綁架成恐怖主義生存機制

伊拉克綁匪每綁架一名人質，便開出人質所屬國家撤軍這「天價」，至今自然沒有國家直接屈服，人質被釋放的原因則一律是「獲伊斯蘭長老求情」。然而人質放的放了、殺的殺了，新人質又出現，周而復始，單純的勒索，便慢慢演化為恐怖主義的新型生存機制。

綁架外國人質的最大「成效」，就是逼使各國與恐怖分子直接溝通，令恐怖分子獲得「參與」國際社會的入場券。各國自然絕不承認妥協，於是伊斯蘭教士(而不是官方代表)成為他們與恐怖分子的溝通中介。清真寺被薩達姆政權壓制多年的政治能量被盡數釋放，成為社會建構的灰色地帶，一如西藏喇嘛廟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重新成為北京聯絡異見喇嘛的半政治中介。

綁架人質與國家撤軍雖然缺乏直接互動，卻可能構成「曲線互動」，也就是通過影響民意來改變一國外交，就像4月的西班牙大選。「內政-外交-內政-外交」這四重連鎖效應，以伊拉克恐怖分子「與國際接軌」為目的，解析了為什麼綁匪初時一般沒有處決人質、而是盡量在過程中以視像觀能刺激人質的同胞，手法「循序漸進」，來製造一種似是而非的因果關係。

一面中介、一面接軌，只是伊拉克恐怖分子自力更新的兩類生存機制；綁架外國人質，其實是以攻為守。南韓、日本是否繼續駐軍，從來只是次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