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全球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把這現象和自己的處境對號入座，包括美國傳統區域安全夥伴新加坡。選舉前後，筆者基本上在新加坡渡過，此間學者、輿論對選情自然十分關注，選後對新加坡有何影響，也被熱烈討論中。
新加坡經濟發展模式與台灣、香港類似，一大支柱是國際貿易。對這類小型、外向經濟體而言，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一直是本地經濟發展命脈所在，而新加坡本身對國際經貿格局的結構性影響力又有限，因此長期以來，只能依賴美國領導的戰後自由主義體系，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進行密切貿易往來。但新加坡對建構自身在國際制度的角色十分積極，除了成為東盟大腦，推動不同國際組織總部設立在新加坡，同時也是亞太區域合作機制的積極倡議者，不僅與域內各國訂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還長期致力於多邊貿易協定建設。奧巴馬政府大張旗鼓的泛太平洋經濟合作協議（TPP），原來就是新加坡等亞太小國牽頭發起，美國才後來加入，可見新加坡這方面的前瞻性。
然而，特朗普在整個競選過程中，一直表現出傾向貿易保護主義的立場，甚至在最後一場競選演說中，指明「新加坡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令傳統對美國保護充滿憧憬的新加坡人大為意外。雖然特朗普本人對新加坡不見得抱有敵意，甚至不見得在點名新加坡前有做過認真研究，但他的立場畢竟暗示，或許會在正式就職後，改寫現行的自由主義國際經貿規則。他雖然在當選後有不少弱化跡象，但始終對TPP 就嗤之以鼻，堅持不會讓其通過，令TPP的原發起國新加坡，可能成了「捍衛TPP之戰」的對立面：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上月出訪美國時，還一再向美國政府呼籲「TPP 是檢驗美國對亞太盟友承諾的試金石」，暗示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如此出爾反爾，只會令盟友心淡。一旦缺少了美國參與，TPP 將無法達成「升級亞太自由貿易準則」的宏偉目標，新加坡對剩下參與國的商品服務行業配套，也難免要重新檢視。何況美國外貿政策對全球經貿格局有重大影響，而特朗普的不確定性，可能讓全球各區域經濟波動加大，新加坡也難獨善其身。
新加坡對特朗普總統擔憂的另一個重要領域，即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持續性。新加坡作為一個小國，強烈依賴亞太區開放、穩定的海上航線，因此對「規則主導」（rule-based） 的區域秩序，有強烈訴求。美國「重返亞太」之所以受新加坡歡迎，正是後者擔憂近年來日益強勢、偏好「實力外交」的中國，對亞太地區的既有規則造成衝擊。以南海爭議為例，新加坡本身並非島礁、海域聲索國，但在整個爭議過程中，新加坡的姿態十分高調，其駐華大使早前還與《環球時報》主編進行了數輪筆戰，卻引起國內部份華裔一定不滿。新加坡的立場其實非常明確，即將「避免武力」與「尊重國際法」兩條原則擺在最首位，而這二者，正是新加坡在亞太地區維護核心利益的關鍵。一旦美國不再積極捍衛亞太區這些原則，新加坡就會變成出頭鳥，這是不得不防的。
在過去，新加坡與美國在軍事、防務上保持密切合作，美國的太平洋艦隊頻繁停泊於新加坡，新加坡也頻頻參與美軍在區內的聯合軍事演習。這些防務合作和安全保障，都是新加坡用以進行大國平衡外交的資本。目前，特朗普在亞太的外交理念會否與新加坡相呼應，尚難判斷，但在已公開的戰略裏，不難看到他本質上將戰略部署視為生意談判，只關心美國在其中獲得的利益、和支付的成本，而不會太講求國際理念和道義。特朗普在南海問題上，始終未有表達清晰明確的立場，似乎也是其討價還價「國際生意」作風的伏筆，這就讓東南亞諸國非常擔憂；特朗普政府會否對新加坡一如既往地保持戰略投入、恪守安全承諾，也是一個未知數。新加坡官方則可以向國民派定心丸，例如國防部長黃永宏在特朗普當選後對媒體表示，新加坡在過去向美軍提供軍事基地和停泊港口、派兵支援美軍反恐戰爭等，為美國的防務做出很多貢獻，相信美新防務合作會以「互惠互利」為原則進一步發展，對與特朗普政府的合作頗有信心云云。
不難看出，黃永宏這番話，正正是從「談生意」的角度，來闡述與美國未來的防務合作，強調美國的得利與新加坡的付出，以期正中特朗普下懷，因為新加坡畢竟和其他區域大國不同，不算是特朗普口中「搭美國便車」的頭號代表。但假如特朗普有自己的計算方式，不看重東南亞，新加坡卻難免要調整方針。特別是此前新加坡與美國在戰略上的密切合作關係，或多或少引發來自中國的不滿，尤其是中國民間對新加坡「淪為美國附庸、不與中國合作」的指責不一而足，假如美國不再重視東南亞，新加坡在中國面前的議價資本，也將大為減少。對新加坡這樣的小國而言，處於單一大國陰影之下，絕非其利益所在，而且是應該竭力避免的，因此爭取美國停留在本地區，可謂當務之急。假如過去幾年，新加坡的姿態令外交界認為偏向了美國傳統精英的一方，現在特朗普上台，也許是時候適度鐘擺，才符合小國生存之道。
最後，是次美國大選過程中暴露的身份認同政治、階層矛盾等社會議題，也令新加坡社會有一定衝擊。民調顯示，新加坡人超過六成傾向支持希拉里，特朗普當選讓不少人大吃一驚，李顯龍總理在特朗普獲勝後發表在 Facebook的「祝賀」語中，坦言是次大選正如6月英國脫歐公投一般，反映出人們對現狀的不滿、對重塑身份認同的渴望，他的受眾除了是特朗普，似乎更包括國內同胞。畢竟這些影響社會政治生態的因素不止見諸歐美，也在近年新加坡社會中浮現：近年來新加坡社會貧富差距也在逐步擴大，本地社群對外來移民的觀感也發生了微妙變化，這在李光耀逝世前的一次補選已有充份反映。但與此同時，新加坡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高質量的移民人口，都有結構性的巨大訴求，不可能像美國、英國那樣變得完全受民意主導。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本地社會福利再分配、本地身份認同和新移民之間的並存，就成為未來新加坡政治穩定的關鍵。不過特朗普式的政客，始終難以在新加坡民主複製，因為新加坡法律對預防種族衝突有大量設計，執行得很嚴格，不少特朗普的話放在新加坡，早已是犯法言論，而放在新加坡身處的敏感區域環境，這些法規的功用，卻實在不能否定。在全球邁向動盪的大時代，新加坡依然是相對穩定、可測的宜居綠洲，已經殊不容易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12月
2016年12月1日星期四
2016年11月29日星期二
民主黨滑鐵盧：大湖區「銹帶」之背叛
希拉莉在美國大選落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民主黨的「防火牆」五大湖區周邊州份被攻破。特朗普勝出傳統「藍州」威斯康星、密歇根（密歇根州的官方數字是還在點票中，但一般媒體的數字已假定特朗普勝出），還有關鍵搖擺州賓夕法尼亞與俄亥俄，在湖區另一大州明尼蘇達也幾乎勝出。有民主黨支持者不服，提出「共和黨黑客影響湖區電子投票論」，要求重點選票，但此舉形同輸打贏要，只反映他們還在逃避現實。
那究竟五大湖區發生了什麼事？
在過去數屆選舉中，密歇根、威斯康星等都是民主黨佔上風，集中了大批傳統工業重鎮，工會組織發達，而民主黨一直與工會保持良好關係，樁腳十分穩固。其實今年這些樁腳也沒有失靈，根據票站調查，被希拉莉團隊親身接觸過的選民，遠較被特朗普陣營接觸過的多。問題是希拉莉花了大量時間在俄亥俄、佛羅里達、北卡羅來納等搖擺州份宣傳，卻根本沒有親赴威斯康星競選；對密歇根，也是在大選前一個周五，才匆匆到底特律稍作停留。
大量製造業崗位流失
「銹帶」（Rust Belt）之所以「染紅」，因為經濟、社會結構已發生顯著變化。以威斯康星為例，當地曾是美國製造業聚集區，美國勞工部統計數字顯示1994年至2016年間，製造業工作崗位淨損失高達5.5萬多個，製造業提供就業的比例從26.6%下降至19.3%。這段時期，正好是美國與墨西哥等訂立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推行自由貿易的過程。另據美國智庫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調查，1994年至2010年間，威斯康星有1.45萬個工作崗位，因為與墨西哥的貿易而消失或轉移。
密歇根自上世紀末至今，也有大量製造業崗位流失。以密歇根東南部工業城市Flint 為例，通用公司在1980年代僱傭了超過80000員工，今天僅有7200；曾經僱用28000工人的通用Buick City工廠，更在1999年被關閉。這一方面是因為 NAFTA 的簽署，讓生產線向墨西哥遷移；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機械自動化，令公司的僱傭規模顯著下降。通用公司目前以5000員工管理的自動化生產線，就可以與1960年代25000名員工的工廠產量看齊。與此同時，這些州份人口老化加速、居民教育程度下降，年輕群體紛紛到芝加哥等大都會發展，都令民主黨的優勢逆轉。而且就是在年輕人當中，希拉里的優勢也不多：在威斯康辛，她在30歲以下選民的優勢只有4%，上屆奧巴馬卻有23%。
反觀特朗普，早就鎖定大湖區為致勝關鍵，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在當地主打的口號就是「反對 NAFTA」、「奪回就業崗位」，完全呼應了藍領工人對貿易自由化、全球化的反感。在威斯康辛，特朗普在藍領白人群體中，優勢比希拉里高達28%，上屆羅姆尼只有8%；在農村選民中，優勢更達29%，超過過去數十年任何共和黨候選人的戰績。另一個有趣數據是，有高達21%選民表示「反感特朗普」，但仍選他，充份反映當地人的求變心態：相比特朗普的「change」，希拉里只是現狀的延續。問題是：四年後，又如何？假如特朗普也製造不了奇蹟，那代表甚麼？
小詞典：銹帶（Rust Belt）
美國東北部五大湖區附近州份，大概從紐約州、賓州繞五大湖區往西，延伸至威斯康辛，傳統是民主黨根據地。這一帶是美國傳統製造業重鎮，然而隨著20世紀末，美國簽署 NAFTA、WTO 等貿易協定，展開自由貿易，加上工業生產大規模自動化，製造業急劇萎縮，引發經濟下滑、人口流失，和逆城市化現象。
那究竟五大湖區發生了什麼事？
在過去數屆選舉中，密歇根、威斯康星等都是民主黨佔上風，集中了大批傳統工業重鎮，工會組織發達，而民主黨一直與工會保持良好關係，樁腳十分穩固。其實今年這些樁腳也沒有失靈，根據票站調查，被希拉莉團隊親身接觸過的選民，遠較被特朗普陣營接觸過的多。問題是希拉莉花了大量時間在俄亥俄、佛羅里達、北卡羅來納等搖擺州份宣傳，卻根本沒有親赴威斯康星競選；對密歇根，也是在大選前一個周五，才匆匆到底特律稍作停留。
大量製造業崗位流失
「銹帶」（Rust Belt）之所以「染紅」，因為經濟、社會結構已發生顯著變化。以威斯康星為例，當地曾是美國製造業聚集區，美國勞工部統計數字顯示1994年至2016年間，製造業工作崗位淨損失高達5.5萬多個，製造業提供就業的比例從26.6%下降至19.3%。這段時期，正好是美國與墨西哥等訂立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推行自由貿易的過程。另據美國智庫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調查，1994年至2010年間，威斯康星有1.45萬個工作崗位，因為與墨西哥的貿易而消失或轉移。
密歇根自上世紀末至今，也有大量製造業崗位流失。以密歇根東南部工業城市Flint 為例，通用公司在1980年代僱傭了超過80000員工，今天僅有7200；曾經僱用28000工人的通用Buick City工廠，更在1999年被關閉。這一方面是因為 NAFTA 的簽署，讓生產線向墨西哥遷移；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機械自動化，令公司的僱傭規模顯著下降。通用公司目前以5000員工管理的自動化生產線，就可以與1960年代25000名員工的工廠產量看齊。與此同時，這些州份人口老化加速、居民教育程度下降，年輕群體紛紛到芝加哥等大都會發展，都令民主黨的優勢逆轉。而且就是在年輕人當中，希拉里的優勢也不多：在威斯康辛，她在30歲以下選民的優勢只有4%，上屆奧巴馬卻有23%。
反觀特朗普，早就鎖定大湖區為致勝關鍵，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在當地主打的口號就是「反對 NAFTA」、「奪回就業崗位」，完全呼應了藍領工人對貿易自由化、全球化的反感。在威斯康辛，特朗普在藍領白人群體中，優勢比希拉里高達28%，上屆羅姆尼只有8%；在農村選民中，優勢更達29%，超過過去數十年任何共和黨候選人的戰績。另一個有趣數據是，有高達21%選民表示「反感特朗普」，但仍選他，充份反映當地人的求變心態：相比特朗普的「change」，希拉里只是現狀的延續。問題是：四年後，又如何？假如特朗普也製造不了奇蹟，那代表甚麼？
小詞典：銹帶（Rust Belt）
美國東北部五大湖區附近州份，大概從紐約州、賓州繞五大湖區往西，延伸至威斯康辛，傳統是民主黨根據地。這一帶是美國傳統製造業重鎮，然而隨著20世紀末，美國簽署 NAFTA、WTO 等貿易協定，展開自由貿易，加上工業生產大規模自動化，製造業急劇萎縮，引發經濟下滑、人口流失，和逆城市化現象。
2016年11月24日星期四
美國大選後第三黨會主流化嗎?
美國大選期間，各界關注都集中在特朗普與希拉莉兩人身上，其實這次那些第三黨、獨立候選人的表現，也很值得一提，特別是自由意志黨候選人約翰遜（Gary Johnson）、綠黨候選人斯坦（Jill Stein）和獨立候選人麥克馬林（Evan McMullin）3人。從全國數據看，所有獨立於民主、共和兩黨的候選人總共拿得到4.9%選票，其中約翰遜贏得3%，斯坦亦得到1%，麥克馬林則在自己主打的猶他州得票約有21%。與2012年大選的總得票1.7%、2008年的1.4%相比，今年是翻兩番。
這些實力平平的候選人得到若干選票，直接原因自然是不少人對兩黨候選人都不滿，加上兩黨初選期間都嚴重分裂，令不少選民都不甘投給主流候選人。麥克馬林的參選目標更實際：只期望贏下一州的選舉人票，從而阻止希拉莉或特朗普的選舉人票超過270張，令大選結果由眾議院表決。在目前「勝者全得」制度下，這些目標近乎唐吉訶德式狂想，但第三黨展現出來的潛能，已經被重新注視，因為他們雖然難以勝出，卻可能影響勢均力敵的候選人。
在2000年大選中，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在佛羅里達州僅僅比對手戈爾（Al Gore）多得537票，當時就有分析指出，若非綠黨候選人納德奪得若干左傾選票，戈爾已經是總統，美國歷史已經改寫。在今次大選，在特朗普奠定勝局的關鍵州份之一的密歇根州，第三黨、獨立候選人共贏得24萬選票，遠高出特朗普比希拉莉勝出的12000票，類似數字在特朗普險勝的威斯康星、佛羅里達等關鍵州份也同樣出現。雖然不能說希拉莉一定是受害人（自由意志黨的理念就更接近共和黨），但如果這些選民願意「策略投票」，起碼理論上，倒真的可以左右大局。
當然，理論歸理論，現實自然沒有那麼簡單。《衛報》在分析第三黨、獨立候選人對今次大選的影響時指出，如果他們的數量減少，想投票給他們的群體，可能只會集中其中一人，對希拉里、特朗普的選情幾乎沒有影響。如果沒有第三黨、獨立候選人，他們的支持者也可能乾脆不投票。假如這些選民選擇「另類」是為了對主流不滿，二選一可能更傾向「非主流」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才是「受害人」，希拉里應該輸得心服口服。
說了那麼多，那不是說明第三黨、獨立候選人還是不成氣候嗎？其實不是的。剛好相反，特朗普本身，其實才是貨真價實的獨立候選人。他長期遊走兩黨之間，立場與傳統共和黨大相逕庭，競選手法和班子，也和共和黨機器劃清界線。只是他知道名正言順的獨立候選人難以當選，1992年富商佩羅特得到19%全國選票，已是奇蹟的極限，所以選擇「騎劫」共和黨平台而已。他當選後的共和黨，究竟會否繼續是一個「黨」，已大是疑問。特朗普不斷帶來黨外非建制業餘政客衝擊黨內建制，影響所及，足以顛覆共和黨部份根本。
假如下屆共和黨主流派絕地反擊，居然不支持特朗普連任，而又出現魅力型代表，特朗普像昔日老羅斯福總統自建新黨，亦有可能。那特朗普是否應該在任內，更積極思考改變兩黨格局的可能性？其實美國也有緬因州、內布拉斯卡州不採勝者全得制，假如被其他州效法，「勝者全得」制受衝擊，第三黨的生存空間也會大增。再者，這次Gary Johnson假如能參加全國辯論，得票肯定倍增，而他不能參加的原因，在於未達到選舉委員會訂下的「在三個全國民調超過15%支持率」的門檻。但這樣的條件實在十分人為，Johnson其實也一度衝過關卡，要是集中力量鼓吹修例，也可能成為社會運動。這類建議提了多年，能否付諸實行，說到底，還看有沒有推手。特朗普像嗎？
小詞典：Evan McMullin
美國無黨派人士，前中情局參謀，曾任眾議院外交事務顧問、眾議院共和黨首席政策總監。他在今年8月宣佈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與大選，號召選民讓他「使美國更好」，明顯針對共和黨特朗普而來。他在家鄉猶他州的選戰成果最突出，贏得約21%選票，雖然不夠贏下選舉人票，但表現已超出普遍期望。
這些實力平平的候選人得到若干選票，直接原因自然是不少人對兩黨候選人都不滿，加上兩黨初選期間都嚴重分裂，令不少選民都不甘投給主流候選人。麥克馬林的參選目標更實際：只期望贏下一州的選舉人票，從而阻止希拉莉或特朗普的選舉人票超過270張，令大選結果由眾議院表決。在目前「勝者全得」制度下，這些目標近乎唐吉訶德式狂想，但第三黨展現出來的潛能，已經被重新注視，因為他們雖然難以勝出，卻可能影響勢均力敵的候選人。
在2000年大選中，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在佛羅里達州僅僅比對手戈爾（Al Gore）多得537票，當時就有分析指出，若非綠黨候選人納德奪得若干左傾選票，戈爾已經是總統，美國歷史已經改寫。在今次大選，在特朗普奠定勝局的關鍵州份之一的密歇根州，第三黨、獨立候選人共贏得24萬選票，遠高出特朗普比希拉莉勝出的12000票，類似數字在特朗普險勝的威斯康星、佛羅里達等關鍵州份也同樣出現。雖然不能說希拉莉一定是受害人（自由意志黨的理念就更接近共和黨），但如果這些選民願意「策略投票」，起碼理論上，倒真的可以左右大局。
當然，理論歸理論，現實自然沒有那麼簡單。《衛報》在分析第三黨、獨立候選人對今次大選的影響時指出，如果他們的數量減少，想投票給他們的群體，可能只會集中其中一人，對希拉里、特朗普的選情幾乎沒有影響。如果沒有第三黨、獨立候選人，他們的支持者也可能乾脆不投票。假如這些選民選擇「另類」是為了對主流不滿，二選一可能更傾向「非主流」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才是「受害人」，希拉里應該輸得心服口服。
說了那麼多，那不是說明第三黨、獨立候選人還是不成氣候嗎？其實不是的。剛好相反，特朗普本身，其實才是貨真價實的獨立候選人。他長期遊走兩黨之間，立場與傳統共和黨大相逕庭，競選手法和班子，也和共和黨機器劃清界線。只是他知道名正言順的獨立候選人難以當選，1992年富商佩羅特得到19%全國選票，已是奇蹟的極限，所以選擇「騎劫」共和黨平台而已。他當選後的共和黨，究竟會否繼續是一個「黨」，已大是疑問。特朗普不斷帶來黨外非建制業餘政客衝擊黨內建制，影響所及，足以顛覆共和黨部份根本。
假如下屆共和黨主流派絕地反擊，居然不支持特朗普連任，而又出現魅力型代表，特朗普像昔日老羅斯福總統自建新黨，亦有可能。那特朗普是否應該在任內，更積極思考改變兩黨格局的可能性？其實美國也有緬因州、內布拉斯卡州不採勝者全得制，假如被其他州效法，「勝者全得」制受衝擊，第三黨的生存空間也會大增。再者，這次Gary Johnson假如能參加全國辯論，得票肯定倍增，而他不能參加的原因，在於未達到選舉委員會訂下的「在三個全國民調超過15%支持率」的門檻。但這樣的條件實在十分人為，Johnson其實也一度衝過關卡，要是集中力量鼓吹修例，也可能成為社會運動。這類建議提了多年，能否付諸實行，說到底，還看有沒有推手。特朗普像嗎？
小詞典：Evan McMullin
美國無黨派人士，前中情局參謀，曾任眾議院外交事務顧問、眾議院共和黨首席政策總監。他在今年8月宣佈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與大選，號召選民讓他「使美國更好」，明顯針對共和黨特朗普而來。他在家鄉猶他州的選戰成果最突出，贏得約21%選票，雖然不夠贏下選舉人票，但表現已超出普遍期望。
2016年11月18日星期五
美國大選，對香港有啟示嗎?
