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山素姬》：北京眼中的「原罪」，丈夫與西藏篇（下）

昂山素姬除了父母的日本、英國、印度聯繫讓北京憂慮，在內地憤青眼中，她的已故丈夫阿里斯博士（Dr. Michael Aris）也是惹火人物。阿里斯博士是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奧學院的南亞研究學者，在校內十分有名（當然也有妻子的原因），雖然早於1999年離世，但筆者在學院時，還是曾和同學一起慕名尋找他的足跡。電影《昂山素姬》有一幕講述阿里斯與學生談不丹文化、家庭價值，其實他同樣為人熟悉的是在西藏研究的角色。至於電影似乎刻意避免觸及西藏，觀眾可自行判斷。

昂山素姬丈夫被批鬥為「藏獨份子」

在憤青的世界觀，阿里斯經常被批鬥為「藏獨份子」、「達賴集團走狗」，這也許與阿里斯本人研究喜馬拉雅文化，喜愛藏傳佛教、同情達賴喇嘛有關，但假如只是如此，帽子也不能扣得這麼穩。原來真切的「證據」，來自一本阿里斯和昂山素姬共同編輯的書：《Tibetan Studies in Honor of Hugh Richardson》，而阿里斯負責寫序，肯定這位「Hugh Richardson」對藏學研究的貢獻，自此兩者被混為一談，上綱上線。

Hugh Richardson無論在學界、還是外交界，確實赫赫有名得，他的漢名是「黎吉生」，早被北京定性為非一般藏獨份子的「藏獨教父」，因為他曾擔任民國時代英國駐西藏的最高代表，在印度獨立後，又代表印度出任駐西藏代表，直到西藏「和平解放」。他對達賴喇嘛完全支持，主張西藏自決，捲入不少北京眼中的分裂行為，例如1947年的熱振活佛被殺事件、1949年的西藏噶厦驅逐漢人事件等，中共建國後，自然被批評為「以學術身份進行政治活動」、陰謀顛覆西藏的「偽學者」。但在西方學術世界，黎吉生著作等身，被普遍尊為整個藏學的奠基人、西方首席「西藏通」，阿里斯作為其同僚，自然深受其影響，這已足以刺激內地的反分裂情緒。何況為黎吉生「樹碑立傳」的還有昂山素姬本人，這更令憤青難以接受。

阿里斯博士曾擔任不丹王室教師

學術身份以外，阿里斯本人也有傳奇經歷，早年並非住家男人。他大學畢業後，曾在印度旁邊的不丹住了六年（1967－1973年），獲旺楚克王室聘請擔任王室子弟的私人教師，這奠定了他「不丹權威」的地位。他也是在這職位任內向昂山素姬求婚，求婚地點是不丹雪山下的虎穴寺，情節極其浪漫，此後二人共同在不丹住了一年既是蜜月、又是公幹的日子，當時昂山素姬也獲聘為不丹外交部調查員。類似經歷，教人想起《安娜與國王》泰王的英格蘭老師安娜、《西藏七年》達賴喇嘛的奧地利老師哈勒、乃至《末代皇帝》溥儀的蘇格蘭老師莊士頓等，舉一反三，阿里斯大概也不會對不丹王室日後的意識形態毫無影響。不丹是目前世上極少數同時與北京和台北都沒有外交關係的獨立國家，形同印度保護國，近年不丹國王宣佈走西方民主道路，這都不為北京所喜。當然，這筆「賬」不能算到昂山素姬頭上，但從上任不丹國王的現代化政策（阿里斯到來時他還是12歲小童）、到現任不丹年青國王在牛津大學畢業的傳承，都依稀看到阿里斯的歷史遺產。

基於上述淵源，昂山素姬被北京視為親美、親英、親印、親日之餘，還加上「親達賴」。雖然昂山素姬避免直接批評北京，但從無掩飾對達賴的崇敬，電影也交代她對緬甸軍政府說，達賴提供了私人醫生讓丈夫到緬甸見最後一面，可見二人相知之情。她和達賴喇嘛的諾貝爾和平獎只相隔一年，評審委員會似乎有意把兩個案例掛鈎，北京自然視為共同施壓。月前南非總統祖馬（相信在北京壓力下）延遲簽發簽證予達賴喇嘛，令達賴錯過了另一諾貝爾獎得主、南非大主教圖圖的八十大壽，也被昂山素姬公開批評。這些姿態，並非歷史往事，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以北京對西藏的思維，很難被按下不表。

