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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日星期五

《格拉斯哥流浪》/曾若華

提起「格拉斯哥」,球迷一般會想起蘇格蘭球會「格拉斯哥流浪」,新晉歌手曾若華(Jude)的同名歌曲卻不是以足球為背景,而是講述自己在英國成長的故事。填詞人梁柏堅描繪失戀後的流浪,不過將歌詞放在蘇格蘭統獨問題上理解,也能得到有趣的「二次解讀」。

蘇格蘭曾長期是獨立國家,一度和法國結盟制衡英格蘭,直到1707年與英格蘭合併,但本土意識從未消逝,也保留了自己的語言文字。現代獨立運動自一戰後開始成形,但真正得到能量的還是在貝里雅的「權力下放改革」之後,重新得到自己的議會,並令獨派看到成功的希望。他們面對相鄰的愛爾蘭共和國時,固然有如「舊夢內等釋放/沉船難以靠岸/門匙埋葬對岸」,因為愛爾蘭從前也是聯合王國一部份,一戰後才獲得獨立。

2012年開始醞釀的統獨公投,猶如「是我獲自由重生的驗證」,背景是獨派不滿英國保守黨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期望透過仿倣北歐諸國,將蘇格蘭改造成高稅收福利國家。然而即使公投前的民調顯示,兩派支持度相差不足百分之一,但結果過半數人仍選擇維持現狀,令獨派難免有「歷史命運就像重複」的無力感。

但這卻並不代表「蘇獨」議題自此消失在英國政治的議程,恰恰相反,運動才剛剛開始壯大。在2015年國會大選,主張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NP)除既有蘇格蘭執政權外,在英國國會的議席也由6席大增至56席,成為全國第三大黨,成功的一大原因,就是在統獨公投期間拓展了地方網絡,並令議題炒熱,令蘇格蘭政客即使是「統派」也要是「本土派」,地方意識已全面抬頭。若英國首相卡梅倫無法在6月的脫歐公投說服人民留歐,則親歐的蘇格蘭民族黨有可能重提公投脫英,並嘗試獨立加入歐盟。獨派「如何能還以顏色,如何能填上空隙」,必然會是未來蘇格蘭政壇反復出現的議題。

說到「顏色」,這首歌的MV有豐富而戲劇化的詮釋,而格拉斯哥作為蘇格蘭最大工業及港口重鎮,「從前桃紅與綠色」除了是熱戀的顏色,也可以是昔日的格拉斯哥標記,象徵了傳統民族服飾「Highland Dress」;「現在是白與灰色」除了代表失戀,卻也彷彿今日記認,象徵了格拉斯哥工業化後的工業廢氣。假如我們真的「流浪去」格拉斯哥,當能發現那裏和英格蘭本部的大不同,若有朝一日再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其實毫不為奇,畢竟「歷史/舊夢又再重覆」,原是常態。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4月1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74040

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

《說不出的快活》/葛蘭

日前看過重演的舞台劇《野玫瑰之戀》,改編自1960年葛蘭主演的經典電影,實在難以想像那個年代可以這樣超前。葛蘭不少歌曲都深具國際特色,可說是第一代本土身份、中華情結和國際元素的混合,《野玫瑰之戀》等同「中國卡門」,幾乎所有歌曲都成了國語經典,最著名的一首,大概是《說不出的快活》(JaJambo),因為九十年代電影《風塵三俠》新詞翻唱,也廣為新一代認知。

究竟甚麼是「JaJambo」,一直是一個謎,主流解釋「Jambo」是東非Swahili語的「Hello」意思,但也有說是其他文字,真相就留給電影學者們考據了。假如真的是Swahili語,這就比Beyond以Swahili唱《Amani》早了30年。其實,這語言並非我們想像中的冷僻,英國威廉王子就專門學過Swahili,以方便到東非交流;而英國建立全球殖民帝國期間,東非一帶港口和亞洲的亞丁、科倫坡、新加坡等關係密切,堪稱第一代「一帶一路」,各種簡單單字經常在港口出現,包括Swahili。當時香港和南洋關係密切,不少電影大亨、影視紅星都有兩地身份,口中說「Jambo」作為調情的外來語,以鋪墊之後的「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幾時我有這麼高興過」,也不是天方夜譚。

這種滲入英語以外簡單外語的經典老歌,起碼在葛蘭身上,就有不少,例如舞台劇也有出現、曾被葉玉卿翻唱的《打噴嚏》,開首第一句就是德語單字「Gesundheit」:在德國,有人打噴嚏後,對方習慣說這字,意即「身體健康」或有「祝你幸福」之意。相信在六十年代香港,這類文化crossover是潮語的一種,也符合《野玫瑰之戀》主角的舞女身份:當時舞女要學貫中西,既要懂得中國傳統舞蹈,又要接觸西洋、日本等不同風格的時髦,也許是全香港最國際化的人之一。

《說不出的快活》作曲的是日本人服部良一,在20世紀中日關係大大有名,曾為李香蘭創作《蘇州夜曲》,為《野玫瑰之戀》創作的一系列歌曲也不是改編自日本歌,而是原創。至於電影的改編歌,更是多元化的令人震驚,例如有改編法國歌劇的《卡門》(就是「愛情不過是一種普通的玩意」那一首),改編意大利歌劇《弄臣》(即莫華倫《女人最善變》原曲)的《賭徒歌》,改編奧地利歌劇的《風流寡婦》,改編以日本為背景的另一意大利歌劇的《蝴蝶夫人》等,幾乎是一課世界歌劇入門。反觀今日香港,要感受那種味道,卻已不容易了。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3月18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72539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反叛》/陳慧嫻

日前陳慧嫻舉行演唱會,台上說了幾次,她現年已51歲,出道超過30年,日月如梭。雖然她有段時間頗為低沉,但這次concert狀態大勇,令人回味,開場第一首歌《反叛》,更適合今天不同世代重溫。

《反叛》改編自日本作曲家渡邊茂樹作品,時為1986年,林振強的詞講述了當時香港年輕人的「反叛」心態,雖然今天看來有點老套,但那精神卻歷久常新,和今日「廢青」形象一脈相承。那時代的陳慧嫻走日本少女路線,甚至錄過日文歌,當時日本經濟極盛,香港樂壇幾乎依附東瀛而生,兩地社會狀態也有不少可比之處,都是處於經濟逐步富裕、開始追求心靈充實的階段,所以《反叛》的內容,也是日港兩地的共同寫照。

那年頭,中產階級蓬勃發展不久,不少新晉中產都希望通過自己爭取到的物質條件,讓子女過著他們從前想過、卻沒有機會過的生活。但新一代的想法卻截然不同,追求的是心靈解放,這樣的思想落差,令世代矛盾,由此而生。「親戚都誇張的說/沙灘中充滿壞人」,即為典型:六十年代經濟騰飛前的社會是不會那樣的,孩子在沙灘、球場是天經地義,反而社會富足了,「屈打成性」的怪獸家長卻開始出現。「爸媽都關心的說/應專心家裡練琴」,更是典型中產病,令「學琴」在東西方文化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含義:一邊是功課、壓力,另一邊是藝術、自由,結果自然也是「反叛」。

