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五老的後三國誌

【咫尺地球】總理溫家寶出訪「西域」吉爾吉斯，把隨從分派到不同酒店，又保密會議地點，保安極嚴。中亞油田、集體反恐、穩定開發大西北邊界和「睦鄰」，是中國官方到民間對溫家寶「冒險」的解讀。這些原因都政治正確、也資訊正確，只是顛倒了主語和賓語﹕其實中國進入中亞，只是中亞五國主導的宏觀格局的一環，而且危機四伏。要了解中亞的策略，我們必須由五國「隨緣」的獨立談起。

蘇聯解體前，中亞五國沒有主流獨立運動，只是勉強迎合潮流，把蘇聯加盟共和國總統「正名」為獨立英雄，國家便自動過戶。五國領袖一直執政至今，獨裁依舊(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的頭銜甚至是「終身總統」)，是為著名的「中亞五老」。五國民族主義近來空前高漲，其實都是獨立後的集體創作，例如烏茲別克硬銷文明古國花剌子模的薩馬爾罕城，就像特區政府忽然「發展」大澳漁村，都是文化斷層上的重構。

中美俄介入 恐怖活動反加劇

五國忽然獨立，境內少數民族對「大族沙文主義」自然不服，漸次成為恐怖主義「先驅」。蘇聯一直防止五國自給自足，把它們設計成計劃經濟的不同子工廠﹔主廠倒閉後，子工廠後天失調，恐怖主義遂得以大手吸納貨源。五老建國和反恐的藥方獨沽一味，都是利誘外國勢力介入，依靠對象包括俄羅斯的軍事、美國的經濟和中國的「道義外交」﹔利誘的手段也獨沽一味，就是中亞油田，而且是潛能估計未盡確實的「疑似泡沫田」。

奇怪的是引入三大國「鑽石名單」，中亞反恐反而愈反愈恐。烏茲別克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原來仍願接受議會政治，自從美國軍事基地在當地出現，扎卡維式自殺式襲擊卻不斷登場﹔吉爾吉斯的民族問題原來已被「黑貓白貓論」解決，該國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後，疆獨組織反而決定以此為基地﹔存在價值被西方揶揄為「俄羅斯官員毒品市場」的小國塔吉克，明擺○是俄羅斯附庸，卻還是吸引了車臣游擊隊乘亂湊趣。

「1+1+1= -3」的政治數學吊詭，反映了反恐聯盟的結構性局限﹕中美俄在中亞共同反恐、又共同爭奪中亞資源，合作本質早具有排他性。例如上海合作組織有反恐情報交換的功能，亦有「東方北約」的反美潛能﹔美俄在吉爾吉斯的情報基地馬納斯和坎特都是軍事基地，資訊更是絕對不能互通。各國合作反恐的成效，一直得出荒謬的「最小公因數」。

恐怖組織藉大國壓力結盟

反恐聯盟做不到的信息互動、分工合作等行為，被它們所反的恐怖對象，卻完全做得到。例如中國搜捕拉丹對打擊疆獨沒有明顯利益，但結果卻要承擔額外風險，並不符合成本效益——疆獨在吉爾吉斯策動針對華人的恐怖襲擊，既能夠恐嚇北京，風險又較襲擊北京為小，自然划算得多。各國介入中亞的結果，是不同恐怖組織得出令各國既羨且妒的「效果公倍數」。

「中亞五國利用大國相爭自保」Vs「恐怖組織利用大國壓力結盟」，本來就是兩個時代的概念。前者源自冷戰後期的中美蘇三角關係﹕那時候小國靠周旋於三強間渾水摸魚自存﹔後者源自後冷戰的次主權理論﹕當恐怖組織的目標只是成為破壞式單細胞，講求阿米巴變形生命力，捨棄了治國的配套負擔，與國家效率相比自然高下立判。

當主權國家的管治能力逐步下降，原來只有大帝國才可能出現的過度擴張危機(imperial overreach)，現在連二流國家也難以幸免﹔原來只有國家才可以獨立擴張，現在恐怖組織卻也可以達成，而且比國家來得更輕巧。溫家寶在吉爾吉斯細訴「患難見真情」，比「四個依然」更感人肺腑，可惜唯物的「患難」在主權國之間持續擴散，唯心的「情」卻唯有在恐怖分子之間，才能夠化為唯物的力量。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僱傭兵的新世界秩序

