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平的名單：乍得篇

香港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在美國捲入非洲貪污案，其中一個涉事國家是乍得（Chad）。案件內情依然不明，乍得總統也發表公開聲明否認捲入，更指這是「外國勢力」抹黑中傷；但這個國家的外交作風卻是有跡可尋。

屬典型「撕裂國家」

乍得面積龐大，曾是法屬赤道非洲成員，二戰期間大力支援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自由法國，對法國光復頗有貢獻，曾自居非洲法蘭西傳人之一，獨立初期依然是法國附庸。然而，乍得是典型的「撕裂國家」，像分裂前的蘇丹、目前的尼日利亞等國一樣，南部與北部的宗教、種族迥然不同，托姆巴巴耶（Francois Tombalbaye）帶領乍得脫離法國統治後，政策引起北方穆斯林不滿，令國家陷入內戰。直至哈布雷（Hissene Habre）擊敗各個勢力，及後又被手下將軍代比（Idriss Deby）於1990年奪權，這位代比，就是捲入何志平案的強人，在位至今已經27年。

乍得本來相當貧窮，有「非洲死亡之心」之稱，大部分國土為沙漠，只有南部雨林區相對宜居，但在二十一世紀初發現石油，此外還有不少礦產，國勢理應開始騰飛。然而，乍得的貪污程度也居於世界前列，售賣天然資源所得，基本上落入政府和既得利益者手中，他們同時也得到大量外國「援助」，一般百姓並未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對各大國而言，只要乍得不變成恐怖主義溫床，國家維持基本管治，能夠合理由各國「分享」資源，她的內部管治是沒有多少人關心的。

在代比上台初年的九十年代，台灣曾向乍得大力援助，6年間便提供7200萬美元，結果台灣擁有這個「邦交國」9年，那也是台灣難得能建交的相對大國（指面積而言）。但乍得是極其務實的，之後北京以同樣板斧，於2006年重新奪回乍得，及後的援助自然更多，到現時為止，已經提供接近2.2億美元「援助金」。

原本世界銀行為乍得提供的資金，除了用來興建輸油管，也指明要援助乍得百姓。但乍得政府將錢投放在軍隊，以打擊得到蘇丹支持的叛軍，結果世界銀行撤回援助，並要求乍得政府償還貸款。中國這時向乍得伸出欖檻枝，承諾「不會干涉乍得內政」，並且為乍得舖橋搭路，建醫院築學校，興建新機場。這樣一來，乍得有「閒錢」擴充軍隊，並利用法國駐守的軍人，已經訓練出一支在區內頗有規模的大軍。一如既往，北京強調援助「沒有任何附設條件」，但「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乍得自然同時與中國簽訂了不少石油協議，中資能源公司也代替了美國埃克森美孚、世界銀行，成為乍得能源業界的最重要開荒牛。

由此可見，中國在非洲的外交，不可謂不成功。近年西方終於意識到要反制，一方面改變過往提供援助的嚴苛條件，另一方面也加緊用法律框架，以及支援各國反對派、NGO，對其他勢力進行「監督」。一介平民捲入其中，要獨善其身，談何容易？

小詞典：自由法國

二戰期間，法國淪陷，德國成立傀儡政權維希政府，戴高樂則成立「自由法國」，以法國在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的殖民地為根據地，組織流亡軍隊，參與盟軍，謀求反攻復國。不少非裔士兵加入自由法國軍隊，獲得大量勳章，令他們日後回到各國領導獨立運動後，也依舊保持和法國的緊密關係。乍得鄰國中非共和國的一代暴君博卡薩，同樣也是二戰期間為法國立下軍功的將士。

二十一世紀地緣政治外傳：不能小覷阿拉斯加

上周談及隨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的「阿拉斯加能源代表團」，而這個美國最大的州，很可能在二十一世紀的地緣政治扮演更關鍵角色，不能等閒視之。

阿拉斯加平均每平方公里連半個人也沒有，一片冰天雪地，本來是典型極地，但憑着豐富天源資源，人均收入在2007年躋身全美第15位，石油收入的盈餘用作成立永久基金，投資海外資產，現滾存到500億美元。因此，阿拉斯加永久居民就像澳門永久居民一樣，每年都有現金分紅；10年前，每人就分到3269美元，這在美國幾乎是獨一無二的。

阿拉斯加人為了減少上繳聯邦政府的款項，很多石油收益都撥入這個「永久基金」，而且是美國少數沒有徵收州入息稅、銷售稅、遺產稅的州份。因此，阿拉斯加人的本土認同，跟實質利益是掛鈎的。

阿拉斯加與其他倚靠農業或天然資源的州份（如得州）一樣，從來是保守勢力搖籃。支持低稅率、小政府、大市場、減少公共開支的共和黨順理成章在阿拉斯加最受歡迎，除了1964年的一屆，阿拉斯加人都支持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包括特朗普當選的一次。共和黨內部最保守的一翼「茶黨」，也和阿拉斯加息息相關，精神領袖就是阿拉斯加前州長佩琳。「茶黨」的名字，來自觸發美國大革命的波士頓茶會(Boston Tea Party)，口號是「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這正是阿拉斯加人的想法：他們收入高，在國會的代表卻很少，對大政府有先天的不信任。這樣的政治氛圍，會否令阿拉斯加為了捍衛本土利益，而漠視全國大局，值得關注。

看見阿拉斯加冰天雪地的繁榮，對岸俄國人自然又羨又妒，畢竟這曾經是俄羅斯領土。「賤賣」阿拉斯加後，俄羅斯才發現失去了龐大的能源儲備、天然資源，也永久喪失在美洲制衡美國的地利。假如蘇聯在冷戰年代擁有阿拉斯加，對美國軍力部署的牽制，肯定大大增加，連帶整個北美的格局，也可能不一樣。

現在隨著全球暖化，北極冰雪融化，阿拉斯加除了可能發現更多可供廉價開採的天然資源，也已成為太平洋和北冰洋接壤的重要航運樞紐，北美西岸和遠東太平洋經水路前往歐洲的距離將大大縮短。普京近年積極發展俄羅斯遠東地區，正是基於類似戰略思維；如何加強在阿拉斯加的影響力，也在盤算當中。而對阿拉斯加有類似大戰略眼光的，自然還包括鄰居中國、日本在內。

作為世上最大的飛地之一，阿拉斯加與美國本部的齬齟自然存在。不過近年美國國會由共和黨控制，聯邦政府與阿拉斯加州政府關係還好，特朗普更為阿拉斯加帶來天然氣大戶中國，以換取州政府對聯邦政府的配合。怎樣利用阿拉斯加的地緣戰略價值，賦予它更獨特的地位，實在是值得思考的課題。例如一些阿拉斯加沿岸城市，大可成為自貿區、特區，以航運、天然資源、旅遊等招商，協助開發這個人煙稀少的大州，甚至整個北極。在可見將來，北極圈另一塊龐然大物格陵蘭很可能完全獨立，連鎖效應下，阿拉斯加若希望更高度自治，也在情理之中。

小詞典：茶黨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後成立的政治聯盟，屬於共和黨內極右光譜，反對增加美國國債的經濟復甦方案而成立，慢慢變成經濟保守主義大本營，支持者主要是白人中產階級，與特朗普的票源基本上重疊，茶黨精神領袖佩琳也在2016年大選支持特朗普。茶黨為保守主義重整旗鼓，不少茶黨候選人在共和黨內初選逼走資深主流政客，卻因為立場偏激，在全國選舉不具勝算，這已成為共和黨一大難題。

柬埔寨洪森會成為下一個穆加貝嗎?

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Robert Mugabe）終於下台；那邊廂，經歷有點相似的柬埔寨強人洪森（Hun Sen），卻進一步集權，究竟會否步穆加貝後塵？

兩人同是「英雄」

穆加貝曾是國家英雄，帶領津巴布韋終結白人種族主義政權，也曾令經濟發展，改善農民生活和醫療水平；而洪森同樣是「新柬埔寨」的救星：經過赤柬恐怖時代、越南變相殖民，柬埔寨上下只希望恢復穩定、經濟正常發展，因此在民主化後，儘管一度選出拉那烈王子（Norodom Ranariddh）執政，最後洪森還是在連串政變後穩住局面，經過民主洗禮而成為強人，經濟增長在東盟國家當中位居前列， 一派中興景象。

然而，洪森掌權已經30年，雖然有政績，但民眾開始過了單純求溫飽的階段，求變之心漸起。根據透明國際2012發表的「貪污感知指數」，柬埔寨在184個國家中排164。雖然經濟水平進步不少，旅遊業尤其發展迅速，但貧窮人口和文盲率依然很高，肉類依然是奢侈食品， 據說不少農民甚至以昆蟲來補充營養。相比首都「先富起來」的一群，民眾感到落差，自然有所反應。

近年柬埔寨主要反對黨救國黨（CNRP）表現不俗，在6月的市議會選舉中，得票由2013年的30%上升至46%，已經完全與執政黨分庭抗禮，洪森開始真正感受到政黨輪替的壓力。於是就在明年大選前，柬埔寨法庭下令取消救國黨的合法地位，連參選都不能，並逮捕黨主席根索卡（Kem Sokha），假如罪成，可以判囚30年。

最新消息是洪森乾脆一併解散了救國黨的NGO「柬埔寨人權中心」，也刻意調高稅項，令最大英文報章《柬埔寨日報》停刊。究竟局勢發展下去，會像泰國近年不斷解散反對黨那樣，成為長期對峙的兩大陣營，還是洪森鐵腕下去，變相一黨專政，目前尚未可知，惟救國黨領袖桑蘭西預言，洪森將會有穆加貝一樣的下場。

然而洪森和穆加貝的最大不同，在於他對軍隊的掌控更加穩固，而且有一個強大的靠山：中國。中國和柬埔寨長期友好，更是柬埔寨的最大援助國；「一帶一路」最有把握的一站，正是柬埔寨。洪森受中國支持多年，除了因為他的長期執政令柬埔寨保持穩定，有利中國投資，還因為柬埔寨已成為中國在東盟的「第五縱隊」。任何東盟要聯合行動壓制中國的嘗試，例如和南海主權爭議有關的表態，都過不了柬埔寨這一關；中國堅持對東盟國家逐個談判、避免東盟成為聯合一極的策略，柬埔寨是堅定執行人。雖然柬埔寨國力遠不如越南，洪森昔日也是靠越南提攜，但有效對沖越南成為東南亞霸主的，也是洪森。面對國際社會對他打壓反對黨、操控選舉的指控，洪森毫不顧忌地說：「美國的援助即管撤走吧，我們還有中國。」

雖然北京強調「不干涉別國內政」，但近年外交政策越來越積極，對有利中國利益的政權安危，不會無動於衷。何況洪森在柬埔寨牢牢控制軍隊，又不是穆加貝那樣令軍隊內部人人自危，民眾沒有推翻政權的實力，中國只要堅定援助柬埔寨、繼續簽署合同，洪森的專政依然會有政績，「顏色革命」要出現，難乎其難。對北京而言，柬埔寨已經成為中國附庸，就算柬埔寨真的變天，也不擔心新政府不合作，所以「消化」柬埔寨的政策，只會繼續；特朗普本人也喜歡洪森一類強人，不見得會高調介入柬埔寨局勢。事實上，要不是穆加貝娶妻不賢，令軍隊集團出現內部矛盾，要93歲的他下台，依然談何容易。何況還在盛年65歲的洪森？

小詞典：柬埔寨救國黨

2012年成立，由主要反對黨「桑蘭西黨」和「人權黨」合併，2013年大選取得55席，僅次於68席的執政人民黨，成為全國最大反對黨，當時已經批評洪森在選舉舞弊。2017年10月，柬埔寨政府指救國黨「勾結美國、企圖推翻柬埔寨政府」，11月法院下令解散救國黨，全體獲選出任公職的黨員都失去資格，成為柬埔寨民主化以來的最大政治風暴。

中國崛起與三十年代德國：從「特朗普國師」班農比喻談起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與中國簽下逾2500億美元訂單的同時，已經離任白宮首席戰略專家、但依然被喻為「特朗普國師」的班農（Steve Bannon）大唱反調，在其掌舵的極右網媒Breitbart News更形容中國是「難以估計的敵人」，而非戰略夥伴。

早前班農訪問香港前夕，更把中國與三十年代的德國比較，認為崛起的中國將改變世界秩序，箇中固然有「中國威脅論」成分，但他特別提到中國數項外交、科技計劃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卻並非沒有真憑實據，的確令傳統歐美霸權難以放心。

大家先回到班農提到的三十年代德國。一次大戰結束後，協約國與戰敗的同盟國簽定《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訂明德國須為戰爭負上一切責任，並要作出天價賠款，令戰後德國經濟陷於困境，通脹上升、貨幣貶值，失業率高達三成。

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時期，多屆選舉、多名總理上台也未能改善問題，結果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即納粹黨）支持率節節上升，雖然也有用上威逼利誘手段選舉，但民意確是客觀存在，最終希特拉在1933年獲任命為總理，總統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死後，成為「元首」。

