿易總額的92.5%，絕對舉足輕重。雖然中國在聯合國贊成制裁北韓，不再從北韓入口煤炭，對北韓是一大打擊，但雙邊貿易依然熾熱。

問題是，北韓所有數據都不對外間透明（3.9%增長只是外間估算），黑市生意做得有多興旺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知悉，卻可能默默支撐着全國經濟（金正恩同父異母兄長金正男生前，甚至有說真正身份是在海外管理地下業務的「地下財經部長」）。例如軍火生意可能是北韓最有競爭優勢的業務之一，不斷試射導彈正正是最佳廣告。

除了明刀明槍，黑客兵團也是北韓的潛在業務來源：根據各國情報部門和防毒軟件公司透露，北韓黑客技術高超，專門攻擊外國銀行、企業、金融機構、甚至政府伺服器，以盜取利益和機密資料。這門「業務」，對於北韓來說可是無本生利；只要制度化，更是一舉數得。

北韓雖然封閉，也出口了不少廉價勞工賺取外匯。某程度上，這些外勞應被稱作「外奴」才是，因為他們需要上繳大部份薪金，但本身薪水低得可憐，工時卻長得離奇。他們被剝削，除了基於北韓政府本身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在於國際社會的制裁：由於聯合國制裁，僱用北韓勞工成了非法行為，因此他們都是黑工，薪金自然被壓榨，結果成了「黑心企業」的青睞對象，實在極其諷刺。

這些業務，很多都是在國外催生，北韓駐各地的大使館，就是北韓經濟活動的大本營。北韓外交官除了有官方外交功能，據不同外電、脫北者分享，同時也像社團領導，管理各樣走私生意，小至牛肉、煙酒、名貴汽車，大至毒品、偽鈔、偽冒產品，無所不包。比「坐館」更厲害的是外交官有「外交豁免權」，除了可以掩飾一切，必要時甚至連租金也可拖欠。大使館業務大小通吃，有時還會出租作婚禮、派對、舞會、商業活動，總之為了賺取外匯，可以「去得好盡」。

小詞典：外交豁免權

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各國外交官為了方便執行職務，享有「外交豁免權」，也就是不受派駐國家的法律監管，所在國頂多可以驅逐他們出境。任何時候都予以豁免的稱為「絕對豁免權」，外交官從事外交活動才予以豁免的稱為「功能性豁免權」。不少外交官都有濫用特權之嫌，例如利用豁免權違例泊車，就是最微觀例子。

沉默大多數：加泰羅尼亞統派團體能走多遠?

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過後，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回應是暫時終止其自治權；而爭取獨立的一方沒有軍隊、沒有外援，很難看見終點。不過，最重要的還是當地民意未見一面倒，由於統派杯葛公投，令投票率不過半，西班牙也就振振有詞，稱得到「沉默大多數」支持。

統派團體背景再起爭議

事實上，西班牙在加泰羅尼亞一直有培養統派勢力。雖然於公投期間，這股勢力低調行事，但公投過後，便大舉浮上水面活動。

兩周前，最大統派社團「加泰羅尼亞公民協會」在首府巴塞隆拿舉辦大型「撐統一遊行」，聲稱有35萬人參加，規模奇大，甚至請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Mario Vargas Llosa）站台，以表達對加泰羅尼亞政府發動「政變」的不滿。

這個「公民協會」並非新組織，它於2014年成立，由多個親西班牙社團合併而成，包括「是時候行動了」、「我們的加泰羅尼亞，我們是西班牙」、「公民脈動」等。當時加泰羅尼亞政府主席馬斯宣布，在2014年底就是否獨立舉行「諮詢性公投」，於是「統派」決定「以群眾鬥群眾」，這策略也遺留至今。

西班牙政界對公民協會自然大力加持，主要政黨都派代表出席其成立典禮，首相拉霍伊（Mariano Rajoy）、反對黨領袖桑切斯（Pedro Sanchez）都公開寫信支持，還提名「公民協會」角逐2014年歐洲公民獎，最終協會更成功獲獎，引來加泰羅尼亞議會嚴重抗議。

加泰議會的抗議，也不是純粹建基於立場不同，而是不斷檢舉「公民協會」成員有極右傾向，和佛朗哥政權的殘餘勢力有聯繫。 「公民協會」創會主席博斯（Josep Ramon Bosch）是被「爆料」的主要目標，接連被揭發用假名上youtube發布紀念佛朗哥武裝成員的影片，以及親身參與佛朗哥基金會活動。佛朗哥基金會成立目的是保存佛朗哥生前文件和書信，但活動經常成為極右聚會，充斥著那些年的口號。最後博斯被迫辭職，但組織還有更明顯的極右份子，例如創會秘書比拉巴（Jorge Buxadé Villalba）曾在1995、1996年代表佛朗哥的長槍黨參與選舉，就不是秘密。早前在馬德里的「反加獨」集會，再次響起佛朗哥年代的歌曲《面向太陽》，令這些加泰「統派」團體的背景再起爭議。

不過無論「統派」是否「極右」，他們的前景都是一片光明的。加泰隆尼亞地方色彩無疑很強，但數百年來，西班牙各地人口大舉遷入，早已成了加泰持份者之一，他們的西班牙認同不可能磨滅，也難以願意成為所在地的「外國人」。他們對爭取加泰更大自治權其實不太反對，因為那是經濟議題，自己受惠；只是說到獨立，勢必惹來中央反彈，在身分認同以外，更會連累自己利益，才會站出來。「統派」大集會出人意表的出席人數，正正反映了這樣的計算。

在可見將來，西班牙為控制加泰，只會進一步扶植「統派」，除了經費，也會協助其爭取國際認同（例如那個歐洲公民獎），讓「獨派」知道統一才是有利可圖。這種策略，在世界各地，屢見不鮮，而且是很奏效的。

小詞典：尤薩 （Mario Vargas Llosa）

秘魯作家、詩人，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競選秘魯總統，僅敗予後來當選的藤森，代表作為《城市與狗》、《綠房子》。九十年代開始移居歐洲，擁有西班牙國籍，得過西班牙文壇最高榮譽「塞萬提斯獎」，2011年獲西班牙封為侯爵，在西語國家有廣泛影響力。他參與加泰隆尼亞統派遊行，因為認同西班牙象徵的自由、法治、多元，不希望被分離主義破壞。

美國南北戰爭真是「解放黑奴之戰」嗎

特朗普上台後，前總統奧巴馬、喬治布殊頻頻批評他撕裂美國，激化國家傷痕，種族問題尤其有惡化趨勢，特別是在「另類右派」大本營的中南部州份，不少昔日象徵極端民族主義的旗幟、組織紛紛再現，毫無忌諱。

然而，特朗普的角色頂多是一個助力，而不是始作俑者：美國的種族問題從來存在，有了社交媒體、後真相年代，固然容易死灰復燃，但本質上，其實從未徹底解決。這一切，我們可以由南北戰爭談起：在自由派眼中，這是無可爭議的正義之戰，北軍是為了解放黑奴而戰。但在不少美國白人心目中，這樣的論述卻虛偽無比，因為真相遠比簡單的文宣複雜。

經濟結構差異引發內戰

早於1920年代，歷史學家比爾德夫婦（Charles Beard、Mary Beard）就提出，經濟動機才是爆發南北戰爭的主因。十九世紀中葉，東北部的新英格蘭經濟逐步轉型，工業逐漸發展，開始出現中大型城市，新興中產階級成型，他們之上還有工業資本家，歷史學家稱這段時期為「市場革命」。

與此同時，南部州份的經濟命脈仍以農業為主（特別是棉花業），主要生產力都是來自黑奴。因此，在南方，沒有視作黑奴為公民，只視之為一種產生利潤的工具；但在北方，卻希望釋放黑奴的剩餘勞動力到現代工業，也相信提高其消費力，能促進商業發展。

北方因爲經濟發展需要，開始出現大量受聯邦政府規管的銀行；南方的銀行則以地方銀行為主，只針對農業服務。北方呼籲提高關稅，以保障其工業製成品的國內銷路；南方則主張低關稅政策，以免歐洲國家報復，抵制他們的棉花農產品出口。總之，南北雙方經濟矛盾重重，黑奴問題只是「一籃子」問題之一，而且，最初只是旁枝末節。

就在南北走向不同發展之時，林肯當選總統。今天的美國歷任總統排名榜當中，林肯經常高踞榜首，但他當選時，卻被視為國家分裂的真正元兇：南部舊有貴族階層、居民早就擔心北方新興工業資產階級控制美國政壇，而林肯代表的共和黨只是剛成立六年，在南部幾乎毫無根基，與今天的美國政黨勢力分佈完全不同。面對強硬捍衛北方利益、主張提高關稅的林肯，南方各州決定先發制人，宣佈退出聯邦，組成「美利堅邦聯」，而林肯決定討伐，開啟了南北戰爭。

廢奴問題的利益計算

林肯當選時，固然從道德上反對奴隸制度，並多次反對蓄奴「擴散」，但他本身並非徹底的廢奴主義者，廢奴也不是他決定打內戰的主因。當時北方政權討論過多個方案，權衡繼續容許、控制奴隸發展，與一鼓作氣對南方作戰之間，何者更具經濟效益。最後共和黨人研判，不讓南方獨立對自己更有利，但並未根本否定奴隸制度，經濟學者根德遜（Gerald Gunderson）更曾搜集數據，支持以上說法。

