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凌晨時分的科學園

上周談及菲律賓崛起的可能性，不少讀者有不同意見，更令人感覺我們對鄰近地方的潛能，往往大為低估。但菲律賓是否一片光明？自然不是，真相永遠是危與機並存。凌晨時分的宿霧科學園，也許最有啟示。

年輕人有晉升階梯

提起「科學園」，世界各地都有，理論上自然是推廣創新科技、鼓勵青年創業的地方。香港科學園內有多少「真創科」是另一問題，菲律賓宿霧IT Park的最主要業務，同樣相對低端，就是當Call Center。

然而，相對出國當傭工而言，那些高教育水平的菲律賓人留在本國Call Center工作，已經是一大進步。在香港，菲傭最低工資是每月4000多港元，在本國Call Center，則有2000到3000港元，差距已經有限。

不少菲律賓人情願在這裏工作，起碼公司屬國際大品牌，總好過離鄉別井當傭人。而且Call Center的營運就像保險，總算有晉升階梯，表現優秀的會慢慢成為team leader，足以建立自己的團隊，逐步向上流，不像當菲傭，下一站就是退休。

自從這行業在菲律賓興起，原來的「Call Center大國」印度最受打擊（菲律賓人堅持自己的英文比印度人的純正），菲律賓經濟不再嚴重依靠外滙，本國產生的收入持續增加，對一國經濟而言，始終更健康。

在宿霧的凌晨，尋找24小時營業的店舖，原來都在科學園。因為Call Center的服務對象都在不同國家、特別是美國，時區和菲律賓顛倒，所以上班採取輪班制，不少人都是凌晨才工作，附近自然出現了全天候的食肆、娛樂需求。

由於Call Center員工壓力甚大，不少人接到傳銷電話都會發洩不滿，同時也有「交單」壓力，需要的發洩也比一般工作更多。因此科學園酒吧特別旺盛，接觸下，發現一些店舖東主居然是來自香港蘭桂坊，他們發現在菲律賓商機更大，於是轉移陣地，目前已經開了數間分店。

不過Call Center的工作性質，也催生了不少潛在社會問題。為數眾多的高教育水平青年，集中在同一地方夜間工作，而又壓力大，性解放是自然出現的後遺症，據說科學園的愛滋病毒感染率甚高，是否屬實尚未看到數據統計，但起碼當地人如此耳語。而且Call Center這類工作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目前已經有公司研發簡單回應的AI系統，只有需詳細溝通的部份才要真人處理，要是長期依賴這業務，也充滿隱憂。一旦菲律賓未能發展其他國際產業，而AI時代更快速到來，已起飛的大城市地價可能打回原型，屆時就是另一波金融風暴了。

然而隱憂歸隱憂，假如步入凌晨的菲律賓科學園，氣氛是充滿希望的。在公園市集，凌晨還有各種熟食攤檔，又有音樂表現，一群男女在輕鬆唱歌跳舞，然後就回去工作，充滿城市人久違的朝氣。回望身旁，又有甚麼資格看不起人家呢？

小詞典：宿霧科學園

位於菲律賓宿霧市中心，2000年被菲律賓政府劃為經濟發展區，2002年開始啟用，佔地27公頃，專門設計為園中商業機構的公共空間，使用的機構多為國際企業，包括IBM、Microsoft、JP Morgan等，已成為宿霧繁榮昌盛的地標。

中美貿易戰前傳：美日貿易戰的教訓

中美貿易戰加劇，而對美國來說，「貿易戰」絕非特朗普原創，亦很難不令人想起30年前的美日貿易戰，內地報章更多番強調，要從美日貿易戰汲取教訓。究竟這「教訓」是什麼？又有多少實用價值？

美對「日本第一」的恐懼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日貿易戰發生時，日本和現今的中國一樣，都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藉着二戰後迅速發展的製造業，在國際市場取得主導地位，龐大的出口額，亦成為經濟發展支柱。出口帶動的經濟和投資，讓當時的日本一如現在的中國，長期對美國維持巨大貿易順差，並在美國投資和收購重要建築和房產，華爾街核心地段的標誌性建築物，一座一座的成為日資旗艦。特別在1980年代，日本開始在鋼鐵、汽車、機床、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上長足發展，直接挑戰美國一直領先的範疇，讓不少美國人深感威脅。

日本經濟急速成長，早期多少和冷戰的美國戰略有關。但美國想不到一個戰敗國的經濟發展起來，可以如此凌厲，百廢待興的日本迅速重拾信心，以邁向「經濟大國」為目標，療癒了戰敗而受損的民族自尊。這種以經濟成就作為民族復興標誌的心態，也與改革開放至今的中國頗有相似之處。1979年，美國著名亞洲研究學者傅高義出版《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一書，既是對當時日本經濟成就的讚嘆，也側面反映了盛行一時的「日本威脅論」。

筆者曾介紹特朗普「二號國師」經濟學者納瓦羅（Peter Navarro）的「中國威脅論」；而當年的「日本威脅論」，正是如出一徹。對「日本第一」的恐懼，加上1980年代初期美國對日本持續飆升的貿易赤字（最高達500億美元），美國中西部、東北部等工業中心失業率上升，強美元政策加劇貿易失衡，日本在半導體等關乎國家安全的高科技產業急速發展，最終引起美國對日本「威脅國家安全」的疑慮，進一步加劇原本已嚴重的美日貿易摩擦。198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充滿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丹佛決議案》，並於1988年啟動《1974年貿易法案》的「301條款」，指摘日本違反與美國的貿易協定，損害美國利益，作出徵收關稅等懲罰性措施，美日貿易戰全面展開。這一切，是否似曾相識？

「失落的二十年」：美日貿易戰的退潮

針對當時的美日貿易戰，不少論者曾指出，日本作為美國的冷戰盟友，在國家安全上需要美國支持，令日本一直處於下風，這也許是和今日中美貿易戰最不同之處。轉捩點是美國為了降低過高的美元匯率，於1985年主導西方五國簽訂《廣場協議》，讓五國同意聯手干預外匯市場，降低美元匯率，並逼使日圓連續升值，在1985至1995年間，從240日圓：1美元，升至79日圓：1美元。為了應對日圓升值後的出口銳減，以及強勢日圓帶來的經濟過熱，日本在1987年發表《前川報告》，呼籲刺激和擴大國內需求，減少對出口的依賴，從而令日本國內經濟過度擴張，引發國內不斷擴大的資產泡沫，埋下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爆破，「失落的二十年」到來的種子。在經濟民族主義者眼中，這是徹頭徹尾的「中伏」。

《廣場協議》後，美國由1987年開始，不斷和日本就雙方的貿易關係進行協商，最終於1990年，訂立《美日結構性障礙協定》，1994年進一步簽訂《美日對話框架協議》，在日本作了不少讓步和開放國內市場等前提下，兩國最終在知識產權、政府調控、汽車進出口、保險、金融業等方面達成協議。

隨著日本在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爆破，經濟陷入低谷，相反美國隨著美元逐漸恢復強勢，經濟回復活力，兩國經濟發展勢頭逆轉，令持續了十多年的美日貿易戰劃上休止符。雖然在1994-1995年間，曾出現日圓短暫由1美元:100日圓升至1美元:80日圓的「超円高」狀況，但整體來說，1990年代中期後，日本經濟已停滯不前，對美國經濟威脅不再，「日本威脅論」也無疾而終。

中美貿易戰下的美日貿易紛爭

回顧美日貿易戰，不少人相信當時日本政府對美國過份讓步，是導致日本最終輸了貿易戰、步向「失落的二十年」的重要原因，這觀點在內地學界尤其盛行。例如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金柏松認為，面對美國的強硬姿態，日本政府沒有意識到冷戰行將結束，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後，只會以更強硬手段處理貿易紛爭，並無認真探討如何和美國達成根本性協議，結果一味和稀泥，終致全盤失敗。東京Arch Research分析師塔斯克 (Peter Tasker)亦指出，1990年代美日達成的貿易協議，是以日本作出巨大讓步為大前提，可說是城下之盟。假如美日貿易戰在冷戰結束後才開始，下場怎樣，尚未可知。

事實上，時至今日，日本與美國的貿易紛爭依然存在。野村總合研究所經濟師木內登英認為，雖然在特朗普政府現在集中於和中國的貿易戰，無暇他顧，有餘力也是理順歐洲，美日貿易戰再現的機會微乎其微，但現今美日貿易的摩擦點仍然不少。特別是在鋁鋼材進出口、汽車工業、農產品進出口等方面，長遠來說，依然是美日貿易糾紛的爆發點。在奧巴馬時代，美日就TPP的談判，就充滿角力；到了特朗普退出TPP，日本儼然成為TPP的主導者，並於7月和歐盟簽訂「經濟伙伴關係協定」(EPA)，頗有勵精圖治的味道。然而時不我與，日本已失去獨自挑戰美國經濟的能力，只能訴諸全球化秩序的制衡。

這些訊息，放在中美貿易戰的框架來研究，會得出甚麼結論？你說呢？

小詞典：傅高義 (Ezra Vogel, 1930-)

當代西方最著名亞洲研究權威之一，哈佛大學榮休教授，通日語、漢語，也曾於香港進行研究。代表作除了《日本第一》，還有2011年的《鄧小平時代》，成為敘述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的標誌性作品，對鄧小平功過八二開的觀點，引起了廣泛討論。

十年之後，菲律賓才是「真・香港」?

歷史學家葛兆光以著作《何為中國》成名，提出「去中心化」的角度閱讀慣常的歷史，例如從西南夷的角度閱讀中原史，就會完全不一樣。此刻在菲律賓宿霧公幹，感覺有很多déjà vu的似曾相識，忽然在想，要是代入宿霧人的心態看菲律賓、看香港、看世界，又會如何？

亞洲最大英語學習中心

宿霧是菲律賓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國最重要的歷史名城，但鮮為人知的是，同時是亞洲最大的英語學習中心。由於美國殖民的經歷，令菲律賓的美國化程度相當高，一般人都有基本英語水平，例如到本地人逛的市集，小販都能以英語溝通，這點在香港就做不到。

宿霧面積不大，卻有大量大學，培訓出來的大學生水平不俗，找工作卻不容易，教英文是一大出路，令亞洲各國人士逐漸知道要廉價學英語，就要來宿霧。從前學生主要來自南韓，現在中國崛起，也不斷有中國人到菲律賓學英文。

宿霧的大學當中，有一些專門培訓海員。昔日認識不少長輩以「行船」為生，但隨着香港經濟轉型，這已不是香港特色。全球郵輪愈來愈多，船運也依然蓬勃，誰會當海員和海上服務員？壟斷這市場的，正是菲律賓人。而好些傳統航海大國，例如挪威，都在菲律賓設立或贊助航海學校，因為那些歐美國家薪酬太高，習慣了福利社會的人也太懶散，通常只能請一個本國船長做做樣子（有危機時還會第一個跑掉），其他自副船長以下，都是菲律賓人。

菲律賓人出國當傭工，源是馬可斯時代的政策，而本地薪酬不能與國際接軌，自然是唯一原因，否則誰希望讀完大學，還要離鄉別井當傭人？但近年菲律賓本地薪酬提高了不少，像宿霧的商業區，已興起「商業操作程序服務」（business operation process）這行業，也就是成為承包海外企業的後勤中心，由打電話、填表格到覆電郵無所不包。這比輸出勞工到海外當外傭，更能善用本地操流利英語的勞動力，薪金也不差太多。對海外中產而言，用同樣價錢，請一個菲律賓的遙控私人助理處理文件，其實比請一個可以被印傭、泰傭代替的菲傭更化算。

雖然宿霧人薪金與香港人沒法比，但交通異常擠塞，因為一般人都有能力買車。塞車自然討厭，但當地人的生活水平，其實已經不差。距離宿霧市坐渡輪一個多小時，就是景色可比馬爾代夫的渡假天堂薄荷島，島上固然有針對國際遊客的六星級酒店，但也有給本地人享用的一切娛樂設施。近年宿霧地價上升，越來越多國際投資，就是覺得這裏的生活指數和水平不俗，而在薪酬高得多的地方例如香港，要找一個薄荷島，絕不可能。

說到這裡，一定又有本土派青年說「說得這麼好，你何不移民菲律賓？」這種思維態度，正是窒礙進步的源頭。其實宿霧人已經這樣想：宿霧雖然不太好，但起碼不比香港差，我們何必走到香港？這對過去數十年的印象，已是顛覆，何況我真的認識從香港移民到宿霧退休的人。一些菲律賓精英不斷對我說：香港昔日發跡起家的優勢，菲律賓人今天都已具備，總統杜特爾特「忍辱負重」，在中美之間找便宜，就是為了令菲律賓經濟騰飛，相信很快就不用再靠輸出低端外勞為生，輸出的會是技術人才，他們也有能力和國際人才競爭。