納粹的實用主義經濟

假如暫且不談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而單看經濟層面，希特拉在三十年代並非沒有政績，納粹經濟政策可謂既不左、也不右，但相當實用。對希特拉而言，只要能鞏固納粹黨的執政地位，強化國家軍事實力便可，經濟復興只是工具，也會以數據說服國民。

研究這段時期歷史的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學者比爾（Germà Bel）指出，在這段期間，德國的銅、煤、銀行業等均被私有化，轉由親納粹商人擁有，納粹從中逐漸控制了資本家，不斷吸納他們入黨，要兩者成為「利益共同體」。與此同時，不少公共服務亦私有化，轉由納粹黨或相關組織管理，希特拉從中吸納了大量工人階級的支持。結果，由基層到資本家，無一不和納粹黨構成共生關係。然後，納粹投入大量資源於軍備、基礎建設上，經濟大幅改善，失業率逐步降低，希特拉在短短數年內，就成為「民族救星」。

美國在希特拉崛起的過程中，又扮演了甚麼角色？客觀而言，主張嚴懲德國的首先是宿敵法國，美國一直擔心適得其反，想過不少方法讓德國回到主流，只是事與願違。簽署《凡爾賽條約》後，德國很快陷入無力還債的困局，美國先後提出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楊格計劃（Young Plan）協助德國還款，但不久美國也出現大蕭條，自顧不下，急須從歐洲取回現金，楊格計劃胎死腹中。結果，美國給予德國償還債務的貸款，又掉進另一個無底洞。

如此債務、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持續多年的中美貿易不平衡，有沒有可比性？這一點，經常被國內民族主義者提起，視之為「大國崛起」之象徵，認為強如美國也不過是中國的「債務人」，可見中國之世界主宰地位。不過從商出身的特朗普看清了真相：早在競選時，他已指出「欠款100美元，是債務人的問題；欠款一億時，就是債權人的問題。」可見特朗普並不擔心中國的債權人身分，會成為中美關係的發球者。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勢力項目亦指出，中國須確保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以穩定人民幣匯率，來保障中國出口，所以美國依然握有最關鍵的戰略武器。對比1930年代，美國貸款給德國掉進無底洞，中美之間的資金流向，卻是一個循環。即使中國近年強調增加內需，但出口、特別是出口到美國，仍佔中國經濟增長的龐大比重，可見中美兩國並非單純的債權人與債務人關係，而是更像一個經貿關係緊密的共同體。

中國崛起與班農的五點警告

班農的「中國彷如納粹崛起論」，真正值得留意的是現時的中國經濟結構，與當時德國政府與企業的緊密關係，確實有一定可比性。班農提出中國成為霸權的五項工具，正是他對美國政府的警告，無論我們是否認同，都必須認知：

- 班農首先提到中國讓製造業升級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其中的信息技術、航空航天裝備、新能源汽車、機械人等，均是未來科技、工業的重要元素，不少更是美國現時仍然領先中國的領域，卻都是中國希望和美國「合作」的領域。

- 其次是「一帶一路」，這與傳統經濟聯盟、貿易協定不同，難以定義成功與失敗，但肯定的是在推動過程中，可增加中國的海外投資、基礎建設，當中不少可轉化為對沿線國家的實質影響力，對地緣政治有龐大影響。

- 班農提到的第三、四點，分別是金融科技，及它對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的影響，令人想到正在「走出去」的支付寶，及其逐步擴張的電子商貿王國。本欄多次提及「阿里巴巴經濟體」對世界的影響，在我們大談「雙十一」前，阿里巴巴就是一個全球批發採購的平台。在這基礎上，將中國日漸成熟的科技金融服務推廣至全球，對世界經濟結構的影響，難以估計。

- 最後一點是第五代無線通訊技術(5G)，美國咨詢公司LexInnova Technologies已指出，目前10%的「5G關鍵」知識產權由華為掌握，其次是中興，中資已經是重要持份者。加上5G與物聯網發展緊密，中國在5G年代的影響力勢必提升，而且涉及國際格局的重構，例如華為已經與德國電信合作，為歐洲提供首個5G服務。
這五點提到的中資公司、產業，未必一定是國企，但亦非歐美國家熟悉的自由市場下的私人企業。他們作出的「商業決定」，必然與中國國策緊密配合，也正是班農憂慮的核心所在。

那麼班農離開白宮後，能否繼續影響（或「協助」）特朗普施政？對這問題產生懷疑的人，實在不了解特朗普和班農，都對名義上的位置毫不重視。「白宮首席策略師」這職務，雖然也曾出現過，但並非傳統幕僚官職，而特朗普諮詢的對象，又不受規條限制，反正他信任的不是傳統公務員、技術官僚，乃眾所週知。特朗普訪華前，已無公職的班農曾到訪香港、北京，與當時仍是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會面，可見他的「國師」地位，也得到國際社會加持。班農近日接受《朝日新聞》訪問時大方承認，他離職後仍經常與特朗普通電。以「在野」身份指揮「另類右派」媒體助攻，甚至鞭策特朗普「勿忘初衷」，似乎是他賦予自己的神聖使命。既然是這樣，班農對中國崛起的警告，始終有可能被華府採納，更不能等閒視之。

小詞典﹕「中國制造2025」計劃

中國總理李克強於2015年「兩會」時，提出的製造業戰略計劃，以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原則，分三個階段，爭取中國於2049年成為世界製造業強國之一，涉及產業包括信息技術、機械人、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生物醫藥等。對外方面，計劃已與德國《工業4.0》策略對接，兩國承諾在製造業、能源、航空等多方面合作，似有和美國較勁的意味。

從十月革命百周年的「政治正確」談起

今年是俄國十月革命100周年，各國的處理手法比周年紀念本身，更值得閱讀。

對不少老一輩俄羅斯人來說，蘇聯也是現代俄羅斯的起步點。「蘇聯」和「俄羅斯」的分野並不明顯，沒有不大事慶祝的理由，而同屬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白俄羅斯、吉爾吉斯，也發行了官方郵票紀念。

懷念蘇聯不合普京主義

不過，俄羅斯政府和現任總統普京卻對此冷待，克里姆林宮發言人更謂：「有什麼好慶祝？」

這並不代表普京本人不懷念蘇聯，只是單純的懷念蘇聯，卻不符合「普京主義」的利益。

自從蘇聯解體，在葉利欽（Boris Yeltsin）時代，一度厲行「去蘇聯化政策」，「十月革命」這歷史事件的紀念雖然沒有被禁，卻開始不再宣之於口。

1996年，葉利欽把「十月革命紀念日」改名成政治正確的「民族和諧和解日」；到2004年，普京更把整個紀念日移除，反而重提11月4日「團結日」這個沙皇年代的紀念日。

十月革命後由紅軍處決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也於普京時代獲平反，成為「俄羅斯捍衞世界和平的先驅」；之前他已由俄羅斯東正教會追封為「聖人」。這些舉動，說明普京希望繼承沙皇時代的俄羅斯道統，多於共產時代的蘇聯道統；反而旁邊的白俄羅斯卻自居為十月革命的正統繼承人了。

何況時至今日，俄羅斯共產黨仍然活躍，雖然不足以威脅普京，甚至可以算是普京的策略性盟友，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只要組織存在，依然不能低估。俄共目前在國會佔 42 席(約 9%)，在十月革命100 週年舉辦了不少紀念活動，例如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舉辦萬人巡遊，向列寧遺體致送花圈，舉行國際共產黨會議等。普京雖然對蘇聯時代有一定懷念感情，但也不會大搞十月革命紀念，以防為俄共作嫁衣裳；相反高舉俄羅斯民族主義旗幟，卻更符合政治需要，而且沒有對手。當然，也有像日里諾夫斯基那樣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作點綴，但他們的角色只是襯托普京的主流位置，而不是為了爭奪領導權，所以說，其實也是普京的棋子。

更有趣的是銳意「去俄羅斯化」的烏克蘭。在最新烏克蘭官方歷史，俄羅斯和周邊地方由 1917 年到 1921 年，發生了一連串「事件」：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內戰等，涉及各地各民族，所以一切不只是俄國歷史，也是整個東歐、中亞的歷史，不能單純以「十月革命」命名。烏克蘭於是把那些年，和本國有關的事分隔出來，稱為「烏克蘭革命」，視為烏克蘭的抗俄歷史。這樣對十月革命重新演繹，自然也是新政府「去蘇聯化」的手段。

結果，在上述主旋律之下，俄羅斯國內媒體普遍和這個日子割蓆，連列寧也一概不談，而前蘇聯各國根據各自盤算，除了白俄羅斯等個別例子，也大多對十月革命百週年輕輕帶過。在東方，越南還算有發行郵票慶祝，但已經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的中國，卻同樣予以冷處理，背後的原因…… 你懂的？

小詞典：十月革命

俄曆1917年2月，俄羅斯爆發革命，資本階級的自由民主派推翻了沙皇政權，成立臨時政府，但未能控制局面，全國各地不同勢力、不同民族醞釀大內戰。到了同年俄曆10月，布爾什維克發動起義，推翻臨時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其後處決沙皇一家，正式和舊時代決裂，並成為向全球輸出革命的源頭，影響了人類進程幾達一世紀。

民間外交：何志平的名單

何志平先生仍擔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時，在年輕人對保育有很大的訴求的背景下，2007年委任了古物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當時有一篇評論文章討論這份委員會成員名單，我依然有印象，因為那是關於何志平擔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時，委任了一批「年青才俊」加入一個政府委員會，回應當時沸沸揚揚的保育事宜。筆者當年二十多歲，是其中一人，雖然很多細節都回憶模糊，但對何局長的印象很深。無論外間對他觀感如何，我一直深信他棄醫從政，加入前景未明的首屆問責熱廚房，是真的有股關心文化發展的儍勁，而且因為不是公務員出身，對不少問題都有個人的破格思考，這從他離任後、和後來成為本土派領袖的陳雲博士合著的出版，可知一二。想不到他在美國捲入非洲賄賂醜聞，「名單」變成塞內加爾、烏干達、乍得等國政要，希望吉人天相。

明暗規則合理化

案件細節未明朗，不宜妄自猜度，但國際關係的相關潛規則，卻並不隱晦。發達國家企業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得到「項目」，可以說很玄妙，但也可以很簡單，前提當然是要相關國家批出「項目」。由於這些國家需要資金發展，而制度不大健全，批出什麼樣的項目，自然和既得利益集團息息相關，而這些集團得以控制項目的背景，基本上都不是通過民主程序獲得。然而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又走向民主化、透明化，公眾對誰掌控特權，愈來愈清楚，也愈來愈不滿。

因此，到這些國家投資，一方面要知道既得利益集團的潛規則，另一方面又要知道民主、法治的明規則，因此本地夥伴的投石問路，必不可少。結果有本地人脈的政商要人，就以「顧問」身份出現作「中間人」；有投資國聯繫的政商要人，也以類似名義出現作「白手套」，然後互相抽成，這是國際關係「產業化」101。

是不是非洲國家特別落後、特別容易瓜田李下？其實不是的。一個成熟的國家，例如美國，會把這些明暗規則合理化。例如我們曾提及，美國總統的延後利益幾乎不受監管，總統的基金會捐款、落任後的天價版稅和演講費，酬庸競選經費的職位（特別是駐各國大使），都在「陽光」下進行，但真的要揭開陽光下的霧霾，恐怕能夠獨善其身的人，幾希。只要熟悉這些規矩，就是明擺著做某種行為，也可以安然無恙。

「能源外交」，這是這樣一個充滿潛規則、又有「陽光」照料的範疇。正如日前本欄提及，特朗普一改奧巴馬立場，積極傾銷美國能源，要令美國變成能源出口大國，表面上是要扭轉貿易逆差，實際上不可能沒有其他地緣政治、戰略考慮。首當其衝受影響的國家，自然是其他能源大國，例如俄羅斯。特朗普訪華，促成大筆能源買賣，在北京立場，為了對衝，很難不對俄羅斯能源有所表示，假如大家在業界，自會留意某些相關國企，剛入股俄羅斯石油；而在華府立場，某些勢力為了對「中美合作」對衝，又或單純增加中國對美國能源的依賴、或提高自身價格，也可能需要有所動作。至於第三世界國家內部充滿權力鬥爭，提供彈藥予大國，則是舉手之勞。在這類博弈框架下，一介平民參與其中，很容易莫名其妙犧牲。不過話說回來，這類白手套，卻正正符合香港的國際身分地位，在過去一百年，走這條路的香港傳奇人物有很多，下場各異，但都是一代高人。假如何志平真的當上「白手套」，而沒有香港人的身份，肯定走不到這一步。假如他根本沒有當上「白手套」，而只是「被白手套」，要是沒有香港在中國的獨特身份，也不一定成為目標。這就是國際關係了。

小詞典：何志平案

2017年11月21日，香港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在美國被捕。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控罪書，何涉及兩案：（1）乍得案，涉透過塞內加爾前外長加迪奧，向乍得總統德比賄賂200萬美元，換取獨家開採石油。（2）烏干達案，涉賄賂前聯合國大會主席、烏干達外長庫泰薩50萬美元，換取商業利益。

美國人工智能TA之後：還需要人類助教嗎?

