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印度：被遺忘的緊密關係

一直以來，香港以「亞洲的國際都會」為傲，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多陶醉於今天香港多元的社會文化和自由經濟氛圍。倘若追溯香港近代歷史，香港實際上可以說是世界近代風雲變幻的一個縮影；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大國博弈這類「離地」概念之外，香港的國際化平台，還體現在有眾多來自異域的人們參與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例如印度族裔人群，即是頗有代表性的人群。印度和香港在近代的聯繫往往不為人所知，在此不妨簡要回顧一番，亦是別有趣味。

大英帝國的「一帶一路」：香港與印度的姊妹港

18至19世紀，印度和香港先後被大英帝國進行殖民統治，而印度和香港也正是因英國殖民政策而產生了聯繫。當時，英國無法從本土調派足夠的軍事和安保人員來維持其龐大的海外殖民地，那麼在殖民地內部進行分隔統治，也就成為了英國維持海外殖民地運作的一貫政策。隨著東印度公司的發展，英國在東亞的殖民管理和商貿活動多依託東印度公司運作，不少印度人成為英國商人和官員的隨從或者侍衛，更有相當印度商人依託英國不斷開拓的殖民地，而自主發展生意和關係網絡，他們的足跡也隨之在亞洲展開。據學者Kanwal Narain Vaid的記述，早在1841年，英帝國海軍佔領香港島、首次在港島升起大英帝國旗幟之時，已有2700名印度士兵和數位印度商人在場。從這一角度來看，自港英時代伊始，印度裔就是香港社會的一部份。

18世紀，印度商人已在中國東南部進行貿易活動，而當時的中國對外貿易活動以「廣東制度」著稱。根據學者總結，所謂「廣東制度」即是指，自1760年起的八十年間，中國（時清朝）唯一擁有對外貿易經營權限的港口是廣州，大英帝國是中方首要的貿易對象。當時，「東印度公司」作為英方特許商貿組織，享有與中國的貿易獨佔權，在中英貿易中佔據壟斷地位。

在「東印度公司」的許可下，有不少印度裔商人在廣州自由從事口岸貿易活動，他們被中國人稱為「港腳商人」（country merchant）。「東印度公司」與清朝的交易往往帶給英國貿易赤字，皆因英國向中國出口毛織品，而從中國進口茶葉，這種交易模式讓英國不斷蝕本；也正因此，那些從事「港腳貿易」的印度裔散商們，在廣州向中國出口棉花、鴉片等賺取的收入也成為彌補「東印度公司」貿易虧空的重要資金來源。在這一貿易模式下，印度商人以廣州為根據地建立起了一個完備的貿易關係網絡。隨著鴉片戰爭后香港成為大英帝國新晉殖民地，大量印度商人從廣州南下，成為首批踏上香港進行貿易活動的印度族裔人群。

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移居香港的印度裔人群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徵；他們往往來自印度不同地區和不同種族，亦散布與香港社會不同行業，其歷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19世紀、亦即香港殖民時代早期，香港的印度裔人群主要是隨英國殖民者而來的錫克族士兵和帕西商人（Parsis）；在20世紀後期，新一波來自印度的移民則多為印度教信徒，尤以信德族人（Sindhi）為主。

香港警隊的印度裔警員

香港警隊中的印度裔警員組成也經歷了數次變動。根據學者Barbara 的記述，當英國人最初在香港建立殖民政府時，香港地區的治安主要由隨英軍赴港的孟買海員（Lascar）維持，但殖民政府隨後意識到，這些海員很容易與當時香港貪腐成風的華人警探同流合污。1862年 Creagh入主香港警務，標誌著印度裔錫克族主導香港警隊基層的開始。錫克族人在1857年印度第一次獨立戰爭中，與英國殖民政府並肩作戰，深得殖民政府的信賴；有鑑於此，1867年Creagh向殖民政府申請增調百餘位錫克族警員，使得當年印度籍警員數量占整個香港警隊的2/3。為了避免錫克族裔在警隊獨大，殖民政府又於1870年代招募更多印度穆斯林和華人警員。