歌詞最精采是這幾句:「快要踢爆汽水罐/因抑鬱塞滿血管/成年人常令我煩悶」,極形象化地概括了青春期那種無形鬱悶,反映從前的大家庭不再,小康之家管束更嚴,有了菲傭、私家車,青年卻走進另一牢籠。「師長很關心的說/不溫書怎會做人/爸爸很緊張的說/不准穿短褲熱裙」,這幾句老生常談,放在西方卻另有所指:越戰時西方出現「垮掉的一代」,性解放無處不在,不要說「短褲熱裙」,嬉皮士的放浪形骸也是常態,家長就是認同保守主義,也知道物極必反的道理。但是到了東方社會,卻是單純的高壓圍堵,反彈只會更誇張。

果不然,到了日本經濟泡沫爆破,九十年代的青年不會再高喊「反叛」,一切行為都已遠超八十年代的道德規範;雖然香港經濟持續繁榮,但信心危機、貧富懸殊等,也令新一代面對同樣困局。至於《反叛》那年代的少女,今天都已成51歲的大媽,到轉頭來卻處處責備「廢青」,回想當年,自己高唱「實在我喜愛夜半」,實在是彷如隔世的諷刺。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3月11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71700

2016年3月4日星期五

《西伯利亞人》/挽歌之聲

作為香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改詞工業」一直是極富創意的集體行為,由高登討論區興起的「高登音樂台」創作,更是佳作紛呈,不少滲入國際視野,例如早前寒流襲港期間出現、改編自陳小春《失戀王》的《西伯利亞人》。

《西伯利亞人》取材自網絡廣傳的「西伯利亞潮文」,講述在正常人覺得寒冷時,「西伯利亞人」還在日光浴云云,並延伸了多個版本,例如欣宜版(常人要減肥的體重、欣宜還在食雪糕)、長壽老人版(常人在養老的年齡、長壽老人剛開始找工作)等。當時香港錄得多年最低溫度,出現介乎飄雪和「小冰粒」之間的奇景:「全球人都不禁要問/我在負五當天/會穿得夠麼」;但相對每年冬天循例下雪的地方,自然是小巫見大巫:「怎得知/我在湖邊燒鴨翼/而再負五先加衣過」。當然,習慣下雪的地方多有室內恆溫,當地人在室外是否特別耐寒,其實也難說,除了那些未有現代科技前,就習慣在冰天雪地生活的人,才肯定貨真價實。這些人,根據網絡潮文,自然是西伯利亞人:「我是一個西伯利亞人/冬天激發抵抗力/能承受零溫」。

要是深究誰是「西伯利亞人」,也是十分有趣的。作為一個地理名詞,「西伯利亞」幾乎已成為北亞的同義詞。東亞、南亞、西亞都有眾多國家,唯獨北亞沒有自己的獨立國,大部份都屬於俄羅斯領土,而俄羅斯雖然擁有亞洲土地多於歐洲,但一般被視為歐洲國家,令「北亞身份認同」嚴重滯後。西伯利亞地區自然有自己的原住民,中世紀也建立過自己的國家(例如「西伯利亞汗國」),但由於地廣人稀,注定只能成為外來侵略者的附庸。自從俄羅斯進駐後,原來的西伯利亞人,已成了西伯利亞地區的少數民族。今天在西伯利亞,原住民只佔總人口約10%,其餘都是俄羅斯人、俄化烏克蘭人等。

不過這片蘇聯時代以放逐政治犯著稱的地方,在蘇聯解體後,也有過獨立運動。例如俄羅斯聯邦最大的共和國、面積等於五個法國的「薩哈共和國」(Sakha Republic),理論上是西伯利亞原住民「雅庫特人」(Yakuts)的國度,他們也希望立國,不過人數遠遜鵲巢鳩佔的俄羅斯人,而未能成事。近年,他們配合境內俄羅斯人,改為主張成立留在俄羅斯境內的「西伯利亞共和國」,爭取加強控制境內豐富資源的自主權力,雖然在普京的中央集權鐵腕統治下難以成功,但在未來隨著全球變暖、科技發展,肯定成為其他大國滲入俄羅斯的通道。說不定這首詞的最後一句:「再低溫/可以活的人是我/你哪會望我震」,有朝一日成為西伯利亞獨立讚歌,亦未可知。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3月4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70763

2016年2月26日星期五

《東方之珠》/甄妮

樂壇前輩甄妮做了不少開風氣之先的事,例如以亡夫精子人工受孕誕下女兒,她的國際背景也別具特色。港人認識她是因為《奮鬥》、《明日話今天》等第一代經典廣東歌,其實以前甄妮已經在台灣大紅大紫,影響力遍及東南亞,而她在澳門出生,父親是奧地利人,永遠都有一種混血味道。但最能代表香港的主題曲,卻正正出自她的演繹,那是1981年TVB劇集《前路》主題曲,顧家煇作曲、鄭國江填詞的《東方之珠》。

我沒有看過這劇集,但曾聽不少背景大異其趣的前輩,都鍾情於這首歌,他們有商家大亨,有政黨領袖,也有陳雲教授那樣的本土派學者。 其實「香港主題曲」並不缺乏,但它們不是有理沒理的一片官腔正能量,宣傳味濃得不能出口(例如《香港是我家》),就是被抗爭群眾拿來激勵士氣,乃至在新時代逐漸被廢武功(例如《海闊天空》)。唯獨《東方之珠》,歌詞既有深刻情懷,又沒有任何片面的定論,恰恰反映了真實的香港。

全曲高潮所在的是這一句:「若以此小島終身作避世鄉」。「避世」,是上幾代人來香港的主要目的,每一次中國內地戰亂,都是香港人口大增之時,1949年後的南來人口是最明顯例子,以前歷次中國內戰,也有跑到香港來的人。他們既有國家級知識份子、國際級商家,也有身無分文的築夢者,來香港時不知道會留多久,只是要「避世」。這句歌詞的重點是一個「若」,就是說「假如」「終身」在「小島」,就要以截然不同的心態面對。

一般歌曲說到這裏,自然應該不斷強調這「小島」有多美好,但《東方之珠》卻盡道繁榮背後的黑暗:「此小島外表多風光/可哀的是有人仍住陋巷」;「小島中路本多康莊/可哀的是有人仍是絕望」。這幾句極富前瞻性,說出香港表面上繁榮安定,「可喜的是眼前繁盛現狀」,但金玉其外,其實充滿計時炸彈,「風光」的只是「外表」,而「仍是絕望」的人,被表面的繁榮蓋過,只能越走偏鋒。這些「深層次問題」不能解決,無論怎樣正能量,也難掩心底的彷徨,而單單強調「獅子山下精神」的既得利益者,就顯得「何不食肉糜」。

那「東方之珠」的未來怎樣?表面上,是明天會更好的主旋律:「群力願群策/東方之珠更亮更光」,這是一種wishful thinking,「願」。而且歌詞也強調,來香港「避世」的上一代,也經過種種風浪,單是進入香港的途徑,不少已是驚濤駭浪:「念舊日信念何頑強/幾經風暴雨狂還冒巨浪」,故此一切不能沒有信念、沒有希望。問題是,昔日「信念何頑強」的一代人,似乎是頑強地求生、賺錢,都於頑強地建設香港,所以這一代人到了今天,一般極其保守,而且對新一代其實同樣頑強的精神,顯得毫不理解。

現實世界,卻是這樣的:「新的迫害/新的引誘/有正有邪/何處是岸」。「有正有邪」四字,尤為可圈可點:儘管1981年的香港,已比當下簡單得多,但還是充滿各種勢力角力,對一般人而言,根本不知道誰在操盤,英國、中國、美國、蘇聯,雖然都以香港為大棋局,局中人卻不能見全貌。到了回歸後,充滿「新的迫害/新的引誘」,究竟何以自處,不同人自有不同選擇,但無論選擇何方,都回應了第一句:「極目望/困惑而徬徨」。結果,甄妮本人選擇在台灣農莊終老,顧家煇定居加拿大,鄭國江留在香港退休,新一代TVB劇集演員以登陸中國市場為奮鬥目標,「有人仍是絕望」的一群比從前更絕望,但深信他們聽起這首歌,依然有不一樣的共鳴。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2月26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9972

2016年2月19日星期五

《海旁獨唱xLa Isla Bonita》/葉蒨文xMadonna

樂壇天后麥當娜(Madonna)出道30年,終於來到香港開concert,最期盼她唱出的,依然是《La Isla Bonita》。這首歌有一個香港版本,就是葉蒨文的《海旁獨唱》。歌詞換成中文後,完全切割了原曲的拉丁特色,唯獨歌名留下了一個索引,這也是第一次聽這首歌時的常見問題:為甚麼是「海旁」?