不久前參加首爾一個國際人力資源年會，由澳洲前總理主講，與會者無不強調新世界不能再用舊思維「生涯規劃」，例如推斷目前65%的小學生在未來，都會在目前不存在的崗位工作。既然是這樣，哪些目前存在的工作會被淘汰？這問題我們談過很多次，而對學術界、教育界而言，以下發展恐怕是大勢所趨。

「教學助理」不是人

兩年前，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人工智能學科的戈埃爾（Ashok Goel）教授，利用人工智能「製造」了一名「教學助理」，名叫「Jill Watson」。「她」是由IBM Watson智能平台研發，已經任教兩個學期，回覆學生的精確度高達97%，初時學生都不為意助教原來不是人，發現真相後，無不震驚。

事實上，大家手上都已經擁有一部可以提供人工智能助理的設備，無論是Google Assistant、Apple Siri、還是Amazon Alexa，都是隨手可及的人工智能系統。Facebook（fb）在一些國家也開始在Messenger加入人工智能「M」，以「提升」用家體驗；一些fb專頁也加入Chatbot功能，讓讀者自行輸入關鍵字，系統即會因應關鍵字提供答案或內容，毋須再由人手回答。

這些網上服務的用戶，當然知道自己是跟電腦「對談」。但在一些個人化的行業，例如金融、醫療、教育、政府、社區服務，用家是否知道自己面對的是電腦人工智能，而不是人手回答，像「Jill Watson」那樣，就成了人工智能系統設計師的一項挑戰。

「AI－TA」，對於不喜歡每年都回答同樣問題的教職員，簡直是天大喜訊，想想不用每次都回答「這份功課有多少字數限制？」、「是否一定要Word Format？」等問題，自然產生莫名興奮。但這樣一來，是否意味著教學助理可以全盤淘汰？就是還有TA碩果僅存，職責也會變成確保人工智能能正確回答學生的問題，或針對學生的個別情況提供特定資料，而不再是可以流水作業的機械式工作。

問題是，教學助理除了是職業，也是整個學術生態鏈的一環，無論是物超所值、還是學術綜援，都是學院超穩定結構的一部份。當大學沒有了TA，是否教授的大部份功能都可以淘汰？其他工作呢？

近年科技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共享系統等，一大目的，就是縮短消費者與服務提供者的距離，減少使用中間人、或去除中介角色，包括大媒體、學校、零售商。正如Jill Watson 的案例，未來將有更多現時尚未出現的工種，就算職位名字可能一樣，但工作性質肯定與現在大相徑庭，以現時的職業訓練方法，必不能滿足未來工作需求。當人工智能發展日趨成熟，新職位與學生能力產生錯配越發明顯，加上跨國流動的人愈來愈多，世界會變得怎樣，已不是現在的上一代社會領袖所能掌握。假如下一波的教育改革，能夠利用人工智能，讓學生有一個更個人化的學習環境，淘汰目前極度臃腫的學校官僚機構，卻實在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小詞典：四代AlphaGo

AlphaGo大概是近年最著名的高階人工智能程式，在圍棋界所向披靡，除了擊敗人類棋王，也擊敗了其他人工智能程式。當第三代AlphaGo Master在網上擊敗所有對手，第四代AlphaGo Zero卻可以將第二代AlphaGo Lee以100比0打個落花流水，足以證明近年人工智能發展之快、涉足層面之廣，只要有數據或程式配合，就水到渠成。

一帶一路外傳：由「印度五毛」的反華情緒談起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亞洲，華文媒體聚焦於他在中國得到的帝王式招待，卻對不少戰略性發展按下不表。例如特朗普提出的地緣政治名詞——「印度—太平洋區」（Indo-Pacific），把兩大戰略板塊連結，以印度「中和」中國崛起的目標相當明顯，也得到印度廣泛好評，就值得詳細思考。

塑膠假米屬虛構

筆者曾經多次談及中印關係，而隨着中國崛起，印度媒體、民意對中國的態度，似乎只會愈來愈差。兩國早前在洞朗地區爆發衝突，除了以最古典的方法——互擲石頭——攻擊對方，媒體和互聯網就是主戰場。

在各自討論區謾罵以外，雙方都有製造敵視對方的「Fake News」；由於中國媒體並沒有完全自由，印方的攻勢，特別是採用非英語的印度媒體，就顯得更凌厲、也更脫離現實。

翻看印度網絡新聞，除了有傳中國派兵攻擊印度邊防，亦有傳衝突平息的原因是中國貸款予印度作下台階。差不多同時，印度媒體廣泛報道中國有「塑膠假米」流入，並嚴肅教導印度人小心避免購入「膠米」，有多條關於分辨假米的影片上傳；一時間，「中國膠米」在印度鬧得熱烘烘，直到專家指出那些只是劣質米，而且「膠米」成本比真米高，不合乎經濟效益，事件才慢慢平息。

除了針對中國，宿敵巴基斯坦自然也是印度Fake News的常規目標。今年5月，一名印度作家遭親政府傳媒抨擊，據說該作家曾稱：「印度就算把駐兵數目由70萬增加到700萬，也永遠不能完全控制喀什米爾。」愛國媒體咒罵她「叛國」，有議員建議把她縛在軍車上撞死。但其實這位作家並沒有講過這番說話。

當然，巴基斯坦同樣有製造Fake News，意圖進一步挑撥中印關係，例如7月有巴基斯坦媒體報導：「中國向錫金發射火箭炮，導致158名印度士兵死亡」，其後被中印雙方齊聲譴責。但相較印度媒體的銷量和影響力，依然是小巫。

印度民族主義由來已久，但自從人氣總理穆迪上台，才真正成為國家指導思想。雖然莫迪表面上對北京還算客氣，但親政府媒體不時煽動反華情緒，以加強國民向心力，令其他媒體爭相效法，卻是不爭事實。近年中國不再韜光養悔，「一帶一路」亦觸動印度神經，但印度經濟偏偏高度倚賴中國，2014年印度出口164億美元貨品到中國，卻從中國入口584億美元貨品，短期內亦難以改變逆差。結果，民間的反華情緒、和數字上的對華依賴，就成為奇怪的共生現象。

每次和印度媒體朋友談及這種反華輿論，他們都說這只是商業行為，就像中國的《環球時報》一樣，只要反華「標題黨」能夠促銷，在一個有十多億人的龐大市場，媒體是不會錯過的。單看媒體，會以為天天中印都頻臨開戰，但實際情況，自然不是這樣，「不必大驚小怪」。問題是印度政體和中國不同，民間情緒足以改變政策，政府亦不容易完全宏觀調控。一旦政府反主為客，隨時適得其反。

小詞典：《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

印度最暢銷的英文報章，也是全國第三暢銷報章，每日售賣超過三百萬份。1838年創立，目前是印度歷史最悠久的英文媒體，也是新聞學者眼中的亞洲大報。總部位於孟買，近年銳意開拓其他市場，也有經營其他語言的印度報章。

兩韓統一 還可能嗎?

南北韓統一，對上一代人來說，曾是真正可追求的夢想。即使是10多年前，我們也曾見證南韓總統金大中推動「陽光政策」，兩韓運動員在2000年悉尼奧運開幕禮共同入場，彷彿兩韓統一夢出現了一線曙光。

不過，隨着北韓不斷核試、試射導彈，兩韓關係大幅惡化；同時，南韓經濟騰飛，新一代大多都失去談統一的誘因，情願永遠這樣分治下去。然而，兩韓統一與否，其實不容自己決定：只要北韓金氏政權崩潰，問題就變成現實。究竟一個統一的「大韓國」，會否成為東北亞強國，又會面對怎樣的挑戰？

兩韓分治後，各方也曾認真思考不同的統一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來自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韓裔朝鮮問題專家Victor Cha，他早前一度成為特朗普任命駐南韓大使的熱門人選。

五個階段 愈走愈遠

Victor Cha曾為「兩韓統一論」歸納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兩韓分治初期，南北韓競逐合法性，堅持自己才是「真．韓國」，雙方意識形態之爭明顯，北韓尋求在南韓推動革命、武力統一朝鮮半島；南韓亦沒放棄通過資本主義擴張，把北韓「吸納」。但與此同時，兩韓領導人亦逐漸正視對方已存在的事實，開始提出較具體的方案促進統一，如金日成於1980年提出「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主張，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和兩個政府」方式變成「一國」，有點像中國的「一國兩制」。1989年，南韓總統盧泰愚則提出「民族共同體」，以自由、和平、民主為原則實現統一，但對主權問題則予以相對模糊化處理。

第二階段：九十年代初，兩韓逐漸意識到統一是困難與危險的。當時蘇聯解體，是學者福山稱為「歷史的終結」的年代，南韓經濟改革取得一定成就，北韓難重拾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表現，兩韓實力日漸拉遠，南韓開始擔心金家政權倒台或戰爭引發的「硬著陸」統一，會拖垮本身經濟。這憂慮在1993年北韓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後更嚴重。

第三階段：南韓金大中推動「陽光政策」，希望在和北韓建立互信的基礎下，尋求「軟著陸」統一，結果兩韓關係一度改善。自此「統一」的目標，不再如當年雙方力求迅速消滅對方，而變成一個更虛無縹緲的願景，但也因此失去民族主義的感召，起碼在南方，難以吸引新一代支持者。

第四階段：李明博當選南韓總統，強調外交的務實主義，把「統一政策」演繹為「作好北韓政權可能隨時瓦解的準備」，也就是被動的、回應式的，而不再針對北韓進行太多主動宣傳的動作。

第五階段：朴槿惠當選南韓總統，經濟急速起飛，她也將兩韓統一，視為對朝鮮半島、區內的「幸福」，是一種世代機遇，因而再次加強了意識形態宣傳。但這政策面對金正恩執政的北韓，被高度不信任，北韓也把朴槿惠的統一宣傳視為高度挑釁。這情況在文在寅上台後仍然持續，他未有如金大中提出具體方案，目前官方說法是先促成兩韓「經濟統一」，然後是「政治與軍事統一」，亦再三強調不尋求「非自然的統一」，不會將北韓吸收到南韓。

兩韓統一：由目標變成危機

由此可見，今天認真推動兩韓統一的人，已經不多，統一不再是頭號目標，只是危機處理需要防微杜漸的課題。而帶來這改變的關鍵，除了兩韓這些年來的各自發展，也包括外部帶來的啟示，例如我們多次介紹過的《南北韓，統一必亡》一書，就以兩德統一的經驗，作為兩韓統一的範例，並集中討論「同血源是否就是同族群」的問題。本書作者朴成祚認為，兩韓到了今天已可算是不同族群，不能感情用事強行統一。連兩德統一後，東西部經濟發展也長期失衡、德國人身分認同也出現危機，假如實力遠不如東德的北韓「被統一」，只會把南韓也拖垮。雖然這本書的立論出現在十多年前，此後德國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但那更多是受惠於德國對歐元區的控制，而不是兩德統一本身。南韓沒有這樣的機遇，要東施效顰，只會令國內精英擔心。

至於兩韓是否依然有「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這問題似亦可思考。學者基斯克（Virginie Grzelczyk）認為兩韓政府雖然口都中說促進統一，也有種種冠冕堂皇的政策，但其實都在刻意使兩地人民有不同的身份認同，這和東西德的德意志認同頗不一樣。兩韓分治至今，已是兩、三代人的事，當年離散的家屬已傳至兒孫輩，他們之間既沒有感情，也分別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政體內成長，早已形同陌路。南韓的反共教育、國安法不但防止國民認同北韓，也不希望國民同情北韓人民；北韓則反覆強調自己定義的「人民」，作為舉國體制、「主體思想」的基石，根本沒有能力把接受北韓教育以外的任何「人民」，融化進這個體制之內。此刻全球民主退潮，假如兩韓統一，北韓人民生活沒有改善、既得利益者失去國家保護，面對南方的直接競爭，可能連南韓本身對民主的認同也被衝擊。此外，學者Shang E. Ha與Seung-Jin Jang的研究亦發現，「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想法，在南韓已經基本不存在；基於「大韓民族主義」追求統一，已經是上一代人的往事。

不過退一萬步，假如兩韓真的統一，整個區域形勢，卻又可能存在大量變數，令不少人依然有所憧憬。投資銀行高盛曾於2009年預測，假如兩韓統一，而沒有日本那麼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經濟實力將於30至40年內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中國的亞洲經濟大國。高盛的樂觀想法有一個前設：韓國統一後，有有效的人口流動控制，也未計算可能出現的難民潮，所以未免一廂情願。但南韓近年經濟畢竟勢頭強勁，如統一後釋放出大量北方的低廉勞動力，應有正面影響，就像德國在共產陣營崩潰後，吸納了大量來自東歐的廉價勞動力一樣。同時北方的基礎建設必須改建，以求與南方接軌，這個過程可吸引大量海外投資，也可以令「大韓國」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基建的重要支點，正是有危有機。

