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左翼偶像：聶魯達作為外交家的另一面

近日南美委內瑞拉亂局紛呈，左翼強人查韋斯（Hugo Chavez）死後一塌糊塗，總統馬杜羅（Nicolas Maduro）既缺乏國際聲望，也沒有危機處理能力，令人懷疑拉美左翼熱潮是否已經終結。這時候，更令人想起不久前上映、以智利左翼作家聶魯達（Pablo Neruda）為主角的電影：雖然「偽文青」只會強調這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左翼詩人「真文青」的一面，其實聶魯達同時是資深外交官，也是國際政治的名人，不是馬杜羅一類土炮可比。

因文學作品而成圖騰

早於1920年代，年輕聶魯達已經在智利外交部任職，1927年成為智利駐緬甸領事，後來又曾赴阿根廷、西班牙等地擔任外交官。雖然他進入外交界的動機只是謀生，但在各國累積的人脈、開拓的視野，都令他後來的詩作獲益匪淺。西班牙內戰期間，聶魯達親眼見證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代表的法西斯風暴，更有好友遭法西斯謀殺，自此終生成為左翼信徒。換句話說，他的反法西斯左翼理念，其實是源自國外，而非今天一般左翼那樣源自國內。

聶魯達從歐洲回智利不久，得知50萬西班牙難民湧入法國，法國政府在右翼壓力下反對「大愛」，把他們安置在南部難民營，令他自發進行「拯救西班牙難民」行動。當時他自告奮勇，擔任智利政府的西班牙移民專員，到法國與西班牙流亡政府使館合作，專門建造了一艘運輸船，把2000多名難民接回智利。雖然駐法國的西班牙官員不少屬右翼勢力，但對聶魯達的「義舉」諸多留難；而在智利內部，對是否接納西班牙難民也莫衷一是，但最終行動大獲成功，大大提高了聶魯達在國際左翼陣營的影響力。他一生都有光環，很大程度是源自這份資本。

然而，聶魯達正式加入智利共產黨、公開反對右翼政府後，他在智利權貴階層便開始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他於1940年代擔任駐墨西哥大使，被指包庇在墨西哥暗殺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兇手，更成為終生污點。隨後智利政府取締共產黨，將聶魯達驅逐出國，令他開始了三年海外流亡生涯，期間得到不少左翼文學家、藝術家幫助，包括西班牙摯友畢加索，最後甚至遠遊到印度、中國、錫蘭和蘇聯。其實，聶魯達本身並非激進共產主義者，個人鍾情資本主義享樂生活，也很有階級觀念，就像不少歐美左翼知識分子；他也並未親身參與共產革命，只是因其左翼文學作品和聲譽，而成為了一具圖騰。

1950 年代後期，智利國內氣氛開始左轉，聶魯達得以返國，更在1970 年選出左翼領袖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 ）為總統，聶魯達也欣然在阿連德政府任職，擔任智利駐法國大使。其實年前他到美國參加國際作協年會，一度令左右翼文人破冰，已顯示了他的外交功力深湛。駐法大使是聶魯達的最後一份外交職務，期間他與歐洲官員協商談判，爭取重組智利在歐洲和美國的大量外債。1971 年，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際聲望到達最高峰。不久智利國內爆發美國支持的右翼皮諾切特軍事政變，阿連德總統被刺殺，聶魯達也不久病逝，一直流傳他在醫院被皮諾切特支持者毒殺的陰謀論，因為他本來才是左翼支持的總統候選人，有傳在阿連德死後計劃出國，成立流亡政府，因此新政府必須把他置之死地。

這些國際經歷，除了令聶魯達保留了「在地」的一面，也令他掌握了現實政治操作的技巧。拉美對詩人的尊崇，本來就遠超其他地方，加上聶魯達懂得利用國際資本加強國內地位，又能夠利用國內異見身份鞏固國際聲望，才得以成為一代傳奇。可惜他的外交生涯，今天往往被一筆抹煞，其實外交知識相當實用，否則何以吸引千萬人呢。

小詞典：聶魯達夫人

聶魯達與不少文學家一樣，個人情感經歷十分豐富，有過三任妻子，極多情人，還會尋花問柳。在前兩段婚姻中，聶魯達均未有建立穩定感情，以離異結束，直至他流亡期間，照顧她的烏魯緹娜（Matilde Urrutia ）成為他的第三任妻子，也以「聶魯達夫人」之名廣為人知，死後回憶錄出版，不少近年對聶魯達的研究，均以此為本。

由印度推廣電動車談起

特朗普退出對抗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究竟有多少國家會跟隨？不知道，但目前趨勢似乎是反其道而行。因在歐亞大陸，新能源產業已成明日希望，除了中國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另一個雄心勃勃要成為「新能源大國」的，就是印度。印度政府剛宣布要於2030年前，全國只能銷售電動車，完全取締車輛的傳統能源，姿態極其進取。

印度這樣表態，也事出有因。目前印度不僅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國，也是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工廠、煙囪遍布全國，燃煤產生的粉塵，令工業城市空氣質量極差。綠色和平研究顯示，印度每年有100萬人因為與空氣污染相關的疾病喪命；新德里空氣污染對人體的影響，相當於每天抽10根香煙。應付污染不只是應付外來壓力，更多是紓緩印度國內新興中產階級的壓力。

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的「2030電動車計劃」，與中國近期就氣候變化、自由貿易等的表態如出一轍，都是要承擔「大國責任」。但究竟能否實現？某程度上，印度能源市場比中國有更多優勢，由於已經出現結構性轉型，太陽能的市場價格比燃煤更便宜。

去年印度宣布建設卡穆蒂（Kamuthi）太陽能電廠，佔地超過10平方公里，將成為世上最大規模的太陽能發電廠，建成後，印度將躍升為世界第三大太陽能消費市場。當印度新能源政策逐步推出，製造業會進一步向太陽能傾斜，相信汽車業也會緊隨其後。根據計劃，印度政府將於前期對電動車進行國家補貼，以加速市場推廣。不過，各界對「2030電動車計劃」也不乏質疑。電動車市場的推廣，很大程度依賴充電樁網絡在全國的鋪展，這需要相當時間和資本，印度政府是否有足夠財力和魄力，並不樂觀。而且太陽能從產生到市場化，存在眾多技術挑戰，雖然印度的高科技有實力，但還要進一步科研，才能普遍使用。不過還是有不少企業投下信心一票，例如世界電動車旗艦Tesla：目前Tesla尚未完全進入印度市場，但創辦人馬斯克對印度的「2030電動車計劃」高度讚賞，Tesla也正考慮在印度投資設廠。印度本土電動車製造商Mahindra在 Twitter 向馬斯克傳話，稱歡迎他率領Tesla進入印度電動車市場競爭，讓印度環境更潔淨，似乎大勢所趨，已成為國內市場共識。

說到底，「2030電動車計劃」本來信號意義就大於實際，可說是印度政府在國際能源市場變化、政治風雲突變下，對下一個十年的宏大戰略。莫迪政府相信，「選擇新能源即是選擇了未來」，若繼續把視野局限在石油、天然氣，在氣候變化協定討價還價、斤斤計較，被傳統能源業的既得利益者、員工牽著鼻子走，就落於人後了。中國、印度這類金磚國家進行能源革命，反而比發達的美國更少包袱，這也是後發先至的特殊機遇。至於某些先進經濟體，沒有美國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卻因為官僚主義，對「創新科技」固步自封，連Uber也容納不了，就是最諷刺的事了。

小詞典：綠色經濟

近年流行的新經濟模式，講求效率、與大自然的和諧、以及可持續發展，以和傳統能源經濟相對照，誘因是讓各國政府一方面推廣環保，另一方面也能通過符合環保的手段賺取利潤。當全球主流國家都推行綠色經濟，相關產業也會成為一大商機。

另一場回歸：巴拿馬運河區「回歸祖國」之後

香港回歸20年，四處都是紀念，兩年後，就輪到澳門回歸20年。我們身處遠東，容易以為這些回歸是國際大事，然而談起1999年的「回歸祖國」，國際社會其實更關心巴拿馬運河區由美國移交予巴拿馬政府。究竟運河區回歸後，情況怎樣？

治安問題更嚴峻

巴拿馬運河區成為美國領地，可以追溯到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美國最初想與統治整個巴拿馬的哥倫比亞合作開鑿運河，對方不應允，美國便煽動巴拿馬獨立，美艦也抵達巴拿馬海域助威，哥倫比亞被迫接受現實，美國也以100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巴拿馬運河的修建、營運權。

根據美國與巴拿馬的交易，美國把整個寬16公里的運河區「永久租借」，當地實行美國法律，由美軍駐守，實質上成了美國一部分，好些美國政要都在運河區出生，例如共和黨元老麥凱恩（John McCain）。直到二戰後，拉美反美情緒逐漸高漲，巴拿馬運河主權和治權對美國的價值也不斷下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終於在1977年承認巴拿馬對運河區的主權，1995年確定把治權一併移交，儀式在1999年完成，代表美國出席的，正是卡特。

運河區「回歸」後，社會經濟變化相當大。在二十世紀，運河區經濟活動並不發達，只是戰略位置重要，才有大量美軍活動，經濟自然以支援美軍為主軸。運河區回歸後，開始大規模招商引資，美國開辦的學校被改建成度假村，來自南韓、台灣的企業則看重當地廉價勞動力，大舉興建工業園區，表面上一片欣欣向榮。

如今運河區的經濟生態，比美國治下改善了不少，但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不少「戀美」老人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示威此起彼落。巴拿馬本來就是地下經濟中心，一直是南美毒品輸入北美的中轉站，毒品交易、洗黑錢非常頻繁，運河區回歸後，本國政府監管不及美治時代，治安問題更嚴峻，這些都影響了運河區的穩定。

自從巴拿馬上世紀出現了不少獨裁者，如Omar Torrijos、剛病逝的諾列加（Manuel Noriega）等，巴拿馬公民社會日漸成熟，對運河的治理也越來越敏感。巴拿馬政府為了讓各大國「利益均沾」，成立了運河管理局，以股份公司形式招商、運營運河，利潤算作政府收入。最後香港商人李嘉誠的和黃集團競得運河兩端主要港口的營運權，無論和黃是否有意，也難免被西方視為中國朝拉美進軍、拓展影響力的先驅。換句話說，運河區回歸後，捲入的國際角力，反而更複雜。

如今巴拿馬與北京建交，中資持續湧入可期，然而這區畢竟是美國後院，如何能左右逢源、避免一邊倒，特別是近年經濟下滑，很考巴拿馬政府的智慧。回想巴拿馬總統對台斷交後訪美，特朗普主動提及「美國建造巴拿馬運河造的不錯」，對此巴拿馬總統以「大概一百年前吧」回應，場面一度尷尬。如今美國、中國分別是運河的第一、二大用家，當美國「重返亞太」，中國也開始在美國後院搞平行，巴拿馬的對沖外交究竟會帶來昔日香港那樣的經濟奇蹟，還是自掘墳墓？

小詞典：巴拿馬運河擴建計劃

巴拿馬運河區回歸巴拿馬政府後7年，巴拿馬舉行公投，通過擴建運河區，在運河兩端擴大入口、開鑿新航道，以便更多船隻使用，並希望分薄蘇伊士運河流量，杜絕區內其他國家（例如「尼加拉瓜運河」構想）的競爭。運河擴建工程在2016年竣工，第一艘通過的，正是中國的「中遠海運巴拿馬號」。

國務卿蒂勒森的利益衝突 反而是特朗普的穩定劑?

特朗普內閣被視為「富豪內閣」，從特朗普本人到各級高官，不少都在國內外有大規模商業活動，潛在的利益衝突頗為可觀，沒有職業從政經驗、任職石油企業高層的國務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就是典型例子。想不到他上任後作風平實，口碑不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反而成了特朗普「瘋狂外交」的穩定劑。

不受意識形態束縛

蒂勒森成為國務卿前，在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任職41年，領導這石油巨頭把業務拓展至六大洲，成為美國最大的石油公司。蒂勒森本人曾赴多國領導商業談判，被特朗普稱讚是一個「great deal maker」，這也成了他的外交本錢，例如他領導埃克森美孚打入俄羅斯，就是一大成就。

2011年，蒂勒森與俄羅斯國營石油公司（Rosneft）達成協議，聯合勘探、開發黑海附近的油田。這筆交易在美俄互為對手的大背景下達成，意義重大，期間蒂勒森多次到莫斯科與普京會晤，獲授「友誼勳章」，這是外國人在俄羅斯獲得的最高榮譽之一。隨着2014年烏克蘭局勢惡化，美國開始對俄羅斯經濟制裁，埃克森美孚與俄羅斯的數十億交易陷入冰凍期，為此蒂勒森曾去白宮，游說當時的政府放寬制裁。

總之，蒂勒森領導石油界與俄羅斯合作的技巧，屬於所謂「在不違背美國法律的前提下，全力尋求實現雙方共同利益」，乃典型的在商言商，絕不受意識形態束縛，可謂現實主義的典型。

蒂勒森就任國務卿後，對俄羅斯卻能夠公事公辦，捲入「通俄門」醜聞的是特朗普本人，而不是這位俄羅斯通。敘利亞局勢持續震蕩，烏克蘭亂局依舊，美國繼續對俄羅斯制裁，美俄關係並沒有回暖；但與此同時，蒂勒森也沒有讓雙方緊張升級，以證明自己清白。在他眼中，美國對俄外交政策的主軸是「不要讓俄羅斯成為永遠的敵人，而讓它成為偶爾的合作夥伴」，這是典型的務實態度，起碼不會讓美俄回到冷戰狀態，而特朗普本人偶爾的驚人言行，卻是容易被對方的民族主義者打造文章的，很需要務實的國務卿背後平衡。

