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韜光養晦——中國介入敘利亞的外交變革

【咫尺地球】在敘利亞危機中，北京由昔日慣於在聯合國被動投棄權票的次要角色，變成主動投反對票、派外交官調解衝突的大國，固然反映了它要當盡責任大國的新定位，但魔鬼和天使都在細節，更值得留意的，還是中國調解衝突的理據和立論。

開「調解」干涉內政先例

中國不斷強調「一隻巴掌拍不響」，認為敘利亞出現人道危機，不單是阿薩德政府的責任，也必然有反對派武裝分子的責任，因此單方面把責任歸於任何一方都有欠公允，危機應該以「調解」解決，而最有公信力的調解員，自然非「沒有利益」的中國莫屬。以上立論本身，在阿拉伯世界原來不乏支持，特別是利比亞戰爭後，反對派武裝違反人權的報告逐漸浮上水面，容易令人擔心敘利亞反對派是否亦復如是。敘利亞反對派龍蛇混雜，不受單一組織掌控，若說完全沒有犯下人道罪行，西方也不會相信。問題是戰鬥時，任何一方白璧無瑕幾乎是不可能的，假如一方犯下的人權罪行明顯多於另一方，中國以上態度，就難以得到輿論支持，這正是西方以外，不少阿拉伯國家這次也對中國不滿的原因。

但不談道德問題，單論策略，當能發現中國的外交姿態，暗示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既然對利益關連有限的敘利亞要調解，理論上，中國日後也有責任調解一切重要國際衝突，某程度上，這已修正了一直以來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的信條（雖然北京今天會認為「調解」不同「干涉」，但昔日中國不願意投否決票，卻是以「不干涉別國內政」解釋）。第二，根據上述邏輯，只要日後國際衝突的其中一方犯下人道罪行，而另一方沒有武裝還擊、沒有犯人道罪的空間，中國是不一定反對國際社會軍事干涉的，這再次修正了「不干涉別國內政」信條。兩者都說明，中國日後會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何謂「聯合國框架延伸」？

另一個中國不斷強調的原則，是尊重聯合國，希望談判在聯合國授權的框架下進行，以免出現像伊拉克戰爭時、由美國繞過聯合國單邊主導的「志願者同盟」。有趣的是，中國最終參加的「敘利亞問題行動小組外長會議」，雖然由聯合國特使兼前秘書長、同時也是阿拉伯聯盟特使的安南主持，在聯合國的日內瓦辦公室召開，但它是否正式屬於聯合國框架的延伸，也不無疑問。起碼它的成員組成，就沒有規則可言，完全是大國妥協的結果：俄羅斯原來建議的參加國家，包括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以及敘利亞所有鄰國（特別是伊朗），但美國堅決反對伊朗參加，俄羅斯也反對大力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的沙特參加，作為報復。最後獲邀出席的，在五大國以外，只有土耳其、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爾；伊朗就不斷說這個會議沒有代表性，也不能代表聯合國。

中國對這個「行動小組」的接受，同樣暗示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原來只要安理會五大國認可的框架，就可以算是「屬於聯合國的框架」，中國就會接受，這令五大國除了擁有否決權，也有了實質上的議題設定權，這對希望拓展外交能量的中國而言，尤為可貴，也會令北京對安理會要加入日本、印度等其他新成員的提案更抗拒。第二，由於中國堅持一切調解都要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有了上述對「聯合國框架」的延伸定義，這就提供了中國調解其他衝突的理論基礎，令北京日後「理所當然」的，要獲邀參加國際調解事務，不會再像波斯尼亞內戰後，沒有大國想到邀請中國調解；也不會像上次利比亞內戰那樣，中國在聯合國以棄權票默許了設立禁飛區，就被美英法取去了那個「聯合國框架延伸」去空襲利比亞。

費格遜教授與「中國模式」

根據這些變革，雖然中國有需要自圓其說的事（例如為何北韓核危機的六方會談不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但大方向是不能回頭的：從前的和平共處5項原則，已被與時並進地大幅更新，無論北京處理敘利亞危機的口碑如何，都宣示了「韜光養晦」時代的終結，這才是敘利亞危機對中國外交的最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學者也公開呼籲中國盡大國責任，牽頭介入敘利亞危機，以分擔力不從心的美國的負擔，例如以「虛擬歷史」成名的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格遜（Niall Ferguson），就在權威的《新聞周刊》如此撰文，掀起了一些風波。

順帶一提，費格遜是西方學界著名青年才俊，40歲不到就獲《時代》雜誌選為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但香港學生認識他，恐怕不是因為讀過他的文章，而是因為近日某備受關注的國民教育教材援引他的個別觀點，來證明國際社會肯定「中國模式」。當然，費格遜支持伊拉克戰爭、被批評推動新帝國等觀點，與及他在什麼前文後理下「被引用」，就不是上述教材的涵蓋範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