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在六四20周年，有評論認為香港今年連串悼念活動乃「外國勢力與少數港人內外策劃的結果」，或相信若紀念六四「不符合西方國家利益」，港人就不一定熱中。作為專注國際關係的港人，筆者一直研究中國民族主義和中美互動，數年前開過一門關於香港涉外關係的課，對相關邏輯略有考據，並在筆記錄下10個悖論。它們應用於上述論據，也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1．根據「外國勢力論」，國與國的衝突是敵我矛盾，國家內部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前者凌駕後者，辯證是「敵人」主張的就是對「敵人」有利，對「敵人」有利的一定對「人民」不利——這是一個悖論。例如自從美國發表各國人權狀況白皮書，中國也針對美國人權狀況發表白皮書，假如美國跟隨中國報告改善國內人權，其實不一定對中國有利；就是對中國有利，改善美國黑人待遇也不會對自己不利。舉一反三。
2．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人渴望推翻中國政權，自然也會捍衛其自身政權——這是一個悖論。甘迺迪被殺、越戰、水門事件等，令美國行政機關權力大幅下降，立法機關坐大，也未能承繼行政機關的執行力，這是威望盡失的美國政府的真正危機。然而美國國力不見大幅削弱，因為新興非國家個體已開始接收部分能動力。真正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是成熟的、能匡正當時政府缺失的公民社會，而不是政府本身，這才是以「大局為重」的人民。
3．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的主體自然是「國」，三權分立、民間組織，一律都是國家機器的幌子，全球化的「國將不國」論述也是西方欺騙發展中國家的陰謀 ——這是一個悖論。外國組織有自由意志是客觀事實，不少更以本國政府為目標。根據建構主義學派，蘇聯崩潰的關鍵是話語權戰多於硬權力戰，而話語權戰爭的推動者多是各國民間組織，包括源自蘇聯本土的。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促成蘇聯崩潰的組織，多以1970年代的反美反戰運動起家，華府也是運動針對目標之一，可參閱David Meyer的論文「和平人權運動與冷戰的終結﹕國家之上、之外和比鄰」。
4． 根據「外國勢力論」，「外」的定義是清晰的、非黑即白的——這是一個悖論。在全球化時代，早已不可能輕易定奪內外，例如年前內地出現反日運動，一度湧現罷買日貨風潮，但轉瞬無以為繼，因為這已不是五四運動的年代，「日貨」的資本、勞工、原料、知識產權早已國際化，內裏中國利益甚多。假如「罷」的對象是從內到外再到內一切牽涉「日」的東西，效果可能和罷買國貨一樣。文革期間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共元老兼特務之父康生有一門絕學，能把所有有需要的人演繹為特務和叛徒；他名聲恐怖，但同時是公推的才子和文化領袖，書畫造詣和齊白石齊名，時人稱「康老」。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一切難為內外定分界，而根據六度分隔理論，任何人都可輕易和外國勢力/愛國勢力扯上關連，康老絕學已流落民間。
5．根據「外國勢力論」，影響別國內政的嘗試都是黑暗的、秘密的——這是一個悖論。國內外的利益互動，也可以變成正常機制﹕若論美國本土政治最具影響力的組織，各國游說團當名列前茅，它們公然以不同手段影響議員投票、政策制定，以迎合本國利益，更不時與本國在美僑民「裏應外合」，捐款規定並不能對它們制約多少。除了以色列、阿美尼亞等，最著名的游說團原產地還有從前的中華民國，以及近年積極開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6．根據「外國勢力論」，對付外國勢力應採取「果敢」行動，例子是柏林圍牆倒下時，戈爾巴喬夫不敢出動蘇軍到場鎮壓，才引致東德倒台——這是一個悖論。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果敢鎮壓示威，同樣倒台；1990年代古巴曾爆發群眾運動，卡斯特羅沒有果敢鎮壓，容許示威人士到美國，政權反而延續至今；曾幾何時大清、沙俄的群眾運動被說成是外國第五縱隊，這些政權鎮壓群眾運動的作風，似乎也不能說不夠果敢。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否果敢」在這類命題不是一個變量。