在某種程度上說，當時香港的印度裔警員，往往成為華人警員和歐洲裔警隊高層之間的緩衝劑。從香港警隊歷史記錄中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香港警隊42位殉職警員中有23位是印度裔。二戰期間，印度裔士兵與華人共同守衛香港，這一經歷，至今仍為當年參戰的印度老兵稱道。二戰後，殖民政府增補了一批來自巴基斯坦、尼泊爾的印度裔警員，而在1967年暴動期間，這批印巴裔警員與華人警員一同在一線維持治安；「沙頭角」事件中，香港警方與大陸民間武裝在陸港邊境處爆發槍戰，更有兩名巴基斯坦警員戰死，引發巴基斯坦高級專員和英國駐華代表的「強烈抗議」。
印度裔商人在香港的社會角色
在警務方面之外，印度裔商人和來自印度的猶太人在香港的活動亦相當活躍。早期印度商人在香港和中國東南部的經濟活動都主要以「家庭網絡」為平台發展，數個立足香港的印度「世家大族」也隨之湧現，而這些印度商業世家對香港近代經濟社會的發展相當深遠。例如印度裔帕西商人J. H. 律敦治於19世紀末隨家庭來港，成立香港啤酒廠，後又大舉投資地產致富。在香港淪陷期間，律敦治家族廣泛救濟在港印度人，J. H. 律敦治和兒子鄧律敦治甚至曾被日軍逮捕入獄。二戰後，J. H. 律敦治又創辦「香港防癆協會」，旨在「不分族裔地服務香港社會」，這些事蹟都為他在當時贏得極高聲譽。他的兒子鄧律敦治同樣熱心服務香港社會，曾任香港立法局議員。根據Kwok Siu-tong和 Kirti Narain等學者對在港印度商人的研究，除了律敦治，當時更有帕西商人麼地爵士出鉅資贊助成立香港大學，米泰華拉出資創辦九龍小輪公司（天星小輪公司前身），帕西人碧荔、和自印度抵港的猶太人沙遜等，則是匯豐銀行的創立人。時至今日，以這些印度商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建築，已成為香港地標。

二戰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升級，處在印巴動盪地帶的印度裔商人紛紛赴港經商。以信德族為主的印度商人多源自巴基斯坦地區，他們通過廣泛的家庭聯繫進行貿易，迅速發展成為印度商人中的佼佼者。赴港信德族商人中最為矚目的是夏利萊家族。夏利萊家族早前在廣州從事中美貿易，南下抵港後則從裁縫行業起家，不僅開創了今天為港人熟知的 「the twenty-four-hour suit」，更在地產、酒店和國際貿易方面大舉投資，夏利萊本人在世時已成為香港印度裔首富。20世紀下半頁，信德族裔已成為首屈一指的在港印度裔貿易商人。1952年，信德族商人在香港創辦了印度商會，延續至今。

當下我們談及印度語與香港關係的時候，目光往往聚焦在印度和香港的雙邊貿易聯繫上：據印度政府2014年數據統計，印度近年維持香港第七大貿易夥伴，香港也是印度與中國進行貿易的重要中轉站。在 IT，金融和航運業，香港是大量印度專業人才和公司的所在地。正是出於印度與香港緊密的經濟聯繫，香港前特首曾蔭權在2010年曾訪問印度，這也是印度與香港近年來最高規格的政治互動。然而在政治經貿關係之外，印度與香港的民間交流同樣頻繁。今天，香港已然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印度裔社群，在香港的活躍的印度人中，有不少是初代印度裔移民的後代，他們從小在香港長大，完全融入了香港社會。早前曾見諸媒體的印度裔警察潘保羅，其祖孫三代皆投身香港警隊，是名符其實的「警隊世家」。潘寶羅本人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可謂融入香港這一「亞洲國際都會」的絕佳例證。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看到，印度族裔曾經在香港近代史上寫下不可或缺的一筆，而香港今天的多元與自由，亦吸引著印度族裔們前來發展。隨著中國「一帶一路」計劃的展開，香港作為印度與中國之間的「超級聯絡人」，想必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方面，印度政府可以通過在港印度裔商人，建立的成熟的商貿網絡，進一步發展與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經濟聯繫；另一方面，印度可以通過在港印度裔商人與華人的聯繫，吸引更多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投資，推動印度經濟發展。在傳統政治經濟領域之外，在港印度裔穆斯林和印度裔後代們所形成的印度族群，也可以促進印港關係進一步發展，這正是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亮點所在。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3月