美國大選全球矚目，在香港也激起一時震盪，但數天後便見怪不怪。那這場選舉對香港又有何啟示？從身邊朋友的反應看，最明顯的震撼來自下列各項：
- 首先，正如我們再三提及，選舉結果明顯給「政治正確」一記響亮的耳光，「反政治正確」的潮流從歐洲席捲至美國之餘，也是席捲全球。各地民眾對「政治正確」的反感並非一朝一夕，而是久已有之，只是此前從未有人敢於高調駁斥極端政治正確的話語，沒有主流媒體報道，也不為精英階層重視。
當財大氣粗的特朗普大聲疾呼，經過兩年全國宣傳，精英的虛偽話語便給表露無遺。精英主義與反精英主義的博弈，不可能不來臨香港；「香港特朗普」也不可能不存在。
- 我們曾談及的「後真相政治」，特朗普可謂代言人，就算是其支持者也心知肚明。然而「後真相政治」的要義在於人們並不關心事實真偽，而看重表達、姿態。在今天香港社會諸多議題討論上，尤其是在網絡平台，觀點和證據之間何者影響力更大，有目共睹，未來施政者、從政者要影響民意，靠的是什麼，也不難想像。
- 新媒體是這次大選的大贏家，特朗普遭兩黨主流媒體圍剿，卻靠互聯網反制，甚至取代了傳統政黨政治的樁腳，這是政治學的一大突破。新媒體讓無數曾被視為「原子化」的選民圍繞在特朗普周圍，最終把網絡點讚、轉發，轉化成選票。類似的模式在香港不會完全複製，因為基本上不存在變天的可能性，但被當權派快速學習使用的可能性卻要更高。
- 在整個總統選舉過程中，眾多傳統精英、媒體和學者們均異口同聲相信希拉莉佔優，與特朗普的支持者幾乎活在平行時空，這是典型的「回音室效應」。香港同樣是社交網絡高度密集使用的地方，平日對諸多社會問題的討論，正陷入一個個割裂的圈子，圈內人與圈外人的世界迥異，互不相聞，要期望「大和解」，恐怕事與願違。
- 特朗普當選，標誌本土主義一類思潮在美國有相當勢力之餘，那些支持特朗普的原因，其實全球通用：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不見提高、社群獨特性被外來移民沖淡，而把一切歸因全球化、自由貿易、人口流動。香港就是沒有回歸，這一波思潮也肯定出現，但今天則更把矛頭指向中國內地。假如這是全球潮流，恐怕還是剛剛開始。
以上種種還是間接的啟示，但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是，即將入主白宮的特朗普，會採取何種對港政策？又或是究竟在他心中，有沒有「香港」這回事？縱觀其參選至今的演講與政綱，「香港」鮮有出現，特朗普也明顯對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不太感興趣，若連台灣也不會是他的首要關注點之一，香港恐怕更等而下之。當然，他公佈委任被視為「親台」的普里伯斯（Reince Priebus）為白宮幕僚長，令台灣朝野鬆一口氣，但觀乎特朗普互相制衡、不斷搬龍門的管理作風，要期望把台灣利益放在優先考慮，始終不設實際。
至於，去年美國國務院一度在國會議員要求下，重啟年度「香港政策法報告」，並對香港普選問題、銅鑼灣書局事件等表示關注，也刺激了北京神經。但這類動作的主導權在於國會，唯有議題對議員的連任有幫助，才會被提出，美國朝野對此心照不宣。最新消息是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提出法案，制裁破壞香港自由的京港官員，這不代表美國真的關注香港，卻反映「香港問題」足以協助美國政客曝光，換言之北京越不希望見到，才越會出現。這說明甚麼？北京對港政策越來越強硬，理論基礎正是美國重返亞太，假如特朗普不搞「重返亞太」，北京會否相應軟化？根據邏輯，自然會；但根據中國邏輯，假如還這樣想，就是太天真了。
小詞典：「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
指在網絡進行溝通時，一般人都選擇與自己觀點相同的圈子進行對話、進一步鞏固自己已有的立場，而對截然不同的主張充耳不聞。這一傾向本是人之常情，但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的推薦算法，對這效應大力推波助瀾，社會進一步分化乃其副作用，且已積習難返。
- 首先，正如我們再三提及，選舉結果明顯給「政治正確」一記響亮的耳光，「反政治正確」的潮流從歐洲席捲至美國之餘，也是席捲全球。各地民眾對「政治正確」的反感並非一朝一夕，而是久已有之，只是此前從未有人敢於高調駁斥極端政治正確的話語，沒有主流媒體報道，也不為精英階層重視。
當財大氣粗的特朗普大聲疾呼，經過兩年全國宣傳，精英的虛偽話語便給表露無遺。精英主義與反精英主義的博弈，不可能不來臨香港；「香港特朗普」也不可能不存在。
- 我們曾談及的「後真相政治」，特朗普可謂代言人，就算是其支持者也心知肚明。然而「後真相政治」的要義在於人們並不關心事實真偽，而看重表達、姿態。在今天香港社會諸多議題討論上，尤其是在網絡平台，觀點和證據之間何者影響力更大，有目共睹，未來施政者、從政者要影響民意，靠的是什麼，也不難想像。
- 新媒體是這次大選的大贏家，特朗普遭兩黨主流媒體圍剿，卻靠互聯網反制，甚至取代了傳統政黨政治的樁腳，這是政治學的一大突破。新媒體讓無數曾被視為「原子化」的選民圍繞在特朗普周圍，最終把網絡點讚、轉發，轉化成選票。類似的模式在香港不會完全複製，因為基本上不存在變天的可能性，但被當權派快速學習使用的可能性卻要更高。
- 在整個總統選舉過程中，眾多傳統精英、媒體和學者們均異口同聲相信希拉莉佔優，與特朗普的支持者幾乎活在平行時空，這是典型的「回音室效應」。香港同樣是社交網絡高度密集使用的地方，平日對諸多社會問題的討論，正陷入一個個割裂的圈子，圈內人與圈外人的世界迥異，互不相聞，要期望「大和解」，恐怕事與願違。
- 特朗普當選，標誌本土主義一類思潮在美國有相當勢力之餘，那些支持特朗普的原因，其實全球通用：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不見提高、社群獨特性被外來移民沖淡，而把一切歸因全球化、自由貿易、人口流動。香港就是沒有回歸，這一波思潮也肯定出現，但今天則更把矛頭指向中國內地。假如這是全球潮流，恐怕還是剛剛開始。
以上種種還是間接的啟示，但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是，即將入主白宮的特朗普，會採取何種對港政策？又或是究竟在他心中，有沒有「香港」這回事？縱觀其參選至今的演講與政綱，「香港」鮮有出現，特朗普也明顯對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不太感興趣，若連台灣也不會是他的首要關注點之一，香港恐怕更等而下之。當然，他公佈委任被視為「親台」的普里伯斯（Reince Priebus）為白宮幕僚長，令台灣朝野鬆一口氣，但觀乎特朗普互相制衡、不斷搬龍門的管理作風，要期望把台灣利益放在優先考慮，始終不設實際。
至於，去年美國國務院一度在國會議員要求下，重啟年度「香港政策法報告」，並對香港普選問題、銅鑼灣書局事件等表示關注，也刺激了北京神經。但這類動作的主導權在於國會，唯有議題對議員的連任有幫助，才會被提出，美國朝野對此心照不宣。最新消息是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提出法案，制裁破壞香港自由的京港官員，這不代表美國真的關注香港，卻反映「香港問題」足以協助美國政客曝光，換言之北京越不希望見到，才越會出現。這說明甚麼？北京對港政策越來越強硬，理論基礎正是美國重返亞太，假如特朗普不搞「重返亞太」，北京會否相應軟化？根據邏輯，自然會；但根據中國邏輯，假如還這樣想，就是太天真了。
小詞典：「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
指在網絡進行溝通時，一般人都選擇與自己觀點相同的圈子進行對話、進一步鞏固自己已有的立場，而對截然不同的主張充耳不聞。這一傾向本是人之常情，但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的推薦算法，對這效應大力推波助瀾，社會進一步分化乃其副作用，且已積習難返。
2016年11月17日星期四
選舉過後：極端反精英主義的濫觴（下）
物極必反，「反精英主義」的抬頭，自然是對精英主義的反制。
其實，美國自建國伊始，就有反精英、民粹主義的傳統，美國憲法和選舉制度本身，就是精英主義vs反精英主義互相制衡、妥協的結果。但這一思潮到了極端，又會怎樣？結果恐怕與極端精英主義一樣，同樣令人悲觀。
對精英傾向「一棒打死」
首先，「治理」本身始終是一個專業性極強的領域，無論政治體制改革、經濟發展還是社會建設，每一項政策從制定、實踐到評估，都需要大量專業人士（亦即傳統精英）的貢獻。特朗普背後的民粹思潮，對精英傾向「一棒打死」，無疑對精英參與決策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無論法國大革命、還是文化大革命，極端的反精英思潮，均會造成大量過猶不及的社會悲劇。特朗普身為商人，理應是十分務實的人，不會容許國家鐘擺到那個極端；問題是，已經釋放的反精英主義思潮會不斷對他施加壓力，要是不加制約發展下去，始終會出現為了取悅群眾、而比特朗普更特朗普的新領袖。
當反精英主義在傳統公共空間邊緣化，在新媒體平台就會成為主流；然而後者以「用戶生成內容」為主要表達方式、「推薦算法」引導訊息，只會對「後真相時代」推波助瀾。
只注重觀點立場
極端反精英主義者在表達過程中，注重觀點立場、不在乎事實，這樣的公共輿論，往往會導致社會共識朝極端化、而非理性化發展，要彌補社會撕裂，幾不可能。可以說，當每一個人都使用Facebook接收公共資訊，看到其他立場的可能性愈來愈小，社會和諧也就愈來愈難。
從選舉結果看，這次大選的反精英主義大獲成功，但如果4年後，「變革者」特朗普的執政成效遠不能滿足今天民粹主義者的期望，那又當如何？
如果他們再一次失望，而發現在民主選舉制度，無論怎麼選，既得利益階層還是不能撼動，華爾街、矽谷霸權還是繼續指導白宮，各個政治、商業、外交小圈子依舊壟斷國家權力，特朗普陣營不過成了新既得利益者，那時候，又可以怎樣？最終結果，只能導致社會對基本價值取向、現行民主政治的信心全都動搖，美國將面臨社會制度理念的整體衰敗，影響遠比一時的極端思潮更嚴重。
須知在任何社會，都永遠有不同利益、不同立場，政黨不會幫助社會凝聚共識，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卻能飾演黏合社會的角色，也能中和精英Vs非精英之間的潛在矛盾。傳統精英的種種過份「離地」思想、反精英的種種過份激進主張，都會被自動邊緣化，成為一般人腦海中的天方夜譚，這也是建構主義者口中的「規範建構」（norms construction）。但在今日美國，這個黏合國家的階級正日漸衰落，社會呈現兩極化，但精英階層對價值觀的堅持，卻越發出現宗教性的執著，把「連那些也不覺得有問題」的群眾，動輒貶低為未受教化的野蠻人，並將其領袖妖魔化；而另一方對原來不可能想像的選項，例如改變民主制度、分離主義，也會慢慢不再感到禁忌，對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也傾向言必侮辱，同樣將其領袖妖魔化。換句話說，舊的規範已日漸崩潰，新規範卻未出現，這種混沌，就最危險。但願美國不會走到那一步，然而恐怕事與願違；而應該對此保持警惕的，又何止美國？
小詞典：反精英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根據美國政治經濟學家Thomas Sowell的論述，美國反精英、反智主義和民粹傳統，早在17世紀美洲殖民年代就已經萌生。當時第一代美國人受夠了歐洲精英階層的壓迫，方才追求獨立，美國憲法「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正是當時新大陸平民對所謂「受教育的精英」的挑戰。
其實，美國自建國伊始，就有反精英、民粹主義的傳統，美國憲法和選舉制度本身，就是精英主義vs反精英主義互相制衡、妥協的結果。但這一思潮到了極端，又會怎樣？結果恐怕與極端精英主義一樣，同樣令人悲觀。
對精英傾向「一棒打死」
首先，「治理」本身始終是一個專業性極強的領域，無論政治體制改革、經濟發展還是社會建設，每一項政策從制定、實踐到評估，都需要大量專業人士（亦即傳統精英）的貢獻。特朗普背後的民粹思潮，對精英傾向「一棒打死」，無疑對精英參與決策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無論法國大革命、還是文化大革命，極端的反精英思潮，均會造成大量過猶不及的社會悲劇。特朗普身為商人，理應是十分務實的人，不會容許國家鐘擺到那個極端；問題是，已經釋放的反精英主義思潮會不斷對他施加壓力，要是不加制約發展下去，始終會出現為了取悅群眾、而比特朗普更特朗普的新領袖。
當反精英主義在傳統公共空間邊緣化，在新媒體平台就會成為主流；然而後者以「用戶生成內容」為主要表達方式、「推薦算法」引導訊息，只會對「後真相時代」推波助瀾。
只注重觀點立場
極端反精英主義者在表達過程中，注重觀點立場、不在乎事實，這樣的公共輿論，往往會導致社會共識朝極端化、而非理性化發展，要彌補社會撕裂，幾不可能。可以說，當每一個人都使用Facebook接收公共資訊，看到其他立場的可能性愈來愈小，社會和諧也就愈來愈難。
從選舉結果看，這次大選的反精英主義大獲成功，但如果4年後，「變革者」特朗普的執政成效遠不能滿足今天民粹主義者的期望，那又當如何？
如果他們再一次失望，而發現在民主選舉制度，無論怎麼選，既得利益階層還是不能撼動，華爾街、矽谷霸權還是繼續指導白宮，各個政治、商業、外交小圈子依舊壟斷國家權力，特朗普陣營不過成了新既得利益者，那時候，又可以怎樣？最終結果，只能導致社會對基本價值取向、現行民主政治的信心全都動搖，美國將面臨社會制度理念的整體衰敗，影響遠比一時的極端思潮更嚴重。
須知在任何社會，都永遠有不同利益、不同立場，政黨不會幫助社會凝聚共識，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卻能飾演黏合社會的角色，也能中和精英Vs非精英之間的潛在矛盾。傳統精英的種種過份「離地」思想、反精英的種種過份激進主張，都會被自動邊緣化，成為一般人腦海中的天方夜譚，這也是建構主義者口中的「規範建構」（norms construction）。但在今日美國，這個黏合國家的階級正日漸衰落，社會呈現兩極化，但精英階層對價值觀的堅持，卻越發出現宗教性的執著，把「連那些也不覺得有問題」的群眾，動輒貶低為未受教化的野蠻人，並將其領袖妖魔化；而另一方對原來不可能想像的選項，例如改變民主制度、分離主義，也會慢慢不再感到禁忌，對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也傾向言必侮辱，同樣將其領袖妖魔化。換句話說，舊的規範已日漸崩潰，新規範卻未出現，這種混沌，就最危險。但願美國不會走到那一步，然而恐怕事與願違；而應該對此保持警惕的，又何止美國？