戴卓爾夫人公子投資非洲僱傭兵顛覆赤道幾內亞被捕，心中有數是大禍臨頭。僱傭兵的復興，對主權國家而言，同樣是大禍臨頭。

僱傭兵的概念並不前衛，而且相當復古。中世紀歐洲戰爭都是僱傭兵戰爭，交戰各方互相認識，戰爭一如競技遊戲，勝負毋須定生死，只求活捉對手，索取贖金。一度稱雄歐洲的瑞典人口稀少，便是靠僱傭兵支撐整個三十年戰爭 (1618-1648)﹔前商業巨人熱那亞和威尼斯公國無人願意參軍，也是靠僱傭兵保衛繁榮。

僱傭兵突破了本土人力資源的局限，是經濟轉移的變種，而且主導的並非國家，而是僱傭兵訓練員，也就是當時的跨國企業。民族國家興起後，僱傭兵逐漸式微，除了因為多了「叛國」一重概念，更是因為跨國企業的生存空間，必須同時獲得各國認可。

僱傭兵在冷戰後借屍還魂，按逆向邏輯，不但顯示國家的概念備受衝擊，更暗示僱傭企業已能夠獨立生存，生命力甚至比國家更頑強。赤道幾內亞流產政變的黑手固然是西方石油利益集團，然而同一僱傭兵公司的其他「業務」，包括顛覆剛果、津巴布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國，牽涉的利益並不符合單一國家的單一政策，只符合「企業」利益這條獨立主軸。舉一反三，跨國保安公司承包伊拉克重建的非官方軍隊，固然有美國國防部的參與，但也有拓展市場的獨立意志。

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蒂爾批評索羅斯是西方金融集團的經濟僱傭兵，正是非洲軍事僱傭兵的姊妹篇。國與國的外交關係都是「朋友」，國家安全卻不斷受跨國僱傭兵挑戰，這就是中世紀的原始全球化現象。

南沙群島與文明衝突論

越南早前在南沙群島興建民營機場，讓我們不妨重溫文明衝突論的預言：

「文明衝突教父」亨廷頓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是「一個文明的核心國家干預另一個文明的核心國家與該文明成員國之間的爭端」。他的案例，就是美國(基督文明核心)干預中國(中華文明核心)與越南(中華文明成員)就南沙的石油和主權爭議；時限設在2010年；背景是美國從日韓撤軍、兩岸和解、美國壟斷越南市場經濟。於是中、日、伊斯蘭文明在一方，基督、東正、印度文明在另一方。

此後亨廷頓與軍事幻想小說家Tom Clancy「齊名」，一度成為學界笑柄，認為他抄襲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借題發揮，創意有限，論著又不及外交元老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嚴謹。

然而學術爭議卻帶出了現實信息，就是地緣政治、文明衝突及其他學派已經在​​南沙匯合，南沙已成為美國擁有多元代理人「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地區--地緣政治上，它藉重最鄰近南沙的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文明衝突上，它依靠天主教(菲律賓)和伊斯蘭教(馬來西亞和印尼)；經濟競賽上，它希望前世界首富文萊蘇丹分一杯羹；意識形態上，它利用台灣以「自由區」為名爭取南沙。

但這些候選主人的資格都不如越南，因為中越兩國的上述衝突顯得更為沈重，唯一「可惜」的是中越似乎屬於同一文明，令美國擔心越南是「無間道」，於是乎，近年來「文明衝突論」一如電腦RPG遊戲不斷更新，中國南部的「佛教文明」忽然脫離中華文明成為「獨立個體」；對美方而言，若在下一個「遊戲改版」中，越南能被無厘頭劃入這文明，所有人都能自圓其說，就「皆大歡喜了」。

英王室剩餘價值論

蝙蝠俠突襲白金漢宮，羅賓失手就擒，新聞題目是「王室保安出現漏洞」。按英國慣例，報道過後，例必有左翼學者撰文質疑王室的存在價值，及批判王室保安浪費納稅人金錢。

英國君主立憲制屹立未倒，全賴三派理論苦苦支撐。感性的說法相信君主一世二世地延續歷史，比民選領袖更能周而復始地代表「國格」。理性的說法認為法律賦予虛君儀式性權力，才能夠在行政上區別「國家」和「政府」這兩個概念，並為它們確立純哲學性的主從關係，繼而杜絕民粹領袖搶任「英國總統」的野心。

