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26日星期六

智利強人的世紀審判與平反觀

【咫尺地球】一度叱咤風雲的智利強人皮諾切特昨在軟禁中渡過90大壽。他退休擔任「終身參議員」以來逃過多次起訴,數天前忽被控貪污,相較於此前的人權罪,已是小巫,但依然有象徵意義。

「普遍管轄權」Vs「領土管轄權」

對皮諾切特的首次控告出現於1998年。當時他到英國治病兼探望老友戴卓爾夫人,想不到被西班牙傳奇法官賈松(Baltazar Garzon)發出追捕令,要求英國把他遞解受審,理據是有西班牙公民在他治下遇害。皮諾切特一向是人權組織的抨擊對象,除因他治下的智利有3000人被「強迫失蹤」,還有感情因素﹕他在1973年9月11日發動政變推翻左翼偶像、民選總統阿連德,是為電影《他們的9/11》借題發揮的橋段。皮諾切特還是南美軍人的共同領袖,曾召集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巴西、玻利維亞六國進行「禿鷹行動」(Operation Conrad),協調跨國搜捕和暗殺異見人士,行動今天才陸續解密。

賈松以國際法起訴皮諾切特,以「普遍管轄權」凌駕於「領土管轄權」,相信普世價值凌駕主權之上,被視為劃時代革命。引導並不成功,因英國法院 1988年才把《國際反虐待法》引入,皮諾切特此時已放權,此前所犯的在英國卻無追溯力,加上「人道理由」和鐵娘子力撐,前獨裁者得以返回祖家。但案件轟動世界,智利人紛效法興訟,皮諾切特雖每次都以老人癡呆脫身,卻不能安享晚年。兩年前,他不甘寂寞接受訪問,雄辯滔滔,國民深感自己的癡呆,連忙又提新訴訟。

「黃金十年」Vs「失去的十年」

在皮諾切特眼中,貪污控告是「迫害」。他的律師慷慨激昂﹕「看見畢生為國奉獻一切的人,如此晚景,誠屬可哀。」皮諾切特政變前的智利,經濟瀕臨崩潰(當然美國經濟封鎖大有責任)﹔他上台後執行反通脹、控制財赤、利率自由化一類緊縮貨幣政策,曾令智利出現經濟奇蹟,GDP年均增長高達7% ,通脹下降數百倍,被稱為「黃金十年」,成為IMF公式樣板教材。當時拉美各國財政低迷,則為「失去的十年」。智利中產階級感激皮諾切特「拯救國家於共產災」,情願對人權罪行按下不表。整個案例,和帶領南韓經濟成長的全斗煥和盧泰愚因光州事件被判入獄,有不是巧合的雷同。

圍繞皮諾切特的審判勢成政治哲學教材,除涉主權人權的爭議,還有元首豁免權、政府行為對執行者的追溯性、符合法律要求的「平反」是否同時符合社會需要等懸念。皮諾切特 1980年就為體面下台鋪路,88年被公民投票否決連任後推出兩個口號﹕「遺忘」和「原諒」,跟「記憶」和「審理」相對。他認為挑起歷史包袱的傷口,只會讓國家出現人為的分裂。

「遺忘、原諒」Vs「記憶、審理」

「理論」固然度身訂做,但我們也可從中分析皮氏今天的「被迫害情結」。他認為﹕

一、假如審判某人18歲犯下的罪行導致人人自危,根據「社會利益」,當局可有酌情空間。堅持引導皮諾切特的西班牙,就沒有對自己的獨裁者佛朗哥起訴,不少當年官員依舊健在,原因正是西班牙新君認為「原諒」比「審理」重要。

二、假如他是人權犯,支持他搞政變的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禿鷹行動」知情者前中情局長老布殊、主動為智利人權指控辯護換取智利軍隊支持福克蘭戰爭的戴卓爾夫人一干人等,都要上法庭。也許就算有普世價值、普世法庭,今天還沒有普世警察的出現。

不管如何洗脫,皮氏自然要為統治時期的罪行負責,何况「記憶」和「原諒」並非對立。我們擔心的是另一問題。當「平反」的概念變成政權更易,「審理」每每成為新獨裁的開端,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這樣周而復始。公正評價光州事件是人類共同責任,不單是特定政權或領袖的責任。過分迷信白紙黑字的平反,只會不知不覺間為不理想的政權,送去不應有的empowerment 。皮氏善終也好、坐牢也好,他的百歲法庭在人類的歷史天秤,不在製造歷史的人間。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1月19日星期六

