僱傭兵的新世界秩序

戴卓爾夫人公子投資非洲僱傭兵顛覆赤道幾內亞被捕，心中有數是大禍臨頭。僱傭兵的復興，對主權國家而言，同樣是大禍臨頭。

僱傭兵的概念並不前衛，而且相當復古。中世紀歐洲戰爭都是僱傭兵戰爭，交戰各方互相認識，戰爭一如競技遊戲，勝負毋須定生死，只求活捉對手，索取贖金。一度稱雄歐洲的瑞典人口稀少，便是靠僱傭兵支撐整個三十年戰爭 (1618-1648)﹔前商業巨人熱那亞和威尼斯公國無人願意參軍，也是靠僱傭兵保衛繁榮。

僱傭兵突破了本土人力資源的局限，是經濟轉移的變種，而且主導的並非國家，而是僱傭兵訓練員，也就是當時的跨國企業。民族國家興起後，僱傭兵逐漸式微，除了因為多了「叛國」一重概念，更是因為跨國企業的生存空間，必須同時獲得各國認可。

僱傭兵在冷戰後借屍還魂，按逆向邏輯，不但顯示國家的概念備受衝擊，更暗示僱傭企業已能夠獨立生存，生命力甚至比國家更頑強。赤道幾內亞流產政變的黑手固然是西方石油利益集團，然而同一僱傭兵公司的其他「業務」，包括顛覆剛果、津巴布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國，牽涉的利益並不符合單一國家的單一政策，只符合「企業」利益這條獨立主軸。舉一反三，跨國保安公司承包伊拉克重建的非官方軍隊，固然有美國國防部的參與，但也有拓展市場的獨立意志。

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蒂爾批評索羅斯是西方金融集團的經濟僱傭兵，正是非洲軍事僱傭兵的姊妹篇。國與國的外交關係都是「朋友」，國家安全卻不斷受跨國僱傭兵挑戰，這就是中世紀的原始全球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