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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6日星期五

一帶一路系列:北韓式封閉的土庫曼

人權狀況與北韓齊名的土庫曼自獨立以來,一直以封閉、獨裁、奇特著稱,對完全開放國家予外資一直有所保留,予人無限神秘之感。它一方面不太鼓勵國民離國,另一方面又怕國民回國,外人到訪也不容易,幾乎實行半鎖國政策,加上未加入世貿,對外貿易並不成熟,經濟亦較其他中亞國家落後,本不應是「一帶一路」的重點國家。然而這畢竟是全球化時代,獨善其身並不可能,即使是北韓也要改革開放,因此在堅持「國家發展道路」的方針下,中國卻成了土庫曼少數可靠的合作夥伴之一。加上土庫曼天然資源極其豐富,卻低度開發,潛在機遇不少,中資在當地已取得不少優勢,可能是高風險、高回報的典型。

土庫曼這樣的發展模式,大部份源自開國總統尼亞佐夫(Saparmurat Niyazov)的作風和理念。這位「國父」為了擺脫俄羅斯的影響力,建構新獨立國家的身份認同,大力鼓勵個人崇拜,例如把月曆改成他家族名字一類行為,深具帝王風格,而全國只有首都一間圖書館,只有他自己的著作《靈魂書》供借閱,更明顯是限制思想的愚民行為。但尼亞佐夫同時不無國際視野,任內最大貢獻是大力推動中立化,令土庫曼的中立國身份在1995年得到聯合國承認,保障了自身安全,加上早年油價高企,為這資源出口國進賬不少,土庫曼一時間成為「中高等收入中立國」,在官方宣傳下,彷彿世外桃源。但這些形象,自然都只是掩飾極權和獨裁的晃子,即使土庫曼有二百多個聯合國轄下機構的計劃,又與聯合國簽署發展合作框架,當地人權狀況、封閉程度依舊,西方國家與土庫曼都不大親近,也不太敢親近。上月美國更禁止從土庫曼進口棉花,因為有證據顯示土庫曼的棉花,是由政府強迫生產、涉及人權爭議,令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加上土庫曼國內貧富懸殊,裙帶主義處處,資源並未能惠及廣大人民,政府也不太敢和西方打交道,怕接觸越多,越容易成為「顏色革命」的對象。

因此土庫曼獨立初年,曾走上福利國家模式,嘗試參照蘇維埃時代,為國民免費提供水、電、煤等,更曾規劃至2030年,以圖自給自足。只是後來油價下跌,土庫曼國庫收入大幅縮水,加上管理不善、貪污嚴重,福利國家模式被迫終止,對外需求才逐步增加。由於俄羅斯同樣是能源出口國,土庫曼與之沒有互補優勢,與西方關係也不好,中國牌就成了土庫曼平衡俄羅斯、制衡西方的重要外交手段,北京在過去十多年,為拉攏土庫曼,也下了不少功夫,甚至以古代歷史傳說中的「汗血寶馬」,拉近雙方距離。2017年,兩國正式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可算是中國外交一大成就。

一切都是能源

中國與土庫曼的良好關係,首先見於能源合作。土庫曼最大的憑藉是天然資源,天然氣蘊藏量是世界第五大,極具戰略價值,但也因此牢牢控制在國家權貴手中。中國、阿聯酋、意大利、馬來西亞等,是少類能參與土庫曼石油與天然氣投資計劃的資金來源地,其中同時具備戰略價值的夥伴,只有中國。早在2006年,中國與土庫曼就天然氣合作簽訂了為期30年的協議,此後,中資開始參與開發油氣田、建設輸送管等項目,該輸氣管在三年後正式啟用。近年土庫曼親華傾向有增無減,與中國的能源貿易不斷加強,中國已成為土庫曼天然氣的最主要出口地;建設國內第三條、也是向著中國的輸送管計劃,亦進行得如火如荼,這是無論有沒有「一帶一路」,中國都要進行的大戰略。同時,土庫曼亦向南看,計劃興建連接阿富汗、巴基斯坦與印度的輸送管,不過重要性目前未及通往中國的一條。中國企業普遍希望在其他勢力進駐前,先強化與土庫曼合作,這除了涉及地緣政治考量,單從商業利益計算,也頗為吸引。例如中石油已在單一油氣田,得到價值一百億美元的共同開發協議。此外,由於土庫曼亦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例如訂立了2015至2030年間,溫室氣體排放量不會增加的目標,因此在傳統能源以外,土庫曼對發展綠色能源,亦盛意拳拳,從中亦衍生不少商機。當地的綠色能源已有一定基礎,但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內,外資還大有發展空間。

作為內陸國家,土庫曼亦有意將自身定位成中亞的交通樞紐,在興建能運管道以外,也著手興建多條可連接鄰國鐵路網絡的鐵路,並曾舉辦國際交通論壇,希望以此為國際新定位。然而願景的背後,卻是奇怪的現實:土庫曼政府受惠於早前的高油價,其實資金充裕,在個人崇拜風氣極盛的環境下,不少與交通相關的大白象工程,因此應運而生。例如國際長途巴士總站在落成的首五年,都未有國際路線;造價逾二十億美元的機場、預計可容納每小時1600名旅遊流量,實際上卻只有一成的使用量。這些建設背也後不無政治、社會風險,例如單是興建上述機場,就有約五萬人因此被迫遷。這樣的履歷表,假如沒有其他優惠,外資要投資,自然也沒有誘因。

不過對中國而言,目前土庫曼的規劃並非全然大白象,因為這些規劃的願景,已為中國帶來極大優勢。例如在哈薩克─土庫曼─伊朗國際鐵路的項目中,當連接哈薩克與土庫曼的一段,在2013年正式通車後,鐵路網就延伸至中國;另外在土庫曼-阿富汗-塔吉克鐵路中,中國鐵路網又和塔吉克段接軌,大大方便了兩國的商業來往。土庫曼亦了解到不能過份依賴中國,因此除了與同屬中亞的吉爾吉斯簽署協議之外,東亞的南韓、高加索的亞美尼亞,亦有就和土庫曼加強交通連接,簽訂雙邊協議。

有了改善中的基建,理論上,推廣旅遊業也是土庫曼其中一個發展方向。目前當局正著手建設阿瓦扎國家旅遊區(Awaza National Tourist Zone),並同時改革稅制,容許興建旅遊設施的企業和旅行社豁免增值稅。中國亦已把握機遇,在今年2月,申請旅遊簽證的服務中心就在北京正式啟用,中國的旅行社亦陸續與土庫曼夥伴簽署合作協議。不過土庫曼對外人戒心依然嚴重,中亞各國當中,土庫曼依然是最低度開發予遊客的一個,這條慢慢長路,並非一日所能鋪墊。

土庫曼發展的各種障礙

假如土庫曼真的要成為中亞瑞士、區域交通樞紐、發展旅遊業、吸引更多外資,自然障礙重重,首先必須加快教育改革。雖然土庫曼正逐步落實各種政策,以培訓高增值行業的人才,但之前的教育政策停滯不前,後遺症難以在短時間內移除。據Freedom House所指,雖然土庫曼憲法表明會保障國民接受專業教育的權利,但現實是裙帶關係、貪污賄賂,才是大學的入場劵,一般國民根本難以接受高等教育,而首都以外的人民,基本上都是低教育程度人士。此外,現時的區域通用或主要溝通語言:英文、中文、甚至俄文,在當地都不流行,即使是前蘇聯時代的官方俄文,亦只有約有一成土庫曼人懂得,大大妨礙了它與國際接軌的步伐。理論上,土庫曼在2015年通過法例,嘗試保障女性與男性享有同等權利和機會,這對中亞來說,已是一大進步,但由於國內教育水平不高,到頭來也釋放不了甚麼勞動力。就算有意改善,亦非朝夕可變。

另一個問題是能源以外的資源缺乏。土庫曼有近八成土地都是沙漠,主要水源只有Amu-Darya河,而且北部水源正在鹽化,不再適合飲用,所以土庫曼對水資源的管理進行改革,刻不容緩。當局並非不知道問題所在,因此土庫曼的水利工程,本應極具潛力。土庫曼與烏茲別克多年來,已累積共同管理Amu-Darya河的經驗,因此在水利建設過程中,因業權不清而造成的障礙有限,但始終沒有大規模外資願意助其一把。此外,日常用品和糧食供應不足,也深深困擾土庫曼,而且日見嚴峻,例如在北部,政府已成立特別委員會,進行突擊檢查,表明有機會會沒收麵粉。其實與此同時,中國麵粉市場已被大企業壟斷,假如中國的麵粉業中少企將目光放在土庫曼,雙方的燃眉之急,都能緩和,但目前也不見具體行動。

