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智商「CQ」的國際社會功能

近來與一些社企朋友商討如何令香港出現真正的多元文化，似乎推廣「文化智能」（Cultural Intelligence, CQ）這概念，應該早日成為這個社會的日程。

CQ又稱「文化智商」，仿效IQ、EQ、AQ等設定，量度的是每個人對文化差異的接受程度，並檢定這如何影響工作表現。CQ的概念並不新穎，但近年將之規範化的嘗試，源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洪洵教授（Soon Ang）。他在1990年代建立一個國際編碼團隊，為新加坡「千年蟲」電腦系統更新時，發現團隊成員因無法適應文化差異，彼此在溝通或理解上常出現問題，結果無法凝聚共識，進而改變了自己的研究範疇，開始對「CQ」這概念研究，最終與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教授范戴茵（Linn Van Dyne）、組織管理心理學家P. Christopher Earley等發展了一套CQ理論。

根據這理論，CQ的定義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能夠有效發揮職能的能力」，並有四大基本準則評估：

一、「CQ 驅動力」（CQ Drive），即我們具有了解、學習、適應不同文化的動機，以及接受挑戰、貢獻自身優勢的意願；

二、「CQ 知識」（CQ Knowledge），即不同文化知識的學習，也就是我們是否了解文化差異，並入鄉隨俗了解別人的價值觀、宗教信仰等；

三、「CQ 戰略」（CQ Strategy），即策略運用，透過與異文化者的互動，察覺對方的文化偏好，從而調整自己心理、改變行為；

四、「CQ 行動」（CQ Action），即我們能否在行為中適應文化差異，例如實際改變語言及肢體動作（像手勢、音調、臉部表情等表達方式）。

CQ的商業重要性及應用

不少人認為學術理論都是「離地」的，但從CQ團隊的作風看來，他們希望將之發揚光大之餘，也願意應用到商業運作，希望大企業都了解到多元文化的價值。社會學家利弗莫爾（David Livermore）在他的《文化智商差異》一書指出：「在現今這個無國界的世界裏，預測成功最好的指標不是你的智商，也不是你的履歷，甚至不是你的專業知識，而是你的CQ」。其言或有宣傳成分，但進入全球化時代的新一代，要是只有IQ、EQ、AQ而沒有CQ，確實不可能在本土以外生存。

在個人層面，CQ明顯是能夠提升競爭力的一門技能。當新企業、組織紛紛跨出國界，走向國際化，每人都有機會面對多元文化挑戰，幾乎所有工作，都涉及和不同文化的人在實體或虛擬世界互動。根據有份研發CQ的密歇根文化智商中心數據，有較高CQ的人，每每有更高的機遇賺更高薪酬。

上述研究亦指出，CQ可以客觀預測工作表現，反映員工的國際銷售業績、談判技巧、領導能力等。較高CQ的員工及企業，每能更瞭解國際客戶的問題，更快找出適當的解決方案，提供更貼心的服務，給予不同文化背景的客戶。因此，CQ開始成為人力資源部遴選跨人才的工具，Starbucks、彭博社等，已開始使用密歇根文化智商中心的跨文化課程教育、評估、測試員工的CQ，作為聘用、審核基準。重視CQ的機構亦能吸引人才，例如Novartis 、Nike等發現，他們招聘的人才，都視公司的CQ環境及口碑，為選擇僱主的重要考量。

不論是跨國企業（如IBM、可口可樂）、科技企業（如Google、阿里巴巴）、甚至大學（哈佛商學院、南洋商學院等），現在都認同要以CQ 回應21世紀。例如正開拓非洲及中東市場的日本電訊公司NTT、在尼日利亚有海外市場的德國公司Rocket Internet，都以CQ來保持公司形象出口貨物，及服務不同市場。美國直銷公司安利（Amway）的前亞洲區執行副總裁鄭李錦芬，也是CQ實踐者之一：她曾成功説服上級管理階層調整部分商業策略，以與中國政府打交道，最終成功使中國政府改變政策，令中國成為安利的全球最大市埸。

根據國際顧問公司APCO的研究，有 45% 被訪的中國商業領袖認為，與西方公司合作、收購西方業務的最大挑戰，莫過於文化差異。因此，愈來愈多的中國企業也重視聘請高CQ人才，例如百度、阿里巴巴、聯想集團等資訊科技公司，都有聘請頂尖國外畢業生支援他們在國際資訊交流、研發及程式編寫的工作，以求逐步提高公司的CQ水平。集金融、地産、旅遊及娛樂文化於一身的中國萬達集團收購AMC後，也針對不同市場，聘請精通外語（英語、西班牙語、俄語）、能在不同文化環境有效工作的人才。中國肉類品牌雙滙集團收購美國最大豬肉生產商「史密斯菲爾德食品」時，亦專門尋找雙語及高CQ的行政人員，以深化合作關係。

CQ在國際關係的實用價值

在國際關係範疇，CQ的應用程度更加明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可謂箇中典範（特朗普自然是反面教材）。例如2016年，奧巴馬訪問越南胡志明市時，身為基督徒的他，走到當地引以為傲的國家級遺迹玉皇廟（福海寺），入境隨俗，在佛像前雙手合十，其後到河內一間街頭小吃，像當地人一樣品嘗地道美食。這些行為與CQ理論結合的是，他首先具備足夠的動機理解越南文化，然後根據所學習的文化知識，調整行動，以適應對方，並牽引出自己在夏威夷越裔社區的經驗。最後，他行動上選擇入鄉隨俗，在演說中引用越南敘事詩《金雲翹傳》解釋美越關係，藉此行宣布全面解除對越武器禁運，象徵美越關係完全正常化，將之拉到「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陣營。今天「奧巴馬進食點」自然成了旅遊景點，更被老闆當作神台供奉。其實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蛋撻外交」，何嘗不是CQ理論的典範？

在軍事方面，CQ也逐漸在美國國防計劃擔當重要角色。例如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中，CQ被視為軍事行動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根據美國海陸軍戰隊的「反叛亂野戰手冊」，軍事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合法有效、符合當地人民對合法標準、承認並尊重當地文化的政府。後者以往被視為可有可無，現在則登入大雅之堂。

最值得注意的是，CQ不一定隨著經驗而增長，也不能用飛行里程來量化。即使一個頻繁到世界各地出差的人，其實也不一定十分國際化（「離地」不等於「國際化」），相信大家都能理解這是甚麼意思。對此香港學者周文芝指出，一些認為文化能力是固定不變的人，遇上異文化仍不會嘗試適應，即使他們更具天賦，也會很快落後於那些認為自己可進步的人。這對不少老人來說，尤其寫實。至於前「亞洲國際都會」香港的普遍CQ指數，又有多高？

小詞典：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 AQ）

仿效IQ、EQ設定的商數，量度個人面對逆境、處理挑戰和壓力的能力，由作家Paul Stoltz在1997年發表的著作發揚光大。對這類商數的最常見批評，大多集中於方法論的討論，例如量度機制、問題設計、誘導性答案等，但AQ這概念本身，無疑能比單純的IQ、EQ等能衡量個人的潛在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