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燃油汽車的未來：電動車與國際環保（上）

近年國際關係的焦點，早已不是各國政府的政策，而是種種由下而上的資訊科技新猷，足以徹底改變人類生活。若說智能電話熱潮是蘋果公司帶起，電動車的普及，自然就是Tesla的功勞。

電池發展有新進展

美國的科技水平、品牌建立和市場營銷無可否認相當出色，但電動車的普及，其實也是大勢所趨：當空氣污染、全球暖化迫在眉睫，各國不得不跟車廠合作，研發非燃油汽車；電動車在近年跑出，也是天時地利。

電動車並不是近年發明，記憶所及，小時候到大學的開放日，就看過電動車展覽。它一直未能普及，因為以前電池體積大、儲電量少，電池續航力不足，汽車行動不久就要充電，而且電池壽命短，不時要更換電池，麻煩又浪費金錢；加上舊電池污染環境，總之問題多多，弊多於利。

直到新電池體積減少，汽車能走更遠距離才要充電，新電池壽命一般有10年或以上，而對一般車主來說，10年也許已是換車的時候，普及化的條件，才開始具備。

對環保人士而言，理論上，只要不是掛羊頭賣狗肉，電動車絕對比燃油汽車環保：只要電池充滿，電流就直接驅動摩打；傳統燃油車則先要將燃油霧化、在引擎內燃，還要有水箱冷卻熾熱的機件。新一代電動車機械零件佔的位置反而較少，摩打體積比引擎細，可以直接安裝在車軸上，不需要波箱、水箱，傳統汽車的引擎室，就可用作行李倉了。

理論上，另一款氫氧燃料電池車也許更環保，排放的只是水蒸汽，但由於產生電力的過程在車內進行，機件佔位較電動車多，車廂空間則較少，加上產生純氫氣、純氧氣的成本仍然很高，距離普及還有一段距離。此外，還有車廠研發太陽能電動車，但太陽能板的體積同樣較大，成本也高，也是未能普及。

為了對抗空氣污染，越來越多大國訂出時間表，來淘汰燃油汽車，最先訂出時間表的，正是飽受人口和空氣污染問題困擾的印度。印度大城市新德里、孟買等塞車情況嚴重，加上工業化和發電等原因，令這些城市的空氣污染水平，足以危害人體健康。印度政府於是定下2030年限期，之後禁售燃油汽車。英國、法國隨即也定下時限，不過是較務實的2040年；挪威和荷蘭則較為進取，2025年就禁售燃油車，而兩國已經有一定比例的電動車在行走了。汽車大國德國推動環保政策一直在世界前列，但訂下禁售燃油車時間表時，受到車廠不少壓力：車廠認為在未來20年，世界很多地方仍然使用燃油車，禁售燃油車無疑大幅度影響生意。和印度一樣飽受空氣污染問題困擾的中國，也未定出淘汰燃油車的期限，因為地方太大，加上車廠技術等問題，令政府希望將限期定於2040年。不過內地不少地方的電動車已經開始普及，深圳巴士更是百分百全電動，的士也有超過一半是電動。全球大勢所趨，只有香港反其道而行，背後原因，就不贅了。

小詞典：Tesla

美國汽車公司，主要業務是電動車、太陽能，名字用來紀念著名科學家Nikola Tesla，2016年收購全球最大太陽能公司Solar City，目前最大股東和董事長是資訊科技紅人Elon Musk。

南蘇丹獨立之後：繼續分裂，不如不獨?

南蘇丹是全球最年輕的聯合國成員國，在數十年漫長的蘇丹內戰後，終於在2011年以99%的公投支持度脫離蘇丹獨立，一度令人憧憬這塊石油資源豐富的土地，能否創造一個民主、經濟奇蹟。

獨立不久又內戰

自此南蘇丹遠離國際視線，但後續發展卻不是「快快樂樂生活下去」，而是完全走向另一個軌道：獨立不到3年，南蘇丹再次陷入內戰，規模更慘烈，卻更少人注視，因為那些年，北蘇丹政府簽訂的經濟合作條款已被推倒重來，各國企業已各取所需，南蘇丹獨立的「外圍目的」已達，其他也就大可按下不表。

南北蘇丹戰爭的根源可追溯至殖民時期，北蘇丹以穆斯林為主，基本上是埃及文化的附庸，南蘇丹則以當地傳統信仰和基督徒較多，也較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

不過，歸根究柢，戰爭還是因為非洲傳統部落意識凌駕國家意識，令「一國」框架形同虛設。問題是，南蘇丹本身也是多族群國家，所謂基督教信仰也是高度「本土化」，並不能真正作為國家統一的基石，到了獨立後，這些族群矛盾便全面爆發。

南蘇丹作為全球最落後國家之一，各國除了有興趣投資石油，就沒有其他關注，令國家基建相當原始，大部分人倚靠傳統農業、畜牧業為生，兩個最大族群丁加人（Dinka）和努爾人（Nuer）就是靠粗放式畜牧為根本歷史傳承，經常遊走尋找水源，「搶地盤」是家常便飯。

南蘇丹獨立後的政府，由丁加族那位長期戴上牛仔帽的「國父」基爾（Salva Kiir）擔任總統，努爾族的Riek Machar 擔任副總統，兩個族群之間的爭鬥，也蔓延至政府和軍方內部派系之中。基爾大權在握後，一如其他非洲國家的「國父」，成為鼓吹集權的獨裁者，2013 年將 Machar撤職，努爾人以武力回應，族群衝突演變成內戰至今，一發不可收拾。與此同時，南北蘇丹邊境衝突依然時有發生，這也是兩國獨裁者煽動民族主義的手段之一。

美國是南蘇丹獨立主要推手，一來為了弱化被華府列為「準邪惡軸心」的北蘇丹，二來也是要染指資源，但對這場新內戰，從沒有動員輿論報導。相反較積極調停的，卻是中國，畢竟中石油是南蘇丹石油開採投資最多的公司，因為內戰無法正常投產，設施也受破壞，2016年更將駐當地人員撤離，南蘇丹政府又要求不能完全停產，令中石油進退失據，為了自身利益、能源考量、大國形象，北京自不願南蘇丹內戰無限期持續。但要成功解決當地傳統部落矛盾，那只能是電影劇情，加上不同族群背後都有不同勢力，內戰很快就變成代理人戰爭，任何國家要獨自調解，都幾乎不可能。

南蘇丹獨立至今已經六年多，內戰估計令數十萬人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對本來已經百廢待興的經濟，破壞得比和北蘇丹的戰爭同樣嚴重。何況丁加族、努爾族內部也充滿支派，只要制度不理順，內戰基因沒完沒了。當年幻想一場獨立公投可以令明天更好的輿論，今天卻已一掃而空。

小詞典：基爾（Salva Kiir Mayardit，1951-）

南蘇丹總統，丁加族人，於1960年代的第一次蘇丹內戰期間加入南方叛軍，頗有戰功，逐漸成為南蘇丹頭號軍事領袖，2005年成為蘇丹第一副總統，繼承因飛機失事身亡的南蘇丹前任領袖。他力主南蘇丹完全獨立，獨立成功後成為開國總統，但自此大權獨攬，頻頻被指違反人權，激起其他族群不滿，南蘇丹內戰隨即爆發。

假如大數據出現於蘇聯

筆者早前曾探討大數據、物聯網等資訊科技，如何讓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成功實踐，有讀者問：若冷戰時代有這些科技，社會主義國家可否實現計劃經濟、全面監控，以鞏固其統治？蘇聯的崩潰，可以避免嗎？

要討論這個命題，得先了解計劃經濟當年的運作。眾所周知，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絕大部分時期，都實行計劃經濟，生產原料、企業都是由國家擁有，勞動力也由國家分配，以生產出計劃目標的產品數量。這些國家的供求非由市場主導，而以追求不同的「五年計劃」為目標，消費者的需求沒得到重視，因國家盼藉計劃經濟推動工業化、現代化及農業集體化，以追貼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活水平。

計劃經濟本質與缺陷

理論上，「五年計劃」由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制定，經歷不同領域、不同級別的機構、官員、企業，再由國家計劃委員會修改，最後在黨代表大會通過。然而，在實際操作上，政治局成員、以至總書記在過程中，究竟參與多少？ 他們有否明示或暗示應訂下怎麼的指標？這些指標是科學化的指標，還是抽象的指引？這些問題難以說清楚。蘇聯治下的烏克蘭大饑荒、中國的大躍進，都是計劃經濟沒大數據支援下的災難性後果。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質的問題，在學術界自然討論多時。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埃爾曼教授（Michael Ellman）是研究這範疇的權威，他提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經常生產消費者不需要的產品；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必需品、商品總是存貨短缺，但當局對商品庫存的數據並不充分，甚至不準確。即使最低層的數據準確無誤，在匯報過程中，官員因存在升職的誘因誇大成果，或技術官僚因循失責，而令上級難以掌握實情，這些情況，至今依然，不見得是歷史。

由於計劃經濟未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在社會主義國家，往往出現「第二經濟」(The second economy)。學者森遜（Steven Sampson）指出，「第二經濟」由非法生產或交易產生，亦包括企業、工廠為追求生產目標，而產生的非正式或非法活動、地下工廠等。這些活動在冷戰時期的東歐、蘇聯相當盛行，在今日極權主義的最後代表北韓也同樣出現，導致經濟活動無法準確統計，官方數字準確性成疑。基於以上因素，美國從不輕信蘇聯官方公布的數字，中央情報局會自行統計相關數據，不少人認為CIA的數字，較蘇聯官方公佈更可信。

那麼在現代社會，有了資訊科技革命，又是否可以避免以上制度上的缺失與人為錯誤？

正如早前談及，大數據、物聯網等，是一個全天候收集個人數據的機制，問題只在於不同軟件的權限、如何儲存或傳遞相關信息、誰人能掌握等，但技術本身，毫無懸念。假如政府決意收集全國國民這些資訊，首先就可以解決「第二經濟」無法被紀錄的問題；而每一個紀錄，也不用經過官僚系統逐級向上匯報，政府高層可輕易掌握準確數字，第一個問題，也可以大部份解決。

舉一些實質例子，阿里巴巴每年統計「雙十一」的交易資料，除了是大數據，還是即時性的數字，避免使用滯後數字作決定。以往這些技術只會用於金融業，如股票、期貨等交易，但現在就連到便利店購買一包紙巾，也可以立即反映到不同伺服器內。又如美國的Amazon Go，連「客人拿起商品」這個動作本身，甚至不涉及具體金錢的購買行為，也可以被紀錄。當這種技術被推而廣之，不止是股票買賣，基乎所有日常消費、零售行為，均可被統計。

在自由市場，這些資訊可以令政府、企業清楚了解需求，但對蘇聯一類國家而言，假如當時有這些技術，就可以利用更準確的數據，制定「五年計劃」。唯一未能改變的是決策者會否忽視實況，作出不設實際的目標；但相信在大數據年代，一切透明，領袖要「逆天行事」，即使在極權政體內部，也不容易為所欲為。

大數據年代的大監控：由俄羅斯SORM開始

在經濟層面以外，這些技術同樣可用於政治層面，假如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有了大數據，就不只是如虎添翼。作為情報機構，KGB主要對不利蘇聯的行為進行情報工作，而正如早前提及，自赫魯曉夫起，蘇聯的情報工作就出現「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監控，人民在社會、經濟層面的舉動，均被非常規組織監察。但與此同時，只要行為並非超出政治層面，當局也不會作出行動，而且基於人手問題，備受關注的往往是異見者，他們會被入屋搜查「反革命」證據，而普羅大眾，則大致生活如常。

不過隨著科技發展，人民的生活與互聯網緊扣，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就公然嘗試掌握國民在網上的行為。根據《維基解密》公開的文件，俄羅斯有一套名為「SORM」的情報系統，自1990年代起就對國民全方位監控，由電話、短訊開始，到近年的互聯網、社交媒體、信用卡交易、智能電話等，無所不包。對比蘇聯時代，這個系統可更快、更有效掌握全國人民的行為，而作為KGB培訓出來的領導人，普京對這一套，自不會擱下不用。

我們也許認為網上行為自我約束，便可逃避監控，但現在天眼處處，加上容貌識別系統發展迅速，結合大數據的應用，離開家園後的一舉一動，幾乎都被紀錄在案。在中國國內，不少新建屋苑、廠房，已使用具容貌識別的保安系統，能輕易辨認住戶容貌，並顯示如年齡、身高等基本資料，就連出入次數也可紀錄。即使放下電話，你的日常生活，依舊暴露於監控系統當中。個別容貌識別系統更聲稱具有「深度學習能力」（deep learning），與昔日的舊式閉路電視不可同日而語。現時這些系統仍處於早期階段，屋苑、店鋪的保安系統，未必與官方機構的互聯互通，但要將不同系統連結一起，技術上並不困難，幾乎肯定會有這一天。