美否決聯國議案的「內格羅蓬特主義」

阿拉伯聯盟提出關於敘利亞的無約束力議案，被中俄聯手否決，西方接連批評兩國「濫用否決權」，要對敘利亞出現的人道災難負責。短期內，這對中國的國際聲望確有影響，這是一件事；但這樣的批評來自美國，卻是極其諷刺的另一件事。

在聯合國歷史上，最常用否決權的國家是前蘇聯，共用121次，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只行使了7次；中國自加入聯合國以來則用了8次。相反，美國至今用了83次，其中一半都是近20年使用，在此時期，美國絕對是使用否決權最多的國家。美國的否決，大多與以色列、巴勒斯坦、中東局勢有關，一直被指偏袒以色列，在中東世界廣受批評。激進組織得以煽動反美仇恨，部分原因也是它們把美國濫用否決權和中東人道災難掛鹇，就像這次美國對中俄的批評一樣。

4項「不否決」條件護以色列

美國為一勞永逸地回應上述爭議，在2002年由時任駐聯合國大使內格羅蓬特（John Negroponte）提出國際關係著名的「內格羅蓬特主義」（Negroponte Doctrine），預先說明任何關於以巴衝突的議案，都會被美國運用否決權否決，除非達到4點條件：

1.議案強烈譴責恐怖主義和煽動恐怖主義的行為（也就是將大量針對以色列的行為標籤為恐怖主義）；

2.點名譴責在以色列進行自殺式襲擊的組織，包括哈馬斯、阿克薩烈士旅、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等（已在巴勒斯坦一半地區執政的哈馬斯至今還在名單是關鍵）；

3.同時要求各方政治解決問題（暗示所有巴人抵抗組織必須放下武器）；

4.以色列的國土安全要獲保證改善（否則以軍毋須撤出佔領區）。

這樣的條件，基本上是不可能被阿拉伯國家接受，巴勒斯坦立國遙遙無期，也是這主義的副產品。中俄否決敘利亞議案，其實正正參考了美國的內格羅蓬特主義，提出若要對巴沙爾總統點名，也要提出反對派造成人道災難的責任，這是美國把以巴雙方責任並列的同樣手法。特別是利比亞戰爭後，利比亞反對派濫用武力的證據陸續出台，也堅定了中俄立場的理論基礎。

中國欠軟實力難扭劣勢

在西方眼中，敘利亞和以色列的行為不應相提並論，但「美國偏袒以色列造成巴人流離失所」這說法，在中東實在大有市場，邏輯和「中俄偏袒巴沙爾造成敘利亞人道災難」有點異曲同工。問題是中國軟實力微弱，難以理論化「投反對票如何能協助解決敘利亞衝突」這問題，又難以提供敘利亞反對派的反人道行為資訊，相反美國多偏袒也好，總算不斷提出解決以巴衝突的其他建議，就個別巴人組織的激進行為也「有圖有真相」。一來一回，在西方主流媒體描繪下，中俄就失去道德高地。

沈旭暉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昂山素姬》：北京眼中的「原罪」，母親與印度篇（中）

談起內地憤青眼中昂山素姬家庭背景的「原罪」，經常只想起她的父親、丈夫，而忽視了她的母親同樣重要。在電影《昂山素姬》，她的母親是一個垂死的慈母，其實她本人也是一個緬甸政壇風雲人物，本名馬芹琦，結婚前是一名護士，因照顧昂山將軍而結合。昂山被暗殺後，她獨自把子女養大，提供最好的家庭教育，把丈夫樹立為兒女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之餘，也積極維繫了丈夫遺下的整個人際網絡。這種無形的社會資本是無可取代的，對日後女兒成為緬甸反對派領袖，關係至鉅。

昂山素姬母親作為緬甸駐印度外交官

因為昂山將軍的聲望，馬芹琦在緬甸獨立後，獲委任為社會福利局局長，更在1961年，獲委任為緬甸駐印度和尼泊爾大使，成了緬甸首位駐外女外交官。當時緬甸在國際社會頗具風頭，緬甸人吳丹也在同年成為聯合國秘書長，被視為亞洲人的驕傲。但對緬甸而言，駐印度大使可能是更有實則影響力的關鍵職位，因為英國長期把緬甸劃入印度版圖內，進行變相殖民管治，緬印存在特殊關係；印度獨立後，則成了最能影響緬甸內政的鄰國之一。因此派往印度的大使，肩負了維繫緬甸邊境安全的使命，必須為印度上層社會接受。