「大國責任論」﹕美國的緊箍咒﹖

【咫尺地球】布殊訪華前夕,華府忽然為中國分派新角色﹕「責任大國」和國際社會的「股東」。有論者按字面解釋,認為這是對「中國威脅論」的拋棄。這觀點忽略了下列事實。一、「中國責任論」並非賴斯今年原創,而是源自90年代末的學術思想,以英國學者Rosemary Foot在01年發表於《China Journal》的文章為代表。過去5年的中國外交,已不知不覺經過4次調整,都以趨同「中國責任論」為目的。美國今天才核實「中國責任」,其實宣示了近年其他中國外交思維「不負責任」。二、中國對美國演繹的「中國責任論」過分重視,因而逐漸失去定義「責任」的話語權。「責任論」與這兩點結合,其實是在硬銷美國「自由現實主義」新秩序。

中國5年外交的4次調整(2001-2005)

九一一前,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依然是鄧小平的後天安門批示﹕「冷靜觀察,守住陣地,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帶有道家思想的「韜光養晦」難譯得神似,最常見的版本是「conceal our capacities and bide our time」。這意譯令西方覺得中國外交不但虛偽,且有「壞心腸」。按字面解釋,中國繼續「隱藏實力、等待時機」,就是為國家利益服務、不盡責任,中國的實力應更透明地向世界展示。

九一一後,江澤民認為美國反恐需要中國,把「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更新為「把握機遇,因勢利導」,此後外交稱為「全方位外交」。「因勢利導」源自先秦戰略家鬼谷子,由門生孫臏發揚光大,但譯成英文,一樣自我感覺不良好﹕「grasping opportunities and making best use of the situation」。這次美國反應更激烈,認為這是中國借助國際形勢投機、爭奪中亞的聲明,才加速推動「七色革命」向中亞反滲透。

胡錦濤的幕僚、社科院副院長鄭必堅教授在中美反恐蜜月期訪美,會見賴斯等高官,發現美國並沒將中國視為真正盟友。他回國後成立研究小組,研製「和平崛起論」,認為中國在全球化時代通過融入國際社會「崛起」,能破除以往新興國家通過現實主義擴張而「不和平崛起」的宿命。

「和平崛起教父」鄭必堅被內部批評

這理論被胡溫使用後,內地官方翻譯為peaceful rise或peaceful ascendancy,而不是rise for peace。美國輿論自然認為「和平」是中國崛起的手段而非目的。更甚的是新領導人不能公開推翻鄧小平理論,中國宣告「和平崛起」,也就是說「韜光養晦」的需要再不存在﹔兩者結合,被演繹為「中國已很強大」。04年起,中國下達文件,指令不得再用「和平崛起」,只說「和平發展」。據筆者求證,連鄭必堅外訪時私自用他的理論,也被中共內部文件嚴批,顏面盡失。現在的「和平發展」和美國眼中的「中國責任」距離最近,所以獲確認,但經過重重演變,「責任」又成了什麼﹖

「你盡責嗎﹖」——話語權爭奪戰

現在美國把「中國責任」定義為「國際體系的股東責任」,中國人自稱生活在「盡責大國」,但問題是國際社會和中國內部都未對如何融合才算「盡責」達成共識。近年中國最被認同的「盡責」舉動有三﹕金融風暴時堅持人民幣不貶值﹔SARS後期讓資訊全面流通﹔把北韓拉進六方會談。但這些舉措,跟官方堅持的其他信念,如「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國際問題」等並非完全脗合。

中國不願完全將「責任」界定為國際組織的集體責任,情願承包六方會談而不讓聯合國負此責,因它不願把主權上繳,也不敢錯過繞過聯合國框架獨當一面的機會,結果「中式盡責」卻失去了和國際政府主義或多邊主義徹底合流的機會。當「責任」的定義權交給主導國際格局的大國,「責任外交」變成大國外交,中國對北韓、緬甸、巴基斯坦一類傳統盟友的「責任」就變得不合時宜(結果一個被拖入和會,一個被嚇得秘密遷都,另一個更換門庭)。「國家是否盡責」其實是「什麼樣的國際體系才應尊重」的辯題,當中國未能提供前後一致的model answer,「盡責」就無可避免地成為美國話語權。

缺乏伊肯貝里的「自由現實主義」

我們不應忽略布殊政府是一個相當「盡責」的政府。它推動民主革命背後有神權思想,堅持單邊主義亦有建構新秩序的宏圖,不單是為了國家利益,不過「恰巧地」它「盡責」的方式,總會結合國家利益的擴展。這就是學者伊肯貝里(John Ikenberry)近年大盛於美國的「自由現實主義」(Liberal Realism)理論,泛指國家通過理念的弘揚(「盡責」),同時達到利益擴張的目的。

