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奧斯卡到奧巴馬

【咫尺地球】本屆奧斯卡頒獎禮，政治色彩一如以往濃厚。除了《一百萬零一夜》已被納入發展研究（developmental studies）的教材，《夏菲米克的時代》亦成為平權運動代言人，無論是劇本作者還是男主角，都高調藉此傳訊，亦觸及同性婚姻等議題。值得留意的是，本屆提名電影當中另有奇連伊士活導演的《換命謊言》（Changeling），表面上這也是挑戰強權的故事，卻洋溢濃厚家庭意識，假如《夏菲米克》是左傾，《換命謊言》就顯得右。

《換命謊言》洋溢濃厚家庭意識

這電影改篇自1928年洛杉磯一宗真人真事兇案，案中女主角的年幼兒子忽然失蹤，警方送回一名頂包的男孩，母親不願承認，卻被貪污腐敗的警方關進精神病院。直到後來當地揭發一宗集體殘殺兒童案，估計死者多達20人，當局才發現女主角兒子可能在內，當事人在牧師協助下抗爭。

然而這樣的抗爭，依然是圍繞家庭這社會樞紐而進行的。母親雖與丈夫離異，但始終是家庭價值支撐着她抗爭，也因此一直不相信兒子遇害。最終，別家受害孩子因為「掛念父母」而重新露面，更是家庭主義的濫觴。而且這電影的頭號英雄並非女主角，而是為其出頭的長老會牧師Gustav Briegleb。有趣的是，今天的美國長老會牧師一般隸屬新保守主義陣營，前國務卿賴斯之所以被布殊青睞、被納入陣營內，多少因為其父親就是長老會牧師，令同僚感覺「可靠」得多。Gustav Briegleb這人在美國歷史也是真實的存在，他一生以揭發警隊黑幕為己任，證明了不是自由派牧師才懂得抗爭。

在布殊8年，新保守主義予人的形象顧名思義，相當保守，牽連所及，在香港亦頗有傳人。它的興起固然強化了教會的保守力量，但某些時候，卻有效限制了屬同一意識形態陣營政府的濫權。正如美國官商勾結現象比一般人想像的嚴重，宗教勢力在號稱奉行世俗主義的美國，同樣扮演着港人難以理解的角色，不能一概以保守而論。一般觀眾看《換命謊言》，不會感到背後有強烈意識形態的背書，反而可能被電影的正面英雄和英雌感動，從而不知不覺地接受了家庭價值的可貴。相信類似的「自由保守主義」，以及看來沒有那麼傳統的代言人，會是美國右派在後布殊年代重整旗鼓的路線。事實上奇連伊士活本人也是這路線的代言人，他早年的西部獨行俠電影固然深得右派歡心，但卻沒有像另一奧斯卡影帝《賓虛》的查爾登希士頓那樣變成大右派、甚至擔任自由派恨之入骨的美國槍支協會主席。近年他在深造導演技術之餘，也有玩票式參與政治，曾當選加州小鎮鎮長，也曾被委任出任一些加州州政府的委員會，據說都是以開明著稱，並公開在08年總統大選支持麥凱恩。

奧巴馬重家庭教會 未惹右翼反感

那麼，民主黨總統奧巴馬究竟會喜歡《夏菲米克》還是《換命謊言》多一些？表面上，為了政治正確，他自然應傾向前者；但實際上，奧巴馬對家庭和教會的重視，似乎不比布殊少。他同樣經過「神的拯救」而步入正途/政途，曾說過教會應承擔更多社會功能，不斷通過自己的家庭歷史來解說什麼是美國夢，在就職演說中也有談及家庭價值和責任。當美國面臨嚴峻挑戰，奧巴馬強調的不是創意和個人自由，而是國民從歷史傳承過來的責任心，因此一般美國右翼人士對奧巴馬都不是太反感。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