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美國前中情局特工斯諾登滯留香港，成為全球熱話。究竟他為何選擇香港、事情最終會怎樣演變，都是十分豐富的間諜電影素材。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各方當事人都有不少策略可供選擇，簡述如下：
一、斯諾登
背景設定﹕假如斯諾登只是個人行為，沒有龐大集團支援，他選擇香港的原因就不可能單是為了個人安全，而是為了掌握議題設定權，慢慢爆料。要是他選擇英國等美國盟友，會擔心後者因「國家利益」把他遣返；但要是他選擇中俄伊朗等美國對手，也會擔心這些國家把資訊封鎖，有違他鬧得舉世皆知的目的。香港既在美國直接影響範圍之外，又有自己的涉外關係制度，斯諾登就能擠牙膏那樣長期佔領議題。
策略一、「塔吉克模式」：塔吉克（Nosratollah Tajik）是前伊朗駐約旦大使，被美國指為軍火商，要求英國政府在他留英時予以引渡。塔吉克用了六年時間，不斷向英國司法制度上訴，以證明自己無辜，並通過媒體散播自己的正面形象，又爭取到英國社運界廣泛支持，結果案件變成了英國司法、媒體、社運聯手對美國的馬拉松公審，最終塔吉克獲准返回伊朗。斯諾登只要等到美國正式提出引渡，就可以開始在香港制度內演出、自辯，媒體注視、社運聲援統統可期，可能成為未來一年最能影響國際議題的人。
策略二、「王立軍模式」﹕斯諾登也可效法王立軍，讓公眾知悉他曾接觸中方代表、懷疑他把部分機密文件給予中方傳檔，令兩國都不知道對方底蘊，然後同時向中美雙方討價還價，保護一批他知道的兩國特工，建立自己的情報體系，甚或通過他們與維基解密、Anonymous一類組織結成同盟。這類做法相當高危，卻足以挑戰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屬於不少網絡高手夢寐以求的「理想」。
策略三、「俞強生模式」：俞強生曾是中國國安官員，一九八○年代變節到美國，轟動一時。假如斯諾登並非美國安排的棋子，而是決心為了揭露華府黑暗面，他亦可以全面變節投奔中國，只要手上的資料足夠震撼，這會是近年中國處理對美外交的最得意成就。由於斯諾登的資訊亦波及全美資訊科技公司對私隱的監控，他對中國的價值不僅局限在政府層面，也對中國資訊科技及網絡公司十分有用。早前美國不讓中資華為收購3Leaf的案件，也會淪為笑柄。
二、奧巴馬
背景設定：假如斯諾登叛變並非美國的苦肉計，這是奧巴馬連任以來面對的最大危機。來自右翼的共和黨高調批評他虛偽，表面上刪減國防經費、暗中卻做得比布殊更徹底，來自左翼的社運人士也會在人權角度質疑其誠信。至於在國際社會，無論是盟友、敵人，都會覺得近月連番質疑中國派出黑客的美國「雙重標準」。要是斯諾登有證據證明美國監視個別德高望重的國際級名人，更可能出現難以預料的連鎖效應。故奧巴馬希望的不單是成功引渡，還要是盡快引渡，不希望斯諾登利用香港制度長期演出。
策略一、「引渡驅逐法」：美國可在國內對斯諾登提出罪名嚴重的檢控，通過親信媒體爭取道德高地，以應付國內外輿論，然後以利益或壓力向北京疏通。但就是北京願意與美國合作，也不能要求港府立刻把斯諾登引渡：根據香港的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北京可以基於國防外交等原因指示香港特首，但不能凌駕法院，故理論上，不能杜絕斯諾登利用香港制度長期申辯。不過北京卻可以提出「國家安全」原則，要求香港驅逐斯諾登出境，以方便美國的進一步行動。
策略二、「反客為主法」：雖然華府難以對斯諾登滅聲，卻可以找出一個差不多的中國案例，例如找出中國特工的同類行為，或安排中國特工／偽中國特工對美國變節，然後把美國早已得知的機密當作特工爆料。美國這樣可以分散國際對斯諾登的注意，並嘗試反制北京，奪回道德高地，同時向國內證明適當網絡監控的必要。只要北京有超越常人底線的行為被揭發，一切也可以慢慢扭轉，這是減輕破壞的非常舉措，屬危機管理教材的範例。
策略三、「實踐預言法」：美國現階段怎樣妖魔化斯諾登，都不易令一眾「花生客」信服，但要是能證明斯諾登的行為直接帶來災難，輿論卻可能迅速逆轉。方法就是配合斯諾登爆料的具體內容，製造「自我實踐的預言」。舉例說，假如斯諾登每在香港爆料一次，香港就出現神秘意外，甚至有人神秘死亡，再配合一些靈異、玄學節目，足以讓香港社會出現趕走「美國政棍」的呼聲。但假如是這樣，世界本身已是永無寧日。
三、習近平
背景設定：假如斯諾登不是美國派來蠱惑中國的特工，這對北京而言，大概是天掉下來的棋子，不但令中國反擊美國的黑客批評，還可以反客為主，研制一系列戰略。關鍵是北京不能過分興奮，不應正面批評華府，只要把戰略性行為都歸因於「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美國就只能啞子吃黃連，還要在形式上感激北京「體諒」。
策略一、「陣地戰」：基本策略是避免在個別議題刺激美國，卻在國家層面築起「捍衛人類公義」的整個陣地，聯合其他國家，共同向美國討回被駭的「公道」，在不挑戰世界秩序的前提下，挑戰整個美國外交的道德體系和軟實力，乃至逐漸聯合到其他美國違反人權的案例，算一個總帳。只要斯諾登不爆出中國機密，北京會利用香港「一國兩制」作白手套，鼓勵香港官僚把案件拖得愈長愈好，包括鼓勵特區政府在斯諾登簽證到期後提供不遣返保護，任由美國提出引渡理據，相信斯諾登的能力，讓他盡情演出。
策略二、「運動戰」：北京也可能擔心斯諾登被其他外國勢力利用，讓他長期在港會失控，帶來社會不穩，希望把他在香港的時間局限在簽證有效期內，然後讓他到別國尋求政治庇護。要是這樣，斯諾登在港期間，北京會爭取時間，針對個別議題發起「運動」，特別是在美國疲於奔命、美國網絡公司要暫避風頭不敢太配合政府時，集中資源，搶奪國際網絡協定主導地位，乃至協助華為等中國公司，和美國公司爭奪國際網絡市場。這樣一來，中國雖然未能和美國並駕齊驅，卻可望打擊美國在網絡空間的勢力。
策略三、「心戰」：另一個策略或會與上述選項同步進行，交由駐港人員或代理人執行，就是針對香港的「外國勢力代言人」、「離地買辦」，動員群眾進行教育，讓斯諾登成了揭露「「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使者。須知近年北京積極宣傳美國如何干預香港內政，斯諾登作為活證據活現人前，彷彿專門給上述理論背書。此後「維穩人士」再把佔領中環、顏色革命、外國勢力等扣在一起，對一般人而言，或會顯得比從前可信；若能繼續影響關於23條立法等輿論，對北京駐港人員而言，更是一件奇功。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課程主任）
文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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