小詞典：反精英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根據美國政治經濟學家Thomas Sowell的論述，美國反精英、反智主義和民粹傳統，早在17世紀美洲殖民年代就已經萌生。當時第一代美國人受夠了歐洲精英階層的壓迫，方才追求獨立，美國憲法「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正是當時新大陸平民對所謂「受教育的精英」的挑戰。
2016年11月16日星期三
選舉過後：極端精英主義的濫觴（上）
這屆美國大選從過程到結果，顛覆了絕大部分主流媒體、政商精英、社科研究與政論人士的預測。不少報道指出，特朗普的勝利，是「民粹主義戰勝精英主義」。本欄早前分別就「全球民粹/反精英潮流」和「美國精英政治」作過論述，再對比選舉結果，我們恐怕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在世界各地，精英主義與反精英主義正分別趨向極端，我們的世界，究竟正進入一個什麼時代？令人不安。
從象徵角度而言，希拉莉自然是美國當代精英主義的標誌。她早年已是律政圈精英，八十年代被視為「全美最具影響力百位律師」之一，然後成為第一夫人、參議員、國務卿，內政、外交都有豐富經驗，又在各界高層人脈廣布。競選期間，以奧巴馬為代表的白宮團隊積極造勢，與討厭特朗普的共和黨大老暗通款曲。華爾街巨頭、矽谷才俊、荷里活及NBA巨星紛紛站台，《紐約時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等無限量支持，經濟、政治學者則聯署反對特朗普政綱，無不顯示出美國各界精英階層空前團結，暗合本欄提及米爾斯（C. Wright Mills）對美國精英政治的描述：畢竟精英們共享同樣的價值觀、理念，以及利益。
思維僵化 漠視常識
精英主義本身當然無問題，但假如趨於極端，卻物極必反，首先會忽略「在地」社會問題的嚴重性。奧巴馬8年執政過程中，美國總體經濟復甦和增長並不假，但各行業精英佔據了全球化經濟增長成果的絕大部分，中產階層實際收入停滯、下調，同時白人社群的身份認同在全球化衝擊下受到侵蝕，卻是更真。即使是月入頭1%的人，比起頭0.1%的人，也是兩種生活，而且生活充滿不可測性的壓力，這是任何正常太平盛世都不會出現的。換句話說，「精英」的代表性愈來愈低，但對政商學媒體育娛樂等跨界別的壟斷，卻愈來愈大。結果，這一系列中下層、甚至中上層的現實問題，頂級精英階層作為既得利益者很難接觸到，也沒有切身之痛。
當精英主義去到極端，思維也會僵化，往往漠視普通常識，而一切動輒以「結構性因素」理解。以今次大選政策爭議中最鮮明的就業問題為例，美國過去二十年來的傳統就業崗位（尤其是製造業）或因自由貿易、跨國生產而被「外包」，或因技術革命、自動化生產而消失。這在精英階層看來，不過是教科書式的「經濟發展和轉型階段」，一句就輕輕帶過，而那也是精英享受經濟增長的基礎。按照精英階層思維，這一趨勢不僅值得，而且「不可逆轉」，相應的政策制定，就一直朝向「經濟利益最優化」的方向前進，而把利益損失方拋在腦後。即使這是事實，轉型期的陣痛，其實足以摧毀一切，這卻被按下不表。
更重要的是，當精英主義控制了主流話語權，加上「政治正確」的大旗，心懷不滿的中產、白人社群無法在主流公共討論場域發聲，激起的反彈卻更大。首先不管政治不政治，一般人講話就是有人味，不可能每個字都咬文嚼字、問定義、講客觀，就像在社交媒體不可能每字經過多重驗證，卻不代表他們沒有思想。但在精英世界，任何思想都已被框條限制。例如對經濟政策的討論中，凡是質疑自由主義經濟立場的觀點，都被冠以「民族主義」；凡是討論少數族裔相關的社會問題，都被指「種族主義」。這直接導致受國內外社會經濟結構性衝擊最大的社群，在傳統公共討論集體失語，成為「被遺忘者」。而精英階層在政治正確遊戲中，卻越來越走火入魔，脫離現實，像以為特朗普作為花花公子十多年前的「侮辱女性」錄音會激起全國民憤，即可見一斑，而不知道、或裝作不知道普羅大眾的確是這樣說話。難道你一生人都沒有說過嗎？
小詞典：政治正確
目前公認將「政治正確」一詞以「反歧視」語義使用的第一人，當屬美國新左翼社會運動家Toni Cade Bambara。她在《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一書中，批評男性自認為比女性更優越的觀念「政治不正確」，開啟了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將「政治正確」視為必要的先聲。
從象徵角度而言，希拉莉自然是美國當代精英主義的標誌。她早年已是律政圈精英，八十年代被視為「全美最具影響力百位律師」之一，然後成為第一夫人、參議員、國務卿，內政、外交都有豐富經驗，又在各界高層人脈廣布。競選期間，以奧巴馬為代表的白宮團隊積極造勢，與討厭特朗普的共和黨大老暗通款曲。華爾街巨頭、矽谷才俊、荷里活及NBA巨星紛紛站台，《紐約時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等無限量支持，經濟、政治學者則聯署反對特朗普政綱，無不顯示出美國各界精英階層空前團結，暗合本欄提及米爾斯（C. Wright Mills）對美國精英政治的描述：畢竟精英們共享同樣的價值觀、理念，以及利益。
思維僵化 漠視常識
精英主義本身當然無問題，但假如趨於極端，卻物極必反，首先會忽略「在地」社會問題的嚴重性。奧巴馬8年執政過程中，美國總體經濟復甦和增長並不假，但各行業精英佔據了全球化經濟增長成果的絕大部分，中產階層實際收入停滯、下調，同時白人社群的身份認同在全球化衝擊下受到侵蝕，卻是更真。即使是月入頭1%的人，比起頭0.1%的人，也是兩種生活，而且生活充滿不可測性的壓力，這是任何正常太平盛世都不會出現的。換句話說，「精英」的代表性愈來愈低，但對政商學媒體育娛樂等跨界別的壟斷，卻愈來愈大。結果，這一系列中下層、甚至中上層的現實問題，頂級精英階層作為既得利益者很難接觸到，也沒有切身之痛。
當精英主義去到極端，思維也會僵化，往往漠視普通常識，而一切動輒以「結構性因素」理解。以今次大選政策爭議中最鮮明的就業問題為例，美國過去二十年來的傳統就業崗位（尤其是製造業）或因自由貿易、跨國生產而被「外包」，或因技術革命、自動化生產而消失。這在精英階層看來，不過是教科書式的「經濟發展和轉型階段」，一句就輕輕帶過，而那也是精英享受經濟增長的基礎。按照精英階層思維，這一趨勢不僅值得，而且「不可逆轉」，相應的政策制定，就一直朝向「經濟利益最優化」的方向前進，而把利益損失方拋在腦後。即使這是事實，轉型期的陣痛，其實足以摧毀一切，這卻被按下不表。
更重要的是，當精英主義控制了主流話語權，加上「政治正確」的大旗，心懷不滿的中產、白人社群無法在主流公共討論場域發聲，激起的反彈卻更大。首先不管政治不政治，一般人講話就是有人味，不可能每個字都咬文嚼字、問定義、講客觀，就像在社交媒體不可能每字經過多重驗證，卻不代表他們沒有思想。但在精英世界，任何思想都已被框條限制。例如對經濟政策的討論中，凡是質疑自由主義經濟立場的觀點，都被冠以「民族主義」；凡是討論少數族裔相關的社會問題，都被指「種族主義」。這直接導致受國內外社會經濟結構性衝擊最大的社群，在傳統公共討論集體失語，成為「被遺忘者」。而精英階層在政治正確遊戲中，卻越來越走火入魔，脫離現實，像以為特朗普作為花花公子十多年前的「侮辱女性」錄音會激起全國民憤，即可見一斑，而不知道、或裝作不知道普羅大眾的確是這樣說話。難道你一生人都沒有說過嗎？
小詞典：政治正確
目前公認將「政治正確」一詞以「反歧視」語義使用的第一人，當屬美國新左翼社會運動家Toni Cade Bambara。她在《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一書中，批評男性自認為比女性更優越的觀念「政治不正確」，開啟了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將「政治正確」視為必要的先聲。
2016年11月15日星期二
美國大分裂
不少人對美國大選的結果感到驚訝，然而在學術角度，誰當選的重要性還是次要的，就算當選的不是特朗普，而有一半美國人支持他，這說明美國的大分裂已相當明顯。分裂並非僅限於希拉莉vs特朗普的對立，而是美國社會價值觀的撕裂 ──「a nation divided」。這些觀察，可由上月底美國智庫PRRI的問卷調查佐證。
該調查的研究對象，是美國各階層對各類社會議題的價值取向分布。報告顯示種族、階層和受教育程度的差異，讓美國人在幾乎每一個社會經濟議題上，民意都嚴重分裂。
根據民調，56%的白人認為，今天美國社會總體較上世紀五十年代更糟糕，60%左右的拉美裔、非裔美國人則持相反意見。在白人群體中，56%受教育人士認為，美國正積極向前發展，65%工人階層則持悲觀態度。
本欄曾專門述及的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s）是對未來最悲觀的人群，其中74%認為美國社會正每況愈下。具體到領導力問題，46%認為目前急需威權領袖「拯救」美國，52%表示反對。對政治正確，57%人嗤之以鼻，認可的也還有39%。在政黨認同這問題上，多達61%美國人表示「民主共和兩黨都不能代表自己」，這在1990年只有48%。
建制派被視長期「離地」
分裂的美國，乃新總統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造成分裂的深層次原因有很多，但不能否認的是，民粹主義、種族政治、階級矛盾等因素發揮着最主要作用。
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政客，始終將自由貿易協定、外來移民與華爾街金融精英作為「稻草人」攻訐，令這些稻草人迅速成為民眾發洩不滿情緒、互相團結的工具。結果數以百萬計、過往「討厭政治」的美國人在民粹口號鼓動下，積極投票，哪怕他們所擁護的候選人與自己傾向的主流政黨主流派互不賣賬。特朗普、桑德斯等在競選過程中，動員出了一批「民粹票倉」，這會對今後兩黨的職業政客帶來什麼啟示，不言而喻。
至於種族、身份政治，會是更大的陰影。如本欄前述，在競選過程中，各方將種族、身份認同「符號化」處理，用以進行政治動員，打開了社會禁忌，已經不能回頭。希拉里的民主黨其實也是大打少數族裔牌，但礙於政治正確，對白人群體日益削弱的身份認同緘口不提。當特朗普指責「墨西哥裔移民都是強姦犯」、提出「應遣返穆斯林移民」等口號時，不止失意白人受落，甚至連認為自己利益受非裔、拉美裔影響的亞裔都頗為認同，這是民主黨此料不及的。凡此種種，一旦成為美國政治話語的固定模式，將導致嚴肅政策討論難以進行，極端思潮取而代之。種族、身份政治絕非共和黨或民主黨專屬，而是可被任何群體利用。這樣的社會對立，無論哪一黨佔據國會、主掌白宮，都難以駕馭。階級、族群、乃至性別，都成了分化，怎可能選後復原？
回顧美國政治發展的歷史，我們自不能忽略其自我調適能力，通常觀點、利益迥異的各方，都能通過一套共同認可的遊戲規則博弈。問題是，今次大選在美國政治史上的特殊性，並非遊戲規則被改寫，而在於博弈內容被重構：「左右之爭」已被「精英Vs群眾」取代。共和黨建制派與民主黨建制派各自代表的商界、專業領域精英們，或許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著不同的願景，但他們都被群眾視為長期「離地」，讓廣大美國人的意見與利益被遺忘。大選結束了，但真正的美國大變革，恐怕才剛剛開始。
小詞典：美國民粹主義（American Populism）
今天美國民粹政治的由來，如社會人口結構變化、全球化的衝擊、後工業時代的高收入陷阱、信息時代的觀點極端化等等，本欄都早有述及。民粹主義本身，並非美國政治的新鮮事，但在這次總統大選的兩黨初選階段，桑德斯與特朗普的崛起，都預示著「跨黨派民粹政治」在今日美國，如日中天。
該調查的研究對象，是美國各階層對各類社會議題的價值取向分布。報告顯示種族、階層和受教育程度的差異，讓美國人在幾乎每一個社會經濟議題上，民意都嚴重分裂。
根據民調，56%的白人認為，今天美國社會總體較上世紀五十年代更糟糕，60%左右的拉美裔、非裔美國人則持相反意見。在白人群體中，56%受教育人士認為，美國正積極向前發展，65%工人階層則持悲觀態度。
本欄曾專門述及的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s）是對未來最悲觀的人群，其中74%認為美國社會正每況愈下。具體到領導力問題，46%認為目前急需威權領袖「拯救」美國，52%表示反對。對政治正確，57%人嗤之以鼻，認可的也還有39%。在政黨認同這問題上，多達61%美國人表示「民主共和兩黨都不能代表自己」，這在1990年只有48%。
建制派被視長期「離地」
分裂的美國，乃新總統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造成分裂的深層次原因有很多，但不能否認的是，民粹主義、種族政治、階級矛盾等因素發揮着最主要作用。
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政客，始終將自由貿易協定、外來移民與華爾街金融精英作為「稻草人」攻訐，令這些稻草人迅速成為民眾發洩不滿情緒、互相團結的工具。結果數以百萬計、過往「討厭政治」的美國人在民粹口號鼓動下，積極投票，哪怕他們所擁護的候選人與自己傾向的主流政黨主流派互不賣賬。特朗普、桑德斯等在競選過程中，動員出了一批「民粹票倉」，這會對今後兩黨的職業政客帶來什麼啟示，不言而喻。
至於種族、身份政治，會是更大的陰影。如本欄前述，在競選過程中，各方將種族、身份認同「符號化」處理，用以進行政治動員，打開了社會禁忌，已經不能回頭。希拉里的民主黨其實也是大打少數族裔牌，但礙於政治正確，對白人群體日益削弱的身份認同緘口不提。當特朗普指責「墨西哥裔移民都是強姦犯」、提出「應遣返穆斯林移民」等口號時，不止失意白人受落，甚至連認為自己利益受非裔、拉美裔影響的亞裔都頗為認同，這是民主黨此料不及的。凡此種種，一旦成為美國政治話語的固定模式，將導致嚴肅政策討論難以進行，極端思潮取而代之。種族、身份政治絕非共和黨或民主黨專屬，而是可被任何群體利用。這樣的社會對立，無論哪一黨佔據國會、主掌白宮，都難以駕馭。階級、族群、乃至性別，都成了分化，怎可能選後復原？
回顧美國政治發展的歷史，我們自不能忽略其自我調適能力，通常觀點、利益迥異的各方，都能通過一套共同認可的遊戲規則博弈。問題是，今次大選在美國政治史上的特殊性，並非遊戲規則被改寫，而在於博弈內容被重構：「左右之爭」已被「精英Vs群眾」取代。共和黨建制派與民主黨建制派各自代表的商界、專業領域精英們，或許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著不同的願景，但他們都被群眾視為長期「離地」，讓廣大美國人的意見與利益被遺忘。大選結束了，但真正的美國大變革，恐怕才剛剛開始。
小詞典：美國民粹主義（American Populism）
今天美國民粹政治的由來，如社會人口結構變化、全球化的衝擊、後工業時代的高收入陷阱、信息時代的觀點極端化等等，本欄都早有述及。民粹主義本身，並非美國政治的新鮮事，但在這次總統大選的兩黨初選階段，桑德斯與特朗普的崛起，都預示著「跨黨派民粹政治」在今日美國，如日中天。
2016年11月14日星期一
美國民調黑天鵝：哪裏出了錯?
