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氏9/11》的概念偷換

【咫尺地球】國際影評對《華氏9/11》評價甚高，主因是國際社會對布殊評價甚低。雖然電影對布殊的評價大快人心，但導演米高摩亞的「通識教育」卻令人失望。就理論框架而言，電影前半部暗示「全陰謀論」，認為布殊政府抽手（甚至催化）911的出現、替真正禍首（拉登和沙特阿拉伯）開脫，情節比法國作家Thierry Meyssan的《911大謊言》更曲折；後半部屬於「半陰謀論」，只承認布殊利用911出兵伊拉克發戰爭財，「危機管理」意識一流。

兩個框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的前提是布殊利益集團和美國國家利益構成直接衝突，這是導演希望揭露的；後者的邏輯容許布殊利益和美國利益相輔相成，這是導演希望隱蔽的。電影後半部忽然由理性探討變成感性反戰，並非偶然：如此偷換概念，才容易令不熟悉國際事務的觀眾理性認定布殊是「壞人」後，再被感性畫面深化，相信布殊由取得較少票數上台到911到伊拉克，都是一籃子大陰謀，對世人、對美國人，都是禍胎。

批攻伊為何不談新保守主義？

然而得出上述結論前，我們必須參考陰謀論的源頭：一個名為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PNAC）的智庫。 PNAC在1997年成立，成員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包括現任副總統切尼、防長拉姆斯菲爾德、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三大右王」，以及被劉迺強反覆「揭發」的李柱銘前助理Ellen Bork。他們的論文寫於在野年間，確是建議美國攻打伊拉克、控製石油命脈來保障霸權「可持續發展」。如此證據確鑿，為何電影居然按下不表？

其實，PNAC及其「同志」成分亦不是清一色。例如克林頓時代的中情局長James Woosley便是現任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這委員會正是911後提議嫁禍伊拉克的機關；若大力向PNAC及其同志「埋手」，無疑會淡化電影為民主黨抱不平的暗軸。

PNAC其實早於老布殊在位的1992年醞釀。當時的國防部政策次長沃爾福威茨對老布殊「欠成熟地過早從海灣撤軍」極有微言，遂撰寫《國防計劃指引》，主張美國必須防止另一個超級大國出現，並要行使單邊主義。民主黨上台後，PNAC積極開拓理論陣地，研定出美國繼續領導全球的路線圖：一、控制全球能源和戰略資源；二、壓制所有潛在對手（包括以法德為代表的「舊歐洲」和聯合國一類超主權組織）；三、結合上述兩點，通過控制戰略資源這槓桿，扶植「新歐洲」、「新中東」一類新興附庸。伊拉克戰爭完全按照這劇本演出，最受國際社會垢病的一幕：美國繞過聯合國、踢開舊歐洲組成「志願者攻伊同盟」，其實是整個計劃的主菜。

為民主黨避談美攻伊利益

問題是《華氏911》始終迴避一個事實：布殊確是為狹隘的美國利益服務。其理論基礎是全球化催生了三大「邪惡」：核擴散的軍事失衡、令聯合國變得重要的多邊秩序在共產主義消失後的再復興，它們均導致美國霸權衰落，所以美國必須在軍事、外交、文化三方面轉守為攻，而且三者必須像十字軍那樣結合。不用說不少「愛國」的美國人認同上述觀點，就是米高摩亞「暗銷」為正義朋友的民主黨也不斷試用PNAC公式：例如PNAC在1998年向克林頓建議攻打伊拉克，克林頓便發動「沙漠之盾」，空襲現在看來也不大存在的伊拉克軍事基地。

電影的敗筆，就是將外交簡單兩黨化，故意忽視跨黨派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由是觀之，《華氏9/11》本身也可以說是一個陰謀：「全陰謀論」部分鋪排得理性，是要證明布殊得位不正，以權謀私，完全與國家利益脫節；「半陰謀論」部分鋪派得感性，是因為這部分的理性結論（出兵伊拉克並非與美國利益脫鈎）不符合拉票效應，反而可能受到民族主義者激賞，唯有硬銷反戰的濫觴。如此偷換概念傳道，自然缺少政治電影應有的subtlety。國際社會把這齣電影​​捧為經典，證實布殊國際聲望之差，不作他人想，奈何越俎不能代庖，這是更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