理性和感性之間的灰色地帶，更是英國王室殘存的基石。英女王一生拒絕接受「訴心聲」訪問，以為個人道德足以成為公共領域的垂範，就是因為英國王室在君主立憲制成形後，一直是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互動樞紐；法律不能帶動的道德、倫理、國家價值等議題，往往能夠借用王室成員起居飲食的私人領域來推行。

然而上述功能已一律顯得日暮途窮：戰後出生的英國人對王室出現感情斷層；工黨首相貝理雅不斷蠶食王室的思想領地，部分人甚至對設立國家主席取代王室興致盎然；現代媒體天天追擊王親國戚的隱私，更令王室的「公私中介」角色瓦解。

蝙蝠俠與羅賓闖進白金漢宮，原來就是要利用王室的「公私中介」，讓離婚父親這個社會議題在公共領域發揚光大，可惜輿論只注視抗議人士一身出位造型，對背後議題敷衍帶過。蝙蝠俠站在宮殿牆外，卻令人感到達達主義七拼八湊的騎呢和諧---大概，這就是英國王室最後的剩餘價值。

澳洲的先發制人

【咫尺地球】澳洲駐印尼大使館遇襲，微觀上同時影響澳洲、印尼兩國大選，宏觀上則是澳洲外交逆轉的必然副作用。

澳洲身為一個超級(面積)大國，在國際現實政治卻常不被當一回事。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澳洲參與國際事務總是以「英聯邦附庸」身份出現，外交政策大抵唯英國馬首是瞻，不同陣營成員的二戰回憶錄，都有視澳洲士兵為「魚腩部隊」的真實記載。後來英國衰落，澳洲在1951年與美國和紐西蘭簽訂《澳紐美安全條約》，自此成為美國太平洋防線的一環，外交還是以防守為主，只是改換美國門庭。

到了八十年代，「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被鄰國炒作，澳洲試圖「脫澳入亞」：這時候，澳洲外交開始化被動為主動，目標是成為「南亞太美國」。為了承擔這個難以勝任的頭銜，澳洲把大洋洲、印尼、巴布亞新畿內亞、菲律賓等「大澳大利亞」一廂情願地列為勢力範圍。

東帝汶獨立前後，最出錢出力出兵的居然是澳洲，擔當的角色處處與美國在前南斯拉夫的太上皇造型看齊。九一一事件後，霍華德效法美國先發制人，成為2002年峇里島大爆炸的首席承包調查員，又出兵伊拉克，令澳洲使館成為恐怖襲擊目標，因而被布殊「嘉許」像他的德州同鄉，一律不是忽然的政策扭轉，而是與澳洲的世紀轉型一脈相承。

澳洲現在靠反恐以戰養戰，在東南亞各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如此新定位無可避免地將與中國的地區利益發生衝突。然而內地評論還是貶低澳洲的國力，嘲笑「憑澳洲這點兵力，實在不明白它能先發制什麼人」，夜郎未免自大。

俄民族主義為害車臣

車臣民族主義現在備受孤立，但俄羅斯民族主義也是造成人質慘劇的關鍵。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民族主義經過四次轉型。葉利欽執政初年忙於鞏固蘇聯版圖為勢力範圍，意識形態戰爭處於蘇聯國家主義導向俄國民族主義的轉型，車臣政策以懷柔為主，只支持反對派奪權、避免正面介入，就像看待弱鄰。

當俄羅斯重振雄風的藍圖未兌現，極端民族主義興起，代表人物是「狂人」日里諾夫斯基。拉丹成名前，日氏是西方頭號妖魔化對象，他的「大俄羅斯」版圖確實「氣魄宏大」：除了「理所當然」地恢復蘇聯，更包括庫頁島、阿拉斯加等前沙俄領地。然而上述意識形態的實質意涵，其實是蘇聯國家主義的變種。日氏興起雖增加武力解決車臣問題的壓力，其信徒還是不忘面向國外。

