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北韓領袖金正恩上任後第二次發射「衛星火箭」（西方普遍視為導彈），發射總次數已追平在位17年的父親金正日：此前北韓分別在1998年、2009年發射光明星1、2號，每次都激起區域震盪。但金正恩的火箭並非單純的蕭規曹隨，卻顯示了與父親頗為不同的戰略思維，也反映了北韓外交正出現的微妙變化。
向國際通報的「盡責任大國」？
昔日金正日發射火箭時，一般不會按國際規定，對世界各國提前通報，也不對民航組織、海事組織、電訊聯盟等通報；進行核試時，有時更連最重要的盟友中國也不予通報。對金正日來說，這是捍衛北韓獨立自主、「主體思想」的體現，也是保留迴旋空間的做法，但代價是被國際社會批評為「流氓政權」，因為在現代國際關係，讓鄰國有時間準備萬一出現的發射意外，乃國家基本責任。
金正恩的火箭則相對少了「驚喜」，今年4月發射失敗那一次，事前對國際社會有充分通報，而且據說美國早在數月前就獲知會（反而中國知道得較晚），還邀請國際媒體觀察。今次雖然少了即場記者，但射前也是及早公告天下。所以金正恩振振有詞，說自己的發射具高「透明度」，只是捍衛「和平使用外空的權利」（這也是北京認可的說詞），北韓已成為一個盡國際責任的「大國」。這反映金正恩雖然可能繼續進行（包括核試在內）的其他演習，卻沒有作出全盤挑戰國際秩序的姿態，而是暗示了願意加入國際體系的態度；前提，當然是要國際社會正式接納北韓為軍事強國，從而自保。
「射前外交」與「射後外交」
基於這是預先張揚的火箭／導彈，金正恩的「火箭外交」重點是「射前期」，而不是金正日的「射後期」。在這次「射前期」，北韓與四個重要國家美國、日本、中國、南韓的權力交接，都產生了互動。一方面，雖然北韓希望南韓再出現昔日的「陽光政策」，但相信也不會天真得認為發射火箭，就能「震懾」南韓、日本的強硬派，讓選民不敢投他們一票；兩國強硬派從中受惠，才不令人意外。但在過程中，北韓宣示了能力和動機，去影響鄰國的內部事務，這就增加了日後和兩國不同黨派討價還價的籌碼。
另一方面，針對中、美，北韓事前有沒有單獨知會發射的詳情、又或以甚麼方式知會，都是建立外交默契的支點，既可以名正言順和美國開啓秘密談判，也可以讓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欠下人情。例如上回金正恩及早知會美國，可以測試美國接受新政權的底線；這次及早知會中國，回應了南韓不久前發射的羅老號火箭、以及美韓的導彈協議，則增加了北京和華府較勁的本錢。金正日的慣常作風卻是先製造既成事實，再觀察各國反應，隨機應變是否談判、合作，從中爭取北韓的最大利益。
火箭射向內部既得利益集團
對金正恩而言，要是不斷發射火箭都失敗，自然會影響自己在軍隊的威信，反而金正日權力穩固，就是失敗，也不會產生根本影響。既然如此，為甚麼金正恩還願意冒險，在預先張揚的前提下，在一個「先軍政治」管理的國家，進行有可能失敗的發射，而不怕軍方暗裡嘲笑？
其實答案很簡單：無論成功與否，唯有直接指揮火箭發射計劃，才是金正恩調整軍隊內部人事編制的最有效方法，否則老是以「在金正日國葬期間行為不檢」一類理由整肅高層，更難令元老心服。外間難以核實目前北韓軍隊是哪些將領掌權，只知道金正恩上台後，已清洗了好一批軍方領袖，據韓聯社透露，北韓軍方的三成高層已被撤換。北韓目前沒有戰爭，軍隊又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唯有通過發射火箭／導彈的過程（由籌備到發射需要好幾個月），金正恩才可以調整這個集團的內部利益分配，而且要是發射成功，還可以提拔功臣；要是失敗，也可以整肅「內奸」。論及發射火箭的內部誘因，金正恩自然比父親更有迫切性，儘管這發射的慾望，只在他一人身上存在。一面宣示改革開放、有意融入國際社會，一面更高調顯示硬實力，這就是八十後掌權的北韓外交了。
2012年12月13日星期四
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
《流亡舞影／Fundamental》：香港的雷尼耶夫
八十年代是香港樂隊組合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除了著名的Beyond、太極、草蜢等，還有一隊六人民歌組合Fundamental。這組合由當時的學生組成，於1990年解散，成員只有陳光榮現在還活躍樂壇，相信不少那些年長大的人，也可能把他們遺忘。但Fundamental卻有一首香港樂壇少見的國際題材作品《流亡舞影》，有潛力成為午夜音樂節目的經典，而這首歌講述的芭蕾舞天王雷尼耶夫（Rudolf Nureyev），更是值得新一代認識的經典人物。
歌詞的一句：「他在國家雖被欣賞，但是創不了新的舞步；他為理想轉換身份，潛逃往一個西方國度」，基本上是雷尼耶夫前半生的寫照。他的「國家」自然是蘇聯，但也可以說是「韃靼」：韃靼人居住的地方被俄羅斯征服後，變成蘇聯的自治共和國，但一直離心甚強。蘇聯解體後，其中一個韃靼的國度「韃靼斯坦」（Republic of Tatarstan）宣佈獨立，後來與俄羅斯聯邦簽署特別的加盟條約，成了俄羅斯境內最高自治度的地區，幾乎和香港相若；韃靼斯坦旁邊有另一個韃靼人的國家「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Republic of Bashkortostan），也就是雷利耶夫的祖家。雷利耶夫繼承了韃靼人的叛逆天性，極有藝術天份，而拒絕跟隨規則，成了蘇聯藝術界的麻煩人物。
雷尼耶夫成長的背景是冷戰高峰，蘇聯人一般不能自由出境，但雷尼耶夫每次外出演出都與當地人交往，令KGB特務大為緊張。有歷史學家考證出雷尼耶夫戀上一名東德男芭蕾舞員，決定為愛情投奔自由，也有人相信是他自覺同性戀身份會不容於蘇聯而出走，反正他和政權的關係越來越差，據說KGB已有暗殺或虐打他的計劃。1961年，他在法國演出期間戲劇性變節，投向資本主義陣營，成了冷戰轟動一時的國際新聞，也成了西方的最佳宣傳品。雷尼耶夫一離開蘇聯，就拍攝了一輯藝術裸照，宣示與舊時代的決裂。在蘇聯，他的名字也成了禁忌，「轉換身份」，在家鄉變成一筆勾銷。
在此後三十年，雷尼耶夫在西方發熱發亮，「延續了激情，並懷著至誠」，成了家傳戶曉的名字，與女芭蕾舞蹈員馬歌芳婷（Margot Fonteyn）成了夢幻組合。在藝術史，他是改造歷史的人物，以往芭蕾舞是女舞蹈員的世界，有了雷尼耶夫，男芭蕾舞員才得以改變只負責托起女伴的「女上男下」既定形象，一躍而成平起平坐的夥伴。雷尼耶夫也打破了古典芭蕾和現代舞、西方藝術和俄羅斯芭蕾的界限，這固然有冷戰時代西方「統戰」的需要，但更不能抹殺他個人的巨大功勞。當然，雷尼耶夫的「激情」不單在舞台上，也同時在人生態度上顯現：一方面他對友人十分熱心、慷慨，另一方面他儼然沙皇，對舞步跳錯的舞蹈員會隨手送上一記耳光，台下也要擺上架子，例如會以沒有人侍奉為由拒絕進食自助餐。
《流亡舞影》假定雷尼耶夫的晚年是寂寞的：「他仍醉心芭蕾舞蹈，但是這雙腳今天已粗糙衰老，望著舞台，望著佈景，埋藏往昔夢想，他雙眼充滿著仰望嘆息」……某程度上，這是事實：舞蹈員的黃金歲月自然是四十歲前，而雷尼耶夫到死也不言休，晚年自然不能駕馭高難度動作，令慕名前來的粉絲大失所望。但雷尼耶夫早已脫離了表演者的層次，除了承擔各種幕後角色，也在冷戰結束前後飾演東西和解的橋梁，其實一點也不寂寞。他獲戈爾巴喬夫准許入境探望垂死的母親，是冷戰後期和解的里程碑之一，而冷戰結束後他回到俄羅斯演出，更是史詩式的情節。《流亡舞影》推出時，雷尼耶夫還健在，但數年後的1993年，他就辭世，死因是愛滋病。他與同樣死於愛滋病的法國哲學家福柯一樣，早期根本拒絕承認這是疾病，成了同系列死於這新絕症的名人之一。
今天再聽這首20年前的香港流行曲，難免驚嘆於當時的國際視野，似乎當年的大學生組合和今天的頗為不同。不過《流亡舞影》的詞還是流於表面，只介紹了「藝術生命短促」的慨歎，而這是古今中外所有藝術人、文化人的共同話題，卻忽視了「流亡」這個元素，政治觸角似有不足。事實上，除了第一句歌詞，雷尼耶夫的獨特身份就完全不發揮作用。正如蘇聯芭蕾界中人所言，雷尼耶夫在西方獲得的成就，根本不可能在共產蘇聯得到，不過這不單是因為在那裏「創不了新的舞步」，也不單是因為他同性戀者的身份、個人主義的傾向不容於蘇聯，而是因為西方的宣傳機器刻意浪漫化雷尼耶夫的故事，各國機構也願意有意無意的配合，才足以造就一個傳奇。若說雷尼耶夫有何嘆息，除了藝術界的「時不我與」，性別定位的掙扎，是否還有做了冷戰棋子的無奈？這情緒，又有哪位香港填詞人能刻劃？
沈旭暉 Meta 2012年12月
歌詞的一句：「他在國家雖被欣賞，但是創不了新的舞步；他為理想轉換身份，潛逃往一個西方國度」，基本上是雷尼耶夫前半生的寫照。他的「國家」自然是蘇聯，但也可以說是「韃靼」：韃靼人居住的地方被俄羅斯征服後，變成蘇聯的自治共和國，但一直離心甚強。蘇聯解體後，其中一個韃靼的國度「韃靼斯坦」（Republic of Tatarstan）宣佈獨立，後來與俄羅斯聯邦簽署特別的加盟條約，成了俄羅斯境內最高自治度的地區，幾乎和香港相若；韃靼斯坦旁邊有另一個韃靼人的國家「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Republic of Bashkortostan），也就是雷利耶夫的祖家。雷利耶夫繼承了韃靼人的叛逆天性，極有藝術天份，而拒絕跟隨規則，成了蘇聯藝術界的麻煩人物。
雷尼耶夫成長的背景是冷戰高峰，蘇聯人一般不能自由出境，但雷尼耶夫每次外出演出都與當地人交往，令KGB特務大為緊張。有歷史學家考證出雷尼耶夫戀上一名東德男芭蕾舞員，決定為愛情投奔自由，也有人相信是他自覺同性戀身份會不容於蘇聯而出走，反正他和政權的關係越來越差，據說KGB已有暗殺或虐打他的計劃。1961年，他在法國演出期間戲劇性變節，投向資本主義陣營，成了冷戰轟動一時的國際新聞，也成了西方的最佳宣傳品。雷尼耶夫一離開蘇聯，就拍攝了一輯藝術裸照，宣示與舊時代的決裂。在蘇聯，他的名字也成了禁忌，「轉換身份」，在家鄉變成一筆勾銷。
在此後三十年，雷尼耶夫在西方發熱發亮，「延續了激情，並懷著至誠」，成了家傳戶曉的名字，與女芭蕾舞蹈員馬歌芳婷（Margot Fonteyn）成了夢幻組合。在藝術史，他是改造歷史的人物，以往芭蕾舞是女舞蹈員的世界，有了雷尼耶夫，男芭蕾舞員才得以改變只負責托起女伴的「女上男下」既定形象，一躍而成平起平坐的夥伴。雷尼耶夫也打破了古典芭蕾和現代舞、西方藝術和俄羅斯芭蕾的界限，這固然有冷戰時代西方「統戰」的需要，但更不能抹殺他個人的巨大功勞。當然，雷尼耶夫的「激情」不單在舞台上，也同時在人生態度上顯現：一方面他對友人十分熱心、慷慨，另一方面他儼然沙皇，對舞步跳錯的舞蹈員會隨手送上一記耳光，台下也要擺上架子，例如會以沒有人侍奉為由拒絕進食自助餐。
《流亡舞影》假定雷尼耶夫的晚年是寂寞的：「他仍醉心芭蕾舞蹈，但是這雙腳今天已粗糙衰老，望著舞台，望著佈景，埋藏往昔夢想，他雙眼充滿著仰望嘆息」……某程度上，這是事實：舞蹈員的黃金歲月自然是四十歲前，而雷尼耶夫到死也不言休，晚年自然不能駕馭高難度動作，令慕名前來的粉絲大失所望。但雷尼耶夫早已脫離了表演者的層次，除了承擔各種幕後角色，也在冷戰結束前後飾演東西和解的橋梁，其實一點也不寂寞。他獲戈爾巴喬夫准許入境探望垂死的母親，是冷戰後期和解的里程碑之一，而冷戰結束後他回到俄羅斯演出，更是史詩式的情節。《流亡舞影》推出時，雷尼耶夫還健在，但數年後的1993年，他就辭世，死因是愛滋病。他與同樣死於愛滋病的法國哲學家福柯一樣，早期根本拒絕承認這是疾病，成了同系列死於這新絕症的名人之一。
今天再聽這首20年前的香港流行曲，難免驚嘆於當時的國際視野，似乎當年的大學生組合和今天的頗為不同。不過《流亡舞影》的詞還是流於表面，只介紹了「藝術生命短促」的慨歎，而這是古今中外所有藝術人、文化人的共同話題，卻忽視了「流亡」這個元素，政治觸角似有不足。事實上，除了第一句歌詞，雷尼耶夫的獨特身份就完全不發揮作用。正如蘇聯芭蕾界中人所言，雷尼耶夫在西方獲得的成就，根本不可能在共產蘇聯得到，不過這不單是因為在那裏「創不了新的舞步」，也不單是因為他同性戀者的身份、個人主義的傾向不容於蘇聯，而是因為西方的宣傳機器刻意浪漫化雷尼耶夫的故事，各國機構也願意有意無意的配合，才足以造就一個傳奇。若說雷尼耶夫有何嘆息，除了藝術界的「時不我與」，性別定位的掙扎，是否還有做了冷戰棋子的無奈？這情緒，又有哪位香港填詞人能刻劃？
沈旭暉 Meta 2012年12月
2012年11月22日星期四
「加沙之戰」的外圍玩家，與中東新紀元秩序
以巴衝突迅速升溫，無論如何解決，都涉及阿拉伯之春後宏觀國際格局的巨變，日前本欄談及的五點只是原因的部分，還有另外一批外圍玩家因為種種計算，也積極捲入衝突，客觀效果是打破了哈馬斯多年來的國際孤立，同時也令以色列激進派感到必須強硬回應：
六、伊朗核危機的救命稻草
在過去數年，以色列對伊朗虎視眈眈，擔心一旦伊朗正式擁有核武，自身在區內的核優勢固然蕩然無存，連生存也受威脅。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以色列先發制人攻擊伊朗並不支持，令以色列只能靠地下工作獨自行動，用暗殺等手法，稍為阻延伊朗的進程。伊朗的策略則是以中、俄為後台，敘利亞、真主黨等為羽翼，繞過以色列，直接與美國談判，並希望巴勒斯坦能牽制以色列，令其不敢多面作戰。以往伊朗扶植哈馬斯，將之納入敘利亞、真主黨等「反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但阿拉伯之春發生後，哈馬斯得到新興勢力穆斯林兄弟會為強援，就開始疏遠伊、敘，總理哈尼亞表明就算以色列襲擊伊朗核設施，哈馬斯也不會出兵，只會為自己而戰。伊朗擔心哈馬斯真的離自己而去，也不願意哈馬斯與法塔赫和解，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今年年初突然高調警告哈馬斯「勿向以色列妥協」，同時加緊宣傳兩者的同盟關係，正是出於憂慮。這次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的火箭炮，正是伊朗製的「黎明－五型」，雖然伊朗否認直接向哈馬斯提供這先進武備，但承認有輸送技術，以色列亦認定是伊朗在背後煽動哈馬斯。只要伊朗繼續通過黎巴嫩真主黨秘密武裝哈馬斯，自身的核危機就看到曙光。
七、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夢」？
哈馬斯近年獲得不少新盟友，「母體」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以外，土耳其也是強援之一；加沙被以色列封鎖後，物資除了來自埃及，就是海路來自土耳其。土耳其雖然以穆斯林為主，但自從國父凱末爾立國，一直強調政教分離，不時把主張政教合一的政黨列為非法組織，以免宗教勢力尾大不掉。現任總理埃爾多安（Recep Erdogan）卻出身於主張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黨「土耳其繁榮黨」，在所屬政黨多番被取締、自身也曾坐牢的磨煉下，終於在2003年領導換湯不換藥的伊斯蘭政黨「正義與發展黨」當選至今。近年土耳其國力在不知不覺間大幅提升，不斷在北約、歐盟、伊斯蘭等不同勢力間游走，積極發揮軟實力，在遙遠的索馬里內戰，也扮演了關鍵調援角色。支持被美國視為恐怖組織的哈馬斯，是埃爾多安的基本外交政策，一來兩者意識形態相近，二來這增加和美、歐就北約功能、加入歐盟等討價還價的籌碼，三來以色列秘密支持庫爾德人建國，早令土耳其大為不滿，這是以牙還牙。2010年，土耳其一艘前赴加沙的援助船被以色列以「運送武器」為由攻擊，造成9名船員死亡，土、以關係正式破裂。加沙之戰發生後，埃爾多安公然把以色列批評為「恐怖主義國家」，國內強烈同情巴人，畢竟以巴土地與及敘利亞、黎巴嫩等也是昔日鄂圖曼帝國故土，在鄰近地區發揮影響力，不但為國內所喜，也能突破突厥主義的局限。哈馬斯得此強援，喜出望外。
八、阿拉伯之春後，卡塔爾的「驅虎吞狼」外交政策
最令以色列不滿而意外的哈馬斯新盟友，卻是中東最富有的石油小國卡塔爾。卡塔爾有一個大國夢，常有驚人之舉，從創立半島電視台、主辦亞運到成功申辦2022年世界杯（雖然爆出賄賂醜聞），都顯示了天方夜譚的氣魄。但卡塔爾成為哈馬斯盟友，卻並非完全好大喜功，而是涉及自身安全：阿拉伯之春發生後，一度波及最保守的海灣產油國，沙特、阿曼等鄰國都出現示威，巴林更要流血鎮壓，卡塔爾雖然因為有高達88,000美元人均GDP的富裕、同時貧富懸殊較輕微而獨善其身，但其毫不民主的政體、王室的專制，依然可能成為革命對象。卡塔爾敏感的發現形勢已改變，溫和Vs激進中東的二元局面已不再，溫和而親美的（埃及、突尼西亞、也門等）沒有好下場，激進而反美的（利比亞、敘利亞等）也沒有好下場，穆斯林兄弟會一類民選激進勢力卻成為主流，而且其超越國界的意識形態正團結整個穆斯林世界，因此必須和這股勢力結盟，利用自身財富、軟實力、外交潛能支持他們，才得長治久安，合理化自身政體的存在。有了以上「覺悟」，卡塔爾搖身一變，成為支持阿拉伯之春的急先鋒，半島台成了各地反對派的宣傳平台，在埃及、利比亞革命尤其起了關鍵作用，卡塔爾政府對推翻卡達菲、支持敘利亞反對派都出錢、出兵、出力。對哈馬斯，卡塔爾提供了大量經援，協助當地進行大型基建，還在哈馬斯撤離敘利亞總部後，冒大不韙收容了哈馬斯的新總部。上月卡塔爾國王親自訪問加沙，成為哈馬斯2007年控制加沙以來首位到訪的國家元首，無論是以色列還是法塔赫，均酸溜溜。哈馬斯連金錢問題也解決了，挑戰以色列的本錢也就進一步增加，卡塔爾也說要聯合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迎頭痛擊」。而卡塔爾是否無條件支持各國革命？自然不是，對狀況相似的海灣油國巴林，卡塔爾就支持巴林王室鎮壓了。
九、庫爾德斯坦的「亂中立國」策略
反而以色列在區內也不是絕對孤立，其中一個被忽視的盟友，就是要立國的庫爾德人。庫爾德總人口估計超過三千萬，是全球最龐大的沒有國家的族群，主要生活在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四國邊境，他們希望建立「庫爾德斯坦國」，也就被四國視為分離主義活動。由於上述四國都是以色列敵人或對手，以色列一直對庫爾德人提供支援，包括土耳其眼中的恐怖組織「庫爾德工人黨」（PKK），以作牽制；以色列狹小的國土內，也收容了十多萬庫爾德人；一旦庫爾德斯坦立國，區內多了一個非阿拉伯人主導的大國，對以色列也有好處，何況根據《聖經》，猶太人和庫爾德人頗有淵源。支持分離主義組織制衡敵國，一直是以色列的拿手好戲，目前全非洲只有數個國家不承認巴勒斯坦，其中就包括了新近獨立的南蘇丹，因為它獨立前，接受以色列援助極多。庫爾德人也明白，立刻分裂四國而獨自立國並不務實，但先在四國國內建立國中國，只要形勢到來，卻會得到默許，就像目前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自治區已形同獨立，是伊拉克最穩定的地區，並成為支援其他三區的大本營。對庫爾德人而言，只要敘利亞、伊朗接連出現內亂，土耳其自顧不暇，就是立國的好時機。近日土耳其邊境已出現來自庫爾德人的襲擊，相信受到敘利亞支持，而《維基解密》曾披露，以色列聯合了庫爾德人破壞伊朗的核設施。只要以巴衝突繼續升溫、土耳其繼續支持哈馬斯，庫爾德人自會得到以色列的暗示，在四國的活動空間也會增加。
十、蓋達的巴勒斯坦分支混水摸魚
從中取利的，還有蓋達的巴勒斯坦分支。蓋達早已成為一個品牌，各地都有打著蓋達旗號的激進組織，而不受拉登死後的最高領袖扎瓦希里直接指揮，在利比亞、敘利亞，只要局勢一亂，他們就得到發展機會。利比亞內戰期間，卡達菲軍火庫的不少武器為激進份子所獲，其中一隊走到西非馬里，佔據了北部，成立了「阿扎瓦德獨立國」（Azawad），並以宗教原因毀壞了歷史名城廷巴圖克（Timbuktu），將激進思潮帶到撒哈拉；另一隊走到敘利亞，試圖在內戰建立勢力；還有一隊通過埃及來到加沙，和原有的激進派系合流。目前在巴勒斯坦，起碼有三隊人馬自稱「蓋達巴勒斯坦支部」，在他們眼中，管理自治政府的法塔赫腐敗頭頂，就連哈馬斯也因為「拒絕立刻實行伊斯蘭《沙里亞法》」而應予取締，天敵以色列更不在話下，因此打擊對象包括上述三方，根本沒有多少群眾支持。儘管如此，他們卻足以搞局，敗事有餘，例如其中一支「真主信徒軍」宣佈建立「加沙酋長國」，曾襲擊哈馬斯安檢總部，而這通常是以軍所為；另一支繼承伊拉克扎卡維道統的「巴勒斯坦一神論和聖戰團」曾向以色列發射火箭炮，而在以色列人心目中，所有火箭炮都是來自哈馬斯；還有一支「伊斯蘭軍」領袖在加沙被以軍以「定點清除」方式暗殺，哈馬斯難免認為是殺雞儆猴。加沙開戰，又是他們混水摸魚的時候，而當越來越多外圍玩家捲進核心的內圍，《啓示錄》的預言就教人難以安枕了。
六、伊朗核危機的救命稻草
在過去數年，以色列對伊朗虎視眈眈，擔心一旦伊朗正式擁有核武，自身在區內的核優勢固然蕩然無存，連生存也受威脅。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以色列先發制人攻擊伊朗並不支持，令以色列只能靠地下工作獨自行動，用暗殺等手法，稍為阻延伊朗的進程。伊朗的策略則是以中、俄為後台，敘利亞、真主黨等為羽翼，繞過以色列，直接與美國談判，並希望巴勒斯坦能牽制以色列，令其不敢多面作戰。以往伊朗扶植哈馬斯，將之納入敘利亞、真主黨等「反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但阿拉伯之春發生後，哈馬斯得到新興勢力穆斯林兄弟會為強援，就開始疏遠伊、敘，總理哈尼亞表明就算以色列襲擊伊朗核設施，哈馬斯也不會出兵，只會為自己而戰。伊朗擔心哈馬斯真的離自己而去，也不願意哈馬斯與法塔赫和解，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今年年初突然高調警告哈馬斯「勿向以色列妥協」，同時加緊宣傳兩者的同盟關係，正是出於憂慮。這次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的火箭炮，正是伊朗製的「黎明－五型」，雖然伊朗否認直接向哈馬斯提供這先進武備，但承認有輸送技術，以色列亦認定是伊朗在背後煽動哈馬斯。只要伊朗繼續通過黎巴嫩真主黨秘密武裝哈馬斯，自身的核危機就看到曙光。
七、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夢」？
哈馬斯近年獲得不少新盟友，「母體」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以外，土耳其也是強援之一；加沙被以色列封鎖後，物資除了來自埃及，就是海路來自土耳其。土耳其雖然以穆斯林為主，但自從國父凱末爾立國，一直強調政教分離，不時把主張政教合一的政黨列為非法組織，以免宗教勢力尾大不掉。現任總理埃爾多安（Recep Erdogan）卻出身於主張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黨「土耳其繁榮黨」，在所屬政黨多番被取締、自身也曾坐牢的磨煉下，終於在2003年領導換湯不換藥的伊斯蘭政黨「正義與發展黨」當選至今。近年土耳其國力在不知不覺間大幅提升，不斷在北約、歐盟、伊斯蘭等不同勢力間游走，積極發揮軟實力，在遙遠的索馬里內戰，也扮演了關鍵調援角色。支持被美國視為恐怖組織的哈馬斯，是埃爾多安的基本外交政策，一來兩者意識形態相近，二來這增加和美、歐就北約功能、加入歐盟等討價還價的籌碼，三來以色列秘密支持庫爾德人建國，早令土耳其大為不滿，這是以牙還牙。2010年，土耳其一艘前赴加沙的援助船被以色列以「運送武器」為由攻擊，造成9名船員死亡，土、以關係正式破裂。加沙之戰發生後，埃爾多安公然把以色列批評為「恐怖主義國家」，國內強烈同情巴人，畢竟以巴土地與及敘利亞、黎巴嫩等也是昔日鄂圖曼帝國故土，在鄰近地區發揮影響力，不但為國內所喜，也能突破突厥主義的局限。哈馬斯得此強援，喜出望外。
八、阿拉伯之春後，卡塔爾的「驅虎吞狼」外交政策
最令以色列不滿而意外的哈馬斯新盟友，卻是中東最富有的石油小國卡塔爾。卡塔爾有一個大國夢，常有驚人之舉，從創立半島電視台、主辦亞運到成功申辦2022年世界杯（雖然爆出賄賂醜聞），都顯示了天方夜譚的氣魄。但卡塔爾成為哈馬斯盟友，卻並非完全好大喜功，而是涉及自身安全：阿拉伯之春發生後，一度波及最保守的海灣產油國，沙特、阿曼等鄰國都出現示威，巴林更要流血鎮壓，卡塔爾雖然因為有高達88,000美元人均GDP的富裕、同時貧富懸殊較輕微而獨善其身，但其毫不民主的政體、王室的專制，依然可能成為革命對象。卡塔爾敏感的發現形勢已改變，溫和Vs激進中東的二元局面已不再，溫和而親美的（埃及、突尼西亞、也門等）沒有好下場，激進而反美的（利比亞、敘利亞等）也沒有好下場，穆斯林兄弟會一類民選激進勢力卻成為主流，而且其超越國界的意識形態正團結整個穆斯林世界，因此必須和這股勢力結盟，利用自身財富、軟實力、外交潛能支持他們，才得長治久安，合理化自身政體的存在。有了以上「覺悟」，卡塔爾搖身一變，成為支持阿拉伯之春的急先鋒，半島台成了各地反對派的宣傳平台，在埃及、利比亞革命尤其起了關鍵作用，卡塔爾政府對推翻卡達菲、支持敘利亞反對派都出錢、出兵、出力。對哈馬斯，卡塔爾提供了大量經援，協助當地進行大型基建，還在哈馬斯撤離敘利亞總部後，冒大不韙收容了哈馬斯的新總部。上月卡塔爾國王親自訪問加沙，成為哈馬斯2007年控制加沙以來首位到訪的國家元首，無論是以色列還是法塔赫，均酸溜溜。哈馬斯連金錢問題也解決了，挑戰以色列的本錢也就進一步增加，卡塔爾也說要聯合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迎頭痛擊」。而卡塔爾是否無條件支持各國革命？自然不是，對狀況相似的海灣油國巴林，卡塔爾就支持巴林王室鎮壓了。
九、庫爾德斯坦的「亂中立國」策略
反而以色列在區內也不是絕對孤立，其中一個被忽視的盟友，就是要立國的庫爾德人。庫爾德總人口估計超過三千萬，是全球最龐大的沒有國家的族群，主要生活在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四國邊境，他們希望建立「庫爾德斯坦國」，也就被四國視為分離主義活動。由於上述四國都是以色列敵人或對手，以色列一直對庫爾德人提供支援，包括土耳其眼中的恐怖組織「庫爾德工人黨」（PKK），以作牽制；以色列狹小的國土內，也收容了十多萬庫爾德人；一旦庫爾德斯坦立國，區內多了一個非阿拉伯人主導的大國，對以色列也有好處，何況根據《聖經》，猶太人和庫爾德人頗有淵源。支持分離主義組織制衡敵國，一直是以色列的拿手好戲，目前全非洲只有數個國家不承認巴勒斯坦，其中就包括了新近獨立的南蘇丹，因為它獨立前，接受以色列援助極多。庫爾德人也明白，立刻分裂四國而獨自立國並不務實，但先在四國國內建立國中國，只要形勢到來，卻會得到默許，就像目前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自治區已形同獨立，是伊拉克最穩定的地區，並成為支援其他三區的大本營。對庫爾德人而言，只要敘利亞、伊朗接連出現內亂，土耳其自顧不暇，就是立國的好時機。近日土耳其邊境已出現來自庫爾德人的襲擊，相信受到敘利亞支持，而《維基解密》曾披露，以色列聯合了庫爾德人破壞伊朗的核設施。只要以巴衝突繼續升溫、土耳其繼續支持哈馬斯，庫爾德人自會得到以色列的暗示，在四國的活動空間也會增加。
十、蓋達的巴勒斯坦分支混水摸魚
從中取利的，還有蓋達的巴勒斯坦分支。蓋達早已成為一個品牌，各地都有打著蓋達旗號的激進組織，而不受拉登死後的最高領袖扎瓦希里直接指揮，在利比亞、敘利亞，只要局勢一亂，他們就得到發展機會。利比亞內戰期間，卡達菲軍火庫的不少武器為激進份子所獲，其中一隊走到西非馬里，佔據了北部，成立了「阿扎瓦德獨立國」（Azawad），並以宗教原因毀壞了歷史名城廷巴圖克（Timbuktu），將激進思潮帶到撒哈拉；另一隊走到敘利亞，試圖在內戰建立勢力；還有一隊通過埃及來到加沙，和原有的激進派系合流。目前在巴勒斯坦，起碼有三隊人馬自稱「蓋達巴勒斯坦支部」，在他們眼中，管理自治政府的法塔赫腐敗頭頂，就連哈馬斯也因為「拒絕立刻實行伊斯蘭《沙里亞法》」而應予取締，天敵以色列更不在話下，因此打擊對象包括上述三方，根本沒有多少群眾支持。儘管如此，他們卻足以搞局，敗事有餘，例如其中一支「真主信徒軍」宣佈建立「加沙酋長國」，曾襲擊哈馬斯安檢總部，而這通常是以軍所為；另一支繼承伊拉克扎卡維道統的「巴勒斯坦一神論和聖戰團」曾向以色列發射火箭炮，而在以色列人心目中，所有火箭炮都是來自哈馬斯；還有一支「伊斯蘭軍」領袖在加沙被以軍以「定點清除」方式暗殺，哈馬斯難免認為是殺雞儆猴。加沙開戰，又是他們混水摸魚的時候，而當越來越多外圍玩家捲進核心的內圍，《啓示錄》的預言就教人難以安枕了。
2012年11月20日星期二
「加沙之戰」的背景，與國際秩序的重構
以巴衝突在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地帶再次激化，傷亡愈來愈多，以色列大城市接連遇襲，以方認為導火線是哈馬斯持續向以色列邊境發動火箭炮襲擊，哈馬斯則以領導人、特別是二號軍事人物「卡桑旅」（al-Qassam Brigades）領袖賈巴里（Ahmed Jabari）被重點清除為轉捩點。然而這類事件並非首次發生，危機卻在今天全面爆發，真正背景還在於一系列國際格局的調整：
一、利庫德集團、羅姆尼與奧巴馬
有評論認為，以色列是為了2013 年1 月舉行的國會大選才行動，因為對猶太人而言，以自殺式炸彈馳名的「恐怖組織」卡桑旅領袖被殺，也許比擊斃拉登更值得慶賀。這容或是以色列考量之一，但把戰事單單歸因於選舉，未免有過份簡化之嫌，畢竟現任總理、代表右翼利庫德集團的內塔尼亞胡，大選支持度一直遙遙領先，以倍數拋離其他對手，就是近日有回落跡象，要連任相信也無懸念。他選擇這時機行動，反而更可能與遙遠的美國總統選舉有關。自從奧巴馬以「事忙」為由拒見內塔尼亞胡，又把美以聯合軍演的規模降級，以顯示不認同其對伊朗等過份強硬的政策，加上內塔尼亞胡在美國大選期間支持羅姆尼，企圖影響美國國內的猶太選票，羅姆尼也選擇以色列為其外交造勢之旅的高潮、甚至公開支持以色列正式定都耶路撒冷，都令奧、內兩人不和廣為人知。奧巴馬連任，「押錯注」的內塔尼亞胡大概是除了共和黨諸金主以外最失望的人，曾批評奧巴馬在以色列背後插一刀的右翼份子也大多不是味兒，但內塔尼亞胡還是要證明自己有能力維持和美國的特殊關係，以免奧巴馬繞過以色列，自行處理伊朗問題。在這次危機，雖然奧巴馬不認同以色列動用地面部隊，但也明確支持以色列「自衛還擊」，足讓搶回主動權的內塔尼亞胡暫鬆口氣。
二、法塔赫、哈馬斯與聯合國觀察員國
在彼方，巴勒斯坦也剛舉行了地方選舉。這些年，法塔赫、哈馬斯分別控制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分裂局面持續，由於哈馬斯杯葛選舉，控制自治政府的法塔赫派系，自然在根據地約旦河西岸勝出。但就是如此，法塔赫也贏得不漂亮，11個主要地區之中只勝出6個，投票率見新低，脫離法塔赫的獨立代表更勝出不少議席，原因是西岸巴人過去一年進行了不少示威，對象不是以色列，卻是法塔赫管治下的高漲物價。法塔赫腐敗形象深入民心，無力改善經濟，又擔心哈馬斯連西岸根據地也奪去，唯有訴諸外交，現在王牌是申請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還要在11 月29 日到聯合國大會拉票。其實巴勒斯坦1974 年已獲聯合國觀察員身分（observer entity，不少國際組織均為聯合國觀察員），這次是申請成為「觀察員國」（observer state），權利是成為聯合國屬下組織沒有投票權的正式成員，與目前唯一的觀察員國梵蒂岡看齊，以彌補去年申請成為正式成員國失敗的遺憾。但背後的真正動機，卻似是為了凝聚內部支持：須知巴勒斯坦申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的一刻，正是近年法塔赫聲望的最高峰。哈馬斯此時攻擊以色列，無疑破壞了阿巴斯的部署，立刻從法塔赫手中奪回主導權，而哈馬斯一直希望自己全面掌控局面後，才取得外交成果，以證明自己內政、外交、軍事都有管治能力。阿巴斯雖然聲稱以色列此舉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以圖奪回議題，但巴人難免進一步傾向勇於正面抗擊以色列的哈馬斯。假如申請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再失敗，而加沙衝突持續，法塔赫會否被逼重新激化以與哈馬斯看齊，以免成為事件的最大輸家，值得我們關注。例如自治政府當局剛確定對已故領袖阿拉法特開棺驗屍，以證明他是否如傳聞所言被以色列慢性毒殺，就頗有與哈馬斯爭奪「烈士話語權」的意味。
三、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亮劍」？
埃及在茉莉花革命變天後，新任民選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而哈馬斯正是穆兄會昔日建立的分支之一，雖然兩者沒太多正式組織聯繫，但基層成員間交往還是十分頻繁；以色列封鎖加沙期間，哈馬斯物資來源幾乎全靠埃及。埃及以往是以色列在中東的最重要盟友，自從兩國在1979年簽訂《戴維營協議》，埃及單方面講和的態度開罪了全體阿拉伯國家，失去了納賽爾時代奠定的阿拉伯主義領袖基礎。但自被西方視為「激進」的穆兄會上台，曾兩次被穆巴拉克囚禁的穆爾西當選，埃及國策就出現大逆轉，以色列就擔心埃及與哈馬斯裏應外合。哈馬斯今年襲擊以色列的武器較從前先進，火箭炮射程和殺傷力都有所增加，更令以色列懷疑他們正獲埃及秘密武裝。當加沙爆發衝突，以色列的策略是要暴露埃及對哈馬斯的支持，讓國際輿論逼埃及收斂。哈馬斯則希望藉埃及輿論向穆爾西施壓，進一步鞏固埃及為後援，特別是有埃及士兵在衝突中死亡，更令埃及國內群情洶湧。穆爾西要宣示和前任親美總統穆巴拉克不同的獨立外交政策，重奪中東大國和阿拉伯龍頭地位，也希望多角度參與這次危機，先支持哈馬斯武裝，再主導外交斡旋，讓國際社會明白，今天唯有埃及足以約束哈馬斯，連帶對阿拉伯之春後其他由穆兄會友好管治的國家（例如突尼西亞），也有一定影響力。何況穆爾西上台後，和長期掌權的埃及軍方一直關係緊張，月前才調整了軍方最高層的任命，參與加沙軍事衝突，對他嘗試控制軍隊，應有一定幫助。
四、哈馬斯從敘利亞抽身
另外，在前總統老阿薩德年代，敘利亞曾大力支持巴勒斯坦各派系，視哈馬斯為所謂「抵抗陣營」盟友之一，哈馬斯總部就設在敘利亞境內的難民營，雖然敘利亞最支持的派系還不是哈馬斯。敘利亞爆發內戰後，政府軍與反對派都拉攏巴勒斯坦各派、特別是境內的巴勒斯坦難民，希望將之武裝起來，現任總統小阿薩德更宣傳「敘利亞戰爭與以巴衝突連成一體」，哈馬斯卻保持中立，並開始疏遠小阿薩德，令水深火熱的後者感到被背叛，終於在官方媒體狠批哈馬斯。哈馬斯作為遜尼派的穆兄會分支，以往在內政層面與敘利亞並非沒有矛盾，疏遠與什葉派結盟的執政阿拉維派、同情以遜尼派為主的反對派，也不教人意外，雖然此舉明顯是押注，判斷阿薩德不能長期維持下去，也相信敘利亞反對派上台會更有利穆兄會這一脈的發展。為此，哈馬斯受到內部一些批評，畢竟雙方曾是戰友。這時和以色列正面衝突，除可以證明自己始終如一、安撫內部和其他巴人組織當中的親敘派系，更可解釋為何要集中人力在本部，以抽身於敘利亞戰場。
五、真主黨與以色列：敘利亞內戰的蝴蝶效應
敘利亞另一盟友黎巴嫩真主黨因獲伊朗支持，卻不可能離棄阿薩德，並正努力把戰場擴大到臨近地區，包括以色列。黎巴嫩情報首長哈桑（Wissam al-Hassan）月前被神秘暗殺，轟動全中東，當地輿論普遍懷疑是敘利亞主使、真主黨執行，以讓長期被敘利亞控制、但近年局勢已平和的黎巴嫩再陷入亂局。不久前，真主黨曾派無人駕駛飛機進入以色列境內遭擊落，其網站則表示一旦出現地區衝突，會以以色列加利利地區為目標，都令以色列警惕；何況就是沒有這次危機，真主黨也不時會發放火箭炮到以色列境內。所以以色列加大震懾力量的對象不單是哈馬斯，也包括真主黨、敘利亞乃至敘國最後盟友的伊朗；內塔尼亞胡甚至曾說要直接出兵敘利亞，以免敘利亞化武落入哈馬斯、真主黨、穆兄會等手中，也曾威脅要以「先發制人」方式，處理伊朗核問題。現在以色列以加沙之名，徵召七萬五千名後備軍人，其實是內塔尼亞胡早就希望做的事。中東各國、各派系間關係錯綜複雜，假如以巴衝突和敘利亞內戰兩大熱點掛鈎，引發進一步蝴蝶效應，足以對世界和平構成真正威脅。各大國希望目前的衝突適可而止，應是衷心的。（待續）
沈旭暉 明報 2012年11月20日－上篇 [修訂完全版]
一、利庫德集團、羅姆尼與奧巴馬
有評論認為，以色列是為了2013 年1 月舉行的國會大選才行動，因為對猶太人而言，以自殺式炸彈馳名的「恐怖組織」卡桑旅領袖被殺，也許比擊斃拉登更值得慶賀。這容或是以色列考量之一，但把戰事單單歸因於選舉，未免有過份簡化之嫌，畢竟現任總理、代表右翼利庫德集團的內塔尼亞胡，大選支持度一直遙遙領先，以倍數拋離其他對手，就是近日有回落跡象，要連任相信也無懸念。他選擇這時機行動，反而更可能與遙遠的美國總統選舉有關。自從奧巴馬以「事忙」為由拒見內塔尼亞胡，又把美以聯合軍演的規模降級，以顯示不認同其對伊朗等過份強硬的政策，加上內塔尼亞胡在美國大選期間支持羅姆尼，企圖影響美國國內的猶太選票，羅姆尼也選擇以色列為其外交造勢之旅的高潮、甚至公開支持以色列正式定都耶路撒冷，都令奧、內兩人不和廣為人知。奧巴馬連任，「押錯注」的內塔尼亞胡大概是除了共和黨諸金主以外最失望的人，曾批評奧巴馬在以色列背後插一刀的右翼份子也大多不是味兒，但內塔尼亞胡還是要證明自己有能力維持和美國的特殊關係，以免奧巴馬繞過以色列，自行處理伊朗問題。在這次危機，雖然奧巴馬不認同以色列動用地面部隊，但也明確支持以色列「自衛還擊」，足讓搶回主動權的內塔尼亞胡暫鬆口氣。
二、法塔赫、哈馬斯與聯合國觀察員國
在彼方，巴勒斯坦也剛舉行了地方選舉。這些年，法塔赫、哈馬斯分別控制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分裂局面持續，由於哈馬斯杯葛選舉，控制自治政府的法塔赫派系，自然在根據地約旦河西岸勝出。但就是如此，法塔赫也贏得不漂亮，11個主要地區之中只勝出6個，投票率見新低，脫離法塔赫的獨立代表更勝出不少議席，原因是西岸巴人過去一年進行了不少示威，對象不是以色列，卻是法塔赫管治下的高漲物價。法塔赫腐敗形象深入民心，無力改善經濟，又擔心哈馬斯連西岸根據地也奪去，唯有訴諸外交，現在王牌是申請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還要在11 月29 日到聯合國大會拉票。其實巴勒斯坦1974 年已獲聯合國觀察員身分（observer entity，不少國際組織均為聯合國觀察員），這次是申請成為「觀察員國」（observer state），權利是成為聯合國屬下組織沒有投票權的正式成員，與目前唯一的觀察員國梵蒂岡看齊，以彌補去年申請成為正式成員國失敗的遺憾。但背後的真正動機，卻似是為了凝聚內部支持：須知巴勒斯坦申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的一刻，正是近年法塔赫聲望的最高峰。哈馬斯此時攻擊以色列，無疑破壞了阿巴斯的部署，立刻從法塔赫手中奪回主導權，而哈馬斯一直希望自己全面掌控局面後，才取得外交成果，以證明自己內政、外交、軍事都有管治能力。阿巴斯雖然聲稱以色列此舉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以圖奪回議題，但巴人難免進一步傾向勇於正面抗擊以色列的哈馬斯。假如申請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再失敗，而加沙衝突持續，法塔赫會否被逼重新激化以與哈馬斯看齊，以免成為事件的最大輸家，值得我們關注。例如自治政府當局剛確定對已故領袖阿拉法特開棺驗屍，以證明他是否如傳聞所言被以色列慢性毒殺，就頗有與哈馬斯爭奪「烈士話語權」的意味。
三、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亮劍」？
埃及在茉莉花革命變天後，新任民選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而哈馬斯正是穆兄會昔日建立的分支之一，雖然兩者沒太多正式組織聯繫，但基層成員間交往還是十分頻繁；以色列封鎖加沙期間，哈馬斯物資來源幾乎全靠埃及。埃及以往是以色列在中東的最重要盟友，自從兩國在1979年簽訂《戴維營協議》，埃及單方面講和的態度開罪了全體阿拉伯國家，失去了納賽爾時代奠定的阿拉伯主義領袖基礎。但自被西方視為「激進」的穆兄會上台，曾兩次被穆巴拉克囚禁的穆爾西當選，埃及國策就出現大逆轉，以色列就擔心埃及與哈馬斯裏應外合。哈馬斯今年襲擊以色列的武器較從前先進，火箭炮射程和殺傷力都有所增加，更令以色列懷疑他們正獲埃及秘密武裝。當加沙爆發衝突，以色列的策略是要暴露埃及對哈馬斯的支持，讓國際輿論逼埃及收斂。哈馬斯則希望藉埃及輿論向穆爾西施壓，進一步鞏固埃及為後援，特別是有埃及士兵在衝突中死亡，更令埃及國內群情洶湧。穆爾西要宣示和前任親美總統穆巴拉克不同的獨立外交政策，重奪中東大國和阿拉伯龍頭地位，也希望多角度參與這次危機，先支持哈馬斯武裝，再主導外交斡旋，讓國際社會明白，今天唯有埃及足以約束哈馬斯，連帶對阿拉伯之春後其他由穆兄會友好管治的國家（例如突尼西亞），也有一定影響力。何況穆爾西上台後，和長期掌權的埃及軍方一直關係緊張，月前才調整了軍方最高層的任命，參與加沙軍事衝突，對他嘗試控制軍隊，應有一定幫助。
四、哈馬斯從敘利亞抽身
另外，在前總統老阿薩德年代，敘利亞曾大力支持巴勒斯坦各派系，視哈馬斯為所謂「抵抗陣營」盟友之一，哈馬斯總部就設在敘利亞境內的難民營，雖然敘利亞最支持的派系還不是哈馬斯。敘利亞爆發內戰後，政府軍與反對派都拉攏巴勒斯坦各派、特別是境內的巴勒斯坦難民，希望將之武裝起來，現任總統小阿薩德更宣傳「敘利亞戰爭與以巴衝突連成一體」，哈馬斯卻保持中立，並開始疏遠小阿薩德，令水深火熱的後者感到被背叛，終於在官方媒體狠批哈馬斯。哈馬斯作為遜尼派的穆兄會分支，以往在內政層面與敘利亞並非沒有矛盾，疏遠與什葉派結盟的執政阿拉維派、同情以遜尼派為主的反對派，也不教人意外，雖然此舉明顯是押注，判斷阿薩德不能長期維持下去，也相信敘利亞反對派上台會更有利穆兄會這一脈的發展。為此，哈馬斯受到內部一些批評，畢竟雙方曾是戰友。這時和以色列正面衝突，除可以證明自己始終如一、安撫內部和其他巴人組織當中的親敘派系，更可解釋為何要集中人力在本部，以抽身於敘利亞戰場。
五、真主黨與以色列：敘利亞內戰的蝴蝶效應
敘利亞另一盟友黎巴嫩真主黨因獲伊朗支持，卻不可能離棄阿薩德，並正努力把戰場擴大到臨近地區，包括以色列。黎巴嫩情報首長哈桑（Wissam al-Hassan）月前被神秘暗殺，轟動全中東，當地輿論普遍懷疑是敘利亞主使、真主黨執行，以讓長期被敘利亞控制、但近年局勢已平和的黎巴嫩再陷入亂局。不久前，真主黨曾派無人駕駛飛機進入以色列境內遭擊落，其網站則表示一旦出現地區衝突，會以以色列加利利地區為目標，都令以色列警惕；何況就是沒有這次危機，真主黨也不時會發放火箭炮到以色列境內。所以以色列加大震懾力量的對象不單是哈馬斯，也包括真主黨、敘利亞乃至敘國最後盟友的伊朗；內塔尼亞胡甚至曾說要直接出兵敘利亞，以免敘利亞化武落入哈馬斯、真主黨、穆兄會等手中，也曾威脅要以「先發制人」方式，處理伊朗核問題。現在以色列以加沙之名，徵召七萬五千名後備軍人，其實是內塔尼亞胡早就希望做的事。中東各國、各派系間關係錯綜複雜，假如以巴衝突和敘利亞內戰兩大熱點掛鈎，引發進一步蝴蝶效應，足以對世界和平構成真正威脅。各大國希望目前的衝突適可而止，應是衷心的。（待續）
沈旭暉 明報 2012年11月20日－上篇 [修訂完全版]
2012年11月8日星期四
奧巴馬連任面對的十大挑戰
奧巴馬順利連任，但若不算選舉人票，他在全國層面的支持度並沒有明顯優勢，市場的反應也是持續觀望，國內潛在的制衡力量眾多，與四年前以「變革」口號入主白宮的氣勢，已不能同日而語。以下十大挑戰，分別觸及經濟、外交、內政、社會、文化等不同層面，都是他連任後立刻要思考處理的事：
1.經濟是美國選民最關心的議題，未談解決失業問題前，奧巴馬更需要先面對所謂「財政懸崖」（Fiscal Cliff）：布殊任內通過的減稅優惠將於2012年年底到期，而美國國會已通過的減赤機制也將啓動，人民稅交多了、政府開支少了，雖然可以減低赤字，卻可能出現新一波經濟危機。解決危機必須兩黨合作，但眾議院由近年甚不合作的共和黨主導，而奧巴馬拒絕一刀切稅務優惠，因為承諾了向富人多徵稅，這和共和黨理念背道而馳，這已是一個難解的結。至於共和黨表明不支持的社會福利、強制醫保等計劃，觸及預算，又是奧巴馬的心血，肯定會成為國會持續關注的大題目。
2.根據奧巴馬政綱，美國失業問題很大程度源自羅姆尼那樣的商人把資金流向國外，所以只要減低製造業的稅收，把資金吸引回來，問題就得以紓緩。但假如他做了相關措施，失業率還是居高不下，那就證明了他的假設出現問題，而不少經濟學者預言，目前的失業危機涉及美國經濟轉型，非長時間不能解決。假如失業率不能顯著下降，奧巴馬第二任期到了最後，會舉步維艱。
3.美國經濟另一個問題是貿易失衡，中美貿易逆差更成了競選議題之一，無論這是否合理，都難免提升了美國人對總統改善相關逆差的期望。中方認為，不少美國企業在中國賺了錢，都不算進取美國的相關統計，可見逆差根本不是匯率問題，但可以預計的是美國國內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只會越來越大。奧巴馬既不能像羅姆尼那樣聲稱要把中國列為「貨幣操控國」，又要回應上述期望，必須中國在一些關節暗中配合，但中國會這樣做嗎？
4.「重返亞太」是美國既定國策，無論誰當總統都不會改變，但當中國民族主義越來越熾熱，中國向美國讓步越來越難，奧巴馬任內更需要和北京建立新的溝通機制，目的是將政治和經濟議題予以分流，否則再出現中國周邊地區的主權爭議，內地輿論必會把美國捲入其中，屆時美國需要中國在經濟問題釋出善意，就更困難。如何和中國新領導層建立這種默契，是奧巴馬的一大考驗。
5.奧巴馬以訂立從阿富汗撤軍的時間表為政綱之一，這自然符合美國人民願望，但他也要應付一個十分可能出現的後果，就是美軍一走，塔利班可能重新執政，或起碼在首都以外的廣泛地區實質執政。不久前發生的巴基斯坦女孩馬拉拉被塔利班槍傷事件轟動全球，其中一個被忽略的背景，正是阿富汗的塔利班個別溫和派和美國有一定接觸，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激進派則希望在美軍撤離後繼續主導，因而需要宣示實力。如何在撤軍後避免中亞「塔利班化」，足以影響奧巴馬的根本反恐成績表，處理不慎，外交會成為下屆民主黨的軟肋。
6.奧巴馬不像布殊那樣強調輸出民主，但也不能背道而馳，問題是，現在不少落實了民主化的阿拉伯國家，都出現了民選的有反美傾向的政權，這是整個美國需要適應的事。以往不少美國人深信，民主和親西方政權是必會共同出現，現在卻發現變天後的阿拉伯各國反美情緒越來越強，那樣美國應否繼續支持這種革命？奧巴馬最擔心的是既失去國內大美國主義者的支持、又不獲阿拉伯世界諒解，那時美國就會發現，民選的反美國家比獨裁的反美國家更難應付。
7.奧巴馬因為價值觀政治，被福音派等國內保守派視為眼中釘，他們在未來四年，將不斷動員支持者在同性婚姻、墮胎合法化等議題製造社會輿論。這原來並不對奧巴馬構成真正的挑戰，但假如這類討論延伸到甚麼是美國核心價值、誰是美國人、移民政策應否改變等右派同樣關心的議題，而美國經濟持續欠佳，令道德、認同問題和經濟認同掛鈎，美國社會難免進一步撕裂。
8.奧巴馬四年前當選時，曾被期望成為跨黨派總統，以扭轉布殊的二元世界觀，但他在強行通過「奧巴馬醫改」法案一役，大大加劇了兩黨之間的失信，自此共和黨不但拒絕合作，還催生了茶黨等激進派系。當共和黨繼續主導眾議院，有茶黨背景的議員依然存在，民主黨一方也有暗中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激進成員，國會的跨黨派合作可能越來越難。加上這次羅姆尼的總得票不遜色於奧巴馬，令共和黨增加了無形資本，要部署四年後選總統的新晉，更需要通過制衡奧巴馬來表現自己。
9.談到華爾街，奧巴馬其中一個最吸引草根階層的取態，就是說要加強監管華爾街的投機行為，這無疑令討厭貧富懸殊的一般百姓興奮。問題是這類監管的具體操作極其困難，既觸及既得利益階層（和自己的潛在巨額捐款人），也不容易訂立規則去處理複雜的財技。一般人期望奧巴馬沒有了連任壓力，會對這議題大刀闊斧處理，自然容易造成期望落差。
10.奧巴馬的基本支持者，包括各式各樣的弱勢社群，他們會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各自提出大量訴求，這些都是難以應付的。特別是在美國實力越來越大的環保人士，十分期望落實奧巴馬也同樣強調的綠色能源政策，但美國此刻卻面對油價高企，假如奧巴馬再撥款發展新能源，而解決不了當前問題，共和黨就可以宣傳那套保護傳統石油企業的政策。假如奧巴馬暫緩落實新能源政綱，民間團體卻會失去耐性和信任，因為再有一個（表面上）重視這些議題、而沒有連任壓力的總統出現，乃可遇不可求。可以想像的是，奧巴馬的第二任期基本上沒有蜜月期，這四年，才是他能否成為偉大總統的真正考驗。
1.經濟是美國選民最關心的議題，未談解決失業問題前，奧巴馬更需要先面對所謂「財政懸崖」（Fiscal Cliff）：布殊任內通過的減稅優惠將於2012年年底到期，而美國國會已通過的減赤機制也將啓動，人民稅交多了、政府開支少了，雖然可以減低赤字，卻可能出現新一波經濟危機。解決危機必須兩黨合作，但眾議院由近年甚不合作的共和黨主導，而奧巴馬拒絕一刀切稅務優惠，因為承諾了向富人多徵稅，這和共和黨理念背道而馳，這已是一個難解的結。至於共和黨表明不支持的社會福利、強制醫保等計劃，觸及預算，又是奧巴馬的心血，肯定會成為國會持續關注的大題目。
2.根據奧巴馬政綱，美國失業問題很大程度源自羅姆尼那樣的商人把資金流向國外，所以只要減低製造業的稅收，把資金吸引回來，問題就得以紓緩。但假如他做了相關措施，失業率還是居高不下，那就證明了他的假設出現問題，而不少經濟學者預言，目前的失業危機涉及美國經濟轉型，非長時間不能解決。假如失業率不能顯著下降，奧巴馬第二任期到了最後，會舉步維艱。
3.美國經濟另一個問題是貿易失衡，中美貿易逆差更成了競選議題之一，無論這是否合理，都難免提升了美國人對總統改善相關逆差的期望。中方認為，不少美國企業在中國賺了錢，都不算進取美國的相關統計，可見逆差根本不是匯率問題，但可以預計的是美國國內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只會越來越大。奧巴馬既不能像羅姆尼那樣聲稱要把中國列為「貨幣操控國」，又要回應上述期望，必須中國在一些關節暗中配合，但中國會這樣做嗎？
4.「重返亞太」是美國既定國策，無論誰當總統都不會改變，但當中國民族主義越來越熾熱，中國向美國讓步越來越難，奧巴馬任內更需要和北京建立新的溝通機制，目的是將政治和經濟議題予以分流，否則再出現中國周邊地區的主權爭議，內地輿論必會把美國捲入其中，屆時美國需要中國在經濟問題釋出善意，就更困難。如何和中國新領導層建立這種默契，是奧巴馬的一大考驗。
5.奧巴馬以訂立從阿富汗撤軍的時間表為政綱之一，這自然符合美國人民願望，但他也要應付一個十分可能出現的後果，就是美軍一走，塔利班可能重新執政，或起碼在首都以外的廣泛地區實質執政。不久前發生的巴基斯坦女孩馬拉拉被塔利班槍傷事件轟動全球，其中一個被忽略的背景，正是阿富汗的塔利班個別溫和派和美國有一定接觸，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激進派則希望在美軍撤離後繼續主導，因而需要宣示實力。如何在撤軍後避免中亞「塔利班化」，足以影響奧巴馬的根本反恐成績表，處理不慎，外交會成為下屆民主黨的軟肋。
6.奧巴馬不像布殊那樣強調輸出民主，但也不能背道而馳，問題是，現在不少落實了民主化的阿拉伯國家，都出現了民選的有反美傾向的政權，這是整個美國需要適應的事。以往不少美國人深信，民主和親西方政權是必會共同出現，現在卻發現變天後的阿拉伯各國反美情緒越來越強，那樣美國應否繼續支持這種革命？奧巴馬最擔心的是既失去國內大美國主義者的支持、又不獲阿拉伯世界諒解，那時美國就會發現，民選的反美國家比獨裁的反美國家更難應付。
7.奧巴馬因為價值觀政治，被福音派等國內保守派視為眼中釘，他們在未來四年，將不斷動員支持者在同性婚姻、墮胎合法化等議題製造社會輿論。這原來並不對奧巴馬構成真正的挑戰，但假如這類討論延伸到甚麼是美國核心價值、誰是美國人、移民政策應否改變等右派同樣關心的議題，而美國經濟持續欠佳，令道德、認同問題和經濟認同掛鈎，美國社會難免進一步撕裂。
8.奧巴馬四年前當選時，曾被期望成為跨黨派總統，以扭轉布殊的二元世界觀，但他在強行通過「奧巴馬醫改」法案一役，大大加劇了兩黨之間的失信，自此共和黨不但拒絕合作，還催生了茶黨等激進派系。當共和黨繼續主導眾議院，有茶黨背景的議員依然存在，民主黨一方也有暗中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激進成員，國會的跨黨派合作可能越來越難。加上這次羅姆尼的總得票不遜色於奧巴馬，令共和黨增加了無形資本，要部署四年後選總統的新晉，更需要通過制衡奧巴馬來表現自己。
9.談到華爾街，奧巴馬其中一個最吸引草根階層的取態，就是說要加強監管華爾街的投機行為，這無疑令討厭貧富懸殊的一般百姓興奮。問題是這類監管的具體操作極其困難，既觸及既得利益階層（和自己的潛在巨額捐款人），也不容易訂立規則去處理複雜的財技。一般人期望奧巴馬沒有了連任壓力，會對這議題大刀闊斧處理，自然容易造成期望落差。
10.奧巴馬的基本支持者，包括各式各樣的弱勢社群，他們會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各自提出大量訴求，這些都是難以應付的。特別是在美國實力越來越大的環保人士，十分期望落實奧巴馬也同樣強調的綠色能源政策，但美國此刻卻面對油價高企，假如奧巴馬再撥款發展新能源，而解決不了當前問題，共和黨就可以宣傳那套保護傳統石油企業的政策。假如奧巴馬暫緩落實新能源政綱，民間團體卻會失去耐性和信任，因為再有一個（表面上）重視這些議題、而沒有連任壓力的總統出現，乃可遇不可求。可以想像的是，奧巴馬的第二任期基本上沒有蜜月期，這四年，才是他能否成為偉大總統的真正考驗。
2012年11月6日星期二
宗教與道德議題的逆轉？
【咫尺地球】美國大選另一個關鍵本土議題是宗教的影響力。由於羅姆尼所屬的摩門教在美國屬於非主流身分，美國各大民調機構特別為此做了不少相關研究，發現雖然不少美國人認為摩門教與主流基督教派有差異，乃至有近20％表示對羅姆尼的摩門教背景感到不自在（Pew於2012年7月進行的民調），但這觀感對選民的選擇幾乎沒有影響。美國摩門教領袖也十分識趣，基本上沒有參與羅姆尼的競選運動，一來是避免產生反效果，二來據說也是擔心這會算進其直接開支，影響相關稅收計算。
社會趨開放利自由派
以往每屆美國大選，媒體都會製造一個表格詳細列出候選人對宗教、價值觀議題的取態，這些一般國外評論覺得不太重要的議題，往往卻是不少美國選民的投票基礎，例如候選人是否支持墮胎合法化、同性婚姻、管制槍械等。由於美國教徒數目眾多，以往總統候選人到了關鍵階段，一般會令自己的立場向保守方向調整，以爭取最大公約數（反正自由派通常沒有其他選擇），例如自由派傾向明顯的克林頓在選舉期間、乃至總統任內都不敢支持同性婚姻，共和黨候選人也偏愛以這些問題令對手尷尬。但在過去數年，「價值觀政治」的影響卻開始逆轉，隨著年輕選民湧現，他們對墮胎、同性婚姻等的接受程度愈來愈高，傾向保守的選民則以老人為主，令自由派政客發現公開支持這些議題再不是問題，反而可能在主流社會得分，這也是奧巴馬作為首名支持同性婚姻的美國總統的政治計算。
宗教牌關鍵時刻助催票
然而從美國選情到了最後關頭膠著所見，似乎宗教、道德牌在關鍵時刻，還是幫助了宗教色彩鮮明的羅姆尼不少。在最保守的福音教派，摩門教原來被列為「邪教」，羅姆尼曾擔心得不到其支持，令極右基本盤流失，但自從羅姆尼和福音派領袖葛培理會面後，後者就答應把摩門教從邪教名單「剔除」，並派兒子葛福臨為羅姆尼助選，葛福臨則密集批評奧巴馬的同性婚姻政策。根據Pew在選前數月的持續數據，福音派教徒對羅姆尼和奧巴馬的支持度，大概是73%：20%，反映奧巴馬的相關立場和政策，已抵銷羅姆尼的摩門教效應。
另一個值得注視的數據是黑人新教徒的投票傾向。在一年半前，根據Pew的同一民調，奧巴馬在這群組的支持度高達97%，但到了今年10月，卻降至87%，此外他在白人新教徒當中的支持度，也比一年半前降低了6%，現在他和羅姆尼在這群組的差距已拉闊至調查以來最大，目前是34%：60%。奧巴馬最佔優勢的群組，就是沒有表露任何宗教信仰的一群。四年前奧巴馬爭取了一些游離宗教票，但相信在這屆會有所遞減，反映在最後關頭，宗教、價值觀等議題在美國依然有一定催票作用。
小布殊拉攏穆斯林 意外取佛州
最後，美國宗教群體也包括約1%的穆斯林選民，他們還是相對傾向奧巴馬，但兩大黨在這個選舉都沒有主動向他們拉票，似乎擔心得到穆斯林組織站台反而會令主流選民卻步。不過這種傾向並非結構性的，在2000年選舉，後來惹怒不少穆斯林的喬治布殊，卻得到約70%穆斯林選票，這是他勝出關鍵州份佛羅里達的背景之一，原因並非他有多麼懂得穆斯林，只是當年他勤力拜會美國穆斯林領袖，對手則完全漠視後者的存在，結果就有意外收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
社會趨開放利自由派
以往每屆美國大選，媒體都會製造一個表格詳細列出候選人對宗教、價值觀議題的取態，這些一般國外評論覺得不太重要的議題，往往卻是不少美國選民的投票基礎，例如候選人是否支持墮胎合法化、同性婚姻、管制槍械等。由於美國教徒數目眾多，以往總統候選人到了關鍵階段，一般會令自己的立場向保守方向調整，以爭取最大公約數（反正自由派通常沒有其他選擇），例如自由派傾向明顯的克林頓在選舉期間、乃至總統任內都不敢支持同性婚姻，共和黨候選人也偏愛以這些問題令對手尷尬。但在過去數年，「價值觀政治」的影響卻開始逆轉，隨著年輕選民湧現，他們對墮胎、同性婚姻等的接受程度愈來愈高，傾向保守的選民則以老人為主，令自由派政客發現公開支持這些議題再不是問題，反而可能在主流社會得分，這也是奧巴馬作為首名支持同性婚姻的美國總統的政治計算。
宗教牌關鍵時刻助催票
然而從美國選情到了最後關頭膠著所見，似乎宗教、道德牌在關鍵時刻，還是幫助了宗教色彩鮮明的羅姆尼不少。在最保守的福音教派，摩門教原來被列為「邪教」，羅姆尼曾擔心得不到其支持，令極右基本盤流失，但自從羅姆尼和福音派領袖葛培理會面後，後者就答應把摩門教從邪教名單「剔除」，並派兒子葛福臨為羅姆尼助選，葛福臨則密集批評奧巴馬的同性婚姻政策。根據Pew在選前數月的持續數據，福音派教徒對羅姆尼和奧巴馬的支持度，大概是73%：20%，反映奧巴馬的相關立場和政策，已抵銷羅姆尼的摩門教效應。
另一個值得注視的數據是黑人新教徒的投票傾向。在一年半前，根據Pew的同一民調，奧巴馬在這群組的支持度高達97%，但到了今年10月，卻降至87%，此外他在白人新教徒當中的支持度，也比一年半前降低了6%，現在他和羅姆尼在這群組的差距已拉闊至調查以來最大，目前是34%：60%。奧巴馬最佔優勢的群組，就是沒有表露任何宗教信仰的一群。四年前奧巴馬爭取了一些游離宗教票，但相信在這屆會有所遞減，反映在最後關頭，宗教、價值觀等議題在美國依然有一定催票作用。
