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發表國防顧問報告，建議發展先發制人的先進軍備。內地網民警告「日本軍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要求北京對東京也要先發制一制。
形勢發展反映日本右翼勢力的結構性抬頭，但主導的並非日本政府，而是以右派元老小澤一郎為首的「普通國家基本教義派」。所謂「普通國家論」只有兩重點，就是認為日本戰敗已半世紀，應有一個普通國家的權利（即自衛權，以趕走美國駐軍），也應盡普通國家的國際義務（即出兵權，以幫助各國先發制人反恐）。然而其他國家的抗議對象，卻只能是日本建制，因為小澤派系並非一個「國家實體」，對這些回應無受理的義務。這個悖論反映先發制人表面上是「新帝國主義」的手段，實際上提倡這個理論的政府們，也是自己的掘墓人。
以日本為例，本欄曾詳述小澤一郎如何運用馬基維利式權謀，陰乾堅持反對出兵海外的左翼社會黨，把日本政局由「左右兩黨制」轉型為「右右兩黨制」。小澤最出色的計算，是不斷擴大兩個右翼政黨的雞毛蒜皮問題為「路線問題」，例如挑起狗仔隊逐一查核兩黨政客有否付養老金，讓國民以為有兩個勢不兩立的右黨可以「選擇」，從而潛意識接受兩黨共同信奉的右翼綱領為既成事實。
這是近代史最成功的人為範式轉移。問題是小澤始終不代表政府，他的「普通國家論」信徒是一個細胞組織，而像扎卡維聖戰組織那樣的細胞組織，是不受國際秩序監管的。中美都不喜歡普通國家論，卻只能向東京施壓﹔日本鄰國的民間反日情緒，只能投射於一般日本國民身上，保護國民則是政府的責任。結果真正主導日本政壇範式轉移、施政方向的是小澤細胞，為它承擔責任的是日本政府，而日本的政府機器又確實沒有能力推動範式轉移。這樣的下場，在英美兩國也頗有雷同，而並非巧合。英國首相貝理雅在科索沃戰爭期間參考顧問庫柏的意見，提出人權是普世價值、侵犯人權的國家不能以國家主權為擋箭牌而令其反人權內政免被干涉。西方人權組織當然大受鼓舞，但一些國際輿論卻大譁，認為這是大英帝國殖民DNA的反祖現象，質疑「人權高於主權論」的國家衝着英國政府的說三道四提出抗辯，並就西方人權狀况作出反擊。結果國際人權監察一類機構勢力大增，英國政府卻一年比一年弱勢。
幕後人推動政府幕前受壓
美國總統布殊亦在2002年為出兵伊拉克提出「先發制人論」，由最初說的只要潛在敵人有威脅美國的能力、到現在說的單單有威脅美國的動機，都應該予以勾銷。這理論源自一個名為「美國新世紀計劃」（PNAC）的右派智庫的1999年計劃書，當時的成員包括現任布殊內閣所有紅人，背後則有國防工業、石油富商和新基督徒運動撐腰。美國勾銷伊拉克後，世界各國幾乎都不認同它的出兵理據，然而無論是伊拉克的斬首還是盟國的反美示威，都是直接挑戰美國政府的執政能力，無從挑戰PNAC利益集團的分毫。
中國的「單一政體」邏輯，自然認為小澤和小泉、貝理雅和人權監察、布殊和PNAC都是同一陣線，都是國家擴張的「亡
我」陰謀。其實三對絕配，本質上與塔里班和拉丹、阿拉法和哈馬斯並沒差異，都是後者力圖利用政府的框架達至細胞組織的目的，一切後遺症則由前者承擔。世界吹右風，其實人在做、天在看，政府管理能力正在不知不覺間被漸漸架空，地球正在跑步進入後政府年代。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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