在另一戰線，蒂勒森領導埃克森美孚石油時，在中東地區多有佈局，包括美國的關鍵盟友、軍事合作夥伴卡塔爾。埃克森美孚與卡塔爾之間就石油開發、提煉環節的合作行之有年，蒂勒森就任國務卿之前，埃克森美孚還剛和卡塔爾石油公司協商，共同收購莫桑比克油氣田。在這樣的背景下，再看蒂勒森對卡塔爾外交危機的表態，就頗具深意：危機爆發時，特朗普高調宣稱自己「參與」策劃，又指責卡塔爾支援「恐怖分子」，蒂勒森卻在媒體發佈會上呼籲沙特緩和立場，又稱對卡塔爾的外交孤立無助反恐合作。國務卿和總統的觀點截然相反，卻讓美國斡旋保持了迴旋空間，也有效制約了沙特的進一步行為。

再看中美關係過去半年的演化，特朗普最初以一通與蔡英文的電話、繼而說連「一中政策」也可以「討論」，震驚世界，不過隨後立即轉向務實，與習近平進行海湖莊園會後，更把「老朋友」習近平掛在口邊。雖然不少媒體把「第一女婿」庫爾什列為幕後功臣，但其實蒂勒森也是促使特朗普調整對華立場的一大推手，尤其是說服特朗普重視「一個中國」的嚴肅性，據美國一些媒體透露，正是他的功勞。畢竟蒂勒森領導埃克森美孚時，在中國和海外市場，均與中國政府、能源企業打過交道，比特朗普有更多與中國做交易的經驗，也更清楚何種政策才能使美國利益最大化。

當一個石油大亨基於在石油帝國的領導經驗、判斷和人脈，而可以緩和特朗普個人因素對美國外交的影響，而讓一般國民放下對他利益輸送的疑慮，這樣的分工合作，堪稱美國精英集團潛規則的極致。

小詞典：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

全球最大石油公司之一，由埃克森、美孚兩大公司在1999年合併而成，目前總市值居全球石油企業的第一位，對不少有業務往來的國家影響力極大。蒂勒森1975年加入埃索，1999年兩大公司合併後成為執行副主席，2006年成為主席兼行政總裁，對公司建立全球網絡貢獻極大。

非洲國家盃新成員：桑給巴爾

非洲國家盃一直遠離我們的視線，就是冠軍球隊也不太獲得重視，但誰有資格參加非洲國家盃本身，卻對我們不無啟發。月前非洲足協（CAF）正式接納了一個全新正式會員：桑給巴爾（Zanzibar），此後桑給巴爾「國家隊」可以獨立踢非洲國家盃，和其他非洲國家平起平坐競技。此前桑給巴爾一直是 CAF 的附屬會員（associate member），在 CAF 擁有代表席位，而不能獨立參賽，因為它並非獨立主權國家，而是坦桑尼亞的一部份；是否「不可分割」，則大可討論。

關於桑給巴爾的歷史，因為符合「一國兩制」特色，筆者曾在不同平台多番介紹。簡單而言，坦桑尼亞是一個「聯合共和國」，由坦噶尼喀（Tanganyika）和桑給巴爾（Zanzibar）兩部分組成，前者是「大陸」，後者為印度洋的沿海島嶼，兩者有截然不同的文化歷史。桑給巴爾本來的統治階層是阿拉伯人，曾屬於阿拉伯半島阿曼蘇丹國的一部份，在蘇彞士運河通行前，一度是歐亞非貿易中心，後來淪為英國保護國，並逐漸沒落；坦噶尼喀則是德國殖民地，一戰後被移交予英國，不少「大陸人」移居桑給巴爾島，壓到島上的阿拉伯人人數，對對岸主權虎視眈眈。坦噶尼喀在1961年獨立，桑給巴爾則在1963年獨立，不久就爆發推翻王室的革命，翌年二者合併成為「坦」「桑」尼亞，但桑給巴爾仍維持高度自治，保有自己的總統、國會，同時參與坦桑尼亞共和國政務。桑給巴爾的自治有其獨立立法和司法機關作為法律基礎，不過在事關共和國整體利益的議題上，坦桑尼亞政府仍有最終發言權。

雖然桑給巴爾一度是完全主權獨立的國家，不過在坦桑尼亞出現後，國際身份始終不能和國家相提並論，雖然也有自己的總統，但知道的人不多。他曾到訪香港，也因為禮賓處的protocol沒有「桑給巴爾總統」一欄，而不獲貴賓室接待。因此，之前 CAF 也一直沒有將它的球隊視作「國家代表隊」看待。然而桑給巴爾社會不僅足球熱情高漲，自我認同也頗為強烈，一心想躋身 為CAF 正式會員，這已經成了維持社會穩定的政治問題。最值得注意的是，桑給巴爾的「轉正」申請，得到 CAF 會員國一致同意，因為代表桑給巴爾所屬「中央政府」的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代表也全力支持，沒有視之為分裂行為。而此前桑給巴爾的申請，都是被坦桑尼亞或明或暗攔住的。

為何坦桑尼亞政府終於允許桑給巴爾足球自立門戶？桑給巴爾在過去半世紀，對「是否應該謀求獨立」一直爭辯，本地政治局勢深受「獨統」兩派影響。為了在桑給巴爾民眾中塑造「中央」的正面形象，坦桑尼亞政府開始改變策略，避免持續施壓，反而採用柔性手段，迎合當地對足球運動的熱情，甚至代桑給巴爾向 FIFA 、CAF遊說，這系列舉動讓桑給巴爾球迷感到非常親切。畢竟對當地人來說，「獨立」、「統一」都是虛的，本地球員有沒有獨立出場機會，才是實的。

CAF 接納桑給巴爾，無疑對其會員身份也有了重新定義，正擺脫傳統「主權國家」的桎梏，向更具包容性的身份認同方向轉變。按照這一趨勢，在桑給巴爾之後，還可能有更多域內非主權國家代表，有望參與非洲國家聯賽，例如留尼旺島（Réunion）。留尼旺是法國在印度洋沿岸的屬地，有八十多萬人口，是域內最富裕的島嶼之一，地理上屬於非洲，年前馬航客機墜毀後，部份殘骸就漂流到留尼旺島。目前留尼旺足球代表隊也是 CAF 的「附屬會員」，不能參加非洲國家杯，但有了桑給巴爾的前科，未來正名就有希望。

非洲的非主權實體還有很多，有的是爭取獨立的敏感地方，例如西撒哈拉、索馬里蘭、達爾富爾等，只要原母體不同意，這些「國家」要加入CAF就極難。不過與此同時，卻有不少「合法」享有高度自治、母體又不一定介意其獨立踢足球的案例，例如非洲各國完全可以主動建立香港那樣的特區。一些歐洲國家在非洲還有領地，例如西班牙的加拿利群島，理論上，也不是不可能踢非洲賽。說到底，桑給巴爾也不過是「聯合共和國」的一個單位，非洲的聯邦組成單位、土王國等眾多，特例多不勝數。

當奧運會都接納諸如「難民代表隊」等非主權國家參賽，FIFA、CAF若不轉型，也實在難以與時並進。在足球界，已經有不少由非主權國家發起的國際賽，如 FIFI Wild Cup即是一例。2006年，FIFI 在德國漢堡舉行了一場「偽．世界杯」，由民間遊戲公司贊助，參賽者皆是不被國際社會認可為主權國家、但都有自我身份認同訴求的政治實體，包括這次我們談的桑給巴爾，還有格陵蘭、北塞浦路斯、直布羅陀、西藏，與及聖保利足球足俱樂部（代表德國漢堡聖保利地區）等。而國際球員的國籍問題，早就出現不少灰色地帶，例如卡塔爾一類國家大幅度降低運動員入籍門檻，以致「國家隊」的組成，早已和球會無異。這時候，卻不容許那些非主權實體的代表球員參與國際賽，也未免不公平。

目前FIFA官方政策是避免成為政治漩渦中心，反對分離主義利用足球搞獨立，但這和賦予全人類、包括非主權實體球員公平比賽的原則，卻不是互相衝突的。桑給巴爾的案例，正顯示了箇中彈性，同時也體現了坦桑尼亞政府的智慧。

原載於Sportsoho 運動版圖

郝爾彬與特朗普：極左極右民粹，殊途同歸?

筆者月前寫過一篇文章，講述在這個時代，極左、極右的標籤到了實際操作都是殊途同歸；在剛過去的英國大選，大家彷彿又找到案例佐證。英國首相文翠珊領導的保守黨成績差強人意，早前被普遍看淡的工黨絕地翻身，英國出現懸峙國會，一度被黨友逼宮的「左王」黨魁郝爾彬（Jeremy Corbyn）無疑是大贏家。

不少討厭特朗普路線的人，對郝爾彬的佳績大為鼓舞，認為這是戰勝「民粹主義」的公式；郝爾彬本人也彷彿對特朗普恨之入骨，刻意把形象經營為特朗普的對立面。但多少人發現，特朗普與郝爾彬的手腕其實高度相似？一年前，《衞報》有一篇文章談及此；一年後，雜誌《旁觀者》（The Spectator）又有另一篇文章和應。可惜在政治市場，有這樣領悟的群眾，畢竟很少。

兩人口號 異曲同工

如果特朗普陣營的鐵票是低教育水平的白人男性，郝爾彬的鐵票則是年輕人，但兩者都有一個共通點── 反精英主義。當文翠珊運用一切舊式傳統競選工具，例如媒體發布會、官式演講，離地不堪；郝爾彬則堅定走「群眾路線」，在社區來回奔走，跟民眾直接交流，與精英政客高高在上的形象形成鮮明對比。這跟美國大選期間「非主流」特朗普對決「離地精英」希拉莉，如出一轍。

郝爾彬的政綱並未令人耳目一新，唯獨針對年輕社群的政策相當進取，包括主張免除大學學費、落實最低工資等，都是年輕人最關心的議題；加上年輕人普遍反對脫歐，擔心損害他們在歐洲大陸的機會，也令工黨容易拉攏年輕人選票。

郝爾彬團隊還積極接觸流行文化明星，例如他跟音樂人Jamie Adenuga（Jme） 訪談，便轟動網絡；結果在這次大選，超過六成18至24歲的年輕人有投票，這數據在上次選舉僅為43%；而在年輕人中，又有逾三分二投給工黨，愈年長則愈傾向保守黨，堪稱一場世代戰爭。不少年輕選民認為，科爾賓「帶來希望」，這和特朗普以「讓美國再次強大」、「重振製造業」為口號，令藍領追捧，雖然本質不同，但望梅止渴，畢竟異曲同工。

在個人履歷方面，科爾賓與特朗普也有不少相似之處。二人身家雖屬兩極，但在傳統精英政客眼中都是不入流，也各自有過與司法系統打交道的經歷：特朗普從商時期多次破產、以訴訟官司馳名，科爾賓年輕時則因示威被捕，都對應付「法治」有一套心得，不會因循地被法律框架制約。如今兩人都年過六旬，經歷三次婚姻，然而參與政治的熱情，卻都空前高漲。兩人都是 Twitter 活躍用戶，不時在互聯網上載生活照，雖然特朗普一般出現在私人飛機，科爾賓則往往在擠地鐵、搭巴士，但對打卡的興致，始終如一。而且兩人都與主流媒體有過節，特朗普批評 CNN 等自由派重地製造「fake news」，科爾賓也抨擊《衛報》等主流左翼對自己有「偏見」。

表面上，兩人的政綱處於兩極：特朗普是大富豪，推崇高盛銀行家治國，正是信奉社會主義的科爾賓常年抨擊的對象；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與科爾賓的左翼國際主義精神相反；特朗普主張大興軍備，科爾賓則堅持和平主義。不過，他們的支持者究竟是因為立場支持，還是純粹欣賞他們的「反精英」身份，卻難以定論。美國大選結果揭曉時，英國影子內閣外相Emily Thornberry就說過，科爾賓和特朗普都是典型的「反建制派」，他們的崛起，反映英美兩國的建制精英陷入危機，無法有效應對當前現實，也就是對全球化帶來的「勝者Vs輸家」二元格局，完全脫節。

某程度而言，英國「工黨建制派」與美國「共和黨建制派」面對的危機，也不無可比之處。英國在戴卓爾夫人時代，保守黨通過自由主義改革，振興國家經濟，工黨一直處於下風，工黨的公會更被視為搞事份子；美國克林頓、奧巴馬的路線配合改變中的人口結構，更一度讓代表白人的共和黨有成為「永遠在野黨」的危機。直到工黨貝理雅提出「第三條路」，修改傳統左翼路線，才得以執政；同期共和黨則由金里奇（Newt Gingrich）發動「共和黨革命」，從民主黨手中拿下議會多數席位，並由喬治布殊的新保守主義發揚光大。然而工黨、共和黨的主流政策，其實都與傳統支持者的基本盤有別，尤其是在中東戰爭、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兩黨精英都已失掉民心。從主流媒體，我們是感受不到這種形勢的，到了選舉結果出現，真相就無所遁形。

特朗普拿下被民主黨視為後院的五大湖區，憑選舉人票入住白宮；科爾賓也拿下英國最富裕選區Kensington，雖然未能執政，但已是劃時代的警號。科爾賓目前得到道德高地，又毋需負責行政，這其實一種幸運，他選舉時開出的種種空頭支票，就無須兌現，而英國公共財政資源能否支持他的福利，我們、他們大概都心中有數。科爾賓的案例再次論證了我們多次提出的觀點：左Vs右的光譜已經過時，在全球化時代，既得利益Vs既失利益的兩群人，已經成為涇渭分明的兩個階層，雙方恐怕沒有調和的空間。