至於在戰略層面，雖然南韓主流政客口中都追求朝鮮半島無核化，但北韓核武發展已經成熟，一旦兩韓和平統一，有了經濟實力、又有了核武，話語權就全然不同。即使新政權真的放棄核武，過程也可能相當漫長，足以成為對外談判的籌碼，就像昔日哈薩克獨立後，以此換取國際社會援助一樣。統一後的韓國，假如得到和日本平起平坐的資格，也會成為各方拉攏的對象，倒向中方可以令美國失去軍事基地，倒向美方則會令中國邊境承受沉重壓力。由於變數這麼大，沒有一方、包括南北韓本身，會因為潛在的利益，而盲目促成統一。因此金正恩目前擺出「玉石俱焚」的姿態，把兩韓統一變成「世界危機」，的確是自我保護的最佳計算。

小詞典：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

由北韓已故領袖金日成於1980年的朝鮮勞動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提出，主張兩韓統一後，建立一個聯邦制國家。方案雖然實際操作困難，但象徵意義重大，由過往主張武力統一，變成尋求和平統一。2013年，朝鮮勞動黨官媒曾發表文章指，該主張是最光明正大的民族共同統一方案，反映建議依然有效。

特朗普訪華外章：當中國在阿拉斯加「集氣」

特朗普訪華，值得關注的自然不只是帝王級款待，還有雙方簽訂的一系列經濟合作協議，尤其值得留意有關阿拉斯加的部分。這次特朗普帶來龐大商貿代表團，包括一批阿拉斯加政商要人，結果中美落實合作開發阿拉斯加天然氣，建設液態天然氣管道，整個計劃價值430億美元。

阿拉斯加代表團出現

這樣的合作，對於舊美國而言，不單政治不正確，也有違經濟理念。過往，美國戰略思維相信，本土能源、天然資源關係國家存亡，一度禁止出口本土原油，寧願大量入口中東石油，也不願大量開採本土藏量，以確保國家在危急關頭有足夠能源運作。

直到近年開採頁岩氣油技術有長足發展，加上全球暖化，北極冰雪覆蓋面積減少，開發極地能源比以前容易，美國才恢復出口原油。加上美國逐步改變量化寬鬆政策，經濟不能再以「印銀紙」支撐，必須推動實業和刺激出口。隨着商界出身的特朗普上台，為了「令美國再強大」，不管環保人士如何反對，都要更積極傾銷能源，以達致貿易平衡；於是，就有了阿拉斯加代表團出現。

俄羅斯把阿拉斯加賣給美國時，美國被視為儍子，現在這卻成為俄羅斯歷史上最大的愚行。自從阿拉斯加發現石油，石油就是當地的經濟命脈，佔整個州的收入大概80%，令阿拉斯加人均收入在2007年躋身全國第15位，與一般人想像中的冰天雪地「貧瘠經濟體」截然相反。不過，阿拉斯加的石油藏量逐年遞減，對比1978年的頂峰，現在已經用了超過60%；隨着開採頁岩氣油技術進步，阿拉斯加面對得州等競爭，不得不擴大市場、開發其他資源，而天然氣是其中最有潛力的。

阿拉斯加的天然氣與石油一樣，大致醞藏在北坡地區，但相比石油，開採難度較高，英國石油、埃克森美孚等都已放棄開發。中國近年急速發展，能源需求急升，天然氣是最潔淨的過渡能源，因此才不惜工本，與美國達成協議，建造輸氣管道。對中國投資，阿拉斯加自然十分歡迎，一位曾研究阿拉斯加輸氣管計劃的官員表示：「就算第一艘運氣船不能在原定的2023年開出，能在2025、2026年成事，阿拉斯加人都會欣喜若狂。」此外，這也可能是特朗普「獎勵」阿拉斯加政界（例如前州長兼「茶黨」精神領袖佩琳）支持他競選的禮物。

不過阿拉斯加和中國的能源合作也有隱憂。中美雙方的協議還在初步階段，細節需要落實的時間很難說，期間中國可能找到更便宜的海外資源，自己研發出更多可再生能源，又或計劃受到美國環保人士反對，都可能橫生枝節。雖然阿拉斯加民眾對特朗普的「禮物」普遍感激，但美國自由派與環保人士結盟，對這種能源經濟始終看不慣，一旦阿拉斯加對中國構成經濟依賴，由於地處邊陲，更可能成為國家安全議題。不過對特朗普而言，自然也不管這些。

小詞典：阿拉斯加購買

阿拉斯加在18世紀被俄羅斯探險家發現，然後成為俄羅斯的北美殖民地，但人煙稀少、經濟效益有限、軍費龐大，旁邊是當時世界強國英國控制的加拿大，令沙俄政府萌生脫手念頭。美國崛起後四出擴張，於是美俄雙方在1867年達成協議，美國以700萬美元買下阿拉斯加，當時美國反對黨嘲笑為「西華德的愚行」（西華德是負責購買阿拉斯加的美國國務卿）。

沙地王儲反貪腐：第三次世界大戰導火線?（下）

昨天談及沙地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 Al Saud）的外交攻勢，已經令區域充滿火藥味，但這還不是不可測性的全部。對內層面，這位王儲觸及的地雷更多。

雙方角力白熱化

事實上，穆罕默德並非一味好大喜功，他似乎的確希望令沙地成為現代化的區域霸主，也對沙地種種弊端心知肚明。沙地權貴的窮奢極侈、特權橫行，乃眾所周知，令國家很難促成任何改革，也令平民不滿與日俱增。

日前穆罕默德主導的「沙地反貪腐大清洗」，不過是針對這些問題的其中一環，目標除了沙地首富阿爾瓦德王子（Al-Waleed bin Talal）、諸位「貪腐」王子，還包括一批政要，合共500多人，他們和其他被打擊對象及其家族合共掌握的財富，據報高達8000億美元，相當於10個蓋茨（Bill Gates）的身家，這種反貪腐的規模，比俄羅斯、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假如這筆財富全部給沙地政府充公，可以作大量用途，後續如何發展，充滿想像空間。

但與此同時，穆罕默德又對提倡「教條式廉潔」、宗教理念極端保守的瓦哈比教士不宣而戰。

瓦哈比主義（Wahhabism）是沙地國教、沙地立國以來的宗教盟友，負責國內一切意識形態政策、宗教警察等日常生活事宜，他們的理念，自然跟沙地權貴的作風背道而馳。

近年瓦哈比教士在沙地王室暗許下，積極拓展海外勢力，例如塔利班、「伊斯蘭國」（IS）等都有其影子，以換取不干涉王室貪腐的默契，這無疑是一個「不神聖同盟」（Unholy Alliance），不過，對既得利益集團而言，起碼目前是行之有效的。穆罕默德為了鞏固權威，保守教士同樣是絆腳石，他決定在沙特興建不用遵守沙里亞法的杜拜式特區，讓女性有權駕車等新政，固然都是讓沙特邁向現代經濟、不再單一依賴石油的必經階段，但同時也觸及瓦哈比教士的底線，雙方角力已經白熱化。兩面作戰，歷史上的結局，通常勝少敗多。

假如穆罕默德的所有計劃都成功，國內政敵肅清、權貴就範、教士服從、大權獨攬，鄰近遜尼派國家又全部變成附庸，唯沙特馬首是瞻，沙特以全國的財力促進經濟轉型、遜尼派現代化，再整合為一個有紀律的陣營，就像近年在沙特帶領下向也門出兵、制裁卡塔爾那樣，足以成為世界的一極。論綜合實力，有豐富石油、先進武器、宗教加持的「大沙特」，美、俄、中、歐之後的世界第五強，或許就輪到它了。

問題是穆罕默德的對立面勢力龐大，稍一不慎，沙特可以四分五裂，激進份子隨時獲得大量武器、資源，無論是豪富權貴、還是瓦哈比教士，要是決心玉石俱焚，都足以製造比「伊斯蘭國」更厲害的怪胎搞局。至於鄰國的潛在反彈、什葉派武裝的回應、土耳其等同樣希望成為「哈里發」的國家暗中拖後腿，種種危機，更是不在話下。這樣的亂局一開，隨時不再是區域戰爭，而是世界大戰。這樣的變數，誰敢預測？

小詞典：瓦德利王子 (Al-Waleed bin Talal)

沙特首富，沙特立國者費薩爾沙特國王之孫，有「阿拉伯巴菲特」、「中東股神」之稱，目前資產估計180億美元，最高峰時曾位列《福布斯》富豪榜第五位，持有包括蘋果、Twitter在內的大量不同公司關鍵股份。2017年11月4日，因為涉嫌貪污、洗黑錢、賄賂等罪名，被沙特政府拘捕。

沙地王儲風暴：「真．哈里發」重臨?（上）

黎巴嫩總理哈里里（Saad al-Hariri）在沙地阿拉伯疑似被軟禁，公開宣布下台，震驚中東。而近年中東發生的奇事，實在愈來愈多，一切源頭都指向同一人——沙地王儲穆罕默德（Mohammad bin Salman）。本欄曾多次提及這位野心勃勃的王儲，不厭其煩繼續介紹，是因為他可能是未來10年世界和平的最大變數。

穆罕默德成為王儲，不過是今年6月的事，而這可以算是一場政變。沙地王位一向兄終弟及，就是傳給下一代，也被認為應以兄弟的下一代為優先，這是沙地王室集團山頭林立而依然能勉強維持團結的原因。現任國王薩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卻打破常規，廢除原有王儲、更將其軟禁，再任命親生兒子穆罕默德為新王儲，內部的強烈反彈，完全能想像。

確立「勇武」形象

有了這樣的背景，穆罕默德自然要在父王健在時鞏固實力、建立威望，而國王已經82歲，一切都在倒數中。但穆罕默德幹的，已經超過一般權力鬥爭所需，而涉及整個沙地阿拉伯的重構，動作極大，而且無視區域潛規則，公然以大國領袖自居，無論是內政、外交，都激起大量矛盾。

穆罕默德成為王儲前，已是全球最年輕的國防部長，主導沙地的外交革命，而他的大方向很清晰：強化沙地的遜尼派領袖身份，成為實際上的哈里發、太上皇，對區內所有遜尼派穆斯林國家發號司令，而鎖定什葉派龍頭伊朗為頭號敵人，既是為了鞏固內部向心力，也是為了測試盟友忠誠程度來「亮劍」。

根據這指導思想，穆罕默德的第一波是組成聯軍，出兵干涉也門內戰，以親伊朗的胡塞武裝份子為打擊對象，令也門內戰變成「遜尼派Vs什葉派」的代理人戰爭。沙特派出軍隊多達15萬人，背後有美英源源不絕的武器支持，同時籠絡了西方利益，一舉數得。早前的卡塔爾斷交危機，也是穆罕默德一手策劃，原因是卡塔爾身為遜尼派國家、卻和伊朗友好的「左右逢源」政策，挑戰了沙特底線。穆罕默德糾集阿聯酋、巴林、埃及等國，本來希望一舉推翻卡塔爾國王，雖然目標未達，但殺氣騰騰的「勇武」形象，已被確立。

這次黎巴嫩總理開罪沙特，據說也是因為他對伊朗、真主黨的「鬥爭」不夠堅定，有違穆罕默德「非黑即白」的表態原則。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和沙特關係更進一步，他凍結奧巴馬時代的伊朗和解政策，正是受到沙特大力鼓勵；沙特購買的美國軍火，正是最實際的「鼓勵」內容。此外，沙特要擁有核武抗衡伊朗的聲音，亦從未停止，要是在特朗普時代有進展，也毫不維奇。這樣的姿態，比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外交「微調」激進得多，究竟會將世界帶向何方？

小詞典：黎巴嫩真主黨 (Hezbollah)

1982年，以色列入侵南黎巴嫩，追擊巴勒斯坦武裝份子，黎巴嫩什葉派在伊朗支持下成立真主黨，以驅逐以色列為目標，主張建立伊朗式的「黎巴嫩伊斯蘭共和國」，被美國視為恐怖組織，同時承辦了大量社會福利，因而頗得民心。黎巴嫩各方妥協和平後，真主黨成為主要反對黨，依然被視為伊朗的棋子。

庫爾德公投反成伊拉克復興之路?