當我們將時軸再向前推至1846年爆發的美墨戰爭，可更清楚發現美國南北部主要勢力，對黑奴問題一直無意積極面對，但對南北經濟角力則重視得多。戰爭導火線是1845年，從墨西哥獨立的「德克薩斯共和國」正式加入美國，墨西哥擔心其他州份效法，美國則希望乘機多佔墨西哥土地，而戰爭期間，美國一直處於優勢，就算要墨西哥亡國，也不是做不到，於是興起了「應否佔領整個墨西哥」的討論。結果大部份南方州份都主張「滅墨」，因為以德克薩斯為例的潛在新州份，都是蓄奴州，他們的加入，將大大加強南方在聯邦的影響力。至於北方政客反對吞併整個墨西哥，也是基於同一原因；當時在國會仍有影響力的輝格黨，就大力反對美墨戰爭，以免南方坐大。美墨最後簽定的《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劃入美國的墨西哥領土雖然極多，但已經是南北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至於通過吞併墨西哥、再在當地厲行廢奴，美國各方連想也沒有想過。

到了南北戰爭爆發後，南軍在李將軍領導下，攻勢比預期凌厲，林肯為了勝利，開始思考一切辦法。於是北軍開始宣傳，這是一場與奴隸主的戰爭，想到改變奴隸制度，來弱化南方勢力，因此在戰爭中段，才開始強調這是一場「解放黑奴的戰役」。1862年開始，大量黑奴加入北軍，既填補了人員，也加強了士氣。同年林肯發表《解放奴隸宣言》，宣佈「美國邦聯」的黑奴亦享有自由，希望以此培養第五縱隊，在南方內應外合。加上這樣的道德高地，也方便在國際社會向南方施壓；英法一度給予自身經濟利益，打算承認南方政權，部份也是被林肯的「解放黑奴」宣傳攻勢壓止（兩國都在南北戰爭前，已宣佈廢除奴隸制度）。

這樣的背景，解釋了何以南北戰爭後，美國的種族歧視依然存在：北軍最終勝出內戰，國家重新統一，經濟目標已經達到，種族問題再也不是「問題」，反而如何盡快和南方權貴地主大和解，才是國家要務。美國國會雖然通過了第13、14、15修正案，分別廢除奴隸制、保障公民權利與在法律面前有平等保障、賦予公民平等的投票權，但實際上並未改變非裔公民的現況，特別是在南部州份，廢奴後仍然實行各項種族隔離政策，包括黑人不可與白人學生於同一學校就讀，黑人在餐廳、鐵路等公眾場所需於指定區域就坐等。假如廢奴真的是至高無上的綱領，斷不可能如此。不少非裔美國人希望循法律途徑爭取平權，但司法機關均以「隔離但平等」為由，維護了種族隔離政策，直到20世紀中的民權運動，通過《民權法案》，才得到大幅度改善。但百多年來，主張種族不平等的思想，始終在美國有其群眾基礎；廢奴運動以來，勝利的只是一方的經濟主張，而不是道德主張。到了今天美國經濟、特別是白人的經濟出現種種問題，種族「問題」再次浮現，也是順理成章。萬物有因果，特朗普，正是一個果。

小詞典﹕《解放奴隸宣言》

1862年，美國總統林肯宣佈，所有於南方叛亂地區的奴隸，均獲得自由。然而，宣言並未包括北方的蓄奴州，全國黑人的待遇直至第13修正案通過後，才陸續改善。有趣的是，密西西比州更要到1995年才通過相關修正案，但因未有送往聯邦政府備案，而未有落實。到2013年，當地一名教授觀看電影《林肯》後，發現該州並未完成相關法律程序，才建議跟進，第13修正案才於南北戰爭結束150年後在全國通過。

瓦努阿圖的「Bitcoin革命」

上周談及愛沙尼亞的「電子政府革命」，有朋友認為太過前瞻，目前可行性成疑，筆者卻深信這是大勢所趨。

移民概念 相當虛擬

除了筆者談及的內容，近年「區塊鏈加密貨幣」例如比特幣（Bitcoin）開始流行，愛沙尼亞政府亦打算推出這類「Cryptocurrency」，取名「Estcoin」，以圖在電子交易平台領導歐洲，再配合電子國民認證，向其他國家推銷，總之十分積極。

但論進取程度，愛沙尼亞還是及不上一個很遙遠、但香港人聽起來很熟悉的國家——瓦努阿圖（Vanuatu）。

瓦努阿圖以「我想住嘅地方」廣告而廣為人知，而同樣廣為人知的是，這廣告的對象並非「真．香港人」，而是打算移民到香港的內地人，先以簡易程序得到瓦努阿圖公民身份，再以「外國公民」身份申請移民香港，對不少人而言，絕對比直接從中國內地到香港方便。

這門生意也不是瓦努阿圖原創，西非小國岡比亞（The Gambia）才是這方面的「大國」。

理論上，岡比亞還是提供最多「移民人口」予香港的國家之一。瓦努阿圖後來居上，從來沒有想過真的有申請人打算到當地居住。整個概念，其實已經相當虛擬。

然而，虛擬無極限。有了電子貨幣，瓦努阿圖亦希望繼續擴展其「大生意」——投資移民，剛宣布接受跟20萬美元等值的Bitcoin，作為投資移民的貨幣。

以現時Bitcoin 的美金價值計算，大約43-44BTC ，就能得到瓦努阿圖公民身份、甚至進一步拿到一本世界通用率排名 34 的護照(參考passportindex.org)。瓦努阿圖與申根公約國的免簽證待遇、加上近乎沒有稅項的稅務天堂身份，實在讓不少人趨之若鶩。

「發明」Bitcoin 的人是誰，至今仍是個迷，但這絕非一個純IT、純經濟行為，而是一個挑戰國家主權的「陽謀」。這種「P2P資科分享」，令 Bitcoin 被視為對抗中央銀行控制模式的交易工具，自由流通和私隱性被受推崇，可謂「網路3.0」自由主義一大象徵，更可能是向美國等金融霸權抗爭的先驅。近年有更多人發明各式Cryptocurrency，也有創業者用Cryptocurrency 的虛擬方式－所謂「Initial Coin Offering」(ICO) 集資，而不是通過傳統的股票配售，以避過監管。新世代來臨，已經呼之欲出。

既然Bitcoin 是沒有任何人背書的「貨幣」，交易不受任何地緣限制和規管，難免與洗黑錢、勒索軟件等拉上關係，南韓和中國因此已禁止通過發Cryptocurrency 形式的集資活動，背後的原因，相信也和主權爭議不無關係。就在這個時候，瓦努亞圖卻人棄我取，宣佈可以經澳洲一間公司，將bitcoin 變成美金，以支付投資移民，似乎跟各國加強打擊ICO的做法有所不同。

瓦努阿圖會否帶領潮流，雖然尚待觀察，但幾可肯定的是後有來者，岡比亞、幾內亞比紹等競爭對手，亦必各出奇謀。其他中美洲、太平洋小國，亦有不少投資移民計劃，積極推動各國向其護照免簽，再以投資移民方式吸引資金流入，也是瓦努阿圖的同路人，只是近年被美國施壓，才稍有收斂。但潘朵拉的盒子已經被瓦努阿圖打破，革命，還會遠嗎？

小詞典：瓦努阿圖共和國

太平洋美拉尼西亞島國，1906年成為獨特的英、法共同殖民地，島上法律都分別有英國、法國、原住民版本，導致政出多門。1980年獨立，外交政策完全利益主導，曾短暫和中華民國建交又斷交，也曾承認阿布哈茲換取俄羅斯援助，又在俄援撤銷後取消承認。近年大舉推廣投資移民，只是一脈相承。

意大利的分離主義：「薩丁尼亞王國」的今天

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成為各方焦點，而歐洲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地方還有很多，不少鮮為人關注，例如曾身為意大利統一先驅的薩丁尼亞島。

表面上，「薩丁尼亞獨立運動」只是笑話。今年8月底，英國《泰晤士報》為一名薩丁尼亞島民刊登訃文，主角是「薩獨」份子梅隆尼（Salvatore Meloni）。 他的「行動」，卻不果是在2005年登上一個薩丁尼亞的離島，自稱「總統」，直至離島業權人投訴，意大利政府才將梅隆尼以擅闖私人土地、破壞樹木等罪名拘捕。梅隆尼不是一開始就是獨立份子，甚至曾參加意大利統一百年活動，只是在活動上感到「大意大利主義者」對地方習俗的不屑，才憤而搞獨立，除了「佔領」，還曾涉嫌策動炸彈襲擊。

真正重要的，自然不是這類游擊行動，而是薩丁尼亞本身的獨特身分認同。1720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後，本來屬於西班牙阿拉貢皇室領地的薩丁尼亞島，被割讓予薩伏依公爵；後來薩伏依公爵逐步統一意大利，薩丁尼亞也成為意大利王國一部分。 不過對薩伏依王室、和不少意大利精英而言，孤懸海外的薩丁尼亞島，一直是可有可無。薩伏依王室最初擁有的是資源比較富庶的西西里島，甚至曾考慮將薩丁尼亞賣給奧地利或法國；意大利開國首相加富爾，曾說薩丁尼亞是「第三個愛爾蘭」；意大利統一志士馬志尼甚至表示，可以用薩丁尼亞換取法國支持意大利統一。

此所以「自古以來」，薩伏依王室、乃至意大利政府，對薩丁尼亞，都沒有很大的管理意志，長期維持古代的「離地」統治，從大陸派出執政官治理了事。當薩伏依本土（例如都靈）開始改革時，薩丁尼亞依然維持中世紀式管治；1847年，薩丁尼亞貴族代表請求改革，希望將薩伏依國王治下的領土法律統一，以得到現代化管治，最後卻變成了整個國家的體制合一，薩丁尼亞地方問題卻依然被忽略，導致提出方案的薩丁尼亞貴族驚呼「我誤判」（Errammo tutti）。