隨著全球化和科技發展逐漸打破一切固定工作的穩定保障，所有工作都變成Uber那樣的「共享型經濟」產品，目前的工會也好、商會也好，其實都已經不能再回應事實，一切明暗社會潛規則，也就會推倒重來。事實上，特朗普和科爾賓都不能提供時代的答案，只能給予宣洩口，讓絕望的一群稍為喘息。到了最後，所有人還是要面對現實，畢竟能夠「生涯規劃」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返。只有那些月讀三十本書、每週坐商務客位周遊列國「公幹」、但依然和時代嚴重脫節的一群，才會自欺欺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小詞典：懸浮議會（Hung Parliament）

指議會制國家中，沒有任何政黨佔據絕對多數議席的議會。在實行比例代表制議會選舉的國家，這情況十分平常，立場相近的黨派，會組成集團聯合執政；在單一制選舉國家（如英國），則較為少見，結果往往是大黨聯合小黨組成聯合政府，在個別立場予以讓步，以換取小黨支持。

小國奇蹟：從盧森堡的同志總理談起

不久前的北約峰會，盧森堡同志總理的伴侶跟其他第一夫人一起活動，廣為媒體注視，令不少人對這個富裕的歐洲小國有了興趣。先談這位首相貝泰爾（Xavier Bettel），他是公開的同性戀者，2015年5月與同性伴侶結婚，成為歐盟首位、亦是世上第二位與同性結婚的國家領導人，而首例是冰島前總理西居羅阿爾多蒂爾（Johanna Siguroardottir）。年前，盧森堡成為歐盟最後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當時民調顯示75%盧森堡人對此贊成。

盧森堡人口不到60萬，國內生產總值（GDP）多達600億，人均 GDP 為歐盟之首，亦名列世界前茅。作為小國，盧森堡的經濟不僅數字可觀，結構亦穩定，國內貧富差距控制得當，通脹偏低，如此經濟成績，與重視創新的經濟政策分不開。六十年代前，盧森堡以鋼鐵業為經濟核心，後來產業多元化，向化工、橡膠加工等傾斜。

冷戰結束後，盧森堡大力發展金融服務業，目前金融是國家經濟主體，擁有僅次於美國的投資市場規模，是歐羅區的銀行業務中心，也是不少跨國科技巨頭的歐洲研發總部。

曾被納入「灰色名單」

作為金融中心，盧森堡自然也跟香港一樣，都是地下經濟的活躍區。2009年，國際媒體曾對盧森堡出現不少負面報道，關注當地金融的監管漏洞如何製造避稅天堂。據報北韓已故領袖金正日的巨額海外資產便是存於盧森堡銀行，其他客戶的身份，令人有不少猜想。二十國集團（G20）一度把盧森堡納入「灰色名單」，警告其金融監管之不善，令盧森堡不得不認真改革，在稅收透明政策上跟隨國際標準，近年終於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肯定，但地下經濟活動自然不可能、也毋須杜絕。

作為地處西歐內陸、四周被強鄰包圍的小國，盧森堡自然懂的緩衝國生存之道，充分發揮作為歐盟、北約成員的身份，來彰顯自己的影響力。盧森堡在歐洲議會有6席，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就是來自盧森堡。歐盟對盧森堡最重要的意義，自然是單一市場：盧森堡國內市場有限，製造業、金融服務業的對象都是國外客戶，在歐洲單一市場機制下，跨國關稅成本幾乎為零，結果整個歐洲都成了盧森堡的腹地。

其實在歐盟誕生前，盧森堡戰略地位更重要，在歐洲強國林立的環境下輾轉求生，經歷也驚心動魄。19世紀早期，盧森堡建築了規模龐大的軍事要塞，史稱「歐洲直布羅陀」，同時也是各方勢力的緩衝區，例如在1860年代的「盧森堡危機」，普魯士、奧地利、法國等都不希望盧森堡被任一方完全佔據，荷蘭、比利時等亦一度堅持盧森堡是自己領土，最終各國達成共識，盧森堡的中立地位被確認，並在1890年獲承認獨立。

首先作為緩衝國，然後利用各大國的矛盾左右逢源，通過加入國際機構來製造龐大腹地，以高質素服務業製造龐大利潤，已經成為小國賴以生存、乃至發跡的不二公式。這樣的智慧，並非主權國家獨有，不少我們介紹過的各國自治區，也是這樣得以創造奇蹟。是否心有共鳴？

小詞典：盧森堡大公國

盧森堡是歐洲僅存的「大公國」，國家元首是大公（Grand Duke），負責接待外賓、政府職位任命等禮儀性事務；另有多黨制議會和選舉產生的政府內閣，政府首腦是總理。二戰後，盧森堡憑藉經濟實力，確保推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議會民主政制，成為歐洲最穩定、開放的民主國家之一。

上海合作組織：印度加入是「內奸」嗎?

上海合作組織（下稱「上合」）本月初舉行第十七次會議，南亞宿敵印度與巴基斯坦同時加入，卻是各方暗鬥的結果，特別是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早前拒絕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高峰會」，現在加入中國與俄羅斯主導的上合，就被不少中國評論員認為是攪局。

表面上，印度加入上合，也符合自身的「東向政策」，建立「印度版一帶一路」，而中亞是印度有意拓展勢力的重點區。通過加入上合，印度有以下誘因：

一、直接深化與中亞的經濟、戰略交流，不必受制於西北面巴基斯坦的阻礙。

二、憑藉自身龐大人口、經濟勢力、市場潛力及地緣優勢，重塑上合內部的權力平衡，不但增加自身在組織內的話語權，也令中亞各國調整其戰略布局，加強南向印度的比重。

三、印度與美日戰略合作頻仍，假想敵始終是中國，但加入中國有主導角色的上合，同時是「戰略對沖」，有利於新德里在中美日之間迴旋。

最值得留意的是，在這次上合擴充過程中，中國支持巴基斯坦加入是一如所料，積極支持印度加入的，卻是俄羅斯。儘管今天的中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被不少人視為是接近聯盟，但在背後，俄國總統普京對於中國在中亞高調的經貿、戰略部署大為忌憚，畢竟中亞是俄國長期以來的後院；而中國的「一帶一路」線路繞過了俄羅斯，其實就是深入莫斯科後院的另起爐灶。雖然普京很賞臉親自出席「一帶一路高峰會」，但絕不希望中亞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說到俄羅斯與印度的戰略合作，可以追溯至蘇聯時代，當時中蘇交惡，中印爆發邊境戰爭，巴基斯坦則與北京結盟，蘇印的共同制衡對象自然是中國。時至今日，俄印依舊保持經濟及軍事合作，在軍售、能源等領域都有密切關係。找印度在上合「對沖」中國、牽制中亞各國，讓上合變成三大國鼎立的平台，以免被中國的「一帶一路」改頭換面「私有化」，很符合俄羅斯的戰略布局。

北京對俄羅斯的算盤自然知悉，但畢竟抗衡不了，只能「欣然接受」。中國官媒表示，印巴的加入，提升了上合作為區域安全合作組織的國際地位，也變相為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背書——這其實是大腫臉充胖子，因為俄羅斯不會讓中國獨佔上合領導地位。官媒又說，印巴衝突若有望在上合框架內緩和，組織認受性會大增，中國亦可從中受惠——這又是一廂情願，美國、日本就不可能讓印巴單獨通過中俄調解。不過印度加入始終對北京有一點實利，因為上合以反恐為重點，「一帶一路」樣板戲「中巴經濟走廊」就穿越印巴爭議區、巴基斯坦塔利班活躍區，當印巴兩國都在上合，北京處理這條走廊的跨國反恐，就能出師有名。

對南亞、中亞各國而言，印巴同時加入上合，卻是毫無懸念的好消息。中亞各國作為大國之間的緩衝國，最不願意被逼「一邊倒」，那時候在超級大國面前，就會毫無討價還價餘地，就像當年要加入蘇聯那樣；現在成為各大國爭奪對象，多了南亞勢力來對衝，自然符合國家利益。對南亞而言，去年南亞合作聯盟原訂在巴基斯坦舉行峰會，但印度在克什米爾恐襲後拒絕赴會，其他南亞國家跟隨印度，令峰會流產，現在上合正好成為替代平台，南亞其他小國也能避免左右為難。大國博弈，緩衝國不一定遭殃，只要外交手腕得宜，也是莫大發展機遇，自古皆然。

小詞典：南亞合作聯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 ）

1985年成立的南亞跨國組織，旨在促進南亞各國政治互信、社會交流和經濟融合，正式成員以南亞國家為主，中美日韓都是觀察員國。2004年，組織提出建立「南亞自由貿易區」，隨後展開談判，2006年正式簽訂協議。

北韓煉獄之後：美國學生慘死的背後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學生瓦姆比爾（Otto Warmbier）因為在平壤酒店「撕下海報留念」這項「敵對行為」，被北韓判囚15年。他被囚禁17個月後近日獲釋，已成為植物人，回到美國後不久於周一逝世。對曾住在這間酒店的筆者而言，認識不少像瓦姆比爾這樣希望認識世界而走進北韓的青年，自然感觸良多。

究竟他被囚時發生什麼事情，以致長期昏迷、腦部死亡？雖然北韓是極權國家，但囚禁西方人質是為了換取籌碼，其實是預備釋放的。從過去獲釋人質的經歷所見，雖然全天候審訊、從早到晚勞動、種種身心煎熬是免不了的，但直接把西方人質虐待至死，並不符合北韓利益。真相如何，筆者不便妄加揣測，但未來後續發展肯定對區域和平不利。

瓦姆比爾獲釋，雖然跟美國NBA退役球星洛文（Dennis Rodman）訪朝同步發生，但一般相信並非他的功勞，而是美朝兩國經年「Track II Diplomacy」的結果。美方代表是智庫新美國基金會董事迪馬喬（Suzanne DiMaggio），幕後出力的還有前能源部長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北韓代表是外交部北美事務局局長崔善姬，反映這是以官方對非官方的格局。對北韓而言，這已是她爭取多年的跟美國「正式」對話，重點自然不是一個人質，而是美朝繞過「中介人」中國、直接破冰談判核問題的大事。

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稱，願意與金正恩直接對話，對這位北韓領導人局部好評，就是配合上述「Track II Diplomacy」的輿論，讓國民逐步有心理準備。北韓外交部在國內眾多部門當中相對理性，本來也希望借助跟美國「破冰」的功勞，鞏固在政府的地位。根據劇本，人質理應在這時候獲釋，以示友好，然後特朗普與金正恩眾望所歸，歷史性見面，簽下象徵性協議，北韓只要暫停核試一陣子，就是特朗普「成功爭取」，兩人甚至有望奪得諾貝爾和平獎云云。瓦姆比爾獲釋後，父親感謝特朗普的努力、怪責前總統奧巴馬營救不力，已經讓特朗普得分不少。

但這時候，劇本忽然失控，結局完全朝反方向發展。雖然釋放人質早在美朝談判雙方默契中，但崔善姬從無透露Warmbier接近腦死亡，直到今年6月，朝方才通報美國，美方意識事態嚴重，急忙要求把他運送回國，朝方也急忙放人。現在美國輿論群情洶湧，對北韓的厭惡，絕對比不釋放人質更糟糕，特朗普在輿論壓力下，不可能對朝破冰，也不可能不譴責北韓殘暴。根據北韓「國情」，即使美國沒有重話，也會製造出種種被害情結，現在總統親口「挑釁」，即使最高領導人自知理虧，也難不回敬。醞釀經年的外交突破，就此煞停。

再問剛才的問題：究竟這位學生在獄中發生甚麼事？理查森本來有信心斡旋，因為認識北韓外交、商務人員，但進展欠佳，才知道金正恩掌權後，人質全盤由國安負責，外交部毫無角色，可能連負責和美方談判的崔善姬，也不知道人質瀕臨死亡，只是根據「約定俗成」，談到差不多就放人，回國一問才知情況這樣，但已經答應了騎虎難下，才變成釋放一個活死人。Warmbier的悲劇結局，對美朝最高領導人都無利，卻符合兩國強硬派的路線需要，無論是陰謀還是意外，都令人無限同情。大國博弈，誰都是棋子。

小詞典：Track II Diplomacy

相對於「Track I Diplomacy」，「Track II」是指雙方以非政府人員為代表，進行私人對話，但這些非政府人員往往有政府聯繫，甚至獲政府秘密授權進行談判，一旦談判失敗，政府卻不用承擔責任。假如是政府與（疑似代表政府的）非政府人員談判，可以稱為「Track 1.5 Diplomacy」。

世上本無事：不要讓北愛問題死灰復燃

英國首相文翠珊率領的保守黨在剛過去的大選失利，喪失多數黨地位，不得不挑選小黨合作，卻出人意表的選擇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DUP），合作未成事，已引起廣泛爭議。正如保守黨元老、前首相馬卓安所言，這可能重新開啟潘朵拉盒子，北愛問題一旦死灰復燃，後果可大可小。

北愛爾蘭以新教徒為主，但尚有三成天主教人口，他們傾向讓北愛「回歸」愛爾蘭，遭新教徒反對，「親英保皇派」代表，正是 DUP。天主教社群的武裝是愛爾蘭共和軍（IRA），政治代表則是新芬黨（Sinn Fein）。兩派衝突於六十至九十年代造成超過3600人死亡，直至1998年，各方簽訂《受難日協定》（Good Friday Agreement），才實現和平。