馬芹琦信奉佛教，重視緬甸傳統文化，雖然並非屬於藏傳佛教支派，但也對西藏、印度文化有濃厚興趣。她在印度任內常聯繫各國外交官在印度佛寺聚會，進行「佛教外交」，為她贏得普遍好感。加上她的丈夫昂山將軍曾與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有數面之緣，也推崇甘地，令其到任後獲得印度朝野高度禮遇，尼赫魯也視之為故交，所以印度高層的子女，也成了昂山素姬的世交。馬芹琦的親印政策和文化傾向，也直接影響了伴隨她到印度述職、並在當地唸中學的昂山素姬，後者對印度文化、佛教文化、甘地哲學的興趣，乃至對印度的好感，都繼承自母親。

第一次中印戰爭與「第二次中印戰爭」的緬甸

目前似乎沒有文獻記載昂山素姬母親對中國的態度，不過在那個年代，親印、關心佛教、嚮往西方的東南亞人，幾乎沒有對中國存在好感的，特別是那是中印「世仇」年代的開端。馬芹琦在印度任內，達賴喇嘛已離開中國、逃到印度避難，她更親眼目睹1962年中印戰爭的爆發，那是印度國內對中國最反感的時刻，也是印度至今相信中國威脅論的最大理據。戰爭爆發前，中國認真想過被視為親印的緬甸如何反應，而且當時緬甸境內還有一支國民黨殘餘部隊活動（李彌殘部），北京擔心緬甸不同勢力會乘中印戰爭的機會搞局，因此在戰前和緬甸簽訂邊界條約，據說緬方對這條約的領土安排頗為滿意，內地憤青則認為讓步太多，近來甚至說要「恢復領土」。在憤青的世界，經常有進行「第二次中印戰爭」的推演，常見攻略就是通過緬甸出「奇兵」，這與他們認為在第一次中印戰爭前夕，緬甸讓中國吃了啞巴虧有關。

既然緬甸從中國獲得安全保證，自然不能協助印度，但也不可能開罪印度，馬芹琦在印度的責任，就是儘力以個人關係安撫新德里。她卸任後，還是經常到印度渡假，視之為第二祖家，可見其情懷所在。昂山素姬本人對印度這個童年讀書的國家也感情深厚，緬甸也成了今日中印兩國爭奪的勢力範圍，馬芹琦的外交遺產，難免讓北京擔心。印度原來也是堅定支持昂山素姬的國家之一，但在過去十年，為了和緬甸做資源生意、制衡中國的影響力，才加強了和軍政府的交往，仿佛放棄了昂山素姬。昂山素姬獲解除軟禁後，在接受印度記者訪問時，婉轉批評這些印度的故交不顧道義，「不再那麼顧忌緬甸人民的福祉」，但以雙方的歷史淵源，和昂山素姬目前在整個亞太角力的微妙角色，印度重新對她噓寒問暖，指日可待，而且一定比中國的問候來得親切。

順帶一提，有評論以昂山素姬後來的經歷，認為馬芹琦到印度是被放逐，似乎這並非事實。她的任期到1967年才屆滿，而以電影反派奈溫將軍為首的緬甸軍人發動政變是在1962年，反映馬芹琦的政績和聲望，也得到奈溫肯定。昂山家族與軍政府的「友誼」，屬於他們能在緬甸維持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份，這也是電影沒有交代的。

《昂山素姬》：北京眼中的「原罪」，父親與日本篇（上）

電影《昂山素姬》上映前，真正的昂山素姬在緬甸被解除軟禁，據說一度令導演懷疑是否該拍下去，直到他確認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並沒有完全獲得自由，才堅定了拍攝的信念。那北京又會如何看這電影？年前昂山素姬對港大師生進行視像對話，直接呼籲北京開放政權、容納不同聲音，雖然措辭溫和，但目前已沒有任何東南亞領袖，會這樣向北京說話。雖然她避免直接刺激北京，月前更首次與中國駐緬甸大使見面，又表示希望訪問中國，但這齣電影的性質，對北京而言，還是免不了「敏感」。筆者曾與電影的法國導演洛比桑進行專訪，他多番強調無意冒犯中國、更不斷大讚中國的成就，但在一些內地愛國青年／「憤青」流連的討論區，這電影還是被未看先定性，而昂山素姬的家庭背景，也被拿來作為中國要對她警惕的「原罪」。這些會刺激「愛國情緒」的背景資料，雖然不會被一般讀者和觀眾認同，但畢竟在內地有一定代表性，既然這些資訊在電影沒有交代，就值得在本欄稍作介紹。