塞萬提斯學院：西班牙語的軟實力

本欄介紹過英國、法國、德國等的文化推廣機構，而它們的成功，與大國的國力息息相關。然而軟實力不是大國專利，像近年經濟狀況陷入困局的西班牙，也有自己的類似機構「塞萬提斯學院」（Instituto Cervantes），西班牙的軟實力，亦因為全球西班牙語大盛而持續上升。

塞萬提斯學院於1991年由西班牙政府創立，以《唐吉珂德》的傳奇作者命名，除了負責推廣西班牙語和文化，亦推廣加泰隆尼亞、巴斯克、加利西亞等語言，儘管這些地方都在鬧獨立；而除了宣揚西班牙文化，也宣傳拉丁美洲西語國家的文化。學院總部設於馬德里和埃納雷斯堡，於全球五大洲有超過70個支部，包括在北京和上海，但沒有香港支部。學院獲西班牙教育部授權，頒發DELE西班牙語考試證書，據官方統計，每年有超過十二萬人在學院修讀課程。學院也透過多媒體平台宣傳文化，例如有網上電視和電台。

雖然西班牙不是大國，但西班牙語的前景卻一片大好。目前全球有4.7億人以西班牙作為母語、六千萬人作第二語言，也是二十多個國家的官方語言，普及程度僅次於英文、普通話和印地文，在國際溝通層面的使用率，則僅次英文。加上拉丁裔人在美國日漸舉足輕重，未來佔的人口比例只會更多，已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外語，不少美國總統候選人都以西班牙語爭取選民支持，德克薩斯州幾乎已成為雙語地方，都令西班牙語的實用程度越來越強。不少政治學者預言，墨西哥將成為21世紀舉足輕重的大國，靠的不是自己的國力，而是輸出人口、加上文化影響力覆蓋南部美國的軟實力。雖然特朗普一類候選人嘗試以荒謬絕倫的「墨西哥圍牆」圍堵，但這方向是不可逆轉的。

此外，全球足球水平最高之一的西班牙甲組聯賽，不但成了西班牙語系國家拓展軟實力的重要平台，也是拉美各國聯繫歐洲的旋轉門。不少拉美球員始終覺得最能在西班牙適應，熱愛足球的拉美人民也愛西甲多於英超、意甲，就中語言、文化的原因最為關鍵。在足球世界，拉美一直和歐洲平分秋色，西班牙地域上屬於歐洲、文化上卻接近拉美，前屆成為世界盃冠軍，正象徵了兩種文化的結合。這種優勢，正是塞萬提斯學院要宣傳的西班牙軟實力所在。

塞萬提斯學院還有法國、德國沒有的優勢，就是有一條先天的全球文化傳播鏈由於西班牙文化早已成功在拉美在地化，而拉美和美國的整合又越來越強，在全球化時代，不少美國文化都刻意吸納拉美元素，以擴大市場，而美國文化又以覆蓋全球為目標，西班牙就能輕易搭便車，可以不費分毫，就找到宣傳西班牙語言、文化的最佳代言人。例如在美國大紅的拉丁天王Ricky Martin、近年成了全球中產流行玩意的Flamenco舞，都不是靠西班牙國力發揚光大，卻是最有效宣傳西班牙的中介。

西班牙前總理薩巴德洛特別積極使用塞萬提斯學院為外交手段，希望建構一個全球西班牙文化圈，去彌補西班牙硬實力的不足。西班牙外交及合作部明確指出，學院有實際的外交目的和價值；根據《現代西班牙外交政策》一書，學院已成了公共外交的有效工具，在民間建構了西班牙的正面形象。雖然拉美各國有自己的外交方向，不會受西班牙影響，但缺乏向心力，西班牙正好扮演通過文化團結拉美的角色。其實早在1949年，西班牙和拉美的西班牙語國家就成立了「西班牙語－美洲國家組織」，現在以西班牙國王為名譽主席，定期舉行元首峰會，是頗有潛能的區域、文化整合組織。年前國王在峰會面斥委內瑞拉強人查韋斯，霸氣盡現，令人至今難忘。