美國大選結果出爐後，最受打擊的自然是希拉莉、民主黨、傳統精英們，同時還有各大民調和預測機構。在大選過程中，以「data-driven」為招牌的民調/預測網站如RealClearPolitics（RCP）、FiveThirtyEight（538），以及包括《紐約時報》、CNN 等媒體公布的民調數據，一直是各方研判選情的主要訊息來源。根據 RCP 綜合各家民調數據分析，第三次辯論前後，希拉莉領先特朗普7%；直至選舉日前，仍領先3%。《紐約時報》等預測特朗普當選率僅為10%左右，對特朗普最樂觀的538網站，也僅為29%。
這些網站的預測究竟如何得來？基本上，都是以原始民調為基本數據，調查過程一般包括電話訪問、網絡調查，前者依然最被傳統媒體依賴。民調機構通常通過隨機抽樣，選擇電話號碼，然後根據事前的一系列假設、樣本代表的不同群體進行「加權」，從而推測各群體的投票傾向。對於以「州數據」為基礎的預測，調查機構一般累積各州民調，再得出候選人的選舉人票得票率。與此同時，也有直接進行全國民調的機構，但因不能契合選舉人票制，一般只作參考。
總之，無論是哪種民調，最後都未能預計特朗普當選。按照RCP等分州累積的民調，在大選日早上，希拉莉預計穩得206張選舉人票，特朗普有164張，剩下168張則屬「搖擺州」。而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兩州民調，都顯示希拉莉勝出，誤差為4%；俄亥俄和威斯康星兩州特朗普的得票率比預計高出6%；北卡羅來納州則高出4.5%。
為政治正確拒講真話
目前美國民調業界仍處於震驚和反思階段，並未能作出確切解釋。不過有一個宏觀觀察可提供一些啟示：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社群在這次大選中，對特朗普的支持率似乎被嚴重低估了。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分析，「州大學以下教育水平的白人人口數佔該州人口總數比例」和「民調預測與實際投票結果之差異」兩者，呈現顯著的正面關連。換言之，教育程度低的白人社群佔總人數比例越高的州，越有「低估特朗普支持率」的傾向。
在這基礎上，我們可以首先假設，「不回應偏差」（non-response bias）可能導致特定人群在前期民調中「失語」。例如，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村社群，一直是民調機構難以大規模觸及的採訪對象，卻在今次大選中，被特朗普競選團隊作出針對性動員，投票積極性極高。他們在前期民調中發聲的比例，顯然低於實際投票比例，無論怎樣加權，都難以預測。更有甚者，主流媒體在大選初期，已經通過各家民調數據「唱衰」特朗普，部分反建制情緒濃厚的選民，可能天然對民調機構（及其背後的建制勢力）感到反感，直接在採訪中拒絕回應，例如聽見《紐約時報》就嗤之以鼻。這部分人，也是影響民調準確度的因素。
其次，所謂「布萊德利效應」也可能出現。今次大選前期，特朗普成為「政治不正確」的代名詞，被主流媒體評論狂轟濫炸，不少選民面對民調訪問時，可能礙於面子、或家庭朋友壓力，不透露自己支持特朗普，直至選舉當天，才用選票表明立場。這群選民被稱為「shy Trumper」。根據《紐約時報》選後民調，高達29％的拉美裔、亞裔選民選擇了特朗普，而且支持特朗普也不乏白人女性，與選前民調和輿論趨勢截然相反，可見「政治正確」的無形壓力，在選前對民調的影響力之大。
至於各民調機構對特定選民群體的投票率預設，也可能有誤。這一現象尤其反映在五大湖區州份、賓夕法尼亞、北卡羅來納州大城市等地。須知，民調機構在隨機樣本估計過程中，需判斷這一社群最後有多少人會真正投票，而這一標準，往往是根據往屆投票率、和一些其他因素主觀估測。按過往經驗，五大湖區的工業城市和賓州費城、匹茲堡等，都是民主黨傳統票倉，但今次民調可能高估了當地民主黨選民的投票慾望。對五大湖區工人而言，奧巴馬執政八年裏，他們的就業崗位受經濟全球化劇烈衝擊，心中本已不滿，即便不轉投特朗普，也沒有意願看希拉里「再來四年」。對賓州、北卡的大城市高知識人群，今次大選本身淪為人身攻擊場域，希拉里的「不誠實」形象，相信也打擊了他們的投票積極性。在上述地區，共和黨在郊區攻城略地，民主黨城市票源萎縮，此消彼長，造成了結構性轉變，這卻是前期民調無法測出的。
不過，最值得指出的還是，在RCP 於過去兩個月統計的所有民調數據中，其實有10次民調系統性地預計了特朗普有一些領先優勢，而其中9次，都來自《洛杉磯時報》。《洛杉磯時報》在反思民調結果時就指，這一原因，在於他們統計分析時，給「網絡民調」數據更多的加權。「shy Trumper」不願在電話中向採訪人員坦承自己支持特朗普，卻更可能在無需尷尬、無人監控的情況下，對互聯網調查中誠實表達。儘管大選前期網絡民調一直被各分析師、專家們視為不可靠，但對於這群深受「政治正確」之苦的人來說，網絡或正是他們表達真心的場合所在。然而，網絡輿情大量受灌水等因素影響，導致公信力缺乏，那也是全球學界公認的事實。如何進一步理順網絡民調的準確性，讓其在民調得到更高的權重，相信是民調工作者未來最逼切的思考。不過世界已進入全新時代，相信在可見將來，「民調黑天鵝」還是會不斷出現，這原來就是轉型期的常態。
小詞典：布萊德利效應（Bradley Effect）
這一效應源自1982年加州州長選舉，當時非裔候選人布萊德利（Tom Bradley）在民調大幅領先白人競選對手George Deukmejian，然而最終投票結果卻是後者勝出。當時民調人員總結指，不少受訪者礙於政治正確，不好意思承認自己不支持非裔候選者，然而最終在投票時，還是「遵循內心」，投給白人。
這些網站的預測究竟如何得來？基本上，都是以原始民調為基本數據，調查過程一般包括電話訪問、網絡調查，前者依然最被傳統媒體依賴。民調機構通常通過隨機抽樣，選擇電話號碼，然後根據事前的一系列假設、樣本代表的不同群體進行「加權」，從而推測各群體的投票傾向。對於以「州數據」為基礎的預測，調查機構一般累積各州民調，再得出候選人的選舉人票得票率。與此同時，也有直接進行全國民調的機構，但因不能契合選舉人票制，一般只作參考。
總之，無論是哪種民調，最後都未能預計特朗普當選。按照RCP等分州累積的民調，在大選日早上，希拉莉預計穩得206張選舉人票，特朗普有164張，剩下168張則屬「搖擺州」。而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兩州民調，都顯示希拉莉勝出，誤差為4%；俄亥俄和威斯康星兩州特朗普的得票率比預計高出6%；北卡羅來納州則高出4.5%。
為政治正確拒講真話
目前美國民調業界仍處於震驚和反思階段，並未能作出確切解釋。不過有一個宏觀觀察可提供一些啟示：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社群在這次大選中，對特朗普的支持率似乎被嚴重低估了。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分析，「州大學以下教育水平的白人人口數佔該州人口總數比例」和「民調預測與實際投票結果之差異」兩者，呈現顯著的正面關連。換言之，教育程度低的白人社群佔總人數比例越高的州，越有「低估特朗普支持率」的傾向。
在這基礎上，我們可以首先假設，「不回應偏差」（non-response bias）可能導致特定人群在前期民調中「失語」。例如，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村社群，一直是民調機構難以大規模觸及的採訪對象，卻在今次大選中，被特朗普競選團隊作出針對性動員，投票積極性極高。他們在前期民調中發聲的比例，顯然低於實際投票比例，無論怎樣加權，都難以預測。更有甚者，主流媒體在大選初期，已經通過各家民調數據「唱衰」特朗普，部分反建制情緒濃厚的選民，可能天然對民調機構（及其背後的建制勢力）感到反感，直接在採訪中拒絕回應，例如聽見《紐約時報》就嗤之以鼻。這部分人，也是影響民調準確度的因素。
其次，所謂「布萊德利效應」也可能出現。今次大選前期，特朗普成為「政治不正確」的代名詞，被主流媒體評論狂轟濫炸，不少選民面對民調訪問時，可能礙於面子、或家庭朋友壓力，不透露自己支持特朗普，直至選舉當天，才用選票表明立場。這群選民被稱為「shy Trumper」。根據《紐約時報》選後民調，高達29％的拉美裔、亞裔選民選擇了特朗普，而且支持特朗普也不乏白人女性，與選前民調和輿論趨勢截然相反，可見「政治正確」的無形壓力，在選前對民調的影響力之大。
至於各民調機構對特定選民群體的投票率預設，也可能有誤。這一現象尤其反映在五大湖區州份、賓夕法尼亞、北卡羅來納州大城市等地。須知，民調機構在隨機樣本估計過程中，需判斷這一社群最後有多少人會真正投票，而這一標準，往往是根據往屆投票率、和一些其他因素主觀估測。按過往經驗，五大湖區的工業城市和賓州費城、匹茲堡等，都是民主黨傳統票倉，但今次民調可能高估了當地民主黨選民的投票慾望。對五大湖區工人而言，奧巴馬執政八年裏，他們的就業崗位受經濟全球化劇烈衝擊，心中本已不滿，即便不轉投特朗普，也沒有意願看希拉里「再來四年」。對賓州、北卡的大城市高知識人群，今次大選本身淪為人身攻擊場域，希拉里的「不誠實」形象，相信也打擊了他們的投票積極性。在上述地區，共和黨在郊區攻城略地，民主黨城市票源萎縮，此消彼長，造成了結構性轉變，這卻是前期民調無法測出的。
不過，最值得指出的還是，在RCP 於過去兩個月統計的所有民調數據中，其實有10次民調系統性地預計了特朗普有一些領先優勢，而其中9次，都來自《洛杉磯時報》。《洛杉磯時報》在反思民調結果時就指，這一原因，在於他們統計分析時，給「網絡民調」數據更多的加權。「shy Trumper」不願在電話中向採訪人員坦承自己支持特朗普，卻更可能在無需尷尬、無人監控的情況下，對互聯網調查中誠實表達。儘管大選前期網絡民調一直被各分析師、專家們視為不可靠，但對於這群深受「政治正確」之苦的人來說，網絡或正是他們表達真心的場合所在。然而，網絡輿情大量受灌水等因素影響，導致公信力缺乏，那也是全球學界公認的事實。如何進一步理順網絡民調的準確性，讓其在民調得到更高的權重，相信是民調工作者未來最逼切的思考。不過世界已進入全新時代，相信在可見將來，「民調黑天鵝」還是會不斷出現，這原來就是轉型期的常態。
小詞典：布萊德利效應（Bradley Effect）
這一效應源自1982年加州州長選舉，當時非裔候選人布萊德利（Tom Bradley）在民調大幅領先白人競選對手George Deukmejian，然而最終投票結果卻是後者勝出。當時民調人員總結指，不少受訪者礙於政治正確，不好意思承認自己不支持非裔候選者，然而最終在投票時，還是「遵循內心」，投給白人。
2016年11月11日星期五
特朗普總統會成為列根嗎?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不少人至今未能接受，擔心他瘋瘋癲癲的形象會化為政策，令美國左搖右擺，失去大國地位；但也有學者認為應該相信美國制度，不認為任何總統可以為所欲為，國會就是來自同一政黨，黨內派系也足以制衡，不會有「三權合作」一類情況出現。
究竟哪個版本才貼近現實，還得看特朗普本人希望承擔什麼角色。最好的結局是，成為一個「新列根」。
列根的從政經驗雖然比「素人」特朗普豐富，但他最為美國人熟悉的身份始終是電影明星，這跟特朗普的電視名嘴形象頗為相似。列根最擅長的角色就是像做節目那樣當「國家主持人」，在記者會時金句連連，擅長製造sound bite，而且用普羅大眾懂得的詞彙，令他的親和力廣為受落。
特朗普的詞彙更市井、吸引眼球的功力更深厚， 即使是討厭他的人，也不能否認期待欣賞他的演出；雖然他失去精英媒體的支持，卻有專業團隊處理互聯網工程，也就不用像列根那樣對傳統媒體買賬，也能得到同樣傳訊效果。
誰是中興總統
列根不太熟悉政策的具體制訂過程，但對大方向十分掌握，而且意志堅定，沒有職業政客那種過分精密的計算，很多事情大而化之，抗拒微觀管理，知道自己的角色和任務；他不一定知道「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一類名詞的框框條條，但簡簡單單對大市場、小政府的堅持，就催生了「列根經濟學」，具體究竟怎樣減稅、怎樣訂下滙率，都有幕僚操作。列根的反共意識形態根深柢固，對戰勝蘇聯充滿信心，認為那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結果天馬行空、而其實沒有資源配合的星球大戰計劃，卻立下奇功。
特朗普對經濟的了解相信比列根深，對「做deal」素有心得，擅長應付法律戰，也知道法律漏洞，但始終不是政治出生，面對官僚的繁文縟節，可能和列根的反應一樣。只要他堅持幾個簡單理念，例如美國是全球化苦主、自由市場破壞美國繁榮、美國沒有保護地球的責任，而任由下屬自由發揮，說不定反而更好。
所以最大關鍵，其實是特朗普能否找到可靠、懂官僚遊戲、又來自非官僚世界的專才，去落實他的理念，而又不會因為缺乏行政經驗而搞亂國家。列根依靠的是共和黨團隊，但特朗普和共和黨主流派關係很僵，民主黨也被他攻擊得遍體鱗傷，雖然口中說要團結國家、治癒傷痕，但相信除了朱里亞尼、金里奇等少數元老可依靠，必須提拔一群長期失意兩黨主流政治的專才，然後找一個好「管家」管理他們，自己繼續幕前演出。相比列根，特朗普做生意時長期和各級官僚打交道，對官僚主義有更多抗拒，對如何繞過程序「做實事」有獨到心得，同時網上也流傳不少他戰勝官僚的俠義事蹟。但假如這些技巧放在管理國家層面，就後果難料。
列根上台前，正值伊朗人質事件尾聲，他宣誓就職後，伊朗卻立刻放人，是一個沖喜的好開始。這教人想起特朗普「剿滅伊斯蘭國」的承諾，適逢「伊斯蘭國」強弩之末，假如在他上任初期有一個基本了斷，足以抵銷一切。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也不會毫無參考價值，到了今天，誰敢說他不可能是百年後美國人眼中的中興總統？
小詞典：伊朗人質事件
1979年，伊朗爆發什葉派伊斯蘭革命，推翻親美伊朗王室，期間伊朗學生衝入美國駐伊朗大使館，把使館職員綁架為人質。卡特政府多番嘗試營救人質不果，民望大跌，間接導致他競選連任失敗，事件成為金像獎最佳電影《Argo》的藍本。
究竟哪個版本才貼近現實，還得看特朗普本人希望承擔什麼角色。最好的結局是，成為一個「新列根」。
列根的從政經驗雖然比「素人」特朗普豐富，但他最為美國人熟悉的身份始終是電影明星，這跟特朗普的電視名嘴形象頗為相似。列根最擅長的角色就是像做節目那樣當「國家主持人」，在記者會時金句連連，擅長製造sound bite，而且用普羅大眾懂得的詞彙，令他的親和力廣為受落。
特朗普的詞彙更市井、吸引眼球的功力更深厚， 即使是討厭他的人，也不能否認期待欣賞他的演出；雖然他失去精英媒體的支持，卻有專業團隊處理互聯網工程，也就不用像列根那樣對傳統媒體買賬，也能得到同樣傳訊效果。
誰是中興總統
列根不太熟悉政策的具體制訂過程，但對大方向十分掌握，而且意志堅定，沒有職業政客那種過分精密的計算，很多事情大而化之，抗拒微觀管理，知道自己的角色和任務；他不一定知道「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一類名詞的框框條條，但簡簡單單對大市場、小政府的堅持，就催生了「列根經濟學」，具體究竟怎樣減稅、怎樣訂下滙率，都有幕僚操作。列根的反共意識形態根深柢固，對戰勝蘇聯充滿信心，認為那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結果天馬行空、而其實沒有資源配合的星球大戰計劃，卻立下奇功。
特朗普對經濟的了解相信比列根深，對「做deal」素有心得，擅長應付法律戰，也知道法律漏洞，但始終不是政治出生，面對官僚的繁文縟節，可能和列根的反應一樣。只要他堅持幾個簡單理念，例如美國是全球化苦主、自由市場破壞美國繁榮、美國沒有保護地球的責任，而任由下屬自由發揮，說不定反而更好。
所以最大關鍵，其實是特朗普能否找到可靠、懂官僚遊戲、又來自非官僚世界的專才，去落實他的理念，而又不會因為缺乏行政經驗而搞亂國家。列根依靠的是共和黨團隊，但特朗普和共和黨主流派關係很僵，民主黨也被他攻擊得遍體鱗傷，雖然口中說要團結國家、治癒傷痕，但相信除了朱里亞尼、金里奇等少數元老可依靠，必須提拔一群長期失意兩黨主流政治的專才，然後找一個好「管家」管理他們，自己繼續幕前演出。相比列根，特朗普做生意時長期和各級官僚打交道，對官僚主義有更多抗拒，對如何繞過程序「做實事」有獨到心得，同時網上也流傳不少他戰勝官僚的俠義事蹟。但假如這些技巧放在管理國家層面，就後果難料。
列根上台前，正值伊朗人質事件尾聲，他宣誓就職後，伊朗卻立刻放人，是一個沖喜的好開始。這教人想起特朗普「剿滅伊斯蘭國」的承諾，適逢「伊斯蘭國」強弩之末，假如在他上任初期有一個基本了斷，足以抵銷一切。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也不會毫無參考價值，到了今天，誰敢說他不可能是百年後美國人眼中的中興總統？
小詞典：伊朗人質事件
1979年，伊朗爆發什葉派伊斯蘭革命，推翻親美伊朗王室，期間伊朗學生衝入美國駐伊朗大使館，把使館職員綁架為人質。卡特政府多番嘗試營救人質不果，民望大跌，間接導致他競選連任失敗，事件成為金像獎最佳電影《Argo》的藍本。
2016年11月10日星期四
事後孔明：特朗普為何勝出？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雖然令主流媒體意外，卻是早前我們講述「後真相時代」的又一現象。在選前評論，筆者只敢這樣「預測」：根據傳統民調的傳統演繹，希拉里當選機會很高，但特朗普從第一天開始，就顛覆了這些數據，屬於主流研究難以解釋的現象，因此甚麼都可以發生；假如要在學術會議，我需要估計希拉里當選，但要博彩再參考盤口，應該下注特朗普。
這些雖然是頭盔，但也充份反映特朗普當選的背後，象徵了一個全新時代。他勝出除了成功做到昨天本欄講述的全部五點（見本報11月8日A23頁〈特朗普當選5個可能性：民調準確嗎？〉），還超額完成了更多貌似不可能的任務：
他除了勝出重要關鍵州份，還搖動了本來屬於民主黨大本營的大湖區大州，贏得賓夕凡尼亞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在鄰近的明尼蘇達州也差點勝出。大湖區原來傾向民主黨，而集體擁抱特朗普，主要是因為當地是全球化時代的最大受害人之一，認為是因為自由貿易、外來勞工，令本來十分繁榮的城市衰落，這種情緒，成為特朗普崛起的最大憑藉。
希拉莉最致命死因
根據民調，希拉里在這幾州都有明顯優勢，但幾位到了當地採訪的記者朋友，都感到當地居民的明顯怨氣，相信很多原來不投票的人，既不回應民調，也不接受民主黨的辯解，這是希拉里最致命的死因。
上述反全球化情緒同時催生了大美國主義，受眾以白人為主，但也包括很多不願被標籤為不夠美國的少數族群，後者同樣很難在民調顯示。而不少支持特朗普的白人，並非處於地下階層，論收入可能比希拉里的支持者更高，但因為擔心身份認同的迷失、和自己利益也將繼而受損，同樣寧願選擇特朗普。一些舊移民支持特朗普，認為自己昔日很辛苦融入的美國價值，近年漸漸被新移民顛覆，也不滿新移民比自己從前容易拿福利，這種複雜心理狀態，同樣難以在民調顯示。
