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以來，單邊主義姿態一以貫之，對種種國際組織、條約毫不賣帳，以實行「美國優先」，美國話語權的大幅削弱，也是不爭事實。問題是，在當代國際關係，話語權還有多重要？
昔日美國外交無論真心、還是假意，都強調捍衛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觀，即使不時被其他國家批評持雙重標準，也無損其「價值觀外交」的槓桿作用。不少中俄學者甚至認為，美國得以在冷戰擊敗蘇聯，只是在意識形態戰場獲勝，話語權起的作用乃決定性。但冷戰結束後，不再存在二元對立格局，「話語權」其實失去了支點，各國現實主義、民族主義、本土主義抬頭，再以價值觀主導國策，卻不一定奏效。
近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針對國際刑事法院（ICC）的發言，乃箇中代表。這個ICC並非聯合國的正式組成部份，法源來自1998年各國簽訂的《羅馬條約》，2002年正式運作，以彌補現有國際框架的不足，負責調查涉及人道主義、種族滅絕、戰爭等罪行，取代過往為這些罪行成立的獨立法庭。由於如何定義這些罪行充滿爭議，法院也涉及跨境調查的權限，不少國家對此都很有保留，中國、印度、印尼、土耳其、沙特、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就從來沒有簽署條約，美國、俄羅斯、以色列等國則撤銷了簽署，或不獲國會批准參與ICC，令ICC先天只是無牙老虎，無論是公信力還是執行力，早已無可再低。
然而，ICC有沒有用是一回事，完全打破外交「語言偽術」來否定它，卻是另一回事。根據博爾頓的說法，假如ICC「屢勸不改」，繼續調查美軍在阿富汗的涉嫌戰爭罪行，美國會直接制裁ICC法官、檢察官，包括禁止他們入境、凍結其在美資產，甚至進行刑事檢控。諷刺的是，無論是對「通俄門」的俄羅斯特工、還是不少涉及戰爭罪行的狂人，美國都沒有如此重手。博爾頓的威脅對象，還包括任何協助ICC調查美國的國家和個人，幾乎是把ICC當作恐怖組織看待；而捍衛的對象，也順道把以色列包攬在內，並以ICC調查以色列為由，關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駐華盛頓辦事處。邏輯雖然奇怪，卻也教人見怪不怪。
如此作風，不得不令人想起年前南海仲裁案公佈後，中國官方對國際常設仲裁法院（PCA）的嚴厲批評。PCA同樣不是聯合國的正式組成部份，和國際法庭（ICJ）沒有官方聯繫，當時官媒高調嘲諷PCA是「A貨仲裁法院」，對PCA法官口誅筆伐，認為他們受薪工作，全無公信力可言，因此中國對判決完全無需理會。兩個案例相同之處，在於中美的表述都有寫實部份，PCA經費確是由訴訟國攤分，ICC調查各國的基準也是殘缺不全，但出動到國家機器高調抨擊、乃至恐嚇，卻容易被看成否定ICC或PCA代表的價值。
不過經驗法則顯示，南海仲裁案雖然令中國短期內失去一些道德高地，但隨著菲律賓新政府態度180度改變，加上其他國家無視PCA的案例確實存在，卻是成功過了一關。這次輪到美國依樣葫蘆，向ICC宣戰，可能也不遑多樣：話語權是低了些，但ICC自然無可奈何，連帶其他國家對ICC的尊重也會越來越低。問題是世界向這方向走，最終結局又會如何？
小詞典：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2002年成立，位於海牙，源自同年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條約》，原則上，對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四種罪行有管轄權，但「侵略罪」相關條款依然審議當中，而且只對條約簽署國的政府和人民、或由聯合國安理會正式決議交由ICC審判的案件有管轄權。假如罪行發生在ICC簽約國，ICC依然有權調查非簽署國政府或人民的相關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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