正如德國的歌德學院能利用德國在歐盟的領導地位，擴大德國的全球文化影響力，塞萬提斯學院也利用了拉美國家，來宣傳西班牙語的重要性，而「西班牙語」和「西班牙」的軟實力，本來就是密不可分的。由於西班牙人說的西班牙語，和拉美人說的總有地域差異，西班牙最希望做到的是，全球要學「正宗」西班牙語，都要走到塞萬提斯學院，這會無形中令西班牙受惠於崛起中的拉美。不過西班牙最擔憂的是，有一個墨西哥、阿根廷那樣的拉美大國牽頭，另訂一套「拉美西班牙語」的官方標準，搞一個類似的「查巴達學院」或「貝隆夫人學院」，那樣為了全球通行的語言學生，恐怕就會大量從西班牙流失。因此，塞萬提斯學院其實在和時間競賽，希望令DELE考試的國際認受性到達無可爭議的地步，特別是和就業掛鉤，才能令西班牙的全球地位難以取代，能否如願，卻難說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3月

小國之道：卡塔爾異軍突起的軟實力與局限

談起軟實力，並非本欄介紹過的大國專利，不少小國也有自己的創造。例如同樣為伊斯蘭國家，卡塔爾卻在當代國際社會展現出獨特的軟實力，不僅在本區大國間長袖善舞，也能影響國際局勢，雖然缺憾也是明顯，但已足以作為一獨特案例剖析。

卡塔爾軟實力最顯著的標誌，當屬其國家媒體半島電視台。1996年底半島台成立時，卡塔爾國王親自提供了一億美元貸款，以示國家支持。播放之初，半島台就以「The opinion and the other opinion」為信條，例如公開放映有以色列人出鏡的節目，甚至有專門針對宗教和道德爭議的訪談，這在保守的阿拉伯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卻也奠定了半島台及卡塔爾政府的「多元」色彩。

隨著半島台不斷擴張，觀眾覆蓋遍及全球，並通過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即時報導，打破歐美傳媒對國際衝突的壟斷，一如CNN通過海灣戰爭起家。逐漸地，卡塔爾政府開始加強通過半島台塑造國家形象，並成為影響局勢的直接玩家。「阿拉伯之春」期間，從利比亞、埃及到敘利亞，卡塔爾政府都扮演了關鍵角色，對這些國家的反對派、尤其是相對激進的穆斯林勢力進行了多種援助，同時通過半島台宣傳當地民眾「追求自由」的形象，成功擴大了「阿拉伯之春」的國際輿論支持。然後半島台又宣傳卡塔爾政府的「調停者」角色，令世界都知道，能同時兼顧阿拉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唯有這關鍵小國。雖然國際傳媒工作者對半島台在阿拉伯之春的角色多有詬病，但這確是卡塔爾近年國際影響力大增的關鍵。

與此同時，卡塔爾長期實行「會展外交」策略，也加強了國家的軟實力。卡塔爾雖屬小國，但在中東，有相對好的聲譽和一流硬件設施，例如「卡塔爾國家會議中心」、「多哈會展中心」等，使它成了各類以協調域內矛盾、促進國際合作為主旨的會議、展覽舉辦的首選地。例如早前，卡塔爾曾為巴勒斯坦兩大派系哈馬斯、法塔赫舉辦多次和解，敘利亞眾多反對派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會議，簽署協議組成聯盟。此外，多哈是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談判、2012年第1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主辦場，在種種賄賂疑雲中奪得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更是指標性「成就」。以往只有「西香港」杜拜有這些優勢，但卡塔爾大有迎頭趕上的趨勢，不過從筆者個人經歷所見，似乎基礎建設和杜拜相比，尚有一段距離。