7．根據「外國勢力論」，最有效的反擊方法還有防微杜漸，把一切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要不斷警惕國民——這是一個悖論。筆者曾修讀英國間諜學權威 Bernard Porter的滲透與反滲透課程，從箇中文獻發現，真正結構性顛覆國家的外國陰謀，不可能為一般人隨便發覺；對付此等陰謀的內部手法，更應是不聲不響的引蛇出洞。史上最極端的反外國勢力案例，針對對象多是安內而不是攘外，例如美國麥卡錫時代。天天宣傳反美、暗中反華的朝鮮，以此宣傳金家主體思想，更不待言。
8．根據「外國勢力論」，義憤填膺的論者愛向社會進言，更彷彿有大戰略要領袖採用——這是一個悖論。說得激動的，不可能不清楚其提議不可能在現實世界落實。在《當代中國期刊》，英國學者Christopher Hughes曾發表一篇以後結構主義分析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文本的discourse analysis，分析不少愛國者的論述表面上跟隨中央路線，實際是在威權政體下開拓言論平台，打着紅旗反紅旗說別的事情﹕有些其實在批評中央不能緊貼人民，有些藉此開拓個人的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有些聯繫到微觀層面的政治生態，不一而足。
9．根據「外國勢力論」，論述主體理應是「我們」Vs「他們」，只有敵我鬥爭——這是一個悖論。在擁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的地區，這類論述真正針對的，根據文化研究框架，其實是「你們」。假如「他們」是外國勢力，「我們」是中央路線，「你們」就是本土主義。根據這邏輯，「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港人有「你們」的原罪。在不少內地網上討論區，憤青批判外國勢力的同時，更流露對港人治港的不信任；直接表達這種不信任略為敏感，但以反外國勢力之名，則政治正確。
10．根據「外國勢力論」，愛國者發表評論警惕外國勢力，是發揮愛國熱情報國的重要平台，不可能被終止——這是一個悖論。「平民死了，就是不對」，這不但是斬釘截鐵的人本普世原則，更是規範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關係、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制度基準。假如沒有這基準，一旦愛國群眾舉行示威活動而過分激情致局面失控，令中央判斷形勢刻不容緩，使群眾被殺，他們的生命如何被保障，愛國熱情又如何被保障？
當然，外國勢力是存在的，各國政府希望拓展本國利益的訴求是真切的，但正如趙紫陽回憶錄所說，聯繫六四和外國勢力的具體證據和推論是經不起推敲的。美國也許的確「不想中國變得富強，於是不斷找些議題出來拖中國後腿」，但美國同時也不想歐盟變得富強，不斷拖歐盟後腿，這還是美國右翼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的1999年報告書開宗明義提出來的。歐盟內部、特別是「舊歐洲」成員也反美，為什麼沒有產生上述邏輯？
捍衛國家利益是沒有社會反對的，港人都希望中國當盡責任大國，「外國勢力論者」——不少是在其專門範疇研究出色、治學嚴謹、對後輩可親的前輩——的愛國熱情本身也值得尊重。但這不等於「外國勢力論」的邏輯應存在。恰恰相反，愈是希望中國強大，「在歷史的長流來看」，上述邏輯才不能捍衛國家利益，反而會延緩國家進步發展，影響一代人的思維模式與世道人心。如何把必然存在的外國勢力納入制度框架，而不是訴諸民粹，這是所有大國的責任。
筆者曾應邀為一愛國團體舉行講座，被問及對香港與國際干預的看法。當時分享了一個從不同途徑聽過不下5、6次的故事，跟我說故事的人，都是真正的社會賢達高官顯要紫荊JP，似乎這是政圈廣泛流傳的黑色幽默。故事說，按前特首董建華的表現、對二十三條的某些推展態度、他對凝聚港人本土意識的貢獻，再聯繫他歷史上和美國與台灣的淵源，「很難相信」他不是美國特務；幸好中央英明，不但讓他腳痛，更安排他擔任政協副主席，指定他以這新身分協助促進中美關係，從而將計就計還治美國之身，通過董建華把錯誤情報傳過去，唯有當事人蒙在鼓裏。一葉知秋，沒有證據的陰謀論違反社會科學倫理，可以天馬行空得荒謬﹕根據同一邏輯，六四周年前夕這類文章適時在港出現，也可以說，未免太符合西方利益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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