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近日媒體報道中東戰霾時，每喜佐以一卷附上國旗的戰棋圖，以收圖文並茂之效。如斯國旗點綴卻似一律不離技術錯誤：忽略了「兩個阿富汗」的既成事實。這不但彰顯各國對「阿國國情」的輕視，更反映國際社會對美國重新介入別國內戰的漠視。

國旗也政治正確？

媒體常用的阿富汗綠白黑三色旗始用於一九九二年，在塔利班游擊隊於九六年攻陷喀布爾後，仍代表國際認可的阿國政府。查塔利班政權並無襲用前朝章典，而另行頒布一面白底上刻回教禱詞「Shahada」的新國旗，甚至連國名也另起「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此爐灶，以示與原政權「阿富汗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Afghanistan)」分庭抗禮。敗走麥城的游勇則與倒塔分子組成「北部聯盟 (Northern Alliance)」，以黑紅綠三色旗為標記。一國兩制三旗，遂並列屹今。

凡此種種，足證阿富汗早如南北兩越海峽兩岸般一裂為二。強調政治正確的傳媒，於韓戰時亦無以青天白日旗借代「赤色中國」，今卻潛意識把阿國內鬥按下不表，一面以美國承認的前國旗強加於塔利班，一面又稱未來戰爭為「懲阿戰」，把兩阿並立的事實輕輕帶過。吾人惟有以干涉觀審度美人躑躅兩阿之局，才能識其另番景象。

今美國反客為主卻但聞刀霍，乃因布殊政府尚未決定復仇的干涉廣度，當波及以拉丹為核心的三個同心圓中哪一圓。第一圓：只針對拉丹嫡系，不牽涉庇護此君的塔利班政權。第二圓：一併教訓塔利班，間接惠及倒塔聯盟。第三圓：蓋盡所有涉嫌支持恐怖運動的國家：伊拉克、利比亞固不可少，不少亞非拉政權亦難免俗。

拉丹的三個同心圓

三圓論衍生上中下三策，箇中下策稍疾、上策略除，學者多以為美國將先選中策，先料理拉丹暨塔利班，再順勢行下策根絕恐怖主義。此舉卻為越戰式干涉主義的遺產，不獨暗合昔時兵助南越之由，於世界史上亦何其相似乃爾。

葡萄牙於一九七四年撤出安哥拉，惹來三支游擊隊爭霸。美國防部對上述番號一律不解，卻匆匆標籤三者為善人、佞人與閒人，並全力支持「善人」 FNLA，以其根絕非洲共產主義勢力，結果慘敗於得助於古巴的「佞人」 MPLA之餘，亦恍然其嘍囉與宿敵乃一丘之貉。美國一無所知地干涉別國內戰之傻層出不窮，除卻四野結怨，一無所獲。

安哥拉模式還魂

不久冷戰劇終，克林頓借史鑑今，力求與各國各派同時對話，把以夷制夷之道擱諸一閣，令其全球化外交暫有小成。是以塔利班控制大局五年，鷲嗥佛滅，仍能自建洞天。但若美國此役順道倒塔，扶植同為拉丹之友的「倒塔聯盟」為保護國 (protege)，就是有政治正確國旗的包裝，仍難掩安哥拉模式的借屍還魂。在兩阿局中，縹緲的恐怖主義取代了虛無的共產主義，美國遂設「恐怖陣營」為新天敵，又視泛泛之輩為新諍友。科索沃式的「特別干涉(ad hoc intervention)」個案，又返回意識形態式的「程序干涉(sequential intervention)」之境。

潘朵拉黑盒再開，渾沌難逃。布殊若在教訓拉丹時波及其二圓，繼而其三，不啻宣布奉新冷戰干涉主義為國策。一切獲垂青的恐怖大亨，將一如當年被鎖定的共產傀儡，重飾烘托天使的妖魔一角。克林頓政策將一筆勾銷，北韓之流的傳統外道又得打回原型──大概這並非眾望所歸的。

恐怖襲擊見證多維全球化

美國面對恐怖主義此隱性敵人的彷徨，與東亞各國對索羅斯的乾怒、法國民族主義者抗擊迪士尼入境的徒勞如出一轍。二○○一年世貿中心的消失，不但見證了政軍全球化的成熟，亦宣告多維全球化時代全面來臨。

多維全球化的里程碑

九○至二千年的全球化片面地以經濟為主軸，文化為副軸，政軍全球化的進展卻瞠乎其後，但是次美國遇襲，說明了恐怖主義等跨國組織，擁有影響主權國家政治及軍事生態的能力，顯示了強國也不能確保對國內的絕對掌握，更象徵了世界各地「干涉內政」的互動雙向性。只要把上述政軍全球化與經濟、文化全球化的特徵類比，我們當能察其共性。像無遠弗屆的跨國組織，政軍代表為恐怖主義，經濟代表為索羅斯之流的投資銀行，文化代表則為大美國文化。美國面對恐怖主義此隱性敵人的彷徨，則與東亞各國對索羅斯的乾怒、法國民族主義者抗擊迪士尼入境的徒勞如出一轍。因此二○○一年世貿中心的消失，不但見證了政軍全球化的成熟，亦宣告多維全球化時代全面來臨。

三度空間遊戲

多維全球化的革命性，源自「三度空間」新遊戲規則。自一六四八年《威斯特法里條約》起，民族國家一直是國際舞台要角，但基於地理與信息空間的消失、主權國家對國民監控的減少、主權國家受國際條約的桎梏、跨國主義對世界公民的向心及後者獲取信息及技術的便捷，跨國組織已異軍突起。是次事件黑手不是任何敵國，說明國家不再是國際唯一舞者，非政府組織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將紛至沓來。主權國家除了要周旋於盟國敵國，還得應付不受各國與國際法約束的跨國組織。像阿富汗與拉登的淵源，可比索羅斯與美國的關係，然則馬來西亞能與美為敵否？是以原來的國與國二元關係，將被這三度空間的互動關係取代。

新時代的舊概念

令人擔憂的是，布殊政府一直被前全球化思維主導，導彈防禦系統更屬典型冷戰產品。布殊在美國被襲後的宣言，亦充斥「正邪之戰」等冷戰詞彙，固令人感到其箭在弦上的憤慨，卻也令人預視其箭不得不發的悲哀。其倡議的反恐怖主義聯盟，實際上還是鎖定一二國為目標，充其量是製造一把殺雞用的同盟牛刀。這樣的思維，還是二元的，而非屬於全球化三度空間的。

且自亨廷頓發表「文明衝突論」以來，西方已預定廿一世紀為耶教、伊斯蘭與儒教文明衝突的世紀。文明衝突在新時代或會加劇，但我們該注視的是衝突雙方的嶄新單位，而非衝突的陳年內容。美國社會強加回教和儒教世界的異教性，來塑造合乎其利益的新世界秩序，卻忽略了位處本土的跨國組織的威脅。需知就是同屬耶教的大衛教派，也有足夠動機與人力發動類似突襲。

若美國於新時代還苛求霸權，則不但徒增國家層面的橫向衝突，更將催化與跨國組織間的縱向衝突。相較下，中國政府內對法輪功步步為營，外則力主深化多極世界，便深諳全球化遊戲規則。美國若資源錯配，兩面受敵，後果對其將是毀滅性的，對全球化時代的全球，更是毀滅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