我不知道他說的會否成為事實，只知道這種自信和遠見，在真・香港，卻久違了。

延伸閱讀：宿霧市

菲律賓歷史名城，華人早在西班牙殖民前已經進駐。1521年，首位環球航行的探險家麥哲倫登上宿霧，菲律賓不久成為西班牙殖民地，自此宿霧一度成為「西屬東印度群島」首都，也是天主教在遠東的中心。近年宿霧積極發展旅遊業，新的國際機場剛落成，也出現了相當現代化的商業、購物中心。

特朗普得和平獎? 1973年和平獎的啟示

特朗普、金正恩、文在寅等因為「成功化解」朝鮮半島核危機，成為2018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熱門團隊，但潑冷水的人也有不少，並不時舉出1973年的和平獎為殷鑑。單是這故事，筆者近來就聽好幾個不同外交官說過。

北越能打響如意算盤

1973年正值越戰高潮，當時戰況膠着，全球反戰呼聲強大，時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北越外交官黎德壽因為簽署《巴黎和平協約》（Paris Peace Accords），獲得了當年和平獎。根據協議，美軍自願從越南撤走，令越戰有望終止，但究竟是怎樣「終止」，雙方卻有截然不同的認知：美國將之演繹為「南北和平之路」，北越則視之為掃除攻佔南方的最後障礙。

獎項公布後，反戰者強烈抨擊，右翼亦十分不滿，因為這無異於讓南越向北越投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兩名成員因此辭職，黎德壽則以戰爭未結束為由拒絕領獎。意氣風發的只有一人，就是代表美國領功的基辛格。

當年黎德壽的角色，與今日的金正恩有着有趣的可比之處。他是時任北越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的左右手，當時黎筍、黎德壽力主升級戰事，把泥足深陷的美軍趕出南越，盡快武力統一越南；反而是越南國父胡志明、自居胡志明接班人的武元甲等一派反對，主張與南越和美國打長期消耗戰。黎筍當時已大權在握，他要的是全面勝利，包括內部權力鬥爭的勝利，而不是談判桌上討價還價。

1968年的農曆新年攻勢，正是「二黎」的代表作。當時中蘇交惡，雙方爭相援助北越，雖然農曆新年攻勢死傷慘重，估計有4萬至5萬人陣亡，但美軍也有2500人戰死，與時任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B. Johnson）宣稱的「北越節節敗退」有很大出入。戰役的慘況震撼美國，輿論不再相信美軍能在短時間內擊敗越共，反戰情緒急速擴散，詹森迫不得已，停止轟炸北越，並展開談判，稍後甚至放棄競選連任，證明北越的如意算盤順利打響。

信奉現實主義的尼克遜繼任總統後，明白戰爭已不可為，在就職典禮已聲言「我們陷入戰爭，需要和平⋯⋯我們陷入分裂，需要團結」，開始頂住國內外壓力，與被視為洪水猛獸的河內政府談判。黎德壽身為河內談判代表，看準美國要盡快抽身，沒有絲毫退讓，還同步和國內領導商議終極解放南越之戰，半點和平誠意也沒有。美國撤軍、二人獲獎後，還有數十萬士兵的南越兵敗如山倒，短短兩年後的1975年，河內政府終於武力統一越南，越戰結束。

諾貝爾委員會急不及待將和平獎頒給「戰爭終結者」，是回應當時世界反戰潮流，但對南越而言，這卻是對「侵略戰爭」的加持。南韓鷹派十分擔心歷史重演：和平獎被金正恩奪去，然後北韓還要「解放」南韓，美國則輕易解除了自己的區域責任，還以「和平獎」蒙混過去。黎德壽拒絕領和平獎，總算比奧巴馬有自知之明，但如過金正恩、特朗普「團隊」真的獲獎，又會否卻之不恭？

小詞典：「兩面基辛格」

基辛格作為美國外交元老、現實主義代表人物，既有促進和平的一面，也有加持獨裁的一面。他促成美國從越南撤軍、中美關係破冰，在共產主義陣營享有聲望，在今天的中國、越南依然吃得開。但與此同時，卻因為策劃推翻智利左翼民選總統阿連德的軍事政變等事，在拉丁美洲聲名狼藉，乃至被個別政權提控。

巴拉圭香港：台北邦交國歸零前哨戰

昨天談及「巴拉圭香港」東方市（Ciudad del Este），到當地除了慕名已久，也是希望看看台灣在巴拉圭的遺蹟。正如本欄年前談及，巴拉圭作為中華民國在南美洲的最後邦交國，依然有「蔣介石大道」，東方市也有中式庭園樹立了蔣介石銅像，並圍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維修保養得不算理想，水面混濁不堪，只有露宿者進駐的蹤跡。這一切，似乎也反映了台灣勢力在巴拉圭的未來。

當年的「白手套」功能

「東方市」是巴拉圭的官方名字，這裏的「東方」，與大家身在亞洲的東方無關，但巧合地，當地確是整個拉丁美洲亞裔人口比例最多的城市。台灣人近水樓台，曾把東方市稱為「橋頭」，因為他們在東方市駐紮已久，可以說伴隨着東方市成長，對黑白兩道的生意都駕輕就熟，而曾幾何時，台灣商人和勢力人士也在拉美呼風喚雨。陳水扁管治期間，副總統呂秀蓮曾提出台灣外交大戰略，以巴拉圭為終點站，除了是文宣，也是看重東方市的「白手套」功能。

然而，隨着兩岸外交休兵告終，巴拉圭和台灣的關係還能維持多久，從東方市的勢力變遷，也可見一斑。目前中國大陸商人已取代台灣商人，主導了東方市華裔進出口，並組成了自己的商會，影響力完全凌駕台灣扎根多年的華僑組織。

近來的中美貿易戰，居然也有巴拉圭東方市的身影：目前中國以大幅徵收美國大豆關稅，作為報復措施之一，但中國對大豆需求甚殷，假如美國大豆因而大幅加價，將勢必影響民生。巴拉圭看到這機會，趁機向中國推銷自己的大豆，「中國要多少有多少」，希望一方面推動國內農業，另一方面對北京示好。

月前當選、下月才正式上任的巴拉圭候任總統貝尼特斯（Mario Abdo Benitez）早已表明倒向北京，態度與曾訪台會見蔡英文、演說中多番提及蔣介石的前總統卡特斯（Horacio Cartes）截然不同，北京亦已承諾了多項援助，兩國建交，似乎勢在必行。

不過近日在日內瓦聯合國互聯網管理論壇，北京抗議台北代表透過視像遠程發言，身為論壇主席的巴拉圭代表伊巴拉不予理會，令台灣人依然對「台巴友誼」有所幻想，相信巴拉圭民間對台灣多年的投資和援助心存感激。但隨著東方市大量湧現「中國製造」產品，北京的影響力正滲入每一層面，那種多年前殘留的台灣回憶，正被急速抹去。北京和巴拉圭的雙邊貿易，超過巴拉圭與台灣貿易額二十倍，這是怎樣的「友誼」都難以彌補的。從東方市的羅湖城式購物商場、深圳式地攤所見，連種種中國內地電子商貿系統也開始被應用，加上與巴西的邊境幾乎不存在，台灣要守住昔日的「橋頭」，已不可能。

小詞典：蔣介石大道

位於巴拉圭首都阿森松，由台灣出資協助興建，1976年正式命名，已紀念一年前病逝的蔣介石，大道上更有蔣介石銅像和中式庭園，和東方市蔣介石花園的格局差不多。由於蔣介石是冷戰期間巴拉圭軍事強人的盟友，一直有左翼政黨要求把大道改名，但至今不得要領。

巴拉圭香港：東方市的一國兩制

不少朋友覺得香港獨一無二，其實世界各地的「香港」，已經愈來愈多。早前身在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巴拉圭3國邊境，而從巴西毋須過關，就可以自由越過巴拉圭邊境，進入全國第二大城市：「巴拉圭香港」東方市（Ciudad del Este）。

經歷數場敗仗之後

巴拉圭在南美洲國家當中，經濟相對落後，內陸國的身份也不利貿易，以往的巴拉圭領袖曾有軍事野心，去解決先天不足的問題，但經過幾場慘烈的敗仗，已不得不面對現實，而東方市，正是這樣一個實驗品。

這是一個年輕城市，1957年才建成，當時的巴拉圭獨裁者希望在國家東面，建立聯繫巴西和阿根廷的橋樑，「與國際接軌」，於是移除伊瓜蘇瀑布（Iguazu Falls）附近一處森林，興建新城。他起初把新城安上自己的名字，直至1989年被推翻，城市才改名「東方市」。

東方市興起於1970、80年代，當時附近的巴拉那河（Parana River），正興建今天已成為「世界七大人造奇蹟」之一的伊泰普水壩（Itaipu Dam）。大量工程人員於工程後，繼續留在東方市，為城市帶來技術和人力資源。

由於這個水壩對巴西頗有經濟效益，作為討價還價，鄰國都接受巴拉圭的東方市享有特殊待遇。巴拉圭政府就充分利用東方市位處三國中心的地理優勢，在市內實施「一國兩制」，讓人口自由流動，經濟模式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市政府不徵收入息稅、銷售稅和貨品關稅，市內又容許多國貨幣通行，除了巴拉圭的瓜拉尼外，還包括巴西雷亞爾、阿根廷披索和美元，大大促進貨物流通，也暗中鼓勵黑市市場。

由於貨品免稅，物價又低，加上出入境不設關卡，每天都吸引大量巴西人前來購物，由衣服、玩具到電子產品如手機、電腦、相機等，應有盡有。雖然東方市沒有亮麗的裝潢，卻有實實際際的經濟功能，居然佔了全國GDP的60％，《福布斯》雜誌更曾一度將東方市與邁阿密、香港並列為「世界三大轉口港」。

時至今日，這個自由港除了便捷了鄰國居民，也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地奇人異士，黎巴嫩人、伊朗人、韓國人、華人等尤多。而在華人當中，早期是台灣人獨佔鰲頭，因為巴拉圭至今依然是中華民國邦交國，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大陸華人已逐漸取而代之，東方市「羅湖化」也加速進行。

這樣的放任政策，令東方市龍蛇混雜，再配合拉美式管治，地下秩序自然精彩。既然人流、物流都沒有甚麼限制，東方市自然成了走私勝地，假貨、冒牌貨、毒品、軍火、人蛇等，都是東方市特產。據說東方市的黑市市場規模，比正規市場更大，黎巴嫩真主黨、乃至蓋達，據說在市內都有地盤。東方市也是著名避稅天堂，每年為巴拉圭帶來大量外匯，雖然近年備受美國「金融反恐」政策打擊，但依然是巴拉圭政府最有效的融資工具，功能可比香港之於昔日中國。當筆者從巴西邊境走到東方市，完全像是從香港走過羅湖橋，感覺之似曾相識，難以名狀。

小詞典：斯特羅斯納 (Alfredo Stroessner Matiauda，1912-2006)

巴拉圭獨裁者，1954-1989年擔任「終身總統」，德國移民後裔。他在1932年的戰爭嶄露頭角，逐漸成為軍事強人，1954年發動兵變，推翻總統，建立獨裁政體。在任期間被指貪污腐敗、鎮壓異己，但同時促成經濟改革，伊泰普水壩、東方市等都在他任內完成，也是冷戰期間美國集團的拉美盟友。1989年被推翻，流亡巴西至逝世。

「反閃族主義」：猶太人對美國政治影響有多大

美國總統特朗普施政時有驚人之舉，究竟除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還有什麼具體支點？不少人開始留意，猶太人的利益會否是另一個潛藏關鍵。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退出「偏袒巴勒斯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等外交行為，與猶太富商對現政府的支持，乃至所謂「猶太地下權力核心」對特朗普的嘉許，究竟有多少關聯？言人人殊。

然而在以色列，卻有評論開始憂慮，擔心這會導致歷史上的「反閃族主義」（Anti-semitism）死灰復燃。

猶太群體影響力迷思

月前兩位以色列歷史學者布伯（Yehuda Buber）與福克斯（Moshe Fox），在當地學術期刊發表《論「正面」反閃族主義的危險》（On the Perils of "Positive" Antisemitism）一文，就是淡化猶太人在美國影響力的嘗試。