新生的意大利比從前更忽視薩丁尼亞問題，導致薩丁尼亞獨立主義漸生。二戰後，意大利全盤民主化，薩丁尼亞出現了兩股支持獨立的政治勢力，分別是「薩丁尼亞行動黨」和「薩丁尼亞聯盟」。行動黨的影響力在1984年地方議會選舉到達高峰，取得13.8% 選票，甚至可以提名地方政府主席。但獨派政黨忙於內鬥，行動黨此後再也不能重覆佳績，剛提及的「薩獨份子」梅隆尼本身正是行動黨成員，因為發現行動黨「只說不做」，才開始了自己的行動。

其實，薩丁尼亞人不滿的議題很多，例如六成北約在意大利的駐軍都在薩丁尼亞，有不少擾民行為；意大利本土企業亦大舉入侵，影響到島民生計，但「本土派」政黨都未能有效反應。2012年，薩丁尼亞地方議會曾提出舉辦獨立公投，以一票之差被否決。於是，才有了梅隆尼的出現。

那麼，這位「薩獨人士」是因為甚麼原因過世的？原來他被捕後，被牽扯出多項罪名，他聲稱是政治檢控，入獄多年後，決定開始絕食，今年7月不治，似是要仿效當年愛爾蘭共和軍絕食的囚犯。而他的喪禮，除了家人以外，最後只有威尼斯分離主義份子出現。這代表甚麼，意大利統一的前景如何，亦一葉知秋。

小詞典：薩丁尼亞王國

1720年，薩伏伊王室離開西西里島，得到薩丁尼亞島作為補償，建立薩丁尼亞王國，不久歐洲大陸的皮埃蒙特也併入王國，所以又稱「皮埃蒙特－薩丁尼亞」。1849年，維特克艾曼紐二世登基，開啟了意大利統一過程，最終在1861年成立意大利王國，因此薩丁尼亞曾被視為意大利統一的搖籃。

伊拉克庫爾德人獨立公投適得其反?

伊拉克庫爾德自治政府9月25日單方面舉行獨立公投，聲稱有72%投票率，得到92.7%支持；加上早前敍利亞庫爾德人已經宣布成立「民主聯邦」，實行更大自治，庫爾德人的立國夢彷彿愈來愈近。惟公投結束後，各方反應都比想像中負面，似乎自治政府的「造勢」算盤有點適得其反。

讓伊軍出兵基爾庫克有名

這次公投的最大爭議，除了伊拉克中央政府不承認，還包括把自治政府官方區域之外的石油重鎮基爾庫克省（Kirkuk）列入公投獨立範圍之內。基爾庫克並非庫爾德人傳統控制區，只是在「伊斯蘭國」（IS）崛起時，庫爾德自由鬥士部隊（Kurdish Peshmerga）趁機控制了該區，得到龐大石油收入，這也是庫爾德人信心百倍的憑藉，只要找到買家，就可以確保收入來源。

假如庫爾德人能打通敍利亞北部，透過陸路興建管道，更可把石油經地中海出口，避開土耳其和伊朗的封鎖。

想不到一場公投，卻給予伊拉克政府軍出兵基爾庫克的名義，僅僅用了一天，就從庫爾德人手上「解放」了基爾庫克，過程中更有庫爾德族軍隊倒戈。在現實政治主導的中東，這對庫爾德人來說，可謂當頭棒喝。

庫爾德人希望爭取的國際道德高地明顯亦沒有出現。庫爾德人聚居的伊拉克、伊朗、敍利亞及土耳其4國，當然都反對庫爾德人立國；而且歐洲國家也普遍表態，反對伊拉克庫爾德人獨立公投。一方面，「公投獨立」已經為不少歐洲國家帶來煩惱，相關國家很難解釋何以一方面不接受加泰羅尼亞單方面獨立公投，同時卻支持伊拉克庫爾德人。

「形同獨立」不同「獨立」

更重要的是，歐洲各國擔心伊拉克庫爾德人一旦立國，會為中東帶來新的亂局，製造新一波難民潮， 後果不堪設想。公投後，各大航空公司大都響應伊拉克中央政府呼籲，停飛北部庫爾德地區，這也是一大訊號。

然而，若說國際社會很支持伊拉克中央政府「捍衛主權」，亦同樣不是事實。事實是，各國大都希望永遠弱化伊拉克這類國家，讓不同勢力同時活躍區內，方便分而治之，上下其手，只要庫爾德斯坦不正式獨立，庫爾德人的空間，反而可以不斷擴大。以美國為例，雖然表態反對庫爾德人獨立公投，但美國在中東泥足深陷，不少問題都是靠資助庫爾德人解決，對庫爾德人的金錢資助，只會源源不絕。美國盟友以色列更是一直暗中支持庫爾德人，借他們在中東搞局，又可以得到石油；沙特阿拉伯遠離庫爾德人活躍範圍，最遲一刻才表態反公投，其實對庫爾德人牽制伊朗、土耳其等競爭對手樂觀其成。

表面上，俄羅斯對這次公投沒有明確表態，但身體語言十足。俄國石油巨擎Rosneft在公投前一星期表示，會加大在庫爾德地區的投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更說「希望庫爾德人能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一樣，達成他們的夢想」。總之，只要伊拉克庫爾德人「形同獨立」、而又不能得到完全的獨立，這些大國就有槓桿可以不斷使用。有了大國暗中撐腰，伊拉克庫爾德人要心甘情願成為「伊拉克不可分割一部分」，亦不可能呢。

小詞典：庫爾德敢死軍 (Permerge)

伊拉克庫爾德人的軍隊，由自治政府總統直接領導，在對伊斯蘭國戰爭中作戰勇敢，為西方盟友看重，但內部派系林立，庫爾德斯坦民主黨、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兩大勢力互不相讓，成為最大隱憂。伊拉克中央軍隊不能進入庫爾德人自治區，因此敢死軍同時也負責地區的內部秩序。

政治化還是制度化?匈牙利索羅斯中歐大學風波

不久前，一個匈牙利官方安排的代表團訪港，成員包括匈牙利學界代表，以及中央銀行資助的研究所。交談間，少不了觸及一個敏感議題——匈牙利出生的美籍猶太銀行家索羅斯（George Soros）創辦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是否被新政府針對。雖然答案一如所料，但這案例涉及「政治化vs制度化」的觀點與角度，很值得大家參詳。

中俄眼中的「顏色革命」行為

今年4月初，匈牙利國會通過現任右翼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推動的新法案，規定所有在匈牙利營運、但在外國註冊的大學，都必須在註冊國擁有運作中的校區。

政府認為這是整頓高等教育界的正常舉措，但西方輿論普遍認為此舉旨在針對歐爾班的政敵，因為被暱稱「索羅斯大學」的中歐大學，正是匈牙利28間外國大學中，唯一觸犯新法的一間。如校方未能補救，中歐大學明年起將喪失錄取新生的資格，或無法在匈牙利立足，因而引起大批師生、舊生遊行抗議，歐盟也有聲援。

中歐大學的情況，確有不少技術層面的非議。它在美國紐約州註冊，卻從不在當地設置校區或提供任何課程，在匈牙利校園畢業的學生則坐享制度之利，證書同時獲得匈牙利和美國認可，導致中歐大學聲價十倍，迅速成為匈牙利全國排名最高的大學之一。

歐爾班政府正是針對這一點，認定中歐大學擁有「不公平優勢」，非修法不足以為其他大學討回公道。諷刺的是，或許正是這種「不公平優勢」，令中歐大學異軍突起，並建立了頗具影響力的國際網絡。它的多個人文學系在不同全球排名都位居前百，除了擁有格魯吉亞總統、羅馬尼亞前司法部長等知名校友，大學現任校長伊格納蒂埃夫（Michael Ignatieff）也是學術明星，曾於哈佛、牛津和劍橋大學任教，以及一度出任加拿大自由黨黨魁。

從26年前落戶布達佩斯、到今天出現存亡危機，中歐大學的命運，一直與匈牙利、乃至整個中東歐的演變息息相關。大學出現的背景，正是東歐劇變，索羅斯乘勢大舉投資「家鄉國家」的人文教育產業，希望以美式價值觀，填補「後共產時代」的意識形態真空。隨後索羅斯又透過一手捐款設立的「開放社會基金會」，一邊在高教界提供大量獎學金（當年歐爾班、以及他的一些民主青年黨黨友也是受惠者），一邊積極散播左翼「自由開放價值」，在世界各國扶持大量NGO，據說香港也有個別大學的職位是開放社會基金會捐助。此外人權監察等國際NGO，背後也包括索羅斯的主要經費，令整套計劃成為「一條龍」，成效顯著，但已成為中俄等國眼中的「顏色革命」行為，也令中東歐、乃至以色列政界都越來越有戒心，害怕索羅斯會成為幕後造王者。

2010年，下野八年的歐爾班重新當選匈牙利總理，這時候的匈牙利已經是「新歐洲」核心國家之一，他卻逐步引領國家向威權統治模式回歸，2014年更發表演說，矢言要向新加坡、中國、俄羅斯、土耳其等「後金融海嘯時期」的「非西方成功國家」借鑑，聲言要把匈牙利建設成「非自由政體」，令國家更具競爭力。不久歐洲難民危機惡化，歐爾班的威權意志進一步強化，除了決定修築邊境圍欄，更授權軍隊以武力對付非法入境難民，因而被評為「極右政權」。索羅斯則反其道而行，大力資助各國NGO接待境內難民，以協助他們融入。對要求「捍衛歐洲傳統生活」的歐爾班政府而言，索羅斯已對其構成現實威脅。