「La Isla Bonita」是西班牙語,意思是「美麗島」,歌詞稍後交代這個島叫「San Pedro」,據說講述中美洲國家伯利茲(Belize)的一個小島,但美國也有一個同名小鎮。後來伯利茲政府老實不客氣,以「麥當娜名作的故鄉」招徠遊客,也就搶去了歌曲的「背景主權」。既然原曲一切,都在小島發生,林振強的詞,也刻意以「海」、「浪」、「濤」貫穿一切:「這晚若未破浪回來」、「看浪濤來又去她不變改」、「臨別世上時她也看海」,卻變成了一個滄海桑田的故事。

然而「La Isla Bonita」之所以成為經典,全在於製造了拉丁motif,和crossover拉丁文化的前瞻性。麥當娜表示,這首歌是獻給「美麗而神秘的拉丁美洲人民」,而今天我們熟悉的那些拉丁天王天后,當時還未出現,但麥當娜和團隊已預視了拉丁市場的潛力。除了歌名,歌詞還有幾句西班牙獨白,例如開始時的「Como puede ser verdad」(how can it be true),和完結時的「Te dijo te amo」(he told you I love you)、「El dijo que te ama」(he said that he loves you),這些雖然只是一般美國人會的基本生字,但加上提及「Samba」、「Spanish lullaby」等,和各種拉丁樂器的配搭,已足以令歌曲走出美國。麥當娜後來飾演阿根廷國母貝隆夫人,證明了自己能演出富深度的角色,多少也是源自《La Isla Bonita》的緣分。麥當娜後來也嘗試在歌曲加入其他文化motif,例如日本,以打入其他市場,這可是全球化的好題材,不過這裏不贅了。

香港版的《海旁獨唱》強調了「獨」:「她仍到海旁在唱在唱/已變灰的鬢髮風中蕩漾」,《La Isla Bonita》的氣氛則相當熱鬧,之餘還有一種立體感:麥當娜在MV一人飾演兩角,一個是虔誠的女教徒,另一個是熱情奔放的拉丁Flamenco女郎,後者是前者的夢境,但也是潛意識的真我。這種演繹,反映出生在天主教家庭的麥當娜本人的心路歷程,也側面講述了教會和拉丁文化的兩個面向,令歌曲比單純的訴諸情愛、熱鬧,有了更多層次,這感覺就不容易在《海旁獨唱》出現。不少麥當娜的名作表面上放浪形骸,其實都在探討人性抑鬱的潛意識,也有不同的宏觀時代、社會、宗教背景,相信她的歷史地位,會比現在更高。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2月19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9130

2016年2月12日星期五

《一起去阿拉斯加》/藍奕邦

藍奕邦出道以來,一直有留意他的作品,因為他是少數讀國際關係出身的香港歌手。他在美國Georgetown University讀國際政治與文化,那是以國際關係著名的美國大學,出產外交官無數,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就在那裏任教。說來,我同期也在美國讀國際關係,Georgetown也收錄了我,幾乎就是他的同學。後來我在華盛頓Brookings Institution工作,不時專門走去Georgetown聽課,包括找奧爾布賴特拿了她的簽名著作,那都是後話了。

數年前,看過一篇陳曉蕾對藍奕邦的訪問,知道這首《一起去阿拉斯加》是紀念其母親的作品,他母親健康時,和父親同遊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那是一個美麗得要帶淚觀看的天地/既又險峻卻又貞潔/是人間的驚與奇/世上可會有份真愛/會共這裡配得起能/值得與我分享/在世的優與美」,不久後患癌離世,曾說希望復原後和兒子再遊當地。無獨有偶,不少身邊朋友和阿拉斯加的聯繫,都和親人有關。大概會到阿拉斯加旅遊的人,年輕的相對不多,不少都是退休人士,尤其是乘坐遊輪,到那裏看北極圈的冰川。而遊輪團節奏極慢,年輕人要不是陪家人同遊,就是能承擔這花費,也不愛那杯茶。結果,阿拉斯加卻成了不少人重結親情的樞紐,這大概是當地人始料不及的。

在外人眼中,阿拉斯加一片冰天雪地,自然是和大自然交合的聖境:「零下的天氣/雪亦很厚/極其恬靜/就如清修」。作為美國最大、人口密度卻最低的州,阿拉斯加確實保存了不少原生態;不過阿拉斯加居民的「在地」心態,卻是很支持發展的。雖然美國從沙皇時代的俄羅斯手中購買阿拉斯加時,被當時輿論視作「天下第一蠢事」,但一百年後,這已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划算的投資。自從阿拉斯加發現石油,商機處處,而且不時有新發現和新基建,發展和保育的平衡,主導了州內政治。

公眾形象備受爭議、以特朗普式民粹言論著稱的美國「茶黨女王」佩琳,在阿拉斯加卻極受歡迎,多少反映了民情。作為在阿拉斯加土生土長的前任民選州長,佩琳的最大政績,就是凝聚朝野共識「拼經濟」,調整石油企業和政府間的失衡關係,嚴打企業貪污,換取民間對大規模發展的支持。與此同時,她的全部視野幾乎局限在州內,到了出任州長數年後才申請護照,因為之前都不用出國。除了左翼環保團體外,一般阿拉斯加人大多認為州內資源太多,加強開發是無可厚非,何況他們並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湖上的冰塊繼續飄泊/極其脆弱/面臨碎裂/心一碰也即裂/問那位肯前來冒險/就算冰川/都已漸融/但我心願還未變」,說的自然是比喻,但阿拉斯加冰川漸融,卻也是環保人士的憂慮。某程度上,阿拉斯加生態旅遊的重要性不在經濟,而在於一種形象建構,只要外間肯定當地的原生態地位,環保人士如何高調反開採北冰洋石油,都難以打入主流論述。世間無恆,不要假定阿拉斯加五十年後一切如常,到了老去才坐遊輪遠眺,何不活在當下,和身旁珍愛的人一起去阿拉斯加?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2月12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8331

2016年2月5日星期五

《重回布拉格》/林一峰

《重回布拉格》是林一峰2003年自彈自唱的作品,以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舊情為背景,是不少新一代第一次接觸「布拉格」的途徑。對不同世代而言,布拉格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想像:冷戰一代成長的人,會知道被蘇聯軍隊鎮壓的「布拉格之春」,「布拉格」彷彿代表了鐵幕、極權;但冷戰後的一代,卻接觸到一個極其國際化、處於歐洲中心、充滿歐陸小資情懷的布拉格,「布拉格」就成了「浪漫」的代名詞。其實,捷克作為一次世界大戰後獨立的新國家,在兩次大戰期間,也曾成為歐洲民主燈塔、文化重鎮,不少數十年前的布拉格回憶,反而暗合今天布拉格的形象,這也是歷史的輪迴了。