特朗普的反精英形象，為他贏得草根支持之餘，也突顯了「精英主義」的虛偽，無論是共和黨主流派、兩黨主流媒體、甚至是演藝體育明星，都被視為既得利益集團，而強調自己孤家寡人、被媒體演繹為「眾叛親離」的特朗普，反而得以成為under-dog，創造奇蹟。在互聯網時代，人民最喜歡加持弱者、創造奇蹟，特朗普利用了這一心態，再把自己的奇蹟包裝為另一種「美國夢」，結果完全暴露了精英主義的與群眾脫節。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媒體報導的「重大選舉新聞」，例如特朗普「侮辱女性」醜聞、乃至希拉里「電郵門」，對一般人而言其實十分離地的話題，「政治正確」本來就是精英主義的玩意，遠遠比不上「自己的地方是否不夠從前繁榮」這類話題貼地。
但縱使如此，民主黨候選人假如是被標籤為「極左」的桑德斯，反而可能是特朗普剋星，因為他同樣具有非主流性質，比特朗普要關心基層更有說服力，而且更得到年輕人支持。相反希拉里的票源雖然和特朗普很少重疊，但問題是她同樣被不少自己的票源厭惡，形象過份建制、虛偽，而深謀遠慮，乃是靠政治油水為生的職業政客，令選舉成了真小人與偽君子之爭。如果桑德斯的支持者要「change」，特朗普豈非更能帶來「真・改變」？
奧巴馬雖然是離任時候民望甚高的總統，但他任內也加劇了美國裂痕，特別是早前我們談及的奧巴馬醫保，就嚴重令美國撕裂，共和黨主流派認為那有違美國核心價值，而且不可能持續，必須除之而後快。正因為特朗普在這類議題上，和共和黨的「夢想」一致，共和黨主流派才與他繼續有合作空間。對一些共和黨主流派選民而言，縱然極度討厭特朗普，但假如能推翻奧巴馬醫保，含淚投特朗普也是有的放矢，起碼是忠於自己的理念，而不是純粹對黨忠誠，而幫助團結共和黨的最後武器，也許根本是奧巴馬醫保。現在共和黨掌控白宮和參眾兩院，奧巴馬醫保幾乎肯定被推倒；奧巴馬後期積極為希拉里拉票，一大原因是不甘心自己最喜好的政治遺產被推倒，但現在恐怕完全事與願違。而全球大變局，恐怕同樣才剛剛開始。
這些雖然是頭盔，但也充份反映特朗普當選的背後，象徵了一個全新時代。他勝出除了成功做到昨天本欄講述的全部五點（見本報11月8日A23頁〈特朗普當選5個可能性：民調準確嗎？〉），還超額完成了更多貌似不可能的任務：
他除了勝出重要關鍵州份，還搖動了本來屬於民主黨大本營的大湖區大州，贏得賓夕凡尼亞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在鄰近的明尼蘇達州也差點勝出。大湖區原來傾向民主黨，而集體擁抱特朗普，主要是因為當地是全球化時代的最大受害人之一，認為是因為自由貿易、外來勞工，令本來十分繁榮的城市衰落，這種情緒，成為特朗普崛起的最大憑藉。
希拉莉最致命死因
根據民調，希拉里在這幾州都有明顯優勢，但幾位到了當地採訪的記者朋友，都感到當地居民的明顯怨氣，相信很多原來不投票的人，既不回應民調，也不接受民主黨的辯解，這是希拉里最致命的死因。
上述反全球化情緒同時催生了大美國主義，受眾以白人為主，但也包括很多不願被標籤為不夠美國的少數族群，後者同樣很難在民調顯示。而不少支持特朗普的白人，並非處於地下階層，論收入可能比希拉里的支持者更高，但因為擔心身份認同的迷失、和自己利益也將繼而受損，同樣寧願選擇特朗普。一些舊移民支持特朗普，認為自己昔日很辛苦融入的美國價值，近年漸漸被新移民顛覆，也不滿新移民比自己從前容易拿福利，這種複雜心理狀態，同樣難以在民調顯示。
特朗普的反精英形象，為他贏得草根支持之餘，也突顯了「精英主義」的虛偽，無論是共和黨主流派、兩黨主流媒體、甚至是演藝體育明星，都被視為既得利益集團，而強調自己孤家寡人、被媒體演繹為「眾叛親離」的特朗普，反而得以成為under-dog，創造奇蹟。在互聯網時代，人民最喜歡加持弱者、創造奇蹟，特朗普利用了這一心態，再把自己的奇蹟包裝為另一種「美國夢」，結果完全暴露了精英主義的與群眾脫節。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媒體報導的「重大選舉新聞」，例如特朗普「侮辱女性」醜聞、乃至希拉里「電郵門」，對一般人而言其實十分離地的話題，「政治正確」本來就是精英主義的玩意，遠遠比不上「自己的地方是否不夠從前繁榮」這類話題貼地。
但縱使如此，民主黨候選人假如是被標籤為「極左」的桑德斯，反而可能是特朗普剋星，因為他同樣具有非主流性質，比特朗普要關心基層更有說服力，而且更得到年輕人支持。相反希拉里的票源雖然和特朗普很少重疊，但問題是她同樣被不少自己的票源厭惡，形象過份建制、虛偽，而深謀遠慮，乃是靠政治油水為生的職業政客，令選舉成了真小人與偽君子之爭。如果桑德斯的支持者要「change」，特朗普豈非更能帶來「真・改變」？
奧巴馬雖然是離任時候民望甚高的總統，但他任內也加劇了美國裂痕，特別是早前我們談及的奧巴馬醫保，就嚴重令美國撕裂，共和黨主流派認為那有違美國核心價值，而且不可能持續，必須除之而後快。正因為特朗普在這類議題上，和共和黨的「夢想」一致，共和黨主流派才與他繼續有合作空間。對一些共和黨主流派選民而言，縱然極度討厭特朗普，但假如能推翻奧巴馬醫保，含淚投特朗普也是有的放矢，起碼是忠於自己的理念，而不是純粹對黨忠誠，而幫助團結共和黨的最後武器，也許根本是奧巴馬醫保。現在共和黨掌控白宮和參眾兩院，奧巴馬醫保幾乎肯定被推倒；奧巴馬後期積極為希拉里拉票，一大原因是不甘心自己最喜好的政治遺產被推倒，但現在恐怕完全事與願違。而全球大變局，恐怕同樣才剛剛開始。
2016年11月9日星期三
希拉莉的「華爾街身份認同」
自希拉莉參與民主黨初選以來，她與華爾街金融機構的關係，一直是揮之不去的陰影。競選初期，代表草根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頻頻以此批評希拉莉，稱她根本代表華爾街利益，無視中下層人民。這一論調在大選後期為特朗普沿用，維基解密公布希拉莉對華爾街高層的閉門演辭，更核實希拉莉與華爾街沆瀣一氣。這樣的標籤，究竟是否公平，也是影響選情的其中一個關鍵。
希拉莉與華爾街金融精英的淵源，可回溯至克林頓擔任總統時期。在克林頓任內，美國政府對金融自由化立場積極，最著名例子當屬克林頓簽署生效的《金融服務法現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它允許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與保險機構進行「業務整合」，令華爾街進一步朝自由化發展。克林頓任內政績亮麗，經濟增長迅速，牛市持續，令華爾街普遍對克林頓存有好感；希拉莉的立場與丈夫相似，也繼承了丈夫的政治遺產和人脈。
但希拉莉本人真正與華爾街密切往來，還是始於2001至2009年間，擔任紐約參議員的經歷。在第一任期，希拉莉在雙子塔重建、紐約市基建籌款等扮演重要角色，與華爾街頻繁打交道，這是她本人經常談及的政績。
在第二任期，正值美國爆發嚴重金融風暴，希拉莉參與立法，支持總值7000億美元的資產重組法案，被視為華爾街成功止損的關鍵。希拉莉擔任奧巴馬的國務卿後，工作集中於外交，卸任後再次頻頻對華爾街閉門演說，不僅收入豐厚，也得到一眾金主支持。根據維基解密，希拉莉不時強調自己與華爾街的淵源，例如對高盛集團的非公開演說，就稱「我曾在8年裏代表你們」，這句話也被左派民眾、特朗普頻頻引述。
問題是希拉里的選民，仍舊以中產階級、低收入人士為主，這令她在選舉後期不得不左轉，連桑德斯也公開表態，說自己不少追求社會公平的理念，已被希拉里納入政綱，引來特朗普嘲笑「佔領華爾街的人走了去支持華爾街」。其實在上述一類演說中，希拉里也不是一面倒，也有批評華爾街。例如她談及金融危機時，直言「糟糕的決定會帶來糟糕的後果」，並稱「如果有人犯錯，那麼他就必須被問責」，又說「儘管我試圖盡一切所能促進金融業發展，我仍然主張堵住金融機構中的監管漏洞，限制高管們的天價高薪。」不過在一般人眼中，這類「批評」，只是隔靴搔癢。
在華爾街看來，希拉里無論如何左轉，仍舊是理想總統人選。《Politico》網站有一篇匿名金融菁英訪問，形容華爾街的共識是希拉里務實、專業、富政策經驗，更重要的是，與華爾街在一個方向性問題立場一致：他們都認為華爾街本身不是美國金融、經濟的「問題」，而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反觀特朗普，政綱朝三暮四、缺乏實質內容，金融界仍視其為不確定性因素，背後的考量，不言自明。
小詞典：Glass-Steagall Act
又稱「1933銀行法」，這法律禁止銀行控股公司同時擁有其他金融公司，實質上是在以儲蓄業務為核心的商業銀行、和以風險投資為核心的投資銀行之間，築起一道防火墻。1999年，克林頓簽署生效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將這一限制取消；十年後，金融風暴爆發，不少評論認為取消上述限制，正是背後原因。
希拉莉與華爾街金融精英的淵源，可回溯至克林頓擔任總統時期。在克林頓任內，美國政府對金融自由化立場積極，最著名例子當屬克林頓簽署生效的《金融服務法現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它允許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與保險機構進行「業務整合」，令華爾街進一步朝自由化發展。克林頓任內政績亮麗，經濟增長迅速，牛市持續，令華爾街普遍對克林頓存有好感；希拉莉的立場與丈夫相似，也繼承了丈夫的政治遺產和人脈。
但希拉莉本人真正與華爾街密切往來，還是始於2001至2009年間，擔任紐約參議員的經歷。在第一任期，希拉莉在雙子塔重建、紐約市基建籌款等扮演重要角色，與華爾街頻繁打交道，這是她本人經常談及的政績。
在第二任期，正值美國爆發嚴重金融風暴，希拉莉參與立法，支持總值7000億美元的資產重組法案，被視為華爾街成功止損的關鍵。希拉莉擔任奧巴馬的國務卿後，工作集中於外交，卸任後再次頻頻對華爾街閉門演說，不僅收入豐厚，也得到一眾金主支持。根據維基解密，希拉莉不時強調自己與華爾街的淵源，例如對高盛集團的非公開演說，就稱「我曾在8年裏代表你們」，這句話也被左派民眾、特朗普頻頻引述。
問題是希拉里的選民，仍舊以中產階級、低收入人士為主，這令她在選舉後期不得不左轉，連桑德斯也公開表態，說自己不少追求社會公平的理念，已被希拉里納入政綱，引來特朗普嘲笑「佔領華爾街的人走了去支持華爾街」。其實在上述一類演說中，希拉里也不是一面倒，也有批評華爾街。例如她談及金融危機時，直言「糟糕的決定會帶來糟糕的後果」，並稱「如果有人犯錯，那麼他就必須被問責」，又說「儘管我試圖盡一切所能促進金融業發展，我仍然主張堵住金融機構中的監管漏洞，限制高管們的天價高薪。」不過在一般人眼中，這類「批評」，只是隔靴搔癢。
在華爾街看來，希拉里無論如何左轉，仍舊是理想總統人選。《Politico》網站有一篇匿名金融菁英訪問，形容華爾街的共識是希拉里務實、專業、富政策經驗，更重要的是，與華爾街在一個方向性問題立場一致：他們都認為華爾街本身不是美國金融、經濟的「問題」，而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反觀特朗普，政綱朝三暮四、缺乏實質內容，金融界仍視其為不確定性因素，背後的考量，不言自明。
小詞典：Glass-Steagall Act
又稱「1933銀行法」，這法律禁止銀行控股公司同時擁有其他金融公司，實質上是在以儲蓄業務為核心的商業銀行、和以風險投資為核心的投資銀行之間，築起一道防火墻。1999年，克林頓簽署生效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將這一限制取消；十年後，金融風暴爆發，不少評論認為取消上述限制，正是背後原因。
2016年11月8日星期二
特朗普當選5個可能性：民調準確嗎？
這篇文章出現時，美國大選已經開始投票，特朗普能否創下奇蹟，理論上可由民調推測。選前民調顯示他稍微落後，但這次民調不同過往，準確程度更是存疑，而背後原因眾多；這些原因，也正是特朗普可能入主白宮的關鍵所在。假如他要突破民調勝出，以下情況，必須同時出現：
一、美國選民受所謂「Bradley效應」影響，民調中因為政治正確原因，不敢說支持特朗普，卻在投票時回復「真我」。奧巴馬當選那屆沒有出現這效應，令不少評論認為這分析框架已過時，但當時奧巴馬的對手並沒有打種族牌，不同特朗普主打「政治不正確」，因此有多少「口裏說不」的隱性特朗普選票，實在沒有先例可援引，即使要在民調作出統計學上的「加權」，也不知從何談起。但從共和黨初選可見，這類選民的數目恐怕不少。
二、民主黨票倉的黑人社群對希拉莉缺乏熱情，雖然不會投特朗普，卻沒有非投希拉莉不可的意志，投票率可能遠低於上兩屆支持奧巴馬的時候，而這卻難在民調反映。在提前投票的州份，黑人投票率已經明顯低於2008年及2012年，相信民主黨的總得票率，可能相應下調。奧巴馬在最後關頭積極為希拉莉催票，但卻不能說出特別拉攏黑人的說話，加上他任內的種族問題其實重新浮現，都令黑人投票率不宜高估。
三、支持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民主黨人、中間選民，會否「含淚」投希拉莉，也難說。目前數據顯示他們已大部分歸隊，可能比2008年投奧巴馬的希拉莉支持者更多，但態度始終消極，也對希拉莉諸多不滿。這些人的黨性，比「含淚」投特朗普的共和黨人更弱，桑德斯本身加入民主黨的黨齡也甚淺，任何一個小型希拉莉醜聞，都可能改變他們的投票決定。
四、不滿兩黨候選人的選民，只希望對整個選舉投不信任票，結果乾脆選擇第三黨候選人，或自行在選票填上其他名字。最主要的兩名第三黨候選人，分別代表自由意志黨、綠黨，票源都與民主黨相近，而不少民調都沒有認真把他們的表現評估，令希拉里可能像2000年民主黨戈爾那樣，選情受綠黨納德影響：當時納德得票2.74%，而兩大候選人得票只相差0.5%，布殊還要是憑較少的全國票而勝出。當然，特朗普方面，也有傳統共和黨票倉猶他州的獨立候選人走出來分薄選票，背後是2012年支持羅姆尼的摩門教徒，但挑戰只在於單一州份，不同自由意志黨、綠黨，可以在任何一州左右選情。
五、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即感覺身份認同危機、沒有接受大學教育的白人群體，或網上「鍵盤戰士」，卻可能被徹底催票催出來，而不少這些票源連民調也接觸不到，也不經常在過往選舉投票，只是因為「事關重大」，像上次黑人投奧巴馬那樣，破例參與政治，甚或進行策略性投票。這種選民的數目有多少，到了選後我們才知道。
只要這些因素同時出現，特朗普的表現，可能比民調普遍上升2-3%，那對所有搖擺州份，都會帶來根本影響。如果特朗普當選，以上效應，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學術名詞，「名垂青史」；假如他敗選，而得票比預期高，也是一個現象。本屆大選看點，全在於此。
小詞典：缺席投票（absentee ballot）
根據美國大選制度，假如選民無法在投票日親身到登記票站投票，可以提前進行「缺席投票」，一般通過郵寄方式，在大選投票日前一周，將選票寄給指定票站。每屆大選前夕，一些關鍵州的缺席投票人數，往往被視作選民投票積極性的反映。
一、美國選民受所謂「Bradley效應」影響，民調中因為政治正確原因，不敢說支持特朗普，卻在投票時回復「真我」。奧巴馬當選那屆沒有出現這效應，令不少評論認為這分析框架已過時，但當時奧巴馬的對手並沒有打種族牌，不同特朗普主打「政治不正確」，因此有多少「口裏說不」的隱性特朗普選票，實在沒有先例可援引，即使要在民調作出統計學上的「加權」，也不知從何談起。但從共和黨初選可見，這類選民的數目恐怕不少。
二、民主黨票倉的黑人社群對希拉莉缺乏熱情，雖然不會投特朗普，卻沒有非投希拉莉不可的意志，投票率可能遠低於上兩屆支持奧巴馬的時候，而這卻難在民調反映。在提前投票的州份，黑人投票率已經明顯低於2008年及2012年，相信民主黨的總得票率，可能相應下調。奧巴馬在最後關頭積極為希拉莉催票，但卻不能說出特別拉攏黑人的說話，加上他任內的種族問題其實重新浮現，都令黑人投票率不宜高估。
三、支持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民主黨人、中間選民，會否「含淚」投希拉莉，也難說。目前數據顯示他們已大部分歸隊，可能比2008年投奧巴馬的希拉莉支持者更多，但態度始終消極，也對希拉莉諸多不滿。這些人的黨性，比「含淚」投特朗普的共和黨人更弱，桑德斯本身加入民主黨的黨齡也甚淺，任何一個小型希拉莉醜聞，都可能改變他們的投票決定。
四、不滿兩黨候選人的選民，只希望對整個選舉投不信任票，結果乾脆選擇第三黨候選人，或自行在選票填上其他名字。最主要的兩名第三黨候選人，分別代表自由意志黨、綠黨，票源都與民主黨相近，而不少民調都沒有認真把他們的表現評估，令希拉里可能像2000年民主黨戈爾那樣，選情受綠黨納德影響：當時納德得票2.74%，而兩大候選人得票只相差0.5%，布殊還要是憑較少的全國票而勝出。當然，特朗普方面，也有傳統共和黨票倉猶他州的獨立候選人走出來分薄選票，背後是2012年支持羅姆尼的摩門教徒，但挑戰只在於單一州份，不同自由意志黨、綠黨，可以在任何一州左右選情。
五、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即感覺身份認同危機、沒有接受大學教育的白人群體，或網上「鍵盤戰士」，卻可能被徹底催票催出來，而不少這些票源連民調也接觸不到，也不經常在過往選舉投票，只是因為「事關重大」，像上次黑人投奧巴馬那樣，破例參與政治，甚或進行策略性投票。這種選民的數目有多少，到了選後我們才知道。
只要這些因素同時出現，特朗普的表現，可能比民調普遍上升2-3%，那對所有搖擺州份，都會帶來根本影響。如果特朗普當選，以上效應，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學術名詞，「名垂青史」；假如他敗選，而得票比預期高，也是一個現象。本屆大選看點，全在於此。
小詞典：缺席投票（absentee ballot）
根據美國大選制度，假如選民無法在投票日親身到登記票站投票，可以提前進行「缺席投票」，一般通過郵寄方式，在大選投票日前一周，將選票寄給指定票站。每屆大選前夕，一些關鍵州的缺席投票人數，往往被視作選民投票積極性的反映。
2016年11月7日星期一
北卡羅來納──為何成了新晉搖擺州？
今年美國大選還有不少新晉搖擺州份，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就是其中之一。當地本來是共和黨的基本盤，在過去十次大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勝出八次，其中五次贏得全國大選。2000年小布殊（小布希）在這州超前民主黨對手13%，2004年又繼續以12%勝出。
然而，從2008年大選開始，共和黨在北卡羅來納的風光不再，該州逐漸搖擺起來：2008年，奧巴馬（歐巴馬）以1%的微弱優勢從共和黨手中奪得北卡羅來納州；到了2012年，輪到共和黨贏回，優勢僅為2%。
目前北卡羅來納州有一千萬人口，選舉人票15張，2000年至今，人口激增了四分之一。如此大幅度的人口膨脹背後，是大量的移民：2000年時，該州的白人數量佔70%，一直是共和黨的穩定票源，但近年逐漸被稀釋，而在2000年僅佔人口4.7%的拉丁裔人，如今就倍增。