雖然政府line to take是「制度化」，但對這彷彿為中歐大學度身訂造的法案，匈牙利各級官員私下也不諱言劍指何方。負責向國會提交法案的人力資源部長，早已明言「索羅斯的機構也不能超然於法律」，後來更直接指控索羅斯「透過偽公民組織為外國勢力張目，企圖以此干擾匈牙利國內政治」。索羅斯則反指歐爾班政權是「黑手黨集團」，並趁機感謝國內示威者和歐盟聲援。其實索羅斯的行為，不過是仿效西方既得利益集團，加上他的東歐淵源，才樹大招風，若說他有力成為東歐自由派共主，明顯是言過其實。但歐爾班利用「反索羅斯牌」強化自身施政，卻可能一本萬利，一個東歐強人，就這樣誕生了。結果怎樣？執筆之時，剛傳來匈牙利政府與美國紐約州達成框架協議，美方安排一間大學為中歐大學提供「運作中的校區」，換取中歐大學繼續在匈牙利生存。這樣簡單的方案，其實大可老早簽訂，何以大費周章？這就是關鍵了。

小詞典：匈牙利邊境圍欄

2015年9月，歐洲難民危機加劇，匈牙利當局先後於本國接壤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的邊境修建圍欄，以阻止外國人非法入境。據官方資料，非法入境匈牙利的人數，由此前的日均4600人，銳減至2個月後的日均15人。歐盟已拒絕應匈牙利當局要求，表明不會分擔圍欄的一半（約4億歐元）建造費用。

北韓式精算：從特朗普謾罵美式足球員「不愛國」談起

特朗普和金正恩貌似宿敵，其實風格十分相近，都是通過不斷製造「危機」，來爭取各種各樣的其他利益，有時候轉移視線，有時候討價還價，有時候隔山打牛，學術上稱之為「brinksmanship」，或「瘋狂外交」，我們已曾多次介紹。近日特朗普在國內忽然不斷砲轟美式足球員「不愛國」，應用的公式幾乎一模一樣，箇中計算，我們也彷彿似曾相識。

特朗普的批評，源自部份美式足球員在比賽前奏國歌時不肯站立，形容這是「極不愛國」的行為；而球員在奏國歌時選擇半跪下來，則是為了抗議美國警方執法不公、歧視非裔族群。特朗普的批評，自此沒有停過，副總統彭斯觀賞美式足球比賽時，一如所料遇到同類行為，也要表態立刻離場，以博取特朗普讚賞。事件更漫延至職業籃球NBA，兩大球星居里、占士均炮轟特朗普，令事件幾乎演變成特朗普與整個體壇的對罵。

特朗普在內外交困之時，選擇美式足球為突破點，自然有其原因。今天的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賽事，大部份比賽的都是黑人球員，但在上世紀，NFL與其他職業聯賽一樣，球員都是白人為主，非裔球員被拒諸門外，只可到其他較少人留意的聯賽。這情況直到平權運動後才逐步改善，但在白人主義者眼中，這是國粹被「異化」的象徵，一直心有不甘。

即使非裔球員今天沒有比賽限制，但一直被賦予刻板形象，新聞學學者馬些李奧（Eugenio Mercurio）與菲力（Vincent Filak）曾對這現象有深入研究。他們整理NFL1998-2007年間的NFL新人選秀時，評論員對四分衛球員（一個美式足球的關鍵位置）的評語，發現黑人球員大多被形容為「體能良好、但欠缺心理質素」，白人球員則剛好相反。須知參加新人選秀前，這些球員已經參與過競爭激列的大學聯賽，「體能好、欠心理質素」的球員，在大學聯賽也不易生存，若說非裔球員都是如此，未免難以令人信服。

非裔球員的「玻璃天花板」

球員以外，球隊的靈魂還有教練團、管理層，非裔員工面對的「玻璃天花板」，亦比球員層面更多。以往NFL教練團基乎全是白人，為此NFL於2002年通過「朗尼條款」（Rooney Rule），規定招聘教練等位置時，必須要有至少一名少數族裔納入面試名單，否則球會會遭罰款。條款實行後，除了令少數族裔有更多面試機會，擔任相關職位的非裔人數，自然亦有所增加，但也自然引起是否存在「正面歧視」的討論，起碼對白人主義者而言，這又是濫用「政治正確」的例子。事實上，「朗尼條款」只是「軟性肯定行動」（Soft Affirmative Action），即規定少數族裔有平等的面試機會，而非將種族作為招聘時的評核因素，這是否「正面歧視」，有相當大的詮釋空間。通過把社會討論延伸到這類「軟性行動」，特朗普的戰線就可以無限擴大，因為類似的「模糊肯定行動」在美國為數眾多，而以往的辯論，只在於硬性的政治正確規定。爭議激起千重浪，特朗普的算盤，其實已經打響了。

「肯定行動」源自五、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涵蓋範圍甚廣，從巴士座位使用權到投票權，都是爭取範圍，當時從校園到街頭都有連串不合作運動，令政府不得不回應。甘迺迪總統於1961年簽署行政命令，正式推動肯定行動，確保招聘過程中，種族、信仰、膚色、血統等，不成為考慮因素。1964年約翰遜總統年代的民權法，更正式禁止對種族、宗教、性別等歧視。那些年，大部份非裔學生都積極參與一系列抵抗運動，當中不少是美式足球員、教練。部份非裔學生沒選擇職業足球員的路，但留在各院校擔任不同委員會、項目的肯定行動職員，有些更視之為終身職業，對推動校園政治正確，起了重要作用。亦因此對比其他運動，大學美式足球聯賽與職業聯賽的關係更緊密，而在白人主義者眼中，這是刻意保護非裔人士的一條龍「永續福利」，反映了白人遭受「逆向歧視」的冰山一角，早就心懷不滿。

美式足球與美國人身份認同

特朗普選擇對美式足球員開炮，也因為他明白這運動與美國人的身份認同，有特別密切的關係。從美式足球的攻守模式、戰述部署，到每個球員的職責，都與傳統戰爭的對陣極為相似，很符合美國右翼提倡的勇武精神。加上美式足球被視為體現「健碩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精神的運動，這觀念源於19世紀的英國，推動者嘗試結合運動與信仰，強調男性特質對社會的重要性，一系列運動如美式足球、藍球等，都是在這背景下演變出來，「健碩基督教」運動就在美國校園殖根。美式足球的受歡迎程度，在美國也高於籃球、棒球、冰球等其他三大職業聯賽，美國人對美式足球的熱情，是從中學、大學開始，加上外國人興趣不大，反而更成了美國精神代言人。

不過在大眾媒體，更常見的是以個人恩怨，解讀這場「戰役」，這也暗合特朗普作為媒體大亨操控媒體的技巧。那些年，特朗普曾任美國美式足球聯盟（USFL）新澤西將軍隊班主，他曾在1984年呼籲，將原本在春夏兩季舉行的USFL改至秋季開始，以與NFL直接競爭，並批評NFL在美式足球運動的壟斷。到了2014年，他未能收購NFL的水牛城比爾隊，不少人認為他自此惱羞成怒。特朗普自然知道這些往事，最能牽動普羅大眾的情緒，只要發幾個Twitters，事件就迅速炒熱，令美國人天天關注，既能鞏固白人主義支持者的基本盤，在共和黨內部以「愛國主義」考察忠誠度，並對「通俄門」一類指控轉移視線，槓桿效應不可謂不大。我們不要忘記，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時，曾經說過「足球變得軟弱，正如我們的國家變得軟弱」，可見他對美式足球員的批評不是偶然，而是緊扣他一直以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文宣。這和金正恩久不久就試射導彈，本質上又有何區別？

小詞典：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

成立於1920年的職業聯賽，目前共有32支球隊。常規賽由秋季開始，隨後為季後賽，最後兩強爭奪通常於二月舉辦的超級盃，是為全國性盛事。聯賽初成立時，各球隊對非裔球員並不接納，他們大多到美國美式足球聯盟（AFL）參加比賽。1970年賽季，NFL與AFL正式合併，非裔球員地位才得到改善。近年NFL積極對外推廣，例如在英國足球聖地溫布萊球場舉辦過多場常規賽。

「電子化國家」的未來：以愛沙尼亞為案例

要「移民」一個國家成為「公民」，是否必須住在那個國家？自從互聯網興起，出現「虛擬國家」的可能性愈來愈大，我們也曾談過不少，但其實連傳統國家也有嘗試「自我虛擬化」。近年最進取的，要首推愛沙尼亞。

以「聰明」方式建設

愛沙尼亞人口只有100多萬，經常擔心給俄羅斯再吞併，應對之道除了依靠西方，還有把自身認同通過網絡擴至全球，令愛沙尼亞幾乎成了「電子化國家」代名詞。

正如TransferWise總裁欣里庫斯（Taavet Hinrikus）接受CNBC訪問時表示，愛沙尼亞1991年才重新獨立，基建反正從零開始，所以一開始便考慮電子化，以「聰明」的方式去建設。

因此當地政府很重視互聯網，2000年更宣布「上網是基本人權」，規定必須把網線鋪到鄉郊，聲稱99%的政府服務都可以網上完成，國民早於2000年便可以網上交稅。

2001年，愛沙尼亞全國換領「2048位元加密電子資料」的智能身份證，因此當地人甚至可以網上投票，解決了不少國家懸而未決的技術問題。

近來愛沙尼亞更進一步，開始推動「電子居民」計劃，容許外國人登記「E－居民」身份，以此在愛沙尼亞，甚至歐盟框架內開公司，一時成為網上熱話，引起不少人對未來無國界身份的遐想。當然，以此刻情況，未免是想多了：雖然當局公佈有來自138國家的人申請成為「E-居民」，但都是以方便商業活動為目的。 根據愛沙尼亞給「E-居民」的稅務指南，他們就算通過愛沙尼亞賺錢，都無法成為真正的愛沙尼亞人，因為他們不是長期居住在愛沙尼亞的「繳稅居民」，很可能依然要繳付原居地稅款。

換句話說，這個「電子居民」計劃聽起來前衛，其實和離岸公司分別不大，主要是通過一個身分，建立愛沙尼亞公司，為的是方便愛沙尼亞增加稅收，以及促進公司使用愛沙尼亞銀行、服務業。英國公投脫歐後，愛沙尼亞抓緊機會，推出「如何留在歐盟」網站，希望藉機吸引英國公司；但英國人要通過愛沙尼亞虛擬身份留在歐盟，還是要滿足「12個月內實際居住在愛沙尼亞183日以上」的要求，也就是說，沒有捷徑這回事。