在目前英國憲制架構中，北愛由當地政黨（新芬黨、DUP等）組成聯合政府，高度自治，不過問英國其他地方事務，新芬黨議員更拒絕向英女皇効忠，不出席英國國會的會議。DUP作為堅定保皇黨，一直對現有框架不滿，強烈反對共和派的分離訴求，認為協定對叛亂分子讓步太多。如果DUP與保守黨聯合執政，難免引起新芬黨反彈，而後者願意參與北愛和平進程，本來就充滿內部爭議。

與此同時，DUP是北愛唯一支持英國脫歐的政黨，可能是這方面獲文翠珊青睞；但假如在英國脫歐談判期間壟斷北愛話語權，就可能激起強烈反彈。北愛民意其實傾向留歐，歐盟也已表明一旦北愛跟愛爾蘭統一，可自動獲得歐盟成員身份，變相在引誘英國分裂。DUP則明言拒絕接受任何英國脫歐後，北愛在歐盟內部的特殊地位，也就是要把南北愛爾蘭的歐盟邊界重新實化。這一點，卻是不少親英的北愛人都不願看見的。

DUP 極端保守主義的傾向，也與目前英國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氛圍格格不入。在 DUP 反對下，北愛是全英唯一一個同性婚姻未合法化的地區，也對同性戀維權運動嗤之以鼻。DUP 反對墮胎、支持「創世論」，主張和美國福音帶的保守教派相若，在英國一直備受爭議。如果 DUP 與保守黨達成交易，順道推廣保守主義，勢必掀起價值觀之爭，工黨必然努力爭取自由派道德高地，社會只會趨於兩極化，邁向美國那樣的左右大撕裂，徹底把昔日的「中間路線」、「第三道路」拋棄。

保守黨與 DUP 聯合執政的最宏觀挑戰，還是在於北愛的憲制架構。根據《受難日協定》，北愛政治由本地政黨主導，英國政府必須中立，與北愛互不干涉。但如果 DUP 與保守黨聯合組建英國政府，無論從何種角度看，英國政府對北愛政治的中立性都會受到質疑，這也是馬卓安反對和DUP結盟的主要理據。如果日後北愛天主教社群對《受難日協定》信心不足，倫敦要調停的公信力大減，就少了制衡激進力量的籌碼。

早在今年初，北愛就經歷了一輪政治震蕩。當時 DUP 爆出公共財政管理失當醜聞，新芬黨強烈批判，宣佈脫離與 DUP 的聯合執政，導致北愛失去真正意義的聯合政府。如今 DUP 考慮與保守黨結盟，只會讓本就複雜的北愛政局更添變數。新芬黨領袖阿當斯已警告，保守黨與 DUP 合作，會令北愛和平岌岌可危。說北愛會重歸內戰，似乎是有點危言聳聽，但新芬黨利用這機會宣傳「脫英」理念，謀求和歐盟裏應外合分裂英國，卻大有可能。難道文翠珊就沒有更好的選擇？

小詞典：受難日協定 （Good Friday Agreement）

1998年，北愛衝突雙方（共和派、保皇派）連同英國、愛爾蘭政府，簽署關於北愛主權、治權安排的協定，北愛各方訴求都得到英國、愛爾蘭的承認，北愛主權歸屬英國，英國尊重北愛部分社群的強烈愛爾蘭身份認同。北愛政府由本地選舉產生的政黨聯合執政，英國在不同政黨之間保持中立。

沙地是恐怖主義國家嗎?由《9．11報告》談起

自從卡塔爾被沙地阿拉伯、阿聯酋等鄰國孤立，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度高調支持沙地，暗示卡塔爾長期暗中支持恐怖主義，理應受制裁。然而，在不少研究員眼中，美國親密戰友波斯灣大國沙地，才是全球最大的伊斯蘭恐怖主義「贊助商」，而且對未來的全球動盪，可能扮演關鍵角色。

沙地信奉遜尼派當中相對激進的瓦哈比派（Wahhabism），這教派認為穆斯林的一切行為都應遵循《可蘭經》原典，現代文明元素是對神的不敬。瓦哈比不時鼓動「真．穆斯林」對其他宗教信徒，甚至其他派系穆斯林的仇恨，號召發動聖戰，這些思想，本是十八世紀遜尼派教士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個人對伊斯蘭教的解讀，並非「基本教義」。然而，當沙地家族與瓦哈比接觸後，發現其思想有助於控制民眾、武裝社會，於是把教義解讀為教派，上升至政權層面宣傳，成為今天沙地政教合一的靈魂。瓦哈比思想武裝後的沙地軍隊，也確實戰鬥力大增，前後兩個沙地王國得以立國、最終趕走管理聖地多年的侯賽因家族，也全靠瓦哈比主義所賜。

冷戰後期，蘇聯入侵阿富汗，沙地視之為擴散瓦哈比主義、抗擊異教徒的良機，大規模在阿富汗武裝抵抗分子，提供種種支援。這舉動符合美國地緣戰略，美沙兩國友誼發展迅速，把早前石油戰爭的隔閡一掃而空。瓦哈比主義的輸出範圍漸擴大到巴基斯坦等國，沙地則成為穆斯林國家抗擊蘇聯的總代表。問題是冷戰結束後，由沙地輸出的激進分子漸尾大不掉，更令全球其他穆斯林社群一併激化。

美國官樣文章多語言偽術

沙地作為一個大國，對這些行為有沒有責任？我們首先可以參考9．11事件後，美國政府的官方調查報告。根據報告，參與劫機的19名恐怖分子中，有15人是沙地公民，其中有28頁文件被聯邦調查局以「國家安全」名義加密，只有少數國會議員有機會內部查看。美國媒體曾採訪這些議員，雖然不能透露加密內容，但都表示文件顯示沙地與9．11關係千絲萬縷，一直呼籲政府解密。美國不少人自此認定沙地是潛在敵人，9．11受害者家屬委員會更有意把沙地政府列為「恐怖分子支持者」予以控告。

然而美國歷屆政府對沙特都十分溫和，和對伊朗的氣焰截然不同。美國國務院每年對全球反恐形勢作年度報告，沙特不但從未被指「支持恐怖主義」，華府更高度肯定沙特與美國的反恐合作。只是縱觀報告涉及其他國家的恐怖活動時，卻經常見到「沙特籍恐怖分子」，對此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反恐研究專家Daniel Byman曾在《The Atlantic》撰文，認為沙特政府與伊斯蘭恐怖主義之間的關係極為複雜，美國與沙特就反恐展開的合作也極為微妙，雙方都知道是步步為營的角力。

美國政府的官樣文章：「沒有證據顯示沙特政府高級官員參與支持恐怖襲擊」，並不違背事實，但也是語言偽術。公眾確實未找到證據，顯示沙特政府有直接、大規模培訓和輸出聖戰分子，問題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一國政府要進行這類行為，從來不會以政府名義進行。正如Byman指出，沙特與蓋達等恐怖組織的收入來源確實有聯繫，這雖然是沙特王室成員、教士的個人行為，但他們和政府關係密切，起碼被視為半官方代表，沙特政府沒有嚴厲取締，已責無旁貸。沙特也許也有其苦衷：自其立國以來，就堅持是「純正伊斯蘭信仰」的捍衛者，不會對瓦哈比派教士的言行干涉，這是雙方結盟的默契，因此政府對教士的行為不過問。去年美國大選的「郵件門」，顯示前國務卿希拉里對此大為不滿，多次要求政府部門應對。

沙特更關鍵的角色，是作為瓦哈比的宣傳機器，對瓦哈比在全球興建清真寺、宗教學校提供巨額資金，並派出教士宣講。阿富汗塔利班作為他們培訓出來的神學士，就是公開事實。美國境內目前有超過1200座清真寺，其中八成是在21世紀興建，其中多數受沙特贊助。截止2013年，北美75%的伊斯蘭活動中心都有瓦哈比教士，他們不少宣傳反美、反西方思想，然而在「政治正確」庇護下，一直我行我素。這樣的滲透，也許比冷戰時代蘇聯的滲透更奏效、「落地」。

隨著 ISIS崛起，表面上，沙特的反恐姿態比過去積極，因為 ISIS 比沙特更激進，並指責沙特政府背叛《古蘭經》，將沙特列入聖戰範圍內。雖然昔日蓋達也有類似宣傳，但畢竟沒有軍隊，不同ISIS，令沙特甚至要築起長城防衛。然而實際上，沙特同時進一步對外輸出激進教士，似是和ISIS進行遜尼派內部競爭，多於有意調整角色。沙特新生代領導人更利用「反ISIS」的契機，四出派軍展示國力，同時公然輸出瓦哈比「軟實力」。例如出兵也門干涉內戰，又對敘利亞派出地面部隊，加上這次和卡塔爾斷交，都似是借題發揮。早前伊朗國會和已故最高領袖霍梅尼陵墓遇襲，看似是ISIS所為，德黑蘭則指責沙特是幕後主使，而在什葉派眼中，兩者從來相差無幾。

在可見將來，沙特才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大變數。這個國家一方面窮奢極侈，另一方面尊崇強調簡樸、《古蘭經》初始教義的瓦哈比教派，本來就是一個不神聖同盟。沙特為求換取國內教士合作、得到宗教解讀權，只能縱容他們向海外發展，總好過反過來制約自身政權，所以沙特的疑似輸出激進思潮，根本是結構性行為。近年沙特國內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加上油價下跌，社會百病叢生，政權面對的內部壓力愈來愈大，訴諸外部方法轉移視線，也是獨裁政權的典型作風。再加上沙特王室內部權力鬥爭激烈，新生代要靠「勇武」突圍，對外政策愈趨強硬，配合了特朗普時代的全球不可測性，絕對有能力讓中東破局。是福是禍，就難說了。

小詞典：也門內戰 (2015- )

阿拉伯之春後，執政34年的也門總統沙雷下台，但支持者勢力仍在，成為胡塞武裝的盟友，與新總統哈迪的支持者爆發內戰。胡塞武裝背後有真主黨和伊朗，哈迪則獲沙特組織聯軍出兵支持，令也門內戰成為什葉、遜尼兩派的代理人戰爭。此外，蓋達阿拉伯半島支部和ISIS在也門都奪得根據地，令局勢更失控。

卡塔爾危機中的小國巴林

卡塔爾斷交危機中，牽頭的是沙地阿拉伯與阿聯酋，高調發炮的卻包括另一個海灣小國──巴林。巴林跟卡塔爾和阿聯酋的7個酋長國一樣，本來都是英國的保護國，英國撤出時，巴林與卡塔爾曾打算加入阿聯酋，後來雖然決定獨立，但相互關係依然密切。現在同室操戈，其實也有難言之隱。

在中東各國當中，沙地是遜尼派龍頭，伊朗是什葉派龍頭；而什葉派佔多數的國家不多，伊朗以外，就是伊拉克、阿塞拜疆和巴林。

巴林面積比卡塔爾更小，就在伊朗對岸，王室卻是遜尼派，一直憂慮伊朗聯繫國內什葉派顛覆政權。因此，在巴林的什葉派一直遭遜尼派統治者壓迫，就業水平與收入較低，居住條件和社會地位不如遜尼派，也難以在政府、軍隊擔任高級職務。

為了鞏固統治，巴林王室更從巴基斯坦大量引進遜尼派移民，讓他們負責國內保安，試圖改變巴林人口結構。這種政策自然似曾相識。

巴林的什葉派對此不滿已久，不乏零星抗議，一律以伊朗為後台，巴林最大反對黨Al Wefaq普遍被認為是伊朗資助。Al Wefaq奉教士蓋西姆（Isa Qassim）為精神領袖，巴林稱他同時是伊朗的反巴林組織Hizbullah Bahrain頭目，儘管未有證據支持，但形象已深入民心。

2016年，蓋西姆給巴林取締公民身份，繼而遭到起訴；伊朗最高精神領袖、 議長均發表聲明譴責巴林，伊朗軍方更指摘巴林是有意激化地區動盪。

於是，政治哲學問題來了。親西方的巴林少數派政府，若以武力鎮壓佔多數的什葉派，以免伊朗勢力拓展，西方應怎樣回應？2011年，「阿拉伯之春」波及巴林，表面上是民主運動，實際上完全是教派衝突。當時什葉派年輕人準備在國家憲章公投十週年紀念日，舉行和平示威，呼籲政府與什葉派就國內分歧對話。巴林政府大為忌憚，出動軍警鎮壓，西方為保巴林，予以默許，唯獨伊朗反應激烈，批評巴林政府壓迫國內民眾，又召見巴林駐伊朗大使，並驅逐巴林外交官。根據巴林內政部官員說法，當時卡塔爾幕後也參與了反政府示威，與Al Wefaq合作提出「卡塔爾倡議」，要求巴林遜尼派王室退位、組建民選政府、推動政治改革等。自此，巴林將卡塔爾視為與伊朗「沆瀣一氣」的對手，兩國再也沒有共同語言。

另一方面，巴林局勢動蕩之時，伸出援手的，正是強鄰沙特與阿聯酋。巴林軍隊與示威者衝突後，沙特以「協助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為由，向巴林派出一千名士兵，協助維持秩序，阿聯酋也派出五百名警察赴巴林。沙特、阿聯酋的舉動，受到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內的非議，巴林外交上也逐漸被孤立。畢竟當時被推翻的獨裁政權不少，巴林王室首要是保住自己，國內執行非常手段，亦是情理之中。一切都是有代價的：自此，巴林就成為沙特的附庸國了。