小布殊拉攏穆斯林 意外取佛州
最後，美國宗教群體也包括約1%的穆斯林選民，他們還是相對傾向奧巴馬，但兩大黨在這個選舉都沒有主動向他們拉票，似乎擔心得到穆斯林組織站台反而會令主流選民卻步。不過這種傾向並非結構性的，在2000年選舉，後來惹怒不少穆斯林的喬治布殊，卻得到約70%穆斯林選票，這是他勝出關鍵州份佛羅里達的背景之一，原因並非他有多麼懂得穆斯林，只是當年他勤力拜會美國穆斯林領袖，對手則完全漠視後者的存在，結果就有意外收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
2012年11月5日星期一
新媒體的挑戰和應戰
【咫尺地球】奧巴馬在2008年大選一鳴驚人，功臣少不了他那些擅用新媒體的年輕幕僚。當時麥凱恩只在年老選民群體佔先，青年則大舉湧向奧巴馬，不少評論認為民主黨陣營以短訊、互聯網等方式拉票和籌款起了關鍵作用。及後共和黨競選機器急起直追，並在2010年中期選舉頗有斬獲，但在這次總統選舉，羅姆尼在新媒體戰場似乎依然遠遠落後給奧巴馬。根據皮尤（Pew）在過去數月的民調，談及在facebook、twitter等的關注度，奧巴馬團隊均遠勝羅姆尼團隊，奧巴馬在社交網站Reddit親自露面即時解答網友問題，更成為這屆選舉的經典時刻。假如單以網民的觀感而言，根據上述數據，奧巴馬應已壓倒性勝出。
社交網獲好評未必贏選票
然而參考其他數據後，我們卻發現新媒體不一定對奧巴馬的選情有關鍵影響。例如上述調查發現，在候選人辯論後，奧巴馬的好評在twitter最為明顯（35%相對於羅姆尼的22%），facebook則幾乎拉成均勢（40%﹕36%），在博客網站則大敗（12%﹕45%）。這反映在最即時的溝通層面，奧巴馬確能製造soundbite，容易博取短暫的掌聲，但博客一般採取較為深入的文章分析，相對不講求即時效應，對他們而言，奧巴馬就沒有優勢可言。換句話說，twitter反映的民意很難與最後選票掛勾，因為被奧巴馬即時表現或soundbite吸引的選民雖然有不少，但他們的投票意欲往往較共和黨的支持者低，反而長篇大論寫評論的網絡作者，對投票往往更著緊。
另一個有趣現象是在互聯網與候選人產生互動的選民，一般不是關注被認為是最重要、最主流的議題，即美國經濟。根據上述民調，雖然兩名候選人在自己的社交網站都大談經濟，但奧巴馬得到最多回應的題目，卻是關於移民、婦女、老兵；羅姆尼最獲回應的，則是醫療改革和老兵。這反映一些在直播辯論未有機會深入探討的議題，往往在新媒體成為主戰場，但假如候選人過分著重這些議題，卻可能忽略主流選民。如何拿捏分寸，並不容易掌握。
奧巴馬網上吸票優勢成疑
不過最值得注意的，還是新媒體與負面文宣的關係。根據上述民調，無論是奧巴馬還是羅姆尼，在新媒體得到的負評和嘲弄都遠超傳統媒體，而且根據歷年傳統，兩黨分別舉行黨團大會時，主流媒體都傾向給予正評，但這效應在新媒體幾乎完全沒有出現。辯論的一時失語、競選廣告的爭議，在新媒體都會迅速擴大，並成為廣傳信息，但有趣的是，即使候選人的這些信息不斷收到負評，卻不一定在全國層面的民調得到反映。例如羅姆尼在最後階段氣勢如虹，他的新媒體負評同樣層出不窮。
由此可見，民主黨雖然較懂得利用新媒體，但不同4年前，這次再沒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上屆被新媒體吸引出來的選民都變成了奧巴馬的支持者，要再催生新票源並不容易。加上共和黨的新媒體也做到了基本要求，奧巴馬的網上優勢能否化成選票，頗成疑問。反而由於共和黨支持者一般投票意欲較高、意識形態傾向也較強，只要上一代老去，新一代支持者浮現，屆時他們利用新媒體的攻勢，在講求負面文宣的戰場，有可能迎頭趕上。
公眾人物政治影響力大增
最後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新媒體的興起，造就了美國公眾人物的政治影響力大增。以往自然也有不少明星為候選人站台，但必須靠主流媒體報道，篇幅也有限，但有了社交網站，他們就可以直接向數以百萬計的粉絲輸送支持某候選人的理據和信息，並隨之互動。站在非粉絲的角度，你大概不會注意某明星支持某人，但當你在社交網站收到朋友分享這明星支持某人的具體說話，卻容易感受到羊群效應。因此在互聯網關注度高、粉絲數目多的人，哪怕是一些沒有全國性知名度的，卻都成了候選人團隊爭相拉攏的對象。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
社交網獲好評未必贏選票
然而參考其他數據後，我們卻發現新媒體不一定對奧巴馬的選情有關鍵影響。例如上述調查發現，在候選人辯論後，奧巴馬的好評在twitter最為明顯（35%相對於羅姆尼的22%），facebook則幾乎拉成均勢（40%﹕36%），在博客網站則大敗（12%﹕45%）。這反映在最即時的溝通層面，奧巴馬確能製造soundbite，容易博取短暫的掌聲，但博客一般採取較為深入的文章分析，相對不講求即時效應，對他們而言，奧巴馬就沒有優勢可言。換句話說，twitter反映的民意很難與最後選票掛勾，因為被奧巴馬即時表現或soundbite吸引的選民雖然有不少，但他們的投票意欲往往較共和黨的支持者低，反而長篇大論寫評論的網絡作者，對投票往往更著緊。
另一個有趣現象是在互聯網與候選人產生互動的選民，一般不是關注被認為是最重要、最主流的議題，即美國經濟。根據上述民調，雖然兩名候選人在自己的社交網站都大談經濟，但奧巴馬得到最多回應的題目，卻是關於移民、婦女、老兵；羅姆尼最獲回應的，則是醫療改革和老兵。這反映一些在直播辯論未有機會深入探討的議題，往往在新媒體成為主戰場，但假如候選人過分著重這些議題，卻可能忽略主流選民。如何拿捏分寸，並不容易掌握。
奧巴馬網上吸票優勢成疑
不過最值得注意的，還是新媒體與負面文宣的關係。根據上述民調，無論是奧巴馬還是羅姆尼，在新媒體得到的負評和嘲弄都遠超傳統媒體，而且根據歷年傳統，兩黨分別舉行黨團大會時，主流媒體都傾向給予正評，但這效應在新媒體幾乎完全沒有出現。辯論的一時失語、競選廣告的爭議，在新媒體都會迅速擴大，並成為廣傳信息，但有趣的是，即使候選人的這些信息不斷收到負評，卻不一定在全國層面的民調得到反映。例如羅姆尼在最後階段氣勢如虹，他的新媒體負評同樣層出不窮。
由此可見，民主黨雖然較懂得利用新媒體，但不同4年前，這次再沒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上屆被新媒體吸引出來的選民都變成了奧巴馬的支持者，要再催生新票源並不容易。加上共和黨的新媒體也做到了基本要求，奧巴馬的網上優勢能否化成選票，頗成疑問。反而由於共和黨支持者一般投票意欲較高、意識形態傾向也較強，只要上一代老去，新一代支持者浮現，屆時他們利用新媒體的攻勢，在講求負面文宣的戰場，有可能迎頭趕上。
公眾人物政治影響力大增
最後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新媒體的興起，造就了美國公眾人物的政治影響力大增。以往自然也有不少明星為候選人站台，但必須靠主流媒體報道，篇幅也有限，但有了社交網站，他們就可以直接向數以百萬計的粉絲輸送支持某候選人的理據和信息，並隨之互動。站在非粉絲的角度，你大概不會注意某明星支持某人，但當你在社交網站收到朋友分享這明星支持某人的具體說話，卻容易感受到羊群效應。因此在互聯網關注度高、粉絲數目多的人，哪怕是一些沒有全國性知名度的，卻都成了候選人團隊爭相拉攏的對象。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
2012年11月4日星期日
少數族裔的抉擇
近年美國族群議題愈來愈為世界各國重視，但其實在美國本土，早在冷戰結束後，「大美國主義者」一片樂觀之時，已有不少右翼學者、評論員對此感到不安。例如以發表「文明衝突論」廣為人知的亨廷頓教授，生前曾出版著作《我們是誰》，擔心新移民後裔和自由派會合力摧眦美國（「我們」）的核心價值。當美國白人出生率持續下降，非洲裔、拉丁裔人口持續上升，白人數十年內就會成為美國少數族群，這趨勢對總統大選有何影響？
白人減少共和黨恐變在野黨
表面上，民主黨自然是上述趨勢的受惠者，因為主要少數族群都明顯傾向形象相對多元的民主黨。以非洲裔美國人為例，上屆他們投票給奧巴馬的高達95％，就是1992年投給克林頓的也高達82％，成了共和黨最難拉攏的族群，哪怕共和黨曾推出一些標誌性黑人代言人參選，也扭轉不了它代表白人利益和最富有階級的形象。至於出生率和移民數目同樣驚人的拉丁裔美國人，上屆投給奧巴馬和麥凱恩的比率是67%：31%，亞裔則是62％：35%。在這屆選舉，一般民調預測奧巴馬大概能維持上屆在少數族裔票源的優勢，羅姆尼的摩門教背景、白人富豪形象，加上在外交議題連連出醜，也不利他拉攏非白人群體。難怪不少共和黨人擔心假如他們再不轉型，在人口結構此消彼長下，在未來政壇只會成為永遠的在野黨。
拉攏亞裔比想像中容易
但當我們仔細閱讀數字，卻發現現實世界並非這麼簡單。在2004年，布殊連任成功的一大關鍵，就是得到為數不少的拉丁裔選民支持：他和民主黨對手克里的拉丁裔支持度是45%：55%，而在四年前，他和民主黨戈爾的拉丁票比率卻是35%：65%。換句話說，在2004年，民主黨流失了大約10％的拉丁票，他們被認為是最重視宗教道德、倫理價值的一群拉丁裔人，布殊因為任內強勢支持保守價值，加上曾長期擔任和墨西哥接壤的得州州長，贏得不少歡心；相反克里比起戈爾、奧巴馬都缺少代表弱勢社群的色彩，就鞏固不了民主黨基本盤。再以亞裔為例，在1992年，他們原來是以55%：31%支持共和黨的老布殊，因為以往移民美國的亞裔不少是為了逃避中國、越南、北韓等共產政權，意識形態相對傾向共和黨，加上老布殊曾任駐華大使，也令一些亞裔人士感到親切。
這些數字，都反映共和黨日後不一定對族群議題無計可施。其實拉丁裔和亞裔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一向相對保守，其實更接近共和黨的若干核心價值，只要共和黨未來重點推出拉丁裔候選人，再度身訂做政綱，例如以關注拉丁美洲、而不是中東為外交重點，不難異軍突起。須知目前共和黨已有兩名拉丁裔州長，分別代表新墨西哥州和內華達州，也有一名拉丁裔參議員，他們都是未來選總統的黑馬。至於亞裔的平均學歷及收入，甚至比美國白人更高，相對不大看重民主黨的福利政策，投票傾向還有很大可塑性，只要共和黨找到合適的代言人，有了老布殊的數據打氣，拉攏亞裔也可能比想像中容易。
拉丁裔亞裔票源左右大局
從羅姆尼陣營不惜犯下美國政治禁忌，公開說「共和黨鮑威爾支持奧巴馬是因為二人有共同膚色」可見，共和黨目前已幾乎放棄黑人選票，這也是共和黨高層感到徒勞無功的戰場，但只要它在未來四年能拓展拉丁裔和亞裔票源，兩黨均勢就足以維持下去。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白人減少共和黨恐變在野黨
表面上，民主黨自然是上述趨勢的受惠者，因為主要少數族群都明顯傾向形象相對多元的民主黨。以非洲裔美國人為例，上屆他們投票給奧巴馬的高達95％，就是1992年投給克林頓的也高達82％，成了共和黨最難拉攏的族群，哪怕共和黨曾推出一些標誌性黑人代言人參選，也扭轉不了它代表白人利益和最富有階級的形象。至於出生率和移民數目同樣驚人的拉丁裔美國人，上屆投給奧巴馬和麥凱恩的比率是67%：31%，亞裔則是62％：35%。在這屆選舉，一般民調預測奧巴馬大概能維持上屆在少數族裔票源的優勢，羅姆尼的摩門教背景、白人富豪形象，加上在外交議題連連出醜，也不利他拉攏非白人群體。難怪不少共和黨人擔心假如他們再不轉型，在人口結構此消彼長下，在未來政壇只會成為永遠的在野黨。
拉攏亞裔比想像中容易
但當我們仔細閱讀數字，卻發現現實世界並非這麼簡單。在2004年，布殊連任成功的一大關鍵，就是得到為數不少的拉丁裔選民支持：他和民主黨對手克里的拉丁裔支持度是45%：55%，而在四年前，他和民主黨戈爾的拉丁票比率卻是35%：65%。換句話說，在2004年，民主黨流失了大約10％的拉丁票，他們被認為是最重視宗教道德、倫理價值的一群拉丁裔人，布殊因為任內強勢支持保守價值，加上曾長期擔任和墨西哥接壤的得州州長，贏得不少歡心；相反克里比起戈爾、奧巴馬都缺少代表弱勢社群的色彩，就鞏固不了民主黨基本盤。再以亞裔為例，在1992年，他們原來是以55%：31%支持共和黨的老布殊，因為以往移民美國的亞裔不少是為了逃避中國、越南、北韓等共產政權，意識形態相對傾向共和黨，加上老布殊曾任駐華大使，也令一些亞裔人士感到親切。
這些數字，都反映共和黨日後不一定對族群議題無計可施。其實拉丁裔和亞裔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一向相對保守，其實更接近共和黨的若干核心價值，只要共和黨未來重點推出拉丁裔候選人，再度身訂做政綱，例如以關注拉丁美洲、而不是中東為外交重點，不難異軍突起。須知目前共和黨已有兩名拉丁裔州長，分別代表新墨西哥州和內華達州，也有一名拉丁裔參議員，他們都是未來選總統的黑馬。至於亞裔的平均學歷及收入，甚至比美國白人更高，相對不大看重民主黨的福利政策，投票傾向還有很大可塑性，只要共和黨找到合適的代言人，有了老布殊的數據打氣，拉攏亞裔也可能比想像中容易。
拉丁裔亞裔票源左右大局
從羅姆尼陣營不惜犯下美國政治禁忌，公開說「共和黨鮑威爾支持奧巴馬是因為二人有共同膚色」可見，共和黨目前已幾乎放棄黑人選票，這也是共和黨高層感到徒勞無功的戰場，但只要它在未來四年能拓展拉丁裔和亞裔票源，兩黨均勢就足以維持下去。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2012年10月22日星期一
「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五）：「剩餘主權」與阿布穆薩島
伊朗和阿聯酋在波斯灣阿布穆薩島的「平行主權」默契持續了20年，到1992年，被伊朗什葉派政權單方面改變，但也沒徹底解決主權問題。自此阿布穆薩現狀不再是「平行主權」，卻衍化了「剩餘主權論」的變種出來。
伊朗控小島允分石油收入
所謂「剩餘主權」不單是學術名詞，在國際關係的正式現實政治也曾出現，起源為美國在二戰後托管沖繩，日本要求保留對沖繩的「剩餘主權」，1961年，美國總統甘迺迪正式與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簽訂聯合聲明，同意日本對琉球持有「剩餘主權」，並歡迎日本在琉球問題參與合作。當時台方拒絕承認「剩餘主權論」，北京卻支持「琉球人民反美回歸日本的鬥爭」，但「剩餘主權」是什麼僅是約定俗成，沒明確法律效力。我們且先回到阿布穆薩島的故事。
1992年除了是冷戰結束不久，也是海灣戰爭後，伊朗宿敵伊拉克戰敗、被趕離科威特之時。伊朗失去了伊拉克的制衡，開始在區域獨大，加上擔心自己會成為西方聯軍下一目標，認為是時機獨自控制阿布穆薩島這戰略重鎮。伊朗的島上駐軍驅逐了所有阿聯酋設施的員工，包括醫院、學校、發電廠等工人（阿聯酋基本上沒有本土工人做這些工作，都是使用南亞外勞），接着宣布完全擁有阿布穆薩主權，大幅加強島上駐軍，限制他國人口登陸，目標顯然是針對西方。
但伊朗同時留有一手。雖然上述行動已徹底違背了1971年伊朗與沙迦酋長國的《備忘錄》，伊朗卻表示願意根據其友好精神，繼續約定俗成地與沙迦平分阿布穆薩島的石油收入，雖然雙方沒有以「剩餘主權」形容之，實際卻是那麼回事。阿聯酋口頭上自然不斷抗議，但由於伊朗此舉基本上不損及其利益（那可是沙迦這小酋長國的主要石油收入），而且還讓阿聯酋離開了西方與伊朗衝突的最前線，國內真正要求「光復領土」的強硬派其實不多，最務實的迪拜酋長，就最反對整個阿聯酋再談阿布穆薩問題。伊朗這樣做，雖說是為免過分刺激鄰國，但畢竟容許了其控制的阿布穆薩主權透有一些孔洞，讓阿聯酋的「剩餘主權」分一杯羹，阿聯酋也依然可嘗試憑此翻案，雙方也是各取所需。與「平行主權」不同的是，「剩餘主權」更難有正式條約憑藉具體內容，只能靠片面合作聲明，乃至從前條約遺下的約定俗成執行，理論上可隨時單方面取締。
內地專家提「後918釣魚台」概念
再回到釣魚台的案例。表面上，在國際社會中，中國對主權的演繹是最刻版的，在可見將來，任何形式的「重疊主權論」都不可能被官方公開接受，但短期內折衷地借用這幾天談及的部分概念的神髓，只要不用公開背書，卻不一定為北京所排斥。筆者不久前參與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主辦的釣魚台研討會，與會者都是兩岸四地國際關係學者、前外交官，與外交部有一定聯繫。
不少講者一方面肯定中國持有釣魚台主權，另一方面卻提出「後918釣魚台」這概念，認為「後918時代」的釣魚台海域已由中方參與共同管理，中方船隻能隨便進出、護人，與「前918時代」的日本單獨實質控制不同，已是部分改變了現狀；由於時間在崛起的中國一邊，所以不必急於改變其他現狀，還是應先穩定局面再說。這觀點未必為激進民族主義者接受，但頗得國內溫和理性聲音認同，對這類理性聲音能集體發聲、並為官方接受，是令人欣慰的。
換句話說，假如日方在釣魚台長期不執行（或無力執行）拘捕進入海域的中國漁民，中方亦長期不執行（或無力執行）佔領土地，雖然雙方政府都堅持擁有完全主權，但在第三國眼中，這卻會慢慢變成約定俗成，直到下一波衝突開始。
現在雙方堅持擁有釣魚台主權、而在沒有備忘錄的的前提下，實質容許對方在個別範疇活動，中方對內可說是近月果敢行動已改變了現狀，日方對內也可說是購島成功，這默契與上述理論的部分假設，頗為異曲同工。
這個有中日特色的現狀叫什麼「模式」或「理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會長期延續下去、邁向進一步制度化、還是返回衝突的原型，足以根本影響區域安全。如何造化，就要看雙方政府和民間智慧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伊朗控小島允分石油收入
所謂「剩餘主權」不單是學術名詞，在國際關係的正式現實政治也曾出現，起源為美國在二戰後托管沖繩，日本要求保留對沖繩的「剩餘主權」，1961年，美國總統甘迺迪正式與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簽訂聯合聲明，同意日本對琉球持有「剩餘主權」，並歡迎日本在琉球問題參與合作。當時台方拒絕承認「剩餘主權論」，北京卻支持「琉球人民反美回歸日本的鬥爭」，但「剩餘主權」是什麼僅是約定俗成，沒明確法律效力。我們且先回到阿布穆薩島的故事。
1992年除了是冷戰結束不久，也是海灣戰爭後，伊朗宿敵伊拉克戰敗、被趕離科威特之時。伊朗失去了伊拉克的制衡，開始在區域獨大，加上擔心自己會成為西方聯軍下一目標，認為是時機獨自控制阿布穆薩島這戰略重鎮。伊朗的島上駐軍驅逐了所有阿聯酋設施的員工，包括醫院、學校、發電廠等工人（阿聯酋基本上沒有本土工人做這些工作，都是使用南亞外勞），接着宣布完全擁有阿布穆薩主權，大幅加強島上駐軍，限制他國人口登陸，目標顯然是針對西方。
但伊朗同時留有一手。雖然上述行動已徹底違背了1971年伊朗與沙迦酋長國的《備忘錄》，伊朗卻表示願意根據其友好精神，繼續約定俗成地與沙迦平分阿布穆薩島的石油收入，雖然雙方沒有以「剩餘主權」形容之，實際卻是那麼回事。阿聯酋口頭上自然不斷抗議，但由於伊朗此舉基本上不損及其利益（那可是沙迦這小酋長國的主要石油收入），而且還讓阿聯酋離開了西方與伊朗衝突的最前線，國內真正要求「光復領土」的強硬派其實不多，最務實的迪拜酋長，就最反對整個阿聯酋再談阿布穆薩問題。伊朗這樣做，雖說是為免過分刺激鄰國，但畢竟容許了其控制的阿布穆薩主權透有一些孔洞，讓阿聯酋的「剩餘主權」分一杯羹，阿聯酋也依然可嘗試憑此翻案，雙方也是各取所需。與「平行主權」不同的是，「剩餘主權」更難有正式條約憑藉具體內容，只能靠片面合作聲明，乃至從前條約遺下的約定俗成執行，理論上可隨時單方面取締。
內地專家提「後918釣魚台」概念
再回到釣魚台的案例。表面上，在國際社會中，中國對主權的演繹是最刻版的，在可見將來，任何形式的「重疊主權論」都不可能被官方公開接受，但短期內折衷地借用這幾天談及的部分概念的神髓，只要不用公開背書，卻不一定為北京所排斥。筆者不久前參與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主辦的釣魚台研討會，與會者都是兩岸四地國際關係學者、前外交官，與外交部有一定聯繫。
不少講者一方面肯定中國持有釣魚台主權，另一方面卻提出「後918釣魚台」這概念，認為「後918時代」的釣魚台海域已由中方參與共同管理，中方船隻能隨便進出、護人，與「前918時代」的日本單獨實質控制不同，已是部分改變了現狀；由於時間在崛起的中國一邊，所以不必急於改變其他現狀，還是應先穩定局面再說。這觀點未必為激進民族主義者接受，但頗得國內溫和理性聲音認同，對這類理性聲音能集體發聲、並為官方接受，是令人欣慰的。
換句話說，假如日方在釣魚台長期不執行（或無力執行）拘捕進入海域的中國漁民，中方亦長期不執行（或無力執行）佔領土地，雖然雙方政府都堅持擁有完全主權，但在第三國眼中，這卻會慢慢變成約定俗成，直到下一波衝突開始。
現在雙方堅持擁有釣魚台主權、而在沒有備忘錄的的前提下，實質容許對方在個別範疇活動，中方對內可說是近月果敢行動已改變了現狀，日方對內也可說是購島成功，這默契與上述理論的部分假設，頗為異曲同工。
這個有中日特色的現狀叫什麼「模式」或「理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會長期延續下去、邁向進一步制度化、還是返回衝突的原型，足以根本影響區域安全。如何造化，就要看雙方政府和民間智慧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2012年10月21日星期日
「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四）：「平行主權」與阿布穆薩島
與日前提及的「聯合主權」案例不同，「平行主權」的交涉雙方雖然也會簽訂條約或備忘錄，但一般不會承認對方主張的主權，只會像活在平行時空那樣，一方面自稱擁有爭議土地的全部主權，另一方面根據條約，讓對方控制土地的某個範疇，這樣對內對外，都能自圓其說。當中最著名的例子，出現在波斯灣的阿布穆薩島（Abu Musa）。
伊朗與阿聯酋爭小島
阿布穆薩島位於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的重要戰略位置，海域有豐富石油資源，歷史上長期屬於波斯（今日伊朗）管治。19世紀末，英國勢力進入波斯灣，把一批波斯灣沿岸的酋長國通過簽訂「休戰協定」變成保護國，也在1921年順道佔領阿布穆薩島，將之與接受英國保護的沙迦酋長國（Sharjah）一同管理──雖然法源不同，也教人想起美國托管琉球群島時一併管治釣魚台的歷史。相對於其他英國殖民地，這些被稱為「休戰諸國」（Trucial States）的酋長國保留了較多自主權，雖然英國負責外交，但酋長對外也有一定私人網絡可供活動。英國在1960年代部署撤離波斯灣，正式將阿布穆薩島交給休戰諸國之一的沙迦酋長國（Sharjah），直到1971年，休戰諸國組成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迦即為其成員國之一。
伊朗有見及此，宣布要重新確立對阿布穆薩島的主權，認為此島為伊朗「自古以來」的領土，更暗示不惜以武力解決。當時管治伊朗的，並非今天被視為西方威脅的什葉派領袖，而是親美的巴列維國王（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與英國和阿聯酋各酋長國尚能對話。巴列維剛在1971年10月舉辦了極其鋪張的「波斯帝國立國2500周年大典」，自居波斯傳奇大流士大帝接班人，這樣的聲勢，要奪取一個小島，自以為是手到拿來。為免觸發戰爭，雙方和英國都希望和平解決。
各持己見的共識
於是在阿聯酋成立前兩日，伊朗和沙迦在1971年11月30日簽訂《諒解備忘錄》，兩國同意伊朗在阿布穆薩島駐軍，沙迦則在島上設立警察局（延伸含義是讓沙迦負責島上民間設施），兩國國旗各自在被認可的地方飄揚。雖然雙方沒有對主權誰屬下定論，卻共同同意把阿布穆薩島的領海劃在國際慣用的12海哩，同意兩國國民在領海有共同捕魚權。此外，最重要的是兩國同意以50：50方式，平分屬於阿布穆薩水域開採出來的能源收入，至於負責開採石油的則是一間公司。於是伊朗軍隊進入阿布穆薩島，雖然部分阿拉伯民兵曾反抗，沙迦王室卻在島上迎接，事件基本上算是和平解決。
自此，伊朗和阿聯酋繼續分別聲稱擁有阿布穆薩主權，阿聯酋更多次提出要訴諸國際法庭而不果。但最有趣的是，這份《備忘錄》第一句清楚明白：「在雙方都不放棄自己對阿布穆薩島的主張、及不承認對方主張的前提下」達成下述共識，換句話說，兩國基於《備忘錄》，默許了「平行持有」阿布穆薩主權，分別負責阿布穆薩的不同範疇，在這些範疇互不重疊，對內則解釋為「自己既已持有該島主權，也不妨讓對方協助管治」。這個「平行主權」模式，在此後20年大體相安無事，即使伊拉克以「支持阿聯酋完全收復阿布穆薩島」為發動兩伊戰爭的理由之一，阿聯酋也沒輕舉妄動。直到1992年，才有另一個模式出現。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伊朗與阿聯酋爭小島
阿布穆薩島位於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的重要戰略位置，海域有豐富石油資源，歷史上長期屬於波斯（今日伊朗）管治。19世紀末，英國勢力進入波斯灣，把一批波斯灣沿岸的酋長國通過簽訂「休戰協定」變成保護國，也在1921年順道佔領阿布穆薩島，將之與接受英國保護的沙迦酋長國（Sharjah）一同管理──雖然法源不同，也教人想起美國托管琉球群島時一併管治釣魚台的歷史。相對於其他英國殖民地，這些被稱為「休戰諸國」（Trucial States）的酋長國保留了較多自主權，雖然英國負責外交，但酋長對外也有一定私人網絡可供活動。英國在1960年代部署撤離波斯灣，正式將阿布穆薩島交給休戰諸國之一的沙迦酋長國（Sharjah），直到1971年，休戰諸國組成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迦即為其成員國之一。
伊朗有見及此，宣布要重新確立對阿布穆薩島的主權，認為此島為伊朗「自古以來」的領土，更暗示不惜以武力解決。當時管治伊朗的，並非今天被視為西方威脅的什葉派領袖，而是親美的巴列維國王（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與英國和阿聯酋各酋長國尚能對話。巴列維剛在1971年10月舉辦了極其鋪張的「波斯帝國立國2500周年大典」，自居波斯傳奇大流士大帝接班人，這樣的聲勢，要奪取一個小島，自以為是手到拿來。為免觸發戰爭，雙方和英國都希望和平解決。
各持己見的共識
於是在阿聯酋成立前兩日，伊朗和沙迦在1971年11月30日簽訂《諒解備忘錄》，兩國同意伊朗在阿布穆薩島駐軍，沙迦則在島上設立警察局（延伸含義是讓沙迦負責島上民間設施），兩國國旗各自在被認可的地方飄揚。雖然雙方沒有對主權誰屬下定論，卻共同同意把阿布穆薩島的領海劃在國際慣用的12海哩，同意兩國國民在領海有共同捕魚權。此外，最重要的是兩國同意以50：50方式，平分屬於阿布穆薩水域開採出來的能源收入，至於負責開採石油的則是一間公司。於是伊朗軍隊進入阿布穆薩島，雖然部分阿拉伯民兵曾反抗，沙迦王室卻在島上迎接，事件基本上算是和平解決。
自此，伊朗和阿聯酋繼續分別聲稱擁有阿布穆薩主權，阿聯酋更多次提出要訴諸國際法庭而不果。但最有趣的是，這份《備忘錄》第一句清楚明白：「在雙方都不放棄自己對阿布穆薩島的主張、及不承認對方主張的前提下」達成下述共識，換句話說，兩國基於《備忘錄》，默許了「平行持有」阿布穆薩主權，分別負責阿布穆薩的不同範疇，在這些範疇互不重疊，對內則解釋為「自己既已持有該島主權，也不妨讓對方協助管治」。這個「平行主權」模式，在此後20年大體相安無事，即使伊拉克以「支持阿聯酋完全收復阿布穆薩島」為發動兩伊戰爭的理由之一，阿聯酋也沒輕舉妄動。直到1992年，才有另一個模式出現。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2012年10月20日星期六
「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三）：瓦努阿圖的英法共治模式
在西方殖民擴張時代，一些殖民地也曾有共管的歷史，採用的自然難以是「雉雞島模式」的「輪替式聯合主權」，而是「共治式聯合主權」，當中主要是過渡期的臨時安排，不過長期維持的聯合主權也有案例。例如今天香港人熟悉的瓦努阿圖，在1980年獨立前，就長期作為英法兩國的共同殖民地「新赫布里底群島」（New Hebrides），其制度之複雜，今人已難以想像。
瓦努阿圖的英法共治殖民史
在太平洋島嶼當中，瓦努阿圖面積並不算小，在19世紀成了英法在太平洋擴張的前線爭奪點，兩國在島上都建立了勢力範圍。後來兩國明白不值得為瓦努阿圖開戰（不久前英國、美國與德國才捲入鄰近的薩摩亞內戰），就在1887年在當地成立聯合海軍委員會，負責相互溝通和維持秩序，對象主要是本國僑民。1906年，英法正式在倫敦簽署協議，達成共識共同持有瓦努阿圖主權，自此這塊殖民地內部就實行「一國（或曰一地）兩制」，設有英法社區，分別有英法的教育、警察、監獄、郵票、貨幣、海關、醫療等制度，也分別有英法殖民政府，雙方的一切人員數目甚至要絕對相等。當地居民和遊客在法庭上，可選擇以英國法律還是法國法律審理，原住民還可要求在另一個「聯合法院」以當地法律受審，法官由英法委任，但院長卻由毫不相干的西班牙國王任命，以免打破英法平衡。
行政效率低當地人不明「共治」
可以預計的是，這些官員連使用同一語言溝通也成問題，自然令瓦努阿圖行政效率極低，有時反而還要依靠當地人勉強充當翻譯。英法兩制多年來的矛盾，製造了不少社會不穩定源頭，儘管英法共治的主要對象早期只是各自的僑民，但到了後期，自然也在本土社會製造了親英、親法、仇英、仇法等勢力。早期瓦努阿圖人的祖先，被規定英、法國籍都不能歸化，技術上屬於「無國籍人士」，出國需要雙方共同簽訂的身分證明，不少當地人對什麼是「共治」毫不明白，據瓦努阿圖商務公署在香港的辦公室介紹，當地人甚至以為英女王和法國總統是在實行「夫妻共治制」。
但到了後期，瓦努阿圖精英階層開始湧現，共治的問題也逐漸浮現，特別是法國並不希望瓦努阿圖獨立，擔心這會導致法國大洋洲屬地的骨牌效應，而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大溪地等，都是重要國家利益所在。英國對「瓦獨」樂觀其成，法國則消極抵抗，有意讓法控區維持殖民身分，也曾支持親法勢力抗爭，後者更打了一場戲劇性的所謂「椰子戰爭」。到了瓦努阿圖獨立，也把這些問題繼承過去，現在依然是英、法雙語並用，兩制遺產也同時存在，有意移民當地的朋友，對此不可不察。
英、西以聯合主權解決直布羅陀問題不果
這類案例並非歷史典故，而是有現實價值的。近年英國就曾主動考慮以聯合主權方式，放棄獨自控制殖民地直布羅陀（其陸地面積與釣魚台差不多），改為與西班牙共同持有其主權，以解決這個令兩國關係始終欠佳的問題。為此兩國秘密談判多時，也達成了初步共識。然而直布羅陀本地人雖非由英國移民主導，英裔、西裔人口數目幾乎相等，卻已建立了「直布羅陀人」的身分認同，極反對併入西班牙，他們早於1967年就以99.19％的比例否決與西班牙「統一」。這次面對「共治式聯合主權」方案也不接受，於是在2002年舉辦公投，結果又以98.48％的一面倒姿態，否決這個提案。英國為了尊重民意，只得把計劃作罷。至今直布羅陀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因為西班牙反對，既不能像其他英國殖民地那樣加入不涉及主權的國際組織，也不能與西班牙達成諒解協議，也許更新版本的共治式聯合主權方案，還會借屍還魂地回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瓦努阿圖的英法共治殖民史
在太平洋島嶼當中，瓦努阿圖面積並不算小，在19世紀成了英法在太平洋擴張的前線爭奪點，兩國在島上都建立了勢力範圍。後來兩國明白不值得為瓦努阿圖開戰（不久前英國、美國與德國才捲入鄰近的薩摩亞內戰），就在1887年在當地成立聯合海軍委員會，負責相互溝通和維持秩序，對象主要是本國僑民。1906年，英法正式在倫敦簽署協議，達成共識共同持有瓦努阿圖主權，自此這塊殖民地內部就實行「一國（或曰一地）兩制」，設有英法社區，分別有英法的教育、警察、監獄、郵票、貨幣、海關、醫療等制度，也分別有英法殖民政府，雙方的一切人員數目甚至要絕對相等。當地居民和遊客在法庭上，可選擇以英國法律還是法國法律審理，原住民還可要求在另一個「聯合法院」以當地法律受審，法官由英法委任，但院長卻由毫不相干的西班牙國王任命，以免打破英法平衡。
行政效率低當地人不明「共治」
可以預計的是，這些官員連使用同一語言溝通也成問題，自然令瓦努阿圖行政效率極低，有時反而還要依靠當地人勉強充當翻譯。英法兩制多年來的矛盾，製造了不少社會不穩定源頭，儘管英法共治的主要對象早期只是各自的僑民，但到了後期，自然也在本土社會製造了親英、親法、仇英、仇法等勢力。早期瓦努阿圖人的祖先，被規定英、法國籍都不能歸化，技術上屬於「無國籍人士」，出國需要雙方共同簽訂的身分證明，不少當地人對什麼是「共治」毫不明白，據瓦努阿圖商務公署在香港的辦公室介紹，當地人甚至以為英女王和法國總統是在實行「夫妻共治制」。
但到了後期，瓦努阿圖精英階層開始湧現，共治的問題也逐漸浮現，特別是法國並不希望瓦努阿圖獨立，擔心這會導致法國大洋洲屬地的骨牌效應，而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大溪地等，都是重要國家利益所在。英國對「瓦獨」樂觀其成，法國則消極抵抗，有意讓法控區維持殖民身分，也曾支持親法勢力抗爭，後者更打了一場戲劇性的所謂「椰子戰爭」。到了瓦努阿圖獨立，也把這些問題繼承過去，現在依然是英、法雙語並用，兩制遺產也同時存在，有意移民當地的朋友，對此不可不察。
英、西以聯合主權解決直布羅陀問題不果
這類案例並非歷史典故，而是有現實價值的。近年英國就曾主動考慮以聯合主權方式，放棄獨自控制殖民地直布羅陀（其陸地面積與釣魚台差不多），改為與西班牙共同持有其主權，以解決這個令兩國關係始終欠佳的問題。為此兩國秘密談判多時，也達成了初步共識。然而直布羅陀本地人雖非由英國移民主導，英裔、西裔人口數目幾乎相等，卻已建立了「直布羅陀人」的身分認同，極反對併入西班牙，他們早於1967年就以99.19％的比例否決與西班牙「統一」。這次面對「共治式聯合主權」方案也不接受，於是在2002年舉辦公投，結果又以98.48％的一面倒姿態，否決這個提案。英國為了尊重民意，只得把計劃作罷。至今直布羅陀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因為西班牙反對，既不能像其他英國殖民地那樣加入不涉及主權的國際組織，也不能與西班牙達成諒解協議，也許更新版本的共治式聯合主權方案，還會借屍還魂地回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2012年10月19日星期五
「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二）：歐洲雉雞島的「兩國輪替主權」模式
安道爾目前的雙元首制在主權國家當中是特例，對釣魚台中日爭議的直接應用價值有限。但聯合主權控制的地方，還有不少案例可考，值得中日兩國研究；儘管直接應用有難度，但背後的精神，卻是足以被改頭換面地參考的。除了封建時代確立安道爾模式的「Paréage」，國際法也一直容許「聯合主權」存在，被這種方式管理的地方稱為「Condominium」。這些被兩國聯合持有主權的領土、殖民地，都是通過正式條約確立，雙方都承認對方的權利和義務，作為共享主權的法理基礎。聯合主權領地又可再細分為兩類：「共治式聯合主權」（Simultaneous Joint Sovereignty）和「輪替式聯合主權」(Alternate Joint Sovereignty)，而以後者最為有趣。
輪替式聯合主權：法國、西班牙與「雉雞島模式」
這類典型案例出現在法國和西班牙邊境的比達索亞河（Bidasoa River），河上有一個面積極小的小島「雉雞島」（Pheasant Island，或譯費倫特島），陸上面積只有0.0068平方公里，比香港面積最小而有人居住的離島「鴨州」還要小一半，但法、西兩個大國雙方都聲稱擁有其主權。這個小島原來沒有甚麼被爭奪的價值，主要用途有兩個，一個是讓兩國交換囚犯，另一個是讓兩國王室成員幽會以致成婚（也可以說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交換囚犯）。其主權爭議，正是源自兩國王室的羅曼史，例如在1615年，法皇路易八世和西班牙王菲臘四世在島上遇上對方的妹妹，分別與之成婚，那樣他們邂逅地點主權誰屬，就成了政治／面子的嚴肅問題。
法、西兩國在17世紀參與了曠日持久的三十年戰爭（當時的歐洲大戰），分屬敵對陣營，最後在1659年和解，法國是勝利一方，國王是如日方中的「太陽王」路易十四（King Louis XIV），戰勝夕陽帝國西班牙。兩國就在這個小島上簽訂了《比利牛斯條約》（Treaty of the Pyrenees），除了劃分兩國疆界，也明確確立小島由兩國共管，成了兩國持有安道爾共同主權後的另一個主權實驗；對此身為戰勝國的法國，得到不少土地後，也欣然與戰敗國西班牙共享一島。島上在1821年開始，樹立了簽訂條約的紀念碑至今，雉雞島也是目前歷史最悠久的「聯合主權」地區。
每半年轉讓一次主權的世界紀錄：耶路撒冷的啓示？
根據條約，這小島「聯合主權」的具體操作，就是讓法、西兩國邊境的行政單位每年各自負責管理六個月的島上事務，即兩國各自擁有小島主權六個月，然後移交主權給對方。兩國同意不讓遊客隨便踏足小島，以減少爭拗之餘，也因利乘便地把小島繼續闢作王室／高層約會的秘密地方。此後還有多宗王室婚姻在島上促成，而且《比利牛斯條約》還訂下了法西政治聯姻的細節，連路易十四在島上迎娶西班牙公主，也在條約涵蓋範圍之內。
1659年後，理論上，雉雞島的主權每半年就要轉手一次，條約簽訂至今的三百多年間，已轉手七百多次，肯定是世界紀錄。這樣的執行，比昔日安道爾隔年向法、西兩國交稅更難操作，在全球自然鮮有其他例子。不過這貌似兒戲的案例，卻啓發了另一些關鍵地方的和平提案，例如曾有建議認為以巴衝突的最核心的耶路撒冷問題，也可以採用類似的「輪替式聯合主權」來解決，讓雙方輪流管理這塊數大宗教的共同聖城，起碼這比利比亞前領袖卡達菲曾天馬行空提出的以巴合併為「以色列坦」的方案可行，不過，自然不為雙方激進派所考慮。
由於管理雉雞島的西班牙單位是巴斯克自治區伊倫（Irun），而當地一直鬧分裂，假如巴斯克分離主義者成功爭取獨立，大概這個小島的共同主權也要轉手。就像一旦加泰羅尼亞脫離西班牙獨立，安道爾的共同元首儘管還是加泰羅尼亞烏赫爾教區的主教，但他卻不會再反映西班牙角色（儘管主教由梵蒂岡任命，但任命一般反映西班牙意願）。不過在今日主權模糊化的歐洲，連整個法西邊境也已廢除，為此而出現大衝突的機會，已微乎其微了。
輪替式聯合主權：法國、西班牙與「雉雞島模式」
這類典型案例出現在法國和西班牙邊境的比達索亞河（Bidasoa River），河上有一個面積極小的小島「雉雞島」（Pheasant Island，或譯費倫特島），陸上面積只有0.0068平方公里，比香港面積最小而有人居住的離島「鴨州」還要小一半，但法、西兩個大國雙方都聲稱擁有其主權。這個小島原來沒有甚麼被爭奪的價值，主要用途有兩個，一個是讓兩國交換囚犯，另一個是讓兩國王室成員幽會以致成婚（也可以說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交換囚犯）。其主權爭議，正是源自兩國王室的羅曼史，例如在1615年，法皇路易八世和西班牙王菲臘四世在島上遇上對方的妹妹，分別與之成婚，那樣他們邂逅地點主權誰屬，就成了政治／面子的嚴肅問題。
法、西兩國在17世紀參與了曠日持久的三十年戰爭（當時的歐洲大戰），分屬敵對陣營，最後在1659年和解，法國是勝利一方，國王是如日方中的「太陽王」路易十四（King Louis XIV），戰勝夕陽帝國西班牙。兩國就在這個小島上簽訂了《比利牛斯條約》（Treaty of the Pyrenees），除了劃分兩國疆界，也明確確立小島由兩國共管，成了兩國持有安道爾共同主權後的另一個主權實驗；對此身為戰勝國的法國，得到不少土地後，也欣然與戰敗國西班牙共享一島。島上在1821年開始，樹立了簽訂條約的紀念碑至今，雉雞島也是目前歷史最悠久的「聯合主權」地區。
每半年轉讓一次主權的世界紀錄：耶路撒冷的啓示？
根據條約，這小島「聯合主權」的具體操作，就是讓法、西兩國邊境的行政單位每年各自負責管理六個月的島上事務，即兩國各自擁有小島主權六個月，然後移交主權給對方。兩國同意不讓遊客隨便踏足小島，以減少爭拗之餘，也因利乘便地把小島繼續闢作王室／高層約會的秘密地方。此後還有多宗王室婚姻在島上促成，而且《比利牛斯條約》還訂下了法西政治聯姻的細節，連路易十四在島上迎娶西班牙公主，也在條約涵蓋範圍之內。
1659年後，理論上，雉雞島的主權每半年就要轉手一次，條約簽訂至今的三百多年間，已轉手七百多次，肯定是世界紀錄。這樣的執行，比昔日安道爾隔年向法、西兩國交稅更難操作，在全球自然鮮有其他例子。不過這貌似兒戲的案例，卻啓發了另一些關鍵地方的和平提案，例如曾有建議認為以巴衝突的最核心的耶路撒冷問題，也可以採用類似的「輪替式聯合主權」來解決，讓雙方輪流管理這塊數大宗教的共同聖城，起碼這比利比亞前領袖卡達菲曾天馬行空提出的以巴合併為「以色列坦」的方案可行，不過，自然不為雙方激進派所考慮。
由於管理雉雞島的西班牙單位是巴斯克自治區伊倫（Irun），而當地一直鬧分裂，假如巴斯克分離主義者成功爭取獨立，大概這個小島的共同主權也要轉手。就像一旦加泰羅尼亞脫離西班牙獨立，安道爾的共同元首儘管還是加泰羅尼亞烏赫爾教區的主教，但他卻不會再反映西班牙角色（儘管主教由梵蒂岡任命，但任命一般反映西班牙意願）。不過在今日主權模糊化的歐洲，連整個法西邊境也已廢除，為此而出現大衝突的機會，已微乎其微了。
2012年10月18日星期四
「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一）：「聯合主權」與安道爾模式
在過去一個月，中日兩國看似為釣魚台劍拔弩張，但雙方其實都沒有完全改變現狀的能力和意欲，令現狀很可能還是延續下去。但與2012年9月前相比，釣魚台的現狀真的沒有改變嗎？這種雙方各自表述主權、而今日日方已不能完全控制釣魚台所有範疇的狀態，可如何論述？國際關係又有沒有先例可援？
「重疊主權論」與釣魚台：台灣學者石之瑜的觀點
兩週前，台灣政治學者石之瑜教授曾在《中國時報》以「重疊主權」理論，論證中日在釣魚台的默契，這在內地媒體難得被報道，卻是頗具啓發性的。他通過中國漁船在中方護衛下進入釣魚台海域、而沒有被日方拘捕一事，認為在釣魚台海域「日方佔地不抓人、中方護人不佔地」，將成為中日兩國在實際操作層面處理釣魚台主權的指導思想，儘管兩國官方絕不會公開承認。此外，他認為雖然台灣政府也強調擁有釣魚台主權，但台灣本身的主權並不完整，其實和北京處於所謂「垂直性重疊主權」關係之中，所以兩岸才能在釣魚台問題暗中合作，來針對共同的主權對手日本；同樣地，兩岸政府對此都絕不會承認，但懂得根據默契行動。他認為這些都是「重疊主權」的例子。
石之瑜的「重疊主權論」框架十分有趣，與全球化的學術理論遙相呼應，而在主權模糊化的時代，今日學界除少數最傳統的現實主義者外，基本相信同一塊土地的主權必然不能重疊、不能分割、必須排他等假定，早已被修正。但「重疊主權」（Overlapping Sovereignty）這單一框架略嫌過份籠統，內裡其實有大量不同形式，為免混淆，我們可細分內裡的「聯合主權」（Joint/Shared Sovereignty）、「平行主權」（Parallel Sovereignty）、「剩餘主權」（Residual Sovereignty）等，從中自會發現它們的含義和方式大有差別。這些理論不一定能直接應用在中日外交，但其變種的一些指導精神，卻可能為兩國「口非心是」地暫時挪用。
聯合主權：法國、西班牙Paréage 與「安道爾模式」
先談「聯合主權」，對此我們可列舉歐洲迷你小國安道爾公國（Andorra）為例子，在眾多我們將談及的案例當中，雖然這最不適用於釣魚台，卻為其他案例帶來理論基礎。安道爾這個小國的出現源自大時代格局，立國可追溯至查理曼大帝時代，作為西歐基督徒和伊比利亞半島穆斯林勢力之間的緩衝，衛斯理科幻小說《迷藏》的古堡，這是以當時安道爾為時代背景。後來經過數百年不同勢力的角力，安道爾主權由法國封建領主弗瓦伯爵（Count de Foix）和加泰羅尼亞烏赫爾教區（Urgell）的主教共同持有。這個聯合主權例子有正式國際法效力，伯爵和主教在1278年正式簽訂條約（「Paréage」，泛指共同擁有主權的中世紀條約，當中主要由宗教領袖和世俗領袖之間簽訂），兩者都同意與對方聯合持有安道爾主權，並共同負責安道爾的國防外交、共同委任安道爾的地方官員。至於安道爾的稅收，則由兩者分別隔年徵收。
後來歷史不斷演化，那位法國地方領主輾轉把安道爾主權移交到法國元首，加泰羅尼亞地區則成了西班牙王國的組成部份（雖然主教由羅馬教廷梵蒂岡任命，但實際操作往往由西班牙政府代理，或起碼反映一定西班牙意願，西班牙也刻意通過主教控制安道爾）。於是，安道爾就變成法、西兩國共同持有主權的保護國，一直採取小國寡民閉關自守的國策。自此安道爾公國採用雙元首制，規定其元首（「大公」）就是法國元首（昔日法王、現在總統）和和加泰羅尼亞烏赫爾主教，二人直接／間接代表所屬國家，派代表到安道爾行使形式上的共同主權。
直到冷戰結束後，全球秩序大調整，安道爾在1993年推行全民公投，制訂新憲法，擴大本土民主化，形式上終結了法國和西班牙的聯合主權國角色，兩國正式承認安道爾完全獨立、並與之建交，令安道爾終於被認可為主權國家，並獲准加入聯合國（同期其他最後未加入聯合國的小國，也紛紛正名加入）。但根據這份新憲法，法國總統、加泰羅尼亞主教依然是當然的安道爾共同元首，像英女王成為一些英聯邦國家名義上的元首那樣，以維持傳統。換句話說，1993年前，安道爾雖然自主性頗高，但理論上是法、西聯合主權的土地，1993年後則是奉法、西領袖為聯合元首的主權國家，所以理論上，每次法國總統大選，同時也在選舉安道爾大公。類似安排，在當代主權國家當中，只此一家。
「重疊主權論」與釣魚台：台灣學者石之瑜的觀點
兩週前，台灣政治學者石之瑜教授曾在《中國時報》以「重疊主權」理論，論證中日在釣魚台的默契，這在內地媒體難得被報道，卻是頗具啓發性的。他通過中國漁船在中方護衛下進入釣魚台海域、而沒有被日方拘捕一事，認為在釣魚台海域「日方佔地不抓人、中方護人不佔地」，將成為中日兩國在實際操作層面處理釣魚台主權的指導思想，儘管兩國官方絕不會公開承認。此外，他認為雖然台灣政府也強調擁有釣魚台主權，但台灣本身的主權並不完整，其實和北京處於所謂「垂直性重疊主權」關係之中，所以兩岸才能在釣魚台問題暗中合作，來針對共同的主權對手日本；同樣地，兩岸政府對此都絕不會承認，但懂得根據默契行動。他認為這些都是「重疊主權」的例子。
石之瑜的「重疊主權論」框架十分有趣，與全球化的學術理論遙相呼應，而在主權模糊化的時代，今日學界除少數最傳統的現實主義者外，基本相信同一塊土地的主權必然不能重疊、不能分割、必須排他等假定，早已被修正。但「重疊主權」（Overlapping Sovereignty）這單一框架略嫌過份籠統，內裡其實有大量不同形式，為免混淆，我們可細分內裡的「聯合主權」（Joint/Shared Sovereignty）、「平行主權」（Parallel Sovereignty）、「剩餘主權」（Residual Sovereignty）等，從中自會發現它們的含義和方式大有差別。這些理論不一定能直接應用在中日外交，但其變種的一些指導精神，卻可能為兩國「口非心是」地暫時挪用。
聯合主權：法國、西班牙Paréage 與「安道爾模式」
先談「聯合主權」，對此我們可列舉歐洲迷你小國安道爾公國（Andorra）為例子，在眾多我們將談及的案例當中，雖然這最不適用於釣魚台，卻為其他案例帶來理論基礎。安道爾這個小國的出現源自大時代格局，立國可追溯至查理曼大帝時代，作為西歐基督徒和伊比利亞半島穆斯林勢力之間的緩衝，衛斯理科幻小說《迷藏》的古堡，這是以當時安道爾為時代背景。後來經過數百年不同勢力的角力，安道爾主權由法國封建領主弗瓦伯爵（Count de Foix）和加泰羅尼亞烏赫爾教區（Urgell）的主教共同持有。這個聯合主權例子有正式國際法效力，伯爵和主教在1278年正式簽訂條約（「Paréage」，泛指共同擁有主權的中世紀條約，當中主要由宗教領袖和世俗領袖之間簽訂），兩者都同意與對方聯合持有安道爾主權，並共同負責安道爾的國防外交、共同委任安道爾的地方官員。至於安道爾的稅收，則由兩者分別隔年徵收。
後來歷史不斷演化，那位法國地方領主輾轉把安道爾主權移交到法國元首，加泰羅尼亞地區則成了西班牙王國的組成部份（雖然主教由羅馬教廷梵蒂岡任命，但實際操作往往由西班牙政府代理，或起碼反映一定西班牙意願，西班牙也刻意通過主教控制安道爾）。於是，安道爾就變成法、西兩國共同持有主權的保護國，一直採取小國寡民閉關自守的國策。自此安道爾公國採用雙元首制，規定其元首（「大公」）就是法國元首（昔日法王、現在總統）和和加泰羅尼亞烏赫爾主教，二人直接／間接代表所屬國家，派代表到安道爾行使形式上的共同主權。
直到冷戰結束後，全球秩序大調整，安道爾在1993年推行全民公投，制訂新憲法，擴大本土民主化，形式上終結了法國和西班牙的聯合主權國角色，兩國正式承認安道爾完全獨立、並與之建交，令安道爾終於被認可為主權國家，並獲准加入聯合國（同期其他最後未加入聯合國的小國，也紛紛正名加入）。但根據這份新憲法，法國總統、加泰羅尼亞主教依然是當然的安道爾共同元首，像英女王成為一些英聯邦國家名義上的元首那樣，以維持傳統。換句話說，1993年前，安道爾雖然自主性頗高，但理論上是法、西聯合主權的土地，1993年後則是奉法、西領袖為聯合元首的主權國家，所以理論上，每次法國總統大選，同時也在選舉安道爾大公。類似安排，在當代主權國家當中，只此一家。
2012年10月13日星期六
「超國組織」歐盟獲和平奬的啓示
對歐盟獲得2012年諾貝爾和平奬，自然有不同正反意見，但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它作為「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 的身份，與以往獲獎的團體都不同。例如無國界醫生在1999年獲獎，那是一個國際獨立組織，而即使聯合國屬下的機構曾獲獎，它們也不涉及國家主權的部份上繳。唯獨歐盟以「超國」方式出現，而獲得和平獎的認同，而且不在冷戰期間獲獎，而在2012年，就別有啓示：
一、既然諾貝爾委員會認同通過經濟合作能有效消除戰爭、製造和平，歐元區也會得到鼓舞，儘管歐元區與歐盟並不相同。這是因為不少人批評歐元區目前的超國機制，導致主權國家難以獨自應付經濟危機，間接催生了社會不穩定；這個諾貝爾獎，卻像是為其他超國機制解決危機的能力背書。
二、歐盟前身歐共體由德法這雙昔日的世仇組成核心，自此兩國基本上再無重要的領土爭議，主權模糊化是其中一個原因，反映諾貝爾委員會認為「歐盟超國模式」能有助解決類似問題。這回應了近年有學者提出東亞可效法歐盟，建立一個以中日為核心的「亞盟」，認為德法由世仇變成密友的經驗，也可以在中日身上出現。釣魚台危機激化後，學界有人提出長遠而言，唯有「歐盟模式」可以解決問題，並慨嘆這類歐洲已基本解決的問題，還在東亞成為焦點。此外，「歐盟模式」對正打算進一步整合的東盟也有催化作用，例如東盟正考慮廢除境內簽證，正是向歐盟方向邁進。
三、歐洲曾是恐怖主義溫床，不少分離主義組織都曾以恐怖主義方式活動，最著名的自然是北愛爾蘭游擊隊、巴斯克游擊隊。歐盟在21世紀獲獎、而不是早年解決德法爭議時獲獎的另一個解釋，相信是《馬城條約》簽訂後，那些以分離主義為目標的恐怖組織逐漸明白在歐盟這「超國」體系中，有其他方式爭取獨立，而且獨立與否已不是絕對的重要，所以逐漸放棄了武力抗爭。這模式不大能應用於今天中東的恐怖主義，但起碼解決了昔日滋生恐怖主義的部份結構性問題，在反恐年代格外值得注視。
四、歐盟作為超國體系的功能，包括制定「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FSP)，雖然這次得獎似乎與此無關，但這類機制也不應被忽略。對那些前蘇聯陣營的東歐、中歐國家而言，假如冷戰結束後倒向俄羅斯，也不能保證安全（塞爾維亞即為殷鑑），但加入有CFSP的歐盟，卻可以在北約以外，得到歐盟這超國的保障，這對前共產陣營國家極速融入「西方」，頗有幫助。當然，俄方也許會認為這是足以製造新冷戰的危險品，但歐盟的CFSP比北約少針對性、更著重防禦，目前還不是普京的主要憂慮。而且歐盟其他超國機制已延伸到環保、食品安全、人道主義諸般範疇，這都是促進長遠和平安全的要素。
歐盟在2012年獲獎，確是令人感到意外，而且官方解釋也不無爭議。但在宏觀歷史角度而言，這是完全合理的，關於歐盟藍本如何促進和平，學者哈巴馬斯(Jurgen Habermas)解釋得清楚，而歐盟的超國身份，也令這屆和平奬有了劃時代意義。
一、既然諾貝爾委員會認同通過經濟合作能有效消除戰爭、製造和平，歐元區也會得到鼓舞，儘管歐元區與歐盟並不相同。這是因為不少人批評歐元區目前的超國機制，導致主權國家難以獨自應付經濟危機，間接催生了社會不穩定；這個諾貝爾獎，卻像是為其他超國機制解決危機的能力背書。
二、歐盟前身歐共體由德法這雙昔日的世仇組成核心，自此兩國基本上再無重要的領土爭議，主權模糊化是其中一個原因，反映諾貝爾委員會認為「歐盟超國模式」能有助解決類似問題。這回應了近年有學者提出東亞可效法歐盟，建立一個以中日為核心的「亞盟」，認為德法由世仇變成密友的經驗，也可以在中日身上出現。釣魚台危機激化後，學界有人提出長遠而言，唯有「歐盟模式」可以解決問題，並慨嘆這類歐洲已基本解決的問題，還在東亞成為焦點。此外，「歐盟模式」對正打算進一步整合的東盟也有催化作用，例如東盟正考慮廢除境內簽證，正是向歐盟方向邁進。
三、歐洲曾是恐怖主義溫床，不少分離主義組織都曾以恐怖主義方式活動，最著名的自然是北愛爾蘭游擊隊、巴斯克游擊隊。歐盟在21世紀獲獎、而不是早年解決德法爭議時獲獎的另一個解釋，相信是《馬城條約》簽訂後，那些以分離主義為目標的恐怖組織逐漸明白在歐盟這「超國」體系中，有其他方式爭取獨立，而且獨立與否已不是絕對的重要，所以逐漸放棄了武力抗爭。這模式不大能應用於今天中東的恐怖主義，但起碼解決了昔日滋生恐怖主義的部份結構性問題，在反恐年代格外值得注視。
四、歐盟作為超國體系的功能，包括制定「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FSP)，雖然這次得獎似乎與此無關，但這類機制也不應被忽略。對那些前蘇聯陣營的東歐、中歐國家而言，假如冷戰結束後倒向俄羅斯，也不能保證安全（塞爾維亞即為殷鑑），但加入有CFSP的歐盟，卻可以在北約以外，得到歐盟這超國的保障，這對前共產陣營國家極速融入「西方」，頗有幫助。當然，俄方也許會認為這是足以製造新冷戰的危險品，但歐盟的CFSP比北約少針對性、更著重防禦，目前還不是普京的主要憂慮。而且歐盟其他超國機制已延伸到環保、食品安全、人道主義諸般範疇，這都是促進長遠和平安全的要素。
歐盟在2012年獲獎，確是令人感到意外，而且官方解釋也不無爭議。但在宏觀歷史角度而言，這是完全合理的，關於歐盟藍本如何促進和平，學者哈巴馬斯(Jurgen Habermas)解釋得清楚，而歐盟的超國身份，也令這屆和平奬有了劃時代意義。
2012年9月21日星期五
釣魚台、國民教育與現實外交的四個迷思
圍繞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台、將之「國有化」的爭議持續升溫，內地群眾的過激愛國行為，也令人持續不安。筆者自不認同日方所為，相信真正的理性愛國應予肯定，但對現時的保釣論述感到憂慮，因為不少值得思考的問題，都被簡單的「情感認同」蓋過，提出與官方版本不同的論述就成了「媚日賣國」。假如不予正視，日後愛國容易向不正常方向推進，這對中國自身和區域安全均有害無利。究竟在支持保釣的同時，我們應怎樣回應下列迷思？
問題一：假如國際輿論和學界不認為中國理據無可爭議，乃至傾向認為釣魚台屬於日本的為數不少，中方應如何爭取支持？
我們對中方理據（包括舉出的歷史條約）耳熟能詳，但一般民眾接觸的內地華文媒體對日方理據極少觸及；書局會陳列同情中國的左翼史家井上清 [註：不同同期詩人井上靖，原文誤校] 觀點，卻不會介紹其國內的非主流身份，令華人容易以為所有人都視日本為侵略者。遺憾的是，根據過去數十年國際法庭的案例，西方輿論和學界傾向相信，假如釣魚台被送到國際法庭裁決，日本的優勢應高於中國（華人學界多不這麼認為，並另有演繹，不贅）。這系列案例包括1928年的「美(菲)荷(印)帕爾馬斯島案」、1953年的「英法海峽群島案」、2002年的「印尼馬來西亞利吉丹島案」、2008年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白礁島案」等，基本確立了擱下中古歷史文獻、著重近期控制、研判對方在關鍵日期前有否即時回應等一系列原則。日本從未質疑中國先發現釣魚台，卻花了不少心思跟隨上述案例製造證據，縱使中方不斷反駁，國際輿論已先入為主，只是愛國群眾不大理會而已。當第三方問，我們是否知道日方在國際層面勝算較高，假如我們不是華人又如何研判，怎樣回應？
目前中國的主流思維不外乎兩種回應，但哪一種都有隱憂。第一種認為國際法、國際法庭的設定由強權（特別是美國）控制，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熟習國際社會的時間太晚，國力近年才上升，所以不應盲目受制於先天偏袒舊強權的國際裁判。但這卻和中國近年證明自己在「和平崛起」、化身「秩序保護者」(status quo defender)、決心接受世貿裁決等努力背道而馳，而國際社會最擔心的正是中國崛起後，會成為改變國際基準的挑戰者 (status quo challenger)，或現實主義所謂之修正式霸權(revisionist hegemony)，如此回應，或後患無窮。越南、菲律賓等和中國有領土爭議的國家，也會乘勢和日本連成一線，令東海、南海問題掛鈎，「中國威脅論」在亞太區全面發酵，這正是美國樂見的，也是美國「重返亞太」拉攏新舊盟友的目的之一。
第二種答案強調釣魚台的特殊性，認為爭議源自日本使詐、美國製造事端、兩岸領袖（特別是蔣介石）疏忽等歷史遺留的因素，中國在其他一般情況已融入國際基準，無需擔心。但這樣一來，即變相認同其他主權爭議或可交予國際法庭處理，這卻不一定符合國家利益。以目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放棄任何一個爭議小島，都是不可想象的。
問題二：中國改變對日態度，因為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台改變了釣魚台現狀，但現狀其實是何時改變的？