高質移民雖增加，保守選民未失勢
新移民不一定是少數族裔，也包括和原有人口結構大相逕庭的高質移民。Wake 和 Mecklenburg 兩個縣在過去十多年的人口增長速度最快，分別達63%和49%，如今總人口已超過一百萬。而對今次共和黨選情造成衝擊的最核心因素，正是在於這兩個縣及其附近增加的人口多屬高學歷人士，因為這一帶臨近杜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等知名學府。這些高學歷、高收入移民並非杜林普（川普）的目標人群，對杜林普的種種政策，也並不抱好感，而他們正是民主黨力爭的選民。2000年，小布殊在此兩縣還能得到一半選票，但到了2012年，奧巴馬已經兩縣勝出，選民變化可謂非常顯著。
當然，上述人口結構變化，並不意味著共和黨在北卡羅來納州已經完全失勢，因為該州還有為數眾多的保守選民。最能反映當地社會價值觀的案例，莫過於今年3月州議會通過的「限制變性人使用公共浴室」法案。根據這一法案，變性人必須使用與其出生證明上列出性別一致的公共浴室，例如由男性轉變為女性的變性人，在使用公共浴室設施時，將被迫繼續使用男性浴室。雖然直接影響的人數有限，但這一法案推出後，在全美引起嘩然，然而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控制的議會迅速通過法案，共和黨州長 Pat McCrory 簽署生效，反映價值觀之爭，在當地已是惹火題目。
對共和黨而言，北卡羅來納濃厚的保守主義價值取向，始終是戰勝民主黨的資本。由於當地近十年來的人口結構和社會文化都經歷巨變，不少本地保守主義者感到不能適應，只能甘心被杜林普代表。
根據選前民調，希拉莉（希拉蕊）目前在北卡羅來納州輕微領先，但她的支持者很可能是投票率最低的一群，聚居在所謂「研究三角帶」（Research Triangle）。那是指北卡羅來納州中北部區域的八個縣，落在由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杜克大學三所大學之間的三角形區域。域內有眾多社區大學和高等教研機構，城市化程度甚高，但正是這類背景的選民，最容易受電郵門一類醜聞影響而降低投票欲，令杜林普陣營對最終得票比民調高出2%至3%滿懷希望。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7日
然而，從2008年大選開始，共和黨在北卡羅來納的風光不再，該州逐漸搖擺起來：2008年，奧巴馬（歐巴馬）以1%的微弱優勢從共和黨手中奪得北卡羅來納州；到了2012年，輪到共和黨贏回，優勢僅為2%。
目前北卡羅來納州有一千萬人口，選舉人票15張，2000年至今，人口激增了四分之一。如此大幅度的人口膨脹背後，是大量的移民：2000年時，該州的白人數量佔70%，一直是共和黨的穩定票源，但近年逐漸被稀釋，而在2000年僅佔人口4.7%的拉丁裔人，如今就倍增。
高質移民雖增加，保守選民未失勢
新移民不一定是少數族裔，也包括和原有人口結構大相逕庭的高質移民。Wake 和 Mecklenburg 兩個縣在過去十多年的人口增長速度最快，分別達63%和49%，如今總人口已超過一百萬。而對今次共和黨選情造成衝擊的最核心因素，正是在於這兩個縣及其附近增加的人口多屬高學歷人士，因為這一帶臨近杜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等知名學府。這些高學歷、高收入移民並非杜林普（川普）的目標人群，對杜林普的種種政策，也並不抱好感，而他們正是民主黨力爭的選民。2000年，小布殊在此兩縣還能得到一半選票，但到了2012年，奧巴馬已經兩縣勝出，選民變化可謂非常顯著。
當然，上述人口結構變化，並不意味著共和黨在北卡羅來納州已經完全失勢，因為該州還有為數眾多的保守選民。最能反映當地社會價值觀的案例，莫過於今年3月州議會通過的「限制變性人使用公共浴室」法案。根據這一法案，變性人必須使用與其出生證明上列出性別一致的公共浴室，例如由男性轉變為女性的變性人，在使用公共浴室設施時，將被迫繼續使用男性浴室。雖然直接影響的人數有限，但這一法案推出後，在全美引起嘩然，然而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控制的議會迅速通過法案，共和黨州長 Pat McCrory 簽署生效，反映價值觀之爭，在當地已是惹火題目。
對共和黨而言，北卡羅來納濃厚的保守主義價值取向，始終是戰勝民主黨的資本。由於當地近十年來的人口結構和社會文化都經歷巨變，不少本地保守主義者感到不能適應，只能甘心被杜林普代表。
根據選前民調，希拉莉（希拉蕊）目前在北卡羅來納州輕微領先，但她的支持者很可能是投票率最低的一群，聚居在所謂「研究三角帶」（Research Triangle）。那是指北卡羅來納州中北部區域的八個縣，落在由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杜克大學三所大學之間的三角形區域。域內有眾多社區大學和高等教研機構，城市化程度甚高，但正是這類背景的選民，最容易受電郵門一類醜聞影響而降低投票欲，令杜林普陣營對最終得票比民調高出2%至3%滿懷希望。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7日
俄亥俄──美國大選風向標勢失靈？
今年美國大選第三重要的搖擺州份，當屬俄亥俄州（Ohio）。俄亥俄州歷來被視為美國大選風向標，自1944年至今，俄亥俄州選民僅僅在一次大選中，未能把他們選擇的候選人送入白宮（1960年的尼克遜），令美國人有“As Ohio Goes, So Goes the Nation”一說。
雖然俄亥俄州在海外不太知名，但對美國人來說，這個州也有特殊象徵意義，在早期美國歷史的角色尤為重要。由於它在北方位處中央，在南北戰爭期間成為重要基地。北軍最著名的將領，包括後來的總統格蘭特將軍，都是俄亥俄人，且此後也有不少總統來自俄亥俄州。更有趣的是，曾經有一個龐大的德國移民社群在俄亥俄州定居，雖然經歷了兩次大戰，被排掉的排掉、同化的同化，但還是令俄亥俄州與別不同。
至於俄亥俄州對選舉的重要性，除了因為票數，也因為一個象徵意義：它的結果屢屢成功對應全國大選結果，因為該州的狀況，正好是全美的縮影。俄亥俄州不僅有現代化的大都會區，也有傳統製造業、農業集中的區域；人口的城鄉分佈、就業分佈和種族分佈的比例，亦較其他搖擺州份更接近全國平均水平。俄亥俄州選民傾向雖屬「中間偏右」，但總體以務實著稱，政治立場一般不趨向極端。
如果說，2000年佛羅里達州選民最終決定了小布殊（小布希）的勝利，在2004年，這一決定權就落入俄亥俄州手中。當時選前民調顯示，角逐連任的小布殊與民主黨候選人克里（凱瑞）的支持率極為接近，甚至連遠隔大西洋的英國《衛報》都發表評論文章，號召讀者寫信給美國俄亥俄州選民，讓他們投票支持民主黨候選人，以扭轉美國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最終克里在俄亥俄還是以2%落敗，令小布殊留在白宮。在奧巴馬（歐巴馬）勝出那兩屆，他也同樣能勝出俄亥俄州，可見俄亥俄州的影響力，是如何深入民心。
白人比率高，抵制外來移民
不過到了今年，俄亥俄州是否仍能一如以往，扮演象徵全美的風向標？似乎不大可能。在最近十年，俄亥俄州的人口結構變化，與全國數據之間逐漸產生了差距，而這一差距，只會讓俄亥俄州相較於全國平均情勢更有利共和黨。
俄亥俄州目前人口達1100萬，擁有18張選舉人票，65歲及以上人口佔15.9%，亦屬高齡州。最值得留意的是白人比率高達79.8%，遠高於全國的61.6%。俄亥俄州對外來移民的抵制態度，正是造成該州人口結構與全國大勢發生偏離的背景，這一態度同時也導致人口老化、經濟增長放緩，乃至出現衰退危機。杜林普（川普）高呼貿易保護主義、反移民，深得俄亥俄州本地人認可，甚至可謂度身訂做。
民調原來顯示，杜林普與希拉莉（希拉蕊）在俄亥俄州持續拉鋸。不過到了最後關頭，杜林普已出現領先趨勢，按目前推演，結果可能出現歷史性的特例：勝出俄亥俄，但在全國落敗。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7日
雖然俄亥俄州在海外不太知名，但對美國人來說，這個州也有特殊象徵意義，在早期美國歷史的角色尤為重要。由於它在北方位處中央，在南北戰爭期間成為重要基地。北軍最著名的將領，包括後來的總統格蘭特將軍，都是俄亥俄人，且此後也有不少總統來自俄亥俄州。更有趣的是，曾經有一個龐大的德國移民社群在俄亥俄州定居，雖然經歷了兩次大戰，被排掉的排掉、同化的同化，但還是令俄亥俄州與別不同。
至於俄亥俄州對選舉的重要性，除了因為票數，也因為一個象徵意義：它的結果屢屢成功對應全國大選結果，因為該州的狀況，正好是全美的縮影。俄亥俄州不僅有現代化的大都會區，也有傳統製造業、農業集中的區域；人口的城鄉分佈、就業分佈和種族分佈的比例，亦較其他搖擺州份更接近全國平均水平。俄亥俄州選民傾向雖屬「中間偏右」，但總體以務實著稱，政治立場一般不趨向極端。
如果說，2000年佛羅里達州選民最終決定了小布殊（小布希）的勝利，在2004年，這一決定權就落入俄亥俄州手中。當時選前民調顯示，角逐連任的小布殊與民主黨候選人克里（凱瑞）的支持率極為接近，甚至連遠隔大西洋的英國《衛報》都發表評論文章，號召讀者寫信給美國俄亥俄州選民，讓他們投票支持民主黨候選人，以扭轉美國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最終克里在俄亥俄還是以2%落敗，令小布殊留在白宮。在奧巴馬（歐巴馬）勝出那兩屆，他也同樣能勝出俄亥俄州，可見俄亥俄州的影響力，是如何深入民心。
白人比率高，抵制外來移民
不過到了今年，俄亥俄州是否仍能一如以往，扮演象徵全美的風向標？似乎不大可能。在最近十年，俄亥俄州的人口結構變化，與全國數據之間逐漸產生了差距，而這一差距，只會讓俄亥俄州相較於全國平均情勢更有利共和黨。
俄亥俄州目前人口達1100萬，擁有18張選舉人票，65歲及以上人口佔15.9%，亦屬高齡州。最值得留意的是白人比率高達79.8%，遠高於全國的61.6%。俄亥俄州對外來移民的抵制態度，正是造成該州人口結構與全國大勢發生偏離的背景，這一態度同時也導致人口老化、經濟增長放緩，乃至出現衰退危機。杜林普（川普）高呼貿易保護主義、反移民，深得俄亥俄州本地人認可，甚至可謂度身訂做。
民調原來顯示，杜林普與希拉莉（希拉蕊）在俄亥俄州持續拉鋸。不過到了最後關頭，杜林普已出現領先趨勢，按目前推演，結果可能出現歷史性的特例：勝出俄亥俄，但在全國落敗。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7日
2016美國大選：精英政治的終結?
對今年美國大選，美國國內愈來愈多聲音對這場「鬧劇」不滿，亦有評論認為是次大選暴露出美國制度的弊端：要不是選舉被認為只能維護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特朗普式的民粹主義，就不可能崛起。中國國內輿論更是充分借題發揮「民主失敗論」，不贅。
來自政經軍領域
其實，學界不乏對美國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的研究，如已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米爾斯（C. Wright Mills），就是這方面專家。他著有The Power Elite一書，關於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對美國政治的影響，此情此景，很值得我們回顧。
根據米爾斯的研究，當代美國社會中的「權力」，其實是由小部分精英壟斷，他們掌控了社會關鍵機制的關鍵職位，坐擁龐大既得利益，選舉不過是他們內部利益分配的小程序。米爾斯眼中的「精英」或「既得利益者」，主要來自政治、經濟和軍事三個領域，進一步可分為6類：
第一類：
十九世紀延續至今的顯赫家族，他們祖輩聚居於大城市的高尚住宅區，不僅彼此熟悉，家族後代還互相聯姻，形成自己的社交小圈子、實際上的王室。
第二類：
明星，通常是媒體、娛樂、體育巨星，具有廣泛社會輿論影響力。
第三類：
高級行政人員，包括主要行業的龍頭企業CEO、行業協會主席。
第四類：
財閥，包括各大土地持有者，以及主要企業的主要持股人。
第五類：
軍工高層，包括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核心官員，以及軍方高級將領。
第六類：
「政治集團」，由以美國總統為代表的聯邦政府核心官僚組成。換句話說，美國總統儘管只是從屬於其他利益集團，但對一般人而言，依然高高在上。
根據米爾斯的精英政治理論，在每一個領域，都有金字塔形的三層結構：最頂尖階層是少數精英，中間階層是龐大的執行人員、技術官僚，下層則是大眾。美國社會的權力分配，就是由上至下：最上層的精英階層掌控了關鍵問題的決策權，根據內部共識，作出方向性決策；然後，這一決定交由社會中層各界別執行；一般大眾往往只是被告知精英集團的決策，對其鮮有影響力。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戰略，方向是由白宮、五角大樓等最頂層精英做出，執行則牽涉政治、經濟、軍事領域各方面的複雜、長期協調。公眾在戰略推出前，接受了杜魯門政府大規模關於「蘇聯邪惡政權」的公關宣傳，但始終沒有機會參與政策辯論，也就是沒有參與任何決策環節，卻受到決策的深遠影響。
把大眾關注點引向「how」
這個精英政治模式，有兩點值得我們今天重新注意。首先，從權力來源和分配角度看，這種由上而下的權力結構，與我們一般理解的民主政治，實在相差甚遠：後者強調人民作主、由下而上的權力授予，上層政府機構和各類官員理應順從民意、「代表人民」行使權力，而不是相反。
其次，選舉在精英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也耐人尋味：按照米爾斯的論述，精英階層制定方向性政策後，執行過程會交由中層官僚負責，而這一環節，正是美國各式選舉的舞台。職業政客可以代表不同選民，但他們的辯論、選舉過程，其實是在爭論「如何」具體執行（精英階層既定的）政策目標，而非對這一目標本身進行諮詢。
職業政客、傳媒等中層機制，也會有意塑造議事規則和輿論導向，把大眾的關注點引向「how」、而非「why」。如此，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始終不受選舉影響，agenda-setting的權力始終掌握在精英階層手中；中產官僚也能在精英的夾縫中，享有剩餘權力，以及憧憬被吸納進精英階層的快感。
米爾斯的精英政治模型，不能算是政治學主流，但近年相關實證陸續發表，米爾斯的框架也愈來愈受尊重。最著名的是2014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教授佩奇（Benjamin I. Page）的研究，兩人分析了美國政策的相關民調，確定美國當代社會中，顯赫的個人、商界精英和利益集團，對政策制定具有極顯著影響力，而一般大眾，以及各種草根團體，則無法獨立影響政策。
然而，精英政治模式是否意味對人民利益的背叛？米爾斯卻不認為完全如此。首先，美式精英政治並非如威權政體一般，通過壓制公民自由與利益，作為統治階層的執政手段；精英階層的組成，也並非單純依賴血緣。相反，米爾斯指出美國的精英階層，除了控制各領域的關鍵職位，還有另一個共通點，就是有共享的價值觀，例如對自由主義、私有財產權不可侵犯、有限政府等理念的完全信奉。
這些價值觀，是精英自幼接受非常相似的家庭和教育所致；而這一精英文化，又可追溯至美國建國伊始，也就成了全國國民的向心力所在。這就像本來的香港，無論商界、公務員、「建制派」、「泛民主派」，甚至親北京陣營的有識之士，基本上都信奉同樣的精英價值，抗拒、也看不起鬥爭為綱的思維，那是根深柢固的文化使然，要改變殊不容易。
民粹領袖還未出現
美國精英階層絕不是一個封閉、固化的階級。一個底層人士經過個人努力（和極好的運氣），也有可能躋身所在領域的金字塔頂；如果他與其他精英享有共同價值觀，也會被吸納。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即將卸任的奧巴馬，都是從非頂級精英出身，走入精英的典型。
美國精英階層還有相當強的適應能力：在他們的世界觀，一切皆為「更便利的商貿環境」服務，而這正是他們自身既得利益的基礎，意味着他們與社會各行業的聯繫非常緊密，不可能完全「離地」。一旦民眾對某一政策爆發不滿，會直接影響精英階層的利益，於是為了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精英就會作出反應，以求達到新的平衡（equilibrium），而不會像一些劣質領袖那樣，凡事訴諸二元對立和鬥爭。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在精英政治現實下，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公民自由，始終得到較好的保障，也根本戰勝了共產主義體制。然而，精英政治與民主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也不可能根本改變貧富懸殊，兩者的關係，乃政治哲學爭論不休的話題；這次特朗普帶來的旋風，只會把這些矛盾全面展露人前。
無論如何，特朗普依然是精英集團的一員，他一生的奮鬥、千方百計搬入紐約得到「紐約人」身份、通過捐款和高爾夫球結識克林頓夫婦等，都反映他的追求，不過是擠入那個圈子，不可能對社會潛規則帶來根本改變。
就像主導英國脫歐的約翰遜，根本是牛津大學畢業的徹頭徹尾精英，言行之間的差距，乃眾所周知。假如美國民眾真的有強烈訴求，無論特朗普當選與否，一個真正顛覆精英政治的代言人，還是會早晚出現；那時候，才是劃時代的挑戰，我們就會發現，特朗普不過是一個拆牆鬆綁的過客，真正的民粹領袖還未出現呢。
小詞典：Social Register
Social Register 是指19-20世紀期間，美國各大主要城市均有出版、記錄本市「顯赫的美國家庭名錄與地址」的名單。能被這份名單列入的美國家族，都被視為具有極高社會地位、和廣具影響力的人脈，他們出入相同的會所，彼此的社交圈高度重疊，成為美國精英階層的重要成員。
來自政經軍領域
其實，學界不乏對美國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的研究，如已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米爾斯（C. Wright Mills），就是這方面專家。他著有The Power Elite一書，關於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對美國政治的影響，此情此景，很值得我們回顧。