在這次卡塔爾危機，巴林與卡塔爾並沒有新矛盾，姿態卻異常強硬，尤其是封鎖空域，更是對卡塔爾航空的致命打擊。按照巴林政府說法，與卡塔爾斷交，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和安全」，將卡塔爾涉嫌資助Al Wefaq的陳年舊賬翻出，還指責卡塔爾需對過去數年的什葉派恐襲負責。巴林本身不具備影響大局的能力，這姿態更多是向沙特、阿聯酋投桃報李，以確保伊朗一旦入侵，也有盟友撐腰。假如危機持續下去，卡塔爾一旦完全倒向伊朗，密謀反制，什葉派佔多數的巴林，實在是理想的反攻對象。那時候，巴林王室能否長存，其實也充滿變數。

小詞典：海灣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

全名「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成立於1981年，成員包括沙特、阿聯酋、巴林、阿曼、卡塔爾、科威特六國。GCC致力促進成員之間的科技、經貿和文化交流合作，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時團結一致，加上財力雄厚，有一定區域影響力。沙特近年外交越來越主導，視GCC為自己的後院，卻開始令GCC內部分裂。

險中求勝：卡塔爾能反敗為勝嗎？

沙地阿拉伯集團「突襲」圍堵卡塔爾，究竟能否成功？當然，「成功」的定義因人而異，可以是迫使卡塔爾承諾切割跟伊朗的關係、承諾放棄支持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關閉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甚至是促使卡塔爾反對派政變推翻王室，又或物色王室內部反對派推翻現任國王（畢竟宮廷政變是卡塔爾立國以來的傳統）。以沙地的國力及區內影響力，目前以泰山壓頂之勢，似是志在必得。

有反制裁能力而不用

然而，卡塔爾與沙地雖然在國家規模上差距甚大，但兩國有不少旗鼓相當的競爭，反映卡塔爾的潛在能量不容小覷。在傳統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層面，兩國處於正面寡頭競爭；在新興服務業如跨國航空，兩國都有享譽世界的一流航空公司，亦是競爭對手。

在國際會議領域，多哈與杜拜、巴林、吉達（Jeddah）等都是區內首選，阿聯酋加入制裁行列，也是杜拜與多哈的比試。總之，打擊卡塔爾的經濟實力，是不少鄰國的心底盼望，但多年來就是打擊不了，反而讓對方成為「中東新加坡」，這反映卡塔爾多年來建立的網絡早已成為氣候。

卡塔爾底氣充足，除了能源、主權基金等經濟實力雄厚，境外強援伊朗、土耳其等足以抗衡沙地集團，也是要因。伊朗在卡塔爾危機爆發後，成為這個小國的最大補給站，無論戰略物資、還是空中路線，都為卡塔爾開啟了最大的求生走廊，只要伊朗線維持現狀，圍堵卡塔爾就不可能成功，頂多增加其不便及提高其營運成本，但不可能令卡塔爾破產。

至於土耳其，本來就決定了在卡塔爾興建軍事基地，現在更立刻派軍，變相保護卡塔爾，也是對衝美軍的卡塔爾軍事基地之途。近年土耳其埃爾多安大權獨攬，傾向俄羅斯、疏遠美國，指責美國庇佑反對派居倫集團，也有了誘因以卡塔爾為挑戰西方的槓桿。有了土耳其大軍，沙特發難出兵的可能性，基本上大打折扣。

在海灣合作委員會內部，其實有一半國家不滿沙特這次行為，除了苦主卡塔爾，還有保持中立的科威特、阿曼，兩國國王目前都多方穿梭斡旋。其實不參與沙特牽頭的行動，本身已是一種態度。沙特用盡外交、經濟能量，也只爭取到馬爾代夫那樣無關痛癢的國家參與行動，而未能結成更大規模的包圍網，顯示卡塔爾的潛在反擊能力，為不少國家忌憚。卡塔爾目前態度強硬，拒絕妥協，同時卻以「沒有打算策動反制裁」示好，其實就是暗示自己有反制裁的能力而不用。「能戰才能和」，要是卡塔爾真的充當穆斯林兄弟會的跨國金主，就像沙特支持各國的瓦哈比激進學校那樣，中東局勢只怕會失控。

美國總統特朗普雖然貌似傾向沙特，不忘Twitter「抽水」，但他一向朝令夕改，兩三動作，難以作準。他的國務卿蒂勒森倒是發表了聲明，呼籲各方克制，則被認為是傾向卡塔爾一方。須知他當國務卿前，沒有多少外交經驗，卻是埃索石油CEO，埃索正是卡塔爾能源業的最大持分者之一，背後的利益關係，甚至比國與國的利益關係更穩固。假如沙特一方未能速戰速決，卡塔爾站穩陣腳後結成反包圍網，對沙特何嘗有利？雙方找到下台階，終結危機，才是王道。

小詞典：半島電視台(Al-Jazeera)

1996年成立，由卡塔爾王室出資持有，吸納了大量BBC員工，新聞質素備受好評，節目除了面向中東，也面向世界。半島台編採方針強調多角度視角，有不少接觸激進組織的獨家渠道，同時也引進自由派觀點挑戰區內威權主義，一直是區內爭議焦點，也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阿拉伯媒體，在「阿拉伯之春」期間支持反政府一方，被視為運動成功的關鍵之一。

巴拿馬之後：台灣邦交國會「歸零」嗎

巴拿馬宣布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建交，中斷雙方超過一世紀的外交關係。消息貌似震撼，其實一切有跡可尋，巴拿馬多年前就謀求跟北京建交，只是北京基於當時的政策考慮才暫緩執行。現在北京全力打壓民進黨政府的國際空間，巴拿馬則面對鄰國基建的潛在競爭，加上拓展運河工程開支龐大，近年又經濟下滑，雙方建交，哪個角度都是順理成章。

台灣評論界對未來的外交形勢憂心忡忡，擔心邦交國會「歸零」。然而，這實在是過慮，因為這是必然出現的事。台灣剩下的邦交國之中，有價值的只剩下梵蒂岡一國，中梵建交是超越兩岸關係的頭等大事，我們曾多次介紹過不同模式，其中以「越南模式」最可行，其實也已在倒數階段。連最困難的梵蒂岡也有望解決，其他那19個台灣邦交國，或小或窮，面對北京的援助誘因，很難有抗拒的動力。

基建外交早對準拉美

以往北京要把台灣邦交國拉過來，多多少少還要逐一「做工作」，但近年通過建立自己的國際平台，已足以讓小國主動投懷送抱。例如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的「澳門論壇」，把昔日的台灣邦交國聖多美列入觀察員，聖多美面對優惠可望而不可即，對台「友誼」自然容易生變。又如拉攏非洲國家的「中非論壇」，唯獨台灣邦交國不獲邀請，令台灣在陳水扁上台時還有8個非洲邦交國，到了今天只剩2個。台灣曾嘗試東施效顰，2007年舉辦過第一屆「台非元首高峰會議」，但無以為繼，辦了一屆就沒第二屆，更成外交界的笑話。

台灣邦交國當中，超過一半（11個）在拉丁美洲，那是台灣外交的最後橋頭堡。一來不少拉丁美洲國家獨立較早，與民國淵源較深；二來美國有意保留拉美作為台灣外交後院，也為拉美維繫亞洲軍訓的基地。但哥斯達黎加、巴拿馬等相繼與北京建交後，台灣的壟斷已經破局，北京在拉美的組織「中拉論壇」，有了這些中美洲大國為槓桿，對剩餘台灣邦交國的吸力自然大增。早前中資企業聲稱在尼加拉瓜興建「尼加拉瓜大運河」，真相撲朔迷離，尼加拉瓜是又一台灣邦交國，可見中國的基建外交，早就對準拉美。只要再下一城，骨牌效應就會出現。

在中國崛起、對外大興土木、大舉輸出遊客的年代，沒有一個國家為了本國利益，會拒絕和全球數一數二的大國建交。形勢比人強，台灣外交部的工作，應該是及早研究有甚麼「實質外交」的平台，可以維繫國際活動能量，就像索馬里蘭、北塞浦路斯、納卡爾諾－卡拉巴赫等不被承認的國家那樣，外交工作比正常國家挑戰更大。這樣的平台不止是經貿辦一類編制，更要利用民間外交、非政府組織等身份，或效法庫爾德人、猶太人等以人民身份建立國際網絡，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特朗普上台時，還有台灣人夢想美國承認台灣，殊不知講求務實的特朗普對台灣的保護，可能更不如從前。

小詞典：巴拿馬運河

連接太平洋、大西洋的運河，1880年由法國斥資興建，然後被美國接手，1913年啟用，是全球最具戰略價值的運河之一。美國在巴拿馬曾長期佔有「巴拿馬運河區」作為殖民地，控制運河之餘，也令巴拿馬變成附庸國。運河在1999年回歸巴拿馬主權，同時改由和黃運作，目前美國、中國分別是運河第一、二大用戶。

沙地圍剿卡塔爾的背後

近日，海灣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內部爆發嚴重分裂，成員沙地阿拉伯、阿聯酋及巴林突然跟卡塔爾斷交，3個「阿拉伯之春」後混亂不堪的國家：埃及、也門及利比亞都有跟隨，響應的還有度假天堂馬爾代夫，各國旋即開啟全方位制裁。完全被鄰國包圍的卡塔爾，在陸路、海路和空域都陷於孤立，儘管坐擁世界最大規模的主權基金、巨額能源儲備，但國民依然出現信心危機，超市物資一度搶購一空。

變相宣戰建盟主地位

沙地等國的行動理由，表面是「卡塔爾支持恐怖分子」，例如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 原是其分支的巴勒斯坦哈瑪斯（Hamas）、鄰國伊朗支持的真主黨（Hezbollah）等，這說法也得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的Twitter「加持」。然而，在國際關係圈誰都知道，最支持激進分子（是否恐怖分子可自行定義）的中東國家，從來都是沙地。即使不算該國跟阿爾基達（al-Qaeda）、「伊斯蘭國」（IS）千絲萬縷的幕後關係，單是來自沙地到各國的「聖戰士」、沙地政府資助各國建立的激進學校，已令其「恐怖分子搖籃」的身份當之無愧。

沙地真正的盤算，大概是利用特朗普上台後的全球不可測性，渾水摸魚，通過與美國深化合作協議，穩住對方，然後高姿態向卡塔爾「變相宣戰」，希望鞏固自身的遜尼派盟主地位。

說起來，卡塔爾外交也不是真的完全偏向沙地對家，只是卡塔爾作為人口不足300萬的小國，希望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發揮像新加坡那樣的關鍵樞紐、溝通各方作用，提升軟實力之餘，也要吸引不同陣營的資本。因此，不少被沙特集團視為對手的勢力，都得到卡塔爾青睞，沙特早就視之為眼中釘，擔心卡塔爾成為海灣的「顛覆勢力」，有點像北京擔心香港為「外國勢力」利用一樣。

卡塔爾最被沙特集團顧忌的聯繫，首先是伊朗。伊朗和沙特分別作為什葉派、遜尼派龍頭，已經在中東多國進行代理人戰爭。去年初沙特和伊朗矛盾升級，雙方斷交，卡塔爾卻只是召回駐伊朗大使，和伊朗的經濟合作依舊。兩國不但共同開發油氣田，卡塔爾還斡旋了多起伊朗人質事件，卡塔爾政府網站上，更一度發出聲明，稱王室認為「伊朗是促進區域局勢穩定的不容忽視的力量」。後來官方宣稱聲明是「俄羅斯黑客」所為，但真相無人能知，沙特已足以借題發揮。

卡塔爾與沙特的另一個矛盾，則源自「阿拉伯之春」。沙特集團支持埃及軍事強人如穆巴拉克、塞西等，卡塔爾則高調為對家穆斯林兄弟會背書，後者在沙特眼中與「恐怖組織」無異。穆斯林兄弟會反對沙特奉為國教的瓦哈比教派，也反對君主制，而且在中東各國都擁有支部，也有滲透基層社會的能力，具有由下而上搞革命的群眾本錢。以窮奢極侈聞名的沙特王室，對此深為忌憚。

卡塔爾傾向穆斯林兄弟會，又和它的王牌媒體半島電視台在「阿拉伯之春」的角色糾雜一起。半島台由卡塔爾政府資助創辦，在中東媒體當中最傾向自由派，在「阿拉伯之春」扮演了塑造、引導輿論的關鍵角色，例如反覆報道穆斯林兄弟會代表「民主精神」，批評獨裁政治、君主專制，除了真的影響了事件進程、讓全球觀眾相信了整場運動的論述，還讓沙特感到被指桑罵槐。隨後半島台頻頻批評沙特國內獨裁、人權問題，沙特認定是卡塔爾王室在背後，早就打算施壓。沙特那些等待接班的王室新生代，比上一代更勇武，例如出兵也門的強硬行為，都是他們啟動，以宣示不惜一戰的姿態。這次的卡塔爾危機，就是他們的一籃子計算催生。

小詞典：瓦哈比派（Wahhabism）

伊斯蘭遜尼派分支之一，被西方視為原教旨主義，主張一切歸依《古蘭經》，反對世俗化，對異教徒文明展開聖戰。瓦哈比與沙特王室的結盟關係長達數世紀，是沙特統一阿拉伯半島的關鍵力量，目前信徒分佈於海灣國家。沙特王室出巨資在各地推廣瓦哈比派清真寺與伊斯蘭學校，換取教士對王室的國內特權默不發聲。

特朗普時代再論「修昔底德陷阱」

近年談及中美關係， 有一個歷史名詞常被媒體提及──「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特朗普上台後，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阿利森（Graham Allison）出版了《命中注定的戰爭：美中能逃過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把這題目再次炒熱。筆者多年前曾介紹過這名詞，現在乘新書出版，應該溫故知新。