「重回布拉格/沒有變的古城」,這裏的「古城」自然是被稱為全球最大城堡的Prague Castle。古城興建於一千年前,歷朝歷代統治者都有改建,令城堡成了千年建築史博物館,但無論是奧匈帝國、納粹黨還是共產黨,都沒有破壞城堡的基本模樣,古城「沒有變」,布拉格才得以保存原來的味道。至於「經過繁忙咖啡店」指的「咖啡店」,自然不止一間:捷克在19世紀期間發展迅速,咖啡店大舉出現,令布拉格成了中歐繼維也納之後的又一文青基地,到了今天,不少咖啡店改回19世紀的裝橫,令遊客「重回」昔日布拉格。「越過麥田夜空飛行中/還掂記誰的心跳」,相信是指捷克農業區的廣柔麥田,近年也出現了被指為「外星人手筆」的神秘麥田圈,大概是人為製造,但也反映了捷克連農業區也越來越和「國際文化」連成一體。

把布拉格化為種種詩意的代表人物,在林一峰之前,自然不得不提捷克國寶級作家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他曾六次獲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笑忘書》等,成了歐洲文青的床頭閱讀。昆德拉曾參與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往後作品被列入黑名單,被逼流亡法國,才到達創作生涯高峰,作品大多講述蘇聯影響下的捷克日常生活,不無反映心底裏希望「重回布拉格」的慨嘆。不過捷克脫離共產主義後,昆德拉卻選擇長居法國,也許是回憶還是抽離比較好:「再不見面也好/但這心事你可知道/我應該笑著回憶/你讓這生命再不枯燥」,這是不少文人深愛一個地方需要的距離感。當然,陰謀論者會認為昆德拉不願回國,是擔心早年疑似當共黨線人的經歷被秋後算賬,正如道德份子把林一峰音樂列為「同志樂」,但明白布拉格精神的人,只會一笑置之。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2月5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7601

2016年1月29日星期五

《天梯》/C AllStar

不少上一代的人經常慨嘆,香港流行曲再出不了長青作品,這自然不是事實。像C AllStar的名曲《天梯》,講述的愛情故事既有所本、充滿歷史感,同時又能讓不同時空、地域的人自行代入,幾乎肯定成為百年後的經典。

相信不少朋友對「愛情天梯」的故事已不陌生:話說一對重慶男女相戀,女方比男方大十歲,而且是寡婦,為逃避世俗眼光,避居深山,與世隔絕,但為了方便下山找生活用品,男方一力開鑿了一條6000多級的階梯連接深山:「能共你/沿途來爬天梯/不用忌諱/中傷流言全悍衛」。差不多50年後,這對夫婦被記者發現,天梯的故事廣泛報導,各界驚為天人:「幾多對/持續愛到幾多歲/不轟烈如何做世界之最」。男方於2007年先行一步,《天梯》創作於2010年,女方隨後於2012年去世,那條6000多級的天梯,已成為旅遊景點。

然而傳奇之所以有機會出現,也離不開時代背景。二人私奔深山時的1956年,可說中國歷史的轉捩點之一:雖然中共早於1949年建政,進行了「三反五反」等運動,但對一般人而言,還是屬於相對的太平盛世,既承繼了民國時代的文化和思潮,又取締了國民黨種種貪污腐敗,不少上一代內地親人談起,都在懷緬那時代。毛澤東在1957年開始「反右」,1958年實行「大躍進」,更不用說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在那段日子,即使再有如此浪漫的愛情故事,也不容易走到深山逃避「革命」,弄不好,還不知道有什麼罪名,「當生命仍能為你豁出去」也不容易。老人在2001年遇到記者,第一句問「毛主席他老人家身體可還好」,明顯發自內心,承載了那些年中國農民的樸實情懷。不過二人雖然居於深山,卻有不定期往返市區,甚至還送孩子到小學唸書,不會對外間一無所知,究竟長期隱居完全是為了愛情,還是順道避世,就不得而知了。

《天梯》歌詞成功之處,正正在於同時保留了這個避世的空間,讓不是「愛情至上」的人也充滿遐想。例如歌曲起始一句:「如可找個荒島/向未來避開生活中那些苦惱」,基本是抽離於天梯故事的,「找個荒島」、逃避現實,不正是不少香港人絕望中的狂想?「能相擁到白頭/一起偕老/不跟天鬥高」這句也精警,「毛主席他老人家」正是以「與天鬥其樂無窮」著稱,他的名作《沁園春・雪》就有「欲與天公試比高」一句,似乎逃到深山,才是逃離那非常時代的途徑。「千夫所指裡/誰理登不登對/仍挽手歷盡在世間興衰」,更有滄海桑田的感慨,人世間幾多興衰,卻沒有影響山中生活,彷如傳說的「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當我們都在尋找心目中的天梯,而遍尋不獲,《天梯》成為經典,順理成章。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1月29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6777

2016年1月22日星期五

《亞細亞的孤兒》/羅大佑

台灣大選,港人望梅不能止渴,但也高度關注,反映的除了無奈,其實還有一種隱隱然的「亞細亞身分認同」。某程度上,香港和台灣、新加坡、日本等的文化傳承頗有共性,在全球化時代的未來,或會成為香港的最後逃生出路,亦未可知。在台觀選期間,不期然想起一系列有社會意識、國際視野的台灣經典歌曲,例如羅大佑的《亞細亞的孤兒》。

先看歌詞:「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這樣的描述,實在有太多案例可對號入座,但總括而言,都是說東方土壤上的異端存在,暗示了文化差異,亦暗示了在所在地的白色恐怖。又看這一段:「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活脫脫就是被打壓的形象,面對強權明擺著的權力遊戲,「多少人在深夜裏無奈地嘆息」。

據羅大佑透露,這首歌是影射被美國斷交後的台灣人,當時台灣上下一片恐慌,既不滿美國拋棄盟友,又擔心大陸進犯,不過那時候,卻是台灣經濟、民主都大有進展的時期。這首歌還有另一個時代背景解讀,就是講述國民黨撤退到東南亞的殘軍,既不容於當地政府,又繼續被中共圍剿,成了「亞細亞的孤兒」,後來王傑為電影《異域》翻唱這歌,更確立了「官方解讀」。其實《亞細亞的孤兒》來自四十年代台灣作家吳濁流的同名小說,講述日治台灣非中、非日的複雜身份認同,歌詞放在那個語境,同樣合用。

羅大佑成功之處,正是提供了可供自由詮釋的歌詞,「亞細亞」作為「泛亞洲認同」的符號,更是可圈可點。回看羅大佑的政治、社會取態,正正反映了可供不同演繹的可塑性:一方面,他不少歌曲在國民黨管治時期被禁,歌詞被看作反抗獨裁的清泉,到了民進黨執政則高調反扁,來到香港也不時諷刺時弊,不為北京所喜,但去年依然不怕封殺,親身支持香港雨傘運動。另一方面,他又能在北京設立工作室,在大陸公開演出,同時維持在台灣的地位,雖然有「大中華情結」,但又因為《皇后大道東》等歌曲依然受香港新一代歡迎。

《亞細亞的孤兒》的另一面,其實是在亞細亞任何地方都能生存的的「亞細亞的寵兒」,這對我們啟發甚深。身在此刻香港,明顯已成了孤島,不可能不對同一份歌詞對號入座;但想深一層,要當孤兒還是寵兒,其實是一線之差。這份歌詞,越讀越有味道。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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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5日星期五

