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暴動與「施丹主義」

【咫尺地球】法國暴動和美國風災一樣，直接衝擊着貧富分明的「三個世界觀」。其實法國常有小騷亂，稱為 cites的貧民區入夜就化身第三世界，燒車焚牆都不是偶發事件。1998年圖盧茲貧民區也曾發生3日暴動，起因是警察開槍打死一名少數族裔偷車賊。不少人認為暴動暴露了法國潛藏的種族歧視，這無疑正確，但只對了一半。真正的背景，牽涉「公民民族主義」這哲學議題——若嫌名稱太學院化，我們可用街頭的名字 ﹕「施丹主義」，也就是一種既承認多元文化、又拒絕為任何少數族裔建立獨立身分的國家價值。

施丹主義﹕沒有獨立身分的多元

法國是首個以公民社會劃分國民成分的歐洲國家之一。法國大革命以來，民族大熔爐變成法國立國理念﹔「法國民族主義」並不是「法蘭西族群主義」，而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公民民族主義。土生土長的移民子女成年後就是法國公民，不像2000年以前德國的「終身移民」。這是「共同同化原則」﹕當移民/後裔成為公民，他們的族裔理論上「不說，就不再存在」，他們不會因種族議題被歧視或獲優惠。美國實行「平權主義」（affirmative action），是法國人看不起美國的原因之一，因這邏輯上反映少數族裔並未成為「真正的美國人」，即所謂「正面歧視」。

法國球星施丹的例子特別發人深省。他是法籍阿爾及利亞裔人，在法國奪得98年世界盃後成為國家英雄。但他並非以「法籍阿人」的身分長大，只是身為「另一種法國人」。阿爾及利亞位於法國對岸，就像台灣位於福建對岸﹔一度被宣布為法國正式領土而非殖民地，就像阿拉斯加之於美國。假如阿拉斯加獨立，留在美國本土的阿拉斯加人，也不會自覺身為「美籍阿人」。

若每名移民後裔都成為施丹，這自然沒有問題。問題是「施丹主義」容易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歸化精英主義」﹕出人頭地的少數族裔都不再參加原族裔向上爬遊戲，而是像大仲馬般，通過參與傳統法蘭西遊戲而獲成功。施丹前的著名法國多元樣板，包括曾為法軍立大功的中非帝國人肉皇帝博卡薩一世——他下台後依然以精英身分獲法國庇護，令眾多基層新移民不服。施丹主義固迎來眾多新移民，令法國成為歐洲第一穆斯林大國，但少數族裔權益卻失去原有的關注，因「族裔」根本是有違法國傳統的概念。可惜種族歧視總是客觀的存在，結果移民貧民區瀰漫濃烈反建制亞文化，比單單的正面/負面歧視，都成為更大隱患。

經濟議題的「族群化」

這次暴動另一特色是一些極右分子渾水摸魚，既參與燒車又嫁禍新移民。少數族裔的草根和極右民族主義者能同時發難，因他們都自稱是「施丹主義」的受害人。德國移民和白人極端分子不可能在暴動中達至雙贏，他們在法國的同伴卻能，因為他們在逃避分裂現實的法國，更易結合種族和經濟身分。一方面少數族裔自稱「另一種法國人」，認為他們已成「主流」，投訴經濟利益被「真正的少數族裔（白人）」及他們的幫兇（施丹一類歸化精英和華商一類「寄生蟲」）壟斷。另一面極右民族主義者則相信移民威脅論，認為後者正顛覆法蘭西價值。

當法國缺乏公民認同以外的族群政策，政策又相對忽視社會接納程度，「施丹主義」並未協助少數族裔改善生計，反易讓包括少數族裔和白人在內的一切經濟失意人得到發難的藉口，認為自己是多元「包裝」下的受害人。加拿大記者Jean-Benoit Nadeau和Julie Barlow的著作《六千萬法國人不可能錯》，就充分探討了「施丹主義」形式和實際的影響。

當世界大同理想可望不可即，中國民族主義憤青覺得開宗明義的狹隘民族主義乾淨俐落，中國官方那種「胡錦濤、吳儀（女）、司馬義艾買提（維吾爾族）」的硬銷更顯得順理成章。翻閱內地報章，這果然是不少評論員從法國暴動得到的「教訓」。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