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特區政府連串疑似醜聞成為話題，真是管治失效的老生常談嗎﹖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應先了解醜聞政治的理論規範。這可以由一宗國際案例談起﹕
重構法國的中非人肉鑽石醜聞
1979年，法國媒體披露總統德斯坦早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曾接受中非暴君博卡薩送贈兩枚鑽石，沒有申報利益﹔到了他任總統時力挺博卡薩，被視為利益輸送。當時博卡薩形象之差，冠絕全球﹕傳說他嗜吃人肉，會命廚子把政敵煎成烙餅，曾親自屠殺兒童犯，又自行稱帝，加冕護衛隊正是德斯坦派遣的法軍。1981年法國大選，德斯坦敗予左翼挑戰者密特朗，醜聞是關鍵之一。
但深入觀察，這和燈膽醜聞一樣充滿懸念。法國政壇並不特別清廉，剛去世的加蓬總統邦戈在法有大量資產，美英即明言他是巴黎庇祐的貪污犯。就是博卡薩，密特朗也容許他以退休軍官身分在法定居，德斯坦的政敵更與他結盟，好讓前總統繼續出醜。德斯坦以「鑽石只是政府間的碎鑽紀念品、已將之變賣捐出」開脫也四平八穩，同樣收取博卡薩鑽石的基辛格就安然無恙。然則醜聞何以炒熱﹖
權力、聲譽、信任鐵三角
就此我們應參考英國社會學者湯普森（John Thompson）著的《政治醜聞﹕媒體時代的權力與能見度》。作者通過英美案例提出「社會醜聞論」，以權力、（制度或個人）聲譽、群眾信任這鐵三角互動為主導醜聞的公式。媒體雖然通過醜聞傷害政府或政客聲譽，影響後者權力、提升自身話語權，但也受「信任」這元素規範﹔信任對象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例如美國人多認定前副總統切尼的公司在伊拉克戰爭獲暴利，但相信利益整合潛規則，不作深究﹔尼克遜破壞憲法對行政權力的規範，民眾卻集體反彈。當台灣民眾不信任制度，行政院長與黑幫頭子共遊就不受安全閥保護﹔如南方朔言，美國人卻不會深究甘迺迪的黑幫聯繫。
法國政客搭上非洲暴君原是受信任的，前提是對巴黎有利。德斯坦出事，因為規範被打破﹕博卡薩一度倒向當時的公敵利比亞，後雖反悔，警號已生﹔德斯坦就兒童屠殺干涉不果，大失面子﹔他最終推翻博卡薩，擁戴復位的達科不久又倒台，外交顯得有心無力。其時法國經濟低迷，群眾對花費不菲的法非關係反彈，歐洲整合呼聲湧現，醜聞反映的正是範式轉移。德斯坦下台後沒有糾纏於醜聞，不再碰非洲，改以先驅身分鼓吹歐洲融合，贏回一些尊重。
香港制度聲譽深獲第二代信任
將社會醜聞論應用到香港，對近期醜聞的主流解釋似乎都難以自圓其說。假如困局主因是金融海嘯，而海嘯主要衝擊中產，為何積極回應的是青年﹖假如這是政改危機，如何解釋港人對北京持續增加信任﹖假如媒體有力單獨製造議題，何以無人理會甘乃威事件﹖正如法國人在國家利益無損下默許領袖搭上暴君，香港制度依然獲第二代港人信任﹕無論立場如何，他們信任經濟制度健康、社會階梯公平、公共道德合理，對醜聞反應有限。早前某老牌青年機構負責人發表一篇由上而下的訓誨，堪為樣板。
但通過將青年常駐的網絡信息解碼，卻能發現制度聲譽正失去第四代信任。筆者曾以Christopher Hughes的論述研究框架，解構不同群體為愛國論述賦予的內涵﹔以此論剖析第四代對醜聞的回應，多是對現制度不信任的借題發揮，是為「權力——聲譽——信任」三角關係的警號。這些結構包括經濟社會，更包括文化倫理，放在第二代（精英）是好的，對今日的他們也是好的，對第四代卻不好。這就是跨世代制度失衡。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在知識界影響甚廣，上一代卻難得共鳴。他說「作者已死」，筆者唯有嘗試深化世代論的6個結構困局如下﹕