根據米爾斯的研究，當代美國社會中的「權力」，其實是由小部分精英壟斷，他們掌控了社會關鍵機制的關鍵職位，坐擁龐大既得利益，選舉不過是他們內部利益分配的小程序。米爾斯眼中的「精英」或「既得利益者」，主要來自政治、經濟和軍事三個領域，進一步可分為6類：
第一類：
十九世紀延續至今的顯赫家族，他們祖輩聚居於大城市的高尚住宅區，不僅彼此熟悉，家族後代還互相聯姻，形成自己的社交小圈子、實際上的王室。
第二類：
明星，通常是媒體、娛樂、體育巨星，具有廣泛社會輿論影響力。
第三類：
高級行政人員，包括主要行業的龍頭企業CEO、行業協會主席。
第四類：
財閥，包括各大土地持有者，以及主要企業的主要持股人。
第五類：
軍工高層，包括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核心官員，以及軍方高級將領。
第六類：
「政治集團」，由以美國總統為代表的聯邦政府核心官僚組成。換句話說，美國總統儘管只是從屬於其他利益集團，但對一般人而言，依然高高在上。
根據米爾斯的精英政治理論，在每一個領域，都有金字塔形的三層結構：最頂尖階層是少數精英，中間階層是龐大的執行人員、技術官僚，下層則是大眾。美國社會的權力分配，就是由上至下：最上層的精英階層掌控了關鍵問題的決策權，根據內部共識，作出方向性決策；然後，這一決定交由社會中層各界別執行；一般大眾往往只是被告知精英集團的決策，對其鮮有影響力。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戰略，方向是由白宮、五角大樓等最頂層精英做出，執行則牽涉政治、經濟、軍事領域各方面的複雜、長期協調。公眾在戰略推出前，接受了杜魯門政府大規模關於「蘇聯邪惡政權」的公關宣傳，但始終沒有機會參與政策辯論，也就是沒有參與任何決策環節，卻受到決策的深遠影響。
把大眾關注點引向「how」
這個精英政治模式，有兩點值得我們今天重新注意。首先，從權力來源和分配角度看，這種由上而下的權力結構，與我們一般理解的民主政治，實在相差甚遠：後者強調人民作主、由下而上的權力授予，上層政府機構和各類官員理應順從民意、「代表人民」行使權力，而不是相反。
其次，選舉在精英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也耐人尋味：按照米爾斯的論述，精英階層制定方向性政策後，執行過程會交由中層官僚負責，而這一環節，正是美國各式選舉的舞台。職業政客可以代表不同選民，但他們的辯論、選舉過程，其實是在爭論「如何」具體執行（精英階層既定的）政策目標，而非對這一目標本身進行諮詢。
職業政客、傳媒等中層機制，也會有意塑造議事規則和輿論導向，把大眾的關注點引向「how」、而非「why」。如此，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始終不受選舉影響，agenda-setting的權力始終掌握在精英階層手中；中產官僚也能在精英的夾縫中，享有剩餘權力，以及憧憬被吸納進精英階層的快感。
米爾斯的精英政治模型，不能算是政治學主流，但近年相關實證陸續發表，米爾斯的框架也愈來愈受尊重。最著名的是2014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教授佩奇（Benjamin I. Page）的研究，兩人分析了美國政策的相關民調，確定美國當代社會中，顯赫的個人、商界精英和利益集團，對政策制定具有極顯著影響力，而一般大眾，以及各種草根團體，則無法獨立影響政策。
然而，精英政治模式是否意味對人民利益的背叛？米爾斯卻不認為完全如此。首先，美式精英政治並非如威權政體一般，通過壓制公民自由與利益，作為統治階層的執政手段；精英階層的組成，也並非單純依賴血緣。相反，米爾斯指出美國的精英階層，除了控制各領域的關鍵職位，還有另一個共通點，就是有共享的價值觀，例如對自由主義、私有財產權不可侵犯、有限政府等理念的完全信奉。
這些價值觀，是精英自幼接受非常相似的家庭和教育所致；而這一精英文化，又可追溯至美國建國伊始，也就成了全國國民的向心力所在。這就像本來的香港，無論商界、公務員、「建制派」、「泛民主派」，甚至親北京陣營的有識之士，基本上都信奉同樣的精英價值，抗拒、也看不起鬥爭為綱的思維，那是根深柢固的文化使然，要改變殊不容易。
民粹領袖還未出現
美國精英階層絕不是一個封閉、固化的階級。一個底層人士經過個人努力（和極好的運氣），也有可能躋身所在領域的金字塔頂；如果他與其他精英享有共同價值觀，也會被吸納。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即將卸任的奧巴馬，都是從非頂級精英出身，走入精英的典型。
美國精英階層還有相當強的適應能力：在他們的世界觀，一切皆為「更便利的商貿環境」服務，而這正是他們自身既得利益的基礎，意味着他們與社會各行業的聯繫非常緊密，不可能完全「離地」。一旦民眾對某一政策爆發不滿，會直接影響精英階層的利益，於是為了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精英就會作出反應，以求達到新的平衡（equilibrium），而不會像一些劣質領袖那樣，凡事訴諸二元對立和鬥爭。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在精英政治現實下，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公民自由，始終得到較好的保障，也根本戰勝了共產主義體制。然而，精英政治與民主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也不可能根本改變貧富懸殊，兩者的關係，乃政治哲學爭論不休的話題；這次特朗普帶來的旋風，只會把這些矛盾全面展露人前。
無論如何，特朗普依然是精英集團的一員，他一生的奮鬥、千方百計搬入紐約得到「紐約人」身份、通過捐款和高爾夫球結識克林頓夫婦等，都反映他的追求，不過是擠入那個圈子，不可能對社會潛規則帶來根本改變。
就像主導英國脫歐的約翰遜，根本是牛津大學畢業的徹頭徹尾精英，言行之間的差距，乃眾所周知。假如美國民眾真的有強烈訴求，無論特朗普當選與否，一個真正顛覆精英政治的代言人，還是會早晚出現；那時候，才是劃時代的挑戰，我們就會發現，特朗普不過是一個拆牆鬆綁的過客，真正的民粹領袖還未出現呢。
小詞典：Social Register
Social Register 是指19-20世紀期間，美國各大主要城市均有出版、記錄本市「顯赫的美國家庭名錄與地址」的名單。能被這份名單列入的美國家族，都被視為具有極高社會地位、和廣具影響力的人脈，他們出入相同的會所，彼此的社交圈高度重疊，成為美國精英階層的重要成員。
2016年11月6日星期日
賓夕凡尼亞──民主黨囊中物今屆現危機
除了佛羅里達州，今年美國大選的另一個關鍵搖擺州是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根據傳統定義，賓夕凡尼亞州並不搖擺，從歷年選舉結果上看，自1992年克林頓（柯林頓）當選以來，一直是民主黨根據地。然而，民主黨也談不上拉開了和共和黨的距離：除了2008年奧巴馬（歐巴馬）以10%勝出，民主黨優勢始終在5%上下，並不穩固。
杜林普（川普）用了不少心力在賓夕凡尼亞州，因為這是佔20張選舉人票的大戶，目前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65歲以上的佔17%，比例與佛羅里達州類似，較全國平均水平為高，使該州成為美國排第六的高齡州——而這類數據，往往是共和黨乘虛而入的徵兆。
一般人認為賓夕凡尼亞州是民主黨囊中物，因為印象中，州內大都會費城就是代表賓州。費城當地有150萬居民，大多傾向民主黨，2012年奧巴馬獲得大都會區63%選民支持，可見一斑。當年筆者認識的不少朋友，都住在賓州大學城附近，城內精英主義氣氛甚濃，一如東岸其他民主黨根據地。
城鄉之戰
然而，州內城鄉矛盾其實十分嚴重，1996年後，共和黨每次大選都能贏得非大都會區（市郊、鄉村）的選票多數，並且贏面不斷擴大。1996年，克林頓尚可得到51%非大都會票；到了2012年，奧巴馬在非大都會區的得票率已下降至45%。
賓夕凡尼亞州不少居民以製造業為生，非大都會地區正是藍領工人的聚集地。近年來美國製造業急劇萎縮，從事製造業的人，對美國經濟前景普遍缺乏信心。杜林普自參選以來，大打貿易保護主義牌，強調要把製造業崗位從中國等國家奪回本土，針對的就是國內龐大的製造業工人票，在一般人眼中，所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十分「落地」，就是這麼簡單。
此外，在賓夕法尼亞西部的農村，杜林普的競選造勢也非常成功：這片地帶受經濟全球化衝擊尤甚，農業、礦業每年都有大量崗位消失，民怨早就累積。奈何都會區的民主黨人並不著意了解農村社群需求，杜林普「為（農村）人民發聲」，就得到不少掌聲。賓夕法尼亞州鄉村目之所及，皆是杜林普的競選宣傳，而希拉莉（希拉蕊）的形象幾乎不見蹤影。
一般相信，希拉莉可以大幅度維持民主黨在費城大都會區的優勢，匹茲堡（Pittsburgh）近年由傳統工業城市向醫療、金融等服務業轉型，亦被納入民主黨基本盤。加上賓夕法尼亞州少數族裔一如全國，比例持續升高，而希拉莉和賓夕法尼亞州有一定淵源，父親來自當地，家族在此有村屋渡假，本地人脈並不缺乏，這些都令民主黨審慎樂觀。根據各家民調，希拉莉在賓夕法尼亞州延續了歷史優勢，領先杜林普至少4%；但杜林普正把選舉上升為「第一、二產業 vs. 第三產業」的世紀之戰，希望把前者的隱性票源全部催出來。根據大數據，那幾個百分點始終難以踰越；但假如一戰功成，則大局已定。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6日
杜林普（川普）用了不少心力在賓夕凡尼亞州，因為這是佔20張選舉人票的大戶，目前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65歲以上的佔17%，比例與佛羅里達州類似，較全國平均水平為高，使該州成為美國排第六的高齡州——而這類數據，往往是共和黨乘虛而入的徵兆。
一般人認為賓夕凡尼亞州是民主黨囊中物，因為印象中，州內大都會費城就是代表賓州。費城當地有150萬居民，大多傾向民主黨，2012年奧巴馬獲得大都會區63%選民支持，可見一斑。當年筆者認識的不少朋友，都住在賓州大學城附近，城內精英主義氣氛甚濃，一如東岸其他民主黨根據地。
城鄉之戰
然而，州內城鄉矛盾其實十分嚴重，1996年後，共和黨每次大選都能贏得非大都會區（市郊、鄉村）的選票多數，並且贏面不斷擴大。1996年，克林頓尚可得到51%非大都會票；到了2012年，奧巴馬在非大都會區的得票率已下降至45%。
賓夕凡尼亞州不少居民以製造業為生，非大都會地區正是藍領工人的聚集地。近年來美國製造業急劇萎縮，從事製造業的人，對美國經濟前景普遍缺乏信心。杜林普自參選以來，大打貿易保護主義牌，強調要把製造業崗位從中國等國家奪回本土，針對的就是國內龐大的製造業工人票，在一般人眼中，所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十分「落地」，就是這麼簡單。
此外，在賓夕法尼亞西部的農村，杜林普的競選造勢也非常成功：這片地帶受經濟全球化衝擊尤甚，農業、礦業每年都有大量崗位消失，民怨早就累積。奈何都會區的民主黨人並不著意了解農村社群需求，杜林普「為（農村）人民發聲」，就得到不少掌聲。賓夕法尼亞州鄉村目之所及，皆是杜林普的競選宣傳，而希拉莉（希拉蕊）的形象幾乎不見蹤影。
一般相信，希拉莉可以大幅度維持民主黨在費城大都會區的優勢，匹茲堡（Pittsburgh）近年由傳統工業城市向醫療、金融等服務業轉型，亦被納入民主黨基本盤。加上賓夕法尼亞州少數族裔一如全國，比例持續升高，而希拉莉和賓夕法尼亞州有一定淵源，父親來自當地，家族在此有村屋渡假，本地人脈並不缺乏，這些都令民主黨審慎樂觀。根據各家民調，希拉莉在賓夕法尼亞州延續了歷史優勢，領先杜林普至少4%；但杜林普正把選舉上升為「第一、二產業 vs. 第三產業」的世紀之戰，希望把前者的隱性票源全部催出來。根據大數據，那幾個百分點始終難以踰越；但假如一戰功成，則大局已定。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6日
佛羅里達──杜林普志在必得的最搖擺州份
美國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大選基本上採取「勝者全得」的選舉人票制度，「搖擺州份」（swing states） 是最後關鍵。歷來兩黨候選人都會投入最多資源在這些地區，因而選情也最為激烈。相反，在兩黨各自優勢明顯的大州像加州（California）、德州（Texas），即使選舉人票再多，也不會是選戰焦點。假如杜林普（川普）勝出全部搖擺州份，已足以入主白宮，因此其對美國歷年來最搖擺的佛羅里達州（Florida），尤其志在必得。
佛羅里達州自1960年代以來，人口急速增長，目前有接近兩千萬人，是全美人口第三多的大州，擁有29張選舉人票，是加州、德州之後的第三大戶。佛羅里達州之所以搖擺不定，和它獨特的人口結構息息相關。該州的65歲以上人口佔17.6%，比例在全美各州首屈一指，理應對共和黨有利；但我們也不能視之為老人州，因為21歲以下人口也佔27.6%，同樣較全國平均水平為高。
按地理位置，佛羅里達理論上屬「聖經帶」，即共和黨勢力範圍；但同時它也是傳統移民大州，移民數量還在持續增長，沖淡了不少傳統價值。目前非裔美國人佔14.6%，拉丁裔佔16.8%，來自古巴、波多黎各的新移民影響力特別大，對國家的古巴政策最關注，傳統傾向態度較強硬的共和黨。不過，奧巴馬的古巴和解政策，也有國內民意支持，加上新移民下一代看重經濟問題，從前的宣傳公式已不大奏效。要在這樣複雜的州取得優勢，不能單憑一道板斧，必須多管齊下，很靠競選團隊的功力。
1980年至今，當選者未能勝出佛羅里達州的情形，只在1992年出現過一次；其中共和黨贏出六次，但沒有一次能拋離對手。最典型的例子自然是2000年大選，不少朋友都記憶猶新：共和黨候選人小布殊（小布希）與民主黨候選人戈爾（高爾）的得票數極度接近，以至觸發重新計票機制，最終由最高法院判定小布殊以500多張票之差，全取25張選舉人票，合法入主白宮。2004年，小布殊的優勢擴大到5%，但隨後奧巴馬則為民主黨兩次贏得佛羅里達，比對方高2.8%和0.9%，都是名副其實的險勝。
拉丁裔撐希拉莉，高齡白人支持杜林普
影響今年大選的關鍵，恐怕還是人口。2000年，佛羅里達州註冊選民中，80%是白人；而到今年，這比例已下降至66%，人數不斷增長的拉丁裔選民則相對支持民主黨，希拉莉（希拉蕊）選擇副總統拍檔凱恩（Tim Kaine） 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操流利西班牙語，對拉攏該州拉丁裔選民事半功倍。相反，杜林普初選時的競爭對手魯比奧（Marco Rubio，魯比歐）是古巴裔的佛羅里達州參議員，當地民望甚高，卻不願意全力支持杜林普，令共和黨的優勢再減。
不過縱使如此，杜林普陣營一直對佛羅里達州信心十足，認為這個州正是他要爭取的樣板：佛州曾經繁榮，卻因為全球化時代而犧牲本土經濟，又因為民主黨的福利政策激化社會矛盾，這都使杜林普陣營對勝出充滿信心。根據選前民調，佛羅里達州的高齡白人選民極度右傾，成為共和黨的中堅力量。
諷刺的是，雖然這些高齡白人的人口比例正在減少，但他們卻正正是被迅速變化的人口結構、經濟模式刺激，有失去身份認同的恐懼，才特別被杜林普的種種言論打動，投票意欲遠高於年輕人。加上月前佛羅里達州發生極嚴重的同志酒吧槍擊案，造成人心惶惶，也令杜林普的右翼宣傳奏效。
三個月前，希拉莉在佛羅里達的民調優勢，幾乎有10%（CNN數字）。但綜合最新民調，杜林普和希拉莉在佛羅里達州是完全的均勢，杜林普稍微領先不足1%，而且一般相信杜林普的陰性票源比希拉莉多。加上杜林普得票在提前投票群組中輕微領先，這些都是杜林普陣營的最大佳音。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6日
佛羅里達州自1960年代以來，人口急速增長，目前有接近兩千萬人，是全美人口第三多的大州，擁有29張選舉人票，是加州、德州之後的第三大戶。佛羅里達州之所以搖擺不定，和它獨特的人口結構息息相關。該州的65歲以上人口佔17.6%，比例在全美各州首屈一指，理應對共和黨有利；但我們也不能視之為老人州，因為21歲以下人口也佔27.6%，同樣較全國平均水平為高。
按地理位置，佛羅里達理論上屬「聖經帶」，即共和黨勢力範圍；但同時它也是傳統移民大州，移民數量還在持續增長，沖淡了不少傳統價值。目前非裔美國人佔14.6%，拉丁裔佔16.8%，來自古巴、波多黎各的新移民影響力特別大，對國家的古巴政策最關注，傳統傾向態度較強硬的共和黨。不過，奧巴馬的古巴和解政策，也有國內民意支持，加上新移民下一代看重經濟問題，從前的宣傳公式已不大奏效。要在這樣複雜的州取得優勢，不能單憑一道板斧，必須多管齊下，很靠競選團隊的功力。
1980年至今，當選者未能勝出佛羅里達州的情形，只在1992年出現過一次；其中共和黨贏出六次，但沒有一次能拋離對手。最典型的例子自然是2000年大選，不少朋友都記憶猶新：共和黨候選人小布殊（小布希）與民主黨候選人戈爾（高爾）的得票數極度接近，以至觸發重新計票機制，最終由最高法院判定小布殊以500多張票之差，全取25張選舉人票，合法入主白宮。2004年，小布殊的優勢擴大到5%，但隨後奧巴馬則為民主黨兩次贏得佛羅里達，比對方高2.8%和0.9%，都是名副其實的險勝。
拉丁裔撐希拉莉，高齡白人支持杜林普
影響今年大選的關鍵，恐怕還是人口。2000年，佛羅里達州註冊選民中，80%是白人；而到今年，這比例已下降至66%，人數不斷增長的拉丁裔選民則相對支持民主黨，希拉莉（希拉蕊）選擇副總統拍檔凱恩（Tim Kaine） 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操流利西班牙語，對拉攏該州拉丁裔選民事半功倍。相反，杜林普初選時的競爭對手魯比奧（Marco Rubio，魯比歐）是古巴裔的佛羅里達州參議員，當地民望甚高，卻不願意全力支持杜林普，令共和黨的優勢再減。
不過縱使如此，杜林普陣營一直對佛羅里達州信心十足，認為這個州正是他要爭取的樣板：佛州曾經繁榮，卻因為全球化時代而犧牲本土經濟，又因為民主黨的福利政策激化社會矛盾，這都使杜林普陣營對勝出充滿信心。根據選前民調，佛羅里達州的高齡白人選民極度右傾，成為共和黨的中堅力量。
諷刺的是，雖然這些高齡白人的人口比例正在減少，但他們卻正正是被迅速變化的人口結構、經濟模式刺激，有失去身份認同的恐懼，才特別被杜林普的種種言論打動，投票意欲遠高於年輕人。加上月前佛羅里達州發生極嚴重的同志酒吧槍擊案，造成人心惶惶，也令杜林普的右翼宣傳奏效。
三個月前，希拉莉在佛羅里達的民調優勢，幾乎有10%（CNN數字）。但綜合最新民調，杜林普和希拉莉在佛羅里達州是完全的均勢，杜林普稍微領先不足1%，而且一般相信杜林普的陰性票源比希拉莉多。加上杜林普得票在提前投票群組中輕微領先，這些都是杜林普陣營的最大佳音。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6日
2016年11月3日星期四
真小人與偽君子：希拉莉電郵門影響有多大?