上月伊拉克庫爾德人舉行獨立公投時，一度令人擔心是伊拉克徹底分裂的先聲，想不到效果至今卻剛好相反，反而成為伊拉克中央政府重整旗鼓的契機。
正如美國期刊Foreign Policy所言，伊拉克總理是全世界最棘手的一份工作，伊拉克總理阿巴迪（Haider al-Abadi）卻開始得到「救世主」的聲望，正是福兮禍所伏。

邊境關卡收歸中央政府

庫爾德人公投期間，阿巴迪首先把庫爾德地區列為禁飛區，切斷當地開始頻繁的國際聯繫，筆者有朋友本來已安排到當地旅遊，就要無限期延遲。公投後，阿巴迪又削減庫爾德地區的財政預算，派兵奪回石油重鎮基爾庫克（Kirkuk），更聲言把庫爾德人控制的各個邊境關卡收歸中央政府。

這些關卡包括庫爾德地區通往土耳其的輸油管，那是庫爾德人的生命線，這一着，加上土耳其配合，足以令庫爾德人的石油資源廢掉武功。一系列果斷行動，除了令庫爾德人措手不及，也贏得國內人民掌聲，而且目標明確——要終結庫爾德人過去20年來的變相「國中國」地位。

除了打擊庫爾德分離分子，阿巴迪還有另一政績——擊退「伊斯蘭國」（IS），收復一系列名城，難怪他接受《獨立報》訪問時意氣風發。

不過，真正關鍵並不是土地的爭奪，而是背後的角力。這次伊拉克中央軍奪回基爾庫克之所以那麼順利，據說得到有伊朗革命衞隊背景的民兵幫助。似乎阿巴迪要向美國發出訊息：增加援助，否則只能靠攏伊朗。

屬於什葉派的伊拉克政府一向被外界質疑是伊朗附庸，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推翻奧巴馬與伊朗的解凍，也是向伊拉克傳達「不能與伊朗太親近」的訊息。

阿巴迪一方面拉攏伊朗，另一方面亦保持距離，希望慢慢把親伊朗民兵收編，同時讓美國為首的盟軍負責訓練伊拉克軍隊。

與此同時，阿巴迪與長年交惡、和伊朗勢同水火的遜尼派龍頭沙特破冰，沙特亦承諾協助重建伊拉克。今年7月，伊拉克政府在倫敦召開招商會議，外長開宗名義說：「我們需要一個馬歇爾計劃」，目標對象似乎卻是中國的「一帶一路」。這樣的多元外交視野，並不簡單。

不過阿巴迪能否長期執政，國內團結、管治始終是重要問題。目前遜尼派副總統Osama al-Nujaifi已表態有條件支持阿巴迪連任，二人經常強調國家統一是重中之重，所以他們對庫爾德人強硬，卻有助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團結。庫爾德公投表面上是獨立運動，其實不過是既得利益者的博弈：庫爾德自治政府主席巴爾扎尼家族長期把持朝政，他本人擔任主席超過12年，任期原本在2015年8月屆滿，卻以對抗「伊斯蘭國」為由延長任期。這次公投本來是討價還價的籌碼，結果卻反過來被阿巴迪利用來團結國民，也拉攏了不滿巴爾札尼的庫爾德人。形勢發展下去，假如阿巴迪明年大選能夠連任，伊拉克說不定就能穩定下來了。

小詞典：阿巴迪（Haider al-Abadi）

伊拉克什葉派政客，有工程博士學位，薩達姆年代長期流亡海外，在英國工作多年，累積了不少國際人脈。薩達姆倒台後回國，2013年成為國會副議長，然後被提名接替醜聞纏身的總理馬利基，2014年9月正式就任伊拉克總理。他既得到西方支持，也比前任敢於和伊朗、俄羅斯等合作，對內則以加強民族團結、反貪腐、消滅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為主要政綱。

當「程式語言」成為國際新一代共同語言

假如我們要前瞻20年後的國際關係，應該關注中美博弈，還是研究科技發展？傳統國際關係自然傾向前者，但現實世界的應用，卻很可能是後者更重要。今天我們的必修科是中、英、數（不計莫名其妙的「通識」），而近年「程式編寫」（Coding），卻開始成為世界各國的必修教學內容。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庫克（Tim Cook）早前也在法國表示，對法國人而言，學習編寫程式比英語更重要；美國佛羅里達、得克薩斯、新墨西哥等州份，已把程式編寫納入課程，部分更將之取代第二語言，成為中學生的必修科。

Coding：年輕人的第二語言

在我們早前介紹的「全民科技大國」愛沙尼亞，學生一般於10歲時已掌握基本程式編寫技巧，懂得運用軟件編寫遊戲，也就是說Coding已經是第二語言。總之，大趨勢很明顯，各國都開始討論怎樣把程式語言納入課程，早晚這種科技界通用的程式「語言」，也會成為未來世界的普世溝通渠道。這會否動搖英語的國際地位？對宏觀國際關係，又有何影響？

程式編寫，簡單來說就是人跟電腦的溝通方式。由於電腦不懂人類語言，所有訊息在電腦中，都會轉化為「1」與「0」，而「1」與「0」可以組成成千上萬的意思。人類可透過不同的軟件編寫程式，向電腦下達指令，製作出各式各樣的網站、軟件，以及我們每天使用的電話應用程式。與人類日常使用的語言一樣，程式語言也有多種，但一般強調邏輯思維，日常我們接觸到的Java、JavaScript、C、C++、Python等，就是較多人使用的程式語言。

隨着各國把程式編寫納入課程，並正成為全球年輕一代的第二語言，跟不同年代的新技能一樣，首先受到衝擊的，始終是年長一代。程式編寫就像20年前的中文輸入法，年輕一代在求學時期已透過ICQ、MSN等，掌握一至兩種輸入法，根本毋須學習，但年長一代沒有這樣的成長背景，簡簡單單的中文輸入法，就成為融入新世界的障礙。

程式語言涉及的也不止科技層面，其他行業如金融、教育等，亦需要大量程式編寫員完善相關工具。這種世代間的矛盾，可視為「數位移民」及「數位原住民」之爭，懂得程式編寫，是後者在職場的先天優勢。

不過，當未來所有畢業生都掌握這技術，便如同都會流利英語、中文輸入法一樣，新時代就由世代間的競爭，轉為同代人之間的競爭，而傳統學校的「離地」問題，就會越來越暴露人前，因為它們開辦的課程，未必能對應市場所需。根據程式編寫教師拿臣（Quincy Larson）比較不同數據，發現美國一般大學教授的是入門的C，但市場上最受流行的是JavaScript，以及近年興起的Python。當蘋果公司2014年推出程式編寫語言Swift時，一度成為軟件開發者的熱話，但當大家以為學懂Swift就足夠時，中國騰訊在微信推出小程序，計劃在傳統電話應用程式外另闢蹊徑，結果程序員又要自我增值，以確保市場競爭力。年輕一代面對的，並不是懂不懂程式編寫，而是懂多少種Coding語言，以及能否在短時間內學會新的語言。

未來全球人口如何溝通：英語霸權會終結嗎？

這種趨勢，對國際關係自有深遠影響。由於多個國家已為中、小學生開設程式編寫課程，相信很快會變成全球趨勢，當這一代成長後，各式各樣的程式語言，便成為不同國籍、文化、背景同齡人之間的「共同語言」。他們即時在現實生活，使用完全不同的日常語言，卻可以輕易通過電腦為中介，互相溝通。今天文化交流始終以語言為主要屏障，但有了Coding的一代，人類大同社會的夢想，卻可能化為現實。不同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例如美國大選會輕易被俄羅斯黑客通過machine learning影響，只會不斷出現。

然而，程式語言與英語本身，並不是零和遊戲，它們在未來的發展，相信是相輔相承的。雖然程式語言並非只以英語編寫，例如來自法國的WinDev也是程式語言，但以英語為基礎的Coding，始終處於領導地位，這自然與美國的資訊科技發展在全球獨佔鰲頭有關。現時世界上最流行的10種程式語言，均以英語編寫（更嚴格說是美式英語）；即使是市場上受歡迎的Python、Ruby等程式語言，分別由荷蘭人、日本人開發，但用家編寫時，亦是使用英語為主。不少在中學階段才教授英語的國家，都需要思考如何協調英語與程式編寫這兩門「外語」課程。

換句話說，要懂得編寫程式，起碼在今天，英語基本功依然不可少，左翼學者經常批判的「英語霸權」，並不會在程式語言時代初期有根本改變。值得關注的是，程式語言和第二語言卻可能是零和遊戲：目前不少美國中學就是以程式語言取代外語，結果學生就可能學習少了一種語言，並因此減少接觸英語世界以外的文化。這對推動全球在地化、多元文化主義，自然背道而馳。而在「語言過渡期」，互聯網不發達國家的不公平待遇，可能更明顯：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統計，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互聯網使用者的比例，分別是80%和46%，假如互聯網仍未接通，又如何學習程式編寫？不過只要解決了幾本技術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才俊，卻能較容易通過程式語言，看見發達世界的門檻。

假如程式語言始終要從英語衍生，銳意發展資訊科技的印度作為英語人口大國，可能最有潛力。但上述趨勢的最大不可測性，在於有沒有一個國家能同時挑戰英語霸權、發展第一流的程式語言，而又擁有足夠的全球市場佔有率。目前有這樣潛能的國家只有一個：中國。中國的程式語言發展一日千里，而且有自力更生的決心，不希望長期依靠外來語言，而且本地市場龐大，足以構成另一個新世界秩序。其實今天的中國內聯網，各國都要千方百計遷就進入，已經是另一個足以和「非中國世界」平起平坐的世界了。雖然已經推出的以中文為基礎的程式語言，都未能動搖對手，但不代表未來不可能。不過根據目前情況，另一個可能性是，程式語言發展下去，可以脫離包括英語在內的任何語言規範，令任何語言使用者都能平等學習。到了那個時候，世界秩序才會根本改變。無論從工作、教育還是國際關係角度，我們都是身處人類歷史的轉捩點，又準備好了沒有？

小詞典﹕「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

美國教育評論員、作家普倫斯基（Marc Prensky）於2001年提出的兩個雙對族群概念。「數位原住民」是指從小在電子產品、互聯網包圍的環境長大的一代，「數位移民」則是指在長大後才接觸相關產品及工具的一代。普倫斯基指出，「數位原住民」先天對科技敏感，能同時接收大量資訊，並進行多任務處理（但不一定是優勢），因此針對他們的教育方式必須從「數位移民」時代改變，才能與時並進。

加泰羅尼亞vs斯洛文尼亞：他山之石，不可攻玉?

加泰羅尼亞公投弄巧反拙，當地「獨派」媒體一度聲稱要仿效「斯洛文尼亞模式」漸進獨立，明顯是錯判形勢。斯洛文尼亞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後，成了中歐發達國家，也許確是加泰羅尼亞的夢想，但兩者背景之大不同，實難輕易類比。

斯洛文尼亞擁有軍隊

西班牙中央政府今天完全有效運作，可以施行憲法第155條收回加泰自治權、接管地方警察、解散議會和政府，相反斯洛文尼亞宣布獨立前的南斯拉夫，已經搖搖欲墜，什麼都已經做不到。南斯拉夫黨國一體，南共在1990年召開十四大以後，就因為新領袖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推廣「大塞爾維亞主義」，令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代表不滿退出，然後基本上停止運作，「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已經變成「塞爾維亞政府」。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稍後舉行的多黨制選舉，都是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開放的漣漪，也是當地執政共黨同意的，結果地方共黨相繼倒台，變相令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南共失去當地管治權。

斯洛文尼亞和加泰的另一不同，是有自己軍隊的。南斯拉夫在鐵托（Josip Broz Tito）年代，採取「綜合民防」策略，雖然後來中央要收回斯洛文尼亞邊防軍指揮權，但斯洛文尼亞自行修改憲法，令邊防軍只効忠斯洛文尼亞。獨立前夕，斯洛文尼亞購入俄製防空導彈、德製反坦克炮彈，打算用游擊戰對付中央軍，最終雙方戰爭只持續了10天，雖然不能算是斯洛文尼亞的軍事勝利，只是南軍不敢孤軍深入，但軍隊起碼是斯國獨立的底氣。相反加泰羅尼亞不但沒有軍事準備，連聽命於自己的警察部隊領導層也任由西班牙撤換，明顯沒有任何武裝鬥爭準備。

至於外援、特別是德國的角色，也是斯洛文尼亞獨立的另一關鍵。斯洛文尼亞曾是哈斯堡家族領地，100年前還是由奧匈帝國管治，不少居民依然以德語為母語，斯洛文尼亞前往德國（包括東、西德）工作、就學的人很多，令德國對斯洛文尼亞有特殊情感。

斯洛文尼亞爭取獨立時，按當時媒體估算，有20萬合資格的南斯拉夫居民，可以在德國投票，當中主要是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人，兩國都有族人積極爭取德國承認本國獨立。加上德國統一後，有意加強「大日耳曼」勢力範圍，又視南斯拉夫解體和德國統一為冷戰終結的標誌性事件，所以才在西方各國觀望猶疑之際，率先承認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獨立。普京諷刺歐盟對不同地方獨立的態度有如「民主自助餐」，參考了這些案例對比，也確是部份事實。

最後，當年斯洛文尼亞的獨立公投有97%投票率，其中八成支持獨立提案，民意是壓倒性、毫無爭議的。至於加泰隆尼亞的獨立公投，即使不論其單方面、沒有法律效力的性質，投票率也不足五成，雖然支持率有90%，但明顯未能反映民調長期顯示「統派」Vs「獨派」50:50的民意。畢竟在斯洛文尼亞和塞爾維亞之間，還有克羅地亞，斯羅文尼亞境內的塞爾維亞人相當少；但根據2013年的加泰隆尼亞普查，高達46%居民使用西班牙語，只有36%使用加泰語、12%使用雙語，反映各地西班牙人，已成為加泰隆尼亞身分認同「不可分割的部份」。若加泰夢想得到斯洛文尼亞的成果，恐怕是東施效顰呢。

小詞典：斯洛文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 （1945-1991）

斯洛文尼亞本由奧匈帝國管治，一戰後，列強把三個斯拉夫人聚居的地方合併成一個國家，包括原屬奧匈帝國的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以及塞爾維亞王國，而由塞爾維亞主導，這就是早期的南斯拉夫。二戰後，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共黨建立社會主義政權，重組內部結構，斯洛文尼亞依然是一個組成國，但變成由共黨領導，是為「斯洛文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直到1991年被獨立的斯洛文尼亞取代。

馬來西亞巴生港：中國取代新加坡的棋子?