核武國大型戰爭幾絕跡

「修昔底德陷阱」這名詞，出自公元前五世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當時，愛琴海沿岸的希臘世界有兩大集團，分別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及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Peloponnesian League）。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夕，雅典飛速發展，處於黃金時代，古典民主政治發展成熟，也擁有強大的艦隊與海洋貿易網絡。斯巴達則在陸上軍事佔優，而依舊保留寡頭政治制度。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聯盟對提洛同盟發動攻擊，引發兩大陣營全面戰爭。這場「古代世界大戰」在公元前404年塵埃落定，雙方都蒙受巨大損失，最終斯巴達獲勝，雅典的「黃金時代」隨之告終。

伯羅奔尼撒戰爭在古希臘史乃至整個人類戰爭史研究，都至關重要。這不僅由於大戰波及範圍甚廣，更因為它是首次被完整、專業地記錄下來，記錄者就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他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研究中， 最為後世關注及爭辯的，就是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修昔底德認為，正是雅典崛起、斯巴達對此恐懼，才讓二者的戰爭無可避免（“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自此，在近代國際關係研究中，凡是討論崛起國（rising power）與守成國（status-quo power）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上述觀察成為了必定被引述的金句。

將以上金句演繹為國際關係理論的，則是我們這次介紹的國際關係學者艾理森。艾理森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在學術界成名，研究官僚政治決策過程對外交的影響，後來專注研究國防政策，對美國決策層有一定影響力。他認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如雅典），必然會挑戰守成國（如斯巴達）既有的利益格局，而對這種威脅的預見，會導致守成國做出強勢回應，從而引發雙方戰爭，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艾理森繼而將這一理論運用於當代中美關係：他在《命中註定的戰爭》，分析了過去五個世紀內16個「崛起國 vs 守成國」的案例，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衝突各方（這名單有點像《大國崛起與衰落》的研究方法）；他發現其中12組案例中的衝突雙方都爆發了戰爭，也就是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根據艾理森的論述，以史為鑒，目前中美兩國在經濟、軍事、全球戰略部署等不同層面的關係，皆呈現出「崛起國 vs 守成國」的格局，而朝鮮半島、東海、南海的衝突，都有可能成為中美兩國全面戰爭的導火線。

艾理森將「修昔底德陷阱」應用於當下中美關係，雖然不一定獲得學界同僚認同，卻符合了兩國普羅大眾的民間智慧。從衝突雙方的特質來看，中國無疑是經濟、軍事實力飛速發展的新興大國，美國則是二戰後就領導全球、制定國際秩序的守成大國。隨著近年中國在全球的投資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在太平洋的戰略存在不斷增強，美國政界、軍界無不感受到壓力，中國網民也無不感受到「中國夢」的亢奮。「中國威脅論」正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整個西方社會，對中國崛起不安的明證，「修昔底德陷阱」，不過是將之進一步理論化而已。

特朗普當選後，縱然和習近平的互動比預期順暢，但艾理森依然認為，中美兩國的結構性衝突會進一步升級，因為現時兩國最高領袖，均對本國在全球格局抱有宏大抱負，而這些抱負，正是互相衝突的。習近平「中國夢」、「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圖，正是讓中國恢復歷史上在東亞的主導地位，進而成為亞太、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力量；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則是針對美國近年國力下滑、國內經濟下調，其強國之心，與中國如出一轍。

不少學者對艾理森的假定不以為然，主要因為三大理由：

1. 艾理森的研究中，雙方陷於戰爭的案例，均發生在核威懾時代之前。自從核力量引發的「相互確保摧毀」（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成為威懾常態，核武國家之間的大型戰爭幾乎絕跡。中美兩國的軍方、政客，均對核武衝突的毀滅性後果有清醒認識，因此全面戰爭是不可想象。
2. 與歷史案例相比，當代中美經濟、社會的互相滲透程度之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全面開戰，無論軍事上哪一方獲勝，在社會經濟層面，兩國都將蒙受難以挽回的損失。這樣的結局，不是理性決策者的選擇。
3. 「外交」在今天國際關係的作用遠高於從前，如果中美領導人得以通過外交渠道，對彼此的戰略意圖充分了解，並對「避免衝突」有共識，就相對容易通過政策調整，避免全面戰爭。

近年「修昔底德陷阱」的相關敘述如此頻繁，讓習近平本人也不得不在多個場合親自回應。例如2015年，他訪美時表示中美兩國應通過真誠合作，消除戰略誤判，避免讓「修昔底德陷阱」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近年中國力推「一帶一路」，也有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意味：習近平多次說「一帶一路」的核心理念是互利共贏，追求「帕累托最優」，而非如同「修昔底德陷阱」那種「把當前大國打翻在地的遊戲」，可見他對逃過陷阱念茲在茲。「一帶一路」覆蓋的範圍，也避開了目前中美衝突的核心區域（西太平洋）；按照北京構想，這戰略正是繞過「修昔底德陷阱」、和平崛起的途經，而不是衝突之路。當然，華盛頓、其他國家怎樣看，又是另一回事。

問題是正如艾理森在書中所言，「修昔底德陷阱」的關鍵，其實不單是具體利益，還包括「榮譽」、「恐懼」等根植人類內心的情緒，特朗普得以當選、全球化的輸家押注在他身上，正是理性＋感性的雙重行為。面對變局時，理性計算固然重要，但決策者有時卻會更依靠人性本能，悲劇往往由此誕生。中美兩國互動能否超越人性、堅守理性？你說呢？

小詞典：修昔底德（Thucydides）

古希臘歷史學家，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今天研究古典國際關係理論的經典之作。在著作中，修昔底德展現了嚴謹的史料搜集態度和邏輯推演能力，被稱為「科學歷史之父」。他認為個人政治行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均源自人性的恐懼、對利益的追求，成為「古典現實主義」的濫觴。

港人歐盟實習 體現歐洲多元文化

作為國際城市，香港與世界各地交往頻繁，不少港人加入國際企業和前往不同地區工作，近年更有不少人有志加入國際組織，並為此目標而努力，陳維蓁（Julian Chan）就是其中一位。他現時於歐洲學院（The College of Europe）【小圖】攻讀國際關係碩士。他本科畢業後從事歐盟推廣教育的相關工作，並產生加入歐盟工作的興趣。他在競爭激烈的歐盟實習招聘當中突圍而出，成為歐盟委員會實習生的一員，熟悉歐盟委員會運作，相信他能讓我們對歐盟的角色有更深入的認識。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陳維蓁（Julian, J）

整理：張伊婷

S： 你為何希望加入歐盟委員會工作？

J： 我中三開始到英國升學，完成4年中學課程後就到了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修讀政治及國際關係，期間曾去了法國波爾多交流一年，亦曾在北京大學讀了一個暑期課程。在大學最後一年修讀了歐盟相關的課程，了解到歐盟這個機構及其政治架構。我認同當中的政治理念，故希望在歐盟委員會工作。畢業後，我就回港擔任歐盟學術計劃的項目執行主任。

S： 歐盟學術計劃有什麼目標和理念？

J： 回港之後有幸參與歐盟學術計劃，擔任項目執行，負責學校推廣工作。歐盟學術計劃與香港浸會大學歐洲研究學系攜手推出首個香港──歐盟網上互動學習計劃，主題名為「綠色生活及可持續發展社區」。當中包括9間本地中學，以及12間來自5個不同的歐洲國家中學，約共200個學生及30多名老師。這個計劃令香港和歐洲學生在研究中互相學習、合作和分享，以達至深化香港和歐洲在教育領域上的合作關係。香港不少學生在大學階段才能接觸到中歐文化交流，而這計劃就能把文化交流推廣至基礎教育。這讓學生在中學階段便有這類的文化交流，確能擴闊香港年輕一代的國際視野，參與這項工作，令我對歐盟委員會的教育相關工作更熟悉和更有興趣，因此，當知道歐盟委員會有實習空缺，便立即報名，很幸運地獲得實習機會。

S： 你在歐盟委員會教育和文化總局（The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e後稱DG Education）負責什麼工作？

J： 在DG Education實習了5個多月，當中的工作令我印象深刻。當地同事希望讓我們接觸到不同層面，而非只處理普通文書工作。我當時工作的部門負責青年及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因而有機會接觸不同的項目，當中包括要為不同教育高峰會做一些後勤工作：包括準備會議簡報、聯絡不同國家的教育部門，以及歐盟教育及文化總局。其中，我曾接待南韓教育部長及相關官員，協助商討歐盟與南韓之間的合作和交流機會。

另外，我亦負責Erasmus plus的運作，讓歐盟的學生和老師能在這平台上交流。歐盟會就區內不同政策範疇制訂政策，然而教育和文化是關係到不同歐洲國家之間的自主及民族性，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議題，因此，歐盟很多教育相關政策都會交給歐洲各國本身的教育部門作出決定，而歐盟則會執行監督性質的工作。我實習期間其中一項工作就是為各個不同的教育機構作出綜合性的評估，例如評核當中資金開支以及能否達到預期目標等。我亦成立了歐盟及亞太區的實習生社團，接觸了不少不同國家有志推動歐盟發展的人，亦了解到他們在工作上的見解。

S： 你在香港長大，在英法讀書，在歐盟委員會工作，這些經歷如何影響你的國際視野？

J： 我在英國及法國讀書，也在比利時實習，這些經驗令我意識到教育及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性。因為經常要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和工作，要適應不同文化的工作和社交模式，令我學會聆聽的重要。在歐盟工作擴闊了我的國際視野，亦令我理解到不同國際機構並不是一些所謂「離地」的東西。相反，國際機構對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例如歐盟最近因應《巴黎協定》在減排方面做了不少承諾。又例如近期歐盟成功與電訊商合作，讓不同地方登記的電話卡可以在歐盟成員國使用而不用支付漫遊費用。

S： 現在歐洲多地都有脫歐呼聲，對此有什麼看法？

J： 在跨國性和地域性層面上，各國都有不同見解。我認為各方面其實可以互相配合。歐盟有一句口號「United in diversity」，即是各國保留其獨特性，在不同意見下亦可以達到共識。大家要接受對方的差異，同時亦可以共同協商，達致某程度上的共識。很多國家在這過程中犧牲了自己的管治權，但要知道一些細小國家，只要團結起來就會形成一個強大的群體，在國際貿易、外交方面都有更強的談判力量。

港保持優勢 年輕人須創新

S： 你認為歐盟存在對歐洲有益處嗎？

J： 在歐盟實習經驗令我深信歐洲整合意義及其重要性，有人認為歐盟存在着某程度上的官僚主義，但其實是個誤會。以歐盟委員會為例，委員會負責很多執行性工作，當中只有3萬名職員，這個數量只等同一個國家一個小部門的職員數目，因此對一個需要協調各國組織的部門來說並不多。當然，歐盟會接受很多不同意見，並因而作出改善，更有效地協調不同部門的工作，歐盟的存在對歐洲絕對有益處。

個人層面方面，歐盟讓成員國人民能在歐盟區內的國家工作、學習而不受限制，甚至能獲得資助。同一市場政策令稅項得以減免，有利商品流通。同時，這讓歐洲小國都有發言權，使歐洲人民得到適切的保障。這些都是歐盟帶來的利益。不少成員國在國家陷入困境時就把矛頭指向歐盟，可是歐盟的工作是有實際成效，而不應被忽視的。

S： 對比於其他國際城市，香港有何獨特性和競爭力？

J： 香港在國際上佔有重要地位，因為香港社會廉潔和法治，而香港和內地緊密聯繫亦帶給香港不少優勢，在面向全球的時候，香港能作為中國內地與外界一道不可或缺的橋樑，香港競爭力亦源於健全的制度。除此之外，香港的高等教育質素亦有優勢，吸引不同的專才來港交流，然而要保持優勢並不容易，這需要下一代的創新和進步，發揮香港的整體優勢。

S： 未來你希望在哪一個範疇發展？

J： 我現時於歐洲學院修讀歐盟國際關係，專注外交政策研究，學習歐洲相關的事務。在全球化影響下，深信不同地域的合作有助於雙方的發展，我希望在中國與歐洲事務上能作為一個協商的橋樑角色，進一步推動全球化。

由脫歐到特朗普：左翼學術明星齊澤克的政治觀

左翼青年最崇拜的其中一位學術明星，是斯洛文尼亞學者齊澤克（Slavoj Zizek）。當今全球極右勢力崛起，左翼學者或義憤填膺批判，或自感顏面無光緘口不言，齊澤克的表態則與眾不同，他頻頻於媒體出鏡，也在個人網站發表評論，經常談及英國脫歐、特朗普的任期，以及剛舉行的英國大選，既沒有對特朗普極力批判，也沒有讚揚英國左翼領袖郝爾彬（Jeremy Corbyn），絕對是一家之言。

首先，大家必須理解齊澤克的左翼理念。他認為所謂「國家」，本質上是一套約束個人行為的機制；而「法律」則是社會以「有序狀態」存在的一套基本原則。在他眼中，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遠非各政府、政客聲稱的「自由主義民主社會」，而是「受資本控制的社會」。無論是議會還是政黨，都是資本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齊澤克呼籲左翼、公眾對資本主義體系抗爭，他推崇的抗爭哲學，自然也是把每一次獨立、具體的鬥爭議題，引伸到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

邏輯獨特

令不少支持者驚訝的是，在美國大選前期，齊澤克便稱「特朗普比希拉莉更合適做美國總統」，他不是真心支持特朗普，而是有以下邏輯：特朗普並不具備治理能力，其在位甚至可能威脅世界和平，但特朗普在大選中提出「為被遺忘者爭回權益」，卻正視了今日美國問題所在，只是他不懂得（按左翼思維）對症下藥罷了。