不過愛沙尼亞政府的網上倡議不止於此，最近還在「E-居民」身份之上，提出所謂「Estcoin」設想。簡單來說，這就是一個有愛沙尼亞政府支持、公私營合作的「比特幣」計劃，主要是給「E-居民」進行交易，亦希望逐漸成為虛擬世界、甚至實體世界的貨幣。但愛沙尼亞法定貨幣畢竟是歐羅，歐洲央行德拉吉已經大潑冷水，表示沒有歐元區國家可以自行引入貨幣，哪怕是電子貨幣也不行。

然而，「E-居民」、「Estcoin」，未來確實有無限可能。假如推出這些計劃的不是歐盟國家，而是可自行發行貨幣的國家，借用跨國網絡經濟，催生更有認受性的新貨幣，並非天方夜譚。而一個國家認真定義「E-居民」的權利與義務，讓他們按照經濟付出，享有更多真正公民的福利，而又依然保持和在地公民之間的分野，技術上，同樣完全可行。數十年後，國籍、公民等概念，若說和今天一模一樣，才是令人意外。

小詞典：愛沙尼亞共和國

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位處芬蘭對岸，多次被北歐諸國和俄羅斯統治，在俄國十月革命後獨立，二戰期間根據納粹德國和蘇聯的秘密協議，被蘇聯重新佔領，成為其加盟共和國之一，到了蘇聯解體前夕重新獨立。愛沙尼亞相當擔心被俄羅斯重新佔領，於2004年加入歐盟後，基本上向西方一邊倒。

北韓李春姬vs美國奧花雲費：政治正確女主播脫貧啟示

美國與北韓劍拔弩張，而兩國人民如何接收危機訊息，依然主要依靠媒體。有趣的是，在這兩個處理新聞手法截然不同的國家，分別產生了兩位萬人景仰的女主播——北韓「國寶」李春姬及美國「媒體女王」奧花雲費（Oprah Winfrey）。兩人如何通過當主播走到社會上層，正正反映了兩國種種明暗規則的異同。

同是基層 同樣成名

年過70歲的李春姬是北韓最有名的女主播，廣播風格早已紅遍網絡，但不少人忽視了她的「政治正確」背景。李春姬出生於日治時期朝鮮，位於江原道的貧窮勞動家庭，本來與權貴完全沾不上邊。因為「階級純正」和有表演慾，受到朝鮮勞動黨栽培，在平壤話劇電影大學演員系畢業，之後在朝鮮中央電視台當播音員，逐漸成為主播，因為聲調充滿感情，時而慷慨激昂，時而哀怨萬千，深受領導人器重，逐漸成為北韓政權的圖騰。近年，她處於半退休狀態，但每當北韓有重大宣布，例如金正日逝世，或近期的導彈發射、大閱兵，這位「國寶」都會出山。

不少脫北者提起李春姬，都充滿崇敬之情，畢竟她是北韓有數的「演藝名人」，也算是憑個人「藝術天分」，成為「一代天后」。她在北韓享有高幹待遇，住在高級住宅，出入有專車接送，北韓樹立這樣的榜樣，把政治正確、演藝事業、公眾曝光、社會資訊結合在一起，不能說做法不聰明。

另一邊廂，奧花雲費也是出生在貧窮農家，以今天的左翼自由主義標準，同樣政治正確。她是美籍非裔黑人，父母離異，由祖母照顧長大，童年曾受性侵犯，這都是那些年黑人的常見際遇。

奧花雲費雖然沒有李春姬那樣的國家栽培，但也受惠於政治正確大潮流：隨著七十年代平權運動、女權主義抬頭，奧花雲費逐漸爭取到不少表現機會，19 歲時成為居住地Nashville的首位黑人女新聞報導員，然後畢業於田納西州立大學，主修科目和李春姬類似：演說溝通和表演藝術。她在八十年代開始走紅，《The Oprah Winfrey Show》已成為美國標誌性清談節目，除了訪問各界名人，還不時揭露社會不公、幫助性侵受害者，令她成為不少美國人的偶像。奧花雲費在資本主義世界早已致富，更成立了自家媒體網絡 OWN (Oprah Winfrey Network)。這樣一位黑人名嘴成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之一，權貴都要賣帳，對美國人自然不無模範作用。

李春姬與奧花雲費在鏡頭前都是有天份的表演者，真假難分。李春姬「震懾敵人」的報導方法、奧花雲費強調以「大愛」與觀眾和被訪者溝通，固然都是出於兩地的實際需要，但也是她們配合大環境的小策略。結果「突破玻璃天花板」的兩位窮家女孩，分別被兩國權貴認為能代表「普羅大眾」，值得被樹立為社會上向流動的樣板，也反映了國家形象。有了這身份後，二人亦難免和所代表的陣營結成共生關係，李春姬固然必須當金家政權的傳聲筒，奧花雲費也很難不為同屬黑人的奧巴馬助選。由此可見，北韓雖然是極權政體，但對媒體的使用心得，也許絲毫不比自由政體美國遜色。

小詞典：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美國媒體常見比喻，意指人為製造的障礙，對象是有能力、但屬於弱勢社群的人，通常泛指女性，源自1986年《華爾街日報》「企業女性」專欄。女性主義者不斷以「打破玻璃天花板」為口號，推動平權運動。希拉里2016年敗選後，也以「玻璃天花板」解釋自己的落敗原因。

甘迺迪家族悲劇：「車禍式謀殺」的國際關係

年前香港發生的一宗離奇命案，近日有新發展，震撼校園。案件死者是一位大學教授的太太和女兒因吸入過量一氧化碳，在私家車內中毒身亡，最終居然是教授被控謀殺。案情真相如何，旁人自不能妄議，但「車禍謀殺案」作為一個範式，其實在國際關係有特殊作用，甚至已成為流行文化一部分。

美國大行其道的網上劇集《紙牌屋》（House of Cards），講述美國政壇的勾心鬥角，主角成為總統前，就設計在車內謀殺了一名知悉其種種黑歷史的國會議員，然後以意外吸入過量一氧化碳為掩飾。由於這位未來總統已先設局，讓議員身敗名裂，公眾都相信議員是自殺。情節雖是杜撰，但熟悉美國政治的觀眾，都想到一宗真人真事，主角是已故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也就是甘迺迪家族過去數十年的族長。

誤殺罪成 一生污點

車禍發生在1969年，地點是麻省的查帕奎迪克島（Chappaquiddick）。愛德華當時與幾名兄長的團隊成員聚餐後，開車送其中一人離開，途中不慎迷路，在一條沒有圍欄的橋墮海，愛德華逃出汽車，同事不幸溺斃。最懸疑的是，愛德華生還後沒有即時報案，卻回到酒店休息，10多小時後才通知救援，結果被判誤殺罪名成立，判監兩年緩刑。

這是美國政壇的大事，因為甘迺迪兄弟當中，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當選總統後於1963年遭暗殺，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也於1968年競選總統時遭暗殺，國人對甘迺迪家族的同情，就寄託在同樣飽受暗殺威脅的愛德華身上。但這宗神秘車禍後， 愛德華有了致命黑材料，就失去了競選總統的資本。

這宗車禍流傳著種種陰謀論，最輕微的認為愛德華醉駕，最嚴重的認為他設局殺人，原因不外乎桃色糾紛，或因黑幕而滅口。後來BBC有一個比較合乎情理的解釋，相信愛德華和死者有不尋常關係，而在深夜駕車時遇上警察，為免被發現影響公眾形象，獨自逃走，留下死者駕車，而死者又不熟悉本地情況，才會意外墮海，否則難以解釋愛德華作為麻省大族會不認識地形，也難以解釋他何以初時掉以輕心。愛德華妻子不久小產，也被好事者認為是報應。此案始終疑點重重，調查報告也未全面公開，每人都有自己的想像，《紙牌屋》的劇情，部份也似有所影射。

Chippadquidick對美國政壇有深遠影響，甘迺迪家族返回白宮失敗，換成尼克遜上台，標誌著完全現實主義的時代，而民主黨至今也再沒有貴族式候選人當選總統。愛德華在1979年還是按捺不住，嘗試競選總統，在黨內初選挑戰現任民主黨總統卡特，但十年前的車禍依然成為焦點，結果他贏不了卡特，卡特也贏不了列根。不知道這案例對其他地方的各式人等，又有何啟發？

小詞典：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1932-2009）

美國民主黨甘迺迪家族第三代重要成員，老約翰・甘迺迪的最小兒子，兩名兄長曾分別擔任美國總統、司法部長，都被暗殺。愛德華1962年起，在家族大本營當選麻省參議員，壟斷麻省政壇47年至病逝，在國會被視為民主黨精神領袖，也是左翼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但因為上述車禍，造成一生誤點。最後他支持奧巴馬競選總統，被視為把甘迺迪家族的道統承繼出去。他的兒子也從政，曾任羅德島眾議員。

星光計劃：新加坡會放棄台灣嗎?