假如斯大林活到今天，蘇聯在推行計劃經濟、資源分配上，政府應可掌握更廣泛、更準確的數據，以實現他心目中的工業化、現代化；政治上，亦可更微觀地監控民眾。最大挑戰反而是擁有大數據的一群，會成為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說的「新階級」，甚至取代領袖的地位，總之，平等社會依然難以實現。但只要接受了這一點，假如這制度令一般人過得安穩，又能容許走過場的「民主程序」，威權政體是否比民主政體更吸引，卻是一個嚴肅課題。近年全球支持民主政體的比例不斷下降，似乎就是一個迂迴的答案。

小詞典： SORM

2017年9月，維基解密供報來自俄羅斯公司Peter-Service的文件，顯示該公司與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內政部共同建立了一個情報系統SORM。系統可搜集用戶於電話、互聯網上的紀錄，2014年更擴展到社交網絡層面。根據俄羅斯法律，不同安全部們可取得由SORM收集的信息。

馬可孛羅會：由秘密外交組織到國泰儲分計劃

不時來往世界各地，總覺得搭飛機的時間，反而能擁有屬於自己的空間，可以讓靈魂遊走，因此相當珍惜。即使恨鐵不成鋼，現時最常乘搭的航班仍然是國泰，自然亦是「馬可孛羅會」的會員。

感染父親意識形態

可惜，今時今日，加入「馬可孛羅會」的好處不多，假如會籍不夠高級如本人太太，甚至有可能從商務客位中被踢走，然後行李不予重新寄艙。

不過，「馬可孛羅會」這品牌，卻蘊涵鮮為人知的歷史，大概絕大多數國泰員工也不知道。說起來，我母親也是「真．馬可孛羅會」成員，談起這名詞，始終感到親切。

那些年的「馬可孛羅會」，不是今天普通的飛行常客計劃，當中源起，要從其創立人陳丕士（Percy Chen）談起。

陳丕士本人的出身、血統，乃至意識形態，都反映真正的大時代，還有第一代全球化。

他祖父為太平天國成員，事敗後逃亡到殖民帝國旗下，輾轉來到加勒比海的千里達（Trinidad），在當地生下陳丕士父親陳友仁。陳友仁是孫中山的革命戰友，曾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思想左傾，與蘇聯有密切連繫，亦是孫中山晚年「聯俄容共」政策的推手之一。為甚麼華人會到千里達，和英國在廢奴後從印度引入大量勞工到各殖民地有關；為甚麼孫中山和華僑關係密切，又和興中會、同盟會的海外淵源有關。這些要詳談，都可以是一本本的鉅著。

家族淵源下，陳丕士不多不少感染了父親的意識形態之餘，也充滿國際視野。他在千里達出生，母親是法國人與黑人的混血兒，因此陳丕士同時有華人、白人、黑人血統，後來到英國升學並取得律師資格，之後卻到了蘇聯莫斯科居住六年，1947年來到英屬香港當律師，自此積極參與香港左派活動。在中華民國屬下飛機師集體投共的「兩航事件」中，陳丕士就是中共方面的代表律師。

1956年，陳丕士創辦「馬可孛羅會」，表面上是一個聯誼組織，實質上當然有不少政治考慮。基於冷戰背景，中國與西方並無多少接觸途徑，香港就承擔了這樣的溝通角色，此所以周恩來主張「長期打算、充份利用」香港的殖民地身份，而在香港內部，「馬可孛羅會」就成了連結北京與西方世界精英的民間外交樞紐。

當時的「馬可孛羅會」，屬於聚集政商名流的貴賓會所，定期於文華酒店舉辦西式晚宴和中國電影放映會，這作風在那些年的左派圈子當中，可謂極度稀有。他們的成員包括外國商人、政客、記者、外交官等，亦有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國銀行成員、親中媒體記者等出席。於是，「馬可孛羅會」就成了西方代表非正式接觸到北京的平台，發生了不少難以公開的有趣故事。

中國改革開放後，外界與中國接觸已成常態，再也無需以「馬可孛羅會」作橋樑，這種聚會也就不了了之。陳丕士留有回憶錄《中國召喚我：我參加中國革命的歷程》，細述其被祖國革命熱情吸引的心路，至於航空公司怎樣看「馬可孛羅會」的前半生，卻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聯俄容共

孫中山領導「二次革命」失敗後，深感國民黨需要自己的武裝力量，但西方列強支持各派軍閥，於是想到和蘇聯結盟，引入各種蘇聯軍事、經濟、政治外援，換取接受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結果國民黨得以靠黃埔軍校北伐成功，共產黨也得到壯大基礎。

澳洲：中國「銳實力」的實驗品?

上周筆者談及《經濟學人》為中國度身訂造的一個新名詞——「銳實力」（Sharp Power），被用作例證的國家，首先是澳洲，令這個貌似與世無爭的區域大國，忽然成了地緣政治熱點。

中澳陷入不信任狀態

澳洲自10年前「脫洋入亞」政策開始後，一直希望在中美兩國之間找尋平衡點，一方面以西方民主自由國家、美英亞太代言人自居，另一方面積極發展教育產業、大量吸收新移民，並以此吸引中國資金投資房地產和第一產業，也就是要搭「中國崛起」的便車。

不過，到2017年，中澳關係冷卻不少，中國大使館「監視」留澳學生、介入大學「辱華」事件、澳洲禁止中資收購農產品公司、減少臨時工作簽證、澳洲不讓華為鋪設海底光纖等新聞，已經令兩國陷入一種全方位不信任狀態。

面對中國在澳洲投下大量資本，以及大量投資移民和留學生，澳洲人自可輕易感受到中國的巨大影響。中資發展的商場和住宅、大量華人學生、水貨出口店、滿街的超級跑車（甚至用來示威）等等，似乎已經成為「新澳洲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結果，澳洲也和新加坡一樣，產生被中國「買起」的戒心。去年年中，澳洲爆出政黨接受與深圳官員關係密切的富商黃向墨的政治捐款，以發表對中國有利的政治言論後，最後一根稻草彷彿出現了，針對中國的輿論，一時間，變得鋪天蓋地。隨後澳洲政府宣佈禁止國外政治捐款，總理滕博爾更暗指中國影響澳洲政治，中國外交部當然「嚴正抗議」，兩國關係跌入冰點。

不過，言論上的針鋒相對，無改中國商人繼續在澳洲大量投資的事實；另一方面，澳洲政府無論怎樣強硬，也不見得會冒險犧牲經濟。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日益下降，特朗普上場後興起孤立主義，澳洲要平衡自身在亞洲的角色，缺少了美國作為後援，就顯得底氣不足。何況澳洲近26年經濟長期增長這個「經濟奇跡」，一定程度上，都是靠中國資本和中國移民十多年來在澳洲投資的成果；當資金長年與中國政、商界連上關係，無影之手愈見影踪，澳洲希望保持距離時，已積習難返。美國退出 TPP後，澳洲、紐西蘭、日本、東南亞各國繼續討論下去，澳洲更與日本簽訂新軍事協議，都可看作是回應中國「銳實力」的國家行為。但一天不改經濟對中國的依賴，這些舉措，大概是回應國內壓力的形式主義，重於實際功能，要逃避「銳實力」，談何容易？

至於澳洲民間潛在的「反華」輿論，也同樣值得憂慮。2017年的種種中澳爭議，在澳洲已經產生了很大反響，保護主義、本土主義又開始興起，雖然不大可能回到數十年前那個充滿種族主義的澳洲，但針對華裔新移民的歧視，卻可能出現。在澳洲本土有影響力、但早已落地生根的華裔，也可能被看作是北京的「第五縱隊」，有了「銳實力論」，歧視就有了「理論基礎」。類似情況，在東南亞各國也正在發酵中，大勢所趨，怕是未能免俗。

小詞典：澳洲華諜爭議

2017年，不少外電報導中國統戰部在澳洲、紐西蘭活動頻繁，操控當地媒體及社團，去影響政治運作，其中涉及間諜活動，及收買本國政客等，被西方輿論看作中國發揮「銳實力」的例證。中國對此嚴詞駁斥，澳洲則通過連串法案打擊「外國勢力」。

冬奧的政治（下）：納粹德國宣揚軟硬實力

昨天筆者談及冬季奧運的政治，除了上屆索契冬奧，前南斯拉夫1984年舉辦的薩拉熱窩冬奧，也是高度政治化之作。

冬奧場館淪為防空洞

南斯拉夫是繼1980年蘇聯後，第二個共產國家獲選舉辦奧運會，可看作是冷戰期間「低盪政策」（Detente）的體現（選舉主辦國時，是兩大陣營關係最好的時期），而同年夏季奧運會在美國洛杉磯舉行，這本來象徵「大和解」，只是為蘇聯出兵阿富汗之後導致的杯葛潮所破壞。

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雖然杯葛洛杉磯奧運，以報復西方集體杯葛1980年莫斯科奧運，但又要令薩拉熱窩冬奧搞得有聲有色；南斯拉夫雖然跟蘇聯不和，但畢竟是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希望告訴世人，沒有強人鐵托（Josip Broz Tito，於1980年病逝），依然一切如常，對這場冬奧也分外注視。

其實，當時南斯拉夫內部的各加盟共和國及各種族已經劍拔弩張，企圖爭取更大自治權，貝爾格萊德當局首要確保冬奧期間沒有恐怖襲擊，也不能令世人發現種種內部矛盾。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解密文件，當年薩拉熱窩冬奧要面對克羅地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塞爾維亞人、阿美尼亞人，甚至是巴勒斯坦人、伊朗人、利比亞人的威脅，情況相當複雜，只要稍有差池，南斯拉夫的亂局可能提早出現（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的戰爭也是於蘇聯末年已經出現，反映「老大哥」已經有心無力）。最終冬奧完滿閉幕，輿論盛讚，畢竟南斯拉夫是僅有左右逢源的國家，東西方媒體都疑中留情。南斯拉夫以為渡過了難關，殊不知一切都是掩飾，十年後，薩拉熱窩冬奧的場館，淪為居民逃避內戰的防空洞，相當唏噓。

更有爭議性的冬奧，還有1936年在德國阿爾卑斯山市加爾米施－帕滕基興(Garmisch-Partenkirchen)的一屆，當年夏季奧運會亦在德國柏林舉辦，乃納粹德國宣揚軟硬實力的里程碑。1933年，即公佈1936年奧運主辦城市後兩年，希特拉掌權，全球響起杯葛奧運的聲音，希特拉不得不承諾容許猶太人、非洲人等參賽，又清除街上所有「禁止猶太人進入」路標。但蘇聯、西班牙依然率先抵制，更另起爐灶，美國的決定，成了其他國家的指標。當時美國國內猶太人一致反對參賽，黑人團體則希望透過參與奧運，打破希特拉「德意志血統最優秀」的思維，最後美國奧委會主席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到德國考察，對納粹採取的措施頗為滿意，留下如此名言：「運動不應與政治混為一談。」爭議聲中，美國最終派出運動員參賽，各國跟隨，希特拉將冬奧當作夏奧的總採排，舉辦之後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

今屆南韓平昌冬奧已經被金正恩「騎劫」，到了下屆2022年冬奧，則是在北京舉行，屆時不知道又會出現甚麼主軸？

小詞典：低盪政策（Détente）

又稱「緩和政策」，指冷戰中期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的階段，美蘇兩國尋求直接對話，以減低爆發熱戰的可能性，軍備競賽也開始放緩，以1975年雙方簽訂《赫爾辛基條約》為「大和解」高峰。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破壞了低盪政策的互信基礎，一個時代遂宣告終結。

冬奧的政治（上）：索契成功加強普京地位

一場南韓平昌冬季奧運會，再次印證運動從來都是政治工具。平昌冬奧門票銷售慘淡傳出之時，早前不斷核試的北韓，卻表示希望派運動員與南韓一起組隊參賽，並在沒有中國、俄羅斯斡旋下提出和談，再次顯示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不單不是瘋子，反而很有外交手腕。

不過，利用奧運、特別是國際注視不如夏季奧運的冬季奧運搞「國民外交」，畢竟不是金正恩原創，類似國際經驗其實屢見不鮮，而且通常都是威權或獨裁國家的「冬奧牌」更神乎其技。