賴斯認可「中國責任」的同時,美國防長拉姆斯菲爾德也在「盡美國責任」,在訪問蒙古期間宣布在蒙古建立軍事基地。這對中國是貼身挑戰,但中國參與了「美式盡責」遊戲,就未能在國家利益以外建構反對美國駐軍蒙古的理由,更未能說服國際社會「中國利益就是國際責任」這樣的布殊式口號,可見賴斯的外交和理論功力,都比她的前任深厚得多。當中國官員和學者舔乾「大國責任論」那層文字忌廉,就會發現這是一個比圍堵中國更難拆解的緊箍咒。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1月12日星期六

法國暴動與「施丹主義」

【咫尺地球】法國暴動和美國風災一樣,直接衝擊着貧富分明的「三個世界觀」。其實法國常有小騷亂,稱為 cites的貧民區入夜就化身第三世界,燒車焚牆都不是偶發事件。1998年圖盧茲貧民區也曾發生3日暴動,起因是警察開槍打死一名少數族裔偷車賊。不少人認為暴動暴露了法國潛藏的種族歧視,這無疑正確,但只對了一半。真正的背景,牽涉「公民民族主義」這哲學議題——若嫌名稱太學院化,我們可用街頭的名字 ﹕「施丹主義」,也就是一種既承認多元文化、又拒絕為任何少數族裔建立獨立身分的國家價值。

施丹主義﹕沒有獨立身分的多元

法國是首個以公民社會劃分國民成分的歐洲國家之一。法國大革命以來,民族大熔爐變成法國立國理念﹔「法國民族主義」並不是「法蘭西族群主義」,而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公民民族主義。土生土長的移民子女成年後就是法國公民,不像2000年以前德國的「終身移民」。這是「共同同化原則」﹕當移民/後裔成為公民,他們的族裔理論上「不說,就不再存在」,他們不會因種族議題被歧視或獲優惠。美國實行「平權主義」(affirmative action),是法國人看不起美國的原因之一,因這邏輯上反映少數族裔並未成為「真正的美國人」,即所謂「正面歧視」。

法國球星施丹的例子特別發人深省。他是法籍阿爾及利亞裔人,在法國奪得98年世界盃後成為國家英雄。但他並非以「法籍阿人」的身分長大,只是身為「另一種法國人」。阿爾及利亞位於法國對岸,就像台灣位於福建對岸﹔一度被宣布為法國正式領土而非殖民地,就像阿拉斯加之於美國。假如阿拉斯加獨立,留在美國本土的阿拉斯加人,也不會自覺身為「美籍阿人」。

若每名移民後裔都成為施丹,這自然沒有問題。問題是「施丹主義」容易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歸化精英主義」﹕出人頭地的少數族裔都不再參加原族裔向上爬遊戲,而是像大仲馬般,通過參與傳統法蘭西遊戲而獲成功。施丹前的著名法國多元樣板,包括曾為法軍立大功的中非帝國人肉皇帝博卡薩一世——他下台後依然以精英身分獲法國庇護,令眾多基層新移民不服。施丹主義固迎來眾多新移民,令法國成為歐洲第一穆斯林大國,但少數族裔權益卻失去原有的關注,因「族裔」根本是有違法國傳統的概念。可惜種族歧視總是客觀的存在,結果移民貧民區瀰漫濃烈反建制亞文化,比單單的正面/負面歧視,都成為更大隱患。

經濟議題的「族群化」

這次暴動另一特色是一些極右分子渾水摸魚,既參與燒車又嫁禍新移民。少數族裔的草根和極右民族主義者能同時發難,因他們都自稱是「施丹主義」的受害人。德國移民和白人極端分子不可能在暴動中達至雙贏,他們在法國的同伴卻能,因為他們在逃避分裂現實的法國,更易結合種族和經濟身分。一方面少數族裔自稱「另一種法國人」,認為他們已成「主流」,投訴經濟利益被「真正的少數族裔(白人)」及他們的幫兇(施丹一類歸化精英和華商一類「寄生蟲」)壟斷。另一面極右民族主義者則相信移民威脅論,認為後者正顛覆法蘭西價值。

當法國缺乏公民認同以外的族群政策,政策又相對忽視社會接納程度,「施丹主義」並未協助少數族裔改善生計,反易讓包括少數族裔和白人在內的一切經濟失意人得到發難的藉口,認為自己是多元「包裝」下的受害人。加拿大記者Jean-Benoit Nadeau和Julie Barlow的著作《六千萬法國人不可能錯》,就充分探討了「施丹主義」形式和實際的影響。

當世界大同理想可望不可即,中國民族主義憤青覺得開宗明義的狹隘民族主義乾淨俐落,中國官方那種「胡錦濤、吳儀(女)、司馬義艾買提(維吾爾族)」的硬銷更顯得順理成章。翻閱內地報章,這果然是不少評論員從法國暴動得到的「教訓」。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1月5日星期六