去年香港海關高調扣留9輛新加坡裝甲車，震動新加坡朝野，而這些裝甲車是在台灣完成「星光訓練」後運回，更是焦點所在。無論事件是否偶發，都反映北京和新加坡的關係出現改變，其他種種蛛絲馬跡，本欄也多次述及。

國際格局 今非昔比

新加坡作為「對沖外交」的高手，不可能長期跟北京關係鬧僵，手中最有效而又不用傷及自身的籌碼，也許是台灣牌。究竟奉行現實主義的新加坡，會否放棄和台灣的特殊友誼？

這段關係的歷史淵源，並沒有什麼秘密。正如《李光耀回憶錄》提到，新加坡立國後，台灣為突破國際孤立，積極與新加坡接觸，而新加坡亦因為環境限制、又得不到周邊國家配合，需要尋找地方訓練軍隊。

1974年，李光耀訪台時與蔣經國會面，提出讓台灣協助訓練新加坡武裝部隊，不久就簽署協議，1975年開始，以「星光演習」作為新加坡部隊在台聯合演習的代號，一直維持至今。

當時的台灣牌，除了是新加坡配合英美的冷戰布局，也有另一對沖含義。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立國時，軍隊的主要假想敵正是周邊國家，雖然請到以色列協助成立軍隊，但這在伊斯蘭國家環伺的東南亞，始終敏感。

為了息事寧人，新加坡除了讓以色列軍官裝作拉美人（見《吳慶瑞回憶錄》），還在1971年與另外4個英聯邦國家——馬來西亞、英國、澳洲、紐西蘭，簽署「五國防守協議」，並安排武裝部隊到這些國家訓練，以淡化與以色列的軍事關係。倚重台灣，也是「對沖」以色列的機制之一。

然而經過數十年，國際格局早已今非昔比，中國崛起完全改變了亞太潛規則，北京有意改變東盟各國的「對衝外交」，難免先以東盟「大腦」新加坡為對象。與此同時，收窄台灣在國際舞台的空間，亦是北京既定政策。「裝甲車事件」無論對新加坡、還是台灣，甚至香港，都是清晰訊號；而新加坡收到這樣的訊號，不可能不研判哪些地方可以讓步。

今天台灣與新加坡之間的軍事和經濟關係，自然遠不及六、七十年代那麼重要。2016 年，新加坡的最大貿易伙伴是中國大陸，其次是香港，台灣只排第六；當地今年8月公佈的外貿數據中，非石油出口往中國比去年增加43.2%，往台灣則下跌1.9%。可見台灣與新加坡的經濟聯繫，並沒有因為2013年的貿易協議而改善；而新加坡經濟對中國的依賴，亦不容易扭轉。

軍事方面，當時選擇台灣的誘因，例如對衝以色列、配合英美冷戰佈局等，已幾乎不存在。現時新加坡在好幾個國家有軍事訓練設施，亦經常與友好東盟國家舉行聯合軍演。「星光計劃」要找替代品，可謂舉手之勞。例如去年新加坡與澳洲簽定協議，加強武裝部隊在昆士蘭的訓練設施和駐軍人數，同時也積極和印尼軍演；反觀星光計劃的規模已無寸進，或許預視了新加坡的取向。

執筆之時，台灣的外交部長李大維表示星光計劃「一切照常」。但長遠而言，究竟如何「照常」，恐怕台灣政府也心知肚明。

小詞典：星光計劃

1975年，新加坡和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協議，新加坡部隊到台灣定期進行軍事訓練，代號「星光演習」，除了具有官方性質，也成為新加坡和台灣民間交流的重要渠道。近年星光演習規模開始縮小，由從前的數萬人降至近年的數千人。去年在香港被扣留的新加坡裝甲車，正是在台灣完成星光演習後，運回新加坡的軍事物資。

印度獨立70周年：鮑斯是「國父」還是「印奸」?

今年是印度、巴基斯坦獨立70周年，兩國均大事慶祝。雖然兩國歷史跟我們距離遙遠，但不少細節都值得進一步閱讀。談及印度獨立史，最著名的代言人自然是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以及他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不過，在印度人心目中，甘地並非單一的國父，還有一群「founding fathers」，例如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也包括另一位為印度獨立作出巨大貢獻、但充滿爭議的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

鮑斯的名氣雖然不及甘地、尼赫魯，但在印度依然有其歷史地位，例如在印度國會議事堂，乃至新加坡的小印度博物館，甘地、尼赫魯、鮑斯像，都是並列出現；加爾各答的國際機場，更是以鮑斯命名。

鮑斯成為「敏感人物」，自然與他代表的路線有關。上年紀二十到三十年代，印度獨立運動已經聲勢浩大，英國殖民政府也逐步與印度國大黨合作；但除了認同甘地「非暴力抗爭」的國大黨員，還有一批持激進愛國理念、主張暴力對抗英殖民政府的「勇武派」，鮑斯就是「勇武派」的領袖。

鮑斯曾於1938年繼承尼赫魯，擔任國大黨主席，但最終因為其激進政治立場，與「甘地派」決裂，並遭英殖民政府軟禁。這是因為鮑斯深信單靠非暴力不合作，是不可能令英國放棄印度的，必須給予足夠的武力威脅，才能加速印度獨立過程。這觀點，一直跟主流印度歷史相牴觸，卻可能填補了真正的史實。

1941年，鮑斯逃出印度，先後到訪納粹德國、大日本帝國，為印度獨立的「勇武路線」尋求國際支持。由於甘地主張與英國合作抗德，而自身實力又有限，鮑斯就只能寄託在「外國勢力」軸心國身上。

和日本合作是「直線救國」？

在德國期間，鮑斯曾與希特勒會談，但空手而回，日本卻對印度獨立運動深有熱情，認為支持印度民族主義，除了可以牽制英國，也是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棋子。假如日本能「解放」印度，或起碼得到印度頭面人物合作，英國在戰場上，就會失去道德高地。日本軍部將領藤原岩市因此提出組建「印度國民軍」，以「解放印度」為口號，正符合鮑斯一直以來的激進訴求，雙方一拍即合。鮑斯是爭取印度獨立的海外印度人團體「印度獨立聯盟」領袖，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影響力，召集東南亞的印度社群，在日方支持下，在新加坡組建了「自由印度臨時政府」。雖然這「政府」能管轄的印度土地，只有日軍奪取的偏遠地方，但組建的「印度國民軍」也有四萬多人，這支軍隊包括大量日本虜獲的英屬印度戰俘，亦有東南亞印度人自發加入，這後來成了印度人起義的傳奇故事。成立當天，「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就對英美宣戰，鮑斯之後也參加了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

1944 年，鮑斯領導的印度國民軍與日本帝國陸軍一道，對印度英軍發起攻擊，是為「英帕爾戰役」，以日方慘敗收場，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光復大陸」的計劃全盤落空。不久太平洋戰場的戰況急轉直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日趨低迷，日本戰敗後無以為繼。就在日本投降後三日，鮑斯乘坐的航班在台北機場遭遇事故，墜機身亡；不過根據印度後來的調查，並無確鑿證據證明鮑斯死於墜機，種種陰謀論也流傳至今。

單看經歷，鮑斯可以說是「印度汪精衛」，而在印度獨立初期，國大黨把持的國內主流輿論，對鮑斯的評價並不好。雖然鮑斯倡導的激進獨立路線本身，在印度社會有一定支持，不少印度人都極為推崇鮑斯的愛國精神，但他與納粹德國、大日本帝國等的密切往來，乃無可否認（儘管日本對印度的破壞相對有限，印度民間也沒有很強的反日情緒）。更重要的是，鮑斯與甘地、尼赫魯等領袖的決裂，讓他在政壇樹敵無數，尼赫魯本人對鮑斯的態度尤其負面。有陰謀論者聲稱，鮑斯的下場只是失蹤，目的是為了逃避政敵尼赫魯，更有懷疑尼赫魯與鮑斯的墜機有關。尼赫魯政府曾下令對鮑斯在印度的親屬監視，更進一步核實了二人的矛盾。

莫迪新時代的重構英雄

不過事過境遷，今天的印度處於崛起階段，強人總理莫迪積極推動民族主義情緒，以「愛國」聞名印度的鮑斯，就成為官方宣傳的樣板人物。莫迪於2014 年競選總理期間，多次表達過對鮑斯作為「印度獨立運動領袖」的尊崇，去年還高調會見鮑斯子嗣，承諾對鮑斯的遇難疑雲重新調查。鮑斯誕辰紀念時，莫迪在Twitter 公開對其致敬，稱鮑斯在印度獨立的歷史上「寫下光輝一筆」。莫迪的種種舉措，自然是為了借鮑斯之名，激發印度愛國主義，並轉化為對政府的支持。而鮑斯後期與國大黨失和，自然是莫迪的人民黨政府重構歷史、「去國大黨化」的理想工具。

在當代印度外交中，鮑斯在印度－日本雙邊關係的作用，也值得一提。不論目的為何，二戰期間，日本對「自由印度臨時政府」提供了巨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支持，讓一些追求印度獨立的民族主義者心懷感激，鮑斯也被認為是印日友誼的促成者。2007 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第一次任期內訪印，期間曾造訪鮑斯紀念堂，對鮑斯的後代表達日本對鮑斯的「崇敬」之情；至於在靖國神社，鮑斯成立臨時政府，更是作為「日本義舉」大書特書。莫迪政府強調印度與日本的「歷史友誼」，自然是希望加強與日本的經濟、戰略合作，吸引日方投資，向日本採購武器，並進行聯合軍事演習，背後難免與中國這個共同對手有關。有趣的是，不少印度人相信鮑斯沒有在意外身亡，而是被蘇聯或中共奪取，作爲勒索尼赫魯的籌碼；而無論鮑斯是死在台灣也好、被共黨綁架也好， 「中國因素」對其悲劇結局，都有重要角色。假如印日關係持續發展、國大黨持續奪不回政權，鮑斯在未來的官方歷史，地位可能還會越來越高。尼赫魯泉下有知，只能苦笑了。

小詞典：自由印度臨時政府（Azad Hind ）

鮑斯1943 年在新加坡成立的政府，背後由日本支持，他自任主席、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統率同樣由他創建的「印度國民軍」。日本攻佔的英屬印度地方，例如安達曼群島、尼科巴群島、英帕爾地區等，都交給「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管理，最後臨時政府在日本投降、鮑斯身亡後，自動瓦解。這是印度人第一個出現的近代獨立政府，在印度歷史的地位，舉足輕重。