昂山將軍與汪精衛

昂山素姬的父親昂山將軍，因為帶領緬甸建軍邁向獨立，而被稱為國父。在昂山素姬成為反對派領袖前，她父親的肖像被印上緬甸鈔票，現在則成為示威群眾的必備道具，總之地位崇高。但一直以來，昂山將軍卻被一些憤青按中國邏輯歸類為「緬奸」。事源昂山將軍一直反抗英國殖民統治，曾是緬甸共產黨領袖，二戰爆發後，希望到延安尋求中共幫助（雖然當時中共實力有限，但被東南亞共黨看作蘇聯的東方代理）。但他在途中被日軍截獲，卻在被游說下加入日方陣營，改日名「緬田紋次」，在日本支持下訓練自己的軍隊，成了日本在緬甸的重要合作夥伴，更曾到日本獲日皇受勳。

昂山辯稱這是為了加速緬甸獨立的手段，屬於「以夷制夷」策略，這在昂山素姬的著作，也有詳細介紹。結合當時形勢，有這樣思維的人並不少，好些同期的東南亞獨立領袖也與日軍虛與委蛇，當然身敗名裂的眾多，但也有成功案例，包括與中國關係頗佳的印尼開國元首蘇加諾。但在華人眼中，昂山將軍這行為還是教人想起日本的中國代理人汪精衛，乃至同樣曾加入共產黨的汪政權高層陳公博、周佛海，始終難以釋懷。而且對憤青而言，昂山與蘇加諾有根本不同，因為他曾「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當國軍遇上昂山將軍

話說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盟軍把緬甸劃入「中國戰區」，名義上歸蔣介石領導，卻令國軍派出遠征軍到緬甸的滇緬公路。當時國軍的對手除了日軍，也包括昂山將軍領導的「緬甸獨立義勇軍」，後者曾參與著名的同古戰役，因此內地愛國網站常說他「兩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後來日軍敗局呈現，昂山轉投盟軍陣營，獲英國完全諒解、支持、扶植，成了戰後的緬甸領袖。但在憤青角度，他還是「緬甸汪精衛」，也從無向中國人民道歉，不應像電影《昂山素姬》那樣，寥寥數筆就將其塑造為英雄，以讓女兒繼承英雄的遺產。昂山被暗殺與共產黨無關，但他死前常被國內共黨批評，則是事實。雖然昂山將軍死時，昂山素姬只有2歲，大概對父親33歲的一生沒有直接記憶，但她對昂山將軍這段日本經歷是重視的，還曾專門到日本學日語、做相關研究，她年輕時也被母親安排學習日本花道。這種對日聯繫，自然也容易挑動憤青的神經。

不要以為這些只是陳年往事。緬甸自從年前局部改革，與西方世界和解，長期支持緬甸軍政府的中國就大為緊張。在亞洲國家當中，日本是最堅定支持昂山素姬的一個，正如電影講述，她第一次被解除軟禁，就是日本代表施壓的結果。昂山素姬剛在仰光會見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後者再次明確告知日本「全力支持昂山素姬」，北京難免看成是配合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部署。但現在才開始對她「做工作」，未免晚了二十年了。

「反顏色革命」 ——解讀北京對港政策調整的國際關係框架

【明報專訊】「北京對港政策」是困難的研究題目，因為它會觸碰一些「敏感」概念，令西方學者不易接觸，也令內地學者難以描述，何况在個別情况下，這涉及比較政治、香港政治和國際關係的互動，超出了本土研究的範疇。北京近年以不同方式加強了對香港的實質關注，一般歸因於2003年的七一遊行，令董建華「足患」退場，但對另一個更重要的誘發事件，香港輿論則不大明瞭，這就是茉莉花革命前的「顏色革命」。

港人不關心顏色革命這類國際議題自屬常態，但我們若不明白「反顏色革命」的理論框架，就難以解釋若干本土爭議為何會刺激北京、難以理解何以孔慶東教授在內地個別群組極受歡迎，也會忽視一些重要事情正在身旁發生，例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罕有地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正式警告，在外交界，那是大事。筆者從不贊成動輒以「反顏色革命」框架閱讀香港內政，對以此作文革式的上綱上線相當反感，但港人也是時候對這框架稍作了解，就像那些不認同布殊的美國自由派，也必須明白新保守主義的教義，才能知己知彼。

學界綜合「顏色革命」的十點特徵

究竟什麼是「顏色革命」，不同立場、學派有完全迥異的看法。但通過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以及哈薩克、烏茲別克、白俄羅斯、阿塞拜疆、俄羅斯的「流產顏色革命」（先把其他案例剔除），我們還是可以綜合一個模式，對此可參考劍橋大學David Lane教授2009年在《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發表的〈"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或內地學者編著的《街頭政治與「顏色革命」》。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嘗試概括顏色革命促成政權更迭的特徵為十點：