在過去數月，我們只要一聽「日本國有化釣魚台」等字眼就火冒三丈。日本確是在挑釁、玩火，但有評論說日方要通過「購島」化治權為主權，卻多少有誤導成份，而我們也應明白何以一般日本人、乃至國際輿論，均難以理解所謂「購島」或「國有化」何以有這樣的重要性。根據中方說法，釣魚台屬於中國，任何日本動作自然都是非法；而根據日方說法，釣魚台主權一直由日本國家持有，政府在1896年將其「租」予古賀家，1932年把其「業權」正式售予古賀家，但「主權」依然在日，歷代島主也要繳交稅款。二戰時，古賀家被逼撤離釣魚台，在當地的業務實質上破產，但依然名義上擁有該島「業權」，儘管美國已全面管治之，但美國也曾繳交「租金」予古賀家族（值得注意的是，這期間中華民國部隊也短暫曾進入釣魚台）。
到了美國把釣魚台所謂「管治權」隨同琉球歸壞日本後，1972－1988年，古賀家後人陸續把釣魚台「業權」轉贈與栗原家，而聲稱就是在美國管治期間也持有釣魚台主權的日本政府換成了租客，先在1972年租下釣魚台附屬的黃尾嶼，再在2002年租下其餘各島。對釣魚台現狀的最大改變，其實在2002年，由私人產業變成國家使用，令釣魚台足以配合國家層面的任何動作。不少日人認為「購島」沒有改變現狀，而現狀改變時中國卻沒有反彈，因為北京昔日在韜光養晦。有內地媒體引述日方新聞，渲染釣魚台歷任島主的私生活，更屬無聊。
然而，假如說2002年的中國在韜光養晦，又難以解釋在2012年初，中國對另一波爭議還是忍而不發。當時日方對釣魚台一些附屬小島命名，開宗明義說要根據國際海洋公約，以這些新命名小島為基點，擴大日本專屬經濟區面積。這既涉及對海洋資源的實質利益，而且沒有石原慎太郎等右翼份子稿局，明顯是野田領導的日本民主黨中央政府的主動行為，打破中日默契的敵意可說比購島嚴重。北京回應卻是自己也命名小島了事，內地媒體報道有限，不少群眾對此一無所知。
不少日本人認為，這次野田政府卻非主動，只而是為免石原的東京都地方政府購島成功、然後刻意製造事端，才「顧全大局」捷足先登，這也是美國布魯金斯智庫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也是筆者前上司卜睿哲(Richard Bush) 的意見：畢竟石原原來已和「島主」達成初步協議，「島主」也曾表明不會「售賣」釣魚台予日本中央政府，因為傾向認同石原的意識形態云云，而要是島主真要「賣」給石原，日本憲法是沒有賦予中央政府任何權力禁制的。中方可以對此不認同，認為一切都是藉口、鬧劇，但北京怪責野田不管束地方政府、上回卻對其主動挑釁不重點回應，難免予部份人輕重倒置之意。而且在習慣了中央地方分權的西方國家看來，要不是奉行單一政體的中國不認識日本的民主分權國情，就是在強人所難。
問題三：保衛釣魚台屬於「恢復故土民族主義」(Irredentism)的一種，那我們應如何看待其他由戰爭或不平等條約失去的領土？
中國保釣的基礎是日本強佔之，源頭直指1895年的日本擴張時期 [註：日方認為釣魚台不屬馬關條約涵蓋內容，因為此為日本單獨兼併之領土，中方對此不認同]，理論上，就是沒有日本侵華，中國也必須要求收復釣魚台。以香港島為例，雖然被《南京條約》「永久割讓」予英國，但中方不承認這不平等條約（以及後來《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是香港島、九龍半島要隨同被「租借」的新界一併回歸的基礎。同期佔領中國領土最多的卻是俄羅斯，面積以百萬平方公里計，簽署的同樣是不平等條約，而且數目更多，我們如何解釋中方不提出回歸要求不是雙重標準？
就是在情感層面，俄羅斯同樣曾對華人大屠殺，例如在1900年，俄軍侵佔黑龍江海蘭泡，屠殺華人5,000多人，自此將之併入領土、改名為Blagoveshchensk，論規模或不及南京，但5,000人卻是當地全體人口，死亡率可說更高，此外還有江東64屯大屠殺等，教科書卻幾乎不提。若針對日本是因為右翼份子利用釣魚台挑釁中國，那在從前屬於中國的俄區，近年更掀起嚴重排華潮，殺人燒鋪等悲劇時有所聞，部分明顯有官員默許，應否視之為國家層面的挑釁？這已不說蘇聯時代把前中國東北重鎮海參崴－俄名Vladivostok－劃為只准蘇聯人進入的禁區，針對前宗主國之意至為明顯。若說釣魚台有潛在經濟利益，遠東不凍港海參崴及臨近廣大地區的開發潛能，包括石油和天然氣，更不能忽視。若說日本是中國敵人，而俄羅斯、蘇聯是中國朋友，曾長期援助中國，那樣蘇聯援助在五十年代中蘇分裂時已全部撤走，反而中日建交後，日本提供的ODA（政府開發援助）已累積超過2900億元人民幣，總不能完全視之為理所當然。內地非主流博客談及釣魚台時，經常捲入俄羅斯，不是沒有理由的。
這類思考不是故意為難，而是有現實層面的啓示。不少人保釣反日，基於單純的情感認同「我是中國人」，認為不保釣是不愛國，但對釣魚台而不是海蘭泡有更多「情感認同」，乃基於政府劃定的政治正確框架。問題是，身為中國人，若對官方理據不盡認同，能否不支持復土主義？官方領土是時有爭議的，中華民國官方領土就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例如直到近年才正式放棄對外蒙古的主權。假如愛國者今天必須支持保釣，那一旦二十年後的中國政府主張其他領土屬於中國，像發起收復海蘭泡、海參崴運動，愛國者是否必須支持？
問題四：目前保釣方針是加大對日壓力，但如何研判壓力是否恰如其分？是否動作越多、情緒越激烈，就能抵消日本「購島」？
以中國漁民「千帆並舉」往釣魚台捕魚為例，要是當事人沒有策略性指導，行動是存在高風險的。假如個別漁民在行動中意外傷亡，乃至重演1996年香港保釣人士陳毓祥的悲劇，必會令民間請戰情緒空前高漲；若北京又沒有真正戰爭的意願，就只能「示威變成示弱」和「勉強出戰」之間兩害相權。這情況必須防範，但可以如何防範？
這裡的延伸問題是，國際社會普遍相信中國作為單一政體、金盾管治的威權國家，能有效掌控民間保釣。就是香港保釣人士「強行出海」、回港沒有因違反法律被追究，也被日方看成是北京宏觀調控的證據。日本並非完全沒有反華示威，問題是當日本出現了過激行為，其政制畢竟能讓外間分辨政府和右翼份子；而中國的政體和維穩傳統，卻不容易對不同行為作出切割，過激了，北京只能重覆「中國很大、國情很複雜、不能單看個別例子、不要讓別有用心的人渲染、不要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但不可能為外間諒解。就是又說這是國際社會的偏見，也必須正視，因為當政府高調支援民間保釣，一旦擦槍走火，要如何證明不是有意為之，並不容易。
修正釣魚台現實外交的一些可能性
以上迷思，在情感主導的愛國熱情下，往往被輕輕帶過。但這樣一來，難免在國際社會強化了以下形象：中國的愛國熱情由政府主導，民間接收的訊息是片面的，華人只是選擇性針對日本，官民都迴避國際基準，論證了韓寒所說「中國邏輯」和「邏輯」的分別，核實了保釣是情感而不是理性主導的群眾運動……這樣的負面形象一旦確立，足以令中國近年的外交努力白費，更不用說對港人的國家認同產生負面影響。為了避免上述情況發生，有效達到保釣目的，北京或可考慮以下修正：
1.由於保釣運動的壓力，日方對釣魚台的掌控，不能與南韓在獨島或俄羅斯在北方四島相提並論，不少曾出現的開發釣魚島建議，也因為考慮到中方反應沒有落實。因此，中方不妨對國際法原則予以宏觀肯定，說明釣魚台沒有被中日停戰協定解決，但強調的可以首先是「日本不能有效控制釣魚台」，而不是勉強證明中國已經有效控制釣魚台；證據不是日本在釣魚台做了甚麼，而是日本未能在釣魚台一如看待一般領土那樣做甚麼；並在上述範圍內，嘗試小規模修訂國際法的一些基準（例如「有效控制」、「未能有效控制」、「不能控制」等層級分別，與及歷史文獻在不同級別的重要性等）。
2.由於證明日方未能有效控制釣魚台的證據，必會包括台灣漁民歷年的活動，因此北京可以把處理國際輿論的責任，以某種不涉及主權的形式，交由台灣參與，落實兩岸合作保釣。馬英九已提出以國際法庭解決「台日爭議」，雖然北京不會希望台灣在國際法庭有獨立身份，卻不妨讓台灣承擔部分責任，這樣可以顯示自己尊重國際規則，也能解釋直接訴諸國際法庭的複雜性。而且就台方立場而言，除了李登輝派系認為釣魚台屬於日本、並由其群策會邀請日方專家到台作證，主流綠營也不會根本否定保釣，頂多認為應該擱置爭議，因為釣魚台畢竟距離基隆很近，本土政客也需要以保護台灣漁民在釣魚台捕魚來拉票。
3.關於衡量保釣的成效，也應是「如何讓日本不能有效控制釣魚台」，而不是「如何讓日本屈服」。雖然根據國際法案例，中國現在才大舉行動，已過了爭議開始的關鍵日期，但只要行動能聯繫到日方未能有效控制釣魚台的歷史證明，還是有其效用的。因此出海的目的，應局限為製造日本無力在釣魚台附近執法的證據，不必非得登陸不可；就是漁民把在釣魚台附近捕獲的漁產品製成國際品牌，也能達到上述目的，而且比對日經濟制裁有建設性。
4.中國不應過份宣傳「國有化」為改變現狀的關鍵，而應將之宣傳為2002年開始，日本逐步改變釣魚台現狀的最後一步，並將從前曾作出的、哪怕是軟弱無力的抗議，拿出來作為先見之明的鋪墊。這樣才可以證明野田政府就是沒有石原慎太郎的壓力，也在執行同一計劃，並回應前述布魯金斯智庫的論據。由於日本政府難以擱置「購島」，中方也應把日本中央政府、右翼份子和少數左翼親華力量分開處理，否則就是他朝親華人士（或部份溫和知華派）執政，中日關係也難以恢復。
5.中國政府應正式承擔保釣的協調角色，可以是在管理釣魚台的政府單位內，設立辦公室或委員會或其他任何形式，把各方保釣人士統統吸納在內，包括劉夢熊博士等港方保釣代表亦無不可。完全令外間相信過激行為與政府無關是不可能的，但這類機制既可滿足民間喜歡大動作的訴求，通過表面上強硬（而實際目的是管制過激行為）的大動作安撫人心，又能通過規範、問責，對過激行為劃清界線，部分減低出現不可測的風險，這應是中日雙方都樂見的。
然而以上回應只能是短期的，並不能解決上述迷思背後的結構性問題；而且要是這些修正由不合適的人負責，依然會傳遞錯誤訊息。要解決之，除了更改灌輸愛國主義的方式和內容，讓全體民眾有廣泛訊息來源、多角度思考訓練，養成超越「情感主導式評核」的習慣、放棄動機論，別無他途。我們身處香港，在保釣的同時，更應為理性愛國把關，這才是真正的國民教育。
沈旭暉 [Unprinted, Edited Full Version]
問題一：假如國際輿論和學界不認為中國理據無可爭議，乃至傾向認為釣魚台屬於日本的為數不少，中方應如何爭取支持？
我們對中方理據（包括舉出的歷史條約）耳熟能詳，但一般民眾接觸的內地華文媒體對日方理據極少觸及；書局會陳列同情中國的左翼史家井上清 [註：不同同期詩人井上靖，原文誤校] 觀點，卻不會介紹其國內的非主流身份，令華人容易以為所有人都視日本為侵略者。遺憾的是，根據過去數十年國際法庭的案例，西方輿論和學界傾向相信，假如釣魚台被送到國際法庭裁決，日本的優勢應高於中國（華人學界多不這麼認為，並另有演繹，不贅）。這系列案例包括1928年的「美(菲)荷(印)帕爾馬斯島案」、1953年的「英法海峽群島案」、2002年的「印尼馬來西亞利吉丹島案」、2008年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白礁島案」等，基本確立了擱下中古歷史文獻、著重近期控制、研判對方在關鍵日期前有否即時回應等一系列原則。日本從未質疑中國先發現釣魚台，卻花了不少心思跟隨上述案例製造證據，縱使中方不斷反駁，國際輿論已先入為主，只是愛國群眾不大理會而已。當第三方問，我們是否知道日方在國際層面勝算較高，假如我們不是華人又如何研判，怎樣回應？
目前中國的主流思維不外乎兩種回應，但哪一種都有隱憂。第一種認為國際法、國際法庭的設定由強權（特別是美國）控制，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熟習國際社會的時間太晚，國力近年才上升，所以不應盲目受制於先天偏袒舊強權的國際裁判。但這卻和中國近年證明自己在「和平崛起」、化身「秩序保護者」(status quo defender)、決心接受世貿裁決等努力背道而馳，而國際社會最擔心的正是中國崛起後，會成為改變國際基準的挑戰者 (status quo challenger)，或現實主義所謂之修正式霸權(revisionist hegemony)，如此回應，或後患無窮。越南、菲律賓等和中國有領土爭議的國家，也會乘勢和日本連成一線，令東海、南海問題掛鈎，「中國威脅論」在亞太區全面發酵，這正是美國樂見的，也是美國「重返亞太」拉攏新舊盟友的目的之一。
第二種答案強調釣魚台的特殊性，認為爭議源自日本使詐、美國製造事端、兩岸領袖（特別是蔣介石）疏忽等歷史遺留的因素，中國在其他一般情況已融入國際基準，無需擔心。但這樣一來，即變相認同其他主權爭議或可交予國際法庭處理，這卻不一定符合國家利益。以目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放棄任何一個爭議小島，都是不可想象的。
問題二：中國改變對日態度，因為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台改變了釣魚台現狀，但現狀其實是何時改變的？
在過去數月，我們只要一聽「日本國有化釣魚台」等字眼就火冒三丈。日本確是在挑釁、玩火，但有評論說日方要通過「購島」化治權為主權，卻多少有誤導成份，而我們也應明白何以一般日本人、乃至國際輿論，均難以理解所謂「購島」或「國有化」何以有這樣的重要性。根據中方說法，釣魚台屬於中國，任何日本動作自然都是非法；而根據日方說法，釣魚台主權一直由日本國家持有，政府在1896年將其「租」予古賀家，1932年把其「業權」正式售予古賀家，但「主權」依然在日，歷代島主也要繳交稅款。二戰時，古賀家被逼撤離釣魚台，在當地的業務實質上破產，但依然名義上擁有該島「業權」，儘管美國已全面管治之，但美國也曾繳交「租金」予古賀家族（值得注意的是，這期間中華民國部隊也短暫曾進入釣魚台）。
到了美國把釣魚台所謂「管治權」隨同琉球歸壞日本後，1972－1988年，古賀家後人陸續把釣魚台「業權」轉贈與栗原家，而聲稱就是在美國管治期間也持有釣魚台主權的日本政府換成了租客，先在1972年租下釣魚台附屬的黃尾嶼，再在2002年租下其餘各島。對釣魚台現狀的最大改變，其實在2002年，由私人產業變成國家使用，令釣魚台足以配合國家層面的任何動作。不少日人認為「購島」沒有改變現狀，而現狀改變時中國卻沒有反彈，因為北京昔日在韜光養晦。有內地媒體引述日方新聞，渲染釣魚台歷任島主的私生活，更屬無聊。
然而，假如說2002年的中國在韜光養晦，又難以解釋在2012年初，中國對另一波爭議還是忍而不發。當時日方對釣魚台一些附屬小島命名，開宗明義說要根據國際海洋公約，以這些新命名小島為基點，擴大日本專屬經濟區面積。這既涉及對海洋資源的實質利益，而且沒有石原慎太郎等右翼份子稿局，明顯是野田領導的日本民主黨中央政府的主動行為，打破中日默契的敵意可說比購島嚴重。北京回應卻是自己也命名小島了事，內地媒體報道有限，不少群眾對此一無所知。
不少日本人認為，這次野田政府卻非主動，只而是為免石原的東京都地方政府購島成功、然後刻意製造事端，才「顧全大局」捷足先登，這也是美國布魯金斯智庫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也是筆者前上司卜睿哲(Richard Bush) 的意見：畢竟石原原來已和「島主」達成初步協議，「島主」也曾表明不會「售賣」釣魚台予日本中央政府，因為傾向認同石原的意識形態云云，而要是島主真要「賣」給石原，日本憲法是沒有賦予中央政府任何權力禁制的。中方可以對此不認同，認為一切都是藉口、鬧劇，但北京怪責野田不管束地方政府、上回卻對其主動挑釁不重點回應，難免予部份人輕重倒置之意。而且在習慣了中央地方分權的西方國家看來，要不是奉行單一政體的中國不認識日本的民主分權國情，就是在強人所難。
問題三：保衛釣魚台屬於「恢復故土民族主義」(Irredentism)的一種，那我們應如何看待其他由戰爭或不平等條約失去的領土？
中國保釣的基礎是日本強佔之，源頭直指1895年的日本擴張時期 [註：日方認為釣魚台不屬馬關條約涵蓋內容，因為此為日本單獨兼併之領土，中方對此不認同]，理論上，就是沒有日本侵華，中國也必須要求收復釣魚台。以香港島為例，雖然被《南京條約》「永久割讓」予英國，但中方不承認這不平等條約（以及後來《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是香港島、九龍半島要隨同被「租借」的新界一併回歸的基礎。同期佔領中國領土最多的卻是俄羅斯，面積以百萬平方公里計，簽署的同樣是不平等條約，而且數目更多，我們如何解釋中方不提出回歸要求不是雙重標準？
就是在情感層面，俄羅斯同樣曾對華人大屠殺，例如在1900年，俄軍侵佔黑龍江海蘭泡，屠殺華人5,000多人，自此將之併入領土、改名為Blagoveshchensk，論規模或不及南京，但5,000人卻是當地全體人口，死亡率可說更高，此外還有江東64屯大屠殺等，教科書卻幾乎不提。若針對日本是因為右翼份子利用釣魚台挑釁中國，那在從前屬於中國的俄區，近年更掀起嚴重排華潮，殺人燒鋪等悲劇時有所聞，部分明顯有官員默許，應否視之為國家層面的挑釁？這已不說蘇聯時代把前中國東北重鎮海參崴－俄名Vladivostok－劃為只准蘇聯人進入的禁區，針對前宗主國之意至為明顯。若說釣魚台有潛在經濟利益，遠東不凍港海參崴及臨近廣大地區的開發潛能，包括石油和天然氣，更不能忽視。若說日本是中國敵人，而俄羅斯、蘇聯是中國朋友，曾長期援助中國，那樣蘇聯援助在五十年代中蘇分裂時已全部撤走，反而中日建交後，日本提供的ODA（政府開發援助）已累積超過2900億元人民幣，總不能完全視之為理所當然。內地非主流博客談及釣魚台時，經常捲入俄羅斯，不是沒有理由的。
這類思考不是故意為難，而是有現實層面的啓示。不少人保釣反日，基於單純的情感認同「我是中國人」，認為不保釣是不愛國，但對釣魚台而不是海蘭泡有更多「情感認同」，乃基於政府劃定的政治正確框架。問題是，身為中國人，若對官方理據不盡認同，能否不支持復土主義？官方領土是時有爭議的，中華民國官方領土就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例如直到近年才正式放棄對外蒙古的主權。假如愛國者今天必須支持保釣，那一旦二十年後的中國政府主張其他領土屬於中國，像發起收復海蘭泡、海參崴運動，愛國者是否必須支持？
問題四：目前保釣方針是加大對日壓力，但如何研判壓力是否恰如其分？是否動作越多、情緒越激烈，就能抵消日本「購島」？
以中國漁民「千帆並舉」往釣魚台捕魚為例，要是當事人沒有策略性指導，行動是存在高風險的。假如個別漁民在行動中意外傷亡，乃至重演1996年香港保釣人士陳毓祥的悲劇，必會令民間請戰情緒空前高漲；若北京又沒有真正戰爭的意願，就只能「示威變成示弱」和「勉強出戰」之間兩害相權。這情況必須防範，但可以如何防範？
這裡的延伸問題是，國際社會普遍相信中國作為單一政體、金盾管治的威權國家，能有效掌控民間保釣。就是香港保釣人士「強行出海」、回港沒有因違反法律被追究，也被日方看成是北京宏觀調控的證據。日本並非完全沒有反華示威，問題是當日本出現了過激行為，其政制畢竟能讓外間分辨政府和右翼份子；而中國的政體和維穩傳統，卻不容易對不同行為作出切割，過激了，北京只能重覆「中國很大、國情很複雜、不能單看個別例子、不要讓別有用心的人渲染、不要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但不可能為外間諒解。就是又說這是國際社會的偏見，也必須正視，因為當政府高調支援民間保釣，一旦擦槍走火，要如何證明不是有意為之，並不容易。
修正釣魚台現實外交的一些可能性
以上迷思，在情感主導的愛國熱情下，往往被輕輕帶過。但這樣一來，難免在國際社會強化了以下形象：中國的愛國熱情由政府主導，民間接收的訊息是片面的，華人只是選擇性針對日本，官民都迴避國際基準，論證了韓寒所說「中國邏輯」和「邏輯」的分別，核實了保釣是情感而不是理性主導的群眾運動……這樣的負面形象一旦確立，足以令中國近年的外交努力白費，更不用說對港人的國家認同產生負面影響。為了避免上述情況發生，有效達到保釣目的，北京或可考慮以下修正：
1.由於保釣運動的壓力，日方對釣魚台的掌控，不能與南韓在獨島或俄羅斯在北方四島相提並論，不少曾出現的開發釣魚島建議，也因為考慮到中方反應沒有落實。因此，中方不妨對國際法原則予以宏觀肯定，說明釣魚台沒有被中日停戰協定解決，但強調的可以首先是「日本不能有效控制釣魚台」，而不是勉強證明中國已經有效控制釣魚台；證據不是日本在釣魚台做了甚麼，而是日本未能在釣魚台一如看待一般領土那樣做甚麼；並在上述範圍內，嘗試小規模修訂國際法的一些基準（例如「有效控制」、「未能有效控制」、「不能控制」等層級分別，與及歷史文獻在不同級別的重要性等）。
2.由於證明日方未能有效控制釣魚台的證據，必會包括台灣漁民歷年的活動，因此北京可以把處理國際輿論的責任，以某種不涉及主權的形式，交由台灣參與，落實兩岸合作保釣。馬英九已提出以國際法庭解決「台日爭議」，雖然北京不會希望台灣在國際法庭有獨立身份，卻不妨讓台灣承擔部分責任，這樣可以顯示自己尊重國際規則，也能解釋直接訴諸國際法庭的複雜性。而且就台方立場而言，除了李登輝派系認為釣魚台屬於日本、並由其群策會邀請日方專家到台作證，主流綠營也不會根本否定保釣，頂多認為應該擱置爭議，因為釣魚台畢竟距離基隆很近，本土政客也需要以保護台灣漁民在釣魚台捕魚來拉票。
3.關於衡量保釣的成效，也應是「如何讓日本不能有效控制釣魚台」，而不是「如何讓日本屈服」。雖然根據國際法案例，中國現在才大舉行動，已過了爭議開始的關鍵日期，但只要行動能聯繫到日方未能有效控制釣魚台的歷史證明，還是有其效用的。因此出海的目的，應局限為製造日本無力在釣魚台附近執法的證據，不必非得登陸不可；就是漁民把在釣魚台附近捕獲的漁產品製成國際品牌，也能達到上述目的，而且比對日經濟制裁有建設性。
4.中國不應過份宣傳「國有化」為改變現狀的關鍵，而應將之宣傳為2002年開始，日本逐步改變釣魚台現狀的最後一步，並將從前曾作出的、哪怕是軟弱無力的抗議，拿出來作為先見之明的鋪墊。這樣才可以證明野田政府就是沒有石原慎太郎的壓力，也在執行同一計劃，並回應前述布魯金斯智庫的論據。由於日本政府難以擱置「購島」，中方也應把日本中央政府、右翼份子和少數左翼親華力量分開處理，否則就是他朝親華人士（或部份溫和知華派）執政，中日關係也難以恢復。
5.中國政府應正式承擔保釣的協調角色，可以是在管理釣魚台的政府單位內，設立辦公室或委員會或其他任何形式，把各方保釣人士統統吸納在內，包括劉夢熊博士等港方保釣代表亦無不可。完全令外間相信過激行為與政府無關是不可能的，但這類機制既可滿足民間喜歡大動作的訴求，通過表面上強硬（而實際目的是管制過激行為）的大動作安撫人心，又能通過規範、問責，對過激行為劃清界線，部分減低出現不可測的風險，這應是中日雙方都樂見的。
然而以上回應只能是短期的，並不能解決上述迷思背後的結構性問題；而且要是這些修正由不合適的人負責，依然會傳遞錯誤訊息。要解決之，除了更改灌輸愛國主義的方式和內容，讓全體民眾有廣泛訊息來源、多角度思考訓練，養成超越「情感主導式評核」的習慣、放棄動機論，別無他途。我們身處香港，在保釣的同時，更應為理性愛國把關，這才是真正的國民教育。
沈旭暉 [Unprinted, Edited Full Version]
2012年9月4日星期二
中美的太平洋小島大棋局——島國的全球化危與機(下)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問太平洋迷你島國庫克群島，除了昨天談及的短期價值，還有更值得留意的長期戰略：數十年後，誰保證這些小島沒有更大的潛能？
島國大洋的資源潛能
像庫克群島的陸地面積雖然只有240平方公里，不及香港總面積1/4，它的專屬經濟區卻極大，達180萬平方公里，相等於法國陸地面積3倍。地球最後能發掘的天然資源，就是在這類杳無人煙的地區，例如北極因為溫室效應，冰川融化，正成為大國最新爭奪資源的中心。
至於太平洋海底能否發掘出有價值資源，這問題卻是過慮的：正如經濟學者Julian Simon所言，歷史證明了只要科技持續發展、人類保持創造力，就能一直發現新的能源；從前被認為難以開採的能源，隨着發展，開採成本也愈來愈低。從過去十多年各地新開發的能源、新發現的油田可見，這觀察基本上符合事實。雖然太平洋小島目前並不富有，但只要有外來資本為其發展勘探，頗有點石成金的潛能。南太平洋的豐富地下資源，已被中國鎖定為戰略目標，詳情可見中國地質調查局的《南太平洋島國海底礦產資源現狀及合作環境研究》，其中就把庫克群島水域劃為「多金屬結核成礦遠景區」。
華人改變島國人口結構
值得大國動腦筋的還有另一組事實：這些島國人口一律極少，像庫克群島只有2萬人，另一位置更偏僻的、同樣與新西蘭簽署「自由聯合協定」的紐埃島更只有1400人，就是我們較熟悉的湯加王國，總人口也不過10萬。相對於中國的13億人，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只要少數中國人移民當地，毋須任何部署，已可能帶來人口結構的根本改變。
這情確實正在發生：像湯加王國原本與台北建交，後來國王不滿台灣搞民主化、公主又變成中國生意伙伴，就改與北京建交，自此湯加的華人數目就由原來的數十，數年內暴增至近4000，佔全國總人口3％至4%，還控制着經濟命脈，也一如所料引起了排華風潮。有時華人數目並不能完全以數字衡量，例如在薩摩亞，全國1/4人口有華裔血統，不過他們在人口普查都登記為薩摩亞人。即使中國沒有任何國家行為，這樣的趨勢有什麼結果，也不難想像。像南太平洋斐濟近年政局動盪，與英國在殖民時代大量引入印度人息息相關，現在印度裔已佔斐濟人口40％，成了政壇一股重要力量，只是印度不像中國，沒有長遠的僑民政策，才沒觸及國際戰略層面的問題而已。
夏威夷模式對北京的啟示
回想19世紀時，夏威夷原來是獨立的太平洋王國，總人口也只有10萬人，美國如何對其吞併，歷史課本記載得很詳細。當然，當代大國很難重複這段歷史，強調和平崛起的中國也不願吞併其他國家，但假如中國未來國力更強，在上述的人口結構下，將一些華人佔重要比例的太平洋島國變成附庸，並非不可能。
美國容許北太平洋的馬紹爾群島等三國簽署「自由聯合協議」、鼓勵其爭取國際社會的獨立身分，正是要將其變成附庸，例如把沒有國家願意接收的拘留者（不少是疑似恐怖分子）送往當地監獄；英國不少偏遠殖民地的主要價值，則是作為離岸避稅天堂。假如中國只是為可能出現的太平洋附庸國賦予同一功能，也許尚不足以刺激美國。
但假如這些國家再成為中國的資訊科技基地（目前中國和湯加公主的主要業務，就包括公主的衛星通訊生意），甚或軍事基地（中國早前擬在冰島購地，就因為被西方懷疑用作北極基地而告吹），這對美國的國防部署，卻足以產生結構性影響。防微杜漸，中美對庫克群島也要爭奪，也就不足為奇。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島國大洋的資源潛能
像庫克群島的陸地面積雖然只有240平方公里，不及香港總面積1/4，它的專屬經濟區卻極大，達180萬平方公里，相等於法國陸地面積3倍。地球最後能發掘的天然資源，就是在這類杳無人煙的地區，例如北極因為溫室效應，冰川融化，正成為大國最新爭奪資源的中心。
至於太平洋海底能否發掘出有價值資源，這問題卻是過慮的：正如經濟學者Julian Simon所言，歷史證明了只要科技持續發展、人類保持創造力，就能一直發現新的能源；從前被認為難以開採的能源，隨着發展，開採成本也愈來愈低。從過去十多年各地新開發的能源、新發現的油田可見，這觀察基本上符合事實。雖然太平洋小島目前並不富有，但只要有外來資本為其發展勘探，頗有點石成金的潛能。南太平洋的豐富地下資源，已被中國鎖定為戰略目標，詳情可見中國地質調查局的《南太平洋島國海底礦產資源現狀及合作環境研究》，其中就把庫克群島水域劃為「多金屬結核成礦遠景區」。
華人改變島國人口結構
值得大國動腦筋的還有另一組事實：這些島國人口一律極少，像庫克群島只有2萬人，另一位置更偏僻的、同樣與新西蘭簽署「自由聯合協定」的紐埃島更只有1400人，就是我們較熟悉的湯加王國，總人口也不過10萬。相對於中國的13億人，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只要少數中國人移民當地，毋須任何部署，已可能帶來人口結構的根本改變。
這情確實正在發生：像湯加王國原本與台北建交，後來國王不滿台灣搞民主化、公主又變成中國生意伙伴，就改與北京建交，自此湯加的華人數目就由原來的數十，數年內暴增至近4000，佔全國總人口3％至4%，還控制着經濟命脈，也一如所料引起了排華風潮。有時華人數目並不能完全以數字衡量，例如在薩摩亞，全國1/4人口有華裔血統，不過他們在人口普查都登記為薩摩亞人。即使中國沒有任何國家行為，這樣的趨勢有什麼結果，也不難想像。像南太平洋斐濟近年政局動盪，與英國在殖民時代大量引入印度人息息相關，現在印度裔已佔斐濟人口40％，成了政壇一股重要力量，只是印度不像中國，沒有長遠的僑民政策，才沒觸及國際戰略層面的問題而已。
夏威夷模式對北京的啟示
回想19世紀時，夏威夷原來是獨立的太平洋王國，總人口也只有10萬人，美國如何對其吞併，歷史課本記載得很詳細。當然，當代大國很難重複這段歷史，強調和平崛起的中國也不願吞併其他國家，但假如中國未來國力更強，在上述的人口結構下，將一些華人佔重要比例的太平洋島國變成附庸，並非不可能。
美國容許北太平洋的馬紹爾群島等三國簽署「自由聯合協議」、鼓勵其爭取國際社會的獨立身分，正是要將其變成附庸，例如把沒有國家願意接收的拘留者（不少是疑似恐怖分子）送往當地監獄；英國不少偏遠殖民地的主要價值，則是作為離岸避稅天堂。假如中國只是為可能出現的太平洋附庸國賦予同一功能，也許尚不足以刺激美國。
但假如這些國家再成為中國的資訊科技基地（目前中國和湯加公主的主要業務，就包括公主的衛星通訊生意），甚或軍事基地（中國早前擬在冰島購地，就因為被西方懷疑用作北極基地而告吹），這對美國的國防部署，卻足以產生結構性影響。防微杜漸，中美對庫克群島也要爭奪，也就不足為奇。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2012年9月2日星期日
中美的太平洋小島大棋局——從希拉里訪庫克群島談起(上)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任內最後一次訪問亞太區，華文媒體關心的自然是中國之行，但她的首站行程卻最堪玩味，到訪地點是她這個級別的美國官員、乃至任何國家這個級別的官員都從未駐足的南太平洋島國：庫克群島（Cook Islands），並出席當地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首腦會議，也是美國對這區域論壇的最重視表現。
太平洋島國與「圍堵論」
關於庫克群島的背景、這個與新西蘭簽訂「自由聯合協定」的小島是否完全獨立國家等問題，筆者在月前介紹其奧運代表隊時已有談及。為何這個總人口只有約2萬、面積只有240平方公里的小國，會吸引全球第一大國的國務卿來訪？而且還是伴隨一艘航空母艦而來？《人民日報》何以立刻刊文批評？究竟這類小國有何重要性？
希拉里到訪的最直接信息，自然是要告知世界，無論多偏遠的天涯海角，依然是美國的勢力範圍；中國近年雖成了不少太平洋島國的最大貿易伙伴及債主，但在戰略層面，它們依然屬於澳洲新西蘭的勢力範圍，而澳紐背後的就是美國。在北京眼中，美國拉攏這些小國不但與奧巴馬宣布「重返亞太」一脈相承，甚至可能是美國慫恿日菲越南等國與中國對着幹的同類把戲。過去10年，北京花了不少資源在這地區，相反華府的援助則口惠而實不至，假如這些島國像菲律賓那樣，一方面要中國的錢，另一方面要美國的保護，自然不是北京所樂見。而且中國進入南太平洋時，並非從美國勢力硬搶過來，希拉里後發先至，北京也認為是破壞了中美在上個10年建立的默契。
南北太平洋與中美勢力範圍
過去數十年，庫克群島所在的南太平洋，一直是美國忽視的。在太平洋島國中，美國重視的都位於北太平洋，那裏有美國的屬島關島、位於北馬里亞納聯邦的塞班島，也有與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協定」、形同美國附庸、但在聯合國有投票權的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和帛琉等國。這個區域，對監控區域主要對手有直接的戰略軍事價值，二戰時對日本就是必爭之地，現在對手改為中國，同樣合用。中國若拉攏這些島國，美國是會警惕的。
南太平洋原來被視為世外桃源，從未發生重大戰爭，並非美國戰略目標，連援助也懶得理會。不過由於太平洋島國曾是兩岸爭奪外交承認的戰場，中國對當地一直關注，到了1990年代，由於美國的忽視、澳洲鞭長莫及，中國勢力在南太平洋卻愈來愈大。例如在湯加王國，中國除了給予巨額援助，也控制了當地主要經濟命脈，並與幾乎控制全國企業的湯加公主建立了特殊關係，甚至捲進了近10年湯加王室的宮廷鬥爭（順帶一提，湯加國王月前正是在香港病逝）。假如這趨勢持續、中美兩國分別在南北太平洋建立勢力範圍，美國的亞太後院就面臨失守，這是美國保守派不能接受的。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太平洋島國與「圍堵論」
關於庫克群島的背景、這個與新西蘭簽訂「自由聯合協定」的小島是否完全獨立國家等問題，筆者在月前介紹其奧運代表隊時已有談及。為何這個總人口只有約2萬、面積只有240平方公里的小國，會吸引全球第一大國的國務卿來訪？而且還是伴隨一艘航空母艦而來？《人民日報》何以立刻刊文批評？究竟這類小國有何重要性？
希拉里到訪的最直接信息，自然是要告知世界，無論多偏遠的天涯海角，依然是美國的勢力範圍；中國近年雖成了不少太平洋島國的最大貿易伙伴及債主，但在戰略層面，它們依然屬於澳洲新西蘭的勢力範圍，而澳紐背後的就是美國。在北京眼中，美國拉攏這些小國不但與奧巴馬宣布「重返亞太」一脈相承，甚至可能是美國慫恿日菲越南等國與中國對着幹的同類把戲。過去10年，北京花了不少資源在這地區，相反華府的援助則口惠而實不至，假如這些島國像菲律賓那樣，一方面要中國的錢，另一方面要美國的保護，自然不是北京所樂見。而且中國進入南太平洋時，並非從美國勢力硬搶過來，希拉里後發先至，北京也認為是破壞了中美在上個10年建立的默契。
南北太平洋與中美勢力範圍
過去數十年，庫克群島所在的南太平洋，一直是美國忽視的。在太平洋島國中，美國重視的都位於北太平洋，那裏有美國的屬島關島、位於北馬里亞納聯邦的塞班島，也有與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協定」、形同美國附庸、但在聯合國有投票權的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和帛琉等國。這個區域，對監控區域主要對手有直接的戰略軍事價值，二戰時對日本就是必爭之地，現在對手改為中國，同樣合用。中國若拉攏這些島國，美國是會警惕的。
南太平洋原來被視為世外桃源，從未發生重大戰爭，並非美國戰略目標，連援助也懶得理會。不過由於太平洋島國曾是兩岸爭奪外交承認的戰場，中國對當地一直關注，到了1990年代，由於美國的忽視、澳洲鞭長莫及，中國勢力在南太平洋卻愈來愈大。例如在湯加王國，中國除了給予巨額援助，也控制了當地主要經濟命脈，並與幾乎控制全國企業的湯加公主建立了特殊關係，甚至捲進了近10年湯加王室的宮廷鬥爭（順帶一提，湯加國王月前正是在香港病逝）。假如這趨勢持續、中美兩國分別在南北太平洋建立勢力範圍，美國的亞太後院就面臨失守，這是美國保守派不能接受的。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2012年8月29日星期三
運動員啓發牙買加向美國說不？
【咫尺地球】自從牙買加獨立以來，美國就取代英國，成為對牙買加最有影響力的大國，目前它是牙買加的最大貿易伙伴，和第二大經援國。雖然牙買加國內只有不及300萬的人口，但散居全球的牙買加僑民眾多，特別在美國，有不少牙買加人聚居的社區，例如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就坐落在「小牙買加」附近，他們送回牙買加的外匯，一直是牙買加主要收入來源。
牙買加「土法煉鋼」培育運動員
牙買加田徑的成功，卻印證了加勒比小國脫離美國影響力自力更生的可能。在近年國際短跑場上，主要就是美國和牙買加在競爭。牙買加不同其他短暫得到成功的小國，並不是靠美國訓練來得到成績，而是強調土法煉鋼。牙買加國內有260隊田徑隊，為防優秀運動員外流，牙買加會確保願意留在國內的體育明星得到在英美一樣的待遇，獎學金、荷蘭水蓋應有盡有，這些運動員都認為牙買加的田徑體系自成一格，訓練比國外更優秀。
上個十年，不少牙買加裔運動員入籍外國，代表外國參賽；目前牙買加卻鮮有輸出一流運動員，只有已過氣的一群，例如年屆半百的傳奇女飛人奧蒂，才選擇入籍歐洲小國斯洛文尼亞，繼續體育生涯。百米飛人保特就認為，牙買加中學的聯校田徑比賽是世上最高水平的比賽之一、未來飛人的最理想搖籃。牙買加政府已開始進行國際宣傳，要吸引各國精英運動員到牙買加學習田徑，培養了不少頂級跑手的牙買加科技大學，就逐漸成為體育世界的名校。
美牙地下幫會秩序的瓦解
在田徑場和美國平起平坐，自然不代表牙買加能和美國討價還價，卻足以鼓勵牙買加切斷對美國的過分依賴。須知過去50年，牙買加實際上有兩個管治中心，一是民選政府，另一就是幫會的地下秩序，後者的大本營不在牙買加，而在美國。雖然牙買加是度假天堂，但也是全球罪案率最高國家之一，原因就是幫會林立，這些幫會不時爆發槍戰，幫會領袖的根據地，又與牙買加兩大黨的根據地交叉重疊，幫會有本事從美國弄來大批外匯，轉移到政黨，令地上地下政府的勾結循環不息。
牙買加其中一個最大的幫會名叫Shower Posse，經營的毒品網絡深入美國東岸，在紐約、邁亞密等牙買加人聚居的城市勢力尤大，其領袖Chrishopher Coke早已躋身牙買加上層社會，漂白成社會賢達。此人據說涉及過千宗在美牙兩國的謀殺案，年前被美國政府引渡，卻一度被牙買加前總理袒護（美國指兩人為政治盟友），最後在根據地與警方爆發大規模槍戰後就擒。過程中，美牙關係跌入最低點，一方面，有牙買加人不滿美國引渡本國「精英」；另一方面，不少牙買加人更不滿本國總理疑似與幫會友好，彷彿間接受美國地下資本操控。自此牙買加的本土意識進一步增強，田徑場上戰勝美國、田徑場外留住了本國運動員，無疑符合了新政府的政策主旋律。
紓經濟困境與委國加強關係
牙買加正面對嚴峻經濟危機，貿易赤字、財赤都成了常態，危機的部分成因，與其經濟體過度依賴美國，但美國經濟增長卻放緩有關。假如牙買加能通過田徑發展新經濟產業，證明本國體系比美國體系更優秀，配合國民正把保特塑造成國家英雄的風潮，不失為一條新路。當牙買加不可能扭轉對美國的依賴，但又希望拓展美國以外的其他關係，田徑場上的勝利，保特和美國退役飛人劉易斯的口角、喜愛Bob Marley音樂的嗜好，就有了現實意義。
牙買加要紓緩經濟困境還有另一途徑，就是減低輸入天然資源成本，例如增加從委內瑞拉、古巴等的入口，這偏偏又涉及與美國關係，因為這些國家都被美國視為敵人。過去十年，牙買加向美國說不的例子愈來愈多，例如成為加勒比海首個與委內瑞拉簽訂優惠能源協定的國家、支持國際社會結束制裁古巴、收留被美國推翻的海地總統阿里斯蒂德等，都令華府不高興。我們自然不應高估田徑對這些外交發展的影響，但上述進程的深化，確實與牙買加田徑隊崛起同步發生，起碼與美國不那麼友好的國家在與牙買加交往時，通過嘉許牙買加運動員「戰勝美國」來破冰，已成外交場合的慣用語言。
牙買加「土法煉鋼」培育運動員
牙買加田徑的成功，卻印證了加勒比小國脫離美國影響力自力更生的可能。在近年國際短跑場上，主要就是美國和牙買加在競爭。牙買加不同其他短暫得到成功的小國，並不是靠美國訓練來得到成績，而是強調土法煉鋼。牙買加國內有260隊田徑隊，為防優秀運動員外流，牙買加會確保願意留在國內的體育明星得到在英美一樣的待遇，獎學金、荷蘭水蓋應有盡有，這些運動員都認為牙買加的田徑體系自成一格，訓練比國外更優秀。
上個十年，不少牙買加裔運動員入籍外國，代表外國參賽；目前牙買加卻鮮有輸出一流運動員，只有已過氣的一群，例如年屆半百的傳奇女飛人奧蒂，才選擇入籍歐洲小國斯洛文尼亞，繼續體育生涯。百米飛人保特就認為，牙買加中學的聯校田徑比賽是世上最高水平的比賽之一、未來飛人的最理想搖籃。牙買加政府已開始進行國際宣傳，要吸引各國精英運動員到牙買加學習田徑，培養了不少頂級跑手的牙買加科技大學，就逐漸成為體育世界的名校。
美牙地下幫會秩序的瓦解
在田徑場和美國平起平坐，自然不代表牙買加能和美國討價還價，卻足以鼓勵牙買加切斷對美國的過分依賴。須知過去50年，牙買加實際上有兩個管治中心，一是民選政府，另一就是幫會的地下秩序，後者的大本營不在牙買加，而在美國。雖然牙買加是度假天堂，但也是全球罪案率最高國家之一，原因就是幫會林立，這些幫會不時爆發槍戰，幫會領袖的根據地，又與牙買加兩大黨的根據地交叉重疊，幫會有本事從美國弄來大批外匯，轉移到政黨，令地上地下政府的勾結循環不息。
牙買加其中一個最大的幫會名叫Shower Posse，經營的毒品網絡深入美國東岸，在紐約、邁亞密等牙買加人聚居的城市勢力尤大，其領袖Chrishopher Coke早已躋身牙買加上層社會，漂白成社會賢達。此人據說涉及過千宗在美牙兩國的謀殺案，年前被美國政府引渡，卻一度被牙買加前總理袒護（美國指兩人為政治盟友），最後在根據地與警方爆發大規模槍戰後就擒。過程中，美牙關係跌入最低點，一方面，有牙買加人不滿美國引渡本國「精英」；另一方面，不少牙買加人更不滿本國總理疑似與幫會友好，彷彿間接受美國地下資本操控。自此牙買加的本土意識進一步增強，田徑場上戰勝美國、田徑場外留住了本國運動員，無疑符合了新政府的政策主旋律。
紓經濟困境與委國加強關係
牙買加正面對嚴峻經濟危機，貿易赤字、財赤都成了常態，危機的部分成因，與其經濟體過度依賴美國，但美國經濟增長卻放緩有關。假如牙買加能通過田徑發展新經濟產業，證明本國體系比美國體系更優秀，配合國民正把保特塑造成國家英雄的風潮，不失為一條新路。當牙買加不可能扭轉對美國的依賴，但又希望拓展美國以外的其他關係，田徑場上的勝利，保特和美國退役飛人劉易斯的口角、喜愛Bob Marley音樂的嗜好，就有了現實意義。
牙買加要紓緩經濟困境還有另一途徑，就是減低輸入天然資源成本，例如增加從委內瑞拉、古巴等的入口，這偏偏又涉及與美國關係，因為這些國家都被美國視為敵人。過去十年，牙買加向美國說不的例子愈來愈多，例如成為加勒比海首個與委內瑞拉簽訂優惠能源協定的國家、支持國際社會結束制裁古巴、收留被美國推翻的海地總統阿里斯蒂德等，都令華府不高興。我們自然不應高估田徑對這些外交發展的影響，但上述進程的深化，確實與牙買加田徑隊崛起同步發生，起碼與美國不那麼友好的國家在與牙買加交往時，通過嘉許牙買加運動員「戰勝美國」來破冰，已成外交場合的慣用語言。
2012年8月22日星期三
牙買加短跑王國與現實外交 — 英國篇
【咫尺地球】加勒比海小國牙買加在倫敦奧運繼續鞏固其「短跑王國」地位，獲得4金4銀4銅，更打破世界紀錄，適逢牙買加慶祝獨立50周年，國內一片歡騰，筆者剛從當地回來，頗能感受一二。對於牙買加人，體育不只是體育，也是顯示國家實力的重要一環，短跑王國興起足以對牙買加外交構成微妙影響。
女總理的「體育政績工程」
牙買加獨立以來，政壇一直由兩大黨壟斷，現任總理米勒（Portia Simpson-Miller）1989年開始入閣，曾任不同名目的部長，職權涵蓋範圍大多有「體育」一詞，例如「勞工福利與體育部長」、「勞工社會保障與體育部長」、「旅遊與體育部長」、「地方政府社區發展與體育部長」等，甚至到了擔任總理，也堅持兼任「國防、發展、資訊及體育部長」一職。她曾獲國際奧委會頒發「婦女與體育世界獎」，表揚她對促進本國女性運動員平權的貢獻；負責培訓牙買加運動員的「牙買加體育發展基金會」，也是米勒任內設立，令不少運動員對她都有先天親切感。
米勒在貧民區成長，是近年牙買加罕見的魅力型領袖，但因解決經濟、治安等問題太困難，她的不少口號都聚焦在形式主義層面。米勒一項最高調的政綱，就是讓牙買加不再奉英女王為元首，以總統取代，把牙買加建成共和國。這似乎是加勒比海一帶的大趨勢，不久前同樣曾為英國殖民地的圭亞那、千里達等，都不再奉英女王為元首，但依然留在英聯邦。牙買加運動員在倫敦奧運揚威，不但對牙買加人在前宗主國跟前站起來頗有象徵意義，對視體育成就為個人政績工程的米勒也深具鼓舞，她在奧運期間訪英，獲邀到白金漢宮會見英女王，就發表了政治成分甚重的講話。加拿大專欄作家Tim Knight形容，這是牙買加對英國的「完美報復」。《衛報》則引述英國評論員認為，牙買加的田徑成就反映牙買加依然是殖民地，尚不能在經濟體系脫離殖民時代的影響。
牙買加不再奉英女王為元首？
牙買加的獨立，也和奧運有一定互動。它首次參加奧運在獨立前的1948年，當時倫敦也是主辦城市，名不經傳的它爆大冷在田徑比賽得到1金2銀（身為主辦國的英國也不過獲得3金），立刻凝聚了牙買加人的身分認同，這也成了米勒在倫敦的政治宣言內容。及後英國為加勒比海各殖民地組成「西印度聯邦」，並以此名義參加1960年羅馬奧運，原來計劃是讓「西印度聯邦」變成一個統一國家，但當中的最大實體牙買加以被分權為由，並不熱中，連在奧運也沒有了自己的旗幟，更令國民失望，不久就通過公投，退出聯邦獨立建國。
假如牙買加不再奉英女王為元首、成為共和國，除短暫勾起國民對英國引入奴隸制度等歷史回憶、激起國內民族主義，最重要的現實意義，還在於加勒比海地區整合的前景。加勒比海整合不同昔日的西印度聯邦，不會觸及主權、又已談到單一貨幣的階段，牙買加認為參與有利無害。加勒比海各島國的天然領袖原來是古巴，但古巴長期被西方孤立，牙買加就成了潛在區域領袖之一，而加勒比海的法語、荷語、西語區，是不可能接受奉英女王當元首的國家成為精神領袖的。但只要從這枷鎖解脫，牙買加以獨特的歷史文化，包括影響全球的Reggae音樂和發展完備的體育體制，足以提供加勒比海一體化的向心力，也許這正是牙買加邁向下個50周年的夢。
女總理的「體育政績工程」
牙買加獨立以來，政壇一直由兩大黨壟斷，現任總理米勒（Portia Simpson-Miller）1989年開始入閣，曾任不同名目的部長，職權涵蓋範圍大多有「體育」一詞，例如「勞工福利與體育部長」、「勞工社會保障與體育部長」、「旅遊與體育部長」、「地方政府社區發展與體育部長」等，甚至到了擔任總理，也堅持兼任「國防、發展、資訊及體育部長」一職。她曾獲國際奧委會頒發「婦女與體育世界獎」，表揚她對促進本國女性運動員平權的貢獻；負責培訓牙買加運動員的「牙買加體育發展基金會」，也是米勒任內設立，令不少運動員對她都有先天親切感。
米勒在貧民區成長，是近年牙買加罕見的魅力型領袖，但因解決經濟、治安等問題太困難，她的不少口號都聚焦在形式主義層面。米勒一項最高調的政綱，就是讓牙買加不再奉英女王為元首，以總統取代，把牙買加建成共和國。這似乎是加勒比海一帶的大趨勢，不久前同樣曾為英國殖民地的圭亞那、千里達等，都不再奉英女王為元首，但依然留在英聯邦。牙買加運動員在倫敦奧運揚威，不但對牙買加人在前宗主國跟前站起來頗有象徵意義，對視體育成就為個人政績工程的米勒也深具鼓舞，她在奧運期間訪英，獲邀到白金漢宮會見英女王，就發表了政治成分甚重的講話。加拿大專欄作家Tim Knight形容，這是牙買加對英國的「完美報復」。《衛報》則引述英國評論員認為，牙買加的田徑成就反映牙買加依然是殖民地，尚不能在經濟體系脫離殖民時代的影響。
牙買加不再奉英女王為元首？
牙買加的獨立，也和奧運有一定互動。它首次參加奧運在獨立前的1948年，當時倫敦也是主辦城市，名不經傳的它爆大冷在田徑比賽得到1金2銀（身為主辦國的英國也不過獲得3金），立刻凝聚了牙買加人的身分認同，這也成了米勒在倫敦的政治宣言內容。及後英國為加勒比海各殖民地組成「西印度聯邦」，並以此名義參加1960年羅馬奧運，原來計劃是讓「西印度聯邦」變成一個統一國家，但當中的最大實體牙買加以被分權為由，並不熱中，連在奧運也沒有了自己的旗幟，更令國民失望，不久就通過公投，退出聯邦獨立建國。
假如牙買加不再奉英女王為元首、成為共和國，除短暫勾起國民對英國引入奴隸制度等歷史回憶、激起國內民族主義，最重要的現實意義，還在於加勒比海地區整合的前景。加勒比海整合不同昔日的西印度聯邦，不會觸及主權、又已談到單一貨幣的階段，牙買加認為參與有利無害。加勒比海各島國的天然領袖原來是古巴，但古巴長期被西方孤立，牙買加就成了潛在區域領袖之一，而加勒比海的法語、荷語、西語區，是不可能接受奉英女王當元首的國家成為精神領袖的。但只要從這枷鎖解脫，牙買加以獨特的歷史文化，包括影響全球的Reggae音樂和發展完備的體育體制，足以提供加勒比海一體化的向心力，也許這正是牙買加邁向下個50周年的夢。
2012年8月13日星期一
國際足協和奧委會各有準則
國際奧委會改例前後，其實國際足協也通過了類似條例，只是執行得沒有那麼嚴格，明顯例子就是新喀里多尼亞在2004年獲接納成為第204個國際足協成員。
新喀里多尼亞是法國殖民地，面積1.8萬多平方公里，人口20多萬，在大洋洲算得上是潛在大國。有趣的是它申請獲准的同時，卻有另一個身分類似的申請者被拒，就是來自非洲、2004年成為非洲足協準成員的桑給巴爾。國際足協是這樣解釋的：新喀里多尼亞距離法國本土太遠，運動員到法國交流不便，值得有自己的足球代表隊，加上當地有打算邁向獨立、擬舉行公投，有可能成為獨立國家，反之桑給巴爾是坦桑尼亞聯邦一部分，運動員已被有效代表，加上並無獨立之打算，所以不能相提並論。這反映處理非主權國家申請時，國際足協和國際奧委會有不同準則，而國際足協的彈性相對較大，大概未來有準國家要申請入奧前，會先找國際足協試水溫，而下一個熱門獲接納的非國家成員，有可能是正逐步邁向獨立的丹麥自治區格陵蘭。
新喀里多尼亞是法國殖民地，面積1.8萬多平方公里，人口20多萬，在大洋洲算得上是潛在大國。有趣的是它申請獲准的同時，卻有另一個身分類似的申請者被拒，就是來自非洲、2004年成為非洲足協準成員的桑給巴爾。國際足協是這樣解釋的：新喀里多尼亞距離法國本土太遠，運動員到法國交流不便，值得有自己的足球代表隊，加上當地有打算邁向獨立、擬舉行公投，有可能成為獨立國家，反之桑給巴爾是坦桑尼亞聯邦一部分，運動員已被有效代表，加上並無獨立之打算，所以不能相提並論。這反映處理非主權國家申請時，國際足協和國際奧委會有不同準則，而國際足協的彈性相對較大，大概未來有準國家要申請入奧前，會先找國際足協試水溫，而下一個熱門獲接納的非國家成員，有可能是正逐步邁向獨立的丹麥自治區格陵蘭。
2012年8月12日星期日
英國殖民地入奧——開曼群島 Vs 直布羅陀
香港回歸後，能參加奧運的還有三個英國殖民地：早在1936年加入的百慕達（百慕達白人超過三成，二戰前英國只支持白人較多的海外領土參加奧運），以及加勒比海的開曼群島和英屬處女島，都是著名的避稅天堂。
這安排難免令其他殘存的英國殖民地感到不滿，因為論人口，同樣處於加勒比海的英屬吐克斯和凱科斯群島、安圭拉島等，都和三地不遑多讓；而開曼群島年前高調招募英國雇傭兵代表自己參加世界盃，更飽受鄰島批評。
不過那些殖民地在國際社會獨立身份有限，除了因為錯過舊例的入奧時機，也因為本身內政一塌糊塗，致令無暇處理外務。例如吐克斯就因為政府公務員涉嫌大規模集體貪污，年前被英國暫時終止其自治地位。
另一些英國殖民地加入國際體育舞台遇上更大阻力，例如位於南美洲的福克蘭群島，要加入美洲體育機構，必受到阿根廷反對，但畢竟本身人口稀少，尚未形成重要議題。直布羅陀的體育政治則已到了白熱化階段，它雖然未想到參加奧運，但在過去十多年不斷申請加入國際足協、參加世界盃，都因為西班牙強烈反對而失敗。英國對直布羅陀加入國際足協十分積極，近來建議它改為申請加入非洲足協，因為直布羅陀位處摩洛哥對岸，勉強也可算是非洲成員，就像以色列勉強算是歐洲那樣，那時候，西班牙的反對就無效。
這安排難免令其他殘存的英國殖民地感到不滿，因為論人口，同樣處於加勒比海的英屬吐克斯和凱科斯群島、安圭拉島等，都和三地不遑多讓；而開曼群島年前高調招募英國雇傭兵代表自己參加世界盃，更飽受鄰島批評。
不過那些殖民地在國際社會獨立身份有限，除了因為錯過舊例的入奧時機，也因為本身內政一塌糊塗，致令無暇處理外務。例如吐克斯就因為政府公務員涉嫌大規模集體貪污，年前被英國暫時終止其自治地位。
另一些英國殖民地加入國際體育舞台遇上更大阻力，例如位於南美洲的福克蘭群島，要加入美洲體育機構，必受到阿根廷反對，但畢竟本身人口稀少，尚未形成重要議題。直布羅陀的體育政治則已到了白熱化階段，它雖然未想到參加奧運，但在過去十多年不斷申請加入國際足協、參加世界盃，都因為西班牙強烈反對而失敗。英國對直布羅陀加入國際足協十分積極，近來建議它改為申請加入非洲足協，因為直布羅陀位處摩洛哥對岸，勉強也可算是非洲成員，就像以色列勉強算是歐洲那樣，那時候，西班牙的反對就無效。
2012年8月10日星期五
「自由聯合國家」庫克群島
不少奧運參賽隊伍代表的人口極少，除了瑙魯、圖瓦盧等國家只有一萬人，還有不足二萬人的庫克群島。
庫克群島雖然面積也是極小，但因為地處極偏僻的太平洋中央，領海極其龐大，成了它獨立建國的最大憑藉。事實上，庫克群島的國際身分十分含糊：根據法律定義，它和聯合國正式成員馬紹爾群島等一樣，都是和母體相連的「自由聯合國家」，馬紹爾的母體是美國，庫克的母體則是新西蘭，雖然庫克至今沒有加入聯合國，但能量與馬紹爾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庫克和新西蘭在1965 年簽訂自由聯合的自治協議，聯合國承認庫克群島為「非會員身分的獨立國家」，能參加一些聯合國屬下組織，近年更與新西蘭達成協議，能獨自作一些外交活動，包括與中國獨立建交，新西蘭也多次去信國際社會，要求把庫克群島當作獨立國家看待。
這個島國在1988 年開始獨立參加奧運，當時也有人想過另一個與新西蘭「自由聯合」的紐埃島，以及另一個新西蘭領地托克勞群島是否也應一併辦手續，不過兩地各自只有一千多人，只有在欖球項目才有具水平的運動員，入奧就不了了之了。
庫克群島雖然面積也是極小，但因為地處極偏僻的太平洋中央，領海極其龐大，成了它獨立建國的最大憑藉。事實上，庫克群島的國際身分十分含糊：根據法律定義，它和聯合國正式成員馬紹爾群島等一樣，都是和母體相連的「自由聯合國家」，馬紹爾的母體是美國，庫克的母體則是新西蘭，雖然庫克至今沒有加入聯合國，但能量與馬紹爾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庫克和新西蘭在1965 年簽訂自由聯合的自治協議，聯合國承認庫克群島為「非會員身分的獨立國家」，能參加一些聯合國屬下組織，近年更與新西蘭達成協議，能獨自作一些外交活動，包括與中國獨立建交，新西蘭也多次去信國際社會，要求把庫克群島當作獨立國家看待。
這個島國在1988 年開始獨立參加奧運，當時也有人想過另一個與新西蘭「自由聯合」的紐埃島，以及另一個新西蘭領地托克勞群島是否也應一併辦手續，不過兩地各自只有一千多人，只有在欖球項目才有具水平的運動員，入奧就不了了之了。
2012年8月8日星期三
盼改變現狀的波多黎各
不符合國際奧委會新例、但能獨立參加奧運的有不少例子，除了香港，還有加入奧運超過六十年的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原是西班牙殖民地，美西戰爭後被轉手予美國，目前身份是美國自治領，而美國自治領參加奧運早有前科：早在1924年，當時身為美國自治領的菲律賓就獲准獨立參加奧運，而它未完全獨立時，也能成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國，可見當時國際社會對主權的概念，比現在有更大彈性。
波多黎各1948年開始參加奧運，歷年共獲得1銀5銅，一律來自拳擊，然而波多黎各能否繼續參賽，還得看其未來身份。在過去數十年，當地曾多次舉行與國際身份相關的公投，主張完全獨立的只有少數，而希望成為美國第51州或維持現狀的，一向不相上下。今年11月，波多黎各將再次舉行公投，第一輪表决是否改變現狀，假如要改變，再有完全獨立、變成美國一個州和「與美國自由聯合」（類似馬紹爾群島模式）等三個選項。
只要波多黎各建州成功，自會被國際奧委會開除會籍，而當地總督Luis Fortuno近年強烈鼓勵島民學習英語、落實雙語政策，希望以此提升就業能力、並作為建立美國身份認同的一環，其立場顯然易見。
波多黎各原是西班牙殖民地，美西戰爭後被轉手予美國，目前身份是美國自治領，而美國自治領參加奧運早有前科：早在1924年，當時身為美國自治領的菲律賓就獲准獨立參加奧運，而它未完全獨立時，也能成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國，可見當時國際社會對主權的概念，比現在有更大彈性。
波多黎各1948年開始參加奧運，歷年共獲得1銀5銅，一律來自拳擊，然而波多黎各能否繼續參賽，還得看其未來身份。在過去數十年，當地曾多次舉行與國際身份相關的公投，主張完全獨立的只有少數，而希望成為美國第51州或維持現狀的，一向不相上下。今年11月，波多黎各將再次舉行公投，第一輪表决是否改變現狀，假如要改變，再有完全獨立、變成美國一個州和「與美國自由聯合」（類似馬紹爾群島模式）等三個選項。
只要波多黎各建州成功，自會被國際奧委會開除會籍，而當地總督Luis Fortuno近年強烈鼓勵島民學習英語、落實雙語政策，希望以此提升就業能力、並作為建立美國身份認同的一環，其立場顯然易見。
2012年8月6日星期一
巴勒斯坦的體育外交
國際奧委會在1996年修例，收緊新會員資格，最戲劇性趕上尾班車的自然是1995年被接納為正式成員的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雖然宣佈立國多年，但一直未被國際社會完全承認，不過在亞洲則毫無爭議，所以巴勒斯坦早在亞奧會拒絕接受以色列後，在1986年獲邀加入，並長期參加亞運，得過一面銅牌，是為巴勒斯坦體育外交的一大成就。明白到突顯「體育主權」是爭取獨立的重要一步，已故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甚至曾親自擔任巴勒斯坦奧委會主席。
雖然以色列早在巴勒斯坦加入亞奧會時就提出抗議，但它自己連亞洲成員的身份也被取締，自然抗議無效；到了1995年，由於亞奧會支持巴勒斯坦入奧，已屬於「歐洲」的以色列卻不能動員歐奧會集體聲援，加上當年未改例，縱使巴勒斯坦未能加入聯合國，還是得到奧運席位。要是根據今天的新例，恐怕就難說了。
有趣的是，根據國際奧委會官方資料，位於同一地理位置的以色列是「歐洲」成員、巴勒斯坦則是「亞洲」成員，但以色列代表團內，其實有好些來自其管治區的阿拉伯裔運動員，他們的身份認同和效忠問題，只有自己才知道。
巴勒斯坦雖然宣佈立國多年，但一直未被國際社會完全承認，不過在亞洲則毫無爭議，所以巴勒斯坦早在亞奧會拒絕接受以色列後，在1986年獲邀加入，並長期參加亞運，得過一面銅牌，是為巴勒斯坦體育外交的一大成就。明白到突顯「體育主權」是爭取獨立的重要一步，已故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甚至曾親自擔任巴勒斯坦奧委會主席。
雖然以色列早在巴勒斯坦加入亞奧會時就提出抗議，但它自己連亞洲成員的身份也被取締，自然抗議無效；到了1995年，由於亞奧會支持巴勒斯坦入奧，已屬於「歐洲」的以色列卻不能動員歐奧會集體聲援，加上當年未改例，縱使巴勒斯坦未能加入聯合國，還是得到奧運席位。要是根據今天的新例，恐怕就難說了。
有趣的是，根據國際奧委會官方資料，位於同一地理位置的以色列是「歐洲」成員、巴勒斯坦則是「亞洲」成員，但以色列代表團內，其實有好些來自其管治區的阿拉伯裔運動員，他們的身份認同和效忠問題，只有自己才知道。
2012年8月4日星期六
塞浦路斯參賽欠認同
