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賑災圖

【咫尺地球】海嘯賑災顯得相當政治化，被「賑」的多方自覺淪為「他者」，賑災的「我們」也確是希望通過下列框架得到回饋。毛主席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所以每次賑災都迎來新的愛，也帶來新的恨。

最為人詬病是賑災現實主義，即賑災國直接獲得可量化的國家利益。案例可追溯至春秋時代﹕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便提出「饑荒時拒絕糧食之接濟尤其可以成為戰爭的導火線」。那時候，賑災是攻城和攻心的雙重工具，既可藉此突襲，又能挑撥敵國內部矛盾。

美國作為全球龍頭，每年有賑災經費，撥款基準也是基於兩大原則﹕與國防預算掛鈎_(例如能否藉此派出軍艦到勢力範圍外以向軍方交代)，以及與經援政策掛鈎_(例如在原有「大哥倫比亞計劃」上再撥款賑災，以便拓展經援外交)。所以新左派一直把富國賑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條件經援和自由貿易主義視為全球化三大剝削。

非西方世界的「類東方主義」

較為人接受的是建構主義，指賑災國通過「善舉」建構國家形象，影響對手對客觀事實的判斷。建構主義者認為他們對冷戰結束居功至偉，因為「資本主義=勝利者」這形象，正是通過以列根為首的公關麻痺蘇聯，形象也就有了威力。中國公告天下「和平崛起」，就是建構盡責大國的形象，來論證下列信息﹕即使武力統一台灣也是和平崛起一部分，並不代表中國要挑戰美國霸業，因為它同時也是國際警察。80年代華府對埃塞俄比亞饑荒的百老匯式援助，對港人來說是認識了一大窮國，對美國來說卻是建構了下列形象﹕它是應付冷戰綽綽有餘的資本強人，並順道揭露共產主義名不副實(埃塞當時為共產政權)。中國賑災建構的道德早有前科可依﹕伊拉克戰爭時，北京一反往常，甚少批評霸權主義，反而大搞「人道主義研討會」，這是被忽視的劃時代轉變，反映其寧可標榜人道主義同情受害民族，也不願舉起反帝反霸大旗，目的正是建構同一形象。

第三個框架屬於權力話語的後現代主義，為了「安內」而不是「攘外」。海灣戰爭時，援助科威特的除了28國聯軍，也包括2000阿富汗聖戰士，當時「科款」的沙特王室便大皺眉頭﹕誰叫他們來賑我們﹖對阿富汗聖戰士來說，蘇軍撤出祖國令他們無用武之地，走到印尼亞齊支援穆斯林兄弟亦不能激起民族自尊，但「援助」科威特則可霎時聲價百倍，因為這個屬於同一文化圈內、而且原本居於上層「尊貴位置」的新「他者」奇貨可居。

香港目前處處「閃耀人性的光輝」，捐款頗為可觀，美中不足的是featuring無人理會烏干達、剛果和盧旺達數百萬人死亡的往績，而被學者和志願團體翻舊帳而已。歸根究柢，布吉島對港人來說，是遠比蘇丹達爾富爾理想的「他者」，因為它可望更可即，當來自第一、二世界的災民被攝影師以第三世界的角度拍攝，佐以《唐山大地震》式中學報告文體，「願你先撇下我，就當我遭遇橫禍」，更能激起潛意識的移情作用。與阿富汗援助科威特類似，這是非西方世界獨有的「類東方主義」﹕目的也是建構一個「他者」的世界，卻不是要建構遙遠的對立，而是令「我們」的邊緣地區成為「他者」，以得到社會凝聚力。一旦「日劇聖地」出現同級災禍，香港的人性光輝只會更為澎湃、比聖戰士援科國更為踴躍﹔日本首相會否和泰國首相他信一樣，因為潛意識抗拒positive discrimination而揶揄救災資源錯配，且容按下不表。

結果我們得出一個悖論﹕連美國為埃塞俄比亞賑災也要搬出當地的基督文化教化國人「那麼遠這麼近」﹔若希望港人關注非洲人禍天災，不但不能過度渲染災區落後悲慘，反而要查找他們的「足」，作為移情的中介。正面說這是「君子遠庖廚」，負面說這是「見牛未見羊」。畢竟對我們的感性和理性，都不應妄自菲薄。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