到了俄國經濟小陽春，自由民族主義壟斷思潮，代表人物是前副總理丘拜斯，英超車路士班主艾巴莫域治也是這派的既得利益者和信徒。他們相信俄國經濟「強大」，足以建立相等於美國的「自由帝國」，惠及俄車雙方在第一次車臣戰爭後得以休養生息。

及後泡沫爆破，普京上台，急需樹立個人權威，才有意識地推廣俄羅斯種族主義，搞聖彼得堡建城300周年等大戲，就是培養民族優越感。俄羅斯本部開始以敵我矛盾檢視少數民族，令高壓對付分離主義的普京民望高企；因果循環下，直接催生第二次車臣戰爭。

江澤民曾警告中國的「大漢沙文主義比分離主義為害更大」。俄羅斯的民族成分更為複雜，普京卻學布殊搞大美利加三反五反，未免給江前主席比下去。

車臣問題的格魯吉亞元素

輿論視車臣問題為俄內政，卻忽略它已和格魯吉亞問題結成共生關係。

格魯吉亞控制中亞石油命脈，油管通向俄轄印古什共和國則有利於俄，通向土耳其則有利於西方。格國首任總統謝瓦爾德納澤擔任蘇聯外長期間便以親美著稱，他勉強讓格魯吉亞加入獨聯體，還是因為俄羅斯不肯撤走駐軍。莫斯科為令格國忌憚，公開支持搞獨立的三大分離力量---阿布哈茲、阿扎爾，以及要求與北奧塞梯(人質慘劇所在地)合併的南奧塞梯。

人質事件的涉嫌黑手巴薩耶夫有「俄版拉丹」之稱，不但形象模仿拉丹，同樣以長鬍子和害羞眼神吸引信眾，也和拉丹一樣受過敵人訓練：拉丹和中情局合作對付蘇聯，巴薩耶夫則受俄國特務資助，「協辦」阿布哈茲獨立運動。巴薩耶夫和俄軍決裂後，格魯吉亞黑白兩道居然都賣帳：格國叛軍希望車臣繼續是盟友，政府則希望俄羅斯抽掉境內駐軍對付車臣。

去年11月，格國發生「玫瑰革命」，總統被趕下台，美國教育出品的新總統薩卡什維利一面倒親美，肩負把高加索「格魯吉亞化」的使命。格魯吉亞對車臣問題「中立」，暗裏卻收容2000車臣叛軍，就是希望讓車臣拖垮俄羅斯的高加索勢力；人質事件前一周，薩卡什維利甚至警告「俄格戰爭」就在眼前。俄軍在區內的頭號敵人不是車臣內憂，而是後台強硬的格國外患，怎能全力反恐？

最微妙的是「格車兩禍」並無直接聯繫，理念南轅北轍，只是客觀上確是在互相掩護。普京的鎮壓既引來民族仇恨升溫的量變，又造成高加索勢力平衡的質變，成效比美國反恐更低。

人質慘劇牽動各國神經

車臣人質事件落幕後，各國對俄羅斯的「親切慰問」分別牽動各自內政，戲中依然有戲。

美國總統布殊在競選百忙中，抽空表示：「發生在俄羅斯的大規模人質挾持危機，是『另一次』恐怖分子慣用手法的殘忍印記。」這句說話的精要在於「另一次」，也就是把人質危機塑造成「俄版911」，與共和黨競選運動打的「國安牌」配合得絲絲入扣，當能對布殊有兩類加分作用：先是提醒國人911後美國本土確實沒有恐怖襲擊，不同的「另一次」都出現在海外，可見布殊比各國領袖更領導有方；其次是提醒國人俄羅斯的沒落過程，布殊同樣出力不少。

更堪玩味的是，歐盟表示「當局希望莫斯科就此次以慘劇收場的事件做出解釋」。歐盟要求非會員主權國兼前超級大國俄羅斯「解釋」任何事情，自然沒有法理依據，但自然也不能算是信任的表現。歐盟內部就「聯俄制美」還是「聯美制俄」一直意見分歧，人質大量死傷勾起部分國家對前蘇聯鐵腕式處事的陰影，「拒俄派」便可以做文章。