打冬奧牌 神乎其技

第一屆冬奧1924年在法國舉行，本來與夏季奧運會同年上演，都是4年一度；自1994年起，冬夏兩個奧運會才改為梅花間竹的年份舉行。冬奧的運動項目對華人來說，可能較為陌生，卻流行於會下雪的北半球國家，對挪威、列支敦士登一類國家而言，甚至是比夏奧更重要的盛事。

與北韓友好的俄羅斯以寒冬著稱，但到了2014年，才首次在索契市（Sochi）主辦冬奧，這也是1980年莫斯科奧運之後，俄羅斯首次得到奧運主辦權，充滿「大國復興」的象徵意義。

表面上，俄羅斯希望藉此展現其超級大國的能耐、能源帶動的經濟增長，不惜豪擲破冬奧紀錄的510億美元，為索契大興土木，試圖改造這個著名的夏季度假勝地成為世界知名的全天候度假景點。與此同時，普京高調宣示不與「西方價值觀」妥協的姿態（也許是得到2008年北京奧運成功的鼓舞），充份展現威權國家、舉國體制的手腕，除了鐵腕治流浪狗，也繼續打壓不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西方國家一度以這些原因，企圖杯葛這次冬奧，開幕禮當日亦有不少大國元首缺席，但總體而言，索契冬奧依然十分成功。

不過索契冬奧舉行之時，普京卻另有聲東擊西的盤算：閉幕禮舉行後四日，俄國軍隊就開入當時還是烏克蘭領土的克里米亞，宣示了俄羅斯的「全方位實力」。國際奧委會感到被利用了，自此對俄羅斯更加嚴謹，俄羅斯選手被揭發大規模服用禁藥，多名俄羅斯選手被停賽，其他選手也只可以用個人名義參加平昌冬奧。但凡此種種，在俄羅斯人、特別是民族主義者眼中，自然都是「西方敵對勢力」的偏見和打壓，反正禁藥問題各國皆有，但全國受罰卻極不尋常，加上索契冬奧的成功令人記憶猶新，更令國人堅信目前體制和普京領導的必須性。

小詞典：第一屆冬季奧運會

1924年，第一屆冬季奧運會在法國白朗峰所在的夏慕尼（Chamonix）舉行，當時還沒有「冬季奧運」的名字，只是法國奧委會舉辦的「國際冬季運動週」，推介冰上、雪地運動，後來才由國際奧委會追認為第一屆。當年挪威是獎牌榜冠軍，確立了冬奧大國的地位。

兩韓統一旗再登場：陽光政策歷代得失

自從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上台，把試射導彈變成常態，彼方又有美國總統特朗普高度配合，各界對朝鮮半島的和平進程早已不存幻想。

但就在媒體預測2018年將爆發「準韓戰」之時，一場冬季奧運卻令形勢急轉直下：北韓忽然高調重視冬奧，嘉許南韓平昌冬奧是「大韓民族」的勝利，然後兩韓政府同意運動員共舉「統一旗」在開幕禮進場，並共組女子冰球隊參賽。

伊索寓言北風與太陽

這些舉動，難免令人聯想到南韓前總統金大中的「陽光政策」，那些年，金大中更憑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究竟政策是否成功？「陽光政策」在「特朗普——金正恩」時代，還有出路嗎？

1997年，金大中勝出南韓總統大選，也是南韓民主化以來，首位來自在野黨的總統。翌年上任後，他在「三階段統一論」（即首階段：交流合作；次階段：設置中央聯邦機構；最後階段：成立完全統一政府）的基礎上推動「陽光政策」。正如筆者早前談及南北韓統一歷史時所言，當時南北韓雙方已逐漸意識到不能武力統一，除了長遠的統一願景外，已完成民主化的南韓，必須有一套新的論述，去說服民眾和北韓究竟是怎樣的關係，「陽光政策」便應運而生。

「陽光政策」的名字，來自《伊索寓言》的「北風和太陽」，可見金大中並非單純以此為統一政策，而是正式把北韓看作將長期存在、平起平坐的政權看待。政策基於三大原則：一、南韓不容忍北韓任何形式的武力挑釁；二、南韓不會嘗試接管或吸納北韓；三、南韓會主動尋求合作，這裏除了有南韓釋出的善意，亦反映南韓比以往更積極接觸北韓。而且「陽光政策」並非單一政策， 而是一個「複合政策」，當時金大中尋求以各種方式與北韓官方、工商界及民間交流，以圖緩和雙方關係，為將來統一建立基礎之餘，也可以長期穩住基本局面。



南韓國防大學教授韓庸燮將金大中時期的「陽光政策」，分為「春夏秋冬」四階段：

1. 從金大中上台到1999年底為「春季」。金大中上台後，民間對北韓的不同態度開始浮面，對朝政策成為不同政黨的主要政綱，金大中需要凝聚國內對北韓的共識，來確保民主化後的政策穩定。執行這政策的官員，涉及國家安保、國家統一、情報部門等，既得利益盤根錯節，誰來操盤，也費煞思量。所以金大中先將政治從經濟、社會分開，推動一些南韓各界與平壤都能接納的活動，例如自朝鮮半島分裂後，首次有郵輪到訪北韓，南韓財團也開始到北韓投資旅遊、工業設施等。不過，「陽光政策」開始時並非一帆風順，例如北韓派出潛水艇入進南韓水域後，並沒有向南韓道歉，不過南韓統一部表示即使如此，現代集團在北韓的工程仍會繼續，令金大中的互惠原則，變成「靈活互惠」，也就是對北韓始終以容讓為主軸。

2. 「夏季」在2000年初開始，「陽光政策」仍令人充滿期望，特別是金大中重新整合執政黨勢力，改組成「新千年民主黨」之後，有了更強大的政治勢力，最終成功訪問平壤，與金正日見面，成為個人聲望高峰。除了政黨、商界外，不少非政府組織也因為種種理念或計算，共同宣揚「陽光政策」，可謂政策黃金時期。

3. 南韓釋出連番善意後，金正日仍未回訪南韓，「陽光政策」開始轉入「秋季」。南韓民間對北韓的態度開始兩極化，自由派NGO繼續推動迎接金正日到訪，保守派則呼籲為他南下設下前提，例如為韓戰道歉。對於這些要求，平壤政府自不回應，而且相對於南韓，北韓在整個談判階段沒有多少主動參與，只會在對方提出建議後作一些回應。加上北韓已致力尋求與美國直接談判，並未視南韓為朝鮮問題的唯一談判對象，最終互訪也未能變成機制。

4. 到了2001年，北韓未有就連接兩韓的鐵路簽定協議，不久發生9/11事件，世界秩序突變，北韓被美國指為「邪惡軸心國」，開始冷待南韓，「陽光政策」正式步入「冬季」。到盧武鉉上台，雖然沿用金大中的「陽光政策」，但進展已大不如前，餘下交往只以人道支援為主。北韓的核計劃卻逐漸成熟，成為區內安全問題的主角，握有了主導權，是否「陽光」，自此就是北韓說了算。

南韓讓步太多，北韓得寸進尺？

由此可見，「陽光政策」的成效存疑，受到不少國內外人士批評，認為南韓讓步太多，使北韓得寸進尺，也是情理之中。例如學者Hyun-key Kim Hogarth提到，北韓並未尊重「陽光政策」的互惠原則，收到南韓援助後，只是用來加強金家政權對內部的控制、擴充包括核計劃在內的軍事勢力，北韓國民未因此而受惠。「陽光政策」出現後的接近二十年，世界見證了金氏政權更穩固、「先軍政治」逐步確立，北韓核計劃、導彈技術漸趨成熟，這些朝鮮半島不穩定因素，並未因「陽光政策」而停下來，反而有了「永續發展」的保護傘。

不過「陽光政策」的成效，其實不在於兩韓和平，而在於南韓內部發展。正如政治學學者Eundak Kwon與Jae-Cheon Lim指出，金大中提出「陽光政策」時，南韓處於後亞洲金融風暴年代，需要尋求海外投資，一個政治局勢穩定的朝鮮半島，對南韓本身的穩定繁榮，至關重要。再者落實「陽光政策」期間，兩韓貿易高速增長，也使南韓貿易結構趨於多元，可算是繞過圈子，落實了經濟轉型。我們亦不能忽視當年兩韓政府在民間交流方面的貢獻，不少因韓戰而分隔兩地的親人終可見面，這完全符合普世價值、人道主義，足以令「陽光政策」有了具體政績。

至於北韓「以時間換取空間」，鞏固金氏政權，發展核計劃，這都是北韓「國策」brinksmanship的體現，也就是「陽光政策」的副作用。是瑕不掩瑜、還是本末倒置，只是觀點與角度。舉一反三，回到此刻現實，即使兩韓運動員在平昌冬奧開幕禮共同持「統一旗」進場，也只能止於象徵意義，同樣是雙方各取所需的緩衝而已。不過話說回來，除了北韓需要「以時間換取空間」，其實南韓新總統文在寅何嘗不是？只要穩住形勢，讓南韓暫時專心發展經濟，渡過後朴槿惠時代的難關，這就是最好的政績工程了。至於長遠而言的半島局勢，就不是走馬燈轉的南韓總統有興趣、有能力處理的了。

小詞典﹕先軍政治

金正日年代開始的政經指導思想，作為對「主體思想」的補充，簡而言之就是「在國家事務中，一切工作以軍事為先，以軍事為重」。北韓在「國父」金日成逝世後，金正日自感有必要加強軍隊地位，使政府、官僚架構受控，因此在掌握軍隊的情況下，正式提出「先軍政治」。金正日在位期間，朝鮮人民軍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並在金正恩年代延續下去。

海外印度人：下一個全球帝國？

當21世紀被視為「中國人的世紀」，同樣在崛起、但經常被我們忽視的，還有另一個亞洲大國：印度。不久前，到了印度洋島國毛里求斯，卻意外看到印度在全球化時代無所不在的潛能。

毛里求斯作為一個小島國，想不到也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自然、人文文化遺產各一，其中世界人文文化遺產名叫「Aapravasi Ghat」，原名「苦力殿堂」。坦白說，很難想像這個地方可以和萬里長城、金字塔等同級，相信入選，完全是取其象徵意義，因為這是英國從印度運送勞工到毛里求斯的登陸碼頭。景點本身雖然乏善足陳，就是幾個印度勞工的洗澡、煮食、登記地點之類，不過博物館部份做得很詳細，可作為了解早期全球化的教材。

這些離鄉別井的印度勞工並非獨立行動，背後完全是國家行為。毛里求斯是英國對殖民地引進印度勞工的實驗起點，在19-20世紀，前後有大約50萬印度人這樣來到毛里求斯，而今天毛里求斯人口也不過一百萬，難怪70%的當代毛里求斯人，都是印度勞工的後代，已經徹底顛覆了本來人口結構。印度總理莫迪稱毛里求斯為「小印度」，前總理甘地夫人更想過出兵毛里求斯、推翻反印度化的領導人，可見毛里求斯雖然位於非洲，文化上，卻早已「脫非入印」。

英國向毛里求斯輸出印度勞工，原意是為了替代被禁止的奴隸貿易。不少英國的海外殖民地勞動力不足，缺乏令天然資源變成製成品的勞工，於是人口極多的印度，就成了英國解決勞力問題的萬能配方。這些印度勞工理論上是合約僱員，完成合約後，就能完全自由，願意的可以留下落地生根，不願意的可以回印度。其實英國也嘗試過招募中國人承擔這樣的角色，雖然中國並非英國殖民地，但要在英國勢力範圍內的中國沿海招募苦力，也絕不困難。最終還是以印度勞工佔絕對多數，背後還有一重考慮：印度人畢竟是大英帝國子民，假如帝國長存，而印度人在其他殖民地反客為主，最高宗主依然是英國。加上「以夷制夷」、「分而治之」是英國擅長的管治模式，印度人在海外有了新天地，也可以為印度本部的「低端人口」提供出路，變相紓緩管治危機，對英國有百利而無一害。

在這些考慮下，有了毛里求斯實驗的成功，英國再接再厲，繼而向圭亞那、斐濟、千里達、牙買加等殖民地引進印度勞工。然後，這些殖民地旁邊的其他殖民地，例如圭亞那旁的荷屬蘇里南、毛里求斯旁的法屬留尼旺島、英屬西印度群島附近的丹屬西印度群島（今日的美屬處女群島）等，也紛紛和英國簽約，引入印度勞工。到了今天，大英帝國早已不存在，殖民地絕大多數都已獨立，而在它們獨立前數十年，整個輸入印度勞工的制度，也早已被取消。但這一波早期全球化人口流動帶來的影響，卻極其深遠：除了毛里求斯的控制權已經完全落入印度裔手中，圭亞那、千里達、斐濟等國的印度裔，也都成了主流人口，國家主要職位，都已被他們壟斷。這個人口換血過程有時相對和平，有時卻是動盪泉源，例如斐濟近年多次發生政變和反政變，關鍵就是印度裔終於取代了原住民，成了多數人口。當今天出現了一個印度裔主導的太平洋島國，要是再向附近人口稀少的島國大舉移民，整個地緣政治，就徹底改變。