中國與新加坡的關係變壞，除了以不時空穴來風的泰國「克拉運河」（Kra Canal）取代馬六甲海峽，北京還有什麼攻勢可以減低新加坡的戰略重要性？馬來西亞的最大港口巴生港（Port Klang）假如被善用，似乎可以成為「一帶一路」大棋局的棋子。惟知易行難，馬來西亞的種種問題，始終令巴生港潛力未盡發展。

地理優勢難及新加坡

巴生港隸屬雪蘭莪州（Selangor），舊稱瑞天咸港，坐落於馬六甲海峽東岸中點附近。十九世紀末，同樣位處巴生河畔的吉隆坡崛起，瑞天咸港隨之由英國殖民政府開發，成為吉隆坡的外港。馬來西亞獨立後，進一步擴建巴生港，令其今天坐擁南北兩個深水港、產業多元的自由貿易區，以及海陸空交通物流網，近年港口貨櫃吞吐量排名穩佔全球第12位。

只是巴生港的天然地理優勢，還是比不上新加坡。細閱地圖，馬六甲海峽兩岸由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3國擁有，但印尼控制的西岸多暗礁和淺灘，不利大型船隻停泊，其港口的國際影響力亦有限；馬來西亞固然佔有東岸的巴生、檳城、馬六甲等天然良港，但與位於馬來半島南端、獨佔海峽南端出口的新加坡相比下，戰略位置還是有所不及。

然而，隨着新一輪地緣政治演化，近年中國大舉投資馬來西亞各類港口業務，既是為了配合「一帶一路」，客觀上也起到以馬來西亞港口削弱新加坡的效果。對此吉隆坡政府自然樂見其成，畢竟現時中國已成為馬來西亞的最大貿易夥伴，每年雙邊貿易總額接近千億美元，也是自身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

馬拉西亞除了推動巴生港加入中馬「港口聯盟」，去年7月、即中菲南海仲裁案宣判前夕，時任馬來西亞交通部長公開宣佈「在巴生建造第三港口」的計劃，並直接點名邀請中國與馬方合資，以政治表忠帶動經濟建設的意圖，明顯不過。根據馬方說法，巴生港的貨櫃裝卸量將於2020年迫近飽和，由於當前「七至八成航經馬六甲海峽的船隻是以中國為目的地」，加上「大馬向來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故希望興建第三港，而中國理所當然是首選合作對象。

不過巴生港的發展，實在面臨不少變數。即使在馬來西亞內部，其他港口也存在劇烈競爭，其中丹戎帕拉帕斯港和皇京港已獲斥巨資擴建，後者預計於2025年完工，被中國央視高調預言為「即將取代新加坡的新港口」，當然中國的巨額資金也參與其中。更令馬來西亞憂慮的是，巴生港的貨物吞吐量今年第二季下降了8.4%，原因是全球兩大船運聯盟都決定不再使用巴生港，而直接使用新加坡，背後自然涉及國際力量的角力。

北京為了不讓巴生港成為又一大白象，只會繼續觀望，不會一下子下注。而且馬來西亞首相納吉的政府國際聲望有限，國內政潮從未停止，不少國家都擔心這政府十年後能否兌現承諾。假如巴生港是香港那樣的特區，會否更易成事？北京又會否像昔日的西方勢力那樣，通過海外投資，逐漸建構一系列和母體若即若離的「行政區」？這類趨勢，才是比一個港口的興衰更值得注意的。

小詞典：《建立港口聯盟關係的諒解備忘錄》

2015年11月，中馬交通部門共同簽署備忘錄，此後已有12個中國城市、9個馬來西亞城市陸續加入。《備忘錄》為兩國在港口合作領域的第一份合作文件，旨在打通雙方和整個東協的航運網絡，以及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物流運輸變得更便捷。

美國槍擊案之後：全國步槍協會的邏輯

美國接二連三發生襲擊案，紐約、得州的新近兩宗卻已經沒有太大震撼，因為早前造成58死（不計槍手）、500多傷的拉斯維加斯槍擊案，依然令美國人充滿陰影。雖然倡議槍械管制的團體繼續呼籲控槍，但一如既往，有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這個龐大利益團體左右大局，改革始終遙遙無期。

轉移視線淡化槍管

槍擊案後，由於難得有共和黨議員支持加強管制槍械，NRA的立場也貌似有了不同。除了譴責外，協會兩大巨頭拉皮埃爾（Wayne LaPierre）和考克斯（Chris Cox）一改以往反對任何槍械限制的立場，把視線轉向俗稱「撞火」的部件。

所謂「撞火」是利用子彈發射的反作用力，把彈匣裏的子彈連射，猶如把一把半自動手槍變成全自動。

NRA聲稱事件造成重大傷亡，是因為兇手在一段時間內連射多發子彈，因此建議禁止使用「撞火」。與此同時，NRA卻稱國會應討論進一步放寬槍械持有，讓國民毋須在自己州份也能購買槍械，「以保障自己安全」。

這樣的邏輯，對美國人而言，早已見怪不怪。NRA明顯只是為共和黨提供下台階，結果共和黨員紛紛表態支持禁制「撞火」，企圖淡化對槍械管制的呼聲。而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的民團勇武精神，依然是NRA的最強武器和擋箭牌：它除了教育民眾如何安全使用槍械，也從小灌輸擁有槍械是權利、是自由、是「美國精神」。

NRA財力雄厚，2013年的課稅接近3億5千萬美元，可比大型企業，而每年有近3億美元預算，投入教育、慈善、政治捐獻等範疇。很多教育團體、支援草根階層的慈善組織都有接受NRA資助，甚至包括童軍。曾有評論希望財大氣粗的特朗普可以不受影響，但也事與願違：特朗普身為「民主人士」時，確曾表態支持管制槍械，但參選總統後得罪傳統精英和財團，NRA卻伸出檻欖枝、提供經費，結果上任後，就改為支持放寬槍械管制。加上他集中向白(人)鄉(郊)男(人)拉票，而「白鄉男」正是NRA基本盤，雙方合作，也是順理成章。至於在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任何形式的限槍法案都會夭折；奧巴馬曾建議售賣槍械時查看購買者背景，最後關頭也功敗垂成。

去年阿富汗裔獨行槍手掃射同性戀夜店，造成50死53傷，諷刺的是NRA卻正向少數族裔埋手，鼓吹他們擁有槍械。對比「白鄉男」，少數族裔擁有槍械的比例較少，增長空間很大，因此NRA縱然由白人主導，思想保守，種族傾向明顯，但為了維持影響力，也不得不面對「市場現實」。而且少數族裔往往被標籤為恐怖份子，假如有槍擊事件，也容易被定性為「恐襲」，而可以輕輕帶過槍械管制的爭議，這種障眼伎倆，幾乎屢試不爽。到了最後，NRA的邏輯，無論怎樣看似不通，幾乎都總會找到活路。LaPierre在年會驕傲地說：「NRA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最龐大、最有效的公民團體」，這確是「實至名歸」。

小詞典：美國槍支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

美國NGO，成立宗旨是捍衛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主張槍械持有是美國公民基本人權，並通過廣泛的利益輸送、幕後交易影響政治。NRA有會員500萬，成員齊心，捐款踴躍，作為協會的游說、活動、公關經費。每次美國大小選舉，「是否支持限制槍械」都成為候選人表態的重要一環，NRA從中選擇盟友，並通過利益交換影響大局。

葡萄牙：恐怖主義絕緣體?

美國再次發生恐襲，似乎大眾都已麻木；歐洲各國同樣不時有恐襲，也不知何處安全。那最安全的國家在哪裏？

去年3月，「伊斯蘭國」（IS）旗下機構表揚在布魯塞爾發動的恐襲時，罕有提及葡萄牙：「今天是布魯塞爾及其機場，明天可以是葡萄牙和匈牙利。」

須從當地人口結構入手

然而，根據美國的中東媒體研究所（MEMRI）等解讀，IS純粹是為了宣稱「自己有能力攻擊歐洲任何一個角落」，不但不是針對葡萄牙，反而側面證實了「葡萄牙恐襲風險遠低於其他歐洲國家」這印象。今年6月，智庫「經濟與和平研究所」的分析顯示，葡萄牙在「全球最安全國家」排行榜中名列第3，僅次於冰島和紐西蘭。

葡萄牙全境曾是伊斯蘭勢力領土，屬於IS口中的「哈里發國」範圍，加上身為北約成員國，對反恐自然有共同立場，也不是特別獨善其身。10多年前美國組成聯軍出兵伊拉克時，法、德、俄牽頭反對，美國卻拉攏西班牙、葡萄牙，決定出兵前的美、英、西、葡四巨頭會議，還是在葡萄牙的亞速爾群島舉行。因此要解釋葡萄牙的低恐襲風險，必須從當地的人口結構方面入手。

歷史上，葡萄牙長期以來都是人口移出國：無論近代葡人為「航海大發現」海外殖民而離鄉別井，還是二十世紀初因國內經濟不景氣而前往其他歐美國家謀生，離開葡萄牙的人口，總是遠多於新移民（後者絕大部分來自葡萄牙海外殖民地）。到了1974年，「康乃馨革命」爆發，葡萄牙極右獨裁政權及殖民帝國垮台，安哥拉、莫桑比克等新獨立的非洲葡語國家卻陷入內戰漩渦，大量當地葡僑和非裔人口選擇在葡萄牙重新開始，葡萄牙因而出現第一波移入潮。

隨後十多年間，葡萄牙積極融入歐陸政經秩序，並以1986年成為歐共體成員國為里程碑。加入歐共體後，葡萄牙獲得大量工農業補貼，本地基建和私人樓宇工程乘勢開始，更多人移入葡萄牙求工作，填補了當年大量的新職位空缺。進入1990年代，葡萄牙新移民來源地變得更多元，包括了東歐、巴西、南亞和中國。但葡萄牙的移民和移民第二代人口數量，還是不超過總人口的13%，比例是整個西歐最低。

葡萄牙的伊斯蘭社群以南亞裔為主體，與中東、北非沒有密切聯繫，也鮮有蓋達、「伊斯蘭國」滲透等報導。其實葡萄牙各大主流政黨均持人道立場，高調表態接納中東難民，只是由於經濟規模不如英、法、德、西等大國，一直不是中東移民首選。根據官方統計，受「伊斯蘭國」影響而選擇葡萄牙的難民，目前只有約480人，與動輒數以萬計的赴德難民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不少移民葡萄牙的安哥拉人，不得不是經濟上次一等，反而是受惠於當地石油經濟的暴發戶，買下葡萄牙的高尚地段，構成了「新貴族」階級，極端份子要滲透，並不容易。另一方面，新移民大都是來投資、不工作的一群，就是有文化差異，本地人也知道他們會帶來就業，落入極端思想的，同樣有限。西班牙有巴塞羅那、馬德里等歐洲都會，葡萄牙相對單一的社群，國內也沒有西班牙那樣的分離主義矛盾，卻令恐襲的宣傳效用降低。「象以齒焚身」，葡萄牙只要保持低調，說不定能慢慢成為歐洲後院的天堂。

小詞典：安達盧斯（Al-Andalus）

穆斯林管治伊比利亞搬到時的名稱。公元711年，信奉伊斯蘭教的北非摩爾人揮軍北上，攻陷西哥德王國，伊比利亞半島史上首次落入穆斯林政權手中。11世紀開始，歐洲多個基督教王國領導的「收復失地運動」出現重大突破，摩爾人在隨後300年間節節敗退，最終在1492年徹底消失於伊比利亞半島。

特朗普「瘋狂外交」：北韓核危機的Game Theory

特朗普巡迴訪問東亞各國，目的之一是向北韓施壓，以增加早前種種威脅的說服力。我們多次談及北韓的「邊緣策略」，現在總算遇到對手，我們不妨也通過博弈論（Game Theory），重溫特朗普自己的「瘋狂外交」。