土庫曼這樣的國情,自然不利金融、科技等產業發展。金融業講求即時資訊,互聯網則是重要媒介,然而,在沒有龐大需求的情況下(土庫曼的互聯網使用率只有15%人口),互聯網在當地依然低度開發,而這也和政府的愚民政策息息相關。雖然土國正計劃興建跨越裡海的光纖電纜,務求加強與歐亞兩洲的連接,提高網絡的速度和品質,但在封閉政體下,對資訊審查的過程,必然造成延誤或資訊不全面。在去年總統選舉,尼亞佐夫的接班人、尋求連任的別爾德穆哈梅多夫的其中一個政綱,就是發展電子工業,但根據規劃方針,其實只是與能源部合作,主力發展與能源有關的產品,如照明系統,而非智能科技,亦進一步引證了能源始終是當局的首要考慮,對其他範疇的現代發展,依然畏首畏尾。

雖然土庫曼的人口比香港還少,只有五百多萬,但目前要發展中產階級難乎其難透,過壯大中產來擴大消費品市場並不容易。然而在沒有種族衝突、並有政府嚴密監察下,極端主義難以滋生,土庫曼的投資環境,某程度上,卻比鄰近地區來得「穩定」。投資土庫曼的最大風險,在於當局對外界仍抱有戒心,連市場自由化、私有化都鮮有進展。既要繼續控制國民,又要借助外力來促進發展,這種矛盾心態,才是土庫曼市場潛力難以充份釋放的根本原因。

(研究助理Kelvin Chu對本文亦有貢獻)

原載於 Bloomberg 彭博商業周刊

2018年6月16日星期六

一帶一路之孟加拉

在一般人心目中,孟加拉是全球最貧困的國家之一,但根據投資銀行高盛2012年的預測,孟加拉卻是其中一個「Next Eleven」新興經濟體,和南韓、土耳其、印尼、越南、墨西哥等「新金磚」齊名。在強勢的出口業帶動下,自2005年起,孟加拉每年GDP平均都有5%增長,但始終要脫離發展中國家行列,尚有漫漫長路。「一帶一路」推出後,各項目迅速成為孟加拉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由於起步點低,孟加拉確是商機處處。

孟加拉的獨立歷史其實不長,當初南亞解殖時,穆斯林人口分別集中在東、西兩個互不接壤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就是「東巴」。由於兩地的經濟、文化、語言差異,最終在印度出兵支持下,東巴獨立成今天的孟加拉。當地因此長期對印友好,和巴基斯坦則依然有歷史傷口要解決;和巴基斯坦的盟友中國,早期也有一定距離感。

孟加拉的「對沖外交」

但近年孟加拉外交越來越進取,放棄了對印度的過度依賴,加上地理上掌握了印度東北地區的出入口,極具戰略價值,印度對孟加拉的外交傾向亦開始警惕。中國崛起後,孟加拉成了中方的積極拉攏對象;其他國家為了防止中國在南亞坐大,也紛紛投資孟加拉。在這些背景下,孟加拉得到的國際注視和資源越來越多,也開始搞起「對沖外交」,除了以中國對沖印度,也以日本對沖中國。例如孟加拉的港口本來已經得到中國資金的持,進行優化、擴建工程,但在2016年,日本又另外資助當局發展瑪塔巴里(Matarbari)港口,和中資正面競爭,有傳印度正是背後推手之一,而印度在「印太時代」,與日本、澳洲、美國結成「鐵四國」同盟的傳言,一直甚囂塵上。當各方資金流入孟加拉,為當地發展提供助力,自然為孟加拉政府樂見。



孟加拉地方狹小,卻擁有1.6億人口,是南亞人口第三多、世界人口第八多的國家,理論上只要出現內銷市場,經濟發展後,就能釋放驚人消費力。雖然這目標仍需一段時間實現,但這已是孟加拉的朝野共識;如何儘快在普遍貧困的社會刺激經濟,孟加拉的土產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經濟學家尤努斯有一家之言,對國家發展功不可沒。根據尤努斯的理論,孟加拉這類國家的首要任務,是讓貧窮人士自力更生,幫助他們在社會發展自己所長、創富,因此創立了「孟加拉鄉村銀行」、又稱「格萊珉銀行」的民間微型借貸機構,為貧困人士、特別是婦女,提供小額資金,繞過傳統銀行的門檻和繁文縟節,助其創業。有了諾貝爾獎加持,其他微型貸款機構也相繼進駐當地,為孟加拉人提供貸款,令孟加拉成為向微型借貸機構貸款比率最高的國家,目前已有二百五十萬人因此脫貧。

另一方面,孟加拉亦從其他國家得到不少發展援助,為建立成熟中產階層,逐漸打下比較穩固的根基。除了中國、印度、日本等大國外,不少中小型國家也不斷參與孟加拉經濟開發,例如丹麥自孟加拉獨立以來,就一直提供發展援助,主要應用範疇在於改善供水與衛生;另一大力支援孟加拉的國家是澳洲,例如在2018-19年度,澳洲政府提供了約六千萬援助,主要用作推動教育,特別是改善小學教育質素。

孟加拉中產與廉價勞動力

正當孟加拉中產階級慢慢出現,互聯網作為有效刺激消費的途徑,覆蓋率與技術亦一直在改善。即使互聯網與通訊科技在孟加拉不時受到限制,例如在選舉期間、或有機會出現動蕩時,政府或會限制手提電話服務,但這並不影響科技對孟加拉經濟的可塑性。2016年,孟加拉有二千萬互聯網用戶,數字相信會繼續上升;另有統計顯示,在2017年,當地擁有銀行戶口的成年人當中,有34.1%曾使用網上銀行服務,而南亞的平均數是27.8%,足見孟加拉接觸數位/電子經濟的障礙,比不少鄰近國家低。待中產階層成熟之時,互聯網的普及率亦得以擴大,正可以有效釋放網購潛力。

雖然釋放孟加拉中產購買力仍需一段時間,但這段期間,同樣有不少商機值得留意,例如食品加工業。目前孟加拉有超過二百間企業從事食品加工產業,整個行業估計價值45億美元。有見及此,孟加拉政府亦大力推動該行業,例如透過食品安全管理局整合資源、機構和各公司,為中小企提供稅務優惠或補貼,以吸引更多資金進駐,亦為食品加工業建設相對完善的配套,外資好應把握機遇。適逢中國人口政策正在轉變,不但放寬一孩政策,中產階層亦一直擴大,對糧食的需求未來有增無減,投資孟加拉食品加工業,和中國正是對口。

皮革業同是孟加拉經濟支柱之一。在2014年,皮革制品的出口總值十億,但同時也飽受問題困擾。例如孟加拉的皮革廠因為在生產過程造成大量污染,將廢水排放至有二十萬人飲用水源的河流,導致孟加拉法院頒令,要求相關部門停止向皮革廠供應水電,以迫使皮革廠改善相關問題。根據WTO標準,皮革出口商需要有合規格的排污設施,而孟加拉正有所欠缺。此外,孟加拉的廉價勞動人口,也帶動成衣產業急速發展,不少從前在南中國設廠的商人,都已把基地轉往孟加拉。但當地最大問題並非工資,而是缺乏安全意識,不時有外商廠廈缺乏監管、發生火災造成嚴重傷亡的新聞。假如有外資願意向孟加拉提供資金與技術,興建相關設施、改善安全隱患,這會是雙贏之道。

受惠於大量廉價勞動力的,還有孟加拉造船業。孟加拉生產船隻的價格,比其他亞洲地區生產的低約15至20%,令它已成為小型貨櫃船的主要製造國。與此同時,孟加拉亦是「拆船大國」,因為拆船的過程會帶來污染,甘願承受相關風險與成本的國家不多,孟加拉卻正是其一。無論這階段能維持多久,這對日益重視海上貿易的中國來說,無疑提供了更多投資誘因。而且生產船隻的主要原材料是鋼鐵,在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的特朗普時代,國際鋼材市場無一不受美國政策影響,需要另覓市場,中國鋼材亦不例外,因此向孟加拉出口鋼材,正好可以抵銷部分失去美國市場後的損失。中國鐵路物資公司已經一馬當先,在去年與孟加拉拉赫曼船廠簽訂價值一千四百萬美元的合同,向孟加拉供應造船用的鋼材。