（1）這些國家內部存在明顯矛盾，按關聯性量化研究，貧富差異愈大，愈易爆發衝突；

（2）顏色革命並非草根左翼革命，領袖都是社會精英，一般更是前政府高層，Lane稱為「革命政變」；

（3）顏色革命發生前，非政府組織（NGO）發展蓬勃，它們認同普世價值，個別接受西方基金會支持，以聯繫社會不同階層為目標；

（4）認同普世價值的媒體，成了反對派在革命前累積軟實力的關鍵；

（5）互聯網及新興媒體，能把個別事件推演為全國焦點；

（6）民主選舉是革命爆發的導火線，因為每逢選舉，均難免有不同程度的爭議，當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失去權威，爭議就容易被反對派動員；

（7）選舉被確認為不公，須經過選舉觀察員，或西方國家直接核實；

（8）民眾相信選舉不公，一般與民調結果和實質結果出現明顯落差有關（烏克蘭為典型）；

（9）群眾運動口號有直接民主、「大民主」等元素，作為推翻政府的理論基礎；

（10）革命強調非暴力，國家機器以擾亂秩序為由鎮壓，會立刻失去道德高地。

「由外到內再到外」：

北京對顏色革命的回應

以上模式觸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自此北京開始了連串以「反顏色革命」為目標的舉措，「不行西方模式」、「維穩」等成了指導思想，社科院更推出《顏色革命的警告》紀錄片，作為高級官員和公安的教材。就此筆者的台灣同僚、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者陳至潔的論文〈中國對顏色革命做出的反應：積極進行的調式性威權主義〉有詳細介紹，內裏也提及香港，值得一讀。

港人自然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一類指控難以接受，但對北京一些朋友而言，香港作為西方和中國角力的前緣陣地「鐵證如山」，當顏色革命出現，就以香港為假想對象。這不是說北京純粹為了香港而緊張，而是有關部門擔心若香港也不能防，內地民主化更要小心，再碰上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就成為驚弓之鳥。加上某種原因，對香港有實地了解、略懂國際局勢、也能向有關渠道提意見的人，大都習慣以「寧可信其有」的指導思想捕風捉影，致令一些本土爭議，容易被北京研判為「有出現顏色革命的可能」、「必須扼殺於萌芽狀態」。必須說明的是，這絕非北京閱讀香港的唯一框架，但因為「小心點總是好的」，北京對港政策還是出現了相應調整。筆者詳細閱讀了愛國媒體近年的所有相關評論，發現顏色革命的上述特徵不但被認為已逐一出現，甚至還已「被回應」了：

「顏色革命」在香港：

「被出現」與「被回應」

（1）顏色革命爆發在有深層次矛盾的社會，而香港的堅尼系數居於發達經濟體最前列，加上有了七一遊行的人數圖騰，成了「反顏色革命」框架被應用在香港的起點；

（2）顏色革命領袖為與外國友好的前朝精英，而一些港英高層成了被指有外國聯繫的反對派領袖，若干人物在論證外國聯繫時必然出場，特別是被指屬於英國相關部門的霍德；《維基解密》則意外成了愛國評論員最愛援引的權威，因為它「揭露」了美國要「重點保護」的香港政客和學者名單；

（3）顏色革命的理念由NGO弘揚，香港公民社會發達，接受國際基金會捐款的NGO不少，只要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其白手套（例如NDI）捐款，則會自動被懷疑為「革命團體」；

（4）顏色革命以普世價值為理念，經親西方媒體傳播，香港近年則要推廣國民教育，負責官員明言「沒有普世價值這回事」；去年區議會選舉前「報業大亨捐款門」曝光，則成了相關媒體與西方配合的證據；

（5）顏色革命有互聯網的功勞，烏茲別克等的反制經驗是高壓，俄羅斯的經驗則是以國家資源反動員；香港難以管制互聯網，但親北京陣營近年在互聯網的表現大大進步，帶民粹傾向的動員能力愈來愈強；

（6）顏色革命以選舉爭議發酵，去年區議會選舉的種票爭議，則是北京眼中的相應警號，因為北京把種票定性為不影響結果的個別事件，批評這也能主導輿論才屬上綱上線；

（7）顏色革命前的選舉不公得到國際社會核實；現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擔任美國駐吉爾吉斯大使時發生了「鬱金香革命」，當時他自然評論過當地選舉；去年他就香港區選、特首選舉等發表評論，「故態復萌」，遂被外交部警告；