即使是那些引入印度勞工、但數目未成為多數的國家，也會因為大量印度人出現，而顛覆了原有社會結構。例如在東非烏干達，印度勞工的後裔很快主導了對外經濟、貿易，成了先富起來的精英階層，到了「烏干達狂人」阿敏執政時，要搞「本土化」，就拿他們開刀當代罪羔羊，將全體印度人驅逐離國。此舉卻加速了國內經濟崩潰，也令國際社會得到討伐阿敏的口實。

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一國影響力當中，軟實力是其中重要一環。海外印度裔人口是全球移民（diasporas）當中數目最多的一個，達1600萬，比海外墨西哥人、俄羅斯人、華人等都要多。除了絕對數目可觀，在非洲、美洲、大洋洲，印度人都有了自己佔多數的國家，要把印度文化向外推廣，也有了國家支持的中轉站，這是中國始終難以做到的。在聯合國，只有新加坡一個國家是中國以外的華裔主導國，但其國策是在強權之間互相「對衝」，並非以中國國家利益為依歸，這和毛里求斯、千里達等國對印度的態度，有根本不同。本欄多次介紹印度軟實力，特別是寶萊塢電影、印度音樂等，有了這個全球海外印裔網絡，加上與英語互通的先天優勢，很容易再上層樓。

何況在歐洲，英國的南亞勢力也在上升當中，除了倫敦市長Sadiq Khan是巴基斯坦裔，印巴新移民在英國社區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而英國和印度文化的結合，例如咖喱在英國的普及、Chicken Tikka Masala擊敗炸魚薯條成為英國最受歡迎名菜等，都令印度軟實力進一步借助英國文化的基礎，發揚光大。

某程度上，也許印度才是大英帝國的真正傳人：當年維多利亞女王有資格成為「女皇」，並非改了英國國號，而是登基成為「印度女皇」，而女王知道印度的重要性遠非其他殖民地可比，就加緊學習印度文化，甚至寵信印度侍從「孟師」，這正是電影《日不落奇緣》的時代背景。到了印度獨立，成了英聯邦內人口最多的國家，號稱「全球第一民主大國」，不少印度人雖然對英國殖民手法充滿批判，卻很珍惜「英聯邦成員」的身份，因為英國辛辛苦苦建立的全球網絡，在英國衰落後，反而最有資格由崛起中的印度繼承。今天不少印度公司成了英語國家大企業的back office，假以時日，反客為主，也是可能。

更重要的是，在網絡時代，人口基數有了新的重要性。以中國市場為例，微信、網購、粉絲經濟等大盛，全靠極龐大的華人人口基數，結果任何一個小玩意，都可以變成有規模的產業鏈，這是守在一地的香港青年難以想像的。印度同樣是資訊科技大國，某些範疇的技術水平甚至高於中國，而以目前印度人口的增幅，很快就會超越中國。加上遍及全球的海外印度人網絡，在歐洲的姐妹國英國，以及在非洲、美洲、大洋洲的附庸國，印度網絡經濟有一天超越中國，也非不能想像。像毛里求斯這樣的小國，可以憑一部電影、一個小發明，打入印度市場，再進入全球，中國目前就很難讓其他國家有這樣的想像。再回看那個實在不怎麼樣的毛里求斯「苦力宮殿」，誰能想到蝴蝶效應下，就這樣可以催生一個未來霸權？

原載於亞洲週刊 2018年1月20日

邱吉爾與艾登：由「政壇李克勤」談起

近日一位香港老牌政客自稱「政壇李克勤」，以解釋他「永續參選」的初衷，成為網絡熱話。同一期間，講述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的電影《黑暗對峙》（Darkest Hour）上映，掀起不少討論；Netflix原創劇集The Crown也有不少與邱吉爾相關的情節，聯繫到「政壇李克勤現象」，教人會心微笑。

接班人的命運

邱吉爾第一次擔任首相時66歲，以年輕23年的艾登（Anthony Eden）為頭號親信；艾登於38歲便出任英國外相，屬政壇明日之星，其後因為不滿綏靖政策而辭職。

兩人關係情同父子，政見也相當一致，邱吉爾成為戰時首相後，艾登再任外相，也是戰時內閣一員，可謂公認的邱吉爾接班人。

到了邱吉爾下台、再在1951年第二次當選首相，已經77歲，不少保守黨人都認為他應該盡早退休，讓位予艾登，否則以他老態龍鍾的情況，要是不懂知所進退，保守黨就會大敗。

最終邱吉爾還是要捱到81歲，才願意退休，之前他已多次輕微中風，但就是不肯引退。艾登雖然對邱吉爾無限忠誠，但身為副手10多年，也早已等得不耐煩，到了後期不斷勸退邱吉爾，兩人摩擦也愈來愈多。

這段關係，本來不為外間所知，直到2008年，一批政府文件解密，才發現在邱吉爾為相的最後幾年，艾登幾乎事事與他唱反調，對邱吉爾只有興趣理會美國、蘇聯，對內政毫無建樹，也衷心憂慮，這正是The Crown講述兩人關係的真實憑據。邱吉爾退休後，艾登繼任首相，為了證明自己實力，悍然出兵埃及，引發蘇伊士運河危機，最終行動失敗，被逼辭職，更成了歷史學家眼中20世紀評分最低的英國首相。

這段歷史，近年也重複了一次：工黨前首相貝理雅在位時，財相白高敦除了是左右手，也一直以貝理雅當然接班人自居。貝理雅當選時只有44歲，十年後，年紀也不大，但白高敦十年間一直擔任財相，認為貝理雅不應該過份戀棧，不斷給予內部壓力，搞了不少小動作，最終貝理雅承諾不競逐連任，令白高敦得以在2007年扶正。諷刺的是，他上任不久，就在最擅長的範疇遇上金融風暴，正如艾登上任不久，就在最擅長的外交範疇遇上蘇伊士危機，同樣導致民望大跌，工黨在2010年大選失去多數議席，白高敦也被保守黨的金馬倫取代。



假如蘇伊士危機在邱吉爾任內爆發、全球金融風暴在貝理雅任內爆發，二人的應對，會否比繼任人理想？其實不一定。但在外界看來，邱吉爾、貝理雅都是自願離職的，黨友的逼宮也算適可而止，對外依然高度讚揚前任的貢獻，結果邱吉爾、貝理雅的歷史名聲，依然甚好。而且二人都算知所進退，心裏都明白要是再幹下去，反正過了自己的高峰，民望早晚下跌，還不如在最理想的一刻退出舞台。結果，就沒有淪為「英國政壇李克勤」了。

小詞典：蘇伊士運河戰爭

1956年，埃及總統納賽爾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行動背後有蘇聯支持。控制運河主要股份的英國、法國不滿，夥同以色列，共同出兵埃及，很快奪回運河，但美國、蘇聯都強烈譴責，美國更拋售英鎊施壓，導致英國出現財政危機。最終聯軍撤退，納塞爾成為阿拉伯民族英雄，艾登則黯然下台。

中情局間諜案：香港在中美關係還有角色嗎

一名美國華裔中央情報局（CIA）前僱員被捕，涉嫌向中國政府提供機密資訊，協助中國搗破美國在華間諜網，導致多名線人被殺或被捕，造成美國情報網絡的重大損失。對這類案件，外間永遠難以知道完全真相、也難以評論，但香港在箇中扮演的角色，卻值得注意。

根據美方透露的案情，這名僱員在中情局工作的遇到瓶頸，心懷不滿而離開，然後來到香港，在一家拍賣行工作。他被捕時，也是準備回到香港。換句話說，他是以香港作為與北京溝通的平台，而在過去數年，他不時回到美國與前同僚見面，所以香港也是情報人員接觸美方的中介。至於為什麼是拍賣行，雖然公開資訊沒有透露，但也不難推斷：這種工作須不時往返不同地方，很合理的須進出中美，很合理的要以香港作為平台、進行交易，也很合理的符合政府部門的離職紀律，比開宗明義擔任「民間研究員」更光明正大。

洞悉部署扭轉輿論

香港的這種角色，自然不是新聞，反而是歷史悠久的傳統。冷戰期間，香港、柏林、伊斯坦布爾被稱為「世界三大間諜中心」，它們都是東西方兩大陣營的交界點，各方勢力雲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香港回歸後，北京對香港境內「外國勢力」的角色相當感冒，但這只是其中一面，另一面是北京其實默許了香港繼續扮演這類角色，只要「外國勢力」在香港沒有越界，對他們的代理人，其實寧可讓他們存在，因為從中可以窺探外國情報機關的運作。筆者曾遇過一些中央政府外交人員，談及「駐港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代表時，有時會這樣形容：「他們的所作所為我們十分清楚，他們私下見了我們，也不敢申辯。」

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時，不少中共代表、情報員在香港活動，港英政府採取的策略，正是一模一樣：容許、甚至鼓勵他們在香港存在，暗中嚴密監視，對他們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有需要時敲山震虎，但總括而言是予以保護，從中利用這些人員，來了解中國國內情況和外交政策。近年美、英外交歷史檔案相繼解密，假如有心思考這類問題，內裏不少內部文件，都論證了駐港西方人員的上述思維。例如六七暴動期間，並非英國沒有能力及早鎮壓，而是一種「引蛇出洞」，通過利用香港地下土共的行為，深入研究國內文革的種種機制，到了確定北京不會提前收回香港、也洞悉了中共在香港的所有部署，才全力扭轉輿論，以致中共在港地下網絡大面積被破壞，一蹶不振十多年。現在中央反客為主，通過回歸後的香港「誘敵深入」，邏輯異曲同工。

小詞典：李振成（Jerry Chun Shing Lee）

根據美國法庭文件，他是前中情局僱員，現年53歲，1982-1986年在美軍服役，1994年加入中情局，擔任專員，曾被派駐中國，2007年離開中情局，然後到了香港工作，期間向北京透露大量機密資訊，被FBI調查多時，2018年被捕。

美國國務卿蒂勒森還能在位多久?

特朗普上台後，不但部分行政職位還未找到人填補，高級官員的去留也比以往頻密。繼科米（James Comey）、耶茨（Sally Yates）、弗林（Michael Flynn）、普里伯斯（Reince Priebus）、斯派塞（Sean Spicer）、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 班農（Steve Bannon） 等一眾「巨星」離開後，近月傳得最熱的消息，就是國務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可能在1月離開這個熱廚房。月前遇見一位華府前外交官時，他言之鑿鑿說這已是「核實消息」。

不過在特朗普時代，新聞和「假新聞」只是一線之差，而且結局往往在最後關頭才改變。總之目前為止，蒂勒森依然是國務卿，但空穴來風，自然未必無因。

經常與總統唱反調

蒂勒森的政績、風格，我早前已有介紹，而他和其他被特朗普辭退的人選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經常高調和總統唱反調。例如他和特朗普對待沙地及卡塔爾，就幾乎站在對立位置；蒂勒森不只一次公開在北韓問題上質疑特朗普，說「特朗普的說話只代表他」，他的北韓觀也曾被白宮反駁。

當中最經典的自然是蒂勒森私下質疑總統智商，特朗普其後在社交媒體公開回應的事件。

這些話宣之於口，在國際社會和傳統精英圈子，自然成了笑話，但亦反映蒂勒森這種豪富背景的人，對老是言不由衷為總統「捱義氣」，感到不是味兒，而和特朗普立場相近的人，又始終難登大雅之堂。蒂勒森作為內閣的（相對）中間派，早已成為另類右派的攻擊目標。

如果蒂勒森真的下台，大熱繼任人是現任中央情報局（CIA）總監蓬佩奧（Mike Pompeo）（其實有理由相信整場風波，都是另類右派製作出來的權力鬥爭）。蓬佩奧是堪薩斯州議員、共和黨內的茶黨成員，曾公開批評斯諾登、阿桑奇等洩密者，目前負責「通俄門」調查，據稱頗得特朗普信任。國際事務方面，蓬佩奧除了和特朗普一樣強烈支持以色列，對北韓、俄羅斯等立場，也都與蒂勒森不同，例如認為應該把金正恩和北韓分開處理，暗示主張政權更迭，蒂勒森則認為不要影響金家，只應強調「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這也是美國外交部的一貫立場。蒂勒森上月表示「有證據」俄羅斯影響2016年美國大選，但蓬佩奧則以 CIA 總監身份，提到俄羅斯「沒有」影響選舉，後來卻被CIA發公開信澄清。這些徵兆，大概反映蓬佩奧和特朗普更合作無間，起碼上任前是如此。