「一帶一路」的基建機遇與局限

在能源改革過程中,外資同樣有不少機會進駐孟加拉。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十年前,當地只有一半人口有電力使用,今天的電力覆蓋率卻已高達近八成人口;不過印度作為孟加拉主要電力來源,穩定性和效益成疑,斷電仍是家常便飯。有見及此,孟加拉很希望從其他渠道,維持穩定的能源與電力供應,這類基建機遇,正是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拿手好戲。例如中國華電已經與孟加拉國企Bangladesh Power Development Board (BPDB)簽訂協議,設立燒煤發電廠的合資公司;孟加拉甚至正在興建核電廠,以求自力更生,日本亦有派專家與當局交流福島核事故的經驗。不過為經濟發展提供約七成動力的天然氣,依然是推動孟加拉發展的主要引擎,結果國家能源政策都向天然氣傾斜,若非觸動到天然氣,政府大多時候都對其他能源問題愛理不理。換言之,孟加拉的能源政策要有根本改變,才能真正提高能源效益。

過往孟加拉在南亞國家中大幅落後,就是因為缺乏基建,令外資持觀望態度。如今孟加拉的內需市場與出口正在增加,絕對需要盡快完善基建配合,因此孟加拉在「一帶一路」下,參與了為數不少的交通基建項目,有望將孟加拉打造成南亞交通樞紐。以重點項目「達卡-庫爾納鐵路」為例,一方面連接孟加拉首都達卡與第三大城市庫爾納,另一方面連接泛亞鐵路,打通新加坡和中國昆明,途經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等多個東南亞國家。至於造價15.5億美元的帕德瑪大橋開通後,將會連接達卡與二十多個南部城市及南部鐵路網絡,屆時達卡將成為國內外交通交匯點。

除了基建問題,孟加拉社會的潛在不穩定因素,亦令外資卻步。2017年,孟加拉貪污指數全球排名143,官僚架構臃腫低效、欠缺透明度,雖然危機未全面爆發,但民怨早已出現,而且惡化機會頗高。以失業率為例,當地數字表面上不高,只在4%左右,但其實水份極多:根據聯合國發展處資訊,其實只有約1/5勞動人口是孟加拉的正式受薪僱員,其他都是非正式、無薪職員,或從事收入不穩定的農業工人。換句話說,孟加拉政府一直都面臨提供就業的壓力,而這壓力將會一直加劇:孟加拉人口已經持續增長,而在緬甸羅興亞人危機下,至今已有約七十萬羅興亞人逃離緬甸,不少都是逃回孟加拉。孟加拉政府如何滿足國民、難民的基本勞力需求,始終是考驗。此外,另一部分孟加拉人則選擇逃至印度,但印度不願接收這批難民,更容許邊境人員向任何非法越境的孟加拉人使用武力,兩國會否因此爆發衝突,亦未可知。

最後,孟加拉天災頻仍,缺乏腹地逃避,政府經常要預留巨額資源賑災,加上氣候變化同樣對孟加拉的穩定構成威脅,水位上升問題尤其嚴重。當海平面上升三尺,孟加拉就有兩成國土受到威脅,三千萬人會因此受影響,結果導致原本居住在沿海的大量人口向北遷移,不少都選擇首都達卡。達卡人口在2016年已達一千八百萬,人口密度冠絕全球,城市交通、衛生、環保等問題早已響起警號。筆者曾到達卡開會,對當地缺乏天橋、隧道、而極其擠塞的交通,印象難忘。假如情況持續,達卡現有的基建除了難以負荷,亦有爆發流行病的風險。種種不善環境,加上缺乏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大後方支援,令不少孟加拉精英選擇移民海外。如何留住人才,也是孟加拉經濟騰飛的一大挑戰。

(研究助理Kelvin Chu對本文亦有貢獻。)

節選自《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第146期

2016年3月24日星期四

一帶一路的斯里蘭卡博弈

去年,中國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的大型港口建設項目被斯里蘭卡新政府單方面叫停,當時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重大挫折。一年後,斯里蘭卡卻讓項目可即時復工,究竟中國和這個印度洋島國發生什麼事?

根據官方,中斯關係友好,斯里蘭卡是首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一九五七年建交後,在冷戰的「不結盟運動」平台多有合作,不少上一代人對縱橫斯里蘭卡政壇四十年的女強人班達拉奈克夫人(Sirimavo Bandaranaike)有深刻印象。中國對斯國提供不少援助,以「援建」方式建設國際會議大廈、最高法院大樓等,而且是斯國軍備的主要進口方,並向斯國提供軍事人員培訓。

「一帶一路」戰略無法繞過斯里蘭卡。二零一四年,兩國開啟自貿談判,習近平親訪斯里蘭卡,中國核潛艇也先後兩次停靠斯里蘭卡港口。但「形勢大好」背後,摩擦出現,這是中國外交近年常見現象。斯里蘭卡前總統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吸引中資,但這些項目通常由中國國企承擔,斯里蘭卡社會對招標過程充滿問號,常出現貪腐疑雲。他任內引進的中方最大投資項目「科倫坡港口城」,飽受協議不透明、環評不達標等質疑,去年當選的總統西里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藉此發難得以當選。

與別國矛盾 中方須解決

印度長期視南亞、印度洋為勢力範圍,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被印度視為針對自己的「珍珠鏈」封鎖。拉賈帕克薩過分親華,印度早就不滿。斯里蘭卡新總統上任後,叫停港口項目,傳聞更不准中國潛艇再停泊在斯里蘭卡,背後都有印度的影子。

北京的回應,一如以往,就是以經濟施壓,而對斯里蘭卡這個剛結束內戰、百廢待興的島國而言,還是奏效的。目前斯里蘭卡政府債務高達250億美元,佔全國 GDP 1/3;隨著中方投資停滯,經濟發展速度顯著放緩,民怨遂起。西里塞納希望拓展中國以外的外資,無奈歐美一直以內戰期間人權記錄糟糕為由,態度冷淡;印度也因為歷史上捲入內戰糾葛,至今關係仍未完全正常化。

結果,「科倫坡港口城」項目不得不重啟,北京自然視之為一大勝利。但這樣的勝利,恐怕是難以持久的。只要斯里蘭卡經濟有所發展,展現商機,西方、印度投資者早晚會進來,印度洋諸國不可能不採取東南亞那樣的對衝策略。「一帶一路」本身充滿對中國內部經濟的計算,但這些計算,卻難免和其他國家的國情存在矛盾。這些矛盾不解決,戰略遠景再好,還是事倍功半。

小詞典:斯里蘭卡內戰

1983-2009年間,斯里蘭卡政府與分離主義的泰米爾之虎組織的內戰。泰米爾之虎主張北部泰米爾人獨立建國,因為手法激烈,被多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但得到龐大海外泰米爾人支持,最終還是被政府軍消滅。在八十年代,印度一度捲入衝突,為泰米爾人提供軍事武器和物資支援,對組織早期發展壯大起了重要作用,後來支持減弱,前總理拉吉夫更因此被泰米爾之虎暗殺。

2016年3月10日星期四

一帶一路大國哈薩克多商機?

近來在香港媒體,中亞國家哈薩克因「一帶一路」而頻頻出現,上月特首也曾接見到訪的哈薩克總理馬西莫夫(Karim Massimov),但高官被問及「哈薩克首都何在」時支吾以對,商界對這國家更是陌生。兩年前,筆者曾帶一團碩士生到哈薩克考察及上課,據說那是首批來自香港的學生,因而受到熱烈歡迎,當時自然未有「一帶一路」概念,卻也發現那裏不無商機,縱然不如官方宣傳吸引,但其潛力不能低估。

哈薩克經濟最大憑藉,自然是境內豐富資源。據美國能源訊息局資料,哈薩克已探明原油儲備達300億桶,儲量在歐亞大陸僅次俄羅斯,天然氣儲備為85萬億立方英尺,還擁有位列世界前十名的煤儲備,是名副其實的資源大國。

哈薩克地處亞歐大陸中心,能源讓其外交左右逢源,雖然中俄佔其主要貿易額,卻有76%石油出口歐洲,是歐盟能無視俄國能源的重要原因。中國打算在哈薩克大興土木搞基建,引入更多能源,但哈薩克的對沖國策頗為堅定,受過蘇聯時代教訓,不會一邊倒。近來石油價格大跌,對哈薩克影響甚大,但該國並無因此改變策略,即可見一斑。