正因為卡塔爾擁有立場多元的國際媒體、靈活有度的外交姿態，和現代化的社會經濟氛圍，它也被國際社會視作「自由派伊斯蘭主義」國家，與鄰國沙特阿拉伯、乃至其支持的眾多區內激進伊斯蘭主義政黨形成鮮明對比。儘管卡塔爾行沙里亞法，人民主要是瓦哈比教派信徒（也就是沙特王室和拉登的派系），但在公共場合，嚴刑峻法的執行遠沒有沙特一般認真，女權也相對理想。卡塔爾王室近年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化改革，尤其是讓政府各部部長對經選舉產生的議員負責；雖然沒有政治意義上的「反對黨」，但對公民權益算是相對重視，尤其注重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和推動教育。根據 Freedom House 的最新2016年報告，儘管在世界範圍內，卡塔爾的公民自由度仍處於「不自由」狀態，但在海灣地區、乃至阿拉伯世界，卡塔爾的排名仍屬靠前。

卡塔爾要盡力拓展軟實力，其實也是逼不得已，因為它和杜拜一樣，明白不可能永遠靠天然資源帶動經濟，而自身地方小、人口有限，若不走「杜拜路線」、「香港路線」，很難找到獨特定位。然而卡塔爾的軟實力也有明顯局限，例如在傳媒領域，半島台處於腹背受敵，既開罪了西方主流媒體，又面臨來自有沙特官方背景的Al Arabiya等電視台競爭，反映強鄰沙特對卡塔爾日益壯大的國際影響力已感到不安，而西方同業對半島台在「阿拉伯之春」的角色也感到不是味兒。當各國革命後出現嚴重混亂，半島台早期的不少文宣性報導都被證明自打嘴巴，亦反映卡塔爾缺乏足夠實力，將運動成果持續傳銷。

更矛盾的是，卡塔爾一方面主打「現代化」形象，另一方面對支持區內激進伊斯蘭組織不遺餘力，無論動機是為自保也好、擴大影響力也好，這兩點早晚是會互相衝突的。當西方期望卡塔爾起碼有杜拜的自由度，但發現改革停滯不前，而且有進一步「伊斯蘭化」趨勢，就容易出現期望落差；而當阿拉伯各國伊斯蘭主義者習慣了卡塔爾的財力支持，一旦卡塔爾出現親西方的改革，也容易反彈。和杜拜相對清晰的經濟主導政策相比，卡塔爾走的鋼線危險度更高，要真正長治久安、維持軟實力，尚有漫漫長路。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3月

第一夫人的軟實力

中國外交近年越來越重視軟實力，雖然舉國體制的作風不可能改變，與西方學者對「軟實力」的著力始終不同，但畢竟是進步。其中一個最明顯的軟實力運動，就是大幅加強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這固然有人的元素，但也有制度考量。

西方學者大多認為「第一夫人」這稱謂源自美國，其實中外封建王朝「母儀天下」的王后也是第一夫人，不過最擅於以第一夫人作為外交武器使用的，還是首推美國。由於美國憲法和政體並無「第一夫人」之權限設定，但所有禮儀都有她的存在，無形中，「第一夫人」就成了超然的身份，既能代表總統出席活動，又能以「個人身分」拉攏民間團體，這種心照不宣的模糊化，乃有意為之的。美國雖然被宣傳為民主、自由代言人，其實獨立戰爭和革命都是「保守的革命」，精英對歐洲王朝的貴族文化依然嚮往，某程度上，第一夫人正是填補了民主社會的王朝功能，影響力有時甚至比總統還要持久。而且在醫療、教育、婦女權益一類社會民生議題上，第一夫人的發言往往有試水溫的效果，這是官員難以取代的。

在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第一夫人首推小羅斯福總統夫人艾莉諾（Eleanor Roosevelt），習近平夫人彭麗媛似乎也以她為榜樣。作為美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第一夫人，艾莉諾通過參加國內公民社會，累積了個人威望，在二戰期間，說服丈夫接納來自歐洲的大量猶太難民，並以「紅十字會代表」身份單獨出訪英國，慰問聯軍軍事基地，成為美國史上首位單獨外訪的第一夫人，所到之處，對宣傳美國的包容形象、未來希望，大有幫助。羅斯福死後，繼任的杜魯門有見艾莉諾的高民望，委任她擔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隨後她更出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主持了《聯合國人權宣言》起草工作，令她被頌揚為「世上最受尊敬的女性之一」，身後極盡哀榮。