不久前本欄談及美國大選的「十月驚奇」，曾預言希拉莉的「電郵門」可能還有發酵，因為除了美國本土的玩家，在虛擬世界中，還有維基解密、俄羅斯特工、「匿名者」（Anonymous）等「參戰」，令這方面的變數難以預計，想不到最終帶來「驚奇」的，卻是聯邦調查局（FBI）。
FBI局長科米（James Comey）曾在7月對國會說，儘管希拉莉以私人伺服器處理公務電郵「極其大意」，但並未發現意圖違法，因此不建議司法部起訴希拉莉，並口頭宣稱「調查已經結束」（行政意義上，調查程序還處於「正在結束中」狀態）。直到選舉前兩周，科米卻突然再次致函國會，稱有鑑於在「另一件不相關的調查中」，發現「可能與希拉莉私人伺服器接收工作郵件事件有關」的電郵，FBI決定進一步檢視這些郵件，以判斷是否有洩密行為。
科米交予國會的信函只有短短5句話，卻一石激起千層浪。已公布的事實其實很簡單：首先，科米提及的「不相關調查」，是指FBI此前一直在進行的、針對紐約市前議員韋納（Anthony Weiner）可能捲入向未成年人發送色情短訊的案件；在取證過程中，FBI從韋納住宅取得一部電腦，內含65萬封郵件，而韋納的妻子正是希拉莉高級幕僚阿貝丁（Huma Abedin），儘管兩人目前已分居。
這批郵件到底包含什麼內容、希拉莉本人是否捲入其中？不僅我們無從知曉，科米也向國會承認「對郵件內容尚不知情」，甚至無法給出預計審查所需時間，但相信無法在選舉前完成，也就是不可能在選前有新的指控。
理論上，科米致函國會不應是針對希拉莉，而是基於兩層考慮：第一，執法人員有責任在發現相關線索時，對哪怕已結案的案件再調查；第二，如果科米不主動上報，而消息由媒體曝光，FBI無疑會成為特朗普陣營眼中「維護希拉莉」一分子。
不過，這調查帶來的心理陰影，遠比已公佈的事實嚴重。特朗普在事件爆出當日，在集會上更改了早已寫好的演講，稱這是比水門事件更嚴重的醜聞。此前他曾數次聲稱要對希拉里付諸司法行動：8月底，他曾要求司法部任命特別檢察官，調查克林頓基金會的資金運作；10月初的電視辯論上，他又聲稱一旦自己當選，「會將希拉里投進監獄」，不少網民今天卻開始擔心一語成讖。
科米在隨後給FBI員工發送的備忘錄中坦言，這決定幾乎必將招致「誤解」。民主黨參議院領袖里德（Harry Reid）指科米的決定違反了《哈奇法》（Hatch Act），後者禁止聯邦僱員用職務權力影響選舉。歷史上，FBI在大選時的表現極為謹慎，包括最弄權的局長胡佛在內，司法部長林奇（Loretta Lynch）也對這次決定明確反對，稱此舉將打破美國司法部門多年的傳統。有趣的是，民主黨與共和黨在「要求FBI迅速披露全面信息」的立場上出奇地一致：前者相信這批郵件與希拉里無關，希望在大選前澄清；後者也許堅信這批郵件藏有「炸彈」，也許明知道FBI不可能短期內完成調查，純粹打嘴炮，亦未可知。
根據美國廣播公司（ABC）及《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於「電郵門」再燃後公佈的最新民調，希拉里自五月以來首次落後特朗普1%。民意的反彈，可以有多個解讀：「電郵門」本來只屬於「不小心」、「敏感度不足」等工作層面，但FBI再次調查這個動作，讓民眾感到之前的結論有問題，可能會推翻希拉里早前的供詞，於是就成了誠信問題。希拉里的精英主義、建制形象從來深入民心，特朗普可以爛起來出爾反爾，無視自己的誠信問題，希拉里卻強調道德，一旦被證實有同樣問題，其「離地精英的傲慢虛偽」，就無所遁形。更不可測的還是民調不能充份反映的投票意欲：不少選民不可能轉投特朗普，卻可能為此減低投希拉里的意欲，認為真小人與偽君子都是一丘之貉。特朗普的選舉策略，從來是把對手拖下同一泥濘中，讓選民寧選真小人、莫選偽君子，要麼就兩者都不要選，策略是否成功，很快就見真章。
小詞典：水門事件
1972年6月，美國民主黨總部水門大廈被發現有竊聽嫌犯闖入，聯邦調查局調查後發覺，其幕後金主是共和黨總統尼克遜的白宮幕僚。隨後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尼克遜及其下屬曾大規模在白宮內安裝竊聽設備，舉國震驚。本來以大比數優勢連任的尼克遜被逼辭職，以避過國會彈劾、甚至定罪，史稱「水門事件」。
FBI局長科米（James Comey）曾在7月對國會說，儘管希拉莉以私人伺服器處理公務電郵「極其大意」，但並未發現意圖違法，因此不建議司法部起訴希拉莉，並口頭宣稱「調查已經結束」（行政意義上，調查程序還處於「正在結束中」狀態）。直到選舉前兩周，科米卻突然再次致函國會，稱有鑑於在「另一件不相關的調查中」，發現「可能與希拉莉私人伺服器接收工作郵件事件有關」的電郵，FBI決定進一步檢視這些郵件，以判斷是否有洩密行為。
科米交予國會的信函只有短短5句話，卻一石激起千層浪。已公布的事實其實很簡單：首先，科米提及的「不相關調查」，是指FBI此前一直在進行的、針對紐約市前議員韋納（Anthony Weiner）可能捲入向未成年人發送色情短訊的案件；在取證過程中，FBI從韋納住宅取得一部電腦，內含65萬封郵件，而韋納的妻子正是希拉莉高級幕僚阿貝丁（Huma Abedin），儘管兩人目前已分居。
這批郵件到底包含什麼內容、希拉莉本人是否捲入其中？不僅我們無從知曉，科米也向國會承認「對郵件內容尚不知情」，甚至無法給出預計審查所需時間，但相信無法在選舉前完成，也就是不可能在選前有新的指控。
理論上，科米致函國會不應是針對希拉莉，而是基於兩層考慮：第一，執法人員有責任在發現相關線索時，對哪怕已結案的案件再調查；第二，如果科米不主動上報，而消息由媒體曝光，FBI無疑會成為特朗普陣營眼中「維護希拉莉」一分子。
不過，這調查帶來的心理陰影，遠比已公佈的事實嚴重。特朗普在事件爆出當日，在集會上更改了早已寫好的演講，稱這是比水門事件更嚴重的醜聞。此前他曾數次聲稱要對希拉里付諸司法行動：8月底，他曾要求司法部任命特別檢察官，調查克林頓基金會的資金運作；10月初的電視辯論上，他又聲稱一旦自己當選，「會將希拉里投進監獄」，不少網民今天卻開始擔心一語成讖。
科米在隨後給FBI員工發送的備忘錄中坦言，這決定幾乎必將招致「誤解」。民主黨參議院領袖里德（Harry Reid）指科米的決定違反了《哈奇法》（Hatch Act），後者禁止聯邦僱員用職務權力影響選舉。歷史上，FBI在大選時的表現極為謹慎，包括最弄權的局長胡佛在內，司法部長林奇（Loretta Lynch）也對這次決定明確反對，稱此舉將打破美國司法部門多年的傳統。有趣的是，民主黨與共和黨在「要求FBI迅速披露全面信息」的立場上出奇地一致：前者相信這批郵件與希拉里無關，希望在大選前澄清；後者也許堅信這批郵件藏有「炸彈」，也許明知道FBI不可能短期內完成調查，純粹打嘴炮，亦未可知。
根據美國廣播公司（ABC）及《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於「電郵門」再燃後公佈的最新民調，希拉里自五月以來首次落後特朗普1%。民意的反彈，可以有多個解讀：「電郵門」本來只屬於「不小心」、「敏感度不足」等工作層面，但FBI再次調查這個動作，讓民眾感到之前的結論有問題，可能會推翻希拉里早前的供詞，於是就成了誠信問題。希拉里的精英主義、建制形象從來深入民心，特朗普可以爛起來出爾反爾，無視自己的誠信問題，希拉里卻強調道德，一旦被證實有同樣問題，其「離地精英的傲慢虛偽」，就無所遁形。更不可測的還是民調不能充份反映的投票意欲：不少選民不可能轉投特朗普，卻可能為此減低投希拉里的意欲，認為真小人與偽君子都是一丘之貉。特朗普的選舉策略，從來是把對手拖下同一泥濘中，讓選民寧選真小人、莫選偽君子，要麼就兩者都不要選，策略是否成功，很快就見真章。
小詞典：水門事件
1972年6月，美國民主黨總部水門大廈被發現有竊聽嫌犯闖入，聯邦調查局調查後發覺，其幕後金主是共和黨總統尼克遜的白宮幕僚。隨後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尼克遜及其下屬曾大規模在白宮內安裝竊聽設備，舉國震驚。本來以大比數優勢連任的尼克遜被逼辭職，以避過國會彈劾、甚至定罪，史稱「水門事件」。
2016年11月2日星期三
列根vs特朗普：桃色的不同下場
昨天我們分享過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的風流韻事，為何無損其受歡迎程度，更值得特朗普參考的，還有同屬共和黨的重量級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也就是今天美國一眾保守主義者的偶像。
去年作家普林斯（Danforth Prince）和波特（Darwin Porter）出版了一本列根傳記Love Triangle: Ronald Reagan， Jane Wyman， and Nancy Davis（下稱Love Triangle），談及不少列根的桃色歷史。眾所周知，列根從政前是荷里活二線演員，雖然並非大紅大紫，但也曾與不少當紅女星合作。根據作者記述，「作為二線男星的列根總能和一線女星發生關係」。書中提及多達50多名女明星與列根有染，雖然數字也許誇大，但性質卻不太有爭議。事實上，列根自己也承認拍攝期間總會「受情節影響」，與合作女星不由自主發生「曖昧」。在30年的荷里活演藝生涯中，列根參演了近70部電影，不少女星都曾為列根魅力傾倒，至於「曖昧」了多少位，就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了。
從政後成保守主義教父
不過根據Love Triangle，列根雖然風流韻事不斷，但頗有「自律」精神，拒絕過不少輕佻女性的誘惑，也不參與圈內放蕩的聚會；他不曾與不同女性在同一時期發生關係，亦不曾與已婚女性搞婚外情。
列根的第一任妻子懷曼（Jane Wyman）也是女演員，還是奧斯卡影后，2人在荷里活相識結婚，無奈懷曼不認同丈夫的從政理念，兩人在1948年離異，這讓列根成為了美國史上唯一曾離婚的總統。1952年，列根與百老匯女星南茜（Nancy Davis）結婚，直至終老。
與列根有過一段韻事的女星，往往給予其「風趣幽默」的正面評價，沒有舊情人跑出來說列根「不尊重女性」，這和同樣曾離婚再婚，但財大氣粗、被看作靠金錢買關係的特朗普大為不同。反而列根妻子Nancy與殿堂級藝人法蘭仙納杜拉的「交往」，媒體更感到有「花生」價值。
更重要的是，列根從政後，逐漸成為保守主義教父，右翼宗教勢力就是在他任內全面復興。列根以「過來人」身份，晚年沒有傳出太多桃色醜聞，已經足以為其理念背書。此所以那些宗教人士、保守主義者支持列根，不會感到為難和尷尬。相反特朗普雖然也得到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但教派內也一直存在反對聲音，那些領袖不少和共和黨建制派關係千絲萬縷，令特朗普在主流媒體跟前動輒得咎。加上列根任內女權興起不久，稍有表示，就能滿足，不同今天特朗普的對手已經是女性，他無論說什麼，都容易被對方陣營上綱上線為「性別戰爭」。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假如特朗普是共和黨主流派推出來的候選人，而民主黨的候選人不是希拉里，他那些失言醜聞，不可能如此發酵；而他美豔動人的新移民妻子，也會得到比現在多的尊重。特朗普要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依然能當選，恐怕從此美國上下都會以他的語言為常態，屆時傳統精英，更不知如何自處了。
小詞典：列根經濟學
20世紀80年代時，美國總統列根倡導「供給學派經濟學」政策，強調政府減少對宏觀經濟干預，減少賦稅、減少政府開支、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在列根時期，美國經濟自由化程度顯著提高，經濟改善，不過社會貧富差距也逐漸擴大。
去年作家普林斯（Danforth Prince）和波特（Darwin Porter）出版了一本列根傳記Love Triangle: Ronald Reagan， Jane Wyman， and Nancy Davis（下稱Love Triangle），談及不少列根的桃色歷史。眾所周知，列根從政前是荷里活二線演員，雖然並非大紅大紫，但也曾與不少當紅女星合作。根據作者記述，「作為二線男星的列根總能和一線女星發生關係」。書中提及多達50多名女明星與列根有染，雖然數字也許誇大，但性質卻不太有爭議。事實上，列根自己也承認拍攝期間總會「受情節影響」，與合作女星不由自主發生「曖昧」。在30年的荷里活演藝生涯中，列根參演了近70部電影，不少女星都曾為列根魅力傾倒，至於「曖昧」了多少位，就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了。
從政後成保守主義教父
不過根據Love Triangle，列根雖然風流韻事不斷，但頗有「自律」精神，拒絕過不少輕佻女性的誘惑，也不參與圈內放蕩的聚會；他不曾與不同女性在同一時期發生關係，亦不曾與已婚女性搞婚外情。
列根的第一任妻子懷曼（Jane Wyman）也是女演員，還是奧斯卡影后，2人在荷里活相識結婚，無奈懷曼不認同丈夫的從政理念，兩人在1948年離異，這讓列根成為了美國史上唯一曾離婚的總統。1952年，列根與百老匯女星南茜（Nancy Davis）結婚，直至終老。
與列根有過一段韻事的女星，往往給予其「風趣幽默」的正面評價，沒有舊情人跑出來說列根「不尊重女性」，這和同樣曾離婚再婚，但財大氣粗、被看作靠金錢買關係的特朗普大為不同。反而列根妻子Nancy與殿堂級藝人法蘭仙納杜拉的「交往」，媒體更感到有「花生」價值。
更重要的是，列根從政後，逐漸成為保守主義教父，右翼宗教勢力就是在他任內全面復興。列根以「過來人」身份，晚年沒有傳出太多桃色醜聞，已經足以為其理念背書。此所以那些宗教人士、保守主義者支持列根，不會感到為難和尷尬。相反特朗普雖然也得到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但教派內也一直存在反對聲音，那些領袖不少和共和黨建制派關係千絲萬縷，令特朗普在主流媒體跟前動輒得咎。加上列根任內女權興起不久，稍有表示，就能滿足，不同今天特朗普的對手已經是女性，他無論說什麼，都容易被對方陣營上綱上線為「性別戰爭」。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假如特朗普是共和黨主流派推出來的候選人，而民主黨的候選人不是希拉里，他那些失言醜聞，不可能如此發酵；而他美豔動人的新移民妻子，也會得到比現在多的尊重。特朗普要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依然能當選，恐怕從此美國上下都會以他的語言為常態，屆時傳統精英，更不知如何自處了。
小詞典：列根經濟學
20世紀80年代時，美國總統列根倡導「供給學派經濟學」政策，強調政府減少對宏觀經濟干預，減少賦稅、減少政府開支、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在列根時期，美國經濟自由化程度顯著提高，經濟改善，不過社會貧富差距也逐漸擴大。
2016年11月1日星期二
特朗普vs甘迺迪：為何風流不被「包容」?
特朗普在選舉後期面對的最大「醜聞」，想不到是多年前調戲女性的私人對話曝光，比性質更嚴重的希拉莉「電郵門」更獲主流媒體青睞。特朗普自青年時代起，一直以風流倜儻形象示人，類似對話出自特朗普之口，原是理所當然；他年輕時曾接受採訪，坦誠自己風流一面，並稱「幸好將來不做政客」。其實，論行為之風流、私下對女性言辭之下流，至今的萬人迷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什麼對其魅力絲毫無損？這就得從他的艷史談起。
2013年，《國家地理》雜誌對甘迺迪艷史專門回顧，引述總統傳記作家達萊克（Robert Dallek）稱，甘迺迪一生風流成性，年輕時就對女性有「莫名且難以抑制的慾望」。學者普遍認為，甘迺迪年輕時，在這個政治家庭有不少心理陰影：父親據傳有外遇，與母親關係一直不佳，加上至親相繼橫死，以及對自己身體健康的過分憂慮，都可能是他性情扭曲的原因。為了緩解揮之不去的壓抑，甘迺迪以接連不斷的「風流」減壓，也經常用粗鄙言詞形容女性；不少這類用字，都是這位年輕總統首先帶入白宮的。但也因為「減壓」過度，令甘迺迪在女伴圈子當中，以「3分鐘先生」聞名。
在甘迺迪還是麻省議員時，他已曾與空姐、秘書，以及不少事業有成的女性有一手，這「生活習慣」，在他與充滿魅力的積琪蓮（Jacqueline Bouvier）結婚、當選參議員，乃至當選總統後都未有改變。甘迺迪就任總統期間，最有名的情婦是荷里活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不過相比於夢露對甘迺迪的迷戀，甘迺迪始終未動真情，以至於夢露高調對甘迺迪示好、引發外界猜測後，甘迺迪便果斷「斬纜」。
另一位甘迺迪的著名情婦是做過白宮實習生的奧爾福德（Mimi Alford）。她在白宮泳池與甘迺迪相遇，數小時後，就收到來自總統的請柬，邀她去總統府，接着就在第一夫人臥室發生關係。在短暫的暑期實習結束後，奧爾福德與甘迺迪保持往來，不時赴華盛頓幽會，古巴導彈危機解決當晚，就是她等待甘迺迪至深夜。數十年後，克林頓與實習生萊溫斯基發乎情、止乎口，實在遠比前輩收斂。
以上種種，放在今天，不僅是政敵攻訐的把柄，更會成為媒體的獵奇對象。然而當年甘迺迪不僅免於大眾傳媒窮追猛打，至今他在美國社會的聲譽，仍屬歷屆總統中的佼佼者，甚至連妻子都對這些行為默許。根據後人披露的積琪蓮私人信件，她在婚後對甘迺迪的風流深感無奈，不過始終不曾後悔；她其後改嫁，也普遍為國人諒解。那為何美國人對特朗普的風流事，又大驚小怪？
也許最大關鍵是，甘迺迪一直很受女性選民歡迎，他的風流都被「包容」在年輕才俊的魅力範圍內；相反特朗普一貫對女性選民不重視，這次被找到口實，全國女性領袖幾乎一致以此批評他「不尊重女性」，基本上是立場先行。加上特朗普一直不為共和黨建制派接受，但又人氣高企，這類醜聞因為能「入屋」，是共和黨主流派少有能動搖特朗普的機會，於是我們就發現，美國媒體幾乎跨黨派地槍口一致，將之化作一場「精英Vs反精英主義」的鬥爭。相反甘迺迪家族雖然來自非主流的天主教家庭，卻是徹頭徹尾的精英，很懂得和精英集團打好關係，也就有了利益保護者和被保護者的盟約。
正因如此，我們不能因為美國主流輿論對特朗普的「侮辱女性」煞有介事，就以為全國人民都這樣想。在一般人心目中，特朗普和甘迺迪這方面的成績，可能不分軒輊，這種「落地」情緒，在互聯網上普遍展現，不過被主流媒體刻意漠視罷了。
小詞典：甘迺迪遇刺案
1963年11月22日下午，甘迺迪總統在德州達拉斯市乘坐敞篷車時，遭搶手槍擊，子彈命中頭顱，當場死亡。同時喪生的，還有坐在前排的德州州長康納利。兇手奧斯瓦爾德是當地倉庫僱員，被捕後不久也被槍殺，事件至今撲朔迷離，幕後黑手尚未曝光。
2013年，《國家地理》雜誌對甘迺迪艷史專門回顧，引述總統傳記作家達萊克（Robert Dallek）稱，甘迺迪一生風流成性，年輕時就對女性有「莫名且難以抑制的慾望」。學者普遍認為，甘迺迪年輕時，在這個政治家庭有不少心理陰影：父親據傳有外遇，與母親關係一直不佳，加上至親相繼橫死，以及對自己身體健康的過分憂慮，都可能是他性情扭曲的原因。為了緩解揮之不去的壓抑，甘迺迪以接連不斷的「風流」減壓，也經常用粗鄙言詞形容女性；不少這類用字，都是這位年輕總統首先帶入白宮的。但也因為「減壓」過度，令甘迺迪在女伴圈子當中，以「3分鐘先生」聞名。
在甘迺迪還是麻省議員時，他已曾與空姐、秘書，以及不少事業有成的女性有一手，這「生活習慣」，在他與充滿魅力的積琪蓮（Jacqueline Bouvier）結婚、當選參議員，乃至當選總統後都未有改變。甘迺迪就任總統期間，最有名的情婦是荷里活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不過相比於夢露對甘迺迪的迷戀，甘迺迪始終未動真情，以至於夢露高調對甘迺迪示好、引發外界猜測後，甘迺迪便果斷「斬纜」。
另一位甘迺迪的著名情婦是做過白宮實習生的奧爾福德（Mimi Alford）。她在白宮泳池與甘迺迪相遇，數小時後，就收到來自總統的請柬，邀她去總統府，接着就在第一夫人臥室發生關係。在短暫的暑期實習結束後，奧爾福德與甘迺迪保持往來，不時赴華盛頓幽會，古巴導彈危機解決當晚，就是她等待甘迺迪至深夜。數十年後，克林頓與實習生萊溫斯基發乎情、止乎口，實在遠比前輩收斂。
以上種種，放在今天，不僅是政敵攻訐的把柄，更會成為媒體的獵奇對象。然而當年甘迺迪不僅免於大眾傳媒窮追猛打，至今他在美國社會的聲譽，仍屬歷屆總統中的佼佼者，甚至連妻子都對這些行為默許。根據後人披露的積琪蓮私人信件，她在婚後對甘迺迪的風流深感無奈，不過始終不曾後悔；她其後改嫁，也普遍為國人諒解。那為何美國人對特朗普的風流事，又大驚小怪？
也許最大關鍵是，甘迺迪一直很受女性選民歡迎，他的風流都被「包容」在年輕才俊的魅力範圍內；相反特朗普一貫對女性選民不重視，這次被找到口實，全國女性領袖幾乎一致以此批評他「不尊重女性」，基本上是立場先行。加上特朗普一直不為共和黨建制派接受，但又人氣高企，這類醜聞因為能「入屋」，是共和黨主流派少有能動搖特朗普的機會，於是我們就發現，美國媒體幾乎跨黨派地槍口一致，將之化作一場「精英Vs反精英主義」的鬥爭。相反甘迺迪家族雖然來自非主流的天主教家庭，卻是徹頭徹尾的精英，很懂得和精英集團打好關係，也就有了利益保護者和被保護者的盟約。
正因如此，我們不能因為美國主流輿論對特朗普的「侮辱女性」煞有介事，就以為全國人民都這樣想。在一般人心目中，特朗普和甘迺迪這方面的成績，可能不分軒輊，這種「落地」情緒，在互聯網上普遍展現，不過被主流媒體刻意漠視罷了。
小詞典：甘迺迪遇刺案
1963年11月22日下午，甘迺迪總統在德州達拉斯市乘坐敞篷車時，遭搶手槍擊，子彈命中頭顱，當場死亡。同時喪生的，還有坐在前排的德州州長康納利。兇手奧斯瓦爾德是當地倉庫僱員，被捕後不久也被槍殺，事件至今撲朔迷離，幕後黑手尚未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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