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斯諾登離港後，其委託的代表律師何俊仁舉行記者會，披露了一些內情，國際媒體廣為引述的重點，主要是「北京中間人傳訊，令斯諾登離開香港」。何先生是一位慈祥長輩，筆者一向尊敬他對社會的貢獻，更不懷疑斯諾登曾得到不同國家的信息。但從國際關係角度，何先生此刻發表言論，與國際常規頗有違背，可能無意間令事情更複雜，也為他個人帶來困擾。
此刻發表言論 違國際常規
一、何先生的行為究竟是代表斯諾登、還是他個人，對事態有完全不同的影響。假如是斯諾登離港前正式委託他向公眾交代，這暗示斯諾登對中國、香港的處理不滿，而這會成為其他國家研判是否給予斯諾登庇護的參考。但假如斯諾登並無相關要求，在事態未完結之際，這些資訊卻可能影響其際遇。例如﹕
（1）此前有渠道傳出，斯諾登住在特區政府提供的安全屋，相關信息也來自消息人士，只要這信息不被否定，在其他國家眼中，就有了北京或港府可能有參與保護斯諾登的懸念，他們給予方便的可能性就會增加；何先生說並無此事，卻間接令斯諾登失去一重保護。
（2）又如何先生透露，斯諾登斷言不到內地尋求庇護、也深知俄羅斯不是安全的地方，那一刻，斯諾登卻身處俄羅斯，足以成為他對俄不友好的證據。
（3）最重要的是何先生透露，斯諾登身邊有多於一名中間人為他處理資訊，乃至策劃逃亡路線，間接核實了美方對他不是單獨行動的懷疑，後果可大可小。此刻公開，大可不必。
二、假定何先生所言屬實，關於「中間人」的具體信息，就值得推敲。斯諾登來港時，曾說願意將前途交付香港法律和人民，那他為什麼改變主意？假如「中間人」的信息是北京會直接將其遣返、威嚇要其離港，又或保證香港的判決會對他不利，這自然不能接受。但假如信息不過是政府不能保證不把他引渡，卻歡迎他離開、保證他安全離港，那雖然反映了取態，卻不具決定性。畢竟「斯諾登案」和「斯諾登」不同，就是有「中間人」以外交為名接觸斯諾登，只要不觸碰司法制度，也不應影響他對「香港優勢」的判斷；只要他依然相信「香港優勢」，就不妨留港參與法律遊戲。據何透露，斯諾登改變主意，其實是擔心在法律戰過程中，可能在獄中被長期拘留、與外間中斷通訊，這對一名「宅男」來說，尤其致命。這可能性自然存在，但有多大？言人人殊。然則為斯諾登分析上述可能的人，包括「中間人」、也包括何團隊，也是斯諾登離開的關鍵。然則外媒標題「斯諾登離港是北京導演」，卻屬以偏概全。
「中間人」低調 憂黃雀在後
三、「中間人」的身分，在政治、外交有其規範；「中間人」信息有多精準，何先生是政改一役過來人，應有所感。「中間人」通常是自稱為政府傳話、又沒有政府身分的人，類似國際案例必然出現大量「中間人」，作為政府的白手套，用來提供難以被事後核實的「孤證」。他們傳遞的信息有時甚至是相反的，目的就是保護政府。舉例說，萬一斯諾登最終被引渡回美，同樣可以走出另一名自稱代表北京的「中間人」，說「曾傳遞信息介紹香港司法獨立」，暗示他離開香港不明智；那時候，前一批曝光的「中間人」就會被犧牲。又或萬一斯諾登離港後公開譴責港府，那些說「歡迎他離開」的「中間人」，可以忽然「被變成」個人身分，並被政府拋棄。因此一般「中間人」以及掌握「中間人」信息的「邊緣中間人」，通常唯恐被公眾知道身分，擔心黃雀在後，不會在案件發酵時公開資訊，頂多在數十年後寫回憶錄。這不是因為人家謙虛低調，只是因為他們對潛規則太熟悉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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