儘管哈薩克商業潛能未盡發展,但有一項區內獨有優勢,便是擁有接受良好教育、且逐漸壯大的中產階級。即使在蘇聯時代,哈薩克的阿拉木圖幾乎被設定為亞洲陪都,城市化做得很完善。哈薩克政府目前每年投入3%公共開支在教育,青年識字率達99%以上,且被政府鼓勵出國深造,精英階層完全與世界接軌。目前大約有四分一當地人可納入中產階級範疇,加上政府大力扶植中小企,以減少對能源產業依賴,更令他們的收入高速增長。

領導接班問題添變數
不過,與此同時難免出現裙帶資本主義及貧富懸殊等問題,「官商合謀」依然是國情,要是朝中無人,做生意困難萬倍,這是不可不知。去年9月,由總統發起的反腐運動鎖定21名前官員,甚至連前總理也牽涉其中,這只是冰山一角。但按世界銀行「經商便利性」排名,哈薩克在183個國家中排第47,在「投資保護」指標上躋身前十名,也是比下綽綽有餘。

哈薩克基建相對落後,但正因如此,便造就中國的機遇。據美國——哈薩克經濟協會估計,2030年前,哈薩克基建將吸引250億美元投資,交通運輸業、電訊業、建築業是主要缺口所在。2012年,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提出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籃子計劃「哈薩克2050」,強調促進基建及經濟轉型,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十分對口。但對基建沒相對優勢的港商,有多少動力進軍該國,卻是疑問。反而哈薩克有意利用香港的國際平台招商引資,才合乎常態。哈薩克最大變數依然是政治,納扎爾巴耶夫是有名的強人,自1991年哈薩克獨立,把持政權逾20年,但年事已高,接班問題惹人關注,本欄曾談及哈薩克「第一女婿」之死,正是權鬥的延伸(見本報2015年3月18日A20頁〈哈薩克家變 ── 第一女婿之死〉)。

這類國家外交政策不易大變,經濟政策卻可翻天覆地,有意在哈薩克大展拳腳的企業,要是無國家背景,等待接班問題解決才下注,大概是謹慎的選擇。

小詞典:「光明大道」政策

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在2015年國情咨文提出的新經濟政策,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包括扶植中小企發展、完善能源運輸管道建設、建立經濟特區和交通樞紐、改善民生等多方面配套,旨在促進國家經濟轉型和增長。計劃資金來源包括政府撥款、外國投資和國際組織貸款,預計投資240億美元。

2015年12月11日星期五

中韓鐵路渡輪計劃:又一大戰略?

自從習近平推出「一帶一路」計劃,除了地圖上顯示的「帶」與「路」,大量地區也成為其「自然延伸」,反正都是中國透過輸出基礎建設、釋放剩餘產能與勞動力,以及提高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手段。筆者曾經談及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南美洲兩洋鐵路、泰國克拉運河與中美洲尼加拉瓜大運河,箇中虛實不同,成效尚待觀察。這類戰棋式大動作的最新作品,便是連接中國與南韓的「中韓鐵路渡輪」。

不久前,發改委發布《環渤海地區合作發展綱要》,提及未來10年的「環渤海」戰略發展方針。所謂「環渤海」地區,中國地圖上涵蓋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及遼寧5個省市,也就是歷史上曾成為英、德、日、俄四國進行微型冷戰角力的山東及遼東半島一帶;延伸到國際層面,甚至可涵蓋朝鮮半島。

上述綱要明確提到「中韓鐵路渡輪」項目,這並非直接興建連接中韓的鐵路,而是先從南韓仁川用船把火車運過海,到達山東煙台,再使用中國連接歐亞大陸的鐵路網。

重點除了規模的驚人,還有整個項目繞過中國傳統盟友北韓,儘管理論上,南北韓鐵路只要在關係正常時,也是可以「互聯互通」的,但在可見將來,兩韓關係恐怕難以正常。

該項目跟不少其他跨國基建一樣,其實並非中國最先提出,鐵路渡輪本來是南韓的構想。1998年,南韓時任總統金大中訪華時,已首次提出有關建議,作為打破「中朝鐵盟」手段之一。現任南韓總統朴槿惠態度更親華,曾於自傳詳細談及這建議,她2007年競選期間,中韓鐵路渡輪也是政綱之一。這次鐵路渡輪項目成為中國官方提案,有望納入「十三五」規劃,對南韓朝野也是「成功爭取」的成就。

東北亞大棋局或逆轉

在目前東北亞形勢,南韓是典型的左右逢源,既與中國急速發展經濟關係,又不願放棄跟美國的傳統聯繫。朴槿惠的外交政策固然不像父親朴正熙反共,但同樣充滿現實主義色彩。朴正熙頂住國內民族主義壓力,與宿敵日本和解,換取協助南韓發展經濟的大量日圓。朴槿惠則無視美日「勸告」,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跟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繞過日本先與中國進行東亞整合,乃至親自出席北京大閱兵,因她相信南韓「拼經濟」的未來在於中國。

1992以來的逾20年間,中韓貿易增加近35倍,南韓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最大進口來源國、最大海外投資目的地,已不再是美國或日本,一律都是中國。

南韓親近中國,除了是向錢看,也有戰略布局。南韓經濟奇蹟背後,始終有朝鮮半島局勢的隱憂,雖說北韓只是透過brinksmanship製造危機生存,但萬一擦槍走火,後果不堪設想。南韓也明白,要中國背棄北韓並不可能,因中朝有多少矛盾也好,中國畢竟需要北韓作為棋子以備不時之需。但假如北韓崩潰,或做出更難理解的行為(例如核試污染邊境),而南韓又能被北京接受,時機一到,中國支持南韓統一半島,換取南韓請走駐韓美軍,便不是天方夜譚。

現居首爾的俄羅斯學者Andrei Lankov,不久前發表文章〈假如中國要選擇,選擇的是南韓〉,認為南韓有成熟的文化、龐大的市場及願意跟北京協商的務實,若果有一天北京只能兩韓選其一,北韓會被放棄。

對中國而言,這方案似乎也是充滿吸引力的。沒有北韓的挑釁,美國參與東北亞事務就失去藉口;而駐韓美軍一走,日本面對中國的壓力就更大。那時候,「中韓鐵路渡輪」線路,還可以有戰略價值。習近平曾說任何國家不可憑「一己之私」搞亂亞洲,明顯暗示北韓;現在鐵路渡輪也繞過北韓,金正恩自不是味兒。

不過中韓蜜運還是停留在高層、商界層面,一般民眾還是有一定保留。南韓智庫現代研究所剛發表報告,指政府需要正視依經濟賴單一國家的問題。數年前,東亞所與亞洲研究所的民調反映一旦北韓出現事故,近70%南韓人認為中國會支持北韓,只有4.2%認為會支持南方,另有近60%認為中國不樂見兩韓統一,所以一般傾向保留和美國的特殊關係,不能向中國一邊倒。但假如中韓鐵路渡輪一類項目能加強兩國民間交流,逐漸令南韓民眾得到和俄羅斯專家一樣的結論,東北亞大棋局的大逆轉,就有可能出現。

小詞典:環渤海地區

「環渤海地區」指北京、天津、河北、山東、遼寧五省市,更廣義的範圍除以上五省外,還包括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山東省現時是中韓經貿合作重鎮,韓企有逾4700家,韓國籍常住人口逾16萬人。中韓鐵路渡輪項目一旦完成,到2020,貨客量可達2096萬噸和118.5萬人,也有望令環渤海地區成為東亞整合的核心。

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

一帶一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

近日習近平在G20、APEC 會議上,向各國領導人進一步闡釋「一帶一路」構想,可謂躊躇滿志,然而對這個「大戰略」式構想的終極目標,還是言人人殊。近來國際關係學者開始將其與二戰後美國領導的「歐洲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對比,中國學者則大多堅稱兩者並不相關。我們不妨回顧美國維珍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美國近代外交史專家 Melvyn P. Leffler 在《外交史》期刊撰寫的論文《美國與馬歇爾計劃的戰略維度》,重新審視馬歇爾計劃的戰略目標,才能將其與「一帶一路」對比。根據 Leffler 的論述,馬歇爾計劃涵蓋了國內和國際、經濟及地緣政治等多個算盤,可歸納如下:

1. 二戰後期,美國成為世界製造大國,坐擁巨大工業產能,但國內市場飽和後,無法將剩餘產能輸出,經濟增長趨於停滯。面對產能過剩和經濟轉型的壓力,美國亟需開拓海外市場。馬歇爾計劃的援助條款中,強調受援助的歐洲國家需接受來自美國的投資、進口美國工業產品,美國借助「援助」,也就無聲無息令國內經濟轉型。