一些奧運代表隊名義上代表統一的國家，但實際上卻沒有這種認受性，最明顯的例子是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原來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屬地，1878 年後由英國管治，1914 年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不少島民卻是希臘人，因為這些歷史原因，島上希臘人和土耳其人長期南北對峙。早在第一屆雅典奧運，就有來自塞浦路斯的希臘運動員參賽，在一些奧運歷史書，甚至將他劃為正式代表塞浦路斯，但當時塞浦路斯名義上還算是鄂圖曼帝國一部分，這筆帳如何算，就難以說清楚。塞浦路斯在1960 年獨立，1980 年首次正式參加奧運，但早在1970 年代，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扶植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塞島就一分為二。那個北部國家只有土耳其一國官方承認，自然難以獲得國際體育活動參賽資格，儘管其體育水平還算不俗，例如北塞浦路斯國家足球隊的排名，就在所有非國際足協隊伍當中排名最高。本屆北塞浦路斯一如以往，要求獨立參加奧運不遂，而北塞浦路斯運動員要出現在奧運，都情願參加土耳其隊，也不會代表塞浦路斯，反映塞浦路斯代表隊在奧運從來名不副實。
塞浦路斯原來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屬地，1878 年後由英國管治，1914 年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不少島民卻是希臘人，因為這些歷史原因，島上希臘人和土耳其人長期南北對峙。早在第一屆雅典奧運，就有來自塞浦路斯的希臘運動員參賽，在一些奧運歷史書，甚至將他劃為正式代表塞浦路斯，但當時塞浦路斯名義上還算是鄂圖曼帝國一部分，這筆帳如何算，就難以說清楚。塞浦路斯在1960 年獨立，1980 年首次正式參加奧運，但早在1970 年代，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扶植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塞島就一分為二。那個北部國家只有土耳其一國官方承認，自然難以獲得國際體育活動參賽資格，儘管其體育水平還算不俗，例如北塞浦路斯國家足球隊的排名，就在所有非國際足協隊伍當中排名最高。本屆北塞浦路斯一如以往，要求獨立參加奧運不遂，而北塞浦路斯運動員要出現在奧運，都情願參加土耳其隊，也不會代表塞浦路斯，反映塞浦路斯代表隊在奧運從來名不副實。
2012年8月2日星期四
馬紹爾群島最新成員
由於本屆奧運沒有正式出現的新代表團，目前最新的奧運成員，還是2008 年首次參賽的馬紹爾群島、圖瓦盧和黑山，其中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的案例最值得一談。
這個位於北太平洋的島國，與帛琉、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北馬里亞納群島等屬於同一個地理區，都先後被德國、日本、美國等殖民管治。到了1986 年，馬紹爾、密克羅尼西亞、帛琉先後與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協議」，列明自此國防外交繼續由美國內政部門負責，其他一切範疇則自行獨立處理。最初國際社會也不知道簽訂這樣的條約，是否意味三國就是主權國家，但後來在美國背書下，三國申請加入聯合國獲批，令它們的獨立身分勉強得到核實，密、帛兩國均在2000 年首次參加奧運，馬紹爾則延遲到2008年才參加。
至於擁有著名旅遊勝地塞班島的北馬里亞納群島目前還是美國的自治領，雖然有自己的奧委會，但由於沒有在1996 年前加入奧運，相信未來也沒有參賽資格，不過在其他國際體育比賽還有一定身影，例如年前脫離大洋洲、被亞洲足協接納為準成員，就被看作「脫洋入亞」的體育外交行為。
這個位於北太平洋的島國，與帛琉、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北馬里亞納群島等屬於同一個地理區，都先後被德國、日本、美國等殖民管治。到了1986 年，馬紹爾、密克羅尼西亞、帛琉先後與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協議」，列明自此國防外交繼續由美國內政部門負責，其他一切範疇則自行獨立處理。最初國際社會也不知道簽訂這樣的條約，是否意味三國就是主權國家，但後來在美國背書下，三國申請加入聯合國獲批，令它們的獨立身分勉強得到核實，密、帛兩國均在2000 年首次參加奧運，馬紹爾則延遲到2008年才參加。
至於擁有著名旅遊勝地塞班島的北馬里亞納群島目前還是美國的自治領，雖然有自己的奧委會，但由於沒有在1996 年前加入奧運，相信未來也沒有參賽資格，不過在其他國際體育比賽還有一定身影，例如年前脫離大洋洲、被亞洲足協接納為準成員，就被看作「脫洋入亞」的體育外交行為。
2012年7月31日星期二
運動場上的民族主義
【咫尺地球‧奧運版】理論上，本屆奧運理論上有一個完全符合國際奧委會新例條件的新成員：南蘇丹，它在2011年正式獨立，不單已正式加入聯合國，也獲國際足協接納為第209個成員。但南蘇丹奧委會還未成立，因此還是不能滿足國際奧委會的程序，結果南蘇丹的運動員今年又只能以獨立身分參賽。
在奧運，分裂出來的新國家遇上「母體」的機會不少，較近期的有從埃塞俄比亞分裂出來的厄立特里亞、從塞爾維亞分裂出來的黑山等，假如雙方已經和平分手，運動場上遇見也不會有大問題，但假如雙方還處於戰爭狀態，則另當別論。就像厄立特里亞獨立時，和埃塞俄比亞原已達成默契，當時是反政府的埃塞叛軍和要獨立的厄立叛軍聯手進攻，不過推翻政府後，兩軍迅速翻臉，邊境戰爭無日無之，厄立特里亞運動員2004年得到第一面奧運銅牌，項目來自埃塞俄比亞壟斷的長跑，就迅速成為國民英雄。
今天南北蘇丹關係極差，頗有重新爆發戰爭的可能，當兩國運動員正面競爭，自會成為各自民族主義者的焦點。
在奧運，分裂出來的新國家遇上「母體」的機會不少，較近期的有從埃塞俄比亞分裂出來的厄立特里亞、從塞爾維亞分裂出來的黑山等，假如雙方已經和平分手，運動場上遇見也不會有大問題，但假如雙方還處於戰爭狀態，則另當別論。就像厄立特里亞獨立時，和埃塞俄比亞原已達成默契，當時是反政府的埃塞叛軍和要獨立的厄立叛軍聯手進攻，不過推翻政府後，兩軍迅速翻臉，邊境戰爭無日無之，厄立特里亞運動員2004年得到第一面奧運銅牌，項目來自埃塞俄比亞壟斷的長跑，就迅速成為國民英雄。
今天南北蘇丹關係極差，頗有重新爆發戰爭的可能，當兩國運動員正面競爭，自會成為各自民族主義者的焦點。
2012年7月29日星期日
爭取獨立的阿魯巴
【咫尺地球‧奧運版】昔日荷屬安的列斯群島有6大島嶼，其中阿魯巴早在1986年脫離，成為荷蘭屬下的「自治國家」，並在1988年得到和荷蘭、荷屬安的列斯群島平起平坐的參加奧運資格。
荷屬安的列斯群島本身就是一個怪胎，它的一半三島在南美北部，另一半三島在千里之外的處女島附近，阿魯巴要求脫離，主要就是受不了庫拉索控制大局。以往阿魯巴頗具民族主義情緒，曾短暫成為英、美保護國，早在1970年代就爭取完全脫離荷蘭獨立，當時荷蘭在南美洲的殖民地荷屬圭亞那也獨立為蘇里南，更讓阿魯巴得到鼓舞。理論上，阿魯巴脫離安的列斯只是第一步，原來的計劃是要在1996年成為聯合國認可的獨立國家，不過進程被「暫緩」，因為當地人終於發現搞獨立成本高昂、變數甚多，反而在荷蘭保護下還相對化算。
由於荷蘭是著名的毒品中介地、少有吸食大麻合法的地方，阿魯巴在相關國際貿易一直扮演微妙角色，經濟相對繁榮，體育成績則平平無奇，從未在大型比賽獲獎，反而是庫拉索主導的荷屬安的列斯在1988年奧運得到一面銀牌，更令今天不能獨立參賽的庫拉索感到諷刺。
荷屬安的列斯群島本身就是一個怪胎，它的一半三島在南美北部，另一半三島在千里之外的處女島附近，阿魯巴要求脫離，主要就是受不了庫拉索控制大局。以往阿魯巴頗具民族主義情緒，曾短暫成為英、美保護國，早在1970年代就爭取完全脫離荷蘭獨立，當時荷蘭在南美洲的殖民地荷屬圭亞那也獨立為蘇里南，更讓阿魯巴得到鼓舞。理論上，阿魯巴脫離安的列斯只是第一步，原來的計劃是要在1996年成為聯合國認可的獨立國家，不過進程被「暫緩」，因為當地人終於發現搞獨立成本高昂、變數甚多，反而在荷蘭保護下還相對化算。
由於荷蘭是著名的毒品中介地、少有吸食大麻合法的地方，阿魯巴在相關國際貿易一直扮演微妙角色，經濟相對繁榮，體育成績則平平無奇，從未在大型比賽獲獎，反而是庫拉索主導的荷屬安的列斯在1988年奧運得到一面銀牌，更令今天不能獨立參賽的庫拉索感到諷刺。
2012年7月27日星期五
沒獨立國家身分的庫拉索
【咫尺地球‧奧運版】奧運有不少崇高理想，但現代奧運起源卻與民族主義息息相關，整個奧運的形式設計、獎牌榜和入場的安排，都明顯為民族主義服務。然而在主權國家外，哪些有資格參加奧運的代表隊，一直沒完全劃一的準則。1996年，國際奧委會改例，規定必須是「獨立國家」才可參賽，屬獨立國家與否，則往往由聯合國會籍斷定， 至於已加入的會通融下去，包括香港。首當其衝的除了科索沃等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富爭議國家，還有本屆奧運出現的純技術層面案例：原本屬於荷屬安的列斯群島的庫拉索、聖馬丁。
位於加勒比海的荷屬安的列斯群島，早在1952 年就獨立參加奧運，但群島作為一個政治身分在年前解體，下屬的5 個島嶼紛紛公投， 其中兩個（ 庫拉索、聖馬丁） 成為荷蘭屬下的「自治國家」，取得類似昔日安的列斯的國際地位，另外3 個則表决成為荷蘭特別市，放棄獨立國際身分。
根據奧委會舊例，庫拉索、聖馬丁都應能獨立參加奧運，但新例已實行，由於安的列斯的會籍被取消，兩「國」加入又被拒，其運動員這屆就只能以「獨立身分」參賽。庫拉索人以往主導安的列斯， 就像俄羅斯主導前蘇聯，對此自然憤憤不平，特別是在國際足協，庫拉索正式繼承了安的列斯的會籍， 已是正式成員；他們認為香港也是改變政治身分而毋須重新申請會籍，是厚此薄彼；而20 多年前脫離安的列斯的阿魯巴可以獨立參加奧運，更令庫拉索不是味兒。
位於加勒比海的荷屬安的列斯群島，早在1952 年就獨立參加奧運，但群島作為一個政治身分在年前解體，下屬的5 個島嶼紛紛公投， 其中兩個（ 庫拉索、聖馬丁） 成為荷蘭屬下的「自治國家」，取得類似昔日安的列斯的國際地位，另外3 個則表决成為荷蘭特別市，放棄獨立國際身分。
根據奧委會舊例，庫拉索、聖馬丁都應能獨立參加奧運，但新例已實行，由於安的列斯的會籍被取消，兩「國」加入又被拒，其運動員這屆就只能以「獨立身分」參賽。庫拉索人以往主導安的列斯， 就像俄羅斯主導前蘇聯，對此自然憤憤不平，特別是在國際足協，庫拉索正式繼承了安的列斯的會籍， 已是正式成員；他們認為香港也是改變政治身分而毋須重新申請會籍，是厚此薄彼；而20 多年前脫離安的列斯的阿魯巴可以獨立參加奧運，更令庫拉索不是味兒。
2012年7月22日星期日
釣島危機——沖繩右翼的機遇？
【咫尺地球】在釣魚島「購島」事件中，除了東京都因為石原慎太郎而大出風頭，另一個高度參與的地方政府是沖繩縣。根據日方說法，「尖閣列島屬於沖繩縣石垣市」，令現任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不斷出現在國際媒體。「市」在日本屬於第二級地方行政編制，面積可大可小、人口也可多可少，像橋下徹統領的大阪市人口逾200萬，中山義隆的石垣市位於邊陲中的邊陲，人口只有4萬多，但理論上，他們平起平坐。
沖繩人1/4不知釣島主權誰屬
與日本本部不同，沖繩地方政治有先天的身分認同問題。根據曾長期在琉球大學任教的學者林泉忠的觀察，雖然右翼經常在沖繩提出反華議題，但他們在當地並非主流。沖繩人對當地的美國駐軍十分不滿，這才是主流涉外議題，加上沖繩左翼相對強大，就是在日本整體右轉下亦然，在當地操作反華並不划算。而且一些沖繩人對日本政府佔領琉球的行為還有不滿，雖然要求獨立的呼聲有限，但沖繩依然是日本最有離心的地區。根據林泉忠2007年進行的民調，有高達75％沖繩人接受台灣繼續稱沖繩為「琉球」，更有近24％對釣魚島主權誰屬答「不知道」，這在日本本部乃匪夷所思，難怪右翼說要加強在沖繩進行「國民教育」，促使100％的「人心回歸」。
自從石原慎太郎宣布東京都「購買」釣魚島，與石原同級別的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並沒有高調參與其中，反而是再低一級的石垣市市長飛到東京都與石原「會談」，這反映了地方外交與地方內政的微妙互動。仲井真弘多的祖先來自中國，對華立場相對務實，雖然也堅持釣魚島屬於日本領土，但一直避免讓釣魚島出現重大衝突；他曾說要視察「自己管轄範圍下的尖閣列島」，也在收到中國代表電話後，決定因天雨取消。面對石原從東京都越俎代庖，仲井的回應是「釣魚島基本上不存在領土問題」，暗示石原多此一舉，並說希望當面詢問其想法，又提醒中央政府中日交往密切，「希望政府拿出明智對策」。這樣的回應，符合沖繩一貫態度。
石垣市長比上級冒進
但屬於新生代的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取態完全不同，與他的左派前任大濱長照也截然不同。大濱曾主張由日本、北京和台北「共同開發」釣魚島，後因受壓而被迫撤回言論；中山則不斷利用釣魚島挑動日本民族主義，表示完全認同石原的購島行為，更提出與東京都「合資」購買，又向石原捐贈50冊研究報告來「證明」日本實質管理釣魚島，成了石原的有力地方支持者。不久前，他管治的石垣市有兩名市議會議員等登上釣魚島「宣示主權」，和他的高姿態遙相呼應，或可視為沖繩內部右翼勢力的默契。石垣市議會則通過意見書，支持中央政府國有化釣魚島，而在兩年前，這個議會已通過設立「尖閣列島開拓日」，向國內外宣傳對釣魚島的擁有權。
東京憂石原得石垣強援
與其他地方外交相比，沖繩右翼的眼界頗低，只着眼於調整地方內部的政治平衡。沖繩右翼不斷利用釣魚島這個國家層面的爭議，來削弱沖繩左翼的力量，例如年前他們在沖繩縣議會、石垣市議會分別提出《有關中國調查船侵犯領海意見書》，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國抗議，成功逼使全體議員一致通過，打破了沖繩左翼的「擱置爭議」理念。在購島一役，原來名不見經傳的中山義隆已取得主導權，中央政府不得不把他當回事，以免石原真的得到地方強援。中山去年曾提出在釣魚島舉行公祭，祭祀二戰後日軍撤離台灣時在釣魚島遭美軍伏擊的「烈士」（「尖閣列島遇難事件」），被日本政府以「可能帶來地區不穩」為由否決；今年中山再申請，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卻考慮贊同。有評論認為這是中央政府希望換取石垣市支持，讓中央、而不是東京都「購買」釣魚島，但如此妥協，令人擔心日本禁止人民登上釣魚島的禁令可能從此撤銷，那樣中日衝突更難避免。
過往中國一直視沖繩為對華最友好的日本地方，與之有若干特殊關係，除了歷史上琉球曾作為大清藩屬，現在中國人拿日本簽證，最便捷還是要包括沖繩在首次訪日的行程內，沖繩政客也一直以善於引入華資而自豪。這關係會否因為釣魚島爭議而改變，爭議又會否反過來激化中國民族主義者提出「支持琉球獨立」、甚或「為了收回釣魚島先收回琉球」，值得密切注視。
沖繩人1/4不知釣島主權誰屬
與日本本部不同，沖繩地方政治有先天的身分認同問題。根據曾長期在琉球大學任教的學者林泉忠的觀察，雖然右翼經常在沖繩提出反華議題，但他們在當地並非主流。沖繩人對當地的美國駐軍十分不滿，這才是主流涉外議題，加上沖繩左翼相對強大，就是在日本整體右轉下亦然，在當地操作反華並不划算。而且一些沖繩人對日本政府佔領琉球的行為還有不滿，雖然要求獨立的呼聲有限，但沖繩依然是日本最有離心的地區。根據林泉忠2007年進行的民調，有高達75％沖繩人接受台灣繼續稱沖繩為「琉球」，更有近24％對釣魚島主權誰屬答「不知道」，這在日本本部乃匪夷所思，難怪右翼說要加強在沖繩進行「國民教育」，促使100％的「人心回歸」。
自從石原慎太郎宣布東京都「購買」釣魚島，與石原同級別的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並沒有高調參與其中，反而是再低一級的石垣市市長飛到東京都與石原「會談」，這反映了地方外交與地方內政的微妙互動。仲井真弘多的祖先來自中國，對華立場相對務實，雖然也堅持釣魚島屬於日本領土，但一直避免讓釣魚島出現重大衝突；他曾說要視察「自己管轄範圍下的尖閣列島」，也在收到中國代表電話後，決定因天雨取消。面對石原從東京都越俎代庖，仲井的回應是「釣魚島基本上不存在領土問題」，暗示石原多此一舉，並說希望當面詢問其想法，又提醒中央政府中日交往密切，「希望政府拿出明智對策」。這樣的回應，符合沖繩一貫態度。
石垣市長比上級冒進
但屬於新生代的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取態完全不同，與他的左派前任大濱長照也截然不同。大濱曾主張由日本、北京和台北「共同開發」釣魚島，後因受壓而被迫撤回言論；中山則不斷利用釣魚島挑動日本民族主義，表示完全認同石原的購島行為，更提出與東京都「合資」購買，又向石原捐贈50冊研究報告來「證明」日本實質管理釣魚島，成了石原的有力地方支持者。不久前，他管治的石垣市有兩名市議會議員等登上釣魚島「宣示主權」，和他的高姿態遙相呼應，或可視為沖繩內部右翼勢力的默契。石垣市議會則通過意見書，支持中央政府國有化釣魚島，而在兩年前，這個議會已通過設立「尖閣列島開拓日」，向國內外宣傳對釣魚島的擁有權。
東京憂石原得石垣強援
與其他地方外交相比，沖繩右翼的眼界頗低，只着眼於調整地方內部的政治平衡。沖繩右翼不斷利用釣魚島這個國家層面的爭議，來削弱沖繩左翼的力量，例如年前他們在沖繩縣議會、石垣市議會分別提出《有關中國調查船侵犯領海意見書》，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國抗議，成功逼使全體議員一致通過，打破了沖繩左翼的「擱置爭議」理念。在購島一役，原來名不見經傳的中山義隆已取得主導權，中央政府不得不把他當回事，以免石原真的得到地方強援。中山去年曾提出在釣魚島舉行公祭，祭祀二戰後日軍撤離台灣時在釣魚島遭美軍伏擊的「烈士」（「尖閣列島遇難事件」），被日本政府以「可能帶來地區不穩」為由否決；今年中山再申請，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卻考慮贊同。有評論認為這是中央政府希望換取石垣市支持，讓中央、而不是東京都「購買」釣魚島，但如此妥協，令人擔心日本禁止人民登上釣魚島的禁令可能從此撤銷，那樣中日衝突更難避免。
過往中國一直視沖繩為對華最友好的日本地方，與之有若干特殊關係，除了歷史上琉球曾作為大清藩屬，現在中國人拿日本簽證，最便捷還是要包括沖繩在首次訪日的行程內，沖繩政客也一直以善於引入華資而自豪。這關係會否因為釣魚島爭議而改變，爭議又會否反過來激化中國民族主義者提出「支持琉球獨立」、甚或「為了收回釣魚島先收回琉球」，值得密切注視。
2012年7月20日星期五
「名古屋獨立國」的反中國因子
【咫尺地球】在日本政壇，還有比大阪維新會更激進的地方計劃，中國同被捲入，典型例子來自名古屋。名古屋市屬於愛知縣，古稱尾張藩，為日本中部重鎮，與中國最切身攸關的是它原來與南京結成官方「姊妹城市」，而作為南京大屠殺的現場，南京一直在中日關係扮演重要角色。名古屋原來在國際社會無甚出格行為，直到現任市長河村隆之2009年上台，出現了擴權傾向，對國際事務，特別是中國事務，也有了更多關切。
名古屋中國使館夭折的背後
2010年中日爆發釣魚島撞船事件，日本民情激烈。中國原來購了一塊公地，作為駐名古屋領事館，但名古屋居民在撞船事件後發動抗議，迫使搬遷擱置。中國外交界對此大為不滿，批評日方違反處理外交事務的《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並懷疑是右翼的河村在背後搞小動作，而河村確實公開反對中國購館。
這並非個別事件：同時中國駐新潟要購入新使館，同樣面對日本群眾反對，同樣擱置；數年前一個在仙台市興建「中華街」的計劃，也被仙台市市長梅原克彥牽頭否決，梅原在使館事件中，更親身到新潟聲援，傳授「抗爭」經驗。這系列事件空穴來風，令一些中方官員和學者認為是日本右翼的集體陰謀，以致後來對日本駐華使館搬遷進行同類報復。
中國把河村隆之鎖定為反華分子的導火線出現在今年2月，當時河村代表名古屋，接見南京代表團，公然向對方說南京大屠殺「可能不存在」，並以其當兵的父親當年在南京獲南京人民「歡迎」作為「證據」。這論調出自南京姊妹城市的首長、發表對象又是南京人，中國自然視為惡意挑釁，宣布中止南京與名古屋的「姊妹關係」抗議，其後又拒絕河村拜訪中國駐名古屋領事館。但河村的言論則得到石原慎太郎、曾否認慰安婦被迫入伍的埼玉縣知事上田清司等地方右翼盟友全力支持，風風火火一輪，晉身了「諸侯領袖」之列。
河村隆之雖染指地方外交，但相對其他右翼而言，他更多是一個地方自治派，既沒石原慎太郎那樣的宏大「使命」，也沒橋下徹那樣的大局觀。他當選前，曾長期擔任愛知縣議員，在名古屋一帶有相當民意基礎，當選和連任都得到極大比數支持，他的主要政綱，就是加強地方權力，同時效法橋下徹的「大阪都構想」，也「想」出一個「中京都構想」出來；此前，愛知縣2005年舉行博覽會後，也曾醞釀一個類似的「國際交流大城市圈構想」。在得到國內外注視後，今年2月河村隆之再提出合併鄰近地區的新「構想」：建立「尾張名古屋共和國」，似乎一下提升到「國」的高度，其實是嘩眾取寵，此「國」與我們的理解不同，意思依然是爭取更大地方權利的自治，尚未脫離「中京都」的想法，更非脫離日本，卻似乎希望與東京都、未來「大阪都」等共同進退。
「向中國說不」增地方擴權本錢？
說起「共和國」、「獨立國」，日本地方行政長官似乎頗不避嫌，常將之掛在口邊宣傳。除了河村隆之，神奈川縣知事黑岩祐治不久前也說要成立「神奈川獨立國」，真正意思也是大同小異的自治，據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也被當地部分人考慮。在同樣拒絕中國使館購地的新潟市，市長篠田昭聯同所屬的新潟縣知事泉田裕彥，也在去年提出擴權的「新潟州構想」，加上新潟沿海剛發現日本境內最大油田，更添其議價本錢。似乎在日本，只要中國威脅論盛行，向中國說不後，就多了地方自治的本錢。這些地方領袖不怕開罪中國，因為他們相信中國資本只要做生意，不會因這些言行而不流入；至於外交後遺症，則不是他們的份內事。就是這不足以讓地方凌駕中央，也足以讓其影響力滲透到鄰近地方，對地方諸侯而言，於願足矣。
名古屋中國使館夭折的背後
2010年中日爆發釣魚島撞船事件，日本民情激烈。中國原來購了一塊公地，作為駐名古屋領事館，但名古屋居民在撞船事件後發動抗議，迫使搬遷擱置。中國外交界對此大為不滿，批評日方違反處理外交事務的《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並懷疑是右翼的河村在背後搞小動作，而河村確實公開反對中國購館。
這並非個別事件：同時中國駐新潟要購入新使館，同樣面對日本群眾反對，同樣擱置；數年前一個在仙台市興建「中華街」的計劃，也被仙台市市長梅原克彥牽頭否決，梅原在使館事件中，更親身到新潟聲援，傳授「抗爭」經驗。這系列事件空穴來風，令一些中方官員和學者認為是日本右翼的集體陰謀，以致後來對日本駐華使館搬遷進行同類報復。
中國把河村隆之鎖定為反華分子的導火線出現在今年2月，當時河村代表名古屋，接見南京代表團，公然向對方說南京大屠殺「可能不存在」，並以其當兵的父親當年在南京獲南京人民「歡迎」作為「證據」。這論調出自南京姊妹城市的首長、發表對象又是南京人，中國自然視為惡意挑釁，宣布中止南京與名古屋的「姊妹關係」抗議，其後又拒絕河村拜訪中國駐名古屋領事館。但河村的言論則得到石原慎太郎、曾否認慰安婦被迫入伍的埼玉縣知事上田清司等地方右翼盟友全力支持，風風火火一輪，晉身了「諸侯領袖」之列。
河村隆之雖染指地方外交，但相對其他右翼而言，他更多是一個地方自治派，既沒石原慎太郎那樣的宏大「使命」，也沒橋下徹那樣的大局觀。他當選前，曾長期擔任愛知縣議員，在名古屋一帶有相當民意基礎，當選和連任都得到極大比數支持，他的主要政綱，就是加強地方權力，同時效法橋下徹的「大阪都構想」，也「想」出一個「中京都構想」出來；此前，愛知縣2005年舉行博覽會後，也曾醞釀一個類似的「國際交流大城市圈構想」。在得到國內外注視後，今年2月河村隆之再提出合併鄰近地區的新「構想」：建立「尾張名古屋共和國」，似乎一下提升到「國」的高度，其實是嘩眾取寵，此「國」與我們的理解不同，意思依然是爭取更大地方權利的自治，尚未脫離「中京都」的想法，更非脫離日本，卻似乎希望與東京都、未來「大阪都」等共同進退。
「向中國說不」增地方擴權本錢？
說起「共和國」、「獨立國」，日本地方行政長官似乎頗不避嫌，常將之掛在口邊宣傳。除了河村隆之，神奈川縣知事黑岩祐治不久前也說要成立「神奈川獨立國」，真正意思也是大同小異的自治，據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也被當地部分人考慮。在同樣拒絕中國使館購地的新潟市，市長篠田昭聯同所屬的新潟縣知事泉田裕彥，也在去年提出擴權的「新潟州構想」，加上新潟沿海剛發現日本境內最大油田，更添其議價本錢。似乎在日本，只要中國威脅論盛行，向中國說不後，就多了地方自治的本錢。這些地方領袖不怕開罪中國，因為他們相信中國資本只要做生意，不會因這些言行而不流入；至於外交後遺症，則不是他們的份內事。就是這不足以讓地方凌駕中央，也足以讓其影響力滲透到鄰近地方，對地方諸侯而言，於願足矣。
2012年7月19日星期四
「新船中八策」——大阪如何影響中美日互動
日本地方行政單位中，最具影響力的除了「一都」（新京都），就是「兩府」（京都府、大阪府）。其中大阪府近年在地方外交走得很前，又提出了和鄰近地方合併建立「大阪都」、與東京都平起平坐的構想，足以成為地方外交影響中美日互動的新變數。
橋下徹與「大阪都構想」
大阪原來沒有在日本外交扮演特別角色，但自從日本對東京都的依賴愈來愈深，而經濟持續不景氣，西部發展需要另一龍頭，大阪的機遇就應運而生。這時候，大阪出現了一位明星級政客橋下徹，他既是專業律師，又是通過「法律綜藝節目」走紅的電視藝人，在2008年以不到40歲之齡，以獨立候選人身分當選大阪府知事，成為最年輕的地方領袖，被稱為政壇人氣偶像。
橋下徹極其敢言，金句是「日本政治目前缺乏的就是獨裁」，一方面挑戰中央、另一方面推崇地方強人，既要公務員減薪、又公然打壓工會，切合了部分日本人對政爭不斷愈來愈不耐煩、對傳統政黨愈來愈不信任的心態，甚至有媒體以偏概全地稱他為「當代法西斯」、「日本薄熙來」和「日本蒼狼」。為了落實他提出的「大阪都構想」，橋下徹自願在2011年「降級」參選大阪市市長選舉，擊敗強烈反對「大阪都構想」的原市長平松邦夫當選，同時繼續控制大阪府，希望加速兩地合併。
「日本蒼狼」以美日TPP抗衡中國
要達到這目的，橋下徹必須得到超越地區層面的影響力，因此他需要大阪捲入全國和國際政治，並於2010年成立「大阪維新會」。這原來只是個地方政黨，卻有着只屬中央政府的全盤目標，橋下徹更像電影情節那樣，仿效幕末傳奇領袖悞本龍馬提出「大政奉還」的「船中八策」，推出「維新八策」，震動朝野。「維新八策」最得民心的，包括全民普選首相、廢除地方稅收制度以加強區域建設等，但同時也觸及外交，特別是開宗明義強化美日同盟，並力主參加美國提出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TPP），作為抗衡中國經濟影響力的平台。此外，橋下徹多次要求發展核武，右翼人士覺得特別中聽。
橋下徹和不少日本地方領袖一樣，高度批評中國，曾公開讚美甲級戰犯東條英機而引來中國抗議，但也不斷引入中國資金，算得上務實。假如他的親美政策成為國策，那麼勢由中國主導的、與TPP正面競爭的「中日韓共同體」，就算不胎死腹中，也難以發揮影響力，這是北京最不願看見的。TPP在日本有高度爭議性，日本農產品絕不願意改變現在的關稅政策，去加入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區；但假如有政治組織懂得把TPP與其他有民意基礎的政策綑綁，就像把「利民紓困」和「限制自由」綑綁，短期內卻可能令部分民意改變。假如中國只懂得在中央層面和美日互動，對日本加入TPP，只會束手無策。
小澤一郎也要拉攏大阪維新會
目前大阪維新會已成為大阪府和府內一些城市的第一大黨，更出現了超越地方層面的勢頭。早前維新會仿效日本政壇新人搖籃「松下政經塾」，成立了自己的培訓學校「大阪維新塾」，說要招收600名學員、派出400人參選下屆眾議院選舉，奪取200席，以製造「新人」，改造日本。如此宏圖大計是否成功尚未可知，但這學校一下子吸引到3000多人報讀，則是事實。
比起石原慎太郎，橋下徹的部署有更多染指中央的色彩。不少日本人希望大阪維新會參與國家層面的大選，有調查反映不少日本人認為橋下徹是理想領袖，而不少右翼地方政客，例如石原慎太郎父子、曾否認南京大屠殺存在的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等，均表示支持大阪維新會，這可能成為一個包圍中央的地方聯盟。就連剛脫離執政民主黨、自立新黨「國民生活第一黨」的政壇教父小澤一郎，建黨前也專門拉攏大阪維新會，但暫被婉拒，因為橋下徹表示合作前提是要小澤一郎支持日本加入TPP。假如「橋下徹旋風」持續，大阪對日本外交的影響，不能小覷。
橋下徹與「大阪都構想」
大阪原來沒有在日本外交扮演特別角色，但自從日本對東京都的依賴愈來愈深，而經濟持續不景氣，西部發展需要另一龍頭，大阪的機遇就應運而生。這時候，大阪出現了一位明星級政客橋下徹，他既是專業律師，又是通過「法律綜藝節目」走紅的電視藝人，在2008年以不到40歲之齡，以獨立候選人身分當選大阪府知事，成為最年輕的地方領袖，被稱為政壇人氣偶像。
橋下徹極其敢言，金句是「日本政治目前缺乏的就是獨裁」，一方面挑戰中央、另一方面推崇地方強人，既要公務員減薪、又公然打壓工會，切合了部分日本人對政爭不斷愈來愈不耐煩、對傳統政黨愈來愈不信任的心態，甚至有媒體以偏概全地稱他為「當代法西斯」、「日本薄熙來」和「日本蒼狼」。為了落實他提出的「大阪都構想」，橋下徹自願在2011年「降級」參選大阪市市長選舉，擊敗強烈反對「大阪都構想」的原市長平松邦夫當選，同時繼續控制大阪府，希望加速兩地合併。
「日本蒼狼」以美日TPP抗衡中國
要達到這目的，橋下徹必須得到超越地區層面的影響力，因此他需要大阪捲入全國和國際政治，並於2010年成立「大阪維新會」。這原來只是個地方政黨，卻有着只屬中央政府的全盤目標，橋下徹更像電影情節那樣，仿效幕末傳奇領袖悞本龍馬提出「大政奉還」的「船中八策」，推出「維新八策」，震動朝野。「維新八策」最得民心的，包括全民普選首相、廢除地方稅收制度以加強區域建設等，但同時也觸及外交，特別是開宗明義強化美日同盟，並力主參加美國提出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TPP），作為抗衡中國經濟影響力的平台。此外，橋下徹多次要求發展核武，右翼人士覺得特別中聽。
橋下徹和不少日本地方領袖一樣，高度批評中國，曾公開讚美甲級戰犯東條英機而引來中國抗議，但也不斷引入中國資金，算得上務實。假如他的親美政策成為國策，那麼勢由中國主導的、與TPP正面競爭的「中日韓共同體」，就算不胎死腹中，也難以發揮影響力，這是北京最不願看見的。TPP在日本有高度爭議性，日本農產品絕不願意改變現在的關稅政策，去加入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區；但假如有政治組織懂得把TPP與其他有民意基礎的政策綑綁，就像把「利民紓困」和「限制自由」綑綁，短期內卻可能令部分民意改變。假如中國只懂得在中央層面和美日互動，對日本加入TPP，只會束手無策。
小澤一郎也要拉攏大阪維新會
目前大阪維新會已成為大阪府和府內一些城市的第一大黨，更出現了超越地方層面的勢頭。早前維新會仿效日本政壇新人搖籃「松下政經塾」，成立了自己的培訓學校「大阪維新塾」，說要招收600名學員、派出400人參選下屆眾議院選舉，奪取200席，以製造「新人」，改造日本。如此宏圖大計是否成功尚未可知，但這學校一下子吸引到3000多人報讀，則是事實。
比起石原慎太郎，橋下徹的部署有更多染指中央的色彩。不少日本人希望大阪維新會參與國家層面的大選，有調查反映不少日本人認為橋下徹是理想領袖，而不少右翼地方政客，例如石原慎太郎父子、曾否認南京大屠殺存在的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等，均表示支持大阪維新會，這可能成為一個包圍中央的地方聯盟。就連剛脫離執政民主黨、自立新黨「國民生活第一黨」的政壇教父小澤一郎，建黨前也專門拉攏大阪維新會，但暫被婉拒，因為橋下徹表示合作前提是要小澤一郎支持日本加入TPP。假如「橋下徹旋風」持續，大阪對日本外交的影響，不能小覷。
2012年7月18日星期三
釣魚台「購島」的幕後角力：當東京都騎劫東京
【咫尺地球】日本地方行政單位分為一都、一道、兩府、43縣，理論上都實行地方自治。當中最具影響力的，自然是「一都」：東京都。東京都在二戰期間，由東京市與東京府合併而成，地方首長稱「知事」。目前的東京都知事，正是聲稱要「購買」釣魚島的石原慎太郎。石原不但是政客，也是家傳戶曉的文化人，曾發表暢銷獲獎名著《太陽的季節》，這作品後來改編成電影，由石原慎太郎的弟弟石原裕次郎主演，二人均一炮而紅。在論資排輩的文壇，石原慎太郎有一定地位，早年和右翼才子三島由紀夫相熟，當他從政時，早就有了全國性知名度和國際影響力，不能單以「地方政客」視之。
東京都vs.哥倫比亞特區、澳洲首都特區
石原管治的東京都，偏偏並非一般地方，而是有着特殊影響力。不少國家的行政規劃，把首都所在的地方劃分為面積細小的特別行政區，不受其他地方政府管轄，以免中央反而受地方制約，例如美國首都華盛頓屬於「哥倫比亞特區」，澳洲首都坎培拉屬於「澳洲首都特區」。這些特區雖然也有民選代表，但他們的權力比其他地方首長、議員較多限制，像美國在1973年才讓哥倫比亞特區人民選出自己的市長，但職能與各州州長不能相提並論。美國和澳洲憲法也都規定，聯邦政府或國會，可以凌駕首都所在特區長官或議會的地方決定。不少美國白人擔心，要是沒有制約，以黑人居民為主的哥倫比亞特區隨時做出讓聯邦政府尷尬的行為。中國也曾擔心首都北京的地方政府出問題，文革期間，毛澤東指北京市長彭真要把北京變成「獨立王國」，就將他打倒。
理論上，東京都內部有23個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涵蓋了最重要的首都地方，它們的決定，也可被國會取締。問題是，它們依然屬於東京都，並非中央直轄，1974年前，其區長甚至是由東京都知事委任。東京都包含了首都，本身的權限又大體和其他地方政府一樣，管轄全國最多人口、GDP和整個韓國相若的一區，這就令東京都知事有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像石原慎太郎享有的保安級別，就和首相同級，政論家神一行的著作《石原慎太郎と都知事の椅子》，甚至稱之為「全日本第二有權力的人」。
雖然不少評論員相信，石原挑起中日矛盾只是為了選票，但對這名八旬老人而言，他利用地方力量影響外交，不少時候是所謂「理念」先行，與其他地方領袖利用參與外事提升地方實力不同。在他的作品《國家的幻影》，有一章開宗明義說「對亡國外務省的鬥爭」，可見外交人員是他的主要敵人。他過往利用東京都的特殊身分，力推台北加入「亞洲大城市網絡」，為日台關係拓展了不少空間，對他個人並無明顯得着，但足以對中央構成壓力。每當他發表激進言論，特別是「否認南京大屠殺」等日本政府也不能接受的觀點，中央政府就會進退失據，因為石原會同時在東京都進行文宣，「包圍中央」，又或大規模進行募捐，要群眾「齊心」支持、對中國威脅「迎難而上」，就像現在那樣。最近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因為發表「親華」言論、反對購買釣魚島，被日本右派大舉攻擊要求調回，石原正是重炮手之一。
東京都「買」釣島：地方力量破中日默契
石原要東京都「購買」釣魚島，邏輯上就不容易說得過去：就是日本聲稱擁有釣島主權，也與千里之外的東京都無關。不過石原有辦法找到日本政府認可的「釣魚島持有人」，對方又以「先到先得」原則情願與石原而不是中央洽談「賣島」，才讓石原越俎代庖。這樣的策略，無異於以地方勢力，逼使中央政府改變釣島政策：根據日本官方說法，日本「擁有」的主要釣魚島島嶼屬於「個人」，由日本政府向其「承租」，並在租下來後禁止任何人登島，以免引起中日爭端。這說法足以對內自圓其說、對外和中國保持默契，原來是中日雙方都幕後同意的，正如日方認為北京應盡量防止保釣人士接近釣島一樣。但石原偏偏要挑戰上述說詞的漏洞：要是東京都成功「買島」，禁止任何人登上釣魚島的中央政策自然不復存在，此所以石原堅持要由東京都購買，而不希望直接由野田佳彥「國有化」，以便東京都與東京討價還價。
假如「購島」真的落實，這既是石原的勝利、東京都的勝利，也是日本地方主義的勝利，對中日關係造成重大影響自不待言，也會令東京都在對美外交也有角色扮演：須知石原除了反華，也同樣反美，對美軍駐沖繩基地十分不滿。在國際案例，中央政府被首都所在的地方長官反客為主並不常見，要不是雙方在作秀，就是反映地方政府尾大不掉。
東京都vs.哥倫比亞特區、澳洲首都特區
石原管治的東京都，偏偏並非一般地方，而是有着特殊影響力。不少國家的行政規劃，把首都所在的地方劃分為面積細小的特別行政區，不受其他地方政府管轄，以免中央反而受地方制約，例如美國首都華盛頓屬於「哥倫比亞特區」，澳洲首都坎培拉屬於「澳洲首都特區」。這些特區雖然也有民選代表，但他們的權力比其他地方首長、議員較多限制，像美國在1973年才讓哥倫比亞特區人民選出自己的市長，但職能與各州州長不能相提並論。美國和澳洲憲法也都規定，聯邦政府或國會，可以凌駕首都所在特區長官或議會的地方決定。不少美國白人擔心，要是沒有制約，以黑人居民為主的哥倫比亞特區隨時做出讓聯邦政府尷尬的行為。中國也曾擔心首都北京的地方政府出問題，文革期間，毛澤東指北京市長彭真要把北京變成「獨立王國」，就將他打倒。
理論上，東京都內部有23個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涵蓋了最重要的首都地方，它們的決定，也可被國會取締。問題是，它們依然屬於東京都，並非中央直轄，1974年前，其區長甚至是由東京都知事委任。東京都包含了首都，本身的權限又大體和其他地方政府一樣，管轄全國最多人口、GDP和整個韓國相若的一區，這就令東京都知事有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像石原慎太郎享有的保安級別，就和首相同級，政論家神一行的著作《石原慎太郎と都知事の椅子》，甚至稱之為「全日本第二有權力的人」。
雖然不少評論員相信，石原挑起中日矛盾只是為了選票，但對這名八旬老人而言，他利用地方力量影響外交，不少時候是所謂「理念」先行，與其他地方領袖利用參與外事提升地方實力不同。在他的作品《國家的幻影》，有一章開宗明義說「對亡國外務省的鬥爭」，可見外交人員是他的主要敵人。他過往利用東京都的特殊身分，力推台北加入「亞洲大城市網絡」，為日台關係拓展了不少空間，對他個人並無明顯得着，但足以對中央構成壓力。每當他發表激進言論，特別是「否認南京大屠殺」等日本政府也不能接受的觀點，中央政府就會進退失據，因為石原會同時在東京都進行文宣，「包圍中央」，又或大規模進行募捐，要群眾「齊心」支持、對中國威脅「迎難而上」，就像現在那樣。最近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因為發表「親華」言論、反對購買釣魚島，被日本右派大舉攻擊要求調回，石原正是重炮手之一。
東京都「買」釣島：地方力量破中日默契
石原要東京都「購買」釣魚島，邏輯上就不容易說得過去：就是日本聲稱擁有釣島主權，也與千里之外的東京都無關。不過石原有辦法找到日本政府認可的「釣魚島持有人」，對方又以「先到先得」原則情願與石原而不是中央洽談「賣島」，才讓石原越俎代庖。這樣的策略，無異於以地方勢力，逼使中央政府改變釣島政策：根據日本官方說法，日本「擁有」的主要釣魚島島嶼屬於「個人」，由日本政府向其「承租」，並在租下來後禁止任何人登島，以免引起中日爭端。這說法足以對內自圓其說、對外和中國保持默契，原來是中日雙方都幕後同意的，正如日方認為北京應盡量防止保釣人士接近釣島一樣。但石原偏偏要挑戰上述說詞的漏洞：要是東京都成功「買島」，禁止任何人登上釣魚島的中央政策自然不復存在，此所以石原堅持要由東京都購買，而不希望直接由野田佳彥「國有化」，以便東京都與東京討價還價。
假如「購島」真的落實，這既是石原的勝利、東京都的勝利，也是日本地方主義的勝利，對中日關係造成重大影響自不待言，也會令東京都在對美外交也有角色扮演：須知石原除了反華，也同樣反美，對美軍駐沖繩基地十分不滿。在國際案例，中央政府被首都所在的地方長官反客為主並不常見，要不是雙方在作秀，就是反映地方政府尾大不掉。
2012年7月17日星期二
日地方政府「次國家外交」挑戰中日關係
【咫尺地球】近日中日關係不斷惡化，導火線是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聲稱要「購買」釣魚台，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繼而說要把釣魚台「國有化」，令爭議難以迴旋。值得注意的是，這波爭議並非日本中央政府主動挑起，而是由地方行政單位「東京都」編導，屬於一種地方外交，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普遍被涵蓋在平行外交理論（Para-diplomacy）的次國家（sub-national）框架內，可能成為影響日後中日關係的重要元素。
日本「地方自治」的歷史與現實
世界各地在國家層面以外、以內，一直以不同方式讓地方層面參與國際事務，但日本地方外交逐漸坐大，則有其獨特背景。對此研究最詳細的，首推在澳洲任教的印裔日本研究學者贊尼（Purnendra Jain）2005年出版的《日本的次國家政府在國際事務》（Japan’s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一書，但專門以這框架研究中日關係的學術論著，則明顯不足。
日本地方政府對國際事務興趣越來越大，部份源自史上藩侯割據的傳統，部份則源自二戰後日本憲法的「地方自治」章節，目的是避免過分強大的中央政權再次出現，成為軍國主義的溫床。理論上，日本地方的自治程度頗有限，而在冷戰期間，有了共產黨、社會黨等作為長期對自民黨政權的威脅，日本地方政治影響中央的並不常見，更遑論影響世界。但冷戰結束後，自民黨一黨獨大的超穩定結構崩潰，日本中央政權更迭比從前更頻仍，平成年代至今23年，換了16個首相，反而地方政權能維持相當穩定性，地方領袖的影響力慢慢開始增強。像石原慎太郎，在1999年當選東京都知事至今，並於1972－1995年擔任代表東京都的眾議員，在同一地方盤踞長達四十年，既有個人魅力，也有一定政績，中央政客人來人往，他們卻逐漸成了不倒翁。
摸著石頭過河：當地方自治延伸到國際
就日本地方自治的權限，原來並無明確釐定參與國際事務的界線，一切都是自行發揮。冷戰終結前後，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而在全球化過程中，最受影響的又是地方政權，中央與地方之間就預算、福利、稅收等的分歧越來越大。地方政府為解決自身經濟問題，開始積極與中央討價還價，過程中，就逐漸延伸到參與國際事務。正如贊尼研究，正是因為不少地方政府希望實施與中央不同的對外經濟政策，對外國人能否有地方居留權、應否享有投資優惠等議題有了實則利益考量，連帶對國際政治議題也關心起來，例如「脫北者」的待遇，或第三國人權等。這趨勢，教人想起幕末時代湧現的地方外交活動，幾乎一發不可收拾。
加上日本雖然與美國結盟，民間卻存在一定反美傾向，不少地方政府利用這情緒，自行「反映民意」，例如昔日富士山市市長曾拒絕讓美軍坦克過境支援越戰，儘管那是日本國策；又如年前不少城市動員群眾，反對日本為了美國支援伊拉克戰爭。另一些城市則去拓展中央難以處理的對外關係，與蘇聯、北韓等發展友誼，例如據俄羅斯學者茲博格（Yakov Zinberg）對「庫頁島次國家外交」的研究發現，北海道和庫頁島在日蘇、日俄關係欠佳時，也是交往頻繁。日本中央政府對此不但不反感，反而加以鼓勵，另有一個「財團法人自治體國際化協會」（CLAIR），儼然日本地方外交的國際秘書處。
地方行政成為反華溫床？
以上趨勢原來與中日關係不應有太大關連，頂多是一些地方希望多引入中國投資、一些要與華保持距離而已。但自從中國「和平崛起」，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受到不少無形制約，就是多麼右翼的人去到中樞位置，也不可能直接挑戰北京，因為破壞中日關係並不符合日本利益。但日本民間的反華情緒從來存在，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角色益發感到不安，就只能在地方層面發洩，這恰恰配合了地方自治近年要擴權的趨勢。結果，日本地方自治逐漸成了右翼運動的溫床，中國尤為首當其衝。諷刺地，這與當年美國讓日本推行地方自治來監察右翼的原意，剛好背道而馳。
以往學者對日本地方外交一框架頗為輕視，或視之為美國佔領者強加於人的天方夜譚。但經過近年一系列事情的發展，特別是這波釣魚台爭議，個別華人評論員已覺得不對勁，例如《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蔣豐月前撰文，要中國警惕日本地方勢力「搞局」；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武心波院長也警告，日本地方政府「作為次國家行為體…頻繁而大膽地參與國家外交」，「說明國家主義力量加速向強勢地方政府集結」。中日關係放在如此框架，前景並不樂觀，這幾天會介紹當中四個模式供參考。
日本「地方自治」的歷史與現實
世界各地在國家層面以外、以內，一直以不同方式讓地方層面參與國際事務，但日本地方外交逐漸坐大，則有其獨特背景。對此研究最詳細的，首推在澳洲任教的印裔日本研究學者贊尼（Purnendra Jain）2005年出版的《日本的次國家政府在國際事務》（Japan’s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一書，但專門以這框架研究中日關係的學術論著，則明顯不足。
日本地方政府對國際事務興趣越來越大，部份源自史上藩侯割據的傳統，部份則源自二戰後日本憲法的「地方自治」章節，目的是避免過分強大的中央政權再次出現，成為軍國主義的溫床。理論上，日本地方的自治程度頗有限，而在冷戰期間，有了共產黨、社會黨等作為長期對自民黨政權的威脅，日本地方政治影響中央的並不常見，更遑論影響世界。但冷戰結束後，自民黨一黨獨大的超穩定結構崩潰，日本中央政權更迭比從前更頻仍，平成年代至今23年，換了16個首相，反而地方政權能維持相當穩定性，地方領袖的影響力慢慢開始增強。像石原慎太郎，在1999年當選東京都知事至今，並於1972－1995年擔任代表東京都的眾議員，在同一地方盤踞長達四十年，既有個人魅力，也有一定政績，中央政客人來人往，他們卻逐漸成了不倒翁。
摸著石頭過河：當地方自治延伸到國際
就日本地方自治的權限，原來並無明確釐定參與國際事務的界線，一切都是自行發揮。冷戰終結前後，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而在全球化過程中，最受影響的又是地方政權，中央與地方之間就預算、福利、稅收等的分歧越來越大。地方政府為解決自身經濟問題，開始積極與中央討價還價，過程中，就逐漸延伸到參與國際事務。正如贊尼研究，正是因為不少地方政府希望實施與中央不同的對外經濟政策，對外國人能否有地方居留權、應否享有投資優惠等議題有了實則利益考量，連帶對國際政治議題也關心起來，例如「脫北者」的待遇，或第三國人權等。這趨勢，教人想起幕末時代湧現的地方外交活動，幾乎一發不可收拾。
加上日本雖然與美國結盟，民間卻存在一定反美傾向，不少地方政府利用這情緒，自行「反映民意」，例如昔日富士山市市長曾拒絕讓美軍坦克過境支援越戰，儘管那是日本國策；又如年前不少城市動員群眾，反對日本為了美國支援伊拉克戰爭。另一些城市則去拓展中央難以處理的對外關係，與蘇聯、北韓等發展友誼，例如據俄羅斯學者茲博格（Yakov Zinberg）對「庫頁島次國家外交」的研究發現，北海道和庫頁島在日蘇、日俄關係欠佳時，也是交往頻繁。日本中央政府對此不但不反感，反而加以鼓勵，另有一個「財團法人自治體國際化協會」（CLAIR），儼然日本地方外交的國際秘書處。
地方行政成為反華溫床？
以上趨勢原來與中日關係不應有太大關連，頂多是一些地方希望多引入中國投資、一些要與華保持距離而已。但自從中國「和平崛起」，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受到不少無形制約，就是多麼右翼的人去到中樞位置，也不可能直接挑戰北京，因為破壞中日關係並不符合日本利益。但日本民間的反華情緒從來存在，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角色益發感到不安，就只能在地方層面發洩，這恰恰配合了地方自治近年要擴權的趨勢。結果，日本地方自治逐漸成了右翼運動的溫床，中國尤為首當其衝。諷刺地，這與當年美國讓日本推行地方自治來監察右翼的原意，剛好背道而馳。
以往學者對日本地方外交一框架頗為輕視，或視之為美國佔領者強加於人的天方夜譚。但經過近年一系列事情的發展，特別是這波釣魚台爭議，個別華人評論員已覺得不對勁，例如《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蔣豐月前撰文，要中國警惕日本地方勢力「搞局」；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武心波院長也警告，日本地方政府「作為次國家行為體…頻繁而大膽地參與國家外交」，「說明國家主義力量加速向強勢地方政府集結」。中日關係放在如此框架，前景並不樂觀，這幾天會介紹當中四個模式供參考。
2012年7月13日星期五
不再韜光養晦——中國介入敘利亞的外交變革
【咫尺地球】在敘利亞危機中，北京由昔日慣於在聯合國被動投棄權票的次要角色，變成主動投反對票、派外交官調解衝突的大國，固然反映了它要當盡責任大國的新定位，但魔鬼和天使都在細節，更值得留意的，還是中國調解衝突的理據和立論。
開「調解」干涉內政先例
中國不斷強調「一隻巴掌拍不響」，認為敘利亞出現人道危機，不單是阿薩德政府的責任，也必然有反對派武裝分子的責任，因此單方面把責任歸於任何一方都有欠公允，危機應該以「調解」解決，而最有公信力的調解員，自然非「沒有利益」的中國莫屬。以上立論本身，在阿拉伯世界原來不乏支持，特別是利比亞戰爭後，反對派武裝違反人權的報告逐漸浮上水面，容易令人擔心敘利亞反對派是否亦復如是。敘利亞反對派龍蛇混雜，不受單一組織掌控，若說完全沒有犯下人道罪行，西方也不會相信。問題是戰鬥時，任何一方白璧無瑕幾乎是不可能的，假如一方犯下的人權罪行明顯多於另一方，中國以上態度，就難以得到輿論支持，這正是西方以外，不少阿拉伯國家這次也對中國不滿的原因。
但不談道德問題，單論策略，當能發現中國的外交姿態，暗示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既然對利益關連有限的敘利亞要調解，理論上，中國日後也有責任調解一切重要國際衝突，某程度上，這已修正了一直以來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的信條（雖然北京今天會認為「調解」不同「干涉」，但昔日中國不願意投否決票，卻是以「不干涉別國內政」解釋）。第二，根據上述邏輯，只要日後國際衝突的其中一方犯下人道罪行，而另一方沒有武裝還擊、沒有犯人道罪的空間，中國是不一定反對國際社會軍事干涉的，這再次修正了「不干涉別國內政」信條。兩者都說明，中國日後會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何謂「聯合國框架延伸」？
另一個中國不斷強調的原則，是尊重聯合國，希望談判在聯合國授權的框架下進行，以免出現像伊拉克戰爭時、由美國繞過聯合國單邊主導的「志願者同盟」。有趣的是，中國最終參加的「敘利亞問題行動小組外長會議」，雖然由聯合國特使兼前秘書長、同時也是阿拉伯聯盟特使的安南主持，在聯合國的日內瓦辦公室召開，但它是否正式屬於聯合國框架的延伸，也不無疑問。起碼它的成員組成，就沒有規則可言，完全是大國妥協的結果：俄羅斯原來建議的參加國家，包括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以及敘利亞所有鄰國（特別是伊朗），但美國堅決反對伊朗參加，俄羅斯也反對大力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的沙特參加，作為報復。最後獲邀出席的，在五大國以外，只有土耳其、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爾；伊朗就不斷說這個會議沒有代表性，也不能代表聯合國。
中國對這個「行動小組」的接受，同樣暗示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原來只要安理會五大國認可的框架，就可以算是「屬於聯合國的框架」，中國就會接受，這令五大國除了擁有否決權，也有了實質上的議題設定權，這對希望拓展外交能量的中國而言，尤為可貴，也會令北京對安理會要加入日本、印度等其他新成員的提案更抗拒。第二，由於中國堅持一切調解都要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有了上述對「聯合國框架」的延伸定義，這就提供了中國調解其他衝突的理論基礎，令北京日後「理所當然」的，要獲邀參加國際調解事務，不會再像波斯尼亞內戰後，沒有大國想到邀請中國調解；也不會像上次利比亞內戰那樣，中國在聯合國以棄權票默許了設立禁飛區，就被美英法取去了那個「聯合國框架延伸」去空襲利比亞。
費格遜教授與「中國模式」
根據這些變革，雖然中國有需要自圓其說的事（例如為何北韓核危機的六方會談不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但大方向是不能回頭的：從前的和平共處5項原則，已被與時並進地大幅更新，無論北京處理敘利亞危機的口碑如何，都宣示了「韜光養晦」時代的終結，這才是敘利亞危機對中國外交的最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學者也公開呼籲中國盡大國責任，牽頭介入敘利亞危機，以分擔力不從心的美國的負擔，例如以「虛擬歷史」成名的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格遜（Niall Ferguson），就在權威的《新聞周刊》如此撰文，掀起了一些風波。
順帶一提，費格遜是西方學界著名青年才俊，40歲不到就獲《時代》雜誌選為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但香港學生認識他，恐怕不是因為讀過他的文章，而是因為近日某備受關注的國民教育教材援引他的個別觀點，來證明國際社會肯定「中國模式」。當然，費格遜支持伊拉克戰爭、被批評推動新帝國等觀點，與及他在什麼前文後理下「被引用」，就不是上述教材的涵蓋範圍了。
開「調解」干涉內政先例
中國不斷強調「一隻巴掌拍不響」，認為敘利亞出現人道危機，不單是阿薩德政府的責任，也必然有反對派武裝分子的責任，因此單方面把責任歸於任何一方都有欠公允，危機應該以「調解」解決，而最有公信力的調解員，自然非「沒有利益」的中國莫屬。以上立論本身，在阿拉伯世界原來不乏支持，特別是利比亞戰爭後，反對派武裝違反人權的報告逐漸浮上水面，容易令人擔心敘利亞反對派是否亦復如是。敘利亞反對派龍蛇混雜，不受單一組織掌控，若說完全沒有犯下人道罪行，西方也不會相信。問題是戰鬥時，任何一方白璧無瑕幾乎是不可能的，假如一方犯下的人權罪行明顯多於另一方，中國以上態度，就難以得到輿論支持，這正是西方以外，不少阿拉伯國家這次也對中國不滿的原因。
但不談道德問題，單論策略，當能發現中國的外交姿態，暗示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既然對利益關連有限的敘利亞要調解，理論上，中國日後也有責任調解一切重要國際衝突，某程度上，這已修正了一直以來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的信條（雖然北京今天會認為「調解」不同「干涉」，但昔日中國不願意投否決票，卻是以「不干涉別國內政」解釋）。第二，根據上述邏輯，只要日後國際衝突的其中一方犯下人道罪行，而另一方沒有武裝還擊、沒有犯人道罪的空間，中國是不一定反對國際社會軍事干涉的，這再次修正了「不干涉別國內政」信條。兩者都說明，中國日後會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何謂「聯合國框架延伸」？
另一個中國不斷強調的原則，是尊重聯合國，希望談判在聯合國授權的框架下進行，以免出現像伊拉克戰爭時、由美國繞過聯合國單邊主導的「志願者同盟」。有趣的是，中國最終參加的「敘利亞問題行動小組外長會議」，雖然由聯合國特使兼前秘書長、同時也是阿拉伯聯盟特使的安南主持，在聯合國的日內瓦辦公室召開，但它是否正式屬於聯合國框架的延伸，也不無疑問。起碼它的成員組成，就沒有規則可言，完全是大國妥協的結果：俄羅斯原來建議的參加國家，包括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以及敘利亞所有鄰國（特別是伊朗），但美國堅決反對伊朗參加，俄羅斯也反對大力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的沙特參加，作為報復。最後獲邀出席的，在五大國以外，只有土耳其、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爾；伊朗就不斷說這個會議沒有代表性，也不能代表聯合國。
中國對這個「行動小組」的接受，同樣暗示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原來只要安理會五大國認可的框架，就可以算是「屬於聯合國的框架」，中國就會接受，這令五大國除了擁有否決權，也有了實質上的議題設定權，這對希望拓展外交能量的中國而言，尤為可貴，也會令北京對安理會要加入日本、印度等其他新成員的提案更抗拒。第二，由於中國堅持一切調解都要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有了上述對「聯合國框架」的延伸定義，這就提供了中國調解其他衝突的理論基礎，令北京日後「理所當然」的，要獲邀參加國際調解事務，不會再像波斯尼亞內戰後，沒有大國想到邀請中國調解；也不會像上次利比亞內戰那樣，中國在聯合國以棄權票默許了設立禁飛區，就被美英法取去了那個「聯合國框架延伸」去空襲利比亞。
費格遜教授與「中國模式」