彭麗媛成為中國第一夫人前夕，獲世界衛生組織任命為「結核病和愛滋病防治親善大使」，這身份似可與艾莉諾在紅十字會的角色相提並論；201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委任彭為「促進女童和婦女教育特使」，強調其個人身份，令中國第一夫人和艾莉諾一樣，在聯合國得到自己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彭麗媛在中國媒體出現時，有時被刻意強調的並非「第一夫人」，而是上述國際頭銜。這些頭銜，自然不會是從天而降的，而是中國日益重視第一夫人這「制度」的結果。2015年，中國公佈了第一份《公共外交藍皮書》，首次專門述及「第一夫人公共外交」這概念。海外媒體更報道說，習近平辦公室已設立「彭麗媛辦公室」，負責統籌國家主席的海外形象，雖然具體運作不詳，外間也難以核實，但中國希望將第一夫人的存在制度化，已十分明顯。

海外第一夫人的資本主要有兩類，艾莉諾基本上屬於「制度型」，靠的是以個人毅力配合制度、再爭取制度認同，從而獲得超越制度的影響力。另一類則有強烈個人魅力，往往成為第一夫人前就是公眾人物，典型例子是阿根廷的貝隆夫人。彭麗媛特別之處，在於兼有兩者的作風，除了前述找到艾莉諾的影子，也有貝隆夫人的風範。在阿根廷，貝隆夫人至今被視為「國母」，她除了以自身的貧苦出身凝聚了貧苦大眾，還有獨一無二的外交功能：事源阿根廷二戰時奉行「第三道路」外交，其實傾向軸心國，戰後幾乎被孤立，加上貝隆將軍的背景也不獲西方信任，直道貝隆夫人在1947年訪問歐洲，引起轟動，被歐洲媒體稱為「阿根廷玫瑰」，國家才重返國際舞台。這段經歷被改編成眾多音樂劇，相信大家耳熟能詳。

彭麗媛同樣是歌手出身，被視為中國當代民族美聲唱法的代表人物，成名作《在希望的田野上》被視作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社會文化思潮的標誌，這份履歷，是其他第一夫人難以比較的。正是由於彭麗媛有其文化素養，在陪同習近平外訪時，得分不少，頗有昔日蔣宋美齡的效果。雖然彭的英語水平未及在美國留學、長期生活的蔣夫人，但音樂是其獨特優勢，例如她曾在俄羅斯軍人面前，以俄文唱出俄羅斯民歌《紅莓花兒開》；到海外造訪孔子學院時，也會親自指導演唱技巧，就頗顯功架。

昔日毛澤東夫人江青也是演藝人出身，對藝術的造詣其實也不俗，也希望通過樣板戲宣傳紅色中國，更嘗試過向外國學者軟銷自己的情史，不能說沒有意識到軟實力的重要性和自己的獨特優勢。但由於過份強調政治掛帥，加上她的個人身份也是一個政治競爭者，在國際舞台上，對中國的軟實力就毫無幫助。就如貝隆將軍在貝隆夫人死後再娶，「第二貝隆夫人」更曾短暫繼位成為元首，但普遍為群眾厭惡，除了因為缺乏魅力，也因為她代表的軟實力一旦由軟變硬，親身落場當政客，一切就截然不同，相信這是彭麗媛刻意避免的。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2月

歌德學院與德國的軟實力

本欄介紹過英法等國推進軟實力的機構，作為孔子學院的同級比較，其實國力越來越強的德國也有同類編制歌德學院，而且近年越來越活躍。筆者早前剛參加過他們在香港舉辦的鐵幕紀念活動，並以此延伸至談香港的「無形圍牆」，感覺德國的文化外交攻勢，因為結合了歐盟身份，和英法相比，又自成一家。