特朗普訪華系列：美國高科技企業面對中國市場的兩難

特朗普訪問中國在即，究竟會帶來什麼新政策？外交界自然關注戰略層面，企業界卻更關心實務。美國的高科技企業，尤其望穿秋水。

美國對華貿易連年逆差，2016年的數字是3470億美元，要改變這個數字，除了指控中國是「滙率操控國」或對中國貨物徵收「懲罰性關稅」一類貿易戰爭行為，另一個可能性就是讓中國對美國的高科技企業開放市場。2015年習近平訪美時，第一站到西雅圖的微軟總部，美國最頂尖的科技公司：蘋果、思科、陶氏、杜邦、當然還有Facebook，總動員赴會，恐怕美國總統也難號召這個陣容。

然而，中國市場並非單純的開放與否的問題。Facebook為何難以進入中國，本欄年前曾分析；共享汽車Uber一度有點成就，與滴滴出行短兵相接，但最終被迫合併；晶片生產商高通（Qualcomm）早於克林頓年代已經打入中國，更說服中國使用他們的手機制式，可是到2015年卻吃了一記悶棍，被控壟斷市場，罰款9.75億美元，結果只有將產品降價，更要容許中國夥伴參與高端生產工序。

總括而言，中國對這類美國高科技企業是完全的現實主義政策，既要利用它們掌握的技術、帶來的商機，又要防止其得到具體政治、社會影響力，以免尾大不掉，還要避免取代本土競爭對手，一切都是「國情」主導。美企明知是這樣，也不能對中國市場視若無睹，很難反客為主。

或須成立中美合資公司

說到底，網絡科技、人工智能等虛擬技術，中國已經冒起得很快，也沒有多少需要美國技術的空間，但對於實體技術，例如軍備、機械、能源等，中國還遠遠落後。例如當中國大力發展高鐵網絡時，Tesla已經準備測試Hyperloop了。因此，美國的高科技對中國來說，還是相當吸引。對那些既有龐大業務、又掌握高科技的美國企業而言，不介意加強技術轉移合作，期望特朗普訪華能帶來改變。

問題是美國政府一方面希望拉攏財閥，另一方面卻也不敢全力支持它們打進中國市場。這是因為美國既要擔心高科技外泄，又害怕中資收購美國公司後會進行高科技滲透，令美國產品被設置「後門」監視。何況高科技企業在中國投資，對特朗普促進本土就業的承諾，也沒有多大幫助。特朗普首次與習近平會面前，叫停了一間中資私募公司併購美國萊迪斯晶片(Lattice)，舉一反三，正是基於這一籃子原因。

到了最後，恐怕只有一個結局：一間龐大的中美合資公司出現，既能兼顧中國市場，又能配合美國政府對輸出高科技的底線；這公司的生意情況，是兩國的國家利益所在，需要兩國高層宏觀調控，成為未來中美峰會的常設討論議題之一。這是否平行時空，誰知道？

小詞典：懲罰性關稅

貿易戰手段之一，進口國認為出口國違反雙方貿易協議，或基於政治原因，要予以懲罰時，決定徵收遠高於原稅率的「懲罰性關稅」，作為實質上的罰款，以扭轉貿易逆差。但當進口國、出口國都屬於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或在不同層面構成了結構性相互依賴關係，徵收懲罰性關稅的顧慮會大很多，已經不是主權國家可以全盤自行決定。

加泰羅尼亞獨立後的足球世界

加泰羅尼亞舉行獨立公投，不少朋友最關心的問題，卻是一旦加泰獨立成功，巴塞隆拿足球隊能否繼續在西甲比賽，以及西班牙國家隊會怎樣分家。在上幾次公投與地方選舉期間，相關球會都偶有表態，這次各方更是唇槍舌劍。

巴塞去向影響甚大

加泰體育聯會主席埃斯特瓦（Gerard Esteva）認為，巴塞有選擇的權利，可以選擇留在西甲，或接受邀請加入法甲。這裏援引的概念，屬於國際關係的特例，因為足球聯賽的涵蓋區域，和主權國家，甚至足球總會代表地區都不一定完全重疊，此所以彈丸小國摩納哥的球會可以加入法甲。但要是巴塞隆拿這「銀河艦隊」也可以越境作戰，其他勁旅基於經濟原因仿效，足球國際關係就會大亂，所以相信並不容易。

西甲主席特巴斯（Javier Tebas）則引用西班牙《體育法》，表明一旦加泰獨立，巴塞隆拿、還有其他兩支加泰球隊愛斯賓奴和基羅納，都不可能在西甲比賽。因為《體育法》規定，參加西班牙聯賽的隊伍，除了和西班牙有特殊關係的主權國家安道爾的球隊，必須在西班牙「本土」運作。因此若加泰脫離西班牙，這3隊很大可能要立刻退出西甲，除非修法。

特白斯更「溫馨提示」，巴塞要是脫離西甲，轉播權的利潤一定無可能維持現時水平；要是自組「加泰聯賽」，「最多只有荷蘭聯賽的關注度」。單從經濟角度考慮，此言亦不虛，更不用說新興聯賽要過關斬將才能踢歐聯，不像現在西班牙享有必然席位。

換句話說，無論是留在西甲、加入法甲、自組「加甲」，一旦加泰獨立，巴塞隆那的前景都難言明朗。名宿、球星作為當事人，即使有片面表態，也只能代表自己。例如皇家馬德里總教練、前法國球星施丹表示，無法想像沒有巴塞的西甲，不希望見到西班牙分裂；巴塞的阿根廷球星美斯在家鄉設婚宴時，酒店外旗桿掛有加泰旗、而非西班牙旗，則被視為「加泰之友」。不少巴塞球迷固然支持獨立，在主場魯營球場打出「歡迎光臨加泰隆尼亞共和國」標語，但球會外務副總裁維拉魯比 （Carles Vilarrubí ）則表示能否留在西甲的問題很煩厭，晦氣地說「另外兩支加泰球隊在哪裡作賽，巴塞就在哪裡作賽」。事實上，一旦巴塞前景不明，旗下球星跳船的可能性，始終存在。

加泰獨立另一個對足球的影響，在於國家隊層面。目前西班牙國家隊成員當中，有1/4在加泰出生，此外有資格代表加泰的球員還有不少。根據美國媒體推算，一旦加泰獨立，華迪斯、碧基、法比加斯、沙維等著名球星，都可能退出、或被逐出西班牙國家隊，而加入「加泰國家隊」。沙維曾預言「加泰隊」會非常成功，可以去到世界國家排名頭10-15位。單看球星實力，毫亦為奇。事實上，加泰早就有自己的「國家隊」，只是不能登記為國際足協成員，只能打友賽。不過很多西班牙國腳，都曾被「加泰國家隊」應召，要是成軍，默契不成疑問。

問題是西班牙當局幾乎肯定有小動作，阻擋加泰參加國際足協和世界盃，可參考的例子是直布羅陀。由於西班牙一直不承認英國對直布羅陀的宗主權，西班牙多年來都阻撓直布羅陀參加國際賽，直布羅陀也是這屆才首次獲得世界盃外圍賽參賽資格。加泰一天未和西班牙達成共識，「加泰國家隊」要參加國際賽，都大有難度。但假如一切解決了，加泰隊的表現，卻是值得期待的，特別是近年新生國家的代表隊每每令人驚喜，都希望以足球作為國家軟實力的明證。克羅地亞剛獨立就獲得世界盃季軍，尤其令人津津樂道。

小詞典：巴塞隆那球會

全球最大足球俱樂部之一，1899年成立，是西班牙歷史上贏得冠軍最多的球會，並曾多次獲得歐洲聯賽冠軍盃，旗下球星轉會費多屬天價，成為國際球壇指標。由於巴塞隆那的加泰民族主義色彩濃厚，曾多次被西班牙中央政府整頓，特別是佛朗哥獨裁管治期間，結果卻令球會進一步成為加泰身份認同所在。

加泰羅尼亞獨立之後

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結束，初步投票率42.3%，贊成票90%。馬德里中央政府一如所料強硬反制，自然不是單單為了阻撓公投，而是要向國內外傳遞「零容忍」訊息：即使公投順利舉行、而又能通過，都是非法的，衹是討價還價的開端。但無論如何，「加泰羅尼亞脫離西班牙」，已不再是個純粹「離地」的假設，一旦成真，會有何影響？

大國均勢將會打破

先從日常生活開始。回望歷史，加泰羅尼亞雖然於十五世紀就成為西班牙一部分，但仍保留自成一體的語言、文化和身份認同。即使多次面臨馬德里的政治壓制，十八世紀費利佩五世（Felipe V）、二十世紀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等先後禁用加泰語，但西班牙步向民主化後，加泰本土文化亦已得到復興，小學課程以加泰語授課，公務機關則實行雙語政策。

假如加泰羅尼亞正式獨立，西班牙語在當地的官方地位很可能被降格，加泰語、加泰文化在國際場合的能見度，可望大幅提高，結果「加泰文化」將與葡萄牙文化、西班牙（卡斯蒂利亞）文化平起平坐，而不再輕易被誤解為後者的分支。由於「西語文化圈」是國際關係的重要軟實力所在，使用西語的國家眾多，加泰羅尼亞不衹是要從西班牙分裂領土，還要從「西語文化圈」分一杯羹。

在國際關係層面，加泰羅尼亞一旦獨立，也可能令周邊地緣形勢變得微妙。加泰羅尼亞扼有庇里牛斯山脈的關鍵出入口，南北兩側正好就是西班牙、法國兩大歐陸強權。在過去數世紀，兩國都視加泰為抗衡對方的前沿，但加泰沒能成功施展小國平衡術，反而淪為磨心：1659年，西班牙和法國在連場戰爭後簽訂《庇里牛斯和約》（Treaty of Pyrenees），以加泰為籌碼，即為一例。一旦加泰再次獨立，西班牙與法國將不再接壤，數百年來形成的大國均勢被打破，雙方又要接納一個緩衝國存在。