根據這些變革，雖然中國有需要自圓其說的事（例如為何北韓核危機的六方會談不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但大方向是不能回頭的：從前的和平共處5項原則，已被與時並進地大幅更新，無論北京處理敘利亞危機的口碑如何，都宣示了「韜光養晦」時代的終結，這才是敘利亞危機對中國外交的最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學者也公開呼籲中國盡大國責任，牽頭介入敘利亞危機，以分擔力不從心的美國的負擔，例如以「虛擬歷史」成名的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格遜（Niall Ferguson），就在權威的《新聞周刊》如此撰文，掀起了一些風波。
順帶一提，費格遜是西方學界著名青年才俊，40歲不到就獲《時代》雜誌選為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但香港學生認識他，恐怕不是因為讀過他的文章，而是因為近日某備受關注的國民教育教材援引他的個別觀點，來證明國際社會肯定「中國模式」。當然，費格遜支持伊拉克戰爭、被批評推動新帝國等觀點，與及他在什麼前文後理下「被引用」，就不是上述教材的涵蓋範圍了。
2012年7月12日星期四
中俄伊敘聯盟：冷戰思維的不合時宜
中國高調介入敘利亞危機，被看成與俄羅斯站在同一陣線，不少評論認為這是中俄重新結盟抗衡西方的徵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時，中蘇早已決裂，自然鮮有一致投票意向，現在中俄為了敘利亞在聯合國聯手，更有了「劃時代意義」。再推論下去，由於俄國和伊朗是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最重要盟友，俄國會盡一切能力捍衛在敘利亞的特殊利益，敘利亞提供了伊朗防範西方攻擊的最後屏障，中國對伊朗能源的依賴則愈來愈重，「中俄伊敘」四國結盟抗衡西方的傳言一度甚囂塵上。例如被視為代表中國民族主義光譜的《環球時報》社論明確稱，中國支持俄國的敘利亞立場，有利日後爭取俄國附和中國的伊朗政策，不少西方評論就視之為北京官方立場。早前有伊朗通訊社報道，四國將糾集9萬大軍，在敘利亞聯合軍演，「震懾敵人」，雖然立刻為各國否認，但還是引起西方及阿拉伯各國一陣震動。
高估巴沙爾下台對伊影響
但以上述冷戰思維角度解釋中國對敘利亞危機的態度，也許是經不起推敲的。中國當然不想伊朗現政權倒下，巴沙爾政權自然是伊朗的重要盟友，但就是巴沙爾垮台，似乎對伊朗的影響也沒想像中大。西方對伊朗的忌憚，除了其激進什葉派思潮、廣大影響力、疑似核武技術，還有更重要一點，就是伊朗辛苦經營的一系列游走於中東各國的附庸兵（不少被西方列為恐怖組織），例如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個別派系、巴勒斯坦聖戰組織、阿克薩烈士旅、伊拉克薩德爾民兵團等，近年還包括剛被滲入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一旦西方與伊朗開戰，這些派系在各國聲援，足以製造大亂。
巴沙爾政權來自敘利亞少數阿拉維派，這派系源出什葉派，對什葉派盟主伊朗有特殊好感，由於以往有強烈被遜尼派迫害的情結，根本不相信會被未來的過渡政府容納，所以就是巴沙爾倒台，其支持者也很可能在伊朗支持下，變成一支像真主黨那樣的區域武裝。那時，這支阿拉維派武裝沒有了國家行為的掣肘，對伊朗的掩護和功能，反而可能更可觀。也許因為伊朗處理敘利亞危機已有不少後着，它並沒有全方位外交動員所有友好聲援巴沙爾政權，例如對伊朗高度依賴的中國傳統盟友巴基斯坦，在中俄聯手否決的聯合國譴責敘利亞政府議案，就公開投下贊成票，既不怕開罪伊朗，也毋懼招惹中俄。中國若是要聲援伊朗，應有其他更有效、更直接的方式。
俄國不願與北京平起平坐
至於中俄在敘利亞危機是否表面那樣充分合作、互相聲援，莫斯科是否那樣領情，也頗有疑問。中國在聯合國與俄國投票意向一致，自為莫斯科所喜，但俄國從沒有任何姿態，顯示其希望中國有實質角色扮演。中國2月曾多次派特使，到敘利亞「協調各方」，俄國就反應冷淡、帶有嫉妒，因為這功能原被俄國視為專利。俄方外交上的最新立場，也不見得與北京保持高度默契，例如莫斯科對是否能以「也門模式」解決敘利亞危機，即讓巴沙爾把權力移交副總統、再讓各派參與過渡政府，前後多次反覆，令中國國內關注國際關係的輿論常有被俄「拋棄」之感。若俄羅斯早於北京修正政策，中國只會尷尬不已。假如俄羅斯要在敘利亞危機深化和中國的關係，以上情節是不會出現的。
由此可見，中國絕非要保住巴沙爾政權不可，至於向伊朗、俄羅斯拉關係，就是有一些考量，也不可能是影響決策的主要元素。這些都是昔日的冷戰思維，不適用於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強調僵化的非友即敵，也不符合今日的中國利益。如此行為，自然另有計算。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高估巴沙爾下台對伊影響
但以上述冷戰思維角度解釋中國對敘利亞危機的態度，也許是經不起推敲的。中國當然不想伊朗現政權倒下，巴沙爾政權自然是伊朗的重要盟友，但就是巴沙爾垮台，似乎對伊朗的影響也沒想像中大。西方對伊朗的忌憚，除了其激進什葉派思潮、廣大影響力、疑似核武技術，還有更重要一點，就是伊朗辛苦經營的一系列游走於中東各國的附庸兵（不少被西方列為恐怖組織），例如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個別派系、巴勒斯坦聖戰組織、阿克薩烈士旅、伊拉克薩德爾民兵團等，近年還包括剛被滲入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一旦西方與伊朗開戰，這些派系在各國聲援，足以製造大亂。
巴沙爾政權來自敘利亞少數阿拉維派，這派系源出什葉派，對什葉派盟主伊朗有特殊好感，由於以往有強烈被遜尼派迫害的情結，根本不相信會被未來的過渡政府容納，所以就是巴沙爾倒台，其支持者也很可能在伊朗支持下，變成一支像真主黨那樣的區域武裝。那時，這支阿拉維派武裝沒有了國家行為的掣肘，對伊朗的掩護和功能，反而可能更可觀。也許因為伊朗處理敘利亞危機已有不少後着，它並沒有全方位外交動員所有友好聲援巴沙爾政權，例如對伊朗高度依賴的中國傳統盟友巴基斯坦，在中俄聯手否決的聯合國譴責敘利亞政府議案，就公開投下贊成票，既不怕開罪伊朗，也毋懼招惹中俄。中國若是要聲援伊朗，應有其他更有效、更直接的方式。
俄國不願與北京平起平坐
至於中俄在敘利亞危機是否表面那樣充分合作、互相聲援，莫斯科是否那樣領情，也頗有疑問。中國在聯合國與俄國投票意向一致，自為莫斯科所喜，但俄國從沒有任何姿態，顯示其希望中國有實質角色扮演。中國2月曾多次派特使，到敘利亞「協調各方」，俄國就反應冷淡、帶有嫉妒，因為這功能原被俄國視為專利。俄方外交上的最新立場，也不見得與北京保持高度默契，例如莫斯科對是否能以「也門模式」解決敘利亞危機，即讓巴沙爾把權力移交副總統、再讓各派參與過渡政府，前後多次反覆，令中國國內關注國際關係的輿論常有被俄「拋棄」之感。若俄羅斯早於北京修正政策，中國只會尷尬不已。假如俄羅斯要在敘利亞危機深化和中國的關係，以上情節是不會出現的。
由此可見，中國絕非要保住巴沙爾政權不可，至於向伊朗、俄羅斯拉關係，就是有一些考量，也不可能是影響決策的主要元素。這些都是昔日的冷戰思維，不適用於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強調僵化的非友即敵，也不符合今日的中國利益。如此行為，自然另有計算。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2012年7月11日星期三
敘利亞變天對中國經濟利益影響多大？
【咫尺地球】敘利亞真正與北京發展密切關係是在冷戰結束後、特別是前總統阿薩德死後。小阿薩德（即巴沙爾）2000年繼位，當時大勢所趨，他也要搞改革開放，但對英美政經模式深具戒心，於是開始參考他相信能保持社會穩定的「中國實驗」（altajriba al siniya），說仰慕鄧小平，開始派執政復興黨高層到中國上「國情班」學習，自己也在2004年訪京，此前敘利亞元首是從未踏足中國的。蘇格蘭皇家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貝哲民（Ben Simpfendorfer）在《新絲路：阿拉伯與中國攜手引領世界經濟》一書，特別有一章介紹小阿薩德如何學習「中國模式」，中國商人如何視敘利亞為中東、西亞的關鍵支點，今日敘利亞又如何像1980年代的中國等，此文在內地媒體頗有轉載，成了「中敘友誼」的新體現。
自此，兩國出現了具實質價值的合作項目，特別是在小布殊把敘利亞列為「邪惡軸心外圍」下，中石油2003年與敘利亞簽訂《戈貝比油田（Gbeibe oil field）開發生產合同》，成了中石油高回報的海外投資之一。中石油又於2005年與印度公司聯手，從加拿大公司手上，購入控制敘利亞最大油田的幼發拉底石油公司（Al-Furat Petroleum Company, AFPC）38％股份，王有勇等國內學者在《阿拉伯世界研究》等期刊發表文章，視之為中國石油外交的里程碑。自此，兩國其他石油和基建合作逐漸頻繁，若說中國在敘利亞沒有利益，那也不符事實。
敘利亞也學習「中國模式」
2006年，敘利亞仿效中國實行「五年計劃」，急需引入外資，中敘經貿關係也成熟起來，中國更逐漸成為敘利亞的第一大進口國。中國前駐敘利亞大使李華新（也就是敘利亞危機爆發後，被中國外長委任為特使的那位）曾自豪地說：「目前，中國商品已充分佔據了敘利亞市場，小到家用百貨、衣帽鞋襪，大到汽車電器、工程機械，高性價比的各類中國商品隨處可見。」
問題是，假如中國只是為了這些利益，根本不需要繼續支持巴沙爾政權。在今日的多極世界，無論誰掌權，都不可能離開北京，例如上台後的利比亞前反對派就多番向中國保證，其管治絕不會影響中國利益，哪怕中國對卡達菲下台沒有出半分力。茉莉花革命後的中東北非各國也一律尊重已簽訂的合約，多番傳遞信息讓中國安心，不但不會一面倒偏向西方，更唯恐北京不再投資。何以油論油，敘利亞現有油田已開採多年，產量持續下降，投資風險不少，進一步開發則不可測性甚高，對中國石油外交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而象徵意義的價值，則早已消化、貶值了。
當國企在黎巴嫩被炸
中國近年在敘利亞有所發展，因為北京表面上強調「政經分家」，但諷刺的是，正因為過分強調這點，中國在敘利亞並沒獲給予大量政策優惠。巴沙爾政府自然認為，就是有優惠，也應該先照顧政治明確支持自己的伊朗和俄羅斯；目前中國企業在敘利亞的競爭力，就明顯不及伊朗對手。何對敘利亞商人而言，中國也不見得提供了大量優待，例如不少敘利亞商人希望通過香港打入中國市場，但據貝哲民訪談記述，只要敘利亞商人在香港手持敘利亞護照，基於敘利亞被美國金融機構制裁，就不能在相關銀行開戶口。無論這是否個別例子、敘利亞商人是否理解以上源自「一國兩制」，這多少反映敘利亞人對北京也是有保留的。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卻認定中國已從敘利亞得到不少甜頭，於是有什麼攻擊時，無論在戰場還是商場，都會對中國利益「一視同仁」加以招呼。例如以色列2006年空襲敘利亞控制的黎巴嫩，大舉破壞當地基建，當地中國企業也被刻意「誤炸」，令華商大感無奈。可見在純經濟角度，目前中國在敘利亞的經濟發展已遇到瓶頸，就是敘利亞變天，對中國也不一定有負面影響，反而可能有新機遇湧現。
自此，兩國出現了具實質價值的合作項目，特別是在小布殊把敘利亞列為「邪惡軸心外圍」下，中石油2003年與敘利亞簽訂《戈貝比油田（Gbeibe oil field）開發生產合同》，成了中石油高回報的海外投資之一。中石油又於2005年與印度公司聯手，從加拿大公司手上，購入控制敘利亞最大油田的幼發拉底石油公司（Al-Furat Petroleum Company, AFPC）38％股份，王有勇等國內學者在《阿拉伯世界研究》等期刊發表文章，視之為中國石油外交的里程碑。自此，兩國其他石油和基建合作逐漸頻繁，若說中國在敘利亞沒有利益，那也不符事實。
敘利亞也學習「中國模式」
2006年，敘利亞仿效中國實行「五年計劃」，急需引入外資，中敘經貿關係也成熟起來，中國更逐漸成為敘利亞的第一大進口國。中國前駐敘利亞大使李華新（也就是敘利亞危機爆發後，被中國外長委任為特使的那位）曾自豪地說：「目前，中國商品已充分佔據了敘利亞市場，小到家用百貨、衣帽鞋襪，大到汽車電器、工程機械，高性價比的各類中國商品隨處可見。」
問題是，假如中國只是為了這些利益，根本不需要繼續支持巴沙爾政權。在今日的多極世界，無論誰掌權，都不可能離開北京，例如上台後的利比亞前反對派就多番向中國保證，其管治絕不會影響中國利益，哪怕中國對卡達菲下台沒有出半分力。茉莉花革命後的中東北非各國也一律尊重已簽訂的合約，多番傳遞信息讓中國安心，不但不會一面倒偏向西方，更唯恐北京不再投資。何以油論油，敘利亞現有油田已開採多年，產量持續下降，投資風險不少，進一步開發則不可測性甚高，對中國石油外交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而象徵意義的價值，則早已消化、貶值了。
當國企在黎巴嫩被炸
中國近年在敘利亞有所發展，因為北京表面上強調「政經分家」，但諷刺的是，正因為過分強調這點，中國在敘利亞並沒獲給予大量政策優惠。巴沙爾政府自然認為，就是有優惠，也應該先照顧政治明確支持自己的伊朗和俄羅斯；目前中國企業在敘利亞的競爭力，就明顯不及伊朗對手。何對敘利亞商人而言，中國也不見得提供了大量優待，例如不少敘利亞商人希望通過香港打入中國市場，但據貝哲民訪談記述，只要敘利亞商人在香港手持敘利亞護照，基於敘利亞被美國金融機構制裁，就不能在相關銀行開戶口。無論這是否個別例子、敘利亞商人是否理解以上源自「一國兩制」，這多少反映敘利亞人對北京也是有保留的。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卻認定中國已從敘利亞得到不少甜頭，於是有什麼攻擊時，無論在戰場還是商場，都會對中國利益「一視同仁」加以招呼。例如以色列2006年空襲敘利亞控制的黎巴嫩，大舉破壞當地基建，當地中國企業也被刻意「誤炸」，令華商大感無奈。可見在純經濟角度，目前中國在敘利亞的經濟發展已遇到瓶頸，就是敘利亞變天，對中國也不一定有負面影響，反而可能有新機遇湧現。
2012年7月10日星期二
「老朋友」的迷思——敘利亞歷史上是中國重要盟友嗎？
【咫尺地球】敘利亞危機爆發至今，已超過一年，各大國在日內瓦和會勉強同意的「聯合國過渡計劃」，又不為敘利亞交戰各方（特別是反對派）接受，而年來中國的角色，一直為國際輿論所不解。在一般人眼中，中國外交部既然反覆強調在敘利亞「沒有特殊利益」、是解決問題的「積極力量」，何以一反常態，兩度聯同在敘利亞有大量特殊利益的俄羅斯，否決譴責敘利亞政府的聯合國草案，並在此後談判中，成為西方、乃至阿拉伯聯盟的對手？其實宏觀而言，中國介入敘利亞並非一無所得，只是所得為何，與普遍認知不盡相同而已。例如說北京希望延續阿薩德政權，因為敘利亞是「中國傳統盟友」、雙方「就對方關切的問題一直相互支持」，就不符歷史事實。
毛澤東聲稱為敘利亞、黎巴嫩打金門炮戰
不少人認為敘利亞是中國傳統盟友，因為它是第一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阿拉伯國家之一（建交於1956年，緊隨敘利亞與蘇聯建交之後）。而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經常以「支援中東朋友」之名進行，甚至曾間接為敘利亞打過一仗。事源在近東地區，一直盛行一個「大敘利亞主義」，主張今日的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以色列都源出一脈，應該統一成一個國家，所以敘利亞不時稱呼黎巴嫩為「固有領土」、巴勒斯坦為「南敘利亞」。雖然五十年代的「大敘利亞主義者」沒有在敘利亞掌權，因為當時是埃及提倡的、主張所有阿拉伯國家聯合的「泛阿拉伯主義」的天下，敘利亞也在1958年－1961年短暫與埃及合併，但不少敘利亞人依然有大國夢，中國外交界也曾習慣把上述國家一併看待。
1958年，海峽兩岸出現金門炮戰（即第二次台海危機），根據毛澤東本人的口頭演繹，其中一個原因，居然是意想不到的「支援中東兄弟」：通過分散美國注意力，回應美國出兵黎巴嫩。當時已經與埃及合併、但繼續視黎巴嫩為未統一領土的敘利亞，正是對美國最不滿的主角。當然，沒有誰把毛澤東的外交說詞當真，認為金門炮戰不是為了台灣，但畢竟在密集宣傳下，不少中國人認定了敘利亞是「老朋友」。
《毛語錄》的價值：阿薩德政變前利用北京
然而當時中蘇已公開分裂，敘利亞要反美，就只能逐漸一邊倒向蘇聯爭取援助；倒向蘇聯，自然意味著和北京保持距離。縱然昔日個別敘利亞政客曾有親華傾向，但總的來說，在冷戰期間，中敘關係毫不親密，官方交往也有限。反而敘利亞總統小阿薩德的父親阿薩德上台，卻與利用毛澤東有關。事源1969年，時為敘利亞國防部長的阿薩德醖釀發動政變，要推翻走教條式親蘇路線的領袖賈迪德（Salah Jadid），賈迪德企圖借蘇聯力量撐腰，阿薩德就派頭號親信、後來成為其國防部長的特拉斯（Mustafa Tlass）訪問中國，獲毛澤東承諾給予大量軍援，更拍下揮動《毛主席語錄》的造型照，傳給世界（順帶一提，特拉斯的兒子也擔任敘利亞高級軍官，日前剛從政府軍變節，是目前最具影響力的變節者）。此舉被認為是阿薩德故意刺激剛與中國爆發珍寶島衝突的蘇聯，警告要是蘇聯干涉敘利亞內鬥、而他政變成功，就會倒向當時被國際社會認為更激進的文革中的中國。自此，蘇聯果然不再介入敘利亞的人事安排。
不久阿薩德政變成功，過橋抽板，自然沒有效法中國文革，反而廢除不少激進社會主義政策，改行相對溫和務實路線。蘇聯不計前嫌，繼續供應武器予阿薩德，阿薩德則進一步深化對蘇關係，甚至在1971年決定租借軍港與莫斯科，這就是今天俄羅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在地中海的境外軍港：塔爾圖斯海軍基地（Tartus）。阿薩德與美國也進行了有限對話，反而跟中國沒有重要往來，揮動《毛語錄》的場景一去不返。到了兩伊戰爭，中國同時對雙方出售武器，但最擔心蘇聯乘機擴大影響力，因而對蘇聯頭號中東盟友敘利亞倍加警惕，一直放不下心。這些往事雖屬歷史，但那些年，敘利亞並非中國人民老朋友，也是客觀事實。
毛澤東聲稱為敘利亞、黎巴嫩打金門炮戰
不少人認為敘利亞是中國傳統盟友，因為它是第一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阿拉伯國家之一（建交於1956年，緊隨敘利亞與蘇聯建交之後）。而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經常以「支援中東朋友」之名進行，甚至曾間接為敘利亞打過一仗。事源在近東地區，一直盛行一個「大敘利亞主義」，主張今日的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以色列都源出一脈，應該統一成一個國家，所以敘利亞不時稱呼黎巴嫩為「固有領土」、巴勒斯坦為「南敘利亞」。雖然五十年代的「大敘利亞主義者」沒有在敘利亞掌權，因為當時是埃及提倡的、主張所有阿拉伯國家聯合的「泛阿拉伯主義」的天下，敘利亞也在1958年－1961年短暫與埃及合併，但不少敘利亞人依然有大國夢，中國外交界也曾習慣把上述國家一併看待。
1958年，海峽兩岸出現金門炮戰（即第二次台海危機），根據毛澤東本人的口頭演繹，其中一個原因，居然是意想不到的「支援中東兄弟」：通過分散美國注意力，回應美國出兵黎巴嫩。當時已經與埃及合併、但繼續視黎巴嫩為未統一領土的敘利亞，正是對美國最不滿的主角。當然，沒有誰把毛澤東的外交說詞當真，認為金門炮戰不是為了台灣，但畢竟在密集宣傳下，不少中國人認定了敘利亞是「老朋友」。
《毛語錄》的價值：阿薩德政變前利用北京
然而當時中蘇已公開分裂，敘利亞要反美，就只能逐漸一邊倒向蘇聯爭取援助；倒向蘇聯，自然意味著和北京保持距離。縱然昔日個別敘利亞政客曾有親華傾向，但總的來說，在冷戰期間，中敘關係毫不親密，官方交往也有限。反而敘利亞總統小阿薩德的父親阿薩德上台，卻與利用毛澤東有關。事源1969年，時為敘利亞國防部長的阿薩德醖釀發動政變，要推翻走教條式親蘇路線的領袖賈迪德（Salah Jadid），賈迪德企圖借蘇聯力量撐腰，阿薩德就派頭號親信、後來成為其國防部長的特拉斯（Mustafa Tlass）訪問中國，獲毛澤東承諾給予大量軍援，更拍下揮動《毛主席語錄》的造型照，傳給世界（順帶一提，特拉斯的兒子也擔任敘利亞高級軍官，日前剛從政府軍變節，是目前最具影響力的變節者）。此舉被認為是阿薩德故意刺激剛與中國爆發珍寶島衝突的蘇聯，警告要是蘇聯干涉敘利亞內鬥、而他政變成功，就會倒向當時被國際社會認為更激進的文革中的中國。自此，蘇聯果然不再介入敘利亞的人事安排。
不久阿薩德政變成功，過橋抽板，自然沒有效法中國文革，反而廢除不少激進社會主義政策，改行相對溫和務實路線。蘇聯不計前嫌，繼續供應武器予阿薩德，阿薩德則進一步深化對蘇關係，甚至在1971年決定租借軍港與莫斯科，這就是今天俄羅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在地中海的境外軍港：塔爾圖斯海軍基地（Tartus）。阿薩德與美國也進行了有限對話，反而跟中國沒有重要往來，揮動《毛語錄》的場景一去不返。到了兩伊戰爭，中國同時對雙方出售武器，但最擔心蘇聯乘機擴大影響力，因而對蘇聯頭號中東盟友敘利亞倍加警惕，一直放不下心。這些往事雖屬歷史，但那些年，敘利亞並非中國人民老朋友，也是客觀事實。
2012年3月25日星期日
最後的話：請尊重核心價值──恐嚇電郵後記
原來，已決定不會再寫關於特首選舉的文章，畢竟自己並非研究本土政治，選後也會連國際關係的文章和節目也一併休息，這一直是出道十年的部署，因此，這篇文章是出爾反爾。但我想，作為一個學者也好、學棍也好，都有責任和公眾分享一些資訊。
上週日，我寫了《萬言書》在本報刊登。我的文章自有個人立場，有朋友我屬哪「營」總有推想：坦白說，論交情和合作，與唐營近些；論能力，數個月前原來欣賞梁先生多些；論血緣，對非梁營的愛國陣營感親切；論取態，更接近泛民，但自信文章從不立場先導，深信讀者可判斷。近來在網絡世界遇上一些恐嚇言論，雖然不會當真，但日前也收到指名道姓、來自163賬戶的匿名電郵，提及「Dr Shen：這是嚴重警告，請立即停止造謠，否則，3日內有嚴重效果」，這類行為，未免令人遺憾。雖然個人一笑置之，但與熟悉網絡世界的眾多朋友商量後，他們擔心這或涉及其他，應予注意。
他們的理據是，我從無被人批評「造謠」的經驗，「造謠」也不是香港網民的慣用字眼，而那電郵收到前，有一位網友曾不斷以人身攻擊字眼說在下「造謠」，以回應我在Facebook說有梁營朋友主張「重慶模式」、「新加坡模式」與「普京模式」，因充滿不雅言語，而被刪除。那些朋友一直有觀察選舉網情，他們告知，以關鍵字檢查，發現同時也有人在討論區以同一關鍵字散播我的「造謠」，針對的都是不支持梁先生的人，但被其他網友發現為新註冊用戶，而不被理會。我想，這也應一笑置之。
但他們又發現，在《萬言書》刊登後，同一週內，我在《維基百科》的條目，忽然被加入與事實完全不符的內容；而在另一個名為《香港網絡大典》的網站，也忽然新增了關於我的條目，內容似有誹謗性，數日內就有數百改動。我認為，網絡世界言論自由，被惡搞正常不過，我自己就很喜歡廣傳改圖。但朋友們認為這不尋常：一來，上述數事出現的時間太巧合，都是在上述文章刊登後發生，而為歷年所無；二來，我在網絡社會被討論多年，此刻原無新資訊足以吸引網友集體改條目；三來，從條目改動方式的密集性判斷，不似是個人行為；四來，不同朋友的網絡公司均告知，「網絡聲望」是有數據量度的（其中一個項目我也是有參與的），而程式顯示，我在類似高登討論區的網絡世界薄有名聲、正評遠比負評多，就是負評的朋友，也鮮有去到純人身攻擊的地步。我的原意是順其自然，反正沒有甚麼大不了，但朋友們擔心這涉及選舉，而這又是香港史上最不堪的選舉，遂建議我多寫一篇文章，略作澄清。
一、我對選舉評論涉及的每一細節，均為事實，若有需要，均有人證，例如另一篇文章談及葉國華先生與梁振英先生的交往，只屬葉先生容許發表的極小部分。梁先生有支持者嚮往新加坡、普京、薄熙來，並非秘密，他們的網頁也不隱瞞，何況我並沒有像一些專欄作家戲稱梁先生為「香港薄熙來」。無論怎樣算，都難沾上「造謠」。
二、我不希望視上述材料為「黑材料」，只視之為「惡搞材料」，而我主觀希望相信，惡搞是無惡意的。例如，材料說我雖是副教授，但「出不了一篇學術論文，令人失望」。事實是我花了不少時間在公共空間，但學術論文數目居於前列，發表數目超過80篇，包括14篇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所謂頂級期刊文章──以上這兩句句子其實很討厭，香港的文化不是這樣的。7月後，我將重返中文大學出任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其新開設的Global Studies課程主任。
三、「材料」提及，我曾「數落」兄弟陳智遠，原因是妒忌他被委任為政治助理，是「葡萄人」。由於事涉政府任命，在新政府作風下，任何事都應釐清，以免連累朋友：正如從前在訪問提及，在任命過程，我的名字在被邀面試之列，而我表示無意從政，婉拒參加，但希望推薦一位朋友，於是輾轉安排陳面試。我們不希望外間認為他是備選，而面令他承受媒體更大的壓力，所以共識是不回應相關提問，只強調我們的交情；另一考慮是他加入政府令Roundtable受朋輩質疑，所以我需要撰文顯示不同意他加入政府，以築防火牆，其實「給陳智遠的信」是我們一同撰寫的；另一決定是我找社運背景的林輝代替他。這些原是我們內部的事，但這時勢，一切都不重要了，陳智遠據說不會在新政府任職，林輝7月後打算到印度進修南亞研究，我們不是不知進退的人 。
四、「材料」提及，我和「社運女神」周澄曾有緋聞。實情是，現在周小姐是我聘請的半職員工，協助我在教育學院的研究項目；她的另外半職，處理一個Roundtable的國際經濟論壇項目，那項目另有主管。我與她並不相熟，縱然對這類「資訊」不介意，但不希望令我的女友胡思亂想，也不希望影響林輝。若有其他演繹，未免低俗。其他例子不贅。
五、朋友認為我應就恐嚇電郵及我們判斷的同時間出現的資訊報警，但我想不必小題大做。近年我定期擔任香港警察學院培訓課程的導師，認識不少警司，徵詢他們意見後，雖然也有勸我落案、或控告誹謗的，但我不是梁、唐，相信和公眾分享已足夠。就上述所有電郵和相關資訊等，技術支援的同事均已存檔。
六、選舉期間，有類似經驗的尚不乏人。我們深信所有候選人和他們的競選辦，都不認同、亦不從事這類行為，也不能肯定所有行為都與選舉有關。但至於是否任何候選人的支持者，作出過份熱情的行為，這亦不能排除。我就相關資訊徵詢了曾主席、葉先生等過來人的意見，他們同意這是最理想的處理方式。
七、我和所有人一樣，不是「完人」，年少氣盛時自然做過年少氣盛的事，更沒有勇氣自居君子。但我只是很普通的讀書人，只是偶爾涉及選舉評論，過去十年刻意推掉不少政治的、經濟的機會，安於國際關係的位置，不過是為了做自己喜歡的、對社會略有價值的事。假如任何朋友認為，純理論對選舉的聲音，只要不是支持梁先生的，就不夠維穩，我希望他們明白，這樣的判斷、這樣的手法，並不符合香港核心價值。其實，誰當選特首，對冷漠的香港人而言，原來又有甚麼關係？唯有觸及了最核心的議題，才會被觸動。
擱筆不是擔心新朝沒有機遇，其實相關善意信息從不缺，這幾天尤甚；也不是因為害怕甚麼，我是small potato，原來就沒有甚麼值得破壞的名譽、財產和安全，心態很是閒適。但我只是想，在同輩中，我畢竟已是比較resourceful的人之一，在不同界別、不同陣營、不同機關都不乏前輩支持，那「新香港」的其他人，如何？ 我並無多少抗爭精神，出爾反爾寫下本文，只是希望社會明白，假如有人以為學者怕事、格外擔心投訴或黑材料而可欺以方，諸如此類，他們會發現，這不是事實，這不是我，也不是香港。今天後，我還在香港，暫時離開公共空間，只是感到無力和失落，因為在過去數月、再前瞻未來，這都不似是我們熟悉的香港。當媒體變成這樣，評論變成這樣，氣氛變成這樣，敢教日月換新天，再天真地分享知識，並無意義；加以點輟，也不美觀。這不是撤退，只是調節崗位的時候，這是我和身邊朋友的共識。願愛香港的人為香港祈禱，後會有期。
沈旭暉 星期日明報 2012年3月25日
上週日，我寫了《萬言書》在本報刊登。我的文章自有個人立場，有朋友我屬哪「營」總有推想：坦白說，論交情和合作，與唐營近些；論能力，數個月前原來欣賞梁先生多些；論血緣，對非梁營的愛國陣營感親切；論取態，更接近泛民，但自信文章從不立場先導，深信讀者可判斷。近來在網絡世界遇上一些恐嚇言論，雖然不會當真，但日前也收到指名道姓、來自163賬戶的匿名電郵，提及「Dr Shen：這是嚴重警告，請立即停止造謠，否則，3日內有嚴重效果」，這類行為，未免令人遺憾。雖然個人一笑置之，但與熟悉網絡世界的眾多朋友商量後，他們擔心這或涉及其他，應予注意。
他們的理據是，我從無被人批評「造謠」的經驗，「造謠」也不是香港網民的慣用字眼，而那電郵收到前，有一位網友曾不斷以人身攻擊字眼說在下「造謠」，以回應我在Facebook說有梁營朋友主張「重慶模式」、「新加坡模式」與「普京模式」，因充滿不雅言語，而被刪除。那些朋友一直有觀察選舉網情，他們告知，以關鍵字檢查，發現同時也有人在討論區以同一關鍵字散播我的「造謠」，針對的都是不支持梁先生的人，但被其他網友發現為新註冊用戶，而不被理會。我想，這也應一笑置之。
但他們又發現，在《萬言書》刊登後，同一週內，我在《維基百科》的條目，忽然被加入與事實完全不符的內容；而在另一個名為《香港網絡大典》的網站，也忽然新增了關於我的條目，內容似有誹謗性，數日內就有數百改動。我認為，網絡世界言論自由，被惡搞正常不過，我自己就很喜歡廣傳改圖。但朋友們認為這不尋常：一來，上述數事出現的時間太巧合，都是在上述文章刊登後發生，而為歷年所無；二來，我在網絡社會被討論多年，此刻原無新資訊足以吸引網友集體改條目；三來，從條目改動方式的密集性判斷，不似是個人行為；四來，不同朋友的網絡公司均告知，「網絡聲望」是有數據量度的（其中一個項目我也是有參與的），而程式顯示，我在類似高登討論區的網絡世界薄有名聲、正評遠比負評多，就是負評的朋友，也鮮有去到純人身攻擊的地步。我的原意是順其自然，反正沒有甚麼大不了，但朋友們擔心這涉及選舉，而這又是香港史上最不堪的選舉，遂建議我多寫一篇文章，略作澄清。
一、我對選舉評論涉及的每一細節，均為事實，若有需要，均有人證，例如另一篇文章談及葉國華先生與梁振英先生的交往，只屬葉先生容許發表的極小部分。梁先生有支持者嚮往新加坡、普京、薄熙來，並非秘密，他們的網頁也不隱瞞，何況我並沒有像一些專欄作家戲稱梁先生為「香港薄熙來」。無論怎樣算，都難沾上「造謠」。
二、我不希望視上述材料為「黑材料」，只視之為「惡搞材料」，而我主觀希望相信，惡搞是無惡意的。例如，材料說我雖是副教授，但「出不了一篇學術論文，令人失望」。事實是我花了不少時間在公共空間，但學術論文數目居於前列，發表數目超過80篇，包括14篇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所謂頂級期刊文章──以上這兩句句子其實很討厭，香港的文化不是這樣的。7月後，我將重返中文大學出任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其新開設的Global Studies課程主任。
三、「材料」提及，我曾「數落」兄弟陳智遠，原因是妒忌他被委任為政治助理，是「葡萄人」。由於事涉政府任命，在新政府作風下，任何事都應釐清，以免連累朋友：正如從前在訪問提及，在任命過程，我的名字在被邀面試之列，而我表示無意從政，婉拒參加，但希望推薦一位朋友，於是輾轉安排陳面試。我們不希望外間認為他是備選，而面令他承受媒體更大的壓力，所以共識是不回應相關提問，只強調我們的交情；另一考慮是他加入政府令Roundtable受朋輩質疑，所以我需要撰文顯示不同意他加入政府，以築防火牆，其實「給陳智遠的信」是我們一同撰寫的；另一決定是我找社運背景的林輝代替他。這些原是我們內部的事，但這時勢，一切都不重要了，陳智遠據說不會在新政府任職，林輝7月後打算到印度進修南亞研究，我們不是不知進退的人 。
四、「材料」提及，我和「社運女神」周澄曾有緋聞。實情是，現在周小姐是我聘請的半職員工，協助我在教育學院的研究項目；她的另外半職，處理一個Roundtable的國際經濟論壇項目，那項目另有主管。我與她並不相熟，縱然對這類「資訊」不介意，但不希望令我的女友胡思亂想，也不希望影響林輝。若有其他演繹，未免低俗。其他例子不贅。
五、朋友認為我應就恐嚇電郵及我們判斷的同時間出現的資訊報警，但我想不必小題大做。近年我定期擔任香港警察學院培訓課程的導師，認識不少警司，徵詢他們意見後，雖然也有勸我落案、或控告誹謗的，但我不是梁、唐，相信和公眾分享已足夠。就上述所有電郵和相關資訊等，技術支援的同事均已存檔。
六、選舉期間，有類似經驗的尚不乏人。我們深信所有候選人和他們的競選辦，都不認同、亦不從事這類行為，也不能肯定所有行為都與選舉有關。但至於是否任何候選人的支持者，作出過份熱情的行為，這亦不能排除。我就相關資訊徵詢了曾主席、葉先生等過來人的意見，他們同意這是最理想的處理方式。
七、我和所有人一樣，不是「完人」，年少氣盛時自然做過年少氣盛的事，更沒有勇氣自居君子。但我只是很普通的讀書人，只是偶爾涉及選舉評論，過去十年刻意推掉不少政治的、經濟的機會，安於國際關係的位置，不過是為了做自己喜歡的、對社會略有價值的事。假如任何朋友認為，純理論對選舉的聲音，只要不是支持梁先生的，就不夠維穩，我希望他們明白，這樣的判斷、這樣的手法，並不符合香港核心價值。其實，誰當選特首，對冷漠的香港人而言，原來又有甚麼關係？唯有觸及了最核心的議題，才會被觸動。
擱筆不是擔心新朝沒有機遇，其實相關善意信息從不缺，這幾天尤甚；也不是因為害怕甚麼，我是small potato，原來就沒有甚麼值得破壞的名譽、財產和安全，心態很是閒適。但我只是想，在同輩中，我畢竟已是比較resourceful的人之一，在不同界別、不同陣營、不同機關都不乏前輩支持，那「新香港」的其他人，如何？ 我並無多少抗爭精神，出爾反爾寫下本文，只是希望社會明白，假如有人以為學者怕事、格外擔心投訴或黑材料而可欺以方，諸如此類，他們會發現，這不是事實，這不是我，也不是香港。今天後，我還在香港，暫時離開公共空間，只是感到無力和失落，因為在過去數月、再前瞻未來，這都不似是我們熟悉的香港。當媒體變成這樣，評論變成這樣，氣氛變成這樣，敢教日月換新天，再天真地分享知識，並無意義；加以點輟，也不美觀。這不是撤退，只是調節崗位的時候，這是我和身邊朋友的共識。願愛香港的人為香港祈禱，後會有期。
沈旭暉 星期日明報 2012年3月25日
2012年3月18日星期日
萬言書——致港澳辦王光亞主任
王主任﹕
新一屆香港特首快將產生，據說中央已有態度，這時候寫這文章，無疑不識時務。但是作為一個研究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後輩，我衷心希望和你分享對這次選舉的強烈 不安。誰當特首，我原來並無感覺，自從月前確認唐先生不能勝任，曾對梁先生的出現充滿欣喜，更希望香港出現改變。但經過選戰，朋輩都憂慮無論哪個勝出，新 政府都會出現致命的認受性危機。投票給誰、投什麼票，是選委的責任；與社會分享一些想法，卻是知識分子的最後責任。
「認受性」等於「民調」的偷換概念
你說這次選舉做不到「君子之爭」，道盡港人心聲。但不少建制派朋友認為，選舉亂局「屬於迎接普選的必須預演」、「反正無論誰出選都有認受性問題」、「建制派自我撕裂總好過被反對派撕裂」、「哪裡選舉都有黑材料」；不少泛民朋友則認為「小圈子選舉就是這樣」、「利益集團操控的選舉自然醜陋」云云，潛台詞很簡 單﹕選舉就是不君子的了，認命吧。真的嗎？不是的。我深信無論是小圈子選舉也好、普選也好，都不容易出現這次亂局；假如時光倒流，防微杜漸，今天唐、梁二人的認受性危機可以大幅減低，其他人日後若有機會參選，也不會面對相同危機。為什麼？
六大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
半年前，你為新一任特首定下三個條件，第三點是有「認受性」，我十分贊同。然而，在過去半年，「認受性」這概念，卻被片面誤解為「民調支持度」，我相信這 並非你的原意。就「認受性」的定義，綜合不同學者分析，既包括選舉制度和過程本身的認受，也包括不同階層對候選人的認受，內有多項基準，民調只是其一。 「認受性」的概念，正是讓領袖低民望時也能管治﹕試問哪個政府可以長期不推行民望必挫的政策（例如加稅）？前美國總統布殊低民望時，也有認受，因為產生他 的制度有認受。但即使同樣由公眾認受有限的選舉委員會（所謂「小圈子」）選出來，董建華、曾蔭權當選時，認受性均遠勝今天的唐、梁，因為第一，他們的認受 除了民調，還有其他；第二，這次建制兩營打破了其他民主/小圈子選舉都有的「君子之爭」規範，令這屆選舉本身、及所有候選人的認受性大為下降，無論誰當 選，都極難施政。這些被打破的規範，可分述六點如下﹕
（1）打破規範一﹕選舉必須先對遊戲規則達成共識
這屆選舉以「擴大民主性」和「市民參與感」的口號開放建制派競爭，作為支持香港盡快民主化的人，我深信「開放競爭」的精神，必須肯定。但「開放」的背後， 有兩個重點不為公眾注意﹕第一，「小圈子選舉」（制度A）、由中央欽點二人再讓二人「比民望」的「民調主導式小圈子選舉」（制度B）和「普選」（制度 C），其實沒有層遞關係，而是三個完全不同制度，有完全不同的遊戲規則，分別適合完全不同類型的候選人。第二，建制派的唐營、梁營，為了這次選舉，都部署 了五至十年，卻沒有對選舉採用哪個制度產生完全的共識。唐營一直相信、在以往五至十年也被長期告知，這次是行制度A，因此用了五至十年時間部署制度A遊 戲；梁營則盡力把制度A變成B，到了唐營確認中央認同了對手建議的制度B，距離選舉只有數月，重新部署已來不及。假如我是唐梁各自的支持者，分別會怎樣想？
唐營不挑選任志剛、黃仁龍的「被算計論」
唐英年等待欽點的態度，令人十分反感。但從另一角度看，為什麼唐營對他情有獨鍾？答案其實是規則問題﹕假如唐營五年前就知道這屆將使用「民調主導式小圈子 選舉」（制度B），自然會一早建議推出在制度B最有優勢的同路人任志剛，他不會害怕在制度B競爭；假如五年前獲悉採用普選（制度C），則會一早建議推出在 制度C最有優勢的黃仁龍，他也不會害怕在制度C競爭。「唐營」支持唐英年的最大原因，就是五年來、乃至數個月前，都一直被告知（或他們相信的被誤導）在 2012年，還是使用制度A，而在制度B、C毫無優勢的唐英年，卻是制度A最強勢的一人。於是，唐營認為破壞共識的，是偷偷單方面修改遊戲規則、製造既成 事實、搞「突然襲擊」的對方。
第一屆特首選舉做到「君子之爭」，因為四名建制候選人都採用同一制度，當時楊鐵樑的民望其實高於董建華，但沒有以此變成「反董」公投，因為這是各方的君子 協定。社會喜見梁振英挑戰欽點，而不明白這也是欽點的一部分，但過了數月，唐營、乃至泛民愈來愈相信，制度B是梁營度身訂做的──他們的論據包括，當梁振 英要加入選戰時，強調的是「反欽點」、「民主化」，以爭取社會支持，但再有第三者要加入時，卻強調「已欽點」、「別亂來」；若說這是民主進步，論民主化政 綱，以「民主化」為名改變制度A的梁營，比起唐卻毫不進步、乃至略有保留；梁營支持者在過去十年來如此重視「民意」，更是只此一次。唐營自信只要規則一早 獲悉，在制度A、B、C都無懼，因而認定被「暗算」，不是輸在實力，而是輸在臨場被改規則，更難像一般輸家「願選服輸」，深信這不是公平的一仗。
但在梁營看來，制度B是他們努力爭取後獲中央首肯的，只是對手政治敏感度低，不及早換下唐英年，責任不在己方；對手不智地提出「撤資論」，更是輸打贏要的 不君子行為，這是「陽謀」，不是「陰謀」。坦白說，若我是梁先生，也許也會這樣操作，因為這是廣義梁營的最大機會。但無論誰是誰非，社會何辜？假如有一場 球賽，雙方連對賽規則也沒有共識，打架完場是必然的下場。現在結果正是無論誰勝出，落敗一方都認為對手「勝之不武」，不可能服氣。這教人想起2000年美 國總統大選，戈爾得到多數人支持、勝出的卻是布殊，民主黨也全體服輸，就是因為制度有毫無爭議的認受性。我們這次呢？恰好相反。
（2）打破規範二﹕必須點名譴責非法手段獲取黑材料
在這次選舉，說的是「比政綱」，但政綱無人理會，而且二人政綱幾乎完全一樣，現在的民望差異，主要是靠對手犯錯的「負面認同」。當然，選舉從來充滿負面活 動，揭黑材料也好、人身攻擊也好，不必少見多怪。但在外國民主，一切依然有其道德底線，目的正是確保當選人的認受性。不容許打擊對手的黑材料來自任何非法 行為，可謂是最底的底線。越過了，無論誰人當選，整個制度都是輸家，勝者都不可能有「以德服人」的認受。
數月來，令我們憂慮的不是那些醜聞本身，而是揭發醜聞的方式。有評論說，問心無愧就不用害怕，但不是的﹕例如有候選人的私人電郵被公開，成為報章頭條，當 事人時任特區政府二把手，那樣的保護，還能讓私人電郵外泄，只可能是高人所為，坊間相信涉及黑客，應是合理推論。如此行為明顯違法，但社會毫無回應、還繼 續聚焦電郵內容，候選人還以上述電郵的關鍵內容「沙發」，在直播辯論公開質詢對手，這足以製造政圈的白色恐怖。另一候選人揭露閉門會議資訊，就算不一定有 法律責任，則屬灰色地帶的「灰色恐怖」，令參與不少政府委員會的人（例如筆者）不安，日後開會再不敢暢所欲言，除非有證據證明事涉重大公眾利益，否則其破壞政治倫理令人遺憾。
至於各方分別同時披露的西九陳年密檔，以及高官收受禮物清單，都甚具針對性，打擊對象除了候選人，尚包括黃仁龍等具威信官員，此等信息愈是瑣碎、愈是觸及 媒體不可能接觸的政府深處，介乎各式恐怖之間。再如「江湖拉票飯局」實情在警方調查公布前，各營均不應妄斷，但江湖人士掌握候選人黑材料、並因此被其中一 方主動接觸的說法，已被這陣營中人公開承認，這已製造了政圈的黑色恐怖。香港從來不是這樣的。社會流傳的恐懼，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
不容非法手段原則應高於勝敗
無論這些行為與候選人本身有沒有關係、詳情是否為其所盡知、是否由其他人唆擺或協作，維持選舉認受性的應有做法，是所有候選人在這些挑戰規範的行為發生後，立刻作一致的、指名道姓的具體譴責，以示還有原則高於勝敗。執法機關或相關編制無論有沒有人投訴，也應主動調查，因為表面證據是這樣充分。
試想若《紐約時報》刊出麥凱恩的私人電郵，相信對手奧巴馬必會第一時間走出來，點名聲討這報紙，而不會嘲笑麥凱恩老而性無能；若奧巴馬透露麥凱恩的密室談 話，若無證據，自己已選不下去。遺憾的是，兩名候選人除了作出空泛的「君子之爭」宣示，既沒有勇氣指證非法活動的細節，也沒有膽量對涉及相關行為的支持者 （或媒體）具體譴責，與回應己方醜聞、哪怕只是學生聲明的極速，大相逕庭。
這教我想起昔日被要求「譴責」我的「激進」員工時，我也嘗試以「深信所有人都尊重世界和平」敷衍對方，只是道行不及兩名候選人多而已。結果，兩名候選人愈說「君子之爭」，公眾愈是犬儒，認定新政府有暗黑一面，只會令其認受危機惡化。人無信不立，日後誰相信政府？
（3）打破規範三﹕競選團隊的「官方支持者」需由候選人問責
這次選舉出現一個怪現象，就是不少最活躍的兩營代表性人物，均不屬「狹義競選辦」，只是二人「支持者」；他們的爭議性言行，均可在必要時與候選人切割，無異輸打贏要。二人都曾辯解﹕我那麼多支持者，怎可能管得了那麼多？但這樣回應，似是混淆視聽。
在海外案例，就算一些著名支持者在競選辦沒有職司，但承擔了代表候選人的「官方」行為，其言行也就可向候選人問責。何謂「競選辦外的官方行為」，不能有具 體定義，不必咬文嚼字，不必大辯論，只能按常識和良心。例如以我得悉，這次不少雙方的「競選辦外支持者」都積極為候選人向選委索取提名表，這就涉及了競選 正式程序，無論是否在辦公室掛名，這些人已代表候選人無疑；若候選人不認可上述關係，則必須在發現「被代表」時，第一時間嚴正澄清，否則無異於確認關係。 這樣的道德要求，不為過吧！又如不少與雙方候選人有多年僱傭關係的「競選辦外支持者」，對被稱為「頭馬╱家臣」直認不諱，從無澄清這種「馬╱臣」關係沒有 延伸到競選，則他們的行為，也應向候選人問責。
普京的智慧﹕外判一切不君子行為，誰不是君子？
確認了上述原則，就能發現兩營都嚴重缺乏問責精神，都在不君子地鑽空子。例如唐營因為己方充滿「感情缺失」，其「官方支持者」就無中生有地製造對手與其競 選辦副主任的「緋聞」，令這候選人說別人抹黑自己的緋聞時，顯得格外虛偽。梁營的著名「官方支持者」更多，從建制派朋友得知，有的在對手醜聞被媒體報道 前，已喜形於色，與朋友分享；有的公開承認從江湖朋友蒐集黑材料，態度與候選人表白的「君子之爭」背道而馳；有的在第三者考慮參選時，背後千方百計將他勸 退；這些「官方支持者」的行為，同樣令這候選人顯得虛偽。我曾問其競選辦，個別支持者是否參與其競選活動，他們強調絕不，但就在同一夜，競選辦的人和這位 支持者，就一起在馬會為候選人向資深傳媒人吹風。既是這樣，兩辦何不開誠佈公？
誰都知道，支持者的行為，不代表候選人，但這不代表支持者的行為越過道德規範時，候選人也沒有責任。例如在本屆美國總統初選，共和黨候選人保羅的支持者推出涉及種族歧視的廣告，攻擊對手洪博培的華裔養女，飽受批評，保羅也許事先真的不知情，也公開批評其支持者「disgusting」，公開要其立刻撤掉所有相關行為。否則先例一開，所有負面競選都會無人認頭，而且永遠沒有人要負責任——也就是現在香港那樣。
這樣說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涉及一個值得憂慮的現實問題﹕假如所有候選人都把真正的核心班子定性為「競選辦外支持者」，把不君子行為「外判」，「狹義競選辦」自然只須處理陽光行為，日後的選舉，就肯定充滿「君子」了，但這是否「君子之爭」？學會了這套操作，領袖哪裡還有可能犯錯？假如競選期間的問責不落實，當選特首的人，也可以重施故技，在正大光明的政府外，整合一批自己不用負責的「政府支持者」，處理其他事務——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正是靠「政府外的政 府支持者」維持局面。市民對政府的認受，包括相信它的陽光，但一旦新特首當選後，發生與其「支持者」相關的非君子事件、乃至罪行，無論真相如何，民眾先入 為主，容易認定政府難辭其咎，個別事件就容易變成政府的認受性危機——這也是近十年俄羅斯政府的危機。這是否我們民主化應走的路？
（4）打破規範四﹕內部矛盾不能為民調變成「敵我矛盾」
選戰風雲自然要有競爭，有競爭自然會對立。但通過製造二元對立來爭取支持，在民主選舉依然有其底線，因為「二元對立」與「社會和諧」，本身就是互相衝突的。假如有競選團隊不斷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以製造二元對立來爭取支持、或同情，其實也是不斷削弱其未來的管治認受性，因為選民相信這通過「矛 盾論」上台的人，不會有團結社會的誠意。在第三世界，選舉常變成族群對立，無論候選人質素如何，只要選民屬於某族，就會被標籤，這是內地學者批評民主化時 最常舉的案例，並一直說中國人能避免之。那道德底線在哪裡？我想，在於是否以「敵我矛盾論」操控「標籤政治」。
當兩營等同「黑五類」、「新黑五類」，誰敢批評一句？
在正常的香港，沒有投票權的我們，若被指支持A或B，有什麼所謂？但當「唐營」、「梁營」分別成為被污名化的大帽子，不只是建制派，連整個社會也不會邁向「大和諧」，卻邁向「大撕裂」。操作是這樣的﹕首先，梁營作為挑戰者，把唐英年及唐營的形象簡單臉譜化，代表「地產黨」、「官商勾結者及既得利益集團」、「曾蔭權腐敗路線」、「反中亂港勾結外國勢力反對派」、「反民主的欽點者」，教人想起昔日文革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當事人則不斷強調自己的「弱小」和 支持者的「勇敢」，以示「唱紅打黑」；由於支持梁被演繹為等同「打倒黑五類」、「批鬥地產黨」，民調就變成「反黑五類」的「變相公投」（諷刺的是根據政 綱，梁營在「反黑五類」內容上，與對手完全相同，令不少支持者感到震驚）。當唐營終於掌握二元對立的遊戲後，雖然為時已晚，卻還是令梁振英及梁營的形象同 樣臉譜化，代表了特務、黑金、地下組織、打手和輸家這「新黑五類」，當事人則強調自己的「清純」和支持者的「可愛」，作為「Anyone But CY（ABC）」的基礎（諷刺的是唐營也絕對不乏「新黑五類」）。昔日建制與泛民的競爭，何曾有這樣的敵我矛盾？
文革帽子文化﹕非梁即唐的恐怖
更甚者，在雙方支持者眼中，無視社會其實對二人都不滿的事實，刻意把社會弄成「非唐即梁」。由於唐已被「鬥倒鬥臭」，就沒有人敢對梁稍作批評，因為批評梁 縱然可有一萬個原因，但在梁營眼中只有一個，就是「唐營X隊」、就是「黑五類」。唐營後期操作亦一模一樣，不贅。這樣下來，一切都是動機論、陰謀論、敵我 矛盾、階級鬥爭，恍如回到文革，社會怎會和諧？而且這「運動」已接近失控，雙方為了證明候選人的「代表性」，都不惜一切壟斷相關形象，例如任何同樣批評地 產霸權的人，甚至是傳統愛國人士，只要稍批梁，也會被標籤為「唐B」、「李嘉誠收買」，因為社會存在「既不滿地產霸權、又不滿梁振英」的人，是劇本不容許 的。反之亦然，最荒誕的是批評《港大學生會批梁聲明》的港大學生會，也有人看作「梁B」。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沒有候選人默許，「鬥爭」怎可能有這樣發展？這樣說，不是無的放矢﹕雙方那些負責死扣「黑五類」和「新黑五類」帽子的旗手，近半年洋 洋灑灑數萬字，鐵證如山，卻沒有受過候選人一句公開批評，若說候選人不希望從中受惠，乃自欺欺人。對刻意挑起敵我矛盾的政府，如何認受？這手法，是否真正 的愛國者所為，是否與胡主席的「和諧社會」背道而馳？兩營都依靠悍將爭取某種支持，卻又說什麼「君子之爭」爭取公眾，這不是君子的行為不打緊，但為了勝利，而讓社會矛盾處處，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值得嗎？
（5）打破規範五﹕「欽點候選人」須在「認受性」各個範疇都合格
雖然你沒有為候選人的「個人認受性」提出定義，但我想，在以上談及的選舉制度認受以外，特首的個人認受包括以下條件，應沒有太大爭議﹕
第一，這人需要有民意支持，起碼不能讓不能入閘的人隨便比下去，但唐英年入閘那刻的民調表現，足以讓他在任何初選出局。
第二，因應社會道德標準，觸犯禁忌會降低認受性。香港自由開放，但唐英年的「感情缺失」及其「產品」，對部分港人而言也難以接受。
第三，假如這是宗教地區，候選人需要負責社會穩定的宗教認受。在香港，候選人則需要穩定社會的公務員團隊基本認受，這是不能反映在民調的。梁振英這方面的認受被強烈質疑，而且隨選戰，進一步惡化。
第四，通過爭取精英圈子支持穩定社會，是選舉委員會的原意。若有候選人始終不能得到為數不少的選委的真心認受，只憑民調上台，在當選後遇上危機，也難以得到精英圈子的幫助，這是梁振英面對的困局。
第五，候選人所屬政黨或團體，是其認受性的組成部分，因為這提供了可參考的往績。在這方面，其中一方的個別長期合作伙伴，特別缺乏社會認受；另一方的團隊有強烈現政府色彩，而現政府的民望卻接近破產，均不理想。
只有民調支持的認受性，比「綜合型認受」政府危險
同時在上述各範疇表現合格的建制派領袖，其實頗不乏人，他們都不像目前二人在欠缺認受性的範疇，均有硬傷。而且你定下的條件「認受性」應是長年累月累積 的，民調則可以極速變化，所以在海外例子，一時取得高民調的人，斷不敢立刻說自己得到高認受，直到這民望經過沒有附設前提的長期考驗，否則屬誤導公眾—— 這是量度民情的基本道德。在第三世界，常有影星、球星憑形象參選，短期內民望極高，但持久的例子不多，除了列根。有如在香港，大學校長多年來有社會認受， 但若選特首，不一定得到高民調；劉德華的民調支持可能很高，卻不代表擔任特首容易有社會認受。
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的經歷和唐英年恰好相反﹕他十多年來持續民望偏低，在社會有其認受危機，9個月前的支持度只有5％，現在則飆升至45％，這努力，自 然必須肯定，也極度值得欣賞，特別是與唐英年的慵懶相比，後者可算是自取其辱，因此都不認為他能管治。然而，若民調是唯一憑藉，未來的梁振英政府又會怎 樣？誰當選都會面對民望下滑，但這對梁振英的影響最大，因為他的最大認受性就是（有預設前提的）民調，但打了這場選戰，卻進一步失去精英圈子和公務員的認 受，也缺乏市民9個月前長年累月的認受，一旦民調數字下跌，卻難以像董建華、曾蔭權、乃至唐英年那樣，獲得小圈子精英和公務員支持，或獲得民眾基於長年累月感情的理解。若有單一的、讓其民調大幅下挫的醜聞或失政出現，新政府就沒有其他支撐。屆時怎麼辦？有王道、非霸道的解決辦法麼？我很擔心，因為我想不到。
（6）打破規範六﹕「最終候選人」必須核實其「入閘認受性」
中央重視港人民意，令人鼓舞，因此量度民意的基準，極其重要。在民主選舉，終極候選人必然是已獲基本認受的人，因為他們經過民主初選產生。但在目前的選 舉，一方面強調特首要有認受性，另一方面，產生這兩位建制派候選人的過程，卻無絲毫公眾參與的餘地，例如毫無競選工程的葉劉淑儀，宣布參選的民望，就與競 選經年的梁振英不相伯仲，卻連閘也入不到。要合理化，指導思想自然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但真實的理由是中央欽點了唐、梁，對此連不能入閘的葉劉淑儀、曾鈺成，都承認。這容易出現一個情況，就是無論現在二人的相對民望多高，都可能有不能彌補的先天認受問題。對此隱瞞而說「民調能代表大多數港人」，並不道德。
曾蔭權當選時，宣傳有「70％民望」，今天已下降至20％，這自然與他的種種失政有關，但根本問題是那個「70％」的起步數字，只是由二選一、而對手不可能當選的情下造出來的，不能自欺欺人，說曾蔭權眾望所歸。同一道理，梁振英在選戰表現出色，但他的45％民望，也是通過另一對手不濟、和又一名不可能當選的人襯托出來，然而他入選這個「初選」過程，卻是市民無可選擇的。不少「ABC」一口咬定其民望不真確，乃至認為有不少「五毛黨」，我討厭這樣的論調，這並不科學，對當事人的努力並不公平。但我們必須有辦法驗證這個45％是否「真民望」，還是「曾蔭權式70％」，才能讓中央放心。可以怎辦？
鍾庭耀民調的盲點﹕當「五區公投」當選人有「67－92％支持」……
回答這問題前，我們不妨先重溫年前的「五區公投」事件。當時五名當選議員在沒有真正競爭下，數字上，一律有67－92％的選票，但自然這不代表他們在社會有67－92％的支持。社會相信「五區公投」認受性低，因為當時的投票率低，這關鍵，中聯辦的朋友最清楚。林瑞麟局長說（現在是司長了），那是一個「漏洞」，應該「堵塞」，若如是，現在我們面對的漏洞不是更大？那麼我們如何通過民調，真的知道特首選舉的認受性？須知道無論多少人受訪，都不能完全取代「投票率」，也不能取代全民初選。然而，有一些control variables，卻是可以考慮加入的。
香港大學鍾庭耀博士在選舉前夕將進行「323」民調，相信目前選「梁振英」的相對較多，至於打算選「白票」的人，大多數根本不會參加民調，正如不滿五區公投的人，不會專門走進票站投白票一樣。但假如在這問題前，先問第一題﹕「三位候選人當中，你認為有沒有任何理想特首選擇？」恐怕答「沒有」的，不一定比 「有」少，這正正表達了「白票」的意思。當答「有」的遠超於「沒有」，得到最多支持的候選人，才相對有「真民望」（儘管與全民普選的結果依然大不同）。這 其實並不困難，這問題若在內地發問，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肯定輕易過關。這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方法尚有很多，不贅，若沒有類似 control variables，323民調是毫無意義的，正如「五區公投」當選人的92％「支持」是毫無意義的。第一屆特首選舉也有民調，當時候選人 比較誠實，沒有說是「代表幾百萬香港人支持」；若這樣的說法也被中央認可，其實就代表這制度可變相取代普選了。那香港人怎會相信下任特首有誠意解決普選問題？
結語﹕由認受性危機展開的五年﹕新特首上台的十三點不祥憂慮
新特首是由中央任命的，他的所有認受危機，也難免對中央威信有所影響。然而，從以上分析可見，這些危機絕非不能避免的；就是時光倒流使用同一制度、或未來 普選，只要及早規範，當選人都不會像今天兩位那樣百孔千瘡。這次選戰大量破壞規範，導致其出現的建制兩營固然責無旁貸；另一位候選人何俊仁既不能完整表達 泛民聲音、又不能為市民指出問題，同樣令人失望。請不要相信危言聳聽的小報告，香港人是很容易管治的，中央希望下周選出新特首，香港自然就會出現新特首。 但對香港、對國家，這必須是唯一的選擇麼？若有人故意設局讓中央難堪，自屬不該，但假如真的無可選擇，難道不選擇也是罪人？
基於上述認受危機，新政府產生後，以下後遺症恐怕會陸續出現。關於唐英年當選的危機，社會耳熟能詳，基本上延續現在曾蔭權面對的危機、再惡化就是，這是不能接受的，篇幅所限，不必重複大家都明白的事。但梁振英當選後，基於上述認受性危機，也可能產生十三點深遠的後遺症。我對梁先生本人至今充滿期望，但不得 不分享這些不安，但願都是我的過慮﹕
1•一位以短期民調數字凌駕其他認受性當選的新特首，管治基礎其實比上兩任特首當選時更弱，民調數字下滑時，會缺乏代表精英階層的選委、公務員和市民支 持，剛才已談及。落敗一方對此自然明白，就是表面接受失敗，怎會不暗中「繼續努力」？因為只需一宗打落民調的醜聞，就足以致命。
2•落敗一方認定新政府上台有在規則取巧的「詭計」成分，政府作為利益集團仲裁者的身分，將先天不獲信任，明爭暗鬥更烈。為求自保，香港各大集團唯有進一步和內地集團互動，進一步捲入內地局勢，一切更複雜。
3•新政府靠「民調取代認受性」上台，而缺乏其他範疇的認受性，施政容易由民調主導，乃至愈見民粹傾向。香港正面臨民主化關鍵階段，回顧國際案例，在過渡 期若失控，民主化實驗往往讓劣質文化充斥。香港近年已充滿民粹氣氛，再配合有認受危機的政府，令人擔心核心價值不能回頭。
4•一旦民粹主導施政，政府必須有其嫡系群眾，必然出現的後果，是有實力的建制團體，將被徵收成員作為政府群眾部隊，是為依靠個人魅力的「普京式團體」的雛形。這樣一來，舊政黨的內部上升階梯會被改變，「政府團」與「建制黨」的矛盾將逐步浮現，問題不比政黨政治少。
5•要民調長期維持高位的另一方法，難免包括強勢主導輿論，或像新加坡那樣，以法律手段處理反對言論；以法家的「法、術、勢」治港，也可壓過在其他範疇缺乏認受的事實。港人極重視法治，但「法治」與「法家治港」只是一線之差，若「核心價值」只是後者，香港風氣會為之一變。
6•新政府要取得精英圈子和公務員認同，王道自然是以政績說服之，或邀請具相關認受的人擔任政務司司長。但假如不奏效，施政步步維艱，唯一辦法只有通過 「非王道」，慢慢切換精英、政府圈子的關鍵位置。我認為整頓是需要的，但希望整頓由被整頓者充分認受的領袖帶領，否則必然出現新取代舊、白取代黑的二元對立。
7•個別新政府支持者長期主張敵我鬥爭，認為執政須由狹義的「愛國者」進行。若這路線為新政府採納，社會必會出現對前朝、「港英餘孽」的整肅；若不為採 納，這力量也會鬥爭尚在位置的「敵人」，「以竟未完之功」。說這是「香港文革」或屬誇大，但更多的內部矛盾化為敵我矛盾，似無疑問。
