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世貿總幹事拉米訪港，惹來示威人士包圍座駕請願，事件被政府演繹為「過激行為」。這也是政府的期許管理﹕暗示世貿會議期間比這更「激」的行為將不可接受。吊詭的是即使用這樣的方法，反世貿、反全球化的理論基礎依然無人注視，請願信是什麼內容幾乎無人關心。筆者這幾年任教「全球化與政治」課程，一直思考何以港人就是對題目沒有興趣。
市場經濟=社會穩定﹖
全球經濟體系對巴西可可豆、博茨瓦納鑽石的影響，並非和港人生活毫不相關。何以內地黑市諾基亞手機市值數百乃至數十、在香港卻賣數千，更是相當 laymen的日常思考。問題是當香港的values言人人殊，和諧穩定、民主自由成為泡沫語言，香港對市場經濟的信任，升格為社會最後的穩定支點，也就是香港真正的核心價值。
反全球化人士近年最富創意的運動之一，是「合法使用盜版運動」。他們認為知識產權屬於全人類，而非某些壟斷的大企業。與此同時，港人非法BT下載是家常便飯，稍有點「辦法」的人都懂得各種黑市渠道。為何兩者從來不能掛鈎﹖這是因為企業壟斷已是港人保留向上提升動力的最後保證，已沒有其他社會制度選擇。在倫敦、在紐約，反全球化比香港接近主流，被認可為公民社會的一環，和民主制度融為一體﹔在香港，這卻易被演繹為對整個社會價值的衝擊，難獲任何主流政治光譜的支持。
企業責任=慈善賑災﹖
港人對企業壟斷資本固然充滿意見，但我們的教育少有談及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只停留於「回饋社會」一類口號式概念。企業都有從事一定慈善項目，都會在歡樂滿東華捐款、邀請（前任）特首夫人剪綵，亦懂進行跨國賑災，作為回應全球化的手段。所以定義上，所有香港富翁諷刺地都是企業家，所有企業家更諷刺地都是慈善家。
問題是 CSR是一個講求社會性的概念，在香港一類尚未步入全面民主的地方，更是另類民主機制。它的本質不是施捨，而是對當地社會需要的責任性回應﹔ 主導單位不是企業，而是它們的社會clients（不是商業clients）。一些財團聘請智囊「研究」社會責任的方向，再捐錢予相熟慈善團體以填補免稅額，這不是CSR。反全球化原來的主軸是相當建設性的，就是重構「人民」在CSR的主導地位。這甚至不是反全球化的專利﹕世貿組織本身就不斷組織CSR討論會，特別重視在年青學人界別的宣傳，筆者在英國時也曾充任其電子CSR會議的所謂moderator。可惜在香港連CSR也沒人關注。
反全球化=社運化身﹖
時至今日，整個反全球化的概念，在香港成為與傳統左翼社運幾乎完全重疊的運動。當然，兩者在全球都緊密合作，但英美的反全球化運動滲入了相對豐富的哲學層面，不少中產階級、BOBO族、民族主義者，都各取所需地加入反全球化的大框架，塑造了一個新的群體。他們的共同語言，不過是人類如何回應科技帶來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造成的各種現象。
相反在香港，對全球化的批判研究幾乎由同一批社運背景的人進行，是為自我矮化，這是他們也慨嘆的現狀，連學生也常嘲笑「點解反親全球化都係果班人」。結果香港的反全球化人士和國際同行不易接軌，在世貿會議舉行期間無論如何「激」，也難免淪為小巫﹔他們和本土的主流政治同樣不能接軌，無論如何溫和，都是「過激」。
香港的反全球化話語，套用福柯的話語研究，容易讓「外行」人得出只是為群體生存而表述的印象。對真正的dreamer，這樣的形象無疑不公，但國際政治研究近年的新興學派正強調這樣一個殘酷現實﹕perception makes reality。究竟世貿會議是香港反全球化人士難得「做騷」的機遇，還是運動進一步被邊緣化的催化劑﹖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