2. 馬歇爾計劃同時是輸出美元的計劃,援助總額為130億美元,折合是今天的1000億美元。美國提供美元,歐洲各國則付自己的貨幣、而不是美元,購買部份貨品配合,這比一戰後的復興計劃務實。然而與此同時,美元也成為了穩定秩序的工具,計劃的「美元信貸」,為其後來得到無限量化寬鬆的潛能打下基礎。

3. 美國希望西歐在馬歇爾計劃援助下完成戰後復興,從而體現資本主義制度相對共產主義的優越性,進而消解蘇聯的影響力。須知戰後歐洲社會動盪,共產主義乘勢坐大,意大利等國的共黨長期維持高度支持度。馬歇爾深信歐洲是決定美蘇勢力平衡的關鍵地域,一旦歐洲經濟崩潰,「美國-歐洲-東南亞」傳統資本主義世界經貿結構將無法延續,於是落實各項短、長期援助,降低西歐貿易壁壘,也是為了防共、防蘇。

4. 美國希望通過計劃將整個德國(而不止是西德)納入資本主義陣營,但假如未能短期內成功,也要先令德國長期分裂,以免全德倒向蘇聯。這是因為德國在歐洲的地緣戰略意義極為顯著,擁有歐洲最大的工業區魯爾、歐洲經濟復甦所必需的煤礦資源和工業產能皆賴於此,加上位於東西歐交界線,一旦被蘇聯控制,歐洲的權力天秤就會傾斜。為避免「蘇德聯盟」這一難以承受的地緣政治風險,計劃刻意從經濟、政治上強化西德與西歐的聯繫,最終證明兩德統一是冷戰終結、鐵幕崩潰的關鍵。

5. 美國也希望馬歇爾計劃儘可能拉攏東歐各國,雖然這些蘇聯附庸國並非首要對象,但美國仍然對它們提出援助,條件是放棄蘇聯的共產主義模式。鐵托治下的南斯拉夫,正是走「第三道路」的馬歇爾計劃受惠國。換句話說,美國希望通過計劃在東歐撕開一個裂口,以西歐的經濟發展作為東歐的示範單位。

「一帶一路」尚在構想階段,具體項目未明,但根據官方論述,結合回應美國「重返亞太」戰略部署,不難推演出「一帶一路」隱含的戰略目標,亦可歸納為類似馬歇爾計劃的五點:

1. 如同戰後美國一樣,今天中國也需要通過對外投資,輸出國內剩餘的產能、資源、勞動力,從而進行經濟轉型。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國製造業的強項,而中亞和南亞地區缺乏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於是中國藉「一帶一路」倡議成立亞投行、向當地政府推銷「中國製造」,和美國通過援助西歐、東南亞盟國解決國內經濟困局是異曲同工的。

2. 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可能宣佈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籃子貨幣」,然而最有效推動人民幣跨境流通的手段,仍舊是區域經濟協作。人民幣是「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地區表現最堅挺的貨幣,雖然政策細節尚未敲定,但不少內地專家建言,北京應以人民幣作為區域內大宗商品貿易結算貨幣,同時增加在各項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中的人民幣資本參與度,推動人民幣跨境支付。這些「貨幣戰爭」理論者深信,通過「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化」的互動,中國才能挑戰美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領導地位,一如當年美元地位通過馬歇爾計劃得到鞏固。

3. 馬歇爾計劃有壓制蘇聯影響力的藍圖,「一帶一路」亦以美國為潛在對手,以「互聯互通」為重點,強調陸上能源管道建設和海岸港口建設,通過分散能源輸入渠道,降低了能源進口的戰略風險,亦逐步發展中國對印度洋海運航線的控制能力。同時,「中國(輸出工業品)﹣中亞/中東(輸出能源)﹣東南亞(輸出原材料)」這一經貿關係的鞏固,能拓展中國在亞洲的戰略空間,或可平衡美國「重返亞太」,並減少中國在國際經貿方面對美國的依賴。

4. 假如馬歇爾計劃撕裂了德國,「一帶一路」也可能撕裂原來以美日為首的APEC等亞太整合組織。通過在APEC內部找尋最需要基礎建設的國家,而與之進行雙邊整合,虛化APEC、而延緩這些國家進入美國主導的TPP,似乎已是「一帶一路」推出後的客觀效果。雖然這些國家還是會和美國打交道,不會一邊倒,但起碼也弱化了出現針對中國的美印、美韓等同盟的空間。

5. 「一帶一路」終點站落在歐洲,反映中國希望與美國在西歐的傳統盟友進一步發展關係,從而削弱美國在西歐的影響力。近來中國與西歐大各國領導人頻繁互動,英法等國無視美國反對紛紛加入亞投行,似是美國領導力削弱的最直接證明。一旦歐亞大陸經濟和戰略一體化進程得以實現,中國有可能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中心,美洲本部反而會被邊緣化。

當然,與馬歇爾計劃相比,「一帶一路」表面上不含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因素,而是以經貿和金融考量佔據了絕對主導,因此中國官方堅稱兩者不能相提並論。但是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對於國際領導力的爭奪本身,已不必以意識形態為陣地,在國際經貿和金融體系的制度設定權、話語權,才是今天大國看重的。而中國的「一帶一路」、美國的 TPP,正是在這一領域角力。

小詞典:大戰略(Grand strategy)

英國軍事史學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 提出的戰略概念,即「有目的地部署所有可用的資源以構建一個安全共同體」。同一般意義上的「戰略」相比,「大戰略」在以下方面做出了進一步延伸:採取的手段不止是軍事,還包括外交、經貿、金融等;適用的情形不止是戰爭年代,更包括和平時期;最終目標不是「贏得一場戰爭」,而是「贏得戰爭之後的和平」。

2015年8月14日星期五

一帶一路變暗鬥之路?

過去數月,在大學接待一批又一批內地研究員,都是研究同樣題目─「一帶一路」。中央一聲令下,全國所有大學與研究所都成立「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出現一個新課題,同步出現千萬專家,惟舉國體制能做到。在可見將來,「很肯定」的是無論內政還是外交、環保還是文化,一切文件都會以「為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政策」開頭。這除了是官場習氣,也有具體資源考慮。

來到香港的「一帶一路」研究員,都探討同一問題,便是香港能在「一帶一路」扮演什麼角色?就這問題,筆者看法基本上是正面的,也曾在不同平台分享, 這裏就不再重複。與此同時,他們對另一項「延伸課題」也很感興趣,就是為什麼香港人對「一帶一路」不太熱心,與內地熱烘烘的大環境完全不同?這問題,卻是不好答的。是的,不是「很難答」,而是「不好答」。

在內地,這樣的大政策由國家主導,大小企業都知道商機何在,也相信風險有限;加上基本上沒有不響應的選擇,自然積極配合。但不少其他國家的評論認為,「一帶一路」還是很虛、野心過大,容易淪為大白象,根據已公布的數字,起碼難以輕易計算成本效益及風險。不計及那些國企,香港企業基本上遵照同一思路做生意,而且對十年前的「一帶一路」前傳 ─「西部大開發之中亞延伸」─ 記憶猶新。

思維不同 優勢已失

當時中央組織了幾乎全體香港超級富豪考察西部,並介紹了旁邊中亞各國的投資商機,但一輪公關後,只有一位高調投資中亞。這位獨具慧眼的是「小甜甜」龔如心,而她在塔吉克的投資,究竟與後來的爭產官司及風水師有什麼關係,至今是那圈子茶餘飯後的話題。

按中國國情,「一帶一路」這類由最高層拍板的大政策,自然得到各部委鼎力配合。但放在香港的英式公務員官僚體制,會立刻遇上技術問題 ─ 究竟哪個部門是對口單位?