8•假如選戰被破壞的規範不能在短期內被匡正，它們會變成香港政治的常態。由於候選人都沒有具體批評選舉涉及的不君子（或非法）行為、和推行敵我矛盾旗手，新政府將先天沒有「不在背後參與暗黑行為」的認受。當這類事情出現，社會難免先入為主，認定明亮背影有黑暗，不再信任政府，發生什麼事，民眾都會犬儒地想﹕至於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9•當「競選辦」和「支持者」、君子與不君子的分工被默許，餘此類推，日後「政府外支持者」的「不君子行為」會再也沒有制約。此路一開，「地下政府」不難出現，就是不出現，民眾也杯弓蛇影。
10•政黨得到啓發，其支持者也將不斷成立可切割的新組織，負責不君子行為，自己則君子下去。一些「力量」近年的冒起，已似是執行這模式的初階。
11•面對懂得操作的對手，泛民的民生議題將被掏空，被邊緣化指日可待，澳門反對派的際遇即為殷鑑。優勝劣汰，原屬正常，泛民也是時候食夠老本，但若一併被淘汰的包括他們堅持的言論自由等香港核心價值，到了選民明白，或已不能回頭。
12•在「舊社會」擔任核心價值捍衛者的學者、律師，隨民粹主義興起、政府以上述方式操作，公眾形象只會愈來愈差，成為「訟棍」、「學棍」，逐步在專業劃地為牢。
13•當上述各點逐一出現，參與社會的人會開始人人自危，即如寫這類文章，也不知有何後果。幾位近日撰文的朋友，無論是批評唐、梁，都說有很多「信息」傳來壓力，經歷前所未有。慢慢下來，自我審查就會出現，面對政治險惡，有心人都會卻步。那時的香港，對國家還有什麼價值？
再說一遍，但願一切都是過慮。我不喜歡政治，曾有這三個陣營的朋友邀請參加不同界別的選委選舉，我都不希望摻和，此刻更無他意。我深知這類長文看的人不多，一切大局已定，只是在歷史轉折，應向自己交代而已。我曾承諾不評論本土事務，這次選戰是例外，因為目睹種種對所有規範的挑戰，令人神傷，如此無力，更教人知所進退。新特首就職後，我會離開公共空間一段時間，回到純粹國際關係研究的崗位，可能會在新的學術環境工作，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一職將交卸下來，目前十多份報章、雜誌、電台專欄會停寫絕大部分，直到對人生有清晰反思為止。王主任，但願日後的香港，還是你我珍愛的香港。
新一屆香港特首快將產生，據說中央已有態度，這時候寫這文章，無疑不識時務。但是作為一個研究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後輩，我衷心希望和你分享對這次選舉的強烈 不安。誰當特首，我原來並無感覺，自從月前確認唐先生不能勝任，曾對梁先生的出現充滿欣喜，更希望香港出現改變。但經過選戰，朋輩都憂慮無論哪個勝出，新 政府都會出現致命的認受性危機。投票給誰、投什麼票，是選委的責任；與社會分享一些想法，卻是知識分子的最後責任。
「認受性」等於「民調」的偷換概念
你說這次選舉做不到「君子之爭」，道盡港人心聲。但不少建制派朋友認為，選舉亂局「屬於迎接普選的必須預演」、「反正無論誰出選都有認受性問題」、「建制派自我撕裂總好過被反對派撕裂」、「哪裡選舉都有黑材料」；不少泛民朋友則認為「小圈子選舉就是這樣」、「利益集團操控的選舉自然醜陋」云云，潛台詞很簡 單﹕選舉就是不君子的了，認命吧。真的嗎？不是的。我深信無論是小圈子選舉也好、普選也好，都不容易出現這次亂局；假如時光倒流，防微杜漸，今天唐、梁二人的認受性危機可以大幅減低，其他人日後若有機會參選，也不會面對相同危機。為什麼？
六大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
半年前，你為新一任特首定下三個條件，第三點是有「認受性」，我十分贊同。然而，在過去半年，「認受性」這概念，卻被片面誤解為「民調支持度」，我相信這 並非你的原意。就「認受性」的定義，綜合不同學者分析，既包括選舉制度和過程本身的認受，也包括不同階層對候選人的認受，內有多項基準，民調只是其一。 「認受性」的概念，正是讓領袖低民望時也能管治﹕試問哪個政府可以長期不推行民望必挫的政策（例如加稅）？前美國總統布殊低民望時，也有認受，因為產生他 的制度有認受。但即使同樣由公眾認受有限的選舉委員會（所謂「小圈子」）選出來，董建華、曾蔭權當選時，認受性均遠勝今天的唐、梁，因為第一，他們的認受 除了民調，還有其他；第二，這次建制兩營打破了其他民主/小圈子選舉都有的「君子之爭」規範，令這屆選舉本身、及所有候選人的認受性大為下降，無論誰當 選，都極難施政。這些被打破的規範，可分述六點如下﹕
（1）打破規範一﹕選舉必須先對遊戲規則達成共識
這屆選舉以「擴大民主性」和「市民參與感」的口號開放建制派競爭，作為支持香港盡快民主化的人，我深信「開放競爭」的精神，必須肯定。但「開放」的背後， 有兩個重點不為公眾注意﹕第一，「小圈子選舉」（制度A）、由中央欽點二人再讓二人「比民望」的「民調主導式小圈子選舉」（制度B）和「普選」（制度 C），其實沒有層遞關係，而是三個完全不同制度，有完全不同的遊戲規則，分別適合完全不同類型的候選人。第二，建制派的唐營、梁營，為了這次選舉，都部署 了五至十年，卻沒有對選舉採用哪個制度產生完全的共識。唐營一直相信、在以往五至十年也被長期告知，這次是行制度A，因此用了五至十年時間部署制度A遊 戲；梁營則盡力把制度A變成B，到了唐營確認中央認同了對手建議的制度B，距離選舉只有數月，重新部署已來不及。假如我是唐梁各自的支持者，分別會怎樣想？
唐營不挑選任志剛、黃仁龍的「被算計論」
唐英年等待欽點的態度，令人十分反感。但從另一角度看，為什麼唐營對他情有獨鍾？答案其實是規則問題﹕假如唐營五年前就知道這屆將使用「民調主導式小圈子 選舉」（制度B），自然會一早建議推出在制度B最有優勢的同路人任志剛，他不會害怕在制度B競爭；假如五年前獲悉採用普選（制度C），則會一早建議推出在 制度C最有優勢的黃仁龍，他也不會害怕在制度C競爭。「唐營」支持唐英年的最大原因，就是五年來、乃至數個月前，都一直被告知（或他們相信的被誤導）在 2012年，還是使用制度A，而在制度B、C毫無優勢的唐英年，卻是制度A最強勢的一人。於是，唐營認為破壞共識的，是偷偷單方面修改遊戲規則、製造既成 事實、搞「突然襲擊」的對方。
第一屆特首選舉做到「君子之爭」，因為四名建制候選人都採用同一制度，當時楊鐵樑的民望其實高於董建華，但沒有以此變成「反董」公投，因為這是各方的君子 協定。社會喜見梁振英挑戰欽點，而不明白這也是欽點的一部分，但過了數月，唐營、乃至泛民愈來愈相信，制度B是梁營度身訂做的──他們的論據包括，當梁振 英要加入選戰時，強調的是「反欽點」、「民主化」，以爭取社會支持，但再有第三者要加入時，卻強調「已欽點」、「別亂來」；若說這是民主進步，論民主化政 綱，以「民主化」為名改變制度A的梁營，比起唐卻毫不進步、乃至略有保留；梁營支持者在過去十年來如此重視「民意」，更是只此一次。唐營自信只要規則一早 獲悉，在制度A、B、C都無懼，因而認定被「暗算」，不是輸在實力，而是輸在臨場被改規則，更難像一般輸家「願選服輸」，深信這不是公平的一仗。
但在梁營看來，制度B是他們努力爭取後獲中央首肯的，只是對手政治敏感度低，不及早換下唐英年，責任不在己方；對手不智地提出「撤資論」，更是輸打贏要的 不君子行為，這是「陽謀」，不是「陰謀」。坦白說，若我是梁先生，也許也會這樣操作，因為這是廣義梁營的最大機會。但無論誰是誰非，社會何辜？假如有一場 球賽，雙方連對賽規則也沒有共識，打架完場是必然的下場。現在結果正是無論誰勝出，落敗一方都認為對手「勝之不武」，不可能服氣。這教人想起2000年美 國總統大選，戈爾得到多數人支持、勝出的卻是布殊，民主黨也全體服輸，就是因為制度有毫無爭議的認受性。我們這次呢？恰好相反。
（2）打破規範二﹕必須點名譴責非法手段獲取黑材料
在這次選舉，說的是「比政綱」，但政綱無人理會，而且二人政綱幾乎完全一樣，現在的民望差異，主要是靠對手犯錯的「負面認同」。當然，選舉從來充滿負面活 動，揭黑材料也好、人身攻擊也好，不必少見多怪。但在外國民主，一切依然有其道德底線，目的正是確保當選人的認受性。不容許打擊對手的黑材料來自任何非法 行為，可謂是最底的底線。越過了，無論誰人當選，整個制度都是輸家，勝者都不可能有「以德服人」的認受。
數月來，令我們憂慮的不是那些醜聞本身，而是揭發醜聞的方式。有評論說，問心無愧就不用害怕，但不是的﹕例如有候選人的私人電郵被公開，成為報章頭條，當 事人時任特區政府二把手，那樣的保護，還能讓私人電郵外泄，只可能是高人所為，坊間相信涉及黑客，應是合理推論。如此行為明顯違法，但社會毫無回應、還繼 續聚焦電郵內容，候選人還以上述電郵的關鍵內容「沙發」，在直播辯論公開質詢對手，這足以製造政圈的白色恐怖。另一候選人揭露閉門會議資訊，就算不一定有 法律責任，則屬灰色地帶的「灰色恐怖」，令參與不少政府委員會的人（例如筆者）不安，日後開會再不敢暢所欲言，除非有證據證明事涉重大公眾利益，否則其破壞政治倫理令人遺憾。
至於各方分別同時披露的西九陳年密檔，以及高官收受禮物清單，都甚具針對性，打擊對象除了候選人，尚包括黃仁龍等具威信官員，此等信息愈是瑣碎、愈是觸及 媒體不可能接觸的政府深處，介乎各式恐怖之間。再如「江湖拉票飯局」實情在警方調查公布前，各營均不應妄斷，但江湖人士掌握候選人黑材料、並因此被其中一 方主動接觸的說法，已被這陣營中人公開承認，這已製造了政圈的黑色恐怖。香港從來不是這樣的。社會流傳的恐懼，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
不容非法手段原則應高於勝敗
無論這些行為與候選人本身有沒有關係、詳情是否為其所盡知、是否由其他人唆擺或協作，維持選舉認受性的應有做法，是所有候選人在這些挑戰規範的行為發生後，立刻作一致的、指名道姓的具體譴責，以示還有原則高於勝敗。執法機關或相關編制無論有沒有人投訴，也應主動調查，因為表面證據是這樣充分。
試想若《紐約時報》刊出麥凱恩的私人電郵，相信對手奧巴馬必會第一時間走出來，點名聲討這報紙，而不會嘲笑麥凱恩老而性無能；若奧巴馬透露麥凱恩的密室談 話，若無證據，自己已選不下去。遺憾的是，兩名候選人除了作出空泛的「君子之爭」宣示，既沒有勇氣指證非法活動的細節，也沒有膽量對涉及相關行為的支持者 （或媒體）具體譴責，與回應己方醜聞、哪怕只是學生聲明的極速，大相逕庭。
這教我想起昔日被要求「譴責」我的「激進」員工時，我也嘗試以「深信所有人都尊重世界和平」敷衍對方，只是道行不及兩名候選人多而已。結果，兩名候選人愈說「君子之爭」，公眾愈是犬儒，認定新政府有暗黑一面，只會令其認受危機惡化。人無信不立，日後誰相信政府？
（3）打破規範三﹕競選團隊的「官方支持者」需由候選人問責
這次選舉出現一個怪現象，就是不少最活躍的兩營代表性人物，均不屬「狹義競選辦」，只是二人「支持者」；他們的爭議性言行，均可在必要時與候選人切割，無異輸打贏要。二人都曾辯解﹕我那麼多支持者，怎可能管得了那麼多？但這樣回應，似是混淆視聽。
在海外案例，就算一些著名支持者在競選辦沒有職司，但承擔了代表候選人的「官方」行為，其言行也就可向候選人問責。何謂「競選辦外的官方行為」，不能有具 體定義，不必咬文嚼字，不必大辯論，只能按常識和良心。例如以我得悉，這次不少雙方的「競選辦外支持者」都積極為候選人向選委索取提名表，這就涉及了競選 正式程序，無論是否在辦公室掛名，這些人已代表候選人無疑；若候選人不認可上述關係，則必須在發現「被代表」時，第一時間嚴正澄清，否則無異於確認關係。 這樣的道德要求，不為過吧！又如不少與雙方候選人有多年僱傭關係的「競選辦外支持者」，對被稱為「頭馬╱家臣」直認不諱，從無澄清這種「馬╱臣」關係沒有 延伸到競選，則他們的行為，也應向候選人問責。
普京的智慧﹕外判一切不君子行為，誰不是君子？
確認了上述原則，就能發現兩營都嚴重缺乏問責精神，都在不君子地鑽空子。例如唐營因為己方充滿「感情缺失」，其「官方支持者」就無中生有地製造對手與其競 選辦副主任的「緋聞」，令這候選人說別人抹黑自己的緋聞時，顯得格外虛偽。梁營的著名「官方支持者」更多，從建制派朋友得知，有的在對手醜聞被媒體報道 前，已喜形於色，與朋友分享；有的公開承認從江湖朋友蒐集黑材料，態度與候選人表白的「君子之爭」背道而馳；有的在第三者考慮參選時，背後千方百計將他勸 退；這些「官方支持者」的行為，同樣令這候選人顯得虛偽。我曾問其競選辦，個別支持者是否參與其競選活動，他們強調絕不，但就在同一夜，競選辦的人和這位 支持者，就一起在馬會為候選人向資深傳媒人吹風。既是這樣，兩辦何不開誠佈公？
誰都知道，支持者的行為，不代表候選人，但這不代表支持者的行為越過道德規範時，候選人也沒有責任。例如在本屆美國總統初選，共和黨候選人保羅的支持者推出涉及種族歧視的廣告，攻擊對手洪博培的華裔養女，飽受批評，保羅也許事先真的不知情，也公開批評其支持者「disgusting」，公開要其立刻撤掉所有相關行為。否則先例一開，所有負面競選都會無人認頭，而且永遠沒有人要負責任——也就是現在香港那樣。
這樣說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涉及一個值得憂慮的現實問題﹕假如所有候選人都把真正的核心班子定性為「競選辦外支持者」，把不君子行為「外判」，「狹義競選辦」自然只須處理陽光行為，日後的選舉，就肯定充滿「君子」了，但這是否「君子之爭」？學會了這套操作，領袖哪裡還有可能犯錯？假如競選期間的問責不落實，當選特首的人，也可以重施故技，在正大光明的政府外，整合一批自己不用負責的「政府支持者」，處理其他事務——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正是靠「政府外的政 府支持者」維持局面。市民對政府的認受，包括相信它的陽光，但一旦新特首當選後，發生與其「支持者」相關的非君子事件、乃至罪行，無論真相如何，民眾先入 為主，容易認定政府難辭其咎，個別事件就容易變成政府的認受性危機——這也是近十年俄羅斯政府的危機。這是否我們民主化應走的路？
（4）打破規範四﹕內部矛盾不能為民調變成「敵我矛盾」
選戰風雲自然要有競爭，有競爭自然會對立。但通過製造二元對立來爭取支持，在民主選舉依然有其底線，因為「二元對立」與「社會和諧」，本身就是互相衝突的。假如有競選團隊不斷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以製造二元對立來爭取支持、或同情，其實也是不斷削弱其未來的管治認受性，因為選民相信這通過「矛 盾論」上台的人，不會有團結社會的誠意。在第三世界，選舉常變成族群對立，無論候選人質素如何，只要選民屬於某族，就會被標籤，這是內地學者批評民主化時 最常舉的案例，並一直說中國人能避免之。那道德底線在哪裡？我想，在於是否以「敵我矛盾論」操控「標籤政治」。
當兩營等同「黑五類」、「新黑五類」，誰敢批評一句？
在正常的香港，沒有投票權的我們，若被指支持A或B，有什麼所謂？但當「唐營」、「梁營」分別成為被污名化的大帽子，不只是建制派，連整個社會也不會邁向「大和諧」，卻邁向「大撕裂」。操作是這樣的﹕首先，梁營作為挑戰者，把唐英年及唐營的形象簡單臉譜化，代表「地產黨」、「官商勾結者及既得利益集團」、「曾蔭權腐敗路線」、「反中亂港勾結外國勢力反對派」、「反民主的欽點者」，教人想起昔日文革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當事人則不斷強調自己的「弱小」和 支持者的「勇敢」，以示「唱紅打黑」；由於支持梁被演繹為等同「打倒黑五類」、「批鬥地產黨」，民調就變成「反黑五類」的「變相公投」（諷刺的是根據政 綱，梁營在「反黑五類」內容上，與對手完全相同，令不少支持者感到震驚）。當唐營終於掌握二元對立的遊戲後，雖然為時已晚，卻還是令梁振英及梁營的形象同 樣臉譜化，代表了特務、黑金、地下組織、打手和輸家這「新黑五類」，當事人則強調自己的「清純」和支持者的「可愛」，作為「Anyone But CY（ABC）」的基礎（諷刺的是唐營也絕對不乏「新黑五類」）。昔日建制與泛民的競爭，何曾有這樣的敵我矛盾？
文革帽子文化﹕非梁即唐的恐怖
更甚者，在雙方支持者眼中，無視社會其實對二人都不滿的事實，刻意把社會弄成「非唐即梁」。由於唐已被「鬥倒鬥臭」，就沒有人敢對梁稍作批評，因為批評梁 縱然可有一萬個原因，但在梁營眼中只有一個，就是「唐營X隊」、就是「黑五類」。唐營後期操作亦一模一樣，不贅。這樣下來，一切都是動機論、陰謀論、敵我 矛盾、階級鬥爭，恍如回到文革，社會怎會和諧？而且這「運動」已接近失控，雙方為了證明候選人的「代表性」，都不惜一切壟斷相關形象，例如任何同樣批評地 產霸權的人，甚至是傳統愛國人士，只要稍批梁，也會被標籤為「唐B」、「李嘉誠收買」，因為社會存在「既不滿地產霸權、又不滿梁振英」的人，是劇本不容許 的。反之亦然，最荒誕的是批評《港大學生會批梁聲明》的港大學生會，也有人看作「梁B」。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沒有候選人默許，「鬥爭」怎可能有這樣發展？這樣說，不是無的放矢﹕雙方那些負責死扣「黑五類」和「新黑五類」帽子的旗手，近半年洋 洋灑灑數萬字，鐵證如山，卻沒有受過候選人一句公開批評，若說候選人不希望從中受惠，乃自欺欺人。對刻意挑起敵我矛盾的政府，如何認受？這手法，是否真正 的愛國者所為，是否與胡主席的「和諧社會」背道而馳？兩營都依靠悍將爭取某種支持，卻又說什麼「君子之爭」爭取公眾，這不是君子的行為不打緊，但為了勝利，而讓社會矛盾處處，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值得嗎？
（5）打破規範五﹕「欽點候選人」須在「認受性」各個範疇都合格
雖然你沒有為候選人的「個人認受性」提出定義，但我想，在以上談及的選舉制度認受以外，特首的個人認受包括以下條件，應沒有太大爭議﹕
第一，這人需要有民意支持，起碼不能讓不能入閘的人隨便比下去，但唐英年入閘那刻的民調表現，足以讓他在任何初選出局。
第二，因應社會道德標準，觸犯禁忌會降低認受性。香港自由開放，但唐英年的「感情缺失」及其「產品」，對部分港人而言也難以接受。
第三，假如這是宗教地區，候選人需要負責社會穩定的宗教認受。在香港，候選人則需要穩定社會的公務員團隊基本認受，這是不能反映在民調的。梁振英這方面的認受被強烈質疑，而且隨選戰，進一步惡化。
第四，通過爭取精英圈子支持穩定社會，是選舉委員會的原意。若有候選人始終不能得到為數不少的選委的真心認受，只憑民調上台，在當選後遇上危機，也難以得到精英圈子的幫助，這是梁振英面對的困局。
第五，候選人所屬政黨或團體，是其認受性的組成部分，因為這提供了可參考的往績。在這方面，其中一方的個別長期合作伙伴，特別缺乏社會認受；另一方的團隊有強烈現政府色彩，而現政府的民望卻接近破產，均不理想。
只有民調支持的認受性，比「綜合型認受」政府危險
同時在上述各範疇表現合格的建制派領袖，其實頗不乏人，他們都不像目前二人在欠缺認受性的範疇，均有硬傷。而且你定下的條件「認受性」應是長年累月累積 的，民調則可以極速變化，所以在海外例子，一時取得高民調的人，斷不敢立刻說自己得到高認受，直到這民望經過沒有附設前提的長期考驗，否則屬誤導公眾—— 這是量度民情的基本道德。在第三世界，常有影星、球星憑形象參選，短期內民望極高，但持久的例子不多，除了列根。有如在香港，大學校長多年來有社會認受， 但若選特首，不一定得到高民調；劉德華的民調支持可能很高，卻不代表擔任特首容易有社會認受。
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的經歷和唐英年恰好相反﹕他十多年來持續民望偏低，在社會有其認受危機，9個月前的支持度只有5％，現在則飆升至45％，這努力，自 然必須肯定，也極度值得欣賞，特別是與唐英年的慵懶相比，後者可算是自取其辱，因此都不認為他能管治。然而，若民調是唯一憑藉，未來的梁振英政府又會怎 樣？誰當選都會面對民望下滑，但這對梁振英的影響最大，因為他的最大認受性就是（有預設前提的）民調，但打了這場選戰，卻進一步失去精英圈子和公務員的認 受，也缺乏市民9個月前長年累月的認受，一旦民調數字下跌，卻難以像董建華、曾蔭權、乃至唐英年那樣，獲得小圈子精英和公務員支持，或獲得民眾基於長年累月感情的理解。若有單一的、讓其民調大幅下挫的醜聞或失政出現，新政府就沒有其他支撐。屆時怎麼辦？有王道、非霸道的解決辦法麼？我很擔心，因為我想不到。
（6）打破規範六﹕「最終候選人」必須核實其「入閘認受性」
中央重視港人民意，令人鼓舞，因此量度民意的基準，極其重要。在民主選舉，終極候選人必然是已獲基本認受的人，因為他們經過民主初選產生。但在目前的選 舉，一方面強調特首要有認受性，另一方面，產生這兩位建制派候選人的過程，卻無絲毫公眾參與的餘地，例如毫無競選工程的葉劉淑儀，宣布參選的民望，就與競 選經年的梁振英不相伯仲，卻連閘也入不到。要合理化，指導思想自然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但真實的理由是中央欽點了唐、梁，對此連不能入閘的葉劉淑儀、曾鈺成，都承認。這容易出現一個情況，就是無論現在二人的相對民望多高，都可能有不能彌補的先天認受問題。對此隱瞞而說「民調能代表大多數港人」，並不道德。
曾蔭權當選時，宣傳有「70％民望」，今天已下降至20％，這自然與他的種種失政有關，但根本問題是那個「70％」的起步數字，只是由二選一、而對手不可能當選的情下造出來的，不能自欺欺人，說曾蔭權眾望所歸。同一道理，梁振英在選戰表現出色，但他的45％民望，也是通過另一對手不濟、和又一名不可能當選的人襯托出來，然而他入選這個「初選」過程，卻是市民無可選擇的。不少「ABC」一口咬定其民望不真確，乃至認為有不少「五毛黨」，我討厭這樣的論調，這並不科學，對當事人的努力並不公平。但我們必須有辦法驗證這個45％是否「真民望」，還是「曾蔭權式70％」，才能讓中央放心。可以怎辦？
鍾庭耀民調的盲點﹕當「五區公投」當選人有「67－92％支持」……
回答這問題前，我們不妨先重溫年前的「五區公投」事件。當時五名當選議員在沒有真正競爭下，數字上，一律有67－92％的選票，但自然這不代表他們在社會有67－92％的支持。社會相信「五區公投」認受性低，因為當時的投票率低，這關鍵，中聯辦的朋友最清楚。林瑞麟局長說（現在是司長了），那是一個「漏洞」，應該「堵塞」，若如是，現在我們面對的漏洞不是更大？那麼我們如何通過民調，真的知道特首選舉的認受性？須知道無論多少人受訪，都不能完全取代「投票率」，也不能取代全民初選。然而，有一些control variables，卻是可以考慮加入的。
香港大學鍾庭耀博士在選舉前夕將進行「323」民調，相信目前選「梁振英」的相對較多，至於打算選「白票」的人，大多數根本不會參加民調，正如不滿五區公投的人，不會專門走進票站投白票一樣。但假如在這問題前，先問第一題﹕「三位候選人當中，你認為有沒有任何理想特首選擇？」恐怕答「沒有」的，不一定比 「有」少，這正正表達了「白票」的意思。當答「有」的遠超於「沒有」，得到最多支持的候選人，才相對有「真民望」（儘管與全民普選的結果依然大不同）。這 其實並不困難，這問題若在內地發問，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肯定輕易過關。這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方法尚有很多，不贅，若沒有類似 control variables，323民調是毫無意義的，正如「五區公投」當選人的92％「支持」是毫無意義的。第一屆特首選舉也有民調，當時候選人 比較誠實，沒有說是「代表幾百萬香港人支持」；若這樣的說法也被中央認可，其實就代表這制度可變相取代普選了。那香港人怎會相信下任特首有誠意解決普選問題？
結語﹕由認受性危機展開的五年﹕新特首上台的十三點不祥憂慮
新特首是由中央任命的，他的所有認受危機，也難免對中央威信有所影響。然而，從以上分析可見，這些危機絕非不能避免的；就是時光倒流使用同一制度、或未來 普選，只要及早規範，當選人都不會像今天兩位那樣百孔千瘡。這次選戰大量破壞規範，導致其出現的建制兩營固然責無旁貸；另一位候選人何俊仁既不能完整表達 泛民聲音、又不能為市民指出問題，同樣令人失望。請不要相信危言聳聽的小報告，香港人是很容易管治的，中央希望下周選出新特首，香港自然就會出現新特首。 但對香港、對國家，這必須是唯一的選擇麼？若有人故意設局讓中央難堪，自屬不該，但假如真的無可選擇，難道不選擇也是罪人？
基於上述認受危機，新政府產生後，以下後遺症恐怕會陸續出現。關於唐英年當選的危機，社會耳熟能詳，基本上延續現在曾蔭權面對的危機、再惡化就是，這是不能接受的，篇幅所限，不必重複大家都明白的事。但梁振英當選後，基於上述認受性危機，也可能產生十三點深遠的後遺症。我對梁先生本人至今充滿期望，但不得 不分享這些不安，但願都是我的過慮﹕
1•一位以短期民調數字凌駕其他認受性當選的新特首，管治基礎其實比上兩任特首當選時更弱，民調數字下滑時，會缺乏代表精英階層的選委、公務員和市民支 持，剛才已談及。落敗一方對此自然明白，就是表面接受失敗，怎會不暗中「繼續努力」？因為只需一宗打落民調的醜聞，就足以致命。
2•落敗一方認定新政府上台有在規則取巧的「詭計」成分，政府作為利益集團仲裁者的身分，將先天不獲信任，明爭暗鬥更烈。為求自保，香港各大集團唯有進一步和內地集團互動，進一步捲入內地局勢，一切更複雜。
3•新政府靠「民調取代認受性」上台，而缺乏其他範疇的認受性，施政容易由民調主導，乃至愈見民粹傾向。香港正面臨民主化關鍵階段，回顧國際案例，在過渡 期若失控，民主化實驗往往讓劣質文化充斥。香港近年已充滿民粹氣氛，再配合有認受危機的政府，令人擔心核心價值不能回頭。
4•一旦民粹主導施政，政府必須有其嫡系群眾，必然出現的後果，是有實力的建制團體，將被徵收成員作為政府群眾部隊，是為依靠個人魅力的「普京式團體」的雛形。這樣一來，舊政黨的內部上升階梯會被改變，「政府團」與「建制黨」的矛盾將逐步浮現，問題不比政黨政治少。
5•要民調長期維持高位的另一方法，難免包括強勢主導輿論，或像新加坡那樣，以法律手段處理反對言論；以法家的「法、術、勢」治港，也可壓過在其他範疇缺乏認受的事實。港人極重視法治，但「法治」與「法家治港」只是一線之差，若「核心價值」只是後者，香港風氣會為之一變。
6•新政府要取得精英圈子和公務員認同，王道自然是以政績說服之，或邀請具相關認受的人擔任政務司司長。但假如不奏效，施政步步維艱，唯一辦法只有通過 「非王道」，慢慢切換精英、政府圈子的關鍵位置。我認為整頓是需要的，但希望整頓由被整頓者充分認受的領袖帶領，否則必然出現新取代舊、白取代黑的二元對立。
7•個別新政府支持者長期主張敵我鬥爭，認為執政須由狹義的「愛國者」進行。若這路線為新政府採納，社會必會出現對前朝、「港英餘孽」的整肅；若不為採 納，這力量也會鬥爭尚在位置的「敵人」，「以竟未完之功」。說這是「香港文革」或屬誇大，但更多的內部矛盾化為敵我矛盾，似無疑問。
8•假如選戰被破壞的規範不能在短期內被匡正，它們會變成香港政治的常態。由於候選人都沒有具體批評選舉涉及的不君子（或非法）行為、和推行敵我矛盾旗手，新政府將先天沒有「不在背後參與暗黑行為」的認受。當這類事情出現，社會難免先入為主，認定明亮背影有黑暗，不再信任政府，發生什麼事，民眾都會犬儒地想﹕至於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9•當「競選辦」和「支持者」、君子與不君子的分工被默許，餘此類推，日後「政府外支持者」的「不君子行為」會再也沒有制約。此路一開，「地下政府」不難出現，就是不出現，民眾也杯弓蛇影。
10•政黨得到啓發，其支持者也將不斷成立可切割的新組織，負責不君子行為，自己則君子下去。一些「力量」近年的冒起，已似是執行這模式的初階。
11•面對懂得操作的對手，泛民的民生議題將被掏空，被邊緣化指日可待，澳門反對派的際遇即為殷鑑。優勝劣汰，原屬正常，泛民也是時候食夠老本，但若一併被淘汰的包括他們堅持的言論自由等香港核心價值，到了選民明白，或已不能回頭。
12•在「舊社會」擔任核心價值捍衛者的學者、律師，隨民粹主義興起、政府以上述方式操作，公眾形象只會愈來愈差，成為「訟棍」、「學棍」，逐步在專業劃地為牢。
13•當上述各點逐一出現，參與社會的人會開始人人自危，即如寫這類文章，也不知有何後果。幾位近日撰文的朋友，無論是批評唐、梁，都說有很多「信息」傳來壓力，經歷前所未有。慢慢下來，自我審查就會出現，面對政治險惡，有心人都會卻步。那時的香港，對國家還有什麼價值？
再說一遍，但願一切都是過慮。我不喜歡政治，曾有這三個陣營的朋友邀請參加不同界別的選委選舉，我都不希望摻和，此刻更無他意。我深知這類長文看的人不多，一切大局已定，只是在歷史轉折，應向自己交代而已。我曾承諾不評論本土事務，這次選戰是例外，因為目睹種種對所有規範的挑戰，令人神傷，如此無力，更教人知所進退。新特首就職後，我會離開公共空間一段時間，回到純粹國際關係研究的崗位，可能會在新的學術環境工作，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一職將交卸下來，目前十多份報章、雜誌、電台專欄會停寫絕大部分，直到對人生有清晰反思為止。王主任，但願日後的香港，還是你我珍愛的香港。
2012年3月7日星期三
藍精靈政治（三）：一百個男人的繁殖與性生活
談起3D版《藍精靈》上映後的解讀熱潮，個人最感興趣的是一堆童年時已不斷問、但又苦無答案的問題：究竟藍精靈是如何出生的？會如何死亡？男女比例如此失衡，會不會有「其他問題」？由於作者從無回應，反而給了無窮想象空間予人發揮，這題目經常被眾多研究員、作家、網民借題發揮，現予以個別介紹。有趣的是，3D版《藍精靈》也有借地球人的口問藍精靈這些「敏感」問題，獲得的回覆好像是：「隨便吧，不需要知道那麼多」。
一后百王：藍精靈繁殖之謎
在眾多解釋中，博客Luke Maciak的文章「藍精靈的繁殖」，是其中一篇「求真」態度最嚴肅的參考。[1]他提出了數個嚴謹的假設，例如藍精靈由單姓繁殖、由一后主導的蜂群式繁殖、或每個藍精靈都是雌雄同體自我繁殖等，理論上，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最符合現代思潮的，反而是另一個網絡廣泛流傳的細胞複製理論：假定精靈爸爸在每個藍精靈死後，都可以抽取他的細胞，複製一個性格一模一樣的新藍精靈出來，唯有這可以解釋何以不同藍精靈可以分別延續同一技能、同一性格下去，也就是說，現在的「理髮師」，可能已是「理髮師十一世」。
若根據上述假設推論，相信精靈「爸爸」應該不是所有藍精靈的親生爸爸，卻有可能是整個精靈世界的造物者、或其助手（起碼他有把美芝變成真精靈的法力），像《納尼亞》（Narnia）的獅子阿斯蘭。至於他和年紀更大的精靈「爺爺」的關係，則不得而知。再按邏輯進一步推論，假如藍精靈的魔法能保護他們居住的森林免於外地入侵，那魔法也許也能把他們的生陳代謝固化，直到離開村莊，才會按另一時空的規律老化，因此精靈爺爺可能是早年離村的藍精靈，根據相對論，到回來時就成了老態龍鍾的「爺爺」，也未可知。
以上的解釋，也暗合藍精靈的環保形象：生活在樹林，吃素（曾經是樹葉、後來到了美國播映變成草莓），遠行時以鳥代步，遇上不能解決的問題時求諸精靈爸爸的魔法，一切低炭，基本上不假機械，自給自足。假如藍精靈沒有繁殖的問題，也就沒有人口擴張的壓力，破壞大自然的需要自然大大減少，這也是他們得以作為「大自然代言人」的軟實力所在。
卡通的禁忌：藍精靈有性生活嗎？
「解決」了繁殖的問題，也有更日常生活的疑團要問：究竟藍精靈有沒有性需要？要是藍精靈沒有戀愛的概念、又或都是同志，就很難解釋何以那麼多藍精靈都視唯一的成年女精靈美芝為女神；但要是戀愛牽涉到性生活（這是正常的，畢竟藍精靈都是一百多歲的成年人），則美芝面對一百多個男性精靈，很可能吃不消。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是這些童話人物過的是「無性愛情生活」，但何以對異性有需要、卻沒有性需要，依然不易自圓其說。
對這個嚴肅的問題，不少好事者討論多年，例如內地博客「小龍男」發表了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藍精靈的性生活狂想」，綜合了各家所言，推測美芝確是要承擔所有性責任；至於美芝在劇情半途出現前是如何解決，則無從得知。[2]這位博客還介紹了據稱是作家Salvatore Caeleri的網絡短篇小說《藍精靈的性冒險》，內裡把藍精靈的性生活定為一年一度的「性大餐」，美芝連精靈爸爸也要「服務」。[3] 這樣的橋段，傳統藍精靈迷自然不可能接受。至於藍精靈的英文名字「smurf」，在俚語有時也解作男性生殖器，無須那位博客提及，大家在別的途徑，也可能早已知曉。
這些「考據」雖然有惡搞成份，但也反映了《藍精靈》在卡通世界的獨特地位：很難輕易將它歸類為左派還是右派。當它登陸美國，也難以輕易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二元世界找到身份認同。要說家庭價值，藍精靈卻是一人一間蘑菇屋，進行集體生產；要說自由主義，他們卻必須接受精靈爸爸的最終仲裁；要說共產主義，藍精靈卻每人各有「寶物」，例如論盡仔就滿屋都是他搜集的石頭。不過當藍精靈變成3D電影，以穿越時空的「異世界」紐約為背景，卻突出了一個新的面向：藍精靈似乎是一個特別的種族，族人有極強的凝聚力，特別是最終要動員全體藍精靈冒險到紐約對付加達、而不是面對未知的世界「分散風險」，就頗有《塞德克巴萊》的悲壯色彩，連帶協助他們的美國人，也得到「保護少數族裔」的道德光環。
延伸閱讀：
[1] Luck Maciak: "Smurf Reproduction", 9 April 2009. http://www.terminally-incoherent.com/blog/2009/04/09/smurf-reproduction/
[2] 小龍男，「藍精靈的性生活狂想」，2011年8月，http://i.mtime.com/3901458/blog/6428955/
[3] Salvatore Caeler, “The Sexual Adventure of Smutfs”, 6 April 1995, http://www.hoboes.com/FireBlade/Politics/Smurfs/
一后百王：藍精靈繁殖之謎
在眾多解釋中，博客Luke Maciak的文章「藍精靈的繁殖」，是其中一篇「求真」態度最嚴肅的參考。[1]他提出了數個嚴謹的假設，例如藍精靈由單姓繁殖、由一后主導的蜂群式繁殖、或每個藍精靈都是雌雄同體自我繁殖等，理論上，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最符合現代思潮的，反而是另一個網絡廣泛流傳的細胞複製理論：假定精靈爸爸在每個藍精靈死後，都可以抽取他的細胞，複製一個性格一模一樣的新藍精靈出來，唯有這可以解釋何以不同藍精靈可以分別延續同一技能、同一性格下去，也就是說，現在的「理髮師」，可能已是「理髮師十一世」。
若根據上述假設推論，相信精靈「爸爸」應該不是所有藍精靈的親生爸爸，卻有可能是整個精靈世界的造物者、或其助手（起碼他有把美芝變成真精靈的法力），像《納尼亞》（Narnia）的獅子阿斯蘭。至於他和年紀更大的精靈「爺爺」的關係，則不得而知。再按邏輯進一步推論，假如藍精靈的魔法能保護他們居住的森林免於外地入侵，那魔法也許也能把他們的生陳代謝固化，直到離開村莊，才會按另一時空的規律老化，因此精靈爺爺可能是早年離村的藍精靈，根據相對論，到回來時就成了老態龍鍾的「爺爺」，也未可知。
以上的解釋，也暗合藍精靈的環保形象：生活在樹林，吃素（曾經是樹葉、後來到了美國播映變成草莓），遠行時以鳥代步，遇上不能解決的問題時求諸精靈爸爸的魔法，一切低炭，基本上不假機械，自給自足。假如藍精靈沒有繁殖的問題，也就沒有人口擴張的壓力，破壞大自然的需要自然大大減少，這也是他們得以作為「大自然代言人」的軟實力所在。
卡通的禁忌：藍精靈有性生活嗎？
「解決」了繁殖的問題，也有更日常生活的疑團要問：究竟藍精靈有沒有性需要？要是藍精靈沒有戀愛的概念、又或都是同志，就很難解釋何以那麼多藍精靈都視唯一的成年女精靈美芝為女神；但要是戀愛牽涉到性生活（這是正常的，畢竟藍精靈都是一百多歲的成年人），則美芝面對一百多個男性精靈，很可能吃不消。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是這些童話人物過的是「無性愛情生活」，但何以對異性有需要、卻沒有性需要，依然不易自圓其說。
對這個嚴肅的問題，不少好事者討論多年，例如內地博客「小龍男」發表了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藍精靈的性生活狂想」，綜合了各家所言，推測美芝確是要承擔所有性責任；至於美芝在劇情半途出現前是如何解決，則無從得知。[2]這位博客還介紹了據稱是作家Salvatore Caeleri的網絡短篇小說《藍精靈的性冒險》，內裡把藍精靈的性生活定為一年一度的「性大餐」，美芝連精靈爸爸也要「服務」。[3] 這樣的橋段，傳統藍精靈迷自然不可能接受。至於藍精靈的英文名字「smurf」，在俚語有時也解作男性生殖器，無須那位博客提及，大家在別的途徑，也可能早已知曉。
這些「考據」雖然有惡搞成份，但也反映了《藍精靈》在卡通世界的獨特地位：很難輕易將它歸類為左派還是右派。當它登陸美國，也難以輕易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二元世界找到身份認同。要說家庭價值，藍精靈卻是一人一間蘑菇屋，進行集體生產；要說自由主義，他們卻必須接受精靈爸爸的最終仲裁；要說共產主義，藍精靈卻每人各有「寶物」，例如論盡仔就滿屋都是他搜集的石頭。不過當藍精靈變成3D電影，以穿越時空的「異世界」紐約為背景，卻突出了一個新的面向：藍精靈似乎是一個特別的種族，族人有極強的凝聚力，特別是最終要動員全體藍精靈冒險到紐約對付加達、而不是面對未知的世界「分散風險」，就頗有《塞德克巴萊》的悲壯色彩，連帶協助他們的美國人，也得到「保護少數族裔」的道德光環。
延伸閱讀：
[1] Luck Maciak: "Smurf Reproduction", 9 April 2009. http://www.terminally-incoherent.com/blog/2009/04/09/smurf-reproduction/
[2] 小龍男，「藍精靈的性生活狂想」，2011年8月，http://i.mtime.com/3901458/blog/6428955/
[3] Salvatore Caeler, “The Sexual Adventure of Smutfs”, 6 April 1995, http://www.hoboes.com/FireBlade/Politics/Smurfs/
2012年3月3日星期六
藍精靈政治（二）：納粹主義篇
上期談及，法國學者布埃諾(Antoine Bueno)指經典卡通藍精靈有共產主義符號，已引起不少風波。但更要命的是，他的著作《小藍書：有關藍精靈的社會批判和政治分析》同時表示這卡通有納粹式的種族主義傾向，那才真正讓藍精靈迷憤怒，眾多針對這本書的全球報導，也是由此而來。
相對於藍精靈的共產特色，布埃諾的「納粹符號說」就穿鑿附會得多，不過其實在布埃諾的2011年著作出版前，早已有人把藍精靈聯繫到納粹，似乎他的觀點也不是原創，例如網絡社會流傳Lisa Chwastiak發表於1997年的文章，就提出藍精靈充滿3K黨的隱喻。她這篇寫給中學生當導讀的玩票文章認為，精靈爸爸和3K黨領袖一樣，都是戴上紅帽，而藍精靈那些圍繞火堆的舞蹈，活像3K黨的邪門儀式（見延伸閱讀）。
法國學者與女博客：「黑精靈」的故事隱喻？
布埃諾最著名的「藍精靈納粹化」觀點，似乎都是由上述Lisa Chwastiak的文章進一步推衍出來的，例如他們二人的主要論述，都是圍繞著第一部藍精靈短篇「黑精靈」的情節而產生。該故事講述藍精靈村莊出現了來歷不明的飛蚊，被咬中的藍精靈會全身變黑，然後行動緩慢、說話口齒不清，卻會像吸血僵屍那樣，喜歡咬其他藍精靈來傳染疾病，被咬的藍精靈自然也變成黑色，最後又是精靈爸爸以魔法戰勝。美國購入藍精靈版權反映時，就察覺這故事的政治不正確含義，堅持把黑精靈改為「紫精靈」才可放映，否則以美國黑人對種族議題的高度敏感，是保證被投訴的。布埃諾認為，這反映藍精靈作者有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思想，歧視黑人，擔心黑人會破壞白人文明，而這正是解殖年代歐洲人對黑人的普遍恐懼。
然而，筆者認為這樣說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不少西方文學的反面角色都以黑色為主旋律，正如藍精靈的反派巫師加達，也是穿著黑袍，若藍精靈真的種族歧視，就不會使用藍色為膚色，讓其成為「深色的有色人種」。
美芝的「阿利安審美觀」
布埃諾和Lisa Chwastiak又分別提醒觀眾，藍精靈村在精靈嬤嬤、小精靈以外的唯一成年女精靈美芝，正是希特拉賦予阿利安人種的典型造型：一頭金髮，賣弄身裁，隱含種族優越感。這類分析，教人想起早前文化研究學界對芭比公仔的批評，此後就製造商就生產了黑人芭比，以示政治正確。套用在美芝身上，她是巫師加達的人工製成品，原型就是為了迷惑男性藍精靈而製，令人聯想到納粹德國的人種學實驗，也是以製作優生生命為目標。有趣的是，加達製造的美芝原來並非金髮，而是後來精靈爸爸施法，讓她變成真正的藍精靈後，她才擁有金髮的，大概這也反映了這位藍精靈領袖的審美標準。男性藍精靈自此圍繞她大獻殷勤，這樣的性別設置，依稀是傳統的男性至上主義，也符合了女性角色的套版形象。
不過，藍精靈本身從來不脫下帽子，據說可能都是禿頭的，這卻完全不符合阿利安審美觀。而且男性精靈幾乎毫無性徵，包括經常舉啞鈴的「阿威」在內，沒有一隻有肌肉，似乎也難以輕易將之歸類為「納粹」。讓上述觀點成立，為甚麼只有女精靈納粹、男精靈去納粹？這也是一個謎。
巫師加達醜化猶太人？
還有一點布埃諾和Lisa Chwastiak反覆提出的，就是反派巫師加達的造型，與納粹宣傳的猶太人形象十分相像：鷹鼻，黑衣，身型扭曲而駝背，時而伴隨黑影而出現，這些都是醜化猶太人的漫畫所常見。這一點，才有點意思。更重要的是加達捉拿藍精靈的原因雖然十分牽強、而且不時自相矛盾，但總括而言，都是為了修煉法術或鍊金，這種奪掠式的無中生有，正是猶太商人予納粹的觀感，還可以用來借代西方資本主義（納粹行「國家社會主義」，也是反對純粹自由市場的）。假如我們重溫戈培爾的宣傳，不難發現加達的影子。特別是在3D版《藍精靈》，加達由真人飾演後，他的不自然造型就更形突出，那基本上不屬於巫師，而是源自別的甚麼。
但真正的種族主義者是不會像藍精靈那樣，希望與人類等非我族類交好的，也不會毫無擴張心態，雖然擁有魔法，也甘於永遠住在一片樹林。藍精靈動畫、漫畫反映的，極其量只是作者的歐洲白人本位主義，而隨著藍精靈遠征對種族議題更敏感的美國，乃至踏入全球化時代，自然也會對上述定位作出調節。相信連加達的形象，也會逐漸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又或會被其他反派取代。
值得一提的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是看中藍精靈的和平、反戰、「非納粹」形象，曾炮製出一套空襲藍精靈村莊、把藍精靈炸得屍橫遍野的廣告（據說已抽起了藍精靈身首異處的鏡頭），來宣傳反戰訊息。這廣告在歐洲引起大量爭議，不少家長投訴，擔心對孩童造成恐怖陰影，令廣告只能在晚間播映。與其說藍精靈有納粹思維，倒不如說，這卡通已成為各界方便的抽水對象罷了。
延伸閱讀：
－ Lisa Chwastiak: "Smurfs: Aryan Puppets or Harmless Cartoon Toys?", 1997 (http://www.evl.uic.edu/caylor/SMURF/aryan.html)
－Antoine Buéno, Le petit livre bleu - analyse critique et politique de la societé des Schtroumpfs. Paris: Hors Collection, 2011.
－Myriam Chaplain-Riou: "French academic Antoine Bueno triggers blue in Smurfland", AFP, 8 June 2011.
沈旭暉 Artslink 2012年5月
相對於藍精靈的共產特色，布埃諾的「納粹符號說」就穿鑿附會得多，不過其實在布埃諾的2011年著作出版前，早已有人把藍精靈聯繫到納粹，似乎他的觀點也不是原創，例如網絡社會流傳Lisa Chwastiak發表於1997年的文章，就提出藍精靈充滿3K黨的隱喻。她這篇寫給中學生當導讀的玩票文章認為，精靈爸爸和3K黨領袖一樣，都是戴上紅帽，而藍精靈那些圍繞火堆的舞蹈，活像3K黨的邪門儀式（見延伸閱讀）。
法國學者與女博客：「黑精靈」的故事隱喻？
布埃諾最著名的「藍精靈納粹化」觀點，似乎都是由上述Lisa Chwastiak的文章進一步推衍出來的，例如他們二人的主要論述，都是圍繞著第一部藍精靈短篇「黑精靈」的情節而產生。該故事講述藍精靈村莊出現了來歷不明的飛蚊，被咬中的藍精靈會全身變黑，然後行動緩慢、說話口齒不清，卻會像吸血僵屍那樣，喜歡咬其他藍精靈來傳染疾病，被咬的藍精靈自然也變成黑色，最後又是精靈爸爸以魔法戰勝。美國購入藍精靈版權反映時，就察覺這故事的政治不正確含義，堅持把黑精靈改為「紫精靈」才可放映，否則以美國黑人對種族議題的高度敏感，是保證被投訴的。布埃諾認為，這反映藍精靈作者有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思想，歧視黑人，擔心黑人會破壞白人文明，而這正是解殖年代歐洲人對黑人的普遍恐懼。
然而，筆者認為這樣說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不少西方文學的反面角色都以黑色為主旋律，正如藍精靈的反派巫師加達，也是穿著黑袍，若藍精靈真的種族歧視，就不會使用藍色為膚色，讓其成為「深色的有色人種」。
美芝的「阿利安審美觀」
布埃諾和Lisa Chwastiak又分別提醒觀眾，藍精靈村在精靈嬤嬤、小精靈以外的唯一成年女精靈美芝，正是希特拉賦予阿利安人種的典型造型：一頭金髮，賣弄身裁，隱含種族優越感。這類分析，教人想起早前文化研究學界對芭比公仔的批評，此後就製造商就生產了黑人芭比，以示政治正確。套用在美芝身上，她是巫師加達的人工製成品，原型就是為了迷惑男性藍精靈而製，令人聯想到納粹德國的人種學實驗，也是以製作優生生命為目標。有趣的是，加達製造的美芝原來並非金髮，而是後來精靈爸爸施法，讓她變成真正的藍精靈後，她才擁有金髮的，大概這也反映了這位藍精靈領袖的審美標準。男性藍精靈自此圍繞她大獻殷勤，這樣的性別設置，依稀是傳統的男性至上主義，也符合了女性角色的套版形象。
不過，藍精靈本身從來不脫下帽子，據說可能都是禿頭的，這卻完全不符合阿利安審美觀。而且男性精靈幾乎毫無性徵，包括經常舉啞鈴的「阿威」在內，沒有一隻有肌肉，似乎也難以輕易將之歸類為「納粹」。讓上述觀點成立，為甚麼只有女精靈納粹、男精靈去納粹？這也是一個謎。
巫師加達醜化猶太人？
還有一點布埃諾和Lisa Chwastiak反覆提出的，就是反派巫師加達的造型，與納粹宣傳的猶太人形象十分相像：鷹鼻，黑衣，身型扭曲而駝背，時而伴隨黑影而出現，這些都是醜化猶太人的漫畫所常見。這一點，才有點意思。更重要的是加達捉拿藍精靈的原因雖然十分牽強、而且不時自相矛盾，但總括而言，都是為了修煉法術或鍊金，這種奪掠式的無中生有，正是猶太商人予納粹的觀感，還可以用來借代西方資本主義（納粹行「國家社會主義」，也是反對純粹自由市場的）。假如我們重溫戈培爾的宣傳，不難發現加達的影子。特別是在3D版《藍精靈》，加達由真人飾演後，他的不自然造型就更形突出，那基本上不屬於巫師，而是源自別的甚麼。
但真正的種族主義者是不會像藍精靈那樣，希望與人類等非我族類交好的，也不會毫無擴張心態，雖然擁有魔法，也甘於永遠住在一片樹林。藍精靈動畫、漫畫反映的，極其量只是作者的歐洲白人本位主義，而隨著藍精靈遠征對種族議題更敏感的美國，乃至踏入全球化時代，自然也會對上述定位作出調節。相信連加達的形象，也會逐漸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又或會被其他反派取代。
值得一提的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是看中藍精靈的和平、反戰、「非納粹」形象，曾炮製出一套空襲藍精靈村莊、把藍精靈炸得屍橫遍野的廣告（據說已抽起了藍精靈身首異處的鏡頭），來宣傳反戰訊息。這廣告在歐洲引起大量爭議，不少家長投訴，擔心對孩童造成恐怖陰影，令廣告只能在晚間播映。與其說藍精靈有納粹思維，倒不如說，這卡通已成為各界方便的抽水對象罷了。
延伸閱讀：
－ Lisa Chwastiak: "Smurfs: Aryan Puppets or Harmless Cartoon Toys?", 1997 (http://www.evl.uic.edu/caylor/SMURF/aryan.html)
－Antoine Buéno, Le petit livre bleu - analyse critique et politique de la societé des Schtroumpfs. Paris: Hors Collection, 2011.
－Myriam Chaplain-Riou: "French academic Antoine Bueno triggers blue in Smurfland", AFP, 8 June 2011.
沈旭暉 Artslink 2012年5月
2012年3月2日星期五
藍精靈政治（一）：共產主義篇
《藍精靈》3D電影上映後，久違的藍精靈再次得到我們注視。但無論是首次接觸這些卡通人物的九十後，還是從小與藍精靈一起長大的七十後，從前只知道「藍精靈十分勁」，都不大理會藍精靈可能涉及的政治。直到法國年輕社會學講師布埃諾(Antoine Bueno)年前出版《小藍書：有關藍精靈的社會批判和政治分析》（Le petit livre bleu - analyse critique et politique de la societé des Schtroumpfs）一書，引起不少爭議，並被東西方媒體廣泛報導，「藍精靈政治學」才得以起步。儘管主流藍精靈粉絲為之氣結，但基於東西文化差異，此人並未被打成「學棍」，誠屬可喜，相關論點值得再作介紹。（從網友得知，早於2007年，內地民族主義重鎮《烏有之鄉》就有佚名文章講述藍精靈與共產主義，比這位法國學者早了數年，不知誰為原創，又或可能是日期有誤；但其實再早在九十年代，相關「理論」就在網絡分散流傳。）
提出「藍精靈政治」的法國學者Antoine Bueno
法國學者：藍精靈森林是共產烏托邦？
布埃諾的第一個分析廣為流傳，就是藍精靈有共產主義的隱喻。若說整個卡通在宣揚共產主義自難令人入信，但在個別層面，這並非沒有根據的。在一齣講述二戰期間倖存猶太人逃避納粹德國、建立自治社區的電影《血戰》，那些猶太人就是以共產思想武裝自己，對每個成員按技能指派特定工作，甚至建構了「森林妻子」制度，讓萍水相逢的難友結成「夫妻」。在和平時代的藍精靈森林，似乎也有異曲同工的制度：每個藍精靈外貌都幾乎一模一樣，都負責一項特定工作，並只能靠工作分辨他們的「身份認同」，例如為食鬼負責製造蛋糕、理髮師負責理髮、畫家負責畫畫等。須知在眾多卡通當中，嚴格單以職業劃分的例子並不多。
那麼這些藍精靈如何分配資源？這位法國學者的答案，又是共產（或社會主義）制度。根據布埃諾的分析，藍精靈集體工作、集體勞動（儘管有一個特別懶惰的「懶訓豬」），集體擁有製造出的一切，沒有（太多）私有財產，也無需使用貨幣，似乎信奉金正日式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主體思想」。而布埃諾特別指出有一集藍精靈單元，講述其中一個成員引入金錢概念後，藍精靈村內一切東西忽然都要付錢，誘發了他們原始的貪婪、自私本性，製造出連串危機，最後廢除貨幣，一切才返回「和諧社會」的原型。這樣的論述，和波爾布特領導的赤柬廢除全國貨幣，聲稱這樣才能一步到位地建立共產烏托邦，其實是一樣的，差別只是精靈爸爸懂得魔法，能施法保護精靈、乃至製造一些生活必須品，無需與外界主動溝通，才可以在沒有金錢的森林直接進入均富狀態，維繫優越生活，不像赤柬要均貧而已。
另一個相關的左翼特徵，是藍精靈的服裝：除了千篇一律的外貌，還有他們的「族帽」：白色圓錐形無邊軟帽。原來這是古羅馬奴隸獲釋後才戴的帽，在西方文學有「自由之帽」之稱，後來才變成流行服。藍精靈以此為服飾，似乎也有自居奴隸後代、反抗奴隸主之意，這是否過度解讀，則不得而知。
過度解讀：精靈爸爸是馬克思？
不過對藍精靈迷而言，最難接受的，還是布埃諾認為精靈爸爸代表馬克思，智多星則代表托洛茨基。根據這位學者的分析，精靈爸爸是全村唯一穿紅衣服的人，也是唯一的領袖，自然反映他相信紅色哲學，而他的大鬍子，據說也是仿效馬克思而蓄。精靈爸爸雖然是仁慈長者，但也是獨一無二的權威，負責村內一切賞罰，和對資源分配一錘定音，這正是共產制度領袖的角色。筆者記起好像曾經有一集藍精靈講述精靈爸爸要培養接班人，於是讓不同藍精靈輪班當「署理領袖」，但都不能做好；這種培養接班人的方式，也是共產制度常有行為。而精靈爸爸被尊稱「爸爸」，正是史達林、胡志明、金日成、毛澤東等的作風（相信不可能每一個藍精靈都是他的親生兒子）。不過智多星是托洛茨基還是太牽強了，布埃諾的論證就是他有「托洛茨基式眼鏡」，僅此而已；但托洛茨基重視工人專政，藍精靈的智多星則明顯有知識份子的傲慢，似乎不大看得起「勞動精靈」，注定難以稱為「托派」。
無論如何，藍精靈的原作者Peyo在比利時的法語家庭長大，藍精靈也是最早創作於五、六十年代，當時正值全球左翼運動高潮，法國更成了思想界的左翼大本營，那是薩特一類左翼大師呼風喚雨的時代，因此這些文化評論者認為Peyo身為左傾青年，潛移默化在卡通有所反映，也不為奇。但事實上，筆者對此不盡贊同，因為Peyo家族對藍精靈專利化、市場化甚有心得，本人的政治傾向亦不明顯，與哈利波特作者洛琳是開宗明義的左派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沈旭暉 Artslink 2012年4月
＊延伸閱讀：
Antoine Buéno, Le petit livre bleu - analyse critique et politique de la societé des Schtroumpfs. Paris: Hors Collection, 2011.
Myriam Chaplain-Riou: "French academic Antoine Bueno triggers blue in Smurfland", AFP, 8 June 2011.
藍精靈與社會主義，烏有之鄉，2007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712/29872.html).
提出「藍精靈政治」的法國學者Antoine Bueno
法國學者：藍精靈森林是共產烏托邦？
布埃諾的第一個分析廣為流傳，就是藍精靈有共產主義的隱喻。若說整個卡通在宣揚共產主義自難令人入信，但在個別層面，這並非沒有根據的。在一齣講述二戰期間倖存猶太人逃避納粹德國、建立自治社區的電影《血戰》，那些猶太人就是以共產思想武裝自己，對每個成員按技能指派特定工作，甚至建構了「森林妻子」制度，讓萍水相逢的難友結成「夫妻」。在和平時代的藍精靈森林，似乎也有異曲同工的制度：每個藍精靈外貌都幾乎一模一樣，都負責一項特定工作，並只能靠工作分辨他們的「身份認同」，例如為食鬼負責製造蛋糕、理髮師負責理髮、畫家負責畫畫等。須知在眾多卡通當中，嚴格單以職業劃分的例子並不多。
那麼這些藍精靈如何分配資源？這位法國學者的答案，又是共產（或社會主義）制度。根據布埃諾的分析，藍精靈集體工作、集體勞動（儘管有一個特別懶惰的「懶訓豬」），集體擁有製造出的一切，沒有（太多）私有財產，也無需使用貨幣，似乎信奉金正日式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主體思想」。而布埃諾特別指出有一集藍精靈單元，講述其中一個成員引入金錢概念後，藍精靈村內一切東西忽然都要付錢，誘發了他們原始的貪婪、自私本性，製造出連串危機，最後廢除貨幣，一切才返回「和諧社會」的原型。這樣的論述，和波爾布特領導的赤柬廢除全國貨幣，聲稱這樣才能一步到位地建立共產烏托邦，其實是一樣的，差別只是精靈爸爸懂得魔法，能施法保護精靈、乃至製造一些生活必須品，無需與外界主動溝通，才可以在沒有金錢的森林直接進入均富狀態，維繫優越生活，不像赤柬要均貧而已。
另一個相關的左翼特徵，是藍精靈的服裝：除了千篇一律的外貌，還有他們的「族帽」：白色圓錐形無邊軟帽。原來這是古羅馬奴隸獲釋後才戴的帽，在西方文學有「自由之帽」之稱，後來才變成流行服。藍精靈以此為服飾，似乎也有自居奴隸後代、反抗奴隸主之意，這是否過度解讀，則不得而知。
過度解讀：精靈爸爸是馬克思？
不過對藍精靈迷而言，最難接受的，還是布埃諾認為精靈爸爸代表馬克思，智多星則代表托洛茨基。根據這位學者的分析，精靈爸爸是全村唯一穿紅衣服的人，也是唯一的領袖，自然反映他相信紅色哲學，而他的大鬍子，據說也是仿效馬克思而蓄。精靈爸爸雖然是仁慈長者，但也是獨一無二的權威，負責村內一切賞罰，和對資源分配一錘定音，這正是共產制度領袖的角色。筆者記起好像曾經有一集藍精靈講述精靈爸爸要培養接班人，於是讓不同藍精靈輪班當「署理領袖」，但都不能做好；這種培養接班人的方式，也是共產制度常有行為。而精靈爸爸被尊稱「爸爸」，正是史達林、胡志明、金日成、毛澤東等的作風（相信不可能每一個藍精靈都是他的親生兒子）。不過智多星是托洛茨基還是太牽強了，布埃諾的論證就是他有「托洛茨基式眼鏡」，僅此而已；但托洛茨基重視工人專政，藍精靈的智多星則明顯有知識份子的傲慢，似乎不大看得起「勞動精靈」，注定難以稱為「托派」。
無論如何，藍精靈的原作者Peyo在比利時的法語家庭長大，藍精靈也是最早創作於五、六十年代，當時正值全球左翼運動高潮，法國更成了思想界的左翼大本營，那是薩特一類左翼大師呼風喚雨的時代，因此這些文化評論者認為Peyo身為左傾青年，潛移默化在卡通有所反映，也不為奇。但事實上，筆者對此不盡贊同，因為Peyo家族對藍精靈專利化、市場化甚有心得，本人的政治傾向亦不明顯，與哈利波特作者洛琳是開宗明義的左派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沈旭暉 Artslink 2012年4月
＊延伸閱讀：
Antoine Buéno, Le petit livre bleu - analyse critique et politique de la societé des Schtroumpfs. Paris: Hors Collection, 2011.
Myriam Chaplain-Riou: "French academic Antoine Bueno triggers blue in Smurfland", AFP, 8 June 2011.
藍精靈與社會主義，烏有之鄉，2007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712/29872.html).