問題是美國國務卿一職，從來備受尊敬，影響力超過了一般國家的外交部長，是副總統之後的首席內閣成員，全國排名繼正副總統、兩院議長之後，同時握有外交實權，政治上可攻可守，雖然由總統任命，卻往往反映了其他派系利益，內裏有精英集團之間微妙的權力平衡。就像在奧巴馬時代，希拉里擔任國務卿期間，幾乎清一色有自己的班子，但奧巴馬容納了這種制衡，結果促成了大和解，也令希拉里有了拓展政治潛能的平台。特朗普假如找一個既沒有同級政治能量、又不是外交專業出身的親信出任國務卿，美國外交失去制衡，會搞出甚麼大小風波，卻是誰也說不準。蒂勒森多次強調，他這一年依然會在任內，反映他大有可能不會完成任期，他和特朗普的關係如何，也可見一班。

小詞典：蓬佩奧（Mike Pompeo）

美國前眾議員（2011－2017年），代表肯薩斯州，本身是職業律師，也是共和黨內的茶黨成員，政見屬於右翼保守派。2017年被特朗普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局長，不斷捍衛特朗普政策，被視為特朗普的最忠實支持者之一。

伊朗2018反政府示威 vs 2009「綠色革命」

2017年底開始，伊朗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至今伊朗政府宣稱局勢已受控，美國則公然呼籲政權更迭。這樣的劇本其實久不久便出現一次，大家不妨回顧「阿拉伯之春」前後，2009年出現的「綠色革命」，從中可看出潛規則的變與不變。

全靠Twitter得以傳播

「綠色革命」被中俄伊視為「顏色革命」劇本的一環，事源代表反對派的前總理穆薩維（Mir-Hossein Mousavi）參選總統，選前聲勢凌厲，未有結果已宣布勝利、支持者上街慶祝，最終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卻以三分二大多數票連任。

穆薩維曾於伊朗革命後擔任9年總理，以開明見稱，但與當時還是總統的現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不咬弦，於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去世後失去保護，離開政壇20年，那次本來志在必得，支持者認為選舉舞弊，最終有數以十萬計伊朗人上街，是1979年革命以來的最大規模群眾運動。

由於示威者以穆薩維競選的主色綠色為標記、以「Where is my vote」為口號，西方媒體根據約定俗成，稱之為「綠色革命」。除了選舉舞弊，示威者亦不滿艾哈邁迪內賈德任內經濟每況愈下，以鐵腕手段打壓異己，殘酷對待年青人、不同性向和跨性別人士等，所以口號亦包括「打倒獨裁」。當時規模遠比這次示威大，政治成份也比這次經濟主導的議題鮮明：當時全球油價高企，伊朗經濟情況其實不俗，經濟訴求只是枝葉；現在則失業率甚高，單是這一點，已驅使人自發上街。

「綠色革命」得以傳播，全靠當時開始流行的Twitter。示威人士透過Twitter散播消息，解釋原委，發佈遊行時間地點，強調示威要和平進行，一切似曾相識，很難說沒有受到外國案例啟發。建制一方面強調示威是「外國勢力」策劃，不斷發表反美言論，以圖轉移目標，亦在網上平台進行反輿論戰，鼓勵支持者還擊。這波示威平息後，不久鄰國「茉莉花革命」爆發，一切死灰復燃，反對派將2011年2月14日稱為「憤怒日」，動員民眾再上街，政府則通過封鎖網絡、關押反對派親屬等，又把示威鎮壓掉。但今年這一波示威，並沒有一個明顯的動員機制，示威者也不是反對派傳統支持者，而是以「素人」為主，在伊朗第二大城市馬什哈德開始，然後席捲全國，似乎沒有周密部署。而且這次群眾不大講章法，居然直接挑戰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也就是直接要促進政權更迭，這與「綠色革命」以改革派穆薩維為未來希望、只求「改革」政體，有根本不同，也更難成功。

和上次的政府動員相比，這次的親政府遊行雖然不大為西方媒體報導，其實規模更大、更平和，也更忍讓，因為示威者雖然明確針對整個體制，但政府研判還是經濟問題為主。對伊朗政府而言，只要它依然能有效動員群眾、控制軍隊，其實也不會太憂慮，而且在宣傳層面，也是旗鼓相當：經濟問題的死結，除了貪腐，也包括油價低迷，與及特朗普，因為自從特朗普推翻奧巴馬對伊朗撤銷制裁的決定，雖然具體影響未出現、執行上也不斷延誤，但已經影響到外資意欲，也令不少伊朗人對美國的有限度信任重新幻滅。加上現任總統魯哈尼較艾哈邁迪內賈德開明，施以懷柔，不難穩定局面。「阿拉伯之春」的失敗經驗廣為人知，伊朗人民怎樣不滿也好，看到伊拉克、敘利亞、埃及等國的下場，除非得到強烈保證，也不見得願意承受政權更迭的極高風險。

小詞典：伊朗最高領袖

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最高領袖是國家最高領導人，身兼革命領袖、精神領袖和軍隊最高統帥，有權直接任命政府部長（特別是和國家安全有關的職務），由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組成的專家會議從教士中選出，終生任職。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的霍梅尼是第一任最高領袖，死後由現任哈梅內伊繼承。在伊朗體制，要向最高領袖匯報的總統，其實更像其他政府的總理。

最新國際關係詞彙：「銳實力」

在過去20年，出現了不少國際關係新概念，著名政治學者奈爾（Joseph Nye）提出的「軟實力」（soft power）是其中之一。「軟實力」不斷出現改良版，而最新版本，就是2017年底《經濟學人》封面採用的「銳實力」（sharp power）。名詞推出後，雖然一如所料，不大為中國學界接受，但立刻在西方激起迴響，大概會成為未來西方形容中國的必備詞彙之一。

不能用錢買的「軟實力」

奈爾早於1990年就提出「軟實力」這概念，但在2000年代才普及使用。據其定義，「實力」是影響他國行為、而達到本國期望結果之能力，分為「硬實力」與「軟實力」兩種。「硬實力」由軍事、經濟力量衡量，透過「胡蘿蔔與棍子」（Carrot and Stick，即威逼利誘的意思），迫使他國順從，「胡蘿蔔」（誘因）包括降低關稅、結盟等，「棍子」（威嚇）則可以是軍事介入或經濟制裁，國家的領土面積、軍事與經濟力量等，都是「硬實力」的體現。

不過，隨着時代轉變，「硬實力」不再是唯一有效量度國力的指標，奈爾認為「軟實力」可能更為重要，主張國家可以透過「吸引」或「同化」（co-opt）對手，而非「脅迫」（coerce）其他國家，也能「勸誘」他們作出符合本國期望的行為。而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及政策，都是「軟實力」主要來源。

在中國研究範疇，提起「軟實力」，大多首先想到近年遍地開花的「孔子學院」。其實早在1993年，「軟實力」已經被中國學者注視，被喻為「三朝帝師」的王滬寧當年在《復旦學報》發表名為〈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權力〉的文章，可謂「軟實力」概念進入中國的里程碑。王滬寧在文中強調，「軟實力」的力量來自「擴散性」，在文化廣播時，「軟實力」才會產生強大的力量；加上「軟實力」具有非壟斷性，注定不能由一定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壟斷。在之後十多年，中國推動「軟實力」時，往往以文化為先，到了2007年，「軟實力」更首次寫進中共十七大報告，內裡專門提到要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北京奧運開幕禮，及隨後在世界各國開辦的孔子學院，都可視為上述政策的實踐。

然而，與西方理解的「軟實力」相比，舉國體制下的中國「軟實力」，自然多有不同。據英國列斯大學學者艾利（Kingsley Edney）研究，在實際操作上，中國只會透過外交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華社等官方機構，以及主辦國際會議如博鰲亞洲論壇、環球智庫峰會等，推廣中國的正面形象，並解說由改革開放到中華文化的親和力，這和歐美「軟實力」強調非官方角色，有根本差異。正因如此，西方的中國研究權威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直言，「軟實力」並不能用金錢購買，多番指出中國「軟實力」未有成效，因為中國政府幾乎全盤操控及管理所有文宣、文化活動，但不同調查發現，各國人民對中國的印象並未有提升，反而隨著中國國力越強，保留越大。問題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乃不爭事實，而這種影響力，又的確不完全是「硬實力」而來。假如「軟實力」並未成功，中國這種實力，又是什麼？

希拉里提倡的「巧實力」

2009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出席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活動時，提到一個新名詞：「巧實力」（smart power），對中國的「實力觀」，也有相當啟示。「巧實力」也是由奈爾提出，因為他發現提出「軟實力」後，外界始終存在誤解，因此提出更新版「巧實力」理論，以說明「硬實力」與「軟實力」並非相互排斥；而「巧實力」，就是指將軟硬實力結合的能力。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曾組成委員會研究「巧實力」，尋找後布殊年代的外交出路，結束布殊強調「硬實力」（軍事）的外交路線，奈爾正是委員會成員之一。自此中國外交界、學界亦就「巧實力」作出不少研究，普遍認為這種講求「軟硬兼施」的實力，更符合中國國情。不過由於推動方的官方色彩太濃厚，中國「巧實力」的成效，同樣不大為國際社會肯定，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國際關係學者李明江就認為，中國在東南亞海域的安全行為，與中國推動「巧實力」的原意互相矛盾。似乎中國實力的國際投放，另有模式。

馬基維利式「銳實力」

於是乎，我們就有了今天的最新名詞，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旗下的民主研究國際論壇《銳實力﹕新興威權影響力》一書。這本書源自民主基金會及其三個合作伙伴，於新興民主國家阿根廷、波蘭、斯洛伐克的研究，以探討中國、俄羅斯在當地的影響力。報告指出，中俄兩國近年在這些國家投放大量資源，集中影響當地媒體、學術界、文化界和智庫，利用它們塑造本地民意及對中國的看法。過程中，並不如「軟實力」尋求贏得民心，而是透過操控、歪曲信息，以影響受眾。這就是被《經濟學人》挪用的概念：「銳實力」。

「銳實力」這概念的提出，明顯具有針對性。美國民主基金會一直被中俄指為策動「顏色革命」的源頭，上述報告不斷批評以中國、俄羅斯為首的威權政體，概念也是為其度身定造。民主基金會指出，威權國家利用民主國家的自由、民主環境，通過運用自身政治、經濟影響力，約制及操控當地輿論，例如中國利用人才交流項目、文化活動、教學課程、媒體合作等，俄羅斯則透過電視台RT、研究所等，在網絡及現實社會作文宣工作。這些行為的目的是影響當地決策層和輿論，爭取當地人支持，藉此中和對威權政府的批評。這本來沒有甚麼，問題是基金會認為中俄這些「推廣」行為是操控、審查、威逼利誘，而非「軟實力」追求的「吸引」，會「刺穿」民主政體的本來設定，因此只能稱為「銳實力」。

「銳實力」理論忽然炒熱，自然有其現實背景。近日，澳洲、紐西蘭等國政壇爆出連串醜聞，不少政客、媒體被指受中國收買，難免令西方國家越來越擔心中俄是否已經將國內的一套操控、審查機制「走出去」，滲透到各地社會。從民主基金會的觀點可見，這種憂慮，亦是民主與威權政體之爭；諷刺的是，令「銳實力」迅速走紅，正正反映民主政體依然在國際話語權佔有上鋒，這正是美國「軟實力」的體現。在北京眼中，根本美國的「軟實力」，才是真正的「銳實力」，能影響意識形態於無形，令超級大國蘇聯可以瞬間瓦解，所以進一步爭奪國際話語權，才是王道，並相信那時候，被指持有「銳實力」的，就是美國了。

小詞典﹕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美國總統列根於1983年成立，背景是水門事件後，總統權力被國會限制，難以通過秘密手法支援外交，於是乾脆在陽光下，讓國會通過成立一個基金會，以促進世界各國民主化為官方目的，管理支援各國友好團體的經費，經費來源則是國會、國務院的年度撥款，因此可看作是國家行為。中國、俄羅斯等深信NED是策劃「顏色革命」的機構，對任何接受NED及其旗下組織捐款的團體，都視為「外國勢力」合作夥伴。