理論上,這是涉外經濟政策,理應屬於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負責;但這也涉及國家層面的外交大戰略,也可以交由中央政策組進行宏觀研究「指導」。若要傾香港政府之力配合,也許需要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統籌全體公務員,甚或由行政長官親自統率跨部門高層小組。但假如只是與各國駐港企業打招呼,一個未「被辭職」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已足應付。最終誰掌握「一帶一路話語權」,將影響今後政府內部財政大權,這方面一天未理順,內地朋友一天不能找到心目中的「對口」。更「接地氣」的問題是,香港人在「一帶一路」這龐然大物中有什麼獨特優勢?根據傳統智慧,答案不外乎是香港的專業主義、典章制度及國際氛圍,較其他內地城市更能與世界打交道,培養的人才也相對能與國際接軌。但回歸後,相關優勢是否還存在已大是疑問,更不用說這些「優勢」在部分愛國朋友眼中,卻正正代表應予取締的「前朝糟粕」。假如新政府一方面搞「人心回歸」,另一方面要宣傳「香港價值」,也許有人會憂慮造成「思想混亂」,亦未可知。

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

仿唐禮 ── 莫迪VS 克林頓

印度總理莫迪訪華,可能成為近年中印關係的轉捩點,而習近平接待他的官式「仿唐禮」,也成為茶餘飯後焦點。莫迪並非首位獲中國以「仿唐禮」規格歡迎的外賓,1998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也以西安為訪華第一站,同樣由唐朝服飾打扮的工作人員引領入城。

然而,兩者「穿越大唐」的具體內容還是有差別。莫迪與克林頓均由西安市市長手上取得「金鑰匙」,作為西安向外「打開大門」的信物,但莫迪在「金鑰匙」以外,還得到另一唐代「潮物」── 由陝西省長贈送的「通關文牒」。「通關文牒」即古時的護照,一般人都是從《西遊記》認識,因唐三藏從中土到天竺時途徑6萬里逾100國時,便是隨身帶備「通關文牒」,以供各國邊防人員及士兵查核(這是正史);而多次遇上妖怪,也是因未能獲准迅速過境而節外生枝(這自然是小說)。

莫迪多了一種仿古禮物,也許不過是純技術原因(例如紀念品品種多了)或官僚原因(省市代表要分別送禮出風頭),但說不定還有其他解讀,即提醒中印兩國人民,遠在美國立國前兩國便緊密交流,並有那些年的「通關文牒」為憑。

「一帶一路」可追溯至古代絲路,而印度無論在古今絲路都位居中樞,雙邊經貿關係淵源不是中美關係可比。當然,假如昔日天竺王與大唐天子見面,自然不會使用大唐「通關文牒」,也大概毋須使用「天竺文牒」,而相關外交禮儀是否平起平坐,亦是無頭公案。但放在莫迪身上的重點是,他接受中方這樣安排,這已十分重要,起碼說明莫迪重視「自古以來」的中印關係,甚至不抗拒兩大文明古國聯手挑戰二戰後秩序的可能。

建立私交 長線投資

問題是有關禮儀,容易使人聯想到昔日中原天子接受朝貢的場面。對克林頓而言,還可解釋為「獵奇」;但對莫迪來說,容易被國內民族主義者非議。

不過,習近平親赴西安迎接莫迪,多少減輕「朝貢」的訊息。相反,克林頓到西安,只有當時的國家副主席胡錦濤迎接。換句話說,中國不一定沒有引起朝貢聯想之意,但主要是傳遞「莫迪較克林頓更重要」的訊息。此訊息與其說是給印度人看,還不如說給全世界看。當美國「重返亞太」,印度又是美國重點盟友,中方依然情願與印度加強關係,因中印具有不少共同戰略利益,反而中美關係已進入博弈的主軸。

說來,這次還是首次有中國現任國家主席在其家鄉,官式會見國外政要。儘管胡錦濤2010年也曾於其家鄉長春跟北韓領導人金正日見面,那次卻是非正式會面,禮節不能相提並論。習近平去年訪印,亦以莫迪家鄉與發跡地古吉拉特邦為起點,這種針對對方情感的外交安排,一般被演繹為兩國領袖願意建立私交的訊號。凡此種種,均顯示中國希望在印度及莫迪身上作長線投資,而莫迪身段十分彈性,正是北京最喜歡打交道的那種人。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

吉布提的解放軍海軍基地:中國駐軍非洲之夢

繼泰國克拉運河、中巴鐵路、中尼鐵路等大動作後,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近日又醞釀新部署,擬在東非國家吉布堤建立第一個海外永久軍事基地。雖然目前不知道基地真正落成的可能性、時限和屬性,但假如成事,它為國際地緣政治帶來的震撼,可能更超在亞洲的種種舉措。

吉布堤位於非洲東部跟阿拉伯半島的曼達布海峽,是進出紅海和印度洋的必經要道,能影響中東石油格局;由於也是伊斯蘭勢力進入非洲內陸的支點,通過它也能監控東非極端組織和現代海盜,極具戰略價值。由於吉布堤特殊地理位置,多個國家已在當地建立軍事基地,以確保自己或盟友的船隻安全進出、順道劃分勢力範圍,除了包括冷戰時代就重視東非的美國、吉布提的前宗主國法國,還包括在當地建立自衛隊海外基地的日本,這也是日本「普通國家化」的重要棋子。美國在吉布提的萊尼蒙爾軍營,也是在東非最大型的軍事基地。

在這個各方「插旗」的小國,吉布堤打算左右通吃,因為一旦沒有了這些駐軍,吉布提經濟甚至可能崩潰。但它現在放風請中國建立軍事基地,自然引起多年來投資無數的美國不滿。問題是吉布提搭上解放軍,背景之一正是美國在那裏備受爭議:雖然美國每年交付3,800萬美元租金,但軍民關係一直搞得很差。2013年,美國萊尼蒙爾軍營頻頻有無人機在訓練時失事,曾有戰機墜落在距離鬧市不足一公里的地方,吉布提舉國譁然,結果美國被逼將整個無人機隊伍遷離該基地。

相反,《法新社》有報道指,吉布堤總統蓋雷(Ismaïl Omar Guelleh)曾表示中國在國內十分受歡迎,去年在吉布堤營運港口業務的杜拜公司爆發貪腐醜聞後,蓋雷立即把營運權交給中國,可見建立合作關係並非中國單方面意欲。中國近年在非洲的發展模式,一貫是大力在各國興建基建設施,以換取對方支持。中國已經向吉布堤提供90億美元資金,以興建港口、機場、鐵路等,雖說是「不設附帶條件」,但根據「慣例」,回報應近在咫尺。結果,吉布堤容許中國在建軍事基地的消息,就出現了。

到底這個「中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一旦建成,對中國的全球戰略部署有甚麼影響?「一帶一路」戰略以東非國家肯亞為非洲第一站,之後就進入紅海,再經蘇伊士運河,到地中海和歐洲多國。亞丁灣是這一段路線的命脈,而吉布提基地在亞丁對岸,有「一帶一路」西段監護人的作用;而東段監護人,則相信是本欄早前談及的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特別是索馬里海盜近年在東非十分猖獗,也曾有中國的船隻和船員被劫,將是「一帶一路」的潛在危機。中國自2008年起,已派出艦隊為商船護航,但由於未有海外軍事基地,艦隊都必須由中國沿岸城市出發,例如海南三亞、廣東湛江、山東青島等,頂多勉強進行海上補給,因此成效十分有限。如果有了吉布堤的軍事基地,中國艦隊不但可即時出擊,且每次出航的平均成本都會下降。

中國更關心的,還有由非洲到中國的石油供應鏈。中國目前有75%的原油由非洲或中東進口,當中90%要由海路運輸。位於吉布堤的基地令中國在遙遠的非洲有即時出撃能力,其保護範圍不單單是東非沿岸,也包括鄰近的阿拉伯半島和印度洋。有了這部分的安全,再通過泰國克拉運河,解決「馬六甲危機」,中國的整個能源問題有望結構性解決。

以上說的這些,本身並不會令西方感冒,問題是誰知道這是目標、還是只是第一步呢?進一步的是中國駐軍可以「順道」「參與」非洲內政,例如在吉布提鄰近的南北蘇丹,就是中國的重點活動對象。去年英國《珍氏防務週刊》曾報導,中國正打算在非洲開拓18-19個軍事基地,東西非各港口、印度洋各島國都是重點目標。再沙盤推演下去,美國國防部智庫會想到什麼,同樣剛在吉布提進行「自衛隊外交突破」的日本會想什麼,就不言而喻了。

2015年5月20日星期三

中印矛盾挑戰「Chindia」

昨天談及中印整合成「Chindia」在「一帶一路」時代的機遇,但有機遇,自然更有挑戰。以下一籃子問題,又是否能夠解決?