各國大多避免評論俄式善後是否得宜，以免觸及人道、民主、主權、統一、尊嚴之間如何取捨的一類「康德Vs馬基維利」政治哲學議題。唯獨中國外交部毋懼正面表示「支持俄羅斯政府在與恐怖主義對抗所作出的努力，並很樂意和國際社會攜手合作，一起堅決地對抗恐怖主義，維持正義和和平」。

有內地和左派評論覺得上述官話還是隱晦，忍不住畫龍點睛地警告疆獨、藏獨、台獨、車獨「四獨結合」。其邏輯之「嚴謹」，明顯由鷹派指導思想炮製，若說與內地派系鬥爭沒有互動，才不令人信服。

反斯德哥爾摩情結

【咫尺地球】媒體報道人質慘劇，都以「稚子何辜」評論作結。其實輿論須理解人質可按待遇分為「軟」「硬」兩類，才能明白何以這批綁匪青睞小童。


一般而言，「軟人質」在被綁期間獲得「禮待」，享受人道主義的遊戲規則，也會被告知必須被綁的原因。在密集共處下，他們漸漸對綁匪產生潛意識的同情、認同，甚至發展曖昧的友誼，獲釋後反而為綁匪的理念傳道。這是著名的「斯德哥爾摩情結(Stockholm Complex)」，源自人類心理的「共同依賴現象」。


例如北韓偉大領袖金正日綁架南韓女星「切磋演技」，女星卻形容金正日「溫文爾雅、學問淵博」﹔又如民國臨城火車劫案，洋人質獲釋後著書立書，宣傳土匪孫美瑤的紀律和友誼﹔伊朗革命的美國人質甚至和當地學生共處一年。綁匪策略性製造「軟人質」，是統戰的另類中介。


北奧塞梯綁架則反其道而行，對象是國際法最保護的幼童，唯一的「人道支援」是賦予喝尿權，對受傷人質就地處決教人想起納粹。媒體以為綁匪提出車臣獨立的要求，就要談判僵持、要求食水、釋放婦孺，想不到綁匪杜絕出現「共同依賴現象」的可能性，既拒絕糧食，放置炸藥的方式又屬隨機引爆形，一切只求速決。


結果逃離煉獄的「硬人質」產生「反斯德哥爾摩情結」，不但對綁匪象徵的政治語言(例如車臣獨立)產生條件反射的恐慌和抗拒，更會將仇恨心理傳播各地。


製造「硬人質」不但為了製造敵人、激化衝突，目的還包括對受害民族產生遺傳作用，所以以幼童為「硬人質」，傳訊效果更「佳」。如此深沉的計算，理性得教人不寒而慄。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布殊死亡之吻

俄羅斯人質危機懸疑未決，正義的朋友布殊立刻致電普京，承諾美國會「提供任何援助」力挺俄羅斯。這個親切的外交照會已經是第三集：第一集是911事件後，普京全力支持美國反恐，布殊投桃報李，把車臣叛軍「鑑定」為恐怖分子；續集是2002年的莫斯科歌劇院人質事件，布殊又率先表示願意「提供任何援助」。

根據國際外交慣例，一個國家口頭聲援盟國的外交行動乃司空見慣，例如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前陷於半孤立，便召集一眾太平洋小島國充塞「志願者同盟」。但是一個國家向別國內亂提供「義助」，歷來只有兩個可能：一是發生內亂的國家弱不禁風，必須依賴鄰國「平暴」；二是內亂的源頭明顯勾結外國勢力，嫌疑分子為免瓜田李下，所以率先表態。美國的「義助」不屬於上述兩類，對俄羅斯這個前超級大國而言未免意含諷刺，背後更暗藏逐步收縮的圍堵政策。

科索沃戰爭後，俄羅斯本土的第三防線---東歐前鐵幕---已經淪陷。911後，俄羅斯反恐換來的是第二防線---獨聯體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也變成美國基地，特別是烏玆別克「暴君」沙林莫夫掉轉槍頭親美，更令俄羅斯喪失中亞新興資源的最後優勢。莫斯科人質事件後，美國直接對車臣叛軍的氣焰「表示關心」，又藉此深入車臣邊境的格魯吉亞，短短兩年便把格國訓練成親西方嘍囉。