（8）顏色革命前的選舉被民眾認為不公，因為有民調的落差，而香港的「大規模參與式民調」（例如「五區公投」，或鍾庭耀擬在特首選舉前一天進行的手機民調）被認為可能製造期望落差危機，因此要盡力減低其公信力和參與度；

（9）顏色革命繞過選舉機制、被「大民主」合理化，而香港提倡直接民主的學者（例如成名），成了愛國評論員筆下的眾矢之的（不支持五區公投的蔡子強被點名是唯一違反這框架的枝節，筆者相信他會在其他議題得到愛國媒體肯定，以免信息混淆）；

（10）非暴力是顏色革命獲道德高地的途徑，為免香港案件重演，「香港出現暴力政治」成了親建制媒體的定調，以備非常時期以非常手段處理「暴力」，能得輿論支持。

作為國際關係研究者，抽空而言，筆者不認為「反顏色革命」的框架毫無道理，因為中亞、東歐一些革命，確有可議之處；國家應捍衛利益這原則，亦無人反對。但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這個國際都會，「需要」時，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瓜田李下，假如這框架被無限上綱濫用，足以「所向無敵」，結果只會無故製造敵人，對國家利益帶來反效果。正因如此，我們了解這框架是需要的，起碼能明白誤會如何出現，讓雙方盡力避免其產生。否則讓文革的作風和語言壟斷相關話語權，對京港，都是雙輸。

加勒比海的香港－巴哈馬如何避免「美國遊客蝗蟲論」？

近日由內地自由行、「自駕行」遊客衍生的問題引起連串論爭，有學者認為自由行能促進內地與香港文化融合，有市民則認為不少內地遊客不尊重香港文化、破壞社會和諧。筆者一直認為這類問題不能抽空於政策層面討論，無論是單談感覺、還是單談理想，都容易失諸偏頗，就此我們可參考一些國際案例。

巴哈馬的遊客分流政策

在國際關係的某個層面，香港與加勒比海的巴哈馬、巴巴多斯、聖雲仙和格林納丁斯等「齊名」，因為香港和這些前英屬小島一樣，被視為避稅天堂。它們另一個共通點是本土經濟難以多元化，旅遊業變得十分重要，雖然遊客到香港大多為了購物、到加勒比海則是為了陽光與海灘，但他們都和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水平有明顯差異。以政策正視這差異並非歧視，反而是減少歧視的法門。

巴哈馬遊客的80％來自美國，他們在六十年代前是選擇古巴的，古巴爆發革命後，在佛羅里達對岸的巴哈馬就成了「替補」，旅遊業忽然興盛起來。雖然美國沒有「自由行」這名詞，但美國遊客對巴哈馬的部份心態，似乎和內地遊客到香港不遑多讓：為的是主要消費、享樂，而不是文化交流；在一些巴哈馬人眼中，他們破壞寧靜的生活，公民質素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以往只要是美加公民，到巴哈馬甚至無須護照；而美國在巴哈馬本土設有海關，遊客往往誤會它是美國特區。筆者年前曾到巴哈馬旅遊，住在著名的「天堂島」，島上的一切都是人工建築，幾乎一點巴哈馬本土特色也沒有，但單是島上那座童話故事式的阿特蘭提斯酒店，據說就佔巴哈馬GDP的一成，而旅遊業貢獻了巴哈馬GDP整整60％。當然，巴哈馬沒有美國新移民、雙非人等問題，但卻有極大量美國遊客湧入，那為甚麼巴哈馬人不視美國遊客為「蝗蟲」？

渡假區Vs「遊客面對面」計劃

首先，遊客到巴哈馬，一般都是住在於市區相隔的渡假村，例如到天堂島必須經過大橋，本地巴哈馬人除了在島上上班，幾乎從不踏足。一方面，他們不能負擔遊客的消費；另一方面，他們作為長期被殖民的人民，也不希望天天生活在遊客的陰影下。巴哈馬雖然有自己的貨幣，但在渡假村內，所有遊客都使用美元。

那不是說遊客必須隔離於本地社區：巴哈馬旅遊局批准了民間團體推出了一個「遊客面對面」計劃，讓本地人一對一地義務接待遊客，參觀「真正的巴哈馬」。遊客只要提前兩週報名，即可提出參觀任何感興趣的地方，例如教堂、學校、民居等，計劃本身不設收費，這才是真正的文化交流。事實上，大多數遊客只是來巴哈馬渡假，財大氣粗，是不會對民間活動有興趣的，只會安於趟在天堂島的粉紅色海灘，或在阿特蘭提斯酒店與海豚游泳。這樣一來，希望深度瞭解巴哈馬風土人情的遊客（不少是「回頭客」），就有了被分流招待的選擇；他們既為交流而來，一般不會做出不合體統的事，這對巴哈馬人來說，也易於接受。當然，上述分流依然不能避免衝突出現，近年巴哈馬針對遊客的罪案開始上升，一名香港移民也剛在當地被殺。但總體而言，巴哈馬社會依然和諧，遊客也各得其所。

