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民族主義為害車臣

車臣民族主義現在備受孤立，但俄羅斯民族主義也是造成人質慘劇的關鍵。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民族主義經過四次轉型。葉利欽執政初年忙於鞏固蘇聯版圖為勢力範圍，意識形態戰爭處於蘇聯國家主義導向俄國民族主義的轉型，車臣政策以懷柔為主，只支持反對派奪權、避免正面介入，就像看待弱鄰。

當俄羅斯重振雄風的藍圖未兌現，極端民族主義興起，代表人物是「狂人」日里諾夫斯基。拉丹成名前，日氏是西方頭號妖魔化對象，他的「大俄羅斯」版圖確實「氣魄宏大」：除了「理所當然」地恢復蘇聯，更包括庫頁島、阿拉斯加等前沙俄領地。然而上述意識形態的實質意涵，其實是蘇聯國家主義的變種。日氏興起雖增加武力解決車臣問題的壓力，其信徒還是不忘面向國外。

到了俄國經濟小陽春，自由民族主義壟斷思潮，代表人物是前副總理丘拜斯，英超車路士班主艾巴莫域治也是這派的既得利益者和信徒。他們相信俄國經濟「強大」，足以建立相等於美國的「自由帝國」，惠及俄車雙方在第一次車臣戰爭後得以休養生息。

及後泡沫爆破，普京上台，急需樹立個人權威，才有意識地推廣俄羅斯種族主義，搞聖彼得堡建城300周年等大戲，就是培養民族優越感。俄羅斯本部開始以敵我矛盾檢視少數民族，令高壓對付分離主義的普京民望高企；因果循環下，直接催生第二次車臣戰爭。

江澤民曾警告中國的「大漢沙文主義比分離主義為害更大」。俄羅斯的民族成分更為複雜，普京卻學布殊搞大美利加三反五反，未免給江前主席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