布伯和福克斯指出，相對於歐洲自羅馬帝國晚期就敵視、卻輕視猶太人，二十世紀的歐美社會出現了另一種概念，相信猶太人雖然離散各地，但仍然維持堅強的民族和信仰紐帶，具有巨大影響力，所以政府應該拉攏他們，成為自己的盟友。

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得以成功，多少與上述信念有關，也直接促成英國發表《貝爾福宣言》，承諾支持猶太群體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表面上，《貝爾福宣言》源於英國前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外交部長貝爾福猶太復國主義領袖魏茨曼（Chaim Azriel Weizman）的信賴，但背後的計算，正是「吸納」全球猶太網路，為大英帝國服務。而他們拉攏的，除了是住在大英帝國內部的猶太人，還包括在美國、俄羅斯的猶太群體，希望通過他們影響美俄政府，和英國一起，共同作戰。

然而，猶太群體是否真有如此大影響力？在布伯和福克斯看來，這並非事實。以一次大戰時的美俄取態為例，美國猶太群體對威爾遜政府傾向參戰，本來就沒有什麼反對；而在俄羅斯，猶太群體一直各自為戰，根本沒有連結成統一而有力的社群，遑論影響後來革命政府的決策。

就算是不少人認為的「猶太群體對於美國總統選舉有關鍵影響力」的說法，這兩位以色列學者也不盡認同。布伯和霍斯指出，至少在二戰前，美國的猶太群體一直傾向支持民主黨，態度鮮明，因此從未於總統選舉成為足以左右大局的遊離力量。二戰後的美國總統不約而同，意欲爭取猶太群體支持，但猶太商人卻開始左右逢源，求的只是「對沖」以自保，而不是影響權力核心。在布伯和霍斯看來，這和一戰時英國的計算一樣，只是建基於錯誤的假設。背後的源頭，多少包括了非理性成份，例如相信猶太人秘密主宰全球秩序的「猶太人陰謀論」。

「猶太人陰謀論」的基督教起源

為甚麼歐美始終對「猶太人陰謀論」深感興趣？正如不少學者研究，這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晚期至中世紀的基督教傳統。當時輿論認為，耶穌被釘十字架，是在猶太社群允許下進行，因此可以說是猶太人殺死耶穌，令他們被形容為「弒神者」 (deicide)，甚至是魔鬼的幫凶。自中世紀以來，猶太群體在歐洲飽受排斥、敵視，但與此同時，卻又加深了他們的神秘感。例如1903年出版的《錫安長老會紀要》聲稱，猶太人「以其力量陰謀控制全世界」，加強了當時歐洲社會的反猶觀念，卻有反方向確立了猶太人「力量龐大」的套版形象。

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學的另一些說法，也有從正面方向強調猶太人的巨大影響力。例如根據《啟示錄》，當猶太人在以色列故地 (即巴勒斯坦)復國時，耶穌基督便會再臨，最後之戰過後，末日大審判出現，世界會邁向新天新地。故此以色列復國，被不少福音派教徒視為聖經預言的應驗，並認為猶太人承擔了復國、以「加速」基督再來的使命。

布伯和霍斯指出，這兩種同樣源於基督教傳統，卻相互衝突的觀念，正凸顯了歐美社會對「猶太人陰謀論」的矛盾觀感。一方面，他們深信猶太群體的影響力足以左右世局，因此積極爭取他們支持，希望通過種種途徑，加以籠絡；但另一方面，這仍是基於反閃族主義的假設，始終相信猶太人的影響力依靠奇怪手段獲得，中世紀詞彙是「依靠魔鬼」，現代說法就是借助富商建立的秘密組織，去操控全球。

真實的猶太人力量，有多大？

以色列學界開始對這樣的形象感到憂慮，認為這是一種「正面」的反閃族主義 (“positive” anti-semitism)，只是傳統反猶思想的變體。他們甚至認為，猶太人已經成為美國內政的稻草人，真正影響美國大選的關鍵教派，只是福音派，然而由於福音派篤信猶太人的影響力、並強烈支持以色列，卻令社會誤會是猶太人本身的能量。福音派這類團體打「猶太人牌」，有自己的內部計算，而美國總統要拉攏福音派，卻不一定需要向以色列示好。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目前特朗普的施政，確實強烈傾向以色列，但帶來的反彈，不會由國內福音派承擔，真正的以色列，卻會首當其衝。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等事，畢竟象徵性多於一切，阿拉伯人也早已消化了，真正的大動作，其實是重新制裁伊朗。這動作雖然得到福音派的掌聲，但大大破壞了中東和平進程，也徹底失信於伊朗這個中東大國，一旦局勢惡化，受到安全壓力的，依然是以色列。特朗普對伊朗、北韓的態度截然不同，更令各國無所適從，反映國內的短期計算，不但凌駕於意識形態和理念之上，也可能讓爭取某些派系的訴求，凌駕整體國家利益之上。而這一切，在媒體眼中，卻是以「拉攏猶太人」之名出師，以色列學者的憂慮，可談不上杞人憂天。

小詞典：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

又譯「錫安主義」。錫安位於耶路撒冷，「錫安主義」指散居各地的猶太人在耶路撒冷附近土地復國的思潮，約興起於中世紀晚期，到了19世紀末成熟，以回應同步盛行的歐洲反猶主義，並在二戰納粹屠猶後，得到落實，成立以色列國。錫安主義者最初的主要對手是歐洲人，與阿拉伯人反而和平共處，但到了現代，剛好相反。

《紙牌屋》：美國政治導讀

昨天談及Netflix劇集《紙牌屋》的美俄峰會，和現實中「特朗普—普京峰會」的異同；要是我們通過《紙牌屋》了解美國政治，也一定有得着。《紙牌屋》本來就以「嚴謹反映美國政治現實」為賣點，但自從特朗普冒起，《紙牌屋》的受歡迎程度就逐漸走下坡，因為現實已經比劇集更具戲劇性。

班農東山再起不為奇

在劇集中，陰謀成為總統的Francis Underwood與女記者互相利用，團隊安排妓女色誘參議員、並對之加以操控，後來又把涉事者殺害，種種權謀，不堪入目，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白手套」，就是他的幕僚長。

在現實政治，每個美國政客都有這樣的心腹，他們不會走上前台被鎂光燈環繞，只是久居幕後，作為「spin-doctor」。前總統喬治布殊時代的羅夫（Karl Rove），就是這角色的典型，有一本書名叫《誰讓喬治布殊像個總統》，說的就是羅夫的故事。

但特朗普對依靠任何一個家臣，卻非常避忌，就是曾經的親密戰友「國師」班農，最終也被他辭退，不過要是班農東山再起，正如《紙牌屋》劇情那樣，也毫不為奇。

《紙牌屋》對金錢政治的描摹，也相當真實，例如說巨賈憑藉與總統的私交和雄厚的財力，不斷影響國會立法，中國「紅二代」富豪亦憑藉在高層政治的關係，遊走於中美貿易秘密談判，從而為自己謀私利，這些都足以讓人對號入座。

理論上，美國國會對政治獻金有相應法規約束，不過工會、財團及社會團體對競選委員會的捐贈幾乎不設上限，華爾街、矽谷每每成為造王者，這也是特朗普強調「我很富有」的吸引力所在。《紙牌屋》與媒體相關的戲份也十分重要，政客利用「第四權」和權貴結合，媒體也被利用散播黑材料，這已經成為一門專業。特朗普本人深諳此道，乾脆把整個自由派陣營標籤為「fake news」，就是要靠新媒體如 Twitter 另起爐灶，去扶植新利益集團。

《紙牌屋》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情節，是總統夫人發跡前的淨水 NGO，被她用作謀取權力的「白手套」；假如劇集涵蓋到他們卸任後，這夫婦肯定也會成立「基金會」「發揮餘熱」。這對野心夫妻檔，容易教人想起現實政治的克林頓夫婦，而早前《維基解密》曝光的郵件揭露，克林頓基金會收到來自中東國家的大筆捐贈，背後千絲萬縷的延後利益，自可想像。

記得當年所讀的美國政治學課程中，有一門名叫「選舉、金權、媒體三角關係」，就是講述美國政壇潛規則；課堂上的內容，完全就是《紙牌屋》。讀過課程，會明白這是一個超穩定結構，一切規則十分清楚，個人意志反而最不重要，很難不變得犬儒。至於國際觀眾通過《紙牌屋》領略到甚麼，特別是在中俄內部，也不言而喻。

小詞典：Francis Underwood

《紙牌屋》主角，由演員Kevin Spacey飾演。他來自南卡羅來納州，傳統精英出身，哈佛法學院畢業，民主黨眾議員、黨鞭，後來設局成為副總統，再通過操控醜聞令總統下台，取而代之。但妻子Claire同樣野心勃勃，先後成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副總統，最終更取代丈夫成為總統。Underwood的下場，將於最後第六季交代，但Kevin Spacey此時卻已因為性醜聞被Netflix開除。

戲如人生：《紙牌屋》的美俄峰會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峰會，令人想到冷戰時代的劇情，身陷「通俄門」的特朗普於峰會後不斷為普京說好話，國內媒體戲稱之為「賣國會」。

普京不在乎西媒報道

其實，像美俄關係這類大題目，通常都不是一個峰會所能改變，元首見面往往更看重對本人的政治效果，特別是對特朗普及普京而言，都是形象重於一切。要通俗地理解關鍵，不妨參考風靡美國的Netflix劇集《紙牌屋》（House of Cards）。

不少《紙牌屋》觀眾認為，第一季講述陰謀家主角逐步爬上總統寶座的劇情才是神作，但從第三季開始出現的「俄羅斯總統」，卻令國際關係愛好者更感興趣。劇中飾演「俄羅斯總統」的演員來自丹麥，身形比「真．普京」高得太多，也沒有普京那樣拘謹內斂，更像是一個俄式花花公子，但散發出來的深沉魅力，卻依然深得普京神髓。

《紙牌屋》中的美俄元首都是陰謀家，只是一個是真小人、另一個是偽君子，「俄羅斯總統」不斷在談判桌上出爾反爾、不按牌理出牌、懂得以言語刺探和刺激對手，多少反映了俄羅斯的真實作風。

劇中有幾段美俄元首對話，最可圈可點。其中一段圍繞俄羅斯打壓同性戀者的爭議，「俄羅斯總統」坦承這是「野蠻行為」，他本人對同性戀議題「根本不在乎」，家人也有公開的同性戀者，然而法案是為「俄羅斯百姓」而立，因為那是傳統、保守的國家，立法令他支持度上升，因此不能妥協。

真實的普京，大概不會這樣赤裸裸向特朗普訴心聲，但操作並沒有分別：正如本欄年前分析，普京本人的陽剛形象，跟同志形象只是一線之差，但與此同時，違反人權地打壓同性戀者，卻得到國內大多數民意支持，西方媒體怎樣報道，普京根本不在乎。當美國總統知道對方利益所在，就知道談判底線。

另一段講述俄羅斯派軍到約旦河谷，作為以巴之間的緩衝，雖然劇情不合理，但似是影射現實中俄羅斯參與敍利亞內戰。在《紙牌屋》，「俄羅斯總統」向美國總統坦然「中東和平對俄羅斯毫無好處」，他在意的只是「國家利益」和民望，所以是否出兵，涉及大國尊嚴問題，必須用美方放棄的尊嚴來討價還價。現實世界的普京談及敍利亞戰爭時，也是同一態度：不是不可以談，但美方拿出什麼來交換，卻不是在中東問題上的讓步，而是其他層面的交換。

《紙牌屋》的「俄羅斯總統」是公關高手，正如日前提及，處理飾演自己的異見樂團Pussy Riot時，只要現場講幾個冷笑話，就能盡顯風度、四兩撥千斤，對方以為「推上報」是成功爭取，殊不知這樣的報導，對「俄羅斯總統」的聲望反而大有幫助。在現實世界，普京正是這樣利用國內反對派：容許他們最基本的存在，乃至作出種種人身攻擊，從而引蛇出洞，利用他們的過激行為，動員龐大的親政府群眾。西方經常以為鼓勵異見人士，就能帶給俄羅斯「麻煩」、「壓力」，殊不知卻正中對方下懷。

特朗普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高人，傳統硬碰硬，或所謂的「engagement」，都不會管用。要如何討價還價而不落下風，可能真的要是商道才能解決。且看普京在峰會後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單獨訪問，金句連連，例如被問及有沒有掌握特朗普黑材料，他說「特朗普競選總統前，我們對他毫無興趣，俄羅斯特工不像美國，沒有龐大資源監控每一個富豪」，這種對答，在國際舞台已不作他人想。特朗普究竟準備了甚麼去交換、真正希望得到的又是什麼，其實不為外間所知，簡單形容峰會「賣國」，未免失諸有相。