2012年2月15日星期三
《昂山素姬》：北京眼中的「原罪」，丈夫與西藏篇（下）
昂山素姬除了父母的日本、英國、印度聯繫讓北京憂慮，在內地憤青眼中，她的已故丈夫阿里斯博士（Dr. Michael Aris）也是惹火人物。阿里斯博士是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奧學院的南亞研究學者，在校內十分有名（當然也有妻子的原因），雖然早於1999年離世，但筆者在學院時，還是曾和同學一起慕名尋找他的足跡。電影《昂山素姬》有一幕講述阿里斯與學生談不丹文化、家庭價值，其實他同樣為人熟悉的是在西藏研究的角色。至於電影似乎刻意避免觸及西藏，觀眾可自行判斷。
昂山素姬丈夫被批鬥為「藏獨份子」
在憤青的世界觀，阿里斯經常被批鬥為「藏獨份子」、「達賴集團走狗」，這也許與阿里斯本人研究喜馬拉雅文化，喜愛藏傳佛教、同情達賴喇嘛有關，但假如只是如此，帽子也不能扣得這麼穩。原來真切的「證據」，來自一本阿里斯和昂山素姬共同編輯的書：《Tibetan Studies in Honor of Hugh Richardson》，而阿里斯負責寫序，肯定這位「Hugh Richardson」對藏學研究的貢獻，自此兩者被混為一談，上綱上線。
Hugh Richardson無論在學界、還是外交界，確實赫赫有名得，他的漢名是「黎吉生」，早被北京定性為非一般藏獨份子的「藏獨教父」，因為他曾擔任民國時代英國駐西藏的最高代表，在印度獨立後，又代表印度出任駐西藏代表，直到西藏「和平解放」。他對達賴喇嘛完全支持，主張西藏自決，捲入不少北京眼中的分裂行為，例如1947年的熱振活佛被殺事件、1949年的西藏噶厦驅逐漢人事件等，中共建國後，自然被批評為「以學術身份進行政治活動」、陰謀顛覆西藏的「偽學者」。但在西方學術世界，黎吉生著作等身，被普遍尊為整個藏學的奠基人、西方首席「西藏通」，阿里斯作為其同僚，自然深受其影響，這已足以刺激內地的反分裂情緒。何況為黎吉生「樹碑立傳」的還有昂山素姬本人，這更令憤青難以接受。
阿里斯博士曾擔任不丹王室教師
學術身份以外，阿里斯本人也有傳奇經歷，早年並非住家男人。他大學畢業後，曾在印度旁邊的不丹住了六年（1967－1973年），獲旺楚克王室聘請擔任王室子弟的私人教師，這奠定了他「不丹權威」的地位。他也是在這職位任內向昂山素姬求婚，求婚地點是不丹雪山下的虎穴寺，情節極其浪漫，此後二人共同在不丹住了一年既是蜜月、又是公幹的日子，當時昂山素姬也獲聘為不丹外交部調查員。類似經歷，教人想起《安娜與國王》泰王的英格蘭老師安娜、《西藏七年》達賴喇嘛的奧地利老師哈勒、乃至《末代皇帝》溥儀的蘇格蘭老師莊士頓等，舉一反三，阿里斯大概也不會對不丹王室日後的意識形態毫無影響。不丹是目前世上極少數同時與北京和台北都沒有外交關係的獨立國家，形同印度保護國，近年不丹國王宣佈走西方民主道路，這都不為北京所喜。當然，這筆「賬」不能算到昂山素姬頭上，但從上任不丹國王的現代化政策（阿里斯到來時他還是12歲小童）、到現任不丹年青國王在牛津大學畢業的傳承，都依稀看到阿里斯的歷史遺產。
基於上述淵源，昂山素姬被北京視為親美、親英、親印、親日之餘，還加上「親達賴」。雖然昂山素姬避免直接批評北京，但從無掩飾對達賴的崇敬，電影也交代她對緬甸軍政府說，達賴提供了私人醫生讓丈夫到緬甸見最後一面，可見二人相知之情。她和達賴喇嘛的諾貝爾和平獎只相隔一年，評審委員會似乎有意把兩個案例掛鈎，北京自然視為共同施壓。月前南非總統祖馬（相信在北京壓力下）延遲簽發簽證予達賴喇嘛，令達賴錯過了另一諾貝爾獎得主、南非大主教圖圖的八十大壽，也被昂山素姬公開批評。這些姿態，並非歷史往事，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以北京對西藏的思維，很難被按下不表。
昂山素姬丈夫被批鬥為「藏獨份子」
在憤青的世界觀，阿里斯經常被批鬥為「藏獨份子」、「達賴集團走狗」，這也許與阿里斯本人研究喜馬拉雅文化，喜愛藏傳佛教、同情達賴喇嘛有關，但假如只是如此，帽子也不能扣得這麼穩。原來真切的「證據」，來自一本阿里斯和昂山素姬共同編輯的書：《Tibetan Studies in Honor of Hugh Richardson》，而阿里斯負責寫序，肯定這位「Hugh Richardson」對藏學研究的貢獻，自此兩者被混為一談，上綱上線。
Hugh Richardson無論在學界、還是外交界，確實赫赫有名得，他的漢名是「黎吉生」，早被北京定性為非一般藏獨份子的「藏獨教父」，因為他曾擔任民國時代英國駐西藏的最高代表，在印度獨立後，又代表印度出任駐西藏代表，直到西藏「和平解放」。他對達賴喇嘛完全支持，主張西藏自決，捲入不少北京眼中的分裂行為，例如1947年的熱振活佛被殺事件、1949年的西藏噶厦驅逐漢人事件等，中共建國後，自然被批評為「以學術身份進行政治活動」、陰謀顛覆西藏的「偽學者」。但在西方學術世界，黎吉生著作等身，被普遍尊為整個藏學的奠基人、西方首席「西藏通」，阿里斯作為其同僚，自然深受其影響，這已足以刺激內地的反分裂情緒。何況為黎吉生「樹碑立傳」的還有昂山素姬本人，這更令憤青難以接受。
阿里斯博士曾擔任不丹王室教師
學術身份以外，阿里斯本人也有傳奇經歷，早年並非住家男人。他大學畢業後，曾在印度旁邊的不丹住了六年（1967－1973年），獲旺楚克王室聘請擔任王室子弟的私人教師，這奠定了他「不丹權威」的地位。他也是在這職位任內向昂山素姬求婚，求婚地點是不丹雪山下的虎穴寺，情節極其浪漫，此後二人共同在不丹住了一年既是蜜月、又是公幹的日子，當時昂山素姬也獲聘為不丹外交部調查員。類似經歷，教人想起《安娜與國王》泰王的英格蘭老師安娜、《西藏七年》達賴喇嘛的奧地利老師哈勒、乃至《末代皇帝》溥儀的蘇格蘭老師莊士頓等，舉一反三，阿里斯大概也不會對不丹王室日後的意識形態毫無影響。不丹是目前世上極少數同時與北京和台北都沒有外交關係的獨立國家，形同印度保護國，近年不丹國王宣佈走西方民主道路，這都不為北京所喜。當然，這筆「賬」不能算到昂山素姬頭上，但從上任不丹國王的現代化政策（阿里斯到來時他還是12歲小童）、到現任不丹年青國王在牛津大學畢業的傳承，都依稀看到阿里斯的歷史遺產。
基於上述淵源，昂山素姬被北京視為親美、親英、親印、親日之餘，還加上「親達賴」。雖然昂山素姬避免直接批評北京，但從無掩飾對達賴的崇敬，電影也交代她對緬甸軍政府說，達賴提供了私人醫生讓丈夫到緬甸見最後一面，可見二人相知之情。她和達賴喇嘛的諾貝爾和平獎只相隔一年，評審委員會似乎有意把兩個案例掛鈎，北京自然視為共同施壓。月前南非總統祖馬（相信在北京壓力下）延遲簽發簽證予達賴喇嘛，令達賴錯過了另一諾貝爾獎得主、南非大主教圖圖的八十大壽，也被昂山素姬公開批評。這些姿態，並非歷史往事，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以北京對西藏的思維，很難被按下不表。
2012年2月14日星期二
美否決聯國議案的「內格羅蓬特主義」
阿拉伯聯盟提出關於敘利亞的無約束力議案，被中俄聯手否決，西方接連批評兩國「濫用否決權」，要對敘利亞出現的人道災難負責。短期內，這對中國的國際聲望確有影響，這是一件事；但這樣的批評來自美國，卻是極其諷刺的另一件事。
在聯合國歷史上，最常用否決權的國家是前蘇聯，共用121次，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只行使了7次；中國自加入聯合國以來則用了8次。相反，美國至今用了83次，其中一半都是近20年使用，在此時期，美國絕對是使用否決權最多的國家。美國的否決，大多與以色列、巴勒斯坦、中東局勢有關，一直被指偏袒以色列，在中東世界廣受批評。激進組織得以煽動反美仇恨，部分原因也是它們把美國濫用否決權和中東人道災難掛鹇，就像這次美國對中俄的批評一樣。
4項「不否決」條件護以色列
美國為一勞永逸地回應上述爭議，在2002年由時任駐聯合國大使內格羅蓬特（John Negroponte）提出國際關係著名的「內格羅蓬特主義」（Negroponte Doctrine），預先說明任何關於以巴衝突的議案，都會被美國運用否決權否決，除非達到4點條件：
1.議案強烈譴責恐怖主義和煽動恐怖主義的行為（也就是將大量針對以色列的行為標籤為恐怖主義）；
2.點名譴責在以色列進行自殺式襲擊的組織，包括哈馬斯、阿克薩烈士旅、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等（已在巴勒斯坦一半地區執政的哈馬斯至今還在名單是關鍵）；
3.同時要求各方政治解決問題（暗示所有巴人抵抗組織必須放下武器）；
4.以色列的國土安全要獲保證改善（否則以軍毋須撤出佔領區）。
這樣的條件，基本上是不可能被阿拉伯國家接受，巴勒斯坦立國遙遙無期，也是這主義的副產品。中俄否決敘利亞議案，其實正正參考了美國的內格羅蓬特主義，提出若要對巴沙爾總統點名，也要提出反對派造成人道災難的責任，這是美國把以巴雙方責任並列的同樣手法。特別是利比亞戰爭後，利比亞反對派濫用武力的證據陸續出台，也堅定了中俄立場的理論基礎。
中國欠軟實力難扭劣勢
在西方眼中，敘利亞和以色列的行為不應相提並論，但「美國偏袒以色列造成巴人流離失所」這說法，在中東實在大有市場，邏輯和「中俄偏袒巴沙爾造成敘利亞人道災難」有點異曲同工。問題是中國軟實力微弱，難以理論化「投反對票如何能協助解決敘利亞衝突」這問題，又難以提供敘利亞反對派的反人道行為資訊，相反美國多偏袒也好，總算不斷提出解決以巴衝突的其他建議，就個別巴人組織的激進行為也「有圖有真相」。一來一回，在西方主流媒體描繪下，中俄就失去道德高地。
沈旭暉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在聯合國歷史上，最常用否決權的國家是前蘇聯，共用121次，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只行使了7次；中國自加入聯合國以來則用了8次。相反，美國至今用了83次，其中一半都是近20年使用，在此時期，美國絕對是使用否決權最多的國家。美國的否決，大多與以色列、巴勒斯坦、中東局勢有關，一直被指偏袒以色列，在中東世界廣受批評。激進組織得以煽動反美仇恨，部分原因也是它們把美國濫用否決權和中東人道災難掛鹇，就像這次美國對中俄的批評一樣。
4項「不否決」條件護以色列
美國為一勞永逸地回應上述爭議，在2002年由時任駐聯合國大使內格羅蓬特（John Negroponte）提出國際關係著名的「內格羅蓬特主義」（Negroponte Doctrine），預先說明任何關於以巴衝突的議案，都會被美國運用否決權否決，除非達到4點條件：
1.議案強烈譴責恐怖主義和煽動恐怖主義的行為（也就是將大量針對以色列的行為標籤為恐怖主義）；
2.點名譴責在以色列進行自殺式襲擊的組織，包括哈馬斯、阿克薩烈士旅、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等（已在巴勒斯坦一半地區執政的哈馬斯至今還在名單是關鍵）；
3.同時要求各方政治解決問題（暗示所有巴人抵抗組織必須放下武器）；
4.以色列的國土安全要獲保證改善（否則以軍毋須撤出佔領區）。
這樣的條件，基本上是不可能被阿拉伯國家接受，巴勒斯坦立國遙遙無期，也是這主義的副產品。中俄否決敘利亞議案，其實正正參考了美國的內格羅蓬特主義，提出若要對巴沙爾總統點名，也要提出反對派造成人道災難的責任，這是美國把以巴雙方責任並列的同樣手法。特別是利比亞戰爭後，利比亞反對派濫用武力的證據陸續出台，也堅定了中俄立場的理論基礎。
中國欠軟實力難扭劣勢
在西方眼中，敘利亞和以色列的行為不應相提並論，但「美國偏袒以色列造成巴人流離失所」這說法，在中東實在大有市場，邏輯和「中俄偏袒巴沙爾造成敘利亞人道災難」有點異曲同工。問題是中國軟實力微弱，難以理論化「投反對票如何能協助解決敘利亞衝突」這問題，又難以提供敘利亞反對派的反人道行為資訊，相反美國多偏袒也好，總算不斷提出解決以巴衝突的其他建議，就個別巴人組織的激進行為也「有圖有真相」。一來一回，在西方主流媒體描繪下，中俄就失去道德高地。
沈旭暉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2012年2月9日星期四
《昂山素姬》：北京眼中的「原罪」，母親與印度篇（中）
談起內地憤青眼中昂山素姬家庭背景的「原罪」，經常只想起她的父親、丈夫，而忽視了她的母親同樣重要。在電影《昂山素姬》，她的母親是一個垂死的慈母，其實她本人也是一個緬甸政壇風雲人物，本名馬芹琦，結婚前是一名護士，因照顧昂山將軍而結合。昂山被暗殺後，她獨自把子女養大，提供最好的家庭教育，把丈夫樹立為兒女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之餘，也積極維繫了丈夫遺下的整個人際網絡。這種無形的社會資本是無可取代的，對日後女兒成為緬甸反對派領袖，關係至鉅。
昂山素姬母親作為緬甸駐印度外交官
因為昂山將軍的聲望，馬芹琦在緬甸獨立後，獲委任為社會福利局局長，更在1961年，獲委任為緬甸駐印度和尼泊爾大使，成了緬甸首位駐外女外交官。當時緬甸在國際社會頗具風頭，緬甸人吳丹也在同年成為聯合國秘書長，被視為亞洲人的驕傲。但對緬甸而言，駐印度大使可能是更有實則影響力的關鍵職位，因為英國長期把緬甸劃入印度版圖內，進行變相殖民管治，緬印存在特殊關係；印度獨立後，則成了最能影響緬甸內政的鄰國之一。因此派往印度的大使，肩負了維繫緬甸邊境安全的使命，必須為印度上層社會接受。
馬芹琦信奉佛教，重視緬甸傳統文化，雖然並非屬於藏傳佛教支派，但也對西藏、印度文化有濃厚興趣。她在印度任內常聯繫各國外交官在印度佛寺聚會，進行「佛教外交」，為她贏得普遍好感。加上她的丈夫昂山將軍曾與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有數面之緣，也推崇甘地，令其到任後獲得印度朝野高度禮遇，尼赫魯也視之為故交，所以印度高層的子女，也成了昂山素姬的世交。馬芹琦的親印政策和文化傾向，也直接影響了伴隨她到印度述職、並在當地唸中學的昂山素姬，後者對印度文化、佛教文化、甘地哲學的興趣，乃至對印度的好感，都繼承自母親。
第一次中印戰爭與「第二次中印戰爭」的緬甸
目前似乎沒有文獻記載昂山素姬母親對中國的態度，不過在那個年代，親印、關心佛教、嚮往西方的東南亞人，幾乎沒有對中國存在好感的，特別是那是中印「世仇」年代的開端。馬芹琦在印度任內，達賴喇嘛已離開中國、逃到印度避難，她更親眼目睹1962年中印戰爭的爆發，那是印度國內對中國最反感的時刻，也是印度至今相信中國威脅論的最大理據。戰爭爆發前，中國認真想過被視為親印的緬甸如何反應，而且當時緬甸境內還有一支國民黨殘餘部隊活動（李彌殘部），北京擔心緬甸不同勢力會乘中印戰爭的機會搞局，因此在戰前和緬甸簽訂邊界條約，據說緬方對這條約的領土安排頗為滿意，內地憤青則認為讓步太多，近來甚至說要「恢復領土」。在憤青的世界，經常有進行「第二次中印戰爭」的推演，常見攻略就是通過緬甸出「奇兵」，這與他們認為在第一次中印戰爭前夕，緬甸讓中國吃了啞巴虧有關。
既然緬甸從中國獲得安全保證，自然不能協助印度，但也不可能開罪印度，馬芹琦在印度的責任，就是儘力以個人關係安撫新德里。她卸任後，還是經常到印度渡假，視之為第二祖家，可見其情懷所在。昂山素姬本人對印度這個童年讀書的國家也感情深厚，緬甸也成了今日中印兩國爭奪的勢力範圍，馬芹琦的外交遺產，難免讓北京擔心。印度原來也是堅定支持昂山素姬的國家之一，但在過去十年，為了和緬甸做資源生意、制衡中國的影響力，才加強了和軍政府的交往，仿佛放棄了昂山素姬。昂山素姬獲解除軟禁後，在接受印度記者訪問時，婉轉批評這些印度的故交不顧道義，「不再那麼顧忌緬甸人民的福祉」，但以雙方的歷史淵源，和昂山素姬目前在整個亞太角力的微妙角色，印度重新對她噓寒問暖，指日可待，而且一定比中國的問候來得親切。
順帶一提，有評論以昂山素姬後來的經歷，認為馬芹琦到印度是被放逐，似乎這並非事實。她的任期到1967年才屆滿，而以電影反派奈溫將軍為首的緬甸軍人發動政變是在1962年，反映馬芹琦的政績和聲望，也得到奈溫肯定。昂山家族與軍政府的「友誼」，屬於他們能在緬甸維持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份，這也是電影沒有交代的。
昂山素姬母親作為緬甸駐印度外交官
因為昂山將軍的聲望，馬芹琦在緬甸獨立後，獲委任為社會福利局局長，更在1961年，獲委任為緬甸駐印度和尼泊爾大使，成了緬甸首位駐外女外交官。當時緬甸在國際社會頗具風頭，緬甸人吳丹也在同年成為聯合國秘書長，被視為亞洲人的驕傲。但對緬甸而言，駐印度大使可能是更有實則影響力的關鍵職位，因為英國長期把緬甸劃入印度版圖內，進行變相殖民管治，緬印存在特殊關係；印度獨立後，則成了最能影響緬甸內政的鄰國之一。因此派往印度的大使，肩負了維繫緬甸邊境安全的使命，必須為印度上層社會接受。
馬芹琦信奉佛教，重視緬甸傳統文化，雖然並非屬於藏傳佛教支派，但也對西藏、印度文化有濃厚興趣。她在印度任內常聯繫各國外交官在印度佛寺聚會，進行「佛教外交」，為她贏得普遍好感。加上她的丈夫昂山將軍曾與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有數面之緣，也推崇甘地，令其到任後獲得印度朝野高度禮遇，尼赫魯也視之為故交，所以印度高層的子女，也成了昂山素姬的世交。馬芹琦的親印政策和文化傾向，也直接影響了伴隨她到印度述職、並在當地唸中學的昂山素姬，後者對印度文化、佛教文化、甘地哲學的興趣，乃至對印度的好感，都繼承自母親。
第一次中印戰爭與「第二次中印戰爭」的緬甸
目前似乎沒有文獻記載昂山素姬母親對中國的態度，不過在那個年代，親印、關心佛教、嚮往西方的東南亞人，幾乎沒有對中國存在好感的，特別是那是中印「世仇」年代的開端。馬芹琦在印度任內，達賴喇嘛已離開中國、逃到印度避難，她更親眼目睹1962年中印戰爭的爆發，那是印度國內對中國最反感的時刻，也是印度至今相信中國威脅論的最大理據。戰爭爆發前，中國認真想過被視為親印的緬甸如何反應，而且當時緬甸境內還有一支國民黨殘餘部隊活動（李彌殘部），北京擔心緬甸不同勢力會乘中印戰爭的機會搞局，因此在戰前和緬甸簽訂邊界條約，據說緬方對這條約的領土安排頗為滿意，內地憤青則認為讓步太多，近來甚至說要「恢復領土」。在憤青的世界，經常有進行「第二次中印戰爭」的推演，常見攻略就是通過緬甸出「奇兵」，這與他們認為在第一次中印戰爭前夕，緬甸讓中國吃了啞巴虧有關。
既然緬甸從中國獲得安全保證，自然不能協助印度，但也不可能開罪印度，馬芹琦在印度的責任，就是儘力以個人關係安撫新德里。她卸任後，還是經常到印度渡假，視之為第二祖家，可見其情懷所在。昂山素姬本人對印度這個童年讀書的國家也感情深厚，緬甸也成了今日中印兩國爭奪的勢力範圍，馬芹琦的外交遺產，難免讓北京擔心。印度原來也是堅定支持昂山素姬的國家之一，但在過去十年，為了和緬甸做資源生意、制衡中國的影響力，才加強了和軍政府的交往，仿佛放棄了昂山素姬。昂山素姬獲解除軟禁後，在接受印度記者訪問時，婉轉批評這些印度的故交不顧道義，「不再那麼顧忌緬甸人民的福祉」，但以雙方的歷史淵源，和昂山素姬目前在整個亞太角力的微妙角色，印度重新對她噓寒問暖，指日可待，而且一定比中國的問候來得親切。
順帶一提，有評論以昂山素姬後來的經歷，認為馬芹琦到印度是被放逐，似乎這並非事實。她的任期到1967年才屆滿，而以電影反派奈溫將軍為首的緬甸軍人發動政變是在1962年，反映馬芹琦的政績和聲望，也得到奈溫肯定。昂山家族與軍政府的「友誼」，屬於他們能在緬甸維持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份，這也是電影沒有交代的。
2012年2月7日星期二
《昂山素姬》：北京眼中的「原罪」，父親與日本篇（上）
電影《昂山素姬》上映前，真正的昂山素姬在緬甸被解除軟禁，據說一度令導演懷疑是否該拍下去，直到他確認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並沒有完全獲得自由，才堅定了拍攝的信念。那北京又會如何看這電影？年前昂山素姬對港大師生進行視像對話，直接呼籲北京開放政權、容納不同聲音，雖然措辭溫和，但目前已沒有任何東南亞領袖，會這樣向北京說話。雖然她避免直接刺激北京，月前更首次與中國駐緬甸大使見面，又表示希望訪問中國，但這齣電影的性質，對北京而言，還是免不了「敏感」。筆者曾與電影的法國導演洛比桑進行專訪，他多番強調無意冒犯中國、更不斷大讚中國的成就，但在一些內地愛國青年／「憤青」流連的討論區，這電影還是被未看先定性，而昂山素姬的家庭背景，也被拿來作為中國要對她警惕的「原罪」。這些會刺激「愛國情緒」的背景資料，雖然不會被一般讀者和觀眾認同，但畢竟在內地有一定代表性，既然這些資訊在電影沒有交代，就值得在本欄稍作介紹。
昂山將軍與汪精衛
昂山素姬的父親昂山將軍，因為帶領緬甸建軍邁向獨立，而被稱為國父。在昂山素姬成為反對派領袖前，她父親的肖像被印上緬甸鈔票，現在則成為示威群眾的必備道具，總之地位崇高。但一直以來，昂山將軍卻被一些憤青按中國邏輯歸類為「緬奸」。事源昂山將軍一直反抗英國殖民統治，曾是緬甸共產黨領袖，二戰爆發後，希望到延安尋求中共幫助（雖然當時中共實力有限，但被東南亞共黨看作蘇聯的東方代理）。但他在途中被日軍截獲，卻在被游說下加入日方陣營，改日名「緬田紋次」，在日本支持下訓練自己的軍隊，成了日本在緬甸的重要合作夥伴，更曾到日本獲日皇受勳。
昂山辯稱這是為了加速緬甸獨立的手段，屬於「以夷制夷」策略，這在昂山素姬的著作，也有詳細介紹。結合當時形勢，有這樣思維的人並不少，好些同期的東南亞獨立領袖也與日軍虛與委蛇，當然身敗名裂的眾多，但也有成功案例，包括與中國關係頗佳的印尼開國元首蘇加諾。但在華人眼中，昂山將軍這行為還是教人想起日本的中國代理人汪精衛，乃至同樣曾加入共產黨的汪政權高層陳公博、周佛海，始終難以釋懷。而且對憤青而言，昂山與蘇加諾有根本不同，因為他曾「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當國軍遇上昂山將軍
話說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盟軍把緬甸劃入「中國戰區」，名義上歸蔣介石領導，卻令國軍派出遠征軍到緬甸的滇緬公路。當時國軍的對手除了日軍，也包括昂山將軍領導的「緬甸獨立義勇軍」，後者曾參與著名的同古戰役，因此內地愛國網站常說他「兩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後來日軍敗局呈現，昂山轉投盟軍陣營，獲英國完全諒解、支持、扶植，成了戰後的緬甸領袖。但在憤青角度，他還是「緬甸汪精衛」，也從無向中國人民道歉，不應像電影《昂山素姬》那樣，寥寥數筆就將其塑造為英雄，以讓女兒繼承英雄的遺產。昂山被暗殺與共產黨無關，但他死前常被國內共黨批評，則是事實。雖然昂山將軍死時，昂山素姬只有2歲，大概對父親33歲的一生沒有直接記憶，但她對昂山將軍這段日本經歷是重視的，還曾專門到日本學日語、做相關研究，她年輕時也被母親安排學習日本花道。這種對日聯繫，自然也容易挑動憤青的神經。
不要以為這些只是陳年往事。緬甸自從年前局部改革，與西方世界和解，長期支持緬甸軍政府的中國就大為緊張。在亞洲國家當中，日本是最堅定支持昂山素姬的一個，正如電影講述，她第一次被解除軟禁，就是日本代表施壓的結果。昂山素姬剛在仰光會見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後者再次明確告知日本「全力支持昂山素姬」，北京難免看成是配合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部署。但現在才開始對她「做工作」，未免晚了二十年了。
昂山將軍與汪精衛
昂山素姬的父親昂山將軍，因為帶領緬甸建軍邁向獨立，而被稱為國父。在昂山素姬成為反對派領袖前，她父親的肖像被印上緬甸鈔票，現在則成為示威群眾的必備道具，總之地位崇高。但一直以來，昂山將軍卻被一些憤青按中國邏輯歸類為「緬奸」。事源昂山將軍一直反抗英國殖民統治，曾是緬甸共產黨領袖，二戰爆發後，希望到延安尋求中共幫助（雖然當時中共實力有限，但被東南亞共黨看作蘇聯的東方代理）。但他在途中被日軍截獲，卻在被游說下加入日方陣營，改日名「緬田紋次」，在日本支持下訓練自己的軍隊，成了日本在緬甸的重要合作夥伴，更曾到日本獲日皇受勳。
昂山辯稱這是為了加速緬甸獨立的手段，屬於「以夷制夷」策略，這在昂山素姬的著作，也有詳細介紹。結合當時形勢，有這樣思維的人並不少，好些同期的東南亞獨立領袖也與日軍虛與委蛇，當然身敗名裂的眾多，但也有成功案例，包括與中國關係頗佳的印尼開國元首蘇加諾。但在華人眼中，昂山將軍這行為還是教人想起日本的中國代理人汪精衛，乃至同樣曾加入共產黨的汪政權高層陳公博、周佛海，始終難以釋懷。而且對憤青而言，昂山與蘇加諾有根本不同，因為他曾「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當國軍遇上昂山將軍
話說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盟軍把緬甸劃入「中國戰區」，名義上歸蔣介石領導，卻令國軍派出遠征軍到緬甸的滇緬公路。當時國軍的對手除了日軍，也包括昂山將軍領導的「緬甸獨立義勇軍」，後者曾參與著名的同古戰役，因此內地愛國網站常說他「兩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後來日軍敗局呈現，昂山轉投盟軍陣營，獲英國完全諒解、支持、扶植，成了戰後的緬甸領袖。但在憤青角度，他還是「緬甸汪精衛」，也從無向中國人民道歉，不應像電影《昂山素姬》那樣，寥寥數筆就將其塑造為英雄，以讓女兒繼承英雄的遺產。昂山被暗殺與共產黨無關，但他死前常被國內共黨批評，則是事實。雖然昂山將軍死時，昂山素姬只有2歲，大概對父親33歲的一生沒有直接記憶，但她對昂山將軍這段日本經歷是重視的，還曾專門到日本學日語、做相關研究，她年輕時也被母親安排學習日本花道。這種對日聯繫，自然也容易挑動憤青的神經。
不要以為這些只是陳年往事。緬甸自從年前局部改革，與西方世界和解，長期支持緬甸軍政府的中國就大為緊張。在亞洲國家當中，日本是最堅定支持昂山素姬的一個，正如電影講述，她第一次被解除軟禁，就是日本代表施壓的結果。昂山素姬剛在仰光會見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後者再次明確告知日本「全力支持昂山素姬」，北京難免看成是配合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部署。但現在才開始對她「做工作」，未免晚了二十年了。
2012年2月6日星期一
「反顏色革命」 ——解讀北京對港政策調整的國際關係框架
【明報專訊】「北京對港政策」是困難的研究題目，因為它會觸碰一些「敏感」概念，令西方學者不易接觸，也令內地學者難以描述，何况在個別情况下，這涉及比較政治、香港政治和國際關係的互動，超出了本土研究的範疇。北京近年以不同方式加強了對香港的實質關注，一般歸因於2003年的七一遊行，令董建華「足患」退場，但對另一個更重要的誘發事件，香港輿論則不大明瞭，這就是茉莉花革命前的「顏色革命」。
港人不關心顏色革命這類國際議題自屬常態，但我們若不明白「反顏色革命」的理論框架，就難以解釋若干本土爭議為何會刺激北京、難以理解何以孔慶東教授在內地個別群組極受歡迎，也會忽視一些重要事情正在身旁發生，例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罕有地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正式警告，在外交界，那是大事。筆者從不贊成動輒以「反顏色革命」框架閱讀香港內政，對以此作文革式的上綱上線相當反感，但港人也是時候對這框架稍作了解，就像那些不認同布殊的美國自由派，也必須明白新保守主義的教義，才能知己知彼。
學界綜合「顏色革命」的十點特徵
究竟什麼是「顏色革命」，不同立場、學派有完全迥異的看法。但通過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以及哈薩克、烏茲別克、白俄羅斯、阿塞拜疆、俄羅斯的「流產顏色革命」（先把其他案例剔除），我們還是可以綜合一個模式，對此可參考劍橋大學David Lane教授2009年在《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發表的〈"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或內地學者編著的《街頭政治與「顏色革命」》。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嘗試概括顏色革命促成政權更迭的特徵為十點：
（1）這些國家內部存在明顯矛盾，按關聯性量化研究，貧富差異愈大，愈易爆發衝突；
（2）顏色革命並非草根左翼革命，領袖都是社會精英，一般更是前政府高層，Lane稱為「革命政變」；
（3）顏色革命發生前，非政府組織（NGO）發展蓬勃，它們認同普世價值，個別接受西方基金會支持，以聯繫社會不同階層為目標；
（4）認同普世價值的媒體，成了反對派在革命前累積軟實力的關鍵；
（5）互聯網及新興媒體，能把個別事件推演為全國焦點；
（6）民主選舉是革命爆發的導火線，因為每逢選舉，均難免有不同程度的爭議，當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失去權威，爭議就容易被反對派動員；
（7）選舉被確認為不公，須經過選舉觀察員，或西方國家直接核實；
（8）民眾相信選舉不公，一般與民調結果和實質結果出現明顯落差有關（烏克蘭為典型）；
（9）群眾運動口號有直接民主、「大民主」等元素，作為推翻政府的理論基礎；
（10）革命強調非暴力，國家機器以擾亂秩序為由鎮壓，會立刻失去道德高地。
「由外到內再到外」：
北京對顏色革命的回應
以上模式觸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自此北京開始了連串以「反顏色革命」為目標的舉措，「不行西方模式」、「維穩」等成了指導思想，社科院更推出《顏色革命的警告》紀錄片，作為高級官員和公安的教材。就此筆者的台灣同僚、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者陳至潔的論文〈中國對顏色革命做出的反應：積極進行的調式性威權主義〉有詳細介紹，內裏也提及香港，值得一讀。
港人自然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一類指控難以接受，但對北京一些朋友而言，香港作為西方和中國角力的前緣陣地「鐵證如山」，當顏色革命出現，就以香港為假想對象。這不是說北京純粹為了香港而緊張，而是有關部門擔心若香港也不能防，內地民主化更要小心，再碰上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就成為驚弓之鳥。加上某種原因，對香港有實地了解、略懂國際局勢、也能向有關渠道提意見的人，大都習慣以「寧可信其有」的指導思想捕風捉影，致令一些本土爭議，容易被北京研判為「有出現顏色革命的可能」、「必須扼殺於萌芽狀態」。必須說明的是，這絕非北京閱讀香港的唯一框架，但因為「小心點總是好的」，北京對港政策還是出現了相應調整。筆者詳細閱讀了愛國媒體近年的所有相關評論，發現顏色革命的上述特徵不但被認為已逐一出現，甚至還已「被回應」了：
「顏色革命」在香港：
「被出現」與「被回應」
（1）顏色革命爆發在有深層次矛盾的社會，而香港的堅尼系數居於發達經濟體最前列，加上有了七一遊行的人數圖騰，成了「反顏色革命」框架被應用在香港的起點；
（2）顏色革命領袖為與外國友好的前朝精英，而一些港英高層成了被指有外國聯繫的反對派領袖，若干人物在論證外國聯繫時必然出場，特別是被指屬於英國相關部門的霍德；《維基解密》則意外成了愛國評論員最愛援引的權威，因為它「揭露」了美國要「重點保護」的香港政客和學者名單；
（3）顏色革命的理念由NGO弘揚，香港公民社會發達，接受國際基金會捐款的NGO不少，只要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其白手套（例如NDI）捐款，則會自動被懷疑為「革命團體」；
（4）顏色革命以普世價值為理念，經親西方媒體傳播，香港近年則要推廣國民教育，負責官員明言「沒有普世價值這回事」；去年區議會選舉前「報業大亨捐款門」曝光，則成了相關媒體與西方配合的證據；
（5）顏色革命有互聯網的功勞，烏茲別克等的反制經驗是高壓，俄羅斯的經驗則是以國家資源反動員；香港難以管制互聯網，但親北京陣營近年在互聯網的表現大大進步，帶民粹傾向的動員能力愈來愈強；
（6）顏色革命以選舉爭議發酵，去年區議會選舉的種票爭議，則是北京眼中的相應警號，因為北京把種票定性為不影響結果的個別事件，批評這也能主導輿論才屬上綱上線；
（7）顏色革命前的選舉不公得到國際社會核實；現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擔任美國駐吉爾吉斯大使時發生了「鬱金香革命」，當時他自然評論過當地選舉；去年他就香港區選、特首選舉等發表評論，「故態復萌」，遂被外交部警告；
（8）顏色革命前的選舉被民眾認為不公，因為有民調的落差，而香港的「大規模參與式民調」（例如「五區公投」，或鍾庭耀擬在特首選舉前一天進行的手機民調）被認為可能製造期望落差危機，因此要盡力減低其公信力和參與度；
（9）顏色革命繞過選舉機制、被「大民主」合理化，而香港提倡直接民主的學者（例如成名），成了愛國評論員筆下的眾矢之的（不支持五區公投的蔡子強被點名是唯一違反這框架的枝節，筆者相信他會在其他議題得到愛國媒體肯定，以免信息混淆）；
（10）非暴力是顏色革命獲道德高地的途徑，為免香港案件重演，「香港出現暴力政治」成了親建制媒體的定調，以備非常時期以非常手段處理「暴力」，能得輿論支持。
作為國際關係研究者，抽空而言，筆者不認為「反顏色革命」的框架毫無道理，因為中亞、東歐一些革命，確有可議之處；國家應捍衛利益這原則，亦無人反對。但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這個國際都會，「需要」時，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瓜田李下，假如這框架被無限上綱濫用，足以「所向無敵」，結果只會無故製造敵人，對國家利益帶來反效果。正因如此，我們了解這框架是需要的，起碼能明白誤會如何出現，讓雙方盡力避免其產生。否則讓文革的作風和語言壟斷相關話語權，對京港，都是雙輸。
港人不關心顏色革命這類國際議題自屬常態，但我們若不明白「反顏色革命」的理論框架，就難以解釋若干本土爭議為何會刺激北京、難以理解何以孔慶東教授在內地個別群組極受歡迎，也會忽視一些重要事情正在身旁發生，例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罕有地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正式警告，在外交界，那是大事。筆者從不贊成動輒以「反顏色革命」框架閱讀香港內政，對以此作文革式的上綱上線相當反感，但港人也是時候對這框架稍作了解，就像那些不認同布殊的美國自由派，也必須明白新保守主義的教義，才能知己知彼。
學界綜合「顏色革命」的十點特徵
究竟什麼是「顏色革命」，不同立場、學派有完全迥異的看法。但通過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以及哈薩克、烏茲別克、白俄羅斯、阿塞拜疆、俄羅斯的「流產顏色革命」（先把其他案例剔除），我們還是可以綜合一個模式，對此可參考劍橋大學David Lane教授2009年在《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發表的〈"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或內地學者編著的《街頭政治與「顏色革命」》。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嘗試概括顏色革命促成政權更迭的特徵為十點：
（1）這些國家內部存在明顯矛盾，按關聯性量化研究，貧富差異愈大，愈易爆發衝突；
（2）顏色革命並非草根左翼革命，領袖都是社會精英，一般更是前政府高層，Lane稱為「革命政變」；
（3）顏色革命發生前，非政府組織（NGO）發展蓬勃，它們認同普世價值，個別接受西方基金會支持，以聯繫社會不同階層為目標；
（4）認同普世價值的媒體，成了反對派在革命前累積軟實力的關鍵；
（5）互聯網及新興媒體，能把個別事件推演為全國焦點；
（6）民主選舉是革命爆發的導火線，因為每逢選舉，均難免有不同程度的爭議，當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失去權威，爭議就容易被反對派動員；
（7）選舉被確認為不公，須經過選舉觀察員，或西方國家直接核實；
（8）民眾相信選舉不公，一般與民調結果和實質結果出現明顯落差有關（烏克蘭為典型）；
（9）群眾運動口號有直接民主、「大民主」等元素，作為推翻政府的理論基礎；
（10）革命強調非暴力，國家機器以擾亂秩序為由鎮壓，會立刻失去道德高地。
「由外到內再到外」：
北京對顏色革命的回應
以上模式觸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自此北京開始了連串以「反顏色革命」為目標的舉措，「不行西方模式」、「維穩」等成了指導思想，社科院更推出《顏色革命的警告》紀錄片，作為高級官員和公安的教材。就此筆者的台灣同僚、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者陳至潔的論文〈中國對顏色革命做出的反應：積極進行的調式性威權主義〉有詳細介紹，內裏也提及香港，值得一讀。
港人自然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一類指控難以接受，但對北京一些朋友而言，香港作為西方和中國角力的前緣陣地「鐵證如山」，當顏色革命出現，就以香港為假想對象。這不是說北京純粹為了香港而緊張，而是有關部門擔心若香港也不能防，內地民主化更要小心，再碰上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就成為驚弓之鳥。加上某種原因，對香港有實地了解、略懂國際局勢、也能向有關渠道提意見的人，大都習慣以「寧可信其有」的指導思想捕風捉影，致令一些本土爭議，容易被北京研判為「有出現顏色革命的可能」、「必須扼殺於萌芽狀態」。必須說明的是，這絕非北京閱讀香港的唯一框架，但因為「小心點總是好的」，北京對港政策還是出現了相應調整。筆者詳細閱讀了愛國媒體近年的所有相關評論，發現顏色革命的上述特徵不但被認為已逐一出現，甚至還已「被回應」了：
「顏色革命」在香港：
「被出現」與「被回應」
（1）顏色革命爆發在有深層次矛盾的社會，而香港的堅尼系數居於發達經濟體最前列，加上有了七一遊行的人數圖騰，成了「反顏色革命」框架被應用在香港的起點；
（2）顏色革命領袖為與外國友好的前朝精英，而一些港英高層成了被指有外國聯繫的反對派領袖，若干人物在論證外國聯繫時必然出場，特別是被指屬於英國相關部門的霍德；《維基解密》則意外成了愛國評論員最愛援引的權威，因為它「揭露」了美國要「重點保護」的香港政客和學者名單；
（3）顏色革命的理念由NGO弘揚，香港公民社會發達，接受國際基金會捐款的NGO不少，只要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其白手套（例如NDI）捐款，則會自動被懷疑為「革命團體」；
（4）顏色革命以普世價值為理念，經親西方媒體傳播，香港近年則要推廣國民教育，負責官員明言「沒有普世價值這回事」；去年區議會選舉前「報業大亨捐款門」曝光，則成了相關媒體與西方配合的證據；
（5）顏色革命有互聯網的功勞，烏茲別克等的反制經驗是高壓，俄羅斯的經驗則是以國家資源反動員；香港難以管制互聯網，但親北京陣營近年在互聯網的表現大大進步，帶民粹傾向的動員能力愈來愈強；
（6）顏色革命以選舉爭議發酵，去年區議會選舉的種票爭議，則是北京眼中的相應警號，因為北京把種票定性為不影響結果的個別事件，批評這也能主導輿論才屬上綱上線；
（7）顏色革命前的選舉不公得到國際社會核實；現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擔任美國駐吉爾吉斯大使時發生了「鬱金香革命」，當時他自然評論過當地選舉；去年他就香港區選、特首選舉等發表評論，「故態復萌」，遂被外交部警告；
（8）顏色革命前的選舉被民眾認為不公，因為有民調的落差，而香港的「大規模參與式民調」（例如「五區公投」，或鍾庭耀擬在特首選舉前一天進行的手機民調）被認為可能製造期望落差危機，因此要盡力減低其公信力和參與度；
（9）顏色革命繞過選舉機制、被「大民主」合理化，而香港提倡直接民主的學者（例如成名），成了愛國評論員筆下的眾矢之的（不支持五區公投的蔡子強被點名是唯一違反這框架的枝節，筆者相信他會在其他議題得到愛國媒體肯定，以免信息混淆）；
（10）非暴力是顏色革命獲道德高地的途徑，為免香港案件重演，「香港出現暴力政治」成了親建制媒體的定調，以備非常時期以非常手段處理「暴力」，能得輿論支持。
作為國際關係研究者，抽空而言，筆者不認為「反顏色革命」的框架毫無道理，因為中亞、東歐一些革命，確有可議之處；國家應捍衛利益這原則，亦無人反對。但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這個國際都會，「需要」時，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瓜田李下，假如這框架被無限上綱濫用，足以「所向無敵」，結果只會無故製造敵人，對國家利益帶來反效果。正因如此，我們了解這框架是需要的，起碼能明白誤會如何出現，讓雙方盡力避免其產生。否則讓文革的作風和語言壟斷相關話語權，對京港，都是雙輸。
2012年2月3日星期五
加勒比海的香港－巴哈馬如何避免「美國遊客蝗蟲論」？
近日由內地自由行、「自駕行」遊客衍生的問題引起連串論爭，有學者認為自由行能促進內地與香港文化融合，有市民則認為不少內地遊客不尊重香港文化、破壞社會和諧。筆者一直認為這類問題不能抽空於政策層面討論，無論是單談感覺、還是單談理想，都容易失諸偏頗，就此我們可參考一些國際案例。
巴哈馬的遊客分流政策
在國際關係的某個層面，香港與加勒比海的巴哈馬、巴巴多斯、聖雲仙和格林納丁斯等「齊名」，因為香港和這些前英屬小島一樣，被視為避稅天堂。它們另一個共通點是本土經濟難以多元化，旅遊業變得十分重要，雖然遊客到香港大多為了購物、到加勒比海則是為了陽光與海灘，但他們都和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水平有明顯差異。以政策正視這差異並非歧視，反而是減少歧視的法門。
巴哈馬遊客的80％來自美國，他們在六十年代前是選擇古巴的，古巴爆發革命後，在佛羅里達對岸的巴哈馬就成了「替補」，旅遊業忽然興盛起來。雖然美國沒有「自由行」這名詞，但美國遊客對巴哈馬的部份心態，似乎和內地遊客到香港不遑多讓：為的是主要消費、享樂，而不是文化交流；在一些巴哈馬人眼中，他們破壞寧靜的生活，公民質素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以往只要是美加公民，到巴哈馬甚至無須護照；而美國在巴哈馬本土設有海關，遊客往往誤會它是美國特區。筆者年前曾到巴哈馬旅遊，住在著名的「天堂島」，島上的一切都是人工建築，幾乎一點巴哈馬本土特色也沒有，但單是島上那座童話故事式的阿特蘭提斯酒店，據說就佔巴哈馬GDP的一成，而旅遊業貢獻了巴哈馬GDP整整60％。當然，巴哈馬沒有美國新移民、雙非人等問題，但卻有極大量美國遊客湧入，那為甚麼巴哈馬人不視美國遊客為「蝗蟲」？
渡假區Vs「遊客面對面」計劃
首先，遊客到巴哈馬，一般都是住在於市區相隔的渡假村，例如到天堂島必須經過大橋，本地巴哈馬人除了在島上上班，幾乎從不踏足。一方面，他們不能負擔遊客的消費；另一方面，他們作為長期被殖民的人民，也不希望天天生活在遊客的陰影下。巴哈馬雖然有自己的貨幣，但在渡假村內，所有遊客都使用美元。
那不是說遊客必須隔離於本地社區：巴哈馬旅遊局批准了民間團體推出了一個「遊客面對面」計劃，讓本地人一對一地義務接待遊客，參觀「真正的巴哈馬」。遊客只要提前兩週報名，即可提出參觀任何感興趣的地方，例如教堂、學校、民居等，計劃本身不設收費，這才是真正的文化交流。事實上，大多數遊客只是來巴哈馬渡假，財大氣粗，是不會對民間活動有興趣的，只會安於趟在天堂島的粉紅色海灘，或在阿特蘭提斯酒店與海豚游泳。這樣一來，希望深度瞭解巴哈馬風土人情的遊客（不少是「回頭客」），就有了被分流招待的選擇；他們既為交流而來，一般不會做出不合體統的事，這對巴哈馬人來說，也易於接受。當然，上述分流依然不能避免衝突出現，近年巴哈馬針對遊客的罪案開始上升，一名香港移民也剛在當地被殺。但總體而言，巴哈馬社會依然和諧，遊客也各得其所。
馬爾代夫穆斯林與遊客隔離
另一個例子是港人熟悉的馬爾代夫，旅遊業約佔當地GDP的30％，但相信曾到那裏的香港遊客，絕大多數都沒有踏足渡假村外的民居。假如巴哈馬的遊客分流政策，是以經濟學原則配合旅遊政策的「半自然分流」，馬爾代夫政府採取的措施，就是強制分流：遊客區只能建於無人居住的島上，個別渡假村甚至不准本地人工作，遊客參觀本地生活，也需要獲得邀請，這是因為馬爾代夫希望保護本土的伊斯蘭文化，也擔心遊客帶來的貧富差異，會激化社會矛盾。上述禁令近年有放寬跡象，馬爾代夫總統表示新的渡假村會興建於有人居住的小島，「因為馬爾代夫穆斯林也要面對世界」；不過實際原因，似乎是要應付近年數目激增的內地遊客，以及在全球化時代，除了北韓，已沒有國家地區能強制分流。至於社會問題會否接踵而來，則有待觀察。事實上，馬爾代夫新一代的價值觀已受到明顯影響，筆者曾於其他文章有所介紹。
巴哈馬和馬爾代夫對遊客的分流政策，並非歧視，不會令巴哈馬反美，也不會令馬爾代夫排華，反而符合社會經濟學的成本效益；香港不能效法馬爾代夫，卻不妨參考巴哈馬的經驗。假如它們的商業區中心有一個渡假村，那才是製造矛盾的根源，那時候，無論學者提出甚麼平等、公義的理念，只要在生活層面不能落實，都難免成為空話，反而令百姓更加犬儒。
如何讓香港「遊客經濟體」、「公務經濟體」和「本地經濟體」分流？
香港的遊客來自內地也好、其他地方也好，只要他們希望瞭解香港文化、認識香港歷史、促進文化交流，香港人怎會不歡迎？他們對香港經濟的貢獻，怎會不被肯定？但假如他們的最大目的，就是購買價值十萬元的手袋一類絕大多數本地人不能負擔的消費品，而這消費行為，卻在本地人的核心經濟社會活動地區進行，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體系，有了無可避免的交集，就不可能不出現衝突。何況香港市中心的酒店是會議酒店，原來為了方便與香港政治經濟核心人物開會的遊客而設，他們能負擔的名店因而在附近出現，這是原來的因果；但對那些不是來公務、只是來購買極高檔商品的遊客來說，在熙來攘往的市中心購物反而多有不便，他們為了購物而住在市中心的酒店，卻是倒果為因。政府一天不正視這問題，是不可能讓平民百姓明白融合的崇高理念的。
巴哈馬是島國，領海不少，陸地卻不多，面積不過是香港的13倍；馬爾代夫也是島國，陸地面積更少，只有香港的1／4多一點。香港雖然面積細小，但也不是小得沒有辦法可想。例如在大嶼山興建一個名字帶有豪、富、傲、亨、天下、皇廷等關鍵字的「貴族城」，供航空到港遊客消費，在沙頭角再興建另一個供陸路到港遊客消費的「名牌城」，歡迎使用人民幣或美元，內設阿特蘭提斯那樣的六星級渡假式酒店，提供各種更「到位」的服務，這樣對專門到香港購物和享受的遊客、與及到市中心開會的遊客而言，都是更好的選擇。
對名牌商店和服務提供者而言，分流也方便他們建立一套度身訂做的經濟體系，服務可以更劃一，無須承受本地民意的壓力；而若能以較低租金吸引更多遊客，他們也不用天價租用鬧市商鋪。遊客自然歡迎到香港市內遊覽，但有了起碼的分流，遊客的消費習慣會開始改變，就像一般美國遊客不會長途跋涉到本地人的海灘，這也能調節了遊客到市區的期望，才能產生互相尊重的融合土壤。當然，其他由旅遊業產生的問題還有待解決，但起碼應該先讓購物客、公務客、本地人、服務提供者、政府的角色先清晰起來。這類規劃不可能像蘭桂坊那樣由民間策劃，唯一出現的可能性，只能是政府的責任。
巴哈馬的遊客分流政策
在國際關係的某個層面，香港與加勒比海的巴哈馬、巴巴多斯、聖雲仙和格林納丁斯等「齊名」，因為香港和這些前英屬小島一樣，被視為避稅天堂。它們另一個共通點是本土經濟難以多元化，旅遊業變得十分重要，雖然遊客到香港大多為了購物、到加勒比海則是為了陽光與海灘，但他們都和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水平有明顯差異。以政策正視這差異並非歧視，反而是減少歧視的法門。
巴哈馬遊客的80％來自美國，他們在六十年代前是選擇古巴的，古巴爆發革命後，在佛羅里達對岸的巴哈馬就成了「替補」，旅遊業忽然興盛起來。雖然美國沒有「自由行」這名詞，但美國遊客對巴哈馬的部份心態，似乎和內地遊客到香港不遑多讓：為的是主要消費、享樂，而不是文化交流；在一些巴哈馬人眼中，他們破壞寧靜的生活，公民質素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以往只要是美加公民，到巴哈馬甚至無須護照；而美國在巴哈馬本土設有海關，遊客往往誤會它是美國特區。筆者年前曾到巴哈馬旅遊，住在著名的「天堂島」，島上的一切都是人工建築，幾乎一點巴哈馬本土特色也沒有，但單是島上那座童話故事式的阿特蘭提斯酒店，據說就佔巴哈馬GDP的一成，而旅遊業貢獻了巴哈馬GDP整整60％。當然，巴哈馬沒有美國新移民、雙非人等問題，但卻有極大量美國遊客湧入，那為甚麼巴哈馬人不視美國遊客為「蝗蟲」？
渡假區Vs「遊客面對面」計劃
首先，遊客到巴哈馬，一般都是住在於市區相隔的渡假村，例如到天堂島必須經過大橋，本地巴哈馬人除了在島上上班，幾乎從不踏足。一方面，他們不能負擔遊客的消費；另一方面，他們作為長期被殖民的人民，也不希望天天生活在遊客的陰影下。巴哈馬雖然有自己的貨幣，但在渡假村內，所有遊客都使用美元。
那不是說遊客必須隔離於本地社區：巴哈馬旅遊局批准了民間團體推出了一個「遊客面對面」計劃，讓本地人一對一地義務接待遊客，參觀「真正的巴哈馬」。遊客只要提前兩週報名，即可提出參觀任何感興趣的地方，例如教堂、學校、民居等，計劃本身不設收費，這才是真正的文化交流。事實上，大多數遊客只是來巴哈馬渡假，財大氣粗，是不會對民間活動有興趣的，只會安於趟在天堂島的粉紅色海灘，或在阿特蘭提斯酒店與海豚游泳。這樣一來，希望深度瞭解巴哈馬風土人情的遊客（不少是「回頭客」），就有了被分流招待的選擇；他們既為交流而來，一般不會做出不合體統的事，這對巴哈馬人來說，也易於接受。當然，上述分流依然不能避免衝突出現，近年巴哈馬針對遊客的罪案開始上升，一名香港移民也剛在當地被殺。但總體而言，巴哈馬社會依然和諧，遊客也各得其所。
馬爾代夫穆斯林與遊客隔離
另一個例子是港人熟悉的馬爾代夫，旅遊業約佔當地GDP的30％，但相信曾到那裏的香港遊客，絕大多數都沒有踏足渡假村外的民居。假如巴哈馬的遊客分流政策，是以經濟學原則配合旅遊政策的「半自然分流」，馬爾代夫政府採取的措施，就是強制分流：遊客區只能建於無人居住的島上，個別渡假村甚至不准本地人工作，遊客參觀本地生活，也需要獲得邀請，這是因為馬爾代夫希望保護本土的伊斯蘭文化，也擔心遊客帶來的貧富差異，會激化社會矛盾。上述禁令近年有放寬跡象，馬爾代夫總統表示新的渡假村會興建於有人居住的小島，「因為馬爾代夫穆斯林也要面對世界」；不過實際原因，似乎是要應付近年數目激增的內地遊客，以及在全球化時代，除了北韓，已沒有國家地區能強制分流。至於社會問題會否接踵而來，則有待觀察。事實上，馬爾代夫新一代的價值觀已受到明顯影響，筆者曾於其他文章有所介紹。
巴哈馬和馬爾代夫對遊客的分流政策，並非歧視，不會令巴哈馬反美，也不會令馬爾代夫排華，反而符合社會經濟學的成本效益；香港不能效法馬爾代夫，卻不妨參考巴哈馬的經驗。假如它們的商業區中心有一個渡假村，那才是製造矛盾的根源，那時候，無論學者提出甚麼平等、公義的理念，只要在生活層面不能落實，都難免成為空話，反而令百姓更加犬儒。
如何讓香港「遊客經濟體」、「公務經濟體」和「本地經濟體」分流？
香港的遊客來自內地也好、其他地方也好，只要他們希望瞭解香港文化、認識香港歷史、促進文化交流，香港人怎會不歡迎？他們對香港經濟的貢獻，怎會不被肯定？但假如他們的最大目的，就是購買價值十萬元的手袋一類絕大多數本地人不能負擔的消費品，而這消費行為，卻在本地人的核心經濟社會活動地區進行，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體系，有了無可避免的交集，就不可能不出現衝突。何況香港市中心的酒店是會議酒店，原來為了方便與香港政治經濟核心人物開會的遊客而設，他們能負擔的名店因而在附近出現，這是原來的因果；但對那些不是來公務、只是來購買極高檔商品的遊客來說，在熙來攘往的市中心購物反而多有不便，他們為了購物而住在市中心的酒店，卻是倒果為因。政府一天不正視這問題，是不可能讓平民百姓明白融合的崇高理念的。
巴哈馬是島國，領海不少，陸地卻不多，面積不過是香港的13倍；馬爾代夫也是島國，陸地面積更少，只有香港的1／4多一點。香港雖然面積細小，但也不是小得沒有辦法可想。例如在大嶼山興建一個名字帶有豪、富、傲、亨、天下、皇廷等關鍵字的「貴族城」，供航空到港遊客消費，在沙頭角再興建另一個供陸路到港遊客消費的「名牌城」，歡迎使用人民幣或美元，內設阿特蘭提斯那樣的六星級渡假式酒店，提供各種更「到位」的服務，這樣對專門到香港購物和享受的遊客、與及到市中心開會的遊客而言，都是更好的選擇。
對名牌商店和服務提供者而言，分流也方便他們建立一套度身訂做的經濟體系，服務可以更劃一，無須承受本地民意的壓力；而若能以較低租金吸引更多遊客，他們也不用天價租用鬧市商鋪。遊客自然歡迎到香港市內遊覽，但有了起碼的分流，遊客的消費習慣會開始改變，就像一般美國遊客不會長途跋涉到本地人的海灘，這也能調節了遊客到市區的期望，才能產生互相尊重的融合土壤。當然，其他由旅遊業產生的問題還有待解決，但起碼應該先讓購物客、公務客、本地人、服務提供者、政府的角色先清晰起來。這類規劃不可能像蘭桂坊那樣由民間策劃，唯一出現的可能性，只能是政府的責任。
2012年2月1日星期三
華工被綁的背後－中國捲入南北蘇丹冷戰
29名中國工人在蘇丹被綁架，容易令人聯想到近年華人在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等非洲國家被綁的風潮，這與中國在非洲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自然息息相關。但這次的蘇丹綁架案卻有更為複雜的背景，因為它是在南蘇丹獨立後的「南北蘇丹冷戰」格局中發生的，內裡中國的角色頗堪玩味。
南科爾多凡：南蘇丹獨立還有伏筆
綁架發生的地點在北蘇丹最南端的省份南科爾多凡（South Kordofan），接壤的就是新獨立的南蘇丹。在南蘇丹獨立談判期間，兩國的國界基本上是以蘇丹1956年獨立前的南北分界為基礎，但有不少邊境地方尚未有明顯歸屬，其中就包括了南科爾多凡。根據2005年簽訂的南北和平協議，北蘇丹雖然保住了南端的南科爾多凡、藍尼羅河等地區，但它們都要進行所謂「群眾諮詢」（popular consultation），來決定繼續留在北方、還是加入南方，儘管甚麼是「群眾諮詢」，毫無定義；南科爾多凡的特區阿卜伊耶（Abyei），更明確說明要舉行公投。目前的南科爾多凡省長Ahmed Haroun因為在達爾富爾人道危機的爭議角色，已被國際法庭列為戰犯，他在2009年被北蘇丹政府委任管理南科爾多凡，並在2011年通過直選連任，但南蘇丹一方指選舉舞弊，一直不予承認。南蘇丹獨立後，這些諮詢、公投，都被這位省長擱置。
對北蘇丹而言，南科爾多凡極其重要，因為這個原來盛產石油的國家，在南蘇丹獨立後，已失去75％的石油，剩下唯一的產油省份就是南科爾多凡，自然會進一切努力，將其鞏固在北蘇丹境內。但對南蘇丹而言，南科爾多凡早已由南蘇丹人主導，「解放」南科爾多凡是未完的獨立使命。南蘇丹獨立後，原來反抗北蘇丹的游擊隊「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已變成執政黨，但它還有一個由北方人民組成的支部留在北蘇丹，就是「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勢力範圍正是南科爾多凡；這次綁架華工，就是北方局下的手。表面上，南蘇丹已和這支北蘇丹境內的游擊隊劃清界線，但誰也知道，這不是事實。
南北蘇丹都向中國施壓
眾所週知的是，中國原來是北蘇丹的堅定支持者，與南蘇丹的關係只是在其獨立前夕才開拓。雖然南蘇丹人對中國昔日支持北蘇丹鎮壓同胞感到不滿，但也明白作為98％收入依靠石油的窮國，不可能開罪中國，於是在獨立後，立刻和中國簽訂連串石油協議，令北京放下了心。與此同時，北京繼續深化和北蘇丹的傳統友誼，承諾在南蘇丹獨立後，協助加速建設南科爾多凡這個碩果僅存的北部產油區，這批被綁的華工，就是承擔上述使命而來。雖然綁架華工的那個「北方局」聲稱不是針對華人，也聲稱和南蘇丹政府沒有關係，但兩者對北京的不滿，還是頗為明顯的：
首先，南北蘇丹分治實際上是國際壓力的結果，北蘇丹只是勉強接受，雙方關係並不和睦，處於冷戰當中。中國這時大舉進入身份未完全明確的南科爾多凡，在南蘇丹眼中，無異明確支持北蘇丹長期佔有該地，這對南蘇丹而言，已不好受。目前南北蘇丹又因為石油收入分配不均，爆發連串衝突：由於南蘇丹的石油必須通過北蘇丹的運輸設備送到海外，北蘇丹開天殺價，要求每桶石油收取驚人的36美元「過境費」；南蘇丹落地還錢，只願繳交每桶不到一美元。雙方談來談去談不攏，北蘇丹乾脆扣下南蘇丹的石油還債，南蘇丹又乾脆宣佈達成協議前停產石油。北蘇丹多次要求盟友北京協助向南蘇丹施壓，而南蘇丹停產石油影響最大的國家正是中國，可見南蘇丹的反應，不單是為了和北方抗衡，也有向中國揚威的意味。
中國要解決一次人質事件不難，但如何在南北蘇丹雙方爭議中保持平衡，卻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南科爾多凡一旦爆發全面戰爭，中國應如何自處，更是嚴峻的考驗：當年假如中國及早與南蘇丹叛軍建立關係，甚至為南方建設不通往北方的基建，今天的外交彈性會大得多。目前的境況，卻容易兩面不討好。
南科爾多凡：南蘇丹獨立還有伏筆
綁架發生的地點在北蘇丹最南端的省份南科爾多凡（South Kordofan），接壤的就是新獨立的南蘇丹。在南蘇丹獨立談判期間，兩國的國界基本上是以蘇丹1956年獨立前的南北分界為基礎，但有不少邊境地方尚未有明顯歸屬，其中就包括了南科爾多凡。根據2005年簽訂的南北和平協議，北蘇丹雖然保住了南端的南科爾多凡、藍尼羅河等地區，但它們都要進行所謂「群眾諮詢」（popular consultation），來決定繼續留在北方、還是加入南方，儘管甚麼是「群眾諮詢」，毫無定義；南科爾多凡的特區阿卜伊耶（Abyei），更明確說明要舉行公投。目前的南科爾多凡省長Ahmed Haroun因為在達爾富爾人道危機的爭議角色，已被國際法庭列為戰犯，他在2009年被北蘇丹政府委任管理南科爾多凡，並在2011年通過直選連任，但南蘇丹一方指選舉舞弊，一直不予承認。南蘇丹獨立後，這些諮詢、公投，都被這位省長擱置。
對北蘇丹而言，南科爾多凡極其重要，因為這個原來盛產石油的國家，在南蘇丹獨立後，已失去75％的石油，剩下唯一的產油省份就是南科爾多凡，自然會進一切努力，將其鞏固在北蘇丹境內。但對南蘇丹而言，南科爾多凡早已由南蘇丹人主導，「解放」南科爾多凡是未完的獨立使命。南蘇丹獨立後，原來反抗北蘇丹的游擊隊「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已變成執政黨，但它還有一個由北方人民組成的支部留在北蘇丹，就是「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勢力範圍正是南科爾多凡；這次綁架華工，就是北方局下的手。表面上，南蘇丹已和這支北蘇丹境內的游擊隊劃清界線，但誰也知道，這不是事實。
南北蘇丹都向中國施壓
眾所週知的是，中國原來是北蘇丹的堅定支持者，與南蘇丹的關係只是在其獨立前夕才開拓。雖然南蘇丹人對中國昔日支持北蘇丹鎮壓同胞感到不滿，但也明白作為98％收入依靠石油的窮國，不可能開罪中國，於是在獨立後，立刻和中國簽訂連串石油協議，令北京放下了心。與此同時，北京繼續深化和北蘇丹的傳統友誼，承諾在南蘇丹獨立後，協助加速建設南科爾多凡這個碩果僅存的北部產油區，這批被綁的華工，就是承擔上述使命而來。雖然綁架華工的那個「北方局」聲稱不是針對華人，也聲稱和南蘇丹政府沒有關係，但兩者對北京的不滿，還是頗為明顯的：