首先,自然是兩國老生常談的政治問題,例如1962年邊境戰爭遺留下來的仇恨至今未癒,不少印度人仍耿耿於懷,華人則產生了輕視甚至歧視印度人的情緒。兩國邊境爭議是雙方憤青的夢魘,雖然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主要對象並非印度,但印度民族主義者的主要對象是中國,要雙方內部都認同一個解決邊界爭議的方式,幾不可能。

邊界爭議又涉及克什米爾問題,這又觸及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友誼」,更是難以解決。印度也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在講求主權統一愈來愈強烈的中國,難免一直視印度為「藏獨」幕後黑手。

然而,印度總理莫迪上任以來作風務實,例如放棄在訪問中國前後會見達賴刺激北京,似乎效法中國把經濟與政治分開的智慧(即一方面對釣魚台一類議題窮追不捨,另一方面又大舉吸納日資)。但即使兩國政府能做到這點,也不代表兩國企業及民間能如魚得水。先說中國企業,一直以來有關企業在海外的形象都是惟利是圖,這自然無可厚非,但同時也被看作不盡企業社會責任。放在印度這樣一個民主國家,而且是民粹成分高兼效率低下的民主國家,任何勞資小衝突或公民社會的小矛盾,都足以變成大風暴。中國企業不習慣提拔當地人出任管理層、不傳授技術等老毛病,於印度引起的反響或會較在非洲更嚴重。

解決之道 或在地方

另一方面,華商則憂慮印度政策沒延續性,選舉過後會否改變對華策略,誰也說不准。再者,影響印度民意的,又是一些十分商業化的媒體,它們整天渲染「中國威脅論」,也令華商投資時始終蒙上陰影。印度不少邦有法例限制外商投資,印度港口也不大歡迎中國像投資巴基斯坦瓜達爾港那樣規模的壯舉,假如沒有中央政府拆牆鬆綁,Chindia恐怕難成氣候。

何況現在情況是中國不大需要印度貨品,卻不斷傾銷中國貨,印商對難以進入中國這龐大市場自然不滿。對印度不少產業而言,例如文化產業,始終更適合西方市場,像Bollywood電影在全球化時代充滿潛能,在西方也有一定口碑,但在中國則變成小眾中的小眾玩意。其實,要Chindia成功,實在不必強行把兩國的一切作綑綁。印度國內差異極大,各邦有一定自主性,莫迪便是在古吉拉特邦改革出成績,才被信任成為總理,但對中國懷疑的地方領袖及群眾也有不少。中印雙方不妨交由地方政府各自發展關係,它們或比中央層面更有積極性,也更能為投資者提供彈性。只要有了一個模範地方合作案例,更廣層面就能效法,這比動不動就談「全球25億人大聯盟」踏實得多。

2015年5月19日星期二

一帶一路下的「Chindia」機遇

印度總理莫迪訪華,獲中方最高規格接待,一時間兩國彷彿拋下恩仇,要緊密合作起來。究竟中國與印度合體的所謂「Chindia」,究竟有什麼機遇?這個近年被大量學者探討過的題目,已有點老生常談,但放在「一帶一路」新環境,還是有被重新檢視價值。

據目前數字,中國經濟自然較印度發展得好,但十多年前,其實兩國水平仍差不多。因此按邏輯推論,人口基數同樣多、甚至將會更多,且民間內需比率同樣高的印度,理應有大量發展空間,加上中短期也不用面對中國將出現的人口老化危機,是有可能在經濟起飛後成為另一個中國。各國投資者也是基於這假設,始終不敢輕視印度。

對中國而言,最缺乏是天然資源,印度亦不算豐盛,但在進口各種食材方面,卻是印度強項。對中國企業來說,中國勞動力早已不再廉價,也是時候考慮設廠及投資到更新興的地方,擁有極廉價勞動力的印度,理應成為不少中資選擇,例如聯想近年進軍印度,據說十分成功,不少印度人甚至不知道那是中國公司。

對印度而言,其實中國製造業的強勢,會威脅其本土產業,但中國過去20年急速發展的經驗,以及國家與企業合作的方式,也是印度所缺乏,對中資進入理應審慎歡迎。印度的高科技中心與中國正經營的電子商貿中心,也許有互補性;而中國只要和諧了印度,讓其成為「一帶一路」的「次龍頭」(畢竟不少港口須經印度),整項策略已成功了一半。

上述經濟層面合作,具體成效還有待考證,而在地緣政治與戰略層面,Chindia潛能或更無限。假如兩國能徹底解決邊境問題,也不再各自搞小圈子圍堵對方,成為推心置腹的盟友,整個亞洲會變成怎樣?這正是由蔣介石到甘地都想過的「亞洲復興夢」。

互聯互通 復興亞洲

印度對南亞、中亞、中東的潛在影響力極大,也是相關國家人力資源主要來源,中國資金則早晚「消化」東南亞各國,要是兩國經濟互聯互通,影響力也互聯互通,整個亞洲真的可能無西方人立足之地。事實上,只要理順對華關係,並維持美國全球霸權,對印度不無好處,因此不少印度學者呼籲揚棄「中國威脅論」,擁抱一帶一路。中印兩國均為文明古國,只要經濟發達,自然吸引全球學習自身文化及尋求商機,那時候或是全球軟實力的大調整。

民族主義背景的莫迪上台後,想不到較前任更務實,出人意表的更重視中印合作。以往中國投資印度的大都是國家任務,挑選對象均為官方主導,但莫迪更鼓勵中國中小企進入印度,不再追求官式發展,希望引入中國資金,促進印度經濟轉型。一直以效率低著稱的印度駐華官僚,在莫迪上台後備受壓力,據說近來已提高簽證效率,也醞釀放寬種種華商投資限制,有關政策配合並非純粹姿態,而是有實質內容。似乎Chindia初步整合將於數年內略有小成,問題是Chindia的挑戰同樣巨大,明天再談。

2015年3月3日星期二

一帶一路之俄國是敵還是友?

本欄日前提及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戰略,其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由西安出發,經過中亞地區數個大城市,抵達俄羅斯的莫斯科,再轉至歐洲。雖然一帶一路此戰略被普遍認為是中方平衡美國「重返亞太」之舉,但它對俄國的影響將更微妙。

中國官方論述指出,中方會加強跟俄方經濟合作,普京提倡的「歐亞盟」與「新絲路」可以互補。中國學者公開也大多如此論述,例如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的李靜傑認為,俄羅斯作為新絲路其中一個重要國家,是中國優先投資的方向,一帶一路只會為俄提供商機云云。

然而,實情卻可能剛好相反。新絲路途經的中亞五國一直走多元外交路線,在美、俄、中之間平衡博弈,由於戰略資源豐富,已被學者視為「新大棋局」,較百多年前英俄在中亞的爭奪更複雜。

儘管相關國家從前屬於蘇聯,但並非單純的俄國勢力範圍。美國自九一一事件後,也視中亞為反恐基地,例如租用吉爾吉斯的馬納斯國際機場為空軍基地(該基地直至去年才關閉),便常遭中俄民族主義者拿來做文章。

俄影響力降 華有機可乘

中國在中亞各國對能源的爭奪,也與俄國構成正面衝突。本身資源充裕的俄國爭奪中亞能源,並非為了自用,而是旨在製造與其他大國討價還價的槓桿。所謂「其他大國」,基本上就是中國。俄國部分天然氣從中亞以低價入口,再高價轉售到歐洲。相較下,中亞國家更願意把天然氣賣到中國。

對中亞五國而言,中國的財經體系,無疑是俄國的理想補充、乃至替代品,莫斯科與上海的經濟實力不可同日而語。再者,近期俄國出現盧布危機,也波及中亞各國,中國的進入更成為及時雨。

中國已成為中亞最大的經濟夥伴,2012年跟中亞地區的貿易達到460億美元,是俄國在當地的兩倍。中國分別在哈薩克及烏茲別克投資300億與150億美元,又向土庫曼與塔吉克借出80億及10億美元,再把與吉爾吉斯的關係提升至戰略層面。這些發展不太為本地媒體所報道,卻是外交界的大事。

自從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危機發生後,中亞各國對俄方的態度也顯得警惕,因為多少也憂慮普京會照辦煮碗。哈薩克東北部都是俄裔聚居地,人數達四百萬之多,說不準「克里米亞模式」也可能出現,而且中亞商人對大舉湧入的廉價俄國貨物也有所抵制。雖然中國同樣會大量傾銷,但起碼沒有帶來國家安全威脅,而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就說過,假如「國家安全」受衝擊,會毫不猶豫退出「歐亞盟」。俄國智庫敏秦科諮詢公司也警告,當西方制裁俄羅斯及製造盧布危機,令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下降,只會令中亞倒向中國的一帶一路。上述預言恐怕會一語成讖。