小詞典：《紙牌屋》（House of Cards）

美國Netflix原創劇集，改編自同名英國劇集，圍繞政壇的權謀詭計，充滿馬基維尼式計算。劇情講述主角Frank Underwood從民主黨黨鞭一步步爬上總統寶座的故事，過程中不斷設局算計政敵，乃至親手殺人，同時又具親和力，如實反映不少美國政客的精神面貌。飾演Underwood的Kevin Spacey走紅後，卻因為捲入「#MeToo」性侵犯醜聞被辭退。

It's Coming Home與當代英國身份認同

世界盃曲終人散，但後續故事還有不少，對國際社會的啟示也數之不盡。筆者曾於賽前預言，英格蘭會因為抽得上籤可打入4強，除了是「技術分析」，也是希望觀察英國上下對球隊表現的反應，因為沒有比這更能顯示英國民族性的了。

反映「英格蘭英雄」門檻

自從英格蘭1966年奪冠後，每一屆的英格蘭隊都給（本地）媒體吹捧為「1966年以來最強一屆」，但每次大賽都失望而回；久而久之，在期望管理下，英格蘭球迷都習以為常。

這次英格蘭雖然「只」得第四，前後輸掉3場比賽，獲勝的只有對巴拿馬、突尼西亞及瑞典，但球迷已經喜出望外，足以成為盛大慶祝的藉口，領隊修夫基（Gareth Southgate）也成為「英雄」，甚至有地鐵站以「修夫基」命名48小時，似反映「英格蘭英雄」門檻之低，令人意外。

然而，這一切都可以曲線解讀，充滿英式哲理、幽默與犬儒，就像近20年英格蘭國家隊的非官方聖樂It's Coming Home。這首歌在本屆世界盃期間不斷響起，也不斷成為英國媒體頭條、球迷吶喊的口號，源自1996年英國樂隊The Lightning Seeds創作的歌曲Three Lions。英格蘭自居現代足球發源地，對國家隊未能再奪佳績耿耿於懷，希望錦標再回「足球之家」，這是歌詞的表面解讀。

英格蘭出局後，不少其他球迷紛紛以「It's Coming Home」揶揄英格蘭，卻完全是捉錯用神。擔任球評家多年的英格蘭名宿連尼加（Gary Lineker）忍不住在社交媒體「導讀」，解釋「It's Coming Home」只是英式自嘲，不代表英格蘭球迷真的相信國家隊會贏得錦標，只是以哲學態度，看待無了期的等待果陀，贏了固然開心，輸掉也是意料中事。

球隊充滿大牌天價球星，表現卻總是未如理想，歌詞正充滿這無奈：「everyone seems to know the score, they've seen it all before, they just know, they're so sure, that England's gonna throw it away.」久而久之，英格蘭球迷習慣了被嘲笑，也當自己曾經自豪的國家隊是可消費的笑話；但與此同時，每次大賽前夕，依然對球隊不無期望。

這種複雜的心情，早已不止在英格蘭國家隊身上適用，對帝國斜陽後的整個英國，特別是脫歐後前路茫茫的倫敦，又何嘗不是？無論是留歐也好、脫歐也好，英國要重拾二戰前的國際領導地位，都已不可能；連要專心像冷戰時代當美國附庸，也不容易，這從特朗普訪英時的傲慢可見一斑，英國的心理狀況，也可從上至王室、下至群眾那種既需要美國、又不忿特朗普不識大體的情結表露無遺。此時此刻，「硬脫歐」派對文翠珊的方案不滿，但即使是「軟脫歐」，歐盟各國也不見得輕易就範；要是重新強化英聯邦，英國國力也今非昔比，今天的英聯邦第一大國已經變成印度，在國際舞台，印度逐漸自居「真‧英國文化傳人」，英國本土口味卻被彷印咖喱chicken tikka masala征服。

但英國人並非單純緬懷昔日榮光，對今天的處境心知肚明，唯有像看待英格蘭國家隊那樣，製造足夠迴旋空間，一面犬儒，一面保存信念和希望。這種在灰色地帶生存的智慧充滿哲理，值得心存二元思維的人學習。

小詞典：The Lightning Seeds

英國樂團，1989年成立，1996年創作的《Three Lions》為最成功作品，曾於1996、1998、和今年2018年三度打上流行榜冠軍，已經成為英格蘭國家隊的非官方主題曲。歌曲創作背景是1996歐洲國家盃，當時英格蘭是主辦國，因此有「It’s coming home」的構想，最終英格蘭在四強被德國以十二碼淘汰出局，射失十二碼的，正是現任領隊修夫基。

世界盃：普京或成最大贏家

球場上，法國贏得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但球場外的最大贏家，卻是俄國總統普京。

世界盃舉行前，俄羅斯除了因為早年克里米亞問題被西方制裁，也因為前雙面間諜在英國被下毒案而跟西方各國鬧翻，俄羅斯駐各國外交官更被集體驅逐，一時間，彷彿回到冷戰時代。英國一度聲言杯葛世界盃，而且也沒有任何國家領導人到現場觀戰，這「待遇」本來是西方各國的共識。

英建立的包圍網失效

然而，正如本欄前述，整個「特工門」根本是英國首相文翠珊轉移視線、打破脫歐困局、重拾國際地位的手段，無論是否真正事涉俄羅斯政府，都極不容易找到真憑實據，只會不了了之。

到了歐洲列強打入淘汰賽，國內群情洶湧，已經沒有了杯葛俄羅斯的價值，瑞典、比利時、西班牙、克羅地亞、法國等紛紛出動國家元首到俄羅斯觀戰，變相令英國辛苦建立的包圍網失效，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出現，尤其具指標性。

假如英格蘭最終打入決賽，相信連文翠珊本人乃至皇室成員，也很難不到莫斯科。普京令整場世界盃在政治爭議外順利進行，應記一功，而世界盃期間英國又發生中毒案，但已不為世界注視。

2014年俄羅斯舉辦索契冬季奧運時，西方媒體對俄國的舉國體制、違反人權、獵殺流浪犬等舉措頗多批評，這些行為在世界盃期間，自然存在，輿論卻見怪不怪。

加上整場世界盃順利舉行，沒有任何差錯，場館質素、治安控制等，都比4年前的巴西、8年前的南非好得多，間接令「俄羅斯模式」得到肯定，這正是普京最需要的。

總決賽期間，4名俄羅斯異見人士、反普京樂隊Pussy Riot的成員成功衝進球場，當時普京與一眾嘉賓都親眼目睹，但普京對應付這類場面早已駕輕就熟，「依法辦事」就可。這令人想起美國Netflix劇集《紙牌屋》（House of Cards），有一集邀請了Pussy Riot飾演自己，在「俄羅斯總統」訪問美國時出席國宴，期間發難，該「總統」卻一派淡然，四両撥千斤幽默應對，還為自己的國內民望加分。

對普京而言，繼續管治不是問題，但如何在經濟增長有限的前提下維持高民望，卻是挑戰，愛國主義自然是重要手段。俄羅斯人本來對國家隊不予厚望，而俄羅斯國際排名下跌至32隊最低，甚至低於超級魚腩沙特阿拉伯，也可算是一種「期望管理」。但作為主辦國，俄羅斯不可能沒有為自己球隊得到意外佳績作出準備，為甚麼抽到和沙特阿拉伯同組，早前就有球壇名宿指是主辦國「做手腳」，而最終俄羅斯打入八強、以十二碼光榮出局，與第一場5:0大勝沙特後打出士氣，關鍵甚大。

俄羅斯在過去十年，聘請過不少大牌外國教練，例如軒迪克、卡比路等，成績都強差人意，現在找到土炮前國腳查捷索夫當教練，軍訓式管理強調紀律、愛國，卻得到史上最好成績，俄羅斯愛國主義一時大為上升，掩蓋了人民對國內球員代表的「裙帶資本主義」的強烈不滿，期間政府通過加稅，反對派也不能大造文章。查捷索夫雖然紀律嚴明，但也懂人情世故，不斷強調一切都是總統最高指示，也令國家隊的得分轉移到普京身上。加上整屆比賽水平甚高，天氣有利球員發揮，球壇內外口碑甚好，經濟回報相信也可觀，普京的如意算盤，似乎是打響了。

小詞典：Pussy Riot

俄羅斯樂團，2011年成立，有12名成員，音樂宣揚女性主義，不時觸及政治，2012年因為在教堂舉行反普京、反東正教演出被捕，有成員被判坐牢，也有成員流亡國外。俄羅斯輿論普遍持批判態度，認為樂團譁眾取寵、不尊重俄羅斯傳統文化，西方則視之為異見人士，不時給予版面報導。

中美貿易戰：不需要「大戰略」的特朗普

中美貿易戰升級，不少朋友都問：究竟特朗普有什麼「大戰略」？這問題對一個總統而言，自然很重要，但對一個「做deal」的商人來說，卻是不着邊際。特朗普近期的外交成績表，例如促成南北韓簽訂《板門店宣言》、成功舉行「特金會」、迫使中興屈服等，似乎顯示了他強烈的個人意志、來自商人背景的隨機應變，在國際舞台也行之有效，那傳統國際關係學者強調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是否已不合時宜？今年5月，得州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波比斯古（Ionut Popescu）在《外交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特朗普不需要大戰略：為何計劃被高估了〉（Trump Doesn’t Need a Grand Strategy︰ Why Planning is overrated），對傳統精英，正是當頭棒喝。

黑箱作業才是常態

波比斯古指出，特朗普外交政策受到的最大批評，在於其缺乏所謂「大戰略」，即為國家利益訂立長遠、連貫、一致的規劃，並以現實方法達至這些目標，因為在美國外交元老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外交權威眼中，「大戰略」、「大棋局」、「大視野」，就是外交的唯一關鍵。但在波比斯古看來，「大戰略」的思維，在實踐上有嚴重缺陷：現實社會畢竟不是實驗室，精英、領袖如何能在變化迅速的國際環境中，準確地判別不同威脅和機會，並預測這些威脅和機會在未來怎樣變化，根本不可能；而在隨時發生變化的國際政治環境中，要保持長期、連貫、一致的「大戰略」，更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正如美國政治學者特特洛克（Philip Tetlock）在其著作《專業政治判斷》（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指出，在關乎長時間的戰略規劃，其實大多數政策制訂者都是「在黑暗中駕駛」。不少教材的經典「大戰略」案例，其實都是事後重構的二次創作而已。

波比斯古認為，在瞬息萬變的國際政治環境，比起清晰的「大戰略」，如何作即時反應、調整行動力度、適應不斷變動的狀況，才是一國外交政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有別於「大戰略」，這些要素往往先於周詳規劃，而隨着不同時間、環境的變化出現，波比斯古稱之為「應變策略」（emergent strategy）。特朗普那種個人意志強烈、無視美國人權和自由外交理念的取向，正是「應變策略」的體現。

「應變先於計劃」的外交策略

「應變策略」的提法主要來自商界，而在商業世界打滾的人，比起長遠一貫的規劃，更重視即時性和隨機應變。波比斯古引用管理學家明茨伯格 (Henry Mintzberg)對「計劃性策略」(deliberate strategy)和「應變策略」的比較，指出相對於「計劃性策略」重視控制現況、和將管理者的構想加諸現實，「應變策略」傾向從處境中學習，從而決定管理者的想法如何落實，而這正切合了特朗普的商人背景和性格。

波比斯古提出「應變策略」，以及質疑「大戰略」是否仍需要，並不是為了讚美特朗普。事實上，他認為特朗普在行動中是否睿智，其實尚不確定；就算他外交上獲得了一些成功，也未受時間考驗。然而最少現時來看，在美國利益角度，特朗普的「應變策略」，可能比奧巴馬的「大戰略時代」更有短期效果，至於他的團隊能否將這種隨機應變發展為一種有效和成功的策略，就是另一回事。

從「混沌理論」看特朗普：個別行動者的勝利？

這種應付國際關係的手法，我們也可從「混沌理論」(chaos theory)，找到有趣的對照。所謂「混沌」，只是一個數學概念，並非指混亂一片、毫無秩序，而是指極端複雜而難以預料的狀況，以及極多不穩定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混沌」同樣適用，但這一「混沌」不是混亂不堪，而有幾個基本原則：