馬爾代夫穆斯林與遊客隔離

另一個例子是港人熟悉的馬爾代夫，旅遊業約佔當地GDP的30％，但相信曾到那裏的香港遊客，絕大多數都沒有踏足渡假村外的民居。假如巴哈馬的遊客分流政策，是以經濟學原則配合旅遊政策的「半自然分流」，馬爾代夫政府採取的措施，就是強制分流：遊客區只能建於無人居住的島上，個別渡假村甚至不准本地人工作，遊客參觀本地生活，也需要獲得邀請，這是因為馬爾代夫希望保護本土的伊斯蘭文化，也擔心遊客帶來的貧富差異，會激化社會矛盾。上述禁令近年有放寬跡象，馬爾代夫總統表示新的渡假村會興建於有人居住的小島，「因為馬爾代夫穆斯林也要面對世界」；不過實際原因，似乎是要應付近年數目激增的內地遊客，以及在全球化時代，除了北韓，已沒有國家地區能強制分流。至於社會問題會否接踵而來，則有待觀察。事實上，馬爾代夫新一代的價值觀已受到明顯影響，筆者曾於其他文章有所介紹。

巴哈馬和馬爾代夫對遊客的分流政策，並非歧視，不會令巴哈馬反美，也不會令馬爾代夫排華，反而符合社會經濟學的成本效益；香港不能效法馬爾代夫，卻不妨參考巴哈馬的經驗。假如它們的商業區中心有一個渡假村，那才是製造矛盾的根源，那時候，無論學者提出甚麼平等、公義的理念，只要在生活層面不能落實，都難免成為空話，反而令百姓更加犬儒。

如何讓香港「遊客經濟體」、「公務經濟體」和「本地經濟體」分流？

香港的遊客來自內地也好、其他地方也好，只要他們希望瞭解香港文化、認識香港歷史、促進文化交流，香港人怎會不歡迎？他們對香港經濟的貢獻，怎會不被肯定？但假如他們的最大目的，就是購買價值十萬元的手袋一類絕大多數本地人不能負擔的消費品，而這消費行為，卻在本地人的核心經濟社會活動地區進行，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體系，有了無可避免的交集，就不可能不出現衝突。何況香港市中心的酒店是會議酒店，原來為了方便與香港政治經濟核心人物開會的遊客而設，他們能負擔的名店因而在附近出現，這是原來的因果；但對那些不是來公務、只是來購買極高檔商品的遊客來說，在熙來攘往的市中心購物反而多有不便，他們為了購物而住在市中心的酒店，卻是倒果為因。政府一天不正視這問題，是不可能讓平民百姓明白融合的崇高理念的。

巴哈馬是島國，領海不少，陸地卻不多，面積不過是香港的13倍；馬爾代夫也是島國，陸地面積更少，只有香港的1／4多一點。香港雖然面積細小，但也不是小得沒有辦法可想。例如在大嶼山興建一個名字帶有豪、富、傲、亨、天下、皇廷等關鍵字的「貴族城」，供航空到港遊客消費，在沙頭角再興建另一個供陸路到港遊客消費的「名牌城」，歡迎使用人民幣或美元，內設阿特蘭提斯那樣的六星級渡假式酒店，提供各種更「到位」的服務，這樣對專門到香港購物和享受的遊客、與及到市中心開會的遊客而言，都是更好的選擇。

對名牌商店和服務提供者而言，分流也方便他們建立一套度身訂做的經濟體系，服務可以更劃一，無須承受本地民意的壓力；而若能以較低租金吸引更多遊客，他們也不用天價租用鬧市商鋪。遊客自然歡迎到香港市內遊覽，但有了起碼的分流，遊客的消費習慣會開始改變，就像一般美國遊客不會長途跋涉到本地人的海灘，這也能調節了遊客到市區的期望，才能產生互相尊重的融合土壤。當然，其他由旅遊業產生的問題還有待解決，但起碼應該先讓購物客、公務客、本地人、服務提供者、政府的角色先清晰起來。這類規劃不可能像蘭桂坊那樣由民間策劃，唯一出現的可能性，只能是政府的責任。