歌德學院前身是1925年在慕尼黑大學成立的「德國學院」，原意是在一戰後重凝國民對國家的信心，並改善德國的國際形象。當時學院分「科學部」和「應用部」，前者專研德國歷史、語言、文學、藝術、風俗、經濟等，後者負責宣傳科學部的成果。起初德國學院針對身在異鄉的德國人，但逐漸加入國外德語培訓，而這得到外交部的背後支持。1932年，德國國寶級詩人歌德逝世100周年，德國學院為茲紀念，設立專責訓練德文教師的機構，定名「歌德學院」。雖然二戰是人類的黑暗時刻，但德國即使在那時代，也依然重視輸出文化，當時德國學院遍布整個歐洲，以至在阿根廷、中國等都有工作。二戰後，德國學院一度被佔領區政府強迫關閉，但不久即重新運作至今。

歌德學院總部設於慕尼黑，學院遍布全球98個國家，設159所分院。雖然德國不像英、法曾擁有殖民帝國，但隨著它成為歐盟領袖、德語變成歐洲新興通用語言，希望學習德語的全球民眾越來越多，乃至令德國無帝國之名，而有帝國之實。根據學院的2014年年報，全球大約有1,500萬人學習德語，當中超過27萬人直接在歌德學院學習，數字似乎不高；但考慮到全球共有9,500所學校提供德語課程，其中超過90%課程都和歌德學院有合作關係，就明白其輻射面的影響力。

德國外交部多次與歌德學院簽訂《合作框架協議》，訂明學院受德國外交部委托，「執行外交部的對外推廣文化政策和任務」、「促進國際間的文化合作」。協會董事會須由德國外交部背書，海外分院直接接受由德國政府撥款，外交部甚至可在「特別情況」下直接指示董事會執行決定，可見其官方色彩。負責德國對外文化推廣和教育工作的官方機構為外交部文教司，而相關政策的執行，則由半官方組織及友好NGO如歌德學院、德國學術交流中心、阿登納基金會等負責。既然由第一天開始，歌德學院就有政府背景，其宗旨自然不是單純的語文教學。根據官方章程，學院要「通過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資訊的介紹，展現一個豐富多彩的德國」，所以在語言以外，也兼辦文化項目，並聯繫各地有影響力的學者、文化人。

與其他國家相比，德國外交部更主張結合文化外交和教育策略，通過其主導歐盟、減少歐洲內部衝突的經驗，以減少全球因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而引起的衝突為宗旨，作為德國對全球的貢獻，例如德法成功轉化世仇關係為緊密夥伴，就頗獲中日兩國的溫和派肯定，頻頻高呼要向德國取經。加上兩德統一是和平統一解決領土爭端和分離主義的創舉，德國也經常利用這成功案例，對外推廣自身對維持世界和平的貢獻，特別對南北韓、乃至兩岸關係掌握了一定話語權。

由於歐盟在國際層面缺乏專屬的文化外交結構，歐盟內話語權最大的德國，就不時使用「歐盟身份」來推廣其文化外交，並間接惠及自身；又或反過來通過歌德學院，來為歐盟服務，卻間接鞏固德國在歐盟的領頭地位。例如德國曾利用科倫坡歌德學院作為工具，以改善斯里蘭卡與歐盟的關係；南斯拉夫解體戰爭期間，歐盟一度面對道德危機，德國也是以歌德學院為中介搞文化外交，維繫它在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力。在和平時代也有同類例子，像是在1999-2002年間，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歌德學院聯同歐盟和其他文化機構舉辦了一系列講座和座談會，研究歐洲未來和探討文化議題，德國在整個項目居明顯主導地位，令「歐盟身份」和「德國身份」的邊界變得更蒙糊。

換句話說，歌德學院其實可以說是德國的「文化外交部」、歐盟的「委託文化外交部」，似乎和政府關係比英國文化協會、法國文化協會等更密切。1999年後，為面對對削減經費和國際的新形勢，歌德學院展開了一連串改革，將重點地區轉到東亞、東歐等地；9/11後，德國政府希望增加與伊斯蘭世界的對話，又令歌德學院大舉進入伊斯蘭世界。但歌德學院始終能適應時代，通過文化外交，成功沖洗了納粹極端主義的陰影，一躍而成全球最積極推廣和平的大國。而「維持世界和平」一如中國的「和平發展」，成了德國外交政策最常出現的字眼。歌德學院多年來的箇中貢獻不但不能低估，而且不足為外人道。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