首先，南北蘇丹分治實際上是國際壓力的結果，北蘇丹只是勉強接受，雙方關係並不和睦，處於冷戰當中。中國這時大舉進入身份未完全明確的南科爾多凡，在南蘇丹眼中，無異明確支持北蘇丹長期佔有該地，這對南蘇丹而言，已不好受。目前南北蘇丹又因為石油收入分配不均，爆發連串衝突：由於南蘇丹的石油必須通過北蘇丹的運輸設備送到海外，北蘇丹開天殺價，要求每桶石油收取驚人的36美元「過境費」；南蘇丹落地還錢，只願繳交每桶不到一美元。雙方談來談去談不攏，北蘇丹乾脆扣下南蘇丹的石油還債，南蘇丹又乾脆宣佈達成協議前停產石油。北蘇丹多次要求盟友北京協助向南蘇丹施壓，而南蘇丹停產石油影響最大的國家正是中國，可見南蘇丹的反應，不單是為了和北方抗衡，也有向中國揚威的意味。
中國要解決一次人質事件不難，但如何在南北蘇丹雙方爭議中保持平衡，卻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南科爾多凡一旦爆發全面戰爭，中國應如何自處，更是嚴峻的考驗：當年假如中國及早與南蘇丹叛軍建立關係，甚至為南方建設不通往北方的基建，今天的外交彈性會大得多。目前的境況，卻容易兩面不討好。
2012年1月30日星期一
柬大審訊：死者的最後公道
【咫尺地球】筆者近日從柬埔寨回港，對當地的赤柬世紀審訊十分關注。談起赤柬，上一代人會記得他們執政期間帶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估計全國約1/5 人口（200 萬人）不自然死亡；即使是最保守估計也不少於100 萬。諷刺的是，雖然赤柬倒台逾30 年，屠殺至今難問責，當事人都把責任推向已死領袖波爾布特，直到近年，聯合國特別法庭才正式起訴5 人。
這5 人曾幾何時都是風雲人物，包括赤柬第2 號人物農謝、前國家主席喬森潘、前外交部長英薩利、英薩利的妻子前社會部長英蒂麗（波爾布特太太的妹妹），以及臭名昭著的S-21 集中營監獄長康克由，其中康克由已在2010 年被判刑35 年，但他堅持只是執行命令，一直要上訴。
剩下的4 名被告都垂垂老矣，最年輕的英蒂麗也有79 歲，對個人生活而言，無論判什麼刑罰都分別不大，但面對歷史，審判卻有重大象徵意義。雖然大多數學者相信整個赤柬領導層都要為屠殺負責，但這次審訊卻注定難以確認這點，甚至可能變成赤柬爭取同情的平台，因無論是談及最微小的細節，還是最宏觀的大局，深究這四大赤柬領袖的責任，都容易失控：
赤柬或藉審訊博同情
1. 四人當中， 曾被判缺席死刑、在不少回憶錄被評為邪惡的英薩利，道德水平似乎最低，但他呼冤的理據最充分，因他是赤柬殘餘部隊在90 年代瓦解的最大功臣。當時柬埔寨領袖洪森與英薩利達成協議，英薩利率領赤柬最精銳部隊投降，換取國王西哈努克特赦，政府更委任英薩利部下繼續管理赤柬從前控制的地區，英薩利這個昔日最極端的共產主義者，因而得以經營寶石貿易致富。現在他被起訴，自然覺得被過橋抽板，洪森也十分尷尬，畢竟當時他說英薩利讓國家終結戰爭，立下大功，從前一切都可抵消。英薩利自然想，要是會秋後算帳，日後還有誰願意投誠？他的老部下也為他不忿。
2. 喬森潘在數年前已寫下回憶錄公開自辯，在國際社會獲得的同情相對較多。這因他把自己定位為赤柬同路人、而不是核心，事實上，他是西哈努克時代的一名部長，自言只是被波爾布特拿來當裝飾，因出身問題，從不被充分信任。他的支持者振振有詞稱要是擔任赤柬虛銜的文人也被判刑，那麼邱吉爾、基辛格等捲入不少人道災難，也應一早受審。由於喬森潘負責赤柬對外形象，被國際社會視為溫和派，也不像英薩利那樣識時務，現在一貧如洗，令一些人認為這名一派學者風範的老人不應被犧牲。
3. 英蒂麗以患上腦退化症（老人癡呆症）為由，獲准毋須上庭。以她當時的個人身分，其實並未躋身赤柬最核心，有婦女組織認為她被審只是作為丈夫和波爾布特的「替補機制」，並不公允；不少前赤柬軍官直接殺人，更應被審，不過他們目前在政府效力罷了。必須一提的是，赤柬雖極度仇視知識分子，但領導核心的教育水平卻極高，平均遠高於革命時期的中共、越共、馬共等，不少都是留學法國的精英。
英蒂麗是第一位持有英國文學學位的柬埔寨婦女，畢業於法國名牌索邦大學，回國後任教授，英薩利是她在法國的同窗；剛提及的喬森潘更是巴黎大學經濟學博士，回國後任教授；波爾布特本人也是法國留學生，幾乎死在他手上的西哈努克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殺人狂魔有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魅力。這批人的知識分子味，到了受審時又忽然重新顯現出來，加上赤柬執政時間短，沒太多文獻留檔，令這些熟悉西方遊戲規則的精英容易應付。
4. 農謝在現存赤柬「四人幫」中資歷最深，波爾布特的領袖位置還是他讓出來的，原來按排順，他應在60 年代繼位當領袖。他最着重從大歷史角度為赤柬辯護，堅持赤柬是「愛國運動」，認為大屠殺的宏觀背景並非赤柬的極端政策，而是美國擴大越南戰爭、空襲柬埔寨，並策劃政變，令柬埔寨農村人口被迫逃往城市，造成種種經濟問題，才不得不以非常手段解決之。
這說法邏輯自有問題，但美國須對柬埔寨戰爭負責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也有人擔心要是逼得這些元老太緊，力主空襲柬埔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基辛格也會被牽連。其實西方學界一直有左翼學者以類似觀點為赤柬辯護，包括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杭斯基，直到大屠殺被揭發，才逐漸沒有人敢高調為赤柬說話。
民眾冷淡歷史隨錢流逝
5. 最重要的還是現任柬埔寨首相洪森一直對審訊並不熱中。他源出赤柬，因逃避整肅投奔越南，後來被扶植為領袖，而他這支軍隊在早期犯下的人道問題也不少。洪森一方面擔心被翻舊帳，另一方面也擔心他的起家過程有新問題，因而對審判得過且過，理據大家很熟悉，就是柬埔寨要努力發展經濟，不要再浪費時間內耗云云。加上他在90 年代收編了不少赤柬殘餘勢力，以擴充自己的部隊，也令他自覺有責任保護他們。柬埔寨人普遍相信，洪森最希望這些赤柬高層自然老死，讓歷史問題自然解決。
面對這樣的景况，柬埔寨人民沒顯示太強烈的情緒，似乎赤柬的歷史已被全面消化，今天看見的痕迹，就是種種與赤柬有關的書籍在大街無處不在。金邊最重要的旅遊景點就是S-21 集中營和執行死刑的萬人塚，後者更交由日本公司經營， 「發展旅遊商機」，園地有迪士尼樂園式的地圖導賞，壓場亮點是死難者的骷髏頭紀念塔，無論當局怎麼說「保留歷史」，也難免予人消費悲劇的感覺。這不禁教人想起斯大林的名言， 「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是數字」，殺一、二百萬人的始作俑者難辦，殺一個人的兇手才好辦。
這5 人曾幾何時都是風雲人物，包括赤柬第2 號人物農謝、前國家主席喬森潘、前外交部長英薩利、英薩利的妻子前社會部長英蒂麗（波爾布特太太的妹妹），以及臭名昭著的S-21 集中營監獄長康克由，其中康克由已在2010 年被判刑35 年，但他堅持只是執行命令，一直要上訴。
剩下的4 名被告都垂垂老矣，最年輕的英蒂麗也有79 歲，對個人生活而言，無論判什麼刑罰都分別不大，但面對歷史，審判卻有重大象徵意義。雖然大多數學者相信整個赤柬領導層都要為屠殺負責，但這次審訊卻注定難以確認這點，甚至可能變成赤柬爭取同情的平台，因無論是談及最微小的細節，還是最宏觀的大局，深究這四大赤柬領袖的責任，都容易失控：
赤柬或藉審訊博同情
1. 四人當中， 曾被判缺席死刑、在不少回憶錄被評為邪惡的英薩利，道德水平似乎最低，但他呼冤的理據最充分，因他是赤柬殘餘部隊在90 年代瓦解的最大功臣。當時柬埔寨領袖洪森與英薩利達成協議，英薩利率領赤柬最精銳部隊投降，換取國王西哈努克特赦，政府更委任英薩利部下繼續管理赤柬從前控制的地區，英薩利這個昔日最極端的共產主義者，因而得以經營寶石貿易致富。現在他被起訴，自然覺得被過橋抽板，洪森也十分尷尬，畢竟當時他說英薩利讓國家終結戰爭，立下大功，從前一切都可抵消。英薩利自然想，要是會秋後算帳，日後還有誰願意投誠？他的老部下也為他不忿。
2. 喬森潘在數年前已寫下回憶錄公開自辯，在國際社會獲得的同情相對較多。這因他把自己定位為赤柬同路人、而不是核心，事實上，他是西哈努克時代的一名部長，自言只是被波爾布特拿來當裝飾，因出身問題，從不被充分信任。他的支持者振振有詞稱要是擔任赤柬虛銜的文人也被判刑，那麼邱吉爾、基辛格等捲入不少人道災難，也應一早受審。由於喬森潘負責赤柬對外形象，被國際社會視為溫和派，也不像英薩利那樣識時務，現在一貧如洗，令一些人認為這名一派學者風範的老人不應被犧牲。
3. 英蒂麗以患上腦退化症（老人癡呆症）為由，獲准毋須上庭。以她當時的個人身分，其實並未躋身赤柬最核心，有婦女組織認為她被審只是作為丈夫和波爾布特的「替補機制」，並不公允；不少前赤柬軍官直接殺人，更應被審，不過他們目前在政府效力罷了。必須一提的是，赤柬雖極度仇視知識分子，但領導核心的教育水平卻極高，平均遠高於革命時期的中共、越共、馬共等，不少都是留學法國的精英。
英蒂麗是第一位持有英國文學學位的柬埔寨婦女，畢業於法國名牌索邦大學，回國後任教授，英薩利是她在法國的同窗；剛提及的喬森潘更是巴黎大學經濟學博士，回國後任教授；波爾布特本人也是法國留學生，幾乎死在他手上的西哈努克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殺人狂魔有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魅力。這批人的知識分子味，到了受審時又忽然重新顯現出來，加上赤柬執政時間短，沒太多文獻留檔，令這些熟悉西方遊戲規則的精英容易應付。
4. 農謝在現存赤柬「四人幫」中資歷最深，波爾布特的領袖位置還是他讓出來的，原來按排順，他應在60 年代繼位當領袖。他最着重從大歷史角度為赤柬辯護，堅持赤柬是「愛國運動」，認為大屠殺的宏觀背景並非赤柬的極端政策，而是美國擴大越南戰爭、空襲柬埔寨，並策劃政變，令柬埔寨農村人口被迫逃往城市，造成種種經濟問題，才不得不以非常手段解決之。
這說法邏輯自有問題，但美國須對柬埔寨戰爭負責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也有人擔心要是逼得這些元老太緊，力主空襲柬埔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基辛格也會被牽連。其實西方學界一直有左翼學者以類似觀點為赤柬辯護，包括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杭斯基，直到大屠殺被揭發，才逐漸沒有人敢高調為赤柬說話。
民眾冷淡歷史隨錢流逝
5. 最重要的還是現任柬埔寨首相洪森一直對審訊並不熱中。他源出赤柬，因逃避整肅投奔越南，後來被扶植為領袖，而他這支軍隊在早期犯下的人道問題也不少。洪森一方面擔心被翻舊帳，另一方面也擔心他的起家過程有新問題，因而對審判得過且過，理據大家很熟悉，就是柬埔寨要努力發展經濟，不要再浪費時間內耗云云。加上他在90 年代收編了不少赤柬殘餘勢力，以擴充自己的部隊，也令他自覺有責任保護他們。柬埔寨人普遍相信，洪森最希望這些赤柬高層自然老死，讓歷史問題自然解決。
面對這樣的景况，柬埔寨人民沒顯示太強烈的情緒，似乎赤柬的歷史已被全面消化，今天看見的痕迹，就是種種與赤柬有關的書籍在大街無處不在。金邊最重要的旅遊景點就是S-21 集中營和執行死刑的萬人塚，後者更交由日本公司經營， 「發展旅遊商機」，園地有迪士尼樂園式的地圖導賞，壓場亮點是死難者的骷髏頭紀念塔，無論當局怎麼說「保留歷史」，也難免予人消費悲劇的感覺。這不禁教人想起斯大林的名言， 「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是數字」，殺一、二百萬人的始作俑者難辦，殺一個人的兇手才好辦。
2012年1月29日星期日
伊朗還有多少朋友？
【咫尺地球】美國對伊朗施加的壓力愈來愈大，除了要求世界各國對伊朗石油實施禁運，還聯同英法艦隊在霍爾木茲海峽「巡邏」，國內鷹派對這形勢頗為興奮，彷彿解決伊朗「問題」的時機快將到來。但即使不談國際道德，單談實力，究竟伊朗是否真的眾叛親離？
假如伊朗被攻擊，首先被聯成一線的，自然是敘利亞。在過去三十年，敘利亞是與伊朗關係最好的中東國家，一來阿薩德家族信奉什葉派的支派阿拉維派，已是意識形態最接近伊朗的政權；二來兩國有伊拉克、以色列等共同敵人，在黎巴嫩戰爭緊密合作，內地國際關係學者孫德剛稱之為「準同盟關係」。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剛接獲阿拉伯聯盟要求下台的最後通牒，假如伊朗戰爭這時候爆發，而巴沙爾仍能掌權，兩大亂局就可能掛鈎。敘利亞一直有計劃在最後關頭，攻擊被以色列佔領的戈蘭高地，雖然沒有勝望，但足以對以色列造成恐慌。因此在敘利亞問題解決前，美國出兵伊朗有大量包袱。
與敘利亞「準同盟關係」成美包袱
而伊朗支持的兩大激進組織：巴勒斯坦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都是西方擔心會聲援伊朗的重要盟友，而真主黨曾警告要是敘利亞、伊朗任何一國遇襲，都會發動報復。這樣一來，敘利亞撤軍後尚未建立強大中央政府的黎巴嫩，以及和平進程近年毫無進展的以巴衝突，都可能被捲入爭端。美國出兵前，也必須加以維穩，特別是哈馬斯的根據地加沙鄰近埃及，而哈馬斯的母體穆斯林兄弟會剛在變天後的埃及國會選舉大勝，華府不可能不投鼠忌器。
真主黨揚言報復出兵前須維穩
再者小布殊發動反恐戰爭後，在阿富汗、伊拉克建立的新政權脆弱不堪，伊朗卻對兩國建立了愈來愈大的影響力。伊拉克以什葉派為多數派，什葉派領袖都和伊朗關係密切，要是伊朗戰爭被上升為什葉派戰爭，剛稍為緩和的伊拉克局勢，可能重新被激化。
至於阿塔利班從前雖然是伊朗的敵人，但自從倒台後，卻有西方情報指兩者已建立合作關係；即便是親美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也說要和伊朗進一步合作。伊朗一旦被攻擊，可能主動將戰爭擴大到阿富汗，讓美國多面作戰，因此美國近月已發出不少與塔利班和解的姿態，副總統拜登甚至說「從未認為塔利班是美國敵人」，可見世上確實沒有永恆的敵人。
尚有同情者金磚國或乘機進佔
假如美國不出兵，只是靠國際社會合作經濟圍堵，則歐盟各國當中，除了英法，其他都不會積極，那些債務纏身的南歐國家更會逐漸反彈。中俄乃至整個「金磚五國」體系雖然不希望伊朗擁有核武，但也希望保障伊朗合法貿易的權利，反而可能在宣示一些政策原則後，交由民企乘機大舉進佔伊朗市場。美國要強逼急需能源的中國制裁伊朗，唯一可能性是有明確共識，讓中國佔有「新伊朗」一定石油資源、或安排沙特完全取代伊朗對中國能源的角色，而這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中國分散投資的原則。
邏輯上，伊朗戰爭爆發的最大可能，是伊朗外交政策出現嚴重誤判，製造足以被天下譴責的把柄，例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正式製造核彈、又或出兵鄰國，否則以目前狀態，它的盟友和同情者尚有不少，開戰的不可測性太大。對奧巴馬目前的選情而言，若單是為了選舉，並沒有動機要製造這種不可測性，假如台上是共和黨的小布殊，又當別論。
假如伊朗被攻擊，首先被聯成一線的，自然是敘利亞。在過去三十年，敘利亞是與伊朗關係最好的中東國家，一來阿薩德家族信奉什葉派的支派阿拉維派，已是意識形態最接近伊朗的政權；二來兩國有伊拉克、以色列等共同敵人，在黎巴嫩戰爭緊密合作，內地國際關係學者孫德剛稱之為「準同盟關係」。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剛接獲阿拉伯聯盟要求下台的最後通牒，假如伊朗戰爭這時候爆發，而巴沙爾仍能掌權，兩大亂局就可能掛鈎。敘利亞一直有計劃在最後關頭，攻擊被以色列佔領的戈蘭高地，雖然沒有勝望，但足以對以色列造成恐慌。因此在敘利亞問題解決前，美國出兵伊朗有大量包袱。
與敘利亞「準同盟關係」成美包袱
而伊朗支持的兩大激進組織：巴勒斯坦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都是西方擔心會聲援伊朗的重要盟友，而真主黨曾警告要是敘利亞、伊朗任何一國遇襲，都會發動報復。這樣一來，敘利亞撤軍後尚未建立強大中央政府的黎巴嫩，以及和平進程近年毫無進展的以巴衝突，都可能被捲入爭端。美國出兵前，也必須加以維穩，特別是哈馬斯的根據地加沙鄰近埃及，而哈馬斯的母體穆斯林兄弟會剛在變天後的埃及國會選舉大勝，華府不可能不投鼠忌器。
真主黨揚言報復出兵前須維穩
再者小布殊發動反恐戰爭後，在阿富汗、伊拉克建立的新政權脆弱不堪，伊朗卻對兩國建立了愈來愈大的影響力。伊拉克以什葉派為多數派，什葉派領袖都和伊朗關係密切，要是伊朗戰爭被上升為什葉派戰爭，剛稍為緩和的伊拉克局勢，可能重新被激化。
至於阿塔利班從前雖然是伊朗的敵人，但自從倒台後，卻有西方情報指兩者已建立合作關係；即便是親美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也說要和伊朗進一步合作。伊朗一旦被攻擊，可能主動將戰爭擴大到阿富汗，讓美國多面作戰，因此美國近月已發出不少與塔利班和解的姿態，副總統拜登甚至說「從未認為塔利班是美國敵人」，可見世上確實沒有永恆的敵人。
尚有同情者金磚國或乘機進佔
假如美國不出兵，只是靠國際社會合作經濟圍堵，則歐盟各國當中，除了英法，其他都不會積極，那些債務纏身的南歐國家更會逐漸反彈。中俄乃至整個「金磚五國」體系雖然不希望伊朗擁有核武，但也希望保障伊朗合法貿易的權利，反而可能在宣示一些政策原則後，交由民企乘機大舉進佔伊朗市場。美國要強逼急需能源的中國制裁伊朗，唯一可能性是有明確共識，讓中國佔有「新伊朗」一定石油資源、或安排沙特完全取代伊朗對中國能源的角色，而這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中國分散投資的原則。
邏輯上，伊朗戰爭爆發的最大可能，是伊朗外交政策出現嚴重誤判，製造足以被天下譴責的把柄，例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正式製造核彈、又或出兵鄰國，否則以目前狀態，它的盟友和同情者尚有不少，開戰的不可測性太大。對奧巴馬目前的選情而言，若單是為了選舉，並沒有動機要製造這種不可測性，假如台上是共和黨的小布殊，又當別論。
2012年1月15日星期日
訪狼之前﹕他朝君體也相同——並覆《致兔書》
刊登《訪豬書》後原應刊登《訪狼書》，但本周狼事忙，訪問順延下周。
日前喜悉《信報》博客石峻兄對在下撰寫《致兔書》予以指正，內容多涉及候選人與核心價值的關係，值得再談。
這裏把石兄的批評歸納為十點，以略作回應。
（一）石兄斷言在下挺豬，批評在下隱藏立場，「字裏行間露了餡子」，不像他筆下的狼營劉迺強先生「單刀直入，似足一個真的漢子」。不少朋友閱過《狼媽紮腳之謎》，卻斷言在下挺狼，就動機，有心人測度自無不可。只是對常人而言，天地不是非狼即豬；只有林㗖的粉絲，才有全亞太都針對林㗖的義憤。在下討厭以動機誅心論扣帽子，但為免石兄誤會不當他是「真的漢子」，唯有遵命以狼粉標籤，以示尊重。
（二）石兄作為狼粉，認為狼是「一張政治白紙」，難評，暗示評其價值觀必有偏頗。然而，不發聲並不等同白紙。豬狼均曾公開批評抗爭者破壞理性文化，反映豬狼均認為就是一些行為沒有違法，只要破壞他們認為要捍衛的文化，也會發聲。邏輯上，同一人以「人人有言論自由」為由，對學術自由、法治精神、邏輯習考受衝擊時不發聲，不啻默許政治文化的改變。故曰﹕愈是白，愈是黑。
（三）石兄作為狼粉，批評以支持者言論投射狼身為不公，並以英格蘭球迷不應連累「碧咸叔叔」為類比。在下深以為然，想石兄認同一旦「碧叔」聲名狼藉，英格蘭亦求狼得狼。在過去十年，最常發表有違核心價值言論的論家，主張限制個人自由、擴大政府權力、質疑三權分立、不滿「法官治港」、嘲弄「媒體霸權」、高呼國民教育是洗腦、動輒以「外國勢力」或「挑戰中央」上綱上線、以敵我矛盾看反對派、乃至質疑一國兩制根本的，其實不足十位。他們一律是狼粉，例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兩任總裁邵善波、張志剛先生。狼一直擔任該中心理事會主席，其職員並非「球迷」，而是有上下從屬關係；在下為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絕不會聘用價值觀徹底相反的人共事，不用說倚為心腹。上述立場代表人物固然挺狼挺得「真漢子」，更被政圈視為狼代言人，狼並非不知。國外政客的支持者出現爭議言行，主角會說明後者不代表自己、不認同相關言論，否則無異默許。正如劉迺強先生要求豬與豬營言論切割，若狼三緘其口，被代表乃求仁得仁。
（四）石兄作為狼粉，認為狼豬都絕對遵從北京的意見，可見二人對核心價值的差別乃「偽命題」。豬固然不會違背北京，但只要沒有北京的硬指示，卻不會先發制人、挖空心思製造議題來破壞核心價值，後者卻是上述狼粉近年所為。豬用不覑在這範圍表現，連傳統愛國者也不用如此。
（五）石兄作為狼粉，認為質疑狼沒有仗義執言是苛責，因為豬也沒有。然而，對鍾庭耀被指為西方走狗，豬的回應是政治不應干預學術、公職人員不應隨便發表個人意見，暗示郝鐵川發言不當；狼的回應是不要對郝論太緊張，似不認為這是問題。狼說近年很多訴訟「不得人心」，豬說政府不應理會個別案例的政治效果、只應依法辦事，似對「訟棍論」態度有別。狼任公職時高調捲入劉慧卿「被支持台獨」事件，豬沒有這類前科。狼是批評媒體沒有對他仗義執言那位，這是誤會了媒體功能，別人才會反問其往績；豬沒有這類控訴，卻欣然接受媒體監督。
（六）石兄作為狼粉，認為筆者提及狼簽署劉迺強先生發起的、主張「社會利益」凌駕個人的《香港再出發宣言》不值一提，因為「政治口號作用只不過是聚集一群人，口是心非、口非心是是政治的經常現象」。恕在下不能苟同，恐怕對宣言期望甚殷的劉君與狼也不能。筆者對聯署的宣言，只要一字不同意都不會加入，這是基本道德。否則豬營中人當年何不聯署，交交劉迺強這位狼粉筆下真漢子？
（七）石兄作為狼粉，認為豬是強推遞補機制的林瑞麟的上司，而在下無「記得和提及」，是為偏頗。豬長期在政府，未免有太多難被記提之處，例如他很自豪的在莊豐源案捍衛法治，筆者就不記得。林瑞麟是問責局長，我們才覑重他的政治責任；近日譚志源局長推出新方案，起碼沒「落敗替補」的反智，其定案在豬任內，以狼粉邏輯，是否豬力挽狂瀾？在下卻記得在輿論僅有為落敗替補背書的幾乎全屬狼隊、特別是張志剛先生；他們並非政府中人，並無護航的職責。
（八）石兄作為狼粉，認為「豬身邊的人，不少也是曾蔭權競選連任的臉孔」，斷言豬難改革。然而當狼不斷表示，其競選團隊非管治團隊，狼粉何能斷言豬選團就是豬管團，而不會比狼管團海納百川？
（九）石兄作為狼粉，質疑筆者對狼營支持者跟在下的學術「討論」「還深有餘怒」，批評筆者「把這些私怨反射到第三者」。在下胸襟自然沒有石兄廣闊，但經歷數十論戰，緊密合作的昔日對手如恆河沙數。在次主權論爭，狼營劉夢熊博士對本人大力支持，是為私恩；筆者不認同劉博士一些觀點，但對其尊重，深信他良知猶在，非另一位劉君可比；而對後者，是沒有人會憤怒的。筆者舉例為的是論證邏輯，狼粉卻只看到仇恨；核心價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以私怨視之的，恐怕不是在下。
（十）石兄作為狼粉，說在下有「路路皆通、到處逢源的本能」。但願如此﹕若沒有兩下子，下場早和好些學界朋友一樣了。這些文章只是對Roundtable的責任，我們不像三十會容許主席以「個人身分」入狼營，深信核心成員不應捲入其中、不應表態。其實，不斷說「石兄作為狼粉」是很小學雞的，道理若是道理，也不會因為動機而改變；竊以為狼粉以動機論閱讀世情似並不科學，石兄亦毋須從測度動機、質疑人格來否定其觀點。閱過全文，石兄難免堅信在下挺豬，但若非對狼深有期望、無意為豬得分，在下怎會在石兄感召前不細說以上各點，又怎會撰文為狼申冤？若狼營說「而我不知道石峻是誰」，怨石兄為此文見報的始作俑者，石兄難道就是豬諜？
在下無求於豬狼，但求退隱，然而防止反核心價值路線主導香港乃大是大非，做應做的事，午夜遇上夏蕙姨才能無愧於心，否則他朝君體也相同！致狼豬為的是訪狼豬，下一步筆者將與友人草擬核心價值約章，邀請候選人聯署，有把握假的真不了。在下也將於同一系列訪問曾鈺成先生，信息可自行猜度。至於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抱歉不便透露，引述迺強金句﹕「可怕吧！」
石兄自言「家裏只有一道門，等待的是真正的學問」。有人挨更抵夜等待錢、有人刷牙擦背等待愛，但都不及安坐家中就能等待「真正的學問」教人羨慕，這福份，愚弟是沒有的了。石兄命在下去月球當「搗藥玉兔」，甚是，不過豬狼好歹是香港領袖，石兄以兔並列，教人誠惶誠恐，也難掩心中興奮，筆者對何俊仁就懶得選動物邯鄲學步。石兄又命在下到月球陪伴嫦娥，更要遵命；保障了核心價值，常人自會寄情嫦娥。地球有石兄、劉迺強這些真漢子陪伴狼豬，我們自應從月球回火星，地球是很危險的。
日前喜悉《信報》博客石峻兄對在下撰寫《致兔書》予以指正，內容多涉及候選人與核心價值的關係，值得再談。
這裏把石兄的批評歸納為十點，以略作回應。
（一）石兄斷言在下挺豬，批評在下隱藏立場，「字裏行間露了餡子」，不像他筆下的狼營劉迺強先生「單刀直入，似足一個真的漢子」。不少朋友閱過《狼媽紮腳之謎》，卻斷言在下挺狼，就動機，有心人測度自無不可。只是對常人而言，天地不是非狼即豬；只有林㗖的粉絲，才有全亞太都針對林㗖的義憤。在下討厭以動機誅心論扣帽子，但為免石兄誤會不當他是「真的漢子」，唯有遵命以狼粉標籤，以示尊重。
（二）石兄作為狼粉，認為狼是「一張政治白紙」，難評，暗示評其價值觀必有偏頗。然而，不發聲並不等同白紙。豬狼均曾公開批評抗爭者破壞理性文化，反映豬狼均認為就是一些行為沒有違法，只要破壞他們認為要捍衛的文化，也會發聲。邏輯上，同一人以「人人有言論自由」為由，對學術自由、法治精神、邏輯習考受衝擊時不發聲，不啻默許政治文化的改變。故曰﹕愈是白，愈是黑。
（三）石兄作為狼粉，批評以支持者言論投射狼身為不公，並以英格蘭球迷不應連累「碧咸叔叔」為類比。在下深以為然，想石兄認同一旦「碧叔」聲名狼藉，英格蘭亦求狼得狼。在過去十年，最常發表有違核心價值言論的論家，主張限制個人自由、擴大政府權力、質疑三權分立、不滿「法官治港」、嘲弄「媒體霸權」、高呼國民教育是洗腦、動輒以「外國勢力」或「挑戰中央」上綱上線、以敵我矛盾看反對派、乃至質疑一國兩制根本的，其實不足十位。他們一律是狼粉，例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兩任總裁邵善波、張志剛先生。狼一直擔任該中心理事會主席，其職員並非「球迷」，而是有上下從屬關係；在下為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絕不會聘用價值觀徹底相反的人共事，不用說倚為心腹。上述立場代表人物固然挺狼挺得「真漢子」，更被政圈視為狼代言人，狼並非不知。國外政客的支持者出現爭議言行，主角會說明後者不代表自己、不認同相關言論，否則無異默許。正如劉迺強先生要求豬與豬營言論切割，若狼三緘其口，被代表乃求仁得仁。
（四）石兄作為狼粉，認為狼豬都絕對遵從北京的意見，可見二人對核心價值的差別乃「偽命題」。豬固然不會違背北京，但只要沒有北京的硬指示，卻不會先發制人、挖空心思製造議題來破壞核心價值，後者卻是上述狼粉近年所為。豬用不覑在這範圍表現，連傳統愛國者也不用如此。
（五）石兄作為狼粉，認為質疑狼沒有仗義執言是苛責，因為豬也沒有。然而，對鍾庭耀被指為西方走狗，豬的回應是政治不應干預學術、公職人員不應隨便發表個人意見，暗示郝鐵川發言不當；狼的回應是不要對郝論太緊張，似不認為這是問題。狼說近年很多訴訟「不得人心」，豬說政府不應理會個別案例的政治效果、只應依法辦事，似對「訟棍論」態度有別。狼任公職時高調捲入劉慧卿「被支持台獨」事件，豬沒有這類前科。狼是批評媒體沒有對他仗義執言那位，這是誤會了媒體功能，別人才會反問其往績；豬沒有這類控訴，卻欣然接受媒體監督。
（六）石兄作為狼粉，認為筆者提及狼簽署劉迺強先生發起的、主張「社會利益」凌駕個人的《香港再出發宣言》不值一提，因為「政治口號作用只不過是聚集一群人，口是心非、口非心是是政治的經常現象」。恕在下不能苟同，恐怕對宣言期望甚殷的劉君與狼也不能。筆者對聯署的宣言，只要一字不同意都不會加入，這是基本道德。否則豬營中人當年何不聯署，交交劉迺強這位狼粉筆下真漢子？
（七）石兄作為狼粉，認為豬是強推遞補機制的林瑞麟的上司，而在下無「記得和提及」，是為偏頗。豬長期在政府，未免有太多難被記提之處，例如他很自豪的在莊豐源案捍衛法治，筆者就不記得。林瑞麟是問責局長，我們才覑重他的政治責任；近日譚志源局長推出新方案，起碼沒「落敗替補」的反智，其定案在豬任內，以狼粉邏輯，是否豬力挽狂瀾？在下卻記得在輿論僅有為落敗替補背書的幾乎全屬狼隊、特別是張志剛先生；他們並非政府中人，並無護航的職責。
（八）石兄作為狼粉，認為「豬身邊的人，不少也是曾蔭權競選連任的臉孔」，斷言豬難改革。然而當狼不斷表示，其競選團隊非管治團隊，狼粉何能斷言豬選團就是豬管團，而不會比狼管團海納百川？
（九）石兄作為狼粉，質疑筆者對狼營支持者跟在下的學術「討論」「還深有餘怒」，批評筆者「把這些私怨反射到第三者」。在下胸襟自然沒有石兄廣闊，但經歷數十論戰，緊密合作的昔日對手如恆河沙數。在次主權論爭，狼營劉夢熊博士對本人大力支持，是為私恩；筆者不認同劉博士一些觀點，但對其尊重，深信他良知猶在，非另一位劉君可比；而對後者，是沒有人會憤怒的。筆者舉例為的是論證邏輯，狼粉卻只看到仇恨；核心價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以私怨視之的，恐怕不是在下。
（十）石兄作為狼粉，說在下有「路路皆通、到處逢源的本能」。但願如此﹕若沒有兩下子，下場早和好些學界朋友一樣了。這些文章只是對Roundtable的責任，我們不像三十會容許主席以「個人身分」入狼營，深信核心成員不應捲入其中、不應表態。其實，不斷說「石兄作為狼粉」是很小學雞的，道理若是道理，也不會因為動機而改變；竊以為狼粉以動機論閱讀世情似並不科學，石兄亦毋須從測度動機、質疑人格來否定其觀點。閱過全文，石兄難免堅信在下挺豬，但若非對狼深有期望、無意為豬得分，在下怎會在石兄感召前不細說以上各點，又怎會撰文為狼申冤？若狼營說「而我不知道石峻是誰」，怨石兄為此文見報的始作俑者，石兄難道就是豬諜？
在下無求於豬狼，但求退隱，然而防止反核心價值路線主導香港乃大是大非，做應做的事，午夜遇上夏蕙姨才能無愧於心，否則他朝君體也相同！致狼豬為的是訪狼豬，下一步筆者將與友人草擬核心價值約章，邀請候選人聯署，有把握假的真不了。在下也將於同一系列訪問曾鈺成先生，信息可自行猜度。至於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抱歉不便透露，引述迺強金句﹕「可怕吧！」
石兄自言「家裏只有一道門，等待的是真正的學問」。有人挨更抵夜等待錢、有人刷牙擦背等待愛，但都不及安坐家中就能等待「真正的學問」教人羨慕，這福份，愚弟是沒有的了。石兄命在下去月球當「搗藥玉兔」，甚是，不過豬狼好歹是香港領袖，石兄以兔並列，教人誠惶誠恐，也難掩心中興奮，筆者對何俊仁就懶得選動物邯鄲學步。石兄又命在下到月球陪伴嫦娥，更要遵命；保障了核心價值，常人自會寄情嫦娥。地球有石兄、劉迺強這些真漢子陪伴狼豬，我們自應從月球回火星，地球是很危險的。
2012年1月8日星期日
訪豬記——唐英年﹕真的假不了
過去一年，唐英年的民望一直不及主要對手梁振英，直到上月才拉近，然而以往遙遙領先的是他。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筆者作為後輩要說的話，已於〈致豬書〉刊登，這裏篇幅所限，只刊載對他十點質疑的問題與回應，而他將於其他平台發表的詳細政綱，這裏也不贅。
（一）車毀人亡 「再來一次，我一定不會這樣說」
沈﹕你與青年的恩怨，源自一年前你出席Roundtable周年活動時發表的「車毀人亡論」。那次以後，你有沒有反思？
唐﹕不但有，而且是不斷深切反思﹕我現在明白這不是最有效的傳訊，我會汲取教訓。事實上，我對青年充滿期望，也相信坦誠溝通的重要性，才不其然把你們當作自己子女一樣，像我曾說的「愛之深，責之切」。如果那次言論引起青年反彈、又或感到被冒犯，我衷心希望他們能對我這個上一輩的人諒解。
沈﹕時光倒流，你再來發言會說同一番話嗎？
唐﹕（笑）如果可以如果？再來一次，我一定不會這樣說。事實上，自從那次之後，我經常警惕自己用詞要恰當，這是公眾人物很好的一課。
沈﹕有親建制評論把參與示威的青年標籤為「廢青」，曾蔭權也認為青年只懂投訴。你離開政府了，認為這些說法客觀、合理嗎？
唐﹕我絕不認同，示威是香港表達言論的一種方式，只要不犯法、不擾亂秩序，示威和言論表達自由是必須捍衛的。我也不會這樣批評年輕人，我想年輕人有熱誠、多關心社會絕對是好事，這才是香港希望所在。
沈﹕用字以外，青年對你不滿是認為你不明白大家遇到的困難，你明白嗎？
唐﹕青年遇到不少挑戰和困難，我是理解而同情的。他們的困境可以從四個層面歸納﹕教育、就業和房屋，以及一個更高的角度，就是青年對社會公義非常重視，追求公義成了新一代的核心價值，這是非常可喜的。這四方面，都是我政綱的主要部分，我邀請了不少青年參與我的政綱撰寫工作，有信心在發表時能充分回應大家的疑慮。
（二）郝鐵川事件﹕「學術研究應留給學術界討論，公職人員避免瓜田李下」
沈﹕說到核心價值，似乎你說得比對手多，但具體究竟指什麼？
唐﹕自由、開放、平等、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基本法》保障的重要部分。香港社會開放，造就了經濟發展的奇蹟，但是在平等方面做得不夠，這是下任特首必須正視的問題。香港也因為沒有意識形態束縛，有充分表達意見的自由，製造了文化創意產業空間。正如我被網民惡搞，你在facebook專頁貼我的圖有數千個「like」和「share」，我就真心佩服那創意，因為這代表了香港人活潑的思維和無窮生氣，這是內地目前難以容許的 。
沈﹕在學術界，對核心價值被蠶食充滿憂慮。中聯辦郝鐵川部長以「個人身分」批評港大民調不科學後，《文匯報》等不斷批評該民調「包藏政治禍心」，不少這些文章都是你對手的支持者撰寫的。你會否有實際承諾捍衛核心價值？
唐﹕在香港，每人都有自己的言論自由，但我認為關於學術研究的意見，應留給學術界自己來討論。我在政府工作時，經常強調不應發表「個人看法」，因為我要遵守政府的紀律，不會批評自己人，也不應利用「個人身分」說政府不方便說的話，因為這會容易引起誤會。就那些文章，香港人會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就言論是否失實、偏袒，他們看得出來。
沈﹕你的對手批評近年司法覆核「不得人心」，你是如何看？
唐﹕政府必須尊重法治為核心價值，每個決定都要審視能否在法律上站得住腳。判斷個別案例是否得人心並非我最關注的事，我更重視政府應超然於政治之外，依法辦事。例如莊豐源案，我很堅持必須根據法律條文處理，我明白今天這不是拉票之舉，但假如我們的法治不能予人信心，社會又怎能維持公義？
（三）二十年政績 「批評一事無成，是缺乏認識的說法」
沈﹕另一個批評是你在政府多年缺乏政績，例如你的扶貧委員會辦事不力。
唐﹕我記得在一個以公務員為對象的論壇，候選人都說明白公務員有辱無榮的辛酸，但真正明白就不會這樣說話了。扶貧委員會縱有不足，但是它承先擧後，例如我們推行了跨區交通津貼、兒童發展配對基金等，這些都是由委員會建議的，並得到撥款實行。另外，委員會令大家對貧窮問題更加認識，亦促進社企發展，這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建構工程。
沈﹕關愛基金的進度，也被批評為欠理想。
唐﹕關愛基金主要是幫助安全網遺漏的人「Ｎ無人士」，目標是要起一個先導和識別作用，透過基金援助他們。所以關愛基金會提供搬遷津貼，予工廠大廈ṃ房住戶，這也是引領社會的里程碑。說它一事無成，是缺乏認識的說法。
沈﹕你的對手認為爭取CEPA是他的政績，那你最自豪的政績是哪些？
唐﹕作為政府主要官員，我們榮辱與共，不能輸打贏要，政府施政的成敗，我們都有份，既是我們的集體政績，也是集體責任。其中一件我認為最有價值的事是促成政府推動公平競爭法，因為這是最能回應社會監察不同霸權的訴求，這我在之前的財政預算案已提出，我希望本年立法會可以通過。
（四）沒有地產霸權？ 「領匯扼殺了小商販和本土經濟，必須修正」
沈﹕說到「霸權」，你不是曾說香港根本沒有「地產霸權」，並叫青年人學習李嘉誠嗎？
唐﹕（苦笑）這些說話分別有前文後理，只是被濃縮在一起，才有這樣的效果。我的核心思想是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意思是不論大中小企業，都要在公平的環境下靠自己的能力去成功，所以我非常認同如果包括地產商在內的大企業，利用市場上的優勢去欺壓其他人，是一種反競爭行為，必須被取締。我只是認為把一切反競爭行為單單歸咎地產商，未免以偏概全。
沈﹕那你何以獨獨推崇李嘉誠？青年認為你是向首富擦鞋。
唐﹕說到與地產商的關係，我不認為我比對手更緊密。事實上，我當時還提及Steve Jobs、Bill Gates等，這不代表我肯定這些人的每一方面，更不代表我不明白政府有責任協助青年向上流動。有目標是青年的責任，而協助青年圓夢，是特首當選人的責任。
沈﹕說到地產霸權，領匯是其中一個民怨的臨界點，你是否明白？
唐﹕對領礇打擊了小商戶經營、扼殺了小商戶生存的說法，我本人是認同的，並感到很遺憾。因此我希望將來可推廣一些社區小經濟，例如我多次考察天水圍的天光墟，認為這是可考慮的模式，保護本土經濟以外，也創造就業機會。
沈﹕強積金是另一個與財金霸權相關的標誌性流弊，你認為有沒有調節空間？
唐﹕強積金總比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好，但它明顯有優化空間。在1991年，我曾提出設立中央公積金，可省卻不少管理費用，也可考慮交給金融管理局負責管理和投資。此外，就強積金的靈活使用賦予更大彈性，也是應考慮的。
（五）人人有屋住？ 「躍進式口號我不會喊，但我的房屋改革更到位」
沈﹕你的對手最得民心的政策在房屋，你則被認為偏重商界。你認同嗎？
唐﹕政府宣布復建公屋是大家努力的成果，這是好的開始，但規模應予擴大、速度應予加快，在我的政綱會詳細講述。假如袒護地產商，根本走不出這一步。
沈﹕你會否提出「五年內人人有屋住」的口號？
唐﹕我不敢提出這些大躍進式的口號，大家明白建造樓宇也不可能這麼快，但我有信心我的房屋政策更可行、更人性化、也更徹底。
沈﹕你對手已提出全套房屋政策，你的有什麼顯著分別？
唐﹕其他候選人的重點是量化、指標化，我的政策則比較全面，會同時重視多樣化和優質化。除了主張加快興建公屋，以及提供專給年青人居住、過渡性公屋外，我深信整個房屋政策要從社區角度去思考，不能只是數字。如果只從數字去想，就會變成另一個天水圍。沙田是一個發展得較好的例子，有經濟活力、就業機會和社區精神。公屋亦不應倒模般千篇一律，例如郊區土地較多，單位可建大一點；予青年的也應就年期和面積提供更多彈性；最底數層則可以用來興建老人院，作為完整的配套。這是diversification和quantification的分別。
（六）二世祖 「我也曾與工人一起工作，也懂自己做衣服」
沈﹕社會擔心你不照顧基層，也因為你讓人有不知民間疾苦的二世祖感覺。你的人生有沒有比較刻苦的階段？
唐﹕我知道我的出身比很多人幸運，這是透過父母的刻苦，讓我有好的條件成長，因此我很希望回饋香港。但最初我也是由包裝部做起的，和師傅們一起食兩Å一湯、幾塊錢一餐的午飯，假如我不明白基層工友的生活，父親根本不會讓我接班。接班後，我面對不少挑戰，絕非一帆風順，若是那麼順理成章，也不會有那麼多富豪破產了。有人質疑我身為紡織世家而不懂自己做衣服，其實技術上我是懂的，不過我很少跟人說而已（笑）。
沈﹕說到背景，前人大代表朱幼麟不斷在專欄說你的耶魯大學經歷是「假學歷」，暗示有誠信問題。
唐﹕你是舊生，自然知道美國前副總統切尼也沒有完成學位。我在密歇根大學本科畢業後，到耶魯念碩士，但父親希望我提前回港參與業務，因此我沒有完成課程就回來。2002年加入政府前，我就向公眾解釋過。我不評論任何問題的動機，我信任香港人的智慧。
（七）二百元的蛋撻﹕「我落區十多年，不是每次都知會傳媒採訪」
沈﹕又有批評你和勞工界少聯絡，難以理解基層生活。
唐﹕在二十多年前，我出任勞工顧問委員會時，與勞工界朋友合作無間。當時我跟勞工界代表如劉千石、李啟明、鄭耀棠等，負責就勞工問題協商，長期服務金等政策就是這樣落實的。說來我關注勞工問題比很多人都要早，只是我沒有刻意向公眾展現這一面，以致被誤會只關心工商界，我是要檢討的。
沈﹕既然你認為你也有關心基層的心，為何你的社會形象不是這樣？
唐﹕我承認沒有刻意建立這方面的形象，一方面我不擅長作秀，另一方面我過去九年都是政府的一部分，只能盡力做好政府工作。其實在過去十多年，我一直定期落區，但大都沒有通知傳媒，因為這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沈﹕為什麼你不時製造二百元買蛋撻一類笑話？
唐﹕（笑）其實當時我不是買一個，而是買一打，我看不到價錢，那裏又有不同款式，包括燕窩蛋撻，我擔心一百元不足夠，所以拿出二百元……我明白要改變形象並不容易，但我會更積極和市民接觸溝通，不會輕易放棄。我相信只要把真正的自己呈現人前，社會會明白，我也是和大家一樣的香港人。
（八）龍與豬﹕「假如有人以為與公民社會合作是軟弱，我不認同」
沈﹕你對手的支持者說你「好好蝦」，泛民才傾向於你，你是否認同？
唐﹕我是平易近人，但也很「硬淨」和有原則。只是我深信現代政治家必須讓自己的權力受到公民社會、媒體和社會有效監督，才能真正有效施政；而且必須兼聽和包容，才可配合香港這個多元的國際社會。假如有人以為與公民社會合作、接受媒體監督就是軟弱，我不會認同，也會以實際行動告訴他們那條路是行不通的。
沈﹕你有沒有比人「蝦」過？有沒有具體事例證明你如何「硬淨」？
唐﹕我工作時是很嚴肅的，我肯定金融危機的國際炒家，不會認為我「好好蝦」，我們當時的回應是真正捍衛香港繁榮的「硬淨」和有原則。對此任總親歷其境，否則他這樣自負而無求的朋友，怎會無私地加入我的競選團隊？
沈﹕你的「completely rubbish」深入民心，但社會不知道你有聽民意的前科。
唐﹕當年推行商品及服務稅時，我料到諮詢推出後會引起社會較大的反彈，亦知道我的民望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但經行政長官同意下，我認為香港稅基狹窄，社會上應有一個知識型的討論。結果一如我所料，因為民意不贊成，最終我就沒有堅持推出。
沈﹕上次拜訪你家時你提及銷售稅，把它說成是累進稅，但學術上這是累退的稅種。大家驚訝於你對概念的混淆。
唐﹕對不起，也許我說得不夠精準﹕其實諮詢文件就有提過，我們收回來的稅收是會傾斜到基層，用以平衡稅收本身累退的角度，也就是通過後天的累進元素，抵消稅收本身的累退成分。可惜當時討論未去到這層次而已。
（九）蠢人論﹕「有人以為誠實是愚蠢，我不認同」
沈﹕選舉至今，「豬」和「狼」的比喻家傳戶曉，你的對手說社會不會接受「蠢人」當特首。你如何回應？
唐﹕我自己說話一向很有禮貌，哈哈哈……誠實也是我的宗旨，假如有人視之為愚蠢，「君子可欺之以方」，我絕不認同。香港充滿考驗，一個庸才無論有什麼背景，也不可能有我過去數十年的履歷。要評價一個人要看他的言行舉止，也可以從他的朋友去觀察一個人，我對香港人的獨立思考很有信心。
沈﹕坊間其中一個具體參考是根據維基解密，鄭經翰批評你「無能」。
唐﹕言論自由是香港核心價值，鄭經翰也有他的言論自由，我亦不會評論維基解密的真確性。我只能說鄭經翰與我仍是好友，而在我的團隊，不少人私下曾與我激烈爭辯，但我能團結大多數，因為他們明白我立場堅定、表裏如一。如果當選，我組織的政府保證用人唯才、親疏無間，這不是空口講白話的。
（十）誰穩中求變？ 「捍衛核心價值，香港為勝而變 」
沈﹕你的對手認為目前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求穩」和「求變」， 而你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者，什麼也不會變。你如何回應？
唐﹕我會「change for the better」，為勝而變，不是為變而變；「捍衛核心價值，香港為勝而變」才是我的完整理念。
沈﹕體制內革新是否符合現實？
唐﹕自然現實。一些朋友需要說「穩中求變」，因為需要穩定公務員、商界、知識分子的憂慮，而我能得他們的信任，反而減少了變革的阻力，改變會更到位。認清一個目標後，就要整個團隊上下一心去做，我自己有這方面的經驗。
沈﹕那什麼應該變，什麼不應該變？
唐﹕香港人很能幹，在內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起碼paradigm shift了兩次，社會自不會期望政府一成不變，但不等於認同革命性改變。我們必須一方面維護基本核心價值和社會穩定基礎，另一方面不斷找尋機會作出政策調整，令整體社會得益。
沈﹕換言之，你放棄了大市場、小政府？
唐﹕我認為政府應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下，採取更主動的角色，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我們要stay ahead of the curve，必須促進經濟更加多元化、製造更多就業機會，社會才會穩定，核心價值才能被捍衛。
沈﹕你民望經過大起大落，還有信心當選嗎？
唐﹕我的選舉工程起步較遲，需要在離開政府後才可開始，而其中一位對手的選舉工程則做了相當長的時間，但隨覑市民認識真正的唐英年，我對選情充滿信心，原因很簡單﹕我對香港人的獨立思考和判斷力很有信心。
後記
唐英年的回應是真是假、能否教人滿意，每人自有不同判斷。畢竟「有圖有真相」，他對變革的承擔，在政綱出現前，也不是判斷的時候。跟他談話的最大感覺倒是他不像政客、不懂形象建構的奧祕，要他說很政治的東西很辛苦，但說他擅長的內容則很流暢，而且往往有出其不意的爛gag，這些往往最真摯。除了種種已廣為傳頌的笑話、金句，可幸衝口而出的也包括他對個別破壞核心價值言論的不屑，在今時今日我們沒有什麼期望的香港，這已教人欣慰。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筆者作為後輩要說的話，已於〈致豬書〉刊登，這裏篇幅所限，只刊載對他十點質疑的問題與回應，而他將於其他平台發表的詳細政綱，這裏也不贅。
（一）車毀人亡 「再來一次，我一定不會這樣說」
沈﹕你與青年的恩怨，源自一年前你出席Roundtable周年活動時發表的「車毀人亡論」。那次以後，你有沒有反思？
唐﹕不但有，而且是不斷深切反思﹕我現在明白這不是最有效的傳訊，我會汲取教訓。事實上，我對青年充滿期望，也相信坦誠溝通的重要性，才不其然把你們當作自己子女一樣，像我曾說的「愛之深，責之切」。如果那次言論引起青年反彈、又或感到被冒犯，我衷心希望他們能對我這個上一輩的人諒解。
沈﹕時光倒流，你再來發言會說同一番話嗎？
唐﹕（笑）如果可以如果？再來一次，我一定不會這樣說。事實上，自從那次之後，我經常警惕自己用詞要恰當，這是公眾人物很好的一課。
沈﹕有親建制評論把參與示威的青年標籤為「廢青」，曾蔭權也認為青年只懂投訴。你離開政府了，認為這些說法客觀、合理嗎？
唐﹕我絕不認同，示威是香港表達言論的一種方式，只要不犯法、不擾亂秩序，示威和言論表達自由是必須捍衛的。我也不會這樣批評年輕人，我想年輕人有熱誠、多關心社會絕對是好事，這才是香港希望所在。
沈﹕用字以外，青年對你不滿是認為你不明白大家遇到的困難，你明白嗎？
唐﹕青年遇到不少挑戰和困難，我是理解而同情的。他們的困境可以從四個層面歸納﹕教育、就業和房屋，以及一個更高的角度，就是青年對社會公義非常重視，追求公義成了新一代的核心價值，這是非常可喜的。這四方面，都是我政綱的主要部分，我邀請了不少青年參與我的政綱撰寫工作，有信心在發表時能充分回應大家的疑慮。
（二）郝鐵川事件﹕「學術研究應留給學術界討論，公職人員避免瓜田李下」
沈﹕說到核心價值，似乎你說得比對手多，但具體究竟指什麼？
唐﹕自由、開放、平等、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基本法》保障的重要部分。香港社會開放，造就了經濟發展的奇蹟，但是在平等方面做得不夠，這是下任特首必須正視的問題。香港也因為沒有意識形態束縛，有充分表達意見的自由，製造了文化創意產業空間。正如我被網民惡搞，你在facebook專頁貼我的圖有數千個「like」和「share」，我就真心佩服那創意，因為這代表了香港人活潑的思維和無窮生氣，這是內地目前難以容許的 。
沈﹕在學術界，對核心價值被蠶食充滿憂慮。中聯辦郝鐵川部長以「個人身分」批評港大民調不科學後，《文匯報》等不斷批評該民調「包藏政治禍心」，不少這些文章都是你對手的支持者撰寫的。你會否有實際承諾捍衛核心價值？
唐﹕在香港，每人都有自己的言論自由，但我認為關於學術研究的意見，應留給學術界自己來討論。我在政府工作時，經常強調不應發表「個人看法」，因為我要遵守政府的紀律，不會批評自己人，也不應利用「個人身分」說政府不方便說的話，因為這會容易引起誤會。就那些文章，香港人會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就言論是否失實、偏袒，他們看得出來。
沈﹕你的對手批評近年司法覆核「不得人心」，你是如何看？
唐﹕政府必須尊重法治為核心價值，每個決定都要審視能否在法律上站得住腳。判斷個別案例是否得人心並非我最關注的事，我更重視政府應超然於政治之外，依法辦事。例如莊豐源案，我很堅持必須根據法律條文處理，我明白今天這不是拉票之舉，但假如我們的法治不能予人信心，社會又怎能維持公義？
（三）二十年政績 「批評一事無成，是缺乏認識的說法」
沈﹕另一個批評是你在政府多年缺乏政績，例如你的扶貧委員會辦事不力。
唐﹕我記得在一個以公務員為對象的論壇，候選人都說明白公務員有辱無榮的辛酸，但真正明白就不會這樣說話了。扶貧委員會縱有不足，但是它承先擧後，例如我們推行了跨區交通津貼、兒童發展配對基金等，這些都是由委員會建議的，並得到撥款實行。另外，委員會令大家對貧窮問題更加認識，亦促進社企發展，這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建構工程。
沈﹕關愛基金的進度，也被批評為欠理想。
唐﹕關愛基金主要是幫助安全網遺漏的人「Ｎ無人士」，目標是要起一個先導和識別作用，透過基金援助他們。所以關愛基金會提供搬遷津貼，予工廠大廈ṃ房住戶，這也是引領社會的里程碑。說它一事無成，是缺乏認識的說法。
沈﹕你的對手認為爭取CEPA是他的政績，那你最自豪的政績是哪些？
唐﹕作為政府主要官員，我們榮辱與共，不能輸打贏要，政府施政的成敗，我們都有份，既是我們的集體政績，也是集體責任。其中一件我認為最有價值的事是促成政府推動公平競爭法，因為這是最能回應社會監察不同霸權的訴求，這我在之前的財政預算案已提出，我希望本年立法會可以通過。
（四）沒有地產霸權？ 「領匯扼殺了小商販和本土經濟，必須修正」
沈﹕說到「霸權」，你不是曾說香港根本沒有「地產霸權」，並叫青年人學習李嘉誠嗎？
唐﹕（苦笑）這些說話分別有前文後理，只是被濃縮在一起，才有這樣的效果。我的核心思想是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意思是不論大中小企業，都要在公平的環境下靠自己的能力去成功，所以我非常認同如果包括地產商在內的大企業，利用市場上的優勢去欺壓其他人，是一種反競爭行為，必須被取締。我只是認為把一切反競爭行為單單歸咎地產商，未免以偏概全。
沈﹕那你何以獨獨推崇李嘉誠？青年認為你是向首富擦鞋。
唐﹕說到與地產商的關係，我不認為我比對手更緊密。事實上，我當時還提及Steve Jobs、Bill Gates等，這不代表我肯定這些人的每一方面，更不代表我不明白政府有責任協助青年向上流動。有目標是青年的責任，而協助青年圓夢，是特首當選人的責任。
沈﹕說到地產霸權，領匯是其中一個民怨的臨界點，你是否明白？
唐﹕對領礇打擊了小商戶經營、扼殺了小商戶生存的說法，我本人是認同的，並感到很遺憾。因此我希望將來可推廣一些社區小經濟，例如我多次考察天水圍的天光墟，認為這是可考慮的模式，保護本土經濟以外，也創造就業機會。
沈﹕強積金是另一個與財金霸權相關的標誌性流弊，你認為有沒有調節空間？
唐﹕強積金總比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好，但它明顯有優化空間。在1991年，我曾提出設立中央公積金，可省卻不少管理費用，也可考慮交給金融管理局負責管理和投資。此外，就強積金的靈活使用賦予更大彈性，也是應考慮的。
（五）人人有屋住？ 「躍進式口號我不會喊，但我的房屋改革更到位」
沈﹕你的對手最得民心的政策在房屋，你則被認為偏重商界。你認同嗎？
唐﹕政府宣布復建公屋是大家努力的成果，這是好的開始，但規模應予擴大、速度應予加快，在我的政綱會詳細講述。假如袒護地產商，根本走不出這一步。
沈﹕你會否提出「五年內人人有屋住」的口號？
唐﹕我不敢提出這些大躍進式的口號，大家明白建造樓宇也不可能這麼快，但我有信心我的房屋政策更可行、更人性化、也更徹底。
沈﹕你對手已提出全套房屋政策，你的有什麼顯著分別？
唐﹕其他候選人的重點是量化、指標化，我的政策則比較全面，會同時重視多樣化和優質化。除了主張加快興建公屋，以及提供專給年青人居住、過渡性公屋外，我深信整個房屋政策要從社區角度去思考，不能只是數字。如果只從數字去想，就會變成另一個天水圍。沙田是一個發展得較好的例子，有經濟活力、就業機會和社區精神。公屋亦不應倒模般千篇一律，例如郊區土地較多，單位可建大一點；予青年的也應就年期和面積提供更多彈性；最底數層則可以用來興建老人院，作為完整的配套。這是diversification和quantification的分別。
（六）二世祖 「我也曾與工人一起工作，也懂自己做衣服」
沈﹕社會擔心你不照顧基層，也因為你讓人有不知民間疾苦的二世祖感覺。你的人生有沒有比較刻苦的階段？
唐﹕我知道我的出身比很多人幸運，這是透過父母的刻苦，讓我有好的條件成長，因此我很希望回饋香港。但最初我也是由包裝部做起的，和師傅們一起食兩Å一湯、幾塊錢一餐的午飯，假如我不明白基層工友的生活，父親根本不會讓我接班。接班後，我面對不少挑戰，絕非一帆風順，若是那麼順理成章，也不會有那麼多富豪破產了。有人質疑我身為紡織世家而不懂自己做衣服，其實技術上我是懂的，不過我很少跟人說而已（笑）。
沈﹕說到背景，前人大代表朱幼麟不斷在專欄說你的耶魯大學經歷是「假學歷」，暗示有誠信問題。
唐﹕你是舊生，自然知道美國前副總統切尼也沒有完成學位。我在密歇根大學本科畢業後，到耶魯念碩士，但父親希望我提前回港參與業務，因此我沒有完成課程就回來。2002年加入政府前，我就向公眾解釋過。我不評論任何問題的動機，我信任香港人的智慧。
（七）二百元的蛋撻﹕「我落區十多年，不是每次都知會傳媒採訪」
沈﹕又有批評你和勞工界少聯絡，難以理解基層生活。
唐﹕在二十多年前，我出任勞工顧問委員會時，與勞工界朋友合作無間。當時我跟勞工界代表如劉千石、李啟明、鄭耀棠等，負責就勞工問題協商，長期服務金等政策就是這樣落實的。說來我關注勞工問題比很多人都要早，只是我沒有刻意向公眾展現這一面，以致被誤會只關心工商界，我是要檢討的。
沈﹕既然你認為你也有關心基層的心，為何你的社會形象不是這樣？
唐﹕我承認沒有刻意建立這方面的形象，一方面我不擅長作秀，另一方面我過去九年都是政府的一部分，只能盡力做好政府工作。其實在過去十多年，我一直定期落區，但大都沒有通知傳媒，因為這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沈﹕為什麼你不時製造二百元買蛋撻一類笑話？
唐﹕（笑）其實當時我不是買一個，而是買一打，我看不到價錢，那裏又有不同款式，包括燕窩蛋撻，我擔心一百元不足夠，所以拿出二百元……我明白要改變形象並不容易，但我會更積極和市民接觸溝通，不會輕易放棄。我相信只要把真正的自己呈現人前，社會會明白，我也是和大家一樣的香港人。
（八）龍與豬﹕「假如有人以為與公民社會合作是軟弱，我不認同」
沈﹕你對手的支持者說你「好好蝦」，泛民才傾向於你，你是否認同？
唐﹕我是平易近人，但也很「硬淨」和有原則。只是我深信現代政治家必須讓自己的權力受到公民社會、媒體和社會有效監督，才能真正有效施政；而且必須兼聽和包容，才可配合香港這個多元的國際社會。假如有人以為與公民社會合作、接受媒體監督就是軟弱，我不會認同，也會以實際行動告訴他們那條路是行不通的。
沈﹕你有沒有比人「蝦」過？有沒有具體事例證明你如何「硬淨」？
唐﹕我工作時是很嚴肅的，我肯定金融危機的國際炒家，不會認為我「好好蝦」，我們當時的回應是真正捍衛香港繁榮的「硬淨」和有原則。對此任總親歷其境，否則他這樣自負而無求的朋友，怎會無私地加入我的競選團隊？
沈﹕你的「completely rubbish」深入民心，但社會不知道你有聽民意的前科。
唐﹕當年推行商品及服務稅時，我料到諮詢推出後會引起社會較大的反彈，亦知道我的民望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但經行政長官同意下，我認為香港稅基狹窄，社會上應有一個知識型的討論。結果一如我所料，因為民意不贊成，最終我就沒有堅持推出。
沈﹕上次拜訪你家時你提及銷售稅，把它說成是累進稅，但學術上這是累退的稅種。大家驚訝於你對概念的混淆。
唐﹕對不起，也許我說得不夠精準﹕其實諮詢文件就有提過，我們收回來的稅收是會傾斜到基層，用以平衡稅收本身累退的角度，也就是通過後天的累進元素，抵消稅收本身的累退成分。可惜當時討論未去到這層次而已。
（九）蠢人論﹕「有人以為誠實是愚蠢，我不認同」
沈﹕選舉至今，「豬」和「狼」的比喻家傳戶曉，你的對手說社會不會接受「蠢人」當特首。你如何回應？
唐﹕我自己說話一向很有禮貌，哈哈哈……誠實也是我的宗旨，假如有人視之為愚蠢，「君子可欺之以方」，我絕不認同。香港充滿考驗，一個庸才無論有什麼背景，也不可能有我過去數十年的履歷。要評價一個人要看他的言行舉止，也可以從他的朋友去觀察一個人，我對香港人的獨立思考很有信心。
沈﹕坊間其中一個具體參考是根據維基解密，鄭經翰批評你「無能」。
唐﹕言論自由是香港核心價值，鄭經翰也有他的言論自由，我亦不會評論維基解密的真確性。我只能說鄭經翰與我仍是好友，而在我的團隊，不少人私下曾與我激烈爭辯，但我能團結大多數，因為他們明白我立場堅定、表裏如一。如果當選，我組織的政府保證用人唯才、親疏無間，這不是空口講白話的。
（十）誰穩中求變？ 「捍衛核心價值，香港為勝而變 」
沈﹕你的對手認為目前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求穩」和「求變」， 而你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者，什麼也不會變。你如何回應？
唐﹕我會「change for the better」，為勝而變，不是為變而變；「捍衛核心價值，香港為勝而變」才是我的完整理念。
沈﹕體制內革新是否符合現實？
唐﹕自然現實。一些朋友需要說「穩中求變」，因為需要穩定公務員、商界、知識分子的憂慮，而我能得他們的信任，反而減少了變革的阻力，改變會更到位。認清一個目標後，就要整個團隊上下一心去做，我自己有這方面的經驗。
沈﹕那什麼應該變，什麼不應該變？
唐﹕香港人很能幹，在內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起碼paradigm shift了兩次，社會自不會期望政府一成不變，但不等於認同革命性改變。我們必須一方面維護基本核心價值和社會穩定基礎，另一方面不斷找尋機會作出政策調整，令整體社會得益。
沈﹕換言之，你放棄了大市場、小政府？
唐﹕我認為政府應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下，採取更主動的角色，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我們要stay ahead of the curve，必須促進經濟更加多元化、製造更多就業機會，社會才會穩定，核心價值才能被捍衛。
沈﹕你民望經過大起大落，還有信心當選嗎？
唐﹕我的選舉工程起步較遲，需要在離開政府後才可開始，而其中一位對手的選舉工程則做了相當長的時間，但隨覑市民認識真正的唐英年，我對選情充滿信心，原因很簡單﹕我對香港人的獨立思考和判斷力很有信心。
後記
唐英年的回應是真是假、能否教人滿意，每人自有不同判斷。畢竟「有圖有真相」，他對變革的承擔，在政綱出現前，也不是判斷的時候。跟他談話的最大感覺倒是他不像政客、不懂形象建構的奧祕，要他說很政治的東西很辛苦，但說他擅長的內容則很流暢，而且往往有出其不意的爛gag，這些往往最真摯。除了種種已廣為傳頌的笑話、金句，可幸衝口而出的也包括他對個別破壞核心價值言論的不屑，在今時今日我們沒有什麼期望的香港，這已教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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