區域性戰爭後果起震懾作用

博弈論於1940年代開始，被用作解釋軍事、外交決策，及後於冷戰時期廣泛用來說明各大國之間的博弈關係，如美國與蘇聯、蘇聯與中國，以及古巴導彈危機等。該理論原屬於現代數學的一個分支，指博弈雙方會考慮對方所有可能作出的行為，並基於這些因素，作出合理的應對方案。擁核國之間博弈，尤為經典。

以美蘇核平衡為例，博弈的考慮因素包括是否擁有首先發射的能力，受核攻擊一方是否具有核反擊的能力，擁有核武的國家之間是否因此形成震懾（Deterrence）等，這些考慮，都是各國不斷研發核武、生產可帶核彈頭巡航導彈的依據。由於對比常規武器，核武足以造成毀滅性後果，各國一直極為小心處理，古巴導彈危機擦身而過，也是博弈理性之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研究博弈論知名的核戰略專家謝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過，核裝置只有在產生震懾時，才起作用，否則形同虛設。

問題在於，以上提到的博弈論、震懾等，都是基於參與者理性、有信譽的假設；但特朗普作為超級大國領袖，卻不時在社交媒體發表惹火言論，而北韓卻還未具備核能力跟美國對峙。這當如何解釋？一個解釋自然是特朗普「真瘋」，另一個解釋就是美國確實要開始跟北韓博弈。北韓導彈的射程已經遠至阿拉斯加、夏威夷，攻擊美國本土的能力早晚出現，但即使只能威脅南韓、日本，美國亦可能被捲入戰爭。此外，美國學者漢密爾頓（Michael Hamilton）警告，戰爭一旦爆發，將引起如敍利亞的難民問題，或製造新一輪恐怖組織襲擊。

以上種種不確定性加起來的破壞力，已經不下於美國本土受襲，這一切亦足以成為北韓對美國的震懾。北韓正是利用這些可能出現的後果，爭取時間，發展核武、改良導彈，直至有足夠技術將核彈發放到美國本土，造成「真正」的核武震懾。

面對如此局面，特朗普眼前有數個選擇。首先是與北韓談判，但現在雙方關係惡劣，就算是文化、體育等軟性外交都是不容易有效果；特朗普最近更表示，與金正恩談判是「浪費時間」，似乎短期內不容易破冰。第二是六方會談，不過這個曾給世人期望的方式，除了中國態度較為積極，其餘國家都未見樂於推動，金正恩則希望直接與美國交手，而非經過代理人中國。第三個可能性是以戰爭，包括常規戰或核戰，但帶來的不可測性太高，單是沒有能力令首爾免於毀滅，已經令戰爭不可想象。起碼對絕大多數分析員而言，美國都是無計可施，北韓爭取時間的博弈，就能奏效。

「瘋語」拉闊美國攻擊北韓想像

因此，特朗普上台後對北韓的「瘋語」，就成了突破上述局限的奇招。他一方面多次表示可以有前設地談判，另一方面又表示假如談判失敗，便要採取其他方法，兩者都是超越了前任總統的謹慎。他一方面表示動用核武攻擊北韓是「最後一步」，但同時又不排除這個可能性，起碼令平壤不得不考慮一旦美國真的攻擊，要如何回應。特朗普正是透過發出這些聲明，令北韓政策變得糢糊、不可捉摸，維珍尼亞大學學者夏馬（Nicole Hemmer）認為，這些似是瘋癲的行徑，其實是有套路地，令人想起前總統尼克遜的「瘋子理論」（Madman theory）。

今天歷史學家眼中的尼克遜，屬於令冷戰緩和的美國總統，從越南撤軍、和中國「乒乓外交」、與蘇聯開啟冷戰「低盪」時代，都是出自他和基辛格的現實主義手筆。不過他剛上任時，是以「反共老手」的姿態登場，一度被視為「激進政客」。1969年，尼克遜下令將核彈頭裝載B-52型轟炸機，劍指蘇聯，成為當年真實的核戰危機；而據歷史學家蘇里（Jeremi Suri）解釋，尼克遜目的並非真的要準備攻擊蘇聯，而是希望令人、特別是對手認為他已經「不受控制」，隨時會使用核武結束越戰，從而爭取己方政策調整的迴旋空間，並從中觀察對方的一切底牌。此外，他初年表面上對中國也是類似態度，想不到最後做出突破的，同樣是他。

這種不受控制的形象，正是特朗普面對北韓核危機時所需，否則全球都會假定在美國國會、傳統官僚牽制下，美國總統始終難以動用核武。要拉闊自己政策空間的光譜，只能突破常規，令自己不受傳統國內外因素制約。尼克遜如是，特朗普也如是，分別是尼克遜畢竟在政壇打滾多年，不像特朗普般具江湖味，威脅更令人覺得可信，相反特朗普的最大風險，在於國內外開始沒有人拿他當真。但又正正因為這種個人困局，反而令北韓相信他有孤注一擲的非理性可能，卻又反過來加強了其「瘋言瘋語」的說服力。

特朗普對北韓的態度，可說始終如一：那些「先發制人，在北韓攻擊美國前先將對方消滅」一類言論，他於2000年嘗試代表改革黨參加總統大選時，已經發表過，反映他直覺認為不可能長期被北韓設定議題，自己起碼要取回議題設定權。說到底，「瘋狂外交」的對象不只是外交對手，也包括國內官僚對手。而對特朗普本人而言，後者的威脅，其實比前者更大。

小詞典﹕六方會談

2002年，北韓宣佈重啟因《朝美核框架協議》凍結的核計劃，並於次年退出《核不擴散條約》，造成北韓核危機。經多方協調下，北韓、南韓、中國、美國、日本及俄羅斯於2003年8月舉行首輪六方會談，然後前後共舉行了六輪，曾取得一定進展，美國也曾宣布將北韓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2009年，北韓發射通訊衛星，引起日本、南韓不滿，加上之後的核試，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議案制裁北韓，令北韓退出六方會談，僵持至今。

西班牙又一分離主義案例：北非領地休達

歐洲國家當中， 西班牙可能是分離主義最嚴重的一個，除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有潛在分裂傾向的還有不少，中央政府對加泰毫不動搖， 亦意料中事。這些地方中，較少人關注的是西班牙北非領地休達（Ceuta）和梅利利亞（Melilla）；筆者在葡萄牙的澳門友人李浚賢，是少數對這地方有研究的朋友，大概因為她與澳門的歷史，不無可比之處。

休達跟西班牙的淵源，可以追溯至公元七世紀。當時北非穆斯林摩爾人揮軍北上，控制了伊比利亞半島大部分地區，建立伊斯蘭政權，休達就是商貿兼軍事重鎮。後來基督徒日漸壯大，在「收復失地運動」奪得整個半島，再統一為西班牙王國，然後進軍北非對岸，休達終於在1580年落入西班牙手中。

地位更特殊的自治市

到了西方殖民擴張時代，摩洛哥由法國和西班牙瓜分，北部沿岸成為「西屬摩洛哥」，南部大片土地變成法國保護國，再南部則是另一西班牙屬地「西屬撒哈拉」，但休達依然被當作西班牙本部管理。

二戰後，西班牙於1956年主動撤出摩洛哥，卻又保留休達和梅利利亞在手， 成為西班牙僅有的北非領地。摩洛哥至今堅稱擁有休達主權，但由於經濟發展依靠西班牙，不得不對休達「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儘管偶有摩擦，單方面軍事兼併始終不是選項。然而在西班牙眼中，歐洲人早於發現新大陸前，便開始管治休達， 這是基督徒與穆斯林交戰的結果，與後期的殖民主義毫無關係。西班牙曾表示不惜出兵保衞休達，歷史上也爆發過休達圍城戰，不過知道實力今非昔比，也一直避免過分刺激摩洛哥，所以休達、梅利利亞都被設定為地位更特殊的「自治市」，而非本土17個行政區那樣的「自治區」。

休達從未出現在「聯合國非自治領土」清單，當地也未聞有獨立主張，卻不代表西班牙的管治高枕無憂。今天休達約有8萬人，其中50%西裔、45%摩洛哥裔，構成了小城內部的二元張力。在西班牙四百多年管治下，兩大族群的地位從不平等，穆斯林往往是來自摩洛哥的新移民，他們在1980年代之前，甚至不被賦予公民身份，至今也只能是二等公民，未能打破西班牙裔的壟斷。這些穆斯林一方面有摩洛哥認同，但也不諱言對摩洛哥的相對腐敗有清醒認識，因而只要境內西裔不太過分，也寧願成為西班牙的非主流族裔，也不期待休達併入摩洛哥。

至於休達的西班牙裔雖然對小城有感情，也為其多元文化自豪，但由於長期面對摩洛哥「他者」，不但沒有加泰那樣的離心傾向，反而拼命抓緊西班牙認同，以免休達終有一天被短視的中央政府拋棄。因此，休達人在近幾次大選，都集中投票給本族右翼力量，相信強硬「親西政策」更能捍衛自身權益。在這樣的背景下，西裔主導的休達自然強烈反對加泰獨立，除了休達議會在加泰公投前一週明確反對，休達政府主席更高調力挺馬德里收回加泰自治權，表明休達將與全國團結一致，戰勝「加泰政變」，「正如當年戰勝ETA（巴斯克分離組織）那樣」。

對他者的恐懼，目前令休達與馬德里的關係親密無比；問題是一旦境內穆斯林反客為主，變成多數，那時候即使不要求「回歸」摩洛哥，也可能要求更大自治權，以求繼續享受歐盟身份的便利，同時也享有「當家作主」的快感。近年不少摩洛哥人以休達為進入歐盟的跳板，歐盟各國早有微言，特別擔心恐怖份子以此為漏洞。西班牙如何善用北非領地，而不致製造新矛盾，也很考中央政府的智慧。

小詞典：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

16世紀發生葡萄牙王位繼承危機，西班牙乘虛而入，在1580年開始，同時統治西班牙、葡萄牙和休達地區。1668年，葡萄牙光復戰爭二十多年後，西葡簽署《里斯本條約》，西班牙承認葡萄牙恢復獨立，葡萄牙則聲明放棄休達，西班牙對休達的主權和治權，自此確立至今。

另一種中美關係：阿里巴巴在美國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在即，但更落地的中美關係， 其實早在網絡打得火熱。曾有網民說， 「中國夢」其實是達成「美國夢」，中國企業無不有進軍美國的夙願，例如電商巨擘阿里巴巴。像很多中國企業一樣，阿里靠併購投資擴大版圖，2013年入股物流商ShopRunner，作為翌年在美國推出網購的準備。隨着阿里巴巴於2014年捨棄香港、成功在紐約交易所上市，馬雲的美國夢亦得以站穩陣腳。

阿里巴巴在美國投資最具爭議之處， 本來只在於「假貨」一類問題。馬雲一句「假貨比真貨更平、質素更好」震驚市場， 阿里股價也因美國政府「打假」而一度插水。但是，阿里業務逐漸廣泛滲透至中國人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基本上是eBay、 Google、YouTube、Facebook、PayPal等集於一身，這令美國企業趨之若鶩，只能對阿里邊罵邊學。

馬雲的雄心壯志，於奧巴馬在任期間頗不得要領，卻正合企業家出身的特朗普脾胃。這位總統未上任已經在特朗普大廈接見馬雲，更說會與馬雲一起「做一些大事」，為阿里在美國的擴張打下一支大大的強心針。

兩個「中國」同崛起

特朗普看重馬雲，自然是由於阿里為美國帶來投資。兩人會面時，其中一個重點是阿里投資中西部，因為那是過氣工業區，住着很多窮困白人，他們支持特朗普「令美國再次強大」，但美國企業始終不大願意回國設廠；如果阿里進來投資，特朗普就能兌現部分選舉承諾。

假如馬雲把淘寶模式引入，除了可能改變當地人的購物習慣，更可把當地「山寨廠」、農場等接通中國網絡，以及阿里近年投資的東南亞電商網絡，這可是美國商人夢寐以求的超大市場。此外，馬雲投資初創公司也不手軟，阿里在矽谷的辦事處不斷為集團尋寶，發掘有潛質的初創公司，而阿里帶來的資金、市場和管理文化，亦對美國創業者相當吸引。

不過馬雲的大動作，也令美國擔心。除了知識產權、產品質量，背景也是關注點。阿里的最大股東分別是日本軟銀、雅虎、馬雲、蔡崇信，還有中信資本、博裕資本、新天域資本、國家開發銀行。中信和國家開發銀行明顯與中國政府有關，而新天域資本的創始人之一，是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博裕資本的合伙人之一，則是江澤民的孫兒江志成；阿里各子公司的管理層，亦不乏中共高層身影。這種人脈在中國營商，自然是必須，但在美國人眼中，卻難免有國家安全的憂慮。