1. 國際社會的本質，就是難以作長期預測，和充滿不確定性的；

2. 不同行動者的行動、和彼此間的互動，對局勢有極其重要的影響，也就說個別行動者的微小行動，往往能誘發全局的巨大變化；

3. 不同行動者基本上都是尋求自身安全的 （這也是現實主義學派的基本信念）；

4. 在種種不斷重複的行動中，往往會有新的行動產生。

根據「混沌理論」，特朗普可說是以個人行動影響全局的典範。而他隨情勢變化、難為人預測的外交舉措，又證明了國際關係的多變難測，在可見將來，恐怕這一套才是各國主流。想起小時候讀《三國演義》，最初無不對諸葛亮由衷佩服，但是長大了就會明白，那些千里之外派錦囊的劇情，只會在神仙世界出現。在人類社會，無論是多麼精算的大智者，也不可能算出所有情節，不要被童話誤導。

雖然特朗普沒有大劇本，但這不代表他的外交行為毫不可測。憑過去數年表現，其實我們大約可以總結出下列「特朗普外交」特色：

1. 希望歷史留名，特別是要比前任總統們有成就，但「留名」的方式，包括靠自己的宣傳機器製造成就；
2. 需要可以在社交媒體簡單吹噓的政績，例如失業率下降、人均GDP增長、貿易逆差下調一類簡單數字，而不必理會數字背後的意義和操作；
3. 在意國內「另類右派」輿論，刻意挑釁自由派媒體，希望自己成為一代宗師；
4. 每事都強調「美國利益」優先，但其實任何他的行為都會被演繹為「美國利益」；
5. 不理會任何意識形態包袱，對和各國威權領袖見面尤其樂意，除了氣質相近，這也是他自知和歷任總統相比的獨特優勢；
6. 同時進行數個「大deal」，讓「deal」與「deal」之間充滿互動，製造更多不可測性，令自己更不需要及早規劃一切，脫離傳統精英的枷鎖；
7. 不存在誠信、底線等問題，任何承諾都可以通過語言偽術找藉口改變，任何威脅亦言，這也是進一步提高自身的不可測性；
8. 習慣開天殺價，但並沒有就底價有不能改變的概念，因為對方的還價、其他「Deal」的進展，都是不可測；
9. 不迴避自己和家族企業的潛在利益，讓對手保留「可收買特朗普家人」的懸念，這也是增加不可測性的籌碼；
10. 到了必須妥協時，傾向把功勞歸於家人，這也是製造更大彈性。

小詞典：大戰略 （Grand Strategy）

外交界的「系統思維」，主張通過一切手段，達到一個最高目的。而這一切手段，包括傳統手段（軍事）以外的外交、經濟、金融、資訊科技等，同時也對各方的內部情況作出預算評估，因而逐漸發展出種種量化的學術模型，但應用程度每受質疑。

香港的英格蘭球迷：戀殖還是移情?

英格蘭的世界盃夢正式終結，在4強被克羅地亞淘汰出局，但這已是1966年以來的最好成績，也一度令近年國運不振、脫歐後政局動盪的英國稍為沖喜。

香港英格蘭球迷之多，眾所周知，單是它打入4強，已有本地報章以頭版報道；英格蘭8強淘汰瑞典的免費直播賽事，更一度令另一個免費大台收視跌至3點。假如英格蘭奇蹟奪冠，相信號外可期，震撼程度直逼「9．11」事件。

究竟香港的英格蘭球迷，在國際關係可以如何解讀？

這問題的答案理應很簡單，香港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好幾代人接觸國際足球都是通過英國，充滿不能言喻的集體回憶和感情。

承擔「香港主隊」作用

何況從前大眾娛樂不多，本地球壇一度入場者眾，而場內最優秀的外援，都是英國的三線球員，更令港人對英倫三島的足球「強國」身份深信不疑；加上香港隊打入世界盃幾乎不可能，中國足球又至今未崛起，英格蘭實質上承擔了「香港主隊」的移情作用，寄託了無數香港球迷的情懷，本應十分單純。

至於回歸後，英格蘭依然有不少沒有直接經歷過殖民時代的八九十後球迷，這也不難理解。英格蘭國家隊雖然在國際賽無甚表現，英超聯的質素卻愈來愈高，港人觀看意大利、西班牙等聯賽畢竟有言語障礙，對英國球壇的相對熟悉，也是理所當然。

一些上綱上線的評論認為這反映香港「崇英戀殖」，但好些政治正確的公眾人物、愛國高官議員，都毫不迴避自身是英格蘭球迷，反映這種情懷並非簡單的政治化可涵蓋。

還記得2006年世界盃決賽周期間，筆者身在英國，進行博士學位答辯，在宿舍大堂和一眾國際留學生觀看8強英格蘭對葡萄牙的賽事。到了最後射12碼階段，英格蘭表現奇差，被淘汰出局，而身旁不同國籍的國際學生居然一面倒為英格蘭打氣。這經驗看似尋常，卻和想像中的大相逕庭：也記得聽過父親說，在1966 年的世界盃決賽週，也就是英格蘭唯一奪冠的那一屆，他當時在英國留學，留學生們卻大多為西德隊打氣，每次英格蘭被入球，都有歡呼聲。

也許在不知不覺間，英格蘭足球雖然沒有甚麼進步，但它作為英國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卻越來越被強化。在足球世界，英格蘭的地位始終拋離美國，更不用說澳洲、加拿大、紐西蘭等英聯邦成員，成為英語系世界的龍頭，而這樣的機會，已經不多（即使在真‧英聯邦，印度也逐漸取而代之）。隨著越來越多來自前殖民地的新移民和後裔代表英格蘭國家隊，它在各地、特別是非洲各國的粉絲，也持續增加，不再是代表白人工人階級的小圈子玩意，這從不同年代英國留學生的態度，已可知一二。香港對英格蘭隊的情懷，令人想起巴西、葡萄牙、安哥拉等葡語系國家在世界盃互相扶持，情感投射已不在於一個「前宗主國」，而是本身的新身份認同，以及對（自己理解的）全球化的肯定。

小詞典：1966 年世界盃

1966 年世界盃由英格蘭主辦，英格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奪得冠軍，在總決賽以加時4:2 擊敗西德隊，當時的國腳不少成了傳奇人物，包括卜比查爾頓、鋼門賓士等。英格蘭隊在英女王手中接過冠軍獎盃，蘇聯只得殿軍，更成了冷戰重要片段。當屆世界盃有不少經典賽事，例如「黑豹」尤西比奧帶領葡萄牙在八強反勝黑馬北韓5:3 ，至今令人津津樂道。

克羅地亞「足球大帝」蘇加從政之後

克羅地亞繼1998年後，再次打入世界盃準決賽，成就已經超越母體南斯拉夫，親自到俄羅斯觀戰的女總統固然大出風頭，球迷對她旁邊的一位官僚，卻更有感覺。這位西裝筆挺的紳士，正是1998年那一屆的克羅地亞「黃金一代」的領袖蘇加，也是當屆世界盃神射手，堪稱克羅地亞史上最偉大球員。

國家身份 從未動搖

但與其他到場觀戰的各國名宿相比，他明顯多了幾分官味，因為6年前開始，他就成為克羅地亞足總主席，而且不斷捲入政治爭議。

對克羅地亞而言，足球和政治的關連極大，甚至是國家獨立的圖騰。南斯拉夫分裂前，國家隊被稱為「東歐巴西」，解體後爆發慘烈內戰，本來的隊友變成世仇，對賽例必充滿火藥味，特別是塞爾維亞vs克羅地亞，往往象徵了真．戰場。蘇加成名於1987年的世青盃，當時他是南斯拉夫明日之星，後來因為逃避內戰，走到西班牙球會効力，但對克羅地亞的身份認同從未動搖。

戰爭逐漸平息，克羅地亞球迷的惹火程度卻有增無減。歷史上，克羅地亞曾與納粹德國結盟，以換取獨立，極右組織Ustasa一度執行滅猶政策，在其後數十年的西方主流史觀眼中，「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者」變得聲名狼藉。

機上拾遺 據為己有

然而，不少克羅地亞人覺得Ustasa是獨立英雄，並不以這段歷史為恥，反而以當時的極右口號、敬禮為今天的身份認同，這習俗在球場上也不斷出現。因此，克羅地亞球迷不時因為「極右」言行被罰款，年前克羅地亞國腳施蒙歷（Josip Simunic）更因為以納粹口號「煽動群眾」被罰停賽，蘇加當時就公開聲援。後來蘇加被翻舊賬，曾在被法庭判為戰犯的Ustasa領袖墳前微笑致敬，得到「新納粹球王」稱號。

假如只是這樣，蘇加起碼應受國內民族主義者歡迎，問題是他從政後，處處顯示出個人野心，國內支持度也大不如前。克羅地亞球壇本來就不透明，依然頗有舉國體制色彩，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貪腐溫床，蘇加置身其中，自不能獨善其身。即時是此刻克羅地亞頭號球星莫迪，也因為和亦官亦商的足球大亨簽賣身契，捲入貪污醜聞，被指作假證、瞞稅，在國內人氣急跌，未來甚至有可能入獄。

但蘇加比他們更多計算，因為他早已明言，希望一步一步，進入世界球壇權力核心，先是歐洲足協、再進入國際足協，大概法國球王柏天尼是他的榜樣，為此蘇加甚至不惜到宿敵塞爾維亞拉票。有野心之餘，蘇加卻建立了貪婪形象，除了國內球壇藏污納垢，他本人年前也因為在飛機上拾獲一枚古董錢幣據為己有，而被當作小偷被判罰款。這類小故事，對球星的「墮落」，極有說服力。人們常假定體育明星可以憑高人氣從政，利比里亞前球王韋亞更當選總統，但又有幾多人能笑到最後，全身而退？知所進退，始終最重要。

小詞典：莫迪門

克羅地亞獨立以來，球壇一直由最大球會薩格勒布戴納模的經理馬米奇（Zdravko Mamic）主導，他串連國內政客、商人，壟斷涉及國內球星的轉會市場，並和他們簽下天價經理人合約，莫迪是其中一人。2008年，莫迪從轉會至英超熱刺，馬米奇被指侵吞一半轉會費、挪用公帑和逃稅，剛被判罪成，莫迪曾為其庭上作供。

比利時前鋒盧卡古的剛果故事

「歐洲紅魔」比利時進入足球黃金時代，繼1986年後再次殺入4強，而關於比利時的「足球革命」和近年的新青訓政策，筆者早前已曾分享。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比利時陣中的入籍兵或新移民後裔，大放異彩的前鋒「新魔獸」盧卡古（Romelu Lukaku），就是箇中代表。

家鄉淵源被放大

盧卡古形象粗獷，其實在球場上有勇有謀，懂得法、荷、英、西、葡、德、剛果7國語言，在國家隊的角色，比起在曼聯被賦予的簡單任務立體得多。他雖然在比利時出生，但經常被視為「剛果人」，因為他的父親不但是來自剛果的新移民，還是代表扎伊爾（剛果前稱）的足球國腳。

不過，盧卡古對這樣的身份認同頗不是味兒，曾說每當表現出色，就被認同為「真．比利時人」，惟每有失準，剛果淵源就會被放大。據說他加盟曼聯時，違背了剛果傳統巫師的意見，大概也是顯示「自決」的一面。

盧卡古的父親從剛果來到比利時，「是為了愛，還是責任」？表面上，兩者都不是，只是為了自己的事業。他早年効力國內球會，然後到鄰國科特迪瓦，再下一站就是比利時的低組別球隊，時為1990年。

在比利時，盧卡古的父親並未踢出名堂，一家人生活得甚為儉樸，盧卡古的童年回憶，充滿窮家新移民的印記。

然而在事業以外，不少剛果人都是在1990年開始離開本國，這並非偶然，因為這是剛果政治的分水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統治扎伊爾的強人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一度是冷戰「不結盟運動」風雲人物，坐擁國內龐大資源自肥之餘，不斷在美蘇兩大陣營之間遊走，而基本上傾向西方，因此無論多麼獨裁貪腐，政權都獲美國、前宗主國比利時、法語區盟主法國等加持。但冷戰結束前夕，西方的非洲政策出現大逆轉，由於不再需要顧慮蘇聯，加速把非洲融入全球化進程，變成重中之重，各大國開始要求那些非洲獨裁者搞民主化、自由市場經濟，否則不再給予援助。

蒙博托在剛果的管治，本就充滿內憂外患，在萬般不願意下，被逼在1990年宣佈「改革開放」，解除黨禁，開始市場經濟改革。但剛果人民都知道，這位獨裁者是不會自願下台的，政權開始鬆動，反對派一出現，敵對武裝必然死灰復燃，既得利益以外的民族，也會聯絡虎視眈眈的「外國勢力」。盧卡古的父親那時候離開，就再也沒有回剛果長住；比利時國家隊另有一位剛果裔球員Christian Benteke，目前也效力英超球會（這次沒有入選世界盃最後名單），他在2歲隨同家人移民比利時，時為1993年，也就是內戰已經爆發之際。

