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國際金融海嘯出現後，香港媒體集中報道雷曼苦主和立法會，世界輿論卻紛紛探討美元時代終結、全球去自由化、國際左翼NGO「50 Years Is Enough」的勝利等結構問題。內地一份愛國憤青常看的國際評論刊物，則發表了不少教人不安的警告，預言一旦金融海嘯帶來1929年那樣的全球大蕭條，各國極端民族主義就會興起，可能紛紛瘋狂出兵，屆時也可能以第三次世界大戰終結這場災難，正如二次大戰也是大蕭條產品一樣。
這樣的立論，也許有參考價值，但未免不符學術嚴謹度。當年納粹德國一類極端民族主義興起，政權推行擴張政策，這是傳統現實主義學派經常引用的案例，以為國家的最高綱領，就是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爭取最大利益。但這學派的沒落，正正因為納粹德國的下場，帶來上述假設的崩潰，令當代世界領袖多明白，國家只應盡力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屆時才有利益可言，於是就連北韓金正日那樣的領袖，都強調核均勢和平。
經濟蕭條難與當年同日而語
即使擴張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能短暫改善國內經濟，那也是因為佔領某國能掠奪其天然資源，而毋須過分擔心本國海外資產化為烏有，儘管當時的佔領國其實也面臨金融危機。例如納粹德國後期幾乎破產，才想起打金融戰，要大舉印刷 偽鈔解決外匯問題，故事可參見電影《偽術大師》。時至今日，要是一個二等強國受金融海嘯影響而出現經濟大蕭條，也不可與當年同日而語，因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現狀下，它其實依然有不少資產在國外，只是不能立刻轉移為有型資本而已，一旦開戰，就是自動從這體系除名，國民即時損失就十分驚人。
事實上，關於民族主義（或本土主義）政黨會推行擴張外交政策這假設，也是國際關係學一大悖論。二戰後，各國政黨鼓吹民族主義、仇外外交，通常都是建基於一個認知：他們就是掌了權，也沒有能力，或沒有意欲將口號化為現實，其激進姿態，只是在競選期間集結對現狀的反對票。我們也許會想，這是因為一旦它們變成執政黨，就會受國內和國際社會的政商金權體系無形秩序規範，其實這還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現代戰爭幾乎不可能即時為國民帶來具體經濟利益，頂多能帶來定義含糊的「國家利益」。
如911重構國際秩序
假如民族主義政黨是基於國民集體意識形態而擴張，那還可能支撐一會；但假如它們是為了解決國民生活問題而擴張，則容易垮台，哪怕是實施獨裁管治。至於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局部戰爭，大多源自利益集團的內部利益，多於國與國之間的整體利益，無論有沒有金融海嘯，亦復如是。這場金融海嘯無疑會像911事件那樣，成為國際秩序重構的又一里程碑；但新秩序是什麼，不一定能從歷史得到比較。散佈片面觀點，只會誤導內地同胞；正如散佈非脈絡式片面資訊，只會是「唐人街化香港」。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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