近年阿里大力發展雲端數據處理，其子公司「阿里雲」在矽谷和維珍尼亞設有數據中心。大數據是大趨勢，滑鼠一按，就能得到比美國人口普查更全面的重要資訊，美國如何心安？加上近年阿里大規模投資媒體：微博、文化中國、優酷土豆、南華早報等，都已歸在旗下，在中國甚至有聲音指批評馬雲及阿里的言論會「被消失」。要是阿里依樣葫蘆，在美國投資媒體，加上掌握的大數據、旅居美國的華僑，要弄一幫「美國小粉紅」，左右大局，並非不可能。

最令美國人憂慮的，還是馬雲的野心。馬雲的公開目標，是將阿里巴巴擠身成美國、中國、歐盟、日本之後的「世界第5大經濟體」，口中不說，行動卻在打破幾百年來「經濟體」的定義。「阿里巴巴經濟體」照顧網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大小事情，也提供交流平台，網民的帳號，彷彿是一本護照，這還不像一個國家？北京當然不容許「阿里巴巴國」出現，但「阿里巴巴經濟體」絕對有可能獨當一面，假如配合中國國策，美國面對的挑戰，就是兩個崛起中的中國了。

小詞典：阿里雲 (Alibaba Cloud)

阿里巴巴集團全資持有的子公司，全稱「阿里雲計算有限公司」，2009年成立，以杭州為總部，北京、矽谷為支部，負責研發大數據業務，提供涉及雲端計算的產品和服務，近年積極開拓美國市場，以亞馬遜為假想敵。

加泰羅尼亞之後：巴斯克自治運動的未來

加泰羅尼亞單方面舉行獨立公投，反而令馬德里政府收回自治權， 行動未能奏效的原因之一，在於未能與西班牙境內其他分離主義結成攻守同盟，無論國內外都孤立無援。論及這範疇，自然要談一談巴斯克（Basque）。

「埃塔」態度 反覆不定

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都有自己「自古以來」的獨特文化，但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上台後，就刻意消解其身份認同，包括限制兩地人民在正式場合使用本族語言。

反抗這高壓政策、爭取巴斯克獨立的武裝組織「埃塔」（ETA），隨之於六十年代崛起。「埃塔」並沒有因為西班牙步入民主轉型期而終止活動，他們對絕大部分西班牙人都支持的1978年民主憲法並不滿意，並把暴力襲擊升級，成為冷戰期間歐洲的著名恐怖組織，前後造成超過800人死亡。

此後20多年間，「埃塔」時而停火和談、時而恢復恐怖活動，反覆不定，直到2010年才徹底轉變：「埃塔」9月聲明「正在停止武裝行動」，翌年10月宣布「終結持續近半個世紀的促獨武裝活動」，轉而尋求對話解決爭議。

今年4月，「埃塔」主動交出最後幾個位於法國西南部的武器儲藏點，表明自己真誠履行「徹底解除武裝」承諾。巴斯克自治政府則採取另一策略，希望通過歐盟削弱西班牙主權，提高自身與歐洲的聯繫，從而模糊「獨立」與「非獨立」之間的邊界。

埃塔為甚麼決定「從良」？除了冷戰結束等國際大氣候，西班牙中央政府近年制定的財政懷柔政策，也是成功安撫巴斯克的重要因素。在西班牙的19個自治區當中，巴斯克的經濟表現相當不俗，人均購買力、就業率等均優於其他地方。馬德里透過賦予巴斯克近乎獨立的稅務自主權，讓巴斯克絕大部分稅收留在原地，而非流向西班牙其他地區，令巴斯克民意不再像加泰那樣，因爲「自身的經濟成果被侵吞」對中央反感。加上西班牙表明對主動解除武裝的埃塔成員既往不咎，也加速了和平進程。

除了懷柔，西班牙也有兩手準備，逐步消除埃塔的生存空間。9/11事件後，馬德里透過高舉「反恐」旗幟，將巴斯克分離運動置於國際社會對立面。就在第二年，西班牙國會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政黨法》，意味著任何「直接或間接同情恐怖組織」的國內政黨都遭到封禁。多個政黨因此被法院裁定為非法，在公共空間公然邊戰邊談的灰色空間不斷被擠壓，和平談判的共識，就得到廣泛接受。

不少人以為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同仇敵愾」，但這次加泰公投，卻未能引起連鎖效應。雖然公投前兩天，有數以萬計的巴斯克人舉行集會聲援「加獨」，還有民族主義者組團前往巴塞隆拿，向當地獨派取經，但巴斯克的頭面人物無不劃清界線。縱觀今天巴斯克民情，大部分人對恢復「巴獨」運動都有保留：最新民調顯示，希望巴斯克成為獨立國家、或在巴斯克複製「加獨」路線圖的民眾，均不足1/4。與加泰爭取稅務自主權不果相比，巴斯克可謂已享有財政領域的「實然獨立」；而在埃塔放棄恐怖主義後，當地大城市的旅遊業現已恢復榮景。歷盡暴力衝突巴斯克人，此刻更願意聚焦「拼經濟」，和昔日的勇武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語。

小詞典：2002年《政黨法》（Ley de Partidos Políticos）

2002年，西班牙國會以304票贊成、16票反對，通過中央政府提出的《政黨法》，對同情埃塔或任何恐怖組織的政黨都加以封殺。2003年，巴斯克獨立黨（Batasuna）因拒絕譴責由埃塔發動、並造成傷亡的恐怖襲擊，被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為非法政黨，參與各級選舉的資格隨之被剝奪。這也是自佛朗哥時代結束以來，西班牙首個被取締的政黨。

十九大之後：下一個「中華民國」的斷交國是誰？

中共十九大之後，對台政策出現逆轉的空間幾不可能，令台灣國際空間進一步萎縮、逼使台灣在依靠北京以外別無出路，從而讓崛起後的中國經濟消化台灣，以達到統一目標，應是既定國策。目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依然有20個正式邦交國，雖然它們的存在沒有太大實用價值，也不見得忠誠，但在國際關係角度，畢竟有一定象徵意義。但十九大後，若假定「20」這個數目會繼續下去，未免不設實際。自從今年巴拿馬和北京建交，剩下來的台灣邦交國中，除了梵蒂岡，有影響力的幾乎沒有；面對打進中國市場、吸引中國投資的龐大誘因，無不躍躍欲試。究竟下一個和台斷交的是誰？我們不妨素描一下：

多明尼加共和國：這是台灣剩餘邦交國中較有影響力的一個，與中華民國在1941年建交，有一定相互依賴的「島國情結」，在台灣外貿夥伴中列第71位。但多明尼加比拉美其他國家更有誘因轉投北京：它是加勒比海最大的經濟體之一，美國區內的主要代言人，但隨著古巴逐步改革開放，和美國改善關係（雖然特朗普上台後有逆轉），多明尼加很擔心地位不保，希望在古巴完全「正常化」前，確立區域大國地位。它其中一個目標，是爭取明年的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位，中國的同意，必不可少。去年多明尼加總統就職時，台灣派副總統陳建仁參加慶典，在機場僅獲外交部政務次長接待，層級甚低，已是一個訊號。早前多明尼加外長出席聯合國會議期間，與中國外長王毅握手，親自把照片上傳社交媒體，訊號更見清晰。若有盤口，多明尼加斷交的可能性應位於前列。

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同樣在1941年與中華民國建交，目前是台灣第75、87名貿易夥伴，但同樣期待與北京建立良好關係。薩爾瓦多冷戰期間曾爆發內戰，左翼游擊隊獲共產陣營支持，目前的總統正是代表左翼，對北京有好感。去年陳建仁訪問中美時，薩爾瓦多總統又是避而不見，通常這樣的姿態，都不是無的放矢。至於洪都拉斯，去年至今與台灣實現了元首互訪，然而早在2014年，洪都拉斯就有意與北京建交，當時北京以「不影響兩岸關係」為由婉拒。

尼加拉瓜：拉丁美洲左翼大本營， 1930年與中華民國建交，1980年代左翼上台期間，曾短暫與北京修好，後來又與台復交。它的最大懸念，在於一個介乎虛與實之間的「尼加拉瓜大運河」構想：2015年，中國富豪王靖聲稱出巨資修築「尼加拉瓜大運河」，並在香港成立公司規劃，目的是分散巴拿馬運河的重要性；但項目至今未有進展，未知是一場集資騙局，還是對巴拿馬施壓的目的已達。由於「大運河」可能胎死腹中，令當地對中資怨聲載道，今年蔡英文參加尼加拉瓜總統就職禮時，後者就稱蔡為「台灣共和國總統」，此刻雙方關係相對穩固。當然，要是「尼加拉瓜大運河」真的有國家在背後謀劃，一切又另當別論。

危地馬拉、伯利茲：前者也是台灣邦交國中較重要的一個，雙方在1933年建交，如今是台灣第68位貿易夥伴，台灣歷年的基建、教育援助甚多；但危地馬拉與北京的雙邊貿易也穩步上升，一直期待在中國大陸設立商務辦事處。危地馬拉旁的伯利茲，本來被危地馬拉視為「不可分割一部份」，雙方領土糾紛依然未終結，而伯利茲的經濟實力比危地馬拉弱得多，很依靠旅遊業和外界援助。伯利茲在八十年代才獨立，在一名台裔伯利茲商人牽線下，1989年與台建交，雙方在農業技術、水產養殖、投資和通訊技術等方面，都簽署了合作協定，關係相對穩定。基於危、伯的敏感關係，假如一國投向北京，相信台灣比較容易保住另一國。

海地：中華民國遷台後，才與海地在1956年建交，而與上述國家相比，海地的經濟水平、外交價值都要小得多，幾乎已是「失敗國家」。海地長期局勢動蕩，獨裁者頻生，國內依然是巫毒教盛行的原始社會，又頻繁受暴風侵襲，對外援的依賴相當嚴重。台灣對海地一直提供糧食、醫療等人道援助，但聯合國維和部隊內的中國成員，也有在海地執行維和任務。目前來看，中國主動爭取海地的動機不強，因為缺乏週邊價值；何況把海地這樣的失敗國家留給台灣到最後，也頗有諷刺意味。

聖露西亞、聖基瓷和尼維斯、聖文森：這三個加勒比海小島國都是在1980年代才和台建交，動機都是在兩岸之間投機取巧。聖露西亞和台灣建交13年後，於1997年改與北京建交，又在2007年對台復交，而在2011年贏得選舉的，卻是親北京的工黨，不過因為馬英九在任期間兩岸「外交休兵」，才未能又一次改換門庭，當時聖露西亞總理還以「外交方針不可搖擺不定」掩飾。至於聖文森，在台灣外貿排名是極不重要的第198位，年前反對黨黨魁突然表示當選後將與北京建交，總之待價而沽的訊息不時出現。

巴拉圭：台灣在南美的唯一邦交國，國內依然有「蔣介石大道」，巴拉圭總統親赴台灣訪問，是今年台灣外交部的最自傲成績表。但中國早已通過華商在巴拉圭做工夫，例如在香港註冊的陸資「先科公司」大舉投資巴拉圭以外，開宗明義希望促成中巴建交，也不時以民間身份拓展兩國關係，例如贊助巴拉圭國家足球隊訪問香港。不過儘管對台依賴不再，巴拉圭依然是台灣相對穩定的邦交國。

斯威士蘭、布基納法索：台灣在非洲的最後兩個邦交國，屬最不發達國家之列。自從「中非論壇」成立，中國對非洲各國大舉投資，布基納法索外長曾表示中方有意用援助「挖墻腳」，不過自言「目前與台灣合作愉快，無需更改外交立場」。但這只是對北京的叫價，尤其是考慮到布基納法索曾和北京建交、又再斷交求取台灣金援，其忠誠度明顯不靠譜。北京牽頭的區域組織近年卓有成效，聖多美投向北京是典型例子：只要它成為北京邦交國，就可以同時受惠於中非論壇、澳門論壇（中國和葡語國家的合作組織），而不必直接被批評為「援交」。至於斯威士蘭與世隔絕，大概會成為台灣在非洲的最後邦交國了。

大洋洲六國帛琉、 圖瓦盧、基里巴斯、瑙魯、所羅門群島、馬紹爾群島：表面上，大洋洲是兩岸外交競賽唯一拉成均勢的地區，但上述六國都相對落後，有影響力的例如斐濟、湯加等早已被北京拉攏。不過北京在大洋洲的區域合作組織，沒有像非洲、拉美那樣大規模，而台灣的經濟實力，對瑙魯、圖瓦盧等人口不到一萬的超迷你小國，依然不致於力有不隸。要最後湊數，這些島國可謂「價廉物美」，蔡英文剛啟程訪問它們，自然是有原因的。不過瑙魯、圖瓦盧在外交界聲名狼籍，例如兩國都是全球僅有承認阿布哈茲的國家之一，一般相信是得到俄羅斯援助；後來圖瓦盧又宣佈與阿布哈茲斷交，據稱是格魯吉亞援助到了，不過據報金額不過25萬美元。若只能依靠這些國家，台灣的國際空間恐怕已經「阿布哈茲化」了。

原載於亞洲週刊 201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