至於為什麼是比利時，自然和比利時殖民剛果的歷史有關。雖然比利時的早年管治極其殘暴，但慢慢還是有少數剛果人向上流動，或因為經商等原因，到比利時落地生根。Benteke一家可以逃離剛果，因為有在比利時紮根的叔叔接濟；盧卡古的父親選擇比利時球會，與當地已存在的剛果新移民聚居地也不無關係。盧卡古成為比利時黃金一代的領袖，是天時地利人和下的特殊結晶；他的表現優劣，對新移民在比利時的接受程度，更有直接影響。

小詞典：蒙博托（Mobutu Sésé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 1930-1997）

前扎伊爾總統，1965-1997年在位，前後32年。早年擔任軍警，後加入革命政黨，成為剛果獨立領袖盧蒙巴的助手，獨立後擔任總司令，然後出賣盧蒙巴奪權。掌權後早年政績不俗，中期開始百病叢生，開始以民族主義政策和鐵腕手法維持局面，1990年被逼進行民主化，1997年被老對手卡比拉家族推翻，不久病逝。

俄羅斯教練查捷索夫：戰鬥民族的縮影

本屆世界盃東道主俄羅斯在8強戰至12碼，光榮出局，表現遠勝預期，全隊極有士氣，在國內贏盡民心，更多次得到總統普京親自嘉許，可說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足球從沒如此風光過。不過，最耀眼的明星並非任何一位球員，而是不苟言笑的主教練查捷索夫（Stanislav Cherchesov）。他不斷大動作責罵球員的風格，令人想起昔日以兇狠著稱、但帶領蘇聯女排進入黃金時代的教練卡普（Nikolay Karpol）。而查捷索夫的人生，也是認識俄羅斯「戰鬥民族」國情和歷史的最佳寫照。

今年54歲的查捷索夫，成長在蘇聯由盛而衰的轉捩點，本身也是職業足球員，司職守門員，而且還是國家隊成員，先後代表過蘇聯國家隊、獨聯體代表隊和俄羅斯國家隊。他對世界盃並不陌生，因為曾參加過1994年世界盃決賽周，當時俄羅斯首圈出局，不過因為一場6：1對喀麥隆的大勝，造就了當屆的神射手沙蘭高（Oleg Salenko）。

查捷索夫師承蘇聯傳奇教練別斯科夫（Konstantin Beskov），強調紀律，自己不煙不酒，體能極佳；對他而言，「鐵腕治軍」是唯一的訓練方法，無論球員身價多高，他也會毫不猶豫責罵乃至動粗，因為當年就是這樣長大的。

師承蘇聯傳奇教頭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足球一落千丈，查捷索夫也走到歐洲謀生，先後効力德國、奧地利球會，2002年才回國，不久開始教練生涯。值得注意的是，這段他不在國內的日子，卻是俄羅斯體壇最恐怖的歲月，不但假波充斥，還有不少一流運動員、教練和俱樂部老闆遭暗殺。

背後原因千絲萬縷，但導火線是時任總統葉利欽（Boris Yeltsin）時代的「國家大拍賣」，走極端資本主義路線，也容許失去補貼的體育俱樂部兼營煙酒，結果黑手黨大舉進駐體育界，背後的利益輸送，足以致命。

到了普京時代，國策是「再集權化」，不少葉利欽時代放出去的國家資產、專利，都被重新收回，但自然也不可能完全淨化。加上俄羅斯富豪喜愛投資國內球會，令球員身價高得沒有誘因出國謀生，查捷索夫更不可能不知道國情。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力求激發戰鬥民族的戰力，這和普京國策一脈相承，難怪獲最高領導肯定。

說到勇武，查捷索夫的家鄉高加索奧塞梯，也是九反之地。蘇聯解體後，三個高加索加盟共和國宣佈獨立，其中一個是格魯吉亞；蘇聯時代的南、北奧塞梯自治共和國，就分別成為格魯吉亞、俄羅斯聯邦領土。但南奧塞梯一直希望和北部統一，最終在普京支持下宣佈「獨立」，實質上已成為俄羅斯一部份，也是普京控制高加索的棋子。

生於北奧塞梯的查普索夫，現已成了國家英雄，要是有一天獲普京欽點從政，派返家鄉穩定局面，也不是不可能。在過去一個月，查捷索夫多次接獲普京電話，已建立個人聯繫，而在俄羅斯，體育就是政治，成績就是仕途。剛談及令體育俱樂部兼營煙酒的關鍵人物，就是葉利欽的網球教練，此人後來成了總統任命的國家體育顧問；而本身是排球運動員的葉利欽對上文談及的「咆哮女排教練」卡普也十分欣賞，也升了他的官。要是有一天，查普索夫成為部長，絕對是情理之中。

小詞典：塔皮施切夫（Shamil Tarpishchev，1948-）

俄羅斯體育沙皇之一，網球員出身，七十年代開始成為蘇聯網球國家隊總教練，蘇聯解體後獲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賞識，加入政壇，先後擔任總統體育顧問、國家體委主席、康體旅遊委員會主席等職位，也是國際奧委會成員。在西方媒體眼中，其不少政策建議有利益輸送之嫌，也不時發表爭議、歧視性言論，至今在俄羅斯體壇依然有影響力。

兩韓統一之前：南韓人怎樣看中美日朝

美朝峰會後，東北亞形勢大變，雖然兩韓統一依然遙不可及，但雙方合作卻是可望可即。那傳統影響兩韓的列強，哪個會更受未來的「韓朝邦聯」青睞，又可以怎樣調節自己的角色？

眾所周知，日本因過去殖民歷史和二戰遺留的戰爭責任問題，長期被南韓人視為繼北韓後最不受歡迎的國家；作為「同病相憐」的鄰邦，中國和南韓的關係理應非常友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長期「嫌日」情緒外，「嫌中」的想法亦一度在南韓湧現。

「嫌中」心態由來已久

一年前，南韓智庫峨山政策研究院向1000名成人進行調查，詢問南韓與其鄰邦的關係，顯示比起上一次調查，受訪者對中國的好感度由4.31大幅下降至3.21（10分滿分），比同期評分由3.56下降至3.33的日本更低，成為南韓人最不喜歡的國家。

峨山政策研究院的報告指出，中國評分下跌的幅度「令人吃驚」：「最令人驚訝的是，現在南韓人甚至喜愛日本多於中國。」當然，那次調查結果過分誇張，不能作為常態參考；而在上月的同一調查，中國也回到4.16分，超越日本的3.55分，想不到北韓卻有4.71分，歷史上首次超越中國，似乎對中國好感度的回升，跟兩韓和解大有關係。

南韓人潛在的「嫌中」心態由來已久，但南韓2016年引進「薩德」（THAAD）導彈防禦系統，始終是導火線。南韓當時強調此舉是應對北韓威脅，中國則認為系統範圍覆蓋其領土，遠超出單純防衞需求，影響自身國家安全。一連串「限韓令」反制行動因而出現，波及經濟、文化不同層面，包括勸止旅行團前往南韓、逼迫數十家南韓在中國開設的零售店關閉、抵制南韓貨品、限制南韓藝人來華演出、停止南韓節目在視頻網站播放等。

由於中國已是南韓第一大經貿夥伴，加上「韓流」近年在中國熾熱發展，「限韓令」對南韓經濟，確實帶來了一定損害。據首爾現代研究所估計，「限韓令」於2017年帶給南韓的經濟損失，高達760億美元，相當於南韓0.5%的GDP。在南韓人眼中，一方面，這些反制行動被視為不合理的報復，招致南韓人對中國的反感湧現；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明白需要和這個經濟霸權和解，文在寅上台的宏觀背景，這也是其一。說到底，南韓新一代普遍生於安逸、而不是憂患，對中國這一最大的貿易夥伴，頂多又愛又恨，這也從上述調查對中國的好感度回升可見一斑。

換句話說，縱使南韓一度出現「嫌中」情緒，要長期延續，並不容易。正如延世大學美中關係中心高級研究員約翰‧德魯利 (John Delury)指出，中韓雙方就「薩德」引起的緊張關係，只屬短期爭議，遠非日韓因歷史和戰爭問題帶來的仇恨可比。例如日本於二戰徵召朝鮮半島慰安婦問題，長期是日韓心中的刺，縱使雙方已於2015年12月達成協議，日本政府表示「痛感責任」，並向南韓主導、支援慰安婦的「和解和治癒委員會」撥款10億日圓，但南韓民間普遍認為，日本並無正式承認法律責任，亦無充分考慮受害方意願，就算已簽訂協議，問題仍未解決。南韓民眾於協議簽訂一周年時，在日本駐釜山總領事館前，放置紀念慰安婦的和平少女像；文在寅上任後，亦對前任政府達成的慰安婦協議進行調查。今年公佈的調查報告指出，該協議有「嚴重瑕疵」，根本未真正解決慰安婦問題，因此拒絕使用日本提供的10億日圓款項。對此日本則強調2015年的協議已是「最終的、不可逆轉」的方案，認為南韓的後續做法，損害彼此的努力。這種歷史傷口，其實並非完全不存在於中韓、中朝關係，但那要追溯至更古遠的歷史，並需要大量官方宣傳，去挑起民間仇恨，在可見將來，這並不太可能出現。

不過說到底，南韓最信任的外國，始終是美國，而非中國。從上述調查可見，南韓人相當肯定與美國的盟友關係，65%受訪者認為美國是最重要的夥伴，而在20至30代的受訪者中，更有71.5%認為美國是南韓未來的重要盟邦。中國強烈反對南韓部署「薩德」系統，主要是由於此系統由美國提供，而南韓卻是不會願意、也不可能疏遠美國的。麥考瑞大學「中國通」基爾 (Bates Gill)、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 (Low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格雷厄姆 (Euan Graham)等學者均指出，中國在兩韓問題最關心的，是希望統一的朝鮮半島能成為中立國，並脫離與美國的盟友關係，以及自身能否在與兩韓和平協議扮演核心角色。李克強在今年5月初進行中日韓三方談話時，再次反覆強調南韓應妥善處理「薩德」問題，反映美韓同盟一天存在，中韓關係始終只能停留在經濟層面。

那上述困局有沒有可能被打破？其實是有的，但同樣不見得是中國佳音。如本欄多次講述，兩韓民族主義都甚強，一旦統一，確實不會再希望純粹成為中國或美國的附庸，起碼會要求和日本的國際實力平起平坐。這樣一個「韓朝合體」的小霸王，可以選擇的籌碼更多，既可以和其他大國結盟，又可以自身成為一極，就像今天的越南，給中國帶來的潛在麻煩，可能比一個普通的美國附庸更大。北京外交一直以把美國趕離東北亞為戰略目的，那是典型的冷戰思維，卻忽視了一個熟悉的霸權，可能比新興而不可控的小霸王更不可測。

小詞典：峨山政策研究院

南韓民間智庫，成立於2008年，以研究南韓外交為主軸，特別是與中國、美國的關係，並定期發表相關民調，成為外交界重要參考對象。研究院由現代重工集團財閥鄭夢準成立，他本人也是風雲人物，曾任南韓足總主席、國際足協副主席，南韓2002年主辦世界盃進入四強後人氣急升，甚至一度問鼎總統寶座。

《足球小將》之外：日本足球的軟實力

日本國家隊於世界盃16強賽事，在領先世界排名第三的強隊比利時兩球下反勝為敗，特別是在補時最後一分鐘被攻入致命一球，不少非日本球迷也同聲一哭。

這場日本隊表現秀麗，即使是早前不斷揶揄日本首場騙取12碼令對手紅牌被逐、另一場踢法消極以確保小組出線的中國官媒，也一致給予高度肯定，這可算是日本足球一大成就，從中也可看出中日韓對「軟實力」的定義，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單論實力，南韓球員的技術、鬥志同樣毋庸置疑，但始終給予球迷踢法狠辣、充滿小動作的印象；加上2002年世界盃以東道主身份「離奇」躋身4強的過程爭議不絕，海外球迷依然不多。

中超幾乎不可能做到

日本球員則一貫講求紀律，不僅是對球隊領導層的紀律，還包括對球證、對手乃至球迷的紀律，這是從日本國內職業聯賽就培養出來的文化習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這是無論近年多麼財大氣粗、引進多少天價一線國際球星與教練的中超，也幾乎不可能做到的任務。