華工被綁的背後－中國捲入南北蘇丹冷戰

29名中國工人在蘇丹被綁架，容易令人聯想到近年華人在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等非洲國家被綁的風潮，這與中國在非洲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自然息息相關。但這次的蘇丹綁架案卻有更為複雜的背景，因為它是在南蘇丹獨立後的「南北蘇丹冷戰」格局中發生的，內裡中國的角色頗堪玩味。

南科爾多凡：南蘇丹獨立還有伏筆

綁架發生的地點在北蘇丹最南端的省份南科爾多凡（South Kordofan），接壤的就是新獨立的南蘇丹。在南蘇丹獨立談判期間，兩國的國界基本上是以蘇丹1956年獨立前的南北分界為基礎，但有不少邊境地方尚未有明顯歸屬，其中就包括了南科爾多凡。根據2005年簽訂的南北和平協議，北蘇丹雖然保住了南端的南科爾多凡、藍尼羅河等地區，但它們都要進行所謂「群眾諮詢」（popular consultation），來決定繼續留在北方、還是加入南方，儘管甚麼是「群眾諮詢」，毫無定義；南科爾多凡的特區阿卜伊耶（Abyei），更明確說明要舉行公投。目前的南科爾多凡省長Ahmed Haroun因為在達爾富爾人道危機的爭議角色，已被國際法庭列為戰犯，他在2009年被北蘇丹政府委任管理南科爾多凡，並在2011年通過直選連任，但南蘇丹一方指選舉舞弊，一直不予承認。南蘇丹獨立後，這些諮詢、公投，都被這位省長擱置。

對北蘇丹而言，南科爾多凡極其重要，因為這個原來盛產石油的國家，在南蘇丹獨立後，已失去75％的石油，剩下唯一的產油省份就是南科爾多凡，自然會進一切努力，將其鞏固在北蘇丹境內。但對南蘇丹而言，南科爾多凡早已由南蘇丹人主導，「解放」南科爾多凡是未完的獨立使命。南蘇丹獨立後，原來反抗北蘇丹的游擊隊「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已變成執政黨，但它還有一個由北方人民組成的支部留在北蘇丹，就是「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勢力範圍正是南科爾多凡；這次綁架華工，就是北方局下的手。表面上，南蘇丹已和這支北蘇丹境內的游擊隊劃清界線，但誰也知道，這不是事實。

南北蘇丹都向中國施壓

眾所週知的是，中國原來是北蘇丹的堅定支持者，與南蘇丹的關係只是在其獨立前夕才開拓。雖然南蘇丹人對中國昔日支持北蘇丹鎮壓同胞感到不滿，但也明白作為98％收入依靠石油的窮國，不可能開罪中國，於是在獨立後，立刻和中國簽訂連串石油協議，令北京放下了心。與此同時，北京繼續深化和北蘇丹的傳統友誼，承諾在南蘇丹獨立後，協助加速建設南科爾多凡這個碩果僅存的北部產油區，這批被綁的華工，就是承擔上述使命而來。雖然綁架華工的那個「北方局」聲稱不是針對華人，也聲稱和南蘇丹政府沒有關係，但兩者對北京的不滿，還是頗為明顯的：

首先，南北蘇丹分治實際上是國際壓力的結果，北蘇丹只是勉強接受，雙方關係並不和睦，處於冷戰當中。中國這時大舉進入身份未完全明確的南科爾多凡，在南蘇丹眼中，無異明確支持北蘇丹長期佔有該地，這對南蘇丹而言，已不好受。目前南北蘇丹又因為石油收入分配不均，爆發連串衝突：由於南蘇丹的石油必須通過北蘇丹的運輸設備送到海外，北蘇丹開天殺價，要求每桶石油收取驚人的36美元「過境費」；南蘇丹落地還錢，只願繳交每桶不到一美元。雙方談來談去談不攏，北蘇丹乾脆扣下南蘇丹的石油還債，南蘇丹又乾脆宣佈達成協議前停產石油。北蘇丹多次要求盟友北京協助向南蘇丹施壓，而南蘇丹停產石油影響最大的國家正是中國，可見南蘇丹的反應，不單是為了和北方抗衡，也有向中國揚威的意味。

中國要解決一次人質事件不難，但如何在南北蘇丹雙方爭議中保持平衡，卻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南科爾多凡一旦爆發全面戰爭，中國應如何自處，更是嚴峻的考驗：當年假如中國及早與南蘇丹叛軍建立關係，甚至為南方建設不通往北方的基建，今天的外交彈性會大得多。目前的境況，卻容易兩面不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