齊澤克認為，特朗普是深層次問題引發的「現象」，單純批判特朗普，無法解決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只會讓一個接一個「特朗普」誕生。反倒是特朗普當選，左翼才可能正視美國社會的深層次危機，意識到「偽左翼」民主黨作為資本代言人的虛偽，左翼運動才能重生。

類似的邏輯，也被應用在這次英國大選。工黨領袖科爾賓素以「黨內反對派」聞名，長期對中間路線不屑，高調支持馬克思主義，被稱「左王」，主張把英國的鐵路、郵政、能源產業等大規模國有化，被不少左翼青年視為真正踐行社會主義的救世主。科爾賓本人也是齊澤克的粉絲，按常理，齊澤克應大力呼籲英國選民投票給科爾賓。不過齊澤克卻稱，「英國人民最好投棄權票，如果一定要投票的話，才投科爾賓吧」。他的理由有三點：

- 科爾賓若當選，會引發工黨內部分裂；
- 要解決英國種種矛盾，需要一個強大、穩固的「機制」，而科爾賓不能創建這樣的機制；
- 自己樂於見到右翼「攪局者」打破既有體制（例如特朗普），從而呼喚左翼「行動者」予以拯救；無奈科爾賓更像左翼「攪局者」，難以擔當拯救英國的重任。

齊澤克的上述「曲線」思路，是否比教條式左翼，更切中當今英美社會癥結，當屬見仁見智，但起碼顛覆了長久以來以「政治正確」直線思維自傲的左翼觀點。齊澤克本人的離經叛道、學術明星形象，也有利於他通過另類視角發聲，只要能引領思考，已是完成了社會功能。相較而言，一味埋首於故紙堆、追求影響因子的傳統學者，面對崛起的極右毫無招架之力，才更令人不安。

小詞典：齊澤克（Slavoj Žižek）

斯洛文尼亞左翼學者，目前在斯洛文尼亞盧布爾雅那大學的社會學與哲學系任教，以研究當代馬克思主義知名，第一本英文作品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曾當選《外交政策》的全球100大思想家。香港有左翼青年成立了「齊澤克學會」弘揚其思想。

默克爾「歐洲門羅宣言」：理想與現實

有了特朗普，今年的七國集團（G7）峰會極具戲劇性，美國與盟友之間的分歧完全暴露，長遠影響深遠。特朗普離開歐洲後，德國總理默克爾直言，特朗普領導的美國不再是可靠夥伴，歐洲完全依賴他人的時光已不再，未來歐洲的命運將掌握在歐洲人手中。不少觀察員視之為「歐洲版門羅宣言」，《金融時報》專欄更指出這是大西洋聯盟破裂的先兆。

軍事實力 遠遠落後

然而，歐洲真的要作為和美國平起平坐的一極，恐怕殊不容易。歐債危機及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歐盟受嚴重衝擊，至今未有任何結構性解決辦法，經濟很難予人信心。

當然，美國經濟同樣充滿結構性危機，但美國的國力足以支撐種種非常規手段，例如一波又一波的量寬政策（QE），又或忽然出現的國際危機，歐洲的全球影響力卻難望其項背。在戰略層面，歐洲各國在烏克蘭危機中應對乏力，對中東難民危機缺乏統一協調，面對受「伊斯蘭國」（IS）感召的「獨狼」恐怖襲擊束手無策，都反映歐洲的執行力跟美國相比，差了不止一籌。

英國脫歐、特朗普對北約（NATO）聯防愛理不理，歐洲領導人打算增進防務合作，自然應該，問題是知易行難。在歐盟核心的德國與法國，當地民眾都不熱中增強軍力，而歐洲各國財政預算中，對防務的投入一直偏低，要加強防務而犧牲福利，不是任何歐洲領導人所能容易達成。歐洲各國能單獨承擔的軍事角色，已不可能和美俄中相提並論，加上歐盟成員國對「超國家」軍事指揮權充滿顧慮，令缺乏戰力與指揮權的歐洲防衞機構形同虛設。默克爾呼籲德國人走出歷史陰影，暗示重整軍備，但只要民意反彈，就是又一波政治風潮。

在全球治理層面，歐盟標榜的是「規範力」（normative power），亦即通過自身樹立國際行為規範，來影響全球，在民主推廣、國際法、人權等領域，都是積極發聲者。但歐盟的「規範力」，只能局限於歐洲和週邊地區（例如北非、地中海），對區外事務，頂多只能隔空喊話。在全球氣候變化議題，歐盟固然是潔淨能源的積極倡導者，卻不可能「感召」中國和美國；在南海主權爭議，儘管歐盟一再強調國際法的重要性，卻不可能影響西太平洋局勢。當年歐洲各國在全球建立的軟硬體制，都逐步被美俄中三大國掏空內涵，要再建構同樣的體系，卻力不從心。

歐盟作為一個「超國家」，最大的籌碼，始終是掌握的龐大市場：它坐擁近5億消費者，是世界最大的單一市場，這才是歐盟面對中美俄這樣的強國時最有力的槓桿。雖然歐盟官員強調支持自由貿易，但本質上，其實恰好相反，只是一個奉行重商主義的機制，以保障內部經濟利益為目的。美國企業要接入歐盟市場，必須符合一系列歐盟標準，違例者如Apple就被重罰；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致力打開歐盟投資市場，歐盟卻要中國向歐洲企業開放投資權限作回饋。這種經濟實力，才是大國顧忌的底蘊。歐盟若希望在國際舞台以獨立、統一的形象發聲，最容易切入的領域，依舊是國際經貿。至於這能否做到「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口號罷了。

小詞典：門羅宣言（Monroe Doctrine）

1823年，美國總統門羅發表宣言，指如歐洲國家繼續殖民美洲土地或干預美洲內政，美國都視之為侵略，並會隨之介入，因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同時承諾不會干預剩餘的歐洲殖民地，而且不會干預歐洲事務。這被看作美國把拉丁美洲視為後院的開端，自此美洲逐步成為美國主導的勢力範圍。

菲律賓「IS襲擊」，究竟是何方神聖?

菲律賓南部馬拉維市（Marawi）爆發反恐戰爭，自稱效忠「伊斯蘭國」（ISIS）的恐怖分子一度佔領市區，升旗ISIS旗，與菲律賓軍方巷戰長達一周，戰力之強橫，令人側目。究竟這群在我們身旁冒起的「新ISIS」，是何方神聖？

菲律賓南部長期以來，一直是激進穆斯林活躍地區，民族主義情緒亦甚濃，各種獨立武裝合縱連橫，與政府軍衝突頻現，以往最著名的老牌軍事組織是「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恐怖組織之首則為「阿布薩耶夫」（Abu Sayyaf）。阿布薩耶夫一度與蓋達合作，又和MILF 結盟，美國曾專門派出部隊清剿。2014年，阿布薩耶夫內部分裂，其中一支恐怖分子Isnilon Hapilon領導的分支向 ISIS 效忠，ISIS勢力終於涉入東亞。隨後，這批恐怖分子又與幾個近幾年在菲南崛起的武裝團體整合，其中一個是伊斯蘭祈禱團結盟的盟友「毛特組織」（Maute group），也就是這次危機的始作俑者。

毛特組織在佔領區內懸掛 ISIS 黑旗，揚言要把菲南建成「東南亞的阿勒頗」，但在成立之初，毛特只是當地「本土主義」和激進伊斯蘭的混合產品。直到2016年，菲律賓軍方攻破毛特大本營，殘餘勢力與其它力量合作，反而成了氣候。毛特領袖「毛特兄弟」（Omar and Abdullah Maute）與 MILF 高層有家族淵源，曾親赴中東遊學，與伊斯蘭極端教派、ISIS支持者有深入接觸，這成了他們向ISIS效忠的切入點。如今毛特內部除了菲南極端份子，亦不乏來自印尼、馬來西亞、中東的「聖戰士」，未來可能有更多從中東戰場退下的極端分子，返回東南亞推行「聖戰」。這對整個東南亞地區，都是噩耗。

這樣一支拉雜成軍的隊伍，竟能控制一大區、與菲律賓軍方抗衡，如此丟臉，自然讓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倍感壓力。杜特爾特就任時，把緝毒和菲南作為兩大政綱；經過這些年，杜特爾特的「法內＋法外行刑」鐵腕緝毒廣受歡迎，然而解決菲南問題，則遙遙無期。加上大規模緝毒下，眾多毒販、黑勢力被關押在各地監獄，卻成了激進份子的潛在兵員：毛特在馬拉維作亂時，首先攻陷監獄、釋放囚犯，這批犯人就成了「ISIS」生力軍。假如鐵腕緝毒，卻換來威脅更大的ISIS，杜特爾特就危險了。

因此，菲律賓不得不尋找外部助力，本來美國作為反恐大國、菲律賓傳統盟友，理應是首選對象。無奈杜特爾特一貫反美，曾表態要駐菲美軍撤出菲南，又取消向美國的武器訂單，再出爾反爾，恐怕下不了台。他反美的目的之一，自然是取悅中國，然而中國不見得會派出反恐部隊，頂多派出軍事顧問，但這涉及其他層面的「暗示」，也不是菲律賓此刻需要的。早前杜特爾特縮減訪俄行程，但在與普京的短暫會面中，不忘強調希望從俄羅斯購買武器，這卻相對可行。由於杜特爾特以強人自居，外交動作時有驚人之舉，恐怕各大國都會乘機討價還價，菲律賓的激進勢力，恐怕還有明天。

小詞典：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MILF）

活躍於菲律賓南部的游擊隊，由極端穆斯林組成，目的是成立遵循伊斯蘭教法的國家。1978年成立，是菲律賓境內規模最大的獨立武裝，與菲律賓政府長期對抗。2014年，雙方達成和約，解放陣線勢力範圍內獲得更多自治權，但不少反對議和的成員加入其他武裝團體，繼續鬥爭。

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誰是贏家

早在特朗普競選之時，他就高調宣稱「氣候變化是謊言」，威脅退出《巴黎協定》，現在「兌現競選承諾」，其實並不令人意外。關於此舉的是是非非，雙方觀點不可能調和，我們倒不妨從另一角度思考：究竟美國退出協定後，誰是贏家？

從美國國內看，最直接的受益方，自然是傳統化石能源產業。《巴黎協定》對簽署國的碳排放量訂下具體指標，限制了碳排放量最集中的化石能源業發展，產業巨頭需要額外資金，購買碳排放限額，從而提高生產成本，實力有限的則面臨被逐出市場。一旦約束被撤銷，傳統能源產業鏈內的各大企業將如釋重負。

「另類右派」扳回一局

與傳統能源相關產業工作的勞工群體，當然也是短期受惠者。早在《巴黎協定》簽署時，就有反方研究顯示，協定將導致美國在未來20年損失數百萬個傳統就業崗位。這些崗位對新技術的要求不高，是美國低學歷、高齡藍領集中分布所在；但只要傳統能源行業振興，這些工人的就業崗位，也能再存續一段日子。

這些工人正是特朗普的重要票源，換言之，特朗普的「另類右派」陣營本身，在鞏固基本盤的角度而言，也是贏家。在白宮內部的權力鬥爭，領導「另類右派」的「國師」班農（Steve Bannon），早前失勢予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Jared Kushner），現在又扳回一局，特朗普長女伊萬卡（Ivanka Trump）反對退出協定也無補於事。而這也是特朗普典型的做生意、搞平衡、搞對沖的那一套。

但在國際層面，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卻肯定是輸家，這被廣泛視為自動放棄全球氣候治理的領導地位，以至放棄整個地球的道德高地。這樣一來，美國兩大對手：中國和歐盟，難免漁人得利。當然，如果中國嚴格兌現《巴黎協定》，勢必會衝擊一些傳統產業，也無法依賴發展粗放經濟來增加國內生產總值（GDP）。

然而中國近年積極拓展軟實力，不斷高調支持全球氣候治理、承諾節能減排，剛表態稱會繼續推動《巴黎協定》，並呼籲其他國家攜手，以示自己是「負責任大國」。這對中國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影響力而言，極其重要。

何況中國政府合法性的建立，已逐漸從無所不用其極搞發展，過渡到滿足人民生活品質追求，不少中產對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等議題十分關注。長遠而言，北京必須推出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而要做到這點，必須打破傳統產業的既得利益，就像美國那樣。這項既得利益的政治能量不容低估，而現在中國堅持《巴黎協定》，並以美國作反面教材，其實也是借助外力，促進國內改革和利益分配。

歐盟的情況也大同小異。歐洲在清潔能源應用、節能減排等走在世界前列，但在全球治理的話語權，一直不如中美兩大國。現在歐盟諸國高調批評特朗普，除了得到全球氣候治理的話語權，也顯示了在共同防衛、貿易等其他關鍵議題上，與美國的嚴重分歧，得到自立門戶的機會。早前德國總理默克爾發出「歐洲命運掌握在歐洲人手中」的宣言，憑藉《巴黎協定》爭議，歐盟應可進一步提升自己的「規範力」（normative power），而這概念是和美國影響力此消彼長的。特朗普退出協定前夕，中國總理李克強正訪問德國，中國和歐盟已經發表聯合聲明，稱無論美國作何選擇，中歐都將致力於全球氣候治理合作。歐洲迎來中國，取代美國參與全球治理，已是大勢所趨。

至於全球人類作為輸家，這卻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巴黎氣候協定》

2015年12月，聯合國氣候峰會中，195個成員國通過《巴黎協定》，取代《京都議定書》，通過各國碳排放量，共同打擊全球暖化。但協定並無強制力，各國落實寬限期不一，不少評論擔心只是一紙空文。美國右翼則認為協定犧牲發達國家利益，卻容許中國等國家暫緩達標，一直持反對態度。