2015年2月16日星期一

「一帶一路」及「珍珠鏈」之印度噩夢

「一帶一路」外交戰略影響深遠,其中一個深感不安的國家是印度,並認為這可能與「珍珠鏈」戰略掛鉤。

所謂中國滲透南亞的「珍珠鏈」戰略,最先是由美國國防部在1990年代的內部文件提出(名詞則自2005年開始出現),認為這是中國軍方的戰略部署,讓中國在南亞的軍事、商業設施,在地圖上形成一條珍珠鏈狀的線,由中國南部經孟加拉、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國,伸延到東非。中國官方一直否認,認為這只是強化「中國威脅論」的手段。但客觀事實是,中國近年確實在「珍珠鏈」各港口大興土木,形成獨特的港口網絡,有點像昔日大英帝國在東亞、南亞、東南亞建立的港口殖民地網絡。

因為「珍珠鏈」包圍整個印度次大陸,印度一直指這是中國「圍堵」,心態和中國指美國重返亞太是「圍堵中國」,基本上一樣。自從習近平提出「海上絲綢之路」,印度看見其與「珍珠鏈」的部署出於同一邏輯,就再度緊張起來。儘管中國再三強調「海上絲路」是為了區內「互聯互通」,更曾邀請印度加入,但印度自然不會太天真。

印度的懷疑,主要源自中國和宿敵巴基斯坦的全方位合作。除了出口武器、大規模援助,中國也十分重視於2013年簽下的「中巴經濟走廊協議」,而這正是「一路一帶」一部分,也是「新絲路」中最影響印度的一條走廊。計劃成型後,巴基斯坦對中國將依賴到哪個地步,可能遠超目前想像。

已知的是,中國將興建由新疆出發,由東至西穿過整個巴基斯坦、到達霍爾木茲海峽的鐵路,這樣中國可以避開俄羅斯和印度的干預、繞過馬六甲海峽,直接由中東進口石油。近年中國幾乎承包了巴基斯坦整個瓜達爾港,單論基建是完全賠本的,但它卻可能成為中國輸入中東原油的中轉站。而且瓜達爾港本身是軍用港口,難免令印度懷疑中國在區內擴張。2014年11月,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到訪中國,習近平形容中巴是「全天侯伙伴」,謝里夫強調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和配合打擊東突份子;但印度看來,它才是真正被打擊的對象。

可以想像的是,印度不會熱切希望加入新絲路。相對於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印度目前只對「孟加拉─中國─印度─緬甸區域合作論壇」(BCIM)(「一路一帶」的孟中印緬走廊)感興趣。《環球時報》曾這樣分析,說印度希望支持「太平洋印度經濟走廊」,只是為了換取美國和日本支持「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前者由美國倡議,後者則是印度和五個東南亞國家在2000年成立的地區組織,說到底,還是要抗衡中國影響力。雖然《環球時報》是民族主義主導,但以上分析是貼近現實的,看來南亞的區域角力,將在未來愈演愈烈。

2015年2月12日星期四

「一帶一路」與中國古代「大國夢」

昨日談及的「一帶一路」外交大戰略,對不少中國人而言十分親切,因為令他們聯想到古代的「大國夢」。古代陸上絲路,先由西漢張騫從長安出使西域而開發,到了東漢班超由洛陽出發把絲路再次打通。古代海上絲路則起源於秦漢、大盛於宋明,是已知世上最古老的航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泉州為其起點。

習近平在哈薩克與印尼宣布一帶一路計劃時,分別以「張騫通西域」與「鄭和下西洋」為引子,帶出過去絲路在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性,也強調古時絲路促進中國人民跟哈薩克、印尼一帶民族的友好關係,可見他的當代「中國夢」,確實有意讓國民想到中國古代輝煌歷史。

當時中國向西方輸出絲綢、茶葉及瓷器等,並由西方入口香料、寶石與乳香等物。但值得注意的是,古絲綢之路不僅是當時中原跟西域交易的通道,也屬於「番邦」對「天朝」的朝貢制度。難怪《經濟學人》以中國夢為題的一期,便是以習近平與乾隆皇帝的crossover。

復辟朝貢 拓影響力

中國今天開發一帶一路,自然強調平等合作及互聯互通,但潛在的朝貢心態,恐怕多少還是有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就曾專門為此解釋,嘗試為朝貢制度「平反」,認為「朝貢制度在近代被西方價值妖魔化」,因為「當時朝貢制度是基於雙方你情我願之下開始的,雖然制度以中國為中心,但小國也由中國得到禮品;而中國國際關係,是中國跟周邊小國通過互動而自然形成的」。

鄭永年相信過去的英美兩國,分別以自由貿易及自由民主作為崛起的時代精神,而新絲路則體現中國「崇尚和平」的精神,所以與古代朝貢體系也不無暗合。

事實上,在中國經濟實力愈來愈強的前提下,不只是中國的香港及澳門,就連中國的鄰邦們,也逐漸變成依附經濟體,對北京的政策依賴愈來愈深。雖然這不能直接與皇朝的朝貢制度相提並論,但也令這些鄰國開拓其他經濟關係的難度上升。

例如緬甸北部,基本上已被中國的投資與商品壟斷,而當地反華情緒也遠超南部;柬埔寨則是中國最可靠的東南亞盟友,幾乎被中國控制全國經濟命脈;即使大家較少接觸的尼泊爾,從月前筆者在當地所見,中國企業及商品同樣無處不在,首都黃金地段居然開了一間門可羅雀、但規模甚大的中文書局,頗有宣示主導權的意味,商販也經常主動以普通話打招呼。

可想像的是,一帶一路計劃一旦大規模建設起來,途經的各國各城市都可能出現同樣現象,中國產品俯拾皆是,滲透度會遠超古代絲綢之路。這樣,不但美國的亞太利益會受到挑戰,印度在南亞的霸權會坐立不安,連俄羅斯在中亞的勢力範圍也會出現變數,這些都值得另章探討。

2015年2月11日星期三

「一帶一路」外交大戰略

談及近年「中國夢」外交的大手筆,我們必須記下「一帶一路」這個新名詞。習近平早在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去年再大規模推廣,各界必須略知一二,其基本重點如下:

「陸上絲路」由西安出發,經阿拉木圖、撒馬爾罕、德黑蘭、莫斯科等城市,以威尼斯為終站。「海上絲路」則由福州出發,經多個中國南岸城市,到達河內、雅加達、吉隆坡、加爾各答、奈洛比等,最後在威尼斯跟「陸上絲路」會合。這個路線圖,改變了中國重視東邊海岸線、對西方貿易的傳統,具有「西漸政策」的地緣戰略意義。

習近平去年宣布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以擴大境外投資,包括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業和金融合作等。各地方政府也紛紛推出地方版「絲路基金」,令各地企業不斷談及「一帶一路」。例如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源地福州,正跟國家開發銀行福建分行和中非發展基金合作;廣東省也希望通過泛珠跟東盟合作,建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基金」。

中國在兩條絲路都希望和各國整合,建立所謂「命運共同體」。例如李克強在去年12月和哈薩克簽署150億人民幣合同,希望把上海合作組織跟新絲路接軌。用中國研究員李向陽的話,「一帶一路」戰略要在各國「互聯互通」,重點其實是要在途徑各國大舉傾銷貨品;有戰略視野的相關國家,也有計劃借助「一帶一路」對華進行「反傾銷」。

中國希望在「一帶一路」大規模推動基建,因此高鐵也成為中國外交的王牌。例如中國在土耳其興建的高鐵已通車,時任總理埃爾多安和主要官員都親自乘坐首班列車(雖然出現令人尷尬的小意外);中國也向哈薩克表示有意興建高鐵,並打算輸出到中亞鄰近各國。

「陸上絲路」經過中亞和中東產油國,這也成了中國能源外交的新棋子。例如2014年6月5日,「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舉行,雙方大談如何在「新絲路」加強合作,不久後中國就宣佈在塔吉克興建第四條由中亞通往中國的天然氣管道,令中國管道覆蓋中亞五國。

以上動作的目的很難清晰:要改變中國的地緣政治困局。自從美國2010年宣布「重返亞太」,與韓、日、台、菲、澳、印等加強合作,中國向東拓展影響力越來越受到壓力,而投資方向過分偏重東方港口,也容易引起諸般內部問題,因此習近平要尋找外交向西、向南的另一條出路,一方面調節全國發展重心,另一方面建構「亞洲大國」、而不止是「亞太大國」的身份。對長期依賴西方貿易的港人來說,「一帶一路」自然感覺遙遠,但這卻是地緣政治大戰略的一環,假如墨守成規,未免見樹不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