假如雲加真的成為「利比里亞國師」

前世界足球先生韋亞（George Weah）當選利比里亞總統，就職典禮邀請的貴賓，除了各國政要，還有球場上的恩師——英超球會阿仙奴的法籍領隊雲加（Arsene Wenger）。

青訓哲學用於小國

雲加任教阿仙奴已經第21年，但他與韋亞結緣是在法國球會摩納哥，韋亞多次表示雲加的教導改變了他的一生，當選總統而不忘本，為球壇津津樂道。

不少網友打趣把雲加稱為「利比里亞國師」。其實，就是韋亞真的委任雲加一官半職，例如「利比里亞經濟特別顧問」，也不是天方夜譚（鄰國喀麥隆便委任球壇名宿米拿（Roger Milla）擔任「全國巡迴大使」）。利比里亞內戰後百廢待興，淪為全球最貧窮國家之一，超過85%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拼經濟」自然是第一要務。現任總統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是哈佛大學畢業、曾在世界銀行工作的經濟學家，韋亞跟她相比，單就專業範疇，自然遠遠不及。

雲加暱稱「教授」，雖然沒有博士學位，但極擅理財，總是在轉會市場低買高賣，而又能保持「前四」成績，令阿仙奴的財政狀況十分穩健，班主極其安心。這套經濟哲學如能應用在小國，懂得怎樣低價開發國內資源、再高價引進國際投資者，似乎更加合適。

雲加另一大「核心價值」，就是青訓，畢竟從小培養年輕球員，再把他們賣來賣去，才是一本萬利的投資，例如法國球星亨利，就是雲加青訓的生招牌。在球迷對「第四」這個「核心價值」越來越不滿的嚴峻壓力下，雲加依然堅持起用年輕人，在講求即時成績的職業球壇，更見難得。目前利比里亞超過六成人口是文盲，怎樣普及教育，也是一大挑戰：除了爭取資源承辦義務教育，培養了的人才怎樣發揮，目前也沒有任何機制。假如雲加能像搞球會青訓那樣，為利比里亞建立全國教育制度，協助融資之餘，也為學生爭取往海外進修、工作的接駁，自然功德無量。

在地緣政治角度，西非是法國勢力範圍，英語國家屬少數，美國黑奴解放後建立的利比里亞，則以美國為「精神宗主國」，總統傳統上都和美國建立緊密關係；現任總統瑟利夫長期在美國工作，就頗有美國附庸的影子。韋亞雖然也在美國有居所，但和法國關係更密切：他首次出外工作是加盟喀麥隆球會，屬法語區，然後在法國球壇成名，說得一口流利法語，甚至有傳已加入法國籍（為他否認），雲加就是親自飛往喀麥隆，把他簽回摩納哥。

在特朗普時代，美國孤立主義傾向表露無遺，連在亞太區的存在，也要和盟友討價還價，更不可能有多少熱情支援利比里亞。瑟利夫在位時，積極發展對華關係，就是作為後著。法國現任總統馬克隆卻積極拓展外交，在西非的法國勢力範圍，作出不少動作，例如牽頭成立了跨國反恐機制，顯示了美國久違的魄力。如果利比里亞委任雲加為「國師」，作為爭取法國援助的橋樑，這樣既符合法國國家利益，也暗合西方陣營平衡中國的計算。

說到底，雲加在阿仙奴始終是要退休的，應該知所進退。假如通過成為「國師」而退，很可能還能進入阿仙奴董事會，攀上人生最高峰之餘，壓力又會比前線工作輕鬆。至於阿仙奴球迷，無論是「迷雲黨」還是「反雲黨」，都會為不同原因而慶祝。在平行時空，這是完美結局。

小詞典：雲加（Arsene Wenger）

現任英超球隊阿仙奴領隊，1996年加盟後帶領球會至今，是阿仙奴歷史上在任時間最長、成績最好的領隊，曾三奪英超聯賽冠軍、七奪足總盃，不過因為理財哲學保守，往往難以吸引最頂級球星加盟。雲加出生於法國，年輕時也是職業球員，除了阿仙奴、摩納哥、南錫，也曾執教日本球隊名古屋八鯨一年。

全球首位球王總統：利比里亞韋亞當選背後

傳奇球星韋亞（George Weah）當選利比里亞總統，快將正式就職。早在他2005年第一次選總統時，我已在其他報章撰文，介紹過他作為「名人」身份的利弊，到了現在當選，其實涉足政圈已經10多年，也有了國會議員身份，再不是政壇初哥了。但為什麼他能夠順利當選，除了世界足球先生的光環和人氣，其實一切，依然是政治。

韋亞比前輩頗遜色

單論個人履歷，韋亞比起好些球王級的前輩，其實頗為遜色：管理經驗是零，連球隊管理層也沒有當過，沒有任何專業資格，申報的學歷又是來自沒有認受的「野雞」大學，加上長期在國外，一切一切，都很難令人有信心。

他當選國會議員後，據報甚少出席會議，也沒有提出過任何法案，似乎在意身份，多於具體工作。但利比里亞人依然信任他，固然是認為球王的國際網絡，對國家發展、宣傳、爭取外援都有幫助，也對韋亞作為青年人榜樣有信心。加上利比里亞內戰多年，一個能團結全國的明星，比傳統精英、專業人士更重要。

韋亞最終得票比民調要好，除了個人魅力，還必須注意他的副總統競選拍檔——泰勒夫人（Jewel Taylor）。這位女士除了也是現任國會議員，還是前第一夫人，丈夫是前總統軍閥泰勒（Charles Taylor）。利比里亞立國以來，都是美國歸僑精英主導，直到軍人多伊（Samuel Doe）在1980年發動政變，處決前總統，才顛覆了一切；後來把多伊推翻的，正是另一名軍頭泰勒。多伊最終遭殘酷虐殺，生殖器被割掉、再放在其口中，整個行刑過程拍成錄像，至今在網絡隨處可見，負責處決的「王子」約翰遜（Prince Johnson），正是泰勒部將。

後來利比里亞民主化，泰勒「參選」總統的「政綱」空前絕後，被演繹為「他殺我爸、他殺我媽、但我還是要投他」，就是恐嚇選民後果自負。

後來泰勒因為國內暴政、卷入鄰國塞拉利昂內戰，成為戰犯，被判囚50年，目前正在服刑。

泰勒下台後跟夫人離異，但兩人依然緊密聯系，而泰勒對自身家鄉也不是沒有建樹，依然有穩定勢力。泰勒夫人的政黨，正是泰勒一手創建，這次和韋亞的政黨結盟，明顯是利益交換。

只屬大聯盟當選

更有趣的是現任利比里亞總統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的態度。這位總統在2005年擊敗韋亞，本身是哈佛大學畢業的傳統精英，曾任職世界銀行高層，2011年更獲諾貝爾和平獎，有了國際加持，已經有半神級地位。

韋亞當選國會議員時擊敗的，正是瑟利夫的兒子；泰勒夫人力推的反同性戀法案，也被瑟利夫擱置。

但在這次大選，韋亞的對手雖然是瑟利夫的副總統，瑟利夫卻保持中立，還與韋亞、泰勒夫人共同出席公開活動，被看作為韋亞站台。雖然瑟利夫否認有傾向，但她不支持副總統這訊號，已經足夠強烈；加上韋亞、泰勒夫人現在都對瑟利夫的政績高度肯定，瑟利夫的支持者自然心中有數。

瑟利夫與美國關系密切，韋亞團隊爭取了她，也是爭取了西方輿論，最終當選，其實是數大勢力的大聯盟當選。不過，日後如何分配利益，就是極大挑戰。利比里亞政壇都不是善男信女，剛才談及那位殘酷虐殺多伊總統的「王子」約翰遜，現在同樣是民選國會議員。韋亞怎樣駕馭這些人？不知道。

小詞典：美裔利比里亞人 (Americo-Liberians)

利比里亞立國，本身是美國解決黑奴問題的一個實驗，當時美國把一批黑奴送回非洲，賦予他們自由身份，這批人就是利比里亞的國父們。他們熟悉美國制度、文化，和利比里亞原住民格格不入，成了利比里亞的精英管治集團，直到1980年多爾發動政變前，一直壟斷國政。

還記得「比亞法拉共和國」嗎?

世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近年出現的分離主義案例當中，備受關注的加泰羅尼亞其實一切平靜，媒體不常提及的地方卻張力處處，例如尼日利亞東南部的比亞法拉（Biafra）。

比亞法拉曾於50年前單方面獨立建國，引起一場極慘烈的內戰，如今國內外形勢丕變，又重現獨立呼聲。

族群矛盾更尖銳

尼日利亞雖然是非洲大國，但內部一直不穩定，國境包含不同種族、宗教、利益集團，可以說從來沒有真正統一過。國內第三大部族伊博族（Igbo）聚居於東南部、幾內亞灣沿岸，即所謂「比亞法拉地區」，在殖民時期，教育水平和西化程度都偏高；最大部族、信奉伊斯蘭教的豪薩族（Hausa）居於北部內陸地帶，立國時的文化水平則偏低。

1960年尼日利亞獨立，殖民時代已存在的族群矛盾進一步變得尖銳，代表上述族群利益的軍人先後發動政變和反政變，導致數千名伊博人喪生之餘，更把部分伊博人區域的油田劃入敵對族群控制區。

伊博人乾脆在聚居範圍建立「比亞法拉共和國」，得到法國大力支持，但美蘇英都支持中央政府，最終比亞法拉戰敗，立國3年便重新併入尼日利亞，估計內戰期間，有100萬人死於饑荒。

戰爭結束後，尼日利亞提出「no victor, no vanquished」，尋求全國大和解。不過在伊博族眼中，豪薩族言行不一，伊博族政治人物始終被排擠，無從躋身權力核心。尼日利亞政府又透過設立「尼日利亞國家石油公司」（NNOC），大幅增加聯邦政府對石油利潤的分成比例，造成大量貪腐，豪薩族成了既得利益族群。事實上，整片幾內亞灣的巨量油田中，鄰國喀麥隆十佔其一，尼日利亞其它地區十佔其三，比亞法拉卻十佔其六，伊博人自然認定天然資源被異族掠去，又覺得本族一直被尼日利亞政府「懲罰」和「打壓」，指責當局拒絕支援地方建設，造成失業率高企，民生凋敝。

在這樣的背景下，比亞法拉的國號和國旗逐漸重返現實世界，被各個新興分離主義組織高調沿用。「比亞法拉共和國2.0」運動持續升溫，同時還有國際背景：一是國際石油價格年前急挫，二是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博科聖地」活躍度大增，都令伊博族覺得政府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然而在現實層面，伊博人仍然記得敵我懸殊的實力，以及戰爭期間的慘烈傷亡，都不再願意以流血方式抗爭。所以分離組織亦不斷強調「非暴力」立場，提出的都是和平獨立路線圖，包括獨立公投。

隨著運動在2015年升溫，尼日利亞軍隊和安全部隊開始全力鎮壓，把一些分離主義團體列為恐怖組織，人權組織更透露有過百名抗爭者被殺。雖然「重奪主權」頗受青年一代認同，但伊博族的傳統領袖更擔心局勢失控，在去年7月，多名伊博族州長、議員、宗教領袖聯合發表聲明，表態「全力支持統一的尼日利亞」，並把訴求定位為爭取「更公正公平的社會」。但假如在互聯網瀏覽，會發現支持「比亞法拉共和國2.0」的網民眾多，一來尼日利亞是過億的人口大國，不少海外尼日利亞人亦支持伊博族的抗爭；二來在全球化時代，運動找到不少網絡同路人，造就了比境內更大的聲勢。這是全球化時代的跨國現象，傳統領袖震驚過後，卻已見怪不怪。

小詞典：約魯巴人 (Yoruba)

西非主要民族之一，也是尼日利亞的第二大部族，聚居於國內西南部沿海地區。20世紀初英國殖民尼日利亞時，約魯巴人與依博人同樣積極西化，隨後也與依博人一樣，力爭脫離英國統治和豪薩人的影響，希望獨立成國。不過在比亞法拉戰爭期間，約魯巴人站在豪薩人一方，反對尼日利亞分裂，戰後也未有被排擠。

比特朗普還早：俄羅斯也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屬2017年最後一宗國際大事；其實俄羅斯的立場與美國大同小異，得到的國際迴響卻徹底相反。這裏的對比，既反映了俄羅斯外交「語言偽術」的精湛細膩；特朗普的粗枝大葉，也表露無遺。

