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選舉辯論效顰美國

台灣效法美國直播總統候選人辯論。然而儘管陳水扁以「不打老婆」和「不要下跪」分別暗諷連戰宋楚瑜，高潮亦未能掀起，選情依舊如膠似漆。因為這是一個東施效顰綜合性。

自從美國於1960年首次直播總統候選人辯論，它在1976年正式成為常規項目，1988年後更由「總統辯論委員會(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主辦，章程有如選舉條例般嚴謹。

委員會由學者跨黨派主導，兩大黨不能影響遊戲規則，也不能避開共同弱項。台灣辯論卻由兩大助選團「談判」人事地物時，結果因為陳水扁不愛治國、連戰則因為在野而不識「台灣新政」，雙方對辯論「不應」深入政策層面早有共識。

選舉辯論在美國制度化的意外收穫，是其堅硬的兩黨制得到鬆弛。由於委員會規定得到15%民調支持的候選人都能參加辯論，導致92年富商佩羅特以獨立候選人身分異軍突起，也促使2000年綠黨納德以15%民調為綠化美國的手段(雖然失敗)。對實行多黨制的國度，辯論卻可能令其邁向兩極化。例如德國於03年大選引入直播辯論，卻由電視台全權負責，結果國會5黨不過半的格局，卻因為媒體偏好左右互搏公式，只邀請兩大黨魁參加：這就是市場主導與學術主導的分別。這次台灣選舉固然只有主角兩員，但同場加映的「公投辯論」卻還是要以二分法安置名嘴嘉賓，這無疑是加劇政情兩極的舊思維。

其實美式選舉辯論正起着「電子公民社會」作用──通過蓋洛普民調隨機抽出未決定投票意向的選民，讓其預先設問，再讓候選人隨機解答。這方式才能夠發揮直播辯論的原意：為中間選民尋求投票方向，以科技釋放公民社會的剩餘潛能。台式辯論卻與以前港督府風水等「社會議題」為主軸的香港特首「選舉」「辯論」一樣，教化作用相當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