日本球員賽後打掃更衣室、球迷主動在看台清理垃圾，已成為日本足球的指定動作，外媒初時驚為天人，逐漸見怪不怪，乃至有其他球隊、球迷開始效法。難得《人民日報》也沒有犬儒，對此全盤肯定：「從清理好更衣室和賽場垃圾做起，不是為了避重就輕、捨本逐末，而是為了促成從細節抓起的態度、引領內涵與外延並重的導向，進而推動足球改革與發展事業穩步前行。」

這不但是引領全球公民質素，同時也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規範建構」（norms construction）工程：但凡一國能建構其他國家不得不跟隨的基準，這就是最強軟實力。

至於日本隊有不少國際球迷，在香港有大量粉絲，還是拜動漫《足球小將》所賜。《足球小將》出現時，日本經濟、文化實力居於全球顛峰，一度和美國並駕齊驅，其時美國盛行「日本威脅論」，擔心最昂貴地段都被日本企業買去。當中國經濟未崛起、南韓K-Pop未成氣候，日本實質上是亞洲文化代表，《足球小將》的日本隊衝出亞洲、和偶像巴西對壘的故事，其實就是日本文化邁向世界的體現。

雖然日本出口品味不免偶爾參差，例如有Hello Kitty這類令人哭笑不得的怪胎，但總體而言，對弘揚日本軟實力貢獻甚大。當今球王美斯、前度球王施丹，都是看《足球小將》長大；阿根廷球星阿古路暱稱「Kun」，也是來自一套他兒時常看的日本動畫的一個角色。。至於日本曾派出後勤部隊支援伊拉克戰爭，而掛上《足球小將》海報以免「中東友人」襲擊一事，我們已多次講述。記得曾參觀東京的日本足球博物館，當中除了展示「真‧日本隊」歷年成就，還有一大展區屬於《足球小將》，現實與幻想、球員與動漫，早已合二為一。假如日本隊打入八強，面對的正是巴西，那就徹頭徹尾是《足球小將》劇情。實在可惜。

小詞典：《足球小將》

著名日本動漫，漫畫由高橋陽一創作，1981年開始連載，講述主角大空翼在小學六年級開始到加入職業球壇的故事，全球銷量超過8000萬冊；動畫1983年開始出現，都是改編自原著漫畫，並出現了不少電影版本，在世界各國都有發行，成了海外認識日本足球的最重要中介。

一帶一路系列：北韓式封閉的土庫曼

人權狀況與北韓齊名的土庫曼自獨立以來，一直以封閉、獨裁、奇特著稱，對完全開放國家予外資一直有所保留，予人無限神秘之感。它一方面不太鼓勵國民離國，另一方面又怕國民回國，外人到訪也不容易，幾乎實行半鎖國政策，加上未加入世貿，對外貿易並不成熟，經濟亦較其他中亞國家落後，本不應是「一帶一路」的重點國家。然而這畢竟是全球化時代，獨善其身並不可能，即使是北韓也要改革開放，因此在堅持「國家發展道路」的方針下，中國卻成了土庫曼少數可靠的合作夥伴之一。加上土庫曼天然資源極其豐富，卻低度開發，潛在機遇不少，中資在當地已取得不少優勢，可能是高風險、高回報的典型。

土庫曼這樣的發展模式，大部份源自開國總統尼亞佐夫（Saparmurat Niyazov）的作風和理念。這位「國父」為了擺脫俄羅斯的影響力，建構新獨立國家的身份認同，大力鼓勵個人崇拜，例如把月曆改成他家族名字一類行為，深具帝王風格，而全國只有首都一間圖書館，只有他自己的著作《靈魂書》供借閱，更明顯是限制思想的愚民行為。但尼亞佐夫同時不無國際視野，任內最大貢獻是大力推動中立化，令土庫曼的中立國身份在1995年得到聯合國承認，保障了自身安全，加上早年油價高企，為這資源出口國進賬不少，土庫曼一時間成為「中高等收入中立國」，在官方宣傳下，彷彿世外桃源。但這些形象，自然都只是掩飾極權和獨裁的晃子，即使土庫曼有二百多個聯合國轄下機構的計劃，又與聯合國簽署發展合作框架，當地人權狀況、封閉程度依舊，西方國家與土庫曼都不大親近，也不太敢親近。上月美國更禁止從土庫曼進口棉花，因為有證據顯示土庫曼的棉花，是由政府強迫生產、涉及人權爭議，令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加上土庫曼國內貧富懸殊，裙帶主義處處，資源並未能惠及廣大人民，政府也不太敢和西方打交道，怕接觸越多，越容易成為「顏色革命」的對象。

因此土庫曼獨立初年，曾走上福利國家模式，嘗試參照蘇維埃時代，為國民免費提供水、電、煤等，更曾規劃至2030年，以圖自給自足。只是後來油價下跌，土庫曼國庫收入大幅縮水，加上管理不善、貪污嚴重，福利國家模式被迫終止，對外需求才逐步增加。由於俄羅斯同樣是能源出口國，土庫曼與之沒有互補優勢，與西方關係也不好，中國牌就成了土庫曼平衡俄羅斯、制衡西方的重要外交手段，北京在過去十多年，為拉攏土庫曼，也下了不少功夫，甚至以古代歷史傳說中的「汗血寶馬」，拉近雙方距離。2017年，兩國正式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可算是中國外交一大成就。

一切都是能源

中國與土庫曼的良好關係，首先見於能源合作。土庫曼最大的憑藉是天然資源，天然氣蘊藏量是世界第五大，極具戰略價值，但也因此牢牢控制在國家權貴手中。中國、阿聯酋、意大利、馬來西亞等，是少類能參與土庫曼石油與天然氣投資計劃的資金來源地，其中同時具備戰略價值的夥伴，只有中國。早在2006年，中國與土庫曼就天然氣合作簽訂了為期30年的協議，此後，中資開始參與開發油氣田、建設輸送管等項目，該輸氣管在三年後正式啟用。近年土庫曼親華傾向有增無減，與中國的能源貿易不斷加強，中國已成為土庫曼天然氣的最主要出口地；建設國內第三條、也是向著中國的輸送管計劃，亦進行得如火如荼，這是無論有沒有「一帶一路」，中國都要進行的大戰略。同時，土庫曼亦向南看，計劃興建連接阿富汗、巴基斯坦與印度的輸送管，不過重要性目前未及通往中國的一條。中國企業普遍希望在其他勢力進駐前，先強化與土庫曼合作，這除了涉及地緣政治考量，單從商業利益計算，也頗為吸引。例如中石油已在單一油氣田，得到價值一百億美元的共同開發協議。此外，由於土庫曼亦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例如訂立了2015至2030年間，溫室氣體排放量不會增加的目標，因此在傳統能源以外，土庫曼對發展綠色能源，亦盛意拳拳，從中亦衍生不少商機。當地的綠色能源已有一定基礎，但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內，外資還大有發展空間。

作為內陸國家，土庫曼亦有意將自身定位成中亞的交通樞紐，在興建能運管道以外，也著手興建多條可連接鄰國鐵路網絡的鐵路，並曾舉辦國際交通論壇，希望以此為國際新定位。然而願景的背後，卻是奇怪的現實：土庫曼政府受惠於早前的高油價，其實資金充裕，在個人崇拜風氣極盛的環境下，不少與交通相關的大白象工程，因此應運而生。例如國際長途巴士總站在落成的首五年，都未有國際路線；造價逾二十億美元的機場、預計可容納每小時1600名旅遊流量，實際上卻只有一成的使用量。這些建設背也後不無政治、社會風險，例如單是興建上述機場，就有約五萬人因此被迫遷。這樣的履歷表，假如沒有其他優惠，外資要投資，自然也沒有誘因。

不過對中國而言，目前土庫曼的規劃並非全然大白象，因為這些規劃的願景，已為中國帶來極大優勢。例如在哈薩克─土庫曼─伊朗國際鐵路的項目中，當連接哈薩克與土庫曼的一段，在2013年正式通車後，鐵路網就延伸至中國；另外在土庫曼－阿富汗－塔吉克鐵路中，中國鐵路網又和塔吉克段接軌，大大方便了兩國的商業來往。土庫曼亦了解到不能過份依賴中國，因此除了與同屬中亞的吉爾吉斯簽署協議之外，東亞的南韓、高加索的亞美尼亞，亦有就和土庫曼加強交通連接，簽訂雙邊協議。

有了改善中的基建，理論上，推廣旅遊業也是土庫曼其中一個發展方向。目前當局正著手建設阿瓦扎國家旅遊區（Awaza National Tourist Zone），並同時改革稅制，容許興建旅遊設施的企業和旅行社豁免增值稅。中國亦已把握機遇，在今年2月，申請旅遊簽證的服務中心就在北京正式啟用，中國的旅行社亦陸續與土庫曼夥伴簽署合作協議。不過土庫曼對外人戒心依然嚴重，中亞各國當中，土庫曼依然是最低度開發予遊客的一個，這條慢慢長路，並非一日所能鋪墊。

土庫曼發展的各種障礙

假如土庫曼真的要成為中亞瑞士、區域交通樞紐、發展旅遊業、吸引更多外資，自然障礙重重，首先必須加快教育改革。雖然土庫曼正逐步落實各種政策，以培訓高增值行業的人才，但之前的教育政策停滯不前，後遺症難以在短時間內移除。據Freedom House所指，雖然土庫曼憲法表明會保障國民接受專業教育的權利，但現實是裙帶關係、貪污賄賂，才是大學的入場劵，一般國民根本難以接受高等教育，而首都以外的人民，基本上都是低教育程度人士。此外，現時的區域通用或主要溝通語言：英文、中文、甚至俄文，在當地都不流行，即使是前蘇聯時代的官方俄文，亦只有約有一成土庫曼人懂得，大大妨礙了它與國際接軌的步伐。理論上，土庫曼在2015年通過法例，嘗試保障女性與男性享有同等權利和機會，這對中亞來說，已是一大進步，但由於國內教育水平不高，到頭來也釋放不了甚麼勞動力。就算有意改善，亦非朝夕可變。

另一個問題是能源以外的資源缺乏。土庫曼有近八成土地都是沙漠，主要水源只有Amu-Darya河，而且北部水源正在鹽化，不再適合飲用，所以土庫曼對水資源的管理進行改革，刻不容緩。當局並非不知道問題所在，因此土庫曼的水利工程，本應極具潛力。土庫曼與烏茲別克多年來，已累積共同管理Amu-Darya河的經驗，因此在水利建設過程中，因業權不清而造成的障礙有限，但始終沒有大規模外資願意助其一把。此外，日常用品和糧食供應不足，也深深困擾土庫曼，而且日見嚴峻，例如在北部，政府已成立特別委員會，進行突擊檢查，表明有機會會沒收麵粉。其實與此同時，中國麵粉市場已被大企業壟斷，假如中國的麵粉業中少企將目光放在土庫曼，雙方的燃眉之急，都能緩和，但目前也不見具體行動。

土庫曼這樣的國情，自然不利金融、科技等產業發展。金融業講求即時資訊，互聯網則是重要媒介，然而，在沒有龐大需求的情況下（土庫曼的互聯網使用率只有15%人口），互聯網在當地依然低度開發，而這也和政府的愚民政策息息相關。雖然土國正計劃興建跨越裡海的光纖電纜，務求加強與歐亞兩洲的連接，提高網絡的速度和品質，但在封閉政體下，對資訊審查的過程，必然造成延誤或資訊不全面。在去年總統選舉，尼亞佐夫的接班人、尋求連任的別爾德穆哈梅多夫的其中一個政綱，就是發展電子工業，但根據規劃方針，其實只是與能源部合作，主力發展與能源有關的產品，如照明系統，而非智能科技，亦進一步引證了能源始終是當局的首要考慮，對其他範疇的現代發展，依然畏首畏尾。

雖然土庫曼的人口比香港還少，只有五百多萬，但目前要發展中產階級難乎其難透，過壯大中產來擴大消費品市場並不容易。然而在沒有種族衝突、並有政府嚴密監察下，極端主義難以滋生，土庫曼的投資環境，某程度上，卻比鄰近地區來得「穩定」。投資土庫曼的最大風險，在於當局對外界仍抱有戒心，連市場自由化、私有化都鮮有進展。既要繼續控制國民，又要借助外力來促進發展，這種矛盾心態，才是土庫曼市場潛力難以充份釋放的根本原因。