俄與以巴均有特殊淵源

去年4月，俄羅斯外交部也就耶路撒冷問題發表聲明。聲明首先重申，支持聯合國以往通過的以巴問題解決方案原則，包括以東耶路撒冷為未來巴勒斯坦國的首都；與此同時，在上述前提下，俄羅斯會視西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

這聲明高明之處，在於各方都能各取所需。首先，俄羅斯把一切原則都演繹為「聯合國方案」的推演，也就是一切尊重聯合國，與特朗普處處跟聯合國對着幹截然不同，起碼字眼上、禮貌上、形式上給足面子。

對以色列而言，俄羅斯「視西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屬於現在進行式；而於巴勒斯坦獲普遍承認立國前，「視東耶路撒冷為未來巴勒斯坦國首都」，則屬於將來式，所以也是一大外交成就。但對巴勒斯坦而言，俄羅斯這態度，總算明確承認東耶路撒冷屬於巴勒斯坦，比美國要進了一步，加上俄羅斯的「西耶路撒冷宣言」，理論上只是一個邏輯推論，保護傘充足，所以也沒有激起群眾任何反彈。不像特朗普，宣佈承認整個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更要搬遷美國大使館到耶路撒冷，外交上的迴旋空間少了很多，更將「道德高地」拱手相讓。日後美國要調解中東，將會更缺乏說服力，反而俄羅斯卻得到更大話語權，各方都爭相拉攏，這才是外交的真諦。不過特朗普根本不是要搞外交，關心的受眾只有國內一小撮人，卻又當別論。

更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與以巴雙方的關係一直良好，假如承擔更多和平調解工作，也的確比特朗普更有說服力。俄羅斯目前是中東和平四方集團成員之一，和以巴雙方都有特殊淵源。前蘇聯除了在二戰時接收大量猶太人，亦有份推動以色列立國，更是第二個承認以色列合法地位的國家，雙方一直關係密切。以色列有大量由俄羅斯移民來的猶太人，擁有俄羅斯境外最大的俄語族群之一，蘇聯更一度希望令以色列成為中東第一個共產政權。雖然以色列立國後選擇倒向西方，但普京的俄羅斯政府卻完全消化了冷戰時代的隔閡，和以色列建立了全方位緊密關係。此外，普京與內塔尼亞胡的私交甚好，不像美國不時有討厭以色列領袖的總統出現，例如奧巴馬和內塔尼亞胡之間，就鬧得很僵。

另一方面，冷戰期間，蘇聯國策是拉攏「亞非拉」國家，巴勒斯坦問題是團結阿拉伯的核心議題，所以一直利用巴勒斯坦為槓桿。初時蘇聯還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有戒心，直至阿拉發特接任巴解主席前，親自到訪莫斯科，才得到信任。自始雙方關係密切，蘇聯更派KGB訓練巴解成員。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依然支持阿拉發特的接班人阿巴斯，甚至為巴勒斯坦爭取在聯合國的觀察員國地位，不把管理加沙地帶的哈馬斯為恐怖組織，又多次譴責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都令巴勒斯坦人普遍對俄羅斯存有好感。

普京努力平衡以巴雙方，越來越積極介入中東，除了為增加俄羅斯的國際影響力，也是利用美國出現孤立主義，乘虛而入。近年伊朗、土耳其都靠攏俄羅斯，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又被普京的大軍救了過來，加上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對中東的影響力，俄羅斯的「大中東戰略」已經成熟。特朗普除了「令中國再次強大」，似乎也在「令俄國再次強大」，他在國際社會，其實很受歡迎呢。

小詞典：東耶路撒冷

聯合國最初對以巴分治的決議，把耶路撒冷列為國際城市，不屬兩國正式部份。但第一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佔領了西耶路撒冷，約旦則乘機吞併了東耶路撒冷；到了1967年六日戰爭後，東耶路撒冷也被以色列佔領。目前部份東耶路撒冷地區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治，和以色列管轄區有圍牆相隔，根據「兩國方案」，應為未來巴勒斯坦國的首都。

威權政體＋大數據＋物聯網＝無敵天下?

我們早前談及科技公司對中國、世界的影響時，介紹了「芝麻信用」一類「個人大數據」。坊間對這個為每人「評分」的信用系統議論紛紛，並以科幻諷刺劇集《黑鏡》（Black Mirror），或1984名句「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預警，擔心監控已透過科技融入日常生活。

事實上，這是毋須擔心的，因為那已經是事實，而且大數據、物聯網等的出現，影響早已遠超單純的監視，更可以把威權政體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一切，才剛剛開始。

史上極權式監控成本高

今天中國、俄羅斯等政體，並非教條式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更多是賦予了人民不少空間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即我們曾介紹的「獨裁者2.0」模型；剩下的極權主義政體，全球恐怕只剩下北韓。在教科書，極權主義主要形容二戰前的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等，指政權的權力無限制，並追求絕對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著名政治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亦把1929年後的蘇聯，形容為極權主義國家。

極權主義的作風如何？以蘇聯為例，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推行「去斯大林化」運動，普遍被認為是較開明的領袖。然而，赫魯曉夫政權對黨內反對者、政治異見者的打壓，雖然沒有斯大林時期般明顯，但對人民的監控卻伸延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

立陶宛學者巴洛茨卡伊特（Rasa Balockaite）提到，莫斯科在「後斯大林時代」開始，把注意力由政治打壓轉移到社會和經濟控制，成立一系列有別於傳統黨政機關的非正式組織，以一個更廣闊的網絡去監控人民。整個管治手段，比以往來得去政治化、去中心化：一方面，人民對政權的討論固然少之又少，也沒有多少把柄可被掌握；另一方面，通過這些網絡，令人民在政治生活以外的個人行為、習慣，也逐漸掌握在黨的資料庫當中。

冷戰結束後，前蘇聯陣營各國的秘密警察檔案陸續解密，可見這種監控的精細，已是相當科學化的工序。東德秘密檔案的公開，以及電影《竊聽者》的情節，尤其令世人震撼。

理論歸理論，這種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監控，雖然已看出與科技結合的雛形，但畢竟受當時條件所限，要紀錄國民生活細節的行政成本，始終較高，而且充滿漏洞。當時至少需要人力物力去搜集、紀錄對象的生活日常，再一層一層向上級彙報，即使有基本竊聽、監視設備，也未能做到對全體公民無孔不入。加上人民非常清楚政治環境，定會理性作出口不對心的表述，假如單單依靠公開表態，往往令監控結果的準確度下降。可見舊式極權雖然設法掌控生活每一個細節，但未竟全功，否則冷戰也不會這樣結束，那些政權更不可能不戰而敗。

然而，這些不足之處，在大數據年代，統統已不成問題。

大數據、物聯網年代的「新威權主義」

「芝麻信用」這類信用評級機制，並非橫空出世，翻閱文件，一切有跡可尋，例如國務院2014年發出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當年政府仍未將社會信用系統與互聯網結合，但已為推動這些政策，建立了理論基礎。綱要指出，「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為推動經濟改革，必須建立信用系統，達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14年前，中國的信用市場以央行作主導，但此後流動付款普及至日常生活，信用系統進入了市場化階段。2015年，人民銀行印發《關於做好個人徵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包括「芝麻信用」、「騰訊徵信」在內的八家企業，為徵信業務做好準備。自此，近日這些經常被提起的信用系統，便擴展到人民生活的不同層面。這現象自然也不是中國獨有，世界各國發展大同小異，不過以中國人口基數最高，特徵也最明顯而已。

至於如何計算每個人的信用，這些科技公司都以大數據、雲計算這些詞彙說明計算方法，但具體公式一直未有公佈。不過，他們倒是說明了哪些事情影響評分，例如「芝麻信用」其中一項基準是用戶是否準時提交電費、水費，是否準時還清貸款；「騰訊徵信」的用戶分數，則基於消費、財富、安全與守約的大數據，其中「安全」是指用戶有否實名登記、數碼認證等。推廣時，這些公司都提供不少誘因，例如租用「共享單車」、訂酒店不需按金、低利息分期購物等，令一般人都樂於數據被收集；而兜兜轉轉，用戶是否適當鎖上「共享單車」一類行為，又會成為評分大數據的一環。

大數據、雲計算收集的資料，涉及的範疇比以往更廣、更準，所需人手亦因少了抄寫、彙報的過程而減少，用戶的一切行為、消費習慣、個性隱私卻都一覽無遺，而且超越了公開表態的漏洞，能進入每人心底裏最真實的一面。這些數據如何被分析、使用、推算，除了是近年商家、政界的研究範疇，自然也是威權政府希望掌握的資訊。在商業層面，最簡單的例子自然是根據搜查關鍵字、瀏覽過的網站推銷產品，更進一步是基於所收集的數據，以「助推」(nudge)用戶的行為，如消費決定等；在政治層面，投票取向同樣能這樣「助推」。來自丹麥技術大學的學者利曼(Sune Lehmann)與斯派斯基(Arek Stopczynski)，曾研究能否透過收集學生數據，分析並助推他們的行為，達致更好成績，甚至精神健康。推而廣之，助推自然亦可應用於社會、政治，從而使國民作出符合當權者的良好行為。收集大數據的目的已不止於監視，而是控制，也就是更貼近威權主義的終結理念。

不少人以為，假如減少使用互聯網、智能電話，就可避免被過度收集資料。不過，這已經是偽命題了，因為科技公司正大力推廣「物聯網」 (IoT)，也就是將物理世界數碼化。這世界相信很快就完全成熟，屆時即使關上電話不用，你曾到過的地方、習慣偏好、健康狀況等，亦會因你日常使用的智慧家具，如電燈、電視機、冷氣，24小時全天候被收集。

面對這情景，不少學者均討論過人民處於民主與威權國家的分別。但其實真的有分別嗎？在較民主的國家，當然都有定立法例，規範可收集的數據範圍、使用方法等，表面上有較透明的制度，讓市民了解數據去向。不過，即使以上機制健全，政府與私人公司信守承諾，我們也不能排除黑客、恐怖分子取得數據，而這些新聞在近年屢見不鮮，屆時已超出如何規管數據、透明度與道德的問題，結果我們日常的一舉一動，也是在一些機制掌控之中。何況從斯諾登的案例可見，即使是民主國家如美國，以「國家安全」名義，同樣可以進入一切大數據庫，對所有人的檔案一覽無遺；而特朗普團隊如何利用大數據「助推」潛在支持者出來投票，乃至怎樣利用人工智能在討論區造勢，更已成為學術研究課題。這一切在威權國家，更是理所當然。假如希特拉、斯大林活在今天，領導各自的國家，還有倒台的一天嗎？

小詞典﹕物聯網

1999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學者AUTO-ID中心主任艾斯頓(Kevin Ashton)提出的概念，指將不同物件連結成互通訊息的網絡。早於1982年，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的學生就將汽水售賣機聯網，以收集汽水的銷售數據。在無線通訊技術成熟的今天，除了電話外，不少家庭電器，如燈泡、空氣清新機、冷氣機等已連接上網，成為物聯網的一部份。

2017-2018回顧與前瞻大趨勢（四之四）

七、金正恩、文在寅、安倍晉三：新現實主義的共生關係

假如日前提及的一系列2017強人都是「新威權主義」代表，全球的「極權主義」代表，大概只剩下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一人，而他的權勢在2017年同樣有所進展。

金正男去年1月遇害後，金正恩似乎已經完全鞏固權力，一連串的成功導彈試射，包括導彈越過日本領空的挑釁、射向關島美軍基地的威脅，加上據西方消息推論，肆虐全球的電腦勒索軟件WannaCry也是北韓手筆（這是不少中學生投票選擇的2017年最重要國際新聞），都令金正恩彷彿成為「世界第一狂人」，而且攻勢與時並進。

然而，風雨欲來之外，兩點是沒有改變的：美國沒有能力對北韓「先發制人」、而又能避免毀滅首爾，其實是無計可施；中國沒有能力既對北韓全方位制裁、而又能防止北韓難民湧入，也只能繼續被金正恩綑綁。

因此，東北亞緊張局面，只是各取所需：美國利用「北韓牌」對中國商貿談判施壓；中國利用「北韓牌」強化自身在亞太區的仲裁地位；日本會利用「北韓牌」擴軍（自衞隊艦隻升格為航母已經可望可即）。南韓本來也利用「北韓牌」在中美之間周旋，一方面部署「薩德」，另一方面大舉進入中國市場，只是前總統朴槿惠因醜聞下台，新總統文在寅要重演一次「對衝」而已，相信他在倒向中國的姿態宣示過後，最終還是要向美國有所交代。