地緣政治的推倒重來

【咫尺地球】澳門東亞運動會今日閉幕,參賽國家地區比上兩屆少了一個哈薩克斯坦。它的忽然進入、忽然滑出,不過是當代國際地緣政治推倒重來的一環﹔我們慣常使用的「五大洋、七大洲」地理名詞,正面臨一個解構與重構的過程。這可算是馬漢在上世紀提出「海權論」以來最大規模的「新地緣運動」。

中亞、西亞「脫亞入歐」﹖

哈薩克斯坦在1997年申請參加東亞運動會,但近年改變策略,要轉型為歐洲國家。它地處中亞,面積橫跨歐亞大陸,已經理直氣壯加入歐洲足協,雖然成為超級魚腩,但引入了歐洲球會和本國球會對壘,依然自覺物有所值。數周前的世界盃亞洲區附加賽,另一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斯坦被巴林淘汰出局,認為是亞洲足協偏幫石油富國的陰謀,深深不忿,聲言要傚法哈薩克斯坦「脫亞入歐」。

當年蘇聯解體,歐洲足協曾經邀請全部15個前加盟共和國加入,中亞五國選擇留在亞洲。當時的考慮,是它們不可能成為歐盟東擴的對象。想不到歐盟近年選擇「廣化」而不是「深化」的擴張模式,逐步吸納歐洲邊陲地區,讓歐洲成為世界軸心。此所以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伊斯蘭背景、政府體制和少數民族問題,曾經都是「不可能」加入歐盟的原因(上述是筆者讀大學時的美國標準答案),現在卻都一一解決,入盟在望。歐盟東擴的最終目標已經延伸至哈薩克斯坦——也就是以新疆為終站。

大洋洲「脫洋入亞」

中亞國家離開亞洲足協,下屆世界盃卻有澳洲加入。澳洲固然不希望再和南美洲第五名球隊(通常都是烏拉圭)爭奪決賽權,但它離開大洋洲足協,也和外交策略有關。澳洲外交史可以分為3個階段﹕英聯邦時代、美國時代和亞洲時代。90年代開始,澳洲積極加入亞太組織,把它的土著文化演繹為亞洲文化的一員,又通過保護東帝汶獨立,和印尼競爭東南亞龍頭地位。

不過澳洲並非單方面「脫洋入亞」﹕ 事實上,它的國策是建構一個以澳洲為中心的新地理概念,希望涵蓋受英美價值影響的亞太國家,也就是將大洋洲的圓周擴張到馬六甲海峽。此所以東盟邀請澳洲加入籌備「亞盟」時,澳洲以「不願放棄先發制人策略」為由婉拒,又以「金正日有疑似核彈」為由部署軍事擴張,一切顯示它希望將鄰國拉入「新大洋洲」,而不是自己融入亞洲。

加勒比海「脫北入南」﹖

剛提及戰勝烏茲別克斯坦的巴林,將會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賽區的第四名千里達多巴哥爭奪最後一個世界盃決賽周席位。千里達是否長期屬於這賽區,同樣充滿懸念。2004年10月,南美12國宣布仿傚歐盟模式成立「南美共同體」,最惹人注目的除了是融和「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4國和「安第斯共同體」5國,還加入了地理位置屬於南美、但一向抽離南美政治的圭亞那和蘇里南。

這兩個國家原來分別是英、荷殖民地,和在19世紀獲得獨立的前西、葡南美殖民地格格不入,反而和加勒比海島國屬於同一行政體系。圭亞那和蘇里南不但屬於中北美洲賽區,而且是擁有15成員國的「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com)」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兩國希望融入南美,圭亞那郵票甚至欲蓋彌彰地印有「圭亞那 ——南美洲」字樣,因為加勒比海經濟圈缺乏單一重心,而且國民生活相對富裕的殘餘殖民地或海外領土(例如法屬圭亞那)屬於歐盟,不可能資源共享。南美「北擴」的下一個地理目標,就輪到千里達。

這些同步出現的小地緣手術,不過是大手術的前奏、歷史的過渡。世界共同市場最終將出現下列特徵﹕ 一、不再以地理為單位,一些和前殖民宗主國有特殊聯繫的國家(例如阿爾及利亞、東帝汶)可能重投舊主經濟懷抱﹔二、不會以國家為單位,例如一些俄羅斯的遠東共和國(例如曾屬清代版圖的「圖瓦國」)準備加入東亞,但依然保留和莫斯科中央的層級聯繫﹔三、由跨國企業繞過國家組成的「虛擬共同市場」將早晚出現,進度可能比特區民主更可望可即。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