《橫濱別戀》/李蕙敏

在日本期間,自然想到不少以日本為背景的舊歌,其中一首李蕙敏九十年代的《橫濱別戀》,同期還有大熱的《活得比你好》。但也唯有身在日本,才能容易領略歌詞背後的文化底蘊,特別是為何異國風情的「別戀」要在「橫濱」,歌詞那「悄靜咖啡座」又是甚麼回事。

美國以砲艦政策逼令日本德川幕府開國時,首先在1854年開了下田、箱館,再在1858年的《安政條約》多開四港兩市,包括神奈川港,也就是今天的橫濱前身,所以歌詞才不斷強調港口風光,「這夜遠岸全沒和應」、「沿海橋邊曾溫柔擁吻」。橫濱港在1859年(安政6年)6月2日正式被「開」,這日子至今成了橫濱的「開港紀念日」。換了是中國,被不平等條約強開港口的日子,居然要大事慶祝,恐怕匪夷所思。

有了這背景,橫濱就成了日本早期最多外國人居住的地方之一,具備了「別戀」的所有元素。全日本最大的唐人街、但其實已相當本土化的「中華街」固然在橫濱,西方人聚居的關內區也是,有一個外國人公墓,下葬了數千位對日本發展有貢獻的外國人,今天已成了遊客區。歌詞中充滿西式風情、「怨曲中跟你認識」的咖啡座,「回憶橫濱黃街燈」,不少都可追溯到那個時代。到了二戰後,美軍一度以橫濱為基地,也令當地的西方文化再次復興。

但在現代社會,需要「別戀」,還得方便。地圖上,百多年前,從前橫濱和東京被看作兩個距離頗遠的城市,但今天橫濱已成為「大東京」suburb的一部份,不少人住在橫濱,卻在東京工作:「你獨個生活/這東京不再陌生」,就是這麼回事,到橫濱的遊客也大多不過夜。要在橫濱談情,依然可以東京為基地,這種似遠還近的距離,也是「任這異國氣溫/來動情留下我」的魅力所在。這種氣氛,自然不是日本獨有,例如上海也有一個類似橫濱外國人公墓的「萬國公墓」,葬了極多中外名人,民國時也有不少浪漫故事。可惜在文革期間,公墓和人的下場,都是慘不忍睹。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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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8日星期五

《加爾各答的天使:德蘭修女》/鄭秀文

樂壇天后鄭秀文在九十年代有兩首內容很國際化、旋律卻很「大路」的名曲,一首是《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以波斯尼亞內戰為背景;另一首是《加爾各答的天使》,以在印度扶貧的德蘭修女為背景,兩首詞都是林振強的作品。筆者對前一首十分喜愛,但從來覺得後一首相當不討好、濫情而「離地」。適逢德蘭修女快將被梵蒂岡封聖,正是重溫的好時機。

德蘭修女成為世界知名人物,源自197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她遠離歐洲老家,「走到印度窮鄉僻壤拯救窮人」,成了外間的套版形象,也是這首歌的基調。相信沒有人會質疑德蘭修女希望做好人好事的善意,問題是方法。而偏偏是她的扶貧方法像其他NGO一樣,隨著一切越來越透明化,也越來越受爭議。

歌詞說,「大地上那遠處有個修女/她穿梭臭又髒的廢墟/地上病痛者也抱進手裡」,反映的,活脫脫是一個聖人形象。然而德蘭修女創立的慈善機構,卻一直堅持以最原始的方式治療,沒有任何現代化醫療設備,希望拯救的是窮人的「靈魂」,而不是令他們脫貧。與此同時,她得到大量捐款,沒有放在醫療設備、或讓人可持續發展的福利,卻令修女們的衣食住行大有改善,這正是不少給予NGO的捐款落在「行政費」上、卻落實了「可持續貧窮」的通病。批評德蘭修女的人說她不是「窮人」的朋友,而是「貧窮」的朋友,雖然犬儒,卻頗堪玩味。

歌詞交代德蘭修女「含淚說著愛要愛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獻」,換個角度而言,卻也唯有營造一種慘情感,才能符合「愛到痛心」的奉獻需求。筆者有朋友訪問過她建立的醫院,一來沒有太多病人,二來設備極度簡陋,比公立醫院更差,而她得到巨額捐款、包括來自眾多獨裁者和金融騙徒的「洗黑錢」捐款,卻是眾所週知的事。我的朋友當時就懷疑:究竟設備如此簡陋是資源不足,還是刻意為了營造一個「很慘很慘」的「真心奉獻聖壇」?真的連換一個電燈膽的錢都沒有麼?

這些批評能否成立,畢竟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數據,卻是客觀的。雖然德蘭修女的機構依然不公開財政狀況,但其他印度NGO卻是公開的,每天派發數以萬計免費餐的大有人在,規模和效益,比德蘭修女的似乎大得多,國際知名度卻不成正比,也沒有人歌頌他們是「天使」。何況加爾各答偏偏不是印度最需要幫助的地方,雖然窮人多,但也是發達的經濟中心,不少本地人在默默當「低調天使」,不過不為外人所知罷了。

德蘭修女成為國際知名人物的背後,其實代表了天主教勢力在南亞次大陸這個印度教、伊斯蘭教的據點落地生根,這未嘗不可。問題是德蘭修女堅持的天主教基本教義和當地實際需要大有出入,義工大多不懂當地語言文化,也沒有參與社區建設或維權運動,卻很在意出席國際活動,在一般印度人看來,自然有一種「被慈善」的無奈。不知是否這種感覺太令人不自在,《加爾各答的天使》始終難像《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那樣大行其道,今天聽起來,甚至有種淡淡的諷刺。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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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日星期五

《目黑》/周國賢

在東京深夜,心血來潮,忽然想起周國賢的《目黑》,禁不住專門坐JR山手線到目黑站,尋找「坐下在目黑區深宵那個摩斯漢堡店」。其實多次經過這個站,就是沒有出來;而和目黑相對的「目白」,就在我住的地方旁邊。

「目黑」地名由來有多個說法,似乎歷史久遠,最廣為流傳的是說源自德川幕府時代。由於幕府以江戶(今東京)為大本營,需要鎮守「氣運」,於是供奉了「五色不動明王」,在江戶的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目黑不動明王」就是其中一尊,其他還有目白、目青、目黃、目赤。落實「五色明王」計劃的,據說是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也就是德川家康的孫子,他任內確立諸侯參覲等政策,「強政厲治」,而請來五色明王。目前目黑不動明王還在,我也專門去找過,不過旁邊儘是現代化建築,早已沒有當年「鎮守」的氣派,其他幾尊明王據說還被搬過家,和數百年前的「氣運」,已不可同日而語。

建議幕府請來五色明王的天海僧,也是相當傳奇的人。他可說是德川幕府的國師,追隨德川家康打天下多年,在他死後繼續輔助三代子孫,立下無數功勞,相傳以百多歲高齡辭世。民間有說他是上一代幕府的後裔,又有傳他就是策劃「本能寺之變」暗算織田信長的明智光秀,當然都是穿鑿附會,但也反映他的神級形象。天海這種僧人,自然不是單純的佛教徒,正如輔助中國明成祖登基的道衍大師姚廣孝,也是佛道陰陽兵家甚麼都修;天海建議迎來五色不動明王,就揉合了陰陽學、風水學,而德川家康死後如何下葬,也完全是風水局,可見「目黑」之由來,充分反映了當時日本信仰的駁雜。