悼念一代國際關係大師：從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談起

特朗普上台後，對共和黨的外交元老基辛格教授十分禮遇，而屬於民主黨陣營的同級別元老，當首推卡特總統任內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教授（Zbigniew Brzezinski）。他一個多星期前高齡逝世， 享年89歲，全球外交界和學界無不悼念。布熱津斯基是七十、八十年代美國外交戰略的核心建構者，國際關係科班出身，而成功把理論付諸實踐，單是這一點，已是一眾學人的偶像。
布熱津斯基家學淵源，父親是波蘭外交官，曾出使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兩大獨裁強權，令他從小到大就是堅定的現實主義者，深信應以「令本國更強大」為外交唯一目標，這方面和基辛格、特朗普都不謀而合。他的代表作《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是他對美國在冷戰後，如何作全球地緣戰略部署的思考，核心目標正如副題所言，正是為了維持美國首屈一指的全球戰略地位。這令他成為「地緣政治」學派的大家。

他的「大棋局」，與一個世紀前，英國地緣戰略學者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世界島」理論一脈相承（見小詞典），在「世界島」理論之上加入了美國視角，認為美國作為北美邊陲的海洋強權，要維持全球戰略地位，就必須阻止「世界島」被單一霸權控制。布熱津斯基把亞歐大陸這塊「大棋局」劃分為4部分：

（1）歐洲：「民主橋頭堡」（Democratic Bridgehead）；

（2）俄羅斯：「黑洞」（Black Hole）；

（3）中東及中亞：「歐亞巴爾幹」 （Eurasian Balkans）；

（4）亞洲：「遠東之錨」（Far Eastern Anchor）。

然後，他再為這盤棋局標識了五名「關鍵棋手」：法國、德國、俄羅斯、印度、中國；另有五個「戰略支點」：烏克蘭、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南韓。

有了棋局、棋手、支點，按布熱津斯基的構想，美國對這盤大棋局應從四方面入手：

美國應加強對歐洲一體化的影響力，提升跨大西洋合作水平，將烏克蘭置於德法主導的自由歐洲覆蓋範圍之內，使之成為美國在歐洲向東擴展、抵禦俄羅斯的門戶。
對俄羅斯，美國應以自由主義、人權等價值觀對其滲透，促使俄羅斯內部產生親西方的社會變革呼聲。
對中東、中亞、南亞地區，美國的首要目標是避免任何一個國家對區域擁有壓倒性控制權，為此應支持多個有潛力的國家，如阿塞拜疆、烏茲別克等。同時，美國要關注土耳其、伊朗的角色，因為這兩個國家最可能受俄羅斯南擴影響。
美國應以中日韓三國作為在遠東合作夥伴，並促進中國朝民主化方向發展。
在整個大棋局論述之中，對中亞這一般人嚴重忽略、卻被喻為「新巴爾幹」的地區著墨尤深，這是布熱津斯基最前瞻性的觀察之一，遠遠早於「一帶一路」對中亞國家的關注。他指出冷戰結束後，不僅俄羅斯必然要對中亞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施加影響力，其他強國也都對中亞的能源、地緣政治有濃厚興趣，特別是土耳其、伊朗、印度和中國：土耳其與中亞以突厥裔為主的各國，在種族文化上有深厚淵源；伊朗因其能源經濟潛力，有望成為主導中亞能源格局的區域強國；印度是南亞大國，希望借中亞整合制衡日益強大的中國；而對中國來說，從「上海合作組織」到今天的「一帶一路」，在中亞的佈局就一直是經貿、戰略並行，乃至作為通往全球影響力的突破點。有鑒於此，布熱津斯基對美國在中亞的戰略部署深感憂慮：長期以來，美國在中亞的存在以軍事部署為主，根基卻遠不如俄羅斯、中國等，長遠而言，必然處於下風。而一旦失去中亞，也會失去對整個大棋局支點的控制。按目前「一帶一路」發展趨勢看來，這樣的推測，已接近事實。

然而縱觀布熱津斯基對美國外交的闡述，他對俄羅斯與中國，基本上採取截然不同的立場。也許因為歷史原因，他對蘇聯／俄羅斯是徹底的強硬派，認為即使蘇聯解體，俄羅斯也會繼承蘇聯的戰略野心，而後者與美國的戰略利益完全相悖。從東歐、中東到中亞，布熱津斯基無時不在考慮如何遏制俄羅斯的戰略擴張，同時他力主通過國際輿論，對俄羅斯社會內部施壓，以達到政權更迭（所謂「顏色革命」）的效果。

不過對中國，布熱津斯基就正面得多，認為中美合作是美國政策應努力的方向。1978年，正是布熱津斯基代表美國親赴北京，與鄧小平進行會談，完成了中美正式建交的最後準備工作。他還與鄧小平建立了私人友誼：鄧小平於1979年訪美時，專門參加了布熱津斯基的家宴；布熱津斯基還在鄧小平推薦下，於1981年造訪紅軍長征舊址其後數次訪華，成為中美關係的半官方推手之一。2014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時，布熱津斯基不斷為其背書，認為當代中國已是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強國，兩國對世界局勢穩定有共同訴求，因此中美應簽署《太平洋憲章》，加強在全球治理的合作。

諷刺的是，從奧巴馬任期末年開始，布爾津斯基的「大棋局」理論和現實世界的落差越來越明顯，他的思維似乎再不能主導國際政治的大方向。今天極端恐怖主義蔓延、歐洲極右勢力抬頭、特朗普政府外交反覆無常，都讓布熱津斯基非常失望，不是因為這些現象本身難以理解，而是恰恰相反，因為這些都是缺乏「棋局」的零碎回應，沒有宏觀思維，談不上任何佈局，結果只會讓有「大思維」的對手乘虛而入。去世前四天，布爾津斯基在 Twitter 上寫道：「美國的領導力對世界局勢穩定異常關鍵，但如今我們缺乏領導力，世界穩定則愈發糟糕」。帶著這樣的感慨辭世，最後遺言卻是這樣的無奈，對這位一代大師而言，格外令人唏噓。

小詞典：「世界島」理論

英國地緣戰略學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理論，將亞歐非大陸視為一個整體，美洲、澳洲等則是分佈於歐亞「世界島」邊緣的孤立大陸。在麥金德看來，亞歐大陸在歷史上一直難以為單一國家控制，因為其「心臟地帶」東歐與其它地區之間，有沙漠、高原、山脈等自然環境阻隔。但隨著現代交通工具的發展，單一大國與整個歐亞大陸聯通將變得容易，大國的影響力也會更易輻射到整個「世界島」。麥金德名言：「誰控制了東歐，誰就控制了心臟地帶；誰控制了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世界。」

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的清算來了?

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將軍（Francisco Franco）是一個傳奇人物，雖已逝世多年，但他的政治、經濟路線，到了二十一世紀，似乎又重新受到肯定，例如阿拉伯之春後的新一代強人，像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作風都是大同小異。不久前，西班牙國會卻通過不具約束力的決議，要求政府把佛朗哥靈柩驅逐出「烈士谷」（Valley of the Fallen），掀起一場歷史大辯論。
議案由在野工人社會黨（PSOE）提出，認為「烈士谷」是紀念西班牙內戰及獨裁時期受害者，以及尋求和解的神聖場所；佛朗哥則是「施害者」，他的墓地被安置在「烈士谷」最顯眼處，完全是對受害人的侮辱。

左翼如此觀點，自不奇怪，佛朗哥在早年軍旅生涯，就毫不掩飾對共和主義的不屑，後崛起於西班牙內戰，獲墨索里尼、希特拉支持，戰勝以蘇聯為靠山的共和派。內戰後推翻第二共和，以獨裁者姿態統治西班牙，對共和派人士大規模殺戮、勞役和放逐，估計期間或有多達20萬人喪生。

對經濟頗有建樹

然而，對一般西班牙人而言，佛朗哥就算不是功大於過，起碼也是功過相抵。他在二次大戰期間，雖然意識形態和道義上都要傾向德國、意大利，並曾派「藍色軍團」協助納粹德軍對抗蘇聯，但始終沒有讓西班牙加入軸心國，並努力維持西班牙的中立國身份。二戰結束後，佛朗哥憑藉強烈反共立場，成為美國在歐洲的關鍵盟友，逐步脫離國際孤立，乃極右領袖安然渡過二戰的僅有案例。

弗朗哥鞏固政權後，對經濟也頗有建樹。他清剿共和派後，威權統治手段逐漸淡化，60年代時，已不復白色恐怖，同時經濟高速增長，是為「西班牙奇跡」。一方面，這是美國安排下，IMF、世界銀行等援助西班牙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因為弗朗哥在1960年代啟用了一批技術官僚，進行經濟改革，令西班牙人均收入大增，中產階級顯著壯大。假如沒有弗朗哥後期的經濟奇蹟，西班牙在「後弗朗哥時代」的民主轉型，也不一定一帆風順。最後，弗朗哥指定王儲為繼承人，讓西班牙回到王室統治，尊重傳統，也是讓各方「大和解」的體現。

基於上述原因，西班牙社會不乏維護弗朗哥遺產的呼聲，尤其右翼保守派人士對弗朗哥積極反共、發展經濟，予以充分肯定，認為若非弗朗哥，西班牙的民族性和自由，早就不復存在。執政人民黨的立場則中間落墨，認為弗朗哥儘管充滿爭議，但畢竟已是歷史，為了「大和解」、向前邁進，不主張糾纏於歷史恩怨。在弗朗哥墓地重新安置一事投票時，人民黨議員就集體離席棄權。然而，議案畢竟被通過了，西班牙政府還未作出回應，但這類爭議一旦重啓，是很難輕輕放下的。

類似人物自然不是西班牙獨有。南韓戰後的「漢江奇跡」，同樣是右翼獨裁者朴正熙一手締造；在亞非拉，不少獨裁政權也在冷戰期間充當了反共先鋒、發展經濟的關鍵角色。國際政治始終是鐘擺的，近年上述模式越來越普遍之時，老祖宗卻被拿出來鞭屍，很難說沒有現實意義的含義。但另一方面，又正如誰想到被鞭屍多年後的史達林，近年又再成為俄羅斯人崇拜的偶像？

小詞典：烈士谷（Valley of the Fallen）

西班牙著名公墓和紀念地，位於首都馬德里附近。1959年落成，紀念西班牙內戰中逝世的戰士，由弗朗哥下令修築。在修築過程中，徵用了大量前共和國政治犯作為勞工，因而工程本身也充滿爭議。1999年，烈士谷被國內極左恐怖組織炸彈襲擊。

杜拜國際金融中心：影子一國兩制

多年前，筆者談過杜拜可能成為「新香港」，而它的內部管理也頗有「一國兩制」的影子。杜拜是阿聯酋七大酋長國之一，自然有相對獨立的內政體系，但它的自主性還延伸到司法體系。杜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的法律和阿聯酋法律的差距，就可能較中港兩地的法律差距更大。

阿聯酋以石油得到第一桶金，然後杜拜向金融服務業轉型，較母體更需健全及國際化的金融法規。2004年DIFC 以「金融經濟特區」形式出現，杜拜政府同期成立了負責區內業務的3個獨立管理機構：

一）DIFC管理局，負責管理特區內的民事立法，例如商業法、合同法、租賃法等。

二）金融服務管理局（DFSA），專門負責金融管理，獨立於阿聯酋負責金融管理的證券及商品交易管理局。

三）DIFC法庭，處理民事、商業糾紛。雖然杜拜有自身法院，但只要爭議雙方達成共識，把案件提交DIFC 法庭，後者便能獨立判案。DIFC法庭的法官不僅有阿聯酋本地法官，還有來自英國、新加坡等地的獨立法官，作為司法獨立的象徵。

由此可見，杜拜金融經濟特區的設計，也可說是以香港為榜樣或假想敵。香港之所以能吸引全球眾多公司上市，正是因為有一套獨立、完善、達國際標準的金融服務管理體系，而這正是杜拜追求的目標。雖然跟香港相比，DIFC的「一國兩制」還有不少局限，例如在非金融商業相關的民法、刑法領域，完全受杜拜、阿聯酋政府管治，不同香港在《基本法》規定下享有刑事、民事等的司法權。

然而在態度方面，杜拜是重金禮聘各地法律工作者到DIFC法庭工作，很多時候無須全職，只是每年進行若干審訊，或參與法制建設，彈性很大，吸引了不少專才。筆者認識好幾位曾參與杜拜DIFC法庭的香港律師朋友，都對安排十分滿意。杜拜刻意製造國際和本土法律人員之間的間隔，從而對外宣示自己對法治的認真；相反香港雖然有不少全職洋人法官，近年承受的政治壓力卻越來越大，特區政府也不太敢那他們來宣示「一國兩制」，以免政治不正確。為什麼杜拜的「一國兩制」空間明明比香港小得多，予人的觀感卻逐漸相反，值得深思。

對外來專才而言，杜拜理應和真正的國際大都會有少許距離，例如和香港相比，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社會標準生活。然而有趣的是，在私人空間，那就是「一國兩制」當中的「再兩制」，一切別有洞天，杜拜私生活灰色地帶的彈性，卻不是今日香港所能容許的了，究竟內有甚麼乾坤，到了那裏工作自然心中有數，也無須蛇足。杜拜能否成為「新香港」？也許十年後，這樣問杜拜人，就不是一個讚美了。

小詞典：杜拜酋長國

阿聯酋七大酋長國之一，面積居第二，但也不過佔全國土地5%；人口則最多，達170多萬人，佔全國35.6％，近年人口尤其急升。本來是英國的海灣保護國之一，1966年發現石油，經濟急速增長，1971年12月加入阿聯酋，成為實質上的經濟首都。近年石油已開採殆盡，成功轉型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盛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