八、中國能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化領袖」嗎？

連串國際大事的連鎖效應，就是經過2017年，美國的「全球化領袖」地位不再，取而代之的，卻可能是中國。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TPP等，並非美國失去領袖地位的全部原因；美國在資訊科技的應用優勢一方面被逐步趕上，另一方面也失去道德高地（斯諾登、匿名者等繼續高調揭秘），同時又被各地黑客列為主要攻擊對象，俄羅斯更在「通俄門」大出風頭，馬雲、馬化騰等的網絡已經深入美國，Facebook、Google等進入中國卻接連觸礁，都令美國通過科技強化全球領導優勢的藍圖，出現變數。2017年新上任的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對美國的好感、依賴只會更少，而中國的「一帶一路」基建大戰略，伴隨著不少國際制度框架建設，都在醞釀一個二戰以來首次出現的全新國際權力架構。挑戰美國秩序的，還有去年大出風頭的比特幣，相信更多的虛擬經濟嘗試，會在2018年出現；馬雲倡議的「E-WTO」要是真的成型，可能又是一個權力轉移的契機。然而美國要是真的當不成全球化領袖，究竟是中國漁人得利，還是代表整個主權國家陣營都面對挑戰，卻是目前難下的定論，但若相信特朗普真的「令美國再次偉大」，就不太現實了。

小詞典：WannaCry

電腦病毒，2017年5月全球爆發，通過電腦程式漏洞勒索用戶，造成網絡癱瘓，西方各國、俄羅斯、中國內地都有大量用戶受影響，甚至波及政府機構和內聯網，造成全球大量經濟損失。美國輿論、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微軟等都認為病毒來自北韓。

2017-2018回顧與前瞻大趨勢（四之三）

五、習近平、普京、沙地王儲：新威權主義主導全球

這幾日談過的2017新時代，以網絡3.0為基礎，衍生到人工智能、大數據等，不過，只會不斷暴露民主制度的弱點，同時卻是威權政體的佳音。

其實只要政權懂得、並有龐大資源和技術應用新科技，知道怎樣操控民意、迎合人性陰暗面，威權體制在可見將來，便會變得如魚得水，而且很可能是主流。

沙地王儲或令全球不穩

2017年叱吒風雲的全球強人，基本上都行類似路線，其中因為美國政體的制約，特朗普在他們當中已經是最弱勢，但依然掀起無數波瀾。

此外，十九大連任的習近平、幾乎鐵定於2018年連任的普京、民望超過80%的印度民粹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鐵腕掃毒的菲律賓狂人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成功打破「凱末爾主義」（Kemalism）的土耳其強人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等，都是這個模式的典範（某程度上，緬甸軍方和「前民主女神」昂山素姬在羅興亞人問題上合體，也是一例）。

最值得一提的，還有去年加入這行列的新人：沙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 Al Saud），他一手製造的危機例如制裁卡塔爾、支持伊朗反對派攪局、空襲也門等，都令中東局勢變得更不穩定，但他同時在國內搞改革開放、反貪腐，也是希望在大數據管治下重新出發，成為內外都強勢的領袖。踏入2018年，「沙特王儲牌」會是中東、乃至全球的最大變數，而他鎖定伊朗為死敵，特別令人擔憂。

六、崩潰中的伊斯蘭國，俄羅斯與伊朗的危與機

年前肆虐中東、激起全球恐怖主義浪潮的ISIS，去年失去大部份領土，先是喪失敘利亞的不少名城，然後失去伊拉克石油重鎮摩蘇爾，目前控制的領土只有全盛期的2%。伊拉克政府已宣佈光復全境，大力支援敘利亞的俄羅斯也說功成身退，ISIS領袖巴格迪達則多次傳出死訊。雖然去年英國、法國、西班牙、埃及等依然有大規模恐襲，但這是全球化時代的大趨勢，不會因為ISIS消亡而停止，反而恐怖份子可能要證明自身存在，而變得更不近人情（例如埃及清真寺恐襲）。然而作為一股政治勢力的ISIS失去土地，始終是去年最振奮人心的新聞。ISIS忽然兵敗如山倒，與俄羅斯、伊朗、土耳其等連成一線，以及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大幅下降，關係密不可分，剩下來就要看明年伊拉克政府能否徹底復原（現任總理擊退ISIS、又利用庫爾德人單方面獨立公投而收復「叛亂」土地，聲望如日方中），與及敘利亞內戰的各方談判如何進展。不過ISIS失利，也是對遜尼派的打擊，自居遜尼派領袖的沙特，幾乎肯定會策劃針對什葉派、特別是伊朗的大戰略，相信也會得到美國、以色列的響應。須知在伊朗、黎巴嫩等國的民間耳語，ISIS不過是沙特顛覆什葉派的工具，一雞死一雞鳴，未來的挑戰，可能更嚴峻。俄羅斯、土耳其、甚至中國，會否趁這機會加強在中東的影響力，也是地緣政治可能出現的變局。

小詞典：穆罕默德王儲

沙特國王薩爾曼之子，2017年6月，薩爾曼廢掉自己兄長的兒子，改立穆罕默德為王儲，打破了沙特立國以來兄終弟及、排序相傳的傳統。穆罕默德之前擔任國防大臣時，已經通過出兵也門樹立權威，尤其對什葉派態度強硬，對內則推出「沙特願景2030」計劃，同時厲行反貪腐，把沙特首富收監，處處顯示出強人本色。

2017-2018回顧與前瞻大趨勢（四之二）

三、Kevin Spacey、芝麻信用：串流與大數據的新社會規範

昨談及2017年確立了全球新社會結構，人類的消費、生活模式自然出現根本改變，例如電視已經成了新一代眼中的古董，Netflix則成了主流。Netflix劇集《紙牌屋》（House of Cards）在美國大行其道，捧紅了男主角奇雲史柏西（Kevin Spacey），正具有相當代表性。更戲劇性的卻是奇雲史柏西同年爆出特大醜聞，被指多年來性侵犯不同男性，包括未成年少男，令他被Netflix辭退，這也是《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MeToo」運動的高潮。

整個「#MeToo」運動，先是鼓勵名人對從前被性侵犯的不幸經歷勇敢站出來，再給予無數同路人勇氣，造成雪球效應；但運動得以成功，除了有名人加持，其實和年前的「冰桶籌款」一樣，也是全賴網絡社會的動員模式，再利用人性，夾雜若干獵奇、私人恩怨等，這已成為一道成功公式。

與此同時，2017年更多人提出加強運用「大數據」，例如建立每個人的資料庫，那時候，即使只是被指「涉嫌」性侵，可能也會被放進檔案；幾乎同一時間，馬雲阿里巴巴旗下的「芝麻信用」在中國正式啟用，也是利用大數據，為每個人的信用評級，背後的倫理和「#MeToo」頗有相通之處。在個人私隱幾乎不再存在的年代，網劇《黑鏡》（Black Mirror）的種種情節，恐怕很快會化成真實。

四、華裔小粉紅、印裔軟實力：由網絡民粹、化為現實政治與商機

表面看來，2017年沒有像2016年那樣充滿「黑天鵝」，法國、德國等選舉沒有意外結果，歐盟未有即時解體危機，全球股市也沒有受進一步衝擊。但「2016黑天鵝」的結構性背景，其實並沒有改變，「全球化既得利益者」抗衡「全球化輸家」的二元對立，還在持續。人口流動便捷化的焦點，除了西方的穆斯林新移民，還有各地華裔，其中一個例子是澳洲：去年澳洲興起大規模「黃禍」討論，不少政客被指受北京收買，然後掀起連鎖效應，媒體再針對不少澳洲學府、公司已被華裔主導的事實。在中國經濟起飛、中產大增、民族主義同時上漲的新時代，所有國家都要面對同樣的兩難，明年各國既要中國資金、又擔心被中國「尖實力」(其中一個2017年新興詞彙)刺傷的情況，會更加明顯。北京不再容許亞太各國在中美之間「對衝」，像針對新加坡、斯里蘭卡等，以及對台灣當局越來越大的壓力，去年也表露無遺。中國有如此實力，除了因為經濟騰飛，人口基數在互聯網3.0時代，也發揮了極大優勢，其實還有一個有同類優勢、但被忽視的強國：印度。印度人口優勢和中國不相伯仲，而且受惠於大英帝國的人口遷徙政策，令不同大洲都有了印度人主導的國家，加上印度文化能以英語輸出，令印度軟實力越來越強，去年不少印度電影在全球大行其道。若說未來還是「西方文化」主導全球，看見中印兩國佔全球1/3的人口，在網絡3.0時代，還有人相信嗎？

小詞典：尖實力（Sharp Power）

2017年12月，《經濟學人》以「中國尖實力」為封面，分析中國如何利用各地代理人和自身經濟實力，強加自身意願和價值觀於世界各地，通過滲透各國「肢體」，以達到控制各國「大腦」的目的。這名詞有別於以往的「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等，最初由美國民主基金會提出，基本上為中國崛起度身定造。

2017-2018回顧與前瞻大趨勢（四之一）

每年的國際大事回顧，總是一連串的流水賬，誰人當選、哪裏有內戰和恐襲、或者大國簽署哪些條約，幾乎是約定俗成，而這些大事的演繹，往往跟本地、經濟、娛樂、生活等大事回顧完全割裂。

但假如我們以一個宏觀框架理順過去一年的國際大事，再前瞻2018年的天地，又會怎樣？

一、特朗普、馬克龍、約翰遜：共享經濟打破壟斷，也打破政治壟斷

「共享經濟」的概念自然並非始於2017年，但去年在世界各地都進一步成熟，已經顛覆了傳統經濟運作，各行各業都出現「Uber化」苗頭，新生代都在想怎樣利用科技，釋放人的剩餘產能，去打破中介機制的壟斷，同時改變非黑即白的身份認同。

主流政黨被取代

其實，被打破的，在政治層面，同時還有各地主流政黨的壟斷：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上台，被各地媒體評為去年頭等國際大事；他得以當選，就是靠「另類右派」的媒體動員，來取代傳統共和黨的精英機器。至於，他當選後的種種驚人之舉，無論國際層面的孤立主義也好，只有本地人關注的改革宗教捐獻法案也好，其實都是要鞏固自己的動員機制，多於有什麼宏大藍圖。

2017年當選法國總統的馬克龍，以及他的對手極右派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同樣是依靠全新政治動員機制，來打破左右兩派戰後對法國政壇的壟斷。在英國脫歐投票後，躍躍欲試想另起爐灶的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同樣是在看準這個空子。未來各地的選舉，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的新型政治動員，會是不能逆轉的趨勢，而從中也可以變出無窮商機，不少創投已經針對這個新興市場而出現。

二、班農、郭文貴：人工智能演算法則，與極端主義興起

特朗普在歷史的地位，可能只是一個過客。畢竟他是一個傳統生意人，不見得對「另類右派」的意識形態衷心擁護，也不見得真的有魄力改造美國，何況他還要照顧家族利益。但特朗普團隊內，卻可能有這樣的人，那就是筆者心目中2017年的真正風雲人物：美國另類右派「國師」班農。特朗普的限制穆斯林入境禁令、種種打貿易戰的威脅、乃至興建墨西哥圍牆等創意，幾乎都是來自班農，而據班農所言，要不是特朗普親信如女婿庫什納、加上共和黨主流派等共同阻撓，去年的天翻地覆，遠不止於此。班農中途離職，影響力卻繼續上升，甚至有傳他考慮在特朗普不能完成任期時，自行競逐總統。班農的憑藉，除了他代表的意識形態，還有他掌握的技術：通過人工智能演算法則，固化激進主義的支持，讓過去不能宣之於口的「政治不正確」表述，堂而皇之出現，並成為一個群體的信仰。相信在未來，利用這種方式固化一個群體，作為自己權力基礎的「狂人」，會在不同時空不斷出現。去年流亡海外的內地富商郭文貴成了網絡紅人，聲言要和班農合作搞「網媒」，可能是其中一例。他們的目的不一定是要當選、執政或革命，因為在新時代，「權力」的定義再不一樣，單純觀察誰佔據台上位置，已顯得過時。

小詞典：班農（Steve Bannon，1953-）

特朗普委任的「首席策略師」，並非來自權貴家庭，而是工人出身，先後在名校喬治城大學、哈佛大學畢業，曾從軍多年，然後加入高盛銀行工作，繼而開拍電影，再創立「另類右派」新聞網站「布萊巴特新聞網」。2017年8月18日，班農辭去白宮職務，但明言依然和特朗普有直線聯繫，普遍相信他以在野身份配合特朗普，而保持了體制內的話語權，影響力可能更勝從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