（研究助理Kelvin Chu對本文亦有貢獻）

原載於 Bloomberg 彭博商業周刊

阿根廷足球以外的經濟危機

上周談及阿根廷足球的重重包袱，往往縮影了國家危機。

現在阿根廷國家隊正式在世界盃出局，也是時候正視這個國家此刻面對的經濟問題。不過在危機之中，也有出現好消息：美國金融指數及分析公司MSCI宣布，把阿根廷重新納入「新興市場指數」，不再屬於邊緣國家名單之列。

經濟反覆如美斯狀態

1969年開始，MSCI一直為投資者和基金經理提供不同地區市場和行業的指數，作為投資參考，與同屬美國的標準普爾道瓊斯（Standard and Poor's Dow Jones）和倫敦富時（FTSE）鼎足而立。不少被動指數基金（index-tracking funds）都把資金與這三大公司的指數掛鈎，而MSCI新興市場指數影響力甚大，有超過1萬6千億美元資產追隨。

雖然只有海外上市的阿根廷股票，例如「美國預託證券」（ADR）會被MSCI納入指數，但是相關正面效應，已可想而知。

問題是，阿根廷經濟有如球王美斯的狀態，反覆不定。在剛過去的5月，阿根廷貨幣披索（peso）曾在12日內下跌了18%，阿根廷央行須把利率從27.25厘提升到40厘，通脹亦飆升至25%，數字驚人。結果阿根廷政府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500億美金，作為緊急貸款應急，其時IMF願意借貸，已經頗為勉強。

何況阿根廷曾在2014年發生債務違約，主因是前總統克里斯蒂娜（Cristina Fernandez Kirchner）的福利政策大幅增加政府開支，幾乎掏空國庫，政府不能償還到期債務，阿根廷被各跨國機構告上法庭，不能再在國際市場融資。筆者月前在阿根廷，依然聽見當地人對克里斯蒂娜夫婦的貪腐深感不滿，儘管阿根廷經濟危機原因眾多，10年前、乃至20年前的金融風暴，其實從來沒有徹底解決。

2015年，新總統馬克里（Mauricio Macri）希望大刀闊斧改革經濟，包括收緊政府開支，為政府節流；取消外滙管制，吸引外國資金回流，令披索自由浮動，讓阿根廷重返國際資本市場；又與已違約國債投資者達成協議，使阿根廷能重投國際債市融資。但是披索自由浮動後一直疲弱，加上美元近來強勢，披索自馬克里上任以來，已經下跌56%，至1美元兌23.25披索的歷史新低。相反通漲依然高踞不下，由於阿根廷曾債務違約，即使發生在前總統任期內，亦打擊信譽，就算重新發債受一些投資者追捧，也只淪為被炒賣的垃圾債券。

阿根廷曾是全球富國之一，資源豐富，有出產石油、規模龐大的農業和畜牧業，工業如汽車業相當蓬勃，旅遊業亦興旺，可說第一、二、三產業都發展得不俗。加上龐大的人口、鄰近的金磚巴西，出口、內需也不成問題。不過拉美式的管治和政權更迭，令阿根廷多年來經濟大上大落，好的時候可以像2003-2007年間，每年有9%增長；差的時候，GDP卻可以在1999-2002年間連跌20%，失業率上升1/4。至於將阿根廷被重新放入新興市場名單是對其政府的肯定，還是MSCI另有所圖，這要留給金融界的沈大師分析了。

小詞典：馬克里(Mauricio Macri)

阿根廷現任總統，2015年當選，之前自創中間政黨，是少數不屬貝隆主義政黨、也不屬左翼政團的阿根廷領袖，當選前長期擔任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市長。他的主要政綱是脫離前朝經濟利益集團，帶領阿根廷重返國際舞台，曾獲《時代雜誌》選為拉美最有權力總統。

中國新朋友：與聖多美建交後的「走數」風雲

早前西非小國布基納法索對台斷交、與北京建交，成為繼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馬、多米尼加後，台灣蔡英文政府任內失去的第四個邦交國。同樣是西非小國，一年半前率先「跳船」的葡語國家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現況也值得關注，當中又以「中資參與建造聖多美深水港」這個地緣政經大計低調流產一事，最耐人尋味。

聖多美全國人口只有20萬，面積略小於香港，其領海於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被認為與其他幾內亞灣沿岸國家一樣，蘊藏豐富石油資源。不少外國石油公司慕名前往勘探，至今卻依然未能開採具備商業價值規模的油田。

成為下一個汶萊或杜拜的美夢遙遙無期，國力羸弱的聖多美一方面繼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支撐下舉債度日，另一方面惟有把希望寄託於本國的地緣潛力，也就是在列強之間待價而沽。

早於本世紀初，美國考慮到本國兩至三成的進口石油須途經幾內亞灣，以及聖多美與北約漸趨穩固的合作關係，美國國防部一度研究在當地興建深水海軍設施。

國力羸弱 舉債度日

不過計劃最終沒有成事，聖多美惟有轉而期待其他國家的投資，並以「建設經貿中轉樞紐」等非軍事名目，作為主要賣點，至於背後的地緣政治價值，有關國家自能領會。

列強當中，中國顯然最具政經實力和動機，去填補美國遺下的這片空白。北京為了壯大「一帶一路」大時代的聲勢，加上看穿了這是撬動「台聖邦誼」的致命支點，早在兩岸「外交休兵」時期，已為聖多美積極布局。2013年和2014年，中國先後迎接聖多美外長和總統到訪，又在當地設立貿易辦事處，授意中國工商界人士前往考察。2015年，聖多美與國企「中國港口工程公司」正式簽署備忘錄，約定興建總值8億美元的深水轉運港，當中包括三個巨型集裝箱泊位和大量附屬設施。按照原定計劃，有關工程的第一階段將於今年上半年完成，明年竣工並投入運作。

面對北京與聖多美的新合作，昔日的馬英九政府曾表態，說不反對盟邦與對岸發展「不涉政治的經貿關係」云云，希望斷交不要在自己任內出現就是。但隨著2016年台灣政黨輪替，北京對台政策轉趨強硬，聖多美亦於年底正式與台灣分手，理由之一，正是台灣無法為深水港的龐大投資提供支持。聖多美政府確實對深水港寄予無限希望，多次高調表示深水港建設絕非止於面向幾內亞灣市場，還要放眼亞洲與南美，以成為海上貿易航線樞紐為目標。

可惜故事並未按劇本演下去，中國外長王毅今年1月出訪聖多美期間，忽然表示「中方正在審視建設深水港的經濟效益」，明顯開始打退堂鼓；聖多美總理今年2月接受葡通社 (LUSA) 專訪時，突然低調宣佈「由於財政困難」，原來的8億美元深水港方案，已被另一個總值8000萬美元的漁港方案取代。從種種蛛絲馬跡推敲，一種可能性是北京從無參與建造聖多美深水港的打算，由始至終，只是為了台灣因素，才虛晃一招，這自然是台灣媒體傾向相信的版本。但與此同時，也存在另一種可能性：IMF作為聖多美公共財政的最重要金主，曾指出深水港方案的預期耗資是「聖多美全國當前債務的一半」，擔憂最終會被這「大白象」拖垮；由於聖多美的IMF貸款決定了這國家能否從其它國際機構獲取借貸，北京亦不會對IMF的勸喻無動於衷。

假如後者為真，IMF的「勸喻」是純技術判斷，抑或存在陰謀論眼中的「西方政治考量」，見仁見智。即使前者為真，也難以令聖多美對華關係出現重大波折，畢竟新的漁港計劃同樣要依靠中資支持，加上身為葡語國家的聖多美亦已成為「澳門論壇」正式成員，開始在不同領域與北京精密合作，選擇已經不多。除非美國對投資這個深水港重新表示高度興趣，聖多美這小國的籌碼，實在很有限。

小詞典：澳門論壇 (Forum Macau)

全稱「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2003年成立於澳門，是一個由中國發起的國際經貿論壇，旨在加強中國與葡語系諸國的經貿交流合作，以及發揮澳門的聯繫角色。隨著聖多美與北京建交，聖多美從2017年起，不再只以觀察員國身份出席，而成為正式會員了。

「穆罕默德沙拿總統現象」：埃及國家隊慘敗之後

在本屆世界盃，擁有頂級前鋒穆罕默德沙拿（Mohamed Salah）的埃及隊本來被寄予厚望，屬於小組出線的次熱門，想不到穆罕默德沙拿賽前受傷，埃及隊最終也3場全敗，零分出局，包括對「超級魚腩」沙地也全失3分，令人極其失望。不過更精采的還是賽前賽後，埃及足球與國內政局之間的張力。

首支入決賽周非洲球隊

埃及是歷史上第一支打入世界盃決賽周的非洲球隊，當時是第二屆的1934年，埃及依然是英國保護國，由王室統治。但此後埃及並未成為非洲最強隊伍，第二次打入決賽周，已經是1990年的事，當時的總統是穆巴拉克。2018年是第三次，這段期間，埃及經歷了茉莉花革命、穆斯林兄弟會掌權，又變回軍事強人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獨裁統治，政局反覆無常，足球是少數維繫各派人心的工具。穆罕默德沙拿這位國際級球星適逢其會，橫空出世，自然成了埃及人民的偶像。

穆罕默德沙拿去年轉會英超利物浦，身價達3690萬英鎊，除了是埃及壓倒性的最高身價球員，也破了利物浦的轉會紀錄。在過去一年間，穆罕默德沙拿贏盡球場內外的榮譽，當選非洲足球先生、成為英超神射手兼最佳球員，帶領利物浦得歐聯亞軍，被球迷稱為「埃及法老」，地位接近美斯（Lionel Messi）等神級球員，在埃及國內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

在今年埃及總統大選，強人塞西把所有潛在對手都以「DQ」或「勸喻」方式排除在外，穆斯林兄弟會更早已淪為非法組織，只容許一名自己的家臣陪跑，以示「民主」。在這樣的背景下，塞西雖然以97%高票當選，卻居然有超過100萬人自行在選票填上「穆罕默德沙拿」，比得到3%有效選票的那位陪跑分子，「得票」還要多一倍。

這些「選票」固然反映民眾對塞西獨裁的惡搞、反彈，但如此萬眾一心，加上前世界足球先生韋亞（George Weah）剛當選利比里亞總統，間接令非洲球星的從政前途豁然開朗，也反映穆罕默德沙拿的政治潛能，已經出現。

埃及政府對足球的政治功能和「煽動性」從來不敢忽視，曾多次因為外交原因杯葛非洲國家盃；自茉莉花革命後不久，發生了一次球場騷亂，陰謀論認為是「反革命運動」，令當時的政府以此為藉口，暫停所有國內聯賽兩年，以便「控制秩序」。

沙拿或難免「被從政」

究竟塞西政府希望擁有穆罕默德沙拿這位世界級球星、人民英雄，還是情願他從高峰滑落，以免「功高震主」？最理想的情況，自然是穆罕默德沙拿完全可控，成為塞西的工具，但由於他在海外已經有了影響力，塞西鞭長莫及，也不可能完全放心。

在過去數年，穆罕默德沙拿先後因為服兵役豁免權、肖像權、「自願」捐款等，與埃及政府產生了不少矛盾，似乎有一定勢力希望塑造穆罕默德沙拿自私自利、不愛國的形象；但與此同時，塞西也曾嘉許穆罕默德沙拿，以借用對方的人氣，可謂「邊打邊用」。

埃及隊這次在俄羅斯世界盃的集訓基地，設在20年前車臣內戰的「前前線」格羅茲尼，車臣總統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特別探訪了埃及隊，穆罕默德沙拿負責接待，兩人言談甚歡，受到不少抨擊。

這位車臣總統形象勇武，是俄國總統普京擴大在伊斯蘭世界影響力的重要棋子，也是西方眼中的狂人，卡德羅夫和他背後的普京，利用在穆斯林世界有了影響力的穆罕默德沙拿「抽水」，並不令人意外。

但究竟是哪些「輿論」高調抨擊穆罕默德沙拿，乃至傳出他「心灰意冷」，要退出國家隊？這卻可圈可點。假如穆罕默德沙拿在本屆世界盃發光發熱，塞西大概要擔心得多；那時候穆罕默德沙拿要逃避「被從政」，也更不容易。

小詞典：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 1976-）

俄羅斯聯邦的車臣共和國總統，2007年以31歲的年齡就任至今。他的父親是高加索伊斯蘭領袖，曾與車臣獨立分子馬斯哈多夫（Aslan Maskhadov）等合作，後來向俄羅斯政府軍投誠，成為車臣共和國總統，2004年被暗殺身亡。卡德羅夫隨即繼任總理，再被普京提名為新任車臣總統。他高調支持普京終身執政，自居「高加索強人」，不時有違反人權的報道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