至於填詞人黃偉文筆下的「摩斯漢堡店」,自然不是目黑獨有,而是日本相當流行的連鎖快餐店。我在深宵找到那小店,原來早已關門,附近夜店頗多,漢堡店門前站著一個似乎是兜生意的江湖人士,自然也感受不到半點《目黑》的浪漫氣氛。不過歌詞提及漢堡店,也不是沒有其他意思的:目黑是東京其中一個使館區,理論上也是外交人員活動的地方,雖然這些使館大多代表第三世界國家,但畢竟製造了相對國際化的土壤。至於外交官會否到摩斯漢堡店,就不得而知了。

《目黑》最動人之處,當然不是這些時代背景,而是多重相關的意境。在名叫「目黑」的地方,一雙異地戀人雖然共同擁有「黑色眼睛」,但並不能輕易溝通(「默默用著雙手談情/然而漢字會一點」);不過在現實世界,歌手周國賢的太太卻是來自異鄉的韓國人。有趣的是,歌詞最後一句「我未得到被邀請」,完全是日文文法,不知是否喜愛日本的Wyman有意為之。這種設定,就像Philip K. Dick平行時空名作《高堡奇人》那樣,在「架空歷史」內,卻有那裏的「幻想小說」,而那裏的幻想,恰恰是我們的現實。正是這份遐想,令人依然期待在目黑遇見什麼,西諺有云「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這種都市傳奇,在我們最熟悉的地方就不容易出現了。

2015年12月25日星期五

《慈祥鵬過聖誕》/黃霑

又到聖誕,香港樂壇的聖誕音樂自然成行成市,但最有國際視野的,恐怕還是六四事件後推出的一張「神碟」,內裏充滿傳統聖誕歌改編的政治歌詞。不知道這大碟今天是否已成「禁碟」,但在全城不分左中右集體譴責六四的潮流下,當年可毫不另類,當中教人印象最深的,必推黃霑主唱、林振強填詞的《慈祥鵬過聖誕》,原曲是《Twelve Days of Christmas》。這首歌的政治訊息十分直白,毋需任何導讀,值得談論的,反而是25年後重溫舊作,能看出甚麼變遷。

「慈祥鵬」自然是六四時擔任中國總理的李鵬,六四後,他一度成了外媒眼中的中國頭號代言人,對六四不滿的人,當時都集中火力攻擊李鵬,而有意無意間減低鄧小平的角色。多年後,據稱是李鵬回憶錄的《六四日記》在海外出版,披露一錘定音的確是鄧小平,暗示自己被推上前線。無論這是否真為李鵬所作,都反映了六四一代港人對李鵬的厭惡,似乎也是一種集體默契:畢竟,鄧小平一力促成中國改革開放,無論是否喜歡他,都不能否認他政績紮實,能力和權力都無可置疑,港人自然不願與其正面衝突,情願集體以李鵬為宣洩對象,以保留「日後好相見」的退路。黃霑多年後加入了親北京政黨,自然沒有再唱《慈祥鵬》;但假如當年唱的是「慈祥平」,後果就可能不一樣。

這首詞講述無論飾演聖誕老人的「慈祥鵬」問要甚麼,港人的答案都是「但我說畀個 Passport我」,似是諷刺當時香港的移民潮。但「passport」和「移民」,絕對是兩個概念來的:在過去25年,無論要親政府、還是反政府的人,有外國護照傍身,確是「底氣」足很多。這是很多高官富豪城中名人的根本策略,即使是表面上放棄那些,實際上也大多安排了舉家外移。然而,擁有外國護照卻不等同移民,只是一種身處亂世的自保哲學,充滿無奈和欷歔。今天新一代不少一邊希望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一邊想盡辦法確保一條後路,也是同樣思維。

25年前,歌詞提及的港人娛樂「walkman還是網球」、「disco還是桌球」,今天幾乎都已式微:walkman早已被淘汰了十多代,disco變成老人懷舊場所,網球在張德培退役後走回非大眾格局,桌球也失去昔日潮流青年的身份象徵。然而,假如聖誕老人真的存在,「畀個 Passport我」恐怕也是此刻港人的主流願望,只是比起25年前,對象不再是歌曲提及的「加拿大買牛」,而是變成鄰近的台灣、新加坡而已。25年,甚麼變、甚麼不變,甚麼是香港核心價值,就一目瞭然了。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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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8日星期五

《淺草妖姬》/周啟生

此刻身在東京,剛到過旅遊勝地淺草。首次接觸「淺草」這名字,卻是來自周啟生的《淺草妖姬》,令人一直以為淺草是充滿異域風情、或吳克儉局長所言的「好刺激、好有趣」之地,充滿童年遐想。「我愛上像謎的淺草妖姬」,「那會介意她身世有點邪」,歌詞和音樂營造的氣氛,一聽難忘。

然而到了淺草後,大家也可以想像,自然甚麼「謎」、甚麼「邪」也感受不到。《淺草妖姬》推出後十多年,淺草旅遊業已出現天翻地覆的改變,現在已成為中國遊客訪日的頭號景點,那個淺草入口的「雷門」燈籠,彷彿成了全國十三億人民打卡聖地。在整個淺草遊客區,特別是淺草寺一帶,幾乎全都以普通話交談,道邊長長兩旁的特色日本小吃,也充滿以普通話招徠遊客的本土售貨員,還有不少穿上和服以「港女十式」姿態拍照的各地華人。整個氣氛,既像海洋公園集古村,又似廣東道,但一個「妖姬」也沒有。

當年林振強的詞,自然不是亂填的。淺草區附近的吉原,確是日本歷史上的著名紅燈區,早在德川幕府管治的江戶時代,已是官方指定的風月場所。那時的藝妓並非今天「141」那樣即食,而是相當講求文化和品味的,既要修習各種「道」,也有基本禮儀要遵守,這大概都是唐代傳來日本的風雅。正因如此,吉原也成了江戶時代的文化中心,在明治維新後雖然服務「現代化」了,但也繼續興盛下去,直到二戰後才逐步式微。

這樣的歷史,自然令每個男人心中都有一個「淺草妖姬」。「我那次說不再回家/我說我已崩了堤壩」,雖然繪形繪聲,但本身並不特別浪漫,不過配合「她拉我手使我手臂放低手裏走天涯皮箱」,就充滿國際視野,構成一幅完整的東瀛獵豔圖。假如隨便找一位妓女,檔次未免低俗,但再聯繫到淺草吉原數百年的風俗文化,無論是那妖姬的身體、還是她的背景,都變得「深不可測」。歌詞還交代時光流逝,從前「像當天天真青年全不懂躲避」,到了當下「給今天滄桑的人狂想的天地」,對象卻彷彿不受時光流逝影響,都是「輕放於一片黑紗上」的「半裸背肌」,「如兩片禁地」的嘴唇,似訴說數百年歷久常新的沉澱。可惜越是這樣的佳作,越教21世紀到淺草的人敗興而回,奈何奈何。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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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1日星期五

《阿拉伯跳舞女郎》/Beyond

近日Beyond黃家強一句「如果我不是這個名字的一員,我應該可以更幸福」,令不少和Beyond一起成長的一代很不是味兒。Beyond一直是香港最有國際視野的樂隊,走進主流前,已作出不少有趣嘗試,我們不妨重溫他們第一張大碟的主打歌《阿拉伯跳舞女郎》,每次重溫都有不少發現。