世代論衍生的六大結構困局
1. 1970年代末開始，香港教育成了世上最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一，經濟卻還是最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同於上一代的教育是稀有品、社會是高淘汰制的一條龍。受教育人口大幅增加，金字塔階梯被打破，社會沒有相應流動，這不是「升呢」，而是明升暗降。大學畢業生只能找從前中學生的工作，卻有了國際大學生的期望﹔以往中學畢業不一定置業，如今很難說服大學生不以此為目標。政府不解決期望落差，卻拆着過來人的階梯，再以副學士、私立大學等延緩泡沫爆破，結果第四代集體代入左翼理論，失去對教育制度的信任。
2. 新自由主義革命出現於1980年代，自此終生合約變成短期合約，固定職位變成臨時工，這是全球趨勢。問題是97前的移民潮令社會出現斷層，兩種制度並存的時間大幅延長。因移民潮上位的，屬於合約革命前最後一代。假如沒有移民潮，最後受益人已退休，不同世代可共同打拼。但現在上層正當盛年，缺乏保障的命運由第四代開始。他們不理解為什麼早出道5年的有保障，自己卻不能規劃，失去人生的可測性，以及對社會制度的信任。
3. 先代人早年生活比當下青年艱辛，但當時存在無窮可能性，可創富、可革命，從商從政門檻甚低，制定規則可望可即。現在一切行頭規範極多，充滿上代人設定的規則與保護機制，失去第四代創業者的信任。尚有破立精神的人懂得機會在規範未完備的北方。
4. 從前香港社會尊重高知識、高道德，這其實和社會階梯相輔相成。但從前來港的是精英，近年精英紛紛離港，新移民（10年將達50萬）大多是低技術階層。倫敦、紐約持續有優質人口流入，香港人口質素整體則成負增長，無論在家庭、學校，新一代都缺乏外圍環境的發憤目標。但第二代無意改變道德觀，反而滋生了明光社。當周秀娜一類受制於英語的新移民以另類方式打拼而受道德規範，舊價值被看成為上一代服務。
5. 香港已湧現大量高質素退休人士，他們足以工作至80歲，卻被迫於60歲退休。主導社會價值觀、解決青年問題，成為他們發揮餘力的中介。以禁毒為例，政府能打動的不是只聽過《一事無成》的青年，而是「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歌詞中成長的家長。假如社會暗中以青年問題解決老人問題，第二代關愛倫理會失去第四代信任。
6. 青年問題不應單歸咎政府，在西方，這屬民間第三部門責任。激進青年哪裏都存在，青年組織不應是和諧工具，而應疏導宣泄，否則政府何不乾脆兼營﹖但香港主流青年組織過分倚賴政府，領袖視組織為鞏固地位的基石。西方青年組織不怕離經叛道的引領思考，「為什麼克林頓、布殊、奧巴馬吸食大麻不上癮兼當總統﹖」但香港青年組織會組織青年喊口號，帶領憶苦思甜，導致整個第三部門失去第四代信任。
這六大困局，遠比上代思維設定的六大產業深入青年民心。政府不可能解決結構問題，但有力拆牆鬆綁，讓第四代在規範以外建構新一套。假如論述和制度被上一代繼續壟斷，第四代除了被迫借用民主vs.建制的套話借題發揮，還可怎樣﹖德斯坦從醜聞轉型，港英從六七暴動建構香港節，值得特首參考。深究醜聞則不必，一來清者自清，二來濁者自濁，三來清濁無常，其實亦irrelevant。
世代失衡如一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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