雖然今天的西歐已很少機會開戰，但加泰獨立後，卻不一定滿足於「緩衝國」角色；單是要儘快加入歐盟，已經值得扭盡六壬，可能要反客為主地令法國、西班牙忌憚，來加速談判進程。加泰部分激進獨派聲言，加泰隆尼亞應與阿拉貢、華倫西亞、地中海三島、魯西永等地「族胞」共建民族國家，消解現存的國界。倘若類似主張演變成實質行動，庇里牛斯地區勢必不復平靜，更難保不會波及法國。

在更宏觀的層面，一個新國家要是真的能通過單方面公投、抵觸國家憲法而獲國際承認，必然觸發連鎖反應，首先自然是鼓舞西班牙、以至歐盟多國內部的分離主義浪潮。除了巴斯克地區謀定而後動，英國的蘇格蘭、比利時的荷語地區法蘭德斯、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意大利名城威尼斯等，近年同樣存在一定程度「自決」呼聲。一旦「加泰模式」成功，各國行之有效的中央－地方默契可能被打破，主權國家的整體政經實力難免被削弱，整個歐盟也無法獨善其身。

加泰獨立後不用向西班牙上繳財源，說不定有能力將首都巴塞羅拿建設成歐洲金融中心，甚至可望與現時的「歐盟首都」布魯塞爾一爭長短。畢竟位處地中海沿岸的巴塞羅拿旅遊業發達、氣候舒適，比歐洲不少城市更宜居，也有潛力成為政經樞紐。只是一旦成功獨立，加泰不單與西班牙關係大不如前，更要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失去歐盟自由市場賦予的各種商貿物流便利，如何在交易成本大增的情況下，保住現有經濟實力，恐怕才是當務之急。要發展大戰略，就不是目前這批政客所能預見的了。

小詞典：《庇里牛斯和約》(Treaty of Pyrenees)

1659年，西班牙與法國簽署的和約，西班牙正式把加泰隆尼亞北部的魯西永地區割讓給法國，法國則承認西班牙對加泰隆尼亞其餘地區「恢復行使主權」。本應在西班牙王國內享有充分自治權限的加泰隆尼亞，只能任由兩大國逕自瓜分自身的土地，反映加泰的自主權，並未得到從前獲承認的保障。

戰後共識的破解：另類選擇黨對德國衝擊

德國大選結束，默克爾一如所料連任，成為希特拉以來在位最長、也最具影響力的德國領袖；不過同樣是希特拉以來的德國戰後共識，卻同樣開始被打破。

在這次大選，執政聯盟的政黨：基民盟與基社盟、社民黨票數都大跌，極右民粹政黨另類選擇黨（AfD）崛起，成為第三大黨，票源來自不同傳統黨派，超越左右，這是納粹時代以來，首次有極右政黨能躋身國會。

雖然AfD不承認自身是「新納粹」，但AfD要員的確曾發表不少爭議言論，加上以反移民為主要政綱，已經打破德國戰後的政壇共識。而這樣的共識，一直是德國穩定的基石。

話說二戰結束時，納粹雖然戰敗，但意識形態深入民心，在國內外還有不少支持者，假如讓納粹黨繼續參與民主選舉而不加制約，依然會是一大政治勢力。因此，根據德國新領袖和盟國佔領時的默契，無論東德、西德，均對與納粹主義有關的組織、標誌封殺，以免納粹死灰復燃。這精神在德國法律有具體彰顯，例如根據1998年修訂的《德國刑法典》第86a條，禁止生產、儲存、進出口「德國憲法法院認定是違憲的政黨或組織標誌」，包括旗幟、制服、敬禮用品等宣傳品；而刑法第86條更直接點名「國家社會主義組織」的文宣是適用範圍，惟有藝術、科研、歷史教學等應用不包括在內。不要以為這樣的禁忌已經式微，今年8月初，兩名中國遊客在柏林國會大樓前作納粹敬禮「打卡」，就因為違反相關法例而被捕。

戰後德國的另一禁忌，在於否認出現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一旦有人發表這類極右宣言，當局可根據《刑法典》第130條「煽動民眾罪」，追究與「種族仇恨」有關的言論。在這層面，即使是通過「科研」角度「考據不存在大屠殺」，也不可以，這是為了杜絕以「學術」之名，傳播激進思想。

反納粹與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

以法律手段固化反納粹精神、建立國家共識，有否與言論自由相違背，一直是一個學術議題。筆者作為現實主義者，一直明白言論自由作為一個理念，在操作層面，必然有其紅線，無論在甚麼國家、甚麼政體，都一樣。根據《聯邦德國基本法》第5條，國家保障德國公民表達意見的自由，並強調不應有審查；第9條說明德國公民有結社自由；第21條則說明德國人民有組黨自由。那麼，《刑法典》第86a條，又有否抵觸以上憲法精神？

對這問題，我們可參考德國地方法院法官沙迪保亞（Andreas Stegbauer）關於禁止極右標誌的文章。沙迪保亞提到《基本法》第9條本身，亦禁止任何「違反刑法、或憲法、或國際認知為目標或行動的組織」，因此一切關於納粹的言論，都不受保障；《基本法》第21條則指出，任何政黨須「符合民主原則，不得尋求破壞或廢除自由民主秩序，或危害聯邦德國的存在」，而納粹作為一個主張「破壞自由民主秩序」的政黨，客觀上會「危害聯邦德國的存在」，同樣不受上述條文保護。換句話說，沙迪保亞認為，德國憲法已經劃下關於「言論自由」的限制，所以刑法第86a條沒有違反保障言論自由的《基本法》第5條，只是列明可能犯法的行為，兩者乃相輔相成。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戰後有不少極右政黨、組織在德國出現，都被聯邦憲法法院禁止運作，不過具體操作則不無迴旋空間。例如比AfD更激進、被視為納粹傳人的極右政黨「德國國家民主黨」，就多次被提告停止運作，但至今仍能維持下去；最近一次提告是今年初，憲法法院指該黨政綱雖然違憲，但在聯邦層面實力薄弱，因而未要求解散該黨。由此可見，除了一套完整法規，德國亦有一套維護戰後政治體制的基準，同時也要避免對邊緣小黨「越打越紅」。

至於德國處理希特拉本人，不成文禁忌更多。希特拉作為教學、歷史、電影題材，不可能「被消失」，但以他為主題的專門展覽，直到2010年才首次在戰後德國舉辦。展覽名為《希特拉與德國人﹕國家與罪行》，單看名字，就看到主辦當局如何謹慎；展覽沒有播放希特拉演說，希特拉個人畫像亦不會單獨展出，以免任何誤會。不過筆者參觀巴伐利亞歷史博物館時，當地早就展出了希特拉演說和海報，要完全避免接觸第一手資料，根本不可能。至於希特拉自傳《我的奮鬥》也一度是禁書，版權由巴伐利亞州政府擁有，直到2015年、即希特拉死後70年，版權到期，出版社就老實不客氣拿來再版。《我的奮鬥》新版加入了大量批判性註譯，不過編寫的學者華昇（Andreas Wirsching）坦承，假如一切只是逃避希特拉及納粹主義，並無助德國人反思，現在是時候正視納粹根源，其實隨時可以再現。

「另類選擇黨」是真·極右嗎？

回到今天，AfD進入國會已經不能逆轉，但他們真的是「極右」嗎？AfD成立於2013年，除了經常發表針對族群的言論，和其他新納粹組織的最大共同點，就是對二戰後的「全國贖罪」提出質疑，認為德國對猶太人大屠殺與納粹罪行的「集體罪疚」，局限了德國三代人的政治發展。一方面，這的確觸碰到德國的戰後共識，但另一方面，AfD並未有否定大屠殺存在，也不是肯定納粹黨，只是認為應該「放下歷史、輕身上路」。這觀點受到一定支持，不難理解，而且，也很難說完全政治不正確。

二戰後，德國政黨政治始終穩定，政黨間習慣為國家前途妥協，保守派基民盟／基社民與左翼社民黨合組大聯合政府，就是典型例子，因為它們都以「維護戰後自由民主秩序」為最大共識。但AfD成為第三大黨後，正如黨的名字，在歐盟、難民等政策上，都提供了「另類選擇」，加上有主流化的野心，未來路線，明顯就是要在法律容許的前提下，儘量拓展勢力，也就無可避免的會調整德國戰後共識。

其實AfD創黨時，不過是一個反對歐洲一體化的組織，成員除了部份來自執政基民盟，還有不少主張德國應在財政、貨幣政策上更獨立，反對歐盟權力過大的獨立學者、經濟學家，和極右標籤本沾不上邊。只是後來歐洲難民危機激化，令黨內保守派坐大，以經濟政策為綱的一派敗走，才令AfD於2015年起，「轉型」為針對難民問題、甚至測試德國戰後共識的「疑似極右政黨」。

這類「national consensus」，從來是所有國家最敏感的問題，不能單靠民主解決，也不能單靠威權、法律解決，就像「以色列民主是否容許否定猶太國家」一樣，必須真正有共識。一旦共識失衡，立國之道可以根本改寫。德國選舉的最大影響，全在於此。

小詞典﹕德國國家民主黨（NPD）

德國極右政黨，1964年於西德成立，被喻為最重要新納粹政黨之一。對比同期政治取態相近的組織，NPD願意參加各級選舉，但一直未有在國會取得議席。1972年敗選後，不少年輕黨員退黨，組成更激進的新納粹團體。2009年，NPD發言人曾對歸化入籍足球員奧斯爾（Mesut Özil）發表侮辱性言論，一度引起全國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