這次布殊又發出死亡之吻，溫故知新，可見俄羅斯第一防線(國內加盟共和國)已面臨衝擊，實在相當有層遞效果，也說明中俄學者在911後認為美國的「反恐外交」和「地緣外交」具有互斥作用，只是不美麗的誤會。

由車臣獨立到高加索獨立

俄羅斯獨立後，靼韃共和國一度搞獨立搞得與車臣「齊名」。對兩個案例溫故知新，便能發現人質事件已不是純粹以車臣獨立為目的。

蘇聯解體時，俄羅斯也好、車臣也好，持的都是圖騰民族主義，「俄獨」與「車獨」並沒有本質上的分別。車靼兩國在1993年拒絕與中央簽署《聯邦條約》，莫斯科才着手分辨「聯邦政府」和「俄羅斯政府」，對地方採取雙重標準：一方面默許經濟分離主義、一方面「嚴打」民族分離主義，並大幅削減共和國權力。

結果靼韃與中央簽署雙邊協定，得以擁有稅收權，再以這筆收入向莫斯科繳交防務費、鐵路費和「空間保護費」，此後不再賴皮搞「靼獨」。車臣在兩次戰爭後元氣大傷，共和國自主性名存實亡，卻走出一條地緣民族主義的新路。

這條路力求「與國際接軌」，不再狹隘地看重車臣彈丸之地，改為爭取整個高加索地區獨立。於是車臣戰場擴展至俄羅斯其他五個高加索共和國，北奧塞梯、印古什、達吉斯坦先後出現顛覆陰謀，是為北高加索戰線。車臣的外交攻勢則集中向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三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做工作」，格魯吉亞甚至默許車臣叛軍使用境內的潘基西峽谷為基地，是為南高加索戰線。

兩條戰線都有駭人的外援：北戰線以泛伊斯蘭主義為號召，幕後黑手除了國際僱傭兵，還有拉丹。南戰線以反俄為主軸，當格魯吉亞成為唯一申請加入北約的前蘇聯共和國，車臣的未來也與西方能源利益結合。

俄羅斯對「車獨」已束手無策，現在對手變成若隱若現的「高獨」，背後還有誤打誤撞達成「共識」的不同後台，比美國面對蓋達的挑戰致命百倍。

兩小國出兵大國戲中戲

盧旺達和布隆迪兩個微型國家，威脅要為保護圖西族難民而出兵龐然大物剛果。單看三國面積之懸殊，已知出兵戲中有戲。

圖西族來自索馬里的「有牛階級」，為他們看管牛隻的農民稱為胡圖族，原來只屬於階級矛盾。但自從剛果、盧旺達和布隆迪淪為比利時殖民地，大批人類學家湧入，對以種族視角「研究」原住民樂此不疲，階級矛盾才成為民族衝突。比利時撤離後，胡圖族人當家作主，圖西族變成少數族裔兼逼害對象。九十年代的盧旺達大屠殺，正是極端胡圖民族主義的手筆。

一年前，盧旺達選出屠殺後首任民選政府，連國旗一併更改以示新生，然而圖西族人依然戰戰兢兢。一周前，布隆迪各派在南非壓力下亦達成政治分贓，同意設立兩名來自不同種族的副總統，國會議席則按胡圖：圖西六四比分配。雖然這對只佔人口15%的圖西族已是最佳結局，不少圖西政黨仍然拒絕簽署協定。兩國這時候對剛果的圖西族難民被屠殺「義憤填膺」，統戰意味甚濃。

其實兩國出兵剛果近年已是第三次，前兩次都沒有打出反種族滅絕旗號，屬於「粗暴干涉內政」。小國如此「勇悍」，除了因為剛果反對派許以重惠、剛果政府收容兩國叛軍，「反剛果聯盟」有烏干達為後台更是主因。烏剛兩國結怨自七十年代，那時候「烏干達狂人」阿明下台，只有扎伊爾(剛果前稱)獨裁者蒙博托鼓勵其「捲土重來」；想不到蒙博托和阿明先後辭世，剛果新領袖卡比拉還是長情地支持阿明之子搞復辟。

若沒有上述內因外因，兩個非洲小國因為境內百多名弱勢難民之死而出兵大國尋兇，新聞價值必然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