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北京對港政策」是困難的研究題目，因為它會觸碰一些「敏感」概念，令西方學者不易接觸，也令內地學者難以描述，何况在個別情况下，這涉及比較政治、香港政治和國際關係的互動，超出了本土研究的範疇。北京近年以不同方式加強了對香港的實質關注，一般歸因於2003年的七一遊行，令董建華「足患」退場，但對另一個更重要的誘發事件，香港輿論則不大明瞭，這就是茉莉花革命前的「顏色革命」。
港人不關心顏色革命這類國際議題自屬常態，但我們若不明白「反顏色革命」的理論框架，就難以解釋若干本土爭議為何會刺激北京、難以理解何以孔慶東教授在內地個別群組極受歡迎，也會忽視一些重要事情正在身旁發生，例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罕有地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正式警告，在外交界，那是大事。筆者從不贊成動輒以「反顏色革命」框架閱讀香港內政，對以此作文革式的上綱上線相當反感，但港人也是時候對這框架稍作了解，就像那些不認同布殊的美國自由派，也必須明白新保守主義的教義，才能知己知彼。
學界綜合「顏色革命」的十點特徵
究竟什麼是「顏色革命」，不同立場、學派有完全迥異的看法。但通過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以及哈薩克、烏茲別克、白俄羅斯、阿塞拜疆、俄羅斯的「流產顏色革命」（先把其他案例剔除），我們還是可以綜合一個模式，對此可參考劍橋大學David Lane教授2009年在《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發表的〈"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或內地學者編著的《街頭政治與「顏色革命」》。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嘗試概括顏色革命促成政權更迭的特徵為十點：
（1）這些國家內部存在明顯矛盾，按關聯性量化研究，貧富差異愈大，愈易爆發衝突；
（2）顏色革命並非草根左翼革命，領袖都是社會精英，一般更是前政府高層，Lane稱為「革命政變」；
（3）顏色革命發生前，非政府組織（NGO）發展蓬勃，它們認同普世價值，個別接受西方基金會支持，以聯繫社會不同階層為目標；
（4）認同普世價值的媒體，成了反對派在革命前累積軟實力的關鍵；
（5）互聯網及新興媒體，能把個別事件推演為全國焦點；
（6）民主選舉是革命爆發的導火線，因為每逢選舉，均難免有不同程度的爭議，當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失去權威，爭議就容易被反對派動員；
（7）選舉被確認為不公，須經過選舉觀察員，或西方國家直接核實；
（8）民眾相信選舉不公，一般與民調結果和實質結果出現明顯落差有關（烏克蘭為典型）；
（9）群眾運動口號有直接民主、「大民主」等元素，作為推翻政府的理論基礎；
（10）革命強調非暴力，國家機器以擾亂秩序為由鎮壓，會立刻失去道德高地。
「由外到內再到外」：
北京對顏色革命的回應
以上模式觸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自此北京開始了連串以「反顏色革命」為目標的舉措，「不行西方模式」、「維穩」等成了指導思想，社科院更推出《顏色革命的警告》紀錄片，作為高級官員和公安的教材。就此筆者的台灣同僚、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者陳至潔的論文〈中國對顏色革命做出的反應：積極進行的調式性威權主義〉有詳細介紹，內裏也提及香港，值得一讀。
港人自然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一類指控難以接受，但對北京一些朋友而言，香港作為西方和中國角力的前緣陣地「鐵證如山」，當顏色革命出現，就以香港為假想對象。這不是說北京純粹為了香港而緊張，而是有關部門擔心若香港也不能防，內地民主化更要小心，再碰上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就成為驚弓之鳥。加上某種原因，對香港有實地了解、略懂國際局勢、也能向有關渠道提意見的人，大都習慣以「寧可信其有」的指導思想捕風捉影，致令一些本土爭議，容易被北京研判為「有出現顏色革命的可能」、「必須扼殺於萌芽狀態」。必須說明的是，這絕非北京閱讀香港的唯一框架，但因為「小心點總是好的」，北京對港政策還是出現了相應調整。筆者詳細閱讀了愛國媒體近年的所有相關評論，發現顏色革命的上述特徵不但被認為已逐一出現，甚至還已「被回應」了：
「顏色革命」在香港：
「被出現」與「被回應」
（1）顏色革命爆發在有深層次矛盾的社會，而香港的堅尼系數居於發達經濟體最前列，加上有了七一遊行的人數圖騰，成了「反顏色革命」框架被應用在香港的起點；
（2）顏色革命領袖為與外國友好的前朝精英，而一些港英高層成了被指有外國聯繫的反對派領袖，若干人物在論證外國聯繫時必然出場，特別是被指屬於英國相關部門的霍德；《維基解密》則意外成了愛國評論員最愛援引的權威，因為它「揭露」了美國要「重點保護」的香港政客和學者名單；
（3）顏色革命的理念由NGO弘揚，香港公民社會發達，接受國際基金會捐款的NGO不少，只要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其白手套（例如NDI）捐款，則會自動被懷疑為「革命團體」；
（4）顏色革命以普世價值為理念，經親西方媒體傳播，香港近年則要推廣國民教育，負責官員明言「沒有普世價值這回事」；去年區議會選舉前「報業大亨捐款門」曝光，則成了相關媒體與西方配合的證據；
（5）顏色革命有互聯網的功勞，烏茲別克等的反制經驗是高壓，俄羅斯的經驗則是以國家資源反動員；香港難以管制互聯網，但親北京陣營近年在互聯網的表現大大進步，帶民粹傾向的動員能力愈來愈強；
（6）顏色革命以選舉爭議發酵，去年區議會選舉的種票爭議，則是北京眼中的相應警號，因為北京把種票定性為不影響結果的個別事件，批評這也能主導輿論才屬上綱上線；
（7）顏色革命前的選舉不公得到國際社會核實；現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擔任美國駐吉爾吉斯大使時發生了「鬱金香革命」，當時他自然評論過當地選舉；去年他就香港區選、特首選舉等發表評論，「故態復萌」，遂被外交部警告；
（8）顏色革命前的選舉被民眾認為不公，因為有民調的落差，而香港的「大規模參與式民調」（例如「五區公投」，或鍾庭耀擬在特首選舉前一天進行的手機民調）被認為可能製造期望落差危機，因此要盡力減低其公信力和參與度；
（9）顏色革命繞過選舉機制、被「大民主」合理化，而香港提倡直接民主的學者（例如成名），成了愛國評論員筆下的眾矢之的（不支持五區公投的蔡子強被點名是唯一違反這框架的枝節，筆者相信他會在其他議題得到愛國媒體肯定，以免信息混淆）；
（10）非暴力是顏色革命獲道德高地的途徑，為免香港案件重演，「香港出現暴力政治」成了親建制媒體的定調，以備非常時期以非常手段處理「暴力」，能得輿論支持。
作為國際關係研究者，抽空而言，筆者不認為「反顏色革命」的框架毫無道理，因為中亞、東歐一些革命，確有可議之處；國家應捍衛利益這原則，亦無人反對。但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這個國際都會，「需要」時，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瓜田李下，假如這框架被無限上綱濫用，足以「所向無敵」，結果只會無故製造敵人，對國家利益帶來反效果。正因如此，我們了解這框架是需要的，起碼能明白誤會如何出現，讓雙方盡力避免其產生。否則讓文革的作風和語言壟斷相關話語權，對京港，都是雙輸。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