必須說明的是,這首歌是充滿爭議的。無論是主流還是搖滾界,不少評論都說它「不倫不類」。大碟以中東、印度風格為主軸,封套在「有一定中東氣氛」的新加坡酒店和印度餐廳取景,雖然有點為做而做,但對當時地下樂隊而言,乃相當突破。當時的五人樂隊都穿上阿拉伯服裝,音樂滲入異域風格,其他歌曲如《沙丘魔女》、《東方寶藏》、《水晶球》等,全都對題。坦白說,那種「異域風格」有點像遊客區弄蛇的感覺,多於真正exotic,而封面造型幾乎似是惡搞。但歌曲的意涵,還是頗為可觀的。

為甚麼是「阿拉伯」?對當時香港人而言,那可是比非洲更神秘的地方,而且充滿悖論。非洲雖然遙遠,但起碼有「貧窮」深入民心;阿拉伯遍地戰亂、又充滿富庶,卻不容易概括。「阿拉伯跳舞女郎」也是這種矛盾的反映:理應屬於保守的伊斯蘭世界,跳的舞卻充滿性暗示,令人無所適從。當時日本赤軍女領袖重信房子逃難到中東,投身阿拉伯解放運動,成了巴解座上客,就很符合這種投射的複雜形象。

《阿拉伯跳舞女郎》的歌詞出自黃貫中、葉世榮,用左翼學究角度,自然充滿甚麼「東方主義消費異域文化的批判」。但這種「消費異域文化」的主題,卻又可以是這首歌的批判對象,如是者,貌似庸俗的歌詞,也可以是請君入甕的設定。例如第一句,「將深色的酒灌進心裏」,左翼觀點自會考究「不少阿拉伯世界禁酒」;又像「望著鏡裏我醉倒」,學究自然會說「阿拉伯魔鏡」其實也是其他地方傳過去,只是文學家的想像云云。就是所謂「阿拉伯舞」,在西方也成了夜店色情演出的代名詞,何嘗不是逐漸被一些阿拉伯國家禁止?但這些種種,正正是「阿拉伯」予一般人的想像;歌詞反映這種想像,誰說不是嘲弄大眾的水平?

所以這歌從來不是要講述真正的阿拉伯,只是「與你編織一個夢」;推出後毀譽參半,卻充份證明了Beyond走出香港的實驗精神,為日後的《Amani》、《光輝歲月》等作出完美鋪墊。不少同代人心理都暗暗盼望,如果時光停滯在那個時空,多美。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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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4日星期五

《喜氣洋洋》/徐小鳳

徐小鳳1979年經典名曲《喜氣洋洋》進入網絡時代後,意外得到重生,成為網民對看不過眼的人和事「贈興」的指定歌曲,反映在二次元空間,同一首歌也會擁有「二次生命」。回看《喜氣洋洋》的前生,似乎同樣隱含那代人的心路歷程,並非那些為唱而唱的賀歲歌可比。

《喜氣洋洋》原曲來自日本創作歌手五輪真弓的《戀愛ともだち》,她一人包辦曲詞唱,講述一雙「朋友戀人」被街頭巷尾議論,頗帶無奈,無論內容、氣氛、訊息,都和鄭國江的中文版風馬牛不相及。但當時香港歌手改編日本歌曲,其實是頗為「在地」的,借用旋律以外,也會在其他層面有交流,比改編西方旋律多了互動,可看作「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先驅。徐小鳳就偏愛五輪真弓作品,全盛期幾乎每張大碟都有改編自五輪真弓的歌,例如《夜風中》、《黃沙萬里》等,到了近年五輪真弓來港開演唱會,小鳳姐還要親自獻花。

須知在那個年頭,香港歌手沒有「北上搵食」那回事,要走出香港、邁向國際,幾乎就等如走進日本。那時候的上升階梯最終站,以打入日本「紅白歌唱大賽」作為地位肯定,而能進入的華人歌手,也不過鄧麗君、陳美齡、翁倩玉等寥寥數人而已。但這無礙香港歌手「日本化」的潮流,例如周慧敏出道參賽時,唱的是偶像柏原芳蕙的《最愛》,近年她復出舉行個唱,還是找柏原芳蕙擔任嘉賓。陳慧嫻出道時,形象完全是那時代的日本少女,自然也有錄日文歌;甚至到了Beyond衝出香港,目標也是日本,黃家駒正是在日本的遊戲節目喪命。

由於改編自日本旋律的廣東歌很難完全沖掉「前世」痕跡,無論填詞人有心還是無意,只要聽過原版,再聽改編,無論新詞填成怎樣,都令人感到別有所指。在這語境下,歌詞越是強調硬銷「喜氣洋洋」,卻越似難掩一抹滄桑。1979年是港英的麥理浩年代,屬於「黃金十年」,那時候,「亞洲四小龍」和「大龍」日本一起騰飛,港人生活水平普遍改善,但前途問題剛浮現,今天回看,頗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末世風情。那《喜氣洋洋》究竟是一個甚麼場景?

全曲線索在於這一句:「熱熱鬧鬧燈正亮/酒正香/滿室鬢影衣香」,明顯是紙醉金迷的貴族派對,並不屬於平民的大排檔喜慶,而屬於有資格「鬢影衣香」的階層。所以「歌聲多奔放個個喜氣洋洋」的「個個」,似乎也不是全體市民,只是局限在某圈子內的貴人。這些人要「齊鼓掌」、「齊高歌」,其實是不容易的,一來自恃身份,二來有獨立思考,不習慣做集體行為,除非有一個前設:這樣的慶祝可一不可再,才能令人忘我。「為你快樂歌唱/歡笑莫嫌良夜長」,就像《何日君再來》那種不知何日再能盡慶的哀愁;「願你我和唱/愉快渡快樂時光」,也只有不容易得到的東西,才會成「願」。

其實,就是《喜氣洋洋》一千年前的出處,北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氣洋洋者矣」,難道真的在說自己很開心,而不是有借樂消愁之意?自然不是。由此看來,《喜氣洋洋》被網民用作另類贈興,就不是毫無根據:結合了日本原曲的背景,七十年代末期的香港情懷,和今天新一代的心境,要是還有誰能簡簡單單、毫無思考地「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而不帶一絲cynicism,就不是21世紀的香港人了。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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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7日星期五

《理想與和平》/譚詠麟

巴黎恐襲後,歐洲多國也出現襲擊警報,不少都針對足球比賽,令人擔心球場會否越來越不安全。想起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盃,有一首《理想與和平》,改編自官方主題曲《To Be Number One》,開宗明義把足球和世界和平並列,歌詞雖然稍嫌說教,但今天依然值得重溫。

1990年世界盃是相當特別的一屆,當時冷戰快將終結,柏林圍牆已倒下,但蘇聯、東德、南斯拉夫等共產國家還勉強存在,也是他們正式參與的最後一屆世界盃。當屆西德奪冠時,群眾在殘存的圍牆慶祝,不久兩德合併,足球彷彿見證著德國崛起。這樣的背景,沒有見諸「reaching higher through Italian sky」那樣的原版英文歌詞,反而在港版林振強的詞有影像投射:「不必分西東/只知彼此眼睛/當中有個夢/名叫做和平」。今天新一代聽來,「西東」不過地理名詞,但當時卻透達鐵幕倒下、東歐被西歐「消化」的震撼。

另一句「雖比併/合作踢走冷冰」,也說出足球在冷戰期間的特殊政治功能。東歐陣營雖然被視為「鐵幕」,但人們畢竟要生活的,東歐也絕非毫無娛樂的社會,不少西方流行曲都在冷戰後期的共產國家大行其道,個別東歐足球明星在冷戰期間也能效力西方聯賽,例如匈牙利球王普斯卡斯就效力皇家馬德里。這些共同文化聯繫,令鐵幕兩側的普通人維持了大量共同語言和興趣,也令一切泛政治化的年代保留絲絲人性;蘇聯國家隊取得歐洲國家盃冠軍的經歷,就相當令人回味。其實今天看來,冷戰的兩個世界還有定期接觸和交往,依然遵守國際關係的遊戲規則,不像今天「伊斯蘭國」(ISIS)那樣,自絕於現代文明體系以外,也不在乎其他國家在國際體制的承認。

至於最後那句「不分疆土國界/共將漆黑戰勝」,表面上以「漆黑」借代威脅和平的戰爭,卻似隱喻鐵幕下的「邪惡帝國」終被「戰勝」,於是全球才邁入「不分疆土國界」的全球化時代──在九十年代,這確是主流論述。可惜冷戰結束後二十多年,世界並未真的融成一體,「文明衝突」反而死灰復燃,更出現冷戰期間也沒有的大規模激進恐怖主義,「理想與和平」的簡單比喻,再度由現實變回童話。

那屆世界盃後,香港主唱世界盃主題曲的由譚詠麟變成李克勤,歌詞由擁抱國際視野變成「起來起來起來」的通俗,就連譚詠麟也由八十年代主演爭議政治電影《假如我是真的》的金馬獎男主角,變成今天九十後眼中的「愛國校長」,可見世事之變幻無常,原是永恆。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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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0日星期五

《天問》/達明一派

不久前和填詞人周耀輝相遇,終於可以親身告訴他,至今仍然喜歡他填的達明一派作品《天問》。那個時代的詞,不止有國際視野,還有宇宙情懷,雖然這首歌是六四後芸芸作品之一,但和同一系列歌曲相比,沒有聲嘶力竭的濫觴,卻鮮有地足以傳世,因為歌詞超越了單一事件,放在不同時空,都能令人思考。

對這首詞驚為天人,首先自然是「天問」的氣魄,這可是屈原的同名楚辭。在屈原版本,放在當時的環境,已是無限顛覆,開宗明義對「天道」提出種種質疑,問的既是古代神話傳說歷史,也是當世當權者的無道無能。周耀輝的版本似乎有意當屈原續篇,還要使用一些相同典故,例如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

屈原問「羿焉彃日?烏焉解羽?」質疑后羿如何射下九個太陽,太陽內的神鳥金烏又如何解體,究竟意思何所指,自然有不同解讀,特別是後文還有談論后羿是否偉人的部份。到了周耀輝版,問「誰挽起弓箭/射天空的火舌」,似是歌頌當時學生的「射太陽」豪情,卻也似暗示在東方社會只有徒勞無功,同樣可予人無限聯想。

又如屈原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這兩句更深奧,大意是「月亮有着什麼德行,能死了又重生;月中黑點是何物,是否兔子腹中藏身」,似是充滿對「離地」月球神話的犬儒批判。到了周耀輝版,卻問「誰偷仙丹飛天/月宮安守青天」,似是諷刺在天上的人(領導)其身不正,又似慨嘆不少人選擇離開地面是非地獨善其身。到了第二節,關於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這四句歌詞,詞人終於加上「斗膽」、「囂張」、「不惜」、「孤單」等形容詞,一切意思,更形白露。

無論屈原也好、周耀輝也好,都不是單純的、說教的對社會批判,而是把對象轉移到整個東方社會的「天道觀」,因為尊卑有序,不能「問天」(可見金庸《笑傲江湖》人物向問天之大膽),只能任由「天問」,道出同代凡人活在不敢想、不敢問的秩序,與及箇中的無奈。周耀輝還似有意「second」屈原,例如問「千秋的咒詛何時作罷」,1989年之前的二千多年,正是屈原的時代,華人社會的醬缸居然至今毫無改變,默許天道的人始終是主流,屈原泉下有知,當引為知己。

最具藝術意義的是,「天問」其實不一定說政權,也可以借代任何可供批判的制度,例如資本主義、性別霸權或全球化。達明版本如是,其實屈原的《天問》何嘗不是?近年甚至有研究說屈原是同性戀者,種種情懷既是抒發對家國的嘆息,也是個人感情的釋放,教人想起周耀輝本人六四後離開香港到荷蘭長住,既是對六四的反彈,卻也是一段感情的逃避。這種一詞多義的功力、心路歷程,縱然相隔千年,大概也沒有比作為過來人的屈周二人更相互知心。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1月20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8625

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

《戰地舞曲》/吳浩康

英皇男歌手吳浩康有不少K歌傳世,《洗剪吹》可謂一代人的飲歌,但不少更有深意的作品都是滄海遺珠,例如講述戰爭的《戰地舞曲》。這歌填詞的是李峻一,推出於2005年,大概不是以任何一場特定戰爭為背景,但似乎頗受2002年波蘭斯基導演的電影《鋼琴戰曲》(Pianist)啓發。

《鋼琴戰曲》以二戰為背景,講述波蘭猶太鋼琴家Wladyslaw Szpilman的親身經歷,他被德國關進集中營,逃生時被納粹軍官發現,彈奏了一首蕭邦作品,感動了軍官協助他藏匿,戰後成為波蘭國寶,那位軍官卻死在蘇聯勞改營。「翩翩起舞/明日的生死不要問/誰在這戰火中敲響了鋼琴」,彷彿就是這場景的註腳。

然而《戰地舞曲》以男女關係為背景,同時也滲入了大時代的末世浪漫,讓人想起鄭秀文的《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背景是波斯尼亞戰爭期間一對異族戀人的淒美愛情故事。在戰雲密佈下,依然以音樂、舞蹈維繫愛情,其實是古今中外常有的事,「大宅內樂聲正蕩漾/鬢影加衣香沉默共舞著/二十哩外敵軍正接近/野獸眼睛閃映夜深」,就營造了很有張力的對比。

由於《戰地舞曲》沒有特定場景,每有戰爭衝突出現,幾乎都能對號入座。《戰地舞曲》面世數年後,荷李活女神Angelina Jolie首次執導了類似題材的電影《波斯尼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In the Name of Blood and Honey),講述塞爾維亞軍官和穆斯林女俘虜的故事,二人身份敵對、地位懸殊,卻在軍營翩翩起舞,「交低一吻明日的生死不要問」,正是那一幕的寫照。

又如正進行的敘利亞內戰,有難民逃亡歐洲前,天天在廢墟演奏音樂,希望鼓舞留下來的人,直到樂器被ISIS沒收焚毀,才立定決心離開。「大宅內/換一套禮服/能踏著舞步/難活著上路」,正是講述不少人到了最後一刻還不願出逃,甚至連犧牲生命也無動於衷,但正如那些敘利亞音樂家那樣,一旦沒有了最後對生活的憑藉,才會鼓起勇氣「活著上路」。

這種帶點頹廢美的戰爭歌詞,和我們聽慣那種「社運雄性抗爭反戰歌曲」完全不同,沒有鼓動爭取公義、或唱高調作太多道德批判,卻描述了人性在絕望邊緣的另一種反應,又教人想起《鐵達尼號》沉沒前,有些豪客依然要香檳跳最後一舞的貴族式浪漫。從中,我們更能體會人性的多元複雜